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七月 14, 2008

舒芜——为什么是经久未衰的话题

作者:郭铁成

在中国当代学界有一些人或事,将成为长久的话题。其中胡风和胡风事件当然要算一个,由胡风引出的舒芜,也要算一个。关于舒芜,在胡风事件后就曾为学界私下所议论,胡风平反后更成了一个公开的话题。有人骂他是“犹大”,对他在胡风问题上的很多做法十分震惊,尤其对他主动交出胡风的书信,出卖胡风,陷胡风及其朋友于铁窗之灾,恨恨不已,特别是当事人更是终其生不能原谅;有人把他交信的举动同当时时世的险恶联系起来,认为是政治的压迫,使本人别无选择,对他则表示了相当的同情和理解。总之,是非功过各有所见。平心而论,我对舒芜的一些行为实在厌恶、鄙薄之至。但我想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我认为,即使在当时,舒芜的行为于情于理也都十分反常,是一个还存有道德情感,还讲究人格尊严的人所耻于做出的,然而,他,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学者,居然坦坦然、很以为然地做出了。回首半个多世纪前那些往事,我不是愤怒,也不是同情,倒是他的做法和态度引起了我深长的思索。

此事需从舒芜《论主观》的文章说起。1945年由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主观》之后,立刻惊动了共产党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此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在中共党内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至高无上领导地位,而胡风的杂志竟在此时发表舒芜这样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文章,其严重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早在1943年11月,也是整风刚过去不久,中共中央就曾对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的“离经叛道”提出过严厉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能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其中的××,即胡风,×××、×××,即乔冠华、陈家康,他们都属于周恩来身边的所谓“才子集团”,在延安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正是他们著文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毛泽东的《讲话》要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区别对待”。《希望》此时又发表了《论主观》(接着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在毛泽东那里,显然要由此联系到两年前的情况,并视为对他权威的一种挑战。毛参加“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立刻派胡乔木再次前往重庆,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前,就舒文黄药眠曾著文《约瑟夫的外套》予以批判,周恩来也曾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进行批评,但火力似乎不猛,范围也很小,收效不大。胡乔木到重庆后先找胡风谈话,但文艺思想的问题始终谈不到一起。接着又找舒芜。“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到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张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在周公馆的谈话,除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党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它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的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下午因为胡乔木有事没谈成,本来陈伯达也要来同舒芜谈,但舒已经买了船票就“婉谢”了。[1]

从这两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一个普通作者在一份远在重庆的共产党外围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异见”,毛泽东就急匆匆地派自己的意识形态助手亲自跑到重庆去找当事人“谈话”,一次不成还要第二次、第三次,胡乔木不成,还要陈伯达再谈,我们一方面看得出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以自己的思想统一人们思想的意识是极其强烈、也是极其霸道的;另一方面也分明看出毛泽东对舒芜“主观论”的极其重视,因为那“主观论”通过一种哲学思想的阐述,强调了恰是通过延安整风所极力消灭的知识分子自由精神(资产阶级思想)。舒芜在文章中分明谈到“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地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成长”,“今天由于批判地接受遗产这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为鲁迅先生所斥责过了。”他还反对用过于简单的“楚河汉界”的阶级分析方法判断生活在错综复杂社会中的人,批评了文坛学界中“党同伐异”的各种宗派现象,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属于“自由”、“民主”、“个人”、“个性”、“主体”、“自我”;这一类自由主义思想范畴,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它们部分地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守护着,如今又通过舒芜的文章公开地张扬起来(舒芜甚至在文章中声明,他文章的思想,“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我们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不让毛泽东十分警觉,也格外愤怒。然而,舒芜的头并不那么好剃,两次谈话,拍了桌子,也没有压住,竟自扬长而去。这里毕竟不是延安,可以像对待王实味等人那样,抓起来,或直接压下去。怀有异见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有一个生存空间,他们在这生存空间毕竟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如此,一下跳到了六七年以后。

这六七年可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形势大变,“思想专政”的大网已经撒向全国,舒芜原来可以同胡乔木“辩论”并扬长而去的“生存空间”已经荡然无存,胡乔木,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曾与之论争过或与之有过恩怨过节的共产党左翼文化人,现在都成了文化界握有予夺实权的领导。如果此时舒芜联想到六七年前的往事,对自己的命运有些担心,我们不会感到不可理解。他那两篇文章,胡乔木批判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两次不愉快的谈话,以及他所表现出的桀骜不驯,都可能使他今后的生活蒙上阴影。虽然他偏居一隅,还当上了南宁一所中学的校长,又兼着“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南宁市人大代表”这样一大堆荣誉职务,但要求思想高度统一的共和国体制,改造知识分子的大势和不断深化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毕竟从根本上决定着他的命运,逼他时不时要想到自己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能怎么办?从道理上看,他说来说去也是思想的问题、理论的问题,或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他那样看了,那样写了,也那样坚持了,那是他的思想,他的学术,就算是那些思想不对,“真正发现了错误”,“要严格地批判”,但总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成长”吧。况且,思想和学术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定得出是非的,思想和学术的是非也不该由强权来确定,而要通过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研究和探讨来明辨。退一步说,就算是他那些思想、理论都要不得,都要改造,反正大家都是在“长期改造”,他充其量在“长期改造”之外再同胡风等人一起被“长期批判”就是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一个学人,还是做他的学问就是了。……我想,舒芜能这样想,可能问题就简单多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想也太书生气了。是的,是很书生气。可是既为“书生”,还是书生气点好。书生的价值也可能恰恰在于学问上思想复杂,生活上却往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有时,这也未免不是一得。但此刻舒芜的思想肯定不是这样,他要比书生的思维复杂得多。往事可能已经成为他一个不小的心结,利害得失的问题,何去何从的问题肯定会不断在脑里盘旋,而关于自己思想和学术的是非和价值的问题,肯定已经不在头脑中占据多大位置了。这样,他的思想动态和生存表现就开始从学者(书生)的常态中分离出来。他陷到了六七年前的往事里。然而,他越是处心积虑想到那些往事,那些往事就越是对他形成压力,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把喷嚏打到长官后脑勺上的小公务员似的,为恐惧所折磨,而且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造成无以解脱的精神重负,而主动检查,主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就越强烈。

我们还可以估计到舒芜一旦陷入这种思维里,他同胡风的关系也会成为他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只在观点、思想上与胡风大体相同,他的文章还发表在胡风办的刊物上,他还同胡风及其朋友们过从甚密,胡风及其朋友们正被官方不间断地批判、围攻着,处境险恶,今后如何难以预料,说不定自己在官方那里也成了胡风同伙,自己同胡风及其朋友们竟成了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然而,这情况就不能改变改变吗?为了不陷入这不幸里,他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主动把自己同胡风分开呢?他要先胡风们一步,主动检查,有一个决不同于胡风及其朋友们的姿态,会不会扭转他的不利局面呢?最后,他肯定还会想到如何检查的问题。他可以在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会上检查,也可以向共产党的组织书面检查,甚至可以给胡乔木写封信,反省一下六七年前的文章以及胡乔木帮助自己、自己执迷不悟的往事。当然,也可以像后来那样,写出文章来,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几种检查的方式相比,当然还是后者更有影响力,也更能显示自己同他们彻底分道扬镳的决心。当然,就是公开写文章检查,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从常情、常规、常理来说,他应该只检查自己,不涉及别人,就算是知道别人如何如何,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该由自己来说;如果另有心结、另有打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后来的情况是舒芜公开写了文章,而且完全违背了常情、常规和常理。他不只是痛心疾首地检查了自己,还特别把“我”放到了“我们”中,通过自我检查的方式,仿佛漫不经心地顺手把他往日的朋友们捎带出来。

他检查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在文章中指证那个“我们”,是“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

他说:“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是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5月12日的‘文化简报’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几年。”

他还说:“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

……

这可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个人检查不要紧,却又顺手把“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揪了出来,推到陷阱里,而自己却抽身跳了出来。经舒芜那样一检查,就事实上封住了“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检查的路:舒芜是“揭发”了他们,他们再“检查”也是“抗拒”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了。那还有好吗?胡风说这“等于卖人肉”[2],是一点也不假。胡风还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说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个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3]这说的是常情、常规、常理。但是,此时的舒芜显然是要通过检查把自己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分开,其目的不是在于解决“思想”而在于解决“利害”,常情、常规、常理就可能对他不那么适用。那么,这样太有悖于常情、常规、常理,不要为天下人所诟骂吗?他肯定是知道的;但此时那常情、常规、常理算得了什么?在“革命原则”和“革命利益”(他的个人利害此刻一定会在他心中发生一个奇妙的转换)面前,它们其实都是一文钱不值的“资产阶级烂货”。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怨怼和诟骂,也算不了什么,反正从此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坚持你的资产阶级立场,我转向我的无产阶级,哪里还想得了那么多!

对利害得失的处心积虑,显然使舒芜的灵魂发生了可怕的裂变。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终于压倒了思想的原则和做人的道理,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在这位学者身上已经消弭了。

舒芜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查,对瓦解胡风“文艺小集团”无疑是个可喜的信号,《人民日报》6月8日即对该文转载,并加了胡乔木亲自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根据舒芜的检查完全坐实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的存在。不久,他应邀参加北京“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他肯定从这里看到了自己命运某种转机的可能。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向路翎“进言”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立场和同“胡风派”们决绝的态度。果然,他很快调往北京,命运真的“转机”了。

六七年前的舒芜是个有清醒自我意识、清醒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他同胡乔木谈话中的表现,更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不畏权势、执着于真理的人格精神。这些本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说没有就没有了的,也不是三年五载的“思想改造”就能轻易瓦解的。那些年我们当然看到大批知识分子、甚至比舒芜出名得多的知识分子都乖乖做了“顺民”,虚心下气地“改观换魂”,但仔细看一下就会辨识出那其实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不得不以自我贬损的方式,以换取自己和家人生活的一点平安,在内心的深处和行动上,却大都在小心地守护着知识分子那不该泯灭的尊严和操守。那是一种“底线”。那“底线”就是他仅余的存在,失去它就等于他生命的丧失。我想,能写出《论主观》、并在胡乔木的教训中扬长而去的舒芜,断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然而,当他不再以思想的是非、而是以实际的利害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他的选择就与那些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选择大相径庭了。他有意通过发表在报纸上的检查顺手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卖出去,不但宣布对以往价值理念和独立精神的彻底放弃,也宣布了自己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接下去,他再故作姿态,“规劝”胡风们,就更是一种主动“依附”和“邀宠”的行为,说是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变节”和“背叛”,一点也不为过。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一个于无奈中虚于周旋,在顺随中守护着自我,一个是在恐惧中把自我和别人一同交出去,并以交出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两种情况最心知肚明的就是毛泽东。他多次说知识分子是“毛”,必须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要抹杀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势”、追求独立精神价值的意义。他要改造知识分子,首先要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些“毛”对“皮”的依附。但他深知,政权在自己手里,让他们做“顺民”并不难,真正的依附却极不容易。看他们说得好听,但大都内心另有所想。所以,他一向对知识分子们心存疑虑和警觉,不管胡风们或其他的知识分子如何检查、批判自己,他都不予任何褒奖,甚至连个“态”也不表,整起来也决不手软,而对舒芜,却以上调北京为奖赏。

舒芜既然下定决心、不择手段地甘心“依附”,那下面的行为,什么交出胡风的书信啊,什么在林默涵的指示下对书信“分类”啊,对信中一些隐语、暗语、特殊用语进行“注释”啊,就都是很自然的了。这并不是如有些人分析的,在权力面前能不能“拒绝”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和胡风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只要主人需要就要做、也必须做的问题。

在是否主动交出胡风书信的问题上,舒芜一向辩解,认为是事出有因;一些他的同情者也多认为那是出于无奈。舒芜在批判胡风的文章中提到了胡风的书信,“没想到”《人民日报》向他组稿的女编辑要“借”胡风的书信去看一看,他以为“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来的信件交给女编辑”[4],“没想到”这信竟到了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的手里……最后就是“没想到”这竟给胡风酿成了大祸。然而,在这一连串的“没想到”之前有一个肯定会“想到”的事实却被舒芜和他的同情者们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舒芜批判胡风居然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身为学者的舒芜不会不明白,他同胡风并不是以书信的方式进行公开论战,他引用的信只是胡风写给他的平常书信,它们就如闲谈一样,带有随意性质,往往率性而作,口无遮拦,公开的思想辩论,是断不能以此为依据的。把人的私下信件公开出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说别人如何如何,给别人下各种结论,既为学术规范所不许,也是有损学术道德的行为。他既然在公开的文章中不顾规范和道德引用了胡风的私人信件,那就无异于向社会公开了这些私人信件,否认了这些信件的私人性质。既是公开了这些信件,否认了这些信件的私人性质,那编辑的“借”看,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她“借”了,再把它交给林默涵,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妥。所以,至为关键的还是舒芜在公开文章中对胡风私人信件的引用,说什么“没想到”,不过是托词而已。事情再清楚不过:舒芜既然已经把他自己的“自我”完全交出,既然在交出“自我”时已经毫无顾忌地把别人出卖了,此时他还能有守护别人的“自我”的意识吗?既然能把“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的“自我”顺手交出,再“顺手”把自己掌握的胡风的“自我”交出去,不是很合逻辑的事情吗?

我们看到舒芜一连串让我们极为惊诧的悖于常情、常规、常理的行为。事实上这不难解释,一个人只要突破了“自我”这个人格底线,那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那时,再按常情、常理、常规来衡量他,可能就不大会说得通。

舒芜之所以被学界一谈再谈,既因为他行为本身的“超常”,更在于他行为的后果。胡风事件从“文艺小集团”到“反党集团”又到“反革命集团”,株连数千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大“文字狱”,舒芜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转折作用。假如他的“依附”乃至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背叛,仅仅涉及到他自己,或只是造成了某人、某些人的不幸,也许人们早就把它放到一边了。偏偏胡风和胡风的朋友们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株连深广的“文字狱”在中国知识界又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给中国文学和学术的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痛。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这惨剧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一笔中当然也就少不了舒芜这个另类角色的名字。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舒芜的表现和他在“胡风集团冤狱”中所扮演的角色,触及了中国文化、道德范畴中太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最崇尚气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士子最为崇仰的道德境界。这“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一种真理的坚守,对一种信仰的忠诚,对同自己生命紧紧相联结事物(这里有邦国、有父母,也有夫妻亲情、朋友情谊)的生死相依和不可动摇的情怀。人们对“气节”的崇仰可以说是超功利的,即使对敌对政治集团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能超越利害给予特殊的尊敬(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实例也很多)。可以说,这种“气节意识”已经深入于中国文化的血脉和中国士子的精神骨髓,想彻底泯灭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也是一种人类性美德。这种超越于简单利害之上的形而上追求,才真正属于人类。它并不针对哪一种具体的权力,也不在于某一政治权力是好还是坏,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它要的只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一种不可或缺的个体性存在。这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的铭文中所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地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遗憾的是舒芜正是公开背叛了这种精神价值。

当然,舒芜的“背叛”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现象。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承认这种“超阶级”的精神价值的,它把一切都“阶级化”,物质利益化,并不遗余力地阉割和解构“气节”的精神实质,把作为伦理精神的“气节”政治化,用“反革命”的“气节”这种政治定性,彻底把它从伦理文化中开出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气节”如同“自由”、“人权”、“民主”、“人道”、“自我”、“主体”、“独立”、“独特”……这一类精神价值一样,基本上从中国的语码中消失了,而代之以“从属”、“服务”、“无我”、“听话”、“螺丝钉”、“驯服工具”、“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这一类“革命伦理”,并进而把“忠诚”、“坚守”属于“气节”范畴的伦理精神直接置换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坚守”——“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窥人隐私、看他人日记、拆别人信件、打“小报告”、“背对背”揭发、告密诬陷、出卖朋友乃至师长……等等为传统伦理所最不耻的东西,都可“以革命的名义”畅行无阻,甚至受到革命的鼓励。道德伦理意识已经荡然无存,一切都为披着“革命利益”外衣的最卑下的利己主义所取代。舒芜的行为就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当然并不特别让人不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文化对于年轻一代诚然具有他们难以抗拒的同化作用,对于舒芜那一代知识分子却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消弭的。传统文化的力量、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都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能地抵制着它的同化,即使孤立无援,危机四伏,他们也要维护那为人在世的起码德行。这也正是舒芜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为人私下所不耻的原因。

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华民族,应该对“气节”这样的精神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个民族要是在自己的文化中连“气节”这样的伦理精神都踩到脚下,那就是他的自毁和自戕。强劲有力的个体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也就不再存在。一个民族假如只是被赤裸裸的利害左右,不再有任何形而上的伦理守护,这民族是相当危险的。

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以为学界特别重视,并成为迄今为止一个经久未衰的话题,也许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吧。
  
[1]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见《思想的时代》,6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
[2]胡风1952年6月9日给路翎的信,《胡风全集》第9卷,338页。
[3]绿原:《胡风和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4]此处引文见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另见《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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