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四月 03, 2007

“为党把关”和张春桥标准

作者:程兆奇

多年前,我在一篇后记中曾提到余著大陆版的删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此次回国偶从书目中见有《钱穆与中国文化》,可在京沪书肆却遍觅不得。后在师母家中看到,才知是台北三民书局《犹记风吹水上鳞》的翻版。在意外之余也未免疑惑:余先生的“情结”人所共知,虽然“钱穆”那套丛书的主编为万流景仰,但真能不为“常识”(那篇后记在此段前说到海内外“常识”之不同)所拘?或者说,纵有“豁免权”,所“有”真能无限?稍稍翻览,悬疑顿释,原来“钱穆”对“犹记”多有删除。而有些删除难免让人失望,比如有关《十批判书》抄袭的那篇跋语,如作者觉得“肉麻有趣”而“深鄙其人”的“偏见”固可删,《钱穆与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云云亦可删,可“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则不可删。删了白寿彝本人就会好受了?恐怕不会,说不定白还并不买帐……

任凭再丰富的想象力恐怕也想不到,我提到的“不可删”的那几个字,居然引出了《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方舟子)那样一篇奇文。

此文早几月已先贴於多家网刊。当时看了很感惊讶,因为这一错误是只须凭常理,至多是翻翻书就能避免的。

今夏的某日拜谒王元化先生,说起此文,王先生说:既然不合事实,还是应该指出来。后因觉得现在网络缺乏把关,荒唐的东西四处泛滥,读者自会有较高警惕,不致轻信,最主要还是那篇文章谬处特显,所以后来並未理会。不意此文复经修改近由印刷物刊出,流传所及,居然使有识者亦不辨其非。如上海一位资深学者读后说:“看来余英时的确有问题”。所以傅傑及时作文纠谬,很有必要(傅傑刚为余先生编了语录体的《论士衡史》,最有资格作这篇文章——傅文刊于同期《百年》)。此文错误,傅文已有有力批驳,不容我再置一言。我还想说两句的是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

我在大陆做编辑已是“开放”以后,老编辑口中一本正经的“为党把关”到我们嘴里已成了一句戏言。虽然,“关”仍在,但范围已大大后退。如果说开放以前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包於关内,开放以后则是关外也别有洞天。可惜许多编辑对此並不体会。党明明设关与足下,他们却不断加码,自觉地把它扩大到十里以至百里之外。这样做並不表明他们对党格外忠诚,而只表明他们对自己特别爱护:因为范围越大,安全系数也越大,虽不致立功,但却可免受过。迫人如此,当然有体制的根源。但我想,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总应有一点分寸。比如虽不能时时以邓小平的关为关,但也不能总以张春桥的关为关。可就是有许多人,总以张春桥的关为关,因为张春桥的关范围最广,可保百密而无一疏。

最近遇到一件可笑的事。受一位编辑朋友之託,译了一本既可消闲亦可研读的书,编辑发稿后,那家出版社的副社长说:“程兆奇的名字不能见书”。老实说,署不署名,署什么名,本来毫无所谓。译后记先於发稿已刊於同地一家刊物,其中第一句话便是:“不是因为×××的嘱託,再不务正业也不会去译一本×书”。但这位副社长这样说,倒让人想一求他所凭的根据。经了解:很有幸或者说很不幸,鄙人尚无享此规定的资格。副社长並不是那种胆大包天敢於矫诏的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心中所有的只是张春桥标准。我与此人最近还不期然见过面,他一如既往的笑着打招呼,並无異样,更可见他对张春桥标准已习而不察。有人探讨“改革开放”的种种阻碍,我想这种只知恋栈,只计一己得失,凡事以张春桥标准行事的人,虽似掀不起大浪,但就其广泛地对健康肌体的销蚀说,危害最是莫可轻估。

(原载日本《百年》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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