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三月 17, 2007

北大教授:专政违宪 中国应开放讨论两党制

【星岛网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3月13日晚指出,中国应逐渐理性化,开放两党制与中国共产党定位等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讨论的机会,有许多问题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出现,“会老是纠缠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到底怎么走。”

中央社报道,外界2006年3月传言,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也出席这次会议。

不久后,这场被称为“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被中国左派网站曝光,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应东吴大学法学院之邀,贺卫方于4日到台湾,在东吴法学院主讲有关中国大陆司法改革的系列讲座,预计19日离开台湾。

贺卫方当晚在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的司法改革”座谈会中指出,中国大陆现在因为“披着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得许多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甚至得到严肃的讨论。

贺卫方说,例如中国能否实施两党制的禁忌话题,在中国大陆不可以说,“你说就是罪,不仅仅是错”。他表示,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中共的官员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当作薪资,这是很不合理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应该登记注册,公布他们有多少党产。

贺卫方说,曾有一位退休的大陆官员写了一封信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表示,他(贺卫方)和高尚全是“美国特务”,希望开展阶级斗争,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

贺卫方表示,希望这些议题在中国能逐渐理性化,可以提出来讨论;如果没有讨论的机会,有许多问题会周期性地出现,“会老是纠缠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到底怎么走。”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期五, 三月 16, 2007

当局派一团兵力助镇压永州骚乱?

VOA记者: 田野 华盛顿 2007年3月15日

上周末湖南永州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湖南省官员称这次事件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但有报导说,广州军区向永州调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似乎与民事纠纷的说法不符。有分析指出,军队介入强压社会骚乱,表明传统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社会矛盾了。

上星期五,湖南永州发生骚乱。目击者和多家媒体报导说,有1、2万人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冲突,1名中学生死亡,多人受伤。

*官方:群体性事件已妥善处理*

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援引湖南省省长周强的话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妥善处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所谓“2万人参与”,“完全是凭空捏造”,而且没有人死亡。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说,政府正在了解这个事件,这不算是骚乱。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还报导说,事件已经平息。

*媒体:广州军区派一团兵力恢复秩序*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导,广州军区一个团的兵力星期二被派往永州,协助恢复秩序。如果象湖南省长周强所称,永州事件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调派正规军似乎就说不过去了。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官员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原则是内外有别,对外宣传时通常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例如现在召开两会、有大批海内外媒体报导的敏感时期,处理这类事情格外小心。

*军队频繁介入大规模骚乱*

张伟国分析说,军队对社会骚乱的介入,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起点。在江泽民时代,军队介入社会事务这种方式使用的相当频繁。近年来几场大的骚乱过程中,例如在汉源、汕尾骚乱中,除了在第一线的武警,实际上正规部队都有一些动作,只是备而不用而已。

张伟国说:“去年关于紧急事态的法规出来以后,解放军在介入社会治安这方面等于又有了一个尚方宝剑,为用国防力量对付平民百姓提供了一种依据。”

*现有体制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纷争*

张伟国分析说,这反映了用原来的机制已经不能够解决或者平息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主要矛盾和纷争了,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但正如六四所证明的,这样做使中国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

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正在北京开会,高调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湖南永州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事件,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尽管官方媒体星期二引述永州地方官员的话说,事态已经平息,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当地居民星期三说,那个地区继续对外关闭,警察仍在街上巡逻,一些居民不敢走出家门,表面的平静中隐含着一种不安。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说,“如果早就有一个倾听老百姓诉苦的渠道和机制的话,那么,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建立和谐社会只是期待愿望*

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分析说,中共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有巨大的惯性。胡温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他们的一种理念,一种期待,表明他们意识到缓和社会矛盾和权力斗争的需要,不同于过去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赤裸裸的镇压手段,但凭他们现在的权威、能力,要想在短时间里改变方向,是很难做到的。

张伟国认为,现在中国最高层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

张伟国说:“胡锦涛、温家宝虽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心愿,要搞和谐社会,但是如果政治转型搞不好,还用传统的方法去压,那矛盾不是在减缓,而是在加剧。当局有这样良好的愿望,也要拿出一套有效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出来,才能够真正化解危机。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湖南永州骚乱平息戒备森严

2007年03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56北京时间 03:56发表
一些汽车在骚乱中被焚毁
湖南永州民众骚乱事件已被平息,但街头巷尾仍可见警察和武警执勤,当地气氛依然紧张。

前往采访的BBC记者雷杰鸣说,事发地永州市珠山镇已恢复平静,市场和商店重新开业,被焚毁的车辆也已经清理完毕。

但警察局院里还可以看到列队的防暴警察。还有穿制服的武警在街边站立。

很多抗议民众感到他们取得了胜利,因为事件中心的运输公司已将涨价车票价格调回原来水平。

但接受本台BBC采访的当地人都表示他们对骚乱之严重和政府镇压之激烈感到恐惧。

当地气氛依然紧张,本台记者雷杰鸣等人在拍摄时被几十名武警制止,他们被控制盘问三个小时后获释,并被勒令离开珠山镇。

官方新华社的报道把这起事故形容为"群众性事态",并称事态逐步平稳,民众情绪稳定,生活正常。

省委书记:"事件不算骚乱"

新华社的报道称,永州市珠山镇居民不满民营安达客运公司擅自提高票价,上周五(3月9日)聚集拦截巴士。

报道续称,安达客运在当地政府责令后恢复原价运营,但部分民众仍然认为票价不合理,再度拦截车辆,"极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打砸、烧毁客车"。

新华社报道称,目前湖南省和永州市当局已经下令安达客运停业整顿,警方依法传讯了打砸、烧毁客车的为首者。

正在北京出席人大会议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星期二(13日)表示,珠山镇的事件不算是骚乱,并强调会严肃查处。

香港《文汇报》引述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周强称,这起事故只是"简单的民事纠纷"。

周强更驳斥"2万人参与"的说法是媒体"凭空造谣"。他说,事件只涉及数百人,有学生死亡的说法也是谣传。

目击者:一名学生死亡

目击暴动过程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子霖对BBC中文部介绍说,民众上周五包围政府大楼,截止星期一(12日),抗议民众人数多达两万。

张子霖说,1500多名头戴钢盔的武警和防暴警察与抗议民众发生冲突,民众朝警方投掷砖头、石块,并烧毁了五辆警车。

张子霖说,警方星期二在市内设置路障,封锁了部分地带,并张贴通告要求参加示威者向警方自首。

一名当地教师对香港媒体说,骚乱中有一名学生被打死。

类似湖南永州民众骚乱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频繁发生,官员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和农民征地纠纷成为抗议事件的主要原因。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上呼吁改善8亿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投入。

BBCChinese.com

波兰清算前共产党同谋者法案生效

档案员查找波兰共产政权时期资料
波兰具争议性的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开始生效。法案规定国内至少70万人必须向当局承认是否曾经为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提供情报。

根据新法案,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

波兰目前的保守派政府将清算前共产员以及告密者列为工作重点。

前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档案将首次对外公布,而新法令也大量增加了受调查的人数。

之前只有高级公务员必须向政府报告他们过去与秘密警察的关系,现在学者、记者、国家企业负责人以及学校校长都必须填报声明表格,否则将被裁退。

部分记者已经扬言抵制新法案,说该法案是共产党时代的流毒,正如共产党曾经强迫人们宣誓效忠。

所有承认曾经当过秘密警察告密者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

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共产时期秘密警察的档案。在共产党垮台18年后,这些档案资料不全,部分内容甚至都是谎言。

所以否认曾向秘密警察告密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秘密警察档案中被列为告密人。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80年代的反对阵营团结党领袖瓦勒萨。秘密警察档案记录他曾被录取为共产党告密人,导致他在七年前必须上法庭洗脱罪名。

BBC Chinese. Com

星期三, 三月 14, 2007

历史迷唐德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文/曾慧燕

作为一位「历史的倾听者」,历史是他一生的志业,读史是他平生最大的兴趣。现年84岁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退休教授唐德刚,始终谦虚地不肯给个人定位,只说自己是个「学历史的」;与他结褵数十载的太太吴昭文,称他是个「历史迷」。

唐德刚对「口述历史」贡献良多,并因撰写《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而为读者熟知;他独创「历史三峡」观,重塑史学论述新风格。他虽然「放洋」数十载,教读异邦,仍心怀故国,自称是「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

他是五○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勤于笔耕,出版一大堆人物传记、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诸如《梅兰芳传奇》、《胡适杂忆》、《袁氏当国》、《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晚清七十年》和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

他的「不务正业」,使他扬名两岸三地。他的几本「口述历史」,已畅销一百多万本,目前仍在继续再版。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幽默风格,古文根柢深厚,以史为地基,文为建筑,信手拈来皆是文章。不少读者为他亦庄亦谐、如行云流水的「唐派散文」倾倒。

纽约珠宝商吴铿章是唐德刚的忠实读者和忘年交,对唐的每一本着作了如指掌。他说唐德刚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一般人认为枯燥沉闷的历史,但由唐教授来写,妙趣横生,能吸引人一口气看完。

甑已破矣 顾之何益

唐德刚自六○年代起,先后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九○年代退而不休,忙于讲学和写作,将历年治史心得化成文思喷薄而出。去年中风大病一场,但没有被病魔击倒,目前身体正在康复中。3月22日,他在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的住所接受专访,戴着助听器,用他那一口带有「合肥老母鸡」乡音的国语(安徽人发音「滋」、「鸡」不分,唐德刚自嘲与他的小老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都是「合肥老母鸡」),中气十足谈了五个多小时,仍感意犹未尽,言犹未足。

虽然大病初愈,这位史学家以曹操的名句自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说仍要继续他的二百年民国史研究,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将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宗旨。他说直到现在,他仍然日夜进修不暇。

在他的眼中,「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中,「转型期」是个瓶颈和「三峡」。他坚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的太平洋。」

认识唐德刚的人都知道,生病前,他是个闲不住的大忙人。除了继续他的作文、研究,还与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搞了一些兴之所好的文艺协会、历史学会,并经常举行座谈会和国际学术会议等,忙得没有一刻空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往往弄得半年不见天日。」

但唐德刚毕竟已80多岁了,岁月不饶人。本来生龙活虎的他,中风前,除了耳朵不灵光,精力尚算充沛。大病一场,不得不待在家静养,这时带状疱疹(俗称「皮蛇」,是一种感觉神经受到病毒感染的疾病)却趁他抵抗力弱时乘虚而入,药石无效,让他年来饱受折磨,左臂常常痛得抬不起来。

不久前,他的40年研究心血瞬间化为乌有,闻者为他捶胸顿足,但他说来轻描淡写。年初,唐德刚的女儿因工作关系要迁往加州,希望父母同往便于照顾,但唐不愿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地方,也舍不得此间的老朋友。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竟在未征得老爸同意的情况下,将他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删除。

唐德刚发觉后,「气得要死,一时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断念佛经,强行控制情绪。后来转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他说了「荷甑坠地,不顾而去」的典故:古时候有一个人,肩上托一甑(蒸饭用的瓦器),行走间不慎将甑摔在地上,他连头也不回就继续前行。旁人奇而问之,他说既然甑已摔破,即使回头再看也无济于事。这份潇洒达观,唐德刚深得个中三昧,大概这正是他中风后惊人康复的原因。

他指指脑袋诙谐地说,尽管资料没有了,但人脑还未坏掉。多费点功夫,民国史巨著仍要设法完成。病了一场,他的人生观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他博学强记,最自豪的是他的记忆力。现在他不在乎生死,唯一的苦恼是记忆力衰退,「童年往事记得一清二楚,但眼前的事情转眼就忘得一乾二净。」

资治通鉴 诸史之根

病后,他深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适时调整自己的作息。以前,只要他坐在计算机前,就「如鱼得水」,一坐七、八小时,进入忘我境界。现在他最多只工作三小时就要暂停,「为了写文章,不值得翘辫子嘛!」

他说,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他追求了解为什么?如研究民国史,他要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帝制?为什么从帝制转入民制?为什么要搞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军阀?为什么中国人两百年来过得那么痛苦?在推动历史的进程中,他愿意扮演一个「小角色」,但不敢以「吹鼓手」自居。

问及唐德刚当初为何选择学历史?说来话长,他自言是「阴差阳错地误入此行」,逐渐陷入而「上瘾」,以致终其一生不能自拔。

1920年,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国以前是科举制度,历史在科举考试中扮演重要角色。家学渊源,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历史产生兴趣,诸如《东周列国》、《儒林外史》等一类的书看得滚瓜烂熟。

14岁他已熟读《资治通鉴》。因父亲不满他在暑假整天捉知了,要他读通鉴作为「暑期作业」。他回忆:「记得自那天起,我替父亲做的『暑期作业』,便一刻未曾停过。终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外,自黎明开始,读到日落西山,蚊雷阵阵,还不肯释卷。」

大概注定此生要与史学结缘,他看「通鉴」与看《七剑十三侠》的心情并无两样,甚至认为「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两相比较,他的心得是:「读历史有个逐渐向前发展的境界,一个接一个迫人而来,读小说则是一泓秋水。」

他说,如果不是他老子(父亲)讨厌他捉知了,强迫他去读「通鉴」,认识了司马光,他的学问境界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长进,这是「一个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结果」。

他深深感到,「在这个偶然中,充满着幸运──我偶然摸上了治学的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他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第一部应熟读之书,就是通鉴。」

他引述清朝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鉴是诸史精华的荟萃,掌握此,则其它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络脉畅通,无往不利。我敢大胆说,通鉴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因此,如果有人要他拟定一份「国学基本书目」,他将首选《资治通鉴》,一书定天下。

与史为伴 永不言倦

唐德刚是学历史的,但对文学同样感兴趣,所以他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

问他研究历史是着重「正史」还是「野史」?他说要以「正史」为准,「野史靠不住」。

而史学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唐德刚以身为华裔史学家为傲。

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把各学派对学生做客观、平实而详尽的介绍,不以私见去妄自臧否。「大学教授不应自贬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学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对历史永不言倦?他说是兴趣使然,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唐太太吴昭文眼中的唐德刚,则是个「历史迷」,对史学投入的程度和那份认真的劲头,令太太感觉历史才是他的「最爱」。

抗战期间,唐德刚在南京读中学,为战火所迫,转学回安徽合肥老家。后来日军压境,在敌人的机枪声中,他们一班中学同学,穿著草鞋翻山越岭逃到武汉,落户湘西。后来他在湘西参加统考,考入当时校址设在四川重庆的中央大学。

对当年日本侵略的国仇家恨,这位史学家至今仍难抑愤怒。为此,九○年代他许多友好发起征集签名向日本讨还战争赔偿运动和积极参加保钓,并尽量不用日本货,如许多朋友说日本车不易坏,劝他以日本车代步,但他宁可开美国车。

1943年,唐德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后,自重庆回老家做了一年的中学教员,翌年转往安徽省立安徽学院教西洋通史,自此历史成为他生命中一部分。1948年他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助教身分加入中国口述历史部门,此后再任中文图书部主任和副教授,前后在哥大度过25年的黄金岁月。接着再出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大半生与古人为伍,跟历史作伴,「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

白马诗社 喜觅良缘

五○年代中期,他与一批以打工为生的爱好文艺的同学,在纽约组「白马文艺社」自娱,胡适曾戏呼白马社为「第三个中国文艺中心」。

他在白马诗社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吴昭文。吴昭文出身名门,父亲是中华民国党国元老吴开先。唐德刚最初追求吴昭文时,并不知她显赫的家世,虽然唐本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但在美国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留学生。吴昭文不慕富贵,爱其才气,两人很快谈婚论嫁。她写信禀告父母说,对象是个在哥大读历史的博士生,「人很老实正派,但穷得叮当响。」

吴老先生回信说,穷一点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要有志气。有了开明的未来岳父的首肯。1957年,唐德刚娶得如花美眷,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年后,唐德刚顺利拿到哥大博士学位。婚后唐德刚与岳父翁婿相处甚得,国事家事天下事,谈笑甚欢。

名满天下 穷一辈子

别看唐德刚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穷文人」。他笑说:「俗语云,『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就是穷。』小子样样都会,就是不会计算,所以穷了一辈子。」他坦言,经济情况常常处于拮据境地。1980年,他的岳父八秩大寿,在捉襟见肘的客观条件限制下,他无法买两张越洋机票与太太结伴同往台北拜寿,「半子」只好让给「全女」成行,他则撰诗10首作为「秀才人情」,为岳父祝寿,「全数贺期颐」。

唐德刚向来有倚马待诗的急才,胡适生前曾夸赞这位得意门生作诗不但「快来兮」,而且没有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

胡适告诉唐德刚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胡适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才能变成自己的知识。这话颇得唐德刚之心,因为他很早便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意到笔随,终生受用。所以他常常向人推崇写日记的好处。

由于经常写读书札记,唐德刚早在念大学时,就有「发表欲」,把一些以日记形式写成的读书札记,分别投给不同报刊来赚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他来美后也将写作才华发扬光大。当他还是一个课余靠洗碗盘打工为生的穷留学生时,适逢林语堂主办的《天风月刊》创刊,唐德刚与林语堂女儿林太乙是哥大同学,林太乙向他邀稿,其时他为了「出一口乌气」,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小品《我的女上司》。刊出后「人人爱看,个个叫好」,过瘾之余,最实惠的是拿了30元稿费,聊解无钱交房租的燃眉之急。

这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大受鼓舞之余,再接再励写第二篇《梅兰芳传》,写了数万字,分三期刊出,稿费本应120元。但因海外办杂志不易为,这次的稿费却没有着落。那时他阮囊羞涩,也曾开着一百元买来的破车,赶往山上的度假屋给人洗碗盘,一小时才挣八毛钱。

1972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在纽约市立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课。在纽约市大他上的是中国现代史,每周不过一次课,而且校方将时间排在学生最不要听课的周五3时到6时,按常理这门课不会有多少学生选修,可他就是有本事堂堂爆满,甚至还有不少后来者挤在门口和窗外听课,蔚为奇观,引起洋同事嫉妒。

第二学期,调他去上美国史,他照样吸引了一大班学生,又是座无虚席。不久,纽大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名系主任,选聘委员会拟定十余名候选人的名单,唐德刚排在末尾。当不记名投票时,「黑马」唐德刚脱颖而出。校方瞧不起华人,将投票结果秘而不宣。

此事终于泄漏,学生们直冲校长室兴师问罪。校长理屈辞穷,只好向唐德刚求助。其时唐正在外地讲课,校长安排他坐飞机火速赶返以平息「学潮」。这宗新闻事件,惊动纽约市三家主流电视台出动采访。

文坛伯乐 慧眼识才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唐德刚著作等身,何其幸运,他遇到生命中的两位「文坛伯乐」,一为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已故),一为香港名报人胡菊人(现居加拿大温哥华),由于他们的慧眼和「容忍」,唐德刚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

唐德刚一直以「事忙人懒」自嘲,别人想出书,求爷爷告奶奶还未必如愿,唐德刚幸运碰到赏识他的刘绍唐和胡菊人,每次他都是十分被动地出书,「拖拉」成了他的老毛病,数本叫好叫座的书,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就拿他的《中国之惑》一书的出版过程来说,此书本应在1988年就上市,胡菊人编排、打字、校样,亲自包办一切,当「万事具备」后,为了尊重作者,送唐德刚一观校样,而他却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寄还给胡菊人,「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

唐德刚与胡菊人相知相识卅多年。五○年代末,在胡适策动下,他们十多位学者针对时艰,为宣传民主,提倡新学,在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海外论坛》(雷震称它为《自由中国》海外姊妹刊物)。胡菊人当时是《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与唐德刚时常鱼雁相通,情同手足。

《海外论坛》停刊后,唐德刚搁笔20年,在刘绍唐和胡菊人力邀下,才「重操旧业、再作冯妇」。

胡菊人是因接编《明报月刊》,与唐恢复联系。因唐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后,由于李宗仁1965年夏自美国「潜逃」回中国大陆,中英文两稿被哥伦比亚大学查封十多年,才将原稿发还唐德刚,允许他觅书商出版。「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后,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两人都有点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月』写写稿子嘛。」这是1976年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唐德刚有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送他一本大陆文革时代官方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约百余万言。

「这本书太精彩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它所规划的才是具有原来面目、乱头粗服的土老头儿毛泽东。」

这年暑假,他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当妻女外出购物、玩乐或夜晚就寝后,他就「陪毛主席娓娓而谈」。从纽约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回到纽约,他把这本百万言的「禁书」细细咀嚼后,习惯支配他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用他的话来说,「也变成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场。」一口气写了6万5000字。

「写了这一大堆垃圾干什么呢?灵机一动,小胡(菊人)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他给胡菊人寄稿件时附了一封信:「这是一大包垃圾,但其中或有点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寄出不久,他就收到胡菊人的回信,表示全部采用,在《明报月刊》连载半年,至1977年4月,才由《李宗仁回忆录》接班,逐月连载两年又因故暂停。

转眼十来年过去,国事沧桑多变,胡菊人亦自《明报月刊》转往《中报》,后来再自行创办《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提议把他当年评毛泽东思想的书评配上若干近作出版成书,由时任《百姓》半月刊主笔的陆铿作序,《中国之惑》一书由此而来。

唐德刚行文特色是以文学家的风格及体裁写作史学论著。与他交谊甚笃的陆铿说:「德刚史识、史德兼备,见解异于流俗,文学修养深厚,文风独具一格。」

胡菊人说,读唐德刚的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读历史,却像是观剧一样。」他又指出,「由于唐德刚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唐德刚则称他的作品为「发愤之作」,自言得力于「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

先看德刚 后看胡适

七○年代的海外史学界,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自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问世以来,他为此书每一章写的「注释」,产生「买椟还珠」的奇特现象,传与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甚至有人认为,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份量还远远在传文之上。

唐德刚之所以成为《传记文学》的文胆和刘绍唐的挚友,皆因一个爱其才,一个敬其识。刘绍唐每每提起这位「才气型的史学家」就赞不绝口:「现在像这样史学造诣一流又有文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来越难得了。」

多少年来,刘绍唐一直要为唐德刚出一套《唐氏四书》(此前刘已为他出版三本书),他却一拖再拖,刘绍唐却是唐德刚多本著作的催生者。

最初唐德刚一支生花妙笔「尘封」廿多年后,自认为已不会用中文写作了。刘绍唐以「欲擒故纵」的方法,要他将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中文。

唐德刚说:「这项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刘绍唐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大好。」唐德刚仔细一想,刘绍唐言之有理,但内心仍然很矛盾,「因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

不过,在刘绍唐好说歹说、软硬兼施的劝说下,唐德刚还是勉为其难地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

他的近作《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的出版,也是多得素有「文化大护法」之称的台湾企业家陈宏正的鼎力相助。唐德刚说:「陈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具备的程度,弄得我惶愧不尽。」

可是,当两书编排妥当、打出清样、出版社刊出「新书预告」后,唐德刚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把出版样品带回美国,一搁经年。「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着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对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

最后,唐德刚值赴大陆访问之机,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沈阳和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背回台北,原封不动还给刘绍唐。

唐德刚对他的「被动出书」另有一套「学说」。他说,古今中外,名儒硕彦插架琳琅,「我掌握过几家学说呢?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数十年未敢稍辍。既然尚在摸索中,『藏之名山』大可不必,自出选集更是犯不着。」

不过,也有例外的一次,他的《胡适口述自传》由英文译成中文交《传记文学》出版时,刘绍唐请他写篇「短序」,正好碰上他「旧情喷发期」,「发而为文一发不可收」,最后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胡适杂忆》由此而来。

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夏志清即因《胡适杂忆》一书,称唐德刚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口述历史 功在千秋

1957年,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在哥大设立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画,最早拟定的受访者包括孔祥熙、陈立夫、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五人,唐德刚因缘际会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并坚持做了十多年,原因是「完全上了瘾」。

口述历史是一种抢救历史的行动,也被看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唐德刚认为,历史最可贵的是真实,由那些历史亲历者亲口讲述自己的历史,这就保持了最高的真实性,「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历史。」

期间,他先后访问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费尽心血翻阅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录制了百余盘的录音带。他说:「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人记的历史,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它史料是死无对证的。」例如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的口述是50%,另外50%的内容要自己找材枓加以印证补充。

再如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也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

唐德刚很早就与胡适结下「师生缘」。胡适年少就「暴得大名」,大半生荣华富贵,得意非凡。但五○年代是他一生最低潮、最失意时期,其时他已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圣人」,沦为穷愁潦倒的寓公。那时大陆批胡适思想风头火势,台湾当局也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养老金生活,唐德刚在胡适最孤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

唐德刚形容,「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而是一同箕坐草窝。」这种「关门单传」的闻道方式,使他深得「胡学」精髓。

唐德刚以身为胡适的「小门生」为荣。他虽然没有正式拿过胡适的学分,但却单独上过「胡适学」的课在一千小时以上,「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这一点我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

唐德刚读了很多胡适的书,是胡适「不疑处有疑」的治学方法最佳诠释者,虽然他对胡适礼敬甚重,但他客观评价说:「人无完人,树无九枝。胡适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所以他常常质疑胡适的论断,自称「三七论」,即对胡适学说三分接受,七分怀疑,为此曾被文坛耆老苏雪林骂他「犹大」,唐德刚不以为忤,还满有风度表示,他不愿跟「苏阿姨」顶嘴,「让她骂两句,出口老人气,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李宗仁回忆录 好事多磨

自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唐德刚为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做口述历史,前后长达七载。他最大的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费煞苦心。」而《李宗仁回忆录》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更让唐德刚欲哭无泪。

在为李宗仁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为了尊重史实,大凡李宗仁说的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唐德刚大刀阔斧全给他砍掉,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

「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悻悻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照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那些是『信史』可用,那些是『稗官』要删。」

李宗仁对唐德刚纠正的谬误,经常辩称「有书为证」,而他提供的书,却是唐人街中国书店买的「野史」。唐德刚对李宗仁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唐德刚经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做完正式访问后,就陪李宗仁、郭得洁夫妇天南地北聊到深夜,这算是他们「无记录的谈话」,这个办法是唐德刚从访问胡适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大于正式访问。」

在这些轻松的谈话后的两三天内,唐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口气写成两三万字的长文,送交李宗仁认可增删。他与李氏的合作前后长达六、七年之久,花了无数心血,才完成这两本中英文回忆录,它们也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唐德刚当时在哥大以助教授身分,兼该校中文图书部主任,他自嘲是「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的为大学做了许多无名无利的苦工。而他与几位同事的薪金,「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

不过,唐德刚觉得自己肩负的是「抢救珍贵历史资料,记录历史真相」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抱着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去抢救一系列珍贵的历史片断,这正是驱使他不惜工本、不计较报酬的为李宗仁等人记录历史的动力。

李宗仁那时已心存「不如归去」之意,他不知唐德刚后来已「受调离职」,仍不时找他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出版英文回忆录的事。他希望在动身返大陆前,把回忆录做一了结,所以不时催唐德刚加油。唐既是中英文稿唯一的执笔人,总觉得不能拂袖不管,加之他视李宗仁为前辈,「我两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

唐利用休息时间,漏夜赶工,以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旺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赶往哥大上班了。」

李宗仁回忆录终于完成后,唐德刚本已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谁知节外生枝,出版部主持人因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返校签约,李宗仁夫妇等不及他回来,于1965年7月悄然离美,取道苏黎世回大陆「投共」,成为当时轰动国际的大新闻。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部回忆录错过出版时机后,封存哥大15年。唐德刚盛年执笔,披肝沥胆,前后22年,至两鬓披霜,阅尽兴亡,此书英文稿终于1977年6月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哥大口述历史学部原主持人韦慕庭与何廉在合撰的导言中郑重指出,「本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学家的合著。」唐德刚回想廿多年的曲折遭遇,「不禁捧书泣下」,并「嗟叹其命也夫!」

为顾维钧作口述历史 

唐德刚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进而成为顾氏助手,也是由他的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最初哥大「中国口述历史部」只有夏连荫、唐德刚两名全职研究员,顾在1960年初参加「口述历史」后,校方本来指定夏连荫任访问,但她在访问了顾的童年事迹后,就辍工不干了。

唐德刚那时在哥大工作繁重,但「顾维钧」这三个字,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顾总长」的传奇故事,唐德刚还是小孩子时就听得多了,那时他觉得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是多么的遥不可及,如今近在眼前,何能放过?

顾维钧对唐德刚的「接班」,欢喜不尽,因唐对民国历史如数家珍,对「直系」、「皖系」更是倒背如流。唐并熟知稗官野史,顾讲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费唇舌解释。

唐德刚还纠正顾的错误,有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说他错了,顾不服,坚持说「事如昨日」,唐乃把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再次反证,顾才服输。

顾维钧对唐德刚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每年回纽约度假数月,每次回纽约前,总是先写信告诉哥大当局,盼能借调他这位「唐博士」继续做「助手」。

唐德刚指出,顾维钧那时在冠盖云集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英俊,可能也是最有风度和才华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交,出尽锋头。虽然顾搞的是「弱国外交」,但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过他代表的政府。「检讨起来,顾氏一生的成就,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

与张学良的一段交情

唐德刚与张学良将军也有一段异于常人的交情。他说:「做口述历史一直是张学良最重要的愿望,他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直接创造了历史,有太多的事件经历需要记录下来。」

张学良是在看了唐德刚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后,决定让他来做这件事的。「记得当时我在台北,星云法师希望我写一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慧深和尚游历美洲的书。张学良派人从纽约打电话到佛光山找我,说张学良想请我吃饭,在台北来来饭店,那天张学良戴了个墨镜和毛帽,见到我时,他起身脱帽说:我看了你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写的好。我还看了你写的关于我的另一篇文章,写的顶刮刮。」

就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表示想请唐为他写回忆录。后来,大概在1991年5月底,张学良到纽约时,住在他的红颜知己贝太太家。有一天,他应邀到唐德刚家吃饭,也谈起参加口述历史计画的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唐德刚至今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他认为,像张学良、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和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 》

VOA特别节目 《回首文革》 (一)


一.剧烈冲击

1976年9月9号,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毛泽东故去,中国举国上下笼罩在一种沉寂和有些压抑的气氛之中。不过,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即将结束。

*四人帮政治生命随毛泽东生命结束*

就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10月6号,被称为“四人帮”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毛的另外三位亲信被军方支持的中共元老派逮捕,文革也随之结束。

回首当年,人们发现这段历史仍然是那么值得思考和探讨。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人对过去的关怀实际上反射出他们对今天、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而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是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重要属性。没有记忆就没有文明。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文革起点*

文革,全称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

按照当时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原因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很大一部份权力,形成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高层巨变*

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发生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巨变。

文革十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自身历史最讳莫如深的十年。

文革使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变成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来中共党内排名第六的林彪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但是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身败名裂,陈尸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但是也因此而成为中共的阶下囚。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最具有戏剧性的是,文革曾经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如昙花一现般败落之后,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成为文革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多少人家破人亡*

文革中,无数的人被迫害致死。在高级官员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中国军队十大元帅当中的彭德怀和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一共有40个人被迫害致死,占3.2%。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含)。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皋现在回忆起文革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打死人,抄家,在思想上的压迫、压抑。”

*武斗 屠杀 内战*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当时的说法叫“武斗”。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械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份卷入这种武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在美国的文革学者宋永毅说:“南京大屠杀,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就是说当时的联合国(国联)公布的材料,大概20万人被杀,那个是日本军队,侵略军队杀了我们的人。那么你知道广西一个省在1968年“七·二四命令”之后,军队向其中的一派造反派,叫“四.二二派”进行围剿,就是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候,杀了多少人?根据内部的,秘密的,这个是他们中共的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就杀了20万人。你想想,一个是在战争时期杀的;一个是在非战争时期。一个是异族人杀我们的本族人;一个是自己的本族人杀本族人。”

有人用“全面内战”形容当时的中国。不过,这是一场奇怪的内战,因为冲突各方都声称忠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而且各派的阵线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为反革命派。

*死难 株连 流离*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1亿6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

要知道,这并不包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份批下放劳动。”于是,全国上下数以百万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往农村。

年轻人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这些人最终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这一下,一返,给中国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悲欢离合故事,也给一些家庭带来永远的遗憾。

*人失学业 国失人才*

文革期间,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曾经长期停课。复课以后,学制缩短,教材简化,使这个时期在校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没有招生,基本上停摆。

从1971 年开始招收具有那个时期特色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82万人。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额,基层推荐,基本上取消了入学考试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差。结果,在文革后,多数人重回学校补习,以解决他们个人的生涯和国家当时缺少人才的问题。

就在各级领导官员纷纷被打倒,各种领导岗位缺少人才之际,一批批工人、农民和军人被提拔起来,有些人受到突击提拔,被称为“火箭式”干部。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文革以后,这些人又纷纷落马,尝尽了官场上的起落沉浮。

*损失五千亿元*

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77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建国2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盖棺定论*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而文革学者宋永毅则对文革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疯狂的结果。”“十年文革摧毁了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现有的体制,现有的思想,现有的道德,现有的文化。”

*吸取教训 防止重演*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中国的圣贤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知耻而为人,知耻而后勇。”美国海波因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不去认识它,不去正视它的话,我们就很难从过去这个悲剧当中吸取教训。我希望文革不再重演。但是要防止文革重演的话,中国上上下下的有识之士应该对文革那场历史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清理。”

记者:“你觉得现在对文革历史的清理是不是足以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

邓:“还不够。”

邓鹏说到当代中国年轻人对文革的了解:“大陆来的年轻一代的学生,你问他们文革是怎么回事,他们的了解非常肤浅,或者根本不了解。”

*青年无知 老人失忆*

听听这两个中国当代的大学生谈谈文革:“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不是很了解。”“我也问过一些其他同学,如果是理科生呢,他们会说不知道,说我没有学,我不学这块呀。我高中是学物理、化学。”

事实上,中国现在35岁以下的人对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和对八十年前的抗日战争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对四十年前这场文革的了解。文革学者宋永毅还指出了更可悲的现象:

“随着四十年的过去,非但历史真相没有搞清楚,集体记忆因为中共这些宣传,因为他禁止研究,因为原始资料的失落和人的记忆的靠不住,也没有办法传下去,所以造成了集体记忆的被扭曲。”

*和王友琴对话*

记者和《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记者:这些好多的历史的东西,尤其是历史的责任,现在并没有分清楚。并不知道该谁负责。并不知道谁错了。

王:我想那是中国人现在应该起来思考、判断的事情。

记者:为什么要判断这个东西?

王:我想历史的司法正义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假如有人犯了罪,哪怕没有苦主来告,那都是由公诉人提出公诉的嘛。

我想对文化大革命,在1980年底也是进行了一个审判的。这个审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但是这个决议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说这是林彪、“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文革发动和领导的责任,就和事实不符合了嘛。第二我想他们审判的时候没有把对千千万万人民的迫害和杀戮当作最主要的犯罪,而只当成是,好像是比较次要的一种。

记者:那么现在研究文革呢,国内能够公开出来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向中国人呈现一个文革的准确画面,哪怕是一个部份准确的画面?

王:我想文革好像是一个明令禁止的一个主题。从文革结束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个一个禁令下发到出版社或者其它的媒体。所以总的说来是不允许做的。

记者:那就是说,你认为中国国内现在的研究并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文革画面?

王:它根本就不允许你发表有关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学者和普通的人民都还是顽强地坚持着,发表了相当多的一些东西。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不允许做的。

另外比如我做了一个文革的网站,就叫“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边的内容就是我收集到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受害的经过。这个网站在网上存在十多个月以后就被封锁了。在2002年的3月。一直到现在还被封锁着。而且也没有人来说,为什么可以封锁这个东西。你凭哪一条法律来封锁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申诉,说好好地我们应该讲一讲这个有什么道理啊。就是被封锁了。

记者:中国有这样的禁令,不让研究文革。中国又把你的网站,我相信还有其它类似的网站或者什么东西也都封锁了。可是中国在官方的结论当中也说是“十年浩劫”呀。

王:对对。他们是说是“十年浩劫”。可是他们不愿意再往深处追究这个事情。

记者:那个时候说的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王:对对。

记者:可是为什么现在不彻底呢?

王:当然也有一种理论,就是说因为当时中国在经济坏到那种程度,人民的生活困苦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下,社会的改变如果太急剧了,会引起别的可能想不到的副作用。所以只能缓慢的转弯。

记者: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还会有那种所谓的不稳定吗?

王:我想四十年以后应该是没有了。所以如果不再使用愚民政策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把历史的事实讨论清楚。除了把历史真相搞清楚以外,还有一个道德上的清理和自救的作用。

记者:如果说官方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重大错误,这是官方承认的,为什么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清楚?

王:他们不让说的原因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对普通的人民来说,那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大家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每个人都应该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思考我们经历过的,或者思考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遗产丰富 影响至今*

就在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几近模糊的时候,就在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倡导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仍然遥遥无期的时候,就在中国官方以“文革已有结论”的托辞拒绝纪念文革,禁止纪念文革的时候,文革给当代中国留下的遗产却并不少见。

宋永毅:“文革的遗产不停地在被人用。你比方说,批判法轮功的运动,你说这个和‘批林批孔’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一样嘛。那你说这个‘89镇压’和‘四·五’ 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毛泽东聪明一点,他动用的是民兵。他动用的是水龙头和木棒。邓小平他耀武扬威一点,他非得动用野战军。”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文化革命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个政治体系,到2006年的今天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句话是不是点出了文革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的症结所在呢?

二.文革前奏

毛泽东究竟为什么发动文革?中国官方的解释说,毛泽东当时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形成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也就是要“反修防修”。

*北京:毛泽东发动文革好心办坏事*

不过,在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评价变化了,说毛泽东当时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路线,而且被打倒的那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恰恰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不过,中国官方的结论无非是说,毛泽东是好心办了坏事。正如文革学者华新民博士所总结的那样:

“这种追求是带有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追求,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还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对于毛泽东本身的动机,官方从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的目标还是神圣的。这样一种解释在国内的文革研究当中占了主流的地位。”

可以看到,官方的解释提到了毛发动文革的两种动因。一个是担心外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另一个是担心这些外部势力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夺权。而目前的文革研究人员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内外两种因素。那么,这两种动因究竟源自何方呢?我们也许应该从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说起。

*大跃进带来大跃退*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想必是很多中国35岁以上的人非常熟悉的。1958年5月,中共8届2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确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路线。一些学者说,毛泽东当时试图高速发展经济是为了争当斯大林身后的国际共运新领袖,需要经济实力做后盾。于是,一场“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工业按照毛泽东“以钢为纲”的方针集中力量增加钢产量,最后发展为全民“大炼钢铁”--一共有9000万人在城乡各地兴建起无数的高炉,“土法炼钢”。

中国的农业则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共产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把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都交给了公社,甚至建立起农民集体吃饭的公社食堂,让大家享受“共产主义”的滋味。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热到极点。在1955年,他还说大约要用50年到70年的时间争取赶超美国。然而到了1958年,他的想法一年三变,从“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到最后发展成“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了。在毛泽东狂热地带动下,中国全国上下高喊着“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争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的恶果在1959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中共领导层内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分歧。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对当时激进的经济路线提出一些批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于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到罢免。毛的“大跃进”则继续在中国全面展开。

结果,“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一场持续了三年的严重经济灾难。生产结构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被浪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中国官方的统计表明,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济全面下滑,工农业减产,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物价上涨。

*大饥荒夺命数千万*

最骇人听闻的是中国发生了大规模饥荒。在“大跃进”期间,伴随“共产风”而来的是一股“浮夸风”。当时由于冒进政策,已经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和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但是各地为了在“大跃进”中不落人后,纷纷虚报粮食产量,被称为发射高产“卫星”。一时间,亩产万斤粮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出现过水稻亩产13万斤的新闻。

结果,在粮食产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政府却根据各地虚报的产量大大增加了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数量,造成农民自己口粮普遍匮乏,结果引起大规模饥荒。中国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形容当时的情形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根据对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数字的分析和计算,整个“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大约3500万到4500万人。

*务实派抬头 毛刘结怨*

对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大灾难,中国官方的公开说法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把灾难归咎于老天。至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多数还把那个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困难时期”。

但是中国当时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就提出了造成灾难的“人祸”问题。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经积极推动毛泽东的狂热政策。就连后来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彭德怀也曾经是积极推动者之一。不过,看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后,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在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被称为“七千人大会”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等人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批评,提出对“大跃进”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他同时也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成绩和错误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的说法,认为是三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他还借用湖南农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并且表示,彭德怀当年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三面红旗”的经验可能要到“五年、十年以后”才能总结出来。

在刘少奇这番话的鼓励之下,参加会议的中共官员纷纷对“大跃进”发出指责,甚至出现了要求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

尽管毛泽东在1961年9月还坚持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但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中共建国以后他唯一一次公开自我批评。毛泽东显然对此耿耿于怀。尽管刘少奇等人当时为了保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面子,仍然违背事实,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政策是正确的,成绩是七分,但是毛泽东已经感到,在中共整个干部系统内部,上至他内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下至基层干部,都存在与他的想法不一致、对他的政策不满的人。

他在1966 年文革开始时写的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指责这次七千人大会是右倾。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

*同陈奎德对话*

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同《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的对话。

陈奎德:他发动“大跃进”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径,走出一条新的路,从而确立自己在世界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霸主的地位。我想这个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过去在内战中获胜,就觉得天下事自己什么事做不到?我这么少一点人,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队都打败了,我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所以,他在内战的成功,他在前期的成功使他在后期得了妄想症,就是无限膨胀。

记者:那么毛泽东自己认为“大跃进”失败了吗?

陈:我想,特别是经过三年大饥荒以后,他实际上内心知道是失败了。知道大饥荒是死了很多人。这一点他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刘少奇已经在游泳池边上跟他讲了,“饿死人,我们要上史书的”。

记者: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的?

陈:“大跃进”失败之后,他被迫在党内潜在和直接的压力之下退居第二线,我想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把刘弄下台。

记者:但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做了自我批评的。

陈:是。

记者:他当时做自我批评是真心的吗?

陈:我当然不会认为他是真心的。但是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他一定要做这种自我批评的,因为党内的压力,中国国内当时大饥荒的压力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在党内。

记者: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发难的理由之一似乎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想架空他。

陈:对。实际上,一线、二线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架空的方式嘛。他自己也承认了。不过不说“架空”这个词。因为你不具体地执行日常的行政事务,当然你的权力就有空的。相当重要的,相当大部分的方面就是空的嘛。这本身就是架空的内含嘛。

记者: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真地是想架空毛吗?

陈:我想他们是认为毛泽东在处理日常的经济事务、行政事务上是犯了错误,而且应该退居二线。他们也觉得毛泽东可能在处理国家建设方面不如他们的政策来的稳妥。所以说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尊重毛,因为毛是他们打天下的最高领袖,而且,他们平常,过去也是比较服毛的。

所以他们采取了某种交换的方式,就是行政的、日常的权力交给他们,来交换他们同样地、不断地把毛的神话地位,毛的最高地位,在虚的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全国宣传方面仍不放过对毛的抬高和吹捧。这个为以后就留下了祸根。就是毛的声望仍然不坠落,甚至还要吹得更高。

记者:那也就是说,刘少奇当时真正是开始不服毛了,是不是?

陈:对。他认为毛可能是大战略家,大诗人,不一定在实际行政能力方面有他强。

可以说,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彻底失败了。但是指出这个失败的刘少奇等人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斯大林挨批 毛泽东警惕*

促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动机是国际因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在三年之内先后扳倒了两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强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错误。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对斯大林死后进行的批评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毛泽东开始担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大跃进”的失误进行批判,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他怀疑的对象就落到刘少奇及其同党的身上。正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所说:

“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夺权保位 打压不满*

中共党内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很多人对毛泽东狂热的“大跃进”政策的不满,加上苏联领导层发生的变化,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使毛泽东感到要罢黜刘少奇之类的官员,夺回他们手中的权力。

就在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同一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要翻七千人大会的案了。在1962年夏季,毛泽东曾经当面斥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2年9月的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党内修正主义的危险和阶级斗争,声称需要对中国的各级官员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

这场“社教”运动在1965年发展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毛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矛头直指“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多次指出,根子在上面。

*借人民之力 倒心中政敌*

然而,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四清”运动整治的都是一些基层“小虾米”,并没有朝毛泽东希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感到通过正常的党务系统难以解决问题,只好通过一种非常规的运动来除掉这一大批他认为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这场非常规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

“所以毛泽东决心要发动文革,要把这些人的权力一个一个地弄掉。因为如果按照共产党一般的制度来讲的话,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把这些人弄掉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必须要发动一个特别的运动,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把彭罗陆杨,把各地的一些党委,把刘少奇、邓小平才能打倒。” 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了,而毛泽东的首要目标刘少奇却浑然不觉。

三.极左派刘少奇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他为代表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成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在历史尘埃落定的今天,我们看到,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

*先迫害 后受害*

宋永毅:“文革,刘少奇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被迫害致死,而且他从职位上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党内的第一副主席,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在美国的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

宋永毅:“但是人们在注意到他这个最大受害者的身份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他还是一个最大的迫害者。”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宁乡县的花明楼村。这里距离五年前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还不到10公里。

谁能想到,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会以你死我活的结局来结束他们的同乡加同志的关系。

*国家元首和接班人*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在仕途上又上一层楼,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刘少奇1959年10月1日主持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大会时的讲话录音:“十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的时代。”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嫌隙。那是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的一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在会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批评。

*闯祸有份 调整有功*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比毛泽东左。他搞大跃进食堂也是很左的。但刘少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比较务实。他和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周恩来也好,都是一线搞经济工作的人。虽然刘少奇经济工作不拿手,但是邓小平、周恩来这些人都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刘少奇到湖南去看到食堂不行,他就解散这个食堂。

“以后他们中央搞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有功劳的。尽管这个祸也是他们和毛泽东一起闯的,但是他们在收拾这个祸,把这个民族从大饥荒中间迅速调整出来,这些人是有功劳的。”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毛泽东尽管心存不满,但还是被迫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不过,大饥荒过后,由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而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共产党、毛泽东头上,而是跟着官方宣传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则仍然是他们的“贴心人”和伟大的领路人。

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对当年被迫自我批评耿耿于怀,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有时比毛更激进*

此时,刘少奇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说他顶不住右倾压力。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份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

“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四清是文革预演*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有的时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据,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这个就是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

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回答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毛刘分歧*

然而,刘少奇极左的表现并没有讨得毛泽东的欢心。毛泽东想把四清的矛头对准新的敌人--“走资派”,要把这股祸水引向上层,强调“根子在上面”;而刘少奇却把矛头对准传统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的“小虾米”,最多只是调整了几个省级官员的工作。

实际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十分有限,只是程度的差别。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认为,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宋永毅写道:“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实际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甚至是赞赏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反过来,把刘的这些经验和做法统统否定了。

*冲突加剧 毛决心倒刘*

1964 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刘冲突公开化、白热化。先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会议。后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声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插话,同毛发生争执。结果,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1970年12月18号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

*“集体决定开展文革”*

看到四清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决定甩开刘少奇的四清,竟自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了。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对毛的政治路线仍然是紧跟。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尽管说刘少奇他被迫害致死,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集体决定开展文革的。而这个集体决定是谁主持的呢?是刘少奇主持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要引导刘少奇犯错误,他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领导文革。”

*文革初期整人多*

1966年,中共的《5.16通知》发出以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宋永毅说:“工作组做了两件事。在学校来说,第一个,整校领导。整那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那个红卫兵的暴力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工作组整了那些校领导。有了工作组给他们定性,那这些红卫兵,这些学生才打那些人嘛。为什么红卫兵就没有打那些没有被定成什么有问题的人的那些教师呢?就是因为工作组引导了暴力。

“再回过头来讲,刘少奇在这三个月中间,6月到8月,他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文件,这15、6个文件大概点了近两百个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比如说,象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也是刘少奇点的。而且彭真还是他的战友,刘少奇把他背叛了。那么,另外点的象内蒙第一书记乌兰夫,是给他搞出来的。大学校长差不多有50个,比较有名的象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是被刘少奇的工作组王光美亲自去把他揪出来的。”

当时“揪出”的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兼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号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宋永毅说:“他不是不搞走资派,他也搞走资派。他和老毛的最大区别是,老毛的意图就是,最大的走资派是你刘少奇;老刘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走资派,下面的人是走资派。如果刘少奇不被毛泽东打倒的话,迫害的人绝对不会少。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刘少奇他延续的经验是 ‘反右’的经验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这15个文件中间,刘少奇批过两次,一次是中南局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当时的中学生,中国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你算算百分之一是多少?210万。这个数字不得了。你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右派,超过‘反右’的规模。‘反右’是55万,当然最后是搞了300万。你现在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 210万,还不包括工厂,还不包括其它地方,那可能就搞出个1000万右派。所以刘少奇当时的这个文革路线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反右”*

在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中共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参与者刘国凯说:

“1966 年的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还要恶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说话,说完了再说你这个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就这样来批斗。第二次反右根本没叫人说话呀。而是翻档案。谁的档案黑一些,谁就是。然后组织一些积极分子进行官方大字报的围攻,把他揪出来了。其实没说话就揪出来了。学校里面凡是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都打成反动学生。”

然而,不知道刘少奇当年是否知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设下的一个文革陷阱。

宋永毅说:“实际上工作组在北京也好,在全国也好,这个工作组是毛泽东批准派的……对毛泽东来说,他是有意让刘少奇上钩。如果说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可以说 ‘你放弃党的领导’。他8月份回来就整你放弃党的领导。那么刘少奇派工作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说你是镇压群众运动。不管怎么样,刘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一定要被整死掉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刘少奇自己,他以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刘少奇实在是不了解他的老老板,就是这个毛泽东。”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极左表现并没有使自己免遭厄运。1966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8月4号,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镇压群众运动”。第二天,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几个月以后便被彻底打倒了。

*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回首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和毛泽东誓不两立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宋永毅说:“中共的领导人实际上没有人反对过的。《5.16通知》是全票通过,刘少奇主持的会议。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他是跟毛泽东的路线跟不上,他不知道怎么跟。是毛泽东设下陷阱,他跟的是毛的‘四清’的路线和毛的‘反右’的路线,结果毛倒过来倒打他一耙。

“所以今天对于文革的批判,从70年代对四人帮的批判,到80年代、90年代延伸到五人帮,对毛泽东的批判,今天对文革的批判应当触及到制度问题,应当触及到整个领导阶层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分歧甚少。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搞‘四清’这些问题上,刘和毛没有区别。”

尽管刘少奇积极推行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但是他仍然成为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四.风暴袭来天下大乱

1966 年8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赞扬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等七个人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责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中共领导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

*八月惊雷*

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指责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领导压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不让群众起来造反。当时的中国人现在大多不记得当时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什么内容,对它的内容也并不那么感兴趣。不过,人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实际上为人们向当权派造反敞开了大门。

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当年通过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的所谓的《十六条》向人们指明了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是继中共中央在早些时候发出《5.16通知》以后的第二个发动文革的正式文件。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中国南方回到北京,要踢开刘少奇,开始真正的文革了。本来,刘少奇在指导初期文革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请示过毛泽东,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然而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之后对这些只字不提,反而指责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在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尽管还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十六条》的发表标志着刘少奇领导文革的终结,毛泽东亲自挂帅的开始。

*红卫兵出世*

1966 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请求毛泽东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在大字报中引述了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延安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年要推翻一个政权,主张造反有理。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红卫兵要再次造反,为毛泽东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8月1号,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复信,表示坚决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于是,以首都北京的学生为首,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 月18日,毛泽东身着解放军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上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城楼上下“万岁”声鼎沸,毛泽东兴奋地说,“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北京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了250万红卫兵。八次接见的总人数达到将近 1200万人。

毛泽东以红卫兵统帅的姿态出现,使红卫兵更加狂热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们在全中国展开造反运动。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传单满天飞。

*红色恐怖*

各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揪斗、批判、游街羞辱和殴打。红卫兵开展“破四旧”活动,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一切被认为是“四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场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坏,包括教堂和寺庙、文物古迹、书籍字画等等。由于造反的红卫兵以学生为主,因此各级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受害尤为严重,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打死,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堪虐待、羞辱和折磨而自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皋回忆说:“在我们学校,刚刚一开始,那些红卫兵,特别是女红卫兵,在我们的礼堂当场打死了一个我们附近的医生。”

红卫兵抄家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高皋说:“66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因为这场造反行动而再次受到株连。

高皋说:“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阿姨,也是我们亲戚,她是出身于地主,结果当场给她剃成一个阴阳头,把她赶出北京。为了让她走的(安全),我还记得我给她做了一个帽子,一半是假发横在那儿。这样让她能够少受点折磨。哪知道,一上了火车,她的帽子就被摘下来了,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博士回忆说:

“我有一个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出了一点差错,就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受到其他红卫兵攻击的时候,他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牵连到他的家庭出身上。这个同事显然丧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到他父亲的坟墓那儿去,把他父亲的坟墓掘开,挖出父亲的尸骨,然后用锄头把父亲的头盖骨,尸体的头盖骨给敲碎了,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王友琴:毛鼓励支持打人*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友琴认为,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行动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引导、鼓励和支持。

王友琴:“毛泽东1970年12月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他很明确地告诉斯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小学教师开刀。斯诺,我不知道他懂没懂开刀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个开刀不是比喻性的说法,是真的,就是杀人见血的。他就是这样明明确确告诉大家的。”

记者:“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当年支持这种行为吗?”

王友琴:“1966年8月5号下午,北京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被打死以后,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当天傍晚就向北京市当时的第二负责人吴德报告了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到学校来,而且跟被打死的校长的丈夫谈了话。

“实际上在南京,在8月3号,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吴天石已经被打死了。江苏当时的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自传里边,叫《七十年的征程》吧,他写得明明白白,他说他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情,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两个人被打死了。那么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说别打了。

“从8月5号到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以及101中学一个美术教师,叫陈葆昆。然后在8月18日那一天,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然后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然后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段话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然后,两天以后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下边的署名是宋要武,括号宋彬彬。就在八一八的第二天,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就毒打了一批北京的校长,然后跟着,8月下旬就开始一连串的打死人(事件),你看见数字的时候是直线上升,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最多的一天可能是三百人的样子。”

*大串联*

各地的学生红卫兵还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把文革之火烧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一些工人、农民的造反组织就是他们直接发动组织起来的。当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潘国平回忆起这个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时的情况说:

“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 ‘首都三司’的,他们的串连和组织下,就成立了‘工总司’。其实成立‘工总司’的时候,说老实话,真可怜,就是二十多个人啊。当初其实是一个红卫兵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是听听你们上海工人的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来红卫兵就说了,特别就是那个,我记得,鲍普(?),中央美术学院的,他就说了:‘你们要靠红卫兵干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嘛。’就这样,就想起成立一个组织,就成立了上海‘工总司’。”

*踢开党委 两派对立*

本来,中共的《十六条》还规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但是在1966年10月5号,根据毛泽东的副手林彪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不让军队院校的党委领导文革。中共把这个指示转发给全中国。于是,中国进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期。

随着造反运动的展开,城市和乡村各界也都纷纷组成各种造反组织起来造各级官员的反。而各级官员也动员自己的亲信组织起来,也号称是要造反,实际上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便出现了各地造反派和所谓“保皇派”之间的争斗。

*军队介入*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自己的副手,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说:“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中共军委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且表示,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在美国的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离开了毛泽东号召造反,搞不起来的。任何一个群众自发的造反很快就会被他强大的国家机器给立刻镇压下去。因为毛泽东是皇帝号召造反啊,所以他那个国家机器就不敢动。结果才有造反派把‘公、检、法’给摧毁了,还有造反派敢于冲击军队的大院,敢于抢武器,这个是因为天子号召造反。”

*全面夺权*

在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号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率先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毛泽东在1月8号发表讲话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

从此,文革进入造反派“全面夺权”时期。“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党委和政府。“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人员、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老官员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谓 “革命群众代表”组成,当时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血腥武斗*

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之间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和权力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斗”。

当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各派在武斗中动用了从大刀、梭标等原始武器到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相互残杀。四川的武斗尤为激烈。老家在重庆的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回忆说:

“文革期间的武斗,我们老家是重庆的,重庆这个武斗是全国闻名的。两派一打起来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生活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流弹打死了。还有的房屋也在武斗当中被毁坏了。民不潦生啊……

“有一天,武斗过后,我回到我们家里面一看,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是弹孔,被机关枪、机关炮打穿了的。幸好机关炮的弹头把引信给取掉了,所以没有爆炸,这样呢,房子上面被打了很多洞,但是没有被炸掉。非常惨烈。那时候我到初中班上的一个同学他们寝室里面去……一走进他们的寝室,就看见墙上挂的好像是冲锋枪,床边上挂的是手枪,桌子上面放的是机关枪。”

中国军队所谓的支持左派的行动实际上助长了武斗的发展。到了1968年9月5日,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这种“革命委员会”,中国官方媒介当时欢呼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此时,毛泽东又动用军队制止武斗,试图恢复秩序。

*多数要人遭整肃*

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场风暴中最大的“走资派”,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当时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个人,还不到半数。当时中共官员受到冲击的程度可略见一斑了。

至此,毛泽东文革的最大目标已经达到了,刘少奇和其他毛泽东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共官员已经都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刚刚开始呢。

五.武斗─毛泽东导演的内战

1966年12月26号,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乾杯!”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大大小小的武斗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毛泽东他本来就是有计划地采用暴力来解决群众中间的纷争和社会矛盾。”

宋永毅说:“你看,毛泽东在6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地方发生武斗。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说要祝全国全面内战。这个是毛泽东他要有意地用暴力的方式,而且是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要解决的把里里外外刘少奇线上的那些人以及他的社会基础全部给搞掉。”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中国官方一直说,毛泽东的妻子、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推动了文革中的武斗。的确,江青1967年7月22号表示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23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9月5号,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又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9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号的讲话。

但是,实际上,1967年7月毛泽东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才真正对中国文革武斗的升级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7年初,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形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是“工人造反总部”,另一个是“百万雄师”。武汉军区认为“百万雄师”是左派,于是解散了“工总”,并且关押了“工总”的头目。

但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却认为“工总”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因此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转而支持“工总”。武汉部队不服,驻武汉市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官兵甚至和“百万雄师”一起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他们指责当时代表中央文革到武汉处理问题的王力和谢富治压制他们。

7月20日,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和独立师官兵冲进王力住的武汉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殴打责问。这就是所谓的“720事件”。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皇派的是毛泽东本人。在他们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距离王力住处百米之外的地方。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火速带着三架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他在武汉720事件以后,他完全被吓破了胆,因为当时这个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搞成了一场兵谏。毛泽东这个时候吓破了胆。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有谁可以保护他,他认为军队,一大批军队是反了,所以当时他就提出要发枪给左派,让左派进行自卫。所以67年这封给江青的信是直接导致江青讲文攻武卫。”

记者问:“武装左派,军队向左派发枪了吗?”

宋永毅说:“噢,军队向左派发枪了。那个‘三钢三星’啊确实是拿到了军队的枪。而且上海来说呢,是公开发的枪了。就组织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就成为第二武装了嘛。”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导致了全面内战,江青所说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实际上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才发出的。

高文谦说:“对。而且应该说,不是江青个人,而是当时的中央。这个就包括林彪,包括周恩来,全都在内,都是贯彻执行毛这个方针。而贯彻这个方针的结果就使得武斗成为全面内战。”

记者问:“那么,到底有没有武装左派呢?”

高文谦说:“有啊。根据毛的这个指示,很多的军队就下发武器了。当然,武装左派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左派?由谁来判断?到一个县里面,或者到一个军分区,怎么来划这个线?这个事情就非常混乱了。所以就变成,有的就奉命发了枪了,有的军队内部得到这个指示之后呢,看到群众在抢枪,他就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是暗中默许。默认群众来抢这个枪。”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当年在四川省荣昌县中学的青年教师朱学渊就亲历过一场终身难忘的武斗。

朱学渊说:“当时我们有几百个学生啊,是躲在哪个川剧团里边。后来听到外边的土枪的声音是越来越凶,然后我们就逃嘛,就是冲出去啊。从县城比较中心的地方冲到火车站附近,我们那儿有一个畜牧兽医学校。

“我们就躲在一个楼里边。外面的农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土枪就朝我们这个楼里边射过来,把我一个学生的脾脏都射中了。还有一枪射中了一个畜牧兽医学校的一个学生的颈部,射到他的颈子上,一个钉子就插在上面,一直就不敢拔。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楼就突围了。我们突围的过程中,我就被打伤了。”

记者问:是谁把你打伤了?

朱学渊说:“就是我们在突围的时候,农民就涌上来,用很长的钢纤什么东西朝我们戳。一下涌过来,我就没有办法抵御。一脚踩空了就踩到一个田沟里边,就甩下去了。结果他们就戳过来,结果就戳到我的下身,我的下身就受了重伤。流血很多很多,我就昏迷了。

“那么边上其他的群众呢,我们的学生,老师学生也一起冲出来,就把这些农民给吓走了。然后他们看见我躺在地上,就把我抬走了。把我抬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永荣矿务局去了,我就受到了抢救。”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 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这又怎么解释呢?”

高文谦说:“这里边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四二二’在中央看起来是极端派,已经出了那个格了。所以可以采取这么一种方式了。而且是在苦口婆心,开过多少次会劝说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这样才给压下去。就跟制止清华武斗那是一样的。最后那是工宣队那边整个是开了手了,整个是把蒯大富的那个‘清华井岗山’打得落花流水,蒯大富浑身是泥,跑到人民大会堂,到毛的面前就下跪,就哭呀。实际上这完全是毛在那儿导演的这出戏。”

毕竟,中国军队一直处于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毕竟,毛泽东当时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利用军队的武力和领袖的号召力,恩威并用,终于克服了一度失控的局面,在1969年基本上结束了这场全面内战。

不过,毛泽东清楚,武斗是自己支持的,武斗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喊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因此,对于参与武斗的人,毛泽东也极为宽大。例如,四川省荣昌县武斗中曾经出现过大屠杀。

朱学渊说:“一个星期之内,被杀死的人大概就有150个人左右。据我所知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指荣昌县武装部长张服伍)。杀了一百多人,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我手头有中共批转的关于广西打死人的文件。广西杀人当然是最残忍的一种杀人。不是一般的你开枪呀。他这个是屠杀了。比如说杀俘虏。比如说把人家剖堂呀,或者是在一个人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把人家打死。即便是证据确凿的杀人,它也是几条,就是说,宜粗不宜细,就是不要去追究了。宜宽不宜严。所以一般说来,就没有杀了人被枪毙的。广西这么厉害,吃人的人啊,都没有被枪毙。”

毛泽东在1968年平息北京清华大学武斗时亲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一方面命令他们停止武斗;另一方面对他们个人加以保护,包括当场命令释放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时抓的武斗学生。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中共高级官员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了,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带有人情味,还不如说对参与武斗的造反派的安抚和纵容。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生灵涂炭在混乱中开始,在混乱中结束。

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

六.接班人之死─刘少奇

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

*从得势到失势*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刘少奇后来成为毛泽东获得中共绝对领导权之后亲自指定的第一个接班人。196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两个人之间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使毛泽东改变了想法。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 1966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地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

*罪己辞职反招祸?*

最关键的转折很可能就在1966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毛约见刘。刘少奇见面后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他还说,“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刘少奇在罪己,但是毛泽东完全可以把他的话理解成是在谴责毛泽东,至少是在说毛把运动扩大化了,使党和国家受损失了。而刘本人为了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愿意牺牲自己。同时,刘少奇似乎不打自招地承认一大批干部和他是一条线上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广大干部”带头人的刘少奇,这样一个“识大局,顾大体”的刘少奇,毛泽东会放心地让他告老还乡吗?

*毛的死后恐惧症*

陈奎德:“对于刘少奇的处置,我想和他的赫鲁晓夫恐惧症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害怕鞭尸。所以他对刘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为止。这点是他的死后恐惧症造成的一种非常强大的阴影所起的作用。”

历史是宽容的,对于每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历史都给人们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但是历史又是吝啬的,对于每一件发生过的事,历史只留下一个真实的事实。不管毛泽东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次见面显然是两人关系的最后分水岭。

*毛亲信授意倒刘*

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

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

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

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三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夫妇隔绝*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说:

“他就是关在中南海自己那个四合院里面。从67年8月份以后一直就关在那里面。在刘少奇的院子,后面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出去。那个时候,王光美和刘少奇最开始的时候是把他们两个单独关押起来的。刘少奇在一个院子里。王光美在他的后院。刘少奇就经常往那儿去看去,因为他知道王光美关在后院。所以那个时候就在两个院子之间就砌了一道墙。就不让他看出去。”

刘少奇的儿子、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刘源回忆起1967年和父亲的一次谈话:

刘源:“他就出来了,就问我,你妈妈在哪儿?我母亲就住在后院。但是不许我们跟他说话。旁边有战士站着。我就特别紧张。我也不敢跟他说话。后来他又问,站了有一分钟,又问我,你妈妈在哪儿?我说,就在后头,在后院。我说,你放心,她挺好的。他们不让我跟你说话。我父亲大概在那儿站了足有五分钟看着我。我就低着头洗毛巾。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这实际上是刘少奇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他随后被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悲惨结局*

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对刘少奇当时的状况是这样描写的:“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刘少奇生命的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

1969 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也是当时监管刘少奇的从北京去的那拨人。那一拨人,就当时的人回忆讲,他们那个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护理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的情况,病急剧恶化就是因为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就把刘少奇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就死了。”

*“上级”置刘于死地*

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被囚禁了两年多之后,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移送到河南省开封市,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我们这里摘录一些在开封亲眼目睹刘少奇最后27天的一位中国军医的日记:

“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

“10月27日,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我们155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11月1日,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

“11月7日,特派员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液全部带回去。”

“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

“11月11日,烧到41度了!......中央特派员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时,刘少奇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巴上有一片瘀血。手中还握着一只小塑料药瓶。这是因为刘少奇当时经常浑身疼痛难忍。一个护士把塑料药瓶放在他手里,让他捏住,减缓疼痛。在刘少奇死的时候,这个小药瓶已经被攥成了“葫芦”状,足见当时他的疼痛是多么剧烈。

火葬时填写的登记表格上,姓名写的是“刘卫皇”。

《观察》杂志的陈奎德说:“我想他可能估计不到。他认为可能就是一般的,过去党内斗争的这样一个失败的党内对手,最后就降好多好多级以后就了此终身。我想他当时没有估计到他最后会死得这么悲惨。”

中共党内所谓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即反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身边的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于再也构不成威胁了。

*谁之责?*

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至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三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绝对不止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刘少奇专案组,包括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周都会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援之以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高文谦:“江青牵头把这个材料搞出来,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江青就送给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他们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青)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由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央审查委员会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文谦: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宣布“作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的时候,专门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是有意地去刺激他吧。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毛泽东知情和操控*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至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

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高文谦:“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

“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说:“那我想这个一定是毛泽东决策的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非常明显地,这个责任完全在毛泽东身上。整个事情的责任,怎么说也是毛泽东的。所以实际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要从四人帮一直追到毛泽东身上。刘少奇的这种悲惨境地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向的结果。”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第一个要对刘少奇的死负直接责任的是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又受谁控制呢?是直接受汪东兴控制。汪东兴是向谁汇报?是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连那些细节问题都非常清楚,他得了什么病,几号抢救过来的,都非常清楚。是毛泽东直接搞死了刘少奇。”

*刘少奇平反 迫害者何在?*

1979年2月,中共决定复审刘少奇一案。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毛泽东当年的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加上的所有罪名,正式为刘少奇平反。

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四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然而,迫害刘少奇至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作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两万八千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

七.副统帅的诞生

(录音:林彪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

*名列第三的元帅*

林彪,1907年12月5号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林家大湾。1925年,18岁的林彪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林彪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起义。第二年4月到达井冈山。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毛泽东的嫡系。

1932年,年仅25岁的林彪担任了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军团长。1937年,30岁的林彪担任八路军主力115师师长,同年9月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国共第二次内战期间,林彪担任中共第四野战军司令,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是当时中共实力最强的野战军。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林彪于1951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55年9月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中国十大元帅里面名列第三,位于朱德和彭德怀之后。当时他48岁,是最年轻的元帅,其政治和军队资历仅仅比罗荣桓深一点。

*淡泊权力?*

在1949年到1959年期间,林彪并没有承担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处于休养状态。作家李(吉+力)说,林彪没有政治野心。

李劼:“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泊的人。你想,十大元帅授勋(衔)林彪都没有出席呀,淡泊到什么程度!”

*毛捧林*

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 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的一件事意味深长。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没有获得全票,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林彪。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林彪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主席,他自己更不会真地不想当这个主席了。这一举动不过是表示他对林彪的信任。

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并且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

*林捧毛*

林彪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

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份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

*在毛孤立时力挺*

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

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

他说:“......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他还说:“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还多次提到林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跃居二把手*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大家都清楚,林彪的上来是跟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林彪之所以上来跟他早期吹捧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林把毛说成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面地捍卫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最高的阶段等等,等等。

“同时,毛也把林树起来了。比如让江青去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再加上毛泽东给林彪的五七指示,还有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破例在全会公报上写上林彪同志如何、如何,是树立了如何、如何一个榜样,这都是破天荒的。所以说毛和林互树权威,互相吹捧。”

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副主席。为了挤掉刘少奇,突出林彪,在中共副主席周恩来的建议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为了倒刘 借助林彪*

为什么毛泽东要抬林彪出来呢?《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

“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毛泽东要想在党内高层中获得支持的话,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在地方干部中,就是行政系统,国务院系统,还有各级党委系统里面,阻力很大。

“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彻底失败了,而且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三千多万人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党政系统其实是支持刘少奇,威信在党内迅速提高。这个提高本身让毛泽东感到了威胁。所以他急于要打倒刘少奇,保护自己的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办法太多地依靠党内正常的权力机构的运作。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靠阴谋。所以康生当时是他倚重的一个主要对象。同时他还需要军队。也正因为如此,林彪就成了一个他重点拉拢和依靠的对象。”

*健康劣势成为政治优势?*

程晓农说:“从庐山会议开始,到文革,林彪的表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贯政治上紧跟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指向哪儿,他就打向哪儿。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以后在文革前批罗瑞卿,他都是紧跟毛泽东的。毛泽东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对他有高度的政治信任。我觉得这是他起用林彪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权谋。毛泽东知道林彪身体不好,也因此知道他没有政治野心。所以敢放心地用他。”

*颂毛规格与林彪地位齐升*

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而林彪的地位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定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时,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这时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

*文革表现和责任*

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乃至文革形成的过程中,就是说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庐山会议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文革的酝酿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林彪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在军内制造毛的个人崇拜,在这些问题上,林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在文革中他并没有直接主管具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形像来支持毛。作为一个军队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来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的。”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在文革前期,大概林彪,在党内高层中,推崇个人崇拜最积极。换句话讲就是迎合毛泽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助纣为虐了。”

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

程晓农说:“军队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中央文革是秉承毛泽东的意志,通过中央文革去发动对军队的冲击。所以当时军事院校,还有各总部一部份机关干部的所谓造反基本上是在中央文革指使之下发动的。 ”

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军队院校压制文革。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揪斗虐待了许多军方高级将领。

*抵制和斥责江青*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她想先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拒绝。

1967 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指责。他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

*反对乱军 保护部份将领*

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揪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

丁凯文:“在文革初期的时候,林彪是支持了毛泽东,这是无庸讳言的。但是随着文革的继续发展,林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这一套。比如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那么林彪就说军队不可以乱。”

1968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高文谦说:

“军队是文革中毛泽东最后一道防护线。别的都可以乱,学校、工厂和农村,包括党政机关都可以乱,但是军队最终不能乱。毛虽然前后有一些思想变化,但是最终-- 用他自己的话会说--叫做‘还我长城’,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他看出来这种趋势,因为他如果让军队乱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再收拾这个残局的力量了。”

毛泽东通过林彪指挥军队在文革中“支左”,扶植造反派,打垮了刘少奇在党政系统中的基础,随后又利用军队“三支两军”,稳定全国的局势。林彪作为军方首脑,对毛泽东操控文革走向显然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江青一派的合作与矛盾*

至于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关系,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实际上是有合作,也有矛盾吧。合作这一面呢,就是都要跟着毛走,都要支持毛发动文革。实际上毛发动文革一文一武呀。这个文就是中央文革了,文革派了。这个武就是军队了。但是双方在是否搞乱军队的问题,是否打倒一些人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看法。”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指的是江青等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副统帅 接班人*

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

1967 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

八.毛派内讧

1969年的中国,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垮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武斗基本结束了。4月1号,毛泽东宣布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中共八大的30个政治局委员有27个被打倒,279名中央委员只有53个参加九大。

*毛派天下*

与此同时,毛派势力大幅度扩张。以林彪为代表的毛派军方势力急剧增强,在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占了49%。以江青为首的毛派文革势力也大有斩获。在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势力占7人,文革派占5人,还有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等人。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以外,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均属毛派。毛派在中共领导层占据了绝对优势。

*林彪全盛时*

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同时,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也达到极限。中共九大空前绝后地以党章的形式确认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而积极促成这件事的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亲信康生。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次会议,通过了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捧林大合唱*

江青说:“不把林副主席写到党章上,我们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康生说:“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一直是林彪上级的周恩来也积极参加到吹捧林彪的行列。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竟然不顾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史实,赞颂林彪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林彪当场站起来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便是文革期间井冈山“朱毛会师”变成“毛林会师”的源头。

*派中有派*

毛派内部并不是亲密无间。早在1967年军方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林彪就曾经怒斥江青抹黑军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指名道姓批评过江青,并且自恃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颇得赏识,又有林彪撑腰,拒不向江青作检讨。

1968年,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中共军委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不再送中央文革成员传阅。江青借题发挥,大骂黄永胜搞“独立王国”。

不过,毛泽东当时为了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尽量节制江青,在林江之间搞平衡。林彪的妻子叶群被提名进入中共九大的政治局,江青十分不满。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总的来说,直到1968年下半年,林彪势力和文革派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九大”报告之争 毛林矛盾初现*

到了中共九大之前,双方矛盾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当时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挂帅。陈伯达抛开张、姚二人,在林彪和周恩来的赞同下,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草稿,认为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发展生产。

*林、陈、周也是揣摩旨意*

需要说明的是,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绝不是擅作主张,试图尽早结束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而是因为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要在1969年结束文革。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在距离九大召开不到6个月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既然毛泽东说文革要在1969年结束,那么下一步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主也就顺理成章了。林彪、陈伯达和周恩来实际上是揣摩了毛泽东的旨意之后,定下了这个报告草稿的调门。

不料,陈伯达的草稿受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批评,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认为陈的草稿没有突出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讲经济太多,政治分量不够。

中国大陆历史学学者郭飞雄说:到了1969年左右,陈伯达、周恩来、林彪在发展经济建设,结束动乱这个方面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和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路线的对立。

*宣读报告者与报告划清界线?*

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写一个。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执笔的这个报告草稿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比较满意,决定使用。但是林彪对这份报告毫无兴趣。初稿送给林彪审批时,林彪一个字也没看就批了“呈主席审批”。在“九大”上宣读这份报告之前,林彪拒绝看内容,结果在宣读时多次出现“结结巴巴”的情况。他妻子叶群对此感到担心,林彪却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在九大选举时,江青曾经怀疑林彪指使人做了手脚,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选票压低了,让他们难堪。江青还曾经在康生的协助下暗中调查这件事,并且从此开始对林彪有了戒心,说要“多长几个心眼”。

中共九大结束了,但是与毛泽东所希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在打垮主要对手刘少奇之后,毛派内部的裂痕却越来越明显了。双方不断发生勾心斗角和口舌之争。张春桥讥讽黄永胜是“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永胜则说张春桥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

*林彪位高震主?*

这时,毛泽东对林彪势力上升感觉不自在了。当时,主持军队日常事务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几乎都是林彪的人,包括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副组长、空军司令吴法宪,以及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长邱会作。

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尽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江青的文革派认为他迂腐,看不起他,排挤他。而林彪则对陈表示出关心和理解。陈伯达因此与林彪越走越近。再加上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进入了中共政治局。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在“九大”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对林彪势力扩大的不满。

*国家元首之争 毛主席不要林主席*

毛泽东对此不仅没有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而且采取了预防性措施。1970年3月,中共开始筹备第四届人大,准备重建国家机构。据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传达他对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实际已经表明毛泽东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此,林彪于4月11号提出三条意见:一,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是又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就连整天跟在他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政治上极其老道的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想到毛竟然要用这种政治伎俩防范刚刚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因此当中共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尽管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多数成员,包括文革派的主要成员康生都赞同林彪的建议。只有江青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因人废事,在会上表示,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林彪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后来,尽管毛泽东一再说不设国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并没有就此形成决议,而且大多数人仍然倾向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尽管心里很恼火,但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林彪派对张江派*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文革笔杆子张春桥越来越青睐,甚至显示了挑选张春桥做接班人的迹象。一次,张春桥随同毛泽东在苏州和林彪谈话。文革专家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说:“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此后,张春桥和林彪一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并且发生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冲突。197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中国军队建军纪念日的社论。社论草稿上说,“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后半句话只写“林副主席直接指挥”就够了。张春桥坚持不能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交给毛泽东亲自定夺。毛虽然同意了陈伯达的说法,但是显然对此不满。他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还有一次,中共政治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主张去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林彪式的字句。吴法宪当场拍案而起,和张春桥争吵起来,说张贬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庐山风暴*

1970 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据陈伯达回忆,开幕式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单独见面。林彪说到陈伯达等人和张春桥在修改宪法方面的争执,提出要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于是,林彪带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先表示要“把毛主席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国家元首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显示他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随后又把矛头暗指张春桥,在没有点张春桥名字的情况下指责有人不想承认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有发展。

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在开幕式上发言说:“在群众讨论中,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并不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林彪从来没有提过。是他们让毛泽东当。而这个主张最早提出来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康生和汪东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两个人。”

汪东兴在第二天--8月2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说,“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8341部队和中央办公厅都接受不了。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我代表8341部队强烈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

*群起批张*

在同一天,陈伯达和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由于事先得到了叶群通报的毛林谈话的情况,和汪东兴一起对张春桥发起不点名的围攻。陈伯达拿着连夜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批驳张春桥反对说毛泽东是天才的说法。汪东兴暗指张春桥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一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有的以为中共中央真的有人不承认毛泽东伟大,要反毛泽东;有的则出于对张春桥等文革派的厌恶,借机声讨。连陈毅元帅和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军方将领以及多数与会者都“义愤填膺”,喊打声一片。用康生后来的话说就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之势”。

*惊见文革犯众怒 领袖发威压中央*

程晓农说:“当时,批判张春桥这个文革派,在党内、军内有广泛的支持。当时党内有一股声音,批评张春桥他们通过煽动文革,制造混乱,然后带来整个局势的失控。所以有一种对这种所谓的文革小群体,这个中央文革的小圈圈不满的倾向,特别是在掌权的军队干部当中和地方干部当中。”

一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引出一场天才论的讨论,最后却导致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料不及。他没想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

程晓农:九届二中全会原来是准备对张春桥做某种程度的批评。为此林彪是请示过毛泽东的。毛泽东也同意他就这个问题发言。那么毛泽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党内高层对张春桥,就是文革派,实际上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一夥,拿张春桥做靶子了,对这一夥人的不满到了这么强的程度。那么事实上他也很清楚,这个不满如果进一步的展开,那就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去了。

8月25号下午,毛泽东亲自出马,不惜一切地用自己的权威压制整个中共中央。他亲自召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怒气冲冲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甚至说出重话:“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毛泽东并没有公开对林彪提出批评。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拿自己原来的秘书陈伯达开刀,大加讨伐,并且强令所有“讲错话”的人检查。

*两派都拥毛 比赛谁更忠*

程晓农:“当时九届二中的时候,实际上出面批判张春桥的可不是林彪,而是包括毛自己的一些所谓亲信,像汪东兴。后来汪东兴事后痛哭流涕,跪在毛面前求饶,就是因为他误会了毛泽东。他原来以为说,批张就是紧跟毛泽东,就能得到毛的欣赏。但没想到毛对张春桥只是想鸡毛掸子轻轻拍一拍。拍重了,毛就觉得伤到他自己了,他就反过手来打击。”

中国大陆学者郭飞雄说:“庐山会议是林彪反抗的一件事。但我们知道这种反抗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悲,非常有限的。里面的人都在比谁更加忠于毛主席,谁更加赞成毛泽东是一个天才。”

尽管多数人是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要对毛泽东表忠心,但是毛泽东不这么看。毛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抢班夺权”和欲加之罪*

真正控制中国权力的历来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一贯的做法。毛泽东可以辞去国家主席而不失权力;刘少奇可以担任国家主席而不掌权力;后来代理国家主席的中共元老董必武更是早就没有任何实权。

因此,毛泽东后来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未免牵强附会。一个副统帅,当个礼仪性的国家主席会夺谁的权呢?

程晓农说:“九届二中全会上并不存在所谓林彪一夥要什么抢班夺权。这是捏造的。”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现在至少说得清的就是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林彪)是不是发动了一个突然袭击?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成为他一个政治纲领?提天才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理论纲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这都是毛的欲加之罪。”

如果说,中共九大报告之争是毛林矛盾初现,那么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毛林决裂的分水岭。

九.接班人之死─林彪

1970年4月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对文革派的围攻再一次触动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他借批评“设国家主席和称自己是天才”为名,硬是要把这场风波变成一场路线斗争。

*许一番愿 砍三板斧*

不过,毛泽东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许愿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另一方面,毛泽东继续扩大庐山会议上的风波,矛头直指林彪。毛后来说,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砍了三板斧,就是“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角”。

*抛石打人*

毛泽东的“抛石头”就是通过批示和批语指责林彪和他主持的军队工作。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从庐山一下来,毛泽东就开始组织“批陈整风”,一再让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作出深刻的检查,又一再驳回他们的检查。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据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为了把问题弄成敌我矛盾,毛泽东不惜给曾经长期担任自己政治秘书,自己亲自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针对林彪对他个人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几乎是公开表达对林的不满。

*安插亲信 争取老帅*

毛泽东的“掺沙子”就是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了他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同时,毛还争取获得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包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他召见了叶剑英,希望他支持批陈的决定,还委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陈伯达专案。

1970年9月1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1970年11月6日,毛批准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实际上让江青控制了中共的人事和宣传大权。

*控制北京军区*

毛泽东的“控墙角”就是让李德生和纪登奎执掌北京军区。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受到池鱼之殃,被整肃。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打倒林彪的舆论和军事准备。

但是毛泽东还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作为打倒林彪的理由。毛泽东一直试图通过敲打林彪手下的人来逼林彪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而林彪也意识到毛的用心。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当然知道,心知肚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下了庐山的时候,跟他的大将黄吴李邱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大不了做彭德怀第二。"

*林彪请辞接班人*

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秋风又起,保重身体。”林彪12日复信说:“我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

这相当于是变相认错。尽管毛泽东回复说:“此议不妥,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一致的”,但是从毛泽东后来对林彪步步紧逼的行动来看,毛泽东并没有接受林彪的让步。

就是在这个月,毛泽东得了一场肺炎。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把周恩来派来的医生认定是林彪派来的,是林彪想加害于他,说“林彪大概希望我的肺烂了。”毛泽东对林彪有这么重的疑心,不接受林彪的妥协也就不足为怪了。

*消极对抗*

林彪也曾经想向毛作个检讨,并且让秘书起草一份检查。不过,面对毛泽东一副要把他制服的架势,林彪索性进行消极对抗,不给毛泽东整倒自己的口实。

在得知毛泽东指责“四个伟大”之后,他对家人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开始介入毛林之争。林立果生于1945年,文革开始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7年,林立果进入空军,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庐山会议以后,1970年5月,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首的“调研小组”,成员包括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

*非常手段 “联合舰队”*

毛泽东频频向林彪出手,咄咄逼人,迫使林彪考虑采用非常手段对付毛。就在毛泽东的“批陈整风”期间,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扩大成秘密组织--“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都有据点,从事搜集情报和训练骨干的工作。

记者问文革专家高文谦:"毛林之争,是毛要干掉林呢?还是林要干掉毛?"

高文谦:“林彪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有他迫不得已的地方。所以我的基本看法,在毛林(关系)后一段,实际上是毛在逼林,而不是林在逼毛。”

1971年2月,林彪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提醒他要“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纪要》深刻揭毛 想法源于林彪?*

于是,林立果和“联合舰队”骨干3月份在上海制定了以“武装起义”谐音为题的《571工程纪要》,其中说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猛烈指责毛泽东,并且计划以军事手段对付毛泽东。

高文谦:“我觉得像《571工程纪要》能够写的那么一个深度,实际上它是一个讨毛的檄文了,对毛本人的揭露、认识能够到《571工程纪要》这么一个地步的,在当时并不多。

“我的看法呢,必定是有对中共高层领导层有深入了解的人,领悟极为深刻的人,这种人才能够写得出来。而这一点,我可以说,也可能林彪并没有直接看过这份《571工程纪要》,但是林立果这批年轻激进军人的这些想法,特别林立果的很多想法是得自于林彪的。如果林彪不跟他交底的话,不跟他谈这么详细的情况的话,他一个年轻人也不会了解得这么深入。”

*毛之盛怒 林之冷对*

1971 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希望林彪出席并且讲话,林彪拒绝从命。毛泽东对此大为光火,借着黄吴李邱发泄他对林彪的不满,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林彪的反应是更加明显的消极对抗。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按惯例登上天安门观看广场上的庆祝活动。林彪不想参加,后来在叶群的哭诉央求之下,林彪才勉强前往呆了五分钟,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毛泽东讲一句话,就竟自离去。

同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坚持要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勉强出席,但是宾主刚刚寒暄完,林彪便退到外面,直到会见结束。

不过,林彪在此期间也曾经想面见毛泽东,缓和关系。他和叶群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但是毛泽东避而不见。林彪不得不求助于他看不起而且很讨厌的江青,甚至不惜屈尊,跑到钓鱼台为江青做模特,拍下一张后来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读“毛选”的照片。但是仍然没能见到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善罢甘休。1971年7月9日,毛泽东从军队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那里了解到黄吴叶李邱没有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与陈伯达一起围攻张春桥的“错误”公布出去。毛泽东终于找到了进一步整治林彪的借口。

他指责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甚至表示: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南巡倒林*

8月,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机要员的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向毛转达了她丈夫从空军党委办公室传来的消息,说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

这时,毛泽东觉得有条件解决林彪问题了。8月15日,毛泽东乘坐自己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南方巡视,他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周恩来,就是要解决林彪的问题,稳住他认为有可能跟着林彪走的部队。

临行前,毛泽东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也有人说,毛这次南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促使林彪有所动作。

在南巡期间,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林彪亲自提拔和安排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有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空五军政委王维国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同他们大谈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他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他还敲山震虎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甚至撒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说,“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

毛泽东还专门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谈话,因为许世友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且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支持林彪的讲话。许世友对毛表示:“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才放心。

毛泽东尽管也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但是他同时又说:“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后来,毛泽东9月10日批复周恩来有关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信件时就说要“补选常委”,显示在林彪被打倒之前毛泽东可能就已经做好了换人的准备。

9月6日,林立果的副手周宇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把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报告给林彪和叶群。据说,林彪听到毛泽东讲话内容后,表示“不想活了”,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是林立果却不想坐以待毙,准备动用自己的“联合舰队”与毛泽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或者让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小舰队行刺?林彪知情?*

接下来,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林立果在9月7日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林彪发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的手令。林彪、林立果及其同夥随后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行动,包括炸铁路桥和袭击毛泽东的专列,企图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刺杀他和中共上层领导人等等。

不过,很多文革研究人员认为,官方的说法并不足以使人信服,这一段史实至今仍然是扑朔迷离。高文谦说:

“在庐山会议以后,谋杀的问题涉及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事实也没有办法完全搞得十分清楚。第一,林立果这个小集团,这个“小舰队”有没有谋害毛的举动?

“我觉得,无论是从当年的很多材料,其中也包括官方最新材料里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不实的,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材料都是不实的。

“我的看法就是,林立果这个“小舰队”有行动。问题的关键是,林彪对林立果这个“小舰队”要谋害毛的这个举动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这是问题的关键。而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证据,有份量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9月3日到杭州之后就开始了反常的行踪,直接指挥自己的专列作出了各种和过去惯例不一致的做法,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返回北京。

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先在郊外的丰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随后命令李德生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北京西北面的南口待命,然后于12日下午四点零五分回到北京。

尽管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一事只有几个人知道,连坐镇北京的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林立果和叶群在毛泽东的专列还在丰台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可能以为毛泽东发现了他们什么秘密,因此十分惊慌。

*惊弓之鸟 仓促出逃*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中共由于路线斗争之残酷,前车之鉴啊,彭德怀啊,刘少奇啊,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一旦被打倒,命运是非常凄惨的。所以这个时候,谁都怕。”

当天晚上七点多,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连夜抵达距离山海关机场40分钟车程的北戴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偷听到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商量出走的事,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于晚上10点通过林彪住处的8341警卫部队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林彪绑架走。

听到消息,中央警卫团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中南海和钓鱼台增加岗哨,挖掘工事,设置路障,并且在要道口上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一般。

晚上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寻问256号专机的情况,并且表示要到北戴河去看林彪。已经如惊弓之鸟的林彪一家以为周恩来要来抓他们,即刻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256号飞机载着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北飞去,飞上那条震惊中外的不归路……

*神秘坠毁 折戟沉沙*

在北京,有人主张用导弹击落这架飞机,有人主张派飞机拦截。毛泽东发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于是,256号飞机飞越边界,进入蒙古,继续向北飞行。然而,在飞到蒙古和苏联边界之前,飞机突然折回头,向东南的中国方向飞,最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丧生。

*震撼全国 疑留青史*

“9.13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太大的震撼,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不过,人们起码可以确认这一点: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亲手挑选和扶植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被毛泽东亲手打倒了。

十.林彪案之谜

1981年1月25日,中国官方最后完成对林彪案的调查和审判。其主犯除了在坠机事件中丧生的林彪、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之外,还有前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前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前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

*上千将领受牵连*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军队有1000多名军以上的将领受到清洗和牵连,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等。有人说,因林彪案受到株连的人达到三十万人。

*不是铁案是疑案*

中国的文革中冤案无数,绝大部份已经翻案。除了四人帮案,文革大案中唯独林彪案没有翻案。然而多数海外的文革研究人员和部份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人员认为,林彪案疑点重重,远非“铁案”。

*罪名大 证据少*

林彪集团的主要罪状是阴谋发动武装政变,阴谋刺杀毛泽东。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唯一一次指控有人要动用解放军刺杀和推翻毛,罪名非同小可。

然而,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罪证”只是一张据说是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手令”,上面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官方说,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林立果根据这个“手令”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准备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

然而,中国官方描述的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官方甚至提不出林立果及其手下进行准备工作的证据,比如哪支部队、多少人、准备在什么时间行动等等。中国官方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杭州直接带枪刺杀毛泽东。但是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励耘后来根本没有受到起诉,而且至今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当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也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搞不成。

*议而未行 林不知情?*

在美国的历史学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林彪案。她说:

“现在拿出的一些证据,包括暗杀毛泽东啊,组织小集团啊,最后武装政变,包括‘五七一’,这些东西经过我大量的调查,我访问了一些当事人,包括林彪的秘书、林彪的警卫员,这些人我都访问过,包括一些家人,我都访谈过,包括林立果这个所谓的小集团里的人,我都访问过。

“他们都说确实是有议论。你比如说,在空军,林立果召集了一些跟他在一起的一些秘书,一些人谈论过,确实谈论过,但是没有行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他们有把这种议论变成行动的事实。但想法是有。但是想法是个别人有,不是全部都有。

“我曾经问过一个很知情的人,就是和林立果一起,就是他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他当时都说,他们提出来以后,他说:‘我当时吓了一跳。我就想尽量把这个问题困难说得更多一点,就想把他们吓退’。而且这个人后来实际上在“九一三事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向中央做了报告,把他们的这些议论(报告了)。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林彪直接知情。”

*手令疑云*

再说那个手令本身。上面只写“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传达什么命令?要 办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周宇驰利用这个手令“骗到”一架直升机外逃,结果也没有逃成。

中国军方作家舒云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这个“林彪手令”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份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另一份是从上到下竖着写的。林彪真地写过这份手令吗?

金秋:“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证明林彪确实要阴谋搞政变;也没有详细的直接的材料来证明林彪直接参与了谋害毛泽东。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

*黄吴李邱如何“积极参与”?*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也拿不出林彪集团的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直接参与这两个阴谋的任何证据。事后证明,这四个人不仅没有看到过林彪的“政变手令”,而且对林彪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

中国对他们的判决书说他们“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出他们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判决书提到黄永胜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就是说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四处指责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的话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了”。可是,连林彪的所谓“手令”都调动不了军队,吴法宪就能让林立果这个副师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

*谁纵容林彪飞走?*

判决书说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但是如果这是重大罪行的话,周恩来应当罪加一等,毛泽东便是罪魁祸首。当时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周恩来。尽管他已经下令阻止林彪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不过,在吴法宪建议在飞机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以后,周恩来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以后,吴法宪提出用战斗机拦截,有人提出用导弹打。周恩来没有同意,而是向毛泽东请示。结果,毛泽东网开一面,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显然,把林彪飞机飞走的罪责加到李作鹏身上并没有多少道理。而对于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判决书更是一条罪状都说不出来。

中国官方的另一个重要指控是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据说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林立果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看过或者批准过这个《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檄文和启蒙*

同时,大多数海外文革学者并不认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份政变计划,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在美国的作家李(吉+力)说:

“林家父子扮演了荆柯。这是比荆柯更为精彩的刺秦。有人说要建议把毛泽东纪念馆削掉,把尸体搬出来。我倒是觉得,也不必搬了,但是要在纪念堂门口立一个剑碑,剑碑上就刻上《571工程纪要》。把这两个的历史放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很清楚了。

“林彪给了毛泽东致命的一击。林彪把毛泽东话语这个神话给彻底地击破了。虽然林彪不能打倒他(毛泽东)的权力,但是他把他另外一个东西--话语给击破了。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就是来自林彪的打击。

“《571工程纪要》。林家父子是英雄,是刺秦的英雄。他虽然没有刺倒毛泽东的权力,但是他刺倒了毛泽东的话语。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571工程纪要》当时读来真像思想解放的一道光芒一样,句句是真理。”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说:

“经过文革的人很多从当时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的中间读到了一些林彪的政治纲领,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反省。林彪的那个《571工程纪要》对一批有独立思考的人做了一个启蒙书,原始的启蒙书的作用。”

*如此政变*

历史学者金秋博士说:

“《571工程纪要》与其说是军事政变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个宣言。它是一种牢骚的积蓄,就是对文革的一些不满的发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相失业,五七干校--变相劳改,中共高层政治--绞肉机,等等等等等等。实际上是一种牢骚。

“如果说到军事政变,它当时讲过,说我们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其量不过几个师,包括坦克28团,空军34师,那是个专机师,还有民航。如果这个是林彪搞的政变的话,林彪只能调动这么一点点力量吗?

“所以在《571工程纪要》刚刚宣布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说,这个简直就像‘童子军计划’,怎么能实施这样的政变计划?这个东西很可笑。有知情人说,当时连毛泽东都不相信这是个政变计划。”

“九一三事件”的最后一幕是林彪携带家人乘飞机出逃。以中国官方的说法,林彪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当时与中国严重敌对的苏联。然而林彪在 9月11日晚上还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似乎已经抱定了一死的准备。是什么促使他同意乘飞机出逃了呢?

另外,中国军队作家舒云的调查显示,当时的广州军区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一无所知,而且后来被确定为林彪集团同夥的军区将领都没有倒台,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

*为何登机?为何掉头?为何坠毁?*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都说,在出逃的时候,林彪当时吃了安眠药,昏昏沉沉,是被架上汽车,抬上飞机的。但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林彪出门的时候十分清醒,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且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李文普因此断定他们要外逃,因此跳车,并且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但是也有人说他是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之下做了伪证。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不进入苏联,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原因何在呢?当时蒙古代理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回忆说:“飞机向苏联发出‘让我们进入’的请求,但是苏联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这架飞机继续飞行,就会被击落。所以飞机当时掉头飞了。”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也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是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的;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

*荒诞和疑难*

把上述种种事实和疑问加在一起,就会得出怪诞的结论:身经百战的元帅林彪带领一批身经百战的将军,按照自己26岁的儿子林立果等年轻人起草、而且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的《571工程纪要》,全权委托林立果率领百十号人的“联合舰队”执行刺杀毛泽东和发动武装政变的重大计划。事败之后,林彪糊里糊涂地逃往前苏联,不料在途中机毁人亡。他的几员大将则统统在北京束手就擒。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接受呢?多年研究林彪案的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就说:“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识:疑点太多,且难于破解。”

*毛林决裂 两败俱伤*

其实,对于林彪案的解释,真正头疼的可能是当初的毛泽东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九一三事件”使中国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林彪以暴烈的方式最后决裂。毛泽东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是毛林两败俱伤。

金秋:“经过文革的这些人都说,林彪事件使他们开始觉醒。这简直是儿戏嘛。昨天让我们相信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今天就变成了反革命。这个弯子很难转的。”

林彪陨命蒙古,周恩来曾经嚎啕大哭,毛泽东则大病两场。郭飞雄说:

“毛泽东在林彪死了之后,几个月不想吃饭,不想起床,最后身体出现了病危,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也受到了一种报应。

“他的心里就觉得,原来一辈子喊忠诚于我最响的那个人原来想谋害我呀。人受到这种精神创伤以后,会很长时间排解不开。

“第二个呢,国人怎么看待我。过去我打倒了高岗,打倒了彭德怀,打倒了刘少奇,我还可以用政治理由。现在一个文化大革命中间跟了我这么久,喊着我的一样的理论和口号的人,又跟我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的人,又被我把他消灭掉了。国人和历史会怎么看?会说我这个人不厚道啊,没良心啊。”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

“毛和林是不可以分开的。你把林彪说成是,噢,他反而要来杀你,要来政变,这个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虽然大家批的是林,但是人们心里清楚的是,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误嘛。你犯错误了,你也不是很高明嘛。你自己树立起来的接班人竟然要去杀你,这怎么能讲得通呢?反而这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所以毛心里很清楚,虽然他把林彪干掉了,但是他的形象是彻底毁坏了,而且文化大革命这盘棋恐怕也就到头了。所以这也是毛非常沮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肯重审 弃林保毛?*

尽管林彪案问题多多,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重审林彪案的意图。个中原因,也许只有中共最高决策层才知道。

丁凯文:“民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实际上已经相当深入了。很多具体的情节,很多历史细节现在一一都被披露出来。如果把这些细节、真相都披露出来的话,官方对林彪事件的定论自然就是站不住脚的了。”

记者问文革专家高文谦:“假使中共愿意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话,能弄清楚吗?”

高文谦:“如果要弄清楚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叛逃的问题,当年这些所谓“受牵连的”这批人,他们当时讲的是不是都是真话?有的人是不是开始讲了真话,但是后来在这个形势下,在逼供利诱下不得不又作了违心的证词,我觉得官方如果真想搞清楚的话,还是可以的。这是第一。

“第二,比如说叛逃的问题,飞机摔毁,每架飞机都有黑匣子。黑匣子就在苏联(俄罗斯),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向苏联政府要求把这个黑匣子取回来?可以发现林彪在最后的一段飞行过程中飞机上的对话。这些东西都有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

“但是恰恰是因为中国官方不愿意弄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它既不去向俄国政府要黑匣子,也不在国内重新调查这件事,为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你给林彪翻案的话,势必极大程度上损害毛。而这一点是官方无论如何不能够做的。”

*文革需替罪羊?拒翻案以护党?*

金秋认为,林彪案翻案对于中共弊大于利。

金秋:“为什么弊大于利呢?林彪翻过来,毛泽东怎么办?林彪这个案之所以没有办法翻,从政治上来讲不好翻,就是因为直接牵涉到毛泽东。如果林彪是好人的话,不是坏人的话,那谁是坏人啊?谁来为文革负责啊?就看中共有没有胆量来承认现实了。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10年,死了这么多人,被牵涉的家庭人数超过一亿,死了多少人现在没办法统计。这么大一个问题,现在让谁来背?这个帐算到谁的头上?

“对这些被审判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确实是不公正的。但是,你要向全国人民有交待呀。你怎么交待?你不把毛泽东拿出来的话,那只好把这些人拿出来。那么如果现在这些人一翻的话,毛泽东怎么办?”

因此,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只要是中共执政一天,就一天不会给林彪翻案。”

*自有青史定是非*

受到林彪案株连的金秋博士认为,翻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金秋:“实际上我经常跟我母亲说,我劝她,我说你不要老是把眼睛看在党给不给你翻案,我说,历史这个东西会从历史上可以证明的。事实总是事实。不是事实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我就说我们去研究历史,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把事情澄清就可以了。”

VOA特别节目 《回首文革》 (二)

章诒和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信

各位代表:

新年之初,百事伊始,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待制,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竟能不顾大局,不管国策,自举一帜,颁令禁书八种,出版社分别受罚,从而昭告世人,出 版当局遗有“和尚打伞”,并无和谐可言,舆论震惊。这当然不是突发的偶然性失误,海外反映的强烈远超去年此时发生的“冰点事件”。邬副署长出面否认,几番 辩解;看他欲言又止,意图卸责,不幸又恰恰折射出这次下令禁书的的确确是他的职务行为。

二十多年来,几乎天天讲“依法治国”,十多年间,几乎月月论“提高执政能力”,执政为民之说更是四处充斥。可是,禁书、废书、封书、删书的非法举措又几乎 时时都在发生,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手段之奸,危害之烈,大有与时俱进之势。受害的作者遍及各个层面、许多领域乃至各种派别,管你是年轻新秀、革命元 勋!管你列左还是排右!至于为“禁、废”而设的所谓“评审制度”,恶奴黑笔,有口皆碑。待到邬氏主事理政,读者广泛称善的好书竟也在劫难逃,所不同者只是 在乱禁之中立了新规,即因人而废:今日可以废我,明朝将能禁君,后天不知又会斩杀何人?如此公然违宪,如是肆无忌惮,形成一股改革大潮冲击未退,与人类社 会普世价值悖违的逆流。形势这般严峻,诸公权重,受之于民,该替百姓管管了。

尽人皆知,书是言论的载体,靠出版而传播,或禁或废,都是对作者自由权利的剥夺,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违反。须知该条规定的出版自由首先是、主要是公 民个人的出版自由,出版总署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则只应列后,或尊奉执行,别无它途。再查《宪法》第33条2款,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明定,据此, “因人废书”的行政行为分明构成了对该款宪法原则的对抗。诸公位尊,是否该问问署长、副署长,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违宪引发“逆流”,得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起。1998年3月,我政府正式宣布将于“近期加入”该项公约;历经九年,本次大会之前又传出将 借“奥运”东风予以批准,作为改善人权状况的庄重承诺。议程未作安排。但《公约》的原则既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流”,又为我国政府宣告承认,岂能公然违 反?查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即使在特殊条件下对权 利的行使应加限制,也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另一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并且还必须立法明定,即不能实行“预先限制”的办法,任由有权单位臆定“禁区”,进而实行表达权的无形垄断,同时还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不能由政 府官吏自由裁量,理所当然,也决不允许悄悄地打个电话或者“吹个风”就完成“限制”,实现“控制”。

现实情况如火焚心:出版主管机关的行政性工作经常违法越权,他们手上的黑名单、黑书目时常轮换,损害作家,殃及读者,怨声载道,大背民心。邬先生的禁书行 为,外则失信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则忤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无疑义,诸公监督有责,何时起而纠偏?我们不希望把问题拖到“奥运之 年”,那会丢掉国格,影响国誉。是故建议根据《宪法》第73条的规定,在大会期间,就出版问题上的违宪行为、专断劣迹,向有关机关提出质询,要求正式答 复,尔后据之作出相应决议,坚决废除现行条例、规章、制度中的不当内容和实践中的全部陋习陋俗,为制定《新闻出版法》奠定基础。

如认为提出此议时间过于匆促,原订日程不宜改动,复无充分理由延长会期,则请依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组织一个关于党政机关非法禁书的“调查委员 会”,于闭会之后展开调查,在一定的时限内作出决议,明确宣告:违宪必究,任何机关不得例外;毁法有责,位居副职署长者也难逃其咎。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以期实现我国宪政民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茂的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请予审查,至盼采纳。

本件征得我委托的律师团(代表)同意联署,以昭郑重,以示负责。

“废书”受害人:章诒和

法律顾问团代表: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

2007.3.12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