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六月 24, 2007

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自序

1957年春夏,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自称 “阳谋”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十几次座谈会,诱使内定的民主人士堕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线到名流学者家中探访,以便从他们的内心掏出不满。5月19日,一个《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林某,叩开了谢冰心的家门。人家来自党报,冰心自然热心接待了。

记者先问:对最近的中共整风有什么看法?

针对毛泽东提出中共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冰心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

接着,冰心主动谈出对“肃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谈话记录——

“‘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这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伤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护士没有了。‘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如果这是个一百人的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愈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整风过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产党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为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的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有的同学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纪念)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是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记者告辞。回去就把谢冰心的谈话,以书面方式汇报上去。不久,整风转为反右,“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 谢冰心过了关,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这份材料[注]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五十年前的记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谈话,任何时候读来都动魄惊心!况且,五十年前所说的社会现实,也尚未消失和改变。

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俩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反右以后,父亲的书桌上总摆放着吴伟业的《梅村集》,每天翻阅。文革抄家后,父亲偷偷保存了两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刊印社的《吴梅村诗集箋注》,每日诵读。复社名士吴梅村生于明清交际,顺治入仕,因处境尴尬,很快挂官归隐。三年清官,一生责难自咎。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物都风流云散,也不能再成其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谓“阅历兴亡,暮年萧瑟”。父亲与之相隔数百年,但晚年激楚苍凉的心境却很相似。 “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易代之际,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

2007年5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注:1957年5月24日“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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