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二月 10, 2007

杨继绳: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心酸,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并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贫富差距的书,出的题目是“新富与新贫”。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书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但此时,今日中国出版社由于连续出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李铁映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李铁映对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李铁映说了上面的话。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中宣部、也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而是李铁映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李铁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李铁映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不是在香港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吗?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送给他看看。钟洁玲把书稿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中宣部出版局长张小影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张小影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刘云山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中宣部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刘云山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刘云山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张小影谈谈。我敲了敲张小影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刘云山的信的复印件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中宣部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张小影在新疆说过话。他说:“张小影没说封书的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张小影,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告谁呢?告张小影,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对甘肃人民出版社遭到如此重罚,我深表痛心。但令我欣慰的是,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几家报刊上发登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肯定的。

从这本书的辛酸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中国知识分子劳动产品的发表权完全掌握在少数文化官僚手中,文化官僚对他们不满意的作品可以随时、随意横加扼杀;二,文化官僚们扼杀知识分子的劳动产品时不顾法律、不讲政策,不经过任何法律和政策程序,以言代法,说封就封;三,文化官僚们封杀作品时胆怯心虚,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电话录音,还要执行者为他保密,要求“低调处理”,让执行者为他们承担历史责任;四,文化官僚们是因人废言的,不管他们那里有没有一个被称为“黑名单”的东西,但对有些作者,他们不看作品,只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横加封杀。

中国的文化官僚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专以违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己任,他们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仇寇,他们的作为,既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方针。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的文化不是少数文化官僚所能扼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在打压中奋起,而那些扼杀文化的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附件1:给刘云山部长的信。

尊敬的刘云山部长:您好!

今年6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这是一部40万字的学术著作,意在分析如何建立阶层之间的和谐。其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一致。书中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和权威调查机构的公开发布,资料取自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了宣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广东花城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今年重点选题,初版印了8000册,6月中旬赴新疆参加书展。

然而,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

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共18章,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如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促进阶层和谐、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全。我深知阶层问题较为敏感,因此特别注意防止出版后产生负面影响。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停止销售,主要原因是“工人阶层”那一部分某些论述有可能被组织群体事件的人利用。我吸收了他们那本书的教训,在资料运用、思想分析、甚至遣词用句上特别小心谨慎。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

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最近几天,知识界的朋友们对我这件事十分关心,他们认为这不是对一个人、对一本书的事。我劝他们不要炒作。同时,我已接到几位境外记者的电话,他们询问此事,我一一婉拒,并说可能是一时误会。

刘部长,我们曾有幸同为新华社记者,我想你一定会知道我只是一介书生,我也知道你的政策水平和宽厚性格。我相信,你一定会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会使误会成为现实。

敬祝

勋安!

(杨继绳签字)

2006年6月27日

附:花城出版社审读小组对这本书的审读意见。

《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审读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正是为响应这一目标而撰写的。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因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导致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社会和谐受到了威胁。

在本书中,作者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大标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八个群体,即:农民阶层、工人阶层、流动民工阶层、私有企业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官员阶层、新买办阶层和社会有害阶层。通过大量事例、数据和列表,把社会阶层切成一个一个的横断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以及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流动及诉求渠道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不公的原因及其危害,呼吁建构和谐社会,并指出:要建构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结构,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研究各阶层的既得利益和预期目标,研究阶层流动的规律,明确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并大力呼吁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承担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权威机构。在把稿件交与出版社之前,作者对全部数据进行了复核。

本书作者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目击者、采访者和研究者。从业30多年来,除了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上百篇经济评论,著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邓小平时代》(上,下)、《社会奥秘之门》等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有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使命感,在描述国情的时候,袒露真情却不失分寸,有纵向比较,有横向分析,既指出危机也提出解决的方式,持一种严谨的研究态度,本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以作为了解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国情的一部严肃读物。

花城出版社审读小组

2006年4月17日

附件2: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的信和“出版合同终止协议”:

建国同志:你好!

我们间的关于出版发行《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的合同由于遇到了不可抗力,无法继续执行下去,我对你的处境表示充分理解。在我的书遭到封杀的情况下,你们还是向我支付了第一次印数的稿费和样书,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被封杀的事在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中引起了愤慨。这种愤慨是有充足理由的。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和谐关键是阶层和谐。我的这本书是专为阶层和谐而写的。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我的书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说明,封杀我的在政治上毫无理由。

为写这本书我生了一场大病。书中的大量数据是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一核对的。书被封杀,读者看不到我的书,我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现在我的这一权力横遭剥夺。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有的人在没有看到书的情况下,就以言代法,不让发行。

兔死狐悲,知识界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声援。十多天以前,我在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在这里听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青年记者。他们要拿起笔,为这件事件说公道话。我说:“拜托,拜托,请大家暂时不要写,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你们。”不少人鼓动我诉诸法律,几位律师朋友也表示要给我以法律援助,我也暂时谢绝。

由于我刚出院不久,体质尚差,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鼓动我不能退让,他们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去年茅以轼先生一本书封杀后,他打官司,最终取胜,知识界颇为振奋。朋友们希望出现一个又一个茅以轼,从而为知识分子逐步扩大言论空间。

钟洁玲同志为这本书费了很多心血,为出版发行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听小钟说,你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的身体又不很好,如果把事情大,对我的身体,对小钟,对你,会有很大影响。鉴如此,我还是想不把事情闹大。为此,我想搞一个终止合同的协议。我可以向一些朋友展示,让他们知道我不把事情闹大的决心。

我现在寄上了这个协议两份。你签章后寄给我,我再签字寄给你一份。

杨继绳

2006年7月31日

出版合同终止协议

2006年二三月间,杨继绳(甲方)与花城出版社(乙方)就《中国各阶层的分析》签订了出版合同。现乙方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不能将该书发行。甲方对乙方的困难表示充分的理解,并对乙方不能执行合同的行为不予追究。双方原来的出版合同就此终止。

甲方杨继绳 签字:

乙方花城出版社 签章:

2006年7月31日

转自《青蒙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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