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五月 20, 2007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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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晶 王永亮

杜导正:1923年生,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县委部长。 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我最早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9年,当时我大学即将毕业,他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为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尽心竭力。等我参加工作,杜老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我很快看到了他任社长的《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是我步入新闻事业的启蒙老师。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从各种资料、传闻中上熟悉了杜老,对他产生了一种景仰之情。今年春天,我有幸走近杜老,聆听他叙述风云激荡的人生历程和对历史的反思之言。泪珠婆娑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我自认为应该 “大写”的人!

 从“娃娃党员”到“跟着扔石块”

  记者:杜老,从您的履历上我们知道,您在1937年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党员”。可以让历史风云舒卷到近70年前吗?

  杜导正:我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杜希贤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造纸作坊的一个普通工人。我原名杜毓芷,现在的名字是 1938年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导正”是取指导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现在。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就勤奋学习,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讨回做人的尊严。

  1934年,我考入定襄高级小学读书,当时日寇进犯河北,热河省、冀东21县和察哈尔省相继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 11月,我就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937年,我14岁时考入了定襄县立初级中学。就在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课,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蒋村。当时村里正驻扎着刚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掀起了参军热浪。我就毅然报名参加了“蒋村脱离生产武装抗日自卫队”。之后,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吸收我参加,我成了定襄县第二区动委会的工作员。就在这一年,115师教导队的邓森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只有14岁,是个刚懂事的娃娃党员。

  记者:在抗日战争中您是如何进行革命工作,并与新闻事业结下毕生缘分的呢?

  杜导正:入党后,我被组织上分配到繁峙县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之后,在雁北地区工作了将近7年。1944年9月,我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逐字逐句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就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对世事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一些飞跃。同时,也更加强了我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心。

  抗战胜利后,我从党校毕业,到中共北平市委报到。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找我谈话,决定让我去当记者。但是我文化功底较差,感觉难以胜任,觉得自己搞党务和农民工作还比较合适一些。但小舟同志坚持认为我可以写东西、当记者。于是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记者生涯。

  组织为我选择这个职业,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新闻作品。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一位特派记者雷行到繁峙县采访时,就曾鼓励我写稿。开展农民工作我不生疏,可是写文章的事还是头一遭,我不敢动笔。可是经不住雷行的一再鼓励,我终于提起笔来采写了几篇小消息。1942年,和我共事的繁峙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赵明升英勇就义,我含着泪写成了1500字的通讯,发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机关报上,很多读者受到感动。读者的青睐使我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也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但后来成为一个专职记者却是万万没想到的。

  在解放战争中,我又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有些人物报道在晋察冀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

  记者:建国后,您还继续从事新闻事业吗?

  杜导正:是的。我告别了部队后,就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稍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我的一生中,在马列学院这段时间中,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可是,哪里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记者:您说的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是什么意思?

  杜导正:我这句话是个通俗的说法。要解释这一点还有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

  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此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总的来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长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就是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没有那么清醒或抵制不住的时候,就要跟着瞎胡闹了。

  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就有意见,个别地方闹事出现了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我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老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被错划的同志后果那么严重,只以为批判一下,以后接受教训,改正就完了。哪里想到把人家弄到敌对阶级堆里,整得那么惨,二十多年以后才给人家平反。

  记者:在这期间,您也通过新闻推动政治运动,有哪些文章值得反思呢?

  杜导正:是啊!现在想起来,时常感到内疚。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委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6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64000斤是用 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6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至于我自己呢,也就像巴金老人所说的,有时候跟着扔石块。

我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

  记者:从我们接触到资料来看,反右倾时您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不是与您已经开始清醒,对形势有些思考有关?

  杜导正:是的。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年初。这年年初,由于“大跃进”的瞎折腾,广东到处叫没粮吃、犯水肿病,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真的着急了。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供领导人看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文章,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这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吃,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记者:您这篇文章我们读过,现在看来,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对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有指导作用。不过,在您写这封信后不久,您又遭受了什么磨难?

  杜导正: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来了。”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海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 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8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记者:对于这些批判,您在开始时能想通吗?思想上是顺从屈服还是坚贞不屈?

  杜导正: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中新社广东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的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大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说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中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毛主席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六千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记者:当时陶铸同志是不是对您有意见?

  杜导正: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比较地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十二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于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搏,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速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同志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发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可惜没有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井泉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的!”

  汽车路过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八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毛主席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凭借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熬到平反那一天?

  杜导正: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六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

  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记者:据我所知,您的劫难仍未结束,“文革”中您又被打倒,批斗。经历了这么多挫折,这些年来,您在反思中有哪些收获?

  杜导正: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看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心中常常有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面对中国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我很赞成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提法,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历史经验也更丰富了一些,独立思考的也就更多了。年前,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认为凡事都要独立思考,尤其要用科学与民主的尺度去衡量。

“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献给穆青

  记者:杜老,您1945年就进入新华社工作,1982年调离,坎坷磨难40年,可以说是新华社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越来越猖狂,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是紧跟还是抵制?您和穆青是怎样并肩战斗的?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革”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的重点批斗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座谈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最严重情况发生的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新闻史上的名篇《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据我所知,您当时也参与了这篇电讯稿处理过程,在这件事上尤能看出穆青,也包括您的过人胆识、默契配合,能否透露其中的“内幕新闻”?

  杜导正: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和我们一批同志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淹没在三四千字的大报道里,不突出,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设置的禁区。我们国内部几个负责同志商量后,向穆青同志汇报,他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于11月16日,将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演奏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这首大合唱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和李普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将全文转发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变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珍品。他身兼双重角色:新闻事业管理者和新闻记者。站在新闻事业管理者的角度,他对新闻的功能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作为一代名记者,他对记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感受。您是怎样评价穆青的?

  杜导正: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人格的魅力感受地更多一些。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层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低层的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在向穆青告别时,我写下了这样的挽联:“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我这样写,没有任何夸张。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的欢乐与苦恼我们感受着,我们的喜悦与忧虑他分担着。这种休戚与共的情感,使我们在送他走后的悲哀依然难以抹平。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来说,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浮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 的报道,就是这样。在这个烟厂中,成十上百条的香烟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五万多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记者:杜老,看了您的履历,听了您的讲解,我越发感觉到您“与人民同心,与新闻同步,与时代同行”。您除了在各个时期写出了优秀新闻作品,还主持过不少报纸通讯社的具体工作,总体说来,您积累了哪些理论收获?

  杜导正:对于大局意识,我一直把它看成主持一份报纸的最基本素质。把握大局对于办报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因此我强调党报要正确宣传党的主张,要经常给时代把把脉。要经常能跳出报纸的具体业务之外,给时代把把脉,全力争取主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战线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党内、国内的议论都围绕三方面进行:一是思想路线,核心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二是政治路线,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晚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是组织路线,搞民主与法制。要把这些作为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历史大背景。“文革”时期,我写过一些失实报道,对于这些报道造成的后果,我的认识非常深刻,党报如果失去了对全局的驾驭能力,会对党的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推行起到多么可怕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的切肤之痛呀!

  经历了这些坎坷,我在主持《光明日报》时就非常注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方式方法。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重新建立民众对于报纸宣传的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辩证全面地宣传党中央的思想,进行必要的独立思考,要做得好,并非易事。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日报,《光明日报》在此阶段可以说宣传得还算成功。

  我主张学习前些年《美国之音》的传播技巧,主张把报纸办成不同观点的争鸣双方的发言园地,大家一起探索真理,这也就打破了多年来新闻“一言堂”的传统格局,把报纸办活了。

  重大新闻和日常新闻的组织报道也要重视起来。在我当随军记者的时候就采写过蔡春吉钢铁班的典型连续报道,在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时组织过香港九龙暴乱事件的连续报道,1959年抗击东江洪水的连续报道,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时组织过真理标准和包产到户的连续报道。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我又陆续组织了蒋筑英的典型报道,张华的典型报道,华山抢险的报道等,都是成功的。

  记者:您在多年新闻实践历程中,一定创造了不少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可以择其一二吗?

  杜导正:在主编《华北人民》时,我创造和发展了“问答”这种宣传形式,针对性强,简短活泼,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普及各种科技文化常识,如《互助合作政策问答》、《婚姻法问答》。

  我还注意到图片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主编《华北人民》时,就在刊物上组织发表了大量连环画,宣传英雄人物,揭发坏人坏事。在我主持期间,该杂志发行量由8万份上升到42万份。发行量的扩大,虽然有解放区逐渐扩大方面的因素在内,但当时人们都认为,我们那种生动活泼的办刊方针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我还发展了调查研究这一报道形式的新闻理论。我们的采访报道中,要随时随地注意,不仅有一般的调查研究,还要有典型的调查研究。我们是党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调查研究得好,可以帮助党更好地掌握情况。我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把“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相结合,既要强调调查研究的深入性,又要观察全面,防止个案研究的片面性。

  记者:据我了解,您在新闻圈内有个雅号“农民记者”,它的来历是什么?

  杜导正:我出生在农村,抗日战争中在晋察冀边区干革命,那时无论做什么工作,接触到的都是农民。残酷的战争环境,不仅加深了我对党的事业的理解,提高了政治觉悟,更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由于家庭和工作的影响,我有着一种农村情结,认为记者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要关心农民,理解农民,这是新闻工作的起点。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全面建设就无从谈起。

  因此我十分重视农村方面的报道。我不仅自称“农民记者”,也写过不少农村方面的报道。1981年,我和新华社记者戴煌到山西省闻喜县的贫困地区考察,又去甘肃最困难的地方定西地区和武都地区,共呆了53天。一路上边走边写,写包产到户、大包干,其中《甘肃省河东老灾区漫记》连续报道发表在《瞭望》杂志上,还有武都地区地委书记钟永棠的访问记刊发在《新观察》上。后来我主持《光明日报》时,虽然它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但我还是密切关注中国农村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1983年,我和记者张天来一起来到山西雁北地区农村做了40多天的考察,采写了十来篇稿子,其中《一位县委副书记谈话的原始记录》用独特的方式报道了农村的大包干。1986年,我又去了晋北,在阳高县农村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调查农村第二步改革,即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商品生产给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什么变化。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有关新闻宣传的一些讲话,引起了传媒从业人员的极大关注。您是从什么角度解读这些讲话的?党和政府应该为我国媒体的良性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杜导正:最近,我听过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有关宣传的一些讲话。李长春同志正确阐述了新闻宣传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新闻出版系统也要政企分开。李长春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视察时说,出版集团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联系在一起不好。

  这些讲话很好,我说好,主要是讲话所展现的趋势和取向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宣传已经出现了一点改进的迹象,比如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有段时间,新闻联播在半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里,有20多分钟在集中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同样,报纸上的一版也多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最近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引发了传媒界的思考。我也在想,党的“十六大”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地方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缺少自信,把老百姓尤其知识分子不看成是朋友,更不是好朋友,老是防着大家,总是不准这个,禁止那个,不是鼓励大家往前闯,而是把精力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挑弊病和批评、指责上。这样指导宣传,效果自然不好,这对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我们的各种改革不能超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尽管我们还处在过渡之中,但是过渡也要有个时间,不能没完没了地过渡呀。中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党和政府也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几千万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应该相信大家,不能每天防着大家,尤其不能防范正常的舆论渠道。

  记者:新闻媒体在宣传“三个代表”、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杜导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主张和基本的框架,我认为是科学的。

  本来是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思想,但我们媒体十几年来是怎么宣传的呢?我个人以为宣传方向正确,但很不得力。现在对邓小平理论尤其对“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多是从口号到口号,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最好的文章也不过是做一点概念的解释,谈不到创新。现在提出思维创新的口号,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几个空洞的字上,而是要有创新的实践,要鼓励大家创新。要创新,就难免有“错误”。要允许人家说“错”话,写“错”文章。

  记者:您认为如何克服这些不足,树立媒体的公信力?

  杜导正:我想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有句话说得很好:《焦点访谈》要有公信力。这说明我们党对自己有希望,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对宣传要采取真实态度、科学态度,讲经验,也讲教训。相信人民,如实地讲,人民也就相信你。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些报纸公信度之低,威信之低,真正的读者之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剖析自己的错误需要勇气,更需要独立思考

  记者:记得多年前我看过您的专著《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当时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震撼。有人说您这本书在中国新闻界的地位类似卢梭的《忏悔录》,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新闻历史的缩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缩影。您能介绍一下编著这本书的初衷吗?

  杜导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折腾一次连着一次,在一次次运动宣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一次次甄别平反,为蒙冤者昭雪。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新闻界无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穆青同志所说的:“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工作生涯就是他的政治生涯。”记者是难以逃离政治的。

  《是与非》收录了我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间发表的新闻作品44篇,新闻业务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数万言的自传。44篇新闻作品中,有 16篇加了编前编后语。我在自序中说,坦诚地剖析我自己的失败与教训,由于时过境迁,身入暮年,由我们这些老记者自己来弥补昔日的过失怕难做到了。但历史是延续的,记者的历史也是延续的,我们的事业将由年轻一辈的记者加以继承。而年轻一辈的记者们总是不要重犯一些类似老记者们所犯的错误才好。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我们的错误,这些错误如不经过反思,就不会让年轻一代的记者从中汲取教训。

  记者:是啊!为了不使后人再犯您那个时代同样的错误,您宁可把自己的伤疤展现出来,在众目睽睽中撒上盐巴!您宁可让自己在众人面前蒙羞,而让年轻一代人记取教训。我们晚辈深感您用心何其良苦!您能从本书中选取几篇文章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汲取哪些教训?

  杜导正:“大跃进”是一个煽动整个民族狂热的政治运动,我在这个运动中写了不少稿件,特别是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广东省农村宣布“放开肚皮” 一日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主要报纸都登了。为了编著这本书,需要把这篇稿件找出来,我四处查找,还发动身边的人一起找。对这样一篇在当时产生很大很坏影响的报道,对这样一篇在自己的历史上不光彩的稿件,我是非找出来不可。后来实在找不到,我就摘了几段当时我写给新华总社的报告,以证明此事,编入此书。我在编前语中说:这条新闻是由我采写,经新华总社播发……它成为躁动一时的全国性口号。这完全是浮夸虚报头脑发热的产物,助长了1959、 1960年遍及农村的饥荒。我作为记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发生在政治运动不断的不正常年代的错误,实在不是您的错误,那些错误,正是您对党忠心耿耿的具体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错误也是历史和政治的悲剧呀!

  杜导正:还有发表在1959年的《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广东反瞒产挖出黑粮28亿斤》两文也是我认为产生严重影响的两篇报道,我在文前加了编前语,我急于要把它放在前面,让记者读正文前就能了解自己的错误。《瞒产》一文助长了干部的主观主义错误,助长“左”的错误,使人民吃了更大的苦头。我头脑热,很盲目又很自信,没有深入到基层去真正了解实情,就根据上面的这些材料,写了这样的东西,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记者:古人立传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于“文革”中的错误,多数避之唯恐不及。您却不避讳,剖析自己的错误需要多大的勇气!

  杜导正:作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对广东省委的活动当然有积极响应的责任。我写了《广东省委紧急部署批林批孔》这份内参发表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将该文当作1974年中央第四号红头文件下达到县团级。我在编后语中说这篇影响很大很坏的“内参”稿,是我1974年4月写的。以前,我在对这篇文字已作过自我批评,承认我直到那时,对“文革”一套错误方针的认识还是很糊涂的。自己糊涂,又要急急忙忙写稿发稿,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是一条教训。这篇东西影响之坏,至今不少同志还记得,作为一种反面资料,我把它辑到书中来了。

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

  记者:您从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以笔为枪,争取民主自由,一直命运多舛,经验教训并存。古人说:“以往鉴来,以见知隐”。您对中国目前的民主进程的看法如何?

  杜导正:我记得是前几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是得体的,中肯的。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和爱护。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从民主法制的体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

  记者: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其根源就在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加快民主进程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杜导正:我们的官员体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司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导致腐败。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的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的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 1958年“大跃进”,尤其“文革”,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批评节目,还有前几年重庆綦江大桥塌垮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四、呼吁《新闻法》的出台。《新闻法》的制定和颁布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实施,越快越好。五、一旦条件成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按照列宁的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而“文革”时期的“四人帮”案,当时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已处理自己很难下手!

  记者:您怎样期待中国未来的民主?

  杜导正: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地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是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说真话,求实求真,是《炎黄春秋》独特的优势

  记者:1989年秋,您从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当时,您已经是65岁的老人。可您为什么不是选择回家安享晚年,而是费尽心血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呢?

  杜导正:人离开了岗位,但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劲头不能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退,为党和国家和民族做事的精神不能退啊。要做事,就要有阵地。 1991年5月,由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任会长,我是副会长,从那时起,我就有心发挥自己的专长,办一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杂志。我希望能通过这本杂志为近代史、现代史的见证人提供一个说话的园地,让他们用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经历还近代史、现代史一个真实。

  1990年底,我开始了杂志的筹备工作。当时是一无资金,二无编制,我们就采取了“先下蛋,再生鸡”的办法:我们先办理了《炎黄春秋》的杂志刊号,精心组织了一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描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编辑出刊——此曰“蛋”,第一期《炎黄春秋》付印三万册,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发行刊物的这笔钱就成了办刊的流动资金——此是“鸡”。从此以后,刊物就沿着这条轨道艰难地走下去,十几年过去了,一直走到今天。

  记者:据我们了解,办刊十几年来,《炎黄春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的一些文章经常被国内外报刊竞相转载,在全球华人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炎黄春秋》走红的原因是什么?

  杜导正:我们这本刊物能生存、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两个字,那就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倡导的“求实”。杂志创办人之一萧克将军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一切要实事求是。

  作为《炎黄春秋》的社长、创始人,我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治刊的第一准则。杂志一直坚持以纪实体裁为主,夹叙夹议,以叙为主。它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即一百年来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

  过去,我们由于受“左”的主观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对事对人的研究与出版存在许多缺陷,往往不够科学,不够公正,因此缺少说服力。正是这些失之公允地宣传给了《炎黄春秋》突破的空档。譬如在抗日战争史的宣传上,《炎黄春秋》不仅注重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场,也客观地宣传了国民党军队的战场,而且还特别注意了国民党军的战场也是主要战场。对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宣传,不仅注重了一方面军,也注重了其他几个方面军,尤其是对徐向前、张国焘指挥的第四方面军打了许多漂亮仗的事实,也给予了关注与宣传。

  事实证明,说真话,求实求真,是《炎黄春秋》独特的优势。正是由于一些刊物说真话不够,才显得《炎黄春秋》有一点鹤立鸡群,如果所有的报刊都能做到这一点,靠我们当初那点实力跟别人竞争,恐怕就难了。

  记者:《炎黄春秋》领风气之先,大胆刊登一些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文章,有的引起很大争议。您怎么看?

  杜导正:第一,我们的文章都坚持了实事求是,遵守宪法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从来没有享受过今天如此多的信任,如此大的言论自由。当然,我们也有失误,也有不妥,但是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是宽宏大量的,原谅了我们。

  记者:许多业内人士评价,《炎黄春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上,做了很多可贵的探索。它既是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生动写真,又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冲锋号角。您作为杂志的主创人和社长,看到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杜导正:从我离开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岗位以后,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操办这本杂志上。现在,刊物发行量越来越大,不仅受到海内外普通读者的厚爱,还受到张爱萍、费孝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注。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和国的老新闻工作者,我运用和发挥了多半生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智慧、启发来精心培育这本刊物,并看着它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在离岗后能继续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尽这份力,感到由衷的欣慰和甜蜜。

  记者:杜老,在我们的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您还有什么话补充吗?

  杜导正:我最后讲三点:第一,我这大半辈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抚育下渐渐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党建功立业也好,党屡犯错误也好,参加革命的六十多年里,作为一名中上层干部,都有我小小的一份,成绩有我一份,错误也有一份。但在独立思考,辨明是非,减少盲从性这一点上,我认为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而渐渐有所进步的。其中,一次是庐山会议那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路线斗争;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洗礼;还有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三次大是大非,我想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我的为人处事、见解水平经历了三次思想上的飞跃。这使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逐步成熟起来。

  第二,回顾自己投身革命的近七十年,是是非非,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独立思考,都要像孙中山号召的那样,问个为什么。想事办事,都应从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出发,以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为归宿。想事办事时,有时情况不明,把握不准,认识不清,因此糊里糊涂办好了或办坏了,这属于认识水平,多可谅解,自己也还可以原谅自己。历史上发生的事,有许多是非本来清清楚楚的,但在当时局面下,关系到个人利害,此时在你面前便摆着一个是非第一还是个人利害第一的问题。应该是是非第一,个人利害第二。这是个考验个人品质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个考验。我的大半生,在面临这个考试时,有考试好的时候,有考的不及格的时候,我认为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第三,在我多半生的坎坷经历中,非常感谢自己的老伴续志先同志,在我的几次危难中,我的老伴始终保护着我,给我多方面的支持。如今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子女也都学有所成,我的晚年是幸福的。

(2004年6月采访于炎黄春秋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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