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九月 01, 2008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批“中国脊梁”的凄凉晚景

作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四百六十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四万五千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三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一九一五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唯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一九三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六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一九四九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二九三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三十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一九二九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一九四九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五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唯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二八二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一九五O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二十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一九八O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十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十二元钱买的。九十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一九四四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一九三O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一九五七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一九三三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四十九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十年,后因宋庆龄说情,六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八十一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一九五二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八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一九九九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二OO二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八十一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附文: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七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一九九三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三十年,从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最后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一九八五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一百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八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五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 “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十四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一九七九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八十四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两千多字、长达六页纸的注释。结果,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八十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八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四十八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七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五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十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六百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三十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三十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

“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一九四一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 “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遗憾和担忧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一九五二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一九三五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一九五二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八十。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一九八四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七十九岁,一九九三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八十岁高龄,离任时已届九十一岁。

附文:“我们在传承”

作为《英美法词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国政法大学三号楼三二三房内度过了近十个年头,这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办公室,又是会议厅和接待间,很多时候还是薛波的卧房。人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都快过去了,词典还没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薛波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难。

没有钱,且不谈稿费,仅是买必需的国外原版书就用了几十万。最缺钱时,电话都打不起了。他曾满世界地寻找援助,从国内的若干科研机构、律师楼、大小公司,到国外的基金会、富商,为了省下邮资费,连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

这是项艰辛而琐碎的事业。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五年来,光装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坏了好几个。

最让参与者们感慨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漠视。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六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而当今有些领导更喜欢短、平、快地出政绩。同样,时下也没有一位当红学者愿花如此精力去当词典的主编。工作太基础了,评定职称没用,甚至不算学术著作。”

与此相应的是奇低的稿费标准。现在连普通的汉译英稿费,都已达到了千字二百-三百元,法律类理应更高,而这本词典仍只有千字二十元。全书四百六十万字,数百名一流法学者的八年心血,只抵得上二十二万元稿费。

同样还有某些官方机构和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冷漠。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文化建设项目,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多次亲笔写信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但结果往往是这样:“我们的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

由于严谨的审订工作的需要,词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学副校长居然说:“什么书要编七年?”这位副校长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词典》外,美国由梅隆基金会赞助,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用了七十年时间,耗资两千二百万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古时代语境中的法学者们,几乎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

关山重重。要换了一个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在薛波看来,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和东吴老人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有精神享受。”

这些年下来,薛波三十九岁了,仍孑然一身,个人已负债四十万元。

支撑他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是命运,一个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当年一起共事的伙伴们早已星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他还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择。当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国了,根本没想在走前请大家聚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声,他觉得:“友谊、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难度,尽管有些悲观,有些灰调,但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放弃。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

“要是有了钱,一定要替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

摘自《南方周末》二OO三年一月九日

转自《二闲堂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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