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二月 11, 2007

反右這筆債,誰來償還?

作者:邵燕祥
編者按:今年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許多受害者提出索賠要求。著名詩人邵燕祥本文回顧反右的來龍去脈,指出中共當局繼承毛澤東的權力遺產,有責任償還反右的歷史欠債。

大雪紛飛中迎來二○○七年。

整整五十年前,一九五七年《中國青年報》的新年社論,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出的點子: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歷數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七中國歷史的進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九五七年,號召在中共「八大」路線指引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這篇社論對當時的青年讀者,帶來歡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數以千百萬計的讀者,而且社論的執筆者,連同創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沒有想到,在剛剛迎來的這一年,毛澤東以他後來自解的「陽謀」,實施了從黨內整風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轉變,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領域的所謂頭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至不問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職降級,或監督勞動,或收容「勞教」,以至在嗣後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數超過五、六十萬,涉及親屬面達數百萬。官方稱這次運動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並獲得了偉大勝利。

毛早有蓄謀鏟除中共外所有政黨

早在一九四七年秋的內戰中,毛澤東十一月三十日致斯大林的一份電報,就曾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所有政黨,除中共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雖然斯大林否決了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但毛澤東終於在十年後的反右派鬥爭中,達到了把民主黨派徹底馴化的目的。

對於廣大知識份子來說,反右派鬥爭其實也並非突如其來。一九四九年後,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方面在所有場合強調和實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對外的朝鮮戰爭,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發動與「審幹」相結合的「忠誠老實學習」,認定知識份子群在階級出身、本人成份、學歷職業、黨派歸屬、社會關係種種原罪,做「包下來」以後的第一次篩選,也便於在追查、批判和組織處理後控制使用。

不是呼喚「為國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攬「為我(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用」的奴才,不願馴服為奴的,即使賢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機會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在夾縫中存活下來,並有所作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的幹部的保護,這些幹部在歷次運動中難免都蒙「右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鬥爭中就也被打成右派,少數在文革中受到打擊。

毛五三年针对匈牙利事件的謀略

中共有關決議認定毛澤東晚年的左傾路線乃自一九五七年始。當年確是他躊躇滿志之時。其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丟掉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承諾,到一九五六年初即已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大規模的經濟剝奪,不費一兵一卒,不戰而勝。

於是,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剩下一個資本主義陣地沒有攻克,那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盤踞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澤東把少數高級知識份子連同一般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看作威脅其政權的敵對勢力,是可能呼應波匈事件「鬧事」危及政權的主導力量。

因此,必須防患於未然,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要讓黨政幹部「整風」,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點錯誤,增長執政和應變能力,就不怕工農群眾「打扁擔」,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則在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中,欲抑先揚,利用知識份子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誤讀,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這是一箭雙雕乃至一石三鳥之計:這些批評意見可能鍛煉基層幹部黨員,一也;如果矛頭向上,哪怕指向高層,也可敲打他的同僚,二也;鼓動群眾「暢所欲言」,以期把隱患引發出來,造成分隔在不同單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個擊破,三也。

毛澤東運籌帷幄,重點在第三的這一預防性戰役大獲全勝,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未竟之功就有待於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了。

對知識份子空前的大規模迫害

這一套形同誘捕的戰略戰術,在毛澤東是駕輕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風」「審幹」當中,就這麼幹過。而製造恐怖氣氛,利用群眾的恐懼和從眾心理,圍剿獵物,則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一再試驗成功。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風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規模,上自全國人大和政協會場,下至窮鄉僻壤的民辦小學,全民動員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和對黨組織或幹部有意見就是反黨的以黨治國原則。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時,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一套對知識份子進行集體迫害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機制。一年多前周恩來所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後就遭到毛澤東指責,說對知識份子不敢講改造了,「右」了。周恩來和決策層中有識之士不能違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現了全黨動員對付知識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後期不得「甄別」,而且在處理右派分子時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辦法加強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懾,並發明「勞動教養」新規,將半數左右的落難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監禁勞改,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澤東在一派得勝還朝的氣氛中,把反右大兵團作戰的群眾運動方式施之於經濟生產生活領域,發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國大饑荒,導致兩三千萬至三四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後,經過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隨後又重提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發動反擊,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線鋪墊,就不必多說了。

平反冤案,沒有道歉沒有懺悔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在此前後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文革結束後,有過力求取信於民,爭取民族和解的意願,雖然這更多地是為了重新取得執政合法性基礎,但並不排除許多經過文革災難有所反省的幹部,突破狹隘功利性的邊界,恢復歷史的真相,並在實踐中追求並檢驗真理。胡耀邦就屬於這樣的領導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覺悟到歷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產黨人中有相當的代表性。

對於他們來說,我是後來者。同樣經歷了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運動,論覺悟我也是「後覺者」。我在一九八二年初的一篇《代自傳》中,寫道:「談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難道能夠只是戚戚於個人的遭遇,而不捫心自問:對於當時已肇其端的 ...... 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深重的痛苦與危害的左傾災難,作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黨的共產黨員,我就沒有一份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這篇東西在《文學報》發表的當時,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誰要你承擔這份責任?你承擔得起嗎?誰聽你的?你承擔哪家的責任!

這無異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沒有聽到誰應該承擔歷史責任,耳邊只有所謂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老生常談,文革也漸成諱莫如深的禁區。楊憲益夫人戴乃迭逝世時,楊憲益之妹楊敏如教授在說到戴乃迭文革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最後說了一句話:「我要替我的國家向你說一聲『對不起』!」看到這裡,我忍不住兩行老淚。

但這句話應該由楊敏如來說嗎?我雖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衝擊,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但我能代替中國共產黨,向無辜死難者道歉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份量?

和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截然不同

前不久報道了北京法院的一個判例,即某富人雇兇殺人已處死刑。他生前欠款數百萬元的債務,經債權人起訴其遺屬後,法院判決,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兒子繼承了他的遺產,依法就應該繼承他的「遺債」,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遺產繼承者償還。這一情理法統一的原則,其普遍的適用性不言而喻。

國民黨一九四七年在台灣製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灣人民一筆血債。半個世紀之後,台灣當局為那次事件有關的死難者平反昭雪,發放了撫恤金。已經在野的國民黨負責人馬英九也向死難者家屬表示哀悼和道歉。這表明了台灣政權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時代精神和歷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選擇。

這是海峽那邊的事情。在海峽這邊,如毛澤東當政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這個時段,對大陸人民也欠了債,數額的大小和時限的長短都是不容忽視的。劉少奇是為毛澤東樹立個人權威,推行極左路線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初,面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餓死成千萬人的慘酷局面,他開始懼怕歷史的譴責,對毛說:「餓死人是要上書的。」而毛則行若無事,劉少奇並因這一碰撞而失寵。

毛澤東在回顧平生時,把他親自發動的文革,跟奪取全國政權並列為自己的不朽貢獻。他在反右派前後著作和講話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選」第五卷,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的有關言論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絕不認錯絕無欠債感

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的指導思想的基礎。因此,在文革後宣佈「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為尊者諱」,文革以至反右派等歷史事件,又都變成所謂敏感問題不許重提了。新聞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連文化學術界提出「如果魯迅活著」的話題,都被有關部門指為挑撥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在相關文字中遭到刪除和封殺。可見,從毛時代以來,包括文革時期控制輿論、掩蓋真相、歪曲歷史的思路和操作經驗,已是積重難返。

這就是說,曾經對人民欠債的歷史,連同當時的若干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不絕如縷地影響到今天。不能不看到體制由一代以至兩代人確立以後,它就會慣性運行,直至滲透到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中去。

就如毛澤東,他以申韓為師,取法歷代帝王,承認自己是列寧斯大林的學生。他不僅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且要做他自稱「大權獨攬」的統治者。他親手在一九五○年的「五一」口號中添加了「毛澤東萬歲」,他欣然接受胡喬木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三個定語歌頌中國共產黨,因為歌頌黨就是歌頌他。他一意孤行,不讓人講話,聽不得批評,更絕不認錯。因此只能用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讓別人甚至是批評他的人去作他的錯誤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積欠人民的舊債上加上新債,而他從不會有任何欠債感。他在餓殍滿地的大饑荒時沒有欠債感,他在全國民不聊生時沒有欠債感,相反的,他認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理應接受全民的膜拜。「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黨內黨外,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中共當局躲不過反右的索賠要求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賠的要求。據說他們寫給各級黨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沒有得到答復。所謂索賠,主要指當年扣發的工資,還有「改正」後安排不當以致晚年生活困難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說都是應該及時解決的。但為甚麼無人理睬呢?因為這一索賠看似經濟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需要償還的是經濟債,更是政治債。而毛時代以來的政治債,決不限於反右一案,之前之後,積欠太多太多。

現在的問題所在,不系於國庫的支付能力,而系於當局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歷史上的負面經驗,如何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由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是繞不開,躲不過,二是事不宜遲,早搞比晚搞代價小)達到清醒的共識,才談得到實事求是地負責任地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好不容易發韌的對歷史的再認識,不幸中斷,如今要重新啟動,卻遠不是輕而易舉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過的《廬山會議真相》(李銳著),據聞在新世紀竟登上了禁印的書目,一本書的遭遇傳達了不止是一本書的資訊。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受害者都不能違抗自然規律而必然老去,但歷史債會因當事人和見證人的逐漸消逝而一筆勾銷嗎?

如果由於種種侷限而不能從汲取歷史教訓的角度進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維和實踐,那就不但不能清理舊債,搞不好還要欠下新債。從一九八○年鄧小平做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許諾,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一而再地失去機遇,一而再地推遲延期,應該看到,歷史留下的時限已經不多了。

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邵燕祥:中國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一九三三年生於北京。一九四六年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和雜文。一九五七年因文學創作被打成右派,一九七九年恢復政治名譽。現為中國作協理事。有多種詩集、文集出版。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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