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十二月 23, 2006

顾彬专访:解铃还须系铃人

文学艺术 | 2006.12.22

“关心我的中国朋友都告诫我,不要再和媒体见面了,当心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对我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但我,还是相信人。” 灰白头发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我们打开书柜连天的办公室的门。一段时期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肇事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还是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谈。

德国之声:大约三周前,您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媒体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是否感到惊讶?

顾彬: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还记得2004年,大概是五六月份,我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状况”。今年3月31号我在人民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报告。我的对象都是中国人,不包括什么外国人,但是无论我说什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和立场。另外上次在上海做的那个报告,去年已经在德国用英文发表了。现在《Shanghai Daily》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他们会选哪一部分我不清楚。原来《读书》也要发表,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拖,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敏感的地方。我知道在中国不能提两个人的名字:高行健,黄贝岭。他们原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一个朋友犯了错误,我也会公开地说。我也许是汉学界唯一的人,老公开批判高行健和黄贝岭。很多外国汉学家为此不太高兴,要求我保持沉默。

德国之声:我们所收到的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认同您的观点。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网民投了赞同票。就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也是支持者占多数吗?

顾彬:是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可怕。因为Max Weber说过,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赞成我的提法,我要反问我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学者吗?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报社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不会因此而报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们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到今年三四月份,中国大陆不少学者——非常重要的学者,都说过这类的话。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您有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她们的作品?

顾彬: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现在我培养的一批翻译家,为了赚钱,专门翻译一批庸俗的、通俗的作品。棉棉她们这一代非常聪明,她们在欧洲出书以前,专门跑到美国去找什么经理,经理从她们那里买好了版权之后,再卖给德国。之前,她们的书会先行在美国上市。德国出版社会也会同意在德国为她们出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的学生都在翻译一些从我这里来看水平低下的中国作品。由于他们的德语非常地好,所以德文版的棉棉、卫慧、虹影要比中文版的好看得多。如果他们把她们原本非常破的中文照样翻成非常破的德文,那么出版社就会拒绝接收,翻译家也根本无法在德国过日子。

德国之声:可是卫慧、棉棉的作品在中国也一度非常火爆,如果她们的中文很破,文字不好,为什么也能在中国有市场呢?

顾彬:市场不一定要求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很高。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出版社基本上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如果内容有意思,他们会说“好”;如果内容没意思,但是语言美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不发表”。我不否认棉棉、卫慧写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也不否认她们的作品有一部分有可读性,但是她们的基础不对。一个作家的基础是语言,这和一个足球运动员要掌握脚下的球一个样。

德国之声:那么,相对于“垃圾”作品来说,一本“精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谁来评判?由市场、读者还是文学泰斗、业界权威?标准是什么?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这个方面非常困惑。怎么回答,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中国20世纪的文学,我的标准还是1949年以前的思想水平和语言水平。如果一个读者不同意我的话,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还要求一位作家的语言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对比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和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么后者基本无法媲美。茅盾早期的文学创作、丁玲42年前后在延安写的东西、鲁迅20年代的作品,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但是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一批诗人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使命。不光是北岛,还有很多其他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如翟永明、西川等,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汉学界的人、搞文学的人、德国的文人和作家们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不可能说过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单单是诗歌这一小部分有所建树,而小说、散文等都比不上49年以前的水平?

顾彬: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也就是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诗人,无论是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都知道写诗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国诗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情况特别不好,但还是拼命地写,发表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不一定考虑到钱的问题,但是小说家的意识不一样,他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有所谋求。所以,为什么 92年以后,这么多的小说家下海,包括张贤亮等人,但基本上没有诗人。因为诗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而小说家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方式。

德国之声:前不久,中国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400万人民币的资产高踞榜首。这样的一笔个人财富对于作家来说是算高还是恰如其分?

顾彬:在中国当然算高,在德国也算不错。余秋雨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他会写,他会提问,但是他缺少勇气,最后不敢面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好像是中国作家当中最会赚钱的。因为不少中国人告诉我,“根本不喜欢看他的散文,因为这个人太油。”他太油?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在波恩也发表过他的散文,当我修改德文,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会写,但最后总不忘加上一个金黄的尾巴。这个我不喜欢。

德国之声:作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难道不应该以此来谋生,以此来赚钱吗?为什么世界各地,比如德国就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家都能生活得富裕而安定?而中国小说一走上市场,质量就下降了呢?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在德国也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是作家,我也是本州南方作协的主席。我们这个协会大约70位作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家,他们不能够依赖写小说过日子(笑)。我也写小说。我发现卖我的小说比卖我的诗歌还困难。但是我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一个月赚5000欧元没有问题。这在德国还算不错。虽然他们靠写小说、散文、评论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质量不会跟着市场走。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知道怎么写,知道市场会接受什么,所以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模式。如果离开这个模式,他们就不会这样成功。

德国之声:您还批评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说的原因?

顾彬: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是面对德国媒体来提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上一次,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那个时候没有回答。因为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太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我自己觉得,政治和文学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回事儿。二战以后,德国一些作家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包括总理、总统在内,包括资本家、工厂代表、业界权威等等,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承认他们的勇气。比方说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伟大的道德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批人。德国有过可怕的过去——30年代、40年代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敢于面对他们的过去吗?到了68年,他们好像已经忘了纳粹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些勇敢的作家,我们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和日本政府一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林语堂在2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他说:“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这句话,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儿,可是文学和政治分得了家吗?

顾彬:我同意,是很有困难的。我主张作家要有他独立的声音,他应该公开地为老百姓说话,他基本上没办法避开政治。所以我的那个说法是矛盾的。我同意。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

德国之声:所谓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理解很差”是从何谈起?中德之间的书籍交流不是一直都处于逆差状况吗?甚至文学界有批评说,青年作家对于欧美文学的顶膜礼拜远远多于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

顾彬: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我知道德文是复杂的,中文也是复杂的,但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学中文,折磨自己,基本上都学得不错。中国也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在拼命地学德文,但是在翻译方面,中国人认为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重要作品早就翻成了中文,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德国人想要了解49年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到处都能看到一本。有些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杨炼、顾城、北岛等在内,在德国会有5到7本诗集。八十年代末,德国也有世界一流的诗人,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中文译本。当然,我同意,中国学者把我们的一些非文学作品也翻成了中文,所以在书籍总数上,介绍到中国去的德文书可能要更多一些。至于中国青年作家不爱看古典文学,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在20岁的时候也只看当代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也许等他们老了,就会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妙。

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他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

原载德国之声

高智晟被判三年缓刑五年 各方解析判决

2006.12.22

引起各方关注的北京人权律师高智晟一案,官方星期五宣判,关注时间的法律界和人权人士对判决做出分析。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官方新华社对外有偿新闻,星期五报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对维权律师高智晟案作了宣判,据称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过在对内的新华网上搜索不到这一消息。

新华社的新闻稿还称法院宣判时,高智晟的家属到庭旁听。

但直到当晚记者截稿前,联络不上高的妻子耿和。而他远在陕北老家的哥哥高智义一家也是在媒体等外界途径得知宣判消息。高智晟的侄子说:“前面有人告诉我们今天宣判(事前不知道么?)不知道。(你婶子她们又没有去听判?)我婶子没给我们打电话,她打电话也不方便,暂时找不到她。”

本台暂时未知高智晟会否提出上诉。

家人为高智晟聘请的律师莫少平星期五接受本台访问说,按照程序,高智晟将于日内获释。他还从法律角度解析了当局这一一审判决:“ 你在缓刑期间,很多公民权利是被限制的,甚至不能接受采访,选举被选举权、写文章出版的权利都没有。缓刑考验期最高是五年,而且三年有期徒刑也是缓刑允许的最高刑期,判三年半都不能缓刑。 ”

一直参与营救高智晟的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个判决是使当局既能减低国际压力,同时又能减低高智晟影响力的两全之策:“主要是缓刑五年上作的文章,如果你真地把高智晟投入监狱三年,正好跨越奥运会期间,多少国际社会的谴责。现在法国那边已经有声音抵制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也因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承受了空前的压力。共产党在评估这事情时发现,如果把高智晟投入监狱三年,会让他影响力日增。而且期间让奥运会的举办受杯葛,千疮百孔。这样的代价他觉得不值了。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制衡呢?就是把他判缓刑。让高智晟律师五年之内受到着约束,没办法发声,更重要是它可以名正言顺随时派警察骚扰监视你,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妙的方法。你把高律师放在牢狱中三年不会有人忘记他,但如果你五年不让他发出声音,说不定他就真的被忘记了。”

而新华社引法院判决称,被告人高智晟采用撰写文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并在互联网上发表等方式,诽谤、煽动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鉴于其具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立功表现,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胡佳质疑这种说法:“ 高律师能检举揭发什么,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是真正违法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 新华社的稿说他有检举揭发,实际上要打击他的形象打击他的影响力,或者另有一些和他有交往的朋友人人自危。要说我对此看法,根本对这新华社稿件嗤之以鼻。”

除了判决的基本内容,新华社的报道中还提到一些案情细节,主要是对律师和媒体一直批评非法的几点官方行为做出了回应,其中包括当局以高智晟表示不需要律师辩护为由拒绝莫少平的会见申请,其后却又在庭上指定其他律师为高辩护的前后矛盾做法。

官方报道说:高智晟表示他本人就是律师,不需要再聘律师为自己辩护,他也不同意其亲属为其委托辩护人。在此情况下,法院为保证高智晟的诉讼权利,仍依法为其指定了两名辩护律师,高智晟表示接受。

莫少平指,这样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这讲不通,拒绝任何人辩护包括给你指定的律师也应该可以拒绝。而且他这种情况不属于那种,比如说被判死刑的没有请律师、未成年的、需要法律援助的没有钱请律师,要为他指定律师,高智晟不属于这种情况,他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请不请律师,请不请当然我们希望是当他的面来确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是中国一直到2100年的战略设计构想吗?这是法国《中华世界》学术研究刊物今年一期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皮埃尔·让代尔(P.Gentelle)。让代尔同时还是法国远东俱乐部的科学报告员。这个俱乐部主要为交流以及科研与工业协调起促进作用。

这篇文章主要分析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在百年内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建成强大繁荣国家的战略及其演变。

文章从“不战而胜”的“不”字开始分析写起。让代尔认为,由“不”导出的两个字“战”和“胜”,都是充满了战争和搏斗的意味。但一个“不”字,却含有非常丰富的微妙意义。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确定了一条不用战争手段来打赢一场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战争的方针,利用世界经济全球化,来进行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而且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关系到十三亿、很快就要成为十五亿人口的中国的存活。

中国只有跻身于世界强国才能强大繁荣,才能与世界富国强权平分世界。让代尔的文章说,中国竭力不说的战争,实际上一直就是以美国为竞争目标的战争。但只有在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时期,中国才明白不论在任何方式的战争中,都无法战胜美国,因而最好还是选择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

从五十年代中国同第三世界的结盟到六十、七十年代的反帝反修,中国因为没有第三世界的支持而在反对美帝和苏修两个超级大国中失败。

中国既要放弃过去革命斗争的做法,也要放弃同世界穷国联合的想法,因为中国明白在任何时候,同穷国联合都不会有期待的胜利和成果。中国要脱离第三世界,要加入到富国的队伍里,才有能力得到中国应有的一份世界利益。

让代尔的文章还分析道,中国是在接过全球化这一理由和机遇,找到了一条很好的不战而胜的道路。让代尔认为,不仅立志要使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百年后真正富强,对中国来说是挑战,是战争,而且目前世界上各种竞争包括贸易在内,也都是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和战争。

中国领导人决定放弃革命,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

时间证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走不通,中国便选择了资本主义,这样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并在全球化中找到满足中国改革的经济支持,即主要是外国的投资。

根据让代尔的分析,中国现在虽然不再说赶超世界列强,但要让中国在今后百年中成为强大国家的决心却是非常迫切的。而且中国希望在2050年时就能够初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布各种白皮书向世人展现这一设想与决心。

中国之所以迫切想成为强国,对于中国来说,是世界的现状和历史经历造成的。

就目前来看, 世界就象餐后的甜点,65%的世界财富都已经属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剩下的由第三世界穷国拥有,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占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与印度加起来,两国人口占世界的35%。世界财富的分配现状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国要求得到更多的份额,至少是应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等的财富。包括石油能源和经济资源,中国一直是处于潜在的状况,但中国现在则有潜力变得更强大,更具有影响力。中国拥有的优势,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外贸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增多。让代尔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十三亿人。他们勤劳,随时愿为生活过得更为舒适而作出各种牺牲。

根据让代尔文章的分析,中国很迫切地想成为世界强国,所以全力投入到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在中国内部,中国式的发展造成贫富悬殊, 2004年就有74000起农民抗议。这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和谐发展哲学思想相悖。一方面,中国人认为,为了幸福就得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从中国式的发展中变得更为现实和实用。

虽然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在中国传统价值基础上发展,但却更注重让中国现代化,发展现代科技。中国领导人提出不再允许外国列强入侵中国、防止悲剧重演。中国领导人相信,当中国强大时,一些世界利益就会回归中国。为此,中国现在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只要能够让中国更强大,中国与各种力量都合作、都达成协议。

中国为了掩饰这样的竞争和实际战争状态,不但提出“世界改变了,我们也要改变”的理论,还提出了与世界各种力量合作双赢的口号,包括和美国的合作双赢。

但是,让代尔的文章还是在最后提出了两个疑问:一是,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有统一繁荣的发展,也有农民起义造反,但不能妥善地处理社会不同力量的关系,是朝代覆灭或让外族入侵的重要原因。共产党会比汉、隋、唐、宋、明、清的宦官皇帝们更好吗?用孔子的思想或中国泛泛的传统思想能够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以及抵挡要求民主的声音吗?中国人真的会支持当局的雄心壮志而不窃窃私语吗?二是,中国为了强大而进行的战略竞争,必然会有赢有输有胜利有失败。中国现在无法与美国抗衡,世界上也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战胜美国。中国掩盖竞争的实质,以合作的方式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对中国提出的双赢口号,有一天美国会明白,当失去了主宰世界的地位时,美国还会是赢家吗?

发表日期 28/11/2006
更新日期 28/11/2006 16:18 (巴黎时间)

原载法广中文网站

“大国崛起”还是“走向共和”?

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1月13日至24日,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激起了观众共鸣,也引起了海外关注。香港“苹果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甚至提问:“大国崛起”是否是为中国下一轮的政治、社会改革进行舆论准备?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究竟向社会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为什么会在海内外激起不同寻常的反响呢?

毫无疑问,“大国崛起”属于命题作文的电视纪录片。根据央视自己的介绍,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

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片不仅是命题作文,实际就是中共中央的集体作品。

按照影片的归纳,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在对本片的大量评论中,一般都承认相对于中国一直将近代西方的兴起说成是一部血腥与暴力的历史来说,“大国崛起”相对客观,甚至肯定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在历史上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一篇好的命题作文,也仍然改变不了命题作文的性质。

如果说从49年开始,统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是意识形态史观的话,“大国崛起”传出的则是一种大国强权史观。从此片描述的近代世界强国兴衰的总体历史看,这一历史仅仅是一部西方的历史,世界其他地区不在“大国崛起”的视野之内。

过去以意识形态图解历史,中国以历史受害国的立场,站在仁义道德的高度,谴责资本主义非人道和违背历史规律;今天以强权史观构筑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只为强权准备机会。从这一历史观的转换的角度观察,“大国崛起”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宣示,中国已经背弃受害国心态,正在准备成为强权。从意识形态历史到强权史观历史,大国的强盛湮没了历史的残酷,弱肉强食代替了正义的化身。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无论是由于实力强弱对比的变化,还是大国梦想的舆论先导,传达的均是政治命题的安排,而同历史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该片列举的九个大国,除了后来居上的美国之外,全是欧洲国家。可能是受到大国情节的驱动,“大国崛起”自觉不自觉的将“统一”、“综合”、“改革”等因素当成了“实力”和“成功”的同意语,将国家战略、政治决策等同于历史的动力和大国崛起的规律。

然而,近代欧洲的发展是不能将欧洲各国割裂开来解读的。从今人的高度来看近代的历史,所谓欧洲的“大国崛起”与其说是欧洲单一国家的次第崛起,不如说是欧洲总体的崛起,尽管这一崛起不是现代意义上欧洲统合的价值指向。欧洲的历史表明只有竞争才是各国创新图强的动力,一国之强大恰恰有赖于各国群雄并起。欧洲一国到另一国强势的转移既是竞争的结果,也是崛起的原动力。竞争意味着多元,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是社会内部各种因素和价值的竞争。竞争也意味着市场、社会、个体同民族、政府有着共生、制约、互动等多重关系,意味着历史的自发性、偶然性,意味着国家、政治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

以欧洲大国崛起的历史为主线既使可以梳理历史,却难以照亮现实。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殖民扩张的世界,大国已不再可能无视“小国”的存在。曾经孕育了各个大国崛起的欧洲,如今正在寻求新的历史突破。欧洲联合之路正是寻找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模式,重塑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规范,超越民族国家之路。欧洲联合的历史实践,使人类看到了跳出暴力、专制、战争、霸权的历史循环的希望。也就是说,欧洲联合就是企图超越这种所谓“大国崛起”的人类组织模式。欧洲曾经是大国演义的战场,但是来自欧洲的反省是人类的未来不应该重演一国崛起而众国臣服的历史。

如果说纪录片“大国崛起”以较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了近代欧洲的历史的话,此片还应该有一篇续集,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崛起?其实这一续集已经存在,这就是2003年被中国官方封杀的59集电视剧“走向共和”。

发表日期 21/12/2006
更新日期 21/12/2006 13:53 (巴黎时间)

原载法广中文网

法国『新观察家』:“当中国觉醒的时候”

第2197期法国『新观察家』周刊(LE NOUVEL OBSERVATEUR),从第76页开始,以三大页篇幅刊登了记者乌尔苏拉.戈捷(URSULA GAUTHIER)撰写的一篇关注中国环保问题的文章。这一报道引用拿破仑曾说的:“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句名言的上半段,作为文章的大标题。文章表示2020年中国将有1亿3千万辆汽车行驶,届时环境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社会和政治冲突之一。生态将成为党校的教育课题,全球未来的发展模式将成为中国民众的思考主题。

文章例举了今年11月发生在中国首都的一件事。为了在中非峰会期间,让北京的空气更加清新一些,天空更加晴朗一些,官方对50万辆公用汽车和40 万辆私家汽车做出了禁止行驶的决定。但尽管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空气污染指数也仅仅在最后一天达到可以呼吸的水平。之后,随着禁驶措施的结束,日常运输状况的恢复,空气污染指数在第二天也就跟着飙升了上去。北京现有二百八十万辆汽车,而且,每天还要加入一千辆新增车。照此发展下去,北京将很难履行承诺,在 2008年奥运会期间,改善空气状况。

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的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对北京40%家庭而言,购买一辆汽车,已经不是一件难以实现的梦想。官方参照欧洲的规章,制定了严格的控制体系,但面对一个人数多达一亿的中产阶层,预计,2020年时,中国拥有的车辆总数将远远超过美国,达到1亿3千万辆。如果中国要拥有向美国那样的汽车占有率,那全球的石油生产都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也许不用等那么久,按照国际能源署的估计,中国在2009年就可能会取代美国的位置,成为全球排放温室气体的第一大国家。

汽车废气只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部分。最主要还是在用煤。中国是煤的第一大生产国,也是第一大消费国。全国三分之二的电力,来自于燃煤发电。中国的用煤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平均每星期有一台燃煤发电机组投入运营。但不幸的是,这些机组装备过时。在同样的供电量下,耗煤量比“清洁” 机组高出22%,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比石油、天然气及核能发电都要高。

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环保的重要。但“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每年创造五百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不得不顾生态成本,全力争取投资,兴建工厂,支持增长。文章说,中国每年发生的八万起社会冲突中,有五万起与破坏生态有关联。例如:征地、缺水、有毒物质泄漏以及农作物受污染,等等…。

文章引述法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教授布尔格(DOMINIQUE BOURG)透露的情况,他所遇到的官员,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由于资源枯竭而卷入一场最终导致战争的激烈竞争。布尔格教授表示,由于需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因此中国不得不对纯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并有意重新确定经济的社会目的。如果中国就此取得成功,那她就实现了一个民主国家还没做到的事情;相反,如果失败了,则后果不仅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是极其可怕的。

转自法广中文网站

星期五, 十二月 22, 2006

物欲横流世风日下中国倡荣辱教育

美国之音 记者:韦娓 华盛顿
2006年12月21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处于道德标准新旧交替的真空期,道德败坏的事例比比皆是,于是中国当局今年年初提倡开展道德教育。

但是,有学者认为,口号并不能起理想作用,整顿社会风气有赖于经济、政治、教育和宗教文化等多种措施的实施。

*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3月对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王建伟:新的治国理念*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建伟认为,这是新上台领导人脚跟基本站稳后的例行做法。

他说:“ 胡锦涛上台以后,在他权力巩固以后当然要提出一些新的治国理念。”

*何频:社会的是非不明*

多维网创办人、时事评论员何频指出,中国领导人提出这种口号的背景是社会的是非不明。

何频说:“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领导人上来就会提一些口号,所以胡锦涛就提出了八荣八耻,这反映了他们的体制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擅长于利用一些政治口号来鼓动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往往提这样口号的根本原因是这种现象已极其严重了。他为什么提八荣八耻呢?因为整个社会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事情、什么是羞耻的事情。”

*民谣:九十年代人宰人*

近年来,中国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说:五十年代人爱人,六十年代人斗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人宰人。这里的“宰”当然不是宰杀,而指诈人钱财的不道德商业手段。

改革开放一下子把十亿中国人从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坚实大地抛进自由市场经济的颠簸大海。人们原本掌握的陆地生存技能仿佛全都失效,各自在商品经济的波涛中载浮载沉。

*没有新的道德规范*

分析人士说,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时期,旧的道德标准象废弃的坛坛罐罐一样被打烂,而新的社会规范却还在勾画阶段。

王建伟博士认为,这是中国在转型期的必然现象。

王建伟说: “中国处于转型期,以前的道德标准在新的商品社会环境下受到很多侵蚀,物欲横流,腐败层出不穷。以前一套旧的道德规范,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遵守,但是又没有新的道德规范。”

*李少民:只有市场经济*

那么,中国社会目前道德沦丧是不是源自商品社会的市场经济体系呢?欧道明大学的李少民教授对此持否定的看法。

他说:“流行的看法大概是说,市场经济把道德搞衰败了。我跟他的看法恰恰相反,只有市场经济才会把中国的道德水平提高。”

*只要能赚钱就行*

李少民教授说,当今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现象的根源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鼓动的打砸抢、侵犯私有财产,再加上改革时期邓小平所提倡的致富光荣,混淆了人们的是非标准。

李少民说:“ 毛的文化还在人们的脑子里, 就是中国人几十年革命不讲产权的文化,邓现在又告诉你赚钱光荣,那么有钱光荣再加上毛的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胡来,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道德文化相当乱,只要能赚钱就行,不择手段、违法都没关系。”

*经济欺诈高峰期*

于是,中国社会世风日下,骗人把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如假结婚、虚无缥缈的房地产项目和传销、金融诈骗、虚假治疗、假文凭和骗人钱财的广告等。中国公安部说,中国正处于经济欺诈高峰期。

*口号的作用不大*

面对严重的道德危机,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树立八荣八耻的口号。

不过,王建伟博士认为,要整顿道德风气,口号的作用不大,得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并改革政治体制,制约政府的权力。

王建伟说:“一方面经济继续发展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大家都丰衣足食,这样不道德、不规范的事情也会减少;另一方面。要通过政治改革使政府的权力得到监督,包括媒体的制约和政府的自检。”

*进行法治建设*

李少民教授也认为必须进行法治建设。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到六十年,但是宪法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动,在民众心目中威信丧失,所以要正法,让宪法有其神圣的震慑力。

*宗教信仰自由*

然而,何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解决社会道德败坏问题的关键力量。

何频说:“首先应该有宗教信仰自由,不管你是信佛教、信基督教还是信天主教,都应该有他自己行为的自由,我认为这是最大程度上能够补偿现在道德沦丧的最好的力量。”

*崇艺农:重点放在教育上*

中国文化国际基金会主席崇艺农博士认为,治理道德问题要治标更要治本,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上,家庭、学校和社会尤其要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她认为,公共媒体利用楷模和榜样来传播信息是有效的措施。

崇艺农说:“不但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还是大家很容易接受的那种信息。这种信息接触之后,又不断在生活里由他所认同的楷模,这个人可以是篮球明星、可以是你的父母、也可以是你的老师、也可以是你钦佩的同学。如果在这些场合中,在外界舆论的影响下,在行动上自觉地体现这些准则,然后这些准则会渐渐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会渐渐变成内心的准则和道德标准。这种东西一旦形成后,有人没人看着你你都会行为一致了。”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中国高官呼吁给民营企业以宽容

2006.12.21

中国舆论界有关所谓民营企业的“原罪”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有迹象表明,上层也许希望叫停这场争论。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邓小平94年2月说过,不搞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人们从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这一“发明”的烙印;不过,理论界各种各样的争论始终并没有完全止息,有关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之争就是一个例子。这场争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争论的两派都把“原罪”当作一个贬义词,当作“罪恶”的同义词:一派意见认为,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大都靠不法手段积聚而成,这是民营企业的原罪,要加以清算;另一派意见认为,民营企业的原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应全都怪罪民营企业。现在有迹象表明,这第二种观点开始获得一些重量级政界人物的认同: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表示,当局应给予民营企业最大程度的宽容;在此之前,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也曾为民营企业辩护。

在美国的学者谢选骏表示,民营企业最初赖以发展的改革政策本身就是与国家的根本制度相抵触的:

“我先说‘原罪’问题。‘原罪’按照基督教的理解是所有人都有的,不止是民营企业家才有。但我们中国人在用这个基督教的概念的时候,因为不懂、不信、不接受基督教,所以不理解‘原罪’,就错误运用,认为不好的东西就是‘原罪’。第二,关于民营企业家到底有没有原罪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第一桶金到底是不是不合法的问题,最近看到胡德平有一个讲话,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他也在为民营企业家辩护。关于第一桶金,我想因为当时胡德平也讲了一个概念:当时很多政策就是不合法的,因为要改革,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构架下撕开一个缺口让资本主义生长,所以当然很多政策都是违法的,民营企业家做的事情也是违法的,象偷税漏税就不用说了。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私人经营就是犯法的,但是却合乎当时的改革政策。”

这位学者表示,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得到宽容和鼓励:

“从根本上说应该鼓励民营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还不够强大,所以在国际竞争当中跟外国的民营企业是没法竞争的。象日本当时改革的时候是扶持民营企业,由官方出面借钱给民营企业,让他们去开创一些事业。然后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就自发地回报给社会。我想清算原罪、清算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只会破坏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使大家对财产都没有安全感,反而逃到国外去,中国就变得更穷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宽容,而不是嫉恨别人,采取‘仇富’政策。”

另一位在美国的学者方觉表示,中国相当多数的民营企业的出生和发展是官商勾结的结果:

“我认为相当多数的民营企业家的早期的暴发或者成长是依靠官商勾结的方式;是依靠行贿的方式;是依靠其他违法的方式。首先是要承认这个事实。”

方觉说,中国应当削弱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建立一个惩治腐败的独立的司法系统,从而使民营企业得到规范和健康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的规范化应该是从几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首先要削弱执政党和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执政党和政府拥有经济上很大权力的时候,民营企业为了能够分享经济资源,他们就需要向政府官员行贿;就需要从政府机构那里获得种种优惠。所以削弱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不是说谁有官员的背景,谁有官方的支持谁就可以发迹,谁就可以致富。第三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去惩处一切腐败现象:包括行贿、偷税漏税以及其他腐败行为。要做到我所说的这三点,最根本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进行民主改革。”

有香港媒体表示,民营企业占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政府不会将民营企业赶到自己的对立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国物价上涨使得有毒食品肆虐

2006.12.21

在超市向总理温家宝诉冤的访民吴田丽因在网上张贴她见总理的消息而被取消IP号,而北京市民也对食品涨价及为何众多劣质食品在市场上横行提出他们的看法。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本台几天来一直关注在超市向温家宝总理诉冤的两位访民吴田丽及李海珍的近况,但近几天来一直无法与他们联系上。有访民说在上访圈儿已不见了他们的踪影,但星期三与吴田丽通过电话的姓周访民向本台表示,吴田丽因在网上提到她虽见了总理但问题不会解决之后,她网上IP 号已被取消无法再上网,姓周的访民说:吴田丽申请的IP 号被封了,是给她发回来一封信直接告诉她的,告诉她的号被封了,她就在网站上贴的帖子说巧遇总理,还有说我的事还是不能得到解决,就因为最后一篇,帖子已经贴上去了,然后又被销了,警察还告诉她如果再去新华门就要被拘留。

据本台了解,对温家宝总理视察超市物价问题访民也多有不满,视察的第二天,电视台及新华社都作了报道,其中谈超市售货员对总理表示馒头没涨价四毛钱一个,豆腐也没涨价,但是据多位访民表示,物价涨幅近20%,一位姓李的访民说:,馒头以前是三毛钱,最起码涨20%,超市与自由市场明摆的涨。天然气也涨一毛五,水,电都要涨,蜂窝煤以前一块一毛,两毛钱,现在已经六毛七毛钱了。

一位姓王的访民也说;涨了,都涨了,菜好像特别的贵,粮食也涨了。

访民倪玉兰表示,中国目前的劣质食品横行,其原因之一就是物价涨得太快,而老百姓的收入却不增加,他们只好去买一些低价的食品。她说:我们下岗了,房子又没有了,本身就这么少的钱,要我们买上涨的高价食品我们买不起,肯定就要看那个便宜买哪个,有毒的食品造价低,老百姓抢购的也特别多,上市的价钱自然也就低,我们吃这么多有毒的东西,市民身体不好上医院的特别多,都是有中毒的现象。

而姓李的访民说,电视曾经在一个点评的节目中引述一位农民的话,话的内容使他很担忧,他说:电视报道老农民说的话,说你们城里人真是了不起,我种的菜一个星期掸好几回药,我自己都害怕,我把菜哆了哆嗦送城里。

倪玉兰质疑有毒食品横行与官员贪污有关,她说:北京及中央电视台的目前都在报道这一类的有毒食品的事,都到年底了他们才报道这类事,这整个一年他们都干什么了,这小商贩如果不贿赂官员的话他们的东西绝对卖不出不去的,城管和工商的根本不做他们分内的事,上班喝茶,看报纸,马上到08年的奥运会了,他们才紧张了,查出这么多有毒的东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周叶中涉嫌剽窃终审原告败诉 律师称非依法裁决

2006.12.21

原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王天成,控诉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侵犯著作权一案上诉星期三宣判,结果法庭维持原判。原告律师表示会继续申诉,以至到最高法院。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王天成以周叶中和他的博士生戴激涛合著、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有至少36处四千多字抄袭、剽窃了王99年发表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指控三方。该案一审败诉后,王天成9月提出上诉。除了一审的代理律师浦志强,著名法学家张思之也参与代理此案上诉。

律师本周四收到二审判决书,原告王天成败诉。

张思之律师星期五就此案接受本台访问时,批评这不是个依法的裁决:“这个案子首先谈不上公正判决了,它是维持了一审的错判。但是我并不意外,因为在我看来这不是法官的判决,而是一些不懂法的人的判决。这个案子太不像话了,公开的大量的抄袭,还不认账。只因为王天成属于弱势,就欺负人,这当然不能允许。 ”

浦志强律师对判决表示意外,他说:“所有人提醒过,而且确确实实知道周叶中这个人不同寻常。但我还是一直期待这个判决会公正,王天成会胜诉,因为这个案件事实非常清楚,法理上也没有争议的地方。但是他却败了,对我来讲是有些意外的。我认为这个案件一定有法外因素影响,因为毕竟周叶中有和普通学者不同的经历。并且他在宣传、政法部门都有很多门生故吏。”

被告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是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因为曾经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常委上宪法课而闻名。

原告王天成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并曾留校任教,直到92 年因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被捕,后被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五年徒刑。

两人的身份背景令该案成为关注焦点,同时也成为言论禁区。中青报网上版曾刊登该案相关报道不久被中宣部下令删除。新京报也在简短刊登该案后,第二天公开发表致周叶中的道歉声明,部门领导、编辑和记者都受到惩罚。

张思之认为即使法律上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该案在打击学术腐败领域有标志性的作用:“学术界的腐败、抄袭想象不止今日,而且越演越烈。这个风气不制止的话就很不象话了。第一我们要申诉,第二尽管从诉讼程序来讲王天成是败诉了,但是我相信看过这个案件材料的人会明白真相的。 ”

而浦志强则认为,该案败诉,会对著作权法的诠释开了坏的先例,他说:“只要是前人有过的理念,无论王天成的表述如何,都变成了学界通说或公知知识,这等于告诉人们中国的著作权法既不保护思想本身,也不保证思想的表达方法。等于为学术剽窃开了绿灯。

王天成的律师们表示,将就该判决向法院提出申诉,尽管受理的机会渺茫,浦志强说:“他会驳回我们的申诉请求,但是拿到这个之后,我就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诉了,我希望这个问题在最高法院能够得到解决。不管用多长时间,不管有多困难。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回归日,澳门举行反腐游行

2006.12.21
论赌澳门今年就超过了拉斯维加斯

澳门主权移交中国7年后,社会治安明显改善,经济指数在博采业的带动下年年攀升。据估计,2006年澳门博采业收益将达到6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12月20日,澳门举行了回归7周年纪念活动,当地工会却在纪念日组织了600人游行,抗议官商勾结和黑工问题。这是7年来澳门回归纪念日首次发生类似抗议活动。

赌业大发,带动经济

赌权开放以及放宽中国公民前往澳门的所谓“自由行”政策将澳门博采业的收益不断推向新高。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在澳门回归7周年纪念日上表示,澳门今年的经济收入涨幅将超过12%,博采业收益将超过500亿澳元。明年的经济前景也依然看好。从明年元旦起,又有5个中国城市的居民可以前往澳门自由行。

澳门特首何厚铧称澳门为祖国和平大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他说,过去7年,澳门“整体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地发展。特区各项建设的成果,充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的全方位支持;同时,也体现出澳门特区在稳定和发展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平衡。

左派较强

但是,一派和谐中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回归7周年纪念日上,澳门职工民心协进会和模板专业工会发起了600多人参加的反贪污、反黑工的游行。关注该事件的香港记者邱震海比较说:

“澳门与香港相比,整个条件和福利还是要差一些。澳门这个城市和香港有所不同,它的左派力量比较强,就是它的职工联盟和工会一直比较强,而且政治色彩以左气为主,因此它的劳工团体发出的声音就大一些。但回归7年总体而言,澳门的社会矛盾,包括腐败、劳工、政治矛盾,都远远没有香港那么激烈。”

过去7年里,澳门不仅经济发展,社会治安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邱震海认为:

“比较7年前澳门回归和10年前香港回归,可以发现两地民众的心态明显不同。香港几乎是抗拒回归,因为香港在回归前享有自由和富裕,而澳门在回归前治安非常差,经济负债累累,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工会力量较强,所以澳门在回归前是抱着盼解放的心情来盼望回归的。”

腐败困扰人心

虽然经济数字看好,澳门城市总体上受益,但贪污腐败仍是困扰人心的大问题,引入外地劳工以及黑工事件也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据分析,澳门黑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和周边地区。

在周三的游行中,示威者呼吁澳门政府压缩外劳,驱逐黑工,将养老金的发放年龄降至60岁,要求从2007年起推行高中免费教育,打击贪污腐败。前不久,澳门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因贪污被逮捕,贪污金额之大令人乍舌,仅从他在港澳两地的保险箱和家中就搜出合计1亿多澳元的各国钞票。

原载德国之声

金正日发卡拉OK机鼓军队士气

报称,金正日认为卡拉OK可助长士气

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找到了一种鼓舞军队士气的办法,就是给士兵们配发卡拉OK机。

官方媒体报道说,金正日认为,让军人们唱卡拉OK会降低上下级之间的紧张气氛,并且可以鼓励竞争。

朝鲜拥有世界上士兵数量最多的军队,但是据报道培训、纪律以及装备水平都较低。

朝鲜是个保密性很强的国家,该国在10月份进行了核试验,让全世界感到警惕。

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引述金正日的话说,"我打算给人民军队配发更多的卡拉OK机。

他在一个军官会议上说,当军队开始跟着曲子唱歌的时候,"气氛与风貌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另外该报纸还说,他还指出,士兵和军官们在唱歌过程中互相竞争以得到最高分。

据《劳动新闻》说,金正日在一个本子上记录下给每个连队配发的卡拉OK机数量。

原载BBC Chinese.com
2006年12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12北京时间 02:12发表

《黄金甲》票房惊人 衣装暴露勾人

巩俐在剧中胸光无限,让人大开眼界。

张艺谋最新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自12月14日起开始公映以来,一周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的纪录。剧中主人公的衣装之暴露成为影迷以及媒体注视的焦点。

该片的故事情节与《雷雨》非常相似,很多报道说,这样中国观众很容易就理解故事情节。

最近中国的很多大片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比如《无极》和《十面埋伏》等。相比之下,张艺谋的此片就受到了国内很多观众的认可。

但是影片中扮演王后的著名女影星巩俐的戏服受到了媒体和影迷的质疑。

“比美国还开放”

连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都指出,"巩俐的乳房被紧紧地裹住,就好像要随时崩出来一样。"

中国的搜狐网站上就有8000多个影迷的帖子。其中一个没有署名的用户说,"这样的装束让你感到中国比美国还要开放。"

另外一个用户说,"我记住的不是电影中的对打镜头或者表演,而是白花花的身体。"

刚刚拍过好莱坞电影《迈阿密风云》的女主角巩俐表示,影片中的装束反映了当时唐代的时尚。

她说,"这些服装显示了女人的身材。我们在穿这些戏服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尴尬。"

《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电影耗资巨大,达到3.6亿元人民币。参加演出的有很多明星演员,包括周润发,巩俐,刘烨以及台湾著名歌星周杰伦。

原载BBC Chinese.com
2006年12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1:27北京时间 05:27发表

八名中国基督徒被控煽动罪

中国八名因阻挡公安拆毁教堂而被捕的基督徒被控煽动暴力和干预法律,星期五(12月22日)在杭州受审。

美联社报道引杭州萧山区人民法院一位官员证实八名基督徒的审判已经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开始。

不过这位只透露自己姓崔的官员拒绝透露审判的细节以及八名被告的名字。

这八名受审的基督徒包括七男一女,他们是在今年7月杭州萧山区党山镇车路湾村与前往拆毁当地教堂的公安发生冲突后被捕的。

当时500名防暴公安准备拆毁一座正在修建的基督教堂,期间公安和3000名基督徒发生冲突。

这是近年来中国公安人员和基督徒发生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一例,当局指称有关教堂是"非法教堂"。

中国所有的教堂都需要向国家注册和受到监控,但数以千计的中国基督徒都在没有注册的非官方和地下教堂进行崇拜。

更大冲击

车湾村的基督徒一直都希望可以得到中国当局的批准兴建新教堂。但由于遇到重重阻挠,所以他们决定在没有官方的许可下兴建教堂。

工程开始数天后,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并宣布要拆毁教堂,基督徒于是与警方发生冲突。

设在香港的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声明称,这次清拆是源于省政府和地区机关在6月发出的 "清拆非法建筑令"。

八名受审基督徒的律师透露,如果他们被判刑,将要面临至少三年刑期。

国际人权组织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打击基督教独立性的手段。

中国只容许基督徒在共产党控制的官方教堂进行崇拜。其它不获官方允许的聚会都会遭打击,而聚会领袖会被拘捕。

原载BBC Chinese. com
2006年12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57北京时间 16:57发表

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

高志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星期五(12月22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此前据报道,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10天前秘密审讯高智晟,他的家人与辩护律师事先并未得到通知。

设在香港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法院只是在公告栏上发布了开审消息,而由北京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两名律师代表高智晟。

高智晟的律师莫少平指出,对高智晟的审讯以闭门形式进行,高智晟的家人不获准旁听,他的辩护律师也不获准出庭。

42岁的高智晟于8月15日被公安拘捕,9月21日被正式逮捕。

目前尚不知他为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认为这是因为他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批评当局。

高智晟因为替法轮功学员辩护,律师事务所在去年10月被北京司法局勒令停止营业。

原载BBC Chinese.com
2006年12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04北京时间 13:04发表

美议员责中国限宗教自由促政府制裁

中国在美国的侵犯宗教自由黑名单上,连续7年榜上有名。

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国连续第七年在美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黑名单上榜上有名,要求政府对中国进行制裁。

众议院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星期四(12月21日)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都在保护宗教自由问题上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身为该委员会副主席的史密斯质问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主任里斯顿:"你是否正在仔细考虑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眼下正是最佳时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史密斯批评说,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不断恶化"。他提到中国地下天主教会主教苏志民自1997年被北京当局拘捕后,一直下落不明。

里斯顿承认中国宗教自由记录"极其糟糕",并暗示美国可能考虑采取包括外交和法律手段在内的新方法促使北京作出改变。

"虐待教徒"

里斯顿透露,中国当局在监狱中虐待拒绝放弃信仰的地下教会成员,并说有可靠报告声称部分教徒在监狱或劳改营被虐待致死。

到听证会作证的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主席龚民权主教说,目前中国国内的地下主教分别被拘留、监视居住,甚至不知所踪。

龚民权主教说:"我估计数以百计的地下主教正被当局囚禁。"

他也表示非常关注苏志民主教是否仍然在生。他说,如果苏主教尚在人世,在多种疾病煎熬下,身体状况想必很差。

史密斯指出,美国法律对于如何制裁中国等存在长期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国家有清楚的规定。

他表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特别提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正以"滚雪球"的方式增长。

史密夫同时质疑国务院把越南从黑名单中除名的决定。

里斯顿解释说,越南在近两年中已经放松国内宗教自由,不过他也敦促越南尽快停止目前仍然存在的限制宗教自由行为。

美国是在布什总统到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宣布把越南从宗教自由黑名单中除名的。

原载BBC Chinese.com
2006年12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26北京时间 17:26发表

像他那样传播和捍卫自由--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作

作者:刘晓峰 200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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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月11月16日,94岁高龄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因心脏衰竭在美国三藩市自己的家中与世长辞。我从“美国之音”获得这一信息之后,立即打电话给上海一个著名官方媒体一位过去熟悉的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一个“要做大做强”的财经媒体,是否应该有所表示?我的希望当然落空了。我不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对弗里德曼辞世的冷漠,是由于对这位当今世界经济学泰斗的生疏,还是对他一生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恐惧?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表达深切的哀思,为了值得景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也为中国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事业!

一、弗里德曼对自由的价值怀着坚定信念

1976年,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艾立克•伦德伯格教授在致辞中说:“弗里德曼对经济政策可能性的结论大部分基于他对运行中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积极性质的自由信任。”

在人类二十世纪大部分年代里,集权主义高歌猛进。强化政府职能的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舞台;苏联快速工业化令人眩目的光环显示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空前优越性”;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众多民族国家急于赶超西方,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以期通过行政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由于战争、经济危机造成的人类巨大灾难,当时,即使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也由于关注提高大众福利而淡忘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背离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严重后果失去了警觉。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1937年移民美国,此时的美国经济学界盛行“凯恩斯主义”,米氏竟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 1961年,在有着“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声誉的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竟然说出了一段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经典语言: “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面对甚嚣尘上的集权主义风潮,弗里德曼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为自己撰写的重申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著作《自由选择》加上了一个鲜明的附标题“个人选择”!他曾这样批评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那句“经典”:“具有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显著特征”的“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的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弗里德曼的绝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他的观点都与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公共政策领域同福利国家的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同凯恩斯主义争论。1962年,弗里德曼撰写的、旨在通俗阐述自由主义价值观、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大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首次出版,由于偏离主流观点太远,全美国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这本书的书评。

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顽强信念来自他的坚定理性。他通过分析浩繁的第一手历史数据和扎实研究,证明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于美国而后席卷西方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是什么马克思揭示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源于美国货币当局一系列错误的货币政策。是他们的失误把一场正常的周期性的萧条转化为危害甚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从那以后,由于美国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储备银行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危害深远持久的经济危机。

在弗里德曼看来,保护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因为:人类所有文明的巨大进步,从来不是来自集权的政府,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允许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产物”。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时至今日,大部分大陆民众仍然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起点。在我看来,那个同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丢掉了“自由”、片面弘扬“民主”、“科学”的青年学生运动,即使能够主导中国未来,其结局恐怕也跳不出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步入军国主义轨道的日本工业化模式。就像我们无法想像一个对自由缺乏深刻理解的个人能够恰当使用民主权利一样,怎能保证一个不珍视公民个人自由的政治集团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

对自由价值的麻木,是当代中国人不幸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对执意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蒋介石大打民主牌。殊不知,号称“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毛政权在组织农民选村长、乡长的时候,却悄悄摧毁了自由的基础:土地私有制度--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中国农民,有了民主权利吗?

几十年后,悲剧再一次上演。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其所以释放出那么大的能量,其全部奥秘就在于那一场改革的着力点是把权利落实到了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而这正是用中国自己最鲜明的事实证明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基本事实以及需要挖掘的深远意义一直被中国主流思想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对昏庸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粉墨登场的朱镕基大刀阔斧治理整顿,举国上下为之欢呼。殊不知这一场治理整顿公开扭转了中国改革向自由市场经济前进的方向,于是,厄运悄悄降临——集权式整顿最终一方面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另一方面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成灾!------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下,剥夺普通职工财产权利的“经营者持股”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结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中国社会对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复辟专制集权的怨恨竟然转换成世纪之交对自由主义的声讨!这难道不是的一场社会悲剧?

顺便说到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第三次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三次重播,这在近几年十分罕见)。该片不乏精彩之处,但“美国篇”中对罗斯福“新政”的诠释却及其肤浅。为什么罗斯福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匮乏”本身?片中竟未置一辞。

人类文明史的事实是:“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因此,作为直接对抗专制的民主,其最终价值是保障自由,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而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的历史好像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成了中华民族的“原生态”。其实,离开了保障个人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又在哪里?统治当代中国人的这个政治集团,宣称要发展民主(虽然只是口头)却绝口不敢提“公民自由”,这其中的奥妙难道不值得深思?

这些事实说表明中国人对自由的真谛有多么生疏!今天,当改革的欲望再一次在中国大地躁动之际,中国人多次在得意忘形享受集权主义摆设的盛宴时,不知不觉被套上枷锁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反思?

二、弗里德曼具有捍卫自由的超人勇气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的眼中,弗里德曼只是经济学一个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的确,弗里德曼主要是在向政府推荐一种货币安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那些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学者截然不同,弗里德曼推荐的这种安排的要害在于:它赋予了政府调节货币的责任,但同时又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不会以那种将削弱自由社会的方式行使权力。这就是说,弗里德曼扮演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幕僚的角色,而是向政府讲解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战时经济状态结束,“新剑桥学派”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舞台。这一群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那个年代,他的政治与经济观点由于“不属于政治观点正确”而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这种孤立状态占据了弗里德曼的大半生。但是,弗里德曼始终敢于坚持少数派观点,从不迎合潮流。“在人们将扩大政府职责作为一种社会准则的氛围中,他却试图让公众聆听他的限制政府干预这种新奇的、异端的观点”。

1947年,他和哈耶克等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这是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流和传播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联合会。

1955年,弗里德曼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顾问。当时印度政府“热恋”计划经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正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请求美国对这一计划进行援助。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弗里德曼写下了题为“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的备忘录,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 局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那个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印度那样一个墨守成规且正做着“强国梦”的僵化社会,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公开表示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

1989年,一名当年赞同并坚持弗里德曼观点的大学生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经历时,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和所有的教授在多个专题上对我的观点公开表示鄙夷。” 那时,弗里德曼的著作在一些著名大学被拒绝列入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访问弗里德曼时,充满敌意地当面说道:“我必须要亲眼看一下 ‘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弗里德曼决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退缩,他经常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演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之一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在美国的分会 “费城学会”。弗里德曼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试图通过这个组织,鼓励那些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常充满敌视的日常生活中增强勇气”。弗里德曼捍卫自由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

1990年代中国的产权改革,确实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如“科斯定理”。但是,那一场改革最后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在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急躁冒进。

科斯定理的完整表述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当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

可见,在科斯定理中,“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和“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只要这两个前提存在,则无论最初的产权怎样分配,市场机制都将通过平等交易把资源配置效率引向最大化。科斯定理的逆命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就很重要。

不难看出,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要通过界定产权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就必须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并完善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

决定一个社会交易成本大小和影响产权交易秩序的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就是说,针对中国的现实,要“清晰产权”(中共十四大语),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首先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为清晰产权创造一个制度条件。不难理解,科斯定理并没有错,是一些人有意搅和或没有弄懂。

然而,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错误的产权改革方式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引起民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泄不满的日子里,中国大陆居然没有一个自称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勇敢地面对公众说一句:这不是科斯定理的错!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错!而是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错!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篇洋洋数万言却概念混乱的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且一些在体制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常出没、号称“中国改革论坛”的网站上,置顶数月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澄清,直到有网友对网站提出尖锐批评才撤下来。

三、弗里德曼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曼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60多岁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帮助下,认识到了“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由此可以把自由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他 “非常兴奋”。1977年,他应邀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旨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题名为“自由选择”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这套纪录片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遍布全美的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同时播出。该片后来在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西方小国播出,受到了广泛欢迎。纪录片的文字版《自由选择》成为1980年全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畅销书。

没有制作过电视节目的学者可能不容易理解,由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擅长理性思维的学者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电视画面表达出来,最初是很别扭、很困难的,需要同电视编导进行非常繁琐、被动的磨合。因为学者关注的是“逻辑严密、理论完整透彻”,而电视编导则要考虑形象、生动, “怎样才能使陈述打动受众”;很多时候 “要在西红柿地里或五金商店拍摄,用那里的实物做道具讨论某些理念”。

据弗里德曼的妻子回忆,弗里德曼最初被弄的“心里很烦”。后来,电视制作人向他解释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差异,以及怎样才能将书面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怎样才能吸引人;弗里德曼终于心平气和地同电视制作人合作。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弗里德曼,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电视扬名的书斋学者,而是命满天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球经济学界“顶尖人物”、“超级大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无法想像,如果弗里德曼是一个陶醉于自我倾诉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作出这样的“委屈”和“切换”?

弗里德曼捍卫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广泛参与公共政策辩论。这一点,不容笔者赘述,仅从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两本大众读物中涉及的那些具体甚至繁琐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是以怎样的情怀关注着现实社会,关注着大众的生存状态。

自由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事业是大众的事业而不是精英主义的孤独梦呓。像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是我们在纪念这位逝去的伟大自由主义战士时应有的自勉!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是仅靠执政者的自我克制和让步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艰苦、持久博弈的结果。在这场艰苦博弈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划时代进步,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恩赐,只是证明了自由的价值!——以至于中共政府总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那是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面对中国的现状,我们怀念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享受到自由和自尊,就要学习他那种持久博弈的勇气、能力和技巧。我深信,这是对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们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际交流的经济学教授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之间的那段“公案”。最近《南方周末》刊载的一篇署名“薛涌”的纪念文章还以此作为弗里德曼留下的遗憾。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提供更多材料,仅引用1977年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上一段评述予以说明:“……真正能证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即弗里德曼作为领军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笔者注)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唯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经同赵紫阳会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精彩建言。“六四”之后,他本人以及他领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共御用文痞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令我诧异的是,足以澄清弗里德曼同皮诺切特之间那段“公案”事实真相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于2004年1月由处于体制边缘的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而不是由体制内的主流出版机构出版。这至少表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并不愿意恢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面形象。这也就是笔者一定要公开表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敬意并宣传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

(说明:本文中的引言出自《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获奖者(经济学奖金)演说文集》等,恕不单独列出)(06、12、18)

原载《民主中国》2006-12-18

“認同台灣”和“認識中國”

作者:曹長青 2006年12月22日 1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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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選舉過後,很多評論指出,這次仍是台灣藍綠兩大群體對國家認同取向的結果。那麼怎麼解決“認同問題”?對中共有深入研究的阮銘先生曾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要認同台灣,必須認識中國。這個中國,不是統媒上那個被刻意美化的“中國”,而是最近由台灣允晨出版的法國學者索爾孟(Guy Sorman)的《謊言帝國》所揭示的中國。

西方的“中國通”,多因熱愛中華文化,而對中國有浪漫情懷;另外很多是痛恨資本主義的左派,向往共產世界的“均貧富、平等”。被稱為“專家中專家”的已故哈佛教授費正清,在中國六四屠殺時,才大表困惑,說中國是深淵,他實在看不清。今天, 則有更多西方人被中國的霓虹燈閃得頭暈目眩,看不見亮麗背後的巨大陰影 。

索爾孟獨樹一幟,因他是一位右派學者,推崇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厭惡社會主義。他對中國沒有浪漫情懷,有的是批判眼光和說真話的勇氣,因而台灣評論家卜大中說,“很久沒看見討論中國的書,這麼有良心,這麼從個人尊嚴立場出發的觀察了。”而且這本索爾孟在中國實地考察一年的結晶,多是第一手資訊。

《謊言帝國》揭示出“中國經濟模式毫無誠信可言,做假賬,已簽契約無約束力,司法不獨立,貪腐橫行”,“外商一入中國之境,便喪失基本判斷能力,無視普世的經濟規範。”中國的“統計數據根本無法檢驗,因來自一個不把數字精確當作一回事的政府”。例如北京官方九十年代初說,中國可耕地只有九千五百萬公頃,人均低于孟加拉國(以示條件這麼差,共產黨還有能力讓人吃上飯),但衛星照片顯示,中國可耕地是一億五千萬公頃,居然被少算了三分之一,如此刻意糊涂的政府真是天下罕見!

北京知名經濟學者茅以軾說︰中國每年經濟發展約8%,但生態浩劫,土地衰竭,環境污染,疾病蔓延等負面價值約10%,兩相扣除,“中國經濟發展不是奇跡,根本是個災難。”而且中國的鄉村選舉是假的,連學生上街反日也是假的(專有公車運送)。但任何中國人喊出真實,就遭鎮壓,索爾孟說,這是一個“野蠻國度”。

作者在台北的一些觀察也很有趣︰例如迄今吾爾開希仍炫耀,“我曾是天安門革命的‘指揮官’”;施明德“神態有點像花花公子,身邊總不乏美女環繞”;馬市長辦公室到處是馬的圖騰,從雕塑、繪畫、立燈到壁毯……

最後,索孟爾介紹中國暢銷書《狼圖騰》,作者姜戎不僅贊美狼,還說“當中國人的舉止都像‘狼’時,中國才會偉大。”不知道到那時候,強調“終極統一”的馬英九辦公室的“馬”是否也要換成“狼”。

原載《南方快報》2006-11-20

俄羅斯道路 by 王康

編者按:

2006年4月7王康應香港鳳凰衛視之邀,赴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庁”,以“俄羅斯道路”為題,就俄羅斯地理、政治、歷史、宗教、文學和民族性等話題發表演説。鳳凰衛視在內陸、香港兩度易地審稿,謹慎權衡刪減後,于6月24日,在“世紀大講堂”欄目對大陸和全球播出。演講雖然作了大量刪減,播出後仍然引起強烈反響。

這裡首次以文字形式發表的,是王康在北大演講的原初版本。本篇文字內容已經作者本人略微充實。文內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為方便閲讀,文字分“演講”與 “問答”兩部分刊出。前者是演講內容,作爲正文刊出;後者是演講前後,電視主持人及聽衆與演講者的問答,以《王康“俄羅斯道路”演講答主持、聽衆問》為標題,以附錄形式,在正文後刊出。

重新解讀俄羅斯的近代史與現實,還原半個世紀以來在大陸遭到誤讀、誤導、誤入的俄羅斯道路,探究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深層原因,了解真正的俄羅斯精神與思想特徵,對於中國不言而喻意義重大。大陸翻譯出版界近十年來爲此做了大量的努力。素有“民間思想家”之稱的一介布衣王康先生的這次演講,可以看作是中國民間思想界探究俄羅斯啓示的一次非凡嘗試。其內容之彌舊返新、意義之薏味深長,毋庸贅言,讀者閲後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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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俄近代狀況略述

1,俄羅斯的世界地位:冷戰時期唯一與美國叫板的國家

1844年,俄國和美國,還有20年時間才能廢除奴隸制,法國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就預言說,將來有兩大民族,美利堅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它們的出發點不一樣,道路各異,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終它們要分別地主宰人類的一半。20世紀以罕見的曆史規模和清晰的世界圖景驗證了這一非凡的預言。俄國和美國在 20世紀,它們確實(各自)主宰了人類的一半。

俄羅斯比美利堅更富有戲劇性,更使世界震驚,更值得咱們中國來關注它。俄國一直是人類的希望,在20世紀,尤其後半葉。俄國的曆史成就,舉世皆知,它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它把一種新的人類拯救的意識帶給世界,它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兩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毀滅人類50次,它的國家元首可以在聯合國的大廳把皮鞋脫下來,敲打桌面,和美國叫板,它可以把導彈直接運到美國的後院——古巴,它的醫療保險,它的退休養老,它的國民教育,它的奧運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電影,讓整個西方黯然失色。蘇聯,前蘇聯,它是人類的希望,它不僅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英國的戲劇大師箫伯納,科幻小說的鼻祖威爾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鼻祖約翰.杜威,大作家德萊塞,法國科學家若裏奧•居裏夫婦,包括愛因斯坦,畢加索,他們都對俄國神往,有些還前往俄國,像朝聖一樣。

俄國在精神上、道義上、思想上戰勝西方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70年,蘇俄五大航母集群同時在世界五大洋巡弋,以紀念蘇聯締造者誕辰100周年。這樣一個光芒四射、以解放人類爲己任的國家,這樣一種開創著人類新文明、代表著新世界理想的制度,其壽命怎麽也不會比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贊庭帝國和奧匈帝國更短暫。但是前蘇聯沒有被14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圍剿扼殺于襁褓之中,沒有在希特勒德國巨大的戰爭機器面前崩潰,而是在它自己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幾乎處于巅峰狀態時候,幾乎在一夜之間戲劇般地崩潰了。蘇俄再次轉向,再次改變了世界曆史進程。在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間,無論怎樣估計蘇俄興亡造成了世界性影響,都不爲過。

2,二十世紀:蘇俄史上需要懺悔的世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的變化令人眼花缭亂。從1988年開始,大規模地爲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數百萬死于斯大林及其同夥之手的老布爾什維克平反昭雪;1994年在二十年流亡之後,俄羅斯唯一活著的文豪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回到祖國;1998年7月16日,在島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酥基督教堂”。第二天,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及其全家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祈禱式中隆重舉行。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爲“俄國曆史上這極不光彩的一頁、這一無恥的、毫無意義的暴行”忏悔。這位十年前還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尊的“民主俄羅斯之父”向曆經磨難的俄國社會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強調,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爲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二十世紀是俄國失去和諧的世紀,血腥的世紀,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種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個世紀。必須把曆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1993年11月30日,俄羅斯決定采用五百年前伊凡雷帝時代的雙頭鷹爲國徽,取締十月革命的鐮刀斧頭型國徽。同日,俄羅斯采用了新國歌,在“神聖俄羅斯”後,再次出現“俄羅斯,我們神聖的祖國”。結束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個沒有土地、民族和祖國概念的國家稱謂。象征著俄國正式退回到曆史、地緣和民族的軌道。

3,蘇聯解體的內在邏輯:歷史命運與民族精神

對俄國的崩潰,蘇聯的解體,有不同的說法。簡單來說就是兩種,一種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長期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那些共産主義的叛徒們出賣了蘇聯。我認爲不是。有一種更爲深層的、更爲強勁的、更爲堅韌的力量使前蘇聯解體,使蘇共下台,這就是俄羅斯的曆史命運,俄羅斯的精神,它們的靈魂。我們必須要回到俄羅斯的道路上來看,俄羅斯這個民族,它的命運,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這74年的前後是怎麽一回事情?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這樣受到它的地理環境的致命的影響,這是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幾乎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擴張同時,俄羅斯人開始了建立統一國家並向東推進的曆程。他們用了近五個世紀,翻越烏拉爾山、喀爾巴阡山,沿著伏爾加河,跨過鄂畢河、葉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亞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後抵達隔著白令海峽與北美大陸對峙的楚科奇半島、虎視東北亞的堪察加半島,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亞。俄國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遼闊,當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夜幕降臨的時候,在太平洋西岸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剛剛開始。這種地理環境永久性地決定了俄羅斯300年以來、500年以來的命運。俄國一直徘徊在東西方之間。它不是純粹的亞細亞,它也不是典型的歐羅巴,它既是亞洲,它又是歐洲,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亞細亞和歐羅巴之間,俄國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曆史定位,自己的曆史道路。跟這個地理環境結合起來,共同推進了俄國曆史的是它的曆史事件。公元988年,第一個基督教千禧年之末,俄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基輔羅斯弗拉基米爾大公和拜占庭帝國聯姻,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爲俄羅斯的國教。從那個時候開始,俄羅斯就自命爲第三羅馬。俄羅斯便被某種天命的光芒所籠罩,俄羅斯人開始以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世界意識去看取東方和西方。1241年蒙古鐵騎征服俄羅斯,以伏爾加河爲中心,建立了金帳漢國,開始了長達240年高度中央集權的兵營式統治,爲俄羅斯打下深深的東方專制烙印。

自從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壽終正寢,莫斯科從此開始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國。 1510年,修道院院長菲洛費夫致書瓦西裏三世,聲稱上帝的意志明顯地指向莫斯科,宣稱莫斯科已經成爲“羅馬與拜占庭精神和物質遺産的繼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羅馬皇帝的直接後裔,正在實現上帝的絕對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擔任基督教帝國的領袖”。莫斯科的王公貴族、僧侶、外交官和一般民衆,從此開始把俄羅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年,伊凡開始使用沙皇稱號,這一稱號早已是蒙古“大汗”的同義語。從此,俄羅斯帝國統治者作爲羅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西推進,作爲蒙古帝國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東擴張,就成爲伊凡使用雙頭鷹國徽的天命所在;從此,俄國開始自稱“神聖俄羅斯”。

二,馬克思主義在蘇俄勝利的人文---歷史環境:

1,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西方主義

A,斯拉夫情結與西方情結

和這種曆史、地理相關的是俄羅斯在19世紀,更早,應該說彼得大帝對西開放之後,俄羅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開始分化成兩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歐派。斯拉夫派認爲,俄國的文化異于也優于西方的文化,俄羅斯的土地,俄羅斯的村舍,俄羅斯的東正教,它們是真正體現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種淳樸的美德。西歐派剛好相反。西歐派認爲俄羅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過時的,完全落後和反動的,俄國的得救必須要向西方學習,必須要經過類似西方的文藝複興,工業革命,啓蒙運動,俄國才能夠擺脫它的沙皇專制和農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一直維持了20年,後來才演變出民意黨人、社會民主派,最後到了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對俄國來說,它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說,馬克思主義是産生于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工業文明的産物。對于斯拉夫派,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在適應俄羅斯的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共同要求上是一個奇迹。

B,極端對立的俄羅斯民族性格--行爲模式

俄羅斯精神與它的地理空間一樣,最顯著的特征是它的兩極化,兩種對立面、對立的力量的奇特融合。斯拉夫派的早期發言人霍米亞科夫認爲,俄羅斯民族既能使人神魂顛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從它那裏永遠可以期待奇迹發生,激起最狂熱的理想和愛,也最能激起同樣的狂熱的絕望和仇恨。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民族優越、俄羅斯偉大與普濟主義、全人類性;經世熱情、正義感和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和貴族氣質。這是一個以其在兩種極端力量之間攪得自己和世界不安的民族。這種禀性導源于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曆史潮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既不是純粹的亞洲人,也不是典型的歐洲人,在最好的情況下,俄羅斯就是世界的完整部分,是世界本身,東方與西方在俄羅斯合流,結合成一個世界。在最壞的情況下,東方與西方在這裏沖突,演繹著啓示錄般的悲劇。

C,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與革命衝動

馬克思在俄國的成功,還有第三個因素,就是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整整一個世紀裏,他們一直在准備著、期待著、也在制造著俄國的共産主義。

俄羅斯精神的締造者和擔戴者是俄羅斯知識人。俄國知識人的最大特征是,它永遠與現實保持距離,永遠思考與現實不相關的大問題,永遠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階級。他們迷戀理想,並准備爲理想付出一切,包括流放、苦役、絞刑,他們是那樣傾心于思想和精神本身,那樣傾慕黑格爾、謝林、聖西門、費爾巴哈、傅立葉、馬克思,這些思想家即使在自己的祖國、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享受過這種殊榮。俄羅斯人不是懷疑主義者,而是天生的虔信派,教條主義者,並且把一切問題都上升到宗教性質和終極價值上。達爾文主義在西方不過是生物學命題,俄國知識人卻把它上升到關于生命拯救的追問。

俄國知識人的始祖拉吉舍夫曾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我的靈魂將只因爲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他們是天生的良心體現者和道德至上者,並且把人民看成上帝的直接顯身。拉吉舍夫是農奴制的第一個揭發者,他不倦地抨擊一切專制和暴力,被處以死刑,後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亞。他的名言爲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人所謹記:“如果帝王,或者任何地球上的某種強權迫使你屈服于不正義,迫使你違背良心,你就要成爲不屈不撓的戰士。無論淩辱,無論痛苦,無論受難,包括死亡本身,都不會令你畏懼。”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一個地主,在十九世紀40年代在自己家裏召集了一個小組,討論俄羅斯的命運和重建人類生活。這個小組從不進行革命活動,一切都僅僅在思想領域發生,但卻是最激進最偉大也是最危險的思想。他說:“我沒有找到任何值得眷戀的事物,無論在女人身上,還是在男人身上。我把自己奉獻給爲人類服務之中。”他按傅立葉的方式,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了法朗吉。但農民卻焚燒了這個烏托邦象征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和平聚會的終結是悲劇性的,全部成員都被逮捕,21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

別林斯基曾斷言,俄羅斯民族是無神論的民族,但他本人卻對窮人和不幸者懷有基督之愛。別林斯基在俄羅斯共産主義思想譜系裏,居于特別的地位。他是平民出生的知識分子,世界觀和信仰的狂熱分子,真理和正義的狂熱追求者,社會現實狂熱的關注者,也是俄羅斯黑格爾派辯證法的革命狂熱分子。別林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意識到有關嬰孩淚水的問題,很早就體驗過理性主義破滅後的失望和憤怒,他轉向革命者的戰鬥的無神論,其根源卻是對人的基督般的同情,以及因現實的邪惡與黑暗而與上帝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別林斯基與所有俄國人一樣,不可能不崇拜某個東西!正是出于對人的同情,他試圖宣揚殘暴、冷酷與流血。爲了人的幸福,寧願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他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和道德先驅,他說,人是如此自私和愚蠢,必須以暴力把他們推向幸福。假如他是沙皇,他就會成爲一名爲正義而奮鬥的暴君。

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僅是60年代激進知識分子的思想領袖,而且還是下一代人的思想領袖。流放、服苦役,給他的名字罩上了光環,提高了他的聲譽。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指控起草發給農民的傳單。他被判流放7年,並且,在刑滿之後,還送到更爲嚴酷的東西伯利亞度過12年。他像一個真正的苦修士一樣,經受了西伯利亞的苦役的考驗。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位非常溫和的人,他有基督徒的心靈。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殘酷虐待是舊制度的俄羅斯政府最可恥的行徑之一。

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作了烏托幫長篇小說《怎麽辦?》,它成爲俄羅斯虛無主義的基本教義,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在藝術方面,這部長篇小說相當薄弱和無趣,然而,它對于俄羅斯知識分子曆史來說是很有意味的。小說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躺在鐵釘床上,目的是鍛煉自己的毅力,使自己能忍受苦難和磨難。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社會主義還帶有一部分民粹主義思想,一部分烏托邦特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60年代的共産主義的先驅者之一。馬克思爲了閱讀《怎麽辦?》而下決心在六十歲上學習俄語。

赫爾岑是西歐派的領軍人物,他在沙龍裏與斯拉夫派通宵爭論。他長期僑居西歐,是第一批俄國僑民。他對西方的傾慕和失望都是典型的俄羅斯式的。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使赫爾岑産生了悲觀主義的曆史哲學,他認爲被曆史巨輪碾碎的人性具有最高價值。無論尼古拉一世的政治專制制度、農奴制多麽可怕、野蠻,但正是在俄羅斯、在俄羅斯人民中間潛藏著新的、優良的、非小市民、非資産階級的潛力。赫爾岑從俄羅斯的莊稼漢身上、從莊稼漢灰色的大皮襖裏面、從農民村社中看到了這一潛能。在俄羅斯農民世界中潛藏著和諧地糅合個性原則與社會性、普遍性原則的可能性。對俄羅斯人民的信心,對莊稼漢身上所包含的真理的信心,是他最後的指望。他被剝奪了死前返回祖國的權利,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回到祖國。

他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寫道:是什麽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爲了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前進不息。真理、科學、藝術和人道的利益壓倒了一切。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們會見到這麽一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精神界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發皓首的狂熱信徒嗎?

60年代末,對于過于極端的、激進的革命潮流而言,讓人激動的,是涅恰耶夫形象,這是極富俄羅斯特征的形象。他是革命團體“斧頭或人民鎮壓”組織的創建者。涅恰耶夫編輯了《革命者手冊》。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掌握的規章。涅恰耶夫是一個徹底真誠的有信仰的但是非常殘忍的狂熱分子,他准備燃燒別人,但也隨時准備在任何情況下自己一同化爲灰燼。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各種各樣的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都離開了他。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的事業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魔鬼》提供了素材。在涅恰耶夫的《手冊》裏有某些神秘主義因素,他在許多地方預示了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極端極權的專制的典型。涅恰耶夫想象用鐵的紀律的革命支部覆蓋全俄羅斯,對于它們來說,爲了實現革命目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允許。涅恰耶夫鄙視人民群衆,想從上而下領導他們革命。他否定民主,涅恰耶夫怎樣描繪革命者呢?“革命者是命運決定的人。他沒有個人利益、個人事業,沒有感情、依戀、財産,甚至名字。在他身上,完全被一種唯一的利益、一種思想、一種戀情所灌注:革命。”

革命者割斷了與公民法律,與這個世界的道德的關系。他生活在這個世界,爲的是推翻這一世界。他不應該熱愛這個世界的道德。他只知道一種道德——破壞。對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都服務于革命。這是列寧後來重複過的話。革命者消滅所有妨礙它達到目的的人。誰還珍惜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誰就不是革命者。革命者甚至要潛入秘密警察局,到處都有自己的同伴,必須增加苦難和暴力,爲的是喚起群衆起來,必須和強盜聯合起來,他們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把這個世界凝固成一種足以摧毀一切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俄國的這一幫人,在整個19世紀,按照後來索羅維約夫和布爾加科夫的總結,他們都在准備著,在期待著,在制造著俄國的一場革命。不過,我們不要忽略不管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它們從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黨派鬥爭的異端懲罰的性質。赫爾岑把它們比作具有兩副面孔的斯芬克斯和東盼西顧的雙頭鷹,它們共有一顆心髒,湧動其中的是對俄羅斯的愛。

2, 共產主義革命在蘇俄勝利的社會基礎:

A, 資本不足,中產階級力量薄弱

到了20世紀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國300年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了。俄國往什麽方向走,不外兩條道路。一條是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另外一條,走向後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關注俄羅斯的命運,他們一再強調俄國已經走到世界革命的門檻前,俄國革命可能成爲整個歐洲革命的一個信號,一個前奏。但是他們擔心,他們在晚期已經發現俄國的專制傳統,俄國的半亞細亞的社會結構,如果來一場歐洲式的革命,或者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俄國)可能走向一種全面的複辟,建立一種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全能的一種東方的可詛咒的專制社會。

不管怎樣,俄國後來走的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我覺得,爲什麽不是發達的、大工業生産的資産階級的歐洲,而是一個基本是農業社會的專制的俄國,發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就是因爲資産階級特別強大,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可以共同分享(利益和現代文明)。資産階級上升時期,利用技術發明,利用科學技術生産力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加上西方資産階級向全球擴過程中,利用非西方國家的資源、人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來緩解本國的階級對抗。在這一點上,西方資産階級非常成功,我覺得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爆發更沒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時,西方資本主義也證明了,它的經濟、法律制度比一場災難性的革命,不僅更符合基本人性,而且有利于文明本身。這也證明了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缺乏曆史的真實,由此推演的共産主義革命並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和世界的真實前景。俄國情況不一樣,列寧很早就認識到,俄國恰恰因爲它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資産階級力量不夠強大,所以俄國可以盡早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家,用這個國家的力量,反過來按照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生産力。

B,猶太血統與猶太教傳承

我們(還)不要忘了,俄國的革命有深深的猶太烙印。俄國的共産主義之父普烈漢諾夫,他的夫人是一個猶太人,俄國的紅軍之父,托洛茨基是猶太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諾夫是猶太人,蘇聯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仁斯基是猶太人,共産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是猶太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猶太人。列寧也有八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我們更不要忘了,馬克思本人是猶太人,盡管他青年時代就放棄了猶太教。但是猶太、猶太的經典《舊約》關于創世紀,關于人類拯救,關于真理,關于彌賽亞將會出現(的思想),對馬克思,對這幫俄國猶太血統的革命家,我相信有一種非常深刻的影響。

C, 俄國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情節和共產主義理念

第三個原因,剛才我說了,整個19世紀,俄國的,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結論,俄國的專制制度已經該到壽終正寢的地步了,他們將毫不留戀地抛棄它,打碎它。俄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生具有一種共産主義的情結,比如,俄國的農民,俄國的民粹派,他們的財富觀完全不一樣,俄國的貴族,俄國的知識分子,跟西方和中國知識分子都完全不一樣。第一,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優越感,所有的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有一種罪孽感。在人民面前的罪孽感。知識分子在人民面前永遠負債,它應該償還自己的負債。在自己創作道路的高峰階段,俄羅斯的天才們尖銳地感到自己的孤獨,意識到與土壤的脫離,意識到自己的罪孽,並投身于下層,想貼近土地,貼近人民。著名的民粹派小說家格列勃•烏斯賓斯基說,民粹派知識分子反對脫離土地,想回到土地懷抱。(第二),他們認爲俄國真正的、上帝的真谛、真理所在、俄國的未來所在是在農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國的土地上。托爾斯泰到了晚年,他已經譽滿全球了,以83歲的高齡,他非得把他的財産全部分給農民,索尼亞,他的妻子不同意,這樣兩夫婦産生根本的矛盾,(托爾斯泰最後只身)離家出走,死在一個車站上。像托爾斯泰這種知識分子,他必須把全部財産分給土地,分給農民們,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他必須堅持,他的一切成就和財産,都是“全人類的”,對他而言,它們只是累贅,是罪孽的象征。這種民粹主義的情結,這種財富的觀念,是俄國實現共産主義的天然土壤。即使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普魯士哲學家,我相信俄國走向俄國式的共産主義(仍然)是必然的。

三,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失敗的原因

1, 列寧的錯誤:流放知識分子,導致俄羅斯共產主義反思和新精神宗教運動流產

共産主義在俄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是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的失敗,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寧利用了很多東方的、亞細亞的、俄羅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民粹黨人的個人英雄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的鐵一般的紀律,工農聯盟和無産階級專政的強大力量,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馬克思的,這是列寧獨創的,這是來自于俄羅斯的傳統,俄羅斯土壤中的力量。列寧(曾經)對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當年和他們並肩作戰的那些人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懲罰。

1922年。布爾什維克把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弗蘭克、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一百余名俄羅斯著名知識分子驅逐出境。曆史表明,這是俄國革命犯下的一個異常嚴重的精神錯誤。正是這批被稱爲俄國世紀之交最有思想、最有良知、最負盛名、最有可能在精神和道德上把俄國帶向一個既合于俄羅斯民族、又合于人類本性和世界意志的哲學家,正在接近于完成俄國一個世紀精神發展的任務。

這場運動的重要主題是反思俄羅斯共産主義。對于他們而言,共産主義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曆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族賴以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共産主義在俄國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舍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産主義”這個詞裏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列寧還下令把200多名妓女槍斃掉,他還幹過一件特別血腥、荒唐的事情,把尼古拉二世,已經遜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處決掉。列寧本性上是一個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別喜歡小孩子,喜歡小動物,他在家裏是一個非常好的丈夫,一個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義。列寧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殘忍手段,按照他的說法,是俄國的曆史和現實逼迫出來的,是敵人強加給革命的,他許諾說,一旦革命轉入正軌,一切暴力和激烈手段就會永遠廢止。

如果列寧繼續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蘇聯的社會主義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惜曆史沒有給俄國這麽一個機會。

1, 布哈林堅持探索的 “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被斯大林斷送

現在我要談談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的捍衛者和執行人。列寧在晚期發現,戰時共産主義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必須根本地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他到晚年緊張地思索,在1923年1月23號,蘇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參加,也是最後一次參加,他對布爾什維克告誡說,他們的成就還微不足道,俄國革命必須經過俄國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嚴峻考驗,他說俄國(的革命前途)取決于兩個結合,一個取決于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東西的結合,(一個)取決于和俄國的農民的結合。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什麽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等于普魯士鐵路制度,加上美國技術,加上托拉斯組織,加上美國國民教育。如果列寧繼續走下去,他可能把東西方的正面的積極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經濟政策,由布哈林來繼續,布哈林認識到,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不再是誰戰勝誰,而是誰聯合誰的問題,俄國是太窮,資本主義太不發達,這個痛苦太深。因此俄國的任務是,必須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他對俄國農民的口號是,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布哈林最擔心的是,俄國革命可能走上一條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個高度統一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建立起一個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國家“利維坦”,建立起一個成吉思汗東方式的兵營社會。非常可惜,布哈林堅持列寧晚期的新經濟政策,這種探索,這種奮鬥被打斷了。從 1928年開始到1938年十年時間,斯大林用一系列陰謀政治和權力鬥爭,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掉。開始了一場空前的曆史倒退和專制複辟。

2, 斯大林的暴政:

A,強制集體化經濟:農業破產

我簡單地概述一下。兩千五百萬戶農民被強行拖進集體化的濁浪狂潮,他們除了面臨強制性的財政、行政和司法措施外,還被城市工作隊、農村幹部、警察甚至軍隊一遍又一遍地沒收財産,被大規模逮捕、放逐、驅趕、圍剿。俄羅斯、烏克蘭、北高加索和伏爾加流域這些傳統的“歐洲糧倉”田園荒蕪、村舍毀棄;成千上萬成群結隊、衣衫褴褛的農民顛沛流離在俄羅斯遼闊的土地上;集中營囚滿了大批被判苦役的農民,“國內護照制度”無情地阻止了饑餓的農民流入城市,到處都可看到農民流著眼淚宰殺自己的牲畜,農民的口號是:殺吧,這些不再是我們的了!

一億二千萬農民被卷入到“集體化”的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萬農民和三百萬兒童直接死于災荒和饑餓。盡管施行了若幹改革措施,蘇聯農業不僅長期無法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而且大大低于一般發展中國家。1934年,俄國3300萬匹馬的一半以上、7000萬頭牛、2600萬頭豬以及14600萬只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掉了。一個國家農村社會所能蒙受的災難,很少會比這更大了。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年,甚至一直到現在,蘇聯,俄羅斯,居然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到60、70年代,一直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面粉,從(歐洲)共同市場進口黃油,從美國進口大豆。

B,清除異己:老布爾什維克全軍覆沒

從1936年開始,斯大林開始對老布爾什維克發難。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審判案,幾萬人被卷進來,然後37年是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審判案,幾十萬人含冤而死,然後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審判案,幾百萬人牽扯進來。

“列寧近衛軍”、領導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中,約三分之二被處決或暗殺;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27名中央委員,約20名被處決或暗殺;列寧去世後第一黨代會(十五大)的7名政漢局委員,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處決或暗殺;以列寧爲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除列寧、斯維爾德洛夫等5人過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員全部被處決。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110名被處決或自殺。

在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被清洗同時,以“紅色拿破侖”、蘇聯國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員、傑出的戰略軍事家米•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紅軍政治部主任、副國防人民委員加馬爾尼克元帥、紅軍總參謀長、副國防人民委員亞•伊•葉戈羅夫元帥、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副國防人民委員、列寧格勒衛戍區司令雅基爾元帥爲首的紅軍將帥和衛國戰爭英雄被大批地處決了,他們包括:陸軍4名一級指揮員中的3名、16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級集團軍司令中的12名、57名軍長中的50名、28名軍政委中的25名、64名師長中的64名、97名師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長中的220名、456名團長中的401名,以及幾乎全部海軍最高指揮員共35000多名紅軍高級指揮員。德國軍事當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進攻蘇聯,這名納粹領袖回答說,蘇聯高級軍事幹部最優秀的部分已于1937年被斯大林消滅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無論哪一次戰爭,無論哪一國軍隊,都沒有像蘇聯軍隊那樣,在與法西斯德國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遭到如此慘重的打擊。

C,對人民實行專政:兩千萬到六千萬人死於非命

從1928年開始,以“人民”、“革命”、“曆史真理”、“祖國安全”、“人類理想”的名義,一場整整持續了十年的政治鎮壓血腥登場了。“沙特赫案件”、 “烏克蘭解放聯盟”、“勞動農民黨”、“工業黨”、“聯盟局”、“斯拉夫學家”、“三十三人案”、“拉姆辛案”、“軍人案件”、“民族主義傾向派”、“右 ──左集團”、“留京小組”、“孟什維主義反革命魯賓派”、“波格丹諾夫機械主義理論”、“萊科夫思想”、“沃龍思想”、“彼列維澤夫思想”……,斯大林開始爲蘇聯各階層、各民族人民編織各種名目的絞索。

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哲學家、發明家、工程師、藝術家、戲劇家、作家、畫家、詩人、演員、電影導演,成千上萬名區委書記、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站長、車間主任和普通教師、普通宗教信徒被關進集中營,死于非命。斯大林建立了一個什麽樣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權的絕對專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權。在他統治時期,蘇聯政治局的會議,蘇聯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常年不召開,和列寧在(世時)形成強烈的反差。列寧在1924年去世之前,是在14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包圍的情況下,每一年的全國代表大會照樣召開。然後在整個蘇聯是斯大林和他的一夥幫凶說了算。這夥幫凶裏邊,像雅戈達,像葉若夫,像貝利亞,這些都是心裏非常陰暗的、非常殘忍的劊子手。第二個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是完全服務于斯大林個人和蘇聯的世界戰略的經濟,第四是一種以控制思想爲能事的意識形態體系。

中國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經焚書坑儒,活埋了四百個儒生。古羅馬的三個暴君,尼祿,提庇留和蘇拉,曾經把兩萬羅馬人殺死。據說最殘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長托馬斯•托爾奎馬達曾活活燒死一萬零二百二十人,並燒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異教徒的模擬像,此外還判處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終身監禁、沒收財産和穿一種名叫“聖賓尼陀”的恥辱服。伊凡雷帝的沙皇特轄區制度使幾十萬人喪命,在這一制度最猖獗的時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處死。在雅各賓恐怖時期,由革命法庭判決而上斷頭台的共一萬七千人,大約還有同樣數量的人未經法庭審訊即被定罪或屈死獄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賓派關到監獄中的人數就不知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計爲七萬人。但在整個19世紀,因爲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羅斯人才不到20個人,被流放,被監獄關死的,也就幾百人,頂多幾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我本人對數字並不敏感,但下面這些數字實在給人太深印象,過目難忘。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了一個數字,從 1930年到1953年期間,蘇聯有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1991年,蘇聯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個數字,從1928年到 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權的25年期間,蘇聯有450萬人死于非命。曆史的記錄更爲駭人,在斯大林大權獨攬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國人總數,下限是 2,200萬,上限是6,600萬。從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獄到審判處決的幾百個日日夜夜中,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槍斃。莫斯科火葬場的焚屍爐烈焰滾滾,不分晝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斷的血肉模糊的屍體。

這已不是鮮血彙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皚皚的荒原了!曆史上任何暴君都沒有鎮壓和虐殺過如此衆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英和國家的棟梁!

四,民族厄運中的俄羅斯精神



1, 俄羅斯內地作家直面苦難

A,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二十世紀的憂患預感

但是俄國的精神,俄國的靈魂並沒有屈服,這裏我短暫地回到俄國的文學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羅斯精神對世界的意義時堅信,俄羅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徹底地摒棄了一切蒙昧主義和偶像崇拜,發展出更爲深刻而獨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難的智慧。

盡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開了帝國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惡的深淵,發現了能“超逾善惡”的拉斯格爾尼科夫的可怕性,盡管托爾斯泰很早就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但是他們都無法預見二十世紀俄國精神遭逢的更爲殘酷而複雜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舊俄國”對他那個時代的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紀問道: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俄羅斯作家對這一切都作出了承擔和回應。

B,帕斯捷爾納克:舊俄羅斯價值觀必定復活

大家知道,俄國有五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普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在195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獲獎的小說叫《日瓦戈醫生》,他在臨死前說,我爲什麽要寫這本小說,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對我們的父輩,對俄國的曆史負有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的祖輩和父輩,他們已經長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希望一定會複活。他寫《日瓦戈醫生》的目的,就是贊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就想恢複真的俄羅斯精神。

C,阿赫瑪托娃:苦難中蔑視帝國堅守善念的繆斯

帕斯捷爾納克的終生摯友,直接被帝國文藝總監日丹諾夫“點命”的阿赫瑪托娃這位俄國“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詩歌把苦難內在化的傑出代表。

在世界詩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詩人自願地把愛情詩讓位給悼亡詩。死亡——持續的、真實的死亡——成了她詩作的最後依據。布羅茨基寫到:“她創作《死者的花環》這一組詩,就是讓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詩歌。她在努力應付一種空虛的生活,它的意義遭到突然毀滅而變得空虛”。

當阿赫瑪托娃轉向獄中的兒子時,被無情踐踏的母性的絕望、對帝國虛假永恒的蔑視以及對善的最終勝利的信仰,彙合成二十世紀苦難俄國一部無與倫比的史詩般的聖母頌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爲全蘇聯和全世界噙著眼淚傳誦。

布羅茨基明確地指出,《安魂曲》中衆多的聲音流露出來的同情,只能用詩人東正教的信仰來解釋;其中的理解以及賦予作者辛酸的、幾乎難以承受的抒情曲調的寬容,則只能用詩人獨特的心靈,自我以及自我對時間的感受來解釋。我們這一代人在某些曆史時刻,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在曆史發展的特殊階段,唯有詩歌可以應付現實,它將現實緊縮爲可以懷抱、可以傾聽的某種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國家舉起了阿赫瑪托娃這支筆,更重要的是,這使詩人能爲全民族說話,並啓示給它一時尚難理解的東西。

D,索爾仁尼琴:深化俄羅斯懺悔意識

索爾仁尼琴,現在還活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獎詞的標題叫“爲人類而藝術”,在寫到古拉格群島和俄國文學的關系時,索爾仁尼琴提出了一種新的寫作觀,他指出:“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爲作家們開辟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性的道路”。索爾仁尼琴由此設想可以“鬥膽”預期産生四個領域的世界文學:第一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上層人;第二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下層人;第三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上層人;第四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實現了“設身處地”地爲下層人——人民——這一轉變的。索爾仁尼琴強調,“在古拉格群島則是一下子在幾百萬人的頭腦和心靈上真地而且永遠地陷于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曆史上第一次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裏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

俄羅斯偉大忏悔精神在半個多世紀的苦難裏支撐著俄國詩人的生命,使他們從內心認識到罪惡和邪惡的根源,從而祛除狼種。索爾仁尼琴作爲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爾納克等純詩人更爲純正、優秀的俄國知識界無可爭辯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島的苦難中心把十九世紀俄國忏悔精神提升了一個世紀的水平,他發現:

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占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鏟除的惡的角落。

自那以後我終于懂得了世間一切宗教的真谛:它們是與存在于(每一個)人內心的惡作鬥爭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壓縮。

2,俄羅斯流亡知識分子反思十月革命

俄國的彌賽亞情結,俄國的民粹主義思想,俄國的忠實于真理的這種奮鬥(精神),作家們一直在堅持。在海外,一大幫俄國知識分子,他們的書開始翻譯成中文了,就是白銀時代(開始)的,後來的新精神(哲學)運動,俄國宗教唯心主義爲代表的這幫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思想一直堅持到二戰之後。俄國社會主義爲什麽失敗,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維約夫,布爾加科夫,他們總結了幾點基本的東西,第一,俄國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俄羅斯人民兄弟般友愛的這個神聖的原理,但是在斯大林時期,俄國人怒目相向。1939年,全俄監獄在押犯人達到九百萬人,比1929年多了三百倍,每兩個俄羅斯家庭就有一個成員在服刑。第二,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人的高度尊嚴,高度自治。第三,這場革命必須建成一個正義的、和諧的、文明的、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結構,一個社會制度。第四,這幫知識分子認爲,俄國革命必須要使整個俄羅斯人都變成精神上的貴族,(具備)俄羅斯貴族的全部美德,而沒有他們那些劣行,那些缺點。顯然,列寧去世之後,布哈林被槍斃之後,這一切都沒有實現。

五,廢墟上的勝利:布哈林蒙難五十年終獲“平反”

我還必須提到一位俄羅斯婦女,布哈林的遺孀安拉•拉林娜。布哈林死後,拉林娜在水牢裏被關押了六個月,然後在勞改營和流放地呆了18年。

1961年初,布哈林慘遭殺害、被毀屍滅迹23年後,拉林娜和離散多年的兒子尤裏才首次向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提出申請,要求爲布哈林恢複名譽。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答複。赫魯曉夫屈服于國內外壓力,拒絕了這一要求。這位良知未泯的蘇共總書記晚年曾爲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過後,1977 年,他們再次向蘇共二十五大和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請,再次被拒絕。1965年,列寧的戰友和秘書斯塔索娃和另外幾名老布爾什維克曾致信蘇共中央,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們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複。

1978年3月,布哈林慘死40周年前夕,絕望中的拉林娜讓兒子轉向意大林共産黨總書記恩裏科•貝林格,請求這位歐洲最大共産黨的領導人“參加爲我父親恢複名譽的運動”。英國“貝特朗•羅素和平基金會”很快收到這封不同尋常的信,一場爲布哈林恢複名譽的運動在蘇聯之外的世界開始了。歐、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蘇聯政府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件,爲他恢複名譽,並公開說明當時造成他的冤案的情況”。蘇聯當局對此繼續保持沈默。

又過了11年,1988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後一次向蘇共二十七大,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是最後一任總書記,致信。原信如下:“…我提出這一申訴不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囑托。…1937年2-3月中央全會時,他已預感到不能再回來了,他考慮到我那時還年輕,求我爲他死後平反昭雪而奮鬥。…我發了誓。違背這個誓言就是違背我的良心。”

她請求戈爾巴喬夫:“在您的黨證上寫著列寧的話:‘黨是我們時代的光榮和良知’。請按照這種品性辦事吧!…在長期的監獄、流放和集中營生活中,我費了很大的力量,記住了布哈林《給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我願意相信,您就是這一代的領導人。”

1988年2月4日,布哈林誕辰100周年、蒙難50周年之際,蘇聯最高法院作出決議,爲布哈林徹底平反;5月10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作出決定,恢複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稱號;6月21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決定,恢複布哈林黨籍。

1987年11月7日,謝•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指出,斯大林對成千上萬共産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幹部和軍事幹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圍的親信爲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爲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1989年,蘇聯共産黨最後一任總書記、蘇聯政府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向世界宣布:解散蘇聯共産黨,十月革命在俄國的試驗已告失敗。

在無盡的驚愕、茫然、惆怅、沈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區一幢普通的樓房裏,布哈林的遺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遺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兩幅油畫,布哈林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克裏米亞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積雪的群峰。將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難、期待,將近一百年的奮鬥、犧牲、悲劇,到來的竟是這樣一種結局。

六,結語

俄羅斯道路不僅僅是俄羅斯民族,一個民族的事情。

如果西方富有遠見,不那麽自私,沒有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拿破侖和希特勒沒有入侵蘇聯,俄羅斯在接受西方正面文明時,將沒有那麽強烈的敵視,那麽強大的障礙,可能選擇另外一條更好的道路。

如果東方、亞洲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現代意識,有更多的關于人的普適價值,俄羅斯自身的專制傳統和極權根源,也許會大大得到消解,從而走上不同的道路。

俄羅斯的失敗絕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俄羅斯在20世紀是一場整個人類共同的試驗。我相信像俄羅斯這樣一個精神上的巨人,曆史中的巨人,它絕對不會讓目前這種非常尴尬、非常困難的時期維持很長時間。從1861年廢除農奴制到1917年,俄國徘徊了將近60年。從1917年到1991年,俄國掙紮了74個年頭。從1991年到現在,也不過就十五六個年頭而已。我在這裏預言,像當年托克維爾一樣,俄國不會在20年之外才重新崛起。20年左右,俄羅斯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于世)。

從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俄羅斯的靈魂,俄羅斯的精神裏,他們(將)重新去吸取(屬于)他們的那種力量、智慧和勇氣。作爲我們永遠的北方大國,我們中國太有理由關注俄羅斯,勝過關注西方。

謝謝。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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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王康“俄羅斯道路”演講答主持、聽衆問

主 持 人:曾子墨

時 間:2006年4月7日晚

地 點: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廳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裏是思想的盛宴,這裏是學術的殿堂。

在今年的3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俄羅斯年的開幕式,由此也拉開了俄羅斯年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而在這之後,我們看到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成爲了大家所關注的焦點。那麽俄羅斯到底曾經走過一條什麽樣的道路,他們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羅斯這個民族又有著什麽樣的精神?有關這些問題,今天的《世紀大講堂》,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的文化學者王康先生。歡迎您。請坐。首先呢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過大屏幕來認識一下王康先生。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王康先生:

王康生于中國現代曆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爲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

大學期間他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爲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于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于沈思,疏于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爲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五集政論片。抗戰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衆多業內人士。對中美關系、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其實我跟王康先生見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見到王康先生,一定會對他的這個形象印象特別地深刻。有人就說這個聰明絕頂放到你身上特別合適。

王:謝謝。

主持人:你覺得是嗎?

王:是。

主持人:很少會有這人這麽坦誠了。

王:光頭的人啊一般比較聰明,而且也比較善良,曆史上很多光頭的人很善良,大家記住,比如列寧,非常聰明,在整個蘇聯共産主義譜系裏邊,也是一個最善良的人。

主持人:覺得自己聰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我拒絕了學術道路,早就拒絕了政治道路,也拒絕出國,但是我換來了內心的充實,高度的獨立性。

主持人:其實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這個名字,更多的是從抗戰那段曆史了解到的,因爲王康先生自己曾經做過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慶,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對俄羅斯,您還有這麽濃厚的情結。

王:對,我對世界所有國家最濃厚的、揮之不去的是俄羅斯情結。

主持人:這個俄羅斯情結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産生的呢?

王:我們這一代,我們的父輩,甚至祖輩,深受俄羅斯的影響,可以說俄羅斯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國家。剛才你說,今年是俄羅斯年,其實整個20世紀都是俄羅斯世紀,對中國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跟俄羅斯相比,對中國的影響如此地深刻,我們看看所有現代中國,我們的憲法,我們的整個國家制度,我們的基本的世界觀,我們的哲學,基本上是俄羅斯式的,前蘇聯的盡管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但是我們這深層的結構上的東西來自蘇聯。

主持人:提到俄羅斯呢,可能很多中國人都會熟悉它的比如說一些著名的文學家,一些文學巨著,還有一些俄羅斯的音樂,包括繪畫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對您影響特別大的嗎,能跟我們講講嗎?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我們那代都能背誦那些詩。

主持人:現在還記得嗎,能現場給我們背誦一兩段嗎?

王:再見吧,自由的元素!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閃耀著驕傲的美色……。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談到俄羅斯,王康先生就會滔滔不絕,一直地說下去,那麽對于俄羅斯,王康先生到底有著什麽樣的了解,從他的眼光來看,俄羅斯曾經走過一條什麽樣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讓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王康先生給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俄羅斯的道路》。

王:謝謝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羅斯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話題,也是一個很沈重的話題,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羅斯,我感到很榮幸。(演講內容略,請見正文----編者)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給我們進行的這場演講。剛才呢您也提到了20世紀的俄羅斯,特別提到了一個人,斯大林。那我就想請問您,斯大林這個人在俄羅斯的出現,在當時的蘇聯産生了那麽大的影響,他的出現,它是一個偶然,還是一個必然?他和俄羅斯這個民族性格之間,有著什麽樣的關系?

王:是必然。因爲列寧的俄國社會主義就預示了斯大林的可能性。剛才我說過,列寧是一個天才,他把兩種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俄國知識分子對自由的向往,俄國專制社會的傳統結合了起來,而且異常成功。從斯大林個人來看,他的父親是個鞋匠,是個酒鬼,他完全沒有父愛,他是在母親呵護下長大,他只有六年的神學院(學曆),他基本上沒有出過國,不懂一門外語。而俄國那幫領袖,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會用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文,(閱讀歐洲原著),俄國革命一些上層的領導人,全是一些大知識分子,只有斯大林是一個基本上沒有文化的人,他的出現更多代表了一種俄國的東方遺産,俄國的專制傳統。

主持人:您在演講當中,剛才也提到,如果說列寧再多活20年的話,那麽社會主義在俄羅斯這片土地上的發展,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所以我們還想知道,爲什麽說這個社會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要依靠某一個人的壽命,而我們傳統當中的印象是說,在西方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它的政治發展,它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更多的是依靠制度?

王:沒有誰會簡單漠視制度的力量,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人造成的。強調人的作用和意義,其中包括人的責任和創造性,尤其是責任,其中也包括罪行和審判。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建立在進化論和絕對論基礎上。俄國一幫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要求首先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大工業生産,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孕育現代無産階級,然後再進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是俄國的曆史條件沒有提供這種機會,俄國後來更多的帶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個人英雄主義,領袖決定一切的力量,這是東方的、俄羅斯本土資源特色,而不是西方、也不是馬克思預期的東西。

主持人:那如果它一種制度的發展,只是取決于某一個領袖,某一個個人的話,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說它在未來的發展,比如說它如果能夠走上一條,社會主義走上一條順暢發展的道路,可能存在了太大的偶然性,而不是說我們將會看到的一個必然結果呢?

王:我在青年時代曾經曆了世界一分爲二的現實,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大有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趨勢,而東方各國最大的明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似乎就是曆史本身。非常遺憾,他們確實曾經主宰過億萬人的生命。衆多社會主義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修養,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他的愛好,在那個國家裏常常是決定性的,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這是曆史巨大的局限性。我們還沒有到達一個完全按照一種理性的,一種帶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認識它,然後來理解,來實現這個社會主義。也許永遠沒有那種理性和規律性,因此我才被迫回過頭來強調個人的責任。

主持人:好,謝謝。我們這邊呢,還有一些網友啊想跟王康先生來做一些交流。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呢叫做我不想煉鋼鐵,他說,看來他應該是一個年輕人啊,他說我們這代年輕人是不會排著長隊去購買那些,比如說俄羅斯的電影的海報,包括是說俄國的一些小說,他說我們可能去關注的,愛看的,是一些日本和韓國的小說。所以他認爲,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可能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和背景下被擡升了,被提高了它們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那不知道您對這個想法怎麽看?

王:所有的精神活動,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特定時代的産物。但是有些作品,有些精神,它會長久地存在下去。日本,韓國,包括港台消費性、感官刺激式的文學,在我看來,一點價值都沒有,它純粹是消費社會,休閑時代的産物,它和人類的巨大命運、將來人類還會出現的命運沒有什麽聯系。它們與俄羅斯的文學藝術,根本就沒法相比,俄羅斯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它的藝術和精神攸關正義、真理、永恒,它對苦難和罪惡的承擔和洞察,是中國當下最欠缺的能力。它們所深入到的人性的深度,人類的本性,人類的道路和終極的關懷,與剛才你說的,網友說的東西,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表面的歌舞升平最多是羅馬帝國晚期頹廢社會的一種翻版,充斥社會的除了權力崇拜、金錢至上,還有虛無主義和末世感。中國有太多軟不拉唧的東西,我們太需要一種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道德追求的文學作品。

主持人:好,謝謝。還有一個網友的名字,他這個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伏特加,一杯就倒,說的是這個酒。他想問您的問題就是說這個俄羅斯人,他的性格和這個伏特加酒之間有什麽樣的關系?因爲我們都知道,一提到伏特加,我們肯定就想到這個俄羅斯人愛喝這種酒。

王:俄羅斯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國家,喝酒當然很正常。俄羅斯民族經曆的磨難,它的苦難曆程在世界各國裏非常罕見,也許我們中國人可以和它比較一下。俄羅斯人的命運,就像法國文學史家勃蘭兌斯說的,俄羅斯天生是一個憂郁的民族,是一個苦難叢生的民族。當俄羅斯民族的精神跟靈魂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伏特加酒是他們莫大的安慰。我如果是俄羅斯人,我也會成爲一個伏特加的愛好者。

主持人:好,謝謝。接下來呢,我想請我們在座的各位,有什麽問題的話,可以提問。這邊。

聽衆提問1:主持人,王老師,您好。我是咱們哲學系的一個學生。我想問一下王老師,您通過對俄羅斯的這個研究,就說反思一下中國爲什麽說古代還有那麽多思想,然後到近代,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現在是這麽落後?就問您對這個問題怎麽看?謝謝。

王:俄羅斯的東方傳統,應該嚴格地區分。它的所謂東方傳統、那種亞細亞的專制主義傳統,我認爲主要是以成吉思汗爲代表的蒙古的軍事專制主義,絕對不是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的人文主義。盡管儒家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過失,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有永恒性。比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比如世界大同的觀點,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沒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國東正教的背景下創立的關于人的命運、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種東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學。我覺得我們應該恢複它們。中國要建立一個和諧的、一個小康社會,那麽孔子爲代表的先秦儒家,宋明理學和當代的新儒家,它們應該進入中華民族的心靈,這是中國,我們自己自救,自強所必須要走的一步,就像俄國人一樣。謝謝你。

聽衆提問2:你好,王老師,主持人好。我非常榮幸能聽到你今天的演說。然後剛剛你講,在演說當中你提到說俄羅斯的文化和精神特別,就是讓你特別崇拜,另外你還記得俄羅斯民族是一個非常優越的民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是,俄羅斯上至政府,下至民衆,他們都非常希望能夠融入歐洲,特別是他們把融入歐洲當作,上升成爲一種國家戰略地位,他們把聖彼得堡,然後作爲融入歐洲的一個橋頭堡,包括特別是包括普京總統上台後,他也是,就是說然後對西方國家,對歐洲國家頻頻發出一些善意的信息,但是西方國家並不太領情。你覺得這種現象如何解釋?謝謝。

王:俄國當代曆史學家特卡喬夫認爲,俄羅斯從來不屬于東方。我認爲俄國的專制傳統主要是東方的遺産,順便說一句,二十世紀俄羅斯、蘇聯回饋給中國的正是這一筆東方的遺産。俄國的曆史選擇,已經出現大的端倪,繼續彼得大帝西化之路,難道還有其它道路嗎?俄國人精神核心、東正教本來就是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倒是中國應當自問:何去何從?我願再次預言,不出二十年,俄羅斯將加入北約、歐盟,與西歐、北歐、東歐、南歐共同組成一個大歐洲聯邦,俄國最困難的是它的東方遺産、亞洲部分,但無論如何,俄羅斯重建帝國的夢想恐怕永遠不存在了。在一個全球化越來越快速的時代,俄國不管是向東方還是向西方靠攏,它最終要向一個根本靠攏,向世界和人類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靠攏。如果要總結俄羅斯三百多年或者蘇聯74年的曆史經驗,俄國的命運就在于不能簡單地區分西方或者東方,而是盡量全面地、積極地、有效地來結合東西方先進的、優秀的部分,這是俄國真正的前途所在。

主持人:謝謝。

聽衆提問3:王老師,您好,主持人,您好。衆所周知,目前中俄兩國都在進行一場大的社會變革。你怎麽看待這個兩國改革?而且你認爲哪個國家的改革對社會震動更小,更符合本國的民族個性?謝謝。

王:俄羅斯的和中國的改革是它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達。俄國民族,他們總是讓世界震驚,他們在骨子裏面是非常浪漫,非常神秘的。他們不太現實,他們的那種急救法叫什麽休克療法,完全合乎俄羅斯的天性,他們不希望平庸地、慢慢地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希望有一種史詩般的、甚至是一種比較苦難的方式來凸顯他們的命運。中國不一樣,中國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林語堂早就說過,中華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走極端,不狂妄,這種民族性格、民族傳統和文化決定中國改革的基本的風格,但是極端、狂妄、非理性已經開始毒化中國,君不見,中國要不惜一切與美國來一場核大戰嗎?中國普遍的禮崩樂壞,再加上巨大的物質財富,已經讓包括俄羅斯人在內的許多民族感到憂慮了,那將給中國和全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我覺得這是天理昭昭,不存在高下、對錯的問題。另外俄國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它們基本的目標和方向,我認爲沒有太大差別,除了西方那一套普適價值之外,它們必須滿足本民族精神上、靈魂上的需要,這是中俄改革必須要面對的,而不僅僅是西方的,比如市場化,法治社會這一套,這套其實很淺薄,也很簡單,人的基本權利,財富等等,要做到並不難。但是怎麽能夠滿足中華民族或者俄羅斯民族的天性,只屬于這個民族的天性,從而來豐富人類的人類性、共同性,這是更爲困難的事情,這只能由俄國和中國人自己去完成,這是不可推禦、不可轉讓的責任。

主持人:最後呢我還想請您用一兩句非常簡單的話來給我們概括一下,俄羅斯精神,它到底是什麽?

王:俄羅斯精神就是在苦難當中孕育著偉大,在絕望的時候保持著拯救的信心。我呼籲年輕一代,千萬不要忘記俄羅斯,我們應該用有特殊的理由和責任,比對西方更關注的心情、更同情的心情來關注和同情俄羅斯,我們應該爲俄羅斯祈禱,爲他們祝福。

主持人:那在您看來,中華民族,它的精神又是什麽呢?

王:中華民族精神就是那句老話,君子自強不息,這是正面的。中國人有兩種傳統,一個是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一個是秦始皇到毛澤東的傳統。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相信文化可以改變和提升人,可以拯救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而秦始皇和毛澤東不相信這個,他們相信權力,權力是天底下最重要的東西,沒有權力一切事情都做不成。

主持人:好,謝謝王康,謝謝王康先生。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抱病專程地飛到北京,來到我們的《世紀大講堂》。的確,俄羅斯呢是我們最大的鄰國,而且正如王康先生所說的那樣,俄羅斯對于我們這個國家曾經産生過巨大的影響。對于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來說,俄羅斯這三個字,它是一種情結,它是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所以今天呢在這裏,我們和王康先生一起來回顧俄羅斯它所走過的道路,去理解它的民族性格,去了解它的精神,我想對于我們同樣有著很好的啓迪作用。那再一次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給我們進行了一場很精彩的演講。同時呢,我們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

原载《民主中国》

民主颂--《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女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分。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日本法西斯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星期四, 十二月 21, 2006

俄罗斯的启示 by 王康

編者2006年5月17日按:

有關此文的寫作源起及意義,可參閱余世存先生的“王康作‘俄羅斯的啟示’記”一文。不求聞達,八九之後更一度發誓不與官方合作、不與自甘墮落的文壇同流合污的王康,一鼓作氣將此文完成之後就束之高閣了。此文原作十四余萬字。作者流亡期間多處輾轉,手稿遺失泰半。與作者的其他文章的命運大同小異,遺失之後的殘稿,先在他的友人中復印傳閱,繼而變成電子版文本在電子信箱裡傳閱,最後不期然被捅上大陸各別網站。上網時,殘稿中論及中國文學現狀的部分,再被刪節。―-這仍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半個世紀以來,唯一一篇針對中國文學現狀的俄羅斯文學綜述之力作,在中國文學領域無立錐之地;在網上被貼出的時候,還得將相關部分刪除干淨。――不過,即便又殘又刪,這篇文字“足以改寫我們的文學批評史”(余世存引單正平語),對於49年之後喧騰之中幾近荒蕪的中國當代文學,仍是一個絕無僅有的貢獻。15年後的今天,爭得作者同意,將此命運乖蹇的文稿殘部發布于此(文內殘缺處以括號文字標出),以饗讀者,留諸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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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启者:

“帝国”是最有力、最危险、最无耻的诱惑。僧侣、独裁者、贵族、君主、第三等级、酋长、革命党、无产阶级、专家、现代派以及蚁蜂蝗蚂,都赴之蹈之死之,不绝如缕。从罗马帝国到拜古廷帝国到第三帝国到苏俄帝国,这些一度如日中天又轰然坍塌的庞然大物,已如烟逝去。

大洋彼岸金元帝国由于年轻,由于得天独厚,由于福音未绝,依然轧轧有生气。

现在轮到东方这块土地这伙人君了。

一个大帝国正在笼罩,它可利用的物事太多,它的借口,它的创伤,它的劫难,它的经历、智慧、危难……都足以建造一个新的帝国;忌恨、复杂、逞凶、肆虐等一切人类最低级野蛮的秉性都在聚集,帝国绝对不缺少它的将相兵卒。它已不需要包装,只等机缘四起!

只有一个因素令它颤栗,那是一个问题,一个似乎论定的问题:建立一个帝国并不比完成一个童话、一首诗、甚至一次彻底释然的回忆更困难,而在它以后呢?

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终于迎来大帝国的旭日,我作为它的预言者和目击者,将不会省却言辞去正视和面对它,而我却首先要诅咒它,首先预告它的崩溃。

俄国伟大,单凭其道德和良心力量就摧毁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我写下这篇散文,祭奠和凭悼俄国的苦难先驱,追视他们七十年的十字架,赞颂他们心中那盏摇弋了七十年的烛光,并为全体俄国继续承受的不幸祈祷。

俄国有权力拥有未来,他们既然能最终超越一个冷酷的帝国,也最终能超越一个贫乏的帝国。

我们呢,有人已写下《黄祸》,无数人拼死离开这个国度,只因为大厦将倾;另一批人正蓄势待发,更多的人则重新归于动物般的沈默。只有我,念着祭文和悼词,既为昨日,更为明天。

我是死者,死而复生的行吟死者。戡破所有伎俩,心怀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在无数次的沦落中为每次哪怕是转瞬即逝的信、望、爱鼓舞。

我写下这些文字,即随意又严肃。我切望读者关注俄罗斯,我们那真正伟大而苦难的邻人;我更深盼诸君关怀我们自己这块土地,关怀这颗星球上失去方向、失去信仰、失去光明的最大的人群。

                老 康 91.2.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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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启示(上)

──兼论王家新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九一年八月重庆

    别睡去,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让劳动停顿,

    别睡去,与昏睡搏斗,

    象飞行员,象星星。

    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

    不要沉湎于睡眠,

    你已被永恒俘虏,

    抵押给了时间。

    [俄]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夜》

  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1990年2月10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祈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会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在一年前将1990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俄苏著名诗人沃滋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

  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突破,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出国的危险,他写信给帝国领袖说:“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1970年,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1974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察官对峙。1987年,出身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讲坛上感叹道:

从彼得堡到斯得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帝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威胁人类文明的苏联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

  在这与人类命运和诗歌本质攸关的空前的精神聚会中,一次并非偶然的缺席被严重忽略了:无一中国诗人到场。

  几个月后,在日益沉寂而遥远的东方,中国诗人终于对此作出了反应: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查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露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天空更高远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以什么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弥漫我的一生

  (王家新:《最后的营地·帕斯捷尔纳克》《花城》1990年第6期)

  尽管《帕斯捷尔纳克》(以下简称《帕》)的发表只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微弱回应,在现时中国无力引发任何轰动,算不上新的诗群的“崛起”。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诗歌视野和诗歌立场已被采取;意味着中国诗人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精神时空秩序的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换:从西方返还东方,从斯德哥尔摩返还彼得堡,从诗歌本体返还诗人生命,从玫瑰返还火焰与冰雪,意味着如同历代诗歌先驱一样,对永远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进行彻底的还原;意味着历经喧哗与虚幻之后,姗姗来迟,却分外深广的精神离析现象正在诗人的内心策动:面对人类第三个文明千年的临近袭来的那浩大、神秘、奇迹般的气息,面对世纪末日益紧迫严峻的总结一切的律令,让诗和诗人重返事实与价值王国,以彻底的语言立场坚持对世界的衡量、作证、安慰和拯救,并预示未来笼罩的规模,最终在沦丧和救赎之间作出抉择。

  这一切有权引起极大的关注。

  让诗人站到帝国面前,把命运和使命托付给诗人,解除中国诗歌的老残困厄,为十数亿生灵的存在与命运的言说事业效力,已是不为任何暗示所惑的中国读者的义务。

  笔者与王家新素无交往,对中国当代诗歌吉普赛式的圈落风尚没有兴趣。但还有六名诗人因一盒名为《安魂》的录像带,从1990年3月中旬遭“收审”、至今在押的事件(令人联想起苏联1964年对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的“审判”。它们在苏联国内在全世界都遭到强烈抗议──帝国对诗人的迫害最终损害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表明,“俄罗斯的永恒矛盾”至今仍然支配着中国诗人的命运,从而成为写作本文的直接原因。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本文与本雅明 “收藏家”的读解不谋而合,而引文极有限,只是按一个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随意地阐述。至于《帕》诗学价值的探讨,不在本文范围。

  笔者相信:诗源于拯救。在当今中国,漠视或否定拯救对诗的首要性,是诗人失落过早,读者最为欠缺的文化品格。

  (第10页缺)

  ……选择帕斯捷尔纳克所要解决的“诗人──帝国”矛盾。这就赋予对话相当确定的范围,使阅读从标题(诗人柏桦告诉笔者,“帕斯捷尔纳克”是中国诗人近年共有的对象)开始就进入无法规避的严肃场景,──要么拒绝(当然不是拒绝帕氏的艺术和殊荣)这一场景,要么与王家新一道与墓中诗人进行一次亚细亚式冗长而沉重的对话。

  诗人之间的对话,常始于诗人与世界对话的终结。《帕》始于墓中诗人放弃的选择:流亡。正是对流亡的放弃使帕氏以《帕》的形象与中国诗人对话成为可能。而我们却必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屏风。

  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民公会与帝制这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或送上断头台,或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同时,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

  世纪之交的流亡诗人对于未来时代怀有先知式的预见性和使徒般的热情。斯塔尔夫人──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中赞扬她“使流亡文学意识到它的目标和最好的倾向……回到过去的和奔向未来的倾向”,使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在长期流亡之后写道: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又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

 勃兰兑斯就此指出:“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这些悲剧气质显然适用于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地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9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9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9日已不远了。

  70年过去了,人们不难看到,这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预言的一切还是何等保守。而我们更关切的是,使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倾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象都黯然无光。亚历山大·勃洛克预言道: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托洛茨基这名赤色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1922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伤感地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残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重建构成本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这固然与俄国流亡作家的个人声望、文化素养、人数和与西方文化界的关系有关,与极权主义的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构成的现实压力及其对流亡作家地位的影响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于诗人与帝国这一俄国传统矛盾,只是更复杂紧张。西尼亚夫斯基作为第三代俄国流亡诗人,在《大陆》季刊上发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一文,拒绝承认俄国新制度“有权代表俄罗斯文学传统”,也拒不承认 “它有力量切断这个传统”。他确信,流亡文学不折不扣是俄罗斯文学的延续部分:“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和梦幻般的境遇之中……,他就会面临各种暴力镇压和惩罚的手段。文学已成为一种禁忌、要承担风险的事业。”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既是上一世纪俄国文化精神的延伸和继续,也是新时代俄国命运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生活的错位、选择或一般的政治避难,而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俄国命运在西方的承受者,并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甫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20至40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除俄文外,它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文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发展提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特、庞德、萨特、阿尔多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度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1917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 变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地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帕》第一行诗句所试图抵达的,正是那个巨大的景观,所提出的,正是这一景观与中国诗人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辩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或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此处缺页)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个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1910 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2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30岁,古米廖夫24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娜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15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娜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了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1938年12月27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1963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为“海参威”)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塔姆这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是命运的杰作,也完全符合帝国逻辑。诗人在精神崩溃的流放途中写下自己的挽歌: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濒死诗人还在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中那只在鼹鼠洞穴养好伤,希冀再飞回家园的乳燕。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1142。

  1941年8月31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耶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1960 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娜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来: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往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我的双肩

  ……

  要我说吗?我就说!死亡原是假定。

  你此刻就是我最深情的客人。

  你会抛弃所有情人中的尤物

  为了她──一堆骸骨。

  ……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题,已是“测试诗人伦理观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挽诗,就是安魂曲。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墓地,构成世界诗坛最独特最触目的景观,它以史所未见的受难和牺牲,消解和震憾着幅员辽阔的俄苏帝国,并且远远越过诗歌本身,以俄国新圣地的名义召唤新的世纪。

  俄罗斯“墓地──圣地”的革命性魅力,在于它对诗人与帝国、精神与权力这一“永恒矛盾”持续抗衡的意志,在于它对真正永恒事物的殉情和钟爱,在于它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虔敬、纯正、天真和圣洁。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子代替父亲前往斯德歌尔摩接受迟到30年的荣誉之前两年,布罗茨基已经在那个讲坛上宣告了俄罗斯古老圣地的新生:

  这一代──这一代人出生之时正是奥斯威辛的焚化炉烈焰滚滚,正是斯大林象上帝一样处于仿佛是自然母亲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峰巅之时──这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继续那些被焚化炉和斯大林那些为群岛般众多的无名坟墓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至少在俄国是如此。这一事实应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因从属于这一代而感到的骄傲丝毫不下于我此刻站在这里所感到的自豪。我站在这讲坛上这一事实即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所提供的服务的承认。我想起曼杰施塔姆的一个概念,愿意补充说,(俄罗斯诗歌的任务)是对世界文化提供的服务。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块空白的──真正可怕地荒凉的──地方,我们凭着自己的新的,在我们看来是当代的内容来填充它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而且常常是遭到毁坏的形式。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进一步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道路,废墟和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我们抵制了这一条道路……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似乎还暗示着中国诗歌自身的一种难言处境。

  “不能”一词可能有某些实指:1958年,墓中诗人由于其“出世、生平和工作都与俄罗斯连在一起”,都与它的人民、它的过去、它的光荣的现在和它的未来连在一起,“不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据称,王家新本人也因诗歌以外的缘故,“不能”到阿姆斯特丹参加1990年世界诗歌节。

  “墓”取代北欧都市,突使“不能”划分的世界隔阂几乎深不可测,其途程比从彼得堡到斯德歌尔摩更为迢遥而崎岖:这是一种精神日历和诗歌极地上某种本质性的差异。由于抽身过快,逃隐和藏匿成癖,由于剽窃与摹仿过度,由于某种男性元素的生物性置换,中国诗人已经丧失了、甚或从未建立起一种基本品质,赢得一项权利,秉有一次资格,开辟一种状态,真正显示不朽与永恒。“不能”,就是欠缺、丧失、沦落,一种绝境。

  自从中国诗人以“不信”、“不满”争辩、抗议、期待以来,“不信”、“不满”的对象依然只出售垄断与粗暴。《崛起的诗群》曾判断道:“……他们甚至将自己无法战胜的艺术创新拿到了政治法庭上去参与审判。艺术和时间双重地戏谑了他们。朦胧诗从它数年经久不息的存在和基因繁衍,标志了多元对一元的胜利”。坦克和诗的肃杀、秘笈状况对此作出了回答。接着,中国诗人宣称一种“不认”的哲学,一种任性的赌气,帝国却 “认”他们。随着一阵短暂的打情骂俏式的内战,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吵吵嚷嚷地“自外”于当代中国(在一种阴郁乖怜的渠道里与中国毒素深广的虚无传统气息相吹)由称为“实验”、“先锋”的诗人领头的大规模诗歌流亡。他们企图以僭越的步姿尽快跻身于西方诗歌大师之列。《崛起的诗群》以唯一者的口吻写道:

  今天中国诗的主潮,无论如何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无法不把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诗坛的最高点,作为自己的理想参照。

  于是,中国诗人从某日起,突然宣称,诗已穷尽对世界的表达,诗人正式退出“公众生活”,他的对话起点是尼采、德利达、海德格尔、福柯、博尔赫斯、庄子、禅宗,以及亚当和上帝本人;诗人只满足于一名无所羁傍的隐逸的在语言深处的虚无之中飘泊的占星方士,等等。此外,几乎每一个中国当代诗人都在或隐秘或公开地做着诺贝尔之梦。从帕斯捷尔纳克以来不到33年时光,已有约20位诗人获得此奖,那种炫目的刺激和成功已构成中国部分诗人的最大情结,成为共同幻觉的根据和归档。《今天》在西方复刊后,近日将其编辑部从挪威奥斯陆迁至瑞典斯德歌尔摩,这种地理位移毕竟透露出一种心态。而当笔者移动地球仪时,分明感到两地离中国都同样遥远。《今天》那种经济上的拮据实该同情,然而其精神上的寒酸和小丈夫气,只能再次招致失望。

  而我们不奢望中国流亡文学(精神和存在状态)达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俄罗斯流亡文学的高度和成就,不指望连自身基本问题都未解决的人们之中能产生真正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俄国式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蒲宁、雷米佐夫、库普宁、梅烈日科夫斯基、胡达赛维奇、茨维塔耶娃、纳波科夫、赫烈勃尼科夫、斯特拉文斯基、拉赫曼尼诺夫、康定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和布罗茨基……

  严酷的事实在于,具有与俄国流亡作家类似背景的中国流亡诗人,其“流亡”与其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不如说是一次任性的流失或随意的错位,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未超出对赝品、版式和范本的仿制;它们的被逐,既不是由于任何永恒事物的诱惑,也不是来自帝国的敌意,而仅仅是自身的短气和岐误。它们没有起始,却凭空攀附高处;它们没有过程、对象,却以世界本体自居;他们无力进入人类心灵,即轻易自戴桂冠。由于对基本事物的无知和对永恒事物的隔膜,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不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它们被正当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

  “不能”一词近乎谦卑地陈述了这一现实,它标志着那个虚拟的流亡神话的终结。“玛利娜的诗常常从高音C开始”,阿赫玛托娃评论茨维塔耶娃说。《帕》则是从低音C开始,以适应诗人返身、下降、沉潜和还原的趋向,这种境况较近于古米廖夫的《永恒》:

    他教我沉默,教我斗争,

    教我世间所有古老的智慧──

    然后他放下拐杖,转身

    简单地宣告:我们已经来到这里。

  在流亡和自残之外,在首次意识到自身“不能”所包含的屈辱之后,中国诗人终于站到了普希金拒往希腊和英国的那块礁石上:

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牺牲的时候,/诗人……怯懦而虚荣……/也许他是最空虚的儿童/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他的灵魂立刻颤动起来,/象是一头惊醒的鹫鹰。

中国诗人“在毁灭和烈火中轮回”的艺术,“在时间的打击下,最终站稳脚跟……”的困守姿态。“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令身居中国的读者不难感到,一个正在启程的当代朝圣者正在诞生,这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独具的拯救原型。

  每一名诗人心中都有一座坟墓,一枚十字架,一片圣地。所有的朝圣者都冒有缴付自身精神独立和完满感观的风险。而对于已退守到最后的营地,除守望和倾注外已无物可恃的中国诗人,他的唯一风险就是半途而废。

  在这茫茫人寰,俄罗斯诗人墓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朝圣之地。也许,它们是特意留待中国诗人穿越千里风雪去探望的:

    但生命的书已翻到最珍贵的一页,

    这一页比什么都神圣。

    已经写下的就应该实现,

    就让它应验吧。阿门。

    你看,时代的流逝象寓言,

    在流逝中会化为火焰。

    为了证明其博大深远,

    我将甘愿受苦,走进坟墓。

    我走进坟墓,三天后复活,

    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

    象木排,象商队的木船,

    依次拥来,接受我的审判。

      《日瓦戈的诗·客西马花园》

  圣地不空。这就是俄罗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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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到了二十世纪才结束帝制;俄国有“第三厅”(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中国有明代特务机构“东厂”和“文字狱”;两国都采用了德国激进社会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正是这两个亚细亚、半亚细亚式东方大帝国,产生不了自己的荷马和但丁,对诗人的镇压却史所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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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正好是从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上开始其政治生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头两篇文章即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近代以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已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主要尺度之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王权精神垄断的残余的真正终结,是由1644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著名历史文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完成的。T·杰斐逊在确立美国社会新闻和出版自由权时断言:“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任何一种书报检查制度都是用对人民理智的摧残来代替专制政权对人类肉体的迫害,从而扼杀民主精神本身。”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人类自由有特定观念的人物也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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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1967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20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娜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全民族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真正败坏道德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布罗茨基指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灵的独立倾向和对真正永恒事物的依恋。一首歌是不服从的语言形式,它的韵律挑起的质询远远不限于具体的权力哲学,它究诘整个存在秩序。它遭遇的迫害是绝顶荒唐而又不难理解的。

  为了写作走向冥府,成为许多俄国诗人的典型命运。布罗斯基描绘的曼杰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

  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记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我们的神话。

  布罗茨基本人被作为“寄生虫”判刑5年。当他在法庭上称自己是“诗人和翻译家”时,竟惹得审讯者哄堂大笑。

  象爱伦堡这样的“最低纲领派”人物,几乎一生都在重新习惯帝国反复无常的出版气候,生存自卫的本能和按内心写作的冲动构成他的作品的基调,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追问: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名为《人、岁月、生活》(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刊裁)的多卷集回忆录中,他深感俄国诗人的处境危难:“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中兀然不动的人。”他对他死后才能看到他的书的未来读者们央求道:“我请你,别思索到底。打断这声音,让记忆瓦解,让苦恼崩裂,让人们娱乐。生活要象酗酒一样,一口喝光便沉睡不醒……,我求你发发善心,别刨根问底,也别再提和理会我们生活发生的一切。”

  在俄国,“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间,成为“生”与“死”的选择。当王家新喊出“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时,这是别具勇气的认同意识。但中国诗人和读者是否应该一起心口苦涩?

  谁也不敢说,仅仅由于上一世纪的诗歌前驱们的遗产,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就能躲过灭顶之灾。而俄罗斯诗人的启示性在于,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他们最终超越了这一悲剧的极限;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试卷上签了名,“刻痕”很深;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升华和圣化了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把罪恶和苦难领到全人类良心的审判席上,有力地缩短了俄国和人类的刑期。在对悲剧命运的态度上,我们远未达到俄国诗人那样清醒、自觉和坚定的高度。

  正是把生活与写作上升到生存与死亡残废这一人类基本问题的立场,使俄国诗人从整体上远在中国诗人之上。对于俄罗斯诗人,唯一阻止他们写作的,只是他们有愧于上一世纪的先驱诗人,只是他们的生命尚未抵达黑暗的尽头,只是他们的语言尚未建立能够覆盖遍布帝国的古拉格群岛,尚未穷尽人类命运在俄国的独特道路的艺术形式,也只是他们个人的精神尚未突破恐惧和内心危机而震憾世界。

  面对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悲剧命运,俄罗斯诗人坚持住三种主要的伦理和美学原则,以最终实现对命运的控制和矫正:对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感和激情,对祖国和时代的忠诚和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

  帕斯捷尔纳克衷心推崇茨维塔耶娃,认为她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在虚伪做作的年代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道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声音”,这位女诗人“具有男子的魂魄”,能忍受最彻底的寂寞,“她与日常生活的搏斗,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奋力追求并最终达到了完美的纯净”。

  俄国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用了最美好的不适宜于文学史的字眼盛赞茨维塔耶娃。他描写了女诗人优美绝伦的高贵仪表和气质,她的悲惨遭遇、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和诗歌技巧、她对普希金的钟爱和与帕斯捷尔纳克柏拉图式的恋情,而她身上最令人震慑的,却是心灵深处的激情,“她从来没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态度,而总是似痴似狂热爱或憎恶某件艺术作品或某个人。她特别喜欢的格言之一是:‘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似乎要体现和表达运动着的永不宁静的自然力,一股冲破人世牢笼永远向上的浪潮。她常常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强烈非凡的诗意,“她意识到,自己过分的热情和憎恨使她必然走向生命的极限,”在这个锱铢必较的世界上,“我对我过分的感情激动该怎么办呢?”她很早就看到自己诗歌中那高贵死亡的形态:

    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正是这种激情,把茨维塔耶娃推向生活的绝境和写作的巅峰。布罗茨基指出,在“唯有通过文学才能了解自己”的俄国,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采取扼杀、打击或是不闻不问不承认的态度,这简直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犯罪!”(1928年,女诗人曾在巴黎出版了诗集《离别俄罗斯后》,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一部作品,而俄国侨民文学界对此却只字未提,在苏联,她的作品被禁止发表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向世界为女诗人大声辩护:

  她不是怪戾的诗人──20世纪的俄国诗歌里听不见比她更富激情的声音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严格限定了写作范围,“我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到这里为止。我不是把它拦腰截断,而是有意不将它写完。我把句点正好写在我当初想写的地方。……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他感到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他相信,对他来说,“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帕斯捷尔纳克表面的沉默只是因为“写下去过于艰难”。要写的是一个过去时代诗人未曾预言和想象过的、对人的坚韧、尊严、勤劳有着严峻考验的世界,只是因为:

  写它,应当使心停止跳动,让毛骨悚然。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索然无味──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下作,厚颜无耻。

  我们离理想还差得很远。

  而这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找到了“小说”这一形式。“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他正临近完成《日瓦戈医生》。他在逝世前一年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 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来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借哈姆莱特之口,道出俄国诗人作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的艰难的幸运: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象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此处缺页)

  茨维塔耶娃“最终脱离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她和时代失之交臂,而这并不是她自己“深思熟虑的追求,而是迫不得已,由外界的因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垒比彼得堡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驶诗歌并遵循共产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的礼物必须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一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1961年,诗人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死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从俄国历史中去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括他在1937年致信帝国元勋丧妻慰问其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为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和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

  到了索尔仁尼琴身上,按内心生活、写作,达到了新的明晰和广阔。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毫无个人目的,把文学看成俄罗斯和人类的共同事业。《古拉格群岛》就是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对生者应负的责任”,“对死者应尽的义务”,在若干岁月里成为他的写作动力。他在这部旷世奇书最终完稿时写道:“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多次想过:不会让我写完的。”

  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阿赫玛托娃和札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

  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恶?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索尔仁尼琴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基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在刀口的锋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盖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早在五十年代,苏联老暴君刚刚去世,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冻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作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的文学。

  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敏慧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使俄罗斯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即以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这样,我们来到了俄罗斯启示的殿堂。

  笔者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亚细亚式的冗长而沉重的对话。“亚细亚”在这里完全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那个“俄罗斯的永恒矛盾”所覆盖的精神空间。而在王家新诗本身,发动对话的一极仍具备完整的亚细亚地域形态。第一,诗人在冬日北京公共汽车上读帕斯捷尔纳克,并推演出一首诗所必需的空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仅存的亚细亚风俗;第二,只有在亚细亚的中心,诗人的“自我”才能与“一次次劫难”、与只能“在心中呼喊”的那“一切”共同构成一首诗,这是在俄罗斯诗歌圣地的审视中,一位诗歌朝圣者内心信念的独白。

  帝国首都在诗人视野中从来不是普通的风景。荷马赞颂过雅典,但丁诅咒过罗马,瓦格纳表达过柏林,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曾企图诋毁“不朽的伦敦”,波特莱尔和庞德都分别影射过所属帝国首都的麻木和幼稚。只有俄罗斯诗人,对其帝国首都的变迁迷惘不已。

  在十九世纪俄国人眼里,彼得堡那些宏伟的建筑,总令他们看到雅典、罗马、柏林和巴黎的影子,帝国京都彼得堡是俄罗斯通向西方世界的“加列纳亚拱门”,“俄国版希腊文化崇拜的纵隔腔”,是俄国精神现代化的年轻的心脏,而莫斯科则代表着东方君士坦丁堡和鞑靼金帐帝国遥远而屈辱的往昔。帝国首都的西迁标明了整个俄国精神的流向──于是彼得堡成为俄罗斯诗歌而且是诗体学的摇篮,孕育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曼杰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一座殚精竭虑发明的城市”。布罗茨基称曼杰施塔姆的诗是“彼得堡式”的诗。曼杰施塔姆在本世纪中看到“几股精神流派在彼得堡合为一股”,他在旧俄国的京城已看出罗马古都解体的远影:

    我们会在彼得堡重逢,

    我们似乎已经把太阳埋葬在那里。

  二十世纪的俄国诗人再也发不出普希金“我爱你,彼得的作品!”那种少年般的赞辞。由于二十世纪以来对西方文化的猜疑、恐惧和狂热被引向一条特别激烈、残酷的道路,帝国中心已重新返回彼得大帝之前的东方的莫斯科,这迅速筑垒起来的权力大厦注定要使彼得堡燃烧了几百年的精神光辉黯淡一个世纪!阿赫玛托娃借“纪念……围困期间死于列宁格勒的我的朋友和同胞”,在一个“隐蔽的合唱队”中从深处,从内部目送了俄罗斯命运的重要篇章:

    俄罗斯被死亡的恐惧

    夺去了理智,心怀复仇的日期,

    垂下了枯干的双眼,

    极度地伤心,在我的前面,

    从变成了灰烬的地方

    走向了东方。

  在亚细亚的中心,北京弥合了莫斯科(权力中心)与彼得堡(精神中心)的差异,它是当代中国所有欲望和可能性的独一无二的主顾。中国另一个大城市上海,代表南方抒情风格和趋近西方文化的一度是中国现代化的某种标本的大都市,已沦落为一座创造利润的大工场,文化界至多能拿出精致无力的《围城》,象鲁迅那种照亮甚至点燃一个时代的作品已不复存在。只有垂老的巴金在漫长的挣扎中呼唤帝国给予最起码的“真实”。中国当代文化重心随着权力结构的改换,再现出俄国在本世纪的全局性退潮──从海岸退回大陆,从年轻的开放的南方,退回呆板、保守的北部古都。

  这使得居住在北京的诗人具有某种诗人──帝国概念,虽然还不成形,作为一种诗体。北京诗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风格。

  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概念的日益内在化──诗人从内心指出了帝国首都的宿命:当它不仅吞噬了南方和西部寥阔的空间,而且在精神上阻断了它们的出口时,北京自身就必然重现俄罗斯帝国在本世纪发生的启示录般的史诗演变,即那古老罗马的主题、庞大帝国的原型困境:幅员辽阔、头重脚轻的强大帝国,其精神、锐气、理想和活力都不可挽回要被自身的一成不变的时空轧碎,诗人会成为这一切的证人,正如彼得堡在俄国诗人心目中,成为“如眼泪般熟悉的审判”。

  北京是明清以来历代王朝的权力范本,其纬度介于雅典与罗马、华盛顿和纽约之间,但真正集中地展示其现代精神结构的,却是从莫斯科移植过来的斯大林式俄国伪古典主义的作品,其中奢侈不当的空间、庭柱、石阶和窗户令人联想起罗马帝国通过苏俄帝国表露的恢宏而虚浮的历史观。它们只是炫耀两个词:帝国、权力。它无时不刻不在宣扬一种绝对的自恋狂,在权力结构和精神结构上它都不允许有任何对称或辩证存在的可能。这是一种危险的独白,在历史上,它已以两个日子(“四·五”、“六·四”)发出警告。

  王家新指出了另一个北京的存在。“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这是与帝国大厦、深宅高院、四隅埋伏的现代卫队潜存对称的空间。诗人在一场弥天大雪中丧失了对帝国京城的意趣,只凸存了“使生命骤然疼痛”的“一次次劫难”。“北京”一词,在这里只为一种“心中呼喊”而有意义。“轰响泥泞”,是诗人眼中帝国的旋律和形态,这与帝国发言人和社论撰稿人宣称的“稳定、繁荣”不仅是对时局不同的感受,而且是更为基本的分野。

  帝国既然执意要垄断、控制、掠夺和改造一切现时存在,并动用了武装力量禁止任何言说,诗人就只好率先、彻底地回到内心。但这绝不再是帝国元首所喜欢的那种远离世界的渺小的“个我”的归返,不再是动物式的精神沉默,而是一场在帝国及其中心,在它最想抵达而又最难进入的疆域──人的心灵的“革命”。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要面对和抗衡的,首先是内心的阴暗、怯懦、自私和一切生物本能,帝国的同盟军、密探和卫道士就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和最后的斗争,就在这里,只有在内心,我们才是整体,帝国才是碎片。一场帝国倾听不到、无由打探、无力控制的“内心革命”,已被表达:

  苦难中,我们总是不能得到安睡。这仿佛是钟表嗒嗒行走的声音,不,是冰块在开裂、流动。你抑制着,唯恐又是幻觉,但在寂静里它发出的声音却── 那样奇异!你甚至可以触到它那闪耀的光芒了。整个冬天倾听着。你感到这声音就要消失时,它又从另一个方向流来。现在,它再次响起。它在加速。它似乎执意地要把你彻底弄醒。这还是冬眠的日子啊,你想,却有什么不让我们安睡。你这样想时,一瞬,化雪的日子来了……

  以中国之大、之复杂、之激荡不宁,要使中国成为人类文明正面的、健康的、积极的继承和光大者,中国人必须有一个精神、道德和灵魂重建更新的革命,舍此,我们就挣不到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成就和复活,并很可能永远丧失言说一切的资格,因为精神的沦丧而永远被拒斥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

  真正的危机和希望永远来自人生的内在审定。诗人──正是诗人、尤其是当代中国诗人──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接受“检验”,接受悲剧、恐怖、寂寥、贫穷的“检验”,接受谎证、虚无、焦灼、颓唐和末世精神的“检验”,用那“不安、高亢、纯净的声音──也许还是一个颤抖的声音,宛若劲风中燃点着而且绝对不可能扑灭的火炬”的声音来发言,用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引用其亡夫的话,就是“不是强制,不是宿命论的诅咒,而是不同时代间的连接环节,如果从先辈手中接过的火炬尚未被扑灭的话”。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诗人象俄国诗人一样,把自己交出来,放到约伯的天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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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朝圣者,他只能在“劫难”和“疼痛”中去呼喊:这就是你!

  这是一种新的精神离析过程。给灵魂一个真正独立的时间,超越帝国权力的空间结构,在内心颠覆帝国的精神形式。(政治人士王军涛今年二月在给其律师的信中,痛感一代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可悲,“我并不为制度或暂时的缺陷过于担心……,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沦丧……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调──一种高贵纯正的心灵……据我所知,在一场象89年那样的轩然大波之后,竟然只有那样少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良心的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考虑到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判断,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误解岐视这类辩护,这就更让我汗颜惭愧了──为我的同胞渐愧,这也不大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仅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辈。我并不很重视政见分岐,政见总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我最看重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多少有系于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主宰文化的知识分子更有出息!)

  1876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 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㈠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㈡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俄罗斯伟大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诃夫痛诛过的俄国人血液中的“奴性”以及“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足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禽兽,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在苦难和劫数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的无谓的 “个人化”,仍然是一种本质的需要。

    而我们,又以什么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根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正、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道: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索尔仁尼琴认为,他是“对的。”因为那位十九世纪的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索尔仁尼琴在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毫不犹豫地写道:

  祝福你,监狱!

  可以设想,那场不寻常的大雪直接降落到诗人内心:他以亚细亚帝国首都诗人独有的情怀撞上了亚细亚式的悖论:你在生命时空中与你的同胞同在,你竭力去分担和减缓或升华他们的不幸,却在精神一美学领域不惜穿越风雪去呼喊异族的“高贵”而陌生的名字。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有益有、明亮而悲壮的悖反,一种真实纯正的孤傲从内心涌出的企望融合生命潮流的诗人的痛苦,一种超出语言和形式的期待:

  实际上,有时全部时代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必要的人,一个肩头着火,身怀绝技,在沉默中向我们逼近的人。

  它的来、出现。他的脚步在我们这里回响时,在哪一个城市、哪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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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是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

  按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1888)中所说,俄国诗人的气质是“伟大的、愁郁的、富于极端性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整个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之中。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如美国俄罗斯历史学家亨利·赫坦巴哈所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给人深刻印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种远达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二,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点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主要本质因素。

  历史的发展也极为巧合地助长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自从1453年拜占廷垮台以后,势力极大的教会僧侣集团就开始“传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这一概念;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夫声称,上帝的历史明显地指向莫斯科,俄罗斯将要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外交官、僧侣和一般民众,至此开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时,沙皇在把自己与罗马凯撒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前,早已同金帐汗的遣产联系起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指出,“如果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廷皇帝神圣的继承人向西方推进的话,那么他向东方推进,就是作为那个伟大的蒙古人的欧亚帝国的汗的继承人”。于是,帝国诗人费多尔·邱切夫赞颂道:

    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

    于古代索非亚的殿堂!

    啊,俄罗斯的沙皇

    跪倒在圣坛的面前吧,

    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

  在欧洲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和近代民主政治被普遍接受以来,在俄国却发展出另一种独特的世纪主义和未来图式,即俄罗斯的特殊命运和使命。亚历山大· 赫尔岑,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最渊博的思想家和西欧通,认为“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这种受伤害的民族自尊心也来自俄国社会内部受西方文明影响、认为俄国的得救在于接受西方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1826年到 1850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但是,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救世主义迅速占了上风并激化成亲斯拉夫主义。这种亲斯拉夫主义一开始就面对着在历史进程中难于把基督教救世论和俄罗斯帝国命运截然分开的矛盾。亲斯拉夫主义从俄国东正教传统出发,认为俄国精神的谦逊和公共性、强调集体、社会高居个人之上以及兄弟和睦友爱,比起折磨西方世界的利己心和物质主义更能在精神和灵魂上革新俄国和世界,更符合基督教关于真理、慈爱和精神自由的圣训。

  康士坦丁·阿克萨科夫甚至把俄国公社(村社)看成上帝之城的雏型,“一个公社是那些已经放弃利己心和个性的人们的联合,这些人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愿;这是一种挚爱的行为,即基督教用它的其它多种言行多少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行为。因此,一个公社象征了一个正义的教堂合唱队,正象在歌唱队里一样,个人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按照共同的音调让人们听到所有人的和声;所以个人在公社中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放弃他的唯我独尊的态度,赞成共同的心愿── 于是有理性的人们(自觉)的和睦共同存在的高尚现象应运而生,一种兄弟关系即一个公社出现了──这是人类精神的巨大成功。”

  车辆拉特格斯大学“东欧和苏联地区研究计划”指导塔雷斯·亨札克在《泛斯拉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一文中写道:“这些浪漫主义的思考把俄国的整体看成是渗透俄国各阶层生活的固有准则的产物,有助于预示俄国救世主思想的出现。这种救世主思想为黑格尔关于文明史发展的协调性观念所补充,即在不同时期,某个民族在文明发展方面被赋予了揭示绝对精神的使命。亲斯拉夫派认为拯救世界是俄国的命运。这种宇宙神教对无论何种救世主的抱负均可适用,它却由于亲斯拉夫派要把俄国和东正教教会、它的组织以及复兴人类的理想等同起来而被制造得适合需要。”

  自从普希金在1831年写了《给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后,俄国诗人就深深地卷入俄国命运的旋涡之中,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亲斯拉夫主义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欲不过是俄国的习欲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出:“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只在于此,如果它不相信只有它才能而且已经被选定靠它自己的真理使每个人上进并得救的话,那么它就立即成为人种志的材料,而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然而,对帝国缔造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非神圣化的。俄国诗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开始,俄国诗人与帝国在精神上的离异就开始了,准确地说,俄罗斯诗人与帝国的决裂始于1839年。别林斯基在《鲍罗廷诺纪念日》中遵循俄国历史命运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表达并彻底穷尽了俄罗斯人民的意识,在同沙皇的关系上,”“祖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虽然半年后,别林斯基“撤回”了那篇文章,并对自己写下把“这一贫乏的历史瞬间当成一种绝对权利”深感失悔,还是导致了赫尔岑和他的断交。1855年,当果戈里在法国撰文称颂帝国时,别林斯基发表了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斥责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指出了那个时代俄国作家的使命:

  这不是有关我或您的人格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是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问题。……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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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苦难都可以归因于作为俄国诗人共同遵奉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邪恶、专制的帝国权力的矛盾。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也就是托尔斯泰圣地“绿枝”的秘密: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处,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中与魔鬼真正对峙的索妮亚、帕斯捷尔纳克的拉丽萨、格罗斯曼的叶尼娅所标识的俄国斯灵魂的核心──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它所坚守的是理性、规律、权力和“轰响泥泞”的一切妄图粉碎的僭越的爱、善良和对启示的祈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罗斯精神对世界的意义时坚信,俄罗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彻底地摒弃了一切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发展出更为深刻而独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难的智慧,“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它的东方之光,它将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了基督的人类。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罗马教会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

  尽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尽管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诗人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那个时代的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对这个充满谎言、不幸和死难的世界,他的梅思金公爵、德米特里、伊凡和索妮亚作了回答: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有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的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要受人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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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1852年,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迪茨尔预言道:“半腐化的俄罗斯人民将以共产主义告终,对欧洲来说,一个革命的俄罗斯帝国将比沙皇帝国更加危险。因为俄国传统救世主义一旦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会爆发成为幻想的世界革命的信号。”萨尔奇斯扬兹在《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写道:“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象处于‘前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古老的莫斯科国一样,看到它本身被包围在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体系的世界之中──而俄国在1917年11月以后不久,即当它的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体系了。由于大多数西方化的优秀分子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淘汰,苏维埃制度多半是由俄国比较非西方化的阶层加以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胜利,即俄国最西欧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是终于使俄国摒弃西方化。”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与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欲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首先是整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毁他的“大自然母亲”,他的诗人本性“没法使自己念上哪怕五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不是人‘新人’,我一只脚踏在过去……”

  1921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科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新帝国创始人答道:“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马雅科夫斯基生命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他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他。”帕斯捷尔纳克以过来诗人的心情写道,马雅科夫斯基“开枪自杀”,是“由于他遣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法捷耶夫,这位一度主宰全俄作家的“作协书记”,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者G·霍斯金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鄙的人物,也扮演过一个暖昧可疑的角色,使得他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为难的自杀的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整整一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年幼时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坚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与帝国权力结为一体,协从二十世纪俄国独特罪恶的俄国诗人,同时也彻底丧失了自身的自由本性,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在1937年到 1939年的政治清洗中,“苏联作家协会”以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斯塔夫斯基、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斯威尔斯基等帝国文人公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把他们白净的手指伸进替罪羊的血泊。阿·雷马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中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在俄罗斯,作家永远被看作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马克·斯洛宁指出,阿·托尔斯泰备受帝国青睐,“他甚至还留用过去的仆人,他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的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院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尽管如此,“每当他试图进行说教而越出一名小说家的职责时(例如他曾试图依据党的路线替凶残的暴君涂脂抹粉而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伊凡雷帝》,1943年),他就遭到失败,写出了矫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

  至于苏俄帝国最成功最受宠的诗人肖洛霍夫,当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以及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其他被镇压的受害诗人采取敌视态度时,苏俄知识界对他则采取了沉默的鄙夷态度。1966年,肖洛霍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这种公然站在帝国对诗人的暴力政策一边的行径,“大大损害了肖洛霍夫在国内外的声誉”。女作家邱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查官的角色。”文学界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这一点也提出了问题,1943年,这位苏俄帝国文学泰斗的档案与几年前高尔基和几年后法捷耶夫的档案一样被销毁。

  与自杀者、丧失本性者、误入岐途者者和卖身投靠者不同的,是另一类俄国诗人,二十世纪俄罗斯启示的主要体现者。他们面对的困境带有更为全局和根本性质: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在二十世纪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可不可能重新坚持和推进这一精神。

  无论人们对于1917年以来的俄国历史作如何评价,下述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俄国十几个世纪蓄积起来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弥赛亚精神,尤其是其中俄罗斯的特殊使命、平等观念和人类理想,确实在文化内层结构和民族伦理基础和传统心理系统方面为新帝国所声称的作为帝国学说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性的基础。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俄国的特殊劫难,(美国著名苏联问题权威斯蒂芬·科恩在《苏联问题重探》一书中写道:“关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数,至今还没有人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从事这方面调查的人们认为,2000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可以归咎于斯大林领导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数百万人员伤亡,也不包括关押在斯大林集中营里达20年之久、奄奄待毙的数百万人”,索尔仁尼琴在致帝国最高权力集团的公开信中写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丧失了6600万人!!!这个数字是原列宁格勒教授、统计学家N·A·库尔干诺夫计算出来的。”

  应当客观地说,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变化不定的问题,俄国诗人对七十年新帝国的反思也从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关于俄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的关系和在这片欧亚大陆上生息的各个民族的依存形式的讨论。由于苏俄帝国的疆域和实力,和它那正在激变的社会必将深刻地、甚至永远地改变人类命运。与西方诗人不同的是,俄罗斯诗人在俄国命运的演变中一直是潜在和公开的强大声音,这一声音和整个苏俄社会交织在一起,分担和影响着俄国与世界的命运。

  苏俄诗人对二十世纪难题的消解,首先是继承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直接与帝国抗衡。

  1881年和1901年,托尔斯泰两度致信沙皇,公开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

  索尔仁尼琴在一个世纪后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警告新帝国统治者们:“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曹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责任就更大了”。(萨哈罗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论断是过时和有害的。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

  萨哈罗夫则在更早一年致信新帝国,就人权、信仰自由、政治迫害、民族纠纷、国际裁军和外交等问题阐述了与帝国统治者们大不一样的观点,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未来提出的希望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感到,在剧变和悲惨的动乱之中,维护人格的唯一真正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

  即使在俄国最无畏、最彻底的作家和诗人与帝国坚定对峙时,他们也表现出传统弥赛亚精神所包含的对人的宽容和基本的尊重态度。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越是对近邻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的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地哪里,就关心哪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

  我与这封信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你们也格外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命运;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和自己辽阅的故土,你们不是不属于任何民族的人。

  俄国诗人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渴求的弥赛亚主义走向岐途的可能性中,从二十世纪反复的、漫长的和巨量的苦难中已经深知,一切苦难有更深的源头。

  俄国二十世纪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欧洲,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崇高”、“伟大”、“英明”的概念及其后果,已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了。这种预感的恐怖刻毒性,甚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深受其启示的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对人本身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世纪罪恶和苦难的规模和性质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孤立的、充满内心冲突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为之苦心辩护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到了二十世纪已经繁衍发育成一种“新人”,一代“精英”,和使如萨特、艾吕雅、聂鲁达、庞特等西方诗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精神”!

  苏联帝国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对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就在于“从西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期望寄托在俄国的传统的弥赛亚精神上:

  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我自己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

  索尔仁仁尼琴把俄国的重建寄托在他所称的正在俄国展开的“关键性过程”:

  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20年的历史了,在别的共产党国家里它的历史可能短些,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云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人间的耻辱了。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帜干下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还能否把希望放在“善”上面,人类本性中的为历代哲人和老百姓称颂的“善”如何才能与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恶”相协调,尤其是对二十世纪集中在俄国和德国出现的完全可能毁灭欧洲和人类本身的国家化的恶,从古希腊和基督教以来的欧洲文明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确实既是二十世纪独特的难题,也是被二十世纪继承的全部欧洲文明的难题,也是二十一世纪亟需解决──否则仍然面临人类集体毁灭之虞──的难题。

  英国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从纳粹德国的教训中提出了与格罗斯曼同样的问题:

  历史进程中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反对暴力的斗争起初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失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彻底失败了,但我必须承认,它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我们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这时希特勒主义的精神无疑嬴得了对我们的最大胜利。

  俄国诗人完全有理由因为斯大林在道德上对俄国人民造成的损害,降低或取缔自己的弥赛亚主义,或者如萨特一类西方(尤其是当代法国)诗人那样,不分善恶是非,对人类采取一种旁观诅咒的姿态。正是这世纪性和全球性的、紧接在暴政和帝国的崩溃和末世的、由一批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虚无主义学说的洪水面前,俄罗斯诗人以一代一代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一切拯救精神一样,内含着乌托邦盲信的力量。一旦历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将来自西方的另一种激进、理性、独断的救世主义传入俄罗斯,它的弥赛亚热情一旦转向,就会产生毁灭性的悲剧。在拉甫洛夫、特卡乔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亚·伊 ·乌里扬诺夫和约·维·朱加施维里把各种对立的西方观念引入俄国后,俄罗斯弥赛亚精神被不同的历史力量驱赶,其肆虐暴烈是何等空前!

  俄罗斯诗人对这一切都作出了承担和回应。

  在“除了灰烬还是灰烬”的新纪元,俄国诗人的成就与他们的精神自治和悲剧命运成比例发展。帕斯捷尔纳克的终生挚友,直接被帝国文艺总监日丹诺夫“点命”的阿赫玛托娃这位俄国“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诗歌把苦难内在化的杰出代表。

  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布罗茨基写到: “她创作《死者的花环》这一组诗,就是让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诗歌。她不是企图使他们‘不朽’,他们多数人已经是俄国文学的骄傲,已为自己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英名。她在努力应付一种空虚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变得空虚,”女诗人恪守着自己时代的诗歌信条:同死者交谈是防止话语沦为嚎叫的唯一途径。

  诗人头上只有“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具有“远射程的心”,屈辱而死的天才密如“阴沉的有麻瘢的碎石屑”。纯正的俄国诗人自然向苦难的最大和最后应承者──俄国伟大的拯救精神皈依。

  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

  女诗人执行了她的诺言。这就是二十世纪俄国催人泪下的伟大诗作《挽歌》最后问世的由来:

    冥辰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地挣扎;

    血迹斑斑的铁蹄下,他们要踩死她,

    行列中停着囚车。

  当阿赫玛托娃转向狱中的儿子时,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对帝国虚假永恒的蔑视以及对善的最终胜利的信仰汇合成二十世纪苦难俄国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圣母颂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为全苏联和全世界噙着眼泪传诵”:

    我恳求了整整十七个月,

    我的哭声把你召唤回家,

    我跪倒在刽子手面前为你求情,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我的亲骨肉!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替代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  ……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在弥赛亚精神沦丧的空前危局中,诗人最先到场,以一首共同的诗把拯救精神凝结和升华为一个誓约,一项许诺,一个承担和一个秘密,借以和遥远的未来相遇。

  在卡卢马集中营,很可能是出于死所必至的预感,曼杰施塔姆以天鹅将死的声音发出绝唱: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

    世纪象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是不狼!

    ……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布罗茨基明确地指出,《安魂曲》中众多的声音流露出来的同情,只能用诗人东正教的信仰来解释;其中的理解以及赋予作者辛酸的、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曲调的宽容,则只能用诗人独特的心灵,自我以及自我对时间的感受来解释。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支笔”,更重要的是,这使诗人能为全民族说话,并启示给它一时尚难理解的东西。诗人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纽带,是人类在苦难和困境中如何辩识和寻找希望的候鸟,是见证、回音、安慰和预告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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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于1913年脱离马克思主义返回俄国东正教怀抱。他宣称:

  在俄国东正教中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中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

  别尔嘉耶夫坚信:“二十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之格外强烈,是因为救世精神贬值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淹没了一切性灵之光”。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亲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已建立了奠基于俄国东正教传统的信仰哲学,并与德国理性哲学和唯心论相对抗。赫尔岑把这种信仰主义与法国启蒙哲学对比后认定,亲斯拉夫派的信仰主义不仅深植于俄罗斯民族历史中,而且对缓解西方理性至上所带来的普遍精神危机有着 “将来意义”。戈戈茨基和尤尔克维奇把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精神”部分结合进斯拉夫主义的信仰哲学,认为“内在的经验,即信仰,才能解决生命的最高目的。人类认识除了低级的、运用理性和经验逻辑规则获得真理一途外,还有高级的、唯有借助信仰和内在精神才能获创造性与掌握世界的强大力量的道路。在托尔斯泰处于精神危机的同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斯拉夫哲学传统基础上,广泛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派和教父学哲学,推进了俄国东正教神学。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原始含义是对上帝人──基督──的信仰。一切生命都期待着复活和复兴,即物质的充量精神化和精神的充量化,他贴近的十九世纪哲学是介导象征为世界本源的弗洛连斯基。宇宙及其象征便是全部实存之物,世界只是二而一的现象──本体的无限结合,它的中介和所有形式便是象征。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确实是沿着一条与西方理性(非理性)哲学全然不同的路向,并在牵涉俄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对人与上帝,精神、灵魂与尘世使命,通过象征、形象、直觉、内在道德把基督教的信、望、爱与希腊、罗马真、善、美一体融为自己的弥赛亚主义。

  无疑,无论这种粗劣勾勒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文化源头如何带有一种民族优越感和乌托邦精神,却能为苦难中的俄国诗人提供一种深厚的历史和精神基础。(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自十八世纪以来通过俄国西化派的努力,当然也是俄国诗人抵御和抗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旧、新帝国的另一基础。此属另一个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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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看重精神独立的诗人,王家新感到自己需要、也只能在心中“呼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这使人强烈地感到中国当代诗人与这个民族已睽隔多年,同时也感到诗人对民族生命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回归。据讯,1990年在奥斯陆大学、斯德歌尔摩大学召开的“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文艺批评家李陀认为,根本触动帝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在语言上是以‘边缘话语’向‘中心话语’挑战”的朦胧诗──寻根小说──实验小说,“他们在语言上建立了与古代汉语的联系,中国人反而觉得看不懂,他们把创作看作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过程。他们对残忍进行了不动声色的冷酷的叙述,甚至运用汉语的可视性特点把死亡描述到令人毛骨悚然”,至于那些“已养成一种对崇高感和道德感的期待的中国的早期读者”,李陀的诗人们是无法让他们满意的。

  笔者不与这位批评家心目中的中国先锋、实验文学的成就争辩:“对探索的热烈反响大大超过了‘五·四’时期,使现代汉语又达到了古代汉语时期那种丰富多彩的面貌”,“对语言运用的探索导致了观念上的变化,从而动摇了几十年来共产党对文坛的一统天下,而文坛上的新局面又必然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域”。

  布罗茨基的一段话似乎是专为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帝国内的语言和形式偶像崇拜者准备的:

  比起自诩为俄国象征主义的一群既不朦胧更不自在的玄学派诗人来,曼杰施塔姆用一模一样不起眼的工具,却能将读者载向更遥远的地方。象征主义的诗作……这股澎湃的潮流因为无须丰实的根基,于是吸引了学校毕业生、军校士官生和小职员,到上一世纪末,这流派几乎被贬价到“文字垃圾”的田地,那情形与今天自由诗体在美国泛滥成灾颇为相似。物极必反,反拨象征主义的未来主义、结构主义、意象主义等等应运而生。不过,这只是主义反对主义,技巧抵抗技巧。唯有两位诗人,曼杰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从实质内容上别树一帜。他们的悲惨命运反过来证明了他们精神自治的程度。

  李陀在北欧发言说,在共产党的价值系统中,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人民”,“这个概念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已经受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如朦胧诗人们的挑战。”

  而我们知道,诗人既是天生的自由之子,也是天生的人民之子。尤其是俄罗斯诗人,他的重大使命就是“为全民族服务,使用民族的语言”。阿赫玛托娃的诗始终倾向于运用方言,她认为自己与其他推行文学或其它什么纲领的人物不同,她直接是人民的一分子:她完全能识别时代精神,识别痛苦和人民目光中的忧伤。俄罗斯诗人,历来鄙视“诗人”这个称号中包含的优越成分。倘若阿赫玛托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民之声,那是因为人民从来不用一种声音说话。

  茨维塔耶娃和许多同龄俄罗斯诗人都能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写作,但她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她珍爱的艺术对象是爱情、艺术、悼挽、大自然和生命奥秘,但都是“按俄罗斯人的方式处理”的。

  勃兰兑斯曾高度称赞俄国作家真正的贵族精神:他们都爱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觉得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对“人民”的观念发生了比十九世纪更为本质的深化。

  在写到古拉格群岛和俄国文学的关系时,索尔仁尼琴写道:“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其中 “最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的“第二领域”由于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人民──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由于怜悯下层。

  俄罗斯诗人在二十世纪与新帝国的抗衡中,无论在难度、规模和所付代价的高昂上,还是在其内心的焦虑和影响上,都超过了十九世纪。

  首先碰到的是,新帝国大规模的恐怖加上从下层通过阴谋方式上升到最高位置的期大林个人独裁本性,使受害者遍及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性黑暗。在骇人听闻的罪行、战争和苦难面前,纪念、缅怀、哀悼、祈祷,已成为俄国社会经久不息的全社会仪式,除了法西斯德国外,究竟谁是罪人,难道斯大林、雅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等真正的“一小摄”就能把整个俄国踩在脚下吗?这既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问题,(在俄国)又是一个异常严肃的历史和文化问题。但无论如何,揭露帝国及其元凶的罪行,是给每一位无辜死者以正义的安慰的无法省略的前提。

  苏俄诗人与新帝国的抗衡是力量悬殊而又势均力敌的历史性较量。就后者而言,诗人们拥有全俄境内(包括帝国权力内部的开明派)要求真理和正义最终获胜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在二十世纪常常被人过于忽略或低估。实际上,由于工业、科学技术、民主思潮、民族自决以及对极权统治的恐惧和厌倦,道德需求有更急迫的性质和广阔的形式,尤其对于俄国人民而言,处理和消解其他欧洲人民早已脱离的人为不幸,道德几乎是唯一的武器;可以从上一世纪和本世纪的殉道者们身上直接汲取。

  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对美国工人阶级说:

  象我这样住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两手空空,既无坦克,也无武器,既无组织,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 50年的经历。但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是能够站起来的,并且能够站得稳,我们就站得住脚了。有了刚毅的意志,我们就能够站住脚根了,坚强的意志是在我国艰苦的岁月里锻炼出来的。

  苏俄诗人在独裁者死去和试图死灰复燃的年代里,曾数次发起反抗,拒绝苏联社会的倒退潮流。当苏俄社会由于彻底抛弃独裁者和改头换面继承独裁者恐怖遗产的争论陷于空前的分裂时,阿赫玛托娃写道: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

    一种是坐过牢的人,

    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从古拉格群岛深处,传来诗人列夫·奥泽洛夫的声音:

    死者说话了。没有句号。

    也没有逗号。几乎没有言词。

    从集中营。从隔离室。

    从熊熊燃烧的房屋。

    死者说话了。教科书。

    书信。遗言。日记。

    以及那粗糙砖面上,

    笔迹歪斜的签名。

    生命,当一息尚存,

    用铁片在冰冻的茅屋里,

    用碎玻璃在墙上,

    用鲜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签名。

  六十年代初,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诗人“不顾检查制度、强大的对手、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过去及其遗产挑起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影响之深远,超过2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

  当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搬出后,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黑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去。

    棺材慢慢地飘起,擦起了哨兵的剌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斯蒂芬·科恩也曾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上”。科恩认为,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法规限制的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一定责任的想法所加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其它历史事例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后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后的德国。“但俄国人无须远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后30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一位历史学家私下写道:

  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个正直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于他手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人应尽的义务。

  当一批地位牢靠的帝国权贵、军界首脑、警方代表人物、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再次准备为前独裁者恢复名誉时,当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以及布洛茨基被作为新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审时,苏联知识界和诗人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

  以萨哈罗夫、卡波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瓦连岑、卡塔耶夫、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科尔内·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以玛娅·普里谢茨夫卡娅、奥列格·叶弗列莫夫、科林、涅缅斯基、英诺肯基、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家等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有力地击退了元帅和将军以及克格勃头目们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科恩认为,新斯大林主义……使这一运动增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莉迪娅·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彼得·亚基尔、列夫·科佩列夫等。

(此处缺页)

  1994年6月。

  索尔仁尼琴返回俄罗斯,在海参威参观了古拉格极地后说: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的状况。

  然而,在我们精神世界中领导我们的那颗星,仍是闪耀着光辉的真正的星,千万别让它消失。

  这是索氏对新俄罗斯的第一眼观察。

  “俄国只有从帝国主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原载博讯网站

作者小传

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作者照片摄于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