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四月 07, 2007

刘宾雁与共产党

作者:何家栋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在何家栋先生去世后,家人从他的书桌里翻找出来的一篇遗稿。这篇未完成的文章,原无题目和名字,估计是作者生前为《刘宾雁纪念集》而写的,时间大约应该是在作者今年第一次出院后,在家养病的六、七月间。老人于十月十六日辞世后,家人认为,此文应是他的「最后遗言」。本文回忆和刘宾雁数十年患难之交,并交代自己和共产党恩怨难断的心路历程。是一篇坦诚的内心独白。

我从未想过靠文字生活,没想过,我没出过甚么东西,随时写随时丢掉了,不想把它留下来。

我觉得宾雁是把这个当作一个事业来做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没有这个愿望,我写东西一是兴趣或者应景,编报的时候,补白。短评式的小杂文没多大意思。以前编杂志也是每期来一篇。收集十几万字也没甚么问题。

从两三年前,听说宾雁想回来,我们就做了一些活动,希望争取他能回来,像杜导正,冯兰瑞这些人,杜导正就说过,放在我身上,没问题。可是越等越没消息,等到最后就等到他走了。

我听到这个事,我就想,政府为甚么这么害怕他?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宾雁不一定想当英雄,但是他们一定要把他「打」成英雄。看了一些纪念文章,说宾雁有国难归,但是从他们对他的恐惧来看,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么凄凉的,如果我能让他们这么恐惧,我也挺高兴,我不觉得宾雁这样走是多难过的事情,如果我能让他们这样害怕,这就是我的想法。

与宾雁关系不深,命运相连

晚饭后,常常关上灯我就坐在这里想这些事情。让我写宾雁,我甚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故事,也没有细节,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深,可是我们的命运都连在一起了。过去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个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比我大,比我小;他是南边还是北边的人,他也不知道我,我们从来不谈这些事。是不是过去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太多,不想知道他的事,因为运动一来,一逼就要交待。运动来了不能交往,能交往的时候,就都忙,也是一个原因。

是不是不想了解对方呢?不是,有两次。一次是他当选作协副主席那一次文代会,他大概真是想和我说点甚么,他住在西苑宾馆,打电话给我,说咱们聊聊天吧,我就去了,可是一进门就排着队,这个还没走那个来了,我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没插嘴的机会,就算了,没谈成。还有一次是《开拓》创刊的时候,我们请一些作家去黄山旅游,开了一个会,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刊物,宾雁也去了,可是只要一谈话,他那些作协的老朋友们全都要来凑热闹,谈不下去。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其实最初我们的关系都是在城工部。可是好像没有多大缘份,没有机会凑到一块。后来看他的自传,我才知道,一九四三年四、五月,他进天津去耀华中学当教员。他进天津,正是我出天津。他教中学,我带十二三个中学生去冀东解放区。

去的时间非常不好。正好赶上整风,就把我们铐起来了,可疑份子,你们怎么跑到冀东来了?又不是没饭吃,这些人有的家里还非常富裕,又不是要分房分地,你们来干吗?铐起来,有些就吊起来了。那些孩子最小的十四岁。那时候手带背铐,都磨得露出了骨头,流着黄水,没办法就「坦白」了,说自己是「托派」「国民党」,就把我们驱逐出境赶回天津。坚持不坦白的就被杀了。国民党的监狱很残忍,但是当他没有证据的时候是不动刑的,共产党这一点上不如他们,可以屈打成招。我们被赶回来,大伙都憋着一肚子气,又跑到城工部去,城工部打电报到冀东去给我们平反。

解放后,我的历史复杂化,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历史上给你记了一笔帐,为甚么你被怀疑呢?其实都是自己写的自传,那时候有一点事都要交代,前三代后三代。以后再根据你交代的材料,整你。坦白从宽严惩不怠,抗拒到底回家过年。

平津解放后我到天津去接管。新大众报进北平,经济上特别困难,没有钱,又把我从天津调回来,调到报社搞管理,当工厂厂长。出版社就是这么办起来的,印书养活报纸;后来赚了钱,发展起来了。干不好没事,干好了就来事了。三反的时候,就把我拿下来了,一个作家在我们那里预支五百块钱稿费,我批的条子,但是后来发稿费的时候,财务上没扣,又给了一份,当时五百块钱是个大数,而那个作家又不认帐了,让我退赔。我到处借钱还。政治上又查我怎么混到革命队伍里的,党籍也开除了,历史不清楚,来历不明,在冀东还被抓过,以后一到运动就整,当死老虎整。在这一点上和宾雁背道而驰,他从十四级提到十三级时,正好是我降级,从十三降到十四级。

这时候我没事干,就开始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下印了几百万本,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一九五五年后,又有一次审干,这次比较负责,从我离家开始,所有的证人都找到了,把我的事情全都搞清楚了,恢复工作,成立文学编辑室让我当主任。告诉我,你可以重新入党了。我说,应该给我恢复党籍,可是他们不同意,恢复党籍不就表示党错了?我不同意,坚持要恢复党籍。

发了宾雁文章一同成为右派

就在这时候,宾雁写了《在桥梁工地上》,我就去组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九五六年。当时他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也不知道我写过甚么。谈的也很简单,两篇文章,还有《本报内部消息》,就说我们想出这本书,他说好吧,就答应了。

那次我们也谈了一些事,主要是谈了苏联文学。在这一点上,我和宾雁爱好一样,都是从俄罗斯文学到苏联文学启蒙的,读的书也差不多,一谈当然看法都差不多,俄国文学里那种批判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多余的人等等。

回来以后,领导上对他的文章也有些意见做了些修改,改的也不是太好,把工人罢工的事都改掉了,也是一个版本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版本,也还是出事了,一九五七年,就把这事弄出来了,说你也别恢复党籍了,干脆当右派去吧。

在出书的问题上,我的罪状落在文字上的就是和右派分子刘宾雁一拍即合。以后宾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后来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好的是我也没揭发他,他也没揭发我。

后来看到自传,我才知道宾雁下放劳动。我爱人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我没下去,因为正在编一本书《刘志丹》。我是责任编辑,帮着写一点,五八年改到五九年,稿子送给中央看,给习仲勋看,觉得不错,又要补充,六二年就印出了样本,又送审,结果被告了一状,说是给高岗翻案,弄成反党小说,就是毛主席说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样我一个问题没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了,连中三元,从解放前开始,每个运动都没逃过,开除党籍没解决,打成右派,右派问题没解决,又打成反党份子,和共产党有缘。这以后整天写交代,一直到六五年,问题解决不了,结论也做不了,这时候康生说了一句话,工人日报的组织不纯,写《刘志丹》的编辑就是右派,为甚么还留下?于是工人日报就不敢留我,就把我下放到山东,不敢留我了。那时候我爱人已经到了山东,去教书,把我也分到山东,挂在山东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哪里领工资,无所事事。孩子也都带下去了。

第二年,文革开始,就又把我揪回工人日报,天天斗,不过那时候因为有关这本书的都是大人物,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所以轮不上我了,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做不了结论。后来办五七干校的时候,工人日报就撤销了,又把我送到山东去。在文革中,我的两个男孩死了,一个是打死的,一个是自杀的,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一个说是狗崽子,打得死在郑州的医院里。一个是在内蒙的兵团里,当时我们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把这个小五送给他的姨,他姨是党员,姨父是大学校长。后来也是插队,兵团的领导贪污腐败,欺负女同学,他就老告状,就给他关禁闭,说他是双右派份子子女,孩子觉得没前途了,就自杀了。

文革后与宾雁的交往

平反以后回来,我就去看宾雁,就是在人民日报宿舍,他见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没破裂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好,那好。」对于我们,这就是最大的安慰,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多。家里没破裂,就已经是最大幸福了,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算不错了。可以聊以自慰。

宾雁也不知道,《把一切献给党》是我写的,他在自传里还批评了,认为这个口号是错的。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这个口号没有问题。可是党背叛了人民,背叛了自己的宗旨的时候,这句话当然就有问题。后来我对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我也有看法,对谁都不应该忠诚,只应该对人民忠诚。我们曾经想展开一次讨论,把一切献给党,到底对不对,但是不允许我们讨论。我们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的思想观点一直是交织在一起。

以后就准备办《开拓》,他跟我谈起《第二种忠诚》,我说给我们发。稿子来了,大家传阅,讨论发不发?我主张发。雷抒雁反对,说不能发,一发准出事。我说能出甚么事呢?把总编辑抓起来?大家说不会;开除出党?也觉得不太可能;罢官?我说没关系,无非就是不干了;我本来对当官也没多大兴趣。

发了以后,别的也没甚么问题。但是当时王兆国非常积极,他刚当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实他也不是分管宣传。但是他对《第二种忠诚》里关于中苏论战的部份,认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杂志收回来。我说五万份大部份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还有一点没发的,我们改一改,撕下一页换一下。他也同意了,就改了剩下的几百本。结果王兆国视察工作的路上,从广东一直到上海,连续买了几本《开拓》,都是没改的。于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说我们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我们社长也是老革命,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就跳起来了,说,王兆国算老几,他就能代表中央了?工作组的人,二话没说就走了。他们回去就打报告说我们对抗中央,这个报告,从习仲勋,胡启立等一个个都画了圈,又要派工作组要我们做检讨。当时全总的倪志福还不错,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挡驾,说别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经家破人亡了,算了吧。这才挡住。以后倪志福见我还说,我保了你三回。

这事之后,我们都不能再干了,就都退休了。本来我和社长还都能再干一届的,就一块儿退了。后来这事一出,高瑜写了报导给《镜报》,「刘宾雁退出文坛」,这事对宾雁的影响很大。

以后,就是反右二十年纪念活动的事。这事宾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和我四个人发起。又说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的发起信拿来你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有人说是费孝通,但是费发了声明,从未有人为这件事情找过他)。结果钱伟长告密,(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说刘宾雁和王若望是不一样的,他是希望共产党好的。)我相信钱伟长告密,我一直认为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先锋队,我觉得这事宾雁找错人了。方励之和许良英没有等到宾雁回来就把这封信发了,我就算躲过了这一劫。(刘宾雁遗孀朱洪女士解释,刘并没为此事找过或告诉钱伟长,钱是接到方励之、许良英的来信后向上面反映。)

对于反右,六四,邓小平罪责难逃,他的文集关于反右一字不提,但是历史肯定会留下这一笔。中苏论战,九评都是邓小平组织起草的,邓逃不了责任。

《第二种忠诚》文章发了以后,上海海运学院被揭露的那个人就纠缠不清,来北京告状,写了一份很长的信,说与事实不符,要我们更正道歉。我就说,那好,你把信留下来,我们登在刊物上,让刘宾雁来答复你。他就急了,说:你这是甚么态度?但是就是不敢留下信。他要我们承认与事实不符,向他表示歉意。我不同意。我只能接受来信照登,为甚么不能登?回复他确实有小辫子抓在我们手里,文化大革命批邓的时候,他确实说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件事在我们坚持下,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八八年宾雁出国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托我办几件事。

宾雁是革命理想主义者

我的感觉,宾雁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我们这一代确实是非常忠诚的。宾雁是抱着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以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揭露丑恶的东西,但这本身是非常矛盾的。

有人说宾雁是人道主义者,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对于追求人类的解放,我们都是不会动摇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革命本身,又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往前走的,中共本身犯了很多错误,即使它不发生异化的时候,它也有很多问题。这样作为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宾雁不会容忍这些东西,他必然要用批判的现实主义去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当然到后来,共产党更加腐败,发生异化的时候,很显然,宾雁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看,更觉得丑恶,理想和现实差别太大。不理解他的这些想法,就觉得他为甚么老是揭露我们的疮疤,老是揭露阴暗面,就觉得不能容忍。在这点上,他不被现实所理解。其实真正变化的是现实,而不是我们的理想错了,我们的理想没有错。所以我看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文章,我觉得很可笑,他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他们从来没走到一条道上,曹长青和宾雁连同路人都不是,他是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宾雁是很清楚的,他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

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和中国的老保守主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极左派,中国的极左派和美国的极右有甚么区别,思想方法都是一样的,和美国新保守主义都是一致的。

我对反共份子不喜欢,宾雁反对共产党的错误,是站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高度,来否定共产党的丑恶现实的,他是站在共产党的上边,而不是站在共产党的对面来否定它,我是这样的看法。我们这些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对腐败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

共产党不可救药的地方,它已经不能自己完善自己了,没有新的造血功能了。虽然都是批判,共产党其实不是一样的。

有人问我,何叔叔你为甚么还不退党?我说为甚么我要退党?我是要把他们开除出去,是应该刘宾雁把他们开除出去才对!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旗帜不能丢

为甚么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丢了以后,别人就多了一根棍子打你。自由的旗帜也不能丢,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现在中国的任务是甚么,就是争夺美国的问题,和谁争夺美国?和台湾、日本、英国争夺,谁把美国争夺到自己这边,力量就要强大起来,中国为甚么不做呢?争夺美国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夺民主的旗帜。共产党为甚么不争夺民主的旗帜?老是举着独裁的旗帜,叫人家整天敲打你,就是要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现在不能放下来,如果你放下来,你就成了人家敲打的对象。共产党不这么做,就等着灭亡,你听不听是一回事,但是要说出来。宾雁揭露的目的不是惩戒一个贪官杀一个王守信,而是要说明你的问题在甚么地方,警告你们这样下去就是要死亡。所以这个旗帜一定要打,谁不打,谁就要灭亡,国民党当年不打这个旗帜,他就灭亡了,他到台湾后,又举起这个旗帜,他就兴旺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你说它是邪恶的也好,但是他的宗旨,老百姓的解放,老百姓的幸福,应该是没错的。

现在我不同意反共,共产党的一部份已经异化,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共产党,这是假共产党;真的共产党是刘宾雁他们。这要正过来。曹长青说宾雁一直没有放弃共产党,为甚么他要放弃?有甚么见不得人呢?宾雁的问题不是冤案,而是假共产党整了真共产党,要说的就是这些道理。我们并不认同中共今天的这种做法,甚么时候都不应该把民主的旗帜卷起来。现在国内的像我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共产党分裂的,没人赞同我的意见。要做党内反对派也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现实问题,房子、车子 ...... 有人写文章,老婆就不愿意了,说你别再写了,再写门口给你站上人,连我出门都不方便。万里原来还讲几句大话的时候,儿子回来就跟他说,爸,你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

我总觉得现在看来,共产党还是会分裂的,主要是年轻一代起来。共产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基本的看法比较一致。六四以后,我们(原来北京社科所的一批人)始终没散,还在写东西。新左派一直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国内保存的这股力量还是不错,力量越来越大。我自己这几年就替他们说话,遇到甚么需要有一个态度的时候,就通过我来写一些东西,成了发言人。宾雁那时候要是留在这里就好了。他们害怕他,也正说明了他的分量,他真正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真正能够倾听人民声音的。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民众,跑到对立面去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就连资产阶级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现在的资本主义还不知道变成甚么样呢。就是因为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产阶级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教训,才有后来的福利国家。有些人把共产党的一些错误都归到马克思身上,不妥当。把坏蛋做的事都归到共产党身上,也不妥当,主要是他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现在解决的办法,也不是不叫共产党说话,而是大家都能说话才行。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代替共产党,这是它的彻底,也是它的愚蠢,一旦它失去控制,就是无政府状态,就会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现在就是不知道谁是敌人,每个人都是敌人,将来成为社会病的时候,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成为每个小区都要成立自卫团,保护自己。

《开放》杂志 200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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