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四月 10, 2007

顺便,张铁生简介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造就了文革中“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张铁生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但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关于教育的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对“书呆子”的不满。信中强调自己热衷于农业生产,繁重劳动让其没有办法复习。他还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因为考试被“大学迷”给垄断了。

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张铁生说:“对于我这个城市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这封信被同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同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中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这封信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张铁生的迅速窜红在现在看来显得有点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有其深意。由于毛泽东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1964年、1965年已在高校招生中明确提出贯彻“阶级路线”问题。那些即“出身不好”的学生能考上大学真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张铁生只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一个“造反榜样”,也是四人帮冲击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的一个工具。

进入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彻底贯彻到教育体系上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学生昔日敬畏无比的老师赶出校门,到了8月中旬,“大串连”如火如荼,“大抄家”肆行无忌,“红卫兵”更成为江青等人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1973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中的文化考试,虽然招生对像是“知青”、“青工”、“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广大在校学生和其它青年毕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一时,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也开始发奋读书了,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也无多少市场了。

这个对于靠“造反”发家,并且以“红卫兵”为筹码的四人帮,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况且,这也违背了毛泽东的教育主张。在中国官方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注定了毛泽东不可能将知识作为教育的重点,这也决定他与1973年刚刚开始恢复正常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张铁生正好是符合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当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典型。

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并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是从他和前未婚妻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出一点他的性格。小侯是张铁生还没有成为“造反英雄”时的未婚妻。张铁生上大学后,名声越来越大,小侯心里没底,便止步不前了。

但张铁生并不是在感情上见异思迁的人,大学三年,他写给小侯的情书不断,并公开了他们的关系,也斩断了一些姑娘对他的情意。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但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

在张铁生入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都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由此可见,张铁生也一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在当时那个“革命”环境中,阶级观念是很多青年心中的印记,他当初写那封信或许是出于一种不平,又或许出于一种对自己“阶级”的维护感。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一张白卷使张铁生得到四人帮的“赏识”,登上全国人大常委高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同时这也使他因此随后在狱中度过十二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张铁生只能算是被四人帮“发掘”出来的,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的一颗棋子。

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星岛环球网

附录:张铁生起诉杂志:白卷英雄成千万富翁报道失实

近一段时间来,张铁生家经常响起莫名其妙的门铃声,每有声响,妻子总是提心吊胆,难以入睡。

12年前,张铁生抱着“逃离尘世”的心情,走出凌源监狱的大门。

12年来,他一直小心地回避着媒体的追踪,他和他的家人都想悄悄地过普通人的日子。

如今,这一切已成奢望……

冲突:千万富翁?

2003年10月,沉寂多年的张铁生突然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一篇《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的抢眼文章刊登在湖北知音出版集团所属《打工》杂志上,并在短短几天内迅速被各大报刊、网站转载,读者、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各种评说莫衷一是。

"这是一篇失实报道",再次被传媒推向风口浪尖上的张铁生愤怒了。

2003年12月15日,在向《打工》杂志多次提出意见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张铁生委托律师到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起诉《打工》杂志及其记者程龙华侵权,强烈要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侵权行为,并责成被告在《打工》杂志以及转载此报道的所有报刊、杂志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要求损害赔偿10万元,请法院将这笔赔偿款转交给沈阳市的贫困地区康平和法库县的希望小学。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2日受理此案。近日将向被告送达起诉状。

真相:雾里看花

在递交到法院的起诉书中,张铁生对于《打工》杂志刊文经过是这样述说的:

《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追求所谓新闻效应,也为着盈利目的,处心积虑地计划在我身上搞一次新闻报导。他知道我一直拒绝媒体采访,就多次找辽宁日报社记者王冬梅约稿。程说,找别的记者采访不到张铁生,必须找王冬梅。被王冬梅回绝后,他改换了战术。以报道公司为借口、为诱饵,从正面直接找到我所在公司,程不面见我,而是从侧面找办公室人员“采访”。据禾丰公司总部秘书付明回忆,有过一位程姓记者,说是报道公司,但采访中只对张总本人感兴趣。为了收集深一层的有关素材,程式直接去北京找到了禾丰公司金卫东董事长,仍是以报道公司为借口骗得了董事长的热情接待,进而又骗得了对我的“电话采访”。由于程说电话采访是董事长的安排,在电话中我强调只能报道公司,不能报道本人,也谈到曾经受到过《新家庭报》记者欺骗。程明确表示,绝不报道个人,又做了不报导个人的承诺,我才被动地介绍了公司的历史和现状。

不想我很快在沈阳媒体看到了程的这篇不实报导,付明秘书质问他时,程还在谎说“不会那么快吧,稿子还没发呢?”就这样我第二次遭到了记者的愚弄的欺骗。我极度愤慨。我及委托代理人曾几次要求该杂志社严肃处理此事并回信来人,可终未办到。为此,我对二被告提起诉讼,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2003年12月30日下午15时,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现在武汉《打工》杂志工作的程龙华。在记者明确告知我们的谈话是采访,并且将进行电话录音时,程龙华没有拒绝。他说,他已经从网上得知了他和杂志被起诉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他对在《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一文的作者保留起诉的权利。

对即将开始的新闻侵权官司,程龙华充满自信,“我们肯定赢,不会和张铁生和解”。记者设置了几个问题:1、《时代商报》特约记者王冬梅在《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一文中写道“《打工》杂志记者采取欺骗手段采访报道”。对于这个表述,你怎样看,你认为你的采访是欺骗吗?2、文章中说,“所谓‘千万富翁’是记者推算出来的。请说说“千万富翁”的来源?3、讲述一下采访张铁生的过程。

程龙华表示,下午5点之前,将他的回答发传真给我。下午4时40分,记者再次拨通了程龙华的手机。他说,《打工》杂志的两位老总都在台湾,我提出的几个问题需要向领导请示,他只是《打工》杂志的一个记者,在和领导没联系上之前,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印象:我所知道的程龙华

程龙华是否真如《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一文中所说是使用欺骗手段获得采访的记者,“张铁生的千万富翁”是否由程龙华推算出来,我们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与程龙华有过几次接触。《打工》杂志是《知音》集团近几年推出的系列刊物。程龙华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加盟《打工》杂志,在《打工》杂志属于资深记者。从2001年末始,程龙华多次到沈阳来找作者约稿。他的勤奋和热情使他在沈阳拥有了一定的读者群。本报记者就是在2001年年末与他相识的。2002年年末,程龙华听到消息,说“沈阳曾经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还担任沈阳一家企业的领导”。程龙华非常重视这个选题,他以《打工》杂志编辑身份(《打工》杂志编辑既可以独自采写也可以编辑作者的稿件)多次与沈阳的一些记者联系,希望能与张铁生取得联系,接受采访。据这些人介绍,张铁生对媒体比较低调,采访有困难。采访张铁生一时搁浅。2003年5月,程龙华与王冬梅取得联系,请求她采访张铁生,王当时没有拒绝。可是,采访一事进展缓慢。

2003年下半年,程龙华来到沈阳,找到了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张铁生工作的地方)董事长金卫东,请董事长金卫东介绍公司情况,并请他介绍了张铁生的情况。返回湖北武汉《打工》杂志后,程龙华撰写了一篇大意为“金卫东讲述张铁生打工经历”题目的文章,但是据说该文没有被《打工》杂志的总编通过,原因是是缺少一些感人的细节。随后,程龙华辗转获得张铁生家里的电话。程龙华将电话直接打到张铁生的家里,据程龙华后来对本报记者说,他们在电话中谈了两个小时之久,张铁生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讲述得非常细致。对于他们之间是谈话、聊天,还是记者的采访,本人不得而知。

对比:两种说法!

以下,是《打工》杂志发刊发《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一文的内容与张铁生对事实叙述的对比:

1、《打工》:这位老板和张铁生见面后,发现张铁生是一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便让他先在公司下属一个工厂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事。

张铁生:事实上我的职务始终是“辽河集团驻沈阳办公室主任”。

2、《打工》:刊发张铁生的照片说明:本人近照

张铁生:所谓我的“近照”,实际上是《打工》杂志私自从公司简介上弄下来的几年前的照片。

3、《打工》:半年后,沈阳办事处的业绩从开始的零销售迅速上升为几十万吨的销量。

张铁生:当时所在的办事处只是采购和公关,没有销售业务,更无销售几十吨之事。

4、《打工》:刚开始,没有电脑,张铁生只能纸上谈兵。有一天,他发现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每天都有电脑讲座,于是,他就跟着学。为了学会打字,张铁生让妻子用纸条把五笔字型的字根抄录下来,挂在衣柜或墙上,以便随时记忆。没有键盘,他就在自己大腿上练,把大腿当作键盘,手指不停地在腿上敲打。张铁生:搞出那么多无聊的小故事,可能是因为稿酬按字数支付的缘故吧。

5、《打工》:就在张铁生四处求款无门的时候,他一个老客户、沈阳辽河养鸡厂的厂长汪文平给张铁生预付了10万元货款,希望订购一批饲料。张铁生:我的一位老同学在创业初期曾暂借给我10万元钱(公款),程记者对此点名道姓擅自做了报道,从老同学打电话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已经给他在单位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6、《打工》:张铁生感慨地说:“经过大起大落之后,我终于认识到知识的重要,并依靠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这个考场上,我没有交白卷!”张铁生:白卷这两个字我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说?这个记者太可恨了。

7、《打工》:张铁生以参股(10%)的形式,进入禾丰公司的管理层。而目前的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净资产过亿元。张铁生:程记者不懂“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概念区别,也不知道禾丰公司已经有20多位股东,我的股份更不是10%。程龙华不负责任地给我一个"千万富翁"的头衔使我大吃苦头。

改变:如今生活……

很多读者,尤其是中年读者对《打工》上的这篇报道很感兴趣,他们为张铁生能够走出历史的阴影,开始新的生活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人不断地打来电话,或者来信,找张铁生请求帮助,有请他到当地办厂的,也有要他卖饲料的,更多的是拉赞助,甚至还有人让他出钱给自己买个书号出书。当然,也有很多记者来电话、发传真,要找张铁生做深入的采访和报道。张铁生一向反对接送孩子上下学,现在这个“千万富翁”不得不严格接送孩子,以防他的宝贝女儿遭遇不测。他的住所,经常有莫名其妙的门铃声,每有声响,妻子总是提心吊胆,难以入睡。

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本报记者卓君吴强

2003年12月31日01:07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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