星期五, 二月 09, 2007

珍貴的記錄

作者:李 銳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部書稿終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賀。宗鳳鳴同志囑我為此書作序,當是義不容辭事。

我是湖南人,紫陽是河南人,都在湘豫兩省之間的武漢讀過書。我比他大兩三歲,我在武漢大學時,他在武昌高級中學。「一二.九」運動時,我參加武漢秘密學聯活動,他的同班同學密加凡和孫士祥同我關係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國務院工作,我們才常見面。

八十年代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過兩次重要接觸。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談三峽問題。他是比較贊成我的看法的,曾將我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批轉給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會議一號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談鄧力群問題。我告訴他有人正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並談了我對此事此人的看法,隨後又寫了一封致「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紫陽很快就將此信轉呈鄧小平。鄧也很快就作出「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的批示。前後僅三四天時間。

紫陽被軟禁後,我同他有過三次直接接觸,兩次是在他的家裡,一次是在他的病房裡。

在紫陽家裡的這兩次接觸,一次是我單獨去的,一次是我同宗鳳鳴一起去的。我們談了許許多多問題。

決意改變黨壟斷一切的狀況

記得當時自己曾建議紫陽寫回憶錄,把他的重要經歷尤其是「六四」經歷寫出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他是當代中國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他要是不說,後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紫陽說,他會考慮我這個建議的。後來,他專門托宗鳳鳴轉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會把有關「六四」的材料留下來,把他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有關「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後人。

還記得當時紫陽對吳江誤寫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懷。吳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趙紫陽曾於一九八四年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告胡耀邦的狀。紫陽同我說,當時的確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但信的內容是談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狀;幸好還留下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複印件。紫陽還說,自己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站出來說明情況,辨析真偽,曾希望吳江能夠做一個更正說明;可是,吳置之不理,令他十分傷感。我聽了他的這番說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覺得他講的是實情。

在紫陽病房裡的那次見面,是我與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堅持,我們在門口磨了半個小時,才被允許入內探視。見面後,我首先代表許多老同志向紫陽問好,希望他多加保養。在隨後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宗鳳鳴寫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兩本書都談到了紫陽,談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國改革路線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陽很關心這兩位作者的處境,生怕這兩位作者因替他說話而受到連累。我告訴他,這兩位作者所在單位的領導都找他們談話了,查問他們為什麼要出這兩本書;不過,他們目前都還能正常生活。紫陽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我同紫陽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在十餘天後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後見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這個黨的歷任領導人中,趙紫陽是很難得的一位。他能夠吸取這個黨的歷史教訓,還能夠吸收西方的一些好東西,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世規律,竭力要把中國帶到正確的道路上。

他主張中國不僅要搞經濟發展,還要搞民主與法治建設,並因此而同鄧小平發生分歧。這一分歧集中地表現在當代中國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這一問題上。

鄧小平只贊成搞經濟改革,不允許搞政治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來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其間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現象,並因此而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如幹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等等。如今這些社會矛盾仍在發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種社會危機。

趙紫陽則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他決意要改變這個黨的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決意要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裏壟斷一切(包括壟斷人的一切權利)的狀況,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治國家。他主張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以上級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分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以言論自由。

紫陽還積極反「左」。一九八三年,他與耀邦聯手制止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鬧劇,使得這場左派復辟活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潮。紫陽及時發表「五.一三」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潮的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學潮驟起。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棄權位,並失去自由,遭受漫長無期的軟禁,直到去世。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後者是這個黨的「大腦」。

這兩任總書記都積極推進改革事業,並且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並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引發了歷史悲劇。

不過,這兩任總書記也有些區別。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陽則走得要遠些,如為淡化黨的領導而要取消國家機關黨組。在個人政治結局上,耀邦最終做了違心檢查,紫陽則拒絕做出違心檢查,並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

我曾當面問過耀邦為什麼要做那個檢查。他答道,我還要顧及這個家。他是擔心因自己的問題而連累家人。

後來紫陽也面臨當年耀邦曾面臨的問題,也要考慮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有可能連累家人的問題。為此,他召開了家庭會議,徵求家人意見。家人都表示支持他,無怨無悔。

紫陽也就沒有許多後顧之憂了,於是做出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的決定。他的這個決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

一是為堅持真理而準備犧牲自己的決定──他當時已做好了要坐牢的準備;

二是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史的決定──他是中共建國後第一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也是中共建黨後繼陳獨秀後第二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

總之,紫陽做出這個決定,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

用心地看過初稿和二稿

受宗鳳鳴委託,我看過這本書的初稿。後又受宗鳳鳴和趙紫陽家人的委託,我又看過這本書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較用心,記得看第二稿前前後後看了很長時間,看得視力模糊。

我看得比較用心就是考慮到,由於紫陽本人沒有留下回憶錄,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這長達十幾年時間裏頻頻與他作傾心交談並作詳細記錄;因此,宗鳳鳴這本書就具有了填補空白的意義。

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紫陽在軟禁中的許多次談話,許多次有關這個黨、這個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談話,尤其是有關當代中國改革問題的談話。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得那樣清晰。

當然,這部書稿所記述的,只能說是紫陽的一些重要思想,還不能說是紫陽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過,這部本書稿從總體上看,還是非常珍貴的。可以這麼說,這部書稿最突出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續地記述了趙紫陽在被軟禁十幾年間的上百次談話,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軌跡。

宗鳳鳴是我們和紫陽的聯絡員

在同宗鳳鳴多年接觸中,我能感到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很謙虛,也很實在。

我們許多老同志還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仗義的人,能夠為探視被軟禁的老戰友,而敢以「氣功師」的名義去闖戒備森嚴的趙家門衛,居然闖關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這十幾年中,事實上成了我們這些老同志與趙紫陽之間的聯絡員。一方面,將我們所瞭解的情況以及我們對時局的看法帶進去告訴紫陽;另一方面,又將紫陽的反饋意見帶出來告訴我們。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十幾年中,認真地記下了他同紫陽的許多次談話,並把這些談話集結整理成了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本書。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說過,趙紫陽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我在此處還要說,宗鳳鳴寫出這本書,不僅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而且是對趙紫陽個人及其歷史負責。所以,我們這些老同志都為紫陽交了這樣一個俠義老友而感到慶幸。

總之,宗老寫出這本書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爾地記下了紫陽的某幾次談話,而是持續十多年地記下了紫陽的上百次談話。另外,他也不是寫文章出身的,也沒有做過記者,只是到了晚年才開始寫書,並且一寫就寫很重要的書,其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們應當向宗老致敬。

聽說有關部門已經找宗老談過話,查問他寫這本書的事,不知會查問出什麼結果來。我想時代已經進步了,總要講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後,我這個已九十歲的老頭祝他這個快九十歲的老頭,高高興興地寫書,平平安安地出書。

原载《開放》杂志 2007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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