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八月 25, 2008

突破重围冲进一个新世界——悼念陆铿先生

作者:胡绩伟

一九九三年我作为访问学者,亲身体验了民主自由的美国社会制度,使我这个在严密封闭和高压统治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主战士,得到一次活生生的现实教育,转变了我从此之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被诬是「六四」闹事「黑后台」

九十年代初,当我的政治生涯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仍然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一位远方地道的同情者,给予我一个强大的支持。他那时还开始策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帮助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对于我这个在「共产社会」封闭了七八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来说,开启了我心灵深处的枷锁,触动和改变了我晚年的政治人生。

这个人就是陆铿。

几天前,在外电广播中听到陆铿老弟的去世消息,心里很难过,一段难忘的往事记忆上心头,促使我立即提笔将它描述出来,才得到心灵的安然。

(一)我前文所说的政治生涯中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是指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后,我被邓大人钦定为「天安门闹事的黑后台」,说来也真巧,这一罪名恰好是他在一九七六年曾经被扣上的「罪名」!那时是毛老人家为他定下的罪名,「四人帮」还叫他「中国的纳吉」。时隔十二年,这位「黑后台」手下的头号左将,又把这个罪名强加于我。这样,我在全国人大经受了三四个月的「审查」批判后,那位老「黑后台」又亲自出马,先撤销了我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又撤销了我的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一切职务。一九九○年初,这位黑后台的另一干将胡乔木又亲自出马在《人民日报》社指挥了一场对我长达两年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我在「八九民运」中所言所行的大批判。《人民日报》党委还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所幸的是当时的中纪委和中央书记处认为这处分过重了,改为「留党察看」。我这样简略地说一说,就可以了解我当时所说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了。

江泽民指挥极左大合唱

在这种高压下,我仍然雄心不衰,坚持做「困兽犹斗」。一面埋头撰写我已经出版发行的《民主论》的「续篇」,一面抓住时机作公开的搏斗。这时正好是江泽民刚刚提升到中央,还摸不透邓大人的脾气,以为邓在「六四」镇压中刚刚显示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威风,江也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左劲,演出了一场「兴无灾资」的闹剧。结果,弄得经济滑坡,这就大大惹恼了邓大人。这帮极左狂人,攻击农村改变人民公社体制,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扩大「两极分化」,对《破产法》和《企业法》,他们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对于设立经济特区指责为引进资本主义的租界,指责沿海开放是「香港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兴起,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多一份外资企业和「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多了;他们认定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们甚至呼吁取消经济特区,说特区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竟然把矛头直指邓大人,说什么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求是》杂志都是这个极左大合唱的主要角色。这位新上任的儿皇帝甚至宣称,要把私菅经济和个体经济、把这些新资产阶级整得「倾家荡产」,要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

眼看这股极左狂潮冲得国民经济一再滑坡,邓小平这个自称是毛的第二代传人,不能不站出来给这些极左干将打一个招呼,为经济滑坡急剎车。

一声防左八方呼应

(二)我们这些在「六四镇压」中再次被打倒的人,抓住这个时机,发起一场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左王们的反击。一时间引起海内外的热烈反应。一些朋友暗中串联,准备出版几本书,一九九二年我为《历史的潮流》一书写了一篇《论以防「左」为主》的专文。书还没有出版,消息已经传到了香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江迅先生贸然闯进我家,使我大为吃惊。这时正是我受到党内外的严厉处分,闭门思过,很少有人敢来问津。这次江先生好像从天而降,带着摄像器材和人员,直截了当地声明要对我进行采访,追问我对邓大人南巡讲话的意见。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当然知道他们的意图,正好我写成了一篇反左的专文,我也想趁此机会冲破自己两三年来所处的僵局和困境。我想,我已经受到党内外最严厉的处分,即使再「罪加一等」,也无所谓。于是我大胆地对记者侃侃而谈。我把邻居好友(老记者)帮我搜集的左王言论摆在桌面上加以引证。亚洲电视台这一专访播放后引起了轰动效应。那位刚刚写完《胡耀邦访问记》的资深记者──香港《百姓》杂志的主持人陆铿先生,马上写文章来进行声援。

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和教科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曾专程到深圳特区,邀请香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征求对制定《中国新闻法》的意见,当时陆铿先生以《百姓》杂志社的社长名义参加了座谈,我们两人还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他对我的声援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在杂志上发表,《星岛日报》也立即转载。陆铿先生又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最后机会》一书,在书中全文转载了我那篇《论防「左」为主》的专文。陆铿先生在《星岛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历史的潮流》出版后,会上反映很好,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这本书不仅刊登了我的文章,还刊登了阮铭、苏绍智、吴明喻、张显扬、郑仲兵等著名「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约二三十人的文章。陆铿在六月八日这篇评论中点明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更引起海外学者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的注意。陆先生评论说:「这本书出笼的背景,正是『六四』后中共意识形态大都被极左分子掌握,由左王邓力群领头,下面的『二之』(王忍之、贺敬之)就好像螃蟹的两只大钳向文化界伸出,再加上一狄(高狄),共同拉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作虎皮,千方百计地把北京弄到『万马齐喑』的地步……因此邓小平南巡以后,当全国上下对『南巡讲话』表示热烈欢迎之时,北京却仍然刮着冷风,死水一潭。意识形态部门竟然对『南巡讲话』进行『冷处理』,千方百计加以封锁、淡化、歪曲,甚至利用《当代思潮》、《理论参考》等极左刊物贬低老邓,攻击老邓。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忧民之士,能不站出来说话吗?」陆先生还在《星岛日报》上专门写了一篇《胡绩伟论防左》的短评。这些当然是对我的极大的声援。我这个「六四」后再次被打倒、处于默默无闻的人,忽然又成为中国政界的闻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陆铿先生继续施展他的本领。一九九三年初,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去进行三个月的讲学。这是陆铿和李金铨教授(明大新闻学院院长)和台湾新闻界一些老领笔人物卜少夫先生等人发的邀请。当我将这封正式邀请信送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后,经过他们的斟酌,批准了我这次出访,一九九三年三月份送出的申请报告,五月份就得到正式批准。

这一来,通过陆铿先生等人的筹划,就把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国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登堂入室,进行亲身体验。使我这个在严密封闭和高压统治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主战士,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使我在年近八十的晚年,得到一次更为彻底的醒悟,进一步转变了我从此之后的这一二十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美国是相当富裕成熟的国家

(三)在美国历时三个月的访问讲学,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政治与现实的教育。我在此简要地概述一下,更加看出陆铿等先生介绍我去美国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的中共对美国的片面宣传教育,使我们在这个染缸里染上了很严重的偏见。这正如我在《访美随笔》(全文见《胡绩伟自选集》第六卷)的序言中所说:「对美国我们长期形成一种偏见:它不仅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坏的地方。尽管以后中美恢复了邦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在我们某些权威人士心目中,是它,从理论到实际,推行我们认为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它,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坍塌的罪恶大本营;是它,妨害和威胁着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恶的根据地;是它,时时刻刻对我们进行着『和平演变』和颠覆活动;是它,是我们一切重大的错误和缺点,都是受其『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结果。」

这次,我在美国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在十几所大学和学术单位作过讲演和答问,发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既然是自己亲眼见了一些,亲耳听了一些,亲身经历了一些,总算有了一些独立判断真伪好坏的条件,应该比较客观地说出自己的见闻,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了。

美国朋友对我很坦率地说:「美国什么好东西都有,什么坏东西也有。」可是,我对美国还是有一个很原则的基本估计。正如我在《访美随笔》中所说的,我在回国以后,很多同志问我,美国究竟怎样?我说,突出的印象一是相当富裕,二是相当成熟。所谓「相当成熟」,就是这个国家尽管仍然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千难万险,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已经具有有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民主法制制度,已经具有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意识、经验和能力。有能力排除万难,解决问题,经得起成功和失败的考验,正充满信心去改进自己的生活,去开创自己的前途。

言论新闻自由政府备受监督

据我考察,美国的政局稳定,既没有内战的可能,也没有军事政变的危险,更没有发生大规模或长期性暴乱的威胁,主要有一整套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对我来说,特别突出的是美国人民的新闻自由是十分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信仰都能充分地自由发挥。我以为美国人民有一个我们难以理解、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美国人民对政府、对最高领导人有一个很不信任的社会传统,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监督着政府,经常地苛责政府,特别是对总统,更是不断地予以苛刻的责难。整个舆论界都具有这种习以为常的批评和揭发检举。毫不夸张地说,在报纸的新闻和评论中,这种批评指责的内容和意见,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配合美国其它监督力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监督和鞭策着政府和首脑必须把事情办好,不能办坏;只能办得更好,不能办得更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社会力量,支持、鼓励、监督和鞭策着当局每个单位和每一个负责人员。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偏偏缺乏这个新闻自由的坚强阵营的坚强力量。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天渊之别

我在这篇《访美随笔》的最后一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中,对美国作了一个比较性的立论。我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常说,我们理想的社会不只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而且消灭了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在消灭三大差别上,美国早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我还从比较中得出结论:美国这个富裕社会之所以能形成而且日益完善,至少在两个方面采纳了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一是美国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比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有天渊之别。因为我们的工会是官办的,并不是工人自己的独立工会,并未切实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美国在一九三五年颁布社会保障法所实行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在公共住宅、医疗照顾、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这也是我们远远不如的。因此,美国著名学者加尔布雷恩说,这是资本主义「移植」社会主义的优点。而我们一直咒骂和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什么「全盘西化」,对于所谓最坏的「三权分立」中很多民主的措施,我们仍然视之为洪水猛兽,这正是我们固步自封、长期落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今天,悼念陆铿先生,重温在他们几位先生的帮助下,推动我突破封锁保守的堡垒,能够亲身到美国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优劣和美丑,给予我在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帮助,这是我十分感激和铭刻在心的。我将把我的余生更好地贡献给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陆先生的在天之灵!

胡绩伟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7月号)


附录:胡绩伟九十寿筵在成都的讲话

原载: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家乡的好朋友为我做生日,特别是回到老家四川成都来度过我九十岁生日,更是兴奋。

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个从小就多病缠身的人能够活到九十岁,这是我从来未敢有的奢望。正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在抗日热潮中没有去当兵打仗,而是以笔作枪,踏上新闻宣传的战斗岗位。成都,是我立志爱国爱民,开始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的地方,是我从此变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出发地。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成部生活了整整九年,十分感谢当时的很多老师、老大哥、老朋友对我的鼓舞、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车耀先先生和韩天石同志(注)指引我跟上这个十分宏伟而又极为艰巨的新时代,锻炼我越来越坚定地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一生。在漫长的七十多年中,随着长江的滚滚洪流,破千山万壑的重重阻挠,经受了千磨百难,终于活到了今天。我虽然已达九十高龄,仍然人老心不老,仍然深信伟大长江的巨浪怒潮一定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海,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海洋汇合在一起。尽管我只有短短的残年余生,我仍然要坚持最后的拼搏。

四川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至今仍然未改乡音,喜爱川味,我始终热爱和眷恋着四川。四川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有过很多记载,民间流传着很多佳话。我二叔公胡素民,他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曾是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的秘书,同盟会的报纸《民国报》的编辑。我幼年时期,他就对我讲过孙中山十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崇拜「孙大炮」,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好思想。我的大伯父胡驭垓,也是老同盟会会员,是朱德朱老总的同班同学。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组织反清的保路同志会,大伯父是嘉定府七县的评议长,他又是保路同志军的东路行军参谋。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他同工人领袖杨绍南一起,率领同志军打败了清政府的武装,解放了我的出生地——威远县的县城,推翻了清朝的县政权,杀了县太爷。在威远旁边的荣县,由吴玉章同志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早在九月二十五日也解放了荣县。所以荣县和威远县的武装起义,是同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是我们四川的光荣。

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时,四川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领导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全面抗战后,我们四川的军队派出三百多万人出川抗日,是一支屡战奇功的主力军。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牺牲三百几十万战士,牺牲了二百多个将军,其中有两位集团军司令,一个就是我们川军的李家钰上将(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明璋中将,在台儿庄战役中,死守滕县,英勇牺牲,战死在滕县城墙上。川军一二四师长饶国华中将,在翁县战役中也英勇牺牲。我们川军的刘湘上将,是第二战区司令官,带病统帅t军出川,病死在武汉,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光荣。所以,我认为我们四川应该隆重举行川军出川抗日的纪念活动。

事有巧合,我们党的两位最杰出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在我们四川有过突出的贡献。成都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解放的,当时贺龙元帅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是解放成都的一支主力部队,胡耀邦就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以后又参加解放川北的战斗,成为我们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委。他在川北工作了八个月就调进北京。在川北期间,他一方面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方面注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团结民主人士方面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事迹。

赵紫阳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他首先注重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当时广泛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就是这样来的。在他蹲点的大邑县和新都县,还推广沼气,解决了肥料问题,又改善了农村卫生。他还进而推行以粮为主、多种经营为辅,以及利用整治河道,发展了挖沙石,造水泥,发展建筑业,解决城乡就业问题,使农村和城镇一起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正因为他在「文革」末期和「文革」结束初期在内蒙、广东和四川所作出的杰出成绩,所以在一九八○年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总理,同胡耀邦一道,开辟了我党执政以来最为光辉的新时期。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骄傲。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胡赵新政的十年里,我在他们的领导下,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我同胡赵一样被推倒下台,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但我始终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深信,我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四川父老乡亲对我的鼓舞、支持和期望,回首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是问心无愧的。

顺便谈一下赵紫阳为四川做的两件好事,一件小事、一件大事。因为都是由我引起的,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底细。先说那件小事,其实也并不是小事。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我回成都,见到作家沙汀,他说贺龙元帅对解放四川有功,他曾经多次同贺老总进行过交谈,只写了一篇通讯,他还保存一些有关资料,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但他现在还没有获得「解放」,生活写作条件太差。那时正是胡耀邦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期,我去见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他介绍了沙汀的写作计划和生活情况,希望能早些「解放」沙汀,紫阳满口答应。果然不久,沙汀托人把他得到「解放」的消息告诉我。我于是去见韦君宜,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同她商量能不能让沙汀到北京来专门写作《贺龙传》。韦君宜以后告诉我,她已经为沙汀安排好了,请沙汀住在文联招待所。这样,沙汀很快来到北京,《贺龙传》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

一件大事,是关于开辟九寨沟作为旅游区。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回成都,何郝炬副省长告诉我,九寨沟是最美丽最神奇的地方,劝我去看看,还把他写的诗词《水调歌头?九寨沟》给我看。我去了九寨沟,果然一见惊人。我回北京以后,见到赵紫阳,特别向他介绍了九寨沟,我说那是完全可以正式开辟为旅游区的人间仙境。他看了我带去的一些照片,也十分赞赏。以后他告诉国务院旅游局长去看了。这样,经过国务院批准,九寨沟正式成为旅游胜地。以后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时,还把我写的一首《水调歌头?九寨沟》印在门票上。几十年来,九寨沟名扬世界,提高了四川的声誉,为四川赢得了很大的旅游收入。

我始终热爱四川,希望为四川多做一点好事。但是,以我现在所处的条件,没有多少能力做出什么大事。我决定把我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我的家乡——内江市图书馆。现在第一批赠书七千册在五月间已经运到内江,还有两三千册,等我去世后、狄沙去世时,再送回内江。内江图书馆特辟了一个「胡绩伟藏书室」,他们选在九月十九日正式开放,接待读者。

我虽然九十岁了,我仍然相信,我的坚强拼搏精神还会延长我这老而不屈的生命,一定能满足我为全国人民、为四川人民贡献最后一滴血汗的心愿。

我决心紧紧地跟上诸位老朋友的步伐,在健康长寿的大道上前进!

再一次感谢家乡亲友们和四川党政机关对我的盛情接待!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注:车耀先曾任川军一个团长,大革命后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军委书记。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四川地下党恢复组织以后,是成都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九月十五日的集会在成都易园的梨花院举行,约五十人参加,都是七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集会由谢韬先生主持,老友马识途讲了话,车辐、刘兆丰、胡晓风、甘本佑、熊梦、陈伯纯、黄荣武、俞稚夫等老先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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