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五月 24, 2007

广西博白骚乱暴露地方吏治失灵

中国 | 2007.05.23
地方吏治腐败,农民眼巴巴盼“皇帝”驾到
上周广西博白县乡镇政府野蛮推行计生政策导致官逼民反,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是它暴露出中国农村基础政权吏治失灵的隐患,也说明“和谐社会”的表象下面已经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冲突隐患。德国之声记者潇阳对事件分析如下:

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承认广西博白县发生了骚乱,但只是按照以往习惯的宣传口径,含糊其辞地将事件称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的一起个别性群体事件,并轻描淡写地暗示“可能”是地方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一些错误”。

根据海外媒体的大量报道,其中有不少还是直接采访当事人的报道,事件应该是在五月初就开始酝酿,并在上周末达到冲突高潮。在骚乱最严重的沙陂镇,愤怒的村民烧毁了地方政府的办公房,汽车和办公室被打砸。

人口超生严重,计生队野蛮“执法”

博白县属位于广西省东南的玉林市,根据网上可能检索到的以新华社和地方报纸为主的官方报道资料(包括博白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这个县是个人口大县,有人口160万(也有的说148万),比较有名的是手工编织品的出口,但经济上应该并不属于贫困县,但也不发达。作为比较,这个县1949年时人口只有49万,可见当地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缩减。

今年一月和二月,广西自治区政府先后召开了“广西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和“广西人口和计生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刘奇葆都亲自做了“重要讲话”,官方会议报道中指出“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并有“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严格责任追究”和“狠抓奖惩政策兑现”等字眼。香港媒体报道说,在后一个会议上,超生严重的博白县政府被给予“黄牌警告”处分,促成了博白县政府官员下决心扭转局面挽回面子和仕途前程。

据香港媒体经采访当地见证人后写成的报道,博白政府派出的计划生育执法队口号是“不见人,要见物,不见物,要见屋”,就是说对超生的村民采取的是“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得不到就推倒房屋”的野蛮突击行动。港媒报道还说,为完成超生罚款指标,执法队到银行调查超生户的存款,发现有存款即被冻结,如果三天内不交罚款,便被强充为罚款。此举造成许多人到银行挤兑,闹得博白县许多乡镇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从计划生育政策看地方政府施政能力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开始严格执行,后来在一些农村地区放松到每户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经过对官方资料和骚乱发生后的各种报道的分析,博白县家庭超生两个孩子以上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有当事村民对海外媒体说,计生执法队暴征横敛,甚至对80年前后出生的、现在已经成家生育的“超生人口”也老账新账一起算追加罚款,开出十几万元的罚单,足以导致当事人的倾家荡产。

这一现象表明,博白县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地方政府要么是对超生放任自流,要么是为了政绩采取了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做法,导致了超生问题经过多年积累终于严重超过上级政府规定的指标。

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失灵显然不是因为政策和行动的缺失,在骚乱发生的不到一个月前,广西日报(2007年4月9日)还报道了博白县宁潭镇党委、政府组织“购买了1500斤面条和两头大猪”,“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计生对象的心坎上”,“使计生对象深受感动”。

也是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到博白县松旺镇山心村采访报道“好村官朱日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说,“在今年春季计生摘“黄牌”打人口翻身仗期间,他(朱日祥)抱病仍连续坚持奋战了二十八个日日夜夜,最终累倒在计生工作岗位上,诱发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这两则报道显然给人以当地计划生育工作非常得力的印象,而当地仅一个月后就因计划生育而爆发大规模骚乱,让读过报道的人大跌眼镜。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人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肯定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在积重难返后,导致了被追究责任的地方村官靠“日夜奋战”和“突击摘牌”的“先进”行为来试图弥补。这个20年积累的人口问题靠28个日日夜夜来解决,这一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检索有关博白县的近期新闻时,可以看到“博白县抓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下猛药治理污染”(5月22日)、“博白重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动”(5月23日)、“博白重拳打击兜售‘六合彩’码报行为”(4月28日)和“博白警方整治城区治安出重拳”(06年9月5日)等地方媒体报道。“下猛药”和屡屡“出重拳”,语言暴力的背后,多少可以看见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缺少法律意识和粗暴。冻结超生村民银行存款的行为更是表明,地方施政官员素质底下,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意识。

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基础政权一方面有严重涣散和能力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地方吏治腐败和家族化以及黑社会化的倾向。在广大的农村,村民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化表达与维护的渠道,地方政府公权力缺乏法律与媒体监督,这是导致村民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的一个制度化原因。在有效而公正的地方吏治得不到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离中国的农村还很远。

德国之声 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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