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四月 04, 2007

上海交大反右派亲历记

作者:施绍箕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有它的大气候,然而当年的上海交大在反右派当中,它的规模之大,划成右派的数量之多,对右派的处分之重以及后来在1960年对在乡下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甚至留在学校未毕业的右派学生统统采取放逐新疆永远卸却包袱的措施等方面,在所有上海高校之中,在那条“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遥遥领先,绝无仅有的。毋庸讳言,它的直接的后果是摧残了一大批人才或者是把他们扼杀在培养人才的摇篮里。在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有的还为此而葬送了性命。

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新近已经闻世,作者以尊重史实为本,在伸张正义和匡正历史等诸方面开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头。这足见改革开放,政治清明,才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审视历史事件。我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今天回顾这1957年沉重的一页,正是希望不该发生于人间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历史教人清醒,历史悲歌催人奋进,叫人珍惜今天和未来,今非昔比,在科教兴国,尊重人才的今天交大校园的年轻一代,他们是多么幸福。

1957年的这一代人即将成为过去,这些被“反面教员”这个蔑称羞辱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们的经历,确实从反面给历史留下了一页教材。今就我们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

(1)共历阳谋 神魂颠倒

1957年的早春,交大校园里风平浪静,校本部的大部分高年级同学正在工厂实习,分部一年级同学多在埋头读书,穷于应付功课,大约到了5月分,党委副书记万钧在分部大饭厅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诚恳地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号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特别说明,只限于师生,“工人不参加”。

那段时期,从报纸杂志上看,社会上民主党派,文艺界的大鸣大放很是热烈。在五六月间,同学们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内容从要求考试缓期开头,大都是比较具体的意见批评和要求,有教学条件上的,后勤管理上的,小到浴室开放时间,伙食卫生差,菜里面吃出苍蝇,最为大胆的一张大字报要算一张漫画配打油诗,画面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澄亮的小轿车里,上半身伸出车窗之外,手托一盘饺子作恭请状,因为这幅漫画鹤立鸡群,艺术上无懈可击非常完美,形象又如此惟妙惟肖,所以才几十年不忘,显然批评造船学院院长胡辛人的官僚主义的,意思是平常不来分部,只是过年来一次。后来知道,这张漫画的作者姓杨的同学为此也打成了右派。

这期间,上面还布置了开鸣放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现在看来,校方号召鸣放,贴大字报和开座谈会,都已是在毛泽东部署了阳谋之后,只不过大家都蒙在鼓里罢了。

紧接着,七月分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斗争是急风暴雨般的,各班停课学习和揭发批判,两个星期下来,被公开批判的却是寥寥无几,分部有一位叫杜锡焕的同学最为有名,揭发他的大字报琳琅满目,并且已经公开点名称呼他是右派分子了,不过,所有针对他的大字报所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后,牢骚怪话多的一个学生,这个人居然对自己被批判和被斗争抱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的结果,却是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带走,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

这个57年夏季的反右派运动在交大,虽然轰轰烈烈,也弄得人心惶惶,但是真正定上右派分子的为数不多,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人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也尽管经过了引导启发,连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也算不得热烈,远不如北京的人民大学,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鸣放活跃和反右派的激烈,远离政治中心信息滞后和本身学生不太过问政治的原因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到了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课,进行“反右派补课”,就在这次只有短短两周时间的“补课”里,一下子把近三百个学生打成了右派,如今回顾,仍然是多么令人震惊。

可以确切的说,交大数百右派当中,没有一个象样的右派,所谓系统的右派言论,没有,对当时最为敏感的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对“肃反扩大化”,“反胡风运动”等的公开质疑,没有,一概没有。为什么交大把划右派的标准定得那么低,划上的数量要那么多,以及全国反右运动进入结尾的时候,交大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右派“补课”,这已经成了历史的谜了。

有一位作家说过“右派分子是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交大大多数学生右派分子来说,这实在是溢美之词,当之有愧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对党和国家的大计方针有什么铮铮忠言,也没有切中时弊的尖锐批评,但他们都确确实实是一群无辜的牺牲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从反面教育了大家,谁能理解得了反右斗争中是怎样地罗织罪名和以言定罪的,他们共同的经历不外是被演绎推定,指鹿为马,分析上纲,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不容申辩,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鸣放中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他们的言论和情绪,有的是会上发言,有的是平时的言谈,都让在这样的一次补课当中被深挖细揭出来了。

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金切专业学生团员范文在班级鸣放会上说到农民生活苦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机制学生施永佑因为“宣扬”资本主义(其胞姐在美国,家中有汽车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应而成为极右分子,有的是本来说过就忘的玩笑话也成了罪名而影响一辈子,“苏联的手表大如葱油饼钢笔象手电筒”成了反苏的右派言论,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有人言“我的头发象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状。留英造船专家王公衡教授以“英国绅士式”的幽默而言“反革命分子害死人,右派分子气死人”(不满运动,讨厌开会)惨遭批判,那位口出狂言“要是鲁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的学生也成了右派。有一张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揭露:某同学在寝室躺在床上,大腿翘二腿,阴阳怪气的说:“成绩是主要的”,被指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笔者正是因为一篇《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的小小稿子(因为对生硬粗暴的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具体事例提出异议)被说成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文中“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一句被分析为“反动口号”,真让人毛骨悚然,当然地成了右派……

交大西迁问题上以各种形式包括会上发表过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的许多师生也都为此而成了右派,本是对政府具体工作有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赶上这场运动而变成了敌人,成了言者有罪者。

在欲加之罪方面值得书上一笔的是“右派小集团”的应运而生,一旦涉嫌“集团”,暗含着有组织,其罪必重,历史上已经很吓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小集团”,“章罗联盟”……,学生当中,几个人关系接近一点,就有“小集团”的危险了,船电专业的何国莹,薛文蓉,赵长根等学生被打成是“朝霞社”右派小集团,原来这个“朝霞社”只是开过的一个玩笑。

几个数字:交大师生右派总数大约是330人,大会公布过学生右派的确切人数是279人,当时上海交大(包括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学生总数是4000人左右,右派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这个数字是毛泽东规定比例1,2,3%的2-3倍,当然,这个所谓比例也是信口开河的。而教师右派是个估计数,约50人(照下乡20人推出留校30人)。

据1958/2/12《交大》校刊所载仅四个系的学生右派总数为226名,其中船制系62名,船动系37名,电力系25名,运起系102名,未包括最大的机制系和电工系等系以及此后又划入的数字,揭发出的“右派小集团”船制系4个,电力系3个。

日历翻到1979年1,2月,经审查,交大三百多右派师生全部改正,无一例外。

(2)铁拳当头 不服也服

当年的《交大》校刊载:“船制系反右斗争战果赫赫”,“电力系同学反右斗争取得很大胜利”,运起系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船动系“经过两周多时间的反右斗争,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打成的右派多,就是战果大,这就是1958年一二月间的反右派补课的战果。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句赞美新社会的名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是,当年的交大,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把数百名学生变成了“鬼”(右派被公开侮辱为“牛鬼蛇神”),在往后的很长时间,他们中许多人所蒙受的屈辱之大和时间之长,所经受的环境之险恶,所造成的创伤之严重,甚至于远远超过“白毛女”的。全国55万这样的冤鬼的困惑不正是历史的教训!

右派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其内情并不是尽人皆知的,我们这些人只是经历和接受。按照常规,党支部预先对班上同学照左中右排队之后,确定重点人物,然后,一方面进一步收集这些人的材料,并着手组织批判,与此同时,自然地,这些人被孤立了,班上同学再不与之接近,即使原来很要好的同学,也是如同遇到瘟疫,惟恐避之不及(例外也是有的,暗地同情甚至通风报信,但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不祥兆头,只好灰溜溜诚惶诚恐地等待批斗。在专门停课的两周多时间里,先是小班对已经确定的目标人物“揭发”,面对面进行,发言是预先安排好的,斗争的温度日升一日,调门也越来越高,“右派分子***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

一般来说,左派发言最激烈,指鹿为马无所顾及,分析上纲是运动的方向,演绎推定则是组织的意图。中间派对这样的闹剧大惑不解,胆战心惊的也大有人在。工序几乎是千篇一律,这些被批斗为右派的人都是在加压力“挤牙膏”之后,一个一个的从不承认“反党”到承认“客观上反党”,再进一步从“客观上反党”到承认“主观上反党”。然后就是找根源(阶级出身或是个人主义的根源),口头承认还不算,被勒令限期写出书面的“检查交代”,使他们最为痛苦不堪的是要违心地写下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虽然是笔重千钧,但为了不“自绝于人民”,除了极少数以外,都认罪了。那极少数当中的有一位船电二的党员班干部赵长根,他因不服指控,据理力辩并扬言要根据党章越级上告,结果迅速升级,未待正式“处理”而率先被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去了。这个事件,给许多划上右派而仍然想不通的人敲响了警钟:万万不可有不服和申辩的念头,不服也得服。

(3)指鹿为马 “奇文”再赏

清朝的文字狱是有名的,有一个例子,翰林院院士徐骏的诗集里被查出有这样的两句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文人清谈遭祸,这是清朝,是历史。

1957年5月,学校号召鸣放,我为了响应号召,写了一篇小小的稿子,题目叫做《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投到了学校校刊的稿箱里面,很快在6月1日的《船院整风简报》登了出来,因而闯下了大祸。为这个稿子,我划上了右派,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1979年1月19日交大党委给我的“改正结论”(第一版)里写道:“当时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在整风鸣放期间写了一篇文章《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此文发表在1957年6月1日交大整风简报上)。”

58年元月的反右补课当中,在新上院600号组织了船制二12个班对我的批判大会上,我们年级的反右领导小组的领导、马列教员赵灵芝先生亲自带头发言,下结论说我的这篇文章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说“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是“反动口号”、是“反革命口号”……

白纸黑字,大家要指鹿为马,我除了挨斗和检查的份,能说些什么呢?但是,使我意外感到伤心的是先生对于毛糙幼稚的学生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和无情呢?虽然是历史,回忆也很痛苦。经过了四十多年以后,终于找到了那篇文章的原文,文章幼稚可笑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才20岁啊,但是是不是那么严重,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我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奇文再欣赏”,“疑义与相析”。现原样抄录于下,连标点和错别字也照原样:

“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

54年我读中学时,当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六亿多,同学们争看报纸,高兴若狂时,我因为说出了“中国人口这么多不一定是好的”的看法,后来被支部书记找去个别谈话,不由分说,给了我一个“思想问题”,还要检查检查。其实,这看法并未“超过时代”,只不过在教条主义的浓雾下不让你有自己的见解吧了。

还有的同学喜欢探讨哲学问题,对“时间”“空间”认为难以想象等等,有一位同学说“共产主义以后的人类是不是再会回到原始社会”?于是,被简单地列为“历史循环论”“不可知论”而开会批判……。

青年人的好思索原是特点,不免出偏差也是特点。可惜的是,几年来教条主义在渐渐地使青年的思想陷于僵化,(这一点,青年以外的许多人是不太了解的。)奇形怪状的帽子在我们头上搬来搬去,使人说话会前怕狼后怕虎,对问题发表意见总是方圆两可,这怎能算是好风气呢?而有的同学谈论问题,只限于知交好友,才能开诚相见,坦然交谈,这不是太不自然了嘛?

学院的政治课堂讨论,基本上近似于“背书竞赛场”,也许这就是帮助不太大的原因吧?马列主义考试,教师宣布过,论点错误就要不及格,看来好象无瑕可击,但是怎样又能保证论点“正确”呢?除非默写条文,要是自己发挥,那就毫无把握可言了。这点又没有交代清楚。我想这样做,试卷上一定不会有什么心得和创见,那么仍然很难摆脱学习政治的教条主义的,虽然不一定每个人去创造一种学说。

这不过是一些联想到的事情,我始终认为,教条主义磨平了青年的棱角,束缚了人们思想的事实是可怕的。所以我要为自己年轻辈小鸣一下,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原载交大《船院整风简报》第一期,1957年6月1日”

我本人在2004年6月重读原文之后,写下了重读有感的打油诗:“小鸣不惊人,一下二十年;原来人间事,随处是南柯。”

(4)罚不当罪 言而无信

对刚刚划上右派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肃反运动和反胡风运动的洗礼,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第一次经历,他们个人身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在班级集体里,他们已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敢与之接近交谈,从此笑容在他们脸上消失,一筹莫展,走在路上抬不起头,深怕被外班的熟人碰上,人家会怎么想?因为政治上成了敌人,许多活动会议不让参加,沪东造船厂不准去,实习也有限制,各系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扫地和打扫厕所。

接下去,急切地盼望着“处分”的这一关,希望不至于有更坏的结果,大家都忐忑不安地期盼着。就笔者个人来说,曾被告之“罪行是严重的,但还不是十恶不赦的……”在等待处理的日子里,总是想从这句叫人哭笑不得但却意味深长的话里估摸出什么来。尽管批斗的调门很高,“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和本人的原意是多么的南辕北辙,毕竟对自己还是很了解的,天真地以为“批判从严”,敲敲警钟,想必领导和党组织会洞察其实,未必真的会认为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一个可怕的日子突然来临,1958年6月18日,笔者被从正在上课的新上院600号大教室叫出去让赶快收拾铺盖及一切物品,到中院前面集合,有汽车等着,当时只感到情况突然,疑惑和惶恐笼罩之下来不及多想什么,屈服,顺从,接受一切指点,容纳任何羞辱而不置一词已经成为习惯的这批人,陆陆续续到达了集合地点,经过集中点名之后,行李跟人一同装上了几辆卡车,卡车缓慢地驶出交大北门向西而去,这就是这批人永远离开交大的日子: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这些右派同学之间互相的信息交流之后,只明确了一个笼统的结论:下乡劳动。至于具体是什么处分并未正式宣布过。在过了至少几个月之后,各人才陆陆续续知道了自己的处分结论,“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或是“开除学籍,监督劳动”,在下乡劳动的近百名学生右派当中,多是前一种处分,而开除学籍的约有十余人。至于另外更为严重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后三三两两地移送公安局加以处置,接受更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情节最为轻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由于成了政治上的敌人,不可能完全享受人民的待遇,处于尴尬和受歧视的待遇是不足为奇的。

除了被公安局抓走的以外,震动和转折最大的要数下乡劳动的学生右派了,他们因为政治上的突变而受到行政的处分,终止了他们的学业,开除的这部分,作为原本充满人生美好幻想的学生算得上是遭受了如雷轰顶般无情的打击,他们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概是自己默默地消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这一群,他们抱着回去上学的幻想拼命的劳动。事实和时间证明,即使在当时,这些被戴上帽子的右派们,对于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罪名和给予的罚不当罪的处分是无法想得通的,其逻辑的荒谬又是如此的浅显。

然而,他们一个一个的接受了,而且检讨得那么认真,他们真的认罪了吗?这才是欺人之谈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活着。求生之心人皆有之,往死路上走的毕竟总是少数,逆来顺受乃民族性格,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很少例外。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这些可怜的右派已经堕落到只顾及动物意义下的适者生存原则了,因为谁又希望把事情弄得更遭呢?答案恐怕就在这里。他们的变了形的人格和被扭曲的灵魂本能地帮助他们生存了下来,双重人格也罢,戴着面具做人也罢,在整个人生大舞台上,何尝只是几十万右派呢?无限的权力在可怕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的卑贱而恶劣的性格!

又一个晴天霹雳发生在下乡劳动整整两年之后,即1960年7月,交大派人到西郊突然宣布全部在农村劳动的右派到新疆去,具体的动身日期是7月20日。全部“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学生也在其列。他们天真的回校复学的幻想从此肥皂泡似破灭了。交大校方置原处分于不顾而采取这个断然措施的原因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不过,言而无信也罢,主观随意性也罢,比之于整个反右运动来说,这种言而无信和主观随意性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言者无罪”变成“以言治罪”不就是言而无信的典型吗?

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份,把几乎全部原来留在学校而到当时尚未毕业的学生右派以及部分教师右派也遣送到了新疆,这就是第二批。

交大从满清政府建校经北洋军阀,民国到解放共一百多年的校史上,因为政治上“异己”的原因而一下子把一百多名学生从学校撵出去的事件要算是空前的一次了,更何况那个政治上的原因最终证明是不成立的。一个学校,玩学生的权益如儿戏,难道这不是交大校史上耻辱的一页吗?今天,我仿佛看到了,在民主广场的西南角,在史穆烈士纪念碑的对面,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面雕刻着“为一九五七年的耻辱而立”。

(5)西郊两年 人当机器

58年6月18日下乡的一百多右派中,除了学生以外,还有近二十位教师,其中有马列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林楷、张惠以及王寿才、潘震昌、夏寅孙、张和豪、应凌翔、孙曾八、谢炳馨、陈乃钧、黄泽、钱乐天、李德寿、朱有清、黄翼夫、杭继寿、吴祖宁等。这些教师当中,有的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老革命,而大多数是当时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

全部下乡的人被安置在上海郊区的上海县宝北乡的几个生产队,这个乡西临松江、青浦两县,其中有一个村子里的名字叫王扬子桥的小木桥,恰在地图上三县相邻的一个节点上。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下放干部,他们兼有监管右派的职责,如孔伯民、胡纯和佟家谦等。他们有他们的角色,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身带有政治上的不纯性,所以管理起右派来,宁左弗右赖以自保,使得右派诸君在遭际上更是雪上加霜了。

戏剧性的事情倒也发生过,比如这位佟**,原是马列教员,他管理右派总是用阶级分析的角度,左得出奇,本来只是生产上农作上的失误,他可以上纲为“破坏”,这是很要命的,要坐牢的啊。不过没有几个月,他自己也被补划成了右派,同大家在一个队伍里劳动了。这样的人,不管后来他自己有什么感受,反正大家对他还是敬而远之的。

右派被分散在各个生产队,临时腾出一些民房让大家住下,从第二天开始参加到分配的生产小组里,和老社员一起干活,基本上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家生活,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由于成立公社和形势紧张的原因,把右派作集中编制,以便于控制管理和干更多更重的活。

这些原本是文弱书生的学生和教师,出人意料地竟会那么快的适应这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对农活技巧的悟性好,掌握快,在重活中更见长足的进步,正是因为年轻力壮加上一棵虔诚的改造之心,不出半年时间,不少人,可以挑得起二百多斤的担子,各个都有自己的记录,不论是夏天炎炎烈日和冬天凛冽的寒风之中,他们都在经受着意志的磨练和考验,锄草、松土、深翻、平整土地、插秧、耘田、挑稻子、积肥、挑粪、撑船、捞水草、捻河泥……无论什么农活,他们可以很快进入角色,无可挑剔,淳朴的老社员,不时给予赞许的评价。

在整个两年时间里,他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两个春节都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60年的农历岁末,正是三九严寒,生产队为了给社员分鱼,把水塘里的水抽干,我们当中的谢炳馨老师,一人独挡一面,在深没大腿的池塘淤泥之中排水抓鱼(其余的人辅之配合),泥水冰冷彻骨,达一个多小时,上岸时嘴唇乌紫,浑身筛糠似哆嗦,岸上围观的男女社员无不为止感动,上岸以后,生产队长亲自倒白酒送到他手中,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人胜过机器,却又不如机器,在公社成立之初,连续近一个月的白天重劳动和夜晚挑灯夜战深翻土地,每天16小时以上的重劳动使架架活的机器难以支撑,有人真心把发高烧卧病当作幸事,更有甚者,竟有人会产生很荒唐的念头:自残肢体以求得一时的歇息,饱汉不知饿汉饥,谁能想象困到站着撒尿都会打盹的现实呢?

一般来说,劳动关好歹都可以过得去,他们有的是力气,耗尽了再生,无穷无尽。然而深受折磨是另外两个关:生活关和讨厌的思想关。

生活上,最为窘迫的要数学生,学生下乡后,原有的助学金一律取消,也就是说,他们付出了远远超过老社员的劳动和体力,不但分文未得,而还要家庭支付生活费。其中,最为捉襟见肘的是出身农村的和家庭成员也在政治运动中蒙受不白而改变了经济状况的,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两年,他们节衣缩食,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衣服是从最原始的定义上在起着作用:蔽体和御寒。最难节省的要算是食粮了。从他们食堂饭桌上每人面前吃空的一摞摞的饭碗来看,够吓人的,通常一顿饭24两(16两制)远不是最高记录,这也足见体力的消耗之大了。

“开除学籍,监督劳动”的这部分学生,每月接受了15元的津贴,这是劳动教养的标准,平心而论,这15元,可是用比“保留学籍”那部分学生付出更为深重的心灵伤痛换来的,要是可以“自由兑换”,谁都宁肯不要这15元的。当然,两年以后,所有受“保留学籍”的那部分学生的学籍也没有保留住,与“开除”无异,这是后话了。教师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大幅度降薪有使赡养家庭和老人成为困难的。

1958年下半年,蒋介石给他们招惹了意外的麻烦,因为“反攻大陆”的言传而使时局紧张了起来,记得有一个晚上,让所有的右派集合起来加以训话,四周有菏枪实弹的民兵站岗,并且当众批斗了一位陆姓右派学生,主要是他在私下里说什么“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这个话是没有错的,而且是很革命的,但是放到了阶级敌人的嘴里,总是可以分析出许多的情绪之类的严重问题来。那天的重头戏还在最后,当晚抓走了三个右派学生,他们是内燃机车的周广生、李德强和机制的白志诚,好象跟“出逃”有关。

人羡慕机器,因为它们没有思想,不产生苦恼,这些右派却始终装着百思不解的困惑,时而泛起:何错之有和严酷的惩罚难以统一;公理何在的思索和没完没了的言不由衷的检讨;天真的幻想和渺茫的前景……

斗转星移,两年过去,如前节所述,新疆在等待着他们。

(6)仅有几例凤毛麟角

应凌翔,内燃机专业助教,业务上是佼佼者,因为当上右派后于58年下乡劳动,由于错误严重,加之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了教师右派中最重的一种处分: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28元。1960年交大命他到新疆,他没有接受,人各有志,秉性使然,他愤然辞职回家去了。这在众多的师生右派当中是仅有的一例,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计划经济加上阶级斗争的纲,辞去公职又加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回家意味着什么。

后来的十九年时间里,为了生存养家糊口,应凌翔替医院磨针头,走街穿巷搞修锁配钥匙之类的小修小补,大学教师亮相街头,斯文扫地全然置之脑后,生存是硬道理,脸面算什么,反正已经在社会最底层。后来得悉应的不到新疆是因为家中有病弱老母需要照顾,大家为他的恪守孝道而非常感动。至79年,受惠于中共对右派的改正政策,应复回交大任教,不多久,即搞成了内燃机减噪音装置的成果,不幸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惜哉。当年上海《文汇报》有过长篇报道,对他的一生多有肯定推崇之词。

周国兴,是机械系为数不多的最为年轻的研究生,当年刚刚二十岁出头。事有凑巧,58年元月,周刚跟本科毕业班学生一道实习结束返校,由于在工厂数月的劳累,原计划返校后有两周的休假,恰巧在返校当天,看到总办公厅前面的布告牌上赫然贴着的告示:要求一律参加反右派补课的通知,落款是“交大党委”。

周颇不冷静,鬼使神差,脱口而出:“我不参加,要休息”,并且补上一句“要是校办发的通知,我就参加。”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毕竟周不过是言者而不是行者,运动还是参加了,但这句话被揭发出来却犹如重磅炸弹,有口莫辩。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到反右运动中被广为套用的一个公式:反对某党组织(有的甚至是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

所以周在这次运动中被定为右派是顺利顺章恰如其分的事了(再揭发一些别的反党罪行也不是难事)。祸从口出,为此而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周于60年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被编入第二批送来新疆的队伍,他是交大来疆百余名右派师生中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周在南疆接受强制劳动十多年,在人迹稀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农场与铁锹、坎土曼为伴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年华,那么多的日日夜夜的故事,加上忆当年的衣食住行种种,周至今难忘,时而咏之于口、如数家珍,此间痛楚辛酸虽是如烟往事,但一直影响到后来。79年改正之后,才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专长,成了新疆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新兵,比起旧时的同学,滞后的起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事情并非都是千篇一律的,交大青年右派教师当中,潘震昌和夏寅孙是例外,他们分别是机械和车辆专业的青年教师,业务上是佼佼者,虽然58年也下乡实行监督劳动,但是因为60年没有在来新疆的行列之中,又有幸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有发挥自己专长的土壤,特别是79年改正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在专业和教学上有颇多成绩,临近退休,他们分别职至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校长和上海铁道大学教务长。

(7)犟头倔脑 罪加一等

在全校欢庆反右斗争取得巨大胜利,数百名右派纷纷低头认罪认真检讨的同时,竟出现了几位公开不服,提出申辩的散兵剩勇,他们实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然而他们以自身人格的力量发出的正义之声是多么难能可贵,其中,继船电二的党员赵长根要根据党章申诉之后,要数船制三的傅瑞榕了。

傅瑞榕,上海市人,55年入交大船制系,是年19岁,在58年定成右派以后,拒不接受党委给予他的“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又不认识自己的右派罪行,声言“我没有错。”坚持说“中国科技落后,应该向外国学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应该向内行学习。”不是右派言论。

为此,船制系党总支又专门为他一个人,在新上院600号,组织了一场由船制三年级六个班全体同学参加的“辩论会”,把他的这两条右派言论痛加批驳,二百多号义愤填膺的学生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把他的敢于挑战群众,蔑视党的决议的嚣张气焰狠狠地压了下去,就在这一天,58年的7月8日,宣布了党委对他的升了级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宣布的声音刚落,公安徐汇分局的囚车就把他押走了。

在公安局关押18天之后拉到了横滨路723号的教养所,关够了一个月之后于8月18日上火车统一送往甘肃省。同车一批很多的人,有复旦大学的教师右派,也有同济大学的学生右派,可以想见的是这部分被公安局接受的为数不多的右派,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疑是属于既情节严重又态度恶劣的傅瑞榕这样的分子了。他们被送到了甘肃省安西县的昌马水库修水库,挑土打坝,干了半年之后被转移到马宗山煤矿挖煤,运煤,约过了两年,到了60年底,矿上已经饿死了一半的人,有限的口粮,常年无菜,喝的水是煤井的水(干部喝的水是从远处拉去的),到了最后的三个月,活着的那一半人也全部停工了,都患着夜盲症,个个骨瘦如柴,除了还有一口气,实在干不成活了。

最终,由于领导上的人道主义决定,于1960年12月,将他们全部从甘肃押解到新疆,缓解了吃的问题,从而得以告别了死神。傅在新疆继续劳教期间,每月发给生活费15元,扣除13.5元的伙食费,还剩1.5元,生活的艰难是可以算得出来的,然而,与甘肃相比,好象已经是身处天堂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就在这里。直到63年4月解除教养后工资增加到每月28元,略有改善,而右派帽子直到79年改正时才去掉,这之后,才被安排做教员的工作。

傅瑞榕由于一生如此苦难的经历和巨大的心灵创伤,至终身未婚,退休后按照政策规定办理了返回上海定居的手续,如今的上海,物是人非,也不是他理想的归宿,所以,还是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新疆,以度过晚景。

综观傅的坎坷一生,今天真让人感慨叹息,四十七年前发生的事,依然令人难以置信,假如当年政府和学校,对青年学生能多一分宽容假如党能听一听当事人的申辩而不是滥用权力,这样后来的一个一个的人的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8)上书言事 监狱伺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书言事”是一大罪,重者施之极刑,十恶不赦,大凡上书言事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四川的李天德因为在1975年写万言书《献国策》致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而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因为庐山会议的《万言书》被毛泽东撤职罢官,直至文革中被迫害悲惨病死。作家胡风在1955年因为文艺问题的《万言书》而身陷囹圄二十多年,溯之1953年,政协委员梁漱溟老先生因为三农问题上书言事而受批判,被毛泽东斥之为“反动透顶”,骂成“杀人犯”,羞辱之辞无以复加。(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7页-115页)。

殷兴荣,江苏无锡人,55年中学就入了党,56年入交大船企专业,任学生会副主席,为人质朴耿直,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不多言谈。万万没有想到,在58年初反右补课的收尾声中,突然爆出冷门,赫然出现了关于殷兴荣右派材料的大字报,主要罗列了他的一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划为右派,不无牵强之嫌,但是铁定为右派分子,白纸黑字已公布于众。顺便提一句,学生会主席王德润,这位船制四的东北汉子,也以类似的原因划成了右派,至此,交大的反右派是到了非常的彻底,而且有点疯狂的地步了。

殷兴荣由于“情节较轻”,而且态度又比较好,作为宽大的少有的典型,得了一个继续读书“留校察看”的最轻处分,并且最早于59年国庆被摘掉了帽子。61年正常毕业之后分配到了重庆。
下面的故事平铺直叙,既合情理又让人匪夷所思,而且显得有点悲壮。殷于67年在重大结婚成家,几年里育了三个儿女。大学里教着书,小日子过得还可以,然而因为对反右运动的看法一直深埋心头十多年,郁闷难挡。文化大革命这个万花筒,也着实的激发了他的天真的书生气,使他跨出了可怕的一小步:从腹诽到上书。于是就发生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信上书的事,为了能让中央和毛本人可以收到信,他在信封上写了“毛远新收”,是想通过毛的侄子转交的办法,不可谓不深思熟虑,先后两封信寄出的时间已经是74年和75年。

毛远新收到后保存了第二封,当他一垮台抄家时把殷的信也抄了出来,由于是真名实姓,又有落款地址,所以毫不费力的直转四川重庆到重大,信中的关键词是“反右是解放后最大的一次历史冤案”,遂于77年4月5日以“反对党的基本政策”为由,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同年6月21日在重庆大学公判,判了他有期徒刑五年,并押送到四川西昌附近的大凉山劳改农场服刑劳改,直到79年4月4日平反提前出狱,在狱中呆了整整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出狱后补发了两年的工资1200元。然而接踵而来的不幸是,妻子因为丈夫的入狱,跟人而去,家庭破碎了……

笔者跟殷兴荣原是同系同届的学友,并且在学生会工作中共过事,原本的印象,他是普普通通的一位同学,然而在经过疾风吹打,大浪淘沙之后,他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钦佩之心油然而生。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做了,彰显了他为正义和真理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

国外专家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专论中,对中国知识分子挨整的地位探讨中往往认定有知识分子自身性格弱点的原因在内,这说得不算过分,不错,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灵魂换勋章的有,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有,而更多的是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只是说,外国人对中国的国情知之不深,“上书”这一最和平理性,最符合组织原则的行为,竟会因为加上“言事”而有罪,可以投入监狱以致极刑,这是“人治”的中国国情。

愿上书言事者戒变为上书言事者赞,愿从“人治”早日走向“法治”。

(9)纵身跳楼 不为瓦全

机制二的学生施永佑,上海市人,高知家庭出身,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建筑师,早年留学美国,其姐定居在美国。施因“崇洋媚外,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大右派孙大雨和彭文应”等罪名,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后来同时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在郊区劳动的后期因患肾盂肾炎留在上海没有跟大伙一块来新疆,留在上海期间没有正式分配工作,至66年文革爆发,作为右派分子在劫难逃。

一次里弄红卫兵对其进行抄家,肆意侮辱人身,施当场愤然从三楼跳下,悲壮之举义无返顾,结束了30岁的年轻生命。1979年交大进行右派改正,由他的一个姐姐代领了交大党委发给的“右派改正书”,此时离施本人去世13年,离58年入右21年,当时留下的两个小孩已成十几岁的懂事少年,但愿留在下一代心灵上的创伤会随着时间而愈合,今后不会再有这类的无辜者。

除了施永佑之外,原交大教学行政科副科长梅焕洲,也是因为右派问题,在文革劫难当中,始则卧轨(未遂),后来跳楼而陨。

童信舫,交大物理教员,文革中在南疆阿克苏被迫害致死,船内四的学生右派王济一,分到阿克苏农一师,也是非正常死亡。

(10)范文难友 你在哪里?

范文,金切四年级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浙江农村人,肤色黄黑,有营养不良之状况,质朴诚实,瘦小的个头,显然的一个弱者,没有进攻性可言。刚下乡,他和我分到同一个生产小组,于是朝夕相处,共同作息,我们处得很默契,出工互相提醒不要迟到,劳动上相互帮助,只是有一条心照不宣:各不提及自己的右派问题,以免引起必然可能产生的认识不好以至翻案的很敏感的新罪责(注释:“翻案”在五十年代是有罪的,因为“翻案”而获新罪和吃更多的苦头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有“无罪辩护”和“申诉”的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可是,在过了不多的日子之后,范文按捺不住,竟打破默认,单独地向我述说,大意是他是在支部会上响应鸣放号召发的言,主要是谈了农村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实际情况,到后来,他用很平静的口气问我:“你说,我错了吗?言者无罪怎么不算数呢?”听了他这番话,我感到好亲热,这不就是我所想的吗?这样的心里话自从我被孤立以来是不可能听到的。这既是心里话,又是真话,而且是我们的共同的心里话。可是我听了这个话,又感到害怕极了,我的心在哆嗦,这可是“翻案”啊,起码是认识不好吧,谁敢“翻案”,谁希望“认识不好”呢?心里想想倒也罢了,现在可是我们两个人啊,弄得不好,闹出一个升了级的“翻案集团”,这怎么办?本来还不是老成的年龄的我,却突然世故了起来,我捏着一把汗,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劝阻了他,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没有说,我也没有听见”。

“我错了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何尝只是困扰着范文一个人呢,而是几十万右派共同的困惑,然而,解惑无门,前面有赵长根因为申诉和傅瑞榕因为申辩而加重处分而送去劳动教养的前车之鉴,那就只有自己默默忍受了,要是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反右派不就是一场闹剧、一场笑话吗?可是我们的范文,缺少“难得糊涂”,以诚对诡,把玩笑当真,他竟想以毁灭自己的方式去摆脱这份困惑,去结束一切,终于在一个秋日里,投河自尽,幸好被及时发现,由水性很好的湖南籍船制系助教黄翼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众人赶到时多震惊难受,无言以对。不料一位下放干部,轻蔑地用脚踢了他的身体,加上一句“右派不老实!”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从未见到过的场面,人性泯灭,把人不当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正是由于那么几个左得可怕的管理干部(下放干部)的作用,当天天黑以前,范文被押送到了公安局,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日复一日,他的一大捆大本的教科书原先放置在房檐下的水车上被雨漂日晒散失以致不知所踪,在又一年之后,才有一点消息说,范文最终被公安局折腾到了上海精神病院。难友们纳闷,个个沉默无语,谁又可能知道得更多一点呢?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庞大的“古拉格群岛”,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作为难友,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范文,也曾经因为想我自己多难的母亲而想到他的母亲,一位贫苦无助的母亲,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日夜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11)监狱大门随时开着

这是一段我自己的经历。

在下乡刚刚满三个月之后,就时来运转,据告我的劳动表现很好,就被生产队选去当饲养员,在当时的农业社,喂猪大概算是一个要害部门了,不被信任的人是不配去喂猪的。要命的事恰巧就在这里,福兮祸依,悴不及防的大祸从天而降。

事情很简单:某天,老社员饲养员让我挑饲料回来顺便把库房的“**”(音近似于yuandou)带回来,因为没有听懂上海县的很土的地方方言“**”,问了一遍还是不得要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问个没完,于是就似懂非懂地走了,在库房,找来找去找不着既是喂猪的又是叫yuandou的东西,,就尝试性的把屋角的一个内装糊糊状物的斗缸带回了,回来后我指着斗缸问老社员:“是不是这个?”老社员说,大错了,这是农药二二三!显然是拿错了。事情本该结束,但恰恰只是开始。

不久,政治嗅觉很灵的下放干部得知了这件事情,麻烦就来了。没过几天,正在干着活的我,被要求去到公社,那里的一个大院子,里面一圈房子,象是临时建起的一个看守所,有许许多多待发落的准人犯,整个气氛很紧张很凝重,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问过我的姓名之类之后,问我因什么而来,我答:有误拿农药的事,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原因。他书写完了之后让我坐在一旁,我饿着肚子,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天色黑透。

另一个工作人员就带我上一辆停在微弱灯光下的吉普车,我顺从的上了车,只见车上已经先于我在一旁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脸色惨白,双手合在一起,手铐的金属反光隐约可见。我并不知道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但却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顿时恐怖袭来,全身寒颤。

吉普车一出院门,就急驰在两边尽是田野的公路上,夜色很浓,偶尔有微弱的路灯灯光掠过,寒意一阵紧似一阵,脑子却特别清新,在急速地思考着,想到了“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的话,右派是阶级敌人,我已想到了会不会是在今夜就遭到枪杀,莫非是去龙华刑场?于是想到了亲人,想到了慈母的泪,想到自己的不白之冤,竟然还是没有做过任何倾诉的不白之冤,非常伤心,完全是伤心代替了恐惧。由于身不由己只好让一分一秒的时间去判决吧。

最恐怖的事没有发生,我终于被带到了一座监狱,大铁门打开,被一把塞到里面。这是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典型的牢房,高高在上的的电灯透着昏暗的灯光,里侧墙上高处是一个装有铁栅栏的通风小窗,房间中间偏里放着一个醒目无盖的大木便桶,其余全部面积一律席地横向躺着十七八条汉子,由于房间宽度小于两个人的长度,两边双方相对着的腿只好交叉相间,正象平铺着的沙丁鱼罐头的一层。

我的突然来到已经很晚,由于我没有铺盖是双手空空而来,比较容易地找了一个空隙插进去倒头便睡,最恐怖的事情既然已经想到,况且没有发生,这里反而是个安全世界,说也奇怪,这一夜睡得特别香甜。狱中的其他情景无意占用本文的篇幅,我唯一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是在牢房里写了一个误拿农药的非常详尽的全过程的说明,带有申辩的味道:光明磊落,既无不良动机又没有造成后果,客观上的原因是鼻炎嗅觉消失(举出有上海市公费医院的病历为证)。

写着这份“说明书”的时候,情绪几乎难以控制,就是说,即便语言非常委婉,措词得体,但是锋芒所向,斩钉截铁的说“不”的勇气,跃然纸上,我相信这一次降临于我的意外的遭遇,已经达到了我所能忍受屈辱的底线了,如果说,我接受右派指控和接受右派处分不敢申辩和违心检讨是想跪着“生”的话,那么,这一次,获罪坐牢,我不会退缩,我要申辩,我要抗争,我要站着“死”。原来,道德和精神的力量是很巨大的,它战胜了一切的恐惧。我在说明书上要求老社员出来指证和对质,我提出,如果一个普通公民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会是这样的吗?右派和破坏生产一定是必然的吗?

写完了,交上去了,几天下来,我却象是漏了气的皮球。失望了。因为,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人犯,可以这样说,多不是现行的而是“历史”的,我旁边的两位,一位是富农分子,好象持着生产上有点经验,跟生产队长在生产计划和安排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位是因为对于深翻和加夜班而发牢骚说怪话,原来他是个管制分子,我的对面的一位是海外关系者,出工不足,属于对抗生产的……这一屋子都是彼此彼此的分子,使我看到了自己,也使我乐观不起来了。“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常常在耳际回响,在这个屋子里是兑了现的。

在牢房里每天的希望就是指望着看守来传唤我,约一周过去了,终于有了唯一的一次传唤,把我带到一所医院接受了一次五官科的检查,这倒是针对案情的,是进展的好兆头。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毕竟已经入秋,夜晚我没有被子,每天一次的洗嗽,我没有毛巾和牙刷,没有亲人知道我在里面,没有人给我送,下放干部把我人送进来,对他立功已经是足够了,右派同伴都自顾不暇。呆够了大约两周时间,迎来了一个中秋夜,小小铁窗外的月儿分外的明亮皎洁,我哭了,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同学们,想到了自己的现状和没处倾诉的冤情,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整整15天之后,我被叫了出来,让我可以回去了,那位戴眼镜的长者让我在一页材料上签了一个名,猛然间,我看到纸页的右上角有“学生右派”四个字。长者对我没有行李表示奇异,还说:“看你原来还是不错的嘛”,并让我回去后把伙食费交来(连同借给我的返程公共车费),我一一答应,高兴地步出大门,这才识得庐山真面目,原来这里是“上海县看守所”,地处上海市闵行区。

“案情”已完全清楚,但事情竟没有完结,有一张“拘留证”(大概就是我离开看守所时唯一签过字的那张)悄悄地放在了我的档案里了,致使我七十年代人事调动的失败。后来,多次向上海县看守所要求撤出而无果,直到79年错划改正后,只好向交大要求,“如果不是右派,发生这样的事显然不会拘留,乃事出右派之因……,”最后当然获得解决。

因为有荒唐的逻辑,才有可怕的结果,划右派就是因为有荒唐的逻辑,现在要把右派变现行反革命也可以加上诸如破坏生产什么的就成了。不是经常可以看到阶级敌人破坏生产之类的事吗?什么耕牛被如何如何啦,庄稼又被这样那样啦,工厂里的机器又叫阶级敌人给怎么了……,我敢说我是有资格怀疑它们的真实性的一个。有报道说,七十年代末最高法院统计的冤假错案有几百万件。反思是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出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原因。

既然当了右派,监狱之门就近在咫尺。时过境迁,然而我常常为此事凝想、发笑,我笑我的“以猪为敌的嫌疑”、笑我自己竟然是“人不如猪的价值”,我还想大笑,想笑垮那看得见摸不着的黑暗的城堡--“古拉格群岛”。

(12)亲戚余悲 他人无歌

秦基,电机系学生,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停战归国,考入交大,任小班班长,表现好,群众威信高。主要是口无遮拦,平时言传过一些朝鲜战场的“内部消息”,经过运动的揭发,分析上纲,当然是很严重的了,“丑化……,美化……”这样一来,立场就滑到右派了。当然这是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揭发之后揭发出来的,这个“揭发”是历来运动的重要武器,它可以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如果左起来,它也可以搅得人人自危。秦基被揭发当了右派之后,58年受劳动察看处分,分在上海县宝北乡,至第二年,在一次捞用来作猪饲料的水草作业当中,不幸溺水,以身殉职。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是从岸上捞水草,效率较低,秦基主动要求下水,从水中往上摔,岸上有人接,不幸下水后,水草缠身不得脱而遭难。他的死是既平凡又悲壮的,然而在当年,他的死仅仅等同于在这群右派之中消失了,仅仅如此而已。交大当局对一个放在农村正在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的殉职的死亡事故不能说些什么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黄小痕,上海市人,56年入交大船制专业,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同年到郊区劳动,60年集体进疆,被分在兵团农五师(哈密地区),十余年当中,一直干着艰苦的劳动,75年在开芒硝矿的山里,因受玩忽职守,无视人身安全的一位监督人员的引爆而被炸身亡,现场惨不忍睹,原来1。70米个头的黄小痕,肢体碎身合起来还不到一半,就这样,他走了。人死了,最惨也不过一死,刹那间全然不知,要论真正最惨的还要数活着时候的那个帽子,因为帽子而使成千上万的右派长期失去自由,接受劳役。

试想,到了78年4月,全国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尚有二十多万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报告),这二十多万人最终在功垂青史的55号文件下达后于78年11月之前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三年自然灾害,八年抗战都是一位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然而剩下的这二十多万右派的帽子一直整整戴了二十一年,可谓是漫漫长夜,无边苦海,交大来疆右派之中,徐步垣,王寿才,张犀,王宇伦,李昌斌。傅瑞榕……都是其中之一,而黄小痕却是从58年戴帽开始为之奋斗了17年的脱帽愿望还没有实现就告别了这无望的尘世。一切不可能重新安排,要是再活过一年,就可以看到“四人帮”的倒台。

然而,1979年改正之时,黄小痕由他在上海的母亲替死在遥远新疆的儿子去交大领回了“右派改正结论”,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捧着儿子的“结论”,悲怆万分,哭晕倒地,由老三儿子搀扶着回了才回到了家。

尤光演,是60年第二批交大遣送来新疆的在校右派学生,分在乌鲁木齐大修厂,69年挖地道时在最危险的岗位井口下,因缆绳断掉被砸身亡,当时留下妻子和三个儿女,最小的孩子还不会走路。

秦基,黄小痕,尤光演等同学,他们因为错划右派的原因,又都是在用来赎罪或者是受惩罚的岗位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值得纪念。

(13)求生之路 竟是“叛国”

王宇伦,江苏南京人,船制609班学生,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时才18岁,和大多数学生右派有着相同的经历,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后下乡劳动,60年集体遣送来新疆,分在兵团农一师,该师地处南疆阿克苏地区,这个地区居天山南麓,远在乌鲁木齐西南约800公里,当年路况很差,交通极为不便,该地区西北与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相邻,阿克苏市离哈萨克斯坦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之遥。

去农一师的仅仅交大右派就有七八人,船制专业的几位初分到农一师航运队,他们结合专业,焊过一个四,五米长的船壳,因塔里木河航行条件所限,船体常常在河里搁浅,拉拉走走,一年之后就不搞了。王先后在师团的学校教过书,也劳动过。在65年社教运动开始之后将右派集中劳动,加强了管理,文革开始不久,更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劳改新生人员和有问题的人集中劳动,加强了专制措施。当时包括右派在内的这些人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丝不苟的兵团的农场里。

至67年,想不到我们的校友王宇伦同学跨出了这样的一步:和另外一个来自安徽的韩姓右派一道出走苏联。走失的当天,连队领导展开调查,并对平时跟王很好的一位进行吊打逼供,第二天就派出几队人马,骑上马沿路和上山搜捕,不出三天,王韩两人被捉了回来,原来,他们不敢走公路,只好走山路,其时,正躲在山洞里,王出来找饮水恰被发现。

“阶级敌人”出逃一事,给连队平添了紧张气氛,团里后来还把他们的“罪证”加以展览:地图,指南针,绳索和小刀等。同情的同类则认为被捉了回来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否则只有冻饿而死,是不可能出去的。这一二百公里的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实则是横贯西北的天山山脉挡着,北面是海拔7435米的托木尔峰,绵延数百公里都在雪线之上,要想翻越人迹未至的天山而达到彼岸难于登天。

王宇伦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呢,敢冒九死一生之危铤而走险呢?是“背叛祖国”吗?罪名当然可以强加,多么的别扭,多么的不贴切啊。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倒是比较切题,然而对当时的王宇伦来说,恐怕并没有那么潇洒浪漫,对自由的渴望也不需要达到这样奢侈的程度,充其量,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权(现在叫做最基本的人权)。

要知道,到当时,戴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还纹丝未动,如今公开宣称还要“把地、富、反、坏、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估计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右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逃离新疆何处求宁静,其时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是革命的风暴,回老家南京去,想到自己当中学教师的母亲也因为同样的57年的右派问题而自顾不暇。在长期失望之后,想找一条生路,求生之心罢了,何错之有?

然而惩罚竟是如此的无情,他竟被以“叛国罪”判处徒刑14年的重罚,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12年之后,托三中全会的福,于79年在跟右派问题的改正的同时甄别了这个判决,得到了自由。

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先生在文革初期成功地出逃美国,在当时自然是“叛国者”,后来被称之为“爱国的叛国者”,我想,我们的校友,无名小辈王宇伦何尝不是爱国的呢?王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刚满18岁开始受了“母亲”的错打,含冤忍辱十年,接着又坐了整整12年的牢狱,作为他的同级学友,同难难友,我曾为他的遭遇深感凄然和不平,然而,他对往事看得很淡,想得很开,一笑泯恩怨,这是需要胸怀的,理解,宽容是人类崇高的美德,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要是当年政府对它的人民也有这份理解和宽容,而不是采取“怨谤弃市,腹诽伏诛”的严厉政策,就不会有往后的许许多多的不幸后果了。

“造船工程师”的梦想早已经在离开交大时破灭,一生中最为宝贵的22个青春岁月已经伴着苦难流走。从1980年,41岁的年头,开始新的生活,王宇伦以扎实的基础、执着的追求成了一名优秀的物理教师,并且在业余对无线电电视机和天线方面的爱好小有成绩。由于王宇伦的前半生的身心倍受摧残,在长期的煤矿劳改生活中患上了矽肺病,在52岁时就提前退休了。他在退休之后,于93年以因私的翻译身份获得正式签证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国去了一趟邻邦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生活了两个月,真是感慨万千,这不就是1967年亡命出逃要去的地方吗?经过二十多年,祖国在改革开放中变化,世界也在变化。

(14)牧马天山 四十不立

张犀,上海市人,内燃机车61班学生,58年元月交大反右派补课中划为右派,由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而受到“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严厉处分,58年下乡,60年集体进疆。照例说,劳动教养的处分是由公安局执行的,但是由于交大学生当中列入这类劳动教养处分的人比较多,公安局不胜消化,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由交大自己“教养”,于是就放到下乡之列,虽然难免有点不伦不类,既然你交大开除了他们,怎么又去教养人家,反正一锅粥呗。比如除了张犀,还有席与汉(热机车),范圣民(船制四)等。

今天,回忆四十多年前的历史,即使是曾经身历其境,也会有观戏的感觉,何况,这些历史真象是一出戏。张犀情节严重是因为他的右派言论连鸡毛蒜皮在内一共有二十多条,但是真正有质量和有分量的却没有一条,而“态度恶劣”,那是因为他死抱住两条,一是不揭发别人,二是死不承认,第一条倒有点不屑戚戚小人辈的君子风度,所谓“不上狗咬狗的当”,第二条那是视如儿戏,有点耍孩子气了。

事实正是这样的,一次全年级五个班联合开他的斗争会时,右派言论一条一条问他有没有的,他一概说没有的,当即一位原先开班级提意见鸣放会作记录的同学站起来指证:“张犀,你不老实,你的发言有记录在这里,(念)……”张犀反驳:“你记录得不对,我不是这样讲的。”一阵哗然之后,群情激奋,口号声四起。使这样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会开成了闹剧,咎在张犀,在当时,这可不是小孩子玩家家,孩子赖帐可以死不承认。当然,当时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么认真,那么虔诚,现在看来,显得非常幼稚可笑,难道把一个小小学生说过了什么又不敢承认说了什么,不就至少说明人家没有坚持和宣扬着什么,非要凭借国家权力,以势压人置人于死地,这样就算是社会主义保住了,不这样社会主义江山就受到动摇啦?

张犀和另外几位如黄小痕、徐才麟等来疆后被分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地点之一,兵团农五师,这个师地处有浙江省那么大的哈密地区,全师除了一部分农业以外,主要是放马牧羊,开采芒硝矿以及小型土煤矿。张犀在挖了两年芒硝矿之后,从62年开始就分到靠近蒙古的新疆巴里坤牧场去了。

直到73年,牧马生活整整过了11年,11年中过的巴里坤草原的游牧生活,艰苦异常,在人迹稀少的荒山草原,有走失方向遭遇狼群的经历,孤独中有马和羊为伴,也有独自攻读英语而忘掉一切的乐趣,在跟地方上的哈萨克族牧民的交往中,使他的哈语达到了初通的程度。

当文革席卷全国大陆之时没有一片世外桃源,连沙漠和荒原也不例外,张犀不堪忍受,逃回上海一年多,70年回新疆被捉起来关在“学习班”达一年半之久。73年分派到小煤矿挖媒达五年之久,漫长艰苦的改造生涯共二十一年过去,从58年划为右派开除学籍时的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到了79年改正时已过了不惑之年的42岁的张犀,其时既没有成家也没有立业,单身一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由羊毛毡子裹着的铺盖卷。

“内燃机车专业”已成了遥远而陌生的名词,缘分已尽,三中全会之后,不拘一格选人才,在80年张犀有机会出其不意的高居榜首考上了新疆石油管理局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的英语翻译,这纯粹是受益于从小良好的家庭的熏陶和自己努力的结果,81年跟一位中学教师结婚,43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安定的家,85年生一女孩,到96年张犀退休,小孩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张犀,可称是一个真正的牧马人。

(15)正常婚姻 备受影响

一场反右运动会沿留下这么多的影响,这恐怕连始作俑者也是始所未料的,当然,对于政治家来说,几十万人的命运是算不得什么的。一件很简单的事,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的正常的婚姻注定受到影响。

第一,在右派帽子未摘之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结婚的,即要到摘帽以后才可能结婚,而摘帽又不及时甚至是无限期的,导致许多人过于大龄晚婚。
第二,即使摘了帽的,仍谓“摘帽右派”,实际上的政治歧视依然存在,有歧视,就有坏名声,于是,很难有正常的婚配。
第三,由于右派中的特别坎坷的经历或心灵创伤过大者,往往终身不娶,这在右派群体里的比例较大。假如没有在反右22年之后即79年的改正措施,这个比例会更大。

现在来看具体交大来疆右派的情况:普遍结婚比正常人晚很多,这已不言自明,七十年代后期,直至79年改正时结婚的那部分就更晚了。如杨尚正、李昌斌、王宇伦、张犀等,而教师右派中待改正摘帽之时年龄就更大了,例如教师王某某79年结婚时年届50岁,配偶是丧偶的嫂嫂,王本人婚后未育,教师徐某某80年结婚时已59岁,配偶是丧偶的女教师,婚后未育。

终身未娶的照不完全统计有:原交大校医王谵园(已于96年在新疆逝世),原学生傅瑞榕、宋廉、汤永良、徐华望等(至少到九十年代中期还没有结婚)。

原学生右派大部分在摘帽以后找的妻子是来自四川、江苏、河南、甘肃等的的农业工人或是家属(指没有工作的女性),这跟《牧马人》中主角许灵均找的妻子李芝兰的情况无异,艺术再现了生活的真实。

(16)正本清源 是时候了

反右运动的劫难过去快五十个年头了,如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历史意义是很深刻的,无论是中国当代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它都是沉重的一页。上海交大百年的校史上也有这沉重的一页。

应该说,对这个历史运动的研究还是显得很不够的,比如运动发生的根源、主体和责任、后果和影响、今后的防范等等,官方的研究更是空缺,五十年了,连一本(或者一篇)反右运动的正史都没有见到,这是不是很正常呢?至于对依然是现实的问题,更是讳莫如深,比如责任者的道歉的赔偿问题,胡锦涛主席在谈到日本侵华问题时强调“要不忘历史,要赔偿”,虽然反右派运动和日本侵华不能完全类比,但是从伤害的角度来说是有共同之处的。

况且,对于国内,对于自己人做起来更是不会有阻力。说来俗气,赔偿,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右派因为受到错罚而被克扣的工资,都还没有补,该不该补?几十万人受了冤枉,数量太大,精神赔偿是奢侈,不要钱的道歉可不可以?做了错事要道歉,既是文明的标准,也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也很希望交大对反右的资料加以整理,不要从校史上一笔抹去。三百多名师生右派如今的归宿如何,可不可以逐个调查核实,特别是因为当年的直接原因而死亡或失踪的人(如秦基、范文等)更有责任承担善后,对人家家庭进行抚慰和抚恤。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以人为本,自当把曾经丧失的人性和良知召回来,正本清源,是时候了。(完)

(本文写成于上海交大100周年之时,未被接纳刊用)[博讯来稿](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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