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四月 16, 2007

余英时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序言 

作者:余英时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是费正清生平最后的一部著作。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他亲自将这部书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他的心脏病复作,两天后便逝世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费正清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关于这一方面,我已在《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收在《傅伟勋、周阳山主编的《西方汉学家论中国》一书,正中书局,民国八十一年)一文中有详细的分析,读者可以参阅。在这篇短序中,我只准备略谈费氏晚年写此书的背景,以为中译本读者之一助。

费氏的史学专业限于中国近代史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也以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为断。那么他为什么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写了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呢?这里必须指出,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已与日本史权威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合写了一部两厚册的东亚文明史――伟大的传统与现代转变。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后来又单独合为单行本。这是他们在哈佛本科每年合教东亚文明概论一课的结晶。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书,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赖世和执笔的,费正清则负责明清以下的近代和现代部分。这一背景大概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契机。

其次,费正清的专业虽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但他一向承认中国文化不但连续不断而且自成独立体系;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有所认识,便不能理清它的现代变迁。因此他对近代以前的中国史确有求了解的意愿。

最后,这部书是他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的,按其时间,则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之后。“六四”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几乎在一夜之间动摇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识,美国人一向信任专家,他们对中共政权的理解是通过中国研究者的解释而得来的。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天安门前的枪声彻底惊破了这种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因此而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要求。出版社约请费正清撰写新史便适应这一要求而起。

“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一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拥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曾经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楬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见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忆录:《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页二八六)。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经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见本书英文原本,页三一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以前他对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导致的灾难都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修订本中,对于“大跃进”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〇)灾害,只说:“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页四一四)但在《新史》中,他有专章(第十九章)讨论“大跃进”,而且开宗明义即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强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民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饿。”(页三八六)这也是“觉今是而昨非”的一个显例。最有趣的是他公开表白过去为中国讳饰的心理。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他特别在附注中加一条“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竟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页一七六)。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

这本新史既有中译本行世,其得失,中国的读者可以自作判断。序文不应该是书评,因此我不想说得太多,以致使全书为我跟人的偏见所笼罩,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有失公平。但是在结束之前,我愿再补充几句话,说明此书的性质,以释中文读者可能发生的疑惑。

本书虽起自旧石器时代而终于天安门屠杀,但严格地说,他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中国通史,从全书的详略取舍上看,费正清似乎也无意把它写成一部通史教本。他的叙述大体遵守着三条主线,即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最明显的是春秋战国和南北朝这两大分裂时期在本书中只有一两句话提到而已。这当然不是写通史的态度。所以本书的主旨事实上仍在于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演变。至于其近代的部分则是作为历史背景来处理的。读者着眼于此,自可分辨全书的得失所在。但读者又必须参考他以前的著作如《美国与中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九八六年出版),才能了解他的“晚年定论”之所在。

费正清在本书中提出了不少有关中国史的论断,颇近于中国史学史上所谓“欲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并非凭空议论,而是以最近三十年来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为根据的。全书正文中明引近人之说极多,这也不是一般历史教本的写法。本书之所以称为“新史”,这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专题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收获。例如本书第三卷(Part Three)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便是目前一部分史学家讨论得很热烈的新问题。

中国或日本的读者可能会对本书提出下面的批评“作者既未直接运用原始史料,也未参考中、日史学家的大量研究,因此其中论断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限的。这个批评虽然有道理,但是却与本书的主旨不相干,因而是不公允的。费正清写这本书主要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般读者为对象的,全面总结中国史研究并不在此书的设计之中。总之,费正清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孜孜不息地融会了近二三十年来无数西方研究的成果,写出一部条理清楚的大纲,直到死前两天才完稿,这种精神无论如何是值的钦佩的。对于东方的读者而言,这正是一部简明的现代汉学提要,其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序于普林斯顿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下载  
正中书局 民国八十三年七月台初版
民国八十五年十一月第六次印行

附录:费正清与《中国新史》

按:与余序相对照,杨文显得很有趣。大概她是太喜欢余序的文字,不然的话相关部分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似乎并不困难。

但既然是引用,那就该踏踏实实加引号,加注才对啊。


作者:杨婉蓉 (女,陕西西安人,1976年12月8日生。1999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到近代史研究所,评聘为助理研究员,专业方向为中美关系史。)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研究,开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费正清一生笔耕不辍,编著的作品有60余部,像《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等已广为人知。《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 )是费正清的最后一部著作,在完成这部著作的两天之后,费正清便与世长辞了。

一、费正清是1989年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开始撰写《中国新史》的,1991年9月12日完稿。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克那普分社在1992年出版。在 1998年出版的增订版中,增加了一位作者戈德曼(Merle D. Goldman,1931-),她是波士顿大学中国史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也是费正清的学生。

那么费正清为什么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写出了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呢?这里有两点有必要指出:首先,《中国新史》总结性的体现了费正清毕生坚持的经世致用、特别是教育公众的学术宗旨。费正清在二战以后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开创了以区域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为特色的现代中国学(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现代中国学摆脱了古典汉学(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束缚,它综合多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薄古厚今,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逐渐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而经世致用思想更是费正清本人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

费正清强调学术研究应当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1]他认为过去学术的低迷深深影响了美国制定正确的远东政策,朝鲜战争和越战的教训就是因为不了解东亚,尤其是中国。因此他明确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与国家的需要相吻合,外交政策也需要学术研究来探明方向。制定正确的远东政策的前提是对远东和中国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把这种信息传达给美国的公众。[2] 贯穿着这种学术思想,在费正清的60余部著作中,为教育美国公众而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所占的分量最大。

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结实框架之中。像费正清1948年著的影响很大、行销很广的《美国与中国》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佼佼者。晚年作的《中国新史》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些特色。

其次,费正清的专业领域虽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但是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连续不断而且自成一体的,研究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必须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此点而言,费正清也不失为一位有眼光的史学家。因此,费正清对近代以前的中国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了解的愿望,他的许多著作都是通史性质的,尽管他只是把中国古代史当作历史背景来考察。

在60年代,费正清曾与日本史权威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合写了一部两册本的东亚文明史,分别为《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和《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后来又单独合为单行本,即《中国:传统与变革》(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这是他们在哈佛本科合教东亚文明概略一课的结晶。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书。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赖肖尔执笔的,费正清则负责明清以后的近代和现代部分。

70年代,费正清参与主编了《剑桥中国史》,他主编的部分虽然内容丰富,但毕竟是众手所成,不能充分反映费正清本人的学术思想。因此,费正清晚年撰写《中国新史》,也颇近似于中国史学上所谓“欲成一家之言”。

《中国新史》篇幅不长,只有四百余页,却讲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1989年之间的中国历史。它吸收了《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的许多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提出了系统的观察和论断,是费正清一生研究中国历史的简明扼要的总结。这本书之所以称为“新史”,是因为费正清希望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结构、运用新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且得出新的观点[3]。

这些新的资料吸收了西方汉学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费正清在全书中引用了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史专题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作为一部优秀的教科书,《中国新史》也被美国许多大学的历史系当作教材。[4] 《新史》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宏观结构,主旨在于叙述近代中国的发展及未来的演变,古代部分仍是作为历史背景来处理。

因此,费正清在叙述上是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全书分为四大部分:一,君主专制的兴起;二,中华帝国的晚期;三,中华民国;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分叙述了从山顶洞人到清代前期的整个中国古代史,篇幅上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春秋战国和南北朝这两大分裂时期简单地一笔带过。这当然不同于一般通史的写法。

费正清考察了中国的史前史,并同意夏商存在的观点,使中国文化从一个结实的局面开始。接着费正清又探索了君主独裁、士族精英极其治理下的国家社会的发展脉络,认为虽然中国出现了独一无二的这么少的人统治这么多的人达这么长的时间的局面,也造就了自给自足的悠久的中国文明,但却没有组成在有心追求进步的政府领导之下的单一民族国家。

在第二部分中,费正清主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近代为什么落后了?第三部分讨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及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逐渐强大。第四部分讨论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费正清认为中国的近代思想革命自19世纪90年代推展开来后,显然并没有哪个外国大范本能适合中国的情况所需,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出解决的方法。“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5]这就是费正清在本书中苦心孤旨要说明的一点。

从全书的内容看,费正清的着眼点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多种因素,书中各章节虽然严格遵守时间顺序,却又不拘泥于简单的断代。

二、费正清有一基本观点,认为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文化对抗,这种文化对抗也是中国和美国误解乃至冲突的本源。因此,费正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

在《中国新史》一书中,他从专制政治,权威式的社会结构、工商企业的不发达、士大夫的领导地位、庞大的官僚体系、儒教的定于一尊等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传统秩序中缺少民族国家的概念、进步的概念和经济发展的概念,缺乏个人主义原则,这些特征妨碍了中国进入广阔的国际社会。这些观点很大一部分在他早年就已经形成。但是在《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更重视皇权在专制制度中的作用。费正清认为专制制度有不同的形式,而且专制的程度也不一样。在他看来,中国皇帝的专制必须解决程序统治、道德训诫、个人利益和个人名声之间的关系。

中国专制制度有如下特点:⑴帝国的权威无所不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⑵各个方面的政治化。从服装到举止,从图书到绘画,一举一动都含有政治意义。⑶不允许任何敌对势力的兴起,不允许有向权力垄断提出挑战的非税务收入。中国的帝国制度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是有能力的,中国的许多成就都与之有关,因此帝国制度的活力也可被看成是中国社会有凝聚力和统一的一个指标。

但费正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品质能让这种政治体制维持多久呢?” [6] 汉代完成了以皇帝为首的全面统治。皇帝的行为可以是非理性的,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牺牲者毫无权利可言。对于一个官员来说,皇帝的决定必须执行。这部分地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权利学说没有地位。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上诉法庭,除了某种抗议和造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和法家合流使专制统治的手段更加完备。这就涉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中“文”与“武”的关系极其儒家思想的作用。

费正清认为:文武两者之间,武也许更重要。尽管儒家调教的士大夫阶级曾经竭尽所能地扬文抑武,史书也多载“王”道,对“霸”道三缄其口,但是统治阶级却更重视使用武力。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每当统治者要控制局面的时候,威吓即是其一大策略。[7]对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费正清基本接受了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看法,认为儒家思想是维持专制体系的思想工具。

他把汉代的儒学称为“帝王的儒学”,尽管他强调这种儒学“不同于孔孟等人原来的教诲,也有别于宋代兴起的以至后来影响中国旧文化区东亚国家--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的俗世个人儒家哲学”。[8]但他在论述中,还是对古典儒学与宋明理学没有作有意义的区分。他着重揭露了儒家不利于文化的物质层次一面,因而主要批评其意识形态上的负面价值,而忽视了涂学中讲求人格发展的身心性命只学的正面价值,也容易给读者造成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二者相互对立的印象。

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评价,费正清的观点的得失也就显而易见了。

三、费正清一生的主要兴趣与贡献,是在近代史的研究上。他在贸易、行政、传教、史料等方面都有专著,而对中美关系更有独到见解。对于整个近代史,费正清的基本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50年代,他提出了“西方冲击--东方反应”论。他认为,古代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种截然不同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

在五、六十年代,冲击--反应模式是美国中国研究界最有力的模式。60年代,美国又兴起了“传统--近代”模式,这一模式也与费正清紧密相关,尽管此模式的主要代表被认为是李文森(Joseph.R.Levenson)。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norm),因而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近代社会前进。这种观点在费正清、赖肖尔、艾伯特·M·克雷格(Albert M Crig)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的到了体现。

实际上,“传统--近代”模式基本是“冲击--反应”模式的放大。两者同样贯穿着中国与西方的某些基本假设,同属西方中心模式。70年代以来,美国新一代中国学研究家起来公开批评站统治地位的费正清模式后,尤其是当保罗柯文(Paul A Cohen)提出著名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时,费正清受到一定的触动,开始反思自己的研究模式。这种反思也体现在《中国新史》一书中。

该书体现了作者一定程度的“中国中心观”。费正清开宗明义的写道:“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9]他强调不能把西方历史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准。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不同。中国是“农业的——非汉族的--官僚的”,而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工业的--军事的--企业的”,因此那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是不恰当的,拿中国学术界曾激烈讨论的“明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无西方的侵略,中国也能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来说,费正清认为拿中国的发展轨迹同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兴起相比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中国明清时期同西方社会在18世纪中叶的相似是表面的。明清时期的商业繁荣引起了类似或接近 工业化的一些现象,如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商业城镇、商人组织农户生产的手工业品和城市工资劳动者,但这同中国长期存在的如农民只占有小量土地、生产棉花和养蚕只是补充农业收入的不足、维持生存的副业等事业相比,仅仅是表面现象,其后果是“在农业上,以工资劳动力为基础的农场竞争不过家庭化农业栽培;在工业上,城市手工工厂竞争不过生产者的低成品”。 [10] 农民经济处于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的状态,即生产增加了,但单位时间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在“过密化”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的。

而且,这时的中国为皇权和士绅阶级所左右,一切新生事物都受到这两者的局限,而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的商人不仅控制了城市,而且还逐渐争得了国王和民族国家的保护。中国的商人则自始至终没有取得独立地位,没有法律上的保护。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一律重农抑商,把农业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费正清的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但却表明了他力图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论述美国的教会势力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时,费正清认为,教会势力,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在1905到本世纪末1925间在中国活动频繁,在开办学校、提倡现代教育等方面功不可没,但这些成绩对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对华援助大多跟中国的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挂钩,而后者只是中国人口的极小部分。即使在那些成功的项目当中,充当主力的仍然是中国人。[11]

《中国新史》中所体现的这种力求客观评价美国的影响,承认中国内部因素起主要作用的倾向,反映了费正清晚年对“冲击--反应”模式的修正。

四、中美关系是费正清研究的一个重点。自40年代以来,他撰写了大量中美关系的文章,不断提出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张。从1946年开始,费正清便在美国舆论界公开主张美国应该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尽快和中共取得谅解,他相信中共领导的革命是无可阻挡的。到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费正清更呼吁不能承认蒋界石的流亡政府。

他坚信中共已得到中国农民的支持。新中国建立后,费正清主张尽快改善中美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观点和他对中国历史、现代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中国新史》中,现代中国是费正清着墨较多的地方。

关于国民党,费正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1912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人士,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化的设施和新机构使它具备现代化的作风,从而得到外国的承认。但是南京政府却有种种弱点,最主要的就是丧失了革命目标,其次就是无法接触农民群众,而且由于人事造成的弱点使政府能力有限。这就使国民政府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费正清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比较客观。蒋介石能在派系林立的复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就在于他不投靠任一派系。蒋继承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并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就,但是他的政府办事效率却很低。

费正清认为国民党在1943年在中国已经失去民心。对于美国所坚持的援蒋政策,费正清也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巨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1920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要想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12] 费正清认为新中国的历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1949-1957年和1961-1965年是经济重建的时期,在这两个有希望的开端后面,有两个大灾难和大动乱时期,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两个时期是出色的共产党组织者和行政人才领导的,后两个时期却是毛泽东控制的。[13]费正清在分析“文革”的起因时,把现实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提到朱元璋为粉碎宰相的阴谋杀了四万人,乾隆曾担心朝内有阴谋,同治中兴则以阴谋开始,孙中山更是一生都在策划“阴谋”。

费正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把政权及其政策混为一谈,反对一个政府或统治者的政策即反对该政府或统治者本身,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派”,于是阴谋便成了中国的特产[14]。

总的看来,儒家由于强调和谐,把政府看成统治者人格道德的延伸,因此对异议的容忍空间很小,这也是中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尽管费正清本人信奉自由主义,尽管他对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遇到的挫折感到惋惜,他仍然对西方的沙文主义以及那些企图将中国纳入西方轨道的人发出语重心长的告诫:在西方民主政权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医治腐败保持公共道德水平之前,西方民主是不会赢得中国公众的赞同的。

我们这些局外人可以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人权,但除非我们能在制止传媒上的暴力、吸毒以及控制枪支工业等方面作出表率,否则就很难叫中国向我们看齐。相反,我们倒应该反问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正确。中国既有独特的过去,必将有独特的未来,这一宗旨贯穿着《中国新史》的始终。

费正清对中国的未来满怀希望,在书的末尾,他写到:“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却不必由此确定这一趋势将把中国引向有自由选举、代议制政府及法定人权的西方式民主。相反,中国式的民主可能包括权力集团内部的选举、产生于某一政治集团的共识的代议制以及特殊的个人权利。”[15]

《中国新史》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都收录在《新史》的增订版中。例如哈佛大学出版社评论到:“《新史》是费正清毕生钻研成果的一项完整而定论性的呈现。作为一部长达四千多年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简明、全面和权威的叙述,它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史景迁在《纽约时报书评》中写到:“《新史》以432页篇幅的文字叙述了中国全部历史,文笔轻快、全面总结了数十位学者最新的学术成果,另人望而生畏”。

当然,有的学者也对该书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作者没有使用原始资料,也没有参考中、日史学家的大量研究,因此其中论断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限的。这些批评虽然有道理,但却与本书的主旨不相干,因而是有欠公允的。如前面所说的,费正清写这本书主要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般读者为对象的。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这本书不仅展现了费正清中国史研究的概况,而且由于它融合了近二、三十年无数西方研究成果,也正是一部简明的汉学提要,其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

[1] 柯文、戈德曼主编:《纪念费正清》(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Fairbank Remerbered)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2] 费正清:“远东研究和美国教育的贡献”,《学校生活》第27辑(1940年11月)。
[3] 费正清:《中国新史》(John King Fairbank, China:A New History,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序言。
[4] 费慰梅:《费正清评传·代序》。[美]邓鹏著,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
[5] 《中国新史》序言。
[6] 《中国新史》第28页。
[7] 同上,第68-70页。
[8] 同上,第62页。
[9] 《中国新史》,第47页。
[10] 同上,第178-179页。
[11] 同上,第260页。
[12]《中国新史》,第327页。
[13]《中国新史》,第345页。
[14]《中国新史》,第403页。
[15]《中国新史》,第431-432页。

原网址http://jds.cass.cn/Article/20051027143157.asp

2 条评论:

HiMarxist 说...

可以向李登輝求償,詳閱我的部落格

匿名 说...

什麼狗不會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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