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十二月 24, 2007

分析:中国贪官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VOA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2007年12月21日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导,天津市原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星期四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受贿和挪用公款。批评者指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贪官越抓越多,越杀越多,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却刻意回避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方便贪官贪污腐败的问题。

中国是全世界目前屈指可数的对贪污罪实行死刑的国家,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不断对贪污官员宣判死刑的国家。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河北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天津市原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贪污受贿案进行了审理,星期四宣判李宝金受贿和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判处李死刑,从而使被判处死刑的中国贪污官员的人数又增添了一个。

李宝金的死刑虽然是缓期两年执行,但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近年来,中国当局不断以这种世界罕见甚至是仅见的严酷刑法惩治当局所说的贪官。然而,中国的贪官却层出不穷,前仆后继,继往开来,贪污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在罢免贪官党内职务的时候,总是强调那些贪官贪污是因为道德败坏。

*也开始公开承认*

但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普遍指出,贪污腐败行为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当中盛行,显然不是因为执政党和政府专门网罗道德败坏的人担任官员,而是中国的现行一党独裁、大权独揽的政治制度使人性当中恶得以不受制约的发挥。

中国作家田奇庄说,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这种观点,包括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显然现在也开始公开承认。他说:“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说出了一句,说是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问题。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执政]党的领导一直是否认的。温家宝终于提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没有下文。”

随著中共将近三十年前开始推行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借用改革的名义对公众强取豪夺,把国家和全民财产化公为私,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中共最高领导层不得不承认贪污腐败问题威胁执政党的生存。然而,贪污腐败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已经制度化,贪官人数众多,势力巨大,以至于温家宝总理的前任朱熔基在表示要坚决打击贪官的同时,也表示给他自己留下一口棺材准备跟贪官同归于尽。

*温家宝诗“仰望星空”*

但是,批评者指出,朱熔基担当总理的时期恰恰是中国贪污腐败发展的大发展时期。温家宝担任总理之后,也多次提出反腐败的问题。北京的宪政学者张祖桦说,温家宝等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显然明白,公众普遍痛恨的贪污腐败问题是中国的现行的一党专制的政治造成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政治改革。他说:“一到要动真格、要政治改革、要实行的民主、法治、宪政的时候,他们这些领导人又举步不前了。用温家宝作的事情来说,就只能是‘仰望星空’,不辅诸具体的实践。”

张祖桦在这里所说的温家宝‘仰望星空’的事情,是指早些时候,中国官方的报纸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一首题为“仰望星空”的诗歌。温家宝在其中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没有解释,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要仰望上天和星空,寻求庄严、圣洁、正义、真理。温家宝所属的中国共产党公开宣言信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不相信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

美国之音

星期日, 十一月 11, 2007

精英包遵信病逝中外反应截然不同

VOA记者: 东方 华盛顿 2007年11月9日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介绍海内外媒体对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去世所作的截然不同的报道。

包遵信去世以及追悼会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上。北京的街市,依旧是灯红酒绿,到处呈现出官方媒体所展现出的“和谐盛世”景象。

而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去世的消息,除中国媒体无动于衷之外,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广泛的关注。世界三大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都从北京向全世界发了电讯,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纽约时报等平面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等电视网、欧洲的媒体、澳大利亚的媒体、港台媒体等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中国警方对死去的包遵信仍然如临大敌。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定于11月3号举行的包遵信追悼会之前,骚扰了很多追悼会的参加者,警告他们不得参加追悼会。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字对很多今天的听众,特别是年轻听众朋友,也许生疏了。他的去世也许在中国大陆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人们更关心的也许是股市的涨跌,油价房价的飙升。然而,包遵信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的去世和他的追悼会,在海内外媒体中引起如此对比强烈的反应?

包遵信1964年文革前夕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经担任过《读书》杂志副主编和《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

在中国几十年闭关锁国之后,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向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普及了西方民主人权的理念,这套丛书深受当时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喜爱,改变了当时整整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包遵信先生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可惜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因胡耀邦的去世、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镇压、赵紫阳的被废黜而中止了脚步。

1989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包遵信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他反对政府强行在北京实施戒严,并且派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包遵信因此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六四“黑手”,判刑5年。

包遵信度过了3年半铁窗生涯,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之后,毅然投身中国的民主事业,先后出版过一些关于民主和六四的书籍,并且发起并参与了多起联名维权的事件。

据报道,包遵信3年前曾患脑栓塞,后来恢复,但是今年10月23日凌晨6点多,在原发病的脑干部位再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医院抢救一直处于深度昏迷之中,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有心脏还在跳动,生命全靠仪器和药物维持。10月28日傍晚,包遵信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路透社报道说, “包遵信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经是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派智囊”。

包遵信去世之后,中国警方对北京的一些准备参加包遵信追悼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骚扰。曾经为包遵信辩护的律师浦志强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无法去参加追悼会。他当时在接受派出所的约谈。

浦志强说:“警方并没有说为什么我和其他几个人不要去。他们只是说这是来自上面的指示。”

不过,浦志强补充说当局可能担心,有很多敏感的人会出来参加为老包举行的葬礼。

美联社在报道包遵信追悼会的新闻中说,仍然有100多人出席了包遵信的追悼会。一些人在追悼会上发言,回忆了包遵信的一生以及他的政治活动。追悼会是另一位北京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发起的。刘晓波也因为参加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

在北京殡仪馆的大厅里,穿制服的警方人员不多,不过身穿殡仪馆制服的一个人对外国电视媒体小组说不要拍摄。他还说,拍电视需要获得特别的许可。

目前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警方对他和他妻子的监视加强了。远在离北京1400公里以外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殷卫红在温州对记者说,当地国安部门定期对他进行监视,并且询问他是否计划去北京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殷卫红说,他相信如果他去北京,他们肯定会阻止他。

据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从香港报道说,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江棋生也被警方堵在家门口,不让他参加包遵信的追悼会。被警方禁止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北京的莫少平、刘军宁、俞梅荪、浦志强。王力雄、唯色、刘荻、李海、齐智勇、胡佳、贾建英,刘风钢、张先玲、刘京生、李和平、余世存、陈子明等。他们都无法参加追悼会。在上海,浦东的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亲切”地陪同李剑虹女士看电影。

美联社报道说,和很多老一代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包遵信获释之后,继续从事民权运动。为此,包遵信曾经两次被当局短暂地拘禁。

1996年,包遵信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通过决议,让政府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从而反对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包遵信批评中国缺乏公开的政治辩论,政府权力没有分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来对腐败现象进行制衡。

包遵信在公开信中说,靠政府官员本身的良好愿望和道德情操来打击腐败是根本没有用处的。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没有理睬包遵信的公开信。

目前旅居美国华盛顿的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写文章说,“ 偌大一个国家,沸沸一个‘盛世’,汹汹万千警察,面对一个已然逝去的老病书生,竟然如临大敌,战战兢兢。这与前述表层社会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它彰显了包遵信真实的赫然存在: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灵”。

陈奎德认为,拥有国家安全部和众多秘密警察的庞然大物,“竟然如此惧怕一介书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的瘦小病弱的书生,这无可争辩地呈现出了包遵信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沉甸甸的分量”。

陈奎德在纪念包遵信的文章中说:“今天,见满世界旧雨新知对老包的真情流露,对一个无权无势的老人而言,绝大多数显然并非谬托知己,仅此一端,足堪慰籍。加以如此众多警察也赶来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刘晓波在为包遵信的文集所作的序中,高度赞赏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刘晓波在文章中说:“在我读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包已经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回顾思想解放的80年代,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是决不过分的。”

刘晓波谈到了包遵信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虽然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刘晓波承认,他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新旧传统的激进否定,无 疑从《走向未来》丛书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

刘晓波指出,包遵信在六四以后的文字对现存的一党专制,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基本史实,有了更深刻的清理和分析。包遵信在分析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

刘晓波认为,这段话再明白不过的说明老包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

现在离开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已经20多年过去了。当刘晓波重新翻开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必读的珍藏的《走向未来》丛书,看着当年读书时划下的笔迹,再看看那庞大的编委会名单,不胜感慨万分。长长的名单中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呼风唤雨,惟独主编老包,这个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八九运动中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象征之一的名字,却于90年代消失了,他变成了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异类。

刘晓波说,六四后,包遵信成了一个边缘人。他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的权利、经常受到专政机关的非法骚扰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在其他人看来的“悲惨”处境,刘晓波认为,对老包本人来说未必就有多么不幸。

刘晓波分析说:“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委曲求全或夹着尾巴做人的世俗幸福,而他所得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独立、尊严和良知的持守。在这个腐烂得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的享乐时代,我为老包庆幸,其处境使他成为极少数拒绝同流合污者之一。”

美联社向全世界播发的一组包遵信追悼会的照片中,包遵信女儿包瑗致悼词的照片特别引人注目。包瑗在追悼会的一段话呼应了刘晓波的观点。包媛说,虽然六四之后包遵信被关押3年多,他出狱之后“无公职、无收入、无医保”,“基本人权受到压抑”,但是,包遵信却在家里和享受了15年父女天伦之乐。

包媛回忆说,她小时候,包遵信很忙,很少回家。而包遵信出狱后,回到家中的日子,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包媛说,包遵信出狱后,他很少外出,很少开会,基本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终于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了。

包媛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吃到你做的可口饭菜,你做的红烧鱼很好吃,现在想起还是满口余香;晚饭后,您居然还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特别是作了外公以后,看见哈哈,你的烦恼全消,声音悦耳,眼神柔和,表情生动,四肢灵活。”

包媛深情地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

包媛在悼词中请爸爸原谅她没有继承包遵信的事业,也祈求父亲原谅她不擅长文字表达。包媛说:“文是小溪,心是大海,溪流当然无法表达大海。无论我的表达多么苍白,您都能感到我的心,我对您的爱和怀念,是惊涛拍岸,是海天一色,是最为纯洁的蓝色!回来吧,回到我的蓝色中。女儿:包瑗”

中国著名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在悼念包遵信的一篇长文感叹说:“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

余杰说:“18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

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位著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朱学渊将包遵信称为“失败的英雄”的原因。

美国之音

星期四, 十一月 08, 2007

查建英:国家公敌

[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 年4月号]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 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

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3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西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4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5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

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6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

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7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

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

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附录:《国家公敌》一文引起的话题

·华新民·

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一文,确实是难得的好文章,只是对这个标题中的"公敌"二字,本人稍有异议。此文发表在"New Yorker"上时的标题是"Enemy of the State"。英文中的state一词虽然可译成国家,但是含有国家机器、政府的意思,而不是国土、国民的含义,因而英文的读者看了标题知道这是政府的敌人,不会误解为国民公敌。而中文的"国家"一词意义较为模糊,尤其加了"公"字,更易被误解为人民公敌或者叛国分子之类的人。其实看了内容,就知道此文的主人公并非什么"公敌"。真是"国家公敌"的话,"国家"应当让全体国民记住他,"全国共讨之"嘛,相反,"国家"巴不得人们忘记他们。这哪里像是"公敌"?充其量,他只是某个政府、执政党的"私敌"。

记得有一次在凤凰台电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查建英讲她的父亲是研究宇宙有限无限这类问题的,我就想到那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查汝强,因为本人一直关心宇宙学方面的研究,读过一些他写的论文和翻译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查建英莫非是查汝强先生的女公子?

"国家公敌"这篇文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做了一番网络搜查,不料搜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而且顺藤摸瓜发现了若干关于查建国及其家庭的资料,也许对理解这样一位"国家的敌人"的成长有所帮助,这里同诸位分享,算是对"国家公敌"一文的一些注解吧。

查建英在文章中始终没有透露她和建国的父母的姓名。关于他们,她写得十分简约:"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

这里先说他们的父亲——查汝强。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家,这次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他其实更是一位革命家。14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中共执政前夕北京市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朱熔基还只是外围分子。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在清华外语系"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可见他的身份——当时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同学中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共和国成立后查汝强成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转到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成为研究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曾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作为党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导人物,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的领导地位,守护党的意识形态的正统,领导和参与了对各种"异端"学说的批判。从五十年代对"梁思成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到八十年代对"宇宙有限论"的批判,他都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主编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也许是外语专业出身的缘故,他也翻译过若干西方的科学哲学论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卡尔·波普尔著《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于1990年去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曾为之奋斗创建的那个"国家"的敌人,被判刑下狱,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文章提到了查建国的生母,被建英称为"钟阿姨"的,说她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在文章的后部又说,"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根据笔者的网络搜查,她名为钟鸿,右派改正后编过很多剧本,获奖电视剧《曹雪芹》即出自她的手笔,另外还有京剧《黛玉葬花》等,网上还查到她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支莲》,其中提到她同查汝强的结婚和离婚:"1950年底,十九岁的我……,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毫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原来,查、钟二人的离婚就是同钟被打成右派相关的。

据同钟鸿相识多年的作家王蒙说,钟鸿是因为"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成了把她划成"右派"的一个理由。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它的标题是"冬小麦之歌",只有四句:"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王蒙在他的小说《布礼》中,就用它作为主人公的诗作。这二十六个字,给她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离婚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关于两人的离婚,据钟鸿的回忆录说,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于光远同查汝强,一个是三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一个是四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既是校友,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五七年时,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因为两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光远的妻子孙历生也被打成了右派,婚姻也因此告终。查汝强对自己的妻子说"怎么向于光远说?"意思也许是:你看,于光远都同右派老婆离婚了,我不能落后啊。

说起孙历生来,她有着一段更悲惨的故事。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一书载有关于孙历生的记载:"孙历生,女,一九三四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一九六八年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七月十二日自杀在校中。时年三十四岁。"王蒙的另一篇小说《蝴蝶》就是以孙历生的命运为蓝本写成的,因为孙是她的妹妹的同学。更详细的资料可参看王友琴的调查文章:"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我们再回到查家发生的事情上来。查建英在《国家公敌》一文中说:"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让建国感到悲痛和压抑的不仅是父母的离异,恐怕还有这离异背后的政治原因。

同样的原因,我们更能理解查建英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1968年,建国去内蒙古插队落户,"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尽管当时的青少年对毛泽东都有狂热的崇拜,但如果妈妈不是需要划清界线的对象,他大约不至于不愿同妈妈说一声再见。

关于这件事,钟鸿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1968年强儿去内蒙插队,火车开动了,强儿的眼睛不看对他依依不舍的妈妈,只是激情地冲着窗外大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我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充满革命热情却不看妈妈一眼的儿子远去了。

强儿,难道我在你们'红卫兵''造反派'眼里是不值一顾的政治贱民?你怎么不想想,恋恋不舍去送你的妈妈,虽然是'摘帽右派',但她是育你、爱你的生母啊!难道你真'革命'到六亲不认了吗?

你当时只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而不理睬和你招手告别的妈妈,难道是你在恨我和你父亲离婚时,没有把你留在身边?30年后,看了你写给你女儿的信,方知你一直因父母离婚而感到没有家。你被分给你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觉得是母亲不爱你,偏爱弟弟。看来你对我的怨气还不浅啊!但作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个个连着心啊!夫妻离婚,通常是一人抚养一个孩子,后来我发现你父本人实际上不可能照顾你时,也曾托他的老同学储传亨和他商谈,还是把你都交给我抚养吧,他没有同意,我就在我每次从农村回家休息时接你到外婆家与我和你弟弟同住。"

读者可能注意到,钟鸿在这里没有用儿子的真名,而是用了查建国出生时的小名,称之为"强儿"。事实上,在她的《风雨半支莲》一书中,尽管他提到建国的弟弟建一和妹妹建英时都用了真名,却唯独不用查建国这个真名。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国家公敌"的姓名,是不能出现在国家的任何书刊上的。"强儿"这个名字,多半是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想出来的暗渡陈仓的办法,用来"忽悠"中宣部的评审员的。

书中有一章"强儿!听听母亲的心声"就是专门对查建国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书中甚至没有明白交代"强儿"的下落,细心的读者只能从片言只语去猜测"强儿"的下落——

"咫尺天涯,虽难相见,儿幼时形影,常浮现眼前。"——看来他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

"儿今五十有一,望善自珍重,时刻不忘锻炼身体,在母有生之年,得以相聚。"——不能相聚,似乎是有期限的。

"母草于2002年8月11日儿生日之际"——可以断定"强儿"生于1951年8月11日。

"汝弟英年病逝,汝则自陷囹圄,每念及此,涕泪盈眶。……只望吾儿博览群书中,全面认识社会。"——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是在狱中。

如果不是我们看了查建英的文章,又把查建国同"强儿"对上号,谁知道钟鸿的长子是个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古代的新皇帝登基,百姓的名字中有同新皇上名讳相同的字,统统都要改掉,称作"避讳"。避讳给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带来无数的误会和麻烦。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政治避讳"头痛不已。

——写于2007年七月八日

廖亦武:我的敌人,我的老师

——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


我生于中国农历的六月十九,据老人们说,这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得道日,一个大日子。可接踵而至的却是1959到1962年的可怕饥荒,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已去世的父亲曾回忆说,我1岁多就浑身浮肿,小鸡鸡透亮,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多亏成都牛市口一个老中医,才起死回生,捡了一条小命。父亲还说,老中医的办法是先消肿,后补充营养。于是在几个月内的每天早晚,我被架在一口熬着各类草药的沸腾的铁锅上熏蒸,将体内的黄水一滴滴逼出来。

就这样,饥饿成为我的第一个老师,追随我渡过整个童年,这虽然极大地影响我的发育,令我反应迟钝,5岁左右还举步维艰,却磨砺了我的胃口,并最终确定了我的写作路数。乃至多年以后,类似刻痕在我的狱中回忆录《证词》里还俯首皆是:哪怕天垮了也得填饱肚子。我害不起病,在这个猪圈国家里必须要有一副什么都能消化的铁胃。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骨头去舐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过时记忆发酵的溲味。

我刚上小学时爆发了文革,父亲因讲授中学课文《松树的风格》有名,而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家庭解体,满腔悲愤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川北小城盐亭擅自迁往成都,寄居曾是旧官僚太太的二姨妈家。再接着是无数次搬家,无数次盘查,记得9岁那年,母亲还在深夜被当作逃亡地主带往当地派出所关押审讯。自此,“黑人黑户”这个中国特有的名词烙入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第二个老师。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在这个“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为了洗刷与生俱来的耻辱,也为了清理各种阶段各种情绪纠结在一块的“师生关系”,我自甘沉沦于更深的耻辱,触摸了更多更广的“黑人黑户”,知识界将他们或我们定义为“沉默的大多数”。

我写出了《中国底层访谈录》,毁誉参半,也因此触痛了中国官方和一些非官方的新闻界正派业内人士的神经。他们想不到考量一下作者黑人黑户的特别背景,尽管我已在《底层问答》一文里招供:《底层》是私下的,伤痕累累的,却又是自嘲自虐的。从某种意义上,《底层》是一本“无耻之书”,在血腥和无尽的苦难及羞辱之下,我们仗着无耻才活下来。才有了蟑螂一般健康而忙碌的日常生活。所以,无耻才是解读《底层》最恰当的钥匙……它只会让我们蒙羞,让我们的后代为我们蒙羞。

我的第三个老师是居无定所。由于文革的冲击,家庭成员天各一方,我曾在成都和盐亭之间持续流浪。爬车、混饭、当童工、伪造出行证明及公章、在山道上长途奔走、寄居于极端贫困的农村亲戚的茅屋,还好没有沦为乞丐和小偷。因光阴虚渡,知识基础差,我在文革结束后的四次高考中,均落榜。第五次得到官方作协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却因早年养成的游荡恶习,屡屡违规,竟遭开除——这不间断的“超常教育”的刺激,造就了我野狗般的诗人天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岁月中,我跑遍大江南北,像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前辈那样,写诗、朗诵、打架、办民刊、也乱交女人。这种种混淆的印戳辟哩啪啦盖在后来的文字和生活里。乃至我在长诗《死城》里狂叫: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跟着我在1989年的屠杀之夜同步创作了《屠杀》,由于在诗歌里再次狂叫:汉人没有家了!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以此反抗第三个老师强加给我的灵肉的绝对“居无定所”,第四个老师——监狱——就适时亮出它的铁血面目。我的被捕现场叫“牛角沱”,国家在牛角两端事先埋伏了一二十名勇猛如公牛的警察,整个过程可以拍成一部围歼超级杀人犯的短片。如此隆重的招生工作实在出乎我的意外。跟着是搜身,还没回过神呢,我这个满怀文学野心的坏学生就叫按翻在收审所的楼道,剐光衣裤。读者以为会兑现一顿私塾内常见的惩戒板子吧?不,是筷子掏屁眼,侦查那深处是否隐瞒异物。

紧接着的叙述是一本叫《证词》的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为了持续感恩我的第四个老师将我从诗人压缩成证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都会牢记自己的“新生”。爱国爱得牙齿打颤的诗人艾青曾当众抒情道: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当我蜷缩在收审所的大马桶下捉拿虱子;当我在看守所被反铐23天,两次自杀未遂,还遭到大伙的嘲笑;当我在劳改监狱面对被活埋在历史断层下的几代反革命分子;当我反剪双手,以诗歌的罪名被秘密审判,连辩护程序也形同虚设……我的确“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我简直变成自虐或他虐狂,对这土地爱得晕头转向。我在狱中诗集《犯人的祖国》里写道:祖国啊,你这嫁不出去的东西/我要把你送入班房/让你也尝尝反铐的滋味/祖国啊,当你的脸肿得/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你愿意让人民/以嫖客的方式爱你么?

游笔至此我突然感觉惭愧,我差一点如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描述一个坐牢多年的西藏僧人所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仇恨,就是对你的敌人失去了慈悲心。那么好吧,让我调整情绪,正面说一下第四个老师对我的教育。在监狱里我胡乱读了一些书,包括《东周列国志》《一九八四》《玫瑰之名》和《周易》。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讲述了一个古代哲学家的故事,当典狱官亲临囚笼宣布,他已被判处死刑,将于50天后执行时,他心里就开始盘算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生命。结果他用48天写出了不朽名著《哲学的慰藉》——这一段我反复咀嚼了两三天,其时为1992年冬,我刚从位于重庆市郊的四川省第二监狱转押到位于大竹县郊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正准备动手写作5卷本作品《活下去》。在内心持久的震荡中,我将这个故事和在地窖里演算《周易》的周文王的故事作了比较,最终才选择这样的开头:现在他体内的牢狱坍塌了,高墙已不是障碍,自由就是他自己;现在他能够随意抵达脚力不能抵达的任何地方,时空的某个循环点上,他与过去重合;现在他正驻脚河南羑里,观察周文王在华夏第一座国家级监狱里推演伏羲八卦……

感恩监狱,让我领悟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并写出《活下去》之《汉人》《黑道》之初稿;感恩监狱,让我学会吹奏洞箫,并尝试召唤亘古之魂,对困境中的自己进行“哲学的慰藉”;感恩监狱,让我与那么多的死刑犯、反革命、人贩子、农民皇帝、江洋大盗、江湖骗子朝夕相处,正如右派诗人流沙河所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福分,我的青春期写作方向被彻底转折。

我的最后一位老师仍是监狱,虽然我已出狱多年,但还被困在无形的大监狱中。我做梦都在逃跑,醒来时腿肚子抽筋;我做梦都在大叫“不要做中国人”,可不得不睡在中国的这张床上;我热衷于替别人出谋划策,设计越境方案,自己却习惯坐在这儿,过“思想犯罪”的瘾。由于想法野、脚野、不得不与警察打交道等因素,我已离婚两次,九次申请出国护照被拒绝。祖国果真这样爱我,担心我这类野狗一去不回?还是当年逮过我的专案组成员摇身变成出入境管理科长,对昔日囚徒一往情深?不太懂。我只有写,除了写还是写。因为写之外的活法空虚、无聊、漂浮、失忆,近乎慢性自杀;而写,却是苦难,没完没了的灾难和苦难。

一晃又好几年,《冤案录》一本接一本,完成或正在完成。我一再对自己说,没用的!不要干了!谁不想过健康、美好的正常日子?谁不想有个家?连他妈的野狗都想有个窝。可这是命,是来自上天的无形的将自己往前推的力量,挣不脱的。

而眼下,当我准备接受这份来自非官方的文学殊荣时,伴随我成长的朋友和敌人都如冬日的阳光,笼罩在我的肩头。第一位老师饥饿,感激您,尽管我如今不缺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乱世的担忧已根深蒂固,自由的饥焰远比生理的饥焰燃得旺盛;第二位老师黑人黑户,感激您,因为我已做了20余年人户分离的黑人黑户,在自己家里被盘查《暂住证》多次。这种无可奈何的屈辱感一再转化成写作的养料,让我从地位和情感上把自己等同于底层民众;第三位老师居无定所,感激您,一转眼,又几年没在固定的房顶下好好呆了,衣裤个把月没换,特别是袜子,脱鞋就有味,这把岁数还和年轻的流浪汉混,没指望了。但这也是生活,比我翻山越岭去追访的老地主强多了,他们一辈子没走出山窝窝,不照样任人宰割、猪狗不如吗?第四个老师监狱,感激您,经过大半生的改造,我已遵照改造机关的要求,脱胎换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了。为了报答您,十几年间,我以异于常人的充沛精力,接触、采访了三百余遭体制戕害的失败者,记录、写作了几百万字,并因此获得2007年的自由写作奖。

我不禁泪流满面。我觉得满足极了。

2007年10月某日,星期日,于中国西南某地

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把2007年度自由写作奖授予廖亦武先生,既向廖亦武个人致敬,也为华人社会和汉语世界提供一份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档案。

廖亦武先生天生是一个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大陆中国生活,注定烙有中国生活的印记。他的成长之路充满戏剧性,有悲剧,也有喜剧。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早年曾开着大卡车奔波于崎岖的川藏路,但青春年少的诗情本能地趋于理想主义,并跟当时的主流话语和宏大叙事保持协同。他曾在四川的《星星》诗刊当业余编辑,也写过极受官方欢迎的诗歌,还得过20多个所谓的文学奖,80年代的名嘴瞿弦和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过廖亦武的诗,"啊,人民,我的人民!"廖亦武自己也善于朗诵,直到今天他都没有放弃朗诵、歌唱。在当时,他的那些诗跟其他主流文艺一道维系了后极权社会的情感幻象。

但诗人很快受到另外一种流行话语的影响,80年代的文化热给中国人带来大量的西方文艺,诗人孤独的天性很快在现代派那里找到了知音,他跟先锋、实验艺术一拍即合。正是在现代派艺术的中国创造里,一个诗人的本我才从祖国、人民等自大的概念迷团里解放出来,并反身置疑这些概念的正当性,勇于审判它们的绩效;也只有在这样的反身省思中,祖国、人民才跟诗人建立了活生生的血肉关系。当 1989年的六四事件发生时,诗人虽远在祖国西南,血肉的伤亡创痛却如同亲证。在血案发生的同时,他写下了长诗《屠杀》,并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随后,他组织四川、重庆等地的诗人和朋友们,创作、主演、拍摄了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这一行为作为90年代的反革命大案被侦破,戴迈河被驱逐出境,几十人入狱。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廖亦武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谈论诗人随后的经历需要长长的篇幅,在六四后次法西斯的中国,诗人之心不可避免地被踢进监狱,与一些死囚共渡铁窗生涯。他在苦水、碱水、泪水、血水中浸过、煮过,在呵斥、背铐、电棍中抗过、狂过,甚至在绝望中两次自杀,一次以头撞墙,一次以身跳窗,但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了诗人,他的身心经过了地狱、炼狱之惨烈,活了下来,仍是不幸中的大幸;更幸运的是,他获得了看待中国生活的"第三只眼睛",他的艺术生涯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了新生。

80年代的主流或反主流的歌唱,在中国生活面前都是虚幻的。中国生活需要一种更有效的语言来表达。一个社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诗人因此反身以诚,把熟练的抒情之笔改为不擅长的叙述之笔,不无笨拙却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他遇到的人和事。先从自身开始,将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份证词提供给另外时空的文明人类;然后将中国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记录下来;最近几年,则把注意力转向冤案录。

在诗人生活、写作的同时,受惠于内部功利政策和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策略,即中共统治集团主导的资源资本化过程,以污染环境和人心、收买精英阶层、压榨社会底层为代价,用所谓杀鸡取卵办法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一波接续一波,至今不绝。中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完成得最快最戏剧性的国家。当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嘎然终结,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取代。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和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巨大的变迁里,中国的统治集团及其接漏油的社会精英们,受益良多,是实实在在的暴富一族。即使以穷酸势利见长的文人,也顺守默从中国的繁荣,并从中多少分享到一份红利。

廖亦武没有加入这一时代的富贵事业。他自承,只吃自己的一份口粮。这个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底层劳动者的诗人,不曾迈步跨入繁荣的中国殿堂,而是浪迹于中国西南,跟政治犯、江湖艺人、小商贩、打工妹、老右派、民间传道人、土改幸存者等等“失败者”混在一起。他近乎偏执地记录他看到的人和事,如同司马迁为平凡普通的同胞作传。廖亦武记录了一个同样活着的中国。严打幸存者左长钟历尽折磨、还在日复一日地上访、申冤;三轮胡小松为自己花 300元买的三轮车被没收而上告;政治犯刘德在川北某新华书店的仓库里扛着沉重的麻袋;十几岁的武文建因六四入狱,出来后已经三十立过……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并持续存在。更为关键的在于,对这些底层平民的生活,尽管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报道了足够多的故事,但绝少如廖亦武那样抵达事物的本质。尽管不少见光的中国作家倡导并力行"新写实主义",但他们绝少如廖亦武那样忠实于生活本身的想象力。因此,廖亦武的见证写作是潜隐着的,少为人知的,即使在海外华人媒体上,他的写作也淹没于海量的汉语信息中。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授予廖亦武先生自由写作奖,意在表彰廖亦武先生个人写作的示范性努力,并提请华人社会和外人关注中国诗人的状态和当代汉语的繁难。尽管廖亦武先生和他的写作远非完美,他近于知天命之年,仍如孩子一样天真、表现十足,他的文笔更多地属于诗人之笔而非史家之笔;但在当代中国的写作者队伍里,却少有他那样回向平常、回归底层,触及中国繁荣的另一面和中国生活的本质。当他如滚刀肉般在土房中吃着糙粮陋食,当他合衣睡在没有被褥的土炕上,当他与蹲在他身后、等待吃掉他的粪便的野狗相视一笑,那个光鲜外表下的褴褛中国,似乎已经完全属于他一个人了。

的确,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繁荣的大背景里,无论海内外华人如何势利圆滑,如何为自己获得多少历史红利和发展红包而庆幸,但仍然有廖亦武这样的中国人,把诗人的目光投向那些利益受损的失败者:土改的失败者、反右的失败者、文革的失败者和改革开放的失败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意识形态对峙终结后的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尽管文明世界的保障有赖于关注那些生活在文明之外的中外仁人志士,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的仁人志士仍然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尽管与无数次出国观光的贪官污吏和中国成功人士相比,与那些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坛同辈相比,廖亦武自嘲为“落伍者”,早已自我放逐到喧嚣的边缘。不,准确地说,那不是自我放逐,而是野蛮制度和冷漠社会的挤压,走出有形小监狱的廖亦武仍然被困在无形大监狱之中,他日常生活仍然受到专政机关的监视、限制和侵犯,他的出国权利至今仍被剥夺,但他的生命依然充满活力,他是全身心地戴着镣铐的顽强舞者,他努力地忠实于自己的诗人之心,忠实于他颠簸底层亲历的原生态。所以,他的生存和写作比势利者们更契合于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廖亦武的写作强化了汉语世界的耻辱,又庶几洗刷着汉语世界的耻辱。

星期日, 九月 16, 2007

美国针对台湾入联公投计划阐明立场

2007年9月13日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坦森(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9月11日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以《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为题发表讲话,针对台湾准备就以台湾名称申请加入联合国举行全民公投阐述美国政府的立场,明确表示维持台湾海峡现状符合台湾人民的最大利益。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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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

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

在美台商会举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9月11日

于安纳波利斯

柯承亨副部长、苏起博士、鲁珀特(Rupert)和其他贵宾们,我很高兴能在今天这一重要会议上讲话。十分感谢诸位的光临,特别是在百忙中远道而来的台湾朋友们。我还要感谢美台商会(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建立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一年一度讨论台湾安全问题的平台。作为国务院的代表,我将在今天上午的讲话中谈及有关台湾安全的总体问题,而由军事专家们来详细论述有关防务战略和军购问题。我的讲话代表美国政府的一致意见。我请诸位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将再次庆祝台湾的民主,我们还将密切注视台湾领导人如何处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那些往往很困难的情形。他们的行动将成为一个主要因素,决定台湾人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台湾能否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继续繁荣、以及台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否会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乃至发生更为可怕的冲突而受到威胁。

鉴于我过一会儿将详细说明的理由,一个使台湾得以繁荣发展的稳定、和平的台海关系事关美国的长久利益。有利于台湾强大和安全的一切,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基于显而易见的道理,也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危及和平与稳定的一切,都会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期待台湾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种力量--军事的和经济的--与稳健相结合的策略。当我们看到有关政策偏离这些目标时,我们认为应该为自己也为台湾人民坦率表明我们的意见。

*美国关注的由来*

我首先想谈一谈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关心台湾的安全以及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表达观点的根据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和责任的太平洋大国,美国自然关注整个亚洲的和平。由于台湾海峡是一个潜在的冲突导火点,这个地区要求我们始终给予关注。同时,在与台湾人民数十年的亲密友谊中,我们十分钦佩台湾人民在困境中取得的各项成就,我们对他们的民主事业、不遭受打压和繁荣给予特别的关注。一个成功的台湾是东亚乃至更广大地区的一座灯塔。最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美国国内法律《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中有所规定。简而言之,从战略、道义和法律上来说,美国都必须对台湾及其安全给予不断关注。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在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上也有权发出我们的声音。当然,如何保卫台湾的最终决断属于台湾人民,即通过他们的民主机制得到的表述。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一绝对权利。同时,为了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履行我们的法律义务,并支持被视作我们老朋友的人民,我们认为,在台湾安全问题上表明我们的观点,包括我们的真实关切,是正确的做法。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如何对美国朋友表达的看法作出反应。

在作了这些说明之后,我今天想谈一谈最广义上的台湾安全问题和保持台湾安全的关键因素。我今天的演讲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台湾对岸中国大陆的快速军事发展以及北京拒绝排除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对台湾构成了军事威胁。美国通过向台北出售防御性武器和保持我们对这种胁迫手段作出反应的单方面能力--如果我国总统作出这种选择的话,我们表明我们不接受任何对台湾的胁迫。行动胜于雄辩,海峡两岸谁也没有理由对美国的期待和美国保卫自己利益的决心置若罔闻。同时,数十年来,我们保卫自己利益的坚定立场也使整个地区受益,为台湾海峡的稳定、海峡两边突飞猛进的繁荣、丰富和日益增强的两岸联系、以及激励了全世界的台湾民主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台湾保持强大和稳健的必要性*

如我在讲话一开始时所说,美国认为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对台湾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安全需要至关重要。在力量和稳健上有任何不足都会使台湾易遭不利,危及地区和平,并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利益。我来依次谈谈这两个根本因素。

*强大的台湾*

一个强大的台湾就是一个维持足够的军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顶住打压的台湾。只要北京知道它无法在国际社会尚未作出反应前迅速制服台湾,威慑就不断在起作用。台湾的繁荣与社会安定当然也是另一个力量的源泉,但军事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台湾是和平的重要因素。一个强大的台湾可以更有信心地与北京谈判,从而为海峡两岸的和平争取更有效、更持久和更平等的安排。

坦率地说,在数年令人失望的表现后,近来在这方面有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仅从预算角度来说,台北在为防务提供经费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台湾防务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曾一度下降。但即使在那一阶段,其防务费用仍相当可观,比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要高。鉴于是大经济体中的一部分,这些预算为取得某些进展奠定了基础。今年,防务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终于又开始增大。我们对台湾各大政党领导人找到打破障碍的途径表示祝贺。

当然,经费问题只是防务平衡的一部分。台湾还在确立更明智的重点和防卫战略。台湾增加了强化和保持防务的资金,并采纳现代作战原则,利用台湾最重要的实际资产,即其地理位置。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构成一个具有天然军事挑战力的环境,明智的防务支出和规划可以保持这种环境。

美国的军售为保持台湾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今天在场的各位对这一主题会有特殊的兴趣。布什政府于2001年批准了一项一揽子军售计划,表明了美国对自己作用的认识。布什政府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决心始终是不容置疑的,但台湾防务的主要问题并非台北是否购买某种具体的武器系统或这种武器系统是否由本土工厂制造或从国外进口。主要问题是台湾总体防务战略的实质和维护持续这一战略的核心能力。针对这项战略的决策也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作出。坦率地说,美国一贯关切的问题是,台湾至今尚未就美国认为台湾应有的安全问题进行持续的基本辩论。我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期间,台湾人民会要求自己的政治候选人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有理性、有成果的讨论。

同时,我要对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近年来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表示赞赏。在陈总统的领导下,台湾国防部已开始制定更加周密的预算,争取增加防务总体开支。而由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则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审查通过了有关预算,满足了行政部门的大部分开支要求。美国对这些发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有希望的征兆,让我们看到台湾的公共辩论日趋成熟,政治领导人抛弃了那些追究基本爱国立场的具有破坏性的相互指责,一致同意将防务问题置于党派政治之上。最近的这些事件能否变成一种长期的趋势则取决于各政党的领导人,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

*稳健的台湾*

现在,我想谈谈另一个对台湾安全不可或缺的层面,即以稳健、精明、有效的政治方式对待两岸关系。如果不采取稳健立场,无论台北为防务花费多少开支、防务开支分配有多么合理,台湾的安全还是要受影响。然而,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台北对两岸关系采取稳健立场将减轻台湾军队所承受的压力。

台湾处于一种微妙、而且确实独特的政治地位。两岸问题悬而未决,自然会使很多人焦虑不安,但这是台湾大多数人民都能理解的生活现实。这种共识从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对维持现状的有力和一贯支持中体现出来。

就安全而言,情况基本清楚:只要台湾保持可靠的防卫能力,对台湾福祉的首要威胁是台北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有可能导致的北京动武。美国一直反复表明不容动用武力,我们也反复敦促北京提高军事透明度,停止在台湾对岸的军事集结,并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我们在极力反对北京动用武力的同时,也严肃对待这一威胁;台北不能不也这样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安全与避免无谓的挑动行为密不可分。这并不意味着台北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应当或只能处于被动,而是意味着有责任感的台湾领导人必须意识到潜在的中国红线和可能作出的反应,避免不必要的、于事无助的挑动行为。

正是从上述观点出发,美国政府最近对陈水扁政府倡导的某些政策表示关注。我想强调指出,美国同台湾整体关系的亲密与互利一如既往。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根深蒂固,日益深厚。现在出现的分歧只涉及美台关系中的一个相对窄小的方面。但由于这方面直接关系到和平与稳定,这一分歧的重要性很大。

我们尤其表示特别关注的是,陈水扁政府支持就以台湾名称申请加入联合国举行公投。台湾已有很多关于美国立场的说法,其中很多是错误的。请允许我做一些澄清。

美国并不反对公投方式,台湾与其他任何民主体一样有权举行公投。但必须考虑到任何公投的议题和内容。就申请加入联合国举行公投,但不在公投中要求更改名称--这样的公投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奇怪无益的--但不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鉴于人人皆知台湾大部分人民都希望看到台北申请加入联合国,鉴于这样的公投不可能增加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大家也都会明白支持这样的公投的用意只是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态势。美国会对此作出何种反应是明确的:我们会重申不支持台湾申请加入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因而也不支持这样的公投。

与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一般性公投相比,陈总统所支持的这项公投使我们感到的关注要大得多。确切而言,令我们担心的是更改名称问题。公投草案提出了台湾在国际社会应使用什么名称的问题。而且,很多人可能将此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全民表决。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担心。在各方用语中,我们都用“台湾”这个名称。国务院、台湾人民、甚至北京政府都用"台湾"。那么,在这种比较正式的政治和法律文件中使用同样的名称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但明显的现实是,在两岸关系的现实世界中,政治象征事关重大,其分歧可能引起严重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冲突。陈总统在2000年认识到这类"象征性"问题的重要性,向布什总统保证不会提出更改台湾的官方名称,此后也一再重申了这个保证。

正是公投中要更改名称的明显意图使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一个要改变现状的步骤。有人声称,这项公投,即使通过,也不会等于是要更改名称。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法律教条说法。归根结底,如果具体名称无关紧要,为什么还要把它列入公投草案呢?从一个根本的角度来讲,公投支持者的教条论调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在严肃对待台湾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可以无视台湾最坚定的盟友的安全利益,而且不惜为短期政治收益给台湾人民的安全利益带来风险。我们的根本立场是,这项公投给台湾和美国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也许是巨大的,而且与任何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一样,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毫无助益,因此,我们必须强烈反对这项公投。

我要正面反驳指责美国在公投问题上的立场是在干涉台湾民主的言论。我代表美国政府,坚决驳斥这一指控。鉴于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对台湾民主进程的支持,这种指控根本站不住脚。现实情况是,民主体可能而且确实在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世界各地随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此外,如果一个盟友正朝着不明智的方向发展,其他盟友理应提出告诫。鉴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大责任。归根结底,台北的行为可能威胁到的不仅是台湾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无力也无权告诉台湾人民应如何行事。但作为朋友,我们感到有义务告诫台湾人民这项公投的内容考虑欠妥,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给糟糕的公共政策提案打上“民主”的旗号并不能使它好起来。令人庆幸的是,如果这项公投照旧举行,我们预料台湾有洞察力、有智慧的人民将能看透言辞背后的真相并作出正确的判断,认识到公投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它在根本上将损害台湾与外界的关系。

除了明显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以外,美国反对公投方案的另一原因是,它对实现所指目标将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它会限制--而不是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与此相反的论点听起来壮烈激昂,但与我们周围的证据相左。我可以以实际经历这样对你们说,因为正是国务院在美国政府内率先努力帮助维护和扩大台湾人民的国际空间。令人懊恼的事实是,台北采取的没有必要的挑动行动为北京限制台湾的空间增加了筹码,并会吓跑可能帮助台湾的那些朋友。

这又是一个要求我们承认严峻事实的方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北京对台湾的界定,而且,在受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唤起大量支持,将台北边缘化。当然,台湾人民长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我们绝不是在要他们逆来顺受;我们的立场远非是被动的。但尽管如此,台北需要用明智、周全的方式予以抵制,从而有利于自己具有的优势。正面出击北京的敏感之处注定要失败,最终会导致台北更加远落。举行以台湾为名称的入联公投正是这样一种正面出击,既没有希望改变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位置,同时又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并且疏远了可能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各方。

我要强调指出,我们不愿意公开表示我们与陈水扁政府在这个或任何其他政策上的分歧。台湾是美国长期的朋友,我们不愿意双方在重要的议题上存在分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如果不是在一个长时期内,用传递始终如一的、明确无误的和有权威性的信息的方式而用尽了一切私下机会的话,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问题不是误解或缺乏沟通,而是我们认为,这一举措于台湾、于我们都不利,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直接向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的观点。

*有信心的台湾*

在我用这个讲台说明严峻事实的同时,让我提出一个更积极的方面,它虽不常被提及但值被提及:让我打破所谓台湾人民处境孤立或台湾是国际孤儿的迷误。是的,台北只与很少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而且不是联合国成员。然而,现实是:如果台湾没有广泛融入国际社会,它就不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的和商业的强大力量;它的人民就不可能在全球从事商务旅行和观光,它的民航班机和货轮就不可能穿越全球,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信息技术源头之一。台北也许不能在外设立很多大使馆,但它在全球设有几十个非官方代表处,有专业外交代表办公,代理台湾人民的事务。仅在贸易领域,如果台北不是完全交织在支持国际商务的国际机构的密集网络中,台湾会是经济死水一潭。台北许多最重要的关系虽为非正式,但真正的交流与合作每天每日都在进行。

要证实这点,只需跟踪新闻便可看到,台湾高级官员在不断一批批地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方。人们常注重于没有最高层访问,但这类访问在任何关系中都并非频繁。任何人只要留意便可清楚地看到,美台对话就实质和范围而论,是与任何其他中型规模的合作伙伴旗鼓相当的。

我并不是力图淡化台湾人民在国际空间上受到的真实限制,我领会由此导致的沮丧。毕竟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非同寻常。对于台湾民选领导层来说,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最大程度地促进人民的利益。令人庆幸的是,台湾过去做得十分出色,而当台北很好利用自己的条件时,今后会有多种积极的机遇。

*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针对台湾海峡有着一贯的政策。年复一年,不论由两大党中的哪个党组成政府,这项政策不仅为美国人民而且为台湾人民带来巨大好处。如果对于这一点有丝毫怀疑的话,只要想一想距今差不多30年前台湾不再受承认时台湾的情况。今天它生机勃勃的民主以及繁荣的第一世界社会为台湾人民带来了优越得多的生活。作为台湾的一个朋友,作为对其民主与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美国的地位首屈一指。美国人民有理由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正确行动感到骄傲。

尽管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无庸置疑,但如果我说,美国确定自己的利益并对东亚地区的各种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在座不会有人感到惊奇。因此,所谓美国与北京协调对台政策的说法毫无根据。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协调和合作这类字眼完全不适于用在涉及台湾政策的华盛顿-北京关系中。中国的观点是否对美国的思维有影响?当然有:如果我们不考虑中国的观点,我们就是莽撞行事,台北也一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政府各级官员中没有人花任何时间与北京协调我们的对台政策。关于这类协调的谣传很多;但如同许多其他谣传一样,它们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虽然我们与台北有着紧密、友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让台北来界定我们的立场。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已经表明它反对台湾海峡两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最近几年台湾某些领导人坚称台湾独立是现状,应该得到保护。对此,请让我最明确地说:虽然美国毫无疑问反对中国打压台湾,但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一独立的国家,对那种认为公然主张台湾独立有助于维持现状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论点我们不能接受。根据我上面举出的理由,事实上,我们把这些主张连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列为绝然不符合台湾人民或美国人最佳利益的无谓挑衅。

请让我通过回到使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的根本议题来结束这次讲话。无论在座各位是陈总统政府中的官员、反对党领袖、美国企业主管、新闻记者、学者、还是美国政府官员,我们都对台湾的安全有着持久关注──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朋友,在一个敏感地区中占有微妙的地位。美国政府相信,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在今后台湾人民寻求促进他们利益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是台湾人民坚贞不渝的伙伴。

《美国之音》

星期日, 六月 24, 2007

鲍彤:论反右派斗争的非法性-为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作

2007.06.14

图片:鲍彤夫妇(鲍彤授权RFA使用)

1957年6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这是为什么?》的反右告示。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走马上任,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

他们共同的罪状是批评过共产党的政策或作风。五十五万人后来的命运是:有些人当即死于斗争现场;许多人后来或死于坐牢,或死于劳改,或死于群众专政,或死于枪决;少数人九死余生,活到了“脱帽”,得以眼睁睁见证一代又一代的亲人,受株连,受歧视,受压迫。

文革破产后,就不断有人提出,反右派斗争应该否定。但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不愿意。他主张“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他的理由是,“我(邓小平)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一锤定音,《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根据他的旨意,肯定了这场非法斗争。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算什么罪?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表示赞成或不赞成,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合法行为,国家和法律有保护之责,没有讨伐之权。反右派得手之后,“我们”靠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换来的“进步”,岂不就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斗争了两万万人吗? “杀气腾腾”那顶帽子,戴在围歼灭五十五万公民的毛泽东、邓小平头上是合适的。讲到章伯钧先生,罗隆基先生,储安平先生,他们都是人所共敬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

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

案件不同于理论。对理论的肯定或否定,是符合不符合事实的问题。对案件的肯定或否定,是符合不符合法律的问题。右派没有罪,批评共产党不是罪。相反,反右派斗争是非法的。中国没有一个立法机关,制定过“反右派法”。所谓“右派”,没有合法的定义。审判右派,没有法定的程序。惩治右派,没有法定的量刑尺度。中共中央那个整风反右领导小组,不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中国公民的命运。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谁若自以为本党本组有权宣布某一派是人民公敌,从而踏上一只脚;请问,别人是否同样有权,照此办理,宣布贵党贵组是人民公敌,请君入瓮,也来踏上一只脚?邓小平拿不出法律根据,只得乞灵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露出了法盲本相。难怪虽有政客和笔杆子效力帮腔,就是没有哪位严肃的法律工作者甘愿同流合污。

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反右派斗争封了党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倾斗争,就来封党内干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狱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卫,到了天安门镇压,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冲锋枪了。

反右派是共产党领导集团在追逐绝对权力过程中全面堕落的标志。如果说,土改和镇反中的极左,尚能姑且用意识形态的“过激”来解释或者掩盖;对反右派就办不到了。这是共产党领导集团,为了树立本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赤裸裸践踏国法,破坏宪政,向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非法罪行。它以摧残五十五万名自由神来“小试”牛刀,它得手了,才有此后层出不穷的闹剧、丑剧和惨剧,绵延不断,一幕一幕演出。

中国要建立共和,进入文明,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五十年来,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直不肯否定反右派,那就只得由我们自己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同声宣布,反右派斗争是违宪的,非法的!说到底,连中共中央成立那个以斗人为任务的领导小组-这件事情和这个组织本身,也是违宪的,非法的,只能苟存于一党专政的状态之下,无法侧身于现代文明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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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震怒 痛批政法委与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

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昭明 发布时间:2007-06-24

【看中国报道】在听取完全由总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领导的山西黑砖窑案调查组汇报后,胡锦涛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例行的党组生活会。消息人士透露,会上胡锦涛、温家宝震怒,再次严厉批评了全国政法系统的工作,并要政法系统和中央书记处就如下几个方面做出检讨。

第一,全国政法系统以及公安部在过去的数年中都干什么去了?知不知道大规模黑窑奴役事件的发生?如果不知道,那还要公安部、公安部长干什么?为什么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与总理都知道了,你们公安部还不知道?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去在第一时间制止、解决,而任其持续数年?这算不算纵容、包庇?这里面有没有以罚款为目的,实为收受保护费,政法部门与黑势力相互勾结的行为?有没有官官相护的问题?

第二,为什么四百多名被拐儿童父母数年上告,政法部门还无动于衷?为什么此事件要借助网络求助、以及河南电视台的揭露才能上达中央?为什么必须要我与温家宝亲自批示,全总去了调查组,政法部门才行动起来?是不是今后所有的绑架、劫持、贩卖人口、奴役、非法拘禁、杀害、强奸、受贿、包庇案,都得我与温家宝同志亲自批示之后才能解决?那还要公安部还干什么?那还要政法委还干什么?

第三,事实证明我们的干警十天就能解决问题,公检法部门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外,是不是有意等着社会出现动乱,再来看我与温家宝的难堪?再来看中央领导首长的难堪?让国际社会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难堪?

第四,到底什么叫“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这回你们是不是又要把向揭露事件真相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抓起来?是不是又要按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到底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到底是政法部门与黑势力勾结、行贿受贿、奴役老百姓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还是揭露他们这些不法行为的维权人士的做法危害国家安全?什么时候政法部门与黑势力勾结,成了国家机密?

第五,你们抓了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孑木等等这些替劳苦大众维权的人士,都当我与总理是聋子不知道?还监视高耀洁,那还是我亲自讲话才没抓这个老太太,现在怎么听说已经内定付振中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点人士要严密监视?听说你们还严密监视了王朔,就因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响应中纪委八项规定,举报了影视审查集体腐败问题?还有那个天津的郭德纲,就因为他在相声里讽刺了现在社会上分不清哪个是黑社会老大,哪个是警察、政法委书记?不仅我与总理,就是老百姓都很喜欢他的相声,一针见血嘛,扎着了政法系统那根麻木的神经。听说宣传口找个理由就不让他上央视,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你们就阻挠?你们是不是也在严密监视、监听我与温家宝的电话?有没有这回事?还监听了政治局里谁的电话?谁授权这么干的?不象话!(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与会人员面面相觑。)

第六,现在我讲了话,估计没人敢动付振中了,但付振中会不会在出访的途中,遭不明身份人士的袭击暴打?然后我们的干警是不是总会在袭击者逃跑以后才会及时地赶到?笔录之后就不了了之?是不是就因为他公开批评,在调查暗访解救中最大的阻力是执法部门的阻碍?执法部门说的是谁?别看别人!说的就是警察!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仅阻碍,还积极参与。这几年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谁在中央主持来抓的?又是用什么来教育的?这些犯事的党员干部都怎么在 “三讲”“保先性教育”里过的关?除了这些地方的,中央里还有没有人也这样,充当地方一级的保护伞?这叫上行下效!

第七,这次山西黑窑案件,是全总的王兆国积极主动派了调查组、还有媒体的及时报道,才及时解决问题,替中央变被动为主动,这突显兆国同志政治立场坚定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要都象兆国同志一样,中央的工作就好办了,政令就能出得了中南海。除了山西有此类问题外,其它地方是不是就没有类似的问题?是不是还需要全总来派调查组才能揭开地方政法部门严捂的盖子?天津政法系统的问题还没有完!上海政法系统的问题还没有完!既然政法部门系统办事如此不力,看来不换人是不行了,要不要把我们老牌的中央委员、咱们的老中办主任、原统战部长、现任政治局委员、全总主席王兆国同志请出来,亲自抓?看来还是耀邦同志培养出来的干部作风正派,作风硬,雷厉风行!

第八,公安部工作脱离群众,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劳苦大众做事的,不是人民的公共安全部。改个名字,公安部的眼光放在极少数特权贵族老爷的安全上,就叫 “权贵安全部”,或者“老爷安全部”,或者“权贵老爷安全部”。看来中央有这么几个人在上面时间待久了,不知道下面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又那么不自觉自爱,自己养的脑满肠肥,搞的国内国际影响很不好,好象咱们政法委系统里的人都这么差劲儿,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嘛!

第九,从今以后中央书记处要搞轮换,下去锻炼,不能总是那么几个人把持,这不成了独立王国?书记处里坏了多少人啦,政治局里坏了多少人啦,远的不说,光说近的,陈希同、陈良宇,两个姓陈的政治局委员,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南北呼应啊,都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宣传部以前是个阎王殿,一副休想搞理论创新的架式,是我发了话,终于理论创新的文章才见了报,看看你们书记处厉害不厉害,不知是谁人的书记处!

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不能总是我与总理说。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如果反省还不全面、不深刻,就回去接着总结。总之现在的形势是全国人民不答应,全体党员不答应,如果在山西黑窑案上,政法口再没个明确交代,书记处再没个明确交代,民心不服、党心涣散、政心军心不稳,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总之公安部、政法委、书记处要改,也必须改!看来中央不整风不行了,党内自己整不好就请党外民主人士帮我们整,党风整不好就不结束。当然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批评、帮助、教育、挽救,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党组生活会一直在紧张的气氛中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主要是胡锦涛、温家宝发言。会后消息人士透露,与胡锦涛、温家宝共事这么多年了,一贯文质彬彬待人礼貌,从来没见动这么肝火,这回发的是第四代的震怒。看来这回没有高官出来承担责任是不行了,又一批高官要倒霉了。

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自序

1957年春夏,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自称 “阳谋”的策略,一方面由中央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十几次座谈会,诱使内定的民主人士堕入陷阱;一方面派出眼线到名流学者家中探访,以便从他们的内心掏出不满。5月19日,一个《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林某,叩开了谢冰心的家门。人家来自党报,冰心自然热心接待了。

记者先问:对最近的中共整风有什么看法?

针对毛泽东提出中共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冰心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

接着,冰心主动谈出对“肃反”的看法,以下是她的谈话记录——

“‘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这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伤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护士没有了。‘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如果这是个一百人的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分子,那就要找上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在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愈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整风过去了,自己再要遭不幸。我知道共产党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为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的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有的同学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纪念)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是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

记者告辞。回去就把谢冰心的谈话,以书面方式汇报上去。不久,整风转为反右,“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 谢冰心过了关,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成了右派。

我一直把这份材料[注]放在电脑桌的抽屉里,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五十年前的记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谈话,任何时候读来都动魄惊心!况且,五十年前所说的社会现实,也尚未消失和改变。

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俩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反右以后,父亲的书桌上总摆放着吴伟业的《梅村集》,每天翻阅。文革抄家后,父亲偷偷保存了两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刊印社的《吴梅村诗集箋注》,每日诵读。复社名士吴梅村生于明清交际,顺治入仕,因处境尴尬,很快挂官归隐。三年清官,一生责难自咎。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物都风流云散,也不能再成其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可谓“阅历兴亡,暮年萧瑟”。父亲与之相隔数百年,但晚年激楚苍凉的心境却很相似。 “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易代之际,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

2007年5月20日于北京守愚斋

注:1957年5月24日“内部参考”

星期三, 五月 30, 2007

高官郑筱萸被判死刑

中国 | 2007.05.29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今天早些时候对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前局长郑筱萸收取贿赂、玩忽职守一案作出判决。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就此郑筱萸成为近年来获刑最重的高级官员之一。

郑筱萸一审即被判处死刑,海外媒体似乎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早在今年年初,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郑案有过明确的定性。当时的官方口径是:此案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的判决指出:1997年6月至2006年
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现年62岁的郑筱萸1994年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此前曾在中国南方制药行业中长年担任要职。2005年六月,年满六十的郑筱萸因年龄原因淡出政坛。然后就在他卸任不久,药监局内一些当年他的亲信纷纷因贪污受贿问题受到司法调查。其中包括被称为郑筱萸左膀右臂的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上述两人曾先后担任该国郑筱萸的秘书。媒体纷纷猜测,正式这两人在受审期间的供词,引出了郑筱萸的受贿问题。

郑筱萸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的第一大举措,就是推出了强制性的GMP认证体系,规定自2004年七月1日起,凡未能取得认证的制药企业,将一律取消生产资格。当时这一举措被普遍看成是整顿中国医药市场管理混乱局面的重台戏。而恰恰是认证制度赋予国家药监局对制药企业的生杀大权,为日后的腐败案件提供了方便。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中称:郑筱萸身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本应认真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从政,但其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药品进口、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犯玩忽职守罪,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除郑筱萸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外,其妻子刘耐雪和儿子郑海榕目前也在接受司法机构的调查。刘耐雪和郑海榕在上海等第拥有公司,主要从事药品代理和进口业务。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腐败盛行的今日中国官场,受贿几百万已称不上是大案要案。但郑筱萸案仍引起激烈反响,官方新华网的论坛中,多数网民对郑筱萸的死刑判决表示支持,也流露出对中国医疗体制的失望。过去几年来,中国假冒伪劣药品造成患者死亡的事件层出不穷 。据官方报道,仅去年一年,就至少有11人因使用劣质抗生素而丧生。

德国之声

星期日, 五月 27, 2007

来自中国股市的报告:中国政府会全力防止崩盘

中国经济 | 2007.05.26

一年多来,中国上海和深圳股市一路上扬。尽管中国政府数月来一再发出预防股市泡沫的警告,但股民们根本听不进去。在中国许多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等地,除购买股票外几乎没有其他话题更具吸引力。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与企业家会晤时对旺盛的中国股市可能出现急剧下滑提供警告,却也没什么影响。有专家认为,奥运会结束前中国政府一定会竭力防止崩盘。下面是德广联驻上海记者给德国之声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股市热迟迟难以降温-就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周五上午,上海、深圳股市较大股指保持在4.156点,比此前一天上升0,12%,也就是说在格林斯潘发表讲话后股市指数出现略微调整。但上海部分小股民依旧认为,现在正是购进的时候,他们竞相购买更多的股票-有人甚至一下子投出折合10万欧元的资金。不过,也有人觉得玩股票太冒险。


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工作的王亮(Wang Liang)现年29岁,他已抛出了所有的股票,获得30%的盈利,因为他认为目前投资股市过于风险。股票市值往往被高估。而在二月股市首次出现暴跌时,王亮却表现得十分镇定,他没有抛出自己的股票。那时股市综合指数下降9%,经历了10年来最大的股市下跌振幅。之后,世界股市均蒙受损失。

但短短的几星期后,上海股市指数不仅得以恢复,而且连连刷新记录,直到今天保持高位。尽管中国高层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数月来一再发出警告,提醒人们预防股市崩溃。但对于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各持自见,莫衷一是。四周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在河南召开的亚洲经济论坛会议上指出:“我两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股票市场有泡沫,这是尽人皆知。当股票市场从1000点升到1500点的时候,有不少人说,这是泡沫,股票市场会崩溃。从1500点变成2000点,2500点,3000点,都不断有人说这是泡沫,会崩溃。所以,是不是泡沫,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清楚的一点是,股票市场一定是有涨有跌。股票市场不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的定期存款。我只能说,中国股票市场一定会有涨有跌。什么时候跌我不知道,但是跌了以后我知道它也会再涨。什么时候涨我也不知道,跌的时候会跌多少,我不知道,涨的时候会涨多少,我也不知道。”

林教授坚信,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谨慎的,逐步提高利率的措施,因为提升利率会对本已不振的居民购买力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希望能促进居民的消费热情。

由于社会网络存有严重不足,原本以善于存款著称的中国人纷纷购买股票-以期获得更多的应急资金。但小股民王亮难以消除心中的顾虑,“我就觉得这已经是远远高于它的实际价值了。历史上,有什么利空消息忽然出来,人家就都抛盘,股市就一下子崩盘。”王亮认为,目前股票市值已被高估,应该再等待几个月,再考虑买股票的事情。

南华早报的财经专栏评论员范-德坎姆普认为,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前,中国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止股市崩溃,“中国人将认识到,为大型工程项目投入了过多的资金,造成浪费,不少新建的桥梁、公路和铁路的使用率极低,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如果你浪费了一笔钱,又试图进行掩盖,就意味着银行会遇到问题。但假如你试图进行掩盖,那么问题会越发严重。届时将出现股市崩溃。如同发生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也难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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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五月 26, 2007

大庆化工园区周边“怪病”调查

作者:王克勤 刘思坤

“爸妈都走了,孩子也走了,现在该轮到我了。”

提起已经去世的父母和孩子强强,42岁的王雅杰差点哭出来。

噩梦开始于6年前。

2000712,王雅杰的母亲因肺心病离开人世;

几个月后,王雅杰的父亲因血癌去世;

紧接着,王雅杰的孩子、强强的脖子上长起了疙瘩,被医院确诊为淋巴癌。5个月后,不满11岁的孩子,也匆匆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一个家庭,一年半的时间里,三条生命先后被病魔夺走。

而在王雅杰生活的这个社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独立屯火车站居民区,有类似病症的,并不在少数。

“我们这里,得癌症的特别多,其中大部分是呼吸道疾病。”独立屯居民蔡文祥说。“我们觉得,王雅杰家的3口人死得太蹊跷,屯里这么多人得癌症,也太奇怪了。”

“得癌症的人太多了!”

王怀起,男,因患心脏病于1994年9月30日去世,64岁;

金纪华,男,因患脑血栓于1995年10月8日去世, 55岁;

于树成,男,因患肝癌于1996年8月5日去世,67岁;

王沛然,男,因患肺癌于1996年9月5日去世,48岁;

王玉桐,男,因患肺癌于1998年8月9日去世,54岁;

王桂清,女,因患肝癌于1998年12月8日去世,54岁;

郑淑芹,女,因患肺心病于2000年7月12日去世,66岁;

孙焕均,男,因患脑出血于2000年9月23日去世,67岁;

王家林,男,因患血癌于2000年11月12日去世,68岁;

王兆勤,男,因患肝癌于2001年5月2日去世,62岁;

王桂兰,女,因患脑出血于2001年7月14日去世,71岁;

李建强,男,因患淋巴癌于2004年2月4日去世,11岁;

景秀兰,女,因患肺气肿于2004年11月26日去世,70岁;

李景山,男,因患肺癌于2006年大年初一去世,59岁。

备注:以上名单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名单

本刊调查走访独立屯后,核实到了一份14人的独立屯居民死亡名单。

“对于只有71户人家,250多口人的小居民区来说,有这么多人死于癌症,也太不正常了!”居民代表景厚福说这番话时表情凝重。而在这些死亡者中,最年轻的死者王沛然的死亡故事更是居民们不断提起的“疑案”。

王沛然,生前系独立屯居民,曾是最早一批大庆市独立屯火车站养路工和线路工,从1964年开始到这里工作,从事重体力劳动。于1996年9月5日患肺癌去世,年仅48岁。其女儿王秋黎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父亲发病的经过:

“我们独立屯的铁路职工家属为了吃饭,30年前便在这里垦荒耕地。我家一共有4亩多地,都种了苞谷。1995年9月5号的时候,我爸在地里收苞谷,晚上8 点忽然闻到空气中有刺鼻的味道,9点多捂着鼻子和嘴回来的,那时他跌跌撞撞,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当天晚上我爹没怎么睡,一阵一阵咳嗽。后来看到他咳血, 看上去很严重,12月份就去了大庆第四医院,大夫给他肺部拍片,发现阴影,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我们一开始都没敢相信,也没告诉他本人,只找了叔叔,他也不 相信。我们又马上把他送到哈尔滨肿瘤医院,还是确诊为肺癌晚期。1996年9月5号上午7点多,我父亲在让胡路区铁路医院走的,48岁。”

与独立屯相连的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村也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

宏伟村会计高峰介绍,宏伟村现居住人口共有11639人,常住户和流动户共4255户,其中常住户1187户,3400人。该村共分为六个生产大队,整个村庄都处在宏伟化工园区的北侧,其中二队与宏伟化工园区仅一条马路之隔。

宏伟村二队村民统计的《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村二屯近十年内死亡人员调查表》列出了从1992年3月到2004年11月间24位死亡人员的名单。

谢洪思,男,因患肺癌于19923月去世,61岁;

宋招太,男,因患肺癌于19957月去世,56岁;

苍永合,男,因患肺癌于19999月去世,61岁;

张淑芹,女,因患肺癌于20008月去世,72岁;

单淑清,女,因患脑癌于2002102去世,54岁;

袁福春,男,因患肺癌于200211月去世,44岁;

何连山,男,因患肺癌于20052月去世,51岁;

…………

(备注:以上名单在公开报道中没有发表)

癌,已经成为独立屯和宏伟村二队村民谈之色变的字眼,然而病魔并没有止步,它所纠缠的并不局限于成年人,它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向了同样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

“脑瘫的孩子怎么这么多?”

“鹏鹏,别怕,别怕。”

见到有生人进来,14岁的衣鹏鹏(化名)浑身不断抽搐,抖动十分剧烈。母亲刘英赶忙压住孩子,哄着衣鹏鹏。

衣鹏鹏平躺在床上,脖子向后仰,眼神往外翻,舌头外伸,下巴向上翘,腕关节变形,两只胳膊乱抡,双手似乎要抓什么东西。两只腿瘦小,蜷缩着,不能伸直。他 全身不停地蠕动着,并不时地呻吟着。昏暗的灯光下,他显得格外瘦小,见到了外面来的生人,似乎更害怕,动作也更剧烈。

2006年8月7日晚19点15分,记者在宏伟村一队的刘英家看到了鹏鹏,他也是记者看到的全村十多个脑瘫孩子之一。

宏伟村的高峰会计向本刊提供了厚厚一摞“宏伟村残疾人状况普查表(2005年)”,从中记者看到了11名残疾孩子的资料。在得到这份名单之前,记者对宏伟 村6个生产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不仅见到了上述名单中所列的残疾患儿,而且发现了另外6名出生在该地区的脑瘫孩子。另外,出生在外地、现居住在宏伟村 的残疾孩子还有4名。在宏伟村3400人中,残疾孩童共计17名,而患脑瘫病症的,竟达14名之多。

宏伟村卫生所卫生员赵淑红,专门负责给宏伟村的孩子们打预防针,从事防疫卫生工作,系大庆卫校毕业。她说:“这里的脑瘫孩子都不打预防针,但这里的脑瘫孩子确实太多了。我感觉宏伟六个队得有20多个这样的孩子。”

赵淑红回忆起婚前在家乡大庆市都尔伯特县敖林西伯乡从事卫生工作的情景时说:“我们那个乡有十五、六个村,每个村平均得有200多户,加起来有1万多人, 这些人中只有一个是脑瘫,而且是染色体有问题。”“周围的老人也没有怪病,五、六十岁的老人都很健康,当地环境好,出门就是大草原。”

两相对照,她对宏伟村现在的这个现象十分不解,“这么多脑瘫孩子在同一个村里出现,这太不正常了。”

而喇嘛甸镇民政专干李子复也对宏伟村孩子残疾的情况产生疑虑:宏伟村所在的喇嘛甸镇共9个村庄,而孩子患脑瘫的病例主要集中在宏伟村一队和二队。他说: “其他村庄像这样的孩子非常少,如果有脑瘫的,也是三十岁以上的,也非常少,小孩子几乎没病,现在的医疗条件这样好。”问及孩子患脑瘫的原因,他回答: “这可能跟环境有关。”

备注:以下是公开报道中没有发表的脑瘫孩子名单,也是我所见到过的孩子们:

于 某,女,6岁,宏伟村五队,患先天性心脏病。

某,男,6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右手不好使,大脑反应迟钝;

某,女,8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下肢截瘫,不能活动;

某,男,10岁,宏伟村四队,患先天性软骨病;

某,男,11岁,宏伟村一队,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属于脑瘫);

某,男,11岁,宏伟村三队,患脑瘫,且患先天性肢残;

某,男,13岁,宏伟村一队,患脑瘤后遗症;

杨 某,男,13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引起下半身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

某,男,16岁,宏伟村一队,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属于脑瘫);

某,男,16岁,宏伟村五队,先天性右下肢小腿残疾,有劳动能力;

某,女,18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引起下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但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在得到这份名单之前,记者对宏伟村6个生产队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不仅见到了如上名单中所列的残疾患儿,而且发现了另外6名出生在该地区的脑瘫孩子,他们是:

某,女,4岁,宏伟村一队,患脑瘫,智力发育不好,右侧肢体活动迟钝,生活不能自理;

张 某,女,4岁,宏伟村四队,患癫痫症,脑发育落后。会说话,但生活不能自理;

杨 某,男,6岁,宏伟村二队,患脑瘫,不会说话,流口水,面部表情呆滞;

李 某,女,13岁,宏伟村四队,患脑瘫,说话困难,“智力就像3、4岁的孩子一样。”

某,男,9岁,宏伟村一队,患脑瘫,大脑反应迟钝,智商不及3岁孩子。现在新疆生活;

瞳 瞳(化名),女,出生17个月后病故,原在宏伟村三队,出生时被断定为“脑部萎缩”,属脑瘫病症,只能爬不能走。

另外,出生在外地、现居住在宏伟村的残疾孩子还有4名:

某,女,9岁,患脑瘫,出生在赵东县红河89大队,现居宏伟村三队;

侯 某,女,10岁,患先天性软骨病,出生在赵州市二井太金村,现居宏伟村二队;

于 某,女,11岁,患先天性营养不良,出生在兰西县远大乡封乐村,现居宏伟村六队;

某,男,14岁,患脑瘫,出生在青冈县新乡村新村一队,现居宏伟村二队。

接二连三的“跑毒”事件

在宏伟村与独立屯火车站的西南方是大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宏伟园区,也就是宏伟化工园区。这个占地20平方公里的化工园区与这里的居民区仅一条马路之隔。

记者在十多天的访问中了解到,这个罐塔林立的化工园区面积如同一座中型城镇,方方正正地摆在大庆市让胡路区城郊的田野上。

在这个化工城中,目前入驻的化工企业有37家。

在这个化工园区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这里便早早有了几家石化企业,最早的企业便是如今的中国石油大庆炼化公司,它的前身大庆油田化学助剂厂是1987年开始在宏伟村周边破土动工的,1989年投产。

大庆宏伟化工园区的发展,无疑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动力。然而,一份由独立屯居民代表于2006年5月19日提交给大庆市市长的信件中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自从上世纪90年代这里建立了化工区,空气质量便出现了分水岭。”

——1995年:氨气泄露事件

1995年,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当地居民家喻户晓的氨气泄露事件。

独立屯居民蔡文祥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1995年9月5号,正好是我的60大寿。晚上6点,助剂厂氨气开始泄露,一片白花花的气体挨着地面就冲 过来了,3到4米高啊。我一看不好,就跑到屋里面躲起来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田野里的麻雀、燕子、鸡、鸭都死成了一片哪!”

宏伟村村民张兴春回忆说:“那天我在家看电视,忽然听到屯里广播响了,‘大家赶快把窗户门关严了,把毛巾沾上水,捂上鼻子,助剂厂跑毒了。’我们就赶忙把门堵严了,用毛巾捂着鼻子趴在地上,趴了将近2个小时,之后也就没有了动静,走出门一闻,直打鼻子。”

居民们反映,事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位于化工区正200米的钻井三公司一大队、钻井三公司农工商分公司的住宅区的职工们进行了整体搬迁,一部分搬到了远望住 宅区,一部分搬到了银浪住宅区,二者皆远离化工园区。宏伟村一队村民李喜东提出自己的疑问:“工人转走了,就咱农民没人管。”

除此之外,居民们还介绍了一个重要情况:搬迁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几十辆大客车连夜将这个小区的职工及家属全部拉出了该区域。在他们新搬迁的远望住宅 区,本刊暗访居民楼门卫赵庆和与邢树和,他们都承认,当年钻井队职工之所以搬迁,就是因为1995年发生的氨气泄露事件。

如今11年过去了,独立屯和宏伟村的人们对这一事件依然心有余悸。

宏伟化工园区最大的国有企业——中石油大庆炼化公司安全副总监、质量安全环保处处长李春妍面对本刊的提问并不否认这一事件的发生。

她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了那起事故的起因:当时炼化公司计划从美国引进8套氨气生产设备,但美方在转交设备过程中错误地将4台聚丙烯设备转包进来,却未 向中方转交技术文件,造成设备中有4台是聚丙烯专用的隔离罩的情况,中方并不知情。炼化公司按照事前与美方的协议进行安装,向设备进行氨气输送。9月5日 8点37分,因聚丙烯隔离罩不耐氨腐蚀,出现漏气,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氨气泄露。但她同时强调:“这不是一个责任事故,而是外方供货的责任,外方向我企业 进行了赔偿。”“此次事故对人员未造成伤害的,我们不负责赔偿。”

针对当天晚上出现症状的三位村民的情况,李春妍表态:“我们有统计数据,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在东北属于高发区,他们被氨气熏的过程我们没有见到,此其一; 其二,氨气属于低毒气体,是否能够致癌还没有定论;第三,人已经去世多年,无从考证。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我回答不了。”

而大庆市环保局刘奎敏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认为:“《大庆晚报》报道过,大庆的癌症发病率并不高。”

——2003年、2004年:牲畜死亡事件

“去年(2003年)宏伟村三队、四队陆续死了14头奶牛和一匹马,宏伟村二队的钱长海家陆续死了27只羊,死因一直没有查明。”2004年6月16日出版的大庆当地报纸《读者新报》的一则报道如是说。

记者就此采访了“羊只死亡事件”当事人宏伟村二队的村民钱长海,他说:“当时我在助剂厂(即炼化公司)的四号岗门外放羊(北门),放了两天,放完后的第二 天就死了27只。周围村民养羊的都没有到这里来放过。羊死了以后,我不敢养了,只能让别人代养。”钱长海告诉记者,他本人已患淋巴癌,妻子也患上了肺气肿 和脑出血。

“羊只死亡事件”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奶牛死亡事件”。

2004年6月15日,大庆当地报纸发表《宏伟村奶牛缘何突然死亡》,报道说6月12日宏伟村三队的村民陈有将家中40头奶牛中的33头放出,在附近的西排水干渠喝水,第二天回来后5头突然死亡,陈有损失近10万元,警方已经排除人为投毒的可能,结果尚不明朗。

随后,当地报纸又推出《死牛增至十三头》的报道:6月14日陈有家的牛又一次成批死亡,两天共“暴毙13头”。数天后有报道称,东北农学院的检测结果是:奶牛“疑似死于有机氯化合物中毒”。

对此,大庆市联合调查组于8月1日向市监察局提交《关于喇嘛甸镇宏伟村村民陈友奶牛死亡调查检测情况的报告》,确定了奶牛死亡的原因:“有机卤代烃和甲苯综合中毒致死。”

事件结束后,陈有认为:“我们怀疑牛是喝了志飞化学有限公司的排污水造成的。”

随后陈有一纸诉状把大庆志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东昊投资有限公司2家企业(都在宏伟化工园区内)告上了法庭。2005年4月1日,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就陈有 2004年13头奶牛死亡一案进行民事调解。法院认为“奶牛死亡与二被告的排放废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二被告考虑到原告家庭困难,愿意从道义上对原 告进行一定的补偿”,最后陈有得到补偿28万。紧接着,陈有对2003年2头奶牛不明原因死亡先后向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和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民事判决,给予赔偿,但均败诉。

——2006814记者亲历化工区“爆炸”事件

2006年8月14日下午,记者刚刚结束炼化公司的采访,就接到了炼化公司企业文化处副处长、文化新闻中心主任王峰泉的电话。他说:“我们企业的领导非常重视居民们反映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搬迁,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政府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而仅在这个电话过后的3个小时左右,即18时16分,炼化公司炼油二厂第二套ARGG装置发生爆炸。记者迅即赶到现场,看到事发地发生火灾,并伴有黑色蘑 菇云团般的浓烟,飘向周围地区。同时,飞驰而过的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奔向事发地点。8月15日由炼化公司提供的《事故通报》中显示:该事故造成死亡3 人,重伤2人。

这里有我当时祥细的报道:

http://wangkeqin.blog.sohu.com/9910712.html

“8.14爆炸事件”刺激了附近居民们多年来一直绷紧的神经,纷纷表示恐慌与后怕。宏伟村二队的邢凤山问到:“没什么动静就爆炸了,谁知道下一次爆炸会不会在我家门口?”

独立屯居民蔡文祥说:“我们屯子的东边是大庆市最大的液化气储备中心之一,南边是巨大的成品油库,得有23个油罐,8个是2万吨级的,15个是1万吨级的。西边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宏伟化工园区。我们三面都被包围了,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谁知道哪天会爆炸呢?”

不久,邢凤山与宏伟村部分村民一起,起草了“8.14事件”抗议书,提交给区政府和市政府,要求搬迁和赔偿,随后市政府对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居住在距宏伟化工园区南一油库仅几十米的大庆市三环公司马鞍山生活基地的10多户居民,在“8.14爆炸事件”后,迅速进行了搬迁,8月29日,搬迁完毕。

居民邢凤山说,8月29日晚,大庆电视台《今晚30分》播发一则新闻:位于宏伟化工园区东南侧的乘凤庄四区居民,反映夜晚因为空气问题,不能入睡,并伴有哮喘病,口干舌燥。“在节目里,有拍摄炼化公司的镜头。”邢凤山回忆道。

“跑毒”事件的背后

大庆市环保局刘奎敏副局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并不讳言其中的问题:“过去有些问题,比如在炼油污水处理时,少了一个环节,酸性水气体环节没有跟上,有一部分 二氧化硫排出去了。”“我们在管理上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一些工厂项目起步时在环保上有短腿,这些年有了较大的进步,空气质量就比2003年好了许多。”

市环保局法制科科长崔海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任何一个距成品油库太近的人都会闻到很浓的气味,但环保局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化工园区的企业在绝大多数时间是达标排放的,是历史原因导致了居民住得太近。”

2004年7月21日,大庆《读者新报》刊登报道《环保局长解读西干渠》,其中说:大庆市环保局副局长钟永胜认为“西干渠是‘不带盖的下水道’,不是自然河流,不宜作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及牲畜饮用”。而村民陈有所有死去的奶牛,之前都在西干渠喝过水。

而宏伟化工园区的部分企业,对此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大庆炼化公司安全副总监李春妍说:“我们公司很重视环保工作,近3年在环保方面的投资有120个亿。企业近期以来未发生重大事故和安全事件,凡是生产 中对环境有影响的环节,我们都会向市环保局进行汇报。”“但不敢说绝对不会出问题,只会尽可能作最大努力降低危险的可能。企业肯定有一定的风险性,但不能 因为这个就不让企业发展。”“现在你来公司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环境怎么样?周围环境可能比北京还好。”

——甲醇厂环保处处长办公室一位姓宫(音)的工作人员表态:“我们企业所有的排放都是达标排放,2003年环保局对我们进行了检测,都达标。”对2003年1月10日环保局监测发现4项污染物超标一事,他说:“那时候我们就不生产这些了,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

——大庆油田精细化工厂安全质量环保部的郭光凯表示:“我们的生产不存在污染。2003年企业评上了绿色企业标兵称号。这个称号全化工区只有我们一家。” “环保局测的非甲烷烃跟我们企业有关,但我们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污水外排有严格的控制,我们定期检测,而且我们的很多指标都大大低于国家标准。”

——大庆太福化工有限公司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认为:“周边村民患病跟环境有关系,跟化工企业有关系,挨得这么近本来就不行,但至于程度多大我们不好说。我们的企业5年前就不生产了,对此事我们不清楚。”

——志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主抓生产安全的王经理在接到记者电话后,说“有长途”,挂掉了。记者此后多次拨通,始终没人接听。

居民缘何患病

持续多发的病情,使得宏伟村居民们将患病的原因推向了外界环境。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林景兴教授对环境污染与疾病关系有长期研究,就地质环境可能受到人为的污染,有害物质通过复杂的食物链 贮存在人体器官里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可能有百万分之一的量,很难排出,等达到一定量时,就会破坏、扰乱人体的基因错配修复机制,从 而引发疾病,通常这样的病都属于高危病种,比如癌症。”“由于这是非传统性疾病,通常这样的病例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发生,比如在几年、十几年时间 里,某个地区癌症患病人数突然增加,这就不正常。”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从事资源、环境宏观政策研究的副研究员苏杨认为:“临床上,孩子患先天性脑瘫的几率非常低。如果一个区域内发生大量的先天性脑瘫病例,就可能与外界环境有关。这需要对发病的病因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调研。”

大庆东昊投资有限公司的曹宝英对村民患病一事表示:“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村民喝了打井的水,地下水,而没有用自来水。或者是因为使用农药、生活习惯等问题引起的,这些都有可能。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并强调,“我说的话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炼化公司安全副总监李春妍对此表示:“孩子患病可能有个体遗传,还有怀孕中出现问题等等因素,如果把原因归于炼化公司,是不合适的。”“说明问题的最好例子就是,对比我们企业的员工和周围的村民,我们的员工都很健康。”

而大庆油田甲醇厂和大庆油田精细化工厂的相关人员认为:企业达标排放,并没有造成环境污染,对于村民的患病情况,他们并不清楚原因。

在炼化公司提供的、由大庆公安消防医院撰写的一份《职业(员工)健康检查综合报告》中显示,从2002年5月至2006年7月,公安消防医院对中国石油大 庆炼化公司31332人次的职工进行了体检,结果是:“未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例,5年来参加职业(员工)健康检查的全体员工,所检出常见病、多发病的检出率 均低于全国同类疾病流调范围。”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曾经在炼化公司工作过的人员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要说在炼化公司上班,没影响不可能,突发传染病不会有,但对人体的慢性影响肯定有。”

漫漫“维权”路

1998年,独立屯和宏伟村的人们开始了争取权益的行动。2001年,他们便以村为单位组织起来,一方面写信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到政府部门找相关领导,希望引起重视。

2001年8月11日,独立屯成立了“五人小组”,代表独立屯全体居民,负责收集群众意见,反映到上级部门。

邸建芳作为在屯里干了几十年的街道办主任,对五人小组的“维权”经历了如指掌。她拿出了小组反映情况的详细时间表:从2001年的9月20日到2003年 的12月10日,五人小组曾与市、区政府、环保部门等接触共达29次,请求搬迁,却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此后小组的“维权”行动,逐步陷入低谷。

宏伟村一队和二队也同样在行动。一份《宏伟村村民委托书》显示,两队村民委托王吉顺、邢凤山等十一人作为村民代表,授权待聘律师和解、参与调查等权利。在《委托书》的后面,是一串近500人的签名名单和手印。

2003年,二队村民张彩凤起诉大庆炼化公司等7家企业,认为宏伟化工区在生产过程中“使得厂区周围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我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 害”,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障碍,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04年4月7日,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 由于“原告没有提交因环境污染使其受损基本事实的存在,亦未提交被告正在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障碍,赔偿经济损失2000 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张彩凤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

本刊掌握的资料显示,独立屯和宏伟村居民自2001年始,集中反映问题、表达搬迁请求,递交信访材料的次数达6次,而小范围的反映,则不计其数。而位于化 工区南侧的45中和三连居民区,孙景臣和陈胜等人,也向市、区政府和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反映多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提供合理的补偿,进行整体搬迁。

但搬迁计划,在居民们看来,却似乎总是遥遥无期。

“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

面对居民们的诉求,政府、企业等相关部门也相应地表明了态度,采取了行动。

2003年6月12日,让胡路区委员会向市秘书长李振锟、副市长韩冬炎、市环保局、信访办等部门提交《关于申请研究解决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二屯空气污染 问题的函》(庆让函(2003)5号),提出解决建议:1、市政府相关部门与有关企业“尽快研究解决办法,给上访村民一个明确答复”;2、“提供具有法律 依据的关于宏伟二屯环境污染问题综合评估报告……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反映此问题。”

与此同时,让胡路区委、区政府给市政府、石油管理局和炼化公司的汇报文件中,提到关于宏伟村二队整体搬迁问题。文件给出的意见是:“将宏伟二屯整体搬迁,恳请炼化公司出资实施。”

2005年2月18日,大庆市环保局致市政府办公室城建组《关于让胡路区喇嘛甸镇宏伟村投诉宏伟化工区空气污染的情况汇报》,进一步商讨解决方案,但没有出台具体措施。

尽管居民、政府和企业进行了多次的协调与磋商,但问题似乎还未解决。

“村民们的反映合情合理,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日。”对居民们的反映与要求,大庆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奎敏这样认为。

而炼化公司的安全副总监李春妍却说:“我们作为企业,只能保证企业初建时与周边居民区的距离,以后企业发展了,膨胀了,再有什么问题,就是政府、企业共同的事情了。”

东昊投资有限公司的曹宝英女士同样表态:“这需要联系政府部门搬迁解决。”

正在人们为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不断奔走时,新的隐患与事故,也在加快自己上演的步伐。

据居民孙景臣和陈胜透露,2007年3月20日晚7时左右,从宏伟化工园区飘来一股密度较高的白色粉末,起初随北风迅速覆盖了化工区南侧的、最近距离仅 300米的三连居民区,覆盖范围约“方圆五六公里”。居住在二屯的邢凤山、贾玉鹏等人说,大约在21日凌晨,宏伟二屯也被该气体所覆盖。

孙景臣回忆,“当时是夜间7点多到10点,9点多的时候街上的东西都看不清了,雾蒙蒙的。第二天起来,满地都落者白色的东西。”“我马上联系市环保局,他 们来现场检测、记录,满地的白色粉尘,一扫就冒烟,很厚。”“他们拿回去检测,最后也没有一个检测证明,飘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笑话吗?”

陈胜说,当时“马路上、屋顶、窗台、车扶手、树上都有一层白色粉末,人走过和没有走过的,很不一样”。

事发当天,大庆电视台《今晚3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但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是这样解释“没有解决”的原因的:环保局说,他们只负责检测空中与水里的白色粉末,地面上的他们不负责;而安全局则说,如果事故发生在企业里面,我们自然管,但在居民区,我们就管不了了。

位于45中居民区的陈胜不止一次重复在他眼中的奇怪景象:“从我们这里往南走一公里,然后你回头看,特别是在天晴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们屯上面被一团半球形的黑色气体笼罩着!”

在宏伟二屯看到白色粉尘漂浮物的邢凤山不禁感慨:“去年8月份发生爆炸,差点把我们吓死,现在又来白色漂浮物,我们又怕不能出门。谁对我们的生命负责?”

记者带着村民的种种疑问和沉甸甸的担忧,离开了大庆。而在回去的途中,记者再次看到路边醒目的豪华公寓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住在沿湖城,远离了油区,化工区。”(完)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20 5月17日出版 总第183

星期五, 五月 25, 2007

香港评论大陆股市的泡沫迹象与十七大

大陆股票市场不断蛮牛,许多人开始担心随时出现泡沫危机。北京当局也开始出招抑制股市的攀升。香港有评论认为,如果在召开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国股市受到重创,总理温家宝将无法摆脱责任。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大陆股市近来不断疯狂上涨,股票和奥运已经成为目前市井百姓在茶余饭后热衷讨论的话题;然而,不断上涨的指数也让许多人开始担心及忧虑随时可能出现的泡沫危机。人民银行上星期五同时打出包括加息的宏调三招后,大陆股市星期一开市后仅急跌十五分钟,便大力回升,其后上海综合指数更创四千零七十一点的收市新高。一位大陆股市分析员倪先生向本台表示:“中国股市现在有一定的泡沫危机,但现在因为是本地升值,几乎每次在本地升值时资产价格都在上涨,像当时的韩国和台湾。现在市场里散户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市场也比较难,而且感觉政府要控制市场的方式也比较温和。”

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二的社评说,这对北京中央而言是一大警号。社评认为,大陆居民憧憬,在年底中共十七大会议、明年北京奥运前,中央为维持良好社会气氛,不会重击股市,股市是有买贵无买错,故愈来愈多新手受不了暴利诱惑入市。单是过去四个半月,新增股民便达二千万户,让股民总数达九千八百万。倪先生对此认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认为在十七大之前或在奥运之前,共产党都是讲政治的,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让股市大跌;但十年前,当年香港回归时,大家也都普遍认为股市不会大跌,但后来香港股市暴跌,所以我觉得将股市和政治挂勾并不现实。”

香港明报星期二的一篇评论则说,中国股市还能疯狂多久,在距离中共十七大举行尚有短短几个月的背景下,人们或许忽略了这一点,一旦沪深股市在十七大前崩盘,首当其冲被「问责」的,将不是名义上依然是主管金融、但却因病不能视事的常务副总理黄菊,而是总理国务的「平民总理」温家宝。然而,对中国股市抱持乐观的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课程主任,同时也长期帮香港苹果日报写股市分析的曾渊沧认为,中国股市还有一大段往上增长的空间,绝不会在近期内崩盘:“就好像过去大家都将人民币对美元7.8当成一个大限,结果现在已经超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封闭的市场资金不会撤退,和香港和美国不一样,中国市场是不能卖空的。”

虽然如此,但全球华人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上星期表示,中国大陆股市已出现泡沫迹象,他担心大陆股市泡沫会爆破,呼吁投资者要量力而为。星期二大陆股市收市,上海和深圳两地B股都轻微下跌,A股则再创新高,上海综合指数收市报4110点,上升0.94%,而深圳成份指数收报12407点,升1.13%。港股则先升后跌共83点,收报20843.92。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广西博白民变规模很大 因计划生育沦为贪腐工具

来源:亚洲周刊 李佳里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容县等多处地区发生骚乱,起因是被民众称为“大锤队”计划生育收费队长期野蛮执法、横征暴敛,没结婚的女孩被强行结扎,四十多岁光棍也收到超生罚款单,五十多岁妇女也因二十多年前“超生”儿子被罚款。计划生育成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硬指标”,也成为地方政府敛财、官员腐败的工具,村民忍无可忍受而上山躲避,最终奋起反抗,烧砸多个镇政府。

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五万群众为反抗当局令人发指的计划生育政策,先后与当局发生中国零七年来最严重的官民冲突。冲突中,博白县顿谷镇等七个镇政府被砸被烧,车辆被破坏。据一些香港媒体报道,冲突中最少有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包括两名警察以及在躲避武警水炮时无辜被争相逃走人群踩死的五名学生;一名镇长被群众打伤,两百多人被公安带走。不过亚洲周刊记者在当地医院访察,未发现有人在事件中死亡。

事件震惊北京中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派遣一名副主任率领中央工作组紧急南下,与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声琨等高层进驻博白,彻查事件。新华社报道称,事件已经平息,共有二十八名涉嫌串联、挑唆并参与打砸的人员被警方拘留。博白骚乱平息不久,有消息指群众围攻镇政府事件二十三日又在玉林市容县自良镇发生,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超生罚款变生财之源

实际上,广西当地的计生工作时松时紧,松的时候让老百姓超生多生,紧的时候就有名目来罚款收费,成为当地可以控制的一项财政收入,也成为贪污腐败的重要源头。在广西计生风暴展开后,广西各地网站论坛出现批评当局暴力计生的文章,网友指责当地官员平时不抓计生工作,只会借机搞运动,而且方式粗暴简单。据网友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爆料,五月十二日,广西藤县古龙镇邮政支局拒绝接受当地计划生育办公室没有“计生证”就不让储户取钱的要求,结果被副镇长带人封了门,导致大批群众聚集邮政支局。据藤县综合网报道,藤县县长强调“要用冻结存款、征收实物等强硬措施确保工作有成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强调,“乡、镇主要领导在运用硬措施时要大胆唱黑脸”。广西藤县、博白还以冻结银行存款的方式抓计生,导致当地一度出现银行挤兑的传闻。

但是,民众的不满没有人关注,这些骚乱前的迹象也没有引起各级政府重视,博白大批群众被逼离家出走、上山躲避,愤怒、绝望、仇恨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最终忍无可忍,下山反击,各镇群众群起响应,火山终于爆发。

博白是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口的广西第一大县。博白街上流传的是一间间乡镇政府和计生办公室被火烧或砸毁的消息。五月二十一日,数百警力包围了旺茂镇政府,对峙的上千群众在警戒线以外呐喊,警方放出了狼狗,包括一名老人在内的多名民众被咬伤。

老人发誓烧掉镇政府

五月二十二日,一辆辆乘满了警察的巴士穿行在广西博白县南部的省级公路上,该县南部守卫乡镇政府的警力在换防。距南中国海只有十多公里的龙潭镇一直没有解除危机,数千群众在政府门前示威。年老的示威群众发誓“杀鸡喝血也要把政府烧掉”。

五月二十二日,通往山区乡镇的道路上,不时有破损严重的车辆蹒跚著开出。这些车辆大多刷有“公安”、“警察”、“法院”的标志,玻璃全都碎掉了,有几辆还有火烧的痕迹,被铁索穿挂在拖车后面。沙陂镇姓廖的男子说:“都是被深山里的群众砸、烧的。”

五月二十二日傍晚,两辆挂有广州军区车牌的轿车停在了那卜镇政府门前的空地上。五月十七日起,这座三层办公楼被数千群众纵火烧毁。此时,距此七十多公里的博白县城,从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以及玉林市调集的武警,住满了县城几家最好的宾馆。晚上六时许,上百武警开始在县委县政府大门前部署防务,一辆辆警车排列在街道的两侧。

这一天,广西博白县下属的三十八个乡镇政府无一例外被防卫起来,每间政府大门口都有人看守著,警惕著随时可能蜂拥而来暴动的人群。

这一天,博白县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被群众称为“大锤队”的工作队暂停了工作,该县的很多人家已经被洗劫过了。在南部公路的侧旁,一户人家新砌的楼房被拆去了窗户和门,屋内已空空如也。只有门框的上方,挂著一张完整的大幅已故前国家领袖毛泽东画像。

被烧毁的乡镇政府名单正在一天天增加,水鸣、顿谷、永安、松旺、那卜、沙陂、大垌……广西博白县三千八百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间,暴动的人群在点燃一场场愤怒的大火。

当局指不法分子闹事

乡镇政府驻地街头张贴著博白县政府五月十九日印发的公告:“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至十八日,我县顿谷、永安、水鸣三个乡镇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活动的违法犯罪事件。为了维护我县社会稳定发展大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特作如下公告。”

公告说,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对抗国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政策,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对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活动的不法分子,必须依法予以坚决打击。

永安镇四十多岁的妇女王巧云说,“我的孩子只是在那里看了看,便被抓走了。”五月十七日那天,她在家中做饭,照看妹妹家的小孩。她说,八点多钟做好饭后出去拿药,经过闹事地点,看到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有人在那里倒了汽油,随后有人点燃了大火。

王家在镇政府附近有一个三层临街的铺面,一楼租给了别人做生意,刚从广州回家探亲的儿子小杨住在楼上。“我到镇政府时,不知是谁把政府的车子砸烂了。”她从街道上拉回看热闹的儿子,来到三楼观看,中午二人一起回家吃饭。吃完午饭,出去找妹妹家的孩子,见儿子又到闹事的地方看,有人在烧房子。王巧云拉起孩子,到距永安镇十多公里的水鸣镇去,“快到水鸣镇时,公安拦住了儿子,把他抓了”。

永安镇许多参与放火烧政府的人和围观者很快被警方拘捕,王弟弟家的孩子十八岁的杨青也被抓了。王巧云说,几天了,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了什么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喊叫著「打死姓陈的计生站长,烧死镇书记、镇长”,“多数人是从深山里的村庄赶来的群众,他们如同约好了似的”。

同一日,博白县西部另两个镇顿谷、水鸣,暴动同时爆发。事隔数日之后,水鸣镇政府门前暴动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镇五大班子的牌子有两块被砸坏还未来得及更换,其中一块长长牌子只剩下上面“中国共产党”几个字,“党”字缺损了下面一半。

抓捕并没有扑灭暴动的火焰,十九日,博白县东部山区的民众聚集了起来,场面更大的骚乱连续冲击大垌、那卜、沙陂三镇。沙陂镇荣飘村的黄先生说,至少有三部车子被砸毁,镇政府的围墙都被推倒。

中国媒体的报道禁区

五月中旬起,陆续有来自广西博白的报料电话打向中国多家媒体,每个电话都似一次呼救。但是,计划生育和群体事件一直以来是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禁区,没有一个媒体敢于派出记者前往调查采访。

当地目击者说:“几百个无业人士站在村子出入路口,乱捉女人去结扎(绝育手术)。”“两个镇子发生了枪战,现在已经牺牲了一名干警,年轻人全部出走,村子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一些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违法执法,要村民交钱,没有钱就把房子的玻璃、门、家具一并打烂。”“计生部门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采取暴力,使用社会人员实施强抢的野蛮手段,对没交费的农户打楼顶打墙壁拆大门搬电器,只要值钱的全部拉走,还强令外地亲属拿钱回来。”

博白镇的何小姐在接受采访时说,博白县的计划生育从过完农历年正月十五就开始了。“我有一个收养的弃儿,已经十岁了,可是,计生办又送来了罚款单。”何小姐说,她家根本无法凑齐罚款单上的十几万的数额,“老公只好去做了绝育手术”。尽管她家里还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何的丈夫在一个机关上班,“他被分配了至少要做一个人的绝育手术和收缴五百元计生罚款的任务。他干的工作与计划生育一点边都不沾”。每一个博白县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分配了相同的任务,包括学校的教师。

胡乱捉人做绝育手术

适合做绝育手术的人是有限的,但任务却是不能改变的。“一个给人做保姆的二十多岁女孩子,还没有结婚,那天给主人带孩子在院子里玩,被计生队的人捉走做了结扎”。何小姐的亲属在县人民医院工作,证实这个传闻是真的,“把没结婚的女孩结扎了,政府赔了三万元”。同样的错误发生在文地镇,一个二十八岁的未婚女孩经历了同样的痛苦。

征收计生罚款(社会抚养费)的队伍已经在乡村行动几个月了。水鸣镇的凌先生说:“谁家能拿出那么多钱呢?张口就是十万、二十万,少的也有几万。”一户人家刚做好了一锅饭,征收的队伍来了,他们穿著统一的军用迷彩服,拿著大锤子,端起锅把饭倒了,拿走了可能值十几块钱的锅。民众称那些人为“大锤队”。水牛被牵走了,电视机、洗衣机等,凡是值钱的电器家具都成了“大锤队”的“战利品”。“有户人家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大锤队的人就把沙子倒进他家的米缸,米就不能吃了。”

学生都罢了课,因为很多学生在家中被打伤了,有的头破了,有的打断了腰骨。凌先生接到同乡的通知,要组织起来开会,有些农民说要捐钱买枪,和‘大锤队’对著干,“活不下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被中国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自九十年代初中国当局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手段严厉的“计生运动”之后,各地计生工作开始进入平稳状态。但近年中国人口形势出现变化,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城市人口出生下降,学者开始担心十年后中国会出现人口老化问题,导致经济发展无以为继、社会养老负担沉重,因而呼吁放宽人口政策,另一方面各地青壮年就业压力增加,少数地区人口控制效果不彰,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在现实压力与未来危机的权衡中,中央决策层认为现阶段加强计划生育仍有必要,因此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中央新精神出台,广西反应最积极、执行最坚决。这是不难理解的,二零零五年广西人口自然出生率为千分之八点一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千分之六左右,这是团派出身的广西区委书记刘奇葆可以施政建功的著力点。二月十日,广西在南宁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要“采取更加得力措施,降低政策外生育”,宣布对计生不得力的玉林博白县和梧州蝶山区“黄牌警告”,对弄虚作假严重的柳州融水县和梧州苍梧县实行“一票否决”处罚(如果计生不达标,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评先进,主要领导也不能升迁)。会议上各地签订了二零零七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状,从而在广西大地拉开了一场计生风暴。在藤县五月九日的计划生育会议上,县委书记强调“县四套班子领导、县各部门单位正职领导立即带领本单位百分之六十以上干部到挂乡镇,进村入户开展工作”,其他几个县市如博白、苍梧、容县、北流也差不多,由此可见当地政府执行之力度。

应付硬指标官员硬来

在中国,经济增长与计划生育一直是考核地方官员最重要的两项指标,近年在宏观调控以及“唯GDP论”被批判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在考核中已不那么突出,但是计划生育仍然是硬性指标,而且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手执计生大权,等于是扛著尚方宝剑,计生部门成为中共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重要权力。近年山东临沂为抓计划生育而无法无天,暴力计生导致民怨沸腾,为农民计生维权的盲人陈光诚在去年最终被重判坐牢,但是却没引起中央重视,否则也不会有广西再因计生出事。

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博白县今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目标是至少一亿二千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这个山区县上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更多的细节表明,博白强行征收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行动是早有部署的。据当地报纸《玉林日报》四月十一日的报道说:“为了进一步充实各乡镇计生服务所技术人员队伍,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四月七日,博白县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三十名。”三十名公开招聘到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分配到了博白各乡镇计生服务所。“服务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指导孕妇生育的,但主要的工作却是为人做绝育手术。”

有了队伍,有了专业实施手术的医生,又有了法院的撑腰,博白的计划生育风暴在辖区内瞬间骤起。

风暴过后的博白,人们正从骚乱中走出来,如同那户人家完整的“毛泽东”,人们重新归入平静的生活,街市恢复了往常的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全然不顾身旁行驶的警察车队,民变好像已经成了往事。

“我们只是反抗无法无天的计划生育罚款的做法,我们没想反对党和政府。”一位参与了纵火焚烧政府大楼的男人说:“他们逼得我们活不下去。”

永安镇政府被烧毁后,负责政府饭堂和自来水的王巧云放下儿子被抓的焦虑,和镇上的一些群众动手修好了毁坏的饭堂,“我主动一点好不好,我没有参与闹事,只是想让他们把我儿子放出来”。她又修好了水管,她希望自己的行动能获得警方的宽恕,把她二十二岁的儿子和十八岁的侄儿从监牢里释放。已有人陆续从监牢里走出来,“找到了当官的就可以放人,我求不到人,儿子只能被关著”。王巧云说。

为了修好被烧毁的政府办公场地,有人在政府大门前设立一个捐款箱,王巧云走到那里,把二十元钱投到箱里,她想让党和政府的人看到,祈求得到原谅。

亚洲周刊

星期四, 五月 24, 2007

我失败了,我心灰意冷,但是我乐观 -- 贺卫方教授讲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改革

作者:贺卫方 香港中文大学2007.1.16

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2007年1月16日在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演讲,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贺卫方教授不仅是一个颇受赞誉的法学专家,而且是一个直面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近年常到全国各地演讲,宣传法治、宪政理念;因而又有“巡回教授”、“社会活动家”的美誉。他的这次演讲同样以他广博的学识、道德的勇气、惯有的风趣、生动的言语,使座无虚席的演讲厅不时爆发出快乐的笑声。本文根据现场记录整理,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武宜三记录和整理>

一,“国中之国”与“五十年不变”的落空

中国司法改革,虽然发生在大陆,但一定会对香港发生影响。例如《物权法》就使香港人在大陆的物业、财产可能有了保障;“居港权”、“二十三条立法”的争抝,也说明中港之间在法律上的关系十分密切。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法院享有司法终审权,有人认为这是联邦制;其实这不是联邦制,而是“国中之国”制。例如,美国是联邦制,美国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定可以被上诉到联邦法院,而联邦法院也可以否决或裁定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国的最高法院却不可以接受来自香港终审法院的案件上诉。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法律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依英国的法律传统,立法机关只管立法,而解释法律则是法官的排他性权力。因为一、後来的议员无权为以前议员所制订的法律解释其含义;二、议会是集体行为,所立的法例是混合了集体意志的产物;个别议员不可能清晣地认定法律条文的含义;另外,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也不具可操作性,如果法院要依靠议会解释法律的话,那麽就有千千万万的问题等着议会来答覆。

法律五十年不变,但法律解释的方法变了,那“五十年不变”就沦为一句空话。谁来解释《宪法》,谁来解释法律?是普通法的基本规则;中国立法机关应该尊重香港司法机关对法律的排他性的解释权力。香港法官也可以为大陆司法改革树立范例、做点啓发性的工作。

现在中国法律界、司法界跟香港交徃很少,但跟美国又来往频繁。“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可能是大国心态作怪,对六百万人地域内行之已久、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反而不加以关注。

二,我奶奶也可以当法官

大陆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是对《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八十年代以来每次开全国人大都有人提出修改《法院组织法》;法官的选任,在一九五O年代之后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任何标准的,到一九八三年才规定“担任审判员的人应当具有法律知识”。这条规定和没有任何标准同样让人害怕,什麽叫“应当具有法律知识”?

我奶奶虽然是文盲、不识字,长期在农村生活;但我觉得她有法律知识,例如她经常说“小偷不犯死罪”,後来搞“严打”,把小偷也判了死刑,我奶奶就觉得违反了她的法律知识、不可理解;她还说过“不义之财不可贪呀”之类,这些都是法律知识。按《法院组织法》,我奶奶就可以去做法官。实际上,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法官中有太多像我奶奶那样的人,但品德还远不如我奶奶。如山西省绦县法院的“三盲院长”即文盲、法盲加流氓姚晓红,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令人震惊。

三,王海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中国的《法院组织法》弊端丛生,有许多问题。

1、法院完全不能独立於行政与地方。《宪法》、《法院组织法》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规定,但故意漏去“不受任何政党的干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团体,它是超国家团体。

宪法也不列举人大(立法机关),在宪政国家立法与司法要非常严格区分开的,但在中国则不然;《宪法》说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不说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里面的奥妙,就在於大家都知道全国人大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现在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非常混乱,如前人大委员长李鹏就特别热衷於“个案监督”,这样就把立法机关变成了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同时兼任司法机关,使司法程序也变得非常混乱。

说行政机关不能干预,例如总理、各省长虽然不能以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但他们可以用党的名义来干预,因为他们同时也都是党的领导人;温家宝是总理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省长往往都是各省的副书记。更严重的事实是:各地方法院的人事、财政都为地方所控制。财政方面受制於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人事则受制於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2、法院内部等级森严,完全是行政化的体系。没有法官的独立性,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法院内部非常突出。院长权威至高无上,除了上级法院,没有人可以挑战院长权威。所以法官没有独立於他的上级和同事的所谓独立性。

3、上下级法院间也是行政化的关系。下级法院的案件审判往往要听取上级法院的指示,而上级法院也有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办案的情况;这样一来,等於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是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所谓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也就形同虚设。

4、法院组织结构经常处在变化中。常设法院对保护人民权利有重要作用,如果司法机关结构不稳定的话,人民的权利也就变得不稳定。特别法庭、临时法庭盛行的地方,一定是没有人权保障的地方。例如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房地产厅、离婚法庭纷纷出现,使法院组织结构如孙猴子的脸七十二变,违反了《法院组织法》。中国司法方式的高度灵活性反映了司法原则以及法律规则的多变。

5、法院不能履行必要的法律统一功能。在中国,需要统一的东西从来没有统一过;不需要统一的偏要统一,例如人们的思想。跨地区的案件诉讼,如两省间的企业纠纷,在任何一省审理都不会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好象踢足球之主客场,在主场法院审理,结果多合乎预期,在客场则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

法律的术语的概念和含义,直接关系人民的权益。例如打假英雄王海先生利用《消费者权益法》四十九条来发财、致富,非常有创意。但是在什麽叫“消费者”的解释上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什麽叫“消费者”都有不同的解释。让王海先生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四,诗歌治国的弊端

各省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其主要功能应该致力於法律的统一和对《宪法》权利的保护,比如怎麽保证一个案件在不同地区例如上海和湖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审理?而不应该致力於案件事实的审理和政治控制。

充满严重的地方主义的中国,司法也陷入了地方主义泥淖而不能自拔。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看,中国缺乏对法律统一规范的追求,缺乏专业化的法律系统;也没有追求司法专业的传统,古典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压制或眨低法律职业的倾向。

科举考试也极大压制了法律专业知识。历史上除北宋的短暂时间考过律学外,绝大多数时间的考试都排斥了律学。苏东坡说:“读书万卷不读律”;通过科举考试准备做官、做官後要审理案件的读书人,都对看起来繁琐的、不那麽美妙的律学不屑一顾。

中国政治传统都有一种对美学意义上的追求:气势恢宏,羞涩含蓄,所谓为政不在多言,追求用文学的方式治理国家;领导人经常写诗。中国领导人动辄写诗在报纸上发表,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江泽民上一次黄山下来就有《诗二首》,末尾一句“日破云涛万里红”,便看得大家心惊肉跳;有人作了可能是过度的阐释:云涛、指胡锦涛;红、指曾庆红;这麽一演绎,问题就大了。当然,这样解释保不住也有些道理;例如余英时先生就发现了陈寅恪诗中的“暗码系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用这套“暗码系统”一看,原来陈寅恪的诗都是反诗;余先生眼光独到,从陈寅恪送太太几首诗中读出了他对太太的忏悔,因为当年他没听太太的话逃出大陆。

中国有诗人治国的传统。明朝时,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国遍地都是诗人。大家见面都是问写诗了没有,法官也用诗来写判词,写起来讲究用典、对仗、文字色彩,读起来摇头晃脑。所以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司法体系,不追求司法职业本身应当追求的严谨、准确和稳定的目标。

法官独立於其他同事和任何权力机关,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是使案件判决变得明确、清晣并责任清楚,一个法官就要为自己的判决负责任。可是中国司法却大而化之,变成“日破云涛万里红”那样的不可捉摸。

五,小河边、柳树下、坑头上的浪漫

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都强调中央动员这种社会模式,强调所有的人都服从一个人。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於举国动员,就象倾全国之力争奥运金牌一样。但这把不同行业、不同分工模糊了;例如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差别徃往被忽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做一切事情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台湾人到一个法院打官司,但法院里没有人,守门的告诉他:因为有上级来视察,市长让院长带全体法官扫街去了。台湾人大为惊骇:“这是现代国家吗?法官还干这些事?”其实,我们的法官要干的事多着呢。如抓计划生育、收粮、收钱、修路……据说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实际上,效率是建立在严格分工、尊重行业的基础上。比如,司法就得让它独立,上下左右都互相独立。有人写文章说,我们法院也要上下一条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高法院是全国法院的头脑;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逻辑。几十年来,中国就因中央动员能力过大,造成了许多悲剧,大家都往一个错误方向使劲而没有纠正机制。这正是中央动员体制带来的问题。

费正清教授在一篇文章中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会在美国发生吗?例如有一天总统号召人民要对民主党内的走资派开展斗争,全国人民都被发动起来了:教会说我们拥护党中央,工会也说我们拥护党中央……这种情况之所以不会在美国发生,是因为任何一件事,在美国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正是它没有办法实现很容易的动员,才使得它不犯很严重的错误。人民,没有比人民更懂得处理自己的事务,更懂得主导自己的思想,更加发挥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根据社会主义司法学说,共产党有对司法的绝对领导权,法院内部也是党领导,法院长同时是党组书记,所以司法本身没法独立。司法的大众化,可以在小河边、柳树下、坑头上随时随地审理案件,而反对审判的仪式化;以及突出司法的教育职能等社会主义司法实践,都对司法改革构成了障碍。

六,去法院“人民”化的风波

二OO三年下半年,最高法院请我和另一位学者张志铭教授主持搞一个《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我们兴冲冲地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资料,搞了一部五十条的建议稿。其中第五到第八条确立了法院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5、【法院机构设置的法定性】法院机构设置要稳定。非经修改本法,不得变动法院内部机构设置,不得设立特别法庭。

6、【法制统一的保障】法院的设置应有助於法律的统一解释和适用,以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7、【法官独立】国家有义务保障法官独立裁判,不受来自法院内外的一切干预。(另外在下文里规定法院院长由法官兼任,即法院院长不在法官之外,也不在法官之上);

8、【上下级法院互相独立】上下级法院应互相独立决策,以确保审判的审慎和公正。

中国司法许多弊端还因行政区划而产生。立法、司法也陷在行政区划之中,在行政权力控制之下。在三权由党所控制的同时,又导致立法权、司法权被行政权所控制。为了克服这个弊端,需要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有人提出设立七或八个大区法院;但我觉得民政部提出设立五十个省市的构想,更可能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脱钩提供新思路:取消海南省和四个直辖市的高等法院,保留原二十九所省高等法院来管理港、澳、台之外的四十七省市的司法事务。这样高院管辖范围与各省市之疆域必出现犬牙相错现像,令高院的人事、经费脱离地方而归中央管理,实现司法的统一性及改善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

法院还叫不叫人民法院?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我建议把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去掉;因为叫“人民”叫得最多的国家,恰恰最不善待人民。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首先是愤青在网上大骂,把这上纲为去“人民”化而与陈水扁之“去中国化”相提并论;这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不满,最高法院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说那是贺卫方的个人观点,决不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将永远做人民的法院,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人民的司法工作。

七、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失败了

最後,二OO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只修改了一条,就是把死刑审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对此,我只能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失败了。”

陈光诚案和高智晟案已经政治化了,程序已不能用法律人的眼光来看待;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用司法手段加以解决;而中国则相反,任何一个司法问题都可能转化为一个政治问题。

例如王天成告周叶中学术剽窃案,原是一宗普通的民事案件;只是因为原告人由於主持一个地下党派被判过五年徒刑,被告人曾在中南海给胡锦涛等人讲过法治课,是“南书房带刀行走”,是“皇帝”的老师;於是政治化了,於是有人放话:不能判王天成胜诉,不能叫“敌人”胜了。

现在确实存在党对司法的领导、控制越来越强的现像。由於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稀薄,党对司法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具体官员对司法的控制。地方官员是否代表中央的意志?没有人可以论证。但是,人们看到的是,各级党委的政法书记对法院、检察院的控制越趋向於严厉。而且政法委员会头头往往由公安部门首长来兼任。我在所谓新西山会议上说过:在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或号称走向法治宪政的国家,居然让最高法院院长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这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中国就是这样。

现在具体官员对司法的干预,已经完全失控,最高当局根本不能扭转这种倾向而成为对许多恶行的背书,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做。有人说,因为现在法官素质低,所以需要上级监控。其实,这种监控适得其反;监控、干预的过程使决策责任变得模糊,弱化了法官的道德责任感、尊荣感;反正怎麽判决是上级决定的,他有什麽责任?从而使不少法官变成为一群无耻的人,什麽钱都敢拿,什麽饭都敢吃。他们没有权力,他们当然也不能为别人所尊重。所以,现在连律师看不起法官了,因为律师只要把院长“搞掂”,法官自然不在话下了。

其次,实行监控的上级之素质一定比法官高吗?例如法院院长就要比一般法官有更多的顾忌。法院院长见了市长、市委书记,要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於公他要向地方党政要钱,维持全院的生存;於私他可以在巴结之中得以升迁。所以,我不相信这种监控越多会越公正;相反,不要这种种所谓监控,倒会使判案责任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而让法官自己对自己的案件负责。

我明确主张判决书要在两小时内上网全文公布。当大家都能看到一个法官对一个案件怎麽判决、一生中判了多少案件、都怎麽判的时候?就一定可以大大压缩法官腐败的空间。现在,有的判决书是假的,甘肃一个法官在判决书上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第三条判决如下……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国家压根儿就没有《新闻法》。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党委既变得地方化又变得个人化了,地方党委是为地方利益保驾护航,是地方利益的看门狗;已经没有了全国一盘棋和全党的概念。干预的结果,将使我们永远走不出这个体制。

八,尽管障碍重重,但我并不悲观

我把《宪法》一条条看下来,看得我心灰意冷,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节约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的权利”,很不规范。法院院长理论上是同级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的;组织部门决定了,叫人大举手通过。

还有向人大报告工作问题。原来只有政府向人大作报告;後来法院提出,我国是一府两院体制,为什麽政府可以报告,两院不可以报告?结果,现在《报告》成了两院的恐惧,老怕被代表们投反对票。中国司法的改革,固然要高层的开明,但国民观念的改变也很关键。

我们要把党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党不能老在法律之外而无法无天。民主、宪政的目的就是把领导人变成关在笼子里驯服的动物,一定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危害人民。

这二三年执行死刑的数量听说有所减少,现在对贪官判死刑可真是少了;如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受贿加财产不明来源计一千三百多万,只判了死缓。中共中央是否决心大规模地减少死刑,既保障国内人权,又保持与国际对话途径?中国现在刑法中有六十七罪名可处死刑,中国刑法可否修改?以减少死刑数量。孔子赞赏的一句话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肃杀之气、暴戾之气越来越少,人就越来越珍惜生命。我相信废除死刑的目标最终会实现。至於寃假错案,这是由於过去从事死刑复核与二审经常是同一批人,覆核形同虚设;规在将把复核与二审分开,所以相信寃假错案一定可以减少。最高法院覆核时能有严格标准,也可以纠正一些寃狱。

生活在中国的人是不能悲观的。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有太多的灾难,对社会弊端、人们的寃屈,乃至高层权力的归属,居然周期性地依赖农民起义、战争来解决。现在中国人民应该感到乐观,因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社会主义已经不被我们所相信,当年的妄想、迷信全抛弃了;我们不再梦想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法官才是好社会。我们已经变得现实了,而上一代人革命失败的教训,也使我们相信暴力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信奉只有通过和平的和渐进的方式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经过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失败试验,使我们相信只有法制、民主、宪政才是必由之路。司法改革是头绪很多的工作,可以从各方面、不弃微末地努力。如证人保护、律师制度、法官庭审模式、判决书公开上网等等,这些环节一件件地积累,便可一点点地提升司法的公正程度,取得人民的信赖,形成制度表现与人民评价之间良性的互动。人民对司法信赖度提高了,法院也越来越公正了,一来二往,最後发现政治制度也变了。

2007.1.20 议报周刊

官方首次证实 广西群众围堵镇政府28人被捕

● 沈泽玮

  中国官方前晚首次证实,广西博白县七个乡镇近日爆发群众围堵乡镇政府事件,共28人遭逮捕,不过,当地政府宣布,“这些事件已经平息”。官方承认,骚乱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引发的,但同时强调,当中有人乘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

  骚乱事件近日引起中国境外媒体的关注,广西党委书记刘奇葆昨早在新加坡主持招商引资工作时,本报记者尝试就博白县事件进行采访,但相关官员刻意回避话题,并以刘奇葆行程紧凑为由,谢绝采访。

  而香港方面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博白县当地好几个镇已联合推出20多人上北京告状,希望北京派人到博白来调查真相,严惩不法官员。据《星岛日报》报道,事件震惊了中央高层,相关单位已下令彻查事件原因。

  新华社前晚引述博白县公布的资料说,5月17日,博白县顿谷镇300多名群众围堵在镇政府门口,其中有人袭击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18到19日,又有六个乡镇接连发生围堵政府事件,一些乡镇最严重的时候聚集了近3000人,肇事者破坏、烧毁数辆汽车、摩托车和部分文件档案,并砸坏政府大门、围墙及办公设备。报道引述一些现场围观者表示,事件缘于民众对当地政府计生执法工作不满,多名民众说,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执法粗暴并且涉嫌乱收费。

  据报道,博白县县长黄少明说,一些群众对目前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不满意,一方面是因为不少群众生育观念和守法意识落后,另一方面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发了群众的怨气。不过,报道也引述该县副县长黄维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绪串联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对抗政府,并实施烧、砸、抢等破坏行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是否造成人命伤亡。

  有舆论揣测,博白县事件可能影响刘奇葆的仕途,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骚乱事件的报道常常有夸大之词,对刘不会有太大冲击。

  据《星岛日报》报道,目前博白县城许多宣传计生的强硬标语已经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语词中性化的新标语,骚乱之后的县城冷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整个博白的计生罚款工作已经停下来。

  不过,路透社引述博白县一计生诊所负责人说,该县的计生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动:“目标不会改变,手段可能调整。”据新华社报道,当局已派出约4200名干部,到全县28个乡镇进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联合早报

广西计生风暴在蔓延

2007.05.23

广西计生风暴在蔓延。博白县沙河镇政府星期三被两三千村民包围讨要被抄走的财物。玉林的容县自良镇政府被三千人围攻,警民冲突,至少十多村民受伤。而博白官方星期三还在征收罚款,大批村民被迫逃亡,有的躲到山上。村民们已捐款资助代表上访北京,官方则全力堵截。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据本台了解,广西计生风暴在蔓延。博白县的沙河镇有两三千民众星期三下午包围镇政府,讨要被抄走的财物,当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记者向知情的博白村民了解情况:

记者:今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村民:下午。
记者:多少人?
村民:两三千人。没有人被抓,你不跟它(政府)打,它不会抓你的。没有暴动,他们到政府去说,把政府过去抢走的那些东西要回来。说要搞清楚,卖给你们……

据了解,离博白一百公里的容县自良镇政府星期三则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三千村民当天围攻镇政府,至少十多人受伤。

在博白县,经历了骚乱之后,商铺关门、生产停顿,市面一片萧条。本台了解到,不少人为了躲避罚款几天前开始大逃亡。博白县水鸣镇逃亡村民星期三告诉记者说:

村民:我们这里有山,晚上就跑到山里面去住。我们村有两百多人,一百多人跑出来了。
记者:你不担心你家老人小孩的安全吗?
村民:现在有什么办法?现在把小孩带在身边,(被)他(政府)(发现)要问,有几胎,这个小孩有没有准生证,你有没有结婚证,没有的要被抓去罚款。

尽管官方媒体也己承认存在粗暴执法并且涉嫌乱收费。但重复罚款这类现象星期三仍在继续发生。

博白水鸣镇水鸣村的邓姓村民超生两胎,当年已缴交罚款。但是在最近的计生风暴中又被列入罚款者名单内。计生官员率领一百多人包围他经营的电器铺,抄走价值八万多元的货物。玉林市及博白县近日派出解决矛盾的工作组到博白,部分人星期三早上来到邓家,提出返还所有货物,但要罚款一万五千元作为交换。邓先生无奈之下接受条件。他对记者说:

邓先生:去年(生的)那个孩子原来是准备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到医院去照透视发现是女孩我们准备不想要的了。干部讲,你不要打胎了,是生命,生下来吧。你给钱可以了,以后不追查你了,当时交了几百块钱。

据村民透露,由于信息封锁,投诉无门。各乡镇村民近日秘密推选二十多位代表进京上访。他们星期二动身,当地政府闻讯马上封锁玉林市各车站、火车站劝阻,并准备抓人,但似乎没能够截住任何人。一位村民说:

村民:不准外出,(外出)要查身份证等,怕他们(村民)到北京去上访。
记者:有人去北京上访吗?
村民:有啊,但不知道去不去得成。有些有钱的人看不过眼,捐钱给村民到北京去告状,有的捐了二十万元。
记者:这些村民有没有被截住呢?
村民:现在没听说,他们都是偷偷地去的。

博白计生风暴发生后一个星期,官方媒体星期二首次予以证实。新华社引述当地政府称,目前共有二十八人被警方拘留。而不少村民连日来均向本台表示,仅水鸣、永安两个镇分别有两三百人被警方带走,至星期三至少还有一百多人未放。就此,记者星期三致电博白县公安局了解情况:

记者:我们了解到至少还有一百多人没有被放回家,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
警官:这个,根据法律来处理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 2007 Radio Free Asia

广西博白骚乱暴露地方吏治失灵

中国 | 2007.05.23
地方吏治腐败,农民眼巴巴盼“皇帝”驾到
上周广西博白县乡镇政府野蛮推行计生政策导致官逼民反,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是它暴露出中国农村基础政权吏治失灵的隐患,也说明“和谐社会”的表象下面已经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冲突隐患。德国之声记者潇阳对事件分析如下:

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承认广西博白县发生了骚乱,但只是按照以往习惯的宣传口径,含糊其辞地将事件称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的一起个别性群体事件,并轻描淡写地暗示“可能”是地方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一些错误”。

根据海外媒体的大量报道,其中有不少还是直接采访当事人的报道,事件应该是在五月初就开始酝酿,并在上周末达到冲突高潮。在骚乱最严重的沙陂镇,愤怒的村民烧毁了地方政府的办公房,汽车和办公室被打砸。

人口超生严重,计生队野蛮“执法”

博白县属位于广西省东南的玉林市,根据网上可能检索到的以新华社和地方报纸为主的官方报道资料(包括博白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这个县是个人口大县,有人口160万(也有的说148万),比较有名的是手工编织品的出口,但经济上应该并不属于贫困县,但也不发达。作为比较,这个县1949年时人口只有49万,可见当地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缩减。

今年一月和二月,广西自治区政府先后召开了“广西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和“广西人口和计生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刘奇葆都亲自做了“重要讲话”,官方会议报道中指出“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并有“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严格责任追究”和“狠抓奖惩政策兑现”等字眼。香港媒体报道说,在后一个会议上,超生严重的博白县政府被给予“黄牌警告”处分,促成了博白县政府官员下决心扭转局面挽回面子和仕途前程。

据香港媒体经采访当地见证人后写成的报道,博白政府派出的计划生育执法队口号是“不见人,要见物,不见物,要见屋”,就是说对超生的村民采取的是“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得不到就推倒房屋”的野蛮突击行动。港媒报道还说,为完成超生罚款指标,执法队到银行调查超生户的存款,发现有存款即被冻结,如果三天内不交罚款,便被强充为罚款。此举造成许多人到银行挤兑,闹得博白县许多乡镇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从计划生育政策看地方政府施政能力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开始严格执行,后来在一些农村地区放松到每户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经过对官方资料和骚乱发生后的各种报道的分析,博白县家庭超生两个孩子以上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有当事村民对海外媒体说,计生执法队暴征横敛,甚至对80年前后出生的、现在已经成家生育的“超生人口”也老账新账一起算追加罚款,开出十几万元的罚单,足以导致当事人的倾家荡产。

这一现象表明,博白县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地方政府要么是对超生放任自流,要么是为了政绩采取了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做法,导致了超生问题经过多年积累终于严重超过上级政府规定的指标。

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失灵显然不是因为政策和行动的缺失,在骚乱发生的不到一个月前,广西日报(2007年4月9日)还报道了博白县宁潭镇党委、政府组织“购买了1500斤面条和两头大猪”,“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计生对象的心坎上”,“使计生对象深受感动”。

也是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到博白县松旺镇山心村采访报道“好村官朱日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说,“在今年春季计生摘“黄牌”打人口翻身仗期间,他(朱日祥)抱病仍连续坚持奋战了二十八个日日夜夜,最终累倒在计生工作岗位上,诱发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这两则报道显然给人以当地计划生育工作非常得力的印象,而当地仅一个月后就因计划生育而爆发大规模骚乱,让读过报道的人大跌眼镜。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人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肯定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在积重难返后,导致了被追究责任的地方村官靠“日夜奋战”和“突击摘牌”的“先进”行为来试图弥补。这个20年积累的人口问题靠28个日日夜夜来解决,这一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检索有关博白县的近期新闻时,可以看到“博白县抓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下猛药治理污染”(5月22日)、“博白重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动”(5月23日)、“博白重拳打击兜售‘六合彩’码报行为”(4月28日)和“博白警方整治城区治安出重拳”(06年9月5日)等地方媒体报道。“下猛药”和屡屡“出重拳”,语言暴力的背后,多少可以看见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缺少法律意识和粗暴。冻结超生村民银行存款的行为更是表明,地方施政官员素质底下,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意识。

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基础政权一方面有严重涣散和能力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地方吏治腐败和家族化以及黑社会化的倾向。在广大的农村,村民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化表达与维护的渠道,地方政府公权力缺乏法律与媒体监督,这是导致村民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的一个制度化原因。在有效而公正的地方吏治得不到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离中国的农村还很远。

德国之声 潇阳

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

● 徐友渔

谢韬先生新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交口称赞者有之,厉声批判者有之,看来,一场争论即将展开,这对于我们反思过去的道路(尤其包括走过的弯路),规划未来的方向,颇有意义。

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成为制定公共政策、协调社会矛盾、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政治思想资源之一,使得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作者在文章中又谈到:“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作为与谢老的问题意识相同或相近,但年龄不同,尤其是知识结构不同的研究者,笔者想发表一些补充和商讨的意见。我首先要说明两点,第一,我的探讨是在深层次的基础原理方面,而不在实践方面,在实践上,谢老的主张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前途根本在于实现宪政民主(谢老显然同意此点),某些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真正的、纯粹的、正统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个目标相比不能不居次要位置,或者说,其价值和重要性只能视其如何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宪政基本原理和社会政策不同,它必须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对宪法和法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符合人类文明的阐述。

从欧美各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般被称作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进国家的宪政民主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自由主义宪政原理的认可和实践。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独立自主地发挥过作为宪政原理的作用。它曾经质疑和批判过那些原理,对抗根据那些原理安排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在后来改变了认识、策略和方向,尝到了在这种体制之内达到目的、得到发展的甜头后,才心甘情愿地认同、服膺,以致捍卫和推广自由宪政的原理和制度。即使它后来对宪政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贡献,那也只是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调适,而没有发挥过奠基性、原创性作用。

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不论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传统,都与近现代宪政民主传统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理的价值,想要参考借鉴由此作出的制度安排,那么我们就应当从根本上了解和研究,应当追本溯源而不是仅仅学习其具体表现和政策。

我的立场可以简单而清楚地这样表述: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离开宪政平台,社会民主主义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已经搭建好了之后登台活动的,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作为生存的前提,它不能存在,更不能发展。其实,它在开始时是想推倒这个平台,另起炉灶,所以在其思想理论资源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为这个平台作论证和辩护的。它是在实际活动中修改自己的纲领而承认这个平台的合法性,最后把它当成自己得心应手活动的天地。我们从它那里找不到设计和维护这个平台的原理,说得好也不过是由于曾经企图拆毁这个平台而刺激了重视它的问题,促进了对它的维护、改进。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其教科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承认,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它的纲领建立在自由主义运动之上,并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

就拿市场经济这个经济体制和相关的经济学原理来说吧,如果不理解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的阐述,可以说对市场经济就难于入门,那么我们要问,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真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于现代经济也很重要。这话不错,但在亚当·斯密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体制之后一个半世纪对之作出补充和调适是一回事,在市场经济还未站稳脚跟,对国家或权力过分干预、控制经济的局面尚未真正告别的情况下就想“跨越”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超越”心态,对自己非常隔膜、远未熟练掌握的事物轻言否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少吗?也许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应当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使用后资本主义的凯恩斯的矫正剂恐怕必须非常小心,需要弄通药理。

对权力的制约是宪政民主的核心

宪政民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在不少宪政学家看来,“宪政”的含义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比如一位作者说:“简单地说,我用‘宪政’来指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这种观念。”还有学者说:“在过去的200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宪政主义者们最基本的要求。”

自由主义对宪政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权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免除暴政,其方法是防止权力的集中和垄断。

权力制衡思想是实行宪政的核心,对中国人来说,要理解这种宪政观的精髓,并非易事。解决权力一元化问题只能靠法治,而不能寄希望于德治,这涉及到中国和西方对人性理解的深刻差别。洛克在论述分权的必要性时说,人性有一弱点,就是要受权力的诱惑,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有立法和执法权,他们动辄就会攫取权力。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麦迪逊说得更生动:用分权和制衡的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当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制约权力的必要性时,除了上述自由主义的经典阐述之外,我们能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得到同样有益甚至更好的思想学理资源吗?恐怕不能。

社会民主主义在反抗专制方面缺乏理论建树

中国为什么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为什么只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除了认识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之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受专制压迫的苦太长太深了,古代受这种苦,近现代也受这种苦。固然,中国历史上、思想传统中,我们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有“替天行道”的口号,有“揭竿而起”的壮举,但完整、系统的反抗专制暴政,并以宪政民主体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理论学说,我们却没有,至少,还可以向外借鉴学习。遗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甚少,远不如自由主义。

我们能从洛克、潘恩等自由主义者那里读到对个人自由的辩护与捍卫,对君主专制的抗议,以及批判之后极富睿智的建设性主张,而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那里得不到可以媲美的思想。如果说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晚于早期自由主义因而无可指责,那么,在上世纪二战前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写出《通向奴役之路》,波普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样反专制、反极权的著名篇章,从经济思想、体制上,从哲学思维的方式上深入挖掘专制传统的根源,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理论建树,就比较说明问题了。

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的神权、君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拼杀中,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人权”学说的过程中成长发展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二者自由信念的坚定性和对极权专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不同,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待斯大林在集体化中的暴力,对大清洗和随之而来的“莫斯科审判”的暧昧、纵容甚至辩解的态度,就是证明。对比一下萧伯纳、萨特和雷蒙·阿隆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专制极权,维护自由民主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的是他们所在体制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由于他们的坚持,长期以来这种所谓“虚伪性”在我们这里深入人心,成了抗拒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适性的最为老生常谈的说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主义者改变了攻击“虚伪性”的态度,而对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则有猛然醒悟和深刻反思,我们对自由民主宪政的体认,恐怕比悄悄转变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还要深一些。对于以建设宪政民主为己任的中国人,应该以什么学说为宪政原理,是不难决定的。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不断有人主张,要重视和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参考借鉴瑞典、北欧模式,这种声音和思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谢韬先生最近的主张,是其中最明确、最坚决的。熟悉马列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左”的思潮、力量和领袖不太在意和重视他们认为真正右的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在同一传统中的“修正主义”,虽然到底谁是修正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对他们最要命的,是同一传统和阵营中有人出来比纯正、争正统,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以预料,除了自命为正统的左派,持其他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对谢韬先生等人的主张进行批判。我在上面提出一些商讨,是自以为和谢韬先生的价值目标一致,只是理论上更彻底。古人云: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我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我们的宪政民主只是“中”而非“上”,所以此文属于善意的提醒而不是否定和反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天益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