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八月 21, 2008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作者:王年一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以前,从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称之为发动阶段、舆论准备阶段〔注:有的同志说在这一阶段里还作了“组织准备”(指错误地批判彭真等),似不确。照这种说法,批判彭真等是事先预定的,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不合事实,本文对此有所说明。这一阶段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之末。

在这一阶段里,党内“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基本形成。这一阶段里发生的种种事件,集中地说明了:“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就是在这一阶段里下的。研究这一阶段,吸取历史教训,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阶段里,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横加诬陷,是正确的,但是显然问题不止于此。必须回答,毛泽东何以批准姚文的发表。

先说明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又支持批判《海瑞罢官》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他误认为《海瑞罢官》为“右派”海瑞彭德怀张目,所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其实吴晗从来没有为彭德怀说过好话,这有种种证据。他在《论海瑞》中一再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又在文末写了三百多字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就是一个明证。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老实说,《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注: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但它何以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姚文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写成于1960年11月,〔注: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前言”之末,明明白白地写着“1960年11月13日七稿”〕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样地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陷人于罪,也一样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的工作成就是主导方面,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则有严重错误。若干失误本来在探索中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纠正,但是主要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概略说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在“三面红旗”若干问题上的看法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的过程。1960年、1961年受到惩罚,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在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认识上也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舛错,但一般说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修正。他们遵守纪律,从无一人指责“三面红旗”;当许多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还出面做工作,劝说大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当时党内上层认识不一,讨论开来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央同志不得不面对现实,无可回避地要对“大跃进”的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刘少奇主持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这样。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事实上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右倾”。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错误地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子恢。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意见分歧看得很重,越来越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江青拿着令箭到上海,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文章实在难做,刀笔吏“姚文元们”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制造事端。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应该是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才能批准姚文的发表。但是这一炮并没有打响。

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所以毛泽东感到姚文意犹未尽,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注:《人民日报》又于1967年8月16日摘要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注意: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原决议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的“同志”二字),《红旗》杂志则于1967年第13期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文章还是做在“三面红旗”上。〕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过要批判吴晗,但是姚文的发表毕竟未经中央讨论决定。〔注: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问过彭真,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毛泽东没有说如何批判,批判什么。中央常委未讨论此事,更未作出批判吴晗的决定。〕毛泽东之所以不提请中央讨论决定,他自己说过,因为他估计中央某些同志会持异议。这是个人专断,但是毛泽东自有其逻辑。在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一些问题上并不专断,个人专断常常表现在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他并非不知道集体领导原则的重要,但是他认为维护他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当他作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估量的时候,就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独排众议的行动,越过中央直接诉诸广大干部和群众。这一切由来有自,不止是一个或少数人的过错。个人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是“果”,“因”则既有个人方面的,更有社会历史方面的。

姚文的发表是“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的重要关键,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它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量。中央集体鉴于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鉴于姚文的恶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至少不确切了解)毛泽东对姚文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姚文。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除华东各省外,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姚文〔注:显然华东各省报得到了消息,所以及时转载了姚文。《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两次电询《文汇报》发表姚文的背景,《文汇报》保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当时都没有同意姚文观点的表示。《人民日报》不得不于1965年11月30日转载姚文时,登在《学术研究》版。经周恩来审定的编者按,主旨是“欢迎史学界、哲学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辩论”。编者按着重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编者按末段为周恩来所加,也是这个意思。末段为毛泽东语录,周恩来用毛泽东语录来说明问题,用心良苦。

这在毛泽东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这一切使毛泽东非常愤慨,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加之下文要说到的其他因素,毛泽东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是历史悲剧的开端。



在这一阶段里,有一个不很引人注目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也有相当影响的事件,就是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新的高度。

姚文发表后,11月18日,林彪对1966年全军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并且前所未有地把“突出政治”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来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与其说是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意见,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纲领性意见。这个“左”倾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批准。

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妨简要地作历史的回顾。主要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1957年10月,毛泽东说过:“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1957年12月,柯庆施在一个报告里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政治是统帅,政治要统率业务;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些言论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值得研究的是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采用了柯庆施的提法,在第22条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判断曾经为全党所接受。现在来看,它有正确的方面,但是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当它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类意思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就它回答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来说,它是不正确的。

后来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高度重视政治的经验,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这个不正确的方面向“左”发展。我们如果认真阅读毛泽东在此以后的言论、著作,特别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见,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物质刺激”和“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意见,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3年10月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1963年11月给林彪、聂荣臻、肖华的信(肯定“四个第一”,肯定工业各部门从上至下学解放军),1965年2月22日的指示(高度评价“四个第一”),1965年12月2日对抵制突出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发现,毛泽东越来越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大跃进”受到挫折,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教训,却得出必须突出政治的结论来。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林彪在1959年9月任军委副主席以后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提出“突出政治”的“一整套”,实质上是突出主观意志、突出阶级斗争和突出个人崇拜,给予“左”倾错误的发展以相当的影响。我们许多同志当时对问题也认识不清楚。胡耀邦说过:“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以什么为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许多同志都是不大清楚的,这同后来文化大革命更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系。”〔注:彭德怀、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相当正确地论述过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指出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客观的经济规律,结果受到批判。陈毅在《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载《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中也有正确的论述,没有受到重视。〕

1966年初全军政工会议全面贯彻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意见。它的一个主要文件指出:“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这个文件为毛泽东所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109号发出。这段话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1965年春毛泽东向中央推荐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的意见(经中央同意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08号发出),也说明了毛泽东有这样的主张。这个主张并不是没有正确的因素,但是整个说来是夸大革命性的主张。既然有这样的主张,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

林彪在中央集体抵制姚文时从全局上提出“突出政治”问题,为“左”倾错误的急剧发展推波助澜。毛抓住罗瑞卿对“突出政治”的抵制,制造了中央出的“修正主义”。根据林彪的意图写出来的《解放军报》1966年元旦社论,从“反对和防止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高度,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物质刺激”(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所谓“物质刺激”对立起来,开“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先河。根据林彪的意图,《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反对“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的正确原则,攻讦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在提出“五项原则”的时候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林彪大搞个人崇拜,而最根本的,是他那依靠“突出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极大地助长了“左”倾错误。但是,林彪的本意到底是什么?私下里他对毛泽东的许多做法并不满意,但他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吹捧?分析当时的历史,不难看出,林彪的吹捧与毛泽东默许个人崇拜分不开,于是客观上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条件。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件大事。

这个文件的形成颇为奇特。江青不在中央工作,不在军委工作,又没有受中央和军委的委托,却要开什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先找罗瑞卿,碰了钉子。罗瑞卿当然不能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江青又找林彪,因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也不能不同意。江青召开座谈会所议又不是军队文艺工作,而是整个文艺工作。说座谈又没有多少座谈,都是江青一人说了算,纪要又由没有参加座谈会的张春桥参加修改。这都是极不正常的。江青之所以找到林彪,她是奉毛之命,请“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即攻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制造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毛、江就又请出一个“尊神”来,开辟一个战场,直接配合姚文的进攻。

座谈会纪要是“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所以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为什么充分肯定这个文件?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里说到“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那一段话似乎正好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借用军队力量,是问题的核心。

座谈会纪要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毛泽东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两个批示的发展。例如1964年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纪要则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政策,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又如1963年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纪要则说:“毛主席说,他只抓住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再如1963年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纪要则说:文化战线上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显然,两个批示的“左”倾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纪要的严重“左”倾则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

对文艺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是很长时期存在的思潮。且不说这股思潮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直接原因约有三个:第一,对于反右派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全党在长时间内不自觉其为错误。而“右派分子”中以文艺界的同志和一般知识分子居多,党内一些同志就对这些同志产生偏见,把他们视为异己的力量。第二,这些同志和工人、农民有所不同,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在银幕上、舞台上、讲堂上、作品里要表明自己的观点,无可回避。他们的见解与“左”倾的东西相违背时,常被视为“右”倾。第三,他们当中的某些同志,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本来毫不足怪,但因其消极影响明显而把它夸大和上纲。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就认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会见法国马尔罗时,就指出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属于修正主义阶层。可以认为,纪要集中地反映了对文艺界状况的严重错误估计。

纪要的批转,使江青名振一时。纪要批转以后,迅速掀起大规模的“摧毁文艺黑线”的运动。以后“黑线专政”论又搬用到全部文化领域和其他战线,它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了。

“黑线专政”论的要害,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中央“第一线”的同志。“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指责;它说的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逻辑的结论只能是这样:既然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中央第一线首先不能辞其咎(《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对此说得清清楚楚)。就纪要来说,文艺战线又确实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突破”了文艺战线,就要向纵深发展了。



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这一阶段中最为严重的事件。过去把他们四人称之为“反党集团”,毫无根据。对他们的错误批判,主要是为了“砍掉”刘少奇的“手脚”,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杨尚昆的“错误”主要是“私设窃听器”,这是叫人很难理解的。杨尚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领导中央机要部门,接触中央核心机密,要“私设窃听器”干什么!原来所谓“窃听器”,就是录音机。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整理存档,何罪之有!据中央办公厅查实,他从未私录过毛泽东的谈话。但在姚文发表的当天,他就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解除他的职务的真实原因,看来不仅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又掌握要害部门,用起来颇不顺手,更重要的是,杨尚昆是刘少奇的“忠实干将”。

对罗瑞卿的批判,表面上看是林彪挑起的。罗出任总参谋长本系周恩来和林彪所推荐,但毛泽东认为罗瑞卿掌握了公安部,又掌握了军队,权力太大了。而罗瑞卿又使劲往刘少奇身边靠。1965年11月30日,根据毛主席的意思,林彪派叶群携带他的亲笔信和吴法宪等人写的假证明,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主要内容有二:第一,罗要夺取军权。据称,1965年2月,罗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几句话,要叶“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劝林“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一切交给罗去管”。刘又对叶说:“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认为“死无对证”、“不足为信”。再者,总参上有军委,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任何人也不可能夺取党的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是事实。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在上海后在北京批判了罗瑞卿。问题还在调查核实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点名批判了罗瑞卿,发到了全党。负责罗的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领导人之一是彭真,他说过公道话,诸如说过罗的问题“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这又成了批彭的一个内容。

1966年4月30日,对罗的问题作出了结论。中央批准了这个结论。罗的“主要错误”的第一条是:“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一条的主要内容抄出,是想说明在个人崇拜流行时是非混淆到何等地步。正如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这恰恰从反面证明罗瑞卿是正确的。

从表面上看是罗瑞卿和林彪的矛盾,但实际上,是毛泽东和罗瑞卿的矛盾。随着各种材料的披露,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实质上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之所以由彭真出面,因为他既是1964年夏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又是吴晗所在的北京市党政最高领导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原则问题面前无可回避。他像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尊重和敬爱毛泽东。他在得知毛泽东支持姚文的发表后,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报告这一情况,正说明他重视毛泽东的意向。毛泽东却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其实撇开吴文并不反动不论,吴文并未要求全国报纸转载(事实上也没有哪一家报纸转载),自然不存在打招呼的问题;姚文既要求全国报纸转载,情形自然不同。但是毛泽东却由此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彭真认为姚文是可以讨论的,不主张围剿《海瑞罢官》,不赞成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彭德怀的官,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对吴晗说“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他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如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吴晗不点名的无理指责)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这一切是非都被“左”倾思想颠倒了。这时个人专断作风已经很难抵制,彭真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他因抵制个人专断作风而受到了批判。对他的批判在实际上又似乎是对中央集体的批判,因为《汇报提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集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批判,历史的因循使中央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关于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中央有过一个说明。他的“错误”有三:他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陆与这“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对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是非之混淆,无须赘述。匿名信有之,与陆定一无涉。写的都是生活问题,反对的是叶群,与“反党反革命”相去万里。严慰冰蒙受冤屈,在出狱后已表示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足为训。

陆定一的问题又扯上了林彪。实际上打倒陆定一,与打倒罗瑞卿一样,还是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既然陆定一是“阎王”,就要有比匿名信大得多的罪状(毛泽东解放后一直对文艺界不满,认为被死人、古人专了政),那些匿名信算什么?

所有这些批判,集中表现了党内斗争的“左”倾。见风行事,断章取义,混淆是非,无限上纲,否定一切,把人搞臭。不许申辩,连审判都不如。过去批判彭德怀是如此,这次批判彭、罗、陆、杨又是如此。它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原则,为害极大,教训深刻。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出现,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他为“左”倾思想所支配,为心造的幻影(即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欺骗,决心全面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彭、罗、陆、杨的批判在党中央得到实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提供了理由。毛泽东忧党忧国忧民,一再提出防止政变。他既对本来是坚持党的正确传统的中央“第一线”失去信任,就必然会重用江青、康生这伙人,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不是偶然的,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我党原先作为支流的若干弊端长期积累并且急剧发展的结果。安子文生前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得好:“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又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因此,他认为要付出极大精力来“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的制度,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这必须引起我们全党的高度重视。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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