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四月 14, 2007

中国网络"虚拟警察"年中"上岗"

2007年04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22北京时间 14:22发表
虚拟警察将在网络中出现
中国计划在6月底之前,在全国重点网站和论坛设立网上"报警岗亭"和"虚拟警察"。

"虚拟警察"将负责在网上接收举报、制止网上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协助维护网上秩序等。

另外,中国多个部委从4月开始将联合组织为期半年的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

这项行动除包括清理网上传播淫秽色情视听节目以及图片和小说外,还计划打击六合彩和销售违禁品。

不过,严打活动的目标也包括"扰乱社会秩序的谣言、侮辱、诽谤等有害信息",而网上视听节目、聊天室、电子刊物、论坛、博客等也将受"重点整治"。

人权组织此前曾经批评中国压制互联网言论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去年曾经将中国列入其"互联网公敌"黑名单。

中国去年9月颁布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控制网上信息的发布,包括论坛和讨论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1.37亿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

而目前中国博客数量已经达到2080万,当中315万博客是积极作者。中国曾经提出计划实行博客实名制,此举不仅遭到大多数博客作者的反对,也让人权组织担忧中国是借此进一步控制网络言论。

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有至少31名记者遭当局囚禁,其中超过半数是互联网记者,他们多数被控"颠覆政府"或是"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

BBC Chinese. Com

He's wacthing you!

星期五, 四月 13, 2007

哀悼!小库特·冯尼古特


















他终于离开了这个Bones Men横行的世界,在化石燃料依然是是非源头的这个时代,他乘着比利曾经坐过的飞行器飞向了远方。

在太阳风的推动下,他带着一个问题去找海明威:你当年为什么不把那条大鱼最好的肉割下来放到船舱里,而留给鲨鱼去享受?

他带走了九号冰的制造方法,在途中把它撕成碎片,卷了一根纸棒,用来点燃一只More香烟(一天90支似乎是多了一点)。

在另一个世界,他依然是博格侬教的教主,现在他的脚心正跟海明威双双相对。

他也会碰到尼克松,对他说:你记得我那时手忙脚乱,居然一口气点了两只雪茄,弄得会议室乌烟瘴气?

他也会找到那个具有美国共产党员身份的百万富婆,小心地看她的手是不是真的被强盗拿去开锁去了。

......

一个真正懂得悲剧和荒诞的人,一个对人类之愚蠢认识得最深刻的人。

他所记录和调侃的这个世界注定继续荒唐,但我已学会了像他那样超然面对。

四五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

作者:陈子明

中共党内干部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56年达到最高峰;中国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66年达到最高峰。这一方面是党外群众对“三面红旗”运动破产的真相了解较少,一方面是底层民众比较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当时他们正为毛泽东成为“世界反帝反修的领袖”、“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欢欣鼓舞。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这一落差,适时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借助党外群众来巩固自己在党内业已动摇的地位。

“文革”开始后,作为运动主要对象的高干阶层,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迅速降至冰点;由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到1966年底的时候,已经对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动”003号通告“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普通民众和青年对毛泽东信仰的破灭要滞后一些,但是到四五运动爆发时,已经与干部阶层大体上同步了,其中一小部分人非毛化的深度与广度,则远远超过了高干阶层及其子女。

对毛泽东及其主义的信仰,在 “文革”中先后受到七次大的冲击波,我们分别称之为刘少奇冲击波、杨曦光冲击波、陈伯达冲击波、林彪冲击波、尼克松冲击波、邓小平冲击波和周恩来冲击波。四五运动的爆发,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即周恩来的去世,但也有其深远的思想背景,有一个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孕育发展过程。胡耀邦曾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接着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最伟大的群众基础。”

◇ 刘少奇冲击波

在“文革”中,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划分来区别他自己和刘少奇。其实,要把毛刘彻底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1943年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共的党务和组织部门就一直控制在刘少奇的手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肯定毛泽东的路线外,惟一受到表彰的人就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屡有意见的不同,但只要毛泽东最后拍板,就由刘少奇去负责组织实施。因此,如果全面否定刘少奇路线,就必然要全面否定过去的十七年。事实上,除了林彪直接领导的军事领域,文艺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工业部门……后来陆续被确认是“黑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对刘少奇路线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文革”前的方针政策的重新审视和全面检讨。中共十七年统治中的黑暗面,就在广大群众中陆续曝光。尤其使城里的青少年感到震惊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的饥饿和非正常死亡。举个例子来说,学校工友对于当时靠捡拾菜帮和树叶维持一家生计的回忆和对校领导拒绝提供生活补助的控诉,是导致当时十四岁的笔者义愤填膺地卷进“揪黑帮”斗争的直接原因。对邓子恢、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也被重新翻腾了出来,但是,当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的文本同时摊在桌面上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邓陈彭张等人比毛泽东更加了解经济的实际情况,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

由于十七年与毛泽东自身割不断的关系,他不能仅仅依据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来彻底打倒他,因此,毛泽东、江青一伙最终是以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如果在历史关键时刻(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担任中共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党内还有一个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包括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的刘澜涛等人),中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内战胜利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上述罪名只能说服毛泽东自己,而完全说服不了党内外群众,只是印证了林彪鼓吹的“权力哲学”,彻底败坏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信。

◇ 杨曦光冲击波

杨曦光即杨小凯(1948—2004),“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去世前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这里,我们把他作为“文革”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

“文革”初期,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其中政治上最敏感的人不再满足于路线批判,而进一步深入到制度批判。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林彪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杨曦光的文章名气最大,但并不是“新思潮”的最早文献。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笔者当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亲眼目睹《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以及写在上面的大量批语,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感觉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探讨。

1967年10-11月,杨曦光写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和《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1968年1月8日,杨曦光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此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周恩来、康生等曾亲自出马点名批判。杨曦光认为: “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产物,它不应当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其目标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思潮”的封杀表明,“文化大革命”就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已,不过是在旧制度框架内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新权贵上台后,表现得比老权贵更贪婪,更无耻,广大群众面对特权仍然是束手无策。这使“文革”中一批最积极、最活跃、最肯动脑筋的参与者理想破灭,成为最早否定“文革”及其发动者的一群人。

◇ 陈伯达冲击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扣在陈伯达头上的帽子包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虽然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文革”爆发前一年的1965年,他曾热衷于电子化,说“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还主张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电气化改为电子化;鼓吹发展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1969年春天陈伯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将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认为今后工作重点应当从“抓革命”转移到“促生产”上来。他在与张春桥讨论稿子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秋反驳陈伯达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辛辛苦苦起草的报告稿,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来。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京后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判,使那些期盼通过“抓革命”手段实现“促生产”目标的人大失所望。笔者在1969-1970年那个冬季曾出席内蒙阿巴嘎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讲用稿中包括以下内容:自己刚刚下乡时曾找寻阶级斗争的现实表现形式,却发现“四类分子”各个都是生产中的骨干,因而一度怀疑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才发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必须辅之以对一小部分人的斗争,才能刺激和推动生产,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概括为 “阶级斗争工具论”。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使我感到毛泽东心目中只有他自己曾说过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的一项,即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而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毫无兴趣。

毛泽东发动批陈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文革”初期,林彪曾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伊林·涤西”(原名刘握中和张立才)写大字报批驳,被打成反革命。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连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他的本意是针对陈伯达的“天才论”、“唯生产力论”,却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了绿灯。学习的结果是,人们更加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于是,马列著作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非毛化的思想武器。

◇ 林彪冲击波

林彪冲击波,对于毛泽东神像的坍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击。“文化大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说不能在之后的经济大发展中弥补回来,那么惟一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政治继承问题,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取代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亲密战友”却要“抢班夺权”,谋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后导致了自己一家子的“折戟沉沙”。“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的共同笔名)中的陈一阳当时致信王希哲,反对他“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提法,“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当年那样,把一部分人先天地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部分则‘从来也不是’,那就太形而上学了。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林的一套为什么过去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又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冲突的”。这样一来,对林彪的批判就指向了非毛化。

为了挽回毛泽东的威信,并说明与林彪集团斗争的必要性,向干部群众传达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和《“571”工程纪要》。然而,这两份材料在事实上却成为“文革”期间传播最广泛、震动最强烈的非毛化宣传品。

据说是写于1966年7月8日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称:“我的朋友”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读过这封信的人,凡是多少有点思考能力的,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毛泽东当了替林彪捉鬼的钟馗,而是林彪当了替毛泽东捉鬼的钟馗。钟馗还算是个正面人物,林彪却被卸磨杀驴,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冤大头。有些人不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认为是事后的伪作;相信其真实性的人,则更加看清了毛氏厚黑学的欺诈性和无耻性,即使最亲密的战友,也只是用过就可以丢掉的政治工具。

由林彪儿子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是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纪要》所提出的“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指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笔者当时看到这个材料,感到非常过瘾,因为它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据胡平回忆,他在看到上述两个材料后,曾写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慨:“惜乎不中秦皇帝,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奈何神像落尘埃。”胡平的诗反映了当时相当一批有思想的青年的共同心声。

◇ 尼克松冲击波

尼克松冲击波与林彪冲击波接踵而来。尼克松曾把自己的首次访华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种改变决不限于中美两个大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格局的改变。从事后来看,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意义是启动了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先说了一些奉承话。他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种貌似谦虚的话,仍然过高估计了他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圈子,已经回到了出发点,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运动发动前的情形,因为群众和青年对他的信仰已经基本破灭。这时,受到林彪冲击波强烈震撼的国人已经不再期待从毛的著作和最新指示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了,而尼克松的访华,恰逢其时地给他们打开了面向世界寻求新知的一扇窗户。

在1970年代,“美国之音”成为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草原地广人辟,天高皇帝远,蒙族干部,言语不通,难做‘政治思想工作’,竟对知青播放的美国之音开始曲‘扬基歌’大加赞赏,连连夸奖这一乐曲的动听。不知是哪个知青,还将诸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词加入曲中,唱给不断追问的牧民听,逗得知青们捧腹大笑。”事实上,不仅是内蒙牧区的知识青年收听“美国之音”,其他省区的知识青年普遍收听“美国之音”等所谓的“敌台”。林彪事件后收听“敌台”的普及化,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感到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敌台”是不少人获得林彪摔死消息的源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不像1960年代后期那么紧了,大多数人已经患有严重的运动疲劳症。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翻译出版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一批当代美国政治历史著作,给有机会读到它们的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笔者就因为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谈了一些对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的读后感而被捕入狱。我们在通信中谈到: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正确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认为在人们的活动之外,还存在着不可知晓的“规律”,则无异于承认冥冥之中有上天的意志在做安排;当时一些领导人,自称顺应了某种规律,不过是封建制度下“君权神授”论的翻版。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以及中共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过是风云际会的偶然结果,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正当性)。

◇ 邓小平冲击波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选择了工人出身的王洪文作为他的新接班人。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1973年8月,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等任副主任。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曾让王洪文读《后汉书》的《刘盆子传》,要他以史为鉴。但事实证明,王洪文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盆子。1974年,毛泽东两次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小宗派”、“上海帮”。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担任副主席。此后,便由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则被发配到上海“蹲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雷厉风行地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狠抓生产和交通秩序的恢复。地方上,大刀阔斧地调整“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在军队,则把“肿、散、骄、奢、惰”作为整顿的重点。在邓小平进言后,毛泽东表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到1975年7、8、9三个月,很多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调整经济政策和文艺政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颇有希望的。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十一”前后,毛远新、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状,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一些讲话”“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谈一次话,这次话谈崩了,毛远新当面指责邓小平:“你就是修正主义!”此后,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书面决议。邓小平拒绝了,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毛泽东便以邓小平转送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状的信为突破口,于11月初首先在清华大学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后于同月底召开“打招呼”会,把运动推广到全国。

1976年2月初,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达到党内外群众,3月初,又下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还曾对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王海容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他毕生的两大业绩之一,为了保卫“文革”的成果,不惜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党内重新洗牌。这样,在“批邓”之后,党内外干部群众都已经非常明了,指望由毛泽东自己纠正错误是不可能的了,要使中国摆脱困境,只有义无反顾地实行非毛化不可了。

◇ 周恩来冲击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和“四人帮”一伙在周逝世后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成为四五运动的直接诱因。

1月9日,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姚文元敢于这样做,是由毛泽东直接授意的。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志哀时甚至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甚至不准个人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戴黑纱。11日,首都百万群众在街头为周恩来灵车送行,新华社记者写成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字也不准报道。13日,姚文元在一天之内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指示之一:“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之二:“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之三:“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显然是在强奸民意。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情,可从当时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周为民的回忆中见到一斑。他写道:“噩耗传来,全国一片哀乐声,中国人民不仅为他们热爱的总理离去而悲伤,更为在这‘反击右倾翻案’如火如荼地展开,邓小平受到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人们为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后的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人们不约而同地以悼念周总理逝世婉转表达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立场。……四人帮当然意识到全民悼念周总理背后的情绪,因此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限制悼念活动,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 ‘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的限制令。当时在迟、谢关系密切的小圈子里,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的不敬也是有恃无恐的。一月十一日晚上,我所在的无三一班全班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系党委领导来阻扰劝说我们不要去,我们责问他‘你对总理是什么感情?’他不敢正面回答,借说要请示校领导溜走了。我们的队伍到校门口时,校党委一位副书记电话打到门卫要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接听,当时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正在劝大家回去,我就接过了电话。校党委副书记以为我就是班党支部书记就要我劝大家不要去。我放下电话后告诉班党支部书记说校党委同意我们去。这才得以放行。后来我的‘假传圣旨’的行为也受到追究。……在一月份悼念活动中积极的班事后都受到了批评。水利系给迟群贴大字报的班被他诬蔑为‘小裴多菲俱乐部’,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被撤换。我们班也成为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上了黑名单。”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曾参加他的追悼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会亲自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可是,人们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志哀,反而听说他放鞭炮庆贺。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愤怒的群众在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达421件,打去的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

周恩来从1920年代后期起,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与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等不同,他从来不是一条政治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人物。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忠实助手,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为“文革”前政治局常委中的惟一幸存者,在动乱时期竭尽全力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工作;而且,他无儿无女,与元配邓颖超相敬如宾,生活朴素,为人谦和,道德形象远胜同侪。本来,对毛泽东已经完全失望的人多多少少还对周恩来抱有一些好感,现在,毛泽东及其亲信连周恩来也不肯放过,使人们感到执政集团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首先在南京爆发,很快就蔓延到北京和全国各地。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九0)

向新一代新闻人致敬——读李大同的新作《用新闻影响今天》大气磅礴

作者:李南央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总编,老三届,曾经的“黑帮”子弟,在内蒙草原生活了十一年,没有上过大学。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沐老总编钟沛璋知遇之恩,从驻站记者做到编辑、部门主任。一九九五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冰点》,《中国青年报》的专刊,创刊于一九九五年。最初以讲平民故事为特征,一版,每周两期。开刊之篇《北京最后的粪桶》一炮打响。后逐渐过渡到直击敏感新闻事件,“由软转硬”。二○○四年六月扩为四版周刊。

李大同在香港出版的新作《用新闻影响今天》,是我在从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十三个小时航程中一口气读完的。我不具备写书评的资历和能力,但是看完这本书,忍不住要写点什么,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能够买来看看,多些文化的沉淀。

“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

李大同的前言开宗明义:在这种党化的新闻体制中,新闻的“党性”与新闻必须面对公众的“人民性”之间,会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而新闻从其本质而言,“人民性”绝对高于一切——我们不能对人民大众的疾苦、愿望和要求视而不见。

新闻从其本质而言,是“真实性”还是“人民性”绝对高于一切,似乎还可商榷。但是“‘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这样的黄钟之声,出自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大报——《中国青年报》的专版主编之口,给我的震撼是读海外言论时的感受不可同比的。此开篇之言是为全书主旋律,读来因之回肠荡气。

中国新一代新闻精英

我看过朱正先生写的《一代报人浦熙修》,还看过一些写老报人王芸生、徐铸成的短文。因为父亲的缘故,更是接触过不少由父亲在建国初期招进《新湖南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了解他们在开国后一系列运动中的悲惨命运。那些故事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上一代新闻工作者在共产党建立的专制制度下的挣扎显得那么无力,结局是那样屈辱。但是我在李大同的书中看到了与他们前辈完全不同的一代新闻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报人,会因新中国领袖的一个翻手为云的赞扬而感奋、激动;领袖随即覆手为雨的厉斥又让他们陷入惶惑和不知所从。而李大同这一代则参透了专制制度与新闻人之间的关系是个解不开的死扣,他们把中宣部的“精神”看成是官方的“屁话”,根本就不当回事。“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嘛!”李大同在书中如此纵横发论:“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所建立起的思想体系和职业忠诚,与我们所身处其中的一党专制的新闻体制之间,或明或暗,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从业历程,就是与传统新闻体制 ‘博弈’的过程。这是时代的宿命。”一个“博弈”,道出了李大同一代对自己面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面对现实一往无前地去做的坚不可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实施,得益于这新一代新闻人同行(hang)同行(Xing)的团队战斗精神,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特征。

李大同的书讲述了我们从网上已读到的卢跃刚挑战团中央书记赵勇在中青报社训话的事情。在卢的信发出不久,报社发出通知,取消所有版面上责任编辑的署名。李大同的判断:这是中宣部和团中央再也不愿看见卢的名字每期照样出现在《冰点》版面上想出的花招,打击是冲着卢跃刚一个人去的。李大同是怎么想的?“对《冰点》团队之中一个人的打击报复,如果我们置身事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会有下一个!这是决不能接受的。”……“他不是为了自己在表达,而是为了《中国青年报》,为了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在表达。现在,对他的报复,就是对我们全体的报复,除了迎头痛击,没有别的选择。”

互联网筑起的支撑铁壁

此述令我万分、万分地感慨!记得父亲(李锐——编者按)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庐山会议后他失望已极,全会那样多的中央委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彭德怀讲一句话。因此在国家机关党委征求他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同意,没有意见。他说那时对这个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彭德怀真的没有同行者吗?怎么可能?庐山会议初期神仙会阶段,不少人都发表了与他类似的对大跃进的看法。毛泽东的震怒并没有让彭德怀低头,让他屈服的是来自朋友叶剑英、聂荣臻的劝告:要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这么僵着,几百人不得下山,不得工作,怎么得了。

我又想到了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历史在那时进了一步。据说生活会上有习仲勋拍案而起:“你们这是干什么!”会后有田纪云默默地陪着痛哭的胡耀邦站了很久。赵紫阳则耿耿于吴江在《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误写了他。对于他在生活会上没有替胡耀邦说话的解释是:“耀邦下来,我没有站出来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如果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们不仅仅是无奈的沉默,而是和习仲勋一起肩并肩地站在胡耀邦身后,就真的没有用吗?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过去了就过去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所亲见的历史,总是翻饼折饼,让人不忍卒读。

终于,历史写到李大同们这一页的时候变了。李大同们在来自上方的打压前选择了发声,选择了还击。结果呢?团中央对卢跃刚的政治报复,在《冰点》和报社同仁们的群起抗争下被彻底瓦解,历时总共一天。不能否认,时代确也是不同了,互联网在李大同们的背后顷刻间筑起了一座支撑的铁壁。但是如果《冰点》自己集体嗫嚅,即便是诸葛亮也扶不起阿斗。

更让人感佩的是,《冰点》的勇气决不止步于为自己的兄弟而战。它的《冰点。文化》创刊版的报道标题即如此醒目:《保卫三联书店》。这篇报道立即受到官方严厉批评,但那位滥卖书号、滥发书刊的不学无术的党官,最终被调出这家文化传统悠久的严肃出版机构。

李大同们的官位自然无法与中央委员们相比,更不能与政治局委员们并论,但是谁又会说他们“为了中国青年报、为了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决定“迎头痛击”的选择比 “为了党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因为老爷子已经发话说也没用”而不战自降的上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低呢?我从不因为彭老总最后的检讨而觉得他的形象不够高大;我更因为赵紫阳的至死不检讨而以为他走得壮哉。李大同们则让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同行同行,到底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看见了豪侠之气!

在禁区边缘游走的报道

李大同在书中说:“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并且努力付诸《冰点》的实践: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要敢于接触那些虽无禁令却按经验具有重大风险的新闻题材。……这类报道有一个特定的附加功能,那就是可以逐渐提高新闻管制官员的敏感阈值。……第一次看到‘犯规’的报道,他们也许会跳起来。但是两次、三次……不断地看到在禁区边缘游走的报道,他们的敏感阈值就会逐渐提高。俗话说:见惯不怪。在目前体制下,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只能这样一步一步、一篇一篇地‘挤’出来。”

李大同接着娓数家珍:《冰点》是如何敏锐选题、精心编辑、巧妙过审,一篇一篇地“挤”,一旦见报就引发巨大反响。读得我目瞪口呆。原来,那些曾在海外网络、媒体上看到的一个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新闻、故事,竟然许多都是从《冰点》的报道“内销转出口”的。即使身在海外,我们也能感受到《冰点》的一些报道触及的均是大陆的“敏感”问题、“危险”题材,并且都可在前加上“超级”两字。采编这些报道本身就需要勇气,而结果不但写了,还要冠以尖锐、醒目、一针见血的标题,这简直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的拼命三郎了。但是拼命三郎的命运常常会是一头撞死在墙上,《冰点》却存活了十一年。这其中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在边缘游走的平衡技巧,分寸如何拿得恰到好处,李大同在书中有精彩的描述。我在看这些章节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真想在李大同的麾下当一次记者,好好地过把瘾。

中国近代史向前迈进一大步

《冰点》停刊也曾是海外网站沸沸扬扬了一时的话题。我们了解到的是因为《冰点》登了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和袁伟时教授的一篇说“喝狼奶”的文章。读了李大同的书,才知道《冰点》早在此之前就有了许多犯忌的报道,李大同和《冰点》能平安无事,才是邪门儿,才是不合规矩。再顶尖的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上作高难动作时,也有掉下来的那一次。

但是《冰点》停刊与过去不同,官方事后表现出空前的心虚。中宣部新闻局局长说:“根本不是中宣部的决定,是团中央自己搞的,现在搞得中宣部很被动。”而团中央书记赵勇又对记者说:“《冰点》停刊和我没关系!”被整肃一方的李大同们却表现得正义凛然,抗争过程堪称大气磅礴,轰轰烈烈。

其中最值得珍贵的是,共产党的老党员中终于有人冲破了他们那一代所经历的动辄被划入“反党集团”的梦魇,出来说话了。他们以“集团”出击的方式对下一代精英伸出支援之手,中国近代史在《冰点》事件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去年我回国在父亲八十九岁的生日宴上,老头子再次津津乐道了他们几个老家伙们写联名信声援《冰点》年青人,可见此事在他心中的份量。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说:“由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封锁不住。网民假定有一亿人的话,那后面要站一亿警察。中宣部怎么这样愚蠢呢。”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冰点》停刊)如果是党中央批准的,……就是等于自己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明白宣布:中国共产党是连自己领导制定的宪法也要背叛的政党。”

《中国青年报》老报人冯兰瑞说:“中宣部某些权势人物的粗暴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公民的权利,也是对国家宪法的蔑视与挑战。”

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

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社党组作出决定(李大同说傻瓜也明白这是团中央的决定):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职务;《冰点》周刊于二○○六年三月一日起复刊。

看起来这是一个两败的结局。官方败了,他们没有能够封掉《冰点》;李大同也败了,他被踢出了《冰点》。但是在大陆的现状下还能有更好的结局吗?读过李大同条缕清晰、环环相扣的事件叙述,结论是:不可能了。

那,李大同赢了。一个人,一个周刊的荣辱、命运,能够在全球掀起一场如此狂悍的声援风暴,而本人没有被投入监狱,这不但是一个胜利,而且是一个奇迹!李大同、他的《冰点》团队,还有为了保卫《冰点》和《冰点》所代表的精神聚拢在它身边的人们伸出的如林之手,攥成了钢铁般坚硬的拳头,终于卡住了那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精英,将他们不断绞成肉泥的绞肉机!读到此处,我丝毫不觉窝囊,只感到痛快。

“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这是李大同在叙述完《冰点》停刊后接下来一节的标题。在第十节里,他全文录下了在接到免职通知后和卢跃刚一起写的联合声明,其中有一段感我至深: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冰点》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感佩,这其中也包括对虽然干了不少蠢事,但是毕竟让那么多《冰点》报道发排的总编辑李学谦、李而亮的感激。我们实在有理由相信《冰点》还会再生,明天的太阳一样会喷薄而出!

□ 《争鸣》2007年4月号

星期四, 四月 12, 2007

资深民运人士陈子明访港

2007.04.11

资深民运人士陈子明,在失去自由十七年后,本周二来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而另一位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也将于下周抵港进行身体检查。评论认为当局奥运前放松对民运人士的控制只是一种姿态。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资深民运人士大陆学者陈子明携同妻子,星期三抵达香港。他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 说,这次主要是应中文大学之邀进行学术之旅:“我今天到的。(这么多年第一次出来有什么感觉?)感觉挺好的,我正要去看看夜景。(这次主要是学术之旅。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每年安排很多大陆学者过来,研究资料很丰富,我就来看看这些材料。(其间会有讲座么?)现在还没有计划。(会逗留多久?)两个礼拜吧! ”

陈子明是资深民运人士,七十年代开始参与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事件和北京高校民主竞选运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被列为幕后黑手抓捕,其后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两项罪名被判处十三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他九四年一度获释,九五年又因提出在大陆发展建设性反对派,连同一群异议人士上书人大,其后再度被抓捕,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反响,他九六年获准保外就医。然而一直被软禁在家,直到06年10月,结束所有刑期以及政治权利的限制。

这是陈子明首次离开大陆,他说,原本八九年打算前来香港,想不到这一计划一拖就是近二十年:“到祖国这个宝岛来我早就要来的,本来我八九年就要来,他们也安排了,结果就耽误了十八年。(来的过程有没有遇到困难?)还顺利。(是意料之外么?)也不 是,我以前没有要求,现在我剥权期满了,是正常公民了,所以我就要求这个,就同意了,我就出来了。(你剥权期后是完全自由状态么?)是......应该是。(就是说还有一定限制么?)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然而在长达十七年的失去自由的时间内,这位自由派学者并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和写作。他使用化名在网络和杂志上发稿,作品更结集成册,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行。他与已故前工人出版社创始人何家栋一起主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05 年被当局关闭后,日前再度开通,兼容并蓄了很多不同政见的政治、学术性文章。

几乎与陈子明同期,另一位北京的资深民运人士 任畹町也获准前来香港做身体检查,将于下周初抵达。他星期三在北京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虽然感到当局在奥运前夕的一些态度改变,但他并不觉得是一种宽待,因 为这本来就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你这么多年没有离开过大陆么?)没有九八年肯尼迪基金会要求我参加颁奖仪式,当局不批准。(对这次获准来香港意外么?) 意料之中,因为今年2007年当局为了08奥运作了某种姿态了,今年两会期间没有看着我。第二,我去看病检查身体,这个事他不会阻止,要做的话,是挺蠢的,他不至于。 ”

北京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认为资深民运人士相继获批准前往香港是当局的一个姿态,但并非意味着全盘的 放松:“今年又是十七大年,明年又奥运会年,的确他要做些松动。当然他要做一些姿态,你看谁谁谁出去了。可是他这边松一点,那边紧一点,你说是松还是紧呢?都抵消了!所以这问题咱们看吧,反正老是有戏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星期二, 四月 10, 2007

纪念王小波

作者:宋石男

少年时候,我运气很不好,经常遇到像烈士一样的性伙伴。你一进去她就闭上眼睛,死死地忍着,一声不吭地忍着,手紧紧抓住床单,表情仿佛渣滓洞里的江姐。如果你老不射,她还要问:“你好久才射”?或者问:“怎么还不射”?甚至问:“你已经射了哇?”这时候再有教养的我都忍不住要在心里骂:“射你妈个铲铲,这样能射出来吗?”

直到1997年,我才发现,有一个人的作品可以解决这种性交的吊诡问题。那就是王小波。如果每个烈士般的性伴侣都能读一下王小波,那么她们的表情将不再僵硬,思想犹如解开奶罩的奶子一样自由自在,而整个身体,也会第一次充满湿润。

1997年,我读大三,在学校的盗版书摊上乱翻,正好翻到《青铜时代》,一翻就翻到龟头,再翻又翻到乳房,看周围没有熟人,马上买回去,以为是打手虫的好素材。当然我错了。

即使充满错别字,这本盗版小说仍然让我一口气读完,然后发现世界上原来真的还有比查良庸更牛逼的小说家,并且从此放弃写武打小说的念头,转而开始严肃小说创作。我第一篇小说《模范人物》就是读了王小波后的习作,现在看来,成绩依然还不算坏。

在1997年,王小波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给了我一种全新的趣味。我从此不再希望自己的名字有朝一日能上《故事会》的头版,也不再在清晨跑到操场上去朗诵《文化苦旅》。我丫变了。眼睛出现血丝,腋窝有了味道,雀雀无端勃起,下巴上甚至开始长胡子。

王小波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措辞,天生丽质的幽默感,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有灵性的少年的心。他们会很快坠入他的风格中去,模仿他的所有调调,除了不可能长得那么丑外,什么都学。我记得有阵子网上很出了些刻意模仿王小波的小傻蛋们,似乎还结成了春春粉丝团一样的联盟。但这些人注定将迅速消失,并且不比牙屑里的一丝青菜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学的是皮毛,而不是精神。进一步说,他们也只能学皮毛——没有王小波的阅历、知识与智慧,就算学会了他所有在文字上耍流氓的技巧,又有何用?

什么是王小波的精神?我不是文论家,不能归纳,但我可以说一些不是他精神的东西,以便你们猜想我对他精神的定义。顺便说下,我使用的这种方法,是很高档的柏格森式的定义方法:要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先说它不是什么。

对我而言,王小波不是死板,他终身厌恶死板,崇拜乐趣。在梁启超之后,他是第二个将乐趣说得如此透彻而富有吸引力的人物。(梁启超一生演讲中多次专门讲学问的趣味,人生的趣味,也讲得非常好)

王小波不是专制。他宁肯在小说中用过于直白的手法去影射专制,造成艺术性下降,都不愿放弃每一次恶毒攻击专政的机会。

王小波不是正经。他爱说笑,有时沉溺于自己的语言游戏中不能自拔。从文字来看,他显然不是第一流的,特别对小说而言。最近重读时代三部曲,有些地方实在罗嗦得令人发指。

王小波不是平面。他一直在抵抗作为螺丝钉的个人命运,如同其小说情节,他永远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可以南可以北,可以苍可以黄,就是不肯有一个中心。

王小波不是前卫。相反,他核心的价值观都是现代而不是后现代的,当然,这个现代更接近西方而不是东方。因为在他看来,东方也许还没有进入现代。

就个人趣味而言,我对王小波杂文的佩服更超过其小说。在思想萎缩的猥琐当代,王小波的创作让中国杂文的档次至少从县份卡拉OK的水准提高到了亚洲音乐节的水准。他犹如农民领袖一样揭竿而起,所到之处,大地全都为之一新,说是当代思想界的陈涉也毫不为过。(原谅我再次借用梁启超的熟语)

所有王小波的杂文里,我最喜欢的是《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数》、《智慧与国学》。第一篇凝聚了他所有价值观的核心,或许也是他以及我们所有人创作的动力。第二篇在哑巴一样的90年代中国,犹如希伯莱的先知宣言,只不过这宣言并非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断言。第三篇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所谓国学的第一次理性审视,观点相当犀利尖锐,极有破坏力,不过也有些武断和笼统。但在盒饭丹和舵手中天横行的今天,读一读《智慧与国学》,也许依然有用,起码可以帮助你把打进血管的鸡血再抽出来。

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无疑将占领重要的一席,至少比王朔更重要。同样耍流氓,王小波的深度和力度远胜后者。王小波并非为了耍流氓而耍流氓,也并非为了自己而耍流氓,他的耍流氓只是一种方法,而王朔的耍流氓却常常沦为一种姿态。此外,二者的积淀也大不相同。王朔的生活经历/知识积累都比较单薄,写几部就枯了,只好绕口令式地耍嘴皮子,一再重复自己,或者干脆胡说八道,弄成一个科学算命家的半仙嘴脸。我经常想,王小波的天才还没有完全开放就先凋了,否则也许还能写出远比时代三部曲优秀,真正能触碰到伟大的作品。早死的真不应该是王小波,早死的应该是王朔。如果这样,王小波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奇,而王朔也能以一个美好的小杂种形象,在我们的回忆里定格。

明天是王小波去世10周年忌日,写一些不成片段的文字以纪念,这也许不符合他的杂文思维,但符合他的小说观:自由就是在零散中指向中心,生存的全部意义只是一种嘲弄,而悲悯与爱亦在其中。

宋石男博客《创造社新任社长》

按:深得我心,转载之。


顺便,张铁生简介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造就了文革中“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张铁生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但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关于教育的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对“书呆子”的不满。信中强调自己热衷于农业生产,繁重劳动让其没有办法复习。他还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因为考试被“大学迷”给垄断了。

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张铁生说:“对于我这个城市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这封信被同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同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中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这封信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

张铁生的迅速窜红在现在看来显得有点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有其深意。由于毛泽东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1964年、1965年已在高校招生中明确提出贯彻“阶级路线”问题。那些即“出身不好”的学生能考上大学真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张铁生只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一个“造反榜样”,也是四人帮冲击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的一个工具。

进入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彻底贯彻到教育体系上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学生昔日敬畏无比的老师赶出校门,到了8月中旬,“大串连”如火如荼,“大抄家”肆行无忌,“红卫兵”更成为江青等人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1973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中的文化考试,虽然招生对像是“知青”、“青工”、“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广大在校学生和其它青年毕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一时,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也开始发奋读书了,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也无多少市场了。

这个对于靠“造反”发家,并且以“红卫兵”为筹码的四人帮,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况且,这也违背了毛泽东的教育主张。在中国官方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主要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注定了毛泽东不可能将知识作为教育的重点,这也决定他与1973年刚刚开始恢复正常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张铁生正好是符合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型,当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典型。

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并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是从他和前未婚妻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出一点他的性格。小侯是张铁生还没有成为“造反英雄”时的未婚妻。张铁生上大学后,名声越来越大,小侯心里没底,便止步不前了。

但张铁生并不是在感情上见异思迁的人,大学三年,他写给小侯的情书不断,并公开了他们的关系,也斩断了一些姑娘对他的情意。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但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

在张铁生入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都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由此可见,张铁生也一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在当时那个“革命”环境中,阶级观念是很多青年心中的印记,他当初写那封信或许是出于一种不平,又或许出于一种对自己“阶级”的维护感。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一张白卷使张铁生得到四人帮的“赏识”,登上全国人大常委高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同时这也使他因此随后在狱中度过十二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张铁生只能算是被四人帮“发掘”出来的,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的一颗棋子。

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星岛环球网

附录:张铁生起诉杂志:白卷英雄成千万富翁报道失实

近一段时间来,张铁生家经常响起莫名其妙的门铃声,每有声响,妻子总是提心吊胆,难以入睡。

12年前,张铁生抱着“逃离尘世”的心情,走出凌源监狱的大门。

12年来,他一直小心地回避着媒体的追踪,他和他的家人都想悄悄地过普通人的日子。

如今,这一切已成奢望……

冲突:千万富翁?

2003年10月,沉寂多年的张铁生突然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一篇《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的抢眼文章刊登在湖北知音出版集团所属《打工》杂志上,并在短短几天内迅速被各大报刊、网站转载,读者、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各种评说莫衷一是。

"这是一篇失实报道",再次被传媒推向风口浪尖上的张铁生愤怒了。

2003年12月15日,在向《打工》杂志多次提出意见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张铁生委托律师到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起诉《打工》杂志及其记者程龙华侵权,强烈要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侵权行为,并责成被告在《打工》杂志以及转载此报道的所有报刊、杂志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要求损害赔偿10万元,请法院将这笔赔偿款转交给沈阳市的贫困地区康平和法库县的希望小学。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2日受理此案。近日将向被告送达起诉状。

真相:雾里看花

在递交到法院的起诉书中,张铁生对于《打工》杂志刊文经过是这样述说的:

《打工》杂志记者程龙华追求所谓新闻效应,也为着盈利目的,处心积虑地计划在我身上搞一次新闻报导。他知道我一直拒绝媒体采访,就多次找辽宁日报社记者王冬梅约稿。程说,找别的记者采访不到张铁生,必须找王冬梅。被王冬梅回绝后,他改换了战术。以报道公司为借口、为诱饵,从正面直接找到我所在公司,程不面见我,而是从侧面找办公室人员“采访”。据禾丰公司总部秘书付明回忆,有过一位程姓记者,说是报道公司,但采访中只对张总本人感兴趣。为了收集深一层的有关素材,程式直接去北京找到了禾丰公司金卫东董事长,仍是以报道公司为借口骗得了董事长的热情接待,进而又骗得了对我的“电话采访”。由于程说电话采访是董事长的安排,在电话中我强调只能报道公司,不能报道本人,也谈到曾经受到过《新家庭报》记者欺骗。程明确表示,绝不报道个人,又做了不报导个人的承诺,我才被动地介绍了公司的历史和现状。

不想我很快在沈阳媒体看到了程的这篇不实报导,付明秘书质问他时,程还在谎说“不会那么快吧,稿子还没发呢?”就这样我第二次遭到了记者的愚弄的欺骗。我极度愤慨。我及委托代理人曾几次要求该杂志社严肃处理此事并回信来人,可终未办到。为此,我对二被告提起诉讼,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2003年12月30日下午15时,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现在武汉《打工》杂志工作的程龙华。在记者明确告知我们的谈话是采访,并且将进行电话录音时,程龙华没有拒绝。他说,他已经从网上得知了他和杂志被起诉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他对在《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一文的作者保留起诉的权利。

对即将开始的新闻侵权官司,程龙华充满自信,“我们肯定赢,不会和张铁生和解”。记者设置了几个问题:1、《时代商报》特约记者王冬梅在《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一文中写道“《打工》杂志记者采取欺骗手段采访报道”。对于这个表述,你怎样看,你认为你的采访是欺骗吗?2、文章中说,“所谓‘千万富翁’是记者推算出来的。请说说“千万富翁”的来源?3、讲述一下采访张铁生的过程。

程龙华表示,下午5点之前,将他的回答发传真给我。下午4时40分,记者再次拨通了程龙华的手机。他说,《打工》杂志的两位老总都在台湾,我提出的几个问题需要向领导请示,他只是《打工》杂志的一个记者,在和领导没联系上之前,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印象:我所知道的程龙华

程龙华是否真如《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一文中所说是使用欺骗手段获得采访的记者,“张铁生的千万富翁”是否由程龙华推算出来,我们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与程龙华有过几次接触。《打工》杂志是《知音》集团近几年推出的系列刊物。程龙华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加盟《打工》杂志,在《打工》杂志属于资深记者。从2001年末始,程龙华多次到沈阳来找作者约稿。他的勤奋和热情使他在沈阳拥有了一定的读者群。本报记者就是在2001年年末与他相识的。2002年年末,程龙华听到消息,说“沈阳曾经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还担任沈阳一家企业的领导”。程龙华非常重视这个选题,他以《打工》杂志编辑身份(《打工》杂志编辑既可以独自采写也可以编辑作者的稿件)多次与沈阳的一些记者联系,希望能与张铁生取得联系,接受采访。据这些人介绍,张铁生对媒体比较低调,采访有困难。采访张铁生一时搁浅。2003年5月,程龙华与王冬梅取得联系,请求她采访张铁生,王当时没有拒绝。可是,采访一事进展缓慢。

2003年下半年,程龙华来到沈阳,找到了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张铁生工作的地方)董事长金卫东,请董事长金卫东介绍公司情况,并请他介绍了张铁生的情况。返回湖北武汉《打工》杂志后,程龙华撰写了一篇大意为“金卫东讲述张铁生打工经历”题目的文章,但是据说该文没有被《打工》杂志的总编通过,原因是是缺少一些感人的细节。随后,程龙华辗转获得张铁生家里的电话。程龙华将电话直接打到张铁生的家里,据程龙华后来对本报记者说,他们在电话中谈了两个小时之久,张铁生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讲述得非常细致。对于他们之间是谈话、聊天,还是记者的采访,本人不得而知。

对比:两种说法!

以下,是《打工》杂志发刊发《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一文的内容与张铁生对事实叙述的对比:

1、《打工》:这位老板和张铁生见面后,发现张铁生是一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便让他先在公司下属一个工厂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事。

张铁生:事实上我的职务始终是“辽河集团驻沈阳办公室主任”。

2、《打工》:刊发张铁生的照片说明:本人近照

张铁生:所谓我的“近照”,实际上是《打工》杂志私自从公司简介上弄下来的几年前的照片。

3、《打工》:半年后,沈阳办事处的业绩从开始的零销售迅速上升为几十万吨的销量。

张铁生:当时所在的办事处只是采购和公关,没有销售业务,更无销售几十吨之事。

4、《打工》:刚开始,没有电脑,张铁生只能纸上谈兵。有一天,他发现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每天都有电脑讲座,于是,他就跟着学。为了学会打字,张铁生让妻子用纸条把五笔字型的字根抄录下来,挂在衣柜或墙上,以便随时记忆。没有键盘,他就在自己大腿上练,把大腿当作键盘,手指不停地在腿上敲打。张铁生:搞出那么多无聊的小故事,可能是因为稿酬按字数支付的缘故吧。

5、《打工》:就在张铁生四处求款无门的时候,他一个老客户、沈阳辽河养鸡厂的厂长汪文平给张铁生预付了10万元货款,希望订购一批饲料。张铁生:我的一位老同学在创业初期曾暂借给我10万元钱(公款),程记者对此点名道姓擅自做了报道,从老同学打电话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已经给他在单位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6、《打工》:张铁生感慨地说:“经过大起大落之后,我终于认识到知识的重要,并依靠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这个考场上,我没有交白卷!”张铁生:白卷这两个字我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说?这个记者太可恨了。

7、《打工》:张铁生以参股(10%)的形式,进入禾丰公司的管理层。而目前的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净资产过亿元。张铁生:程记者不懂“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概念区别,也不知道禾丰公司已经有20多位股东,我的股份更不是10%。程龙华不负责任地给我一个"千万富翁"的头衔使我大吃苦头。

改变:如今生活……

很多读者,尤其是中年读者对《打工》上的这篇报道很感兴趣,他们为张铁生能够走出历史的阴影,开始新的生活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人不断地打来电话,或者来信,找张铁生请求帮助,有请他到当地办厂的,也有要他卖饲料的,更多的是拉赞助,甚至还有人让他出钱给自己买个书号出书。当然,也有很多记者来电话、发传真,要找张铁生做深入的采访和报道。张铁生一向反对接送孩子上下学,现在这个“千万富翁”不得不严格接送孩子,以防他的宝贝女儿遭遇不测。他的住所,经常有莫名其妙的门铃声,每有声响,妻子总是提心吊胆,难以入睡。

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本报记者卓君吴强

2003年12月31日01:07华商晨报

康生简介

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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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全家迁居诸城。1924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康生。中国官方的资料称,文革期间,康生共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干部”839人。

“特科”出身

1930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 “特科”领导工作,任第三科科长。该科是在上海活动最久的中共秘密机关,在这种同事、朋友甚至上司随时可能叛变的环境下,艰难求生,可以想象,康生为什么 后来变成偏执狂,整起人来不择手段了。

后来康生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又熟悉了苏联的“肃反”模式。后来他回到延安,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3年,他负责“审查干 部”的工作,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四万人的延安挖出了上万名“特务”,遭到各方指责。但由于他批王明得力,拥护“毛泽东思想”,因此,仍得到毛泽东 的信任。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他成为政治局委员。

文革前即得势

1959年,康生在庐山会议上十分活跃,他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均记录在案。为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根据,他及时进呈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语录备受赏识,毛泽东批示出席会议者人手一份。

康生当年如此活跃,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泽东这面大旗,而他1960年代在党内的重新得势,也正是与他利用这面大旗取得一个又一个整人的辉煌 “战果”直接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康生就立即抓到了邓子恢批评“大跃进”的讲话。毛泽东会上批“翻案风”, 康生抓住一部小说《刘志丹》不放,说是“利用小说反党”,居然就造出一个“反党”集团。

文革中的三大案

康生整人,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暗示或由江青传达)的意思设局定罪,开始时不需要证据,一切都可以后期罗织。文革中,康生著名的“成绩”是“三大案”:

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1967年,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须上溯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有一批中共高官被 捕。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自首手续(假投降)出狱。康生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是为了给刘少奇安 上“招降纳叛”的罪名。

1968年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变、特务”,赵坚不认罪,此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赵健民特务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号召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 1940年代,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结果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 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此即“内人党冤案”。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到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造反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到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造反

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闭门养病,深居简出。据推测,康生此举是对毛泽东将“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的做法感到不满,“兔死狐 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但他并未失宠于毛泽东,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升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不过此后他仍旧隐居,直至病逝。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以膀胱癌病故,终年77岁。1978年,陈云说:“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这两句话广为流传,而张国焘在文革初起时谈到康生时表示,“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康、毛两家一向亲密

中共建政前与建政后,康生都是与毛泽东家庭关系最密切的中共高官。毛岸英流落街头时,即由康生找到线索并托人带到法国,后来他亲自从法国把毛岸英兄弟俩接到莫斯科,共同住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驻地。

康生到延安后,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共高官们集体反对,独康生大力支持,使毛、江都感激他。1947年,康生到山西临县郝家坡搞土地改革,把毛岸英也带去“锻炼”,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1950年代,康生随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还独自一人去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

中央党校清算康生

1977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康生这块“金字”招牌并没倒。

1977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这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胡耀邦的老部下,在党校哲学教研室搞教学工作的李公天找到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后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道:“我想通过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的罪恶,给揭出来。你看怎样?”韩树英赞成,但又建议他找胡耀邦秘书梁金泉征求意 见。

梁金泉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

随后,李公天又找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征求意见,冯文彬也让他们自己决定。韩树把哲学教研室的吴秉元、卢俊忠和毛维平等也找来商量如何写小字报的问题。他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央党校的形势,只要捅这个马蜂窝,一些早义愤填膺和憋足了劲的受害者,都会争先恐后的上阵的。

李公天和韩树英写了小字报,吴秉元自己也写了一篇。

1977年12月8日写完,第二天,即12月9日,在哲学教研室办公地点——16楼一层走廊,用细铁丝把小字报挂上了。小字报的落款是李公天和韩树英。

李公天和韩树英的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同林彪、“四人帮”划在了一条线上。

看小字报的人,络绎不绝,有的白天没有时间,晚上打着手电看。全校的学、工人员,几乎都来看小字报。有的还天天来看。渐渐发展到连外单位的人, 也来看小字报了。用小字报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罪行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并且传到外省市了。随着小字报数量不断地增多,内容上也越来越深入, 很多鲜为人知的悲剧,也都曝光了。

不久,党校学员正式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强烈要求中央严厉地处理康生的问题。

1979年初,升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文彬,在总结中央党校1978年工作时说:在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件大事,就是揭发了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康生整人大事表

  1933年学习斯大林的“肃反”经验,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抓“托派分子”和“外国特务”,分别处决、逮捕、流放。

  1937年10月从莫斯科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夸大敌情,掀起“抢救运动”,使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人被打成“特务、内奸”。

  1943年4月下令将王实味逮捕。称王实味是“托派和日特、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制止“抢救运动”扩大化。但康生在结论中“留辫子”、“留尾巴”,为日后继续整人埋下伏笔。

  1962年9月称长篇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致小说作者李建彤、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项目小组审查。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余人。

  1967年6月把贺龙打成“国民党”、“军阀”、“土匪”,写进项目材料。

  1967年1月6日刘少奇在家中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他的女儿出了车祸,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被清华大学“造反派”劫持。据说这是康生献给蒯大富的“计策”。

  1967年7月与江青、谢富治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1967年5月至10月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逼供、作伪证、造假案。先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为取伪证,在数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十一人,达到了目的。

  为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逼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做假证。最后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称“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 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按照推理“妻子是特务,丈夫一定也是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 说是特派员)”。

  1968年1月21日称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特务”,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赵关押八年,此案使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1968年2月4日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先是电台广播,接着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于三日内(后延长为十日)到各革命委员会登 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因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整死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受牵连、诬陷的人达三十四万六千人。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88名被分别说成是“特 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项目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二十九名,其中绝大多数人 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左右。

  1968年9月16日将刘少奇的罪状,被定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康生写信给江青,专门谈到刘少奇:“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康生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9年11月康生亲笔签字,处决了1930年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卢福坦,因为卢氏知道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被释放的事(有人怀疑康生曾经自首)。

  1970年9月以后康生感到政治气候不利,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康生得出了“四人帮”已经不再受毛泽东信任的结论。于是,他让秘书传话给毛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姚文元政治上也不可靠。

  1975年10月康生面见毛泽东,说邓小平想全盘否定“文革”、反攻倒算,想搞复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死。

康生履历

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

1924年夏,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

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

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

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人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1950年后长期养病。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打击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70年8月陈伯达倒台后闭门养病,深居简出。

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任中国共产党副主席。

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以膀胱癌病故,终年77岁。

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星岛环球网

星期一, 四月 09, 2007

继承钱穆 余英时曾被陈寅恪引为知音

作者:苏小和

《余英时文集》以一种整体的态势力图构建一代学人庞大的学术体系,十卷分类略有牵强,因此,试图在宏观的界面上叙述余英时,便成为一道难题。

在通读余英时著作之后,我发现了余英时事实上一直处在另一种发展性的状态,至少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余英时首先发展了钱穆,然后发展了陈寅恪,并试图比较性地发展马克斯·韦伯。

余英时比钱穆更开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对于我这样的余英时迷,是一个美好的福音。不太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夸大了他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

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先生显然继承了老师的细密与严谨。读余先生的著作时,我在一大堆考据中穿行,一点不觉得累赘,反而深深折服先生在缜密的考据中透出的对文化内在本质的梳理。所谓名师出高徒,余先生能师从钱穆,真是人生之大福。细心观察他与钱穆先生的区别,我又发现,余的考据之缜密有钱穆之风,但他洞察的敏锐、学理的深刻,更是具有了世界文明的宏阔体系,因而比纯粹国学的钱穆似乎看得更远。

余英时对钱先生的这种发展,就是他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

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余英时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消退。余英时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

第二层面的含义是,余英时在一个意外的状态下,全面考证了陈寅恪,现在看来,陈寅恪再一次提升了余英时的独立风范和国学趣味;最后一层意义则是说,如果余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沿着钱穆和陈寅恪的体系延伸,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没有更宽阔视野的学术比较,他极有可能会被浮躁的风气淹没,同时也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余英时为什么要写陈寅恪?

余英时自己说过,他从来没有过研究陈寅恪的打算,对陈先生的研究兴趣,从萌芽到成长都是意外,有被逼迫之感,但陈寅恪在他个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事实的确如此,余英时与陈寅恪并无师生关系,余英时的专业是十八世纪以前的中国史,不是现代史,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陈寅恪。不过命运总是比计划吊诡,许多年之后,余英时自己才意识到,他已经是陈寅恪研究领域里最醒目的代表性人物了。

事实上,余英时所写关于陈寅恪的文章并不多,1958年曾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1970年初,陈寅恪的死讯传到海外,一时掀起了悼念热潮。俞大维、杨莲生等名家纷纷撰文怀念。

杨还打电话要余英时代查所引《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文字。俞大维先生则当时希望在哈佛的中国学人都能以文字参加纪念。余英时也在邀请之列,但他自问既未受教于陈寅恪,又无新资料可凭,也不想重复十几年前在《书后》中说过的话。所以始终未著一字。整个悼念期间,余英时一直保持缄默。直到1982年, 在众人都已经从陈寅恪的死亡问题中抽身出来很久以后,余英时才写出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与我一样,在问同样的问题,陈寅恪究竟对余英时构成了什么影响?

一个清晰的史料是,陈寅恪的女儿陈小彭曾经托人捎话:陈老当年于读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这句话让余英时感慨万端,“心中的感动莫可言宣”。余英时由此认为,无论他花多少工夫为陈寅恪“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他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他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了。应该说,正是如此心灵触动,余英时才决定花大力气研究陈寅恪。

从陈寅恪到余英时,这种偶然的学术因缘,折射出了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人之间薪火相传的细节之一。余英时被逼进陈寅恪的世界,事实上为他在钱穆之 外,找到了另外一条中国古典学术的通道,余英时通过陈寅恪,进入到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更亲切的认识。也使他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 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显然,余英时不仅在学理方面深受陈寅恪的影响,在学术方法论上,陈寅恪也给他带来了新天地,这便是陈寅恪所说的藉史料的“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 结构”。有意思的是,余英时正是从陈寅恪的劫余诗文中所窥见的暗码系统和晚年心境,大致再现了陈寅恪的晚年历史真相,余英时再一次用自己的工作,显示了陈寅恪学术方法论的有效性。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陈寅恪是运用这一方法论最为圆熟的一位先行者,所以,余英时一再谦虚地说道,“我尽量试着师法陈寅恪的取径,他怎样解读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样解读他的作品。

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过是陈寅恪假我之手解读他自己的晚年诗文而已。”

从余英时的谦虚之辞,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意义。一方面,陈寅恪毕生倡导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余英时这里更是一脉相承。在整个论争事件中,余英时的风骨和坚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蓝本。另外一方面,余英时几乎是在通过考证陈寅恪的晚年生活与学术心境来切进现实,这一点使得那些躲进深宅咬文嚼字的读书人必然自惭形秽,中国读书人的承担意识在余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他自己坦言,他所写的关于陈寅恪的诸多著作,“已不是外在于我的一个客观存在,而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而且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而且更是价值的抉择。这些著作不再是我的著作,已变成我 的自传之一章,变成我个人的生命史。”

当然,这其中还隐藏着余英时的一种叹息,为陈寅恪叹息,毕竟,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如此仓皇,学术方面鲜有成果,这是一个命运的错误,也是中国学术莫大的损失。这么看起来,余英时的叹息有道理。

韦伯式的问题

对于经济学领域或者伦理学领域的读者而言,在余英时的诸多命题中,“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更让人心动。余本人也非常看重这一块,他的出发点是清楚的,即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其方法论也尤其突出,被人称为“韦伯式问题”。

我在钱穆和陈寅恪之后,将韦伯拉进我们的阅读范围,一方面的确是余英时学术的基本走向之一,如前所述,余英时是发展的,其发展的路径之一,就在于比较性地研究韦伯,试图对中国儒家伦理精神进行合理诠释和重构,这显示出了余英时宏阔的开放姿态,并通过这个命题,把自己从钱穆、陈寅恪等中国古典文人的范式中抽身出来,引出了现代汉语知识分子的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究竟对现代商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或阻挠作用,是当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孜孜以求的课题,余英时应该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人。

从实用理性的角度看,余先生的“韦伯式问题”,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显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启发了余英时,事实上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也可归属在这一范式之内,余英时在海外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命题,而在国内,沿着韦伯、森和余英时的思考路径,也有学者在系统性地思考,比如年轻的经济学家赵晓。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场合,赵晓就告知于人,他在沿着“以伦理看待发展”的思考路径,试图整体性地分析、构建余英时的“韦伯式问题”。

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显然,余英时注意到了新教精神中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也注意到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奇妙的,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余英时发现人们在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此形式下,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理论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余英时甚至担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论,但又说尽管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结论不同,就可以避免这个倾向。

更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宗教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果着急对余英时的上述研究做结论,难免会出错误。不过,我们在肯定余先生提出问题的同时,似乎也能看到先生的漏洞。比如,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其学术前提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为西方多数人所接受的神学范畴,而余英时提出来的儒家精神,其学术前提仅仅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讲解过的社会价值观。两相比较,差别甚大,余英时在这里借用了韦伯式问题的因果链,却在无意识中把前端性的基督教信仰置换成中国式的道德教材。如此推论下去,当然与韦伯的结论不同。

巧合的是,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商业发展有过论述,其观点先于韦伯,却与韦伯类似。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斯密说,“现在看来,中国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

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

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学人,余英时与亚当·斯密和韦伯的结论如此不同,让人深思。我们注意到了余英时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识,他曾不止一次地叙述自己的中国特色,也注意到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一定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这一方面反映出先生的比较性视野,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透漏出先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略带偏执的热爱。我们有必要猜想,余英时是不是缺少对基督教精神的切身体验?

将宗教信仰问题置换成泛道德问题?或者,我们再斗胆怀疑一下,是不是余英时先生像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文人趣味过多,数字意识、经济学意识少了一些?显然,如此怀疑,似乎打开的是另一扇门。我们相信,发展了钱穆和陈寅恪的余英时,肯定能接受我们试图怀疑他,发展他的理念。

只是我们有所焦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谁有能力接过余先生的命题,让先生的“韦伯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呢?

星岛环球网

高志晟披露内情 几百人致函联合国

VOA记者: 海涛 2007年4月8日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晟被捕判刑八个多月来,第一次对外界披露自己被扣押期间遭到的酷刑折磨。几百名中国公民给联合国官员写公开信,要求国际关注高智晟一家所遭到的非人道待遇。

*控诉暴行*

高智晟一家
高智晟一家
高智晟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去年8月15号在山东被秘密逮捕。八个月来,外界没有听到他的任何声音。上周末,高智晟给北京艾兹病维权人士胡佳打通了电话,对外界披露了去年8月15号被捕一直到年底几个月中他遭到的非人待遇:

“从8月15至12月22日止,我总共被关押时间是129天。其中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左 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129天里,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

另外,高智晟还披露了警方秘密抓他的方式:

“2006年8月15日中午12点,一声巨响之后,山东东营市姐姐的家里被暴力打开,闯进来的暴徒不低于30人,跳上床扑倒在我身上的暴徒有4人。 一阵急猛的拳脚之后,我被几个人暴力压制跪在地上,眼睛被不透明的胶带缠了三层,嘴上被缠了五层,套上头套后,眼睛的位置上又被缠了十几层,我的手被背拷 和吊拷着带下了楼。”

*胡佳:孤注一掷通消息*

去年12月22号,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三年徒刑,缓期五年。高智晟回到家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智晟无法同外界联系也没有渠道可以对外发表言论。

同高智晟通话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高智晟在严密监视和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千方百计地打通了这个电话:

“已经过去四个月的时间,我想这四个月中,他出来后,知道家人受到许多虐待、侮辱和暴力侵犯。他也看到了,对方并没有任何按法律给他一个家庭合理生存空间,仍然是在高压控制之下,把他们困在一个划地为牢的状态。所以,高智晟也是孤注一掷,想让外界知道这个情况。”

高智晟告诉胡佳,“在整个案件中,对方最关心的问题是法轮功问题和绝食维权问题。”

*后果未卜*

高智晟在给外界的信中说,写这封信,不是为了诉苦。他呼吁外界对在他家门口持续发生着的、没有人不心知肚明的事件给予关注。胡佳说,高智晟这些话公开后,他和家人可能再度受到报复,也许家人再度被殴打被侮辱,高智晟本人也可能再度入狱。

*几百人呼吁联合国关注*

星期天,几百名中国公民和关注维权活动的人士,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酷刑报告人诺瓦克和各国首脑写信,呼吁关注高智晟和家人所受到的极其不人道的酷刑虐待。

广西律师杨在新因为维权被剥夺了律师执业的权利。他是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一位。他对美国之音说:

“高放回家后,他本人和他妻子、女儿、儿子,一直被软禁到现在。当局把他家当成了一个大监狱,长期每天都是100多特工和警察来监视,把他和家人当成人质。”

这数百人签名的呼吁世界关注高智晟案的公开信说,中国政府如此对待高智晟和家人,“严重违反了其1988年批准的“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1年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和1998年签署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美国国务院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份说:“在一些领域,中国人权记录继续恶化。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案子有增加的趋势。这些案子包括监视、骚扰、恐吓以及逮捕记者、网路作者、宗教和社会活动人士以及按照中国和国际法来行使律师权利的辩护律师。”

采访金钟谈《开放》0七年四月号内容

2007.04.05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四月号出版后,本台记者林迪就杂志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一部分,他们谈到,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人数可能从九人改为七人制,以及北京两会后温家宝记者会上被问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情况。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记者:这一期内容,我们先从十七大人事可能的布局说起。你们提到,常委可能改为七人制,一种名单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刘延东,周永康,李克强,四老三新。有分析认为这有妥协的因素。

金钟:留下的四人我们以前也提过,似乎在一次次的名单中没有改变,问题是新进的三人。十六大时原先也是七人,最后摆不平。听说开会前临时加两人,变成九人。 为何不多一点人?我想,他们还是想权力比较集中,还是毛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也如邓所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就是要独裁,越集中越好,人越多,权力就分散了。这就是为何要回到七人常委制。那新进的三人很明显是平衡。刘是团派,年轻,又是太子党,又是女性,所以江胡都能接受。然后两边 各提一个,周永康明显是江的人,而胡提了李,是团派,这也说明江还有影响力。

记者:今年两会后温家宝记者会上最引人关注的是,法国记者提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那本书

金钟:中外记者会当然是他们的一场大秀。

记者:听说提的问题都要事先审查。

金钟:但没想到那个法国记者在送审的问题外,夹了“私货”,就涉及赵紫阳,借我们出的这本书提问,当然温有点意外,他当时说,没看过这本书,他的观点也跟书没关系。但直播让千家万户电视观众都知道这本书,现在书供不应求。

记者:你们的报道也提到,温的回答有矛盾之处,如果根本没看过,怎么知道两者没关系呢?

金钟:我个人分析,的确他不可能没看过,至少秘书也会汇报。

记者:这书中赵紫阳对现任领导人评价如何?

金钟:这期报道,该书作者宗凤鸣再次对香港记者说,温这个人很谨慎,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干部。赵还说,胡是党按政治干部的方式培养的。他的意思,要他们有承担,有创意去制定政策,也是没有希望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采访金钟谈《开放》0七年四月号内容(二)

2007.04.06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四月号出版后,本台记者林迪就杂志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二部分,他们谈到,在文革的高层决策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吴法宪回忆录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背景。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图片:《开放》0七年四月号封面

记者:这一期上您本人也写了文章,介绍吴法宪的回忆录,他在文革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协助周恩来,参与重大决策;而且您也认为吴是少数几个作了深层反省的例子。

金 钟:吴法宪是在林彪集团跟江青集团两伙人中间,在文革中的角色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经常在周恩来身边,协助处理问题,因为他代表军方。整个文革初期天下大乱,党的机构和国务院全部瘫痪。毛就是依靠军队来维持局面,来收拾残局。而在军队里面,当时重用的,当然第一个是林彪。而林彪重用的,就是黄(永胜), 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其中就是吴法宪的作用最大。他当时目睹了文革的重要决策,他有的参与,有的见证。

他 讲到,从刘少奇到贺龙,彭德怀等元老级的大干部的被打倒(的责任),现在按倒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头上,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这完全是毛和周两个人决定的。吴 举例说,要把刘少奇打倒,最后定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这罪名怎末定?没有证据末。到最后,说从一个武汉的什么外国领事馆里弄到一份材料,马上就定罪了, 把国家主席,党的第二号人物打倒,就是这么可笑的做法来定的。我相信吴讲的是事实。

记者:据说,当时打倒戚本禹的细节也蛮有意思。

金 钟:吴讲,那时江青发现戚本禹对毛和她的女儿李纳有 “非份之想”,实例是戚专门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江青很敏感,好像觉得戚本禹太贪心。那就一句话,也要“拿掉” 戚本禹。就通知周恩来,周就先到了会场,安排军头立刻抓戚,戚一进会场,马上被手铐铐起来。戚根本不知何事,还说,你们是否搞错?开什么玩笑?

记者:那些人在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策下,一个个都成了棋子。过去一向认为吴是一介军人,看来他在高层中,对毛的批评蛮深入的,而有些人还在为毛作掩饰。

金钟:这些军头看来还没有那些文人,官僚狡猾,彭德怀的例子可看出来。他们对政治阴谋,连林彪都讲“我们玩不过他们(指四人帮)”。吴法宪在高层,对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策,看得不是滋味。

他举例,在毛要打倒陈伯达时,就公然说,我们几十年从来没配合过。吴法宪听来当然不满意。陈是毛的四大秘书之首,几十年来为毛起草过多少文件,讲稿!怎么说几十年从来没配合?毛要搞你时,就说你一无是处。他们对这点非常反感,吴说,毛的形象在我心里真是瓦解了。我相信吴讲的是真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采访金钟谈《开放》0七年四月号内容(三)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四月号出版后,本台记者林迪就杂志内容采访了该刊总编辑金钟。在访谈的第三部分,他们谈到,邓小平和彭真在反右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最近在台湾演讲时再次呼吁中共开放党禁,实行两党制;另外,反映当年东德特务统治的影片《窃听风暴》在大陆地下流行。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记者:今年0七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这期上有文章专门提到了邓小平和彭真在反右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而只有了解那段历史,才能了解邓小平和彭真后来的表现。

金钟:邓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反右结束时的总结报告,也是他作的,他地位重要。我们这篇文章提到,他作为总书记,怎样利用中央书记处,控制全国各方面,实行毛的“阳谋”,抓右派。他一步步去迎合毛的需要。而那时毛对邓信任到说:我是统帅,他(邓)就是副统帅;还说,邓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邓和毛关系很早,在江西苏区时毛的问题就牵连到他,毛就一直拉邓在自己底下。邓不仅是毛反右政策最得力的执行人,他还有发挥,有主动的一面。

记者: 彭真在反右的作用一般人了解不多,这次你们也提了

金钟:彭真是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当年北大学生)陈奉孝最近对我说,北大最初反右不来劲,彭真就来北大秘密蹲点,发动。后来把江隆基换成陆平,北大就大打出手,最后共抓了百分之十几,超过一千的极右,中右,内控等。后来在文革初陆平也被抛出来,成了走资派。

记者: 我还看到,贺卫方最近在台湾演讲时,再次呼吁中共开放党禁,

金钟: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言论非常大胆,如说共产党也要登记注册,你要大家登记,你也要登记,如不登记注册,你就是非法的。他还主张共产党分两派,而且要公布党产,这些对共产党都是致命的,他们当然不会正面回应。贺卫方从台湾回去后有什么事,不知道。

记者: 贺在去年西山会议上就提到,共产党应该登记注册,这次在台湾讲又有层意思。

金钟:台湾的多党政治,有些人看不惯,其实给中国政治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中国未来社会政治开放,可以组党,有言论出版自由,那时,现在台湾出现的现象,很可能在大陆都会出现。所以今天研究关注台湾的政治状况,非常有价值。

记者:对中国也有借鉴意义的,是最近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这期也有介绍。

金钟:东欧在九零九一前后倒台,其罪行现在开始清算。捷克九十年代初就立法,凡担任捷共县委以上官员都可判2到5年徒刑。我们不知具体做法,但清楚的是共产党执政时如何统治陷害正直善良的民众,包括党员。他们利用特务手段招募各色人等给他们当奸细,线民。这就让人想到今天大陆太多的公安国安。这种做法老百姓是厌恶痛恨的。现在德国这套电影就是写这类故事的但在大陆不让放映,但民间把DVD录制,传播非常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林迪的报道。


跟左派对话

昨天开某学术会议,会后大家一起吃饭,碰巧坐在一堆左派中间,对面两个美式左派,左右三个中式左派(都是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也就是的所谓的“新左派”吧。


可想而知,我在当晚的吃饭过程中身陷重围。两个美式左派里面有一个没怎么参与辩论,有一个一半时候在跟我辩论,一半时候在跟新左派辩论。我的主战场是身边几个中国新左派,尤其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以下引用言论基本是和这几位中国新左派的对话。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以寡敌众,但是越辩越乐,心情大好,新左的头脑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浆糊,思维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混乱,0乘以3还是等于0,我作为一个铁杆自由主义者,怎么能不为“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斗争形势而欣慰呢?


经过多年和新左的交手,我发现新左的说话方式其实非常有规律可循,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高屋建瓴,气势恢弘:


例句:“四百年来的现代社会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而且是越来越糟”。“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崩溃?因为它把危机都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前提就是其他国家的不发展”(这样通顺的句子是我给整理出来的中心思想,伊没说这么通顺)。


左派热爱这种宏大叙事,就像那什么改不了吃那什么。当左派总是在忙于炮制各种原子弹似的宏大论断时,扫兴的右派总是特别关心定义、论据、逻辑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每次听到上面这种振聋发聩的言论时,我都会特别想问:请定义一下‘史无前例’,请明确你说的“灾难”的标准,请论证一下为什么“越来越”,为什么一些国家发展的前提就是另一些国家的不发展你这个零和博弈的前提从何而来,你又怎么解释中国、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崛起,你有什么数据证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你又如何论证这个下降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当然,他们总是不等你把一个宏大论断里的细节问题探究清楚就直接进入了下一个宏大判断。从判断到更大的判断,到满天飞舞的判断,到波涛汹涌的判断,基本就是左派保持精神上high的秘诀,可惜对我来说没有定义、数据、逻辑的判断不过是塑料原子弹,比早市上的烂白菜还廉价。


2.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对话片断一:

伊:马克思所畅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美好的,上午打渔,下午写诗……

我:这个理想的确听上去挺美好的,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提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一个人人上午打渔下午写诗的社会,是不可能或者非常难发明出电脑、手机、抗癌药、心脏搭桥技术的……(顺便说一下,此处我不过是偷用了斯密《国富论》里最基本的思想而已)

伊:手机、电脑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

我:您用手机、电脑吗?

伊:…………


对话片断二:

伊:美国一个国家用了世界上XX%的资源,如果全世界人都维持这种生活水准,200个地球都不够。

我:这个我同意,我也同意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过度发展”、“过度消费”的问题。

伊:所以说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就是竭泽而渔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毁灭性的……

我:那您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过这种毁灭性的生活呢?


说实话,关于资源、环保这个问题上,我跟这位左愤意见差别不大,而且我从来不认为珍惜资源、爱护环境这种主张是左派的专利,但是我和跟这位老师的不同在于,当我自己过着这种每天洗热水澡、到处是空调暖气、电器一应俱全的生活、享受着由巨大工业耗能支撑起来的衣食住行时,我破口大骂“美国用了多少多少资源”时会心虚、会为自己是这能源巨大浪费里的一份子而内疚,不象丫这么一边接受资本主义的温柔按摩、一边气吞山河地痛骂资本主义。一个素食主义者大骂肉食主义者如何残忍我是欣赏的,一个肉食主义者闭嘴悄无声息地吃肉我也是尊重的,最恶心的就是那种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骂吃肉如何不道德的德性。


3.双重标准,自相矛盾:


对话片断(说到中国的解放,有人提起一个老太太,如何在解放前穿不起裤子,而解放以后有饭吃了所以特别感谢共产党……)


我:为什么要感谢共产党呢?政府是民众养活的,政府为社会服务是天经地义,中国人动不动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上面“赐予”的,就要感恩戴德,把自己的权利当作别人的恩赐。

伊:但是有很多政府根本做不到这种服务。

我:做不到公共服务的政府你可以骂它,但是做得到这些服务的,你没有必要感谢它。

伊:那不能这么说……

我:那你觉得你应该对美国政府感恩戴德吗?要说公共服务,美国政府比中国可比中国强多了,你孩子可以免费上公立学校,福利保险比中国好多了……

伊:……(思想斗争状)


也是,让左派愤青说感谢美国政府,比咬断自己的舌头还难,但是我琢磨如果你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应该为有裤子穿、有饭吃感谢政府(先不说那大饥荒、没裤子穿没饭吃还逼人感恩戴德的事了),那你应该为自己在美国的小康生活给美国政府磕几个头呢?


4.耍赖:


对话片段:

伊: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你追求alternative的发展模式,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

我:谁给你堵住了?Communism已经给你机会了,在十好几个国家都给实验了,你自己失败了还怪人家不给你机会?

田径比赛,自己跑步摔倒了就怪人家跑得太快,自己跑一次摔一次,跑十次摔十次,还气势汹汹地跑到那个跑步冠军面前喊:你根本不允许我跑步!你把我的路都给堵住了!这个这个,是不是有点耍赖呢。


5.概念模糊:


对话片断:

伊:左派右派怎么区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

我:等等等等,你别跟我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词太含糊了,你就说你批判不批判市场经济吧,市场经济这个词含义要明确得多。

伊:(迟疑片刻)我觉得……其实……总得来说……大多时候……左翼对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


说到资本主义就斩钉截铁,说到市场经济就开始支支吾吾。什么叫资本主义?瑞典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如此含糊,以至于俺都不知道它所指何在。左派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一百多年来,已经被stigmatizeby definition a bad thing了。把一个东西定义成坏的,然后批判它,这样的辩论,太投机取巧了吧。


6.漂着浮着,只谈理念不谈制度


对话片断:

伊: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重重,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必须有一个alternative的发展模式。

我:你说的这个alternative模式指的是什么?你具体给说说吧,别跟我描绘一番蓝图,然后就是不告诉我怎么到那,你不能光想象一个乌托邦……

伊:为什么不能想象?

我:你可以想象,我就是特别好奇你这个乌托邦的制度特征是什么样的。

伊:想象乌托邦的意义在于批判现实……


说实话,我都同情左派,因为他们总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不去谈论制度,这是他们的瓶颈和死穴。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而是他们不能,因为一旦开始思考制度而不是那些大口号大标语,就会发现社会变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改良,which 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做而且做得比较成功(比如工会制度、福利制度……);第二,革命,which所 谓的“公产主义国家”已经弄得一败涂地。难怪左派自己都避免谈制度,而只谈理念,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热爱“宏大叙事”里面高潮迭起的感觉,另一方面说白了他们就是“困”在那个语言中了,因为他们一旦降到制度的层面谈问题就露馅了。因此每天只能嚷嚷着“保持批判姿态”。那我就奇怪了,非要做一个左派才能批判? 秦晖、贺卫方这样的右派不也在批判,不也呼吁关心弱势群体?所以说如果说左派只剩下一个批判的姿态,它其实就什么都不剩了。


而且,新左派中那么多保皇党,公然捍卫专制,连中国工人农民的自由结社权(工会、农会)都反对,这叫什么他妈的左派?这叫什么“批判姿态”,什么关心弱势群体?!要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坟墓里听到他还有这样的不肖子孙,你说他老人家会不会给气得再死一次?


7.高深莫测、引经据典:


常用句式:

“本雅明说……”

“阿多诺认为……”

“施密特说……”

“黑格尔认为……”


不过,一般伊在说完“某某说”之后,我就听到一片“*^&*%$^%$#……”, 也不知道是我理解力有限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然引经据典这事的重要性不在于人家说了什么,而是“黑格尔说”“施密特说”,这才是关键词。其实,既然你要批判现实,就直接从现实出发,“我舅舅说……”“我邻居说……”“我同事说”“我小学同学说……”比他妈“本雅明说”“黑格尔说”有说服力多了。一会儿本雅明一会儿阿多诺,您这到底是为中国的老百姓说话呢,还是追赶学术的时尚呢?晚上跟恩华通电话时,我就说:左派说话,要么就是用让人听不懂的话来掩盖自己的混乱,而当你能听懂他说什么的时候,你立刻就听出那是一派胡言。


总是不能忘记那个经典笑话: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吹嘘各自的国家多么自由,美国人说:“我们特别自由,我就是冲到美国总统的面前对他破口大骂也没事。”苏联人:“我们也一样自由啊,我们也可以冲到美国总统面前破口大骂却一点事没有!”基本上,中国这些的新左派就是这个做派,他们勇于“批判现实”,“冲到美国总统面前破口大骂”,勇气可嘉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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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特别节目《回首文革》(三)


二十一.血统论和出身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红与黑:以血统划线*

文革初期红卫兵须为“红五类”出身
文革初期红卫兵须为“红五类”出身
8月12 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 “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两名"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游街示众
两名"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游街示众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 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出身论》借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当年《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遇罗文。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来出来说反血统论,这个《出身论》也不会出来。

遇罗文:对,出不来。出来也得变成反动文章似的被满处追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是利用了他们宽松的环境,乘那个机会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们所以能敢出这个报纸,遇罗克的文章能发表,这都是借着这个机会嘛。

记者:当时你们想过,后来中央文革会反过来打你们吗?

遇罗文:也可能不打,那当然了。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罗文:因为毕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对血统论的,那我们也反对血统论,那有什么不对呀?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中央文革反血统论是假的?

遇罗文:那我们看不出来。

*当局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文:中央文革刚开始还不说反对。像陈伯达就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辩论,就是关于《出身论》这篇文章。等后来,戚本禹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出身论》是大毒草。

记者:他明确说了到底哪一条是大毒草,哪一条跟“我们党”的政策不一致吗?

遇罗文:噢,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从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血统论执行血统论的政策,也并不是说光明正大公开地说。都是嘴里说着,我们不歧视什么什么的,把人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说遇罗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遇罗文:对。没有。

记者:就给抓走了。

遇罗文:刚开始抓走不说什么。等到判的时候,只是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类的话,含含糊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胡平说: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记者: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和毛泽东当时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郎郎:对。所以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持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了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政策。当时遇罗克根本觉得他很快就会出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以后,我去找陈毅,让他帮你说说话,让你免一死。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记者:政府当时正式道歉了吗?

遇罗文:谈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纸通知,就是“无罪”,就这么一句话。公安局多次到我们家表示慰问。至于抚恤金,没有。只是把他从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们家拿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遇罗文:大约是两千块钱左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平等思想违背中共阶级路线*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 ‘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而遇罗克的观点却不一样。《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遇罗克的思想和当时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当时批判血统论还是沿袭过去的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而遇罗克就指出,这是过去提的,而当时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现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视。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

“所以遇罗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他就主张都应该是平等的。而这一点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统论最高调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文革发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后,所谓的“剥削阶级”早已不存在了。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胡平:“你共产党过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么在你掌权的初期,你对于被打倒的阶级,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一种猜忌,这个尚可理解。

“如果说有家庭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讲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怎么越搞越多了?这个根本不通嘛,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家庭歧视的问题,怎么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强了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的这种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实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个时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个方面表现,不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啊,到农村、到工厂里去下放劳动啊,在这些其它方面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无产阶级领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VOA特别节目 《回首文革》 (一)

VOA特别节目 《回首文革》 (二)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

作者:丁凯文

吴法宪将军去世已有两年多,今天我们终于看到这部期盼已久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很早就听说吴将军身后留下了一部回忆录的手稿,记述了他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书的问世,盖因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之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林彪事件”的一面之辞,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却深受牵连身蒙其难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幸拜读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对澄清那段历史有着非凡的意义。笔者打算在近日将读书的一些心得逐步写出,贴到网上,与网友们切磋。当然本人主要是围绕吴著的下册而写。所谓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见,未必得当,望诸位网友不啬赐教。

一、庐山会议与批判彭德怀

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的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是彭德怀与刘亚楼关系紧张,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如果仅仅丢失了一个笔记本何至于彭德怀如此兴师动众地抓住不放呢?吴认为,历史上彭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曾发生矛盾所致,特别是对当时罗瑞卿、刘亚楼这几个当事人不满,以致日后彭德怀借题发挥,在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罗刘等人常持批评态度。

罗刘对彭之态度与对林的态度则决然相反,罗刘在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坚定的友谊,林对罗刘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建国之后,林罗刘三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还是经常见面,关系如故。这种在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友情与关系自然异常稳固。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提议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顺理成章也,罗刘对林的上台当然高兴。

据吴的回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也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刘少奇、陈毅、林彪等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给彭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彭有野心要夺权。然后分组批判彭黄二人。吴对黄克诚的揭发,只有一条对黄颇有伤害。吴认为黄有本位主义,原来黄在新四军三师工作时,曾有一些剩余的黄金,后来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东北到天津,后又带到湖南。吴的本意是,黄应将这些黄金上交给上级部门,而不应一直带到湖南。然而,这一“揭发”日后却成了黄贪污的证据,令黄痛苦不已,实也违背了吴的本意。吴在回忆录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来到黄克诚组,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说是钟伟所言,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为黄作证的确是罗下令将红军中掉队走不动的人打死。吴法宪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当时只有钟伟一人不避个人前途之安危出面为黄克诚作证。在这种形势下,吴也不得不“揭发”黄的问题,此后吴还参加了军委批斗邓华、洪学智的会议,吴本人却没有再揭发此二人的问题。显而易见,罗瑞卿在这场批判彭黄的斗争中是多么积极、卖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中共党内军内斗争的情景来看,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现出对党和对毛的忠诚。吴法宪自己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诚哉斯言。

二、七千人大会与林彪的讲话

1962年初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委、县委等负责干部,达七千人之多,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显然,这次会议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显然这次大会的主基调就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刘少奇带领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由此,毛泽东开始表态反击,不仅认为该报告只看到现象,没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报告,当场给刘少奇等人一个难堪。 

林彪在1月29日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毛泽东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林彪这个讲话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诟病,指其为无原则地替毛解围,实乃为虎作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林彪的讲话当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所为。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即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一通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吴法宪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一来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再次,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吴回忆说:“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当时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的大致内容,现今大家都已知悉,此处就不赘述了。林彪的讲话和后来毛泽东的讲话成功地扭转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明晰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说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三、罗瑞卿的倒台

罗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时一件历史公案。罗瑞卿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大陆官方的一致说法是:罗瑞卿刚直不阿,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恶痛绝,经常抵制林彪的错误,引发了林彪的忌恨。为了达到排挤罗瑞卿的目的,林彪借着文革发起之际,趁机倒罗,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于是“违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见,拿下了罗瑞卿。这一说法流行于当前的大陆史学界。

吴法宪的回忆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1)1965年秋,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常去上海看望总政主任萧华,常顺便去苏州造访林彪,杨与林彪的来往增多。

(2)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突然解职。杨成武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林杨关系日趋密切。

(3)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工作繁忙,经常外出,与林彪的关系逐渐疏远,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报告,如搞“全军大比武”等。

(4)1965年11月末的一天,叶群致电吴法宪,要求吴派空军飞机将叶从苏州送去杭州,并嘱吴要严格保密。事后叶群告吴此行是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

(5)12月7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吴去上海开会,并将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去上海。但叶剑英未向吴透露会议的内容。

(6)吴法宪一到上海,杨成武和萧华就与吴谈话,随后叶群向吴透露此次会议乃毛泽东所决定,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叶群还透露,林彪对如何处理罗瑞卿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然毛泽东决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叶群还向吴提供一些揭发材料,如罗反对突出政治,对林搞封锁,逼林交权等。

(7)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吴被分在邓组。由于组内发言冷清,邓点名让吴发言,吴不得不将叶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说了一遍。与邓组的冷清相比较,杨成武、萧华、叶群所在的组则异常活跃。叶群在会上抛出了一个材料,即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就可以了。”

(8)周恩来在会议第三天命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周还特别交代要吴亲自掌握好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说“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9)1966年3月,毛泽东决定在北京继续开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与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叶群曾多次打电话给吴,要求吴在会上揭发罗瑞卿,特别是叶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条意见”。吴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吴不愿就此事发言,但杨成武则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因此,在压力下吴法宪还是在会上作了发言。

(10)吴法宪最后总结说:“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根据以上吴法宪所披露的情况来看,笔者有如下一些感觉:

(1)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从吴法宪的回忆来看,这种矛盾似乎并未尖锐到林彪非要整倒罗瑞卿,至少吴法宪本人并未有所察觉,与此同时,林罗关系的冷淡更显出杨成武与林关系的热络。

(2)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倒罗会议,完全是有备而来。虽然吴法宪自己在会前未必知晓开会的内容,但是从叶剑英和杨成武等人的积极活动来看,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在倒罗一事上这么积极。

(3)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这一态度耐人寻味。

(4)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5)以吴法宪当初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吴法宪在批罗倒罗一事上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说句实话,那时的吴法宪还不够资格,军内倒罗的势力还轮不到吴法宪冲锋陷阵。许多内情吴法宪未必知悉,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决策。所以吴法宪只是知道其中一部分内情,而非全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了毛泽东的这场倒罗斗争,但是笔者读后还有些地方不甚满足,有些问题尚需今后继续予以分析和探讨:

(1)回忆录中对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表演着墨太少,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正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事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2)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基本没有涉及。如果不能将这些史实澄清,就无法解释为何一班老帅们都支持毛泽东整罗,其中最积极者有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些人在事件之初到底起了什么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3)林彪在倒罗一事上的真实态度。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正是林彪本人,罗瑞卿与老帅们有矛盾之时,林也曾多次提醒罗要予以重视。林彪在1965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特别提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句话很关键。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都是谁?他们要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什么事?现在有资料说,所谓“重要的负责同志”就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是林彪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的问题,还是罗瑞卿的问题严重到林彪不得不向毛提出?这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是如何向林彪传达的毛泽东的旨意?联系到毛泽东搞文革打倒刘少奇这个整体战略部署,倒罗难道不是毛倒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难道不是也被毛泽东所利用作为倒罗的一个借口?

以上的问题还需再作仔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四、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

1966年6月到9月,解放军空军党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文革刚刚兴起之际召开的,但是却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军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情况研究甚少,很多书籍对此也语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的简历也回避了这一事件,只是采取了流行的说法:“刘震在文革期间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云云。空军这次党委会为何会召开?会议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卷进此次斗争的空军上层领导们是如何发难的?事后军委领导们又是如何平息这场斗争?空军这次斗争对日后贺龙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

1966年4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5月底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电话要求吴迅速返京,甚至告诉吴,叶群要余转告吴再不回京就会变成“恩克鲁玛”。恩克鲁玛乃西非加纳的总统,因为外出访问,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结果成了流亡总统。吴回京后于6月4日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这几人给吴戴上了几顶大帽子,如“消极对抗《五一六通知》,不组织学习、讨论,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6月6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吴法宪回忆说“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余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批吴会议一个多月后,刘震等人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

对于空军内部刘震等人倒吴一事,中央军委领导却不以为然,其中以叶剑英的态度最明朗。空军开会之初,叶剑英就派自己的秘书天天与会,了解具体情况,并给吴打气,要吴沉住气,并认为刘震等人的活动属于“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叶剑英与林彪也经常通气。7月下旬林彪的意见转到中共中央最高层,刘少奇为此召开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林彪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表态,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吴法宪在叶剑英的指示下作了长篇检查。林彪也给吴打了电话,要求吴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检查。

刘震等人为何在文革初起时就迫不及待地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吴法宪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吴法宪接替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不满,刘震为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而吴只是中将,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刘震对此心有不服;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时作风硬朗,颇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时也不讲情面。刘震等人对刘亚楼的怨气转向了吴法宪。但是仅仅这么两条原因就足以构成刘震等人的倒吴运动吗?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吴的回忆对此有所涉及。成钧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曾向军委副主席贺龙汇报空军党委会议情况,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而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当初刘震等人向吴法宪发难,给吴戴的帽子并非实事求是,所谓吴法宪“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也仅仅是个借口,将吴一举打倒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但是空军党委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使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但是贺龙一人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林彪、叶剑英对军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直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绝不会允许军队内部出现夺权事件的发生。刘震等人明着是夺吴法宪的权,但实际的结果和作用却是夺林彪的权。这些人敢于对吴发难,如果没有背景是很难解释其个中之因由的。但是说“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似也有上纲上线和夸大之虞,这也许就是后来贺龙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发生在1966年空军的这次激烈斗争,显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之事,以致后来即使吴法宪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刘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将当年的这段“反吴”经历拿出来说事,毕竟刘震的这段历史并非代表了正确的一方,更何况还有叶剑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空军副司令张廷发在这次事件后也被解职一事,笔者觉得吴的回忆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张廷发本人并未参与刘震等人的倒吴活动,可后来也被一并解职,其错误仅仅是“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人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讨。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动

文革当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海外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国内则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国内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国内史学界大都认为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文革错误路线,与林彪和江青集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吴法宪以其亲身经历提供给我们许多事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1) 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966年8月7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8月6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2) 1966年8月8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3) 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4) 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时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250米,并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5) 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3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 ‘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不许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1966年10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2)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3)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 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 ’,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1980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1967年2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1980年11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1967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宾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就会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害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O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国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九、军内造反派势力是如何被遏制的?

1966年8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吴法宪回忆说“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1966年10月中央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发出后,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吴法宪回忆说“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 ‘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事如何“闹革命”的呢?吴回忆说“从1966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驻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劫档案,肆无忌惮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 事实上,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如何有效地制止这股来自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则成了林彪等人必须考虑并应对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实现这个目标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笔者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1967年5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 “新三军” 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5月13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 ’、‘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得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5月23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6月9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是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林彪此举值得称道。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总政主任萧华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萧华本人在“513演出事件”上摇摆不定,先是反对“演出派”演出,出现事端后又单方面指责“演出派”。本来“演出派”是保护萧华的,如此一来引起 “演出派”对萧华的强烈不满,结果无论是“老三军”还是“新三军”都反对萧华。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吴总结说“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证明,萧华的倒台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已。至于萧华在军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么错误,吴法宪含混未提。据笔者所了解,萧华虽然躲在西山,但个人生活却极不检点,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萧华的倒台,要怪也只好怪萧华自己了。 

十、中央专案组内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则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1)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地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2)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3)中央专案组的组成: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下属七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下设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4)中央专案组的组织形式: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比如:“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陈伯达,主管陆定一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案的是江青。中央“二办”主管彭德怀案的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主管贺龙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办”的各个专案皆由谢富治主管。

(5)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形式: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

(6)专案组办案的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专案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吴法宪回忆说“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帮” 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求判决书中说“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1970年9月17日。黄永胜则在11月3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彭德怀是在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十一、“上海带人”之内幕

文革期间,吴法宪作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可有时却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记得当年“两案”审判时,当局就指控吴法宪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关江青的资料,还曾经将有关人等带到北京。笔者几年前就曾质疑过此事:如果没有更高一层的授意,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有什么权力到上海“抓人”?读了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心中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

由于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颇有一些“绯闻”,1968年春,上海地区的红卫兵曾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印成小册子,在市内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后认为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周恩来予以处理。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本来不愿去,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但是陈伯达却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竣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竣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40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1966年10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1968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1968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1966年10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1966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十二、“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1)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1967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2)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1967(1966年?)年11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1967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 “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3)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 “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地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4)1967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5)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6)1968年3月23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7)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8)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9)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1)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2)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3)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分裂

由于中共官方多年的宣传,人们一提起林彪和江青,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林江在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分赃上才有了矛盾。这种提法为日后“两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也成为当局多年来任意曲解文革史的准则。以笔者目力所及,大陆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学者以及一些多少有点自己观点的非官方史学研究者都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资料,往往出现一些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和“913事件”的发生,这绝不是所谓“分赃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背景,探讨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

对于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吴法宪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线索。笔者现作如下归纳:

(1)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荼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

(2)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3)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黄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叶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的某种程度的得逞。鉴于温玉成的转变,林彪日后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任职。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认为“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叶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于我们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因素。

(5)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

(6)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这里无法一一详述。笔者只是想指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对这些挑衅,林彪不愿像周恩来那样忍气吞声,唾面自干,而是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要对江青等人的破坏中央工作的活动予以批评,对他们的为所欲为要有所制约,这才是斗争的实质所在。

十四、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笔者曾经写过专文,发表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题目是《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和探讨。今年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林彪在是否讲话问题上有过反复。多年来官方的说辞都是众口一词:林彪在会上搞突然袭击,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争得了毛泽东的许可,毛还叮嘱林说,可以讲话,但不要点名。但是吴法宪回忆说会前曾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吴在林彪处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计划好了打击“上海帮”,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及时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一些风声,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吴法宪等人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吴法宪回忆说当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由林彪讲话时,吴法宪的感觉是“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为什么林彪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是林彪自己会前临时改变了主意,还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而出面讲话?

(2)谁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来越清晰。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就已倒向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异常密切,毛泽东的谈话甚至私情都向林彪这边透露,在打击张春桥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汪东兴都积极参与,并在会上会下活动频繁,这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出自汪东兴之口,汪在华北组讨论时更是高调支持林彪讲话,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会议的第二天,吴法宪只是建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可是汪东兴却建议与会代表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唯恐与会者听不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没有汪东兴的积极活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倒张(春桥)活动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3)康生的追查与周恩来的保林。8月26日和27日康生连续两天找军委办事组谈话,康生要追查“军事俱乐部”,说:“你们要交代,这个 ‘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否认康生的指控,周恩来则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为了保护林彪,周恩来要吴法宪主动写检讨,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林彪告诉吴说康生和周恩来都到林彪处,康生指责吴法宪造谣,而林则坚决保吴,说 “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林彪甚至不同意吴作检讨,并说 “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还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但是由于有周恩来的作用,吴法宪还是写了一个简单的检讨。

(4)是陈伯达威信太高还是林彪威信太高?8月31日毛泽东指示全会开始批陈伯达,毛泽东说: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全会由此开始批陈,“上海帮”齐上阵,对陈伯达狠揭狠批,随后陈伯达就失去了自由。毛泽东此时借所谓批陈达到杀鸡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说“陈伯达威信太高”,实际上是说“林彪威信太高”。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 ‘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十五、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忽然发现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与自己一条心,林彪竟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他的亲身经历。

(1)继续审查不停止。1970年9月7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9月9日和12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2)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1970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3)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4)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11月13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5)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1971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6)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913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十六、毛泽东的南巡和吴法宪的醒悟

关于毛泽东的南巡,笔者曾撰文专门予以探讨--《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网友们如有兴趣可去本坛本人文集阅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示。

吴法宪将军多年后对此有极深的感悟,笔者愿在此原文照录: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将军从十五岁起就提着脑袋跟着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若干年后能有此醒悟,难得啊!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十七、“913事件”一些情节


关于“913事件”,现在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予以讨论,最新出版的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来此书一读。笔者读了吴将军回忆录,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1)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256号飞机?林立果一行在1971年9月12日晚乘三叉戟256号飞机从北京飞抵北戴河,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一无所知。当周恩来电话查问飞机一事时,吴说绝对没有调过飞机,随后吴查到专管专机任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胡萍回答说专机去北戴河是因为改装后的试飞,吴随即命令该机立即调回北京。显然,吴法宪并未调动过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下令飞机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256号飞机?胡萍自己的申辩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胡萍还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由此可见,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专机符合正常途径,至于林彪一家想逃亡并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萍与林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周恩来、吴法宪等人命令256飞机立即飞返北京,没有得到严格贯彻和执行,“县官不如现管”,潘景寅则颇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2)叶群和周恩来,谁先主动打的电话?对于“913事件”的回顾,当事人往往各说各话,致使一些问题众说纷纭。汪东兴的回忆说“晚上11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而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回忆则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电话”。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打电话呢?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周恩来还叮嘱吴说 “可能她(指叶群--笔者注)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笔者从另一位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与吴法宪所说相同,即电话是叶群先打给周恩来的。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

(3)256号机长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913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256飞机副驾驶员康庭梓的叙述,潘景寅是有意制造了机组人员4走5留的局面。详情可见本坛康先生大作:《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在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党,潘景寅故意只叫醒了三位机械师上机,而留下了领航员、副驾驶和服务员睡觉,致使他们赶不上登机,最后潘自己一人独自驾机升空,完成了“抢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务”,只是这一奋不顾身的抢救不仅未能救副统帅一家,反而全机人员命丧蒙古沙丘,令人唏嘘不已。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 “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其背后还有无其他人所不知的内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么样的关系等还需再作深入探讨。

(4)吴法宪在“913事件”中有无失职?应该说吴法宪在此一突发事件中一直是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职问题。张耀祠在其回忆中说“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张耀祠显然还是先入为主地将吴法宪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而戴着有色眼镜歪曲了事实。从周恩来第一次给吴打电话起,吴法宪一直忠于自己的职守,追查256号专机是如何去的北戴河,并直接命令256好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起飞。待256飞机赤峰附近时,吴还建议是否派赤峰地区的歼击机部队予以拦截,但是周答复吴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回忆说,这是汪向吴作的传达,汪说“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此外,吴法宪还向下属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令。尽管吴法宪坚决执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来还是派自己的亲信杨德中赶到西郊机场。吴法宪回忆说“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913事件”是一个突发性事件,这之前人们根本意识不到林彪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会乘机出走。细究此事的发生,根源于毛林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毛泽东这方面来看,毛泽东要坚决维护自己拼了后半生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铲除那些异己份子,无论谁反对文革或起到阻碍作用,毛泽东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黜打倒,林彪正是因为成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新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才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终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全无招架抵挡的可能,当初林彪将毛泽东吹捧上了天,号称 “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权,也绝无可能公开扯旗造毛泽东的反,更何况林彪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情谊。与此同时,林彪自己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林彪绝不低头作贱自己,绝不会像周恩来那样无数次检讨自己、唾面自干,自打嘴巴,这种刚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压和逼迫,林彪宁可选择与毛泽东和平分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下台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选项之一,只是林彪的这一走代价实在太大,其结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泽东也绝非真正的胜利者,“913事件”之后毛氏文革从此亦走入穷途末路,也种下了江青等“四人帮”在毛死后彻底覆亡的因子。

十八、从“九一三”到“九二四”

“913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士,也就是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现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众口一辞重复这样一个说辞:毛主席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汪东兴的回忆最具代表性。汪说:“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然而,这是历史事实吗?我们来看吴法宪是怎么叙述这十天的经历的:

9月13日,中午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处理完有关事宜后,下午一点与李德生、杨德中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政治局集体办公,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吴根据周恩来指示,命令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晚上九点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和总参其他干部开会,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应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周黄二人都认为空军目前部署得当,不必再作变动,但要坚决防止飞机外逃。当晚吴法宪与周恩来一起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9月14日,吴法宪再次向空军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坚决执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点周恩来再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会,研究全国和全军情况,周亲自电话部署到全国各大军区。晚九时政治局会议,通报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决定。吴法宪还建议向全军发出电报,说明陆军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防和保卫任务,周黄均同意,送政治局审阅后交毛泽东批准照发。

9月15日,空军司令部报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点黄吴到周恩来处办公。下午五时得外交部报告证实一架中国飞机坠毁于外蒙,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周询问了有关三叉戟飞机一些事宜。随后周去向毛作汇报。

9月16日,上午吴法宪致电空军司令部了解情况,检查空军各机场状况,下午三时向周恩来作汇报,周表示满意。五时周要吴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辨认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飞机人员照片。晚上八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周还建议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文件,并说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周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与周二人共同的回忆林彪以往的十六条错误,诸如,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线赞扬反围剿中搞“短促突击”等等。写到这里,吴法宪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会议最后周宣布空军由曹里怀、王辉球等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此举实乃变相夺了吴法宪的空军指挥权。当晚,周恩来还宣布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庆贺,每人一杯。(由此可见,林彪实是江青、张春桥的心头大患,林彪之死江张最高兴。据笔者所知,毛泽东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庆贺。)

9月17日,吴法宪向周恩来请示回空军开会,周恩来要吴开会揭发批判林彪,要稳定空军和民航,并派亲信杨德中到空军与会了解情况。吴回到空军后立即召开空军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林彪外逃事件,并首先作检查。杨德中听会到中午。晚上周恩来发现空军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广州,吴立即命令广州空军查明情况,将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时周恩来电告吴法宪,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获,同时命令吴加强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当晚深夜,吴才回到家,见到自己的夫人,告诉她这些天发生的情况,并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9月18日,吴法宪到空军司令部开会,继续揭批林彪、林立果,并要求空军副司令曾国华召集空直机关大会,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晚上吴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张春桥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会议通过了该文件,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散会后,吴回到空司继续参加会议。

9月19日,上午处理空军日常事务,通知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问题,并开始考虑如何写检讨上报中央。下午三时,吴法宪等人接周恩来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研究民航问题,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机上查到一份名单,周恩来要求将有关人等查清并予以关押审查。下午吴法宪还到西山参加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周恩来指示黄永胜负责传达中央文件。回到空军大院后,周恩来又告诉吴,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吴共同负责。

9月20日,凌晨李德生找吴法宪研究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名单,然后按周恩来指示将这批人押赴亚非疗养院监管审查。上午,李德生和吴法宪向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下午李德生、杨德中参与了吴法宪召开的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晚上还与民航副局长马仁辉研讨民航如何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9月21日,凌晨起,吴开始向中央写检讨,凌晨四点才睡觉。上午继续主持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到下午六时。

9月22日,上午检查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后双方的团结合作问题。下午三点吴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下午四点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到晚上十点。会后吴与李德生分别找了住在三O一医院的广州空军政委龙道权和南京空军司令刘懋功谈话,传达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要求他们回本单位主持工作。谈完话后,吴法宪在办公室主持起草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的会议报告,准备上报中央,一直搞到凌晨四时才睡觉。

9月23日,吴法宪在办公室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下午二时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再次作了检讨,并让秘书记录,据此草拟了一份书面检讨,修改到深夜十二时,并与24日凌晨四点发出,再次请求中央进行审查,并在检讨后面附上自己的揭发材料。当晚十时左右,吴还接到周恩来指示,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空军作战部搞好后由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审阅签署上报。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还主动记录了吴在9月12日晚和13日做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包括他在场听到的来往电话和吴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

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极为完整的记录了从9月13日当天到24日被拘押前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了吴法宪在“913事件”后严格按照党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完成了周恩来交代的各项任务。这里面还穿插地记录了军委办事组的一些活动,特别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活动。据笔者所知,李作鹏、邱会作在海军和总后也一样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稳定军队,防止外敌入侵的工作。事实证明,“913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十分依赖黄吴李邱几员军内大将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这一情况,这些所谓的罪状不过就是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汪东兴!汪东兴积极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尽快抓捕黄吴李邱四大将,意图灭口以掩盖汪东兴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现在是我们还原这段历史原貌的时候了。

十九、从关押审查到进入秦城监狱

1970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四大将在人民大会堂被拘捕。吴法宪自己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吴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这番“组织上会照顾好家属”的诺言并未兑现,黄吴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残酷迫害。)随后吴法宪被送到北京郊区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部,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左右,却没有任何审问,生活待遇也还不错。吴法宪等人为何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送进秦城监狱?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搞的区别对待有关系。黄吴李邱四人无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牵连,他们本人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反毛举措,此时此刻他们也已不构成对毛泽东和文革大业的任何威胁,先把他们养起来,如同邓小平一样,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毛泽东要打击其他对手时还可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再加上“913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一度重病缠身,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从1971年11月20日到1972年4月,吴法宪经历了五次提审,主要是公安部长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二人为主,有时还有郭玉峰和杨德中。所谓的提审,就是要吴法宪交代林彪要搞政变的“事实”,如“叶群在1971年8月8日的活动”、“庐山会议就是一场军事政变”、“谋害毛泽东”、“攻打钓鱼台”、“256号飞机的调度”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经过几次提审,吴发现“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也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举例来说,所谓“叶群策划的八八密谋政变事宜”,原本是叶群怀疑自己患了乳癌,8月上旬从北戴河回京到三O一医院检查身体。8月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说,康生生病了,情绪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给康生写个字表示一下慰问。毛泽东想到以前曾给林彪抄录过曹操的《龟虽寿》,于是毛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出来送康生一阅。于是周让吴法宪专程去叶群处取来。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和邱会作连袂去毛家湾取毛泽东的手书。当晚叶群与吴邱等人闲聊一阵儿女婚姻之事,8月8日上午叶群返回北戴河。这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而且吴法宪还是奉了周恩来的指示去毛家湾办事。这无论如何与政变会议连不上边,更何况那时毛泽东并未南巡,没有征兆显示毛泽东决心要倒林,且黄吴李邱等人的检查也基本过关了,他们有什么理由在此时密谋策划搞政变?笔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对林彪事件的情况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问题,之所以后来越搞越复杂,无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变和杀毛的证据,自然就要从政治出发,要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后吴法宪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应该有出头之日了,连看守人员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吴法宪心存幻想,认为叶剑英和汪东兴是了解黄吴李邱的,他们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然而在年底吴法宪等人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吴法宪说“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秦城监狱的待遇远逊于北京卫戍区的待遇,卫戍区看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秦城的伙食极差,管理更是不把人当人,多是训斥叫骂,犯人提的意见几乎从无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满就会立刻遭到报复,将犯人关进狱中最小的牢房,只有大约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里蚊子苍蝇满屋飞,咬得人皮肤溃烂,冬天则是缺少暖气,冻得让人浑身发抖,犯人之间绝对见不到面,放风更是少得可怜……这些虐待和折磨并非仅仅针对吴法宪一个人,而是针对狱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录里记录了秦城监狱的黑暗。王力回忆说:进入秦城监狱后一直是单独关押,无人审问,前五年里不给放风,不给任何有字的东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从门上的小监视孔上予以监视,睡觉甚至不许翻身,必须面对着那个小监视孔。睡觉的床是两条凳子支起来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许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还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监视者可以通过监视孔予以监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早饭是四个凉窝头,不给水,不给咸菜,只能硬着头皮干啃,一天只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没有袜子,以致脚被冻出了冻疮。秦城监狱的黑暗真是罄竹难书!

秦城监狱这座毛泽东的“巴士底狱”折磨摧残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迫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是数也数不清了。吴法宪最后感叹说:“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这番话实在就是对共产党的血泪控诉啊!

二十、“公审”和“辩护”

中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两案”审判时更是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1979年8月,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就曾特别强调“这次对两案犯错误和犯罪人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考虑文革的历史条件,要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办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然而,所有涉案人员是否有罪以及判什么样的刑都是由邓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犹如傀儡,如此审案有何公正可言?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这场审判的一些内情。

(1)从1979年初到1980年7月,专案组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内容与以前相同,但是更详细和具体。吴否认了当年专案组搞出的“八八政变会议”(指1971年8月8日吴法宪、邱会作与叶群在毛家湾商讨“政变”事宜)。

(2)1980年7月后,狱方禁止吴法宪听广播、看报纸,也不许家属探视。

(3)官方指定辩护律师,按有关法律,律师与被告可以单独会见讨论案情,但每次律师与吴谈话时,必有监管人员在场监视。

(4)12月16日法庭进行辩论前,审判员却指示吴,可以发言,但是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问题,否则要判重刑。(法庭审判员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被告人)

(5)吴法宪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做申辩,吴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申辩也没用。最后法庭的辩论波澜不惊,这个“审判”的过场进行得十分顺利。

最后“特别法庭”宣判:吴法宪以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还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此外,还有诬陷罗瑞卿、贺龙,迫害空军干部等,外加将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等。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宣布此判决未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事实早已证明,这场所谓的审判既没有“以事实为根据”,更没有“以法律为准绳”,全案都是从政治出发,从执政者利益出发,全面掩盖、歪曲了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被告身上,掩饰了毛泽东的罪恶和责任。如此审案还能奢谈什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这些漏洞百出荒诞不经的判决在若干年后更显示出它是何等的错谬和颟顸。

对于这个所谓的判决,吴法宪在多年后为自己作了义正辞严的辩护。笔者在此叙述如下:

(1)吴法宪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奋斗了一生。所谓“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实之词。从“913事件”到现在,官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吴法宪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相反,吴一直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是由于盲目地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会犯有左的错误,但这与所谓的“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2)关于所谓的“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是无稽之谈。林彪当年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自己“夺”来的,而是因为林彪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的赏识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毛还决定将林彪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所有这些都不是林彪夺权而来的。那种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则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条罪名。至于所谓的“阴谋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虚乌有,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官方拿出一条有说服力的证据。吴法宪自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这样的“政变”计划。

(3)吴法宪的所有职位都不是通过“夺权”的方式夺来的。吴的空军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全体与会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吴法宪自己夺来的。说到“夺权”一事,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自己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在全国搞夺权,林彪和其他老帅们在军队中都反对这样夺权。除了一些军队的文艺团体和院校有夺权现象发生,任何军队的机关和部队都没发生过夺权。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所发生的夺权,全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予以批准的。

(4)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吴法宪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吴法宪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吴法宪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吴法宪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5)关于“诬陷罗瑞卿、贺龙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自己的确犯有错误,并深深忏悔和反思。但是贺龙与罗瑞卿的问题都是毛泽东作的决定,他们二人的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吴法宪这一级别干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决定的。他们的被打倒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将贺、罗被迫害的罪责加在吴法宪等几个人身上显然极不公正。吴法宪说“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这里我想说两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而这一最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共官方所极力掩盖和回避的!

(6)关于所谓“迫害空军干部”问题,文革中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吴法宪承认自己应该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主要是全国、全军搞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吴法宪等几个人的头上。吴法宪说“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7)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这是他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吴法宪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以所谓“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作为罪名来定罪更是荒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吴法宪将军的这段“辩护”虽然是在公审二十几年之后所作,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其中闪光的内容,它说出了对文革的真正的反思,点出了官方极力回避、掩饰的关键问题,向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的真相,给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虽然吴将军的回忆也许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部回忆录必将对历史对后世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二十一、关于林立果的几个问题


林立果的情况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占很小的分量,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对林立果的问题作个简单地叙述。笔者曾撰文《重评“五七一工程”纪要》,刊登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对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了一些分析。通过阅读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对林立果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里也作一简单概述。

(1)林立果到空军。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6年文革运动兴起后,学生也不用读书了,叶群就打算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这样比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1967年初叶群向吴法宪提及此事。于是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人秘书,同时指定周宇驰、刘沛丰予以帮助。半年后,叶群又提出空军能否培养林立果入党。吴法宪答应让周宇驰这个老党员注意加以培养。不久,周宇驰就报告吴法宪发展林立果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吴法宪和周宇驰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在空军党办支部会议上正式发展林立果入党。叶群知道后表示满意和高兴。此后叶群常常过问林立果的事,有时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

(2)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1968年夏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向吴建议说,林立果到空军已有一年,学习努力工作也有成绩,现在林立果希望到空军的基层锻炼一下,搞一些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意见。吴法宪对此也表示支持,并要王飞成立一个调研小组,以调研组的名义到下面去活动。事实上,吴法宪因为工作太忙,并未具体过问过该调研小组的情况。1969年10月叶群又向吴法宪提出是否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中也可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及技术,也可直接向林彪汇报。吴法宪和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商量后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命令下达后,吴法宪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对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励,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后来周宇驰等人有意将此番话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响。“学毛著讲用报告”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谁作了这种报告就说明谁毛著学得好,谁就是本单位的标兵、榜样。林立果那时也不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讲用活动。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二级部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这一报告,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对于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吴法宪认为虽然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个别地方还值得推敲,所以应该收回不宜印发,此议还得到了叶群的同意,但是后来该报告还是被空军党办的一些人广为传播,将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罢不能,搞得吴日后头痛不已。

(3)林立果在空军的一些活动。1970年林立果在空军基层蹲点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这两个报告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同意后,空军党委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此外林立果在广州空军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吴法宪看过觉得有说服力,于是上报总参。这个材料还得到毛泽东、林彪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据吴法宪后来所知,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据点”,林立果和周宇驰翅膀硬了起来,不太听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吴法宪感到空军党办有些失控。吴回忆说“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笔者认为,林立果作为林彪的儿子,文革期间在军队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众人都是众星捧月般地供奉着他,这并不是因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么优秀,而是他背后的那种势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觑,对林立果的态度就是对林彪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对党中央的态度,此乃专制国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参军、入党和提干都大大异于普通人,他们手中拥有着有形和无形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连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都莫可奈何他们,更何况地方和军队的基层干部人员,他们自然对林立果敬若神明,言听计从。看看时下的中共太子党们,难道不是也个个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天然优势来求发展?此盖莫能外,不独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子女们,如李敏、李讷、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通过造反夺权运动一步登天。与毛家相比,林立果强他们百倍矣。林立果在空军搞了一些科研活动,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这也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

空军对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共搞宣传的常例。中共建国以来树立了很多此类榜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等。这些人都是通过大树特树搞起来的“英雄人物”。空军党办内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过搞“学毛著讲用报告”树立林立果这个新榜样、新标兵。撇开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内容,林立果还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问题,并不是只讲学毛著谈体会和大搞运动,而是强调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尽管这些内容显得口气太大,吴法宪认为“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总的说来,人们没有理由据此将林立果看成是心怀鬼胎专干坏事的“坏人”。

关于吴法宪所说的空军党办内部失控的问题,笔者认为,周宇驰等人“挟林自重”,自以为林立果可有林彪为后台,不把吴法宪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戏。但由此就证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动,显然也是证据不足。中共在“913事件”后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无非就是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谓“据点”,这些“据点”里的那些“罪证”,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些摄影、录音器材,有些还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还有“水陆两用汽车”,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军党办的秘书陈伦和回忆说“1970年4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到过广州、汕头、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沪期间未随他去过苏州和杭州。” 至于中共在“913事件”后指责林立果要搞政变杀毛一事,现在再看此事,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设想而已。陈伦和回忆说“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要》。……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笔者认为,林立果其实也被中共妖魔化、脸谱化,如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实是出自林立果的脑子和手笔,那么笔者不得不赞叹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超前思维,邓小平后来上台搞的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极左路线,搞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过就是林立果当初设想的翻版。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否定林立果的大胆和先驱的思想解放呢?在宣扬实事求是的今天,人们是不是也应摘下有色眼睛重新认识林立果其人,抛弃那些妖魔化的脸谱,还林立果一个公道?

结束语


迄今为止,本人就《吴法宪回忆录》下册已连续写了二十一个系列,前后历时整整三周时间,到现在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读书写作的时间有限,下笔难免仓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挂一漏万,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就文革史上的诸多问题,结合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随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寻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将吴将军回忆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使那些尚未读到此书的朋友们对此也有初步的了解,为日后的阅读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参考。

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综观吴法宪将军一生的经历,在中共1949年建国前,吴法宪是中共军队中的一员骁将,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具有传奇性的革命战斗经历;1949年到1966年吴法宪身不由己地卷入军内斗争的漩涡,而1966年又深深陷入文革党内斗争,以致最后身陷囹圄,受到及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吴将军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笔来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撰写了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对自己的经历和文革历史作了极为详实的记述。虽然吴将军的回忆里也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回忆录的问世足以构成对官方史学一家之言的挑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笔者愿就这个机会再次向吴将军的在天之灵表示由衷的敬意,愿将军的英灵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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