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二月 10, 2007

钱钢:《风云侧记》何罪之有?

近日海内外议论纷起的“八部禁书”中,发现一本我喜爱的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袁鹰先生是党内资深报人,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办过中共地下党的报纸(他的同事有王元化、乔石)。他的文章有何罪过,令检查官动用重典,就像当年国民党查封他所参加编辑的上海《联合晚报》一样,必欲除之而后快?

对“阴谋论”我毫无兴趣,不想循着报道,从《风云侧记》中探什么蛛丝马迹。说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鹰先生毕生服务的新闻文化领域,会有什么可资泄露的国家机密。《风云侧记》的数十篇回忆文字,是从“人民日报”这特殊窗口,透视大陆半个多世纪的诡谲风云。其实,这并非袁鹰先生“重写”的历史,更没有颠覆性惊人之笔。那是大家一同走过的从前,只是在袁鹰先生笔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们带回真实无伪的历史现场——在历史被刻意遗忘、面目变得越来越糊涂的今天。

那里有柔和的笔墨,记述袁鹰先生和诸多文化巨擘的交往:冰心、夏衍、周扬、胡乔木、邓拓、郭沫若……。他不遮掩真实,也宽容各色人生。他的文字,有时会流露出老一辈党内宣传战线领导者常有的语调,“同志”之称谓随处可见,“顾全大局”的分寸感使我感到熟稔。然而这位宽厚长者记录的斑斑点点,有时竟让人拍案称奇。

《夏衍教我编报纸》,回忆夏衍为人民日报副刊写杂文《“废名论”存疑》的经过。夏文反对革命后废弃传统、消灭个性的虚矫风气,委婉批评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最后引出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狂飙为谁从天落?》,回顾的是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电影《武训传》讨论”,它开启了共和国历史上向文化界动粗的恶劣先例。插图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版面。社论系毛泽东的手笔,厉声呵斥的文字下面,赫然列有四十三篇“有问题”的文章篇目和四十七位作者的名字。黑压压的名单,让人不能不身临其境地联想,当年人们读到这篇社论时的震惊,狂飙突降,那些被示众者的厄运。

读着那些史实,时而为悲剧酸鼻,时而为荒诞剧哑然。《狂热年代的几支小插曲》里,我们看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砖,在“大跃进”中被一块块撬走,去砌高炉“大炼钢铁”。《书生办报》,让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笑雨被揪斗被羞辱,在投水自尽前写给妻子黄寅的短得不能再短的遗言:“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袁鹰先生还记述文革前在报上开设“长短录”专栏的往事,这篇文章的题目,恰似今日传媒人的诉求:《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

“……六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的气氛渐渐紧张。作家们手中的笔也渐渐枯涩,人人头上似乎都悬着一柄随时会落下的剑……”(《冰心老人与< 人民日报>》)。此时此刻读着这样的文字,实有时光倒流之感!

许多文字写到周扬。这位大陆意识形态领域前“掌门人”,在那个年代留下许多错误甚或罪孽。但他又是袁鹰先生尊敬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为一个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这尊敬,来自周扬虔诚的忏悔。《风云侧记》描述,文革结束后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作长篇发言,向过去被自己粗暴伤害过的同志一一赔礼道歉。老作家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有错误,承认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周扬是个生机勃勃的人,晚年却突然失语。袁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周扬病重的经过:一九八四,他刚摔了一跤,文联来了一个干部,向他汇报文联机关学习“反精神污染”的体会。周扬问:“你们现在还在学习这个东西,一年多了。”回答说这是长时期的任务。受到精神刺激的周扬,自那次以后就发生严重语言障碍。一次和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见面,他断断续续吐出“广东改革好,不要走回头路”的话,任仲夷看他说话困难,劝他不要多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周扬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就这样无言辞世(《与李辉谈周扬》)。

袁鹰先生写到胡耀邦:

……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一九八○年二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风云侧记》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编辑部的故事”,篇章不多,却字字激活我们“八十年代”的记忆。如《<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讲述一篇来稿在读者中引起的罕见反响。大陆之外的人很难置信,私人日记、信件,在那个年代随时会被揭发检举,一夜间祸起萧墙。《“假如鲁迅还活着”》,讲述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诗人想像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也许已得到了种种荣誉,/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他也许成为高官,要出席重要会议,“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该诗刊登后,受到“中央某领导同志”的追查,甚至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幸而已是“后文革时代”,袁鹰先生一通检讨,幸免于一劫。

珍贵的史料,有回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发表经过的《“赵丹遗言”前前后后》。赵丹在弥留之际说:“‘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一九八○年我已当记者,人民日报在赵丹临终前两日刊出此文的那声平地惊雷,至今铭心刻骨。还有《“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回忆的是一九八四年底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当时,胡耀邦勾销了“人事安排小组”内定的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说那名单“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大会上,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贺词,说“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

袁鹰先生所记,全都是中共的“党内故事”,其中多数发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风云侧记》,红色的书名,洁白的封套,将封套解下,我惊讶地发现,反面竟是一整版发黄的影印旧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九四九十月二日的人民日报。我尊敬人民日报。那里出过邓拓和刘宾雁,出过王若水和胡绩伟。我尊敬一息尚存就要为民主奋斗的中共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中,有李慎之、李锐、何家栋、钦本立、戈扬、曾彦修、李普、戴煌、钟沛璋……。这事实耐人寻味,又令人沉痛。《风云侧记》引述夏衍晚年的感叹:“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与李辉谈周扬》)

袁鹰先生的书,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合乎党纪的正大光明之言。他的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也有过深深的歉疚,有过彻底更新的铮铮誓言,就像萧军所说:“有错误,承认了就好!”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内,良善未泯,正义犹在,为真理不惜生命的热血之士代有其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顶着共产党官帽的“年轻化”的思想管制者,他们对党的历史所知寥寥,对袁鹰这样的老党员冷酷无情,他们甚至也没有上一代“左棍”对主义的僵硬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操守。他们有的只是现实算计,两眼紧盯官市行情;贪婪,粗鄙,毫无掩饰地追逐权力,言语散发着匪气。他们每每揣摩上意又放大上意,“辖区内”出一星点“不安定因素”,只因可能妨碍仕途,他们的狂疾就会发作,无论面对右派左派,党内民间,动辄高压,举动之野蛮荒谬,时令海内外惊愕。他们的每一个劣行,都足以让高层话音未落的“开明”宣示,顷刻变成谎言;他们是中共国际信用的最成功破坏者。

再说一遍:我对检查官给袁鹰先生罗织何种罪名毫无兴趣。《风云侧记》让他们辗转反侧寝食不安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就有这种魔力。我也不相信,他们真的还能禁得了什么,不看看今夕何夕!一阵小小的“倒春寒”,没什么了不起。好朋友,让我把袁鹰先生这本温暖的好书推荐给你。

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写于“冰点事件”一周年纪念日

转自《青蒙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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