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三月 14, 2007

历史迷唐德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文/曾慧燕

作为一位「历史的倾听者」,历史是他一生的志业,读史是他平生最大的兴趣。现年84岁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退休教授唐德刚,始终谦虚地不肯给个人定位,只说自己是个「学历史的」;与他结褵数十载的太太吴昭文,称他是个「历史迷」。

唐德刚对「口述历史」贡献良多,并因撰写《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而为读者熟知;他独创「历史三峡」观,重塑史学论述新风格。他虽然「放洋」数十载,教读异邦,仍心怀故国,自称是「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

他是五○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勤于笔耕,出版一大堆人物传记、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诸如《梅兰芳传奇》、《胡适杂忆》、《袁氏当国》、《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晚清七十年》和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

他的「不务正业」,使他扬名两岸三地。他的几本「口述历史」,已畅销一百多万本,目前仍在继续再版。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幽默风格,古文根柢深厚,以史为地基,文为建筑,信手拈来皆是文章。不少读者为他亦庄亦谐、如行云流水的「唐派散文」倾倒。

纽约珠宝商吴铿章是唐德刚的忠实读者和忘年交,对唐的每一本着作了如指掌。他说唐德刚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一般人认为枯燥沉闷的历史,但由唐教授来写,妙趣横生,能吸引人一口气看完。

甑已破矣 顾之何益

唐德刚自六○年代起,先后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九○年代退而不休,忙于讲学和写作,将历年治史心得化成文思喷薄而出。去年中风大病一场,但没有被病魔击倒,目前身体正在康复中。3月22日,他在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的住所接受专访,戴着助听器,用他那一口带有「合肥老母鸡」乡音的国语(安徽人发音「滋」、「鸡」不分,唐德刚自嘲与他的小老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都是「合肥老母鸡」),中气十足谈了五个多小时,仍感意犹未尽,言犹未足。

虽然大病初愈,这位史学家以曹操的名句自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说仍要继续他的二百年民国史研究,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将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宗旨。他说直到现在,他仍然日夜进修不暇。

在他的眼中,「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中,「转型期」是个瓶颈和「三峡」。他坚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的太平洋。」

认识唐德刚的人都知道,生病前,他是个闲不住的大忙人。除了继续他的作文、研究,还与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搞了一些兴之所好的文艺协会、历史学会,并经常举行座谈会和国际学术会议等,忙得没有一刻空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往往弄得半年不见天日。」

但唐德刚毕竟已80多岁了,岁月不饶人。本来生龙活虎的他,中风前,除了耳朵不灵光,精力尚算充沛。大病一场,不得不待在家静养,这时带状疱疹(俗称「皮蛇」,是一种感觉神经受到病毒感染的疾病)却趁他抵抗力弱时乘虚而入,药石无效,让他年来饱受折磨,左臂常常痛得抬不起来。

不久前,他的40年研究心血瞬间化为乌有,闻者为他捶胸顿足,但他说来轻描淡写。年初,唐德刚的女儿因工作关系要迁往加州,希望父母同往便于照顾,但唐不愿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地方,也舍不得此间的老朋友。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竟在未征得老爸同意的情况下,将他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删除。

唐德刚发觉后,「气得要死,一时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断念佛经,强行控制情绪。后来转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他说了「荷甑坠地,不顾而去」的典故:古时候有一个人,肩上托一甑(蒸饭用的瓦器),行走间不慎将甑摔在地上,他连头也不回就继续前行。旁人奇而问之,他说既然甑已摔破,即使回头再看也无济于事。这份潇洒达观,唐德刚深得个中三昧,大概这正是他中风后惊人康复的原因。

他指指脑袋诙谐地说,尽管资料没有了,但人脑还未坏掉。多费点功夫,民国史巨著仍要设法完成。病了一场,他的人生观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他博学强记,最自豪的是他的记忆力。现在他不在乎生死,唯一的苦恼是记忆力衰退,「童年往事记得一清二楚,但眼前的事情转眼就忘得一乾二净。」

资治通鉴 诸史之根

病后,他深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适时调整自己的作息。以前,只要他坐在计算机前,就「如鱼得水」,一坐七、八小时,进入忘我境界。现在他最多只工作三小时就要暂停,「为了写文章,不值得翘辫子嘛!」

他说,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他追求了解为什么?如研究民国史,他要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帝制?为什么从帝制转入民制?为什么要搞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军阀?为什么中国人两百年来过得那么痛苦?在推动历史的进程中,他愿意扮演一个「小角色」,但不敢以「吹鼓手」自居。

问及唐德刚当初为何选择学历史?说来话长,他自言是「阴差阳错地误入此行」,逐渐陷入而「上瘾」,以致终其一生不能自拔。

1920年,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国以前是科举制度,历史在科举考试中扮演重要角色。家学渊源,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历史产生兴趣,诸如《东周列国》、《儒林外史》等一类的书看得滚瓜烂熟。

14岁他已熟读《资治通鉴》。因父亲不满他在暑假整天捉知了,要他读通鉴作为「暑期作业」。他回忆:「记得自那天起,我替父亲做的『暑期作业』,便一刻未曾停过。终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外,自黎明开始,读到日落西山,蚊雷阵阵,还不肯释卷。」

大概注定此生要与史学结缘,他看「通鉴」与看《七剑十三侠》的心情并无两样,甚至认为「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两相比较,他的心得是:「读历史有个逐渐向前发展的境界,一个接一个迫人而来,读小说则是一泓秋水。」

他说,如果不是他老子(父亲)讨厌他捉知了,强迫他去读「通鉴」,认识了司马光,他的学问境界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长进,这是「一个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结果」。

他深深感到,「在这个偶然中,充满着幸运──我偶然摸上了治学的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他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第一部应熟读之书,就是通鉴。」

他引述清朝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鉴是诸史精华的荟萃,掌握此,则其它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络脉畅通,无往不利。我敢大胆说,通鉴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因此,如果有人要他拟定一份「国学基本书目」,他将首选《资治通鉴》,一书定天下。

与史为伴 永不言倦

唐德刚是学历史的,但对文学同样感兴趣,所以他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

问他研究历史是着重「正史」还是「野史」?他说要以「正史」为准,「野史靠不住」。

而史学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唐德刚以身为华裔史学家为傲。

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把各学派对学生做客观、平实而详尽的介绍,不以私见去妄自臧否。「大学教授不应自贬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学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对历史永不言倦?他说是兴趣使然,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唐太太吴昭文眼中的唐德刚,则是个「历史迷」,对史学投入的程度和那份认真的劲头,令太太感觉历史才是他的「最爱」。

抗战期间,唐德刚在南京读中学,为战火所迫,转学回安徽合肥老家。后来日军压境,在敌人的机枪声中,他们一班中学同学,穿著草鞋翻山越岭逃到武汉,落户湘西。后来他在湘西参加统考,考入当时校址设在四川重庆的中央大学。

对当年日本侵略的国仇家恨,这位史学家至今仍难抑愤怒。为此,九○年代他许多友好发起征集签名向日本讨还战争赔偿运动和积极参加保钓,并尽量不用日本货,如许多朋友说日本车不易坏,劝他以日本车代步,但他宁可开美国车。

1943年,唐德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后,自重庆回老家做了一年的中学教员,翌年转往安徽省立安徽学院教西洋通史,自此历史成为他生命中一部分。1948年他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助教身分加入中国口述历史部门,此后再任中文图书部主任和副教授,前后在哥大度过25年的黄金岁月。接着再出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大半生与古人为伍,跟历史作伴,「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

白马诗社 喜觅良缘

五○年代中期,他与一批以打工为生的爱好文艺的同学,在纽约组「白马文艺社」自娱,胡适曾戏呼白马社为「第三个中国文艺中心」。

他在白马诗社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吴昭文。吴昭文出身名门,父亲是中华民国党国元老吴开先。唐德刚最初追求吴昭文时,并不知她显赫的家世,虽然唐本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但在美国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留学生。吴昭文不慕富贵,爱其才气,两人很快谈婚论嫁。她写信禀告父母说,对象是个在哥大读历史的博士生,「人很老实正派,但穷得叮当响。」

吴老先生回信说,穷一点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要有志气。有了开明的未来岳父的首肯。1957年,唐德刚娶得如花美眷,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年后,唐德刚顺利拿到哥大博士学位。婚后唐德刚与岳父翁婿相处甚得,国事家事天下事,谈笑甚欢。

名满天下 穷一辈子

别看唐德刚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穷文人」。他笑说:「俗语云,『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就是穷。』小子样样都会,就是不会计算,所以穷了一辈子。」他坦言,经济情况常常处于拮据境地。1980年,他的岳父八秩大寿,在捉襟见肘的客观条件限制下,他无法买两张越洋机票与太太结伴同往台北拜寿,「半子」只好让给「全女」成行,他则撰诗10首作为「秀才人情」,为岳父祝寿,「全数贺期颐」。

唐德刚向来有倚马待诗的急才,胡适生前曾夸赞这位得意门生作诗不但「快来兮」,而且没有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

胡适告诉唐德刚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胡适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才能变成自己的知识。这话颇得唐德刚之心,因为他很早便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意到笔随,终生受用。所以他常常向人推崇写日记的好处。

由于经常写读书札记,唐德刚早在念大学时,就有「发表欲」,把一些以日记形式写成的读书札记,分别投给不同报刊来赚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他来美后也将写作才华发扬光大。当他还是一个课余靠洗碗盘打工为生的穷留学生时,适逢林语堂主办的《天风月刊》创刊,唐德刚与林语堂女儿林太乙是哥大同学,林太乙向他邀稿,其时他为了「出一口乌气」,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小品《我的女上司》。刊出后「人人爱看,个个叫好」,过瘾之余,最实惠的是拿了30元稿费,聊解无钱交房租的燃眉之急。

这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大受鼓舞之余,再接再励写第二篇《梅兰芳传》,写了数万字,分三期刊出,稿费本应120元。但因海外办杂志不易为,这次的稿费却没有着落。那时他阮囊羞涩,也曾开着一百元买来的破车,赶往山上的度假屋给人洗碗盘,一小时才挣八毛钱。

1972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在纽约市立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课。在纽约市大他上的是中国现代史,每周不过一次课,而且校方将时间排在学生最不要听课的周五3时到6时,按常理这门课不会有多少学生选修,可他就是有本事堂堂爆满,甚至还有不少后来者挤在门口和窗外听课,蔚为奇观,引起洋同事嫉妒。

第二学期,调他去上美国史,他照样吸引了一大班学生,又是座无虚席。不久,纽大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名系主任,选聘委员会拟定十余名候选人的名单,唐德刚排在末尾。当不记名投票时,「黑马」唐德刚脱颖而出。校方瞧不起华人,将投票结果秘而不宣。

此事终于泄漏,学生们直冲校长室兴师问罪。校长理屈辞穷,只好向唐德刚求助。其时唐正在外地讲课,校长安排他坐飞机火速赶返以平息「学潮」。这宗新闻事件,惊动纽约市三家主流电视台出动采访。

文坛伯乐 慧眼识才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唐德刚著作等身,何其幸运,他遇到生命中的两位「文坛伯乐」,一为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已故),一为香港名报人胡菊人(现居加拿大温哥华),由于他们的慧眼和「容忍」,唐德刚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

唐德刚一直以「事忙人懒」自嘲,别人想出书,求爷爷告奶奶还未必如愿,唐德刚幸运碰到赏识他的刘绍唐和胡菊人,每次他都是十分被动地出书,「拖拉」成了他的老毛病,数本叫好叫座的书,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就拿他的《中国之惑》一书的出版过程来说,此书本应在1988年就上市,胡菊人编排、打字、校样,亲自包办一切,当「万事具备」后,为了尊重作者,送唐德刚一观校样,而他却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寄还给胡菊人,「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

唐德刚与胡菊人相知相识卅多年。五○年代末,在胡适策动下,他们十多位学者针对时艰,为宣传民主,提倡新学,在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海外论坛》(雷震称它为《自由中国》海外姊妹刊物)。胡菊人当时是《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与唐德刚时常鱼雁相通,情同手足。

《海外论坛》停刊后,唐德刚搁笔20年,在刘绍唐和胡菊人力邀下,才「重操旧业、再作冯妇」。

胡菊人是因接编《明报月刊》,与唐恢复联系。因唐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后,由于李宗仁1965年夏自美国「潜逃」回中国大陆,中英文两稿被哥伦比亚大学查封十多年,才将原稿发还唐德刚,允许他觅书商出版。「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后,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两人都有点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月』写写稿子嘛。」这是1976年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唐德刚有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送他一本大陆文革时代官方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约百余万言。

「这本书太精彩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它所规划的才是具有原来面目、乱头粗服的土老头儿毛泽东。」

这年暑假,他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当妻女外出购物、玩乐或夜晚就寝后,他就「陪毛主席娓娓而谈」。从纽约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回到纽约,他把这本百万言的「禁书」细细咀嚼后,习惯支配他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用他的话来说,「也变成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场。」一口气写了6万5000字。

「写了这一大堆垃圾干什么呢?灵机一动,小胡(菊人)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他给胡菊人寄稿件时附了一封信:「这是一大包垃圾,但其中或有点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寄出不久,他就收到胡菊人的回信,表示全部采用,在《明报月刊》连载半年,至1977年4月,才由《李宗仁回忆录》接班,逐月连载两年又因故暂停。

转眼十来年过去,国事沧桑多变,胡菊人亦自《明报月刊》转往《中报》,后来再自行创办《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提议把他当年评毛泽东思想的书评配上若干近作出版成书,由时任《百姓》半月刊主笔的陆铿作序,《中国之惑》一书由此而来。

唐德刚行文特色是以文学家的风格及体裁写作史学论著。与他交谊甚笃的陆铿说:「德刚史识、史德兼备,见解异于流俗,文学修养深厚,文风独具一格。」

胡菊人说,读唐德刚的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读历史,却像是观剧一样。」他又指出,「由于唐德刚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唐德刚则称他的作品为「发愤之作」,自言得力于「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

先看德刚 后看胡适

七○年代的海外史学界,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自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问世以来,他为此书每一章写的「注释」,产生「买椟还珠」的奇特现象,传与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甚至有人认为,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份量还远远在传文之上。

唐德刚之所以成为《传记文学》的文胆和刘绍唐的挚友,皆因一个爱其才,一个敬其识。刘绍唐每每提起这位「才气型的史学家」就赞不绝口:「现在像这样史学造诣一流又有文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来越难得了。」

多少年来,刘绍唐一直要为唐德刚出一套《唐氏四书》(此前刘已为他出版三本书),他却一拖再拖,刘绍唐却是唐德刚多本著作的催生者。

最初唐德刚一支生花妙笔「尘封」廿多年后,自认为已不会用中文写作了。刘绍唐以「欲擒故纵」的方法,要他将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中文。

唐德刚说:「这项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刘绍唐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大好。」唐德刚仔细一想,刘绍唐言之有理,但内心仍然很矛盾,「因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

不过,在刘绍唐好说歹说、软硬兼施的劝说下,唐德刚还是勉为其难地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

他的近作《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的出版,也是多得素有「文化大护法」之称的台湾企业家陈宏正的鼎力相助。唐德刚说:「陈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具备的程度,弄得我惶愧不尽。」

可是,当两书编排妥当、打出清样、出版社刊出「新书预告」后,唐德刚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把出版样品带回美国,一搁经年。「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着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对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

最后,唐德刚值赴大陆访问之机,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沈阳和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背回台北,原封不动还给刘绍唐。

唐德刚对他的「被动出书」另有一套「学说」。他说,古今中外,名儒硕彦插架琳琅,「我掌握过几家学说呢?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数十年未敢稍辍。既然尚在摸索中,『藏之名山』大可不必,自出选集更是犯不着。」

不过,也有例外的一次,他的《胡适口述自传》由英文译成中文交《传记文学》出版时,刘绍唐请他写篇「短序」,正好碰上他「旧情喷发期」,「发而为文一发不可收」,最后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胡适杂忆》由此而来。

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夏志清即因《胡适杂忆》一书,称唐德刚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口述历史 功在千秋

1957年,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在哥大设立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画,最早拟定的受访者包括孔祥熙、陈立夫、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五人,唐德刚因缘际会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并坚持做了十多年,原因是「完全上了瘾」。

口述历史是一种抢救历史的行动,也被看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唐德刚认为,历史最可贵的是真实,由那些历史亲历者亲口讲述自己的历史,这就保持了最高的真实性,「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历史。」

期间,他先后访问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费尽心血翻阅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录制了百余盘的录音带。他说:「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人记的历史,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它史料是死无对证的。」例如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的口述是50%,另外50%的内容要自己找材枓加以印证补充。

再如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也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

唐德刚很早就与胡适结下「师生缘」。胡适年少就「暴得大名」,大半生荣华富贵,得意非凡。但五○年代是他一生最低潮、最失意时期,其时他已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圣人」,沦为穷愁潦倒的寓公。那时大陆批胡适思想风头火势,台湾当局也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养老金生活,唐德刚在胡适最孤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

唐德刚形容,「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而是一同箕坐草窝。」这种「关门单传」的闻道方式,使他深得「胡学」精髓。

唐德刚以身为胡适的「小门生」为荣。他虽然没有正式拿过胡适的学分,但却单独上过「胡适学」的课在一千小时以上,「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这一点我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

唐德刚读了很多胡适的书,是胡适「不疑处有疑」的治学方法最佳诠释者,虽然他对胡适礼敬甚重,但他客观评价说:「人无完人,树无九枝。胡适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所以他常常质疑胡适的论断,自称「三七论」,即对胡适学说三分接受,七分怀疑,为此曾被文坛耆老苏雪林骂他「犹大」,唐德刚不以为忤,还满有风度表示,他不愿跟「苏阿姨」顶嘴,「让她骂两句,出口老人气,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李宗仁回忆录 好事多磨

自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唐德刚为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做口述历史,前后长达七载。他最大的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费煞苦心。」而《李宗仁回忆录》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更让唐德刚欲哭无泪。

在为李宗仁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为了尊重史实,大凡李宗仁说的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唐德刚大刀阔斧全给他砍掉,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

「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悻悻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照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那些是『信史』可用,那些是『稗官』要删。」

李宗仁对唐德刚纠正的谬误,经常辩称「有书为证」,而他提供的书,却是唐人街中国书店买的「野史」。唐德刚对李宗仁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唐德刚经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做完正式访问后,就陪李宗仁、郭得洁夫妇天南地北聊到深夜,这算是他们「无记录的谈话」,这个办法是唐德刚从访问胡适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大于正式访问。」

在这些轻松的谈话后的两三天内,唐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口气写成两三万字的长文,送交李宗仁认可增删。他与李氏的合作前后长达六、七年之久,花了无数心血,才完成这两本中英文回忆录,它们也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唐德刚当时在哥大以助教授身分,兼该校中文图书部主任,他自嘲是「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的为大学做了许多无名无利的苦工。而他与几位同事的薪金,「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

不过,唐德刚觉得自己肩负的是「抢救珍贵历史资料,记录历史真相」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抱着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去抢救一系列珍贵的历史片断,这正是驱使他不惜工本、不计较报酬的为李宗仁等人记录历史的动力。

李宗仁那时已心存「不如归去」之意,他不知唐德刚后来已「受调离职」,仍不时找他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出版英文回忆录的事。他希望在动身返大陆前,把回忆录做一了结,所以不时催唐德刚加油。唐既是中英文稿唯一的执笔人,总觉得不能拂袖不管,加之他视李宗仁为前辈,「我两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

唐利用休息时间,漏夜赶工,以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旺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赶往哥大上班了。」

李宗仁回忆录终于完成后,唐德刚本已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谁知节外生枝,出版部主持人因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返校签约,李宗仁夫妇等不及他回来,于1965年7月悄然离美,取道苏黎世回大陆「投共」,成为当时轰动国际的大新闻。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部回忆录错过出版时机后,封存哥大15年。唐德刚盛年执笔,披肝沥胆,前后22年,至两鬓披霜,阅尽兴亡,此书英文稿终于1977年6月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哥大口述历史学部原主持人韦慕庭与何廉在合撰的导言中郑重指出,「本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学家的合著。」唐德刚回想廿多年的曲折遭遇,「不禁捧书泣下」,并「嗟叹其命也夫!」

为顾维钧作口述历史 

唐德刚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进而成为顾氏助手,也是由他的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最初哥大「中国口述历史部」只有夏连荫、唐德刚两名全职研究员,顾在1960年初参加「口述历史」后,校方本来指定夏连荫任访问,但她在访问了顾的童年事迹后,就辍工不干了。

唐德刚那时在哥大工作繁重,但「顾维钧」这三个字,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顾总长」的传奇故事,唐德刚还是小孩子时就听得多了,那时他觉得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是多么的遥不可及,如今近在眼前,何能放过?

顾维钧对唐德刚的「接班」,欢喜不尽,因唐对民国历史如数家珍,对「直系」、「皖系」更是倒背如流。唐并熟知稗官野史,顾讲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费唇舌解释。

唐德刚还纠正顾的错误,有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说他错了,顾不服,坚持说「事如昨日」,唐乃把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再次反证,顾才服输。

顾维钧对唐德刚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每年回纽约度假数月,每次回纽约前,总是先写信告诉哥大当局,盼能借调他这位「唐博士」继续做「助手」。

唐德刚指出,顾维钧那时在冠盖云集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英俊,可能也是最有风度和才华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交,出尽锋头。虽然顾搞的是「弱国外交」,但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过他代表的政府。「检讨起来,顾氏一生的成就,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

与张学良的一段交情

唐德刚与张学良将军也有一段异于常人的交情。他说:「做口述历史一直是张学良最重要的愿望,他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直接创造了历史,有太多的事件经历需要记录下来。」

张学良是在看了唐德刚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后,决定让他来做这件事的。「记得当时我在台北,星云法师希望我写一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慧深和尚游历美洲的书。张学良派人从纽约打电话到佛光山找我,说张学良想请我吃饭,在台北来来饭店,那天张学良戴了个墨镜和毛帽,见到我时,他起身脱帽说:我看了你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写的好。我还看了你写的关于我的另一篇文章,写的顶刮刮。」

就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表示想请唐为他写回忆录。后来,大概在1991年5月底,张学良到纽约时,住在他的红颜知己贝太太家。有一天,他应邀到唐德刚家吃饭,也谈起参加口述历史计画的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唐德刚至今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他认为,像张学良、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和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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