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四月 27, 2007

高耀洁严正声明:我的三不政策,任何人的言行与我概无关系

高耀洁 (博讯2007年4月27日来稿)

我在美国领取了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之后,于4月2日回国。我先在上海见了杨绍刚律师,发律师声明和见证我两年前立的遗嘱,这份遗嘱的中心内容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使用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或组织,接受捐助。

此后,我到开封弟弟家待了七天。我回国后一直保持低调。但我于4月14日回到郑州家中,发现电话出现故障:既无法拨出,也无法打入。外界来电可以拨通我的电话,但我这边没有铃声。我的手机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让我完全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彷佛自己变得又瞎又聋又哑,连我的子女都无法打通我的电话。

4月15日,《亚洲周刊》的记者纪硕鸣到郑州采访我,也是打不通电话,后来托人带路才找到我家。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尽管中央对艾滋病问题相当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一到基层,落实就很成问题,这让我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一点没法乐观。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我已是80岁的人了,还有什么要求呢?我担心的是,卫生部早就宣布艾滋病已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这样下去,中华民族怎么办?想到这些,我都觉得活着很没有意义,因此我自称是一个失败者。(博讯boxun.com)

一条短信

4月20日,这篇采访在《亚洲周刊》发表。但事后,我从《南华早报》记者翟云霆那里得到消息,4月20日当天,很多内地和香港记者均收到不同来源的一条短信,原文如下:

“各位请帮忙,河南省抗爱滋病勇士,高耀洁老太太情况不妙,助手电话高小姐,13120261679。”

我不知道这条以高弈坤名义群发的短信是何用意。如果不是高弈坤发的,发信人既然知道她的手机,为何不直接向她求证呢?高弈坤称她对此事毫不知情,并在很多场合称《亚洲周刊》等的报道失实。她还给我在美国的妹妹发去邮件,说是上海的杨绍刚律师称《亚洲周刊》的报道失实。

我绝不相信杨绍刚律师会说出这样的话。《亚洲周刊》的报道没有任何失实,完全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不过我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只是电话出现故障无法与外界联系。惹得很多的人来电询问我的情况。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让我怎能信任你

有很多人告诉我,高弈坤一直对外宣称是我的助手,我必须声明,她不是我的助手。高弈坤虽然和我同姓,但和我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她是北京的“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简称“东珍”)的员工。“东珍”是李丹成立的一个公益组织,曾在河南的开封、商丘等地救助艾滋孤儿。高弈坤作为“东珍”的员工,曾陪同我去南京的高校参加他们组织的防艾讲座,我这次去美国,也是高弈坤作为翻译陪同。如果这样算是我的助手的话,那我和她的助手关系已经结束。我希望她不要再对外宣传是我的助手,因为她已经无法让我信任。

在美国时,高弈坤自称找到一学者,要翻译出版我的《一万封信》、《中国艾滋病调查》。她要求将我的书稿的版权全权委托给李丹处理,要我签字。我很奇怪,如果真有人要出版我的书稿,为什么不是他们直接来和我签协议呢?后来高弈坤要求将对方支付的费用打到李丹的账号上去。此后,她便封锁我的消息,比如曾金燕从国内打来电话,她竟不让她直接和我通话,把曾金燕都气哭了。

“东珍”的创办者李丹,早期投身防艾事业,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在各地高校组织防艾讲座,我在体力许可的情况下都参加了。但我后来也陆续听到防艾圈对他所作所为的各种恶评。我想年青人没经验,出现错误也是难免的,所以一直告诫他要真正为艾滋病感染者和孤儿做些事,但这次是让我彻底失望了。据有人证实,李丹在国外以救济艾滋孤儿的名义募捐,但拿到某基金会的捐款后,并没有用于尉氏县的孤儿。至于这笔钱用到了何处,我就不得而知了。有人向我反映,李丹目前遭遇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此前获得的国外捐款、奖金等究竟是如何使用的。

三点声明

综合所述,我严正声明三点:

一,《亚洲周刊》的报道并没有失实之处。我的身体不好,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病等,一直靠药物维持,但和此前情况差不多,我只是心情非常不好。

二,高弈坤不是我的助手。从声明发布之日起,如果她还对外宣称是我的助手,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三,从声明发布之日起,我仍坚持三不政策:①不成立组织②不收捐款③不与任何人合作。如果有人以我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不管说得多么甜言蜜语,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高耀洁

2007年4月22日[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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