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四月 07, 2007

《炎黄春秋》推开民主的门缝

作者:碧 水

● 中共党内民主派创办的政论刊物《炎黄春秋》最近不断发出推行民主的呼声。今年二月号谢韬文章更大胆倡言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大陆各种政论杂志中,「晚生儿」的《炎黄春秋》没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正式编制,完全属于民间刊物。但该刊锐志进取,立意为民主呼号,主办者与撰稿人 又多为党内民主派高干。如初创者为朱德秘书廖盖隆,当今掌门人为年逾八十的杜导正(三八老干部、原中央新闻出版署长),积极支持者有李锐、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阎明复、李普、李昌、曾彦修、甘惜芬、高尚全、苏双碧、杨继绳、邵燕祥、戴煌等。因此,该刊很快成为大陆众多民主翘望者的一面旌旗, 自费订阅者众多,尤其是那些饱尝政治风霜的「老家伙」。春江水暖鸭先知,「老家伙」们总是能从《炎黄春秋》的水温中探测到节气寒暖。

李锐和任仲夷呼吁政改

二○○六年夏以来,该刊读者凭着多年炼就的「反革命嗅觉」(因无法直言,必须听话听音),从《炎黄春秋》中闻嗅出一股不平常的气息,该刊正在为民主推开一条意味 深长的门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该刊举办创刊十五周年茶话会,出席者一百五十三位,涵盖老青中三代。该刊连载十余位发言者的讲稿,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期李锐的〈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旗手李锐先生的声音再次在大陆发出,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更不用说是这样的「醒目标题」,里面还有十分刺激的 语句:「党在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之下?党归宪法管,还是宪法归党管? ......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也要讲民主和法治,不能搞专制,党要归宪法管 ...... 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丛生,腐败产生于什么地方呢? ...... 是我们的党政权力太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所致。」

接着十一期又发表了〈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详尽阐述了任仲夷(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政改思想: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二、政改严重滞后是 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三、目前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清官很容易成污吏,好人变坏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原广东省委书记)也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四、政改宜早不宜迟,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任仲夷还认为:各国民主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西方「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没有阶级性,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不能违背;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任仲夷还说了一些绝大多数大陆人民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话:

我不赞成老百姓造反,因为造反是没秩序的,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生产力的大倒退,全民族的大灾难,但如果故步自封、不思改革,积压矛盾,就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 共产党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与时俱进,主动地改,积极地改,果断地及时地向社会让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会 发展的主导权。

当然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 ...... 必须开放言论,公之于众,让全民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同设计蓝图,上下沟通,共同推进 ...... 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 ...... 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谢韬倡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当读者还在为《炎黄春秋》刊载「任论」啧啧感佩之时,又在二○○七年第二期上读到更有冲击力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作者为原人大副校长谢韬。该 文说恩格斯生前就放弃了「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勃列日涅夫曾对其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该文认为:不是伯恩斯坦而是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一九一八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运,「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捡拾起被经典作家已经自我否定的「暴力论」与「专政论」。

谢韬先生用砸地有声的数据说明「阶级斗争」可以寿终正寝:

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 发展上。

这是一段从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阐述,而且是发表在言论管制的大陆。 既然工人阶级只占少数,阶级基础都快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之说还站得住脚吗?而且,「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工人,生活水平已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总统之上,他们还需要「革命」吗?还会要求「解放」吗?李锐先生也在同期采访中说:「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 ...... 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三百多倍, 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四比一,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它国家也是类似情况。」

谢韬先生的观点是中国必须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听说该文原名就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能编辑怕太刺激,才改成现名。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为四:政治上民主宪政;经济上市场经济,所有制上混合私有制;公共事务上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简括之:政治民主+市场经济 +混合私有制+社会福利。谢韬强调:「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谢先生最后说: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文一出,朝野大惊南北皆哗。各家报刊老总无不惊佩《炎黄春秋》的烈魄独胆。这种对传统共产理论具有颠覆性的「叛言逆论」,谁都明白它所含带的份量。这可是从共产理论的地心深处发出的地震,完全否定了共产理论的价值与意义。不仅经典作家本人已然抛弃,现实基础亦不存在矣!

《炎黄春秋》的声音使海内外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民主的门缝在慢慢开户。事实上,去年夏天以来,「民主」之声再次响起,原本十分忌讳的「民主」渐渐公然行走街市,包括出了一本《民主是个好东西》。迭经文革与「六四」之痛,历史已将中国运行到民主广场的入口,广大中共党员对民主的认识确实 有所深化,党内有识之士不断在「拱」民主,高层也不好意思再提什么「一元化领导」,邓、江、胡也不可能像毛那样索要「最后决定之权」。

女法学家薛刚凌的歪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另一侧面的声音。大陆民主不仅政治上举步艰难,学术上还不断出现ABC级的低层错误。如刚刚评出的第五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薛刚凌(中国政法大学女教授),居然以国情落后认定程序法治不适用当今中国。她在颁奖大会上称:「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因为中国向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连「杰出法学家」都在为专制寻找合理性,都在最基础的理念上兜兜转。

法治程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难道还需要再行论证吗?程序正义既是约束公权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序的当然标准,目的正确并不能构成权力行使的全部合法依据,程式公正是保证公权合法行使的当然伴侣。难道中国因为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就可永远摒弃民主程序,只要自称「目的正确」就可永享专制?如此荒唐的「民主逻辑」,竟然公开行走,还得了什么奖,实在令人寒心,也不难看出中国法治土壤是如何贫瘠!

正因为听惯了薛刚凌这样的歪理,《炎黄春秋》的正义之声才显得特别珍贵,犹如划空之电,使饱受各种箝制的国人感到「民主有望」。海内外还注意到:温家宝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重要的结尾部分,未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似乎确实在传递「理论突破」的信息。

绝大多数关心祖国前途的「民主人士」都希望中共能够顺应潮流,自行解禁,先开言禁再开报禁,循序渐进走向民主,以免矛盾积压爆发不测。中共领导应该有能力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对公权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调动每一国民的社会事务意识,每一国民都有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变弱民众强民,真正强化每一社会细胞,政府也因此可采集到每一公民的智慧,同时真正得到公民的认可。此外,民主政制从根本上杜绝政治暴力,乃为和谐社会之必需。

《开放》杂志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