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四月 03, 2007

文革浩劫,谁是制造者、谁是蒙难者

作者:刘国凯

一、共产党变造抗日战争史实给我们的启示

一个社会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给后世,是后世能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正确评价的基础。而就这个社会自身来说,对於重大的、持续的历史事件能否留下真实的记录给后世,则是这个社会自身素质高低的体现。如果它蓄意留下一部经过刻意变造的历史,那么就有理由怀疑这个社会的主导人物和阶层怀有阴暗的内心世界。

人类生生不息。社会的链条一环又一环。每一环的生成取自上一环的“组织液”,又分泌出“组织液”去孕育下一环。如果某一环分泌出的“组织液”中含有相当数量某种“病毒”乃至“癌基因” ,那么,就会导致下一环发生病变乃至癌变。要从历史事实上找出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俯拾皆是。最典型且较近期的莫过关于国共两党在日本侵华时期作为的公案。

我们这一代大陆中国人在共产党官办的教育体系中,无论是语文课还是历史课都一再被灌输国民党政权卖国的历史定论。共产党编制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面对日军的进犯国民党军队如何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侵略者,而同时却积极制造摩擦,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甚至派遣大量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专事攻击共产党的伪军。我们还被告知共产党如何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共产党如何抗击着百分之六十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如何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解放了大片国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在这种教育下,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对国民党切齿痛恨,对共产党无比尊崇。由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表现的优劣很自然地引伸出国民党腐败反动、误国卖国,而共产党清新进步、爱国救国的判断。更还可继而诱导出国民党政权反民主反人民,共产党政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论。这就是社会的“病变”之一。我们都曾一度 “病”了。否则我们怎么会持有这样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并由此更加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呢?

一个肌体基本健康的社会分泌出的“组织液”基本也是健康的。换言之,倘若某个社会分泌的“组织液”中带有正常值以上的“病毒”、“癌基因”,那就可以推断它本身就是个病变的社会。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做了那么多手脚,隐瞒真相,捏造事实,这说明它本身有鬼。而其所以如此行事,是为了使人民、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的一代又一代后辈们“病”倒。了解真相、神智清醒、具有一定洞察力分析力的人民有能力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只有“病”倒了的人民才会去拥护尊崇一个专制政权。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著书撰文,道出了抗日战争的许多真相。我们得以拨去罩眼的迷雾。如辛灏年先生所著《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有数据是:自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军(按-指国民党军队)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战死三百二十多万人。牺牲在战场上的将军达两百多名。而共产党军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战死抗日疆场。仅有的一个左权其实也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逃避战斗的转移路途上。共产党甚至至今连它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起码的伤亡数字都不敢公布。另一个发人深省的数字则是,共产党军队1937年仅三万多人,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膨胀至120万正规军和 100万民兵。共产党唯一用来大书特书的平型关大捷,近年亦被揭露真身。其所袭击的并非整个阪垣师团,而是它一个七、八百人的辎重补给部队。另外,彭德怀出於爱国心和军人荣誉感而顶着毛泽东的压力所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成为日后彭被指责一贯反毛的重要罪证),共产党自报战果是毙伤日伪军一万五千多名。这与国军的战绩相差实在太远。

从抗日战争的国共公案联想到文化革命,不难悟出当今对文革的评判亦有可能被共产党的强力推入或蛊惑诱至完全为其所用的地步。

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革命种种变故虽然面积甚广,但之后都在共产党编制的严密铁幕之中。不象抗战问题还有个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有能力发出不同的声音。抗日战争的这段公案启示我们,既然共产党对这段透明度极高的史实都敢於任意歪曲变造,那么,对於当今所有程式都掌握在它股掌之中的文革记述和评判,还有什么不能为所欲为地搓捏揉折呢?

二、算清文革浩劫之账

共产党对文革史实最集中的变造歪曲是炮制了一个“文革浩劫”论。这个“论”经过它御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灌输,至今几乎已控制了所有人的头脑。一个内容极为错综复杂、深度广度都空前绝后的社会大波,被它高度简单化为几个字--“文革浩劫”。有位署名为“萧喜东”的网络作家在他的一篇论述文革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文字:“对文革这一重大复杂事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官方文革史学和大部分国内、海外文革文献都作了一个极端概念化、简单化的回答。这类概念化、简单化地评价文革的作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不如说是有意压制历史的丰富信息、掩盖历史的主流,如同把一个根深叶茂的历史大树,削砍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段光秃秃的树杈。在这种霸权语言的支配下,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即使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把那些‘十年浩劫’之类的空洞词句倒背如流。公众对文革的历史知道得愈来愈少,对文革的成见却愈来愈深。对文革中种种事件无所了解的人,也能对文革大加议论一番,还会议论得 “很深刻”、“很有道理”,拿来和那些官方权威的讲法相比,也一定八九不离十。” 笔者十分赞同这位作者的分析。同时笔者还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的“文革浩劫”论专门作一番剖析。的确,文革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受到或多次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哪些人受到冲击最使共产党铭记于心恨意难消;又有哪些人受到伤害共产党最不以为意呢?并且,哪些伤害是真正的伤害?哪些“伤害”是该受的惩罚?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在哪里?为能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且先按时间顺序罗列一下发生文革迫害的基本情况。

(1)1966年5、6月间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一些中共高官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遭肃整。稍后各省、省会级城市的中共宣传部长也以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被肃整。如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和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王澜西。同时还有许多大学校长、校党委书记被肃整。如武汉大学李达、中山医学院柯麟、郑州大学王培育等

(2)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晗、小邓拓。其打击面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程度上也远为严酷。使用了第一次反右没有使用过的暴力批斗、关押殴打。熬不过血腥迫害以自杀求得解脱者甚众。

(3)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他们首先在校内殴打出身“不好”的老师、校长乃至同学。把他们打伤打死。继而冲向社会,任意抄家打人。受害者是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并迅速扩大到传播“封资修”的黑线文士艺人和前资本家。许多人被殴打至死或熬不过那肉体伤痛和精神侮辱而自杀。著名文士老舍的投河自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贵族红卫兵的暴行甚至还引发了某些地方的“贫下中农”也对本地的前地富分子大开杀戒。如北京附近的大兴县就以棍打活埋的方式杀死了三百多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有八十多岁,年纪最小的刚满月。有二十几户人家被满门杀尽。

(4)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於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工、机关职员、工厂工人都藉着响应毛的号召行动起来,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势力膨胀,贵族红卫兵渐趋式微。工人职员造反派开始形成。

(5)1967年1月毛号召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响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於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除继续批判当权派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揭露批评他们一向以来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恶劣行径。

(6)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持扶植。这次镇反狂潮中最血腥的事件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学生和工人169名打伤178名。

(7)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因为他还需要造反派为其政治清洗造声势。於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其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1967年 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持、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并且由於他们易于从军方那里取得枪支故在武斗之初都占上风。造反派则从中央文革那里得到支持,遂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

(8)1968年7-8月,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造反派应予“鸟尽弓藏”。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迹象表明它已严重脱轨以至会动摇自己政体的根本,故只得下重手实行“兔死狗烹” 了。

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形势与一年前已今非昔比。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持保皇派向造反派大举进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在严酷的镇压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

(9)1968年秋,在血腥大镇压的基础上,由“革委会”、“工宣队”主持开展长达约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造反派进行清算。无论是工人、机关干部或学生,其组织的头头骨干均被投入监狱或“牛棚”接受批斗。大中学生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进行分配。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文化革命前的原有政治秩序迅速重建。文化革命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

不过,这场运动首先拿来祭旗的还是经典“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经典“阶级敌人”在运动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就受尽虐杀,许多人已死于非命。1968年6、7月保皇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经典“阶级敌人”再进行一次虐杀。此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又一次把残存者拉上牺牲屠宰台。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经典“阶级敌人”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社会群体。他们任当权者及其走狗爪牙残害。他们象蚂蚁一样被碾死,象牛羊一样被宰杀。他们发不出丝毫的反抗声息,甚至连被宰杀时的哀号都瞬时消失在冷酷的旷野之中。由於残存到1969 年的经典“阶级敌人”为数实在有限,不敷使用,当局遂指令把“清理”范围扩大至“国民党残渣余孽”、不法资本家(在当时所有的前资本家都被视为不法)、小业主。以搜罗多些运动的牺牲靶子以壮运动之声威。

在把这些泛经典“阶级敌人”都“斗倒斗臭”后,就轮到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被“清理”了。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前造反派头头骨干无论如何也再难侥幸渡过这一关。他们被抓捕、监禁、批斗、殴打,被勒令交代反“三红”(红色司令部--按指毛中央,红色政权--按指各级革命委员会,红色军队- -按指中共所谓解放军)的罪行。他们的结局依其被挖掘出来的罪证而定。有的被定为逃亡地主、漏网历史反革命,遭押回原籍或关进监狱。有的被定为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打砸抢分子,在本单位遭受长期的“群众专政”。其实,前阶段对泛经典“阶级敌人的“清理”只是序曲,继后的才是正戏。通过对前造反者的“清理”,震摄了他们心中的不服;巩固了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也给文革初、中期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以上所述在笔者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一文中,是以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的。读者若要对文化革命的基本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请参阅该文。

中共官方对文化革命的断期是十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揉捏历史之嫌,而且系出於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为作深入研究,不妨在此继续罗列1968年之后至1976年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迫害情况。

(10)1970年,全年搞“一打三反” 运动。这是个可与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媲美的处决狂潮。

经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和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人们普遍盼望极度紧张的社会气氛会有所缓解。因为泛经典“阶级敌人”的鲜血润滑了社会齿轮,胆大妄为的造反者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总该松口气了。可是196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给人们以当头棒喝。社论题目是“进一步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果然,1970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就下令在全国大搞“一打三反”运动。打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是反贪污、反盗窃、反刑事犯罪。而实际上运动是以一打为主。

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挖出许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罪犯”一律判处重刑,而且死刑率极高。由於死刑案太多,中央复核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遂把杀人权下放给省、直辖市级。各地皆以杀人之多显示其革命性的坚决。一些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镇压,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造反派头头,此时都被从牢房里抓出来,重新判以死刑。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就述及他的牢友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再判枪决的。就连他自己和张家政、候湘风等都差点被杀。他们如同前批刘凤祥那样被从劳改场拉回长沙监狱,等待下一轮处决高潮就押上刑场。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中央又把杀人批准权收回。杨曦光等遂捡回一命。(八十年代有人著文,说是谢觉哉发现各地极度滥处死刑,要求中央尽快收回)。

其实当时真正有形的“反革命组织”极少。常有的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而已。这些人难以反革命组织入罪,甚至连反革命集团都谈不上。为了提高他们罪行的档次,便於判处死刑,中共当局遂制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反革命纠合集团。没有纲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领导机构,甚至连领头迹象的人物都没有,当局把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纠合集团,比照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判以重刑和枪决。

当时在广州,数十人的大规模处决进行了多次。其中最多一次过百。文化革命前,死刑布告多为一、两个人。此时红杠杠一大片。死刑布告贴满街头。我记忆中年纪最小的死刑犯是湖南的,只有14岁。罪行是现行反革命,公开呼喊反动口号。广州某工厂技术员,在自己单人宿舍里暗中画讽刺毛的漫画。被人在门缝中窥见密告。厂保卫干部趁其上班时破门而入搜到“罪证”后将其扭送公安机关。不久被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判处死刑。

(11)1971年,“清查五一六”。1967年间,北京有个小组织名叫“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该组织专事攻击周恩来。67年8月以后,这个组织已被压制取缔,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三年多后,1971年初中共中央突然决定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两年前“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套重演。许多前造反派成员都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逼供、批斗、殴打。很多人被打至伤残甚至死亡;很多人被迫自杀或被逼疯。

各地运动有一定的不平衡性。1968年夏季大镇压两广十分残酷,而北方诸省较缓和那样,“清查五一六”则在广东比较缓和,而北方却相当剧烈。

人们一直感到困惑,中共当局怎么会突然在三年多后要旧事重提。有人猜测,这是毛要讨好周恩来。让周出当年一股闷气。殊不知,运动一旦铺开,就为当权的前“走资派”和保皇派分子提供了又一次报复前造反分子的极好机会。

1971年秋,林彪事件公布后,政治气候逐渐缓和。社会上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基本中止。此后几年间的斗争主要存在于中共党内高层文革新贵集团和老官僚集团之间。这场斗争以华国锋伙同老官僚集团在1976年10月发动一场阴谋宫廷政变,把文革新贵集团(即所谓“四人帮”)一网打尽而划上休止符。按华国锋和老官僚集团的说法,文革十年浩劫至此结束。

在把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社会状况作了以上十一点的分述后,以事实为根据可以来探究中共的“文革浩劫”论的质地了。

从字面上来考查,浩劫是巨大的劫难之意。一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劫难必有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和劫难的承受者、受难者。就如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毁灭性的征战是劫难的制造者,而被他们侵略征服的欧亚各国各民族则是劫难的承受者。

1966-1976十年间中国社会有哪些巨大劫难?谁是制造者、施予者?谁是承受者、蒙难者?

1966年5-6月的中共高层政治肃整中,从北京的彭真到广州的王澜西等一批中共高官是劫难的承受者,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劫难的制造者。说得更具体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昧着良心顺着毛的意思把彭真等推出档灾。

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刘少奇邓小平及执行其指令的中共各级党领导是劫难的制造者、施于者。被迫害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是劫难的承受者。

1966年8-9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共产党的高军干子弟所组成的血统高贵红卫兵是劫难的制造者。无辜被虐杀的出身“不好”的人和文艺界人士是劫难的承受者。然而深究下去则还可知,这个劫难的根本制造者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实行阶级歧视压迫的共产党专制制度;是共产党在文革前十七年里对他们的子女所灌输的政治优越感。

1966年10-12月批资反线,这是共产党建政十七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广泛地把威严无比的各级共产党领导干部推上受质问、责难、批判的地位。瞬时乾坤倒转天地变色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对於他们来说不啻是遭受一场巨大的劫难。这个劫难的制造者是毛泽东。人民群众是施予者。没有毛泽东的决定、号召,那些草民百姓何以敢如此无礼嚣张地对待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然而出於政治上的难言微妙之处,使这些遭劫的共产党干部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而把仇恨的帐本都记在群众身上。

1967年一月夺权中,劫难的制造者施予、承受者,与批资反线时的角色相同。只是由於程度的加深,此时遭劫的共产党干部内心对毛已由不满上升为怨恨了。

1967年2-3月的镇压行动中,各地军方是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被镇压取缔的群众组织是劫难的承受者。深究下去,应洞悉最根本的制造者是共产党专制制度。武汉军方在镇压造反派时,武汉独立师一个副师长耀武扬威地说:“把你们(按指造反派)的头杀了来肥田,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知道不?”

1967年6-8月遍及全国各地的大武斗毫无疑问是一场大劫难。考察各地武斗过程可知保皇派是首先使用暴力者。而且他们由於有军方的纵容支持,故在武斗的起初阶段战果辉煌。

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由於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理论上的支持,例如江青公开号召造反派“文攻武卫”,造反派遂奋起抢枪自卫,武装起来反击保皇派的屠杀。

1967年夏季大武斗的开始十分类似一年前的“红色恐怖运动”,都是政治“好”的人对政治“不好”的人使用暴力。各地保皇派屠杀造反派时都是打着 “镇压反革命”、“不许右派翻天”的旗号。例如闻名全国的巨型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在攻击造反派时的动员令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不过造反派并不真的是象保皇派所说的那样都由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组成。实际上这些“黑鬼”在社会上只占极少数。如果造反派都只由他们组成,那如何能汇集起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群?事实是保皇派虽确基本以政治“好”的人组成,各级当权派和军方内心都倾向他们。但造反派中也有出身“好”的人,只是以出身不黑不红的人占多数,也有少量出身“不好”的人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就从质地上决定了1967夏季的造反派不会象1966年夏季的“黑五类”那样任人宰割。由於保皇派力量的强大并有军方支持,造反派开始的反抗力不足,已有被保皇派踏平的征候。此时中央文革的支持如及时甘露使造反派骤然振奋,更由於某些有政治投机心的军方人物靠拢中央文革,遂对造反派暗中支持。於是造反派的反击节节取胜。

全国(北京、上海这两个运动状况特殊的省市除外)的大武斗中,保皇派、造反派都死伤累累。说来双方都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造反派死伤的固然是普通民众,保皇派死伤的大多也不会是有身份的人物。但是这又不能用以否认保皇派的双重角色,即他们既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又是这场劫难的制造者。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追究到共产党制度的身上。

保皇派敢於并首先使用暴力是基於一种政治优越性和背靠大山有恃无恐的打手心态。也由於他们讲道理不是造反派的对手。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香港和海外的拥共派不就是当今的保皇派吗?看,他们一直在试图、甚至已经使用暴力。李柱铭有一次被一班所谓“维园老伯”围骂他“唱衰”香港,甚至动手推搡他。由於李柱铭极为冷静克制,甚至是忍辱负重,才勉强化解。刘慧卿的办公室被纵火,甚至写恐吓信扬言要杀掉她。1996年赵品路等民运人士在纽约华埠被大批拥共分子包围,辱骂他是“叛徒、汉奸、卖国贼”,并已有要动手揍他的迹象。幸亏美国警察及时赶到给他们解了围。1998年民运人士林牧晨等在旧金山花园角举行记念六四活动时,被亲共分子围攻殴打。林被打得鼻血直流。最典型的事例是纽约的铁杆拥共分子--当代铁杆保皇派、亲共侨团的头头人物梁冠军屡次动手打人。一次是2000年在林肯音乐厅对民运人士黄景贤拳打脚踢。一次是2003年当街殴打法轮功学员。

1968年夏季大镇压对於造反派是浩劫。浩劫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各地军方、各地保皇派联手制造的。决策人是毛。中央文革附和毛的决策。各地军方和保皇派对毛的决策欢呼雀跃,立即闻风而动全力出击,一举踏平造反派。到底有多少“黑五类”和造反派死于这场大镇压,中共当然不会去统计。民间也无法统计。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广西官方对广西文革大屠杀作了调查记录,并成书公诸世。这大概与广西王韦国清在八十年代中期失势有关,否则广西官方绝无此举。据广西官方所撰《广西文革大事记》,广西的这场大镇压死人十几万。这数目是否缩小,无可稽考。而且,此书系内部读物,起初稍有面世,但很快收回,不见于书市。

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是无辜民众和前造反派分子所连续遭受的三场浩劫。死、伤、疯者甚众。浩劫的制造者是毛泽东和各地掌权者,即整个重建的中共权力系统。在造反派被踏平后,保皇派亦解散其组织,回到单位内去做回他的“先进分子”,许多还受到奖励提拔,和转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纠察队”、专案组成员。他们在新生红色政权和重建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去做“清队”、“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的打手。

好了,至此可以进行统计了。纵上所述,从1966年到1976年间共有十一场劫难。其中有三场(“肃整高官”、“批资反线”、“一月夺权”)的承受者是中共官员。有八场(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66年8月红色恐怖运动、67年早春镇反、67年夏季大武斗、68年夏季大镇压、69年清队、70年一打三反、71年清查五一六。)的承受者是民众。

然而,仅以三比八来判定官与民各自所受劫难的份量并不精确,因为还须考虑各场劫难的具体构成和“含金量”。

第一场劫难纯属共产党内的鬼打鬼。账由他们自己去算吧。

其他两场中共官员所受的劫难无非是受批判,被“夺权”,“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和威严而已。而民众所受的八场劫难则是被关押、监禁、殴打、杀死,或被迫自杀。至今中共官方始终没有提供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较精确统计。常见的说法是数百万。这里面有多少个是中共官员?文革时期,我已注意对此作广泛观察,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党委和基层单位的当权派被群众批斗致死的。而且恰恰相反,许多工厂企业里由於当权派有保皇派的保护,他们受批判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毫无疑问,反驳我的人会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是被迫害死了吗?还有罗瑞卿跳楼自杀。其不死只是侥幸而已。且慢,对此我必须向你们澄清。刘少奇一类的死亡事件并不是民众制造,而是共产党残酷的内部倾轧所至。如在批斗彭德怀大会上把他打倒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包括“彭、罗、陆、杨”等中央和省级的一些“大走资派”在批斗会上所受的严重体罚,都应归入此类。

基於对文化革命中各种社会现象极为深刻的洞悉,我敢肯定,文革时期发生非刘少奇式的中共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那只会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一是这个中共官员被查出有确凿无误的政历“污点”。对这样的当权派保皇派不但不会去保他,而且会下死力去打他,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坚决。二是某些当权派由於错误估计形势而选择了支持造反派。结果在保皇派最终彻底得势以后,被保皇派迫害虐杀致死。有必要强调说明的是,这只是分析,我在文革期间还没有记录到这样的实例。当然,我的观察范围毕竟有限。就全国而言,我推测这两类当权派被迫害至死的个案即使有(如煤炭工业部长张沛霖),但是其数量一定极少(中共对此不作较精确的统计,或许作了但不公布)。且施暴者大多为保皇派。

再谈谈当权派所受劫难的性质。中共官员在1966年6-7月间执行“资反线”,把大量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1966年11-12月“批资反线”高潮中群众批判了他们有什么不可以?这算什么劫难?不能因为批“资反线”是毛泽东要搞的就予以全盘否定。群众趁响应毛的号召之机起而批判当权派是当年民众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丝毫不遮盖它的正义性。中共官僚在“批资反线”中所受到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劫难,而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破天荒地受到一点理所当然的冲击。

1967年初的夺权运动使中共官员失去昔日的绝对权威。民众更敢於批判他们。批判的内容从执行“资反线”扩展到他们平日欺压群众、享乐腐化的恶劣工作、生活作风。这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在此过程中或许有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的。这固然不足称道。但是,这与民众在那八场劫难中的家破人亡相比又算得什么呢?至於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的确滑稽,令当权派们深感委屈。事实上他们哪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是一直都在按毛主席的指使办事吗?尤其在文革前的几年,整个社会左得不能再左,把毛捧到神一般的地位。这里面全是中共各级官员的心血和功劳。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为了取得这个批判的合法性而已。当年我已清晰地觉察到,群众在批判当权派执行资反线整群众,和批判当权派平日欺压群众时是多么的群情激愤,而在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是多么敷衍走过场。我甚至听到过批判会开完后有人小声议论,“哈,有那么好的事,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我还真想走走。”“嘘!小声点,你这家伙别胡说。让人听见把你也拉上台去陪斗。”我在旁边听了冲着那两个中年工人笑笑。他们也向我做个鬼脸。

账,算了这大半天,应该是算清楚了。与广大民众在文革中所受的巨大劫难相比,中共官员所受的那点简直只是牯牛一毛,而且有些是自食其果和应该受到的惩罚,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劫难。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油然而生了。既然如此,怎么中共官方反而要把文革浩劫叫得震天响呢?问得好!

三、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心态目的和手法

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首先来源于他们那极其扭曲恶劣的生命价值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民众的生命和尊严是一钱不值的,而他们则神圣不可侵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算什么?1960年人为大饥荒中就死了一千多万人(国外有研究者推算是三千万)。当年毛的宠臣、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听到农村已大量饿死人的反映时,竟若无其事地说:“中国哪个朝代不饿死人?”其冷血残酷无以复加。

另一方面,群众冲击他们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对自身所受损失则感受为暴殄天物。虽同为中国人,但生命的价值在他们心目中竟是有天渊之别。他们受到那么一些波折便感觉为天大的劫难。

中共官僚阶级的浩劫记忆中除了他们自己曾受“批斗”外,还有他们子女的遭难。1966年底批资反线后,由中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失宠。他们不忿被抛弃,更不忿自己的父辈成了“走资派”挨批斗。他们除了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平民红卫兵身上外,还把矛头指向江青、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公安部。无奈,公安部只好抓了他们。这下不得了了,成了他们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铁证。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中虐杀了那么多的“黑五类”不是问题,公安部让他们坐了几天班房就是大问题。这就是中共官僚阶级的认知标准。

至今三十几年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当年“红色恐怖”运动的参与者出来稍作忏悔。而他们坐的那几天班房则成为他们被“四人帮”迫害,遭受劫难应予得到补偿的依据。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今中国权力圈和高级商界不都被他们所把持吗?

文革劫难中,民众所受伤害是中共官僚阶级的一万倍以上。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几百万人中,中共官员再加上文化艺术界名人的罹难者不足总数的万分之一。中共如此大声疾呼文革浩劫,难道就不怕引起人民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伤害的记忆而要求当局补偿吗?

中共当局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中共算是吃准了这一点。固然,中国人健忘已渗透在其民族性格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当局在强迫和诱使人民健忘。三百多年前满清征服者就使用了这一招。他们销毁了所有记录满清入关后残酷屠杀汉民族的书籍,并对敢于作此类著述者实行严酷的满门抄斩。以致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中国人都忘却了当年的血海深仇。陈天华等是在东渡日本后,才在日本的图书馆中看到明遗民记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书籍。由此激发起民主、民族的双重义愤。

当今,中共当局垄断着信息、出版业。它对文革实行筛选记录。文革浩劫被它圈述为共产党高干和文化名人所遭的厄运,还有历史文物被毁损。至于民众遭受的巨大劫难则根本不出现在它的笔下。久而久之,文革浩劫就可定型成它所需要的形状。

文革时中国有八亿人口。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以文革起始的1966年计),其中约四亿业已故去,一亿多已在晚年。对文革有真切了解者当时起码是读初中三年级。而这一拨人现今的标准年龄已达54岁。换言之,当今五十多至六十出头、对文革有直接了解,且还不算老,尚未退出社会生活者已不足一亿人。约只占当今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在这个年龄层的社会群体中,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他们没有以文字记述史实的能力。也绝无那份精力和物质条件。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城镇居民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正处于领取微薄的退休金,或更微薄的下岗费,乃至生活在全然无着之中。这些人已被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弯了腰。回忆记述文革对於他们来说无异是探索另一个星球的事情。在谋生之余尚有时间精力、亦有知识能力去回忆记述文革的,一般来说只会是六一至六六级的大学毕业生,和中学老三届中“搭尾班车”通过文革后恢复高考读上大学的人们。这一社会群体约只占当今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是当今中共当局的重点收买对象。除了象蒯大富之类很少数的造反派红卫兵著名头头人物被当局看牢外,其它若无特殊情况(如身体太差、行为出大差错等)都在共产党体制内做了官,或评上教职受到优待,亦有投入商界,颇有斩获者。这些人是绝对不愿意忤当局之意去唱文革反调的。更何况,这些年来风调雨顺的处境更使他们早已把文革记忆封存,乃至抛到九霄云外。至於有些投身过造反行列的更不愿意触动往事,暴露了自己不为当局所喜的经历,那会不利于自己的际遇,毁掉了自己的仕途,将是多么不智。

年纪比他们小的一代人在不惑、知命之间。这拨人及更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并无直接了解。这些年来没有任何翔实的文革记录提供给他们。他们听到的只是当局一面说词。先入为主的“十年浩劫”、“造反派打砸抢”、“造反派是四人帮爪牙,凶狠迫害知识分子”之类的说词充斥他们耳际、塞满他们的头脑。即使出於对中共专制制度不抱好感而对中共说词持有怀疑的人们,也无从对当局的伪文革说提出质疑。

有两件事情很能发人深省。

前不久杨曦光(杨小凯)逝世。网络上很多记念他的文章。在叙述杨曦光经历的文字中发生一个明显的错误。说杨曦光写《中国向何处去》时的年龄是14 岁。连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网站都这样说。我是该笔会会员。对其它网站的错误我可以不予理会,但对自己所参加的笔会则难以置之不理。我遂向管理网站的同仁提出。该同仁不假思索地回我几个字,“其它网站都是这样说的”。无奈,我只得再跟他算了道算术题。证明杨曦光写该文时是足19周岁。

这件事使我极感震撼,海外各网站上的活跃者都是对社会十分关注的人们。象他们都对文革中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事情被弄错而懵然不知,那遑论一般人对文革巨幅的了解?而没有了解又何来正确评价。看来想不被中共当局牵着鼻子走也难。

还有一件事情。2001年,杨曦光的“省无联”战友、监狱牢友、“省无联”头头张家政来到纽约。他是通过杨曦光找到我的。由於从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中了解到张在文革中有不足称道的作为。(请读者朋友参阅该书第110、222页),我遂不感兴趣接待他。但杨曦光对我说:“他(按指张家政)是应该被原谅的!”我深为杨曦光的宽容大度所感动,遂热忱地接待了张。我鼓励张把在文革大波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湖南“省无联”历程写出来。我承诺将全力帮助他,从文稿修改到出资出版。张家政很感奋地答应了。而且说他自己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出来的时候,国内那班昔日战友、难友们都对他作了这个交代,寄予很大期望。他绝不辜负他们。可是铁面无情的生活压力使他到处奔波。从纽约到外州,从杂工到送外卖,还在送外卖途中被歹徒抢劫,身份证件都丢了。后来听说他在曼哈顿中城的一个画廊中找到一份画工职业。时薪7元。我为他能基本安定下来感到高兴。但是,就是从那时起他就与我失去了联络。由於他漂泊不定而我有固定居所,故都是他来联络我,他不来联络,我就无从寻觅他。两年多了,张杳无音讯。我只能悲观地估计,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放弃了撰写湖南“省无联”历程的打算。这使我深为感慨。草根型的人物在海外虽有生活压力,但并无政治压力,也有出版渠道的社会环境下,想坚持作文革记述尚且如此艰难,那谈何在国内生活压力、政治压力俱全的恶劣社会生态下呢?象张家政这样曾作过省级大型群众组织头头,曾被判死刑,从鬼门关上爬回来,蹲了十几年大狱的人,最终都放弃写文革史实的打算,那还能指望谁去写呢?文革期间真正的受难者都沉默不语了,共产党还担心什么呢?只有中共在大叫文革浩劫,叫得最大声的当然就是感到最痛的。按此常理推论之,共产党当然就是文革浩劫的承受者了。

说来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主要目的还并不是为自己及其子女诉苦。他们心里明白,那点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何况这些年已得到千万倍的补偿。其炮制文革浩劫论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为此,共产党是以三道工序来完成的。一、定论文革全是浩劫。二、指控造反派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从而使所有的人都憎恨、鄙弃造反派。三、既然如此,那么文革造反派所做的一切都应予以彻底否定,当然也包括他们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行为。通过这样三道工序,务使文革造反派犯上作乱的行为不被肯定,务使社会上每个角落里的造反犯上的基因都被彻底铲除,不被继承下来。

在这三道工序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步。一个笼统的文革浩劫论不难在抽象的意识层面上过关。确凿的文革浩劫制造者被人们憎恨亦顺理成章。关键则是指控某一个社会群体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须具有说服力。为此,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有内在联系的程式。

1、否认术。否认文革群众组织中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说所有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理由是他们都宣称忠於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造刘少奇、封资修的反,都造本省走资派的反。

共产党这是在装蒜诈懵。共产党何尝不了解文革保皇派组织以“红”成分的人为骨干和主导,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其中。这与以平民身份为主的造反派组织有着质的不同。共产党还何尝不明白,保皇派的政治行为是维护文革前原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造反派则是在冲击这个秩序。共产党的装傻诈懵是为下一步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作先期铺垫。

2、移花接木术。在否认术的基础上把保皇派所干的种种恶行都栽赃到到造反派的头上。

造反派在文革中真正令共产党深恶痛绝的“恶行”是批判斗争共产党领导干部。共产党深深洞悉这一恶行的巨大危害性绝不仅仅是令这些领导干部个人的威望、精神乃至身体受到损伤,而是使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受到严重打击。文革前,每个地区、每个单位的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反对本单位领导的言行,那怕这个领导只是个20级的乡股级干部,都可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文革造反运动后,这一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共产党领导干部身上神圣的光环暗淡了。人民群众对他们不再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了。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的威严的确是以各个具体共产党领导干部个人的威严作基础。换言之,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是各个领导干部绝对权威的有机迭加。基础松动了、流失了,其整体结构也就有崩塌之虞。文革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刁民辈出难道不正是源于文革造反运动吗?说来,共产党干部是多么怀念文革前他们说一不二,人民群众匍匐跪仰在他们面前的岁月啊。可是,这一切都给那班造反的家伙搅黄了。这怎能不令他们疾首痛心切齿痛恨呢?共产党干部当然也明白文革造反派之所以敢於如此大胆妄为,是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暂时许可。但是,对毛是不能正面否定的啊!顶多只能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轻描淡写地讲几句。因为无论如何,毛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根本象征。一旦彻底否定毛,就会危及共产党体制的根本。故共产党内的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都强忍下对毛的怨气,而把所有的仇恨都倾泄在文革造反派的身上。尽管当年那班造反的家伙都早已为他们的胆大妄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仍远远不够。最重要的不是把他们抓进牢房,或把他们枪决掉,而是要把他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彻底“批倒批臭”,务使今后再无仿效者。

可是,如果共产党对大家说,造反派之所以可恶是由於他们当年批斗过共产党干部,那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引起某些心怀叵测者的兴趣。因为共产党知晓,当今的中共官僚在民间的印象是多么糟糕。最聪明的作法是着重把文革期间中共官员之外的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虐杀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从而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憎恨它。为确保此大计的实现,必须另辟蹊径。共产党挖空心思终於找到了,那就是否定术加栽赃术。可是还是有个问题。尽管共产党搞了这很巧妙的两术,但具体指控文革造反派迫害虐杀民众的“事实”总不便全由共产党越俎代庖去讲,得由蒙难者自己来说才最有力。

无庸讳言,事实表明共产党这一毒计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系仰仗某些心智蒙尘的文化人的协助配合。

许多知识界、文艺界人士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牺牲品。在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和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们就已深受其害。到了1968年夏季的大镇压和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他们之中有些人又被拉出来陪斗一番。其实他们在过往的两年中大都没有参与本地区的文革运动,没有任何“罪行”可言。批斗他们完全是主政者为营造用以镇压造反派的恐怖气氛的需要。我清晰地记得,在广州的1968年夏季大镇压中,广州最负盛名的画家关山月又被拉在广州河南小港新村路口游斗。看看他那一把年纪,又在八月的毒阳之下长时间地弯腰低头,我真为他难过担心。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多知识、文艺界人士又因其“解放前”的某些经历受到审查。老舍是连1966年的“红色恐怖”关都未熬过。但是,基於人强烈的求生欲望,大量的知识界文艺界蒙难者还是熬过来了。对於他们来说,熬过寒冬就是明媚的春天。“四人帮”和“凡是派” 继倒台失势后。共产党老官僚集团主政。他们给曾遭苦难的知识、文艺界人士以优厚的补偿。

知识、文艺界人士是有能力、有渠道说话的。他们当然要述说、控诉自己当年无辜受罪的遭遇。既然如此,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摆出来了。把谁摆到劫难制造者的地位上去?1966年第二次反右是谁搞的?就是当今给他们平反、补偿的共产党老干部们搞的。“红色恐怖”是谁搞的?是这些老干部们的子女搞的。1968 年大镇压是谁搞的?军方和保皇派搞的。当年的军代表们是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如今(指八十年代)单位里掌权的许多就是当年保皇派人物。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是谁搞的?也是由保皇派骨干分子重组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专案组”搞的。

要著文述说文革浩劫的知识文艺界人士面临裁量,把制造浩劫的罪责算在谁身上?照直说吗?显然不妥、不智。今日的补发工资、升级晋职称,分好房子,还有那台上台下的风光乃至出国考察、进修的机会不都是他们给的吗?不过,既要讲那档子事,总得有个垃圾桶扔垃圾啊。哦,有了,主政者们不是在一股劲地诅咒造反派吗?那就把所有的账都算在造反派的头上,把所有的垃圾都扔进造反派这个垃圾桶里吧。於是乎,人们看到连篇累牍的回忆文章在讲述造反派怎样作威作福迫害知识分子。甚至在造反派还没有产生的1966年夏,和造反派已经被踏平之后的1968年夏、1969年“清队”,乃至更迟的“五七”干校中,都有子虚乌有的造反派在为非作歹,在横行霸道。中国现代版的“天方夜谭”就这样写成了。中国当代最大的“冤假错案”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共产党在一旁看了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文化人还真明事理、够意思。花些钱银优待他们也确值得。还是主席的“毛与皮之论”讲得好啊。他们知识分子毛就得附在我们共产党皮上。而且这毛若强劲的话还真能起到保护皮的作用的哩!

许许多多的张家政们由於种种原因都选择了沉默。而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士则在不停地如此诉说。一代又一代没有文革经历的人们接受着这单一片面乃至谬误的信息。为表示自己知道文革并具正义感,他们也跑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造反派一番。众口铄金,文革造反派看来是“遗臭万年”,永无洗刷之日了。

可是,共产党别高兴得太早。尽管成千上万的张家政都缄默不语,尽管“为造反派在历史上恢复名誉”的中流砥柱人物杨曦光业已英年逝去,但还是有人要竭尽全力去呼喊。要拼出全身每一个细胞的力量去搜寻真实的历史。以真实的历史作根据去争回世间的公道。大地的劲风终究会驱散迷眼的浓雾。文革劫难制造者脸上那层伪善的面纱终将被揭去,露出真实的狰狞面目。而文革造反者则因反政治迫害行动的正义性,及其因此而遭受的劫难终将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海外有正义感的学者已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美国狄金森学院图书馆研究员宋永毅先生最近主编了《文革大屠杀》一书。在该书所记述的七次大屠杀中,除内蒙内人党、云南沙甸惨案有民族因素外,其它五次被大规模集体屠杀的都是“黑五类”、造反派,或两者兼而有之。从来没有保皇派遭大屠杀的事件。这充分说明了谁是文革浩劫的承受者、蒙难者。

共产党变造抗日战争历史,曾一度似已成功地蒙蔽了大陆人民,抹黑了国民政府,但是终究不敌世间的正义。国民政府抗战的功绩终为世人知晓承认。共产党消极抗日趁机坐大的卑劣行径则为世人所不齿。当今共产党又在变造文革史实,以图掩饰其文革恶行,并把污水泼在文革劫难的真正承受者身上。然而,可以断定的是,历史的真相毕竟掩盖不了,世间的公理终将寻回。共产党必将重蹈其变造抗战历史之覆辙,落得徒劳无功并自暴其丑的可耻下场。

四、文革浩劫乎?共产党浩劫乎?

中共当局“文革浩劫”论的期限是十年,故又有“十年浩劫”之说。即“浩劫”始于1966年,止于1976年。可是且慢!共产党健忘了。难道1976年以后就没有浩劫吗?也许共产党在那以后就再没有受劫感,可是民众不同。我们依然明显有遭受劫难的感觉。

1977年共产党凭空臆想地断言“阶级敌人”会乘“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之机,在社会上制造动乱,妄图攻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故必须对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予以严厉打击。於是乎,张志新、史唐枫、王申酉、贺春树等全国各地一大批在押政治犯被处死刑。广东韶关李小益等几个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当时因背后议论毛,被告发后亦判死刑,后改死缓。李一哲等在“四人帮”时期只是受批判,而此时则被抓进监狱。1977年1月笔者因书写张贴“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的大字报亦遭关押审查。而在此之前写这样的大字报是不会有大麻烦的。可见,1977年,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这对民众,尤其是思想活跃的人们完全是一场劫难。

1978年岁末,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解冻生机,人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大批民主青年冲在第一线。北京出现了民主墙。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出现了民刊。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热切地希望中国从此摆脱毛的阴影,走上民主之途。可是这些都如一现之昙花。1979年暮春情况就骤然发生变化。并终究以一场大面积的镇压作收场。许多民主青年被判以重刑。侥幸未入监狱者也长期处于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中。这对於中国一代民主青年当然也是一场劫难。

八十年代早、中期,中共当局发动过“批判苦恋”、“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思想镇压运动。由於未动用暴力,故对受压者尚不算劫难,但亦是阵阵阴风。

八十年代未,中共干下恒古旷见的惊天惨案--六四大屠杀。中共动用坦克、机枪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死亡人数依中共说法是数百人。国际社会的估算则大大超过此数。即使以中共自己承认的数目来看,也是在古今中外都名列前茅。共产党审定的历史教科书总是以“三.一八”和“一二.九”事件来大肆渲染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学生。可是,学生们在这两个事件中所受伤害不足六四大屠杀的百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尤其恶劣的是共产党在干了大屠杀以后,还振振有词宣称屠杀有理,四处追捕侥幸逃脱屠杀的学生。时至今日共产党仍丝毫不改弦易辙。比较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1848年、1871年两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可知中共凶残横蛮的登峰造极。法国的那两次冲突都是工人阶级首先使用暴力,资产阶级嗣后动用国家机器予以镇压弭平。但十年之后(1859 年和1881年)法国资产阶级就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大赦曾参与暴力行动的工人,和因不同政见而被驱逐到国外的人们。

六四大屠杀是整个中国一场空前的特大浩劫。其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之深不是用语言可以作足够的阐述。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国进入了已长达十五年,至今尚无穷期的超级“勃涅尔列夫时期”。政治持续专制黑暗,经济畸形繁荣,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极端悬殊,权贵资本主义肆虐,社会道德沦丧。可以说由中共六四大屠杀所制造的中国当代的特大浩劫一直在持续之中。十几年来,中共官僚阶级当然过得极为写意,可是千百万的底层民众呢?去问问那些两餐不继者;问问因无法凑足学费而自杀的学生或家长;问问因暂交不出押金而被医院拒收致死的工伤民工;问问误食毒酒毒腊肠的病死者;问问因重覆使用一次性针头而染上艾滋绝症的不幸人们;问问……中国是不是在一场未见穷期的浩劫之中?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肯定的。

考察了当代不妨再回顾一下历史,共产党在文革前的岁月里又做过一些什么?

1963-1965的“四清”运动中,各地各单位都挖出了许多“逃亡地主”、“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历史反革命”。他们被开除出“干部、职工队伍”,遣送原籍,交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1960-1961年,超过千万的中国人(主要是农民)死于共产党一手制造的饥饿。许多地方,例如河南信阳等地是整村整乡地死绝。

1957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被共产党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遭到从降职开除到押送劳改场的种种惩罚。灾难延及他们的家庭和子女。1962年毛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后,血统论迅速肆虐。右派分子的子女在升学就业方面受极歧视,直至1966年的“红色恐怖运动”中精神和身体都遭受极大摧残。

五十年代初,中共搞的“镇反”运动(稍后还搞了一次“肃反”)那真是要用杀人如麻来形容。未及与大队一起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被抓到后,根本不经过起码的司法程序就整车整车地押上刑场实行集体枪决。。。。。。。

事实表明,自从共产党以暴力颠覆一个基本建立了民主架构的国民政府,篡夺、垄断了中国的社会公权力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处于浩劫之中。文革中有浩劫,文革前也有浩劫,文革之后还是有浩劫。浩劫的制造者是谁?是中共。浩劫的承受者蒙难者是谁?是民众。

固然毛泽东整过刘少奇、邓小平等。有些中共高干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林彪一家就是典型例子。他们当然认为自己遭受过浩劫。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遭受的与民众遭受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劫难。民众遭受的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虐杀。他们遭受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邓小平几乎被毛泽东、林彪整死,但这完全不妨碍他比毛泽东更凶悍地屠杀人民。对於民众来说他们是一丘之貉。都是残暴的统治者、虐杀者。如果他们能从自己曾遭受的劫难中悟出暴力的罪恶并摒弃之,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和处置民众的和平抗争,那将是一种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可惜的是至今共产党的主流派仍无丝毫觉醒的端倪。既然他们仍认定以暴力镇压民众和平抗争的作法为理所当然,那还有什么资格煞有介事地把自己装扮成文革浩劫的蒙难者呢?。

由於无论是在文革中,抑或在文革前、文革后都存在着共产党制造的浩劫,故“文革浩劫”一说是含混不清的,没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它非但不能传递清晰的信息,还会给人们以错误的暗示,仿佛中国只在文革时期有浩劫,和文革中只有浩劫而无其它(如无民众反共产党政治迫害的正义斗争)。而且,它也未能指明浩劫的制造者施予者和承受者蒙难者。准确的说法应是共产党浩劫。这个说法确切明白。它既能一针见血地指明中国有着与中共执政俱来的、连绵不断的劫难,同时又言简意赅地挑明这些劫难的祸根--共产党专制制度。由於共产党与民众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共产党制造浩劫,受难者也就不言而喻地是民众。

既然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共产党浩劫,那么为了使中国永久地消除劫难,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想来除了终结中共专制制度外也不会有其它的办法了。“庆父不除,鲁乱未已”。全中国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为此而努力奋斗吧!

2004年8月

刘国凯文集

四十周年评文革

2006.12.27

(首次播出日期:2006-10-27)

2006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世纪漫谈》邀请美国著名文革史专家、最有影响的民间文革学派的代表人物刘国凯先生,为我们评述文革。

刘国凯先生文革理论的特色之一,是将文革划分为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后为了增加政治敏锐度,他将文革中的人民线索改称为“人民文革”。在这个系列节目里,刘国凯先生纵向梳理了文革的官方线索,并横向解析了人民文革的内容。此外,他还介绍了文革研究现状,并呼吁更多的人为后代留下真实的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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