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七月 16, 2008

《奇迹的黄昏》节选

作者:袁剑 袁剑博客

第九章:寂静的巨变

一、寂静的巨变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北京城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或许,杀人者并非有什么杀鸡儆猴的战略预谋,只是手忙脚乱、慌不择路时随手下出的一着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结局,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野草般疯长。在1980年代颇为孤独的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们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苦思冥想的威权政治竟然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间唾手而得。回头看来,在北京城头这一夜的枪声之后,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六四”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共产党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传、军队等部门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钳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权力斗争主要就是表现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有时候表现为党的力量。当党也官僚化的时候,就表现为毛个人的力量)与刘、邓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锯式平衡。这虽然经常被解读为派系斗争,但从功能上看却起到了某种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泽东对行政官僚系统一直有深刻的怀疑,他经常会借助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直接诉诸于底层民众运动来钳制甚至残酷整肃官僚系统,向官僚系统输入压力。但邓小平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所带来的秩序感。所以在邓小平终于成为仲裁者的时候,在几经摇摆之后,他决定将左右两级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力量彻底边缘化,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从邓的经验和禀赋出发,在中国,惟有讲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才是稳健和务实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统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在毛时代,代表激进和浪漫主义力量的毛取得全胜,而在邓时代尤其是邓小平铁心依靠行政官僚体系的后邓时代,官僚系统则取得压倒性优势。邓凭借其一手缔造的经济神话的威力将所有方向上的激进分子(按照邓的标准)彻底扫地出门。如果说,毛时代共产党是以党代政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则完全颠倒为“以政代党”。人们可以发现,在后邓以及江泽民时代,中国党内的意识形态部门表现的得相当顺从和务实,而人们一直借以预测中国共产党走势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派系斗争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这种反常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实现了一次静悄悄的剧烈转型: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而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政权。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政权”相比,邓小平时代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1990年代,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判断认为,邓后时代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提供新的活动舞台。但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恶化了,但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比以前更加边缘,甚至成为与右翼民主力量一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网站被封、集会遭禁止,景况与右翼丝毫没有区别。这种发展说明,共产党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的命运,已经在今日共产党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从来就秘而不宣,但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一句戏言,却不经意的暴露了这个秘密。在一个公开场合,江以一种得意甚至亢奋的神态告诫大家要“闷声发大财”。这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似乎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但在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知情者看来,这怎么都像是说给共产党人自己听的。

从一群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看破红尘、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后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秘密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利用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经济的控制系统。作为内在失序的一种外在补救,现代化的宏观(尤其是宏观经济)控制系统的逐步完善不仅是中国政权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也是整个1990年代中国社会保持基本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没。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鎔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1989年之后在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1993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1989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鎔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的道德脆弱性,共产党政权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温家宝、周小川等人,是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代表性人物。这批人虽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本事,但却多了一份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官僚似乎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官僚成分被注入政权之内,中国在1990年代的执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

由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内,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所以在整个199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中国宏观管理制度的不断理性化、国际化过程,比如税制、金融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程度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国宏观管理制度(几乎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建构,虽然大部分是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动调整的,但长期不断调整的结果,不仅显著增强了政权的控制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政权的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中国已经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宏观管理框架。不管未来的中国政治如何演变,这一套框架将是可资继承的。正是凭借这一套演进出来的宏观管理框架,中国政权才在1989年之后直至今天长达十余年转型中有惊无险,免于失控。从更长的历史接续的角度看,中国1990年代技术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蒋介石想做但还未来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政治技术官僚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同样体现立法、军队等多个领域,只不过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罢了。199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弥补了这个政权在道德自宫之后不断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长了所谓邓小平神话。(不然的话,邓小平神话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就可能寿终正寝。)然而,政治决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更不仅仅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统治者单方面不断完善的统治和管理技巧与人民的自动遵从更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具有现代性的下层结构加以配合,呼应,那么一个哪怕再精巧、再现代的宏观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人民,那么这套宏观管理架构随时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稳定除了技术官僚的精心维护之外,也与好运气有莫大的关系。

总起来看,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既有不断进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重新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极端自私但在统治技巧、管理技术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权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官僚(非常像,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官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力量则相当脆弱。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古典和极其现代的一个复杂的政权组合。将一个极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内核与一个极其发达的外在统治技术巧妙组合在一起,并对一个巨型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续能力。1989年之后在中国诞生的这个“新”政权面目模糊、难以辨识。对此,大多数人用西方概念将其归类为共产主义的后极权政权,或者右翼专制政权,但更为贴切描述可能是: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统治、管理技术的现代官僚政权。显然,这是一个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权,至多,它是一个中体西用的政权。其内里,与一个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权更为相似。这就是摸石头高手邓小平摸来摸去最后摸出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政权,也难怪人们会对它感到难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1989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1989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抛锚的迹象。因为,1989年之后由执政者刻意设计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终人散,中国的政治逻辑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所以,专门为这场博弈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机器肯定也会不断遇到麻烦。

二、狡猾的博弈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89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是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主流意识。而后者,正是执政者通过枪杆子的威慑和财富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六四”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六四”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六四”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实上,人民与政权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1989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1989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著称的中国前总理朱鎔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鎔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政权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胡锦涛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过,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这种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在北京一家银行中,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腐败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现在看起来,1989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在当代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惟一能够用个人权威约束官僚阶层的领导人恐怕就剩下邓小平了。然而,邓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那么他对官僚阶层的惩戒就只能点到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政治领袖对官僚集团的“抢蛋糕”行为几乎完全无计可施。而官僚精英联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使这种“抢蛋糕”行为变得相当专业和隐蔽。这种的职业化行为表现的相当无奈。以此观察,这场比赛的结果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场起于1989年枪声中的漫长赛事仍未完全终局,但结果似乎已众所周知。于是,清算比赛,推倒重来的呼声渐次响起。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十数年来不断涌现的致富奇迹对人民仍然示范着某种“你也能够”的榜样,因而起着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的话,那么在比赛接近终点,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这些财富神话所示范着的更多则是如何盗窃,如何抢夺的另外一种真相。让出局者看到这种真相是相当残酷的,但你显然很难阻止他们追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

如果说,前面2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六四”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

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六四”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六四”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六四”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著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的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的由来。

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起着弥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共产党在“六四”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才在离开政坛之前,极力扶持了一个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泽民明显背离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时候,邓也没有换掉这个核心。相反,一旦江开始回归到他的既定路线,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胡锦涛。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毛将一个被人追赶四处流窜的反叛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控制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不仅是共产党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毛不仅是共产党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首”字直白的显示了毛超然于他人,甚至超然于共产党的克理斯玛地位。在毛时代,重大决策往往是毛的书房里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毛比附为“核心”多少有些误读历史的味道。事实上,更加符合邓小平核心模式定义的人物是邓自己。邓在中共党内的深厚资历及其改革开放所赢得空前成功,都为邓担当和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权威基础。不过,与毛核心相比,邓核心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协调和协商的色彩。起码,邓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过政治局的正式决议被赋予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披露了这个秘密)。这其中,已经多少体现了政治局的某种集体意志。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决策模式,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种依赖于邓的个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随时可能停摆。

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1989年江泽民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开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江泽民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江泽民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终脱颖而出,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除了邓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们的自然凋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江泽民多年的深耕,江泽民的同代竞争对手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六四”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泽民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80岁的年纪退出政坛——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江泽民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形势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超越规则,君临一切的领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种新形成的某种“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来统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处寻找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但是决不可能明显的践踏、逾越这种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时候,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江泽民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江泽民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其影响力消退得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江泽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实际上是按照某种没有公开披露的内部惯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这个核心实际上是受到某种内部法理约束的法理型领袖。正是依靠这种法理,中共在江泽民之后推出了一个更弱的“核心”,胡锦涛。

虽然早在1992年的时候胡锦涛就被储为核心,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胡锦涛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胡锦涛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胡锦涛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1989年向江泽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组阁权。区别仅仅在于,组阁的人不是民选的,而是按照某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惯例形成的。这种利用组阁权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显然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因为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容易猜想,共产党对核心组阁权的默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泽民时代政治成功的某种鼓舞。在1989年之后已经成为唯经济论信徒的共产党人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标准。这种简单的直觉式推论虽然颟顸,但却给胡锦涛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胡锦涛不再需要磁场般的个人魅力,仅仅依靠中共赋予核心组阁权的惯例(党内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模式的运转。江泽民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胡锦涛仅仅是借SARS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江泽民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胡锦涛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将“核心”传给胡锦涛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与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时代的所谓政治时势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派系斗争的削弱。大多数中国政治观察家出于一种方法上的惯性,总是紧盯中共派系斗争,以观察中国的政治动向。但这个方法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太管用,在胡锦涛时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六四”之后,共产党高层的危机感相当强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丢了政权,被一锅端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变得相当克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派系斗争一旦用力过猛,把大船整个弄个底朝天,那就对谁都没有好处。“六四”之后的共产党人精明而市侩,对这种大局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斗争都是点到为止,不至于演变成同归于尽的全面决斗。像江泽民撂倒陈希同那样的残酷斗争,不仅屈指可数,实在也是江泽民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为之举。所谓“危机可以导致内部凝聚”的社会学原理,“六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实证。“六四”之后,外部观察家越是盯着中共的派系斗争动向,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气,以至于今天几乎踪迹杳然,其原因正在于此。另外,正如我们上面多所强调的那样,“六四之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所以“派系斗争”尽管总是余音绕梁,阴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观念、意气之争,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其所谓派系斗争也就变成了“你多得一点我少得一点或者你少得一点我多得一点”的理性游戏,而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斗争。中共这种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斗争的那种烈度。中共于血雨腥风之中成立以来,于今已有将近90年历史,其中60年为和平时代,那种在战争岁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泽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于漫长的和平时代而日渐消磨,而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老山头,旧朋党,也终不敌日月流逝而逐渐枯萎凋零。掌门人既然不在,派系内部的团结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再泾渭分明。事实上,在江泽民时代,这个特点即已凸现。最为重要的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江泽民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跟得太紧,那一天换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换成更加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由于中共内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帮主以及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江泽民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毛、邓之后,中共再无那种可以“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语)”,“没位子可以抢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枭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种靠位子吃饭的“识时务者”。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响力就丧失殆尽,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一个意识形态遁隐的时代,位子是第一要紧之事,于是随风使舵,保住位子(对于他们来说,位子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币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那里还有什么死心塌地,坚贞不二的心腹、死党。这样的逐利之徒所构成的派系当然是乌合之众,稍有变局,自然就风流云散,消融于无形。派系的松散与流动,不特党政如此,中国军队也如此。1990年代之后,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乃是时代之大趋势所迫),军事首领们的调动频繁(所谓“将不专兵”),同乡旧谊所形成的小团体固然不绝于缕,但坐镇一方号令三军的军阀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土壤。胡锦涛下车伊始,就挥刀裁掉20万军队,在外界看来,这种大胆之举,有自找麻烦的嫌疑,但中国军队中却几乎不见任何反弹和骚动。这并非证明胡锦涛很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军队内部已很少有战斗力坚强的派系堡垒。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江泽民时代有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邓小平时代的“枪监督党”又重新回到了“党、枪合一”并集中于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面。

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江泽民、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一种不成文的党内惯例纳入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也大大减少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冲突。让姜春云、谢非等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级,虽然有调虎离山的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胡锦涛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1990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1911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2012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2011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胡锦涛在1992年刚刚50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50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江泽民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江泽民好歹是个核心,而胡锦涛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心,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有心,也无力就做到这点了。

威权加速递减,乃是现代社会不移之趋势,又岂是个人之力所能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模式是为邓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胡锦涛一起退休。既然胡锦涛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胡锦涛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

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胡锦涛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胡锦涛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胡锦涛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胡锦涛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江泽民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胡锦涛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胡锦涛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胡锦涛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胡锦涛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胡锦涛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

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局也将在“保证不翻船”的底线上保持团结。邓小平如果能够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暂时不必为“中央自己出问题”而担忧了。因为,胡锦涛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四、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

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1990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中所潜藏的破坏能量相当警惕。虽然有农村改革、西单民主墙时期与民众的短暂蜜月,但这种蜜月很快就烟消云散。及至1989年那一场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的警惕更是上升为一种畏惧。共产党靠民众起家,当然不能明说他们并不信任民众,但在背地里,这却变成了一种支配着中国领袖层行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改革之后一度被中国领袖层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六四”之后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虽然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被逐渐赎买,但其中经历相当长一段的冷冻时期。逼手逼脚之下,中国领袖层将其意志全部托付给了中国官僚集团。反过来说就是,官僚集团变成了中国领袖层可以实现其意志的惟一工具(注意:是惟一)。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企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将中国改革政治中的几个参与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国领袖层是老板、官僚集团就是经理层,而民众则是员工兼股东。这个抽象模型虽然挂一漏万,但却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领袖层的施政目标被逐渐窄化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蜕化成GDP的增长,而受托实现这一目标的的经理人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中国官僚集团受托发动、组织、维持经济增长。

在老板(中国的领袖层)的逻辑中,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中国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能够自动惠及所有员工和股东(民众)。所以,只要作为经理人的官僚集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个目标,那么官僚集团就是胜任的。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从这个利润中多贪污一点,多收得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小节,不足挂齿。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领袖层一向是懂得这种驾驭之术的。这是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大老板(中国领袖层)与经理人(中国官僚集团)之间一直延续的一种默契。凭借这种默契,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不过,官僚集团显然是不仅仅满足于做最高领袖层的代理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这种代理权力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后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中国官僚集团对代理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老板(中国领袖层)因而也对经理层(中国官僚集团)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后,1992年狂飙突进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逐渐衰退,中国这个巨型企业制造利润(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开始不断减弱。但不幸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官僚集团经理层在代理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不仅要将利润(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甚至还要将属于股东和员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怜的份额据为己有。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在前改革时代的仍然可以勉强维系的局面就开始破裂了。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基层官僚权小责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资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剥夺最底层的民众。这是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在征地过程中雇佣300名黑社会成员,造成六名农民死亡、数十农民受伤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画了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逐渐黑社会化的特点。在中国基层,定州绝非孤例。

与基层官僚集团相比,中国省市一级主要盘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团则有逐渐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团的明显趋势。在中国黑龙江(田凤山案件)、辽宁(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级干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证明。这种分利集团虽然较少直接诉诸暴力,但他们毫无遮拦的利益最大化对民众福利的吞噬能力则远为剧烈。在最上一层,中国官僚集团则有与全球化力量合谋,进行跨国寻租,从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趋势。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赚取代理费用。这与中、低级官僚集团挤压民众福利的作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寻租的难以识别,他们甚至比中低级官僚的掠夺更为剧烈。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于今,中国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但他们仍然对民众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一体两面,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中国顺民是不是有这种性格我们不得而知。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以现代食物技术之发达,信息技术之先进,将部分中国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感疑惑。我们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代理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

对官僚集团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夺,中国的老板们多少是知情的。从逻辑上说,作为授权者的领袖层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官僚集团的权力,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是惟一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别无分店,所以中国的领袖层在实际上几乎无法行使那种理论上的解雇权力。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之后几乎不再有人能够以个人威权震慑和约束官僚集团,而领袖层鉴于对民众力量的畏惧,又无法通过民众以合法的方式来监督、约束官僚集团。正是参透了这一点,中国官僚集团才可以有恃无恐,一边受托,一边打劫,巧取豪夺几乎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官僚集团在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必然。这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显然,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中国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现。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在剥夺日深的当代中国,出现汕尾事件,丝毫都不让人惊奇,但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却是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汕尾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层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迅速严惩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愤和国际舆论;另外一种则是装聋作哑,让事件自然平息。后一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对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一种间接鼓励,其后果是刺激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前一种办法,则无异于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团对领袖层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汕尾这种具有特殊标签意义的事件中表态支持民众,惩罚官员,有可能形成一种领袖层支持社会自发动员的印象,这是中国领袖层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显然,胡锦涛及其同事面临着一种两难——一种胡锦涛时代中国领袖层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两难。不过,再难也要选择。不出意料,中国领袖层选择了难堪的沉默,而惩罚凶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当初,胡锦涛处理张文康及孟学农时是何等的雷厉风行,霹雳手段。但为什么时间过了不到两年,胡锦涛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进退失据?答案是,时机不同、性质不同。在北京,胡锦涛面对的是两个孤立的高级官员,恰好可以打虎树威,而在汕尾,胡锦涛面对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则必须投鼠忌器。汕尾事件与北京SARS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同样的心理,在稍早之前发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2005年7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2005年9月16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这种转变凸现了中国领袖层在民众与官僚集团之间进退维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一个县级甚至村级官僚集团,在击溃不满民众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政治局。这不啻于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官僚集团正在彻底瘫痪领袖们的意志,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已经全线崩溃。一个看上去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在背地里却是如此虚弱,虽然不合常理,但却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镜像。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威权递减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之势,一定要在现代社会中搞威权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领袖层只能顺应大势,走出威权迷思,发展出某种法定的正式权力。改革之后,在政权技术官僚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领袖层逐渐发展出一套控制官僚们看上去比较科学的,因而也为各方所认可的“法定”权力。不过,即便这种正式权力,也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被磨损殆尽。

1992年之后,中国领袖层对下级官僚的一个主要控制手段是GDP指标的考核。谁制造的GDP高,谁获得政治奖赏的可能性就越高,谁获得提升的机会就越大。GDP指标不仅符合中国领袖层1992年之后唯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也是选拔干部惟一科学的定量依据。但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GDP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GDP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GDP是真实的,但其福利效果却是负的。如此GDP,当然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国内部自主增长能力的逐渐枯竭,中国官僚集团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渐臻于化境。在这个时期,中国官僚集团制造GDP的手段主要是以内部掠夺为特色的。从1990年代末期起,中国官僚集团将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品强行推入市场交易。由于这些公共品几乎是必需品,所谓“交易”就变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强制和掠夺过程。考虑到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在现代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极高比例,这些与剥夺无异的市场化可以带动的交易规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制造GDP的能力与传统商品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与环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将外部性未来化不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所谓改革是在即期将外部性转嫁给其他人群。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GDP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为一体,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僚集团神奇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了。他们不愧为一流的假帐高手。可以肯定,中国 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顺便说一句,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

毫无疑问,正是上述种种“左手倒右手”的掠夺式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GDP骗局,维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奇迹”的玫瑰颜色。然而,中国领袖层几乎还未来得及享受这场“GDP奇迹”所带来的愉悦,民众就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纷纷开始以暴易暴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老板们才发觉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领袖层一定在疑惑:昨天还在高歌猛进,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危机四伏了呢?老板被经理们糊弄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中国的新老板并不是阿斗。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僚体系失控的严重性。200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组织部长贺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思道: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GDP增长等硬邦邦的‘政绩’,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唯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据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准备在新一轮党政干部换届时,将使用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约束和控制官僚行为。这一套新的考评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以矫正1990年代以来唯GDP是从的极端倾向。不过,大致可以预计,这一套新发明,很快就会像共产党无数类似的新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本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对于官僚集团来说,GDP只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幌子而已。不要GDP,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GDP标准本身,也并非是地方官员发明的,而是中国领袖层自己发明的。地方官员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纵观1990以后的中国,中国领袖层对GDP速度的偏好一点都不亚于地方官员。GDP速度不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老板们的利益所在。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央税收远远超过GDP的线形需求就无法满足,中国最高层的赎买能力就迅速流失;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失业就会在现在的高危基础上迅速蔓延。而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国政治老板们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原因承担这种代价,否则,几乎可以打赌,他们将很快回到GDP标准上来。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解除政治领袖的合法性焦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只能被锁定在粗放方式上。这是中国领袖层或许还没有察觉但却深刻困扰着他们的又一个两难。在这种两难之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积累,中国政治领袖们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彻底失去腾挪余地,必须在民众和官僚之中择一而从。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非正式的权威和正式的权力既然都无法约束官僚集团,中国的领袖层大概就只能又回头在传统的道德资源中去寻求解决之道了。情况的发展正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中,从“保先教育”到 “八荣八耻”,中国领袖层已经将共产党传统的“整党整风”运动飞快地搞了两遍。形势之急,用心之苦,不在话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国的老板们怎能不眉头紧锁,急火攻心呢?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鎔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2004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确,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

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代理灾难。

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领袖们表现出了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趋势,而到了胡温时代,这种技术官僚的特征则更加突出。技术官僚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其劣势则在于他们很少有能力打破现有的体制约束条件,创造出更好的体制环境。他们往往可以在现有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行政长才发挥到极至,但却根本无力触动现有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前任总理朱鎔基以及现任总理温家宝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与体制搏斗,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劳无功。正所谓:愁煞人,天不管。总有一天,中国的政治老板们会被他们任命的官僚经理们拖垮,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猛然不支倒地。

其实,中国的政治老板们原本可以不这么孤独,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事必躬亲、劳神费力。他们完全可以将控制、监管、解雇官僚的权力交给民众。然而,民众真的可靠吗?

五、危险的大众?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是现代政治中一个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有效,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否则,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文革”而“六四”,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1989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六四”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六四”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社会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对中国这样抗议频生的巨型社会实施警察控制则尤其如此。以现在中国现在各级政府警察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拖垮财政(中国税收不断飙升这一问题在财政上的体现)。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崩溃,财政垮台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多数抗议仍然发生在中国农村,如果这个趋势向中心城市蔓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社会控制成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暴涨。而这种成本带来的大多是负效的GDP。许多人都在中国城市中发现了一个与众(众多其他国家)不同的现象:家家户户都装有钢制的防盗门、防盗窗。这种巨大的需求带动了一个行业的畅旺。但深究之下,这个繁荣行业带来却完全是负的福利效果。它不仅浪费了巨量的钢材,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但换来的却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解而轻松得到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被人广为诟病的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就是这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后果之一。由此可见,不断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不仅是负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让民众“不能”,可能导致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成本,很难免于最后的崩溃。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的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

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出历史的纠缠,开启中国政治的良性循环之路。

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是解决官僚集团的剥夺问题,不是民众与领袖层的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代理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代理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代理悖论。

大多数评论家在谈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都着眼于上层,甚至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中国政治本身的某种逻辑所决定的。但问题在于,没有底层的民主生活,上层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层坚实的民主基础,上层的民主其实迟早都会到来,所谓水到渠成是也。从本质上看,民主是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而所谓普选、投票之类只不过是由这种生活方式浸润、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结构。有稳定的基层政治秩序,即便上层秩序崩裂,大众的生活的也会完好如初。在中国基层重建民主与自治,就是重建中国社会已经被彻底碾碎了的自我组织能力。

与中国19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不同,中国的基层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那样可以立即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那样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并迅速加强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乱糟糟的。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确立民主的价值,并用最大的决心加以保护,否则,中国的基层民主将随时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政治领袖才对基层民主犹疑不决,起步多年却仍然在起点原地踏步),它着眼的是对资源以及经济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并由此培育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社会得以被结构的隐形地基,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在经过30年代的改革之后,今天中国所奇缺的并不是创造更多利润的动力,最缺乏的是对利润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而这种不公平分配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内需不足以及经济结构畸形的关键原因),基层民主正好可以弥补这种机制的稀缺。1989年之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办法,但现在我们恐怕得的掉过头来,采取一点“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全力推动、维护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中退出,必须开始解决更为棘手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分裂等同时出现的多重挑战。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力有不逮,需要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切实的转换。时代不同,任务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正是从这种新的时代压力中获得了充足的转型动力。1989年之后,中国的上层斗争彻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后,中国基层却正在着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跟出租车司机交谈的习惯。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访中,我吃惊的发现,他们中间理解民主,并认同民主价值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什么叫历史潮流?这就是历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力和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基层民主的条件已经烂熟。有这种基础,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必定带有某种民主性质,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时势如此,如果还只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时变而法不变者,乱。今日中国,时已变,势已变,惟独法不变。基层民主,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可塑性(或者称之为“可改革性”)的一块试金石,如果基层民主都不敢或者无法推进,我们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弹性,其后果就是现体制在压力下的整体性崩裂。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后来的人们所记住的“文革”,仅仅是无情纷争的高层,凶残迷狂的大众。将“文革”仅仅描述成“权力斗争+大众疯狂”不仅相当肤浅,也会让我们遗漏重要的历史心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让中国改革在牺牲大众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远。

继“文革”险胜,“六四”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1989年之后的改革中,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年改革时期已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17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剥夺甚至远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除了一个正在逐渐变色而且随时可能彻底变色的“经济奇迹”之外,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官僚体系作为中国政治领袖们的惟一代理力量和执政工具,江泽民必须依靠它,胡锦涛也必须依靠它。所谓江规胡随,并不是胡要随,而是胡不得不随。然而,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GDP神话的官僚体系,在长达30年代的转型中也逐渐累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对于这种不断扩张的结构性自爆力量,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并迅速拆除其引信。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官僚合法性与领袖合法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防止火势向最高层蔓延,使整个秩序结构同步崩溃,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基层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国社会的基层秩序,以消解官僚体系力量的泡沫式扩张。否则,一旦官僚体系的权力泡沫因为扩展到极限而破裂,就可能同时炸毁下层和上层秩序,而陷整个中国社会于又一次悲惨的治乱循环。

所幸的是,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出于历史的逼迫,中国在胡锦涛时代出现重大转折的概率相当之高。但种种迹象的确让我们担心,中国政治正在逐渐丧失和平政治转型的条件。所有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星期一, 七月 14, 2008

狄马的发现

作者:摩罗

我和狄马最初的缘分是同时在许晖编辑的《东方艺术》杂志上发表随笔作品,那是1996或者是1997年。后来我们有幸在北京的一个宾馆里见过一面,由于情况特殊,彼此都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拘谨地握了握手,每个人的寒暄不到一百个音节,就匆匆分手了。但此后我一直留心他的文章。他的作品真正引起我的关注,是从《坐着的权利》、《马丁·路德·金之梦》、《甘地的限度》开始的,这几篇文章表明他已经是随笔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一个独具特色、不可忽视的重要写作者。最近较为全面地拜读他的随笔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其中不少文章反反复复读过(比如《一九九八:寻找善良》《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庄稼的质问》《华盛顿:伟大的几分钟》),对他的写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思想上也受益甚多。狄马不只是一个写出了精彩文章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所发现的思想者。用饱含感情的、富于感染力的文笔将自己的思想发现表达出来,既能满足读者激发思想的需要,又能满足读者情感认同和审美愉悦的需要,这就是随笔作品在当代读书界受到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狄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两个发现和三个关键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一个发现:我们是人盲。

狄马的第一个发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一九九八:寻找善良》中。看这文章的开头,我粗心地把他理解为一篇时事评论,细细咀嚼才理解他实际上揭示了我们的基本精神状态。一个农民深夜路过一个村庄,被村民当作小偷抓住并活活打死。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民间官间时常可闻。遇到官间所为,我们的习惯是不做声;遇到民间所为,我们的习惯是感叹生民不懂法,送一顶“法盲”的帽子了事。可是,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如果没有杀人偿命的法律,我们就可以天天往邻居的饭碗里撒老鼠药吗?如果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我们就可以将农药灌进胶囊卖给垂危的病人吗?在耶稣号召爱仇人、释迦牟尼号召爱一切生灵的时候,现代法理及其法律体系还远远没有诞生。尊重他人性命是不需要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狄马发现,一些人之所以操刀舞剑、草菅人命,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法盲,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人盲。“他们的脑子中根本没有人的概念,他们不懂得只要是人,就是一具活脱脱的、有生命的独立实体,需要每一个别的人都善待和尊重。”

脱离《一九九八:寻找善良》之后,我们应该按照狄马的原意,将文中他们改为我们,表述为:“我们不是法盲,我们是人盲。我们的脑子中根本没有人的概念,我们不懂得只要是人,就是一具活脱脱的、有生命的独立实体,需要每一个别的人都善待和尊重。”我们对于权力、利益、观念、礼数、身份、功名等等都看得很重,唯独对人却视而不见。狄马的这个发现,对于我们疏理民族文化资源、判断我们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具有巨大的提示作用。人是一种很容易忘乎所以的动物,一不小心就忘记了自己是谁,这时不妨默诵一下狄马的发现。

第二个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

狄马的第二个发现集中体现在《甘地的限度》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取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功。这一思想包含两个基本理念,第一,我们有责任捍卫自己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必须抵制妨碍、剥夺我们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一切权力和暴力。第二,当我们抵制妨碍、剥夺我们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一切权力和暴力时,我们必须怀抱生命神圣的信念,决不使用暴力手段对待暴力。所有非暴力主义者都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遏制暴力的循环,真正结束暴力的罪恶。

许多所谓现实主义者对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予以蔑视和嘲讽,因为他们具有坚不可摧的暴力主义信念。有的人对这一思想崇尚不已,赞美有加。在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春风吹过中国大地以后,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以及政治和解的思想渐渐有着微弱的呼吸与生长。1989年的政治事件以后,这一思潮有所加强,而且与宪政思潮和保守主义思潮以不同的音阶相呼应,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萨哈罗夫、哈维尔等等名字时不时地以汉字符号在中国印刷品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一些具有强烈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为这些名字所倾倒。这些言说大多处于哲学理念的层面,“告别革命”的口号就是这一哲学理念在政治和历史层面所形成的思想成果。

狄马的第二个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呈现的。他通过对甘地、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深入研究,对非暴力的实质具有深刻的理解。他说:“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

他发现那些站在甘地、马丁·路德·金对立面的黑暗力量,其实与自己的挑战者具有相同的人文理念和相等的人文素质。在双方都懂得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非暴力合作运动”。没有英国殖民当局和英国政府的合作,甘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没有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合作,马丁·路德·金和他的黑人同胞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狄马说:“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他们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在介绍甘地发起的反对当局食盐法运动及其胜利时,作者写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典型的以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的感人尝试,它的意义在于施暴的一方由此认识到了弱者心灵的伟大,不仅放弃了食盐法,而且沮丧地认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可对我来说,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假如他们压根儿就不要脸呢?假如他们把警察换成军队,把棍棒换成装甲车和坦克,事后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他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呢?”

狄马的提问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良知的痛苦。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狄马的发现是中国人对于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最深刻的理解。我沉重地认同和称赞他的这一发现,同时我绝望地抗议他启示我们怀疑这一伟大思想资源的险恶用心——尽管他在险恶的同时是如此痛苦。

狄马的第一个发现是他的全部思想的基础,在这一发现的背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类观、价值观,以及他对于生命尊严和人类幸福的祝愿。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理论贡献,但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抓住了这个时代正在艰难呈现的某种哲学思绪,那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觉醒,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捍卫。他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独到解读,就是建立在他的第一个发现基础上的。如果一个社会在整体上处于人盲状态,缺乏对于他人生命和权利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非暴力不合作也就绝对无从展开。

狄马的全部写作都是围绕着他的两个发现展开的。与此相关联,他对他的时代提出了一些要求,目的当然在于促使我们摆脱人盲状态,早日认识人,努力成为人。至于如何才能认识人并且成为人,狄马有着进一步的思考。他的一系列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关键词中。

第一个关键词:怜悯。

“人盲”当然不是看不见奔波在地球上辛苦觅食的这种两脚动物,而是无视这种两脚动物内在的精神内涵,是放弃对于这种两脚动物(包括自己)的道德要求和价值持守。这种两脚动物只有在意识到了内在的道德律令、用灵魂的眼睛看见了内在的价值规范的时候,才能称之为人。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世界的善意、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一切生命个体及其痛苦的怜悯。他反复强调做人就应该"懂得爱,懂得怜悯,懂得美和善良。"在谈论博物馆功能时,他批评那种通过展览突出英雄的攻击而漠视生民的生命的理念。“每一个人,一走进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抚今伤昔、缅怀逝去的生命,不管他曾经是敌人还是朋友。”这才是具有人文价值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他通过对比中外武术的差异发现了我们内心的寒冷和狠毒。“外国的不论是柔道还是拳击,都只能给人造成硬伤,而中国武术中诸如朱砂掌、阴风腿等许多招数是表面上看似乎完好无损,而不出月余,便要内里化脓,在痛苦中慢慢死去。真正的善良是伴随着怜悯的大悲心,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缺乏的是怜悯和同情。”

如果我们“懂得爱和怜悯,敬畏和悲叹每一个短促而劳碌的生命,那么,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一定会少得多。”

怜悯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对待生命世界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态度,是人之为人的情感底线。没有这种起码的情感本能,这种两脚动物就不是人而只能是人盲。

第二个关键词:文明。

人在解决对于生命世界的情感态度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个相关问题:如何理解、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较多看到人与人冲突的一面,主张逢人必斗,是敌必杀。这种主张体现了人内心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嗜杀本能。可是,人是一种在本能与理想、欲望与价值的冲突中求取平衡的动物,本能与欲望是与生俱来的,理想与价值则是主观建构的。人正是在建构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人的。和平、友爱、宽恕、协作的伦理思想和价值理想就是由人类世世代代建构起来的。这一理想就是所谓文明的核心,它已经不同程度地内化为人的基本素质。一个人无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阶层,在利益纷争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政治冲突或者情感冲突中处于什么境地,只要他具备基本的人文素质,尊重基本的文明准则,他就必定会尊重他者的生命和权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可能演化为“非暴力合作运动”。

狄马引述了一个材料,有人问那个制造假药的老妇人,你知道别人吃了这些假药会死掉,怎么还制造假药?老女人淡然地回答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这位老妇人只懂得珍爱自己的孩子的生命,而不懂得珍爱他者的生命,说明那些基本的文明准则还没有内化为她的素质,她像鳄鱼一样捕杀同伴的孩子解决饥饿问题。狄马没有将这位老妇人看作个别现象,他所看到的是文明准则离我们还有若干距离。他说:“她不晓得人的生命是自上天得来的,它的价值和尊严,它的荣耀和卑屈,它的存在和各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她想‘晓得’,又有谁会告诉她呢?她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教过她‘忠’,教过她‘孝’,教过她‘三纲五常’、‘贞节烈义’,惟独没有教过她‘爱’。爱自己,爱邻人,甚至爱仇敌,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她打小看见的就是掠夺、倾轧,父子相残,婆媳斗法,外表温热的亲戚趋炎附势、暗中较劲,官吏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黑吃黑’。因而,她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榜样。她的灵魂沉睡着。”文明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我们对它含义的理解未必很充分。爱他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权利、在协商、妥协、谅解中与一切人友好相处,这样的文明观念,尚需不断强调。

第三个关键词:信仰。

狄马的著作对于人盲所表现出的各种缺点提出了温情脉脉的批评,唤醒人们的怜悯心和文明意识是他有意为之的扫盲行动。有一个词语狄马没有动用,但是常常在他笔下呼之欲出。我指的是与人盲对应的“神盲”一词(他用的是另一个比较庄重的词:信仰)。人在精神上最终的归宿,不是泥土不是功勋不是后代,而是通过与最高存在的沟通而达成的生命意义。没有这种意义的建构和认定,我们就只是神盲。我们作为人盲的许多罪过,可能跟我们的神盲状态息息相关。狄马说得很明确:“我们的时代以及个人生活沦落到今天千疮百孔、到处漏水的境地,原因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的;不是枝节的,而是根本的;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确立短期目标的那个永恒目标;没有了确立具体纪律的那个绝对准绳;没有了构筑一切语言的那个最后词根;没有了临照一切黑暗的那个至大光明。一句话,上帝、尼采、释迦牟尼、查拉斯图拉、老聃、墨翟相继去世以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这才是焦点中的焦点,症结中的症结。”

狄马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一个人要拥有狄马所说的那个最后词根、那种大光明,才能让自己的生命跟宇宙存在建立最广泛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命名为爱,也可以命名为神。上文所提到的那位老妇,那么勇敢地用假药伤害他人生命,竟然没有一点愧疚和忏悔。她的爱心仅仅体现为对自己的儿子的爱,这种爱停留在动物本能的状态,而没有多少人气可言。一个人没有神性的照耀,就很难有真正的人性觉醒。把动物本能当作人性,这是我们这些人盲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从怜悯到文明再到信仰,是我们解除人盲状态所需要遵循的内外兼具的途径。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狄马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

作者:袁策祥   

“913事件”中一个最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是,以中共精锐强悍的“8341”警卫部队竟然未能阻止林彪一家的外逃出走,而作为林彪贴身保镖的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不仅没有善尽职守,反而临阵逃脱。这里蕴藏着一个未被人们深入揭示的巨大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以前曾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但是本人一直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试图根据已披露的有关资料,对这一事件,特别是李文普的角色作一深入的分析。

一、李文普回忆中的疑点   

李文普在913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复杂。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如果不是林彪的死党,他却一手促成了林彪的逃跑;如果是林彪的死党,他却半途跳车,还被林彪儿子林立果“击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不是他当机立断、果断跳车,几个小时后就会变成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纵观其在913中的行为表现,可谓深沉诡秘、高深莫测。   

作为警卫处长,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913事件发生之前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已经预感山雨欲来,对李文普千叮咛万嘱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李文普在林家工作了近二十年,林立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李的立场和能力。最后林彪的逃跑行动以机毁人亡而告终、以叛国投敌为定论。对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以及其家人亲友对李文普的言行颇不谅解。李文普针对张宁女士《尘劫》一书的描述,事后也写了一些回忆自辩:《林彪事件与我》,这应该是他自己亲笔所作。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其中有不少言不由衷、语焉不详和故意编造的情节,文章不足采信,无法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关于林彪的座车从北戴河96楼出发后有没有受到阻拦,双方各执一词。现在已经弄清楚的事实是,林彪的座车不仅受到了阻拦,而且还被834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打了两枪。这个细节有当时在场的吕学文提供证明。吕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著有回忆文章《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据吕学文回忆,轿车受到阻拦,先减速后加速,冲过了第一道人墙,在通过第二道人墙被肖队长打了两枪。李文普却说:“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96楼下来,经过56楼、57楼到58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完全否认了林彪座车冲击人墙和被枪击两项事实。汽车夜间行驶是要开车灯的。不管天怎么黑,李文普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汽车大灯光柱强烈地照射下,前方几十个人排成的人墙是绝不可能看错的。而且林彪等人遗留在山海关机场的红旗轿车上的有明显弹痕,表明肖奇明射出的子弹都打到了汽车后挡风玻璃上。轿车是防弹的,车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但子弹打在玻璃上的巨大的声音他们不可能听不见。李文普描绘出一幅汽车在宁静祥和的夜色中快速行驶的景象,对这两项事实全部否认,分明是撒谎。   

这个谎言拙劣无比,因为现场有几十号人,未来得及统一口径,事实早就扩散到不可控的地步了。但此事李文普非撒谎不可,因为他如果承认林彪座车被阻拦、被枪击的事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职。作为负责林彪安全的警卫处长,李文普应在出发前做好一切调度和协调工作,确保安全后才能行动。实际上此程序按部就班,各单位已经是滚瓜烂熟,只要一声号令就会自行行动起来。据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当时8341部队二大队副队长姜作寿已经坐在先行车上,只等一声命令就可以出发。结果命令没来,林彪的车先上来了,他们只好把路让开让红旗车通过。问题很清楚,并不是8341部队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服从指挥护卫林彪出行,而是负责指挥的张宏、李文普违反条例,未采取必要的行动,从而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李文普为何放弃职守、一反常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而且一直竭力回避的问题。如果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无法履行职责,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可以拒绝发车;如果拒绝发车做不到,他至少可以做到自己不要主动上车。实际情况表明,李文普当晚的行动完全是积极的、主动的。林彪座车发生被阻拦、被枪击这种意外,完全是李文普的责任。如果林彪当晚不出意外,李文普至少是擅离职守,乃渎职是也。问题是发车之前,按李文普的说法,他并不知道林彪这一走一定会发生意外,那么谁借给他这么大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李文普何时得知林彪一家逃亡的消息的?   

二、李文普何时知悉林家逃亡之计划?   

李文普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是于9月12日下午才得知这一情况的:“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在913事件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中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林立衡说的时间是9月7日,比李文普的说法提前了5天。到底谁在撒谎,必须调查清楚。因为这个时间实际是破解913之谜的关键。913事件到底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早就在有关部门的控制和掌握中,这个时间是一个重要判定依据。

林立衡材料中提到的刘吉纯是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事后出版过回忆文章,证明林立衡的说法是正确的。刘吉纯在《难忘的“九 ·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里回忆说:“晚上(9月7日,笔者著),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张:张清霖,林立衡的未婚夫;杨: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除了刘吉纯的回忆,林办秘书宋德金在《“九一三”事件亲历记》中也提到了此事:“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可见,林立衡的说法有多个证人支持,撒谎的还是李文普。   

李文普知道林立果外逃阴谋的时间应该是9月7日。熟悉国内保卫制度的人都知道,李文普这类保卫干部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另外一套体制的领导,定期、不定期地汇报工作、接受检查。这套制度可以防止警卫部队蜕变成私人武装,防止军队首长拥兵自固,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军阀。此制度是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李文普是党的干部,受党的派遣为林彪服务,不是林彪的家臣。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李文普不会为首长保守什么秘密,即使他想保,别人也会报告,上面迟早会知道。所以晚报不如早报、别人报不如自己报。从林立衡的材料中透露的情况看,刘吉纯从林立衡那儿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向上汇报了。林立衡12日晚去找张宏的时候,跟张宏说:“我是提著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张宏对林立衡汇报的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刘科长”早就跟他说过了。李文普不是傻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办的保卫干部不止他一个,知道消息的也不止他一个,不管他个人意愿如何,要说他守口如瓶、没有向上报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所以,中央接获林彪一家意图外逃的时间不可能晚于9月7日。包括李文普在内的不同来源、不同渠道的情报都证实了同一件事情,此事不可能不引起最高领导的关注,毛泽东在南方的行止由此变得更加诡秘。从此以后,林办表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变化,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面孔,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悄悄地控制了局面,必要的时候会让一些人做出身不由己的举动,也令不明真相的的人们事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也难怪,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自己隐藏得非常完美,只在不经意间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张宏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是当时8341部队在北戴河地区的最高领导。9月12晚,林立衡多次央求李文普未果,不得已去找她并不认识的张宏,希望张采取措施保障林彪安全。张宏先是满口答应,林立衡才放心地离开。在叶群通知林立衡拿行李准备马上出发飞广州时,林立衡赶紧跑到大队部找张宏。张宏此时态度大变,对林立衡的央求置若罔闻,反倒叫林立衡“中央指示你们跟著上飞机,跟著走”。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然没有料到林立衡会直接到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所以有点应对失措,张宏前后判若两人。其态度的明显变化和那句 “中央让你也上飞机”的命令,几乎是913事件中唯一的破绽。唯在此处,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闪即逝、羞涩地现出一点点行迹。   

所以,“有关部门”绝不是9月12日才恍然大悟“林彪要跑”,放弃对林彪的保卫也不是李文普一时心血来潮。谎言之所以是谎言,因为它总是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李文普为了掩饰自己的双重身份、否认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不得已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捏造的痕迹是如此之明显,简直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   

三、李文普为何中途跳车?   

李文普为什么中途跳车?按照李文普的说法,他听见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后,“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保卫干部最基本的信念是以国家利益、首长安全为重,自己的生命尚在其次,老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李文普在林办当了近二十年警卫处长,恐怕没少背诵这个教条教育别人;可到了关键时刻,别的没想起来、先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个情节编造得实在是滑稽可笑。何况当时有很多办法可以阻止林彪叛逃。李文普跳车时,林彪的座车还没出大门,后面就是荷枪实弹的8341部队官兵,李文普只要使个眼色叫司机大杨一同跳车,林、叶等人来不及应变,唯有束手就擒,叛逃计划立刻成为泡影,叛徒一说从何谈起?   

就算李文普一时糊涂,关键时刻只想起了老婆孩子,跳车以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以为林彪一伙准备逃往广州、香港。林彪突然泄露逃亡的目的地为伊尔库茨克,这是敌情的重大变化,有关部门还无从知晓。如果不及时报告中央,采取有效措施,林彪一伙可能侥幸逃脱,党和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保卫干部,李文普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报的重要性和不采取措施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时的李文普已经完全脱离了林彪的控制,安全保障没有问题,可以从从容容向北京最高当局报告。可是李文普自己的回忆却说:“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58楼2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报告了没有?没有,连报告的念头都没有!岂不是怪哉?李文普难道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提前知道毛泽东准备放林彪一马,所以把这个重要情报烂在肚子里?   

李文普跳车后,左臂受伤。医生问他受伤的原因,他当时说是“枪走火”。大约半年以后,在审查中他改变说法,称是被林立果从车里开枪击中的;当时林立果已变成温都尔汗的一撮黄土,无法提供证明。自伤、他伤都是李文普自己说了算。但他伤之说,推敲之下实在是漏洞百出。首先,李文普出尔反尔,可信度就是个问号。其次,依常理推测,李文普并没有参与林、叶等人的逃亡计划。作为中央派到林彪身边的保卫干部,李文普不仅随身配备枪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调动部队。他恰恰是林彪、叶群一伙叛逃路上最大的障碍、最直接的威胁。林、叶等人如果事先有预谋地叛逃苏联,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甚至除掉李文普。现在李文普一声“停车”,自己跳了出去,林立果、叶群等人松了一口气,拍巴掌还来不及,怎么会打他一枪?

李文普描述当时的细节:“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李文普描述的场景声情并茂、十分生动。但有一个问题,这个“车门的响声”是开门还是关门?如果是关门,说明门原来是开着的。林立果先关门后开枪岂不要打在门上?如果是开门,说明原来门是关着的,那李文普和叶群的对话是如何进行的?   

其实,这段场景当时在场的吕学文也有一段描述,显得更为可信:“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什么话,接着车上有人(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连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吕学文是现场目击者,跟谁都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撒谎的动机。所以他的描述比较客观。从他的叙述看,李文普跳下车后,并没有跟车里面对话的动作。李朝车后跑了几步,朝后面喊话。此时他的位置已经超过了后车门,甚至超过了车尾,林立果位于他后方,开枪只能击中他的后背,绝无可能“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   

综上所述,李文普这一枪不可能是林立果打的。李文普后来改口只能是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乃应景之作。李文普最初的说法基本是事实,但不是李的枪支走火,而是李文普自伤。   

四、李文普为何自伤?   

李文普自伤一说由来已久,但对李文普的动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解释。一般认为,李文普的这一枪是为了嫁祸于林立果,与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立场。可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非常谨慎,医生问他怎么受的伤,他只说是自己“枪走火”,并没有嫁祸于人的意思。而且,李文普跳车已经表明了立场,这一枪并非完全必要。如果想表现更坚定的立场,这一枪打在林立果身上效果比较好,若打在他自己身上,似乎没有特别强的说服力。这一枪代价十分巨大,左臂粉碎性骨折,一条胳膊终身残废,不是万不得已,李文普绝不会出此下策。   

什么万不得已的情况令李文普不得不自伤?要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得引入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这只手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张宏、李文普等系统内的人士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张宏前后态度迥异,显然是受了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的结果。他传达给林立衡的指令是“中央让你也上飞机”,可以看出中央的策略是“欲擒故纵”。9月12日晚,林立果、叶群蠢蠢欲动,林立衡心急如焚,李文普其实也是紧张万分。要说李文普不想保护林彪,那不是事实。他服侍林彪二十年,毕竟有一份感情;何况林彪有个三长两短,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但他若真想保护林彪,也不是没有办法;当时就连警卫科长刘吉纯也感觉出气氛紧张,建议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我和李文普一同看过林立果的房间之后,回到96楼院子里。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他没表态。”林立衡在9月12日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都被李文普拒绝。可见,当晚林彪的座车失去保护,未出大门便受到阻拦和枪击,绝对不是李文普的一时疏忽。以李文普的性格和工作性质,他也不敢胆大妄为到把林彪的安全当儿戏。这一切,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控的结果。从9月7日有关部门接到线报后,林办的一举一动都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安全。李文普一个小小的警卫处长,哪有权力决定如此重要的事情?   
看起来,林彪一家的一举一动自始至终都在有关部门的掌控中,最终的结局也在其预料之内。整个行动几乎完美无缺,唯有两个微不足道的瑕疵:有关部门高估了林立衡的忠诚,低估了李文普的智力,致使这两个应该上飞机的人都没有上飞机,留下了两个可能泄露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缺口,只好事后再做弥补了。   

林立衡的所有要求都被李文普拒绝,只好孤注一掷,直接到58号楼的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揭发其弟其母。李文普对此举相当鼓励,派刘吉纯陪同林立衡前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文普的矛盾处境,并不是他不愿意保护林彪,而是没有上面的命令,他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林立衡的告密起了作用,上面发下话来,他一定会积极执行,不会有半点犹豫。根据林立衡的描述,叶群派人四处寻找林立衡准备马上出发时,林立衡正与李文普在一起。“李文普神情紧张地点著头,当著刘吉纯的面急促地说:‘你快去,叫张宏快和我联系!快,快去!’”可见李文普也紧张到了极点,在最后一刻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期盼张宏能带来新的指令。   

林立衡在大队部亲眼看见张宏与张耀祠通了电话,消息直接传达到了顶层,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作借口,反馈回来的指令都具有最高效力,这是林立衡、李文普的最后一线希望。当时大队部的情景十分尴尬,张宏都不好意思,躲出去了,杨森找了好一阵才把他找回来。如果周恩来在旁边,一定会重复当初对罗瑞卿说过的话: “你们太天真了,太天真了!”张宏支支吾吾、百般拖延,就是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放下电话后,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著上飞机,跟著走’”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令林立衡极度失望和愤怒,乃至对“中央”的忠诚暂时打了一个折扣,对“跟着上飞机”的无理要求也就置之不理了。张宏在一旁催促和威胁也无济于事。林立衡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说:“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李文普的失望和焦虑应该不在林立衡之下。但多年的职业生涯带给他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冲动。林立果自以为计划周密、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握中。以李文普的身份,他对这个局面十分清楚。林立果的一些小动作,在干了一辈子革命、从惊涛骇浪里滚出来的老家伙眼里犹如儿戏一般,他的逃跑计划绝不可能成功。为了防患于未然,防止局面不可收拾,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林立果抓起来。当时并不是没有动手的理由,林立衡绝对愿意大义灭亲、提供证据。林立果在北戴河也没什么力量,李文普带几个人就可以把他摆平。可是中央就是按兵不动,连一点声色都不许露。看样子林立果并不是最终目标,中央的胃口是林立果背后更大的鱼。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莫非……李文普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局面。9月12日,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疑问不幸得到了证实。李文普得到了明确的指令:不得对林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看样子林家是要被一勺烩了。   

有关部门给李文普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大发慈悲,主动替李文普安排出路;相反,李文普知道太多内情,永远闭上嘴巴是最理想的结果。“中央指示你跟着上飞机,跟著走”也许同样是给李文普的命令。这条命令林立衡可以不执行,但李文普不可以。林立衡表示拒绝上飞机时,张宏威逼道:“这是中央指示。”可是中央指示对林立衡并没有什么效力,是否遵从完全凭林立衡的意愿,违抗了也无法追究其责任。但李文普是系统内的干部,对于正式下达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是抗命,没有充足的理由交代不过去。9月12日,李文普已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跟着走肯定是死路一条。思来想去,为了保命只好耍无赖、装死狗了。   

当晚,李文普遣散警卫,安排林彪、叶群等上红旗轿车,约11:55分从96楼驶出,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主要任务,开始寻找自己脱身的机会。车到56楼,肖奇明打响了913事件的第一枪,这一枪并没有对红旗防弹轿车造成任何损害,却给李文普送上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李文普对大杨说:“停车,我去问问怎么回事!”下了车,李文普朝后跑了二步,喊道“不要开枪,首长在车上!”一边就地卧倒,掏出手枪,“砰”……李文普悬崖勒马、果断跳车,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但他违背了保卫干部的信条、放弃了保卫首长的责任,因此担上了一世的恶名,这是他必须承担的后果。不过,相比惨死在温都尔汗的256机组和司机杨振刚等人,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结局了。   

五、跳车之后   

913事件后,林立衡的生存比李文普容易得多。首先她并没有掌握什么核心机密,其次她的身份使她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当局不得不考虑一点公众影响。更重要的是林立衡在8341部队众多官兵面前大义灭亲,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忠诚,当局不好硬来。李文普可不一样。正反两方群众都是群情激愤、对他没有一丝怜悯。拿他祭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职守、放跑林彪;对此林立衡一定会拍手称快。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没有坚强的意志、超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略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文普和潘景寅是913行动的具体执行人,了解核心秘密,也是首当其冲被考虑灭口的对象。根据计划,林彪一家包括林立衡和李文普都应该悄悄地上飞机、共赴瑶池仙会。如果计划成功,就没有任何知情人留下,更不会有鸣冤叫屈的情况发生。张宏和8341部队本来不应被牵涉进来。可实际执行的时候,林立衡在李文普的怂恿下不顾一切的大闹,使整个计划出现了一点偏差,让913事件多出无数个活的见证。张宏、杨森、姜作寿、肖奇明以及众多8341部队的官兵不同程度地被牵涉进来,对事后林、张二人的生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李文普的过人之处。比如在出逃前最紧张的几个小时里,李文普一方面鼓励林立衡直接向8341部队报告,以最大的努力改变中央的决定;同时他总是当着林立衡、杨森等人的面,叫刘吉纯传口信:“你叫张宏给我联系”,其实他直接给张宏打电话也是可以的,他却故意叫人传口信,原因就是为自己多拉几个证人,日后好说话。同时,多几个证人也可以分散当局的目标,准备杀人灭口时多一点顾忌。   

李文普自伤一枪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他营造一个避免开口说话的环境。李文普深知他掌握的秘密足以使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想生存唯有证明留他比杀他更有价值;首先他必须让人相信他会守口如瓶。中枪后往医院一躺,尽可能地不说话、不与人接触,就很好地表明了态度,保护了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军医要把李文普送到空军疗养院,李文普坚决不去,理由是“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这个理由一看就很牵强。一般受伤、生病的人都希望有亲人在身边,一方面让亲人安心,另一方面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李文普选择回避,有点不合常理,真正的原因是怕祸从口出。到底说没说别人是不知道的,可一旦有人怀疑,他女儿便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李文普机警之至,断然拒绝,可见其心思缜密,是合格的保卫干部!   

李文普在913中的角色属于绝密,本来连张宏、刘吉纯、姜作寿等人都不应该知道。林立衡突然跳出来搅局的结果,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牵涉进来。这使策划者十分被动,一旦张宏领导的8341部队二大队出现自发行动,整个计划就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使计划继续进行,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得不出面协调张宏与李文普的行动。李文普正是利用了这点,不管“上面”是否愿意、张宏是否愿意,就叫刘吉纯找张宏“让张宏与我联系”,这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刘吉纯和张宏等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执行命令。这就是李文普的生存策略。张宏等人很快了解李文普的真实处境,知道李文普原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是李文普事后能够侥幸生存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对自伤逃生的李文普处置太过严厉,未免会使已经了解内情的张宏、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兔死狐悲,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最高领袖的安全毕竟还得依靠这些人来保护,李文普只要不自己惹是生非,各方面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了。李文普事后确实表现得体,不仅没有泄露半点机密,而且为专案组提供了林彪叛逃的重要证据,挖掘出了丰富的剩余价值。根据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系统内的领导竞相为李文普开脱,并不是这些人良心发现,也不是李文普烧香拜佛的结果;而是李文普的身份已经穿帮,若不保护,难以维持秘密战线上无数个张文普、马文普继续卖命的积极性。   

六、解读李文普   

李文普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他紧张什么?林彪的安全面临威胁,这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李文普的职业生涯中可能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可能被迫采取行动,导致某种无法预知的后果。面对这种局面,任何人都会紧张。所以,前半句话“我一生中最紧张”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后半句“思想斗争最激烈”。关于自己思想斗争,李文普在文章里并没有过多的描述。为什么会有思想斗争,是什么思想跟什么思想斗争,他没说;不过这不经意的半句大实话背后却是大有文章。   

按理说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在这个前提下,他应尽其所能,增派人手、加强警戒,二十四小时不离林彪左右;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林彪的安全,这对李文普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战士在临上战场之前,应该只有抛却生死、壮怀激烈的豪情,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何说起呢?显然另有一股力量掣肘他的行动,阻止他履行固有的使命,令他左右为难、难以抉择。这个力量是什么?是对家人的牵挂?不像!是对林立果、叶群的投鼠忌器?也不是,如果按照刘吉纯的建议,拉上七、八个带大家伙的小战士不离林彪左右,林立果、叶群就不敢轻举妄动,李文普也用不着担心与他们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了。   

只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林彪有想法。如果林彪自己想跑,确实会令李文普左右为难,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拦还是不拦?李文普后来的实际行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李文普后来没有拦,放了。如果这是他的本意,林立衡晚上准备向中央报告时,他就会全力阻止;因为一旦林立衡报告上去,到时候自己不想拦也得拦,还添了个隐瞒不报的罪名,对他自己岂不是大为不利?根据林立衡所述,李文普对林立衡的告密行为相当鼓励。显然,这种解释会导致自相矛盾:李文普不想放,可最后他放了;他想放,却让豆豆去报告,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双重身份。这两个身份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一个是直接首长林彪,另外一个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直以来,这两个对象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身份也是完全重合的。直到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中央文革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呈誓不两立之势。中央文革实际是毛泽东的思想代言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建树,但在个人荣辱问题上也是绝不妥协的。两位服务对象产生的矛盾使双重身份发生了分裂,令李文普极为痛苦,因为无论如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背叛。   

思想斗争固然令人痛苦万分,该何去何从却很容易选择。9月12日下午,李文普傍晚时分从林办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是去空军疗养院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切部署,率领一行人回到了中南海。有人给李文普传了个口信,让他与刚刚归来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张耀祠单独联系了一下,汇报了一下近期的工作。电话里,张耀祠对李文普近期的表现很不满意,声色俱厉地训斥:“你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自己了!”本着我党一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张耀祠代表党中央、中央警卫团给了李文普一个机会,只要他勇于表现、戴罪立功,依然是党的好同志。   

李文普瘟头瘟脑回到林办,和刘吉纯一起给林立果准备房间。刘吉纯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惜不符合中央精神。李文普当时心情很不好,又出于保密,什么话也没说,也说不出什么话。对于中央的决定,李文普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以他的身份,即没有申辩的机会,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林立衡准备向中央报告的时候,李文普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希望中央不同的领导听到报告,也许会对“上面”施加一点影响、改变一点策略。所以李文普对林立衡的举动非常赞同,并吩咐刘吉纯陪同前往:“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可惜他得到的是再一次的严厉督促。最后,叶群吩咐备车,马上要走了,李文普还不死心,幻想张宏会在最后一刻传达中央的命令,改变原先的决定,急切地叫刘吉纯通知张宏与他联系。可惜,矛盾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必杀之利器一旦启动也不会无功而返。一切,无可更改。   

李文普那一枪,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抗议,但无论如何不是林立果打的。按照李文普的说法,那一枪距离他只有1米,几乎是顶在身上打的。这么近的距离,没有打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却打到了胳膊上,若非电 影《虎口脱险》里斜眼下士那种天生异人,一般人难以做到。   

一夜之间,林办秘书们和林彪的家人亲友跌下神坛,饱尝世态炎凉。这些人对李文普的所作所为当然不会有任何好感;然而,凭心而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李文普头上也是不公道的。林彪倒台对李文普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根本没有加害林彪的动机,相反,他在暗地里肯定也试图做了一些挽救的工作,只是不为外人所知。林立衡、张宁等人有一件不依不饶的事,就是李文普交代的一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根据张宁等人的说法,李文普以此换取了三项条件: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这句话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性铁证,李文普也成了一个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是由《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确定的。此文件首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开会传达,然后逐级传达到全国各级干部群众。57号文件发出时间是1971年9月18日,是孙一先等人勘察完现场,从乌兰巴托向国内发回电报,确认林彪死亡的第二天;也就是913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文普交代那句话是什么时候?根据林立衡、张宁等人的说法,是在事发半年之后。可见,中央定性在先,李文普交代在后,时隔半年之久。李文普的交代只是给林彪案件的定性加了一个注脚,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李文普如果不跳车,温都尔汗徒添一具死尸,中国徒添一对孤儿寡母,913事件从此被掩盖得天衣无缝,内幕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李文普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生存,成为913事件唯一了解核心机密的知情人士、活的见证,实在大智大勇,超出常人。若有一天他能畅所欲言,彻底解开913之谜,那将是普天之下所有关心此事的热心人士的造化。   

七、几句题外话:坠机现场的再辨析   

几十年来,913事件的真相一直众说纷纭。256号坠毁后,当时中国驻蒙古使馆的许文益大使、孙一先秘书等四人曾奉命到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的现场勘察。近年,孙一先出版了《在大漠那边》一书,披露了一些当年现场勘察的情况,为我们了解256号的坠机现场提供了宝贵资料。   根据孙先生的描述,现场有一个情况令他极感意外,就是虽然飞机严重解体,但机上九位乘员的遗体完整、分布有规律。256号最后像香蕉皮一样被撕成了上、下二瓣,机头部分连在一起。9具遗体的位置差不多都在下半片机身与舱内物品残骸的分界线上,大概就是客舱地板附近。根据现场痕迹判断,256号落地后没有发生翻滚,机腹滑行比较平稳,飞机运动轨迹比较规则,所以飞机在迫降过程中机上乘员的位置应该没有很大改变。9具遗体的位置基本反映了他们生前在飞机上的位置:潘景寅和叶群在驾驶舱内,三位机械师邰起良、张延奎、李平和林彪在离驾驶舱不远的位置,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三人在一起,大约在机身中段。   

这个位置分布极其怪异。不合理之处在于,为什么没有其他机组乘员在驾驶舱内帮助潘景寅实施迫降?   

正常情况下,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必须由正、副驾驶共同驾驶,因为操作繁多而且不能有半点差错。当时256号的机组没有到齐,副驾驶不在飞机上,但有机械师可临时替补。256号之所以能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就是机组进行了重新分工的结果。康庭梓分析:“李平是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完成他分工做的起飞动作。张延奎可能是坐在副驾驶座位后边空勤机械师的座位上,邰起良则可能站在中央操纵台的后面,这样从舱顶到操纵台的任何位置的开关,他都可以够到;凭他对各种特种设备熟悉的程度,会准确无误地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工作”。256号当时进行野外迫降,比正常降落更是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潘景寅至少可以采用起飞时的组合,充分发挥每一位机组人员的作用,避免任何遗漏或错误,增加自己和所有乘员的生存机会。可实际情况居然是没有任何一位机械师帮助潘景寅,反倒是对飞行一窍不通的叶群呆在驾驶舱内,这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   

从遗体的分布来看,飞机被林立果劫持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三位机械师离驾驶舱更近,林立果等三人反而比较远。而且孙一先根据现场情况认定:“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不仅没有任何对抗,反而有三位机械师齐心协力保护林彪的痕迹:“令人诧异的是,四、六、七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其中的6号是张延奎,其遗体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作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这个明显的特征说明张延奎生前紧紧抱着什么东西,而且正因为这个东西的保护,使得他的下腹部的烧灼较轻,器官保存比较完好。四个人中只有邰起良是趴着的:“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非常像是背着什么东西的姿势。7号是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也是保护什么东西的架势。不难猜测,三个机械师围成半圈,一个背、一个抱、一个护着的正是位于三人中间的林彪。三个机械师在最后关头,完全不顾自己的危险,用肉体当盾牌严密地保护林彪,令人感慨。特别是邰起良背负林彪,必须用自己身体的正面抗击烈焰、碎片和与冲撞等致命打击,受伤最重。“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邰起良的面部应该不是在软地上摔烂的。因为摔得这么重,脸的一半应该都陷到地里面去了。更大的可能,是在飞机的不规则运动中与舱壁等硬物冲撞造成的。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致命的伤害,做出舍己救人的壮举,无论在什么价值体系下,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英雄。   

四个人中林彪和邰起良有非常明显的外伤,林彪左腿折断、邰起良 “面部全被摔烂”。我们有理由相信,飞机迫降前,这四个人不在座位上,也没有系安全带。不仅如此,后面的三个人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在飞机迫降前也不在座位上,而是挤在一起躲在机身中段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这三个人与前面四个人的情况相似,刘沛丰和杨振刚都有严重的外伤,只有林立果稍好一点。在这两堆人中,林彪和林立果被夹在中间,显出极其明显的被保护特征。这些人在飞机迫降前,不在座位上坐好、系紧安全带,反而离开座位,这也是极为反常的现象。   

乘坐汽车、飞机等高速运动的交通工具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据统计,汽车事故中,系不系安全带事故死亡率相差4倍。因为不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乘客很容易被甩出座位,即使没有当场撞死,也会因为昏迷、骨折或内脏受伤,导致失去自救能力,一旦现场着火就会因无法快速脱离而失去生存的机会。飞机速度比汽车更快,即使是正常降落乘客也有强烈的冲击感。如果不系安全带就有可能被撞伤。所以在飞机的起、降阶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没有人会不系安全带。   

特别是飞机遇险迫降,第一道保护措施就是系好安全带;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它的措施恐怕都没机会用上了。因为迫降的飞机往往会引起火灾甚至爆炸,所以飞机落地后所有乘客必须尽快脱离现场。无论你坐过多少次飞机,空姐在起飞前都会强调系好安全带,并示范一种双手抱头、蜷缩身体的姿势。这道必不可少的手续,就是为了教会乘客保护自己,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保留一定的行动能力,增加生存的机会。   

林彪等人在飞机迫降前违反常规、离开座位,如果不是生命已经受到更直接的威胁,绝不会如此。很多现场证据以及不止一个目击者的证词都表明,256号在空中已经起火。飞机上的乘客为了躲避机舱内燃起的大火和浓烟,不得已离开座位躲到二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林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没有行动能力,三位机械师背负肩扛,把他转移到了某个火势稍缓之处。因为飞机着火,发动机或其它机件失灵,飞机已经无法用常规的方法操纵。256号在茫茫黑夜中如飘零的落叶,危在旦夕。潘景寅只能凭本能与死神进行无望的较量,机械师在驾驶舱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进入客舱帮助已处于极度危险和困难中的林彪等人。这是唯一能对现场的遗体分布作出合理解释的推论。   

笔者根据256号舱内布置图判断,这二伙人分别躲在前、后登机门处。因为这二个地方比较空旷,没有可燃物,火势稍缓。舱门上还有一扇小舷窗可以打开,有新鲜空气吹进来可以冲淡浓烟和毒气,暂供呼吸。而且一旦飞机成功迫降,他们能够迅速打开舱门、脱离现场,尽力逃生。可惜元帅之命早已天定,温都尔汗注定是他的长眠之地。血肉之躯毕竟难当毒烟的熏灌和烈焰的燎烤,在迫降过程强烈的冲击和颠簸中,机舱内的人全部昏迷,并在减速过程末期从支离破碎的机体中滚落到地面,彼此分开了几米的距离,然后在大火引起的高度缺氧中就直接窒息身亡了。   

从9位成员的遗体分布看,机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对立或冲突;相反,机组和其他成员对林彪、林立果二人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所以劫机与反劫机斗争一说是站不住脚的。可能的情况是,当时飞机上只有潘景寅1人知道当时他们的真实位置,其他人毫不知情,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但是,只要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没有死绝,沉冤必会得雪,真相终将大白。盼此日早点来临,以告慰林彪元帅和“913事件”中的枉死之人。

参考书目: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张宁《尘劫》明报出版社1997年6月版
林立衡《913事件后写给中央的材料》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http://www.linbiao.org/
李文普《林彪事件与我》原载《信使文摘》2000年10月19日
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见《文史精华》2005年4期
刘吉纯、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德金《“九一三”事件亲历记》见《百年潮》  

原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舒芜——为什么是经久未衰的话题

作者:郭铁成

在中国当代学界有一些人或事,将成为长久的话题。其中胡风和胡风事件当然要算一个,由胡风引出的舒芜,也要算一个。关于舒芜,在胡风事件后就曾为学界私下所议论,胡风平反后更成了一个公开的话题。有人骂他是“犹大”,对他在胡风问题上的很多做法十分震惊,尤其对他主动交出胡风的书信,出卖胡风,陷胡风及其朋友于铁窗之灾,恨恨不已,特别是当事人更是终其生不能原谅;有人把他交信的举动同当时时世的险恶联系起来,认为是政治的压迫,使本人别无选择,对他则表示了相当的同情和理解。总之,是非功过各有所见。平心而论,我对舒芜的一些行为实在厌恶、鄙薄之至。但我想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我认为,即使在当时,舒芜的行为于情于理也都十分反常,是一个还存有道德情感,还讲究人格尊严的人所耻于做出的,然而,他,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学者,居然坦坦然、很以为然地做出了。回首半个多世纪前那些往事,我不是愤怒,也不是同情,倒是他的做法和态度引起了我深长的思索。

此事需从舒芜《论主观》的文章说起。1945年由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主观》之后,立刻惊动了共产党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此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在中共党内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至高无上领导地位,而胡风的杂志竟在此时发表舒芜这样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文章,其严重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早在1943年11月,也是整风刚过去不久,中共中央就曾对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的“离经叛道”提出过严厉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能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其中的××,即胡风,×××、×××,即乔冠华、陈家康,他们都属于周恩来身边的所谓“才子集团”,在延安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正是他们著文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毛泽东的《讲话》要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区别对待”。《希望》此时又发表了《论主观》(接着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在毛泽东那里,显然要由此联系到两年前的情况,并视为对他权威的一种挑战。毛参加“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立刻派胡乔木再次前往重庆,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前,就舒文黄药眠曾著文《约瑟夫的外套》予以批判,周恩来也曾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进行批评,但火力似乎不猛,范围也很小,收效不大。胡乔木到重庆后先找胡风谈话,但文艺思想的问题始终谈不到一起。接着又找舒芜。“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到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张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在周公馆的谈话,除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党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它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的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下午因为胡乔木有事没谈成,本来陈伯达也要来同舒芜谈,但舒已经买了船票就“婉谢”了。[1]

从这两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一个普通作者在一份远在重庆的共产党外围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异见”,毛泽东就急匆匆地派自己的意识形态助手亲自跑到重庆去找当事人“谈话”,一次不成还要第二次、第三次,胡乔木不成,还要陈伯达再谈,我们一方面看得出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以自己的思想统一人们思想的意识是极其强烈、也是极其霸道的;另一方面也分明看出毛泽东对舒芜“主观论”的极其重视,因为那“主观论”通过一种哲学思想的阐述,强调了恰是通过延安整风所极力消灭的知识分子自由精神(资产阶级思想)。舒芜在文章中分明谈到“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地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成长”,“今天由于批判地接受遗产这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为鲁迅先生所斥责过了。”他还反对用过于简单的“楚河汉界”的阶级分析方法判断生活在错综复杂社会中的人,批评了文坛学界中“党同伐异”的各种宗派现象,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属于“自由”、“民主”、“个人”、“个性”、“主体”、“自我”;这一类自由主义思想范畴,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它们部分地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守护着,如今又通过舒芜的文章公开地张扬起来(舒芜甚至在文章中声明,他文章的思想,“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我们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不让毛泽东十分警觉,也格外愤怒。然而,舒芜的头并不那么好剃,两次谈话,拍了桌子,也没有压住,竟自扬长而去。这里毕竟不是延安,可以像对待王实味等人那样,抓起来,或直接压下去。怀有异见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有一个生存空间,他们在这生存空间毕竟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如此,一下跳到了六七年以后。

这六七年可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形势大变,“思想专政”的大网已经撒向全国,舒芜原来可以同胡乔木“辩论”并扬长而去的“生存空间”已经荡然无存,胡乔木,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曾与之论争过或与之有过恩怨过节的共产党左翼文化人,现在都成了文化界握有予夺实权的领导。如果此时舒芜联想到六七年前的往事,对自己的命运有些担心,我们不会感到不可理解。他那两篇文章,胡乔木批判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两次不愉快的谈话,以及他所表现出的桀骜不驯,都可能使他今后的生活蒙上阴影。虽然他偏居一隅,还当上了南宁一所中学的校长,又兼着“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南宁市人大代表”这样一大堆荣誉职务,但要求思想高度统一的共和国体制,改造知识分子的大势和不断深化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毕竟从根本上决定着他的命运,逼他时不时要想到自己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能怎么办?从道理上看,他说来说去也是思想的问题、理论的问题,或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他那样看了,那样写了,也那样坚持了,那是他的思想,他的学术,就算是那些思想不对,“真正发现了错误”,“要严格地批判”,但总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成长”吧。况且,思想和学术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定得出是非的,思想和学术的是非也不该由强权来确定,而要通过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研究和探讨来明辨。退一步说,就算是他那些思想、理论都要不得,都要改造,反正大家都是在“长期改造”,他充其量在“长期改造”之外再同胡风等人一起被“长期批判”就是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一个学人,还是做他的学问就是了。……我想,舒芜能这样想,可能问题就简单多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想也太书生气了。是的,是很书生气。可是既为“书生”,还是书生气点好。书生的价值也可能恰恰在于学问上思想复杂,生活上却往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有时,这也未免不是一得。但此刻舒芜的思想肯定不是这样,他要比书生的思维复杂得多。往事可能已经成为他一个不小的心结,利害得失的问题,何去何从的问题肯定会不断在脑里盘旋,而关于自己思想和学术的是非和价值的问题,肯定已经不在头脑中占据多大位置了。这样,他的思想动态和生存表现就开始从学者(书生)的常态中分离出来。他陷到了六七年前的往事里。然而,他越是处心积虑想到那些往事,那些往事就越是对他形成压力,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把喷嚏打到长官后脑勺上的小公务员似的,为恐惧所折磨,而且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造成无以解脱的精神重负,而主动检查,主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就越强烈。

我们还可以估计到舒芜一旦陷入这种思维里,他同胡风的关系也会成为他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只在观点、思想上与胡风大体相同,他的文章还发表在胡风办的刊物上,他还同胡风及其朋友们过从甚密,胡风及其朋友们正被官方不间断地批判、围攻着,处境险恶,今后如何难以预料,说不定自己在官方那里也成了胡风同伙,自己同胡风及其朋友们竟成了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然而,这情况就不能改变改变吗?为了不陷入这不幸里,他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主动把自己同胡风分开呢?他要先胡风们一步,主动检查,有一个决不同于胡风及其朋友们的姿态,会不会扭转他的不利局面呢?最后,他肯定还会想到如何检查的问题。他可以在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会上检查,也可以向共产党的组织书面检查,甚至可以给胡乔木写封信,反省一下六七年前的文章以及胡乔木帮助自己、自己执迷不悟的往事。当然,也可以像后来那样,写出文章来,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几种检查的方式相比,当然还是后者更有影响力,也更能显示自己同他们彻底分道扬镳的决心。当然,就是公开写文章检查,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从常情、常规、常理来说,他应该只检查自己,不涉及别人,就算是知道别人如何如何,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该由自己来说;如果另有心结、另有打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后来的情况是舒芜公开写了文章,而且完全违背了常情、常规和常理。他不只是痛心疾首地检查了自己,还特别把“我”放到了“我们”中,通过自我检查的方式,仿佛漫不经心地顺手把他往日的朋友们捎带出来。

他检查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在文章中指证那个“我们”,是“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

他说:“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是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5月12日的‘文化简报’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几年。”

他还说:“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

……

这可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个人检查不要紧,却又顺手把“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揪了出来,推到陷阱里,而自己却抽身跳了出来。经舒芜那样一检查,就事实上封住了“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检查的路:舒芜是“揭发”了他们,他们再“检查”也是“抗拒”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了。那还有好吗?胡风说这“等于卖人肉”[2],是一点也不假。胡风还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说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个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3]这说的是常情、常规、常理。但是,此时的舒芜显然是要通过检查把自己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分开,其目的不是在于解决“思想”而在于解决“利害”,常情、常规、常理就可能对他不那么适用。那么,这样太有悖于常情、常规、常理,不要为天下人所诟骂吗?他肯定是知道的;但此时那常情、常规、常理算得了什么?在“革命原则”和“革命利益”(他的个人利害此刻一定会在他心中发生一个奇妙的转换)面前,它们其实都是一文钱不值的“资产阶级烂货”。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怨怼和诟骂,也算不了什么,反正从此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坚持你的资产阶级立场,我转向我的无产阶级,哪里还想得了那么多!

对利害得失的处心积虑,显然使舒芜的灵魂发生了可怕的裂变。冷冰冰的利己主义终于压倒了思想的原则和做人的道理,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在这位学者身上已经消弭了。

舒芜发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查,对瓦解胡风“文艺小集团”无疑是个可喜的信号,《人民日报》6月8日即对该文转载,并加了胡乔木亲自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根据舒芜的检查完全坐实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的存在。不久,他应邀参加北京“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他肯定从这里看到了自己命运某种转机的可能。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向路翎“进言”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立场和同“胡风派”们决绝的态度。果然,他很快调往北京,命运真的“转机”了。

六七年前的舒芜是个有清醒自我意识、清醒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他同胡乔木谈话中的表现,更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不畏权势、执着于真理的人格精神。这些本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说没有就没有了的,也不是三年五载的“思想改造”就能轻易瓦解的。那些年我们当然看到大批知识分子、甚至比舒芜出名得多的知识分子都乖乖做了“顺民”,虚心下气地“改观换魂”,但仔细看一下就会辨识出那其实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不得不以自我贬损的方式,以换取自己和家人生活的一点平安,在内心的深处和行动上,却大都在小心地守护着知识分子那不该泯灭的尊严和操守。那是一种“底线”。那“底线”就是他仅余的存在,失去它就等于他生命的丧失。我想,能写出《论主观》、并在胡乔木的教训中扬长而去的舒芜,断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然而,当他不再以思想的是非、而是以实际的利害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他的选择就与那些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选择大相径庭了。他有意通过发表在报纸上的检查顺手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卖出去,不但宣布对以往价值理念和独立精神的彻底放弃,也宣布了自己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接下去,他再故作姿态,“规劝”胡风们,就更是一种主动“依附”和“邀宠”的行为,说是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变节”和“背叛”,一点也不为过。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一个于无奈中虚于周旋,在顺随中守护着自我,一个是在恐惧中把自我和别人一同交出去,并以交出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两种情况最心知肚明的就是毛泽东。他多次说知识分子是“毛”,必须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就是要抹杀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势”、追求独立精神价值的意义。他要改造知识分子,首先要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些“毛”对“皮”的依附。但他深知,政权在自己手里,让他们做“顺民”并不难,真正的依附却极不容易。看他们说得好听,但大都内心另有所想。所以,他一向对知识分子们心存疑虑和警觉,不管胡风们或其他的知识分子如何检查、批判自己,他都不予任何褒奖,甚至连个“态”也不表,整起来也决不手软,而对舒芜,却以上调北京为奖赏。

舒芜既然下定决心、不择手段地甘心“依附”,那下面的行为,什么交出胡风的书信啊,什么在林默涵的指示下对书信“分类”啊,对信中一些隐语、暗语、特殊用语进行“注释”啊,就都是很自然的了。这并不是如有些人分析的,在权力面前能不能“拒绝”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和胡风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只要主人需要就要做、也必须做的问题。

在是否主动交出胡风书信的问题上,舒芜一向辩解,认为是事出有因;一些他的同情者也多认为那是出于无奈。舒芜在批判胡风的文章中提到了胡风的书信,“没想到”《人民日报》向他组稿的女编辑要“借”胡风的书信去看一看,他以为“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来的信件交给女编辑”[4],“没想到”这信竟到了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的手里……最后就是“没想到”这竟给胡风酿成了大祸。然而,在这一连串的“没想到”之前有一个肯定会“想到”的事实却被舒芜和他的同情者们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舒芜批判胡风居然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身为学者的舒芜不会不明白,他同胡风并不是以书信的方式进行公开论战,他引用的信只是胡风写给他的平常书信,它们就如闲谈一样,带有随意性质,往往率性而作,口无遮拦,公开的思想辩论,是断不能以此为依据的。把人的私下信件公开出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说别人如何如何,给别人下各种结论,既为学术规范所不许,也是有损学术道德的行为。他既然在公开的文章中不顾规范和道德引用了胡风的私人信件,那就无异于向社会公开了这些私人信件,否认了这些信件的私人性质。既是公开了这些信件,否认了这些信件的私人性质,那编辑的“借”看,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她“借”了,再把它交给林默涵,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妥。所以,至为关键的还是舒芜在公开文章中对胡风私人信件的引用,说什么“没想到”,不过是托词而已。事情再清楚不过:舒芜既然已经把他自己的“自我”完全交出,既然在交出“自我”时已经毫无顾忌地把别人出卖了,此时他还能有守护别人的“自我”的意识吗?既然能把“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的“自我”顺手交出,再“顺手”把自己掌握的胡风的“自我”交出去,不是很合逻辑的事情吗?

我们看到舒芜一连串让我们极为惊诧的悖于常情、常规、常理的行为。事实上这不难解释,一个人只要突破了“自我”这个人格底线,那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那时,再按常情、常理、常规来衡量他,可能就不大会说得通。

舒芜之所以被学界一谈再谈,既因为他行为本身的“超常”,更在于他行为的后果。胡风事件从“文艺小集团”到“反党集团”又到“反革命集团”,株连数千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大“文字狱”,舒芜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转折作用。假如他的“依附”乃至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背叛,仅仅涉及到他自己,或只是造成了某人、某些人的不幸,也许人们早就把它放到一边了。偏偏胡风和胡风的朋友们并不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这株连深广的“文字狱”在中国知识界又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给中国文学和学术的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痛。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这惨剧将永远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一笔中当然也就少不了舒芜这个另类角色的名字。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舒芜的表现和他在“胡风集团冤狱”中所扮演的角色,触及了中国文化、道德范畴中太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最崇尚气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士子最为崇仰的道德境界。这“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一种真理的坚守,对一种信仰的忠诚,对同自己生命紧紧相联结事物(这里有邦国、有父母,也有夫妻亲情、朋友情谊)的生死相依和不可动摇的情怀。人们对“气节”的崇仰可以说是超功利的,即使对敌对政治集团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能超越利害给予特殊的尊敬(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实例也很多)。可以说,这种“气节意识”已经深入于中国文化的血脉和中国士子的精神骨髓,想彻底泯灭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也是一种人类性美德。这种超越于简单利害之上的形而上追求,才真正属于人类。它并不针对哪一种具体的权力,也不在于某一政治权力是好还是坏,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它要的只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一种不可或缺的个体性存在。这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的铭文中所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地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遗憾的是舒芜正是公开背叛了这种精神价值。

当然,舒芜的“背叛”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现象。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承认这种“超阶级”的精神价值的,它把一切都“阶级化”,物质利益化,并不遗余力地阉割和解构“气节”的精神实质,把作为伦理精神的“气节”政治化,用“反革命”的“气节”这种政治定性,彻底把它从伦理文化中开出去。新中国成立以后,“气节”如同“自由”、“人权”、“民主”、“人道”、“自我”、“主体”、“独立”、“独特”……这一类精神价值一样,基本上从中国的语码中消失了,而代之以“从属”、“服务”、“无我”、“听话”、“螺丝钉”、“驯服工具”、“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这一类“革命伦理”,并进而把“忠诚”、“坚守”属于“气节”范畴的伦理精神直接置换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坚守”——“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窥人隐私、看他人日记、拆别人信件、打“小报告”、“背对背”揭发、告密诬陷、出卖朋友乃至师长……等等为传统伦理所最不耻的东西,都可“以革命的名义”畅行无阻,甚至受到革命的鼓励。道德伦理意识已经荡然无存,一切都为披着“革命利益”外衣的最卑下的利己主义所取代。舒芜的行为就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当然并不特别让人不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文化对于年轻一代诚然具有他们难以抗拒的同化作用,对于舒芜那一代知识分子却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消弭的。传统文化的力量、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都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能地抵制着它的同化,即使孤立无援,危机四伏,他们也要维护那为人在世的起码德行。这也正是舒芜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为人私下所不耻的原因。

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华民族,应该对“气节”这样的精神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个民族要是在自己的文化中连“气节”这样的伦理精神都踩到脚下,那就是他的自毁和自戕。强劲有力的个体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也就不再存在。一个民族假如只是被赤裸裸的利害左右,不再有任何形而上的伦理守护,这民族是相当危险的。

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以为学界特别重视,并成为迄今为止一个经久未衰的话题,也许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吧。
  
[1]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见《思想的时代》,6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
[2]胡风1952年6月9日给路翎的信,《胡风全集》第9卷,338页。
[3]绿原:《胡风和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4]此处引文见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另见《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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