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四月 07, 2007

刘宾雁与共产党

作者:何家栋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在何家栋先生去世后,家人从他的书桌里翻找出来的一篇遗稿。这篇未完成的文章,原无题目和名字,估计是作者生前为《刘宾雁纪念集》而写的,时间大约应该是在作者今年第一次出院后,在家养病的六、七月间。老人于十月十六日辞世后,家人认为,此文应是他的「最后遗言」。本文回忆和刘宾雁数十年患难之交,并交代自己和共产党恩怨难断的心路历程。是一篇坦诚的内心独白。

我从未想过靠文字生活,没想过,我没出过甚么东西,随时写随时丢掉了,不想把它留下来。

我觉得宾雁是把这个当作一个事业来做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没有这个愿望,我写东西一是兴趣或者应景,编报的时候,补白。短评式的小杂文没多大意思。以前编杂志也是每期来一篇。收集十几万字也没甚么问题。

从两三年前,听说宾雁想回来,我们就做了一些活动,希望争取他能回来,像杜导正,冯兰瑞这些人,杜导正就说过,放在我身上,没问题。可是越等越没消息,等到最后就等到他走了。

我听到这个事,我就想,政府为甚么这么害怕他?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宾雁不一定想当英雄,但是他们一定要把他「打」成英雄。看了一些纪念文章,说宾雁有国难归,但是从他们对他的恐惧来看,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么凄凉的,如果我能让他们这么恐惧,我也挺高兴,我不觉得宾雁这样走是多难过的事情,如果我能让他们这样害怕,这就是我的想法。

与宾雁关系不深,命运相连

晚饭后,常常关上灯我就坐在这里想这些事情。让我写宾雁,我甚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故事,也没有细节,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深,可是我们的命运都连在一起了。过去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个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比我大,比我小;他是南边还是北边的人,他也不知道我,我们从来不谈这些事。是不是过去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太多,不想知道他的事,因为运动一来,一逼就要交待。运动来了不能交往,能交往的时候,就都忙,也是一个原因。

是不是不想了解对方呢?不是,有两次。一次是他当选作协副主席那一次文代会,他大概真是想和我说点甚么,他住在西苑宾馆,打电话给我,说咱们聊聊天吧,我就去了,可是一进门就排着队,这个还没走那个来了,我一直等到十一点多,没插嘴的机会,就算了,没谈成。还有一次是《开拓》创刊的时候,我们请一些作家去黄山旅游,开了一个会,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刊物,宾雁也去了,可是只要一谈话,他那些作协的老朋友们全都要来凑热闹,谈不下去。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其实最初我们的关系都是在城工部。可是好像没有多大缘份,没有机会凑到一块。后来看他的自传,我才知道,一九四三年四、五月,他进天津去耀华中学当教员。他进天津,正是我出天津。他教中学,我带十二三个中学生去冀东解放区。

去的时间非常不好。正好赶上整风,就把我们铐起来了,可疑份子,你们怎么跑到冀东来了?又不是没饭吃,这些人有的家里还非常富裕,又不是要分房分地,你们来干吗?铐起来,有些就吊起来了。那些孩子最小的十四岁。那时候手带背铐,都磨得露出了骨头,流着黄水,没办法就「坦白」了,说自己是「托派」「国民党」,就把我们驱逐出境赶回天津。坚持不坦白的就被杀了。国民党的监狱很残忍,但是当他没有证据的时候是不动刑的,共产党这一点上不如他们,可以屈打成招。我们被赶回来,大伙都憋着一肚子气,又跑到城工部去,城工部打电报到冀东去给我们平反。

解放后,我的历史复杂化,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历史上给你记了一笔帐,为甚么你被怀疑呢?其实都是自己写的自传,那时候有一点事都要交代,前三代后三代。以后再根据你交代的材料,整你。坦白从宽严惩不怠,抗拒到底回家过年。

平津解放后我到天津去接管。新大众报进北平,经济上特别困难,没有钱,又把我从天津调回来,调到报社搞管理,当工厂厂长。出版社就是这么办起来的,印书养活报纸;后来赚了钱,发展起来了。干不好没事,干好了就来事了。三反的时候,就把我拿下来了,一个作家在我们那里预支五百块钱稿费,我批的条子,但是后来发稿费的时候,财务上没扣,又给了一份,当时五百块钱是个大数,而那个作家又不认帐了,让我退赔。我到处借钱还。政治上又查我怎么混到革命队伍里的,党籍也开除了,历史不清楚,来历不明,在冀东还被抓过,以后一到运动就整,当死老虎整。在这一点上和宾雁背道而驰,他从十四级提到十三级时,正好是我降级,从十三降到十四级。

这时候我没事干,就开始写《把一切献给党》,一下印了几百万本,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一九五五年后,又有一次审干,这次比较负责,从我离家开始,所有的证人都找到了,把我的事情全都搞清楚了,恢复工作,成立文学编辑室让我当主任。告诉我,你可以重新入党了。我说,应该给我恢复党籍,可是他们不同意,恢复党籍不就表示党错了?我不同意,坚持要恢复党籍。

发了宾雁文章一同成为右派

就在这时候,宾雁写了《在桥梁工地上》,我就去组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九五六年。当时他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也不知道我写过甚么。谈的也很简单,两篇文章,还有《本报内部消息》,就说我们想出这本书,他说好吧,就答应了。

那次我们也谈了一些事,主要是谈了苏联文学。在这一点上,我和宾雁爱好一样,都是从俄罗斯文学到苏联文学启蒙的,读的书也差不多,一谈当然看法都差不多,俄国文学里那种批判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多余的人等等。

回来以后,领导上对他的文章也有些意见做了些修改,改的也不是太好,把工人罢工的事都改掉了,也是一个版本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版本,也还是出事了,一九五七年,就把这事弄出来了,说你也别恢复党籍了,干脆当右派去吧。

在出书的问题上,我的罪状落在文字上的就是和右派分子刘宾雁一拍即合。以后宾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后来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好的是我也没揭发他,他也没揭发我。

后来看到自传,我才知道宾雁下放劳动。我爱人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我没下去,因为正在编一本书《刘志丹》。我是责任编辑,帮着写一点,五八年改到五九年,稿子送给中央看,给习仲勋看,觉得不错,又要补充,六二年就印出了样本,又送审,结果被告了一状,说是给高岗翻案,弄成反党小说,就是毛主席说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样我一个问题没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了,连中三元,从解放前开始,每个运动都没逃过,开除党籍没解决,打成右派,右派问题没解决,又打成反党份子,和共产党有缘。这以后整天写交代,一直到六五年,问题解决不了,结论也做不了,这时候康生说了一句话,工人日报的组织不纯,写《刘志丹》的编辑就是右派,为甚么还留下?于是工人日报就不敢留我,就把我下放到山东,不敢留我了。那时候我爱人已经到了山东,去教书,把我也分到山东,挂在山东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哪里领工资,无所事事。孩子也都带下去了。

第二年,文革开始,就又把我揪回工人日报,天天斗,不过那时候因为有关这本书的都是大人物,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所以轮不上我了,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做不了结论。后来办五七干校的时候,工人日报就撤销了,又把我送到山东去。在文革中,我的两个男孩死了,一个是打死的,一个是自杀的,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一个说是狗崽子,打得死在郑州的医院里。一个是在内蒙的兵团里,当时我们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把这个小五送给他的姨,他姨是党员,姨父是大学校长。后来也是插队,兵团的领导贪污腐败,欺负女同学,他就老告状,就给他关禁闭,说他是双右派份子子女,孩子觉得没前途了,就自杀了。

文革后与宾雁的交往

平反以后回来,我就去看宾雁,就是在人民日报宿舍,他见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没破裂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好,那好。」对于我们,这就是最大的安慰,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多。家里没破裂,就已经是最大幸福了,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算不错了。可以聊以自慰。

宾雁也不知道,《把一切献给党》是我写的,他在自传里还批评了,认为这个口号是错的。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这个口号没有问题。可是党背叛了人民,背叛了自己的宗旨的时候,这句话当然就有问题。后来我对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我也有看法,对谁都不应该忠诚,只应该对人民忠诚。我们曾经想展开一次讨论,把一切献给党,到底对不对,但是不允许我们讨论。我们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的思想观点一直是交织在一起。

以后就准备办《开拓》,他跟我谈起《第二种忠诚》,我说给我们发。稿子来了,大家传阅,讨论发不发?我主张发。雷抒雁反对,说不能发,一发准出事。我说能出甚么事呢?把总编辑抓起来?大家说不会;开除出党?也觉得不太可能;罢官?我说没关系,无非就是不干了;我本来对当官也没多大兴趣。

发了以后,别的也没甚么问题。但是当时王兆国非常积极,他刚当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实他也不是分管宣传。但是他对《第二种忠诚》里关于中苏论战的部份,认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杂志收回来。我说五万份大部份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还有一点没发的,我们改一改,撕下一页换一下。他也同意了,就改了剩下的几百本。结果王兆国视察工作的路上,从广东一直到上海,连续买了几本《开拓》,都是没改的。于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说我们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我们社长也是老革命,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就跳起来了,说,王兆国算老几,他就能代表中央了?工作组的人,二话没说就走了。他们回去就打报告说我们对抗中央,这个报告,从习仲勋,胡启立等一个个都画了圈,又要派工作组要我们做检讨。当时全总的倪志福还不错,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挡驾,说别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经家破人亡了,算了吧。这才挡住。以后倪志福见我还说,我保了你三回。

这事之后,我们都不能再干了,就都退休了。本来我和社长还都能再干一届的,就一块儿退了。后来这事一出,高瑜写了报导给《镜报》,「刘宾雁退出文坛」,这事对宾雁的影响很大。

以后,就是反右二十年纪念活动的事。这事宾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和我四个人发起。又说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的发起信拿来你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有人说是费孝通,但是费发了声明,从未有人为这件事情找过他)。结果钱伟长告密,(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说刘宾雁和王若望是不一样的,他是希望共产党好的。)我相信钱伟长告密,我一直认为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先锋队,我觉得这事宾雁找错人了。方励之和许良英没有等到宾雁回来就把这封信发了,我就算躲过了这一劫。(刘宾雁遗孀朱洪女士解释,刘并没为此事找过或告诉钱伟长,钱是接到方励之、许良英的来信后向上面反映。)

对于反右,六四,邓小平罪责难逃,他的文集关于反右一字不提,但是历史肯定会留下这一笔。中苏论战,九评都是邓小平组织起草的,邓逃不了责任。

《第二种忠诚》文章发了以后,上海海运学院被揭露的那个人就纠缠不清,来北京告状,写了一份很长的信,说与事实不符,要我们更正道歉。我就说,那好,你把信留下来,我们登在刊物上,让刘宾雁来答复你。他就急了,说:你这是甚么态度?但是就是不敢留下信。他要我们承认与事实不符,向他表示歉意。我不同意。我只能接受来信照登,为甚么不能登?回复他确实有小辫子抓在我们手里,文化大革命批邓的时候,他确实说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件事在我们坚持下,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八八年宾雁出国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托我办几件事。

宾雁是革命理想主义者

我的感觉,宾雁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我们这一代确实是非常忠诚的。宾雁是抱着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以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揭露丑恶的东西,但这本身是非常矛盾的。

有人说宾雁是人道主义者,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对于追求人类的解放,我们都是不会动摇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革命本身,又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往前走的,中共本身犯了很多错误,即使它不发生异化的时候,它也有很多问题。这样作为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宾雁不会容忍这些东西,他必然要用批判的现实主义去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当然到后来,共产党更加腐败,发生异化的时候,很显然,宾雁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看,更觉得丑恶,理想和现实差别太大。不理解他的这些想法,就觉得他为甚么老是揭露我们的疮疤,老是揭露阴暗面,就觉得不能容忍。在这点上,他不被现实所理解。其实真正变化的是现实,而不是我们的理想错了,我们的理想没有错。所以我看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文章,我觉得很可笑,他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他们从来没走到一条道上,曹长青和宾雁连同路人都不是,他是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宾雁是很清楚的,他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

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和中国的老保守主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极左派,中国的极左派和美国的极右有甚么区别,思想方法都是一样的,和美国新保守主义都是一致的。

我对反共份子不喜欢,宾雁反对共产党的错误,是站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高度,来否定共产党的丑恶现实的,他是站在共产党的上边,而不是站在共产党的对面来否定它,我是这样的看法。我们这些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对腐败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

共产党不可救药的地方,它已经不能自己完善自己了,没有新的造血功能了。虽然都是批判,共产党其实不是一样的。

有人问我,何叔叔你为甚么还不退党?我说为甚么我要退党?我是要把他们开除出去,是应该刘宾雁把他们开除出去才对!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旗帜不能丢

为甚么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丢了以后,别人就多了一根棍子打你。自由的旗帜也不能丢,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我们不是他们。现在中国的任务是甚么,就是争夺美国的问题,和谁争夺美国?和台湾、日本、英国争夺,谁把美国争夺到自己这边,力量就要强大起来,中国为甚么不做呢?争夺美国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夺民主的旗帜。共产党为甚么不争夺民主的旗帜?老是举着独裁的旗帜,叫人家整天敲打你,就是要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现在不能放下来,如果你放下来,你就成了人家敲打的对象。共产党不这么做,就等着灭亡,你听不听是一回事,但是要说出来。宾雁揭露的目的不是惩戒一个贪官杀一个王守信,而是要说明你的问题在甚么地方,警告你们这样下去就是要死亡。所以这个旗帜一定要打,谁不打,谁就要灭亡,国民党当年不打这个旗帜,他就灭亡了,他到台湾后,又举起这个旗帜,他就兴旺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你说它是邪恶的也好,但是他的宗旨,老百姓的解放,老百姓的幸福,应该是没错的。

现在我不同意反共,共产党的一部份已经异化,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共产党,这是假共产党;真的共产党是刘宾雁他们。这要正过来。曹长青说宾雁一直没有放弃共产党,为甚么他要放弃?有甚么见不得人呢?宾雁的问题不是冤案,而是假共产党整了真共产党,要说的就是这些道理。我们并不认同中共今天的这种做法,甚么时候都不应该把民主的旗帜卷起来。现在国内的像我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共产党分裂的,没人赞同我的意见。要做党内反对派也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现实问题,房子、车子 ...... 有人写文章,老婆就不愿意了,说你别再写了,再写门口给你站上人,连我出门都不方便。万里原来还讲几句大话的时候,儿子回来就跟他说,爸,你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

我总觉得现在看来,共产党还是会分裂的,主要是年轻一代起来。共产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基本的看法比较一致。六四以后,我们(原来北京社科所的一批人)始终没散,还在写东西。新左派一直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国内保存的这股力量还是不错,力量越来越大。我自己这几年就替他们说话,遇到甚么需要有一个态度的时候,就通过我来写一些东西,成了发言人。宾雁那时候要是留在这里就好了。他们害怕他,也正说明了他的分量,他真正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真正能够倾听人民声音的。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民众,跑到对立面去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就连资产阶级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现在的资本主义还不知道变成甚么样呢。就是因为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资产阶级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教训,才有后来的福利国家。有些人把共产党的一些错误都归到马克思身上,不妥当。把坏蛋做的事都归到共产党身上,也不妥当,主要是他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现在解决的办法,也不是不叫共产党说话,而是大家都能说话才行。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代替共产党,这是它的彻底,也是它的愚蠢,一旦它失去控制,就是无政府状态,就会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现在就是不知道谁是敌人,每个人都是敌人,将来成为社会病的时候,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成为每个小区都要成立自卫团,保护自己。

《开放》杂志 2006年12月号

惜乎不中秦皇帝 附《五七一工程纪要》

作者:胡 平

林彪事件是文革期间最具爆炸性的事件,是文革最大之谜。林彪案件也是文革时代最具争议性的案件。

一、林彪事件震撼效果的深度分析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林彪事件造成的强烈震撼。许多人都说,是林彪事件促使他们开始了对文革的怀疑,对毛泽东的怀疑。

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是投敌叛国的反革命,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更不可思议的吗?事后中央发下一份文件,转载了一封据说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初写给江青的信,用来说明毛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当时接受林的吹捧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然而依照这种解释,无异于承认毛在玩弄权术,把全党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蒙在鼓里。这岂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总之,官方的说词充满破绽,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人们不能不意识到,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是那么英明,也是要犯错误的。于是,对毛的迷信开始消解,毛的神话开始破灭。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深入。为什么许多人要等到林彪事件才开始怀疑文革,怀疑毛呢?毛的一贯正确的神话难道只有林彪事件才能捅破吗?此前,毛犯过多少错误,造成多少严重的后果,让人们吃了多少苦头,为什么你不怀疑,为什么你还对毛那么迷信?

这就是意识形态或曰理论体系的作用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早就感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不满。我们发现自己的很多愿望和想法被压制,自己的许多利益被损害。不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是何等的冠冕堂皇,美妙动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丑恶和污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这些感觉经验却并不足以帮助我们萌生怀疑与反叛的思想。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想不通”,可是,我们不敢轻易地怀疑党怀疑领袖,我们总是怀疑自己。我们怀疑自己理论水平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因此对形势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总是力图用官方的理论去解释现实,解释经验,而不是根据现实,根据经验去批评理论。

这正是理论体系的妙用。一旦我们接受了某种理论体系,我们以后的观察和思考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推论。如果我们发现在推论和现实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常常不是依据经验去调整理论;相反,我们往往是依据理论去调整经验。只要体系是足够的包罗万象,前后一致,从而能够自圆其说(哪怕很勉强很生硬),我们进去之后就很不容易再走出来。

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套封闭系统,它自身规定了真理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因此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具有另一套评判是非的标准;更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色彩,因而,一般人即使是蒙受了巨大的个人损害也常常不能据此而理直气壮地表示反对。这样,当统治者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强行实施他那套哪怕是十分恶劣的政策时,人们会出于敬畏交加的心理而不敢萌生异议;然而,一旦这位统治者自己遇到了前后矛盾、穿帮露馅、自打嘴巴的情况,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时,人们无需乎依据别的标准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标准,也足以发现那套体系出了漏洞,不那么灵光——“原来你也不那么高明嘛”。

林彪事件爆发得太突然,当局措手不及,在当局还没来得及编造出一套说辞去自圆其说之前,这件事就已经传遍天下。这就使得人们对体系的信仰发生了莫大的动摇。林彪事件的性质太严重,这使得当局的事后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越描越黑。象一顶严密的帐篷被戳穿了一个大洞,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帐篷并不是天空。从体系的破绽处,人们找回了被隔离的现实世界。体系的信誉遭到打击,体系的魔力便随之消失或削弱,常识的力量、经验的力量便随之苏醒。于是,人们不再用理论去调整经验,而是开始用经验去调整理论,批评理论。

简而言之,深受理论体系之惑的人们往往是在体系内部发现矛盾发现破绽,因而对体系失去了信任,而后才可能走到体系外对体系本身进行批判的。林彪事件正是体系的一个无可掩饰的大破绽大漏洞,所以它起到了破除迷信的作用。

二、“惜乎不中秦皇帝”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觉醒的,不少人的觉醒要比这早得多。

记得在林彪事件传出后,我们那个朋友圈子里都很兴奋——“好啊,终于有人要干掉毛泽东了!”其次是遗憾——“惜乎不中秦皇帝”。当时,我们听到关于林彪事件的许多不同的版本,真假莫辨(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对林彪事件的真相仍然不敢说是十分清楚)。后来又读到“‘五七一’工程记要”,更替林彪功败垂成感到惋惜。至于那封毛在文革之初写给江青的信,我们甚至怀疑其真实性。

按照我们当时的分析,如果毛泽东此前正常死亡,从而使林彪得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或者是林彪神不知、鬼不觉,秘密杀死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取而代之,林彪都可能继续“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沿著毛主席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五七一’工程记要”也许就永远地藏之秘室。当然,在实际措施上,林彪也会大幅度地修改毛的政策,但他很少可能以致于决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统治本身。唯有在林彪被迫与毛摊牌,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林才可能亮出“‘五七一’工程记要”的旗号,以反对毛的暴政?

无论如何,林彪事件是毛在文革中遭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当年,我曾就林彪事件写了一首诗:闻林彪事件有感

惜乎不中秦皇帝,
毕竟渔阳鼙鼓来。
纵有家书欺海内,
奈何神像落尘埃。

暴君得以寿终正寝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它给人们的素朴的正义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因而会对民族的精神健康留下深刻的内伤,尤其是对那些缺少坚定信仰的民族。这一点,不知有多少人曾经想到过?

三、林彪罪案再评判

1985年春天,我应邀去广州参加由武汉《青年论坛》杂誌和华南师大哲学所合办的中青年学者讨论会。主办人之一,华南师大副校长、哲学所所长黎克明教授邀我去他家小坐,聊天时说起林彪事件,他说:“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是很马克思主义的嘛。”我赶紧点头称是,从此对这位前辈刮目相看。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的批判对文革的批判是大胆的,尖锐的,正确的(至于它的思想局限另当别论)。黎克明的讲话表明,在中共党内,早就不乏有识之士对当初给林彪定下的罪名大不以为然了。

在1973年7 月19日中共中央专案组提出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林彪被指控犯有如下罪行:反对九大路线,宣扬“天才论”,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主席,分裂党,抢班夺权,密谋武装政变,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妄图杀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等等。

这些罪名实在不堪一驳。

“反对九大路线”。九大路线即文革路线,照文革后中共当局的标准,反对九大路线应该是功劳不是罪过。

“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算什么罪过?悍然不顾国体,不准设立国家主席才是罪过。至于“天才论”这项罪名,太不像样子,不驳也罢。

“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主席”。这是什么逻辑?且不说就算自己想当也不是犯罪,更何况林彪还一再说要毛当国家主席。按照毛的逻辑:你林彪说要我当,其实心里想的是要自己当。这就令人想到某些强奸犯的振振有词:“虽然她嘴上说的是‘no’,其实心里说的是‘yes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口是心非,问题在于你不能这样“有罪推定”:

别人说“yes ”自然是“yes ”;别人说“no”,其实也是“yes ”;别人什么也不说呢?

那是默认,因此还是“yes ”。说你是,你就是,没法不是。

“抢班夺权”纯属无稽之谈。分明是毛要“废储”,要置人于死地,林彪不过是逼上梁山。

古人早就讲过:“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

“叛国投敌”也是欲加之罪,只兴你迫害还不兴别人逃跑?马克思、列宁都曾亡命他国。你说林彪不该跑苏联。第一,林彪的飞机是不是想飞苏联,不是没有争议。其次,就算是飞苏联又有什么不可以?苏联不还是共产党不还是社会主义吗?你说苏联是敌国。试问在当年,有哪个外国不算敌国?连偷渡北朝鲜都算“叛国投敌”,引渡回来要枪毙的。再说,逃跑图的是近便,图的是对方政府有肩膀不会引渡,你倒是给我们说一个合适的地方看看。文革中,马思聪一跑跑到美国,“叛国投敌”的罪名铁板钉钉,文革后平反,总算回到了常识。

那些指责林彪的人不妨想一想,当林彪意识到毛要把他废掉时,你叫人家怎么办才好:认错检讨?引咎辞职?乞归山林?这些刘少奇都做了,结果呢?结果被毛施以精神凌迟与肉体折磨,死无葬身之地。自杀也不行,因为自杀是“叛党”,你一了百了,亲友部下的命运不堪设想。正如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里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林彪,除了坐以待毙,殃及亲友部下,也就只有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了。

“暗杀毛主席”。太对了!这难道不正是孟子说的“诛一夫”吗?就算你不承认这是为民除害,起码你也得承认这是正当防卫。至于所谓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路线的批评,如今中共当局早就付诸实施,只是还打着毛的旗号而已。

关键在于,既然后来中共当局也承认文革是浩劫,并且也承认在当时根本没有正常的途径可以阻止毛的恣意妄为,因而这就意味着,政变或暗杀便是终止这场浩劫的代价较小并最有成功可能性(纵然这种可能性也很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还把它定为最大的罪行呢?

四、林彪罪案再评判

1980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审判。这场审判本身就很有些荒诞。尽人皆知,审江其实是审毛(江青原来是毛的恶犬,后来又成了毛的替罪羊),而当初林却是因反毛而获罪;再说,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越到后来越勾心斗角,势不两立,把两者捆在一起岂不滑稽?这使人想起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讲的是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政治犯,罪名自然都是“反革命”。互相问起定罪的原由。第一个人说:“我的罪状是反对彼得罗维奇。”第二个人说:“我的罪状是支持彼得罗维奇。”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维奇。”

80年审判给林彪定罪,“反对九大路线”,“宣扬‘天才论’”一类罪名不好意思再提了,但又加上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两条新罪状。

这两条当然不算冤枉,只不过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包括刘、周、邓,有几个能是清白无辜的呢?更何况,“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这两条罪行的元凶是毛泽东,而林彪正是党内高层中第一个要除掉毛的人。

别的老革命,尽管以前也曾经助毛为虐,借刀杀人,例如四川的李井泉,反右派反右倾都跳得很高,整战友整群众都毫不留情,只因文革中被算成刘邓线上的人物,所以被打倒。一倒遮百丑,文革后平反,恢复名誉,一转眼就都成了好人。唯有林彪是个例外,唯有林彪不因其后来成为毛的斗争对象就原谅了他曾经是毛的罪恶帮凶,唯有林彪戴着坏人的帽子永世不得翻身,而林彪不得翻身的原因却又是因为他试图反毛杀毛。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令人齿冷的是,80年审判仍然把“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当作林彪的主要罪状。中共不敢审毛批毛倒也罢了,它怎么还能把“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依旧列为林彪的不赦之罪呢?

不错,你可以怀疑如果林彪政变成功,他是否会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纠正毛的错误。

有人甚至担心林上台会更“左”,会搞法西斯军人专政(可能吗?可能比毛的文革还更“左”、还更法西斯吗?)。但怀疑只是怀疑,怀疑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否则就成了“想当然”,“莫须有”,就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在上面讲到过我的分析评估,兹不重复。

不过这不是眼下的问题所在。我们这里要争辩的是中共给林彪定下的罪名是否正确。因为中共给林彪定罪的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以我们也只讨论“五七一”这个文本。依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策动政变绝非罪恶。据说,一位官方文革学家曾在某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林彪反毛不反党,林彪案件是冤案。”

当然,中共坚持不给林彪平反,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维护毛的地位。既然毛仍被奉为“伟大领袖”,那么谋害毛还能不算罪吗?其实严格说来未必如此。即便你认定毛的革命功绩无人可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肯定毛的开国之功),毛发动大跃进发动文革都是好心办坏事,只要你承认毛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而在没有任何正常方式可以对毛予以约束的情况下,唯有政变或谋杀才可以制止灾难,挽救国家挽救人民,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林彪的做法无可非议。这和你如何评价毛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你别无选择。

那些至今仍在真诚地谴责林彪政变阴谋的中共大人物们,你们应该做一番换位思考:换上你处在那样的位置,你会怎么做?尤其是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如果你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你就只有认同林彪的政变计划。在僵硬的体制下,往往只有非常之举才能做成正常之事。

另外,你们也不妨想一想,如果林彪政变成功,毛的那些被批判的政策得到纠正,十年浩劫提前五年结束,你们又会如何反应呢?当你们被解放出秦城监狱或五七干校,你们难道还会跳起来反对不成?

你或许会说,如果林彪政变成功,估计他会解放一大批挨整的干部群众,但是未必会解放所有的受迫害者。譬如说,他会给彭德怀平反么?他会解放罗瑞卿么?

也许这的确是个问题。可是想想华国锋吧,华国锋是靠着文革才飞黄腾达登上王位的,他所以要清除“四人帮”主要是因为他不堪忍受江青的咄咄逼人。在刚刚粉粹 “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并无意于全面纠正毛路线,他不是还宣布“两个凡是”,宣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赫鲁晓夫虽然否定斯大林,但是他在纠正斯大林时代的错误时做得也不彻底。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行动作出正面的评价。如果林彪政变计划成功实现,那无论如何总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能好到什么程度可以讨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则无可置疑。再说,一场政变成功,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很可能将整个社会推进到超出政变者预先限定的地方。华国锋时代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林彪政变成功的积极后果估计得太低。

五、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林彪政变阴谋没有成功,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失败了。老革命们在震惊之余,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机会,是一个通过批判林彪借以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

他们急于要向毛表白:林彪大奸若忠,“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我们才是真正的忠臣呐。

按照一般人心目中的观念,奸臣的特点一是陷害忠良,二是谋反篡位。林彪好像两条都占,从此被“历史”定格。然而,这些人却不肯想一想,林彪的助毛为虐,陷害忠良和他谋反篡位,杀毛政变究竟是性质相同的一回事,还是性质相反的两回事?按照这帮老革命的观点,林彪帮助毛搞文革是错的,反对毛制止文革也是错的,横竖都是错的,天下哪有这样自相矛盾的逻辑?

有人会说,奸人就是奸人,奸人可能做出相反的事情,但是其动机和人品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当初,林彪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欲野心;后来毛不信任他了,要废掉他了,他又狗急跳墙,密谋政变,还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欲野心。这种解释是否准确姑且不论,问题是它对眼下的讨论并不重要。没有人欣赏吕布的政治人品。董卓权倾朝野离不开吕布的帮凶,后来吕布和董卓反目成仇纯粹是争风吃醋,是中了美人计。但无论如何,吕布杀董卓总是一件好事。其实,我们还可以再退一步,我们甚至不需要论证林彪密谋政变杀害毛泽东是不是好事,我们只需是要证明那是不是犯罪。

当初,毛不是不知道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会对自己构成损害,但他同时也知道,只有公布这份纪要才能给林彪定下罪名。我相信,今天人们读到这份纪要,多半都会表示赞赏。林彪在毛的步步紧逼之下萌生政变之念实在不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

亏得老革命中还有个林彪,亏得文革中还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总算给那个愚蠢的、苟且的、屈辱的、窝囊的,眼睁睁看到国家和民族被推向灾难深渊却不敢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自己被逼到绝境都不知道垂死挣扎拼命一搏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挣回了一点面子。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老革命们永远不肯原谅林彪,因为承认林彪的反抗是正当的,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屈从是可耻的。如果你是对林彪先前的种种劣迹不肯原谅,那当然是可以的,但请把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密谋杀毛”这一条罪状去掉。问题是,一旦去掉了这一条罪状,林彪罪案还能剩下多少呢?

文化大革命是官场现形记,有多少事情令中共当局不堪回首,不敢面对。无怪乎要高挂免战牌“不争论”,无怪乎文革的问题在根据当时政治需要而匆匆作出一套结论后,就以“彻底否定”的名义被冷冻被封存。

然而,人的嘴到底是封不住的。这些年来,围绕着林彪问题出的文章也不少。所谓林彪问题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事实真相的认定,一类是对林彪及相关事件与人物的评价。

林彪事件堪称文革最大之谜。很多问题至今仍云里雾里。譬如说,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是打死的还是摔死的?林彪坐的飞机是怎么坠落的,是挨了导弹还是没了汽油?另外,“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吗?它究竟是林立果一伙“小舰队”在林彪并不知悉的情况下的纸上谈兵,抑或是一项进行中的真刀真枪的宏伟计划?林彪本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武装政变计划?如此等等。

我读过林彪的一些亲友部属——包括林彪的儿媳张宁和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写的回忆文字。这些文字提供的材料和观点不尽相同。其中一些文章披露的材料构成了林彪事件真相的另一套版本。按照这一套版本,林彪并不曾策划政变,并没有什麽杀害毛的计划。对所谓“‘五七一’工程记要”也并未参与。按照这套版本,林彪并不是一个要谋害伟大领袖和企图叛国投敌的罪人,而是一个被毛始用终弃,被逼无奈,仓皇出逃(还有说是被老婆儿子挟持的),最后死于非命的牺牲品。按照这些人的观点,林彪案件是冤案,林彪是一个悲剧人物。

如果此说属实,林彪的悲剧性便是双重的。中共当局捏造事实,给林彪定上策划政变,谋害领袖等十恶不赦的罪名,一笔抹煞其出生入死打江山立下的头号战功,并株连其亲友和众多部属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三十余年,固然可悲可叹。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中共当局的评判标准。在我辈看来,林彪的那些革命战功委实不足称道——如果不算罪过的话,而他敢于策划政变谋杀独夫才真正是空前壮举。我相信,赞成我们这种看法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就在这种看法要占主流,历史正准备给林彪献上迟到的敬意时,人们却被告知,其实林彪并不曾有过那样的壮举。呜呼!

六、两种翻案

所谓为林彪翻案,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承认中共设立的罪名,但否认罪名下的事实。按照这种观点,策划政变是犯罪,投奔苏修也是犯罪,密谋杀毛更是犯罪;但是林彪并没有做过这些事,所以林彪无罪。另一种翻案是直接否定罪名本身。我上面的论辩属于后一种。按照我的观点,倘若林彪没有做过这些事固然没有犯罪,即便他做过这些事也没有犯罪。还需补充一句,如果林彪果真试图发动政变杀死独夫民贼,那完全是正义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此举可以抵消其先前的罪恶。

就目前我读过的材料看(可能有遗漏),中共官方版本确有可疑之处。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感到其中缺了点什么。以林彪的老练精明,那个流产的政变计划未免过于粗糙草率。不过要说林彪对策动政变之事不知情也难以置信。很难想象林立果的政治理念是在没有林彪的教诲下独立形成的,也很难想象策划武装政变的主意没有得到林彪的首肯。只是对于这个计划的具体拟定和实施,林彪倒有可能参与的有限。以上无非是一种合理的怀疑与合理的猜测,事情的全部真相仍然是不够清楚的。鉴于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多已不在人间,我们不禁担忧此事是否还有大白天下之日,抑或是给后人留下千古之谜。

在林彪事件上,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事实的暧昧与脆弱。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活动和互动的事实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除去亲身经历的之外,绝大部分是来自间接,来自他人的叙说。在这里,我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叙说,而他人的叙说却又未必可靠。因为人的观察力是不精确的,记忆力是有缺陷的,加上人还有虚构的能力。“事实”有两个大弱点,第一是它不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性,第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缺乏坚实可靠的逻辑上的蕴含性。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获得第二手的对事实的了解时,很容易受蒙蔽或被欺骗。古往今来,该有多少重要事实的真相被歪曲篡改被埋没被抹煞!尤其是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情况下。想到这一点,令人不胜唏嘘。?

附录:“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立果 周宇驰 于新野 李伟信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

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9.2 (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 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分歧公开化。- 编注)後,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 )他们“故计(伎)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 编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

必然性B- 52(指毛泽东- 编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 (一种武器的代号- 编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 编注)

△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 编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指黄永胜- 编注)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1 )计划(2 )力量

△指挥班子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注)教导队△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注)直属师工作(十师)

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3 )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注)

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 编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

(2 )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 )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北京之春》 2003年11月30日

五七年民主理想必将实现

作者:陈奉孝

●编者按:陈奉孝是北大一九五七年著名的右派学生之一。本文回顾当年学生的热情与批判中共专政的觉悟,播下民主火种,必将开花结果。他们以鸣放开始之日,称之为「五一九」运动。北大遂成为反右的重灾区,伤亡惨重。

北京大学一九五七年「五一九」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运动是由当时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五月十九日的一张大字报引起的。大字报的内容很简单:开全国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紧接着第二张大字报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的,内容是号召成立自由论坛。第三张大字报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贴出的,题目是自由论坛成立宣言,内容提出了四项主张:一、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三、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四、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北大空前的民主潮惨遭镇压

「五一九」这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学沈泽宜、张元勋联名贴出了一首长诗「是时候了!」。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攻!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第二天上万张大字报一下就贴满了整个北大校园,北大沸腾了!紧接着出现了谭天荣的数张大字报,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条主义。刘奇弟同学贴出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刘奇弟是敢于挑战毛泽东要求为胡风平反的第一人。张锡锟同学贴出大字报〈三害根源〉,指出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叶于泩贴出的大字报〈我看民主〉,指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书瑶同学贴出大字报〈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内容有「......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百分之十六,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一点六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弄,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类似的大字报还有许多许多。

以上大字报的内容与文革后不少理论家(包括邓小平)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内容相比,早了整整三十至五十年!

西语系的同学在贺永增、周铎等人的带领下,自发的召开了控诉会,控诉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与会的同学听后无不声泪俱下。另外,到北大演讲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在她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给胡风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提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她还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大字报的出现,事先并没有任何人进行组织和策划,而是长期被压抑的心声的迸发。

不仅如此,北大的右派同学为了打破当局的封锁还通过到各个大学(包括去天津)演讲的方式或通过同学关系用邮寄的方式将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的信息传递出去。

出现这么多的「不同声音」后,不少人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组织,团结起来,才更有力量,更能引起重视。由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王国乡、龙英华六人倡议成立了「百花学社」,再由陈奉孝、王国乡等人联络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等人,创办了刊物《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言论阵地。主编张元勋在发刊词里这样写道: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的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五一九民主运动被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残酷的镇压下去。仅北大就有七百五十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八百一十多名师生被打成「中右」,几百名师生被送到劳改营和劳教营遭受非人的折磨(其中主要是学生)。黄中奇、顾文选、张锡锟、林昭等同学和任大熊、沈元老师被残暴地杀害,刘奇弟、贺永增、敖乃松等多名同学被折磨死在劳改劳教队里。他们用鲜血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播下民主火种,薪火相传

五一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国进入了最黑暗最残暴的年代!但是,民主自由的种子终于会发芽开花结果。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八九年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当时仅仅是一名中学生水平的魏京生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大胆地指出「要警惕邓小平的个人独裁」并提出中国需要「政治民主化」!这一惊世之言,与五七年的右派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北大是中国的思想库。中国近百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发源于北大。北大学生王丹等人组织的「沙龙」,要求中共开放党禁、报禁,实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正是继承了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主张,最后发展成了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一场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虽然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下去,但是促成了苏联东欧共产统治政权的瓦解,正所谓东方开花,西方结果!从五七年的争取民主自由的五一九运动,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到八九年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一脉相承的光芒必将照亮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

为了防止六四这样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的再次爆发,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大提工资,笼络手民;另一方面严控媒体,采取文化法西斯主义,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发出。对青年学生则全面掩盖五一九、西单民主墙、六四民运的历史,引导大学生一心向钱看,追求享乐。今天打开电视,除了广告,全是娱乐节目,大播一些歌颂封建帝王的历史剧,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八十年代大学生那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的热情不见了。坑蒙拐骗、偷盗抢劫、卖淫嫖娼等现象在整个社会迅速蔓延开来。社会风气被大大小小的中共贪官完全败坏了。

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光荣责任

但是,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的同时,大批下岗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维权运动此起彼落。少数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也在大力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新闻自由、开放党禁和司法独立。尽管这种声音受到严密的监控和打压,但仍然能够绕过报刊杂志,通过互联网,从夹缝中发出声来。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目前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给中国未来的变革打下了思想基础。现在中国每年有一百多万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只要失业的大学生、在校的大学生和失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维权运动结合起来,再次爆发六四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需要三股力量的结合,即民主维权运动、共产党内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高层人士和国际上的呼吁和支持。国内争民主维权运动将是主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呼声又起。这说明政治民主化这条路,在中国迟早是要走的。我看今后几年,他们很可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尝试政治改革。共产党的腐败已成了无法治愈的癌症,社会矛盾在积累和深化,中国无疑已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五一九撒下的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再次燃烧起来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我们曾热切希望并付出沉痛代价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开放》杂志

邓小平、彭真的反右角色

作者:申渊

●编者按:邓小平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受毛高度信任的总指挥,利用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策划和领导整个运动,对残酷迫害上百万知识分子负有重大罪责。但邓复出后死不认错,不予平反,是政治上专制到底的明证。本文详列邓的反右记录,并及彭真按比例大抓右派,把北京变成重灾区的亲历事实。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有人甚至臆测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的帮凶。殊不知「阳谋」的真正帮凶是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说是帮凶便宜了他们。邓彭两人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了这场浩劫,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邓彭两人是仅次于元凶毛泽东的「阳谋」第二第三号刽子手。

毛邓关系始于江西苏区毛受王明路线批判,邓受牵连。中共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毛对他的评价是「人材难得,独立性强。」一九五二年八月毛将邓及其全家自成都用专机调来北京,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和财经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五四年九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毛邓无军衔)。五五年四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反右前邓已深得毛的信任

邓在反刘、周、薄的新税制风波、「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等党内斗争中,紧跟毛泽东,成为毛的重要亲信。毛在一九五六年七中全会上少见的为邓小平评功摆好,赞扬邓「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等等。

接着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邓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在毛的策划下,书记处控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是一元化的权力中心。邓小平做了五件深得毛欢心的大事:一、毛不担任国家主席;二、邓代表中央起草中央文件,仅邓一人可代表毛批文,将刘周晾在一边;三、助毛推出「纸老虎」理论;四、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归书记处;五、党指挥枪,军队归书记处领导。叶剑英在一九五七年说:「除毛泽东外,邓小平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他是帅中之帅,是元帅的领班。」邓在短短的三年里坐上直升飞机,连跳三级,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取代刘少奇的接班人。毛的算盘并没有明确表露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反右运动后期。

一九五七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向赫鲁晓夫通报自己将不担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问有人接班吗?毛评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说刘的长处是原则性强,短处是不够灵活。周是个老好人,喜欢和稀泥。朱年事太高,不能指望他办大事。唯有邓小平,「既有原则,又灵活。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反右运动是邓小平仕途的里程碑。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诩为「大跃进」的「统帅」,邓小平是「副统帅」,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邓的接班人地位似已被毛确认。毛认为邓在思想上最忠诚,在政治上最可靠,在行动上最得力,跟得最紧。

主持书记处全权指挥反右

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引蛇出洞」阶段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六月八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猖狂进攻为止。五月二日经邓授意和批准,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甚么要整风?〉五月四日书记处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书记处成为反右运动的前敌指挥部,邓小平就是总指挥。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邓、彭部署下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二百多人发言,整理见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昼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五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应当收网了,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起初题目叫作「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邓看了觉得过于露骨,建议毛在右上角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欣然接受。充份证明邓的忠诚护主,并得到毛的赏识。

其实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邓主持的书记处已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后算帐」的决心。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

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介绍,毛在五月十四日以前没有召开过中共政治局或常委会议。没有刘、周参与此事的记录。可以断定「引蛇出洞」的决策邓是完全知情并参与,由书记处大力执行。成为毛反右的主要工具。

六月六日,书记处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六月十七日邓小平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总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做了说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风运动报告〉。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几乎每天定期向毛泽东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全面指挥和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实和发布。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其中,最好的证明是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上的批示:

「送小平同志审阅后,刘、朱、陈、彭、康、陆定一核阅」。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位高于邓,他制订的文件,必须先送邓审阅,再给刘、朱等阅,可见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只居毛一人之下。

反右扩大化邓有直接责任

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许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再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书记处批转〈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的报告,八月一日书记处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领导下的反右指挥部隔三差五地频密发出反右加温和扩大的指示,唯独没有作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过去,才放了一个右派处理的「马后炮」,结果,划右派的数量由起初的几千人,扩大到五十五万人,加上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份子,达一百二十万人。当时知识分子总共不过五百万人。很明显,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了毛的极左路线。

邓小平对毛的「阳谋」心领神会,狼狈为奸,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右运动是邓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

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一样心狠手辣,无情无义。将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汉、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这些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和激愤,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邓小平在中共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大力批判所谓的「温情主义」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邓还一再指出「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的危害性。

脑袋僵化死不认错又作贼心虚

二十年后,当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时,邓小平仍然顽固不化,说「不」!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甚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一九八○年一月六日他又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邓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对反右的「保留态度」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刚愎自用,不敢承担错误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同毛泽东是专制帝王的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挑战和进攻。所以抵死不认错,没有丝毫负咎感。

邓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因此他敢于打破禁区,反两个「凡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革受害者平反。然而反右运动他是领导者,同毛泽东一同策划了「阳谋」,具体执行了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虽然都划错了,仅剩下九十六名时,他依旧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花岗石脑袋进入棺材。这是独裁者本质的狭隘。

邓小平反右运动的错误立场是同他在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六四学运及只搞经改不搞政改的「跛脚改革」一脉相承的。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的两个观点时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认定了问题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他不可能改变,他的悲剧也成了定局」。六四如此,反右也如此。

可是邓小平毕竟作贼心虚。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抽掉了他的杰作五七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如果必要的正确的,何必抽掉!这又足以反映邓奸诈的一面。

记录彭真阳谋报告而成为右派

最后,说说彭真在反右时期的角色。彭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第一书记、北京市长的身份担任邓小平的副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职。彭真不负众望,把北京市搞成反右样板,全国重灾区。北京集中了党政军各级机关和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在「引蛇出洞」阶段,毛泽东早就定下了打蛇的指标。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中约占百分之五至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不会少于百分之十。邓小平和彭真把毛泽东数字指针落实到具体人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打出一百二十多万右派骨干,极右右派、中右和右派来,邓彭不折不扣地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信口雌黄定下的指标。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北京是才进大学的二十岁学生党员,曾经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先锋队,入队入团入党,在「红旗」下成长,一心一意做党的驯服工具。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毛泽东发布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甚么〉打响反右第一炮前夕,奉大学党委之命同二十多位党员学生同赴北京市委听彭真作大鸣大放的报告。笔者认真整理了记录上交党委。反右开始,笔者以团总支书记身份参加系反右领导小组。

但是进入反右补课阶段,系里的党团员右派名额凑不够数,经党支部动员,笔者响应党的号召,自我牺牲,凑数成「党内右派和阶级异己份子」。罪状在哪里?用放大镜查找半天,唯一罪证是彭真鼓动鸣放的记录稿--只字不漏地记录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妙论。在核实笔者罪证时送去彭真办公室。彭办退下的批文竟是「未经首长本人审核,概不负责」。当年到场聆听彭真讲话的一批批北京高校学生全都中了彭真引蛇出洞的圈套,都当上了右派。

死抱瘟神毛泽东没有好下场

彭真把北京市的大学整得最惨,清华、北大整班整班学生被打成右派。笔者一位同学因高度近视看不清马林科夫的胖脸而打成极右。一位团员在团支部大会讨论怎么凑足右派名额时因泻肚子离席上厕所而被他人推举为右派。那些思想清纯天真无邪的热血青年中了毛泽东、彭真「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沦为政治贱民,诛连九族。苦苦挣扎了五十年。幸存者至少已是七十出头的老人了,难道他们没资格彻底平反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有幸在党校学习时,又一次聆听彭真讲话「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讲到五七年反右,他也是坚持「必要的」、「正确的」这样的谬论,甚至比邓小平还多加一个形容词「及时的」。笔者望着他佝偻的身影,发现他已无当年搞「阳谋」时的那份趾高气扬。邓、彭万万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开始,毛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也成了毛泽东的刀下鬼。可悲他们牢牢抱住毛泽东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历史是多么无情啊!

反右五十周年,中共的第三第四代领导至今不敢碰触邓小平设下的禁区,同样是可悲的,迟早会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申渊:本刊特约作家)

《开放》杂志

《炎黄春秋》推开民主的门缝

作者:碧 水

● 中共党内民主派创办的政论刊物《炎黄春秋》最近不断发出推行民主的呼声。今年二月号谢韬文章更大胆倡言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大陆各种政论杂志中,「晚生儿」的《炎黄春秋》没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正式编制,完全属于民间刊物。但该刊锐志进取,立意为民主呼号,主办者与撰稿人 又多为党内民主派高干。如初创者为朱德秘书廖盖隆,当今掌门人为年逾八十的杜导正(三八老干部、原中央新闻出版署长),积极支持者有李锐、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阎明复、李普、李昌、曾彦修、甘惜芬、高尚全、苏双碧、杨继绳、邵燕祥、戴煌等。因此,该刊很快成为大陆众多民主翘望者的一面旌旗, 自费订阅者众多,尤其是那些饱尝政治风霜的「老家伙」。春江水暖鸭先知,「老家伙」们总是能从《炎黄春秋》的水温中探测到节气寒暖。

李锐和任仲夷呼吁政改

二○○六年夏以来,该刊读者凭着多年炼就的「反革命嗅觉」(因无法直言,必须听话听音),从《炎黄春秋》中闻嗅出一股不平常的气息,该刊正在为民主推开一条意味 深长的门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该刊举办创刊十五周年茶话会,出席者一百五十三位,涵盖老青中三代。该刊连载十余位发言者的讲稿,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十期李锐的〈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旗手李锐先生的声音再次在大陆发出,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更不用说是这样的「醒目标题」,里面还有十分刺激的 语句:「党在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之下?党归宪法管,还是宪法归党管? ......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也要讲民主和法治,不能搞专制,党要归宪法管 ...... 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丛生,腐败产生于什么地方呢? ...... 是我们的党政权力太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所致。」

接着十一期又发表了〈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详尽阐述了任仲夷(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政改思想: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二、政改严重滞后是 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三、目前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清官很容易成污吏,好人变坏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原广东省委书记)也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四、政改宜早不宜迟,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任仲夷还认为:各国民主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西方「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没有阶级性,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不能违背;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任仲夷还说了一些绝大多数大陆人民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话:

我不赞成老百姓造反,因为造反是没秩序的,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生产力的大倒退,全民族的大灾难,但如果故步自封、不思改革,积压矛盾,就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 共产党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与时俱进,主动地改,积极地改,果断地及时地向社会让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会 发展的主导权。

当然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 ...... 必须开放言论,公之于众,让全民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同设计蓝图,上下沟通,共同推进 ...... 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 ...... 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谢韬倡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当读者还在为《炎黄春秋》刊载「任论」啧啧感佩之时,又在二○○七年第二期上读到更有冲击力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作者为原人大副校长谢韬。该 文说恩格斯生前就放弃了「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勃列日涅夫曾对其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该文认为:不是伯恩斯坦而是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一九一八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运,「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捡拾起被经典作家已经自我否定的「暴力论」与「专政论」。

谢韬先生用砸地有声的数据说明「阶级斗争」可以寿终正寝:

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 发展上。

这是一段从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阐述,而且是发表在言论管制的大陆。 既然工人阶级只占少数,阶级基础都快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之说还站得住脚吗?而且,「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工人,生活水平已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总统之上,他们还需要「革命」吗?还会要求「解放」吗?李锐先生也在同期采访中说:「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 ...... 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三百多倍, 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四比一,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它国家也是类似情况。」

谢韬先生的观点是中国必须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听说该文原名就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可能编辑怕太刺激,才改成现名。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为四:政治上民主宪政;经济上市场经济,所有制上混合私有制;公共事务上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简括之:政治民主+市场经济 +混合私有制+社会福利。谢韬强调:「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谢先生最后说: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文一出,朝野大惊南北皆哗。各家报刊老总无不惊佩《炎黄春秋》的烈魄独胆。这种对传统共产理论具有颠覆性的「叛言逆论」,谁都明白它所含带的份量。这可是从共产理论的地心深处发出的地震,完全否定了共产理论的价值与意义。不仅经典作家本人已然抛弃,现实基础亦不存在矣!

《炎黄春秋》的声音使海内外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民主的门缝在慢慢开户。事实上,去年夏天以来,「民主」之声再次响起,原本十分忌讳的「民主」渐渐公然行走街市,包括出了一本《民主是个好东西》。迭经文革与「六四」之痛,历史已将中国运行到民主广场的入口,广大中共党员对民主的认识确实 有所深化,党内有识之士不断在「拱」民主,高层也不好意思再提什么「一元化领导」,邓、江、胡也不可能像毛那样索要「最后决定之权」。

女法学家薛刚凌的歪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另一侧面的声音。大陆民主不仅政治上举步艰难,学术上还不断出现ABC级的低层错误。如刚刚评出的第五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薛刚凌(中国政法大学女教授),居然以国情落后认定程序法治不适用当今中国。她在颁奖大会上称:「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因为中国向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连「杰出法学家」都在为专制寻找合理性,都在最基础的理念上兜兜转。

法治程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难道还需要再行论证吗?程序正义既是约束公权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序的当然标准,目的正确并不能构成权力行使的全部合法依据,程式公正是保证公权合法行使的当然伴侣。难道中国因为有「轻程序、重实体」的传统,就可永远摒弃民主程序,只要自称「目的正确」就可永享专制?如此荒唐的「民主逻辑」,竟然公开行走,还得了什么奖,实在令人寒心,也不难看出中国法治土壤是如何贫瘠!

正因为听惯了薛刚凌这样的歪理,《炎黄春秋》的正义之声才显得特别珍贵,犹如划空之电,使饱受各种箝制的国人感到「民主有望」。海内外还注意到:温家宝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重要的结尾部分,未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似乎确实在传递「理论突破」的信息。

绝大多数关心祖国前途的「民主人士」都希望中共能够顺应潮流,自行解禁,先开言禁再开报禁,循序渐进走向民主,以免矛盾积压爆发不测。中共领导应该有能力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对公权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调动每一国民的社会事务意识,每一国民都有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变弱民众强民,真正强化每一社会细胞,政府也因此可采集到每一公民的智慧,同时真正得到公民的认可。此外,民主政制从根本上杜绝政治暴力,乃为和谐社会之必需。

《开放》杂志

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作者:金钟

●文革当权的首要人物中,这是迄今唯一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吴法宪在伸冤的同时,揭露文革中高层两派的分歧。林彪一派的失败,是毛支持四人帮打压军方的结果。

为林彪翻案--是好多年的一个话题,对此,我一直兴趣不大。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案发的巨大震撼,至今历历在目。林彪的叛逃和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文革的否定、神话的破产,客观上是无法想象的贡献。但是,林彪作为我们曾经天天祝他「永远健康」的毛的头号帮凶,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一个那样黑暗残暴的深渊,令人在理性上不能认同对他的任何推崇和肯定。

一部有诚意的回忆录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吴法宪回忆录》,说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值得一读。于是花了几天时间,尤其在下卷部份,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确实有意外的收获,值得加以介绍。该书有八十万字,近千页,分上下两册,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刊印,吴法宪作序,其女金秋任「特约编辑」。上卷从家世写到六五年空军司令刘亚楼逝世;下卷从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起,历经文革、「九一三」事件、被捕、公审到保外就医,幽居济南。

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江西的吴法宪在中共排行中,属于井岗山时期的红军老干部,一直没有离开军界,隶属林彪的四野系统,一九四九年后是中共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一九六五年刘亚楼去世后由政委接任空军司令员。文革中因林彪的得势,吴法宪升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副总参谋长,有处理军中要务之权,随后,又成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与文革中的高层决策。由于空军早被立为全军标兵及其机动地位和林系背景,不少中央高干子弟都钻入空军。飞机常被指定执行一些机密任务,吴与周恩来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因此,吴法宪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这文革前五年充满激烈斗争和权谋的一名高层现场的重要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当时这个毛身边执掌文革大权的首要人物今天都已死去,除毛周、林彪、康生、陈伯达外,所谓「四人帮」王张江姚、林彪「死党」黄吴叶李邱,现存活者只有邱会作(一九一四││)一人。这些人物留下回忆录而迄今可见者,惟有吴法宪(邱会作二○○一年曾透露写成百万字回忆录,要等他死后才让出版)。吴法宪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可以想见,现任美国的大学副教授、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的金秋女士,必有一定的协助与影响。吴法宪虽不是秀才一类,但数十年军旅生涯,主责政工,自非一般等闲之辈。他在序中称,早在一九四五年(三十岁)就与妻子相约,将来有机会「写点东西」。他说写回忆录,我早有此意。虽然,隐居济南,仍有限制,无法查阅必要的官方档案,但有亲友来往,阅读国内外出版物的方便,这给他写书不无帮助。

以吴法宪这样与中共兴衰共荣辱数十年的丰富经历,记忆中储存数十万字的故事,应是不在话下。虽然史实可以留待印证,但读来感觉是平实可信的,有诚意的。至少作者遵循了回忆录一条重要规则:只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与人,最大限度提供第一手的见证。

简介说,回忆录花了十年时间,而自序写于一九九五年,作者二○○○年脑中风而瘫痪,估计著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间。其后又经过十年,至二○○六年才付印出版,作者已于二○○四年在山东病逝。

可以从下列几方面,作一些评介:

自我澄清,判罪属冤案

吴法宪在一九八一年大审中被定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在叙述文革高层活动后,对此罪名断然否认:「真是天大的冤枉」,指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指他「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也列举事实,他的所有高级职务都是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签署批准的。还有「诬陷贺龙、罗瑞卿」问题,他承认参与批斗贺罗,但都是在中央给他们定性之后。他不接受毛周整贺罗是「失误、违心」,他们就是「反革命犯罪」的指控。

吴法宪一个要害问题是把空军指挥权交给林立果,使其得以组织「小舰队」图谋杀害毛。

他承认私下当林立果面说过「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话,但实际上,一分钟也没有实行过。他说,就连他这个空军司令,甚至林彪要调动指挥空军,都要经毛批准。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他完全没有听闻。林彪「九一三」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吴法宪一直听候周恩来的指示,是紧急处理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描述的现场周恩来,应该是相当权威的纪录。「九一三」事件十天后,他便成了阶下囚。他回忆他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四大金刚」被捕时的情景,别有戏剧性。周恩来主持逮捕,宣布「停职反省」的决定后说「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有人照顾,老婆孩子只管放心,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然后周和叶剑英等同四人「紧紧握手」,好像老友话别一般。

一九七六年毛死四人帮被抓,吴法宪以为五年的拘禁审查可以结束了,不料反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他在中央和汪东兴「无话不谈」,现在汪成了副主席,他却下了大牢(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要释放黄吴李邱,为复出的邓小平断然拒绝)。以吴法宪自述而言,他的判罪主要因为是林彪的爱将所致,他在文革并无重大的独立犯罪事实,而是狂潮中的一个执行上级意旨者。他对个别行为的错误也有坦白的反省,例如武汉事件后批斗陈再道,他当众打陈一耳光,受到周恩来的责备。

揭示真相,为林彪辩护

这是回忆录中份量最重的部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吴法宪提出一些新的论据: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公认毛刘分歧的起点,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吹捧毛的肉麻讲话,为大跃进失败粉饰,强化了毛的极左路线。吴指出,林本来是不想讲话的,但有一些维护毛的干部一直怂恿林出来讲话,如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被鼓动起来「你们要我讲,我就讲」。讲后林彪又说:他那么讲是「出于无奈」。

吴法宪又揭露说,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秋的一天和吴乘车时,告诉吴说,毛在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曾问周,「把刘少奇拿下来后怎么办?」周说,「只有林彪代替刘最合适。」毛同意。遂命吴派飞机接林彪到北京。当时,毛开列的中央副主席是林与周恩来二人。周圈阅时把自己划掉,林便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毛与林彪为甚么从接班人变成死敌?吴法宪对他观察的林彪,作了系统的回顾。他不否认是林的老部下,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林彪生性孤僻,从不拉个人关系。」他们见面,从来只谈工作,不谈别的。毛林分歧凸显是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准备大会政治报告时,陈伯达的初稿是根据林彪的意见起草的,但被毛江推翻,改由康生、张春桥再起草而后通过。吴法宪说,这两稿的分歧,反映林彪对毛的文革路线认识还有差异。毛就是一味主张阶级斗争,林和陈伯达还是主张要发展生产力。陈由此而倒台,毛信任的是江张姚一伙文革派。

在九大二中庐山会议(七○年八月)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吴明确表示,他和林彪的接触中感到林所说「十亿人大国没有一个元首,名不正、言不顺」是「出自内心,也合乎情理」,林没有「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他认为国家主席是虚职,又要抛头露面,林彪根本不要去争。以此指林抢班夺权,没有根据。

实际上,连周恩来、汪东兴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吴还澄清,过去都指责叶群的说法:「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是叶对吴说的,其实是程世清向吴转述的汪东兴的话。二中期间,几乎一边倒地同意林彪的讲话,要修宪设国家主席,使张春桥、姚文元很孤立(竟跑去毛处,跪下抱住毛大腿,哭湿了毛的裤子,求毛支持)最后毛一言定局,设国家主席免谈,要批判陈伯达,指吴法宪等人是「军事俱乐部」。林则要吴不要检讨。吴说,这是林彪建国以来的一次大败仗。

二中之后,林彪就很少讲话,很低调,闷闷不乐,吴没有听到林说过对毛不满的话。直到「九一三」逃跑。对「九一三」事件的原因,吴没有作直接的解释,只是写了他知道的事。最重要的是毛八月中开始的南巡。吴写道,毛的行踪,中央纪律规定,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但毛外出常要派飞机送文件,送人,这是他管的事,因而,也会知道一些毛的行踪。这次南巡,吴只感到毛在搞串连,不知道是针对林和他们几个军头的。直到他八一年保外就医时,才知道毛南巡的具体内容。

吴法宪指出,中央审查他的结论,也认为他和「九一三」事件没有任何牵连。从书中所述文革初期至「九一三」事件,毛林分歧的演变事实看来,毛林已分为两派,毛倚重江青康生四人帮,极力推行毛的斗争路线,林和陈伯达及几名将军则在主张相对缓和的路线。毛和文革派眼看九大后林陈派有坐大趋势,又有军方背景,便意欲击败之。林彪洞悉危机之后,知道不可对抗,只有外逃,无路可走。

透露攻台计划与高层秘闻

吴法宪回忆录提供了一些他知悉的机密材料,当然,我们不能判断达到何种机密程度。例如,几次提到中共高层的攻台计划: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拜访斯大林,当面提出中共中央准备以一年左右时间,组建空军以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军援。一九五○年,毛要求空军尽快准备二百五十架战机和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伞兵,参加解放台湾战斗,后因韩战爆发,已准备到位的空军便转而投作抗美援朝。在韩战中中共空军有十二个航空师参战,损失飞机数百架,苏军有五百多架投入。全国捐献运动的款项,可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

空军建军十多年中,吴透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而苏援巨大,「给了不少飞机,派了不少专家」。

另外,有些高层秘闻亦属首发。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名靠中共文革小组发迹的极左秀才,野心膨胀,不可一世,要揪军内一小撮,甚至要倒周恩来,康生。于是毛批示,要将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着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甚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江青不慬要拿掉戚,连戚的老婆也不放过,还要吴将戚的两个幼子送去偏远的青海机场。吴法宪说,「反军」的责任,根本搞不清,王关戚只是替罪羊,没有江青支持,他们敢为?

这类插曲还不少,不必一一列举。

逐渐看清毛的阴险可怕不择手段

中共高层的残酷内斗,几十年来,都不曾动摇他们的正统,不少高干被整得九死一生,一旦复出,又高呼万岁,皇恩浩荡,再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邓小平深知权力独断之害,可他成了太上皇时,又无耻炫耀:「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能作深层反省者,少之又少,吴法宪可以算一个。他的回忆录以事实为据,毫不隐讳地斥责毛和周,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吴在书中澄清「诬陷贺龙与罗瑞卿」问题时指出,贺罗项目组都是周恩来负责,许多案子都是经毛周亲批、圈阅、定案的。他认为,刘邓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受迫害,「毛泽东周恩来应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此话并非推论,而是知情之言,因为中央那些可致人于死地的项目组的负责人与成员,全由军委办事组从部队选派,而吴是军委办事组主要领导人,了如指掌。如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之罪,是在会议前夕,项目组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一份材料,仓促定案的;而彭德怀的定案,也是「应该由毛泽东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现在却成了黄永胜的「反革命罪行」。

吴法宪对毛整陈伯达也非常反感。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与陈「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吴说,他与陈伯达相识多年,知道他为人胆小,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文人」。在毛身边三十多年,帮毛拟了不少重要文件、讲话,怎么有了不同意见,就竟然说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指毛「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这样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法宪说,其实,陈在中央像个小媳妇,康生、江青可以随便骂他,林彪这边的几个军头比较尊重他,他便同他们靠近,毛对此很不高兴。这是毛打陈,「分而治之」的原因。

回忆录揭示,文革高层自「九大」后逐渐形成两派: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主),林彪为首的军队派(黄吴叶李邱为主)的背景:初期天下大乱,毛依靠军队收拾局面,军方自然坐大(九大代表、政治局中军人都超过半数),林彪威望随之升高,毛不能容纳,打陈实即打林。毛是坚决支持江青一边的。军头们从毛整陈伯达开始,看透了毛整人不择手段的本质;从毛支持江青,也令他们对毛的正义、崇高开始动摇。吴法宪说,文革后,都说毛生前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与斗争,江青在大审中予以否认。吴指出,毛确实没有一个批示批评江青的。毛对尼克松不点名批评林彪反对中美谈判,也是没有根据,「是极不负责任的」。毛动辄要人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其实,他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他以所见和亲历的结论是,「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

至于周恩来的评述,着墨不多,但看毛的脸色行事,只讲党性,不讲原则;顺从江青,讨好康生,以其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经验自恃......周的这一切,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想见,如果周在毛之后主政,可以相当务实,但政治上与毛分道扬镳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的感想是:指控林彪九一三出逃,是叛党叛国,那只有一个前提可以成立,就是这个国这个党是尊重人权的。如果这个党国将令你死无葬身之地,任何人的逃亡都值得同情,不论是林彪,还是刘少奇、王明、马思聪。至于林彪逃亡后的株连,尽管有权力斗争成份,但毫无疑义,都是毛王朝的余毒所致。

《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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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访村调查结果显示上访问题日益严峻

2007.04.06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对北京上访村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各地民众上访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形成的上访文化反映出民众对基层政府和法院的不信任,访民聚集为政府化解上访洪峰带来困扰。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据广州的《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最近进驻位于北京永定门东庄的上访村,对560名上访者进行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并在近日发表报告称:目前中国的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访文化”, 以“上访村”最为典型。例如,北京永定门地区的“上访村”已存在多年,平时大约有两千访民,而每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

谈到中国的上访现象,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中国信息中心”执行编辑廖天琪表示,‘上访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虽然有上访,但政府方面又有它的方法。许多上访的人都被逼回去了,上访村也已经受到了政府的管制。实际上上访能够达到的效果相当微小,只有一小部分人的冤屈得到解决,但信访并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报道说,中国国务院2005年5月发布的新《信访条例》提出“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原则,曾短暂缓解了北京的信访形势,各地访民回乡期待问题的解决。而各地也开展“变上访为下访”及“大接访” 的活动,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减轻各地访民涌到北京的压力。但是,不久很多对基层处理结果不满意和不信任的访民重回北京。

旅居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表示,这种现象表现了中国政府内部复杂的矛盾,“上面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胡锦涛说的‘少给我找麻烦,有什么事情,你们地方不管用什么手段解决了就好。’这就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导致成千上万的访民到北京去,出动大批干部 ,警察,黑社会打访,截访,消灭上访,还是不成功。最近又出现了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可能会逼老百姓上梁山造反。另外一个就是上访还是要坚持,因为宪法也保 护访民上访,所以胡锦涛的‘把问题解决在地方’这条是基本上被战胜了。”

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决定, 2007年将在全国范围排查化解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纠纷,目的是预防和减少新的信访问题,为2007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2008年奥运来临之前,用什么方法有效化解信访高峰,对中央政府来说迫在眉睫。刘晓竹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民众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契机,

“让他们头疼的是奥运会,这是中国老 百姓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也就是说要利用它们头疼的这件事,串连到北京去,用宪法和现代的法规,法律允许做的,和平地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奥运会期间分进合击,到北京去,人数越 多越好,这样就可以迫使中央下决心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保障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奥运期间是一个大的契机 。”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上访民众中有66%以上到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促使问题可以直接解决。50%以上的人希望,至少能够在北京得到中央领导的批文。在因涉及法律纠纷,再次来京上访的人中,将近38%的人是因为当地法院不立案而上访,28%以上因为被判决败诉,而13%以上则是因为自己虽然胜诉,但法院的裁决却不能执行而上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 中国部分(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门)

2007年3月5日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权力核心。 政府、警察和军队高层的几乎所有职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最高权力属于由24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总书记胡锦涛身兼三个最有权力的职务,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共产党的权威主要依赖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倡导;共产党对人事、媒体和安全机构的控制;以及该国13亿公民中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民政当局总体上对安全力量保持着有效的控制。

虽然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仍然不佳,而且在某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恶化。 涉及监控、骚扰、拘留、逮捕和监禁记者、作家、活动分子和辩护律师的重大案件层出不穷,其中许多都致力于根据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 政府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不断增强,包括对互联网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和审查。 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仍然面临不断增强的监督和限制。 与以前一样,公民无权改变政府。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包括法外杀戮;对犯人虐待且刑讯逼供;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劳动。 由于共产党和国家对法院和法官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继续实行不公开审判和行政拘留,法律改革继续停滞不前。 经常在宣判有罪或上诉失败的当天立即执行处决。 正当程序的缺乏以及对律师实行的新限制进一步阻碍了法制化进程。 对于个人和团体,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个人和团体,其集会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包括 2005年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制措施)、以及旅行自由都继续面临严格的限制。 政府继续强制执行限制生育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强迫堕胎和绝育。

政府未能为难民提供足够的保护,强制遣返北朝鲜人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影响人权的严重社会条件包括地方的腐败、人口贩运、对妇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歧视。 政府继续严厉压制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在新疆,指控维吾尔族人从事分离主义活动而对其审判并处以死刑的情况依然存在。

政府继续进行刑事和司法改革。 中国最高级别的法院──最高人民法院(SPC)开始实施新的受理死刑案件的上诉程序,并采取具体措施收回省级法院的死刑判决复核权。 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新法规,规定了起诉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案件的具体标准,并说明警察在使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时应做出解释。

尊重人权

第1部份:尊重人格的完整,包括不受以下行为的侵犯:

a. 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 
 
虽然没有关于监禁中死亡的官方统计,本年度仍发生过出于政治目的以及任意、非法的杀人事件。

9月30日,朗喀巴山口的人民武装警察向试图穿越中尼(尼泊尔)边境的70名西藏人开枪,打死一名17岁的尼姑克桑楠措,并打伤多人 (见西藏附录)。

2005年12月,警察打死了至少3名广东省东州村的抗议者。 村民声称,有多达20人被准军事防暴警察枪杀,另有大约40人失踪。 政府称警察是在抗议者向其投掷爆炸物之后开枪的,并宣称只有3名抗议者死亡。 5月24日,13名东州村村民被指控在抗议活动中犯下罪行,而被判处有期徒刑3到7年。 有4名官员被处以内部警告,但只有一名当地检察院副检察长被撤职。

涉及死罪的案件审判有时严重缺乏正当的程序,而上诉也是名存实亡。 有些处决在宣判有罪或上诉失败的当天就执行了。 过去几年,据报导,一些维吾尔族人被当局指控为分裂主义分子并被处决,但有些观察家指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见第1.e.和第5部份)。 政府认为其执行的死刑判决数量是国家秘密。 但是,2004年3月,一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声称,每年有接近10,000起死刑是“立即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官员认为这一数字有所夸大。 国外专家估计中国每年被人执行死刑人数为5,000至12,000。 媒体报导称,死刑处决中大约10%的犯人是因为经济犯罪,特别是贪污腐败。 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实施新的上诉受理程序,要求对所有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查,从而强化了死刑判决复核权,并收回了省级法院的死刑判决复核权。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联合解释,制定了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审理死刑上诉的具体指南。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增三个法庭,雇用了数百名人员专门审理死刑判决,但到年底,尚未开始行使其收回的复核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尚未发布司法解释,来解决死刑复核流程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说明其最终审查的程序(见第1.e.部份)。

b. 失踪

非政府组织称,雪域藏人网站的管理员次旺罗布(Tsewangnorbu)音信全无,此前甘肃省安全部门关闭了该网站。 他至今下落不明。 10月,据称施晓渝在浙江省被拘押,此前他在网上曾发表过关于劳动纠纷的文章,他至今下落不明。 2月,来自上海的请愿者陈小明被警方拘留,他至今下落不明。

到年末,政府没有对在1989年天安门暴力镇压示威过程中造成的死亡、失踪和监禁提供全面可信的统计。

c.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法律禁止监狱看守为获得供词而刑讯逼供、侮辱被关押人人格,以及殴打或唆使他人殴打被关押人; 但是,警察和其他安全机构部门在对待一些被关押人和犯人时,仍然采取了酷刑和有辱人格的方式。 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3月报告称,酷刑的广泛使用是因为系统中存在制度缺陷,缺乏司法独立性,向警察施压破案,给了 他们在逮捕和拘留问题上广泛的酌处权。

曾经有被关押者提供了可信的报告称,官员们采用了电击、殴打、脚镣以及其他虐待形式。 1月,来自安徽省的4名在押青少年被释放。 有媒体报导,当局正在调查涉嫌刑讯逼供这些青少年而使其屈打成招的三名警察。 警察官员承认,对这一青少年案件处理不当。 6月,当局指控维吾尔族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的三个儿子阿里木、阿不力克木和卡纳尔·阿不都热依木犯有国家安全和经济罪。 当局殴打了阿里木、阿不力克木,在报导称其遭到酷刑折磨后,阿里木承认了对他的指控。 据报告2005年10月,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信徒刘博扬和王守慧在关押期间死于警方的酷刑。 据称,北京籍请愿领导者叶国柱在狱中遭到酷刑和虐待,包括遭到电棍殴打,悬吊在天花板上,锁铐,长期被关押在极端恶劣条件下。 据称,内蒙古文化活动人士哈达也遭受了酷刑。 在所有的酷刑审讯报导中,大约有一半发生在审判前刑事拘留中心或劳动教养中心。

2月,司法部制定了对殴打或唆使他人殴打囚犯的狱警和劳教警察的惩罚措施。

3月,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诺瓦克重申了他先前的发现,酷刑在中国仍广泛存在。 诺瓦克在报告中指出,最普遍的酷刑是拳击,用棍棒以及电棍殴打等。 他还发现,囚犯仍会遭受烟头烫伤、长期单独关押、浸没在水或污水中,而且他们还会长期被关押在极端恶劣条件下,不得接受治疗,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 死囚区内的犯人每天24小时都带着脚镣或手铐,遭到系统虐待,以摧毁被关押者的意志,直到他们招供。 据诺瓦克称,官员们针对的特定目标包括一些家庭教会团体的成员、法轮功信徒、西藏人以及维吾尔族囚犯。 诺瓦克发现,预防酷刑的程序性措施和实质性措施不足。

自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估计有几百名至几千名法轮功信徒在关押过程中死于酷刑、虐待和疏忽(见第2.c部份)。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于3月报导,法轮功修练者占政府在押人员中遭受酷刑者的66%.

公安部(MPS)开始对警察审讯杀人和有组织犯罪案件的过程实施声频与视频监控,防止刑讯逼供情况的发生。 5月,政府打击刑讯逼供的活动结束。 此次活动曝光了3,700多起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件,有1,924名政府官员被起诉,1,450人被宣判有罪。

11月29日,深圳市公安局在一次“公开羞辱”活动中,惩治了受到指控的妓女和老鸨。 官员将这些妇女押到冷嘲热讽的人群面前当街示众,用扬声器公布了她们的名字和所犯的罪行,然后未经审判直接判处她们行政拘留。 据报导,此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劝阻这些妇女不再卖淫,并胁迫资助妓院的人员。

据报告,在一些拘留中心出现了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以及敲诈勒索的情况。 法轮功活动人士报告,警察强奸女性修炼者,其中包括2005年11月份在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发生的两名妇女在拘留期间被强奸的事件。

据国外的研究人员称,中国设立了20个安康机构(保安严密的精神病院,用来关押犯罪的精神病人),直接由公安部负责管理。 被送到这些机构的人员没有任何途径反对公安官员做出的精神病结论。 一些持不同政见者、长期上访者和其他人与精神病人一起被关押在其中, 据报导,这些医院违背病人的意愿用药,并强迫使用电击治疗。 关于将个人关进安康精神病机构的规定模糊不清。 有可信报告指出,本年度许多政治犯和工会活动人士、地下宗教信徒、反复上访者、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和法轮功分子都被关进此类机构中。 其中包括王妙根、Wang Chanhao、Pan Zhiming和Li Da,据称,他们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安康机构中。 据报导,被判处行政拘留的活动分子被绑在床上或其他器物上数日,遭受殴打,被强迫注射或喂药物,没有食物,不得使用卫生设施。

监狱和拘留中心条件

根据2005年的官方统计,司法部管理着700多座监狱,收押着180多万名犯人。 另外还有大约30座青少年监狱关押了大约22,000名青少年犯人。 中国还有几百座行政性的拘留中心,由各个负责治安的部门管理,与正式的法院系统没有关系(见第2.d.部份)。

关押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刑罚机构条件恶劣且不断恶化。 关押犯人和被关押者的地方非常拥挤,卫生设施简陋。 一些地区监狱容量矛盾日益尖锐。 食物不够且质量低劣,许多被关押者只能依赖于亲属提供的额外食物和药物;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被禁止接受此类物品。

本年度,海外医疗和法律专家的新报告宣称,政府未经同意便切除已处决犯人的器官。 政府至少收到一个家庭的正式投诉,宣称他们的儿子被处决后,尸体送回亲属埋葬之前,其器官已经被切除。 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承认,中国用于移植的绝大多数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 卫生部明令禁止买卖人体器官和组织,要求对死者器官捐献的处理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但7月开始实施的新法规关注的重点是器官交易(指个人自愿出 卖自己的器官,这在中国还不多见),对旧法规未做修改(旧法规规定,如果不能认领尸体掩埋,切除该尸体器官是合法的)。 批评家指出,该法规适用隶属于卫生部的医院,而非军队下属医院。据称,军队医院可为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为犯人提供充份、及时的医疗保健,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尽管官方保证犯人有权得到及时的治疗。 劳工活动人士肖云良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其他存在健康问题的犯人,包括民主人士秦永敏、华棣、王森和何德普;互联网作家杨子立和罗永章;劳工活动人士胡石根和张善光;内蒙古活动人士哈达;外国居 民杨建利和王炳章;以及宗教囚犯张荣亮、刘凤刚、徐永海、龚胜亮。

承认有罪是获得一些监狱特权的前提,其中包括购买监狱外的食品、打电话,以及得到家人探访。 监狱官员常常剥夺一些拒绝认罪犯人的特权,其中包括政治犯。

例如劳教所之类的行政拘留单位,其条件和监狱条件类似。 在行政拘留和劳教所中都曾发生殴打致死的事件。
法律规定,除非监狱设施不足,否则 少年犯应与成年犯人分别关押。 但实际上,儿童有时与成年犯人关在一块,并被迫进行工作(见第1.d. 和6.c.部份)。 政治犯彼此隔离关押,并且和普通罪犯共处一室,普通罪犯有时在看守的教唆下殴打政治犯。 新来的犯人或拒绝认罪的被关押者特别容易受到殴打。

政府一般不允许对监狱或劳教所进行独立监督,而且大多数国际人权组织无法接触到犯人。 2005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获准在北京设立地区代表处,但政府并不允许红十字委员会探访监狱。

d. 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关押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法律允许警察或安全部门不经逮捕或指控对个人进行拘禁。 由于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所以不可能对遭到任意逮捕或关押的总人数进行准确判断。 据2005年的官方统计,共有50万人关押在310所劳教所中。 2004年,专门的行政拘留设施中关押了35万多名犯人。 政府还把一些法轮功分子、请愿者、劳工活动人士以及其他人士关押在精神病院。

警察和安全机构的作用

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人民武装警察、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法院、检察院和刑罚系统。 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负责内部安全。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员承认,法院和检察官经常在政策问题上以及有些个案中受制于安全部门。 人民解放军负责外部安全,但也承担部份国内安全职责。

公安部协调国家的执法,其行政组织划分成地方、县、省以及专门的警察机构。 最近加强了对历史上一直比较薄弱的执法机构的规制和管理;但是,司法监督还存在局限,而且缺乏制衡。 地方级别的腐败广泛存在。 据报告,有警察威胁受害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实行关押,向被指控犯罪的个人随意收费,以及对受害人和犯罪人实施精神和肉体迫害。

最高人民检察院承认,执法过程中的虐待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起诉滥用权利官员的新标准。 据国内媒体报导,有多位公安官员被指控将其监管下的在押犯人殴打致死。 但是,对行为不端不调查通常只会在事件被公开、受到公众压力和受害者亲属不断向政府请愿的情况下才会展开。 7月,一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言人说,存有许多检察院不敢插手的滥用职权案例。

逮捕和拘留  

公安机关拥有行政拘留权,因而无需法院批准的逮捕证就可以拘留嫌疑人。 拘留犯罪嫌疑人后,检察机关无需法院批准便可正式逮捕嫌疑犯。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只允许极少数犯人保释出狱。 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犯人约见律师的权利受到限制,而且律师在正式指控提出之前不能与关押者谈论案件的实质性问题。

政府经常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活动分子,防止公众示威游行(见第2.b.部份)。 政府正在改革行政处罚系统,但改革的目的是将其法律化,而不是废除。 3月份,新的公共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始实施。 该法规定,必须对拘留决定做行政审查,禁止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以及哺乳的妇女实行行政拘留,规定了最长审讯时间,并将此类拘留的最长期限修改为20 天。 但该法还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规定,并添加了165项适用于行政处罚的新罪行,其中包括非法集会、以宗教的名义扰乱社会秩序、侵犯隐私和引发种族或国家对 立或歧视的出版物。 警察继续在不允许接触家人或律师的情况下关押个人,而且一些审判仍在秘密进行。 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他们的法律代理人以及近亲属有权提请保释;但是,实际上很少有嫌疑犯被保释候审。

超期非法羁押仍然是一个问题。 1月份,政府向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报告说,目前没有超期羁押超过三年的重大案例,羁押犯人超过法定期限的案例达到历史最低点。 5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承认,超期非法羁押仍然是一个问题,而且当局滥用法律条款来掩盖这一问题。 执法官员继续在没有提出正式指控或进行正式审判的情况下,长时间拘留公民。 一些政治敏感人士被关押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关押期限,具体被关押时间视案件的不同阶段而定。 一些案件中,负责调查的安全特工或检察官反复延长羁押时间,导致审前关押达一年之久甚至更长。

政府实施了禁止与外界接触的监禁。 法律要求拘留后24小时之内通知其家人,但是个人常常被关押很长时间而未通知其家人,特别是政治敏感的案件。 根据一项笼统的除外规定,如果会“阻碍案件调查”,警官可以不必进行通知。 在某些案件中,警察对没有直系亲属的犯人更加粗暴。

据报导,被关押而未进行通知或严重拖延通知的公民包括艾滋病活动者胡佳、盲人法律活动者陈光诚、律师朱久虎、请愿推动者侯文卓、作家郭飞雄(又名杨 茂东)。 2月16日,胡佳被拘留并被禁止与外界联系长达41天,直到3月28日(见第1.d. 和 4部份)。 在胡被关押期间,警方审问了他与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联系情况。 8月15日,高也被拘留,政府当局禁止他与外界接触。

法律允许不合司法制度的委员会,即劳教委员会,未经审判判处在押犯三年劳教或其他形式的行政拘留。 劳教委员会有权将刑期延长一年。 被告有权按照《行政诉讼法》起诉劳动教养的决定,提请减刑,或缓期执行(见第1.e.部份)。 但是上诉很少成功。 其他许多人被以类似形式拘留关押,即“拘留教养”(针对妓女和皮条客)和“拘留管教”(针对犯罪的未成年人)。 政府经常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活动分子,防止公众示威游行(见第2.b.部份)。 一种特殊形式的改造中心被用来拘留那些已经完成劳动教养刑期,但当局决定继续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

当局以泄漏国家秘密罪、颠覆罪和普通犯罪为名进行逮捕,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压制社会主张。 也有根据内容广泛且含糊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法律而关押起诉公民的情况,如泄漏刑事审判、会议以及政府活动的消息。 相关信息可以被政府倒推为国家秘密。 本年度,许多互联网上写作的公民因被指控涉及国家秘密和颠覆而遭关押(见第2.a.部份)。

本年度,特别容易受到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对象包括现任和前任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士、法轮功练习者、国内外记者、未登记的宗教人士以及前政治犯及其家人。 本年度,高智晟曾多次被拘留和讯问。 据报导,当局于8月15日将高智晟从山东省他姐姐的家中诱骗出来,并一直将其关押。 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 11月24日,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北京购物时遭到当地官员的袭击。 2月份,活动分子胡佳在发动绝食抗议政府滥用职权后失踪。 政府官员将胡佳关押在一处秘密地点。官员们将胡关押长达41天,既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没有通知他的家人(见第1.b.部份)。

针对持不同政见者、获释的政治犯、政治犯家属、上访者、地下宗教人士以及其他被认为是政治敏感人士,政府将软禁作为非司法性的处罚和控制手段。 在一些案件中,软禁还涉及不间断监视,但是被软禁的目标可以偶尔获准离家工作或办事。 在离开家时,被软禁的对象一般会受到监视,但并不总这样。 软禁严厉程度不同,但有时包括完全隔离在家中,或锁在有门卫站岗的某处寓所。 在某些情况下,安全官员会完全扰乱软禁家庭的正常生活,而不仅仅是从外围实行监控。

前高级领导人赵紫阳2005年1月在北京逝世,他因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支持学生而被软禁超过15年。 赵的前助手鲍彤还在家中处在类似的监视之下。 2005年9月,双目失明的法律顾问、计划生育问题的揭发者陈光诚未被指控或审判,却被软禁在家中长达9个月。 地方当局直到6月10日才正式通知陈光诚他被判处刑事拘留 (见第1.e.部份)。 6月5日,活动分子兼律师郑恩宠被监狱释放,但依然被软禁。 本年度几名地下天主教的牧师和主教被施以不同期限的软禁。 其中期限最长的是苏志民主教,据报称,自1997年起他就被以软禁的形式关押在河北省保定市。 6月,有媒体报导,苏志民主教已在关押期间死亡,但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政府没有对该报导做出回应。

警方继续在政治事件敏感期进行监控、骚扰,并拘留公民,其中包括赵紫阳的一周年忌日(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10月)。 新疆当局利用软禁和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来打击被称为“三股恶势力”的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 因为当局没有认真甄别支持独立的和平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和暴力的恐怖主义,所以很难确定搜捕、拘留、逮捕或司法处罚是否针对了和平追求政治目标、追 求崇拜,或是从事暴力活动的人士(见第5部份)。 本年度在不同时间被软禁的其他人士包括天安门活动分子Qi Zhiyou、互联网作家Liu Di、地下天主教的Jia Zhiguo主教和Wei Jingyi主教、“天安门母亲”组织的成员和“自由独立写作笔友中心”的成员。 一些在押政治犯的亲属据报也遭到软禁,或以其他形式被监视。

政府官员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来阻挠代表敏感客户的律师工作,包括非法拘留、取消律师资格、恐吓、禁止对案件进行公开审判和身体虐待。 根据法规规定,如果委托人作伪证,可以由辩护律师为此承担责任,检察官和法官对什么是伪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据全国律师协会称,自1997年起,有500多名辩护律师被拘留, 虽然80%以上都被无罪释放,但这种起诉极大地打击了律师为有争议案件辩护的意愿。 1990年,北京律师每年平均接手刑事案件2.64起;到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0.78起。 2004年,全国律师平均仅处理刑事案件0.72起。

6月10日,因为揭发地方官员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虐待行为而被软禁9个月之后,盲人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被正式逮捕。 在陈光诚试图起诉以虐待罪指控当地官员后,当地官员又多次对其施虐。 官员还恐吓联合为陈辩护的律师和法律专家。 6月和7月,地方当局阻挠律师收集证据为陈光诚辩护。 在8月18日对陈光诚进行审判的前一天晚上,地方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了陈的律师,后来该指控被撤销。 第二天,法院指定给陈光诚的律师表示认罪。 8月24日,法院以妨碍交通、唆使他人毁坏公共财产等可疑罪名,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陈光诚的案子后来被发还重审。重新开庭后,由其自己的律师为其辩护。 但法院在复审以及后来的上诉中都维持了原判。

2月,律师唐荆陵在看望了郭飞雄后,遭到暴徒殴打。郭飞雄因为帮助村民召回民选的广东省太石村领导,而遭到软禁。 警方拒绝调查此事。 4月,已经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唐被吊销了律师执照,遭到事务所开除。

根据法律,警察最长可以单方面关押个人37天,之后决定释放或者正式逮捕。 在嫌疑犯被逮捕后,法律允许警察和检察官将其关押7个月,同时由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如果公安机关将案件提交检察机关,提请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出指控,那么法律还允许将嫌疑犯再关押1个半月。 如果决定提出指控,当局还可以在指控与审判间隔期间,再拘留疑犯1个半月。 但实际上,警察拘留疑犯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 一些案件中,负责调查的安全特工或检察官反复延长羁押时间,导致审前关押达一年之久甚至更长。 还不能确定有多少其他的犯人也受到类似的关押。 北京当局从2004年9月17日开始关押《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直到6月16日才开始正式审讯。 当局宣称,审前超期关押符合特别期限的规定,但赵岩及其律师均表示超期审前拘留是非法的。

e. 拒绝公正公开审判

法律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但是,实践中司法并不独立。 司法要受到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导,其领导人利用各种方式指示法院进行裁判,特别是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干预司法系统,指挥法院的决定。 审判法官在各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个案审判。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政法委员会包括警察、安全、检察院和法院的代表,有权审查并影响各级司法的法院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有权更改法院的判决。 人民代表大会也有权改变法院判决,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腐败经常影响到司法判决,对腐败的抵制非常不明确且执行不力(见第3部份) 2005年,有378名法官因受贿受到调查,其中66名被证实有罪。 地方政府有权在相应司法结构级别任命法官。 法官由政府机构提供法院经费和工资,而且任免也由其决定地方当局经常对自己任命和负担经费的法官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下面按顺序依次是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 这些法院处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其中包括对警察和安全官员利用劳动教养以及其他行政拘留等形式的决定的上诉。 处理军事、海事和铁路运输的案件有专门的法院。

中国共产党利用一种称为“双规”的约束形式对待违反党纪者,但是有报告称对非党员也采用了这种做法。 “双规”类似于软禁,可以未经司法介入或监督而加以实行。 “双规”要求接受调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指定的地点接受一段时间的讯问。 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有关“双规”的法规,不得对被调查人员进行体罚,必须尊重党员的人格,在违法行为被证实之前他/她仍应视为党的同志。 由于缺乏任何法律监督,实际操作中是否遵守了这些法规还不得而知。

审判程序  

审判由一名法官主持,通常还伴有“人民陪审员”,即法院请来协助决策的普通人。 根据本年度公布的统计数据,共计有48,211名人民陪审员。 根据法律,人民陪审员拥有和法官类似的权力,但是实践中他们服从于法官,并且没有独立行使类似陪审团一样的职责。

法律规定大多数嫌疑犯有权在被拘留和审问的初期寻求法律帮助,尽管警察经常规避了被告寻求律师的权利。 面临行政拘留的个人无权寻求法律帮助。

政府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要求当局告知刑事被告他们寻求法律援助的权利。 刑事和行政案件仍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但是70%甚至更多被告还是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接受了审判。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124,800个案件获得了法律援助。 但提供司法援助的律师人数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在许多地方,法律援助的唯一选择是没有律师资格的法律顾问和政府工作人员。 根据政府统计,在3,155个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0,000多人提供法律援助。 新的规定要求律师事务所和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2005年,法院共免除了超过1.58亿美元(12.7亿人民币)的诉讼费。

政府雇用的律师往往不愿意在政治敏感性的案件中代表被告,而被告则常常发现很难找到律师。 在政治敏感事件的被告能够找到律师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有时会阻碍律师的有效代表权。 6月至8月,地方当局阻碍律师为陈光诚辩护,并在审判前拘留了陈光诚的律师。 在审判期间,法庭指派的辩护律师承认了大多数对陈光诚的指控(见1.d.部份)。 初审后,一些官员阻碍陈光诚的律师进行调查。 在一些敏感的案件中,律师不能在审前见到他们的委托人,而且被告和律师不许在审判中发言。 在实践中,常常是直到案件转到法院时才为刑事被告指定律师。 例如,政府官员于8月15日以“涉嫌犯罪”为由拘留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随后剥夺了他寻求律师的权利,从而使他的律师代理权流于形式。 后来,官员宣称高智晟拒绝了律师代理权。 据可靠报告,即使是不敏感的刑事案件,每七个被告中也只有一个人获得法律代理。

允许被告和原告对质的机制是不恰当的;据专家介绍,只有百分之一到五的审判有证人出庭。 在大部份刑事审判中,只有检察官宣读证人陈述,被告及其律师根本没有机会质疑。 在刑事案件中,大约有95%的证人不会出庭出证,部份原因是因为害怕报复。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前证人陈述不能作为指控的唯一基础,但政府官员在执法过程中却过份依赖这些陈述。 辩护律师无权强迫证人作证或要求公布发现的内容,尽管他们可以申请获得政府持有的与本案相关的证据。 在实践中,审前获得的信息严重不足,被告常常缺少足够的机会来应对审判。

刑事司法系统倾向于推定犯人有罪,特别是在高层案件或政治敏感案件中。 一审刑事案件中的有罪判决比例有小幅增长,2005年依然保持在99%以上。 在许多政治敏感的审判中,审判时间很少持续几个小时,法庭在庭审后马上发放有罪判决书。 拒绝认罪的被告常常受到比坦白者更严厉的判决。 上诉程序是存在的,但是上诉很少能够推翻判决。 上诉程序没有提供充份的复核途径,而且也没有足够措施保证被告权利不受侵犯。 在全国范围内,上诉改变原审判决的比例仅占所有案件的0.36%,包括被判死刑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所有审判应向公众公开,除非特定的例外情况,例如涉及国家秘密、隐私和未成年人的案件。 当局利用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法定例外规定向公众封锁政治敏感案件的进展情况,有时甚至连家属也被封锁在外,并且非正当地剥夺了犯人寻求辩护律师的权利。 根据规定,持有效证明的外国人拥有同中国公民一样参加审判的权利,但是实践中,外国人只有获得邀请才能参加庭审。 同过去几年的情况一样,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希望获准参加许多审判,但结果仅导致法院官员将这些案件重新定性为“国家秘密”,在所有席位上都安排上安全工作人 员,或以其他方式对公众封锁。 有一些审判进行了转播,法庭审判成了定期电视节目。 个别法院在互联网上公布其判决书。

没有对抗性讼诉制度,没有无罪推定,并且法官和检察官非常典型地使用了纠问式的提问方式审讯往往作为唯一证人的被告。 法律没有规定沉默权,没有一罪不再审的规定,没有可以引用的规定证据类型的法规。

警察和检察官经常无视法律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 在死刑案件中,缺乏正当程序的情况尤其恶劣。 死刑罪名至少有68种,其中包括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例如伪造货币、贪污和贿赂。 执行死刑和宣判往往在同一天。 2月,广东省高级法院宣布,抢劫箱包案件也可判处死刑。 在此之前,最高刑期只是三年。

2005年报导了许多涉及凶杀案的冤假错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判决复核流程改革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实施新的受理死刑案件的上诉程序,以期收回省级法院的死刑判决复核权。 最高人民法院新增了三个法庭处来处理死刑复核事宜,一些省级高等法院开始在死刑案件中实行听证制度。 政府还加强了包括法律援助中心在内的机构建设,帮助公民实现其合法要求。

政府认为执行死刑的数量属于国家秘密。 虽然过去政府处决了少数犯罪时不满18岁的罪犯,但已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和孕妇应免除死刑判决。

法院缺乏独立性,也没有判断法律是否合宪的权力。法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对其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规定提出质疑,但涉及《宪法》的质疑首 先要同被质疑规章的起草部门进行讨论,并且只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申请。 相应地,律师没有遇到多少在诉讼中援引《宪法》的机会。

政治犯和被关押者

政府官员继续否认关押了任何政治犯,声称当局没有因为政治或宗教观点拘留任何人,关押只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但是,当局却在继续因为政治和宗教原 因囚禁公民。 数万名政治犯仍被关押,一些被关在监狱中,其他被关在劳教所,或被行政拘留。 政府不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探访政治犯。

据西方非政府组织估计,大约有500人因为已废除的“反革命罪”而被继续关在监狱中,还有数千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而被判刑,中国政府所称的国家安全 法所涉及的罪名类似于反革命。 因为反革命罪而被拘留的人士包括劳工活动人士胡石根;内蒙古活动人士哈达;持不同政见者俞东岳、张京生和孙雄鹰。 外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审查那些1997年前被控犯有反革命罪的案件,释放那些根据修订后已废除的旧刑法条款而因非暴力违法行为被监禁的人。 到目前为止,尚未开展上述审查。 政府称反革命犯与其他囚犯一样有权获得假释和提前释放,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此说法的证据。

“大赦国际”确定了80多人的姓名,他们都因为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示威而现在仍被监禁,或保外就医; 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估计有多达200人因为与此有关的政治活动仍被监禁。
本 年度仍有许多政治犯关押在监狱中,或以其他形式遭到拘留,其中包括记者赵岩、师涛和姜维平; 互联网作家杨子立和徐伟; 劳工活动人士姚福信;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秦永敏;持不同政见者杨建利;计划生育揭发人陈光诚;苏志民和其他地下天主教的主教;家庭基督教活动人士张荣 亮、蔡卓华和刘凤刚;维吾尔族人拖乎提·吐尼雅孜和迪力克斯·铁力瓦尔地;西藏人晋美嘉措、丹增德勒和根敦确吉尼玛;以及内蒙古文化活动家哈达。 政治犯获得假释和减刑的比率一般比普通犯人少得多。

刑罚包括从狱中获释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剥夺政治权利”,其间个人被剥夺其他公民所享有的、已经非常有限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权。 曾经被监禁的人有时还发觉自己的社会地位、就业能力、旅行自由和获得居住许可以及社会服务的机会受到严重限制。 前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常常受到警察的监视、电话窃听、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一些人在就业和住房方面受到刁难(见第1.f.部份)。

民事诉讼程序和救济

对民事案件有决断权的法院,其司法独立性常常受到内、外部的限制。 《国家赔偿法》规定了针对剥夺刑事权利的行政和司法救济,例如错误逮捕或指控、刑讯逼供,或非法使用武力导致身体受伤。 在民事案件中,主导方经常发现很难执行法庭庭谕,阻碍执法有时甚至严重到武力抵抗法院警察。

f. 任意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在实践中当局经常毫不尊重公民的隐私。 尽管法律要求执法人员在搜查房屋之前应获得搜查令,但是这一条款经常被置之不理; 而且公安局和检察院可以不必得到法院同意、审查或考虑而自行发出搜查令。 不断有关于警察强行闯入的案件报告。

本年度,当局监控了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文本消息和互联网通信。 当局还拆开、审查国内和国际邮件。 安全部门定期监视并进入住宅和办公室以接触计算机、电话和传真机。 内部安保在所有主要宾馆都有相当强的影响,宾馆客房有时会被安上窃听器和遭到搜查,以寻找敏感或私人的材料。

一些公民遭到严密监视,其电话被定期监听或干扰。 当局经常警告持不同政见者和活跃人士、地下宗教人士、前政治犯以及其他政府认为不安定的个人,不要同外国人见面。 本年度警察命令许多此类公民不许会见外国记者或外交官,特别是在重大纪念日的前夕、政府或共产党重大会议以及外国高层官员访华期间。 安全人员还骚扰并拘留政治犯的家属,其中包括跟踪他们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会面,敦促他们对其亲属的案件保持沉默。 2005年,犯人家属被阻止或禁止与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见面。

因为城市发展而强迫搬迁的情况继续存在,本年度一些地方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对搬迁条件或补偿不满而进行抗议的现象非常普遍,有时甚至有上千人参加,一些组织抗议的领导人在本年度遭到起诉 (见第2.b.和3部份)。 北京的许多搬迁与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有关。 农村地区的搬迁则与一些大型国家工程的要求有关,例如水坝,或者为了商业发展,这些情况导致了数百万人被迫搬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法律和实践中仍然存在严厉强迫的成份。 法律限制家庭选择子女数量的权利和每次生育间隔的时间。 对违法者的处罚非常严厉,致使一些妇女别无选择只能流产。 另外,地方官员在执行此政策时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 有报告称,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绝育和流产仍然在农村地区存在。 据报导,本年度,重庆市和福建省的官员强迫妇女绝育。 6月,西方媒体报导,一名怀有一对双胞胎的妇女为躲避安徽省当局的强制堕胎,在逃跑途中摔倒身亡。

法律对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规范;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各地都存在差异。 法律规定已婚夫妇有权生育一个子女,并且允许符合当地和各省规定条件的夫妇申请生育第二胎。 许多省规定妇女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四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以提出申请。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的统计,参加人口基金“第5国别计划” 的30个省的30个县中,有8个县废除了间隔规定,10个县放松了这一规定。 法律要求未获批准生育孩子的夫妇缴纳“社会补偿金”,其数额有时高达个人年收入的10倍,法律还优待遵守计划生育的夫妇。 虽然法律规定官员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是对于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以及对侵权的处罚都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对帮助个人逃避计划生育的官员规定了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

地方一级负责设立并估定社会补偿金。 法律要求计划生育官员在对拒绝缴纳社会补偿金的家庭采取例如拘留家庭成员,或没收和破坏家庭财产之类“强制性”措施前应获得法院批准, 但是,实践中这一要求并没有被坚决贯彻。

城市中对计划生育的监控更加严格,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育第二胎(例如父母都是独生子女)。 在占全国大约60%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包括居民不满20万的城镇),这一政策较为宽松,如果第一胎是女孩或有残疾,一般允许夫妻生育第二胎。 中央政府的政策禁止使用人身威胁强迫个人堕胎或绝育,但是为达到计划生育指标而进行人身威胁的报告依然存在。

各省负责执行政府法规。 除西藏自治区(西藏)外,所有省级政府都修改了各自的条例以适应新法律。 例如,安徽省通过法律允许13类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其中包括煤矿工人、一些再婚者以及一些农民夫妇, 像维吾尔族和藏族之类的少数民族也可以生育一个以上的子女。

有七个省规定,如果怀孕违反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就要“终止怀孕”,这些省包括安徽、河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和宁夏。 另外还有十个省针对计划外怀孕规定了不明确的“补救措施”,它们是福建、贵州、广东、甘肃、江西、青海、四川、山西、陕西和云南。

为了推迟生育,法律设定了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是20周岁,男性是22周岁。 在大多数省份,单身女性生育还是非法的。 对未婚妈妈要征收社会补偿金。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依赖于教育、宣传和经济鼓励,以及各种威胁性的手段,例如威胁失去工作、降级或缴纳社会补偿金等。 心理和经济压力非常普遍。 根据各省的规定,补偿金的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5到10倍。 违反生育限制政策的计划外生育或帮助他人计划外生育会受到纪律惩戒,例如开除或降级,失去晋升机会,开除党籍(党员资格是一些特定工作的非正式要求),以 及包括毁坏财产之类的其他行政处罚。 对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父母中的一方常常受到进行绝育的压力。 这些处罚有时让妇女实际上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进行流产或绝育。 对于遵守计划生育法律和政策的夫妇有几种奖励,其中包括每月津贴和优惠医疗教育福利。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扩大了许多项目,以鼓励人们减小家庭规模。 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对遵守计划生育法律的个人提供新的津贴。

法律规定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利用不明确的“后续”服务对已婚妇女进行怀孕测试。 一些省份还对未定期进行怀孕测试的妇女罚款。 例如,河北省的罚款金额从25美元到62.50美元不等(人民币200到500元),而河南省罚款金额则从6美元到62.50美元不等(人民币50到 500元)。

各级官员还因为其实现各自行政区域所设人口目标的情况,而受到奖励或处罚。 但是,地方官员的晋升仍然部份地依赖于是否达到的人口控制目标。 仍然有零星报告称,地方官员为了减少本地新生人口数量而侵犯公民的权利。 最令人发指的报告来自2005年的山东省临沂市。 国际媒体宣称当地官员拘留了13万人,强迫他们接受流产或绝育。 至少有7,000人被强迫绝育。 媒体报导地方官员利用这项非法制度进行收费,并从中获利。 地方人权活动人士记录了几起强行对晚期孕妇进行堕胎的案件。

根据法律,公民可以起诉越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官员。 但地方官员对临沂滥用计划生育政策的揭发者陈光诚实行了打击报复,却未受任何惩罚。 8月,陈光诚因妨碍交通和破坏公共财产等可疑罪名被判处四年零三个月监禁 (见第 1.e.部份)。

法律法规禁止因为胎儿的性别而终止怀孕,但是因为计划生育和偏爱男孩传统的交叉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家庭利用超声波技术鉴别女性胎儿并且终 止此类怀孕(见第5部份)。 第一胎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比例为118.58:100(平均为103和107:100),在一些地区,这一比例更是严重失衡。 在全国范围内,第二胎的男女比率是152比100。 尽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仍然否认计划生育与男女出生比例失衡之间存在任何直接联系,却在推广相关项目,以提高对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认识,并增强对女 孩权利的保护力度。

第2部份: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a. 言论和新闻自由  

法律规定了言论和新闻自由,但是政府在实践中一 般并不尊重这些权利。 政府根据业经修正的《宪法》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认为有权限制这些权利。 政府继续威胁、逮捕和监禁许多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个人。 互联网作家和记者更是打击对象。 湖南作家师涛和《纽约时报》员工赵岩,以及在香港出生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Ching Cheong)仍被监禁在狱中。 8月,程翔在一次封闭的听证会被提审。11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述请求。 12月19日,前媒体评论员和高级国家学术机构研究员陆建华在一场全封闭的庭审中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陆建华最早于2005年12月被拘留,8月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被定罪。 政府继续严密控制印刷、广播和电子媒体,并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本年度,这类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新规章出台,使人们更难在互联网、广播和出版物上发布与政府官方媒体不同的观点。 媒体分支机构受到中宣部的定期指示,必须罗列出不得报导的话题,其中包括敏感的政治议题。 所有的媒体工作人员都收到明确指示,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引导公众舆论。 这些措施严重限制了记者和互联网作家新闻报导的自由,并导致形成了严格的自我审查制度。

只要发表的观点不质疑共产党或向海外传播此类观点,私人言论的许可范围继续扩大。 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私下或小范围讨论政治议题,对政府的轻微批评是日常言论中随处可见的话题。 但公开演讲、学术讨论,以及有媒体报导的会议或公共论坛上的发言仍受到限制。 那些对有争议话题公开发表与政府立场不同观点的人士将面临处罚的危险,处罚包括政府工作单位的纪律处份、警察审讯,甚至是拘押。 这些限制,以及对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更加正式的种种限制严重压制了言论自由。

一些公民不顾政府的限制继续就有争议的议题发表意见。 例如,1月广州教授袁伟时在极受欢迎的《中国青年报》调查专栏──《冰点》上发表文章,号召重新审视敏感的历史事件,从而导致《冰点》停刊六周。

报导令政府或地方当局不满话题的记者继续受到骚扰、拘押和监禁。

1月,北京《产经新闻报》的记者杨小青被拘押,2月杨小青被指控敲诈勒索,6月他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 杨小青在这家报纸上报导了湖南省县级官员的腐败行为。 其他被关押的记者包括黄金秋、李长青、喻华锋、李民英、程益中、杨小青和师涛。 据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导,到本年度末还有32名记者和50名网络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在监狱中。

对在外国媒体分支机构中工作的记者和中国雇员进行的拘押日益引起关注,政府试图恐吓外国记者和报纸。 8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的名义判处在香港出生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Ching Cheong)有期徒刑五年。 非政府组织报告称他在正准备对前领导人赵紫阳进行报导时被拘押,政府称他从境外情报机关收取金钱。 8月,北京法院出人意料地撤销了对《纽约时报》雇员赵岩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将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以欺诈罪判处赵岩有期徒刑三年。 赵岩坚持他是无辜的,他的律师批评法院禁止赵岩出庭作证,传唤证人,或向法院提交证据

除了对作家提起刑事诉讼,一些政府官员还利用民事诉讼和其他处罚来恐吓作者,阻挠有争议的文章发表。 10月25日,作家李建平被指控“扇动颠覆国家权力”,并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2005年4月,作家李建平在山东省淄博被拘押,因为他在国外网站上发表文 章批评中国共产党。 2004年8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在安徽省因诽谤罪受到审判,该案至今仍未判决。 这本书在被禁前一直是最畅销书籍,它介绍了地方官员如何对农民滥用权力敲诈勒索,其中一名官员以诽谤为由起诉了该书作者和出版社。

政府继续查禁那些被认为是过于敏感的出版物,并处罚发表这些文章的记者。 1月,宣传部勒令《冰点》停刊。 1月11日,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冰点》上发表文章,对学校教科书上描述的主要历史事件提出质问,从而引起了审查者的注意。 随后,《冰点》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撤职。3月,刊物复刊后,长篇累牍地驳斥了袁伟时1月发表的文章。 2月,据报导,《公益时报》编辑陈杰人因发表揭露陕西省地方官员经济问题的文章而被开除。 同年2月,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7月,李元龙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据报导,李元龙因在互联网上报导有关贵州农村贫困生活的文章而于2005年9月被捕。

尽管当局批准对一些高层案件进行报导,但报纸未经政府和政党的批准,不得报导腐败问题。 9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宣传部随后发文严令所有出版物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发表评论,并明令所有出版物只能采用新华社的报导。 出版社出版原创材料要自己承担风险。 本年度报导腐败丑闻的记者和编辑经常面临当局的刁难。

宣传部门还限制对公众抗议行为的报导(见第2.c.部份)。 当局继续封锁并阻止记者报导暴力抗议活动,其中包括6月在河南爆发的学生抗议活动。当毕业生们了解到学校拒绝颁发给他们曾经允诺过的更著名大学的文凭时,开始发生骚乱。

官员继续审查和查禁一些关于劳工、卫生和环境危机的报导。

同2003年政府在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爆发初期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相比较,卫生领域的透明度有所提高。 中央政府官员保证迅速及时地报告禽流感病例,但是也承认地方政府没有及时上报一些病例。 国际观察人士承认关于禽流感疫情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是也对一些人类和动物的病例的上报延误表示关注。 香港媒体报导,广州市卫生局要求医院在接受媒体采访前和两天预先提交详细的采访摘要和问题,这样才能获得批准。 一些学术单位对传染病的独立研究的结果无法发表。

2005年,政府查禁了数十份报纸,并没收了近100万本“非法”政治出版物──一些由私有资金资助的印刷出版物,但是没有私有的电视台、广播或互 联网门户网站。 对私有和官方媒体的审查程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自我审查,个别情况下需要进行事后制裁。 中央宣传部继续列出一些禁止媒体报导的领域,而且政府仍然掌握对所有节目安排的批准权。
根据法律,政府批准的出版社是唯一可以合法印刷书籍的 组织。 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控制所有的出版许可证。 任何报纸、期刊、书籍、音像或电子出版物的印刷发行,印刷商和发行商都必须得到国家新闻和出版局以及相关省级出版管理部门的批准。 个人未经政府批准试图出版,将面临监禁、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 中国共产党对出版行业实行控制,手段包括事先将某些议题分类作为禁止议题;通过晋升和额外津贴选择奖励那些遵守共产党指导方针的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对那 些不遵守指导方针的人进行行政处罚并列入黑名单。 定期开展针对地下印刷厂的活动,以取缔非法出版物,包括色情和盗版计算机软件以及声像制品。

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进行自我审查,他们知道关于政治问题的书籍或文章会被视为过于敏感而禁止发表。 负责为所有媒体制定编辑指导方针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央宣传部通常在出版后进行公开干预。

过去几年有报导称,官员销毁维吾尔语图书,因为维吾尔族团体利用文学艺术歪曲历史事实,宣传民族分裂主义。 2005年,维吾尔族作家和编辑,包括《喀什葛尔文学》期刊编辑卡拉什·侯塞因,因为发表了当局认为宣传分裂主义的文章而被捕入狱(见第5部份)。 当局继续查禁他们认为包含争议内容的书籍。 其中最著名的有《为人民服务》,官方认为这本进行直白性描写的小说贬低了毛主席形像,还有《党史注释》,该书揭露了被中国共产党粉饰或篡改过的历史事件。

当局继续干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BBC”的汉语、维吾尔语和藏语广播,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一般不受干扰。 政府对自由亚洲电台和“BBC”的干扰更加频繁、有效。 这些媒体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流媒体广播”也被封锁。 尽管海外广播受到干扰,但“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仍然拥有大量听众,其中包括活跃分子、普通公民和政府公务员。

外国电视新闻被限制在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播放,偶尔也会受到审查。 与其他语言相比,中文报导政治敏感事件受到的审查最为严厉,对其他语言报导的审查力度则略为放宽。 批评政府的新闻经常被“公共服务公告”中断,特别是在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视节目的南方。

政府禁止一些外国和本国电影在中国合法放映。 9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导演娄烨做出处罚,禁止他在5年内拍电影。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禁止娄烨执导的电影《颐和园》在影院公映(其中穿插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因为他没有获得当局的许可。 2月,当局在电影制片人和外国居民吴皓采访维权律师高智晟后,对其进行了拘押。 当时他正在拍摄一部有关未注册的教学纪录片,7月吴皓被释放。 今年早些时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禁止发行和放映《谍中谍3》,因为影片没有突出上海的正面形像。 本年遭禁的其他外国电影包括同性恋题材的《断臂山》和由于起用中国籍演员扮演日本艺妓从而引发争议的《艺妓回忆录》。

有时进入中国的签证申请也因政治原因而遭拒绝。 例如,一些曾批评过中国的外国学者和记者继续被拒发入境签证。 其他一些有意讨论人权或法治问题的人士也被拒发签证。 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报告说,当局曾拒绝了他们的签证请求,或者限制向其所发放签证的期限(见第4部份)。

互联网自由

年底,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报告互联网用户已超过1.4亿,其中绝大多数都使用宽带上网。 尽管政府继续鼓励扩大互联网的应用,却也在采取措施监视其使用,控制内容,限制网上信息,并惩罚违反规定者。 新限制措施旨在加强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包括对网站注册制定更为严格的要求,加强官员对互联网信息的控制,扩大非法互联网信息的定义。

据报导,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系统雇用了数万名员工。 政府经常封锁它认为有争议的网站访问权,例如讨论台湾和西藏独立、地下宗教组织、民主活动人士和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网站。 政府有时还有选择地封锁由外国新驻华机构、卫生组织和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

被封锁的网站数量在重大政治活动和敏感时期有所增加。 据报告当局开始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选择封锁特定内容而不是整个网站。 这种技术还被用来封锁包含敏感内容的电子邮件(见第1.f.部份)。 政府通常不会起诉收到持不同政见者发送的电子邮件出版物,但会拘留转发此类信息的个人。 个人在公共图书馆使用互联网需要用身份证登记。 据称在公共图书馆的所有终端上使用互联网都会受到监控。

信息产业部管理互联网进入,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监控其使用。 有规定禁止各种各样的活动,当局认为这些活动有颠覆或诽谤国家之嫌疑,其中包括传播任何危害国家统一或安全的信息。 禁止传播“邪教”,禁止提供“扰乱社会秩序或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被规定只能使用国内媒体公布的新闻,记录能够跟踪使用者及其浏览习惯的信息,安装可以复制电子邮件的软件,并在遇到所谓的颠覆性材料时立 即切断其传播。 许多互联网服务商实行广泛深入的自我审查,以避免违反措辞笼统的规定。

本年度1月,多人因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而被拘留或监禁。 前《福州日报》记者和互联网作家李长青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李长青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支持因揭露腐败而入狱的黄金高。 3月17日,任自元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用暴力手段推翻独裁统治,而以“颠覆国家权力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任自元还涉嫌计划组织一个名为“大陆民主阵线”的反对团体。5月17日,杨同彦(曾用名杨天水)因在国外网站上发表文章,呼吁释放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而被判 处有期徒刑12年。 同年5月,正在筹备参加绝食抗议以声援律师高智晟及其他人的互联网作家郭起真,因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要求人权而被拘留。 10月9日,郭起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并被剥夺三年政治权利。10月12日,互联网作家张建红被捕,并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警方于9月6日将张建红关押,并没收了他家中的计算机硬盘和电话本,同时对询问了他妻子有关他在网站上所发表的文章的问题。 8月12日,北京《中国海洋报》杭州记者站站长昝爱宗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拆除邻近的一家教堂而被拘留。 昝爱宗于8月18日被释放,但随后即被解雇。 8月,另一名互联网作家邓永亮因报导对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的审判情况而在山东省被捕。 当局于9月释放了邓永亮,但没收了他的计算机硬盘和手机。

政府继续让各家公司签署《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几百家公司签署了该公约,其中包括深受欢迎的新浪网和搜狐网,以及雅虎网的本地合作夥伴阿里巴 巴网。 签署公约的公司许诺不散布“违反法律的信息或传播封建迷信或淫秽信息”, 还许诺不“制作、发布或传播危及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 根据法院文件,雅虎网向安全部门提供了包括进入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信息,这在指控记者师涛泄漏国家秘密时发挥了作用。 该公司称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规定需要提供这些信息。

4月19日,包括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和雅虎中国在内的14家主要互联网门户网站发布联合提议,号召互联网行业审查色情和有害信息,宣传胡锦涛思 想,鼓励“热爱祖国”,并接受政府监督。 中国的搜索引擎,例如百度网和雅虎中国,以及MSN和谷歌过滤了搜索结果,包括与“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人权有关的信息。

政府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7月,政府共关闭了约700家网上论坛。 6月,当局在审查时发现新浪网和搜狐网无法过滤某些政府认为在政治上有害的关键词,随即封闭了这两家著名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之数日,勒令其提升过滤能力。 7月,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关闭了世纪中国网站──一家深受网民欢迎的讨论时事和历史事件的网上论坛,以及其他几家网站。 8月,中青咨询网在网上公布了调查问卷结果后,当局关闭了这家网站。该调查问卷询问用户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应由几位候选人竞选产生。

网吧必须安装软件以便政府官员监控用户上网, 那里的上网者常常受到监视。 许多网吧偶尔会强行要求上网者在使用网吧时提供证件。

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政府不尊重学术自由,并加强控制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政治和社会讲座。 学者和研究人员称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和做出的结论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法学教授被警告不要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 9月,学者徐泽荣获得9个月的减刑,但仍被关押在狱中。 进行宗教研究的学者称官方的中国基督教会查封了一些其认为表示反对的出版物。 在当局认为所讨论议题过于敏感时,会突然取消有国内外学者参加的大学会议。

政府继续以政治态度为标准选拔为数不多的公派海外留学项目的参与人,但对自费留学生没有施加这样的限制。 据报导,8月,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笔会)成员Wu Wei在前往参加独立笔会的年会时被拒绝进入香港(见第2.d.部份)。

住在国外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如果没有得到官方批准,也会受到当局的制裁。

b. 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法律规定有和平集会的自由;但在实践中,政府严格限制此项权利。 法律规定这类活动不得挑战“党的领导”或侵犯“国家利益”。 针对政治制度或国家领导人的抗议也被禁止举行。 当局对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不予批准,并会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镇压。

集会自由

警察有时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暴力。 政治和社会议题的示威经常被用暴力很快驱散。 广泛的市场改革和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动荡加剧,在过去的十余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不断增加。 与过年几年一样,本年度绝大部份示威涉及土地纠纷、住房问题、工业环境、劳工问题、政府腐败、税收,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关注问题。 本年度上半年,公安部门报导了39,000起“扰乱公共秩序”事件,比2005年同期下降了2.5%,但这些统计数据被广泛认为很不可靠。 尽管骚乱和事件的级别不一,但有些有数千人参加。 例如,4月超过3,000名防暴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散4,000名聚众抗议的广东省博美村村民。这些村民举行集会,抗议破坏由村民自己集资修建,但没 有得到当局批准的灌溉项目。 有数万人抗议者参加的有关土地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见第 1.a.部份)。 1月,广东省中山市警察在驱散3,000名因土地纠纷举行静坐抗议活动的居民的过程中导致一名村民死亡,100名受伤。 4月,广东省中山市的1,000名防暴警察驱散2,000因土地纠纷举行和平抗议活动的村民,导致其中50多名受伤。

在6月4日天安门 大屠杀周年纪念前夕,前总理赵紫阳逝世1周年(1月)纪念日,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当局对可能的抗议人士进行了拘押。 持不同政见者在其他敏感事件时期也被关押,以便阻止公众示威(见第 1.d.部份)。 对于抗议国有企业重组及其所引发的失业的工人运动继续发生,同时针对环境破坏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抗议也在继续,比如修建大坝。 所有的音乐会、体育活动、健身班或其他超过200人参加的集会都需要公安部门的批准。 实际上更小型的集会也有可能遭到当局干扰。 与前几年不同,本年度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抗议活动。

政府继续严厉镇压法轮功运动。 许多情况下,法轮功修炼者被当地安全人员严密监视,他们的个人行动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政府认为其可能要发生公开抗议时。

对于向政府请愿的人士,他们的集会权和要求处理不公待遇的权利面临限制。 据官方新闻媒体报导,2005年公民向“信访”办公室总共提交了1,270万份投诉,但只有0.2%的请愿得到了回复。 多数请愿内容涉及土地、住房、权利、环境或腐败。 大部份请愿者向国家和省级“信访”办公室投诉,也有人向外国大使馆和媒体投诉。

上访者继续面临骚扰、拘押和监禁。 据报导,辽宁和其他省份的请愿者在他们能够向首都提交申请之前就会遭到便衣警察的恐吓,并被带回家乡。 6月,代表130万因三峡工程被迫背井离乡的居民向政府请愿要求赔偿的付先财遭到不明凶手的殴打,其颈部以下完全瘫痪。

虽然2005年实施的条例禁止对请愿者打击报复,但仍有关于打击报复的报告。 这部份是由于中央政府鼓励地方官员阻止本地的上访者向上级投诉, 这些鼓励行为包括对各省干部的评估与该省的上访数量部份挂钩。 这项措施的目的是鼓励地方和各省官员解决合法的上访问题,但是却导致地方官员派出安全人员到北京强迫遣返上访者。 这种拘押在新条例生效前后都存在,但是常常没有记录。

结社自由

法律规定结社自由,但是实践中政府限制这一权利。 党的政策和政府规章要求所有的专业、社会和经济组织都要向政府正式登记并获得批准。 实践中这些规章阻碍了组建真正自治的政治、人权、宗教、劳动和其他可能挑战政府权威的组织(见第4部份)。 本年度这项规章被加紧落实(见第2.a.部份)。

2005年,当局建立了特别工作组来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控,特别是与海外有联系的组织。 已发表的报告称这个特别工作组类似前苏联“颜色革命”运动的一部份,其目的是防止非政府组织煽动政治变革。 安全部门参加了这个特别工作组,审讯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国际基金会、从事社会和慈善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致力于反对歧视妇女、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的团体,以及关注各种人权问题的组织是该运动所针对的主要目标。

根 据官方统计,自2004年以来,已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从288,936增加到317,000。 非政府组织要向政府登记。 为了登记,非政府组织必须找一个政府机构作为自己的担保人,拥有一个登记的办公场所,并满足最低资金额。 本年度据称以前被登记为私人和盈利性的社会或教育组织被要求找一个政府赞助方,并更改登记为非政府组织(见第4部份)。 专家估计,包括已注册和没有注册的团体,大约有800万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当局支持主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例如贫困和艾滋病)的民间 组织的发展。 在过去两年,官员加强措施,以监控民间组织;但各个非政府组织还是能够制定其议程,所有的已注册组织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控制。 杰出的活动人士胡佳表示由于他的存在给国际捐助者带来的压力,他不得不退出他参与创建以帮助艾滋病孤儿的组织。 11月24日,艾滋病活动人士万延海在北京被拘留三天。 万延海被迫取消计划于11月26日举行的艾滋病权利研究会。 据报导,官方对这场研讨会表示关注是因为参加者包括人权律师 (见第 5部份)。 许多非政府组织受到外国非宗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个别能在公共利益方面发挥有限的宣传作用,例如妇女问题、环境、卫生和消费者权利。 根据政府的指导原则,非政府组织不得鼓吹非共产党执政,不得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违背指导原则或未注册而继续活动的团体可受到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没有关于组建政党的专门法律和法规。 但是中国民主党仍遭取缔,政府继续监视、拘押并监禁该党以前和现在的成员。 与过去一样,个人向海外从事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传递消息将被指控“泄漏国家秘密罪”,并且常常被以此罪名定罪(见第4部份)。

c. 宗教自由

法律规定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但是,政府试图把宗教活动限制于政府批准的组织和已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此控制宗教团体的发展和活动范围。 中国有五种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新教和天主教。 一个隶属于政府的协会监督管理其中每一个宗教的活动。 信仰这些宗教、以及未登记宗教团体的成员急剧增加。 政府试图控制管理宗教团体,特别是未登记团体。

全国各地的宗教自由程度仍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许多地区参加官方允许的宗教活动的自由继续增加。 不仅五大宗教的活动有所增加,而且东正教和民间宗教也有所增加。 中国大部份地区可以得到《圣经》和其他宗教读物。 与此同时,一些未注册的团体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和骚扰。 政府继续镇压未注册的新教和天主教徒、穆斯林,以及西藏佛教徒(见西藏附录)。 政府继续镇压被它认定为“邪教”的团体,特别是法轮功精神运动。

所有宗教场所都必须在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或其在各省或当地的办公室(称为宗教事务局(RABs))登记注册。 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各地的宗教事务局负责监督宗教活动并判断其是否“正常”合法。 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共统战部负责对政府宗教活动条例的实施提供政策性的指导和监督。

2005年3月,管理宗教事务的新条例开始生效。新条例规定了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活动,并强化了政府声明的法律框架。 但这些法规只对“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信仰表达自由提供保护。 这些法规只保护那些被模糊划归于“正常”的宗教信仰。在实际工作中,中共政治教条指导着宗教问题的解决和这些法规的实施。 新条例在一定条件下保护登记宗教团体的权利,如拥有财产、文学出版、培训和任命神职人员以及筹集捐款。 但新条例并没有为非隶属于五大宗教的团体从事合法宗教活动创造更大的空间。 但是,批评人士称新条例只不过将过去的做法法律化,给予管理部门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判断该允许何种宗教活动。

法律要求宗教团体注册礼拜场所。 在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精神活动被认为是非法的,参加者会受到惩罚。 政府官员说家人和朋友在私人住宅内聚会学习《圣经》不必登记,但是正式的宗教服务场所应进行登记,即使是在私人住宅内举行的正式宗教活动。 神职人员不必经政府批准,但是按照隶属政府的相关宗教协会的规定,被选中后必须向政府报告。 本年度政府继续施压,要求各宗教团体进行登记或接受官方的“爱国”宗教组织的监督。 一些团体自愿登记,但许多是迫于压力登记;一些团体避开官员以躲避登记,还有的宗教团体则被当局拒绝登记。 许多非官方团体报告,当局不加解释就拒绝它们登记。 政府表示,那些被拒绝登记的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满足有关宗教活动设施和聚会场所的要求。 很多宗教团体不愿按规定进行登记是为了坚持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原则,有的则是因为担心若按规定上报教会领袖和成员的姓名与住址,可能会引起不利的后果。
地方当局对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特别是新教“家庭教会”的处理因地域而有很大不同。 在某些地区,对宗教活动只有最低程度的监督,登记和不登记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都公开并存,受到当局大致相同的对待。 在这些地区,很多信徒同时参加两种教会的礼拜活动,而未注册教会信徒能从官方认可的教会中获得《圣经》。 在中国一些地区,拥有数百名成员的未注册家庭教会公开聚会进行祈祷、唱诗并学习《圣经》,地方当局完全了解并将他们的集会认定为非正式集会。 在其他地区,有多个家庭成员和朋友参加的家庭教会聚会被严格禁止。 家庭教会的成员数量不断增加时,教会安排定期使用设施以开展宗教活动,或与其他未注册团体建立联系时,但此时他们常常遭遇非难。

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领袖有时受到骚扰、审问、拘留和肉体迫害。 当局经常干扰家庭教会聚会和静修,拘留其领导人和成员,并没收家庭教会领袖和成员的私人财产。 本年度,数千家庭教会成员被拘押;大多数拘押事件发生在河南省。

6月,河南省家庭基督教牧师张荣亮被指控以欺诈手段获取护照,并非法跨过边境。 他被判处7年零6个月监禁。 2004年8月,与徐永海、张胜其一起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的北京家庭教会基督教徒刘凤刚仍被监禁。 刘凤刚向一份海外中文杂志提供了有关中国基督徒受虐待的信息。 据报导,2月,娄元启因在新疆举行未经授权的教会活动而被拘押。 4月,据报导李会民 因在家中举行家庭教会集会而在河南省被判处劳教。 5月,几位家庭教会活动分子在河南省扶沟县被拘押,而其他几位则仍被关押。 因在政府批准的场所以外举行礼拜的新教基督教徒也会遭受拘押,或受到虐待。

7月和8月,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几个省份的当局拘留了几位新教家庭教会的成员。 7月19日,据报导,河南省当局袭击了驻马店一家家庭教会,并审问了60多名教会成员。 7月21日,据报导,湖北省官员袭击了一个家庭教会集会,审问了20名教会成员。 此后,官员判处10名教会成员10到15天行政拘留。 7月24日,据报导,云南省当局拘留了4位家庭教会成员。 7月27日,据报导,安徽省官员袭击了一家家庭教会主日学校,审问了大约40名公民。 当地官员还将牧师蔡益利和李利中行政拘留16天。 8月19日,据报导,内蒙古自治区官员袭击了一家家庭教会,没收了教会财产,并警告家庭教会成员,他们只能在已注册的教堂集会。

与前一年一样,有报导称天主教牧师、信徒领袖和其他人员遭到殴打或虐待。 据报导,在一些地方,当局向未注册的牧师和俗家弟子施压,拒绝承认罗马教廷批准的神职,要求他们加入官方教会,或用一系列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失业和拘 留,进行恐吓。 9月11日,于2005年10月得到罗马教廷批准,但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主教吴钦敬被拘押5 天,并被迫签署声明他的神职为非法的文件。

对未注册的天主教主教、牧师和俗家弟子的骚扰(包括政府监控和拘押)仍在继续。 7月2日,当局拘留了未注册的主教贾志国。这是2004年以来他第十次被拘押。9月27日,贾志国被释放。 7月30日,82岁的主教姚良被逮捕,到年末,他仍然在押。 仍然没有关于未注册主教苏志民的新消息,据称他于1997年被拘留,但自此以后音信全无。 6月,有报导称苏志民主教已在关押期间死亡,但该报导未得到证实。 对要求透露此案信息的请求,政府未做回应。 苏志民主教的助理主教──安树新主教在被监禁10年后于8月24日被释放。 官员在安树新主教接受政府认可后同意释放安树新主教,但政府并没有强迫他前往天主教爱国协会注册。 9月底,未注册的天主教牧师邵祝敏和姜溯让在从欧洲返回深圳后被拘留。 据可靠消息报导,张纬柱主教、Cui Xing神父和王全军神父仍被拘押在河北省。 据驻在国外的龚品梅基金会报导,目前还不知道2004年12月被拘留的主教赵振东的下落。 河北省官员总共拘留了7名天主教传教士和90名俗家弟子。

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而且中国大陆也没有梵蒂冈代表。 政府称,鉴于教皇在册封主教方面的作用、地下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还有梵蒂冈对台湾的承认,这些仍然是双方关系改善的障碍。

尽管政府坚持保留向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施加条件的权力,已有越来越多的已注册天主教徒承认罗马教廷的精神权威,而且梵蒂冈在圣职仪式之前已批准了大多 数被政府任命的已注册主教。 4月和5月,天主教爱国协会官员在没有得到梵蒂冈批准的情况下为两位天主教主教举行了圣职仪式,而且有报导称协会官员强迫已注册的天主教传教士参加圣职仪 式。 天主教爱国协会在福建省任命了一名主教,尽管他于2000年担任圣职,但未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

有报导称,7月,官员捣毁了浙江省一家大型家庭教会,并殴打了数百名赶来抗议此次破坏活动的家庭教会成员。 官员不断否认要求建设教堂的请求。 在一些地区仍有人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福建省的“妈祖崇拜”。 民间宗教常被视作与道教有某种关联,或被当作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而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容许。 但同时,政府将民间宗教划为“封建迷信”,有时进行压制。 国家宗教事务局设立了新部门负责管理民间宗教和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活动,其中包括东正教和耶稣基督末期圣徒教会。

佛教徒是有组织宗教信徒的最大组成部份。 传统佛教活动在中国许多地区公民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一些地区藏传佛教徒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日益增多。 然而,政府限制仍然存在,在政府认为佛教信仰为分离活动推波助澜时更是如此,例如在西藏一些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份地区。 2月,达赖喇嘛特使与政府官员会面,这是自2002年以来双方的第五轮对话(见西藏附录)。

在新疆,对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布道和宗教礼 拜场所的限制规定执行仍然非常严格。 本年度,当局将妇女列为不得进入清真寺的人群。 其他被禁止进入清真寺的包括儿童、中共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但实际上,妇女和儿童并不总是被禁止进入清真寺。 政府继续用反恐为借口来证明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镇压是正当的(见第5部份)。 新疆当局继续拘留并逮捕参加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的人员,并以包括国家安全罪在内的各种罪名对他们提出指控。 新疆当局经常指控宗教信徒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穆斯林极端主义的“三股恶势力”。 在主要针对穆斯林的同时,对新疆宗教的严密控制也影响了其他宗教的教徒。
政府继续控制伊斯兰教活动,与此同时政府控制的中国穆斯林协会还将伊斯兰 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但与新疆自治区对穆斯林采取严厉措施不同,宁夏、甘肃和青海省的官员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则非常小心,而且并不愿公开干涉穆斯林活动。 当局保留对阿訇布道进行审查的权利,并敦促阿訇强调恐怖分子以宗教名义所采取的行动对伊斯兰教产生的破坏作用。 特定穆斯林领袖受到了特别严厉的对待。 当局开始组织宗教人员每月举办政治学习班,这项计划持续了一整年。 5月,中国穆斯林协会宣布,它将筹建一个办公室,专门管理前往麦加朝圣的问题。 同月,中国伊期兰教协会通过一项举措,要求宗教人员学习由中国穆斯林协会编制的“新收集的布道”,包括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团结 信息。

根据一海外组织的报告,2005年8月,179名伊斯兰教的地方性教派──苏菲教派Sala order的修炼者在该活动被政府取缔后被捕。 尽管官员否定这项禁令,但他们认为这场运动非常危险。 2004年8月,和田的8名维吾尔穆斯林据称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许多人因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被拘留。 除了对全国党员和政府官员信奉宗教进行限制外,新疆的教师、教授和大学生也不允许公开从事宗教活动。

穆斯林被允许前往国外朝圣,但据报导,政府惩罚了那些未经批准就准备朝圣的人员。 官方报告指出,9,700多名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参加于11月29日开始的麦加朝圣。 这一数字可能还没有包括并非由政府组织自行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去年这部份人员多达数千人。 7月至9月间,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为应对政府对麦加朝圣的控制,绕道巴基斯坦,但被困在伊斯兰堡,因为他们没有拿到沙特使馆的签证。 在这些签证申请者在沙特使馆外举行示威游行后,大约1,000名申请者拿到了签证,但更多人被迫返回新疆。

当局允许官方批准的宗教组织进行不受“外国控制”的国际联系。 但是,并没有明确什么才是“控制”。 对外国人进行宗教活动的规定包括禁止劝人入教。 当局一般允许外国人向其他外国人布道,带入自用的宗教材料,受已登记的宗教组织之邀向中国公民讲经布道。 虽然禁止从事传教活动,很多在大学校园教书的外国基督徒仍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只要其宗教活动谨慎小心,当局很少干预。 当局允许在国外加入耶稣基督末期圣徒教会的教徒回国后举行宗教活动。

当局继续广泛镇压被认为是“邪教”的组织。 这些“邪教”不仅包括法轮功和多种中国传统的练功团体(统称为“气功”团体),还包括被当局谴责宣扬超出官方认可教义之外信仰的宗教组织。 被政府定为邪教组织的团体包括:东方闪电、三班仆人教、呼喊派、华南教会、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观音教、主神教、被立王、统一教会和仁 爱之家等。 当局谴责其中部份组织缺乏适当的神学教育,宣扬世界末日或圣战的来临,利用宗教复兴谋取个人私利。 政府谴责东方闪电和一些其他未注册的基督教团体参与暴力活动。

本年度,针对这些组织的镇压活动仍在继续。 警察继续查封被称为“呼喊派”的地下福音派组织,该组织原是1949年之前存在的一个本土新教组织的分支。 针对华南教会的活动仍在继续。 2005年8月,大约40名华南教会成员在湖北省与外国人会面后被拘留。 根据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羁押问题工作小组提交的匿名请愿书,华南教会的创始人龚圣亮和其他被监禁的华南教会成员都在监狱中受到恶劣虐待。 龚圣亮因强奸罪、纵火罪和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在2001年原审中作证的妇女称警察曾酷刑折磨她们,并强迫她们在控告龚圣亮强奸她们的声明上签字。 本年度,龚圣亮的女儿报告说,龚圣亮的健康状况很不好,而且还遭到另一名同室犯人的殴打。

法轮功在国内的公开活动仍然发展甚微,流亡海外的法轮功成员报导说政府镇压法轮功的行动仍在继续。 自政府1999年禁止法轮功以来,仅仅信仰法轮功(甚至没有公开宣扬其教义)就足以使其成员受到从失去工作到被监禁等的种种惩罚。 虽然大部份被拘押的修炼者已经获释,但许多人在获释后又被拘押,(见第 1.e.部份)。 据法轮功团体估计,至少有6,000名法轮功修练者被判处监禁,10万多名修炼者被判处劳教,大约3,000名在被关押期间死于酷刑。 据一些外国观察家估计,法轮功信徒至少占官方宣布的25万名劳教犯人的一半,海外的法轮团体则认为这一数字还应更高。 3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报告说,在所有宣称在被关押期间受到酷刑的受害者中,66%为法轮功修炼者。

那些被政府定为“核心头目”的人员被挑出来严厉惩罚。 10多名法轮功成员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判刑入狱,但1999年以来,被法庭定罪的大多数法轮功成员的罪名是“组织或利用宗派破坏法律的实施”,此罪 名轻于前者。 不过,大多数修炼者受到的是行政处罚。 一些修炼都被判处劳教。 其中,一位支持法轮功的在电视台工作的香港记者的亲戚袁玉菊和梁劲晖因散发法轮功材料而被判处劳教。 据道,他们被送到为“改造”那些从劳教释放后仍拒不放弃信仰的修炼者而专门设立的拘留设施。 政府官员否认了这些“非法教育”中心的存在。 此外,根据海外组织消息,数百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见第1.d.部份)。

本年度仍有关于警察和其他安全人员虐待法轮功成员的指控(见第1.c.部份)。 此外,有关政府批准的组织切除法轮功犯人器官的指控开始浮出水面。 4月,海外法轮功团体宣称,沈阳苏家屯一家医院是一座“集中营”,存在大规模器官切除,包括从活的犯人身上摘除器官(见第1.c.部份)。 政府向外交观察员和外国记者开放该设施,但没有发现任何违反医院操作的情况。

警方继续拘押现在和以前的法轮功修炼人员,并把他们关进劳教所。 据称,警察对法轮功分子有逮捕指标,还针对以前的修炼者,即使他们已经不再修炼。 政府继续使用高压手段以及强制性反对法轮功的学习班来迫使其成员放弃法轮功。 据报导,即使那些没有参与抗议活动或以其他形式公开表达信仰的成员,也被迫参加反对法轮功的学习班,或者被直接送往劳教所。 据报导,这些做法迫使大批法轮功学员签名放弃法轮功。

政府在学校宣扬无神论。 2005年3月,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没有禁止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全国性条例,但是他说,宗教不应干涉公共教育。 实践中,许多地方当局禁止学龄儿童参加清真寺、寺庙或教堂的宗教活动,并且禁止他们在家庭以外接受宗教教育。

法律没有禁止宗教信徒担任公职;但是大部份政府、国有企业和官方组织的高级职务都要求党员身份。 本年度,共产党官员重申,信仰宗教与党员身份不符。 政府和中共官员重申,宗教信仰者应该自己退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参加宗教、迷信活动”。 信仰法轮功的党员和解放军官兵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

尽管有规定鼓励官员做无神论者,但仍有一些共产党官员参与了宗教活动,最普遍的
是信奉佛教或某一民间宗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几位宗教界代表。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括中国天主教爱国协会大主教兼副主席傅铁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和省政府中也有宗教团体的代表。人民政协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咨询机构。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括一位西藏转世喇嘛,班禅·科智·盖拉南嘉。

官方宗教组织负责管理培训神父、牧师、阿訇、伊斯兰学者及佛教僧侣的地方性宗教学校、神学院和研究院。 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必须表现出“政治可靠性”,所有毕业生都必须通过神学知识考试和政治考试方能担任神职。 政府允许已注册登记的宗教教会培训牧师,并允许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神学院学生、穆斯林和佛教的神职人员出国进行进一步宗教研究,但是一些宗教学生难以 取得护照或获得批准留学。 在多数情况下,外国组织会向这些培训计划提供资金。

虽然在很多其他地方,儿童可以不受限制地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但是在一些地区,当局继续禁止对小学和中学的适龄儿童传授伊斯兰教。 地方官员称学龄儿童不得进行宗教学习或进入新疆的清真寺。 2005年8月,阿米南·莫米西和30多名学生据称因在假期集中学习《古兰经》而被拘捕。 当局没收了他们的《古兰经》和穆斯林教科书,政府拒绝说明莫米西的状况。 据媒体报告,在许多其他场合,新疆当局对宗教出版物进行了没收,有时还拘押那些拥有未经批准的宗教书籍的人士。

各种信仰的宗教组织都被鼓励进行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包括由外国人组成的组织。 从事社会服务的宗教组织在向地方当局登记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这些困难与非宗教性的非政府组织所遇到的困难类似(见第 2.b.部份)。

2005年的宗教法规允许得到授权的宗教组织和场所编制并印刷出版物,并在国内公开发行,但要求这些出版物必须遵守国家法规。 这些法规也对宗教读物实行严格的先期限制,其严厉程度高于其他类型的出版物。 这些法规还规定由政府对宗教人员的任命进行监控。
政府严厉打击私自出版宗教作品的行为。 4月,山东省牧师刘玉华在临沭县在被发现分发宗教读物后被捕,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5月,安徽省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正式逮捕。

国外非政府组织认为,此次逮捕与他出版《圣经》和宗教材料有关。 2005年7月,新教牧师蔡卓华和他的两名亲友被指控犯有非法经营罪,并被分别判处三年、二年和18个月监禁,但真正原因是他们大规模出版《圣经》和其他 基督教文献。 根据可靠报导,中国共产党官员称,对蔡卓华进行起诉是打击以宗教为掩护的外国渗透运动中最重要案件之一。

媒体报导称,当局在新疆没收非法宗教出版物。 据报导,2月,新疆当局袭击了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市场,并没收了“非法出版”的宗教海报。 同样在2月,当局宣布2005年他们没收了9,860本涉及宗教、法轮功,或“宗教迷信”的非法出版物。新疆人民出版社是新疆唯一获准可以出版穆斯林书籍 的出版机构。

全国大部份地区《圣经》供应充足,但一些地下教会成员抱怨《圣经》的供应和发放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个人不能直接向出版社订购《圣经》。 海关官员继续监控宗教材料的“走私”入境。 据可靠报告,当局有时没收《圣经》、《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材料。

社会虐待和歧视 
 
本年度没有关于对信仰宗教者进行社会虐待或反对犹太人活动的报导。 政府不承认犹太教作为种族或者宗教存在。

有关详情,请参见《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d. 国内迁徙、出境旅行、移居境外和返回的自由

法律规定了部份这类权利,但是实践中政府一般不予以尊重。 虽然政府继续限制更换工作地点或居住地点的自由,但是全国户籍登记制度正在逐步失去效力,大部份公民在国内各地迁移和工作的权利正在不断扩大。 但是,政府通过其他机制保留了限制迁移自由的能力。 当局定期加强限制,特别是在重大纪念日和外国政要访问前限制被认为是政治敏感人士的行动,以防止游行示威的爆发。

本年度,随着中国流动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全国户口登记(户口)制度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 农村居民继续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现金收入的四倍多。 但是,许多人不能正式更改他们在国内的居住或工作地点。 在迁入一个新城市之前通常需获得政府和工作单位的许可。 许多城市新发暂住证数量每年都有指标,所有的就业者,包括大学毕业生,都必须为获得有限的暂住证而展开竞争。 对于来自农村的农民来说,获得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的户口尤为不易。

户籍登记制度给农村人口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增添了难度,即使他们已经搬迁到了城市地区,并且找到了工作 这部份人口在1亿至1.5亿之间,他们没有正式的城市居民身份,因经济原因在全国流动迁移。 而没有正式城市居住身份就很难或不可能充份享受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服务。 此外,法律和社会情况将流动工人限制在几种当地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之中,这些工人在遭到雇主或官员虐待时几乎没有求助渠道。 一些大城市开展了一些项目,以便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能够免费享受公共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但一些地方的移民报告说,他们实际上很难达到享受这些福利的条 件。 许多城市和省份继续进行旨在废除户籍登记制度中城乡居民差别的实验性举措。

作为一种非司法性质的处罚和控制措施,软禁继续被用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家属、请愿者和其他政府或党认为政治敏感或“惹事生非”的人士(见第1.d.部份)。
根据适用于劳教所在押累犯的“留场就业”制度,当局不准某些特定的犯人在刑满后回家。 一些获释或假释的犯人回家后不得自由行动。

政府允许大多数公民合法移居海外和出国旅行。 大部份公民能够获得护照,但那些被政府视为危险人物者,如宗教领袖、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仍难以申请到护照(见西藏附录)。 有报告称,在本年度敏感纪念日期间,有些学者旅行受到限制,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6·4”纪念日期间。 有实例证明,当局曾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而拒发护照或签证。 地下教会成员、法轮功分子和其他政治敏感人士有时会被拒发护照和其他必要的旅行证件。 据报导,3月,一名公民被禁止出国旅行,因为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据报导,8月,独立中文笔会(独立笔会)成员吴伟在前往参加独立笔会的年会时被拒绝进入香港。 9月,护照控制当局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没收了一名著名维护劳工权利律师的护照,当时他正准备上火车前往香港。
法律既没有规定公民的归国 权,也没有涉及流放问题。 政府继续拒绝很多被政府认定为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活动人士或不安定分子重新入境。 尽管一些移居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准回国,但保外就医和获准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经常是被流放出去。 移居海外的活动人士有时一回国即被监禁。

虽然难民专员办事处报告称,每年有2,000多藏人越境进入尼泊尔,但政府仍试图防止许多藏人离境(见西藏附录)。

保护难民

虽然中国是1951年《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该公约议定书的签署国,但中国目前还没有授予难民或避难身份的法律。 政府在处理来自越南和老挝的汉族或少数民族人员重新安置的问题上,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进行了广泛合作。 本年度政府与难民专员办事处继续就授予这些居民公民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对向难民专员办事处北京办事处登记的少数来自其他国家的避难者──每年不超过100人──采取了一种事实上的容纳政策。 在难民专员办事处确定其身份,以及被确认为真正难民后等待前往第三国的安置期间,政府允许这些人在中国滞留。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允许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中国东北与北朝鲜的边境地区开展工作,因为政府认为越境进入中国的北朝鲜人是非法经济移民,而不是难民。

本年度,据报导有数千名北朝鲜人被扣押并强行遣送回国。 根据北朝鲜法律,许多人回国后即面临迫害,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被处决。 数百名北朝鲜人在进入外交使领馆或中国的国际学校后,获准前往第三国。 据大量可信的报告,中国发生了多起骚扰和拘留北朝鲜人的事件。 政府还因向北朝鲜人提供食品、住宿、交通及其他帮助而逮捕和拘留了外国新闻记者、传教士以及活动人士和一些中国公民。 中国在东北继续拘押几名外国人,其中一些被控以外国人偷渡罪,但大部份被指控帮助北朝鲜人偷渡入境。 吉林省公安网站报导,2004年该省遣返了大约2,000名“外国人”,据信大多数是北朝鲜人。 据非政府组织称,本年度在中国境内有北朝鲜特工活动,强行遣返北朝鲜公民。

第3部份:尊重政治权利:公民更换其政府的权利

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有和平改变政府的权利,公民不能自由选择或更改管理他们的法律和官员。 中国共产党继续控制具有政治权力的职务任命。

选举和政治参与

根据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在形式上,由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总理和副总理以及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实际上,由153名成员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管这些选举,并确定全国人大的议程和议事规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受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9名成员的直接指挥。 全国人大没有权力制定政策或罢免政府或党的领导人。

2003年,全国人大批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2004年,胡锦涛又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

全国大约100万个村庄都要对村民委员会进行直接的竞争性选举。 据民政部称,多数省份已经进行了4至5轮村委会选举。 监督村委会选举的外国观察家认为,他们所观察的选举总体来说是公正的。 但是,政府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选举存在严重的程序缺陷。 腐败、收买选票以及乡镇干部和党政官员干涉选举的问题继续存在。 法律允许每个投票者可以最多为三个投票者代理投票。 许多农村投票人都按最高限度投出了代理票,特别是在有大量外出人口的地区。

尽管有法律条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被罢免,但地方的实施规章特别模糊或烦琐,以至于多数罢免无法成功。 在据称存在腐败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法定代表被罢免,但是村领导不在其列。 本年度,广东省太石村因试图罢免被村民指控贪污本村资金的村领导陈进生而受到严厉镇压。 当局诉诸暴力、恐吓和其他策略来镇压此次罢免行动。

《选举法》适用于各级立法机构的选举。 根据该法,公民有机会选举县级及县级以下地方人大代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这些选举候选人的提名控制极严。 立法机关成员选举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 例如,省级人大选举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 地方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当地人大委员长,因而加强了党对这些立法机构的控制。

本年度,并非由地方当局推选的独立代表如果要参加或希望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那么他们在地方一级便将遭到重重阻碍。 尽管有一小部份独立候选人当选,但据报导湖北和广东省地方当局操纵并向提出积极动议的候选人施压,防止独立代表获得提名,如果他们已经获得提名,则阻止他 们赢得竞选。 地方警察拘留并监控独立候选人,没收运动材料,恐吓支持者、家庭成员和朋友。 一些活动分子还宣称,投票结果早已内定,以确保独立候选人无法胜出。 本年度,太石村村民试图提名独立候选人为地方人大代表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据称失败原因是暗箱操作和非法禁止代理投票。

尽管共产党控制各级政府官员和党内职务的任命,一些镇、县和省级选举还带有竞争性不断增强的试验特徵,包括候选人的自我提名、候选人的竞选演说、提名的公开审批以及两级间接选举体制。

中国共产党继续独揽政权,并禁止成立新的政党。 政府承认于1949年之前成立的9个政党,但不包括中国民主党。该党是一个反对党,于1998年成立,随后即被宣布为非法政党。 许多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活跃分子和党员被逮捕、拘留或监禁。 到年底,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秦永敏仍然被监禁,其他与2002年公开信有关的人士也仍被关进监狱。这封公开信号召进行政治改革,并重新评价1989年天安门 大屠杀。 9月14日,当局释放了中国民主党领袖朱虞夫。他因参与民主派活动而被判处7年监禁。 同一天,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名逮捕了另一名中国民主党领袖陈树庆。 30多名现在和以前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中,其中包括张林、赵常青、桑坚城、何德普、杨天水、王荣清和姜力钧。

政府对妇女或少数民族团体参与政治未加特别限制。 但是,在党和政府权力结构最高层,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职位鲜有女性担任。 在24人的政治局中有1名女性担任副总理一职。 5名国务委员也只有1位女性。 中共重要机构统战部的负责人是女性。 本年度,中国28个部长中有1位女性,有25位女性担任副部级或更高级别的职务。

政府鼓励妇女行使权利参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并作为候选人参选,但是当选者中只有很少一部份是妇女。 在许多地区,村委会为妇女保留了一个席位,妇女委员一般负责计划生育。 到2005年底,有1,360万女性党员,占7,080万共产党员的19.2%。 妇女代表在全国人大中占20.2%,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占14.2%。 2002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98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27名女性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比上一届委员会的总数稍有增加。

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大代表的13.9%,而少数民族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4%。 全国55个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大中都有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次代表大会选举出35名少数民族成员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唯一一个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的部级职务是管理民族事务的职务,政治局 中有一位少数民族人士──副总理回良玉。 少数民族人士很少担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党或政府高级职务(见第5部份)。

政府腐败和透明度

腐败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国家审计署发现,48个部级部门从中央政府的2005年预算中贪污或挪用了大约6.85亿美元(55.1亿人民币),比2004年报告的数字增加了 70%。 腐败问题困扰着法院、执法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 2000年3月,外籍公民邵裘德据称因为拒绝贿赂当地税务审计官而被当局以逃税罪判处16年监禁。 尽管9月他获得1年减刑,但到年底他依然被关押在狱中。

法院和共产党的机构在本年度对一些公职人员和党的官员给予了纪律处份。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3月11日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检察官对24,277件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 院总共调查了41,477名官员,并起诉了30,205名官员;将7,279件案件移交司法机构,并提出起诉。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2005年有11万名官员因违法和违反党纪而受到惩戒。纪律检查委员会剥夺了11,071名官员的党员资格,这一数字 比2004年高了一倍。 据报导,中纪委在有些案件中替代法院和其他司法机构对有些案件进行了制裁。

中国没有全国性的信息自由法律,但许多地区在管辖范围内继续颁布有关信息自由的法规,旨在改善公众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并加强对地方政府倡议的监督。 约95%的政府部委、省政府和地级市设立了网站,提供一些公共信息,但是受到控制。 不过,公民、地方媒体和外国记者很难了解到关于政府决策的信息,特别是在其正式公布之前。

政府试行了多种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形式,包括热 线电话、投诉中心、行政听证以及其他让公民参与立法过程的形式,例如举行听证会讨论立法草案。 公民继续提起行政诉讼,以寻求对政府的渎职行为的法律赔偿。 根据官方统计,2005年有95,707件行政诉讼案件针对政府,比前一年略有增加。 在司法制度外直接向官员请愿也是公民申冤的普遍途径。 官方媒体报导,2005年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府共收到1,270万份请愿,比2004年减少了1,370万份(见第2.b.部份)。

第4部份: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态度  

政府试图继续控制民间团体,阻止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并防止中国被“西化”(官方说法)。 政府不允许国内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公开监督或评论人权状况;现有的国内非政府组织受到干扰。 政府往往对独立组织持怀疑态度,并加强了对拥有海外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大多数大型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是半官方的,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由政府机构主办(见第2.b.部份)。

本年度,政府继续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控,并利用严厉的法规来限制独立的民间组织的发展。2005年,第一个此类法规开始实施。

由全国各地活动人士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已经成为许多侵犯人权事件的可靠消息来源。 这些信息通过诸如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和民运信息中心,以及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等组织发布。

新闻界也在获得当局批准后发表有关官员越权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文章。 但是,政府仍然不愿接受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 政府批评国际人权监督组织的报告,声称这类报告不准确,而且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报告说,当局曾拒绝了他们的签证请求,或者限制其签证的有效期限(见第2.d.部份)。 政府成立的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任务是为政府的人权记录作辩护。 中国政府主张每个国家对待人权的方式都受到其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状况的影响。

政府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但不允许红十字委员会探访监狱。 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次执行报告。 中国政府继续与一家旧金山人权团体就人权和囚犯问题举行非正式讨论,尽管政府与该团体的合作并不像上一年那样广泛。

第5部份:歧视、社会虐待和贩卖人口

中国有旨在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的法律。 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由民族、性别和残疾所引起的歧视。

妇女  

针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个严重问题。 中国没有把家庭暴力定为犯罪的国家法律,但《婚姻法》规定发生家庭暴力时可以进行调解和行政处罚。 2005年8月,全国人大修改了《妇女权利保障法》,其中专门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但批评人士抱怨这一规定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家庭暴力。 30多个省、市或地方行政区域通过了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 根据全国妇联2004年的调查,30%的家庭存在过家庭暴力,有16%的丈夫殴打过妻子。 全国妇联报告每年收到30万封有关家庭问题的投诉信,其中绝大部份与家庭暴力有关。 由于大部份虐待配偶的事件没有报告,因此实际数字相信还会更高。 专家指出,农村地区的家庭虐待状况比城市地区更严重。 随着对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设施。 大多数庇护所是由政府建立的,但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一些庇护所的筹建。

强奸属非法行为,一些被判强奸罪成立的人遭到处决。 法律并未明确承认或排除婚内强奸。
法律禁止采用人身强制手段施行堕胎或绝育。 但是,在完成政府条例所制定的计划生育指标的巨大压力下,地方计划生育官员为完成政府任务而采取人身强迫手段(见第 1.f.部份)。 此外,由于政府实行限制生育的法律及措施,妇女承受了格外沉重的负担。 这类法律和措施要求采取避孕措施(宫内节育器和女性绝育尤其普遍,据政府统计,这些方法占避孕手段的80%以上),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实施堕胎。

尽管卖淫属于非法行为,但专家估计全国大约有170万到500万商业性工作者。 性行为的商业化以及与此有关的贩运妇女活动的增加,使数以万计的妇女陷入犯罪和受剥削的恶性循环中,并随时面临感染疾病和受虐待的危险(见第5部份:人口 贩运)。 据官方媒体报导,中国每五家按摩厅就有一家从事卖淫,城市里的比例更高。 2004年,广东省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按摩从业人员都从事卖淫活动。 城市中的桑拿浴、按摩厅、俱乐部和侍女酒吧等场所,不安全工作条件随处可见。 调查显示,有些地区有多达80%的妓女患有肝炎。

虽然政府在打击性交易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据可靠报导,地方官员与卖淫业沆瀣一气,拥有卖淫场所,或从中获取收入。 卖淫牵涉到有组织犯罪团伙、商人、警察和军方。 取缔卖淫的行动收效甚微。据官方媒体报导, 2004年广东省开展了一项针对娱乐设施中的卖淫活动的调查,导致15%的被调查场所永久关闭,另有40%暂时停业。 法院起诉了涉嫌组织卖淫者和皮条客。

业经修订的《妇女权利保障法》内容包括禁止进行性骚扰,它规定“受害妇女有权向工作单位和相关部门投诉”,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法律学者和活动人士赞扬了这一修改,但是强调法律还应该具体明确什么是骚扰行为。 专家继续指出,许多性骚扰受害者因为害怕丢掉工作而不敢报告。

自1949年以来,政府把男女平等视为一项政策目标。 《宪法》规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和受教育权。 曾经只将单位住房分配给丈夫的政策现在也已趋向性别中立,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强调,即使是在离婚案件中,住房权也应平等分配。 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妇女和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妇女政策。 全国妇联是政府妇女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但是,许多活动人士和观察家担心,妇女在过去50年所取得的进步正在逐渐被侵蚀。 他们声称,随着政府把重点放在经济改革和政治稳定方面,男女平等的目标似乎被放在了次要地位。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减少性别歧视。 但是,妇女反映歧视、性骚扰、不公平解职、降级和工资差别等问题依然严重。 社会组织和政府对妇女开展了关于妇女法律权利的教育活动。 在9月曝光的一起高层案件上,一名中国女演员在她的博客上披露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名导演对其进行了性骚扰。 尽管该名导演威胁说将以“诽谤罪”起诉这名女演员,但最终这一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数万名网民对这名女演员表示支持。
包括律师、活动人士和新闻媒体在内的妇女网络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十分活跃。这些网络强调各种问题,呼吁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性别歧视。

尽管如此,妇女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往往遇到严重障碍。 法律专家指出,由于法律定义模糊,难以量化损失,提出性别歧视诉讼的难度很大。 因此上诉到法院的案件非常少。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负责保护妇女权利的机构往往更注重与产妇有关的福利以及产假期间无端遭解雇的问题,而不是性别歧视、对妇女的暴力或性骚扰问题。 妇女权利的拥护者指出,在农村地区,妇女在结婚后以及离婚时经常丧失土地,而且财产权经常由其丈夫掌握。

全国妇联报告,在被解雇的工人中,妇女占47%,大大高于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 许多雇主为了避免产假和儿童保育所带来的费用而偏向雇用男性,有些雇主甚至把女工的实际退休年龄降低到40岁(正规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 此外,工作单位还可以降低妇女的法定退休年龄,从而限制了妇女的有效赚钱能力和职业生涯。 降低退休年龄还导致退休金降低,因为退休金通常取决于工龄。 招聘广告有时明确要求女性的身高和年龄。

尽管政府规定在求职和就业中不得有歧视行为,但妇女的赚钱能力仍低于男性。 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权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妇女的整体工资只有男性的66%,而在农村地区,妇女的收入只是男性的60%。 女主管和高级职业女性的平均工资分别只相当于其男同事工资的58%和68%。 工业领域雇用的妇女大都从事低技能和低报酬的工作,在某些部门,如纺织业,特别容易受到国企重组和下岗的影响。 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中妇女占6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说,在15至24岁的妇女中,有2%是文盲。 根据2005年的政府官方统计,妇女占全部文盲人口的73.6%。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妇女的识字率比男性的识字率低15%,甚至更多。

妇女高自杀率仍是一个严重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每天大约有500名妇女自杀。 妇女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25%。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受到的歧视、传统上对男孩的偏爱、中国限制生育的政策以及其他社会因素都是妇女自杀率特别高 的原因。 相比城镇妇女,农村妇女更为脆弱。在农村地区,妇女的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出四分之三。

尽管男女之间的受教育水平差异逐渐缩小,但教育程度差异问题仍然存在。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农村地区,只有61%的男童和43%的女童完成了初中教育。 在少数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口中,男性依然占大多数。 根据官方统计,女性占本科和专科学生的47.1%、研究生的 43.4% 和博士生的32.6%。 但是,随着工作分配机制越来越具竞争性,越来越受市场驱动,据报导具有高学位的妇女在就业过程中也受到了歧视。  

儿童  

法律禁止虐待儿童,并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实施有关儿童的政策。

法律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但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许多儿童没有上足规定的年限,有些儿童则从来没有上过学。 公立学校不得收取学费,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基本上已停止为初等教育提供补贴,因此许多公立学校为弥补收入不足而开始硬性收费。 这些收费使贫困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很难送孩子上学。

根据政府的统计,全国98.6%的儿童进入了小学。 2005年,政府报导,女童占小学生的51.4%、中学生的45.7%和高中生的 44.0%。 人们普遍认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女童的入学率要远远低于城市。

2003年,联合国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并报告说,政府未能为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并禁止儿童接受宗教教育。 该特别报告员严重关注个人承担公共教育费用的现象,并报告说政府迫使家长承担了几乎一半的公共教育费用,致使许多儿童无法接受教育。 特别报告员还建议政府立即禁止通过让儿童在学校从事体力劳动来筹集经费的做法。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2004年的统计数据,婴儿死亡率为26‰,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31‰。 《青少年保护法》禁止杀害婴儿。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一做法继续存在。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资料,只有极少数医生因为这条法律受到杀害婴儿的指控。 法律禁止歧视残疾儿童,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青少年罪犯提供司法保护。 对针对儿童的人身虐待可以提起刑事起诉。

根据2005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公布的调查报告,超过一半的男童和近三分之一的女童受到过人身虐待。 调查报告称10%的男童和15%的女童受到过性侵犯。 政府和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对儿童暴力问题国家协商会议也发表了这些数据。 但是,一些记者因报导山西和广东省年仅10岁的女学生遭到强奸而受到制裁。 南京一报纸发表文章揭露了江苏省南通市对精神有问题的青少年进行强制绝育,随后媒体被禁止报导。

尽管政府努力制止绑架和买卖儿童,但这些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继续存在,而且儿童也被当作劳力贩卖(见第5部份:人口贩运)。

据官方统计,2005年青少年犯罪数量剧增,本年度则有所下降。 2005年,法院全年审理的案件中涉及到82,692名青少年罪犯,这一数字比2004年上升了18%。这一年,法院共审理了70,086名青少年罪犯。 本年度前8个月,被判定有罪的青少年数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了11.4%。 从2000年到2005年,青少年犯罪的年增长率是11%。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遭到行政拘留的儿童人数有所减少。 但是,据官方媒体报导,城市中有超过15万名无家可归的“街头儿童”。 如果将整日在街上闲逛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也包括在内,那么这一数字还会更高。 法律规定,除非关押设施不足,否则要分别关押少年犯和成年犯。 但实际上,儿童有时在拘留时没有父母陪伴,与成年人关在一起,并且被迫从事劳动(见第1.c.和6.c.部份)。

因为传统上对男孩的偏爱和生育限制政策,杀害女婴、根据性别堕胎、遗弃和拒绝适当照料女婴等问题继续存在(见第1.f.部份)。 许多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利用超声波鉴别出女胎后即终止妊娠,虽然这种做法是非法的。 海南省的一项官方调查发现,堕胎胎儿中有68%是女性。 在200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中,一个农村乡镇有35%的妇女承认因为偏爱男孩而堕过胎。 女婴死亡率也高于男婴死亡率,这与全世界的趋势正好相反。 官方媒体报导,农村地区的女婴死亡率比男婴高27%。 拒绝适当照料女婴是女婴存活率低的一个原因。 一项研究发现,在妇女社会地位较低、经济和医疗条件差的地方,男女婴死亡率的差别最大。

法律禁止虐待或遗弃儿童。 孤儿院里的大多数儿童为女童,孤儿院里的男童一般有残疾或者健康状况不佳。 医务人员经常建议残疾儿童的父母将孩子送进孤儿院。
政府否认存在孤儿院的儿童受虐待或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但承认孤儿院的体制使之经常无法充份照料某些孩子,特别是那些有严重疾病的孩子。 在很多地方,被领养的孩子根据计划生育法规也被加以计算。 因此,领养了被遗弃女婴的夫妇有时被禁止生育第二个孩子。

人口贩运

尽管法律禁止人口贩运,但贩运人口仍是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既是贩卖人口的来源国,也是贩卖人口的目的国。 大多数贩运人口案件都发生在国内,目的是让其从事强迫劳动或强迫其结婚。 在城市,一些贩卖妇女和女童案件是为了强迫卖淫。一些报告显示,某些受害者,特别是儿童,被贩卖做苦力。 在很多情况下,妇女和儿童被可以找到工作的虚假承诺骗到国外,然后被拐卖为妓女或强迫劳力。

国内和跨国界人口贩运问题。仍然很严峻,但由于流动人口数量高达1,500万,无法精确统计出被拐卖人口数量,只能给出一个估算数据. 2005年,公安部撤销了2,884例涉及妇女、儿童的拐卖案件。 本年度同期,公安部破获了2,471例案件,解救了3,977名妇女和儿童。 本年度,据越南当局报告,警方从贩运分子手中解救了167名妇女和儿童,比2005年同期增加了64%。

一些专家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婚龄妇女的缺乏推动了对被拐卖妇女的需求,特别是农村地区。 他们认为,男女出生比例的严重失衡,越来越多的妇女离开农村寻求就业的趋势,以及传统订婚成本使得购买新娘对一些贫困农村男性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一些男性到经济更贫困的地区寻找新娘,其他的则向犯罪团伙求助。 犯罪团伙绑架妇女和女孩,或对她们许诺提供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来诱拐她们,然后只不过将她们送到远离家乡的地区,再交给买主。 一旦到达新“家”,这些妇女便被迫“结婚”,或被强奸。 一些妇女接受了她们的命运,并融入新社区;其他的则不断抗争,并受到惩罚;有个别妇女逃了出来。 有些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受利益的驱使,后来自己也成为贩运分子。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大多数从国外贩运来的妇女和儿童都来自北朝鲜和越南。 其他的则来自缅甸、老挝、俄罗斯和乌克兰。 他们被贩运到中国,受到性剥削,被强迫结婚,并在家政服务或其他行业中完成契约奴役。 以前的报告指出,将北朝鲜妇女和女孩贩卖到中国从事卖淫活动的现象在中国东北地区极为普遍,但据可靠消息来源称这种行为已经日益减少。 据称北朝鲜新娘的售价约为380至1,260美元(3,040元至10,080元人民币)。 据报导还有来自越南的妇女被贩卖强迫结婚。 联合国报告说,中国公民也经常被贩卖到马来西亚、泰国、英国和美国。 二级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亚、殴盟、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缅甸、新加坡、南非和台湾。

被贩运人口与国外偷渡集团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偷渡集团通常与有组织犯罪有关,并且其活动范围遍及全世界。 被国外走私犯贩运的人员为出国支付了高昂的费用,他们希望出国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据可信报告,一些人答应每人支付3万到5万美元(24万至40万元人民币)的路费。 到达目的国后,据报许多人被迫在一段固定时期内从事某种特定的工作,以偿还走私贩的走私费用和他们的生活费用。 这些被贩运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通常很恶劣。 贩运分子经常限制偷渡者的行动,并没收了他们的旅行证件。 他们经常威胁被贩运者,如果他们胆敢提出抗议,就向当局告发他们,或者报复他们的家人,这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 如果被捕并被转到法庭,人口贩运者将被判处5-10年监禁,并被处以最高6,000美元的罚款(48,000元人民币)。 如果犯罪情节非常严重,法院可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

公安部官员称,被遣返的偷渡受害者返回后将不再被罚款。 但当局承认,由于警察腐败问题、允许对非法出国人员处以罚款的法律规定,以及确认受害者的难度,这方面的工作有时也会出现疏漏。 由于被拐卖人员经常没有合法的证件,这也给如何将他们与非法越境人员进行区分增添了难度。

绑架和买卖儿童现象继续存在,特别是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 没有有关被贩卖儿童人数的可靠估计。 在中国国内,大多数被贩卖的儿童被卖给没有生育能力,特别是没有男孩的夫妇。 过去,大多数获救的婴儿都是男孩,但据报导,随着对婴儿需求的不断增大,贩运分子也把目光转向了女婴。

被贩卖做童工的儿童通常来自贫困的内陆地区,并被贩卖至相对富有的地区。 据报导,人口贩子经常向孩子的父母许诺,他们的孩子将来会给他们寄来大笔汇款,以此来诱使他们放弃孩子。 有些孩子在工厂工作,但更多的落入当地犯罪集团之手,被教唆犯下一些轻微的罪行,例如偷窃。

直到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后,买卖妇女才被定性为刑事犯罪。这一决定将拐卖和贩卖定为不同的罪行。

2001年至2005年间,警方破获了28,000多例贩运人口案件,逮捕了25,000多名人口贩运嫌疑人,并解救了35,000多名受害者。 7月,广东省破获一个人口贩运集团,其28名成员最轻被判处2年监禁,最高被处以死刑。 该犯罪集团曾强迫10名妇女从事卖淫。 2005年,广州一个婴儿走私团伙的10名成员因贩卖37名男婴而被判刑。 根据一些媒体报导,每个婴儿的平均售价是1,250美元(人民币10,000元),但是另有媒体报导称每个婴儿的价格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

尽管政府为消灭贩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有报导称,地方官员与偷渡和色情行业的犯罪分子串通一气,这有时涉及到被贩卖的妇女。 在有些案件中,村领导试图阻止警方解救被卖给村民做新娘的妇女。

负责打击人口贩运的两大主要机构为公安部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参与打击贩卖人口的机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中央综治委办公室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央政府的政策是,给省级和地方警察局拨款,资助他们收留受害者,并将他们护送回家乡。 由政府提供经费的妇联办公室提供法律权利方面的咨询,包括建议一些受害者对人口贩子采取法律行动。 全国妇联帮助受害者获得医护和心理治疗。

残疾人

法律保护残疾人的权利并禁止歧视他们;但是,残疾人的现实处境与法律要求相距甚远,许多残疾人享受不到专门为他们提供帮助的项目。 根据官方媒体,所有地方政府都已制订了实施法律的具体措施。

民政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家政府组办的民事机构)主要负责残疾人事务。 据中国残联报告,中国共有6,000万残疾人。 根据政府统计,全国共有3,335家教育和职业中心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和工作安置服务。 本年度,共有572,000名残疾人接受了教育或培训。 但在城市地区仍有120万残疾人没有工作,在农村地区无业残疾人口为340万。 在全国范围内,共有275,000名学龄残疾儿童没有上学。 有近10万个组织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大部份都在城市。 政府发起了旨在将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项目,有时政府也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发起项目。 但是,误诊、缺医少药、地位低下、遗弃之类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据报导,医生常常劝说残疾儿童的父母把孩子送进政府组建的大型收容所,这些收容所的看护条件常常严重不足。 选择把患有残疾的孩子留在家里的父母通常在为孩子争取充份的医疗、日托和受教育权时遇到困难。 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残疾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成年残疾人的失业问题仍然严重。 《残疾人保障法》规定道路和建筑应符合适于残疾人通行的标准,并要求“逐渐”落实这些标准,但是执法松弛。 残疾学生在享受教育权利方面受到歧视。法律规定大学可以合法地拒绝其他方面合格的残疾报考者入学。

法律禁止某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结婚,例如精神分裂症。 如果医生发现夫妻双方有可能将先天缺陷遗传给孩子,这对夫妻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进行绝育手术的情况下才能够结婚。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这样的做法来提高健康出生率。 媒体报导揭露了江苏省南通市强迫精神有问题的青少年绝育的事件。

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

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55个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为1.064亿,占人口总数的8.4%。 此外,一些公民认为自己属于尚未得到认可的少数民族。 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在他们的传统聚居区。 政府的政策为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大学招生、获得贷款和就业等方面提供了优惠待遇。 2005年5月,一项旨在提高少数民族教育优惠程度的新法规开始生效。 但是,实践中,少数民族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的歧视。 边境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依然不够,有利于汉族移民的就业歧视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 6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布,它计划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聘840名员工,所有职位都对汉族人开放。 种族歧视是一些地区根深蒂固的怨恨情绪的根源,如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地区。 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政府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关系紧张的问题轻描淡写。 即使是在政府认为最“和谐”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们也能感觉到朝鲜族的职业发展存在上限。

少数民族地区的收入仍然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 汉族人从政府项目和经济增长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好处。 许多发展项目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时人们被强迫迁移(见第2.d.部份)。

政府政策鼓励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这一政策导致新疆的汉族人口显著增加。 根据2005年新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60万新疆正式居民中有900万维吾尔族人。 新疆居民中的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30万人(占总人口的6%),上升到大约780万人(占总人口的40%)。 在新疆生活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哈萨克族、回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由于政府没有把数以万计的汉族长期“临时工”计为正式人口,因此官方数字低估了新疆的汉族人口。 由于汉族人近几十年来移居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的汉族与维吾尔人口比例从20比80变成80比20,这是造成维吾尔人不满的一个根源。 根据2005年的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的非藏族居民占人口总数的5.9%,但是该数字没有将大量长期居住在那里的汉族“临时”居民计算在内。 他们的存在也导致了一些藏族人的不满(见西藏附录)。

全国人大中少数民族代表占14%,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 1999年的政府报告称,在政府中任职的少数民族官员有270万人。 新华社报告称虽然2,379万内蒙古人口中少数民族只占21%,但有25%的干部是少数民族干部。 政府报告称,少数民族占新疆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是 62.7%,占西藏全国人大代表的 68.2%,广西全国人大代表的 58.8%,宁夏全国人大代表的 59.8%和内蒙古全国人大代表的 40.7%。

但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汉族官员担任着最有权力的党政职务,特别是在新疆。 2005年4月,政府宣布南疆的700个政府新职位中有500个将保留给汉族。 2005年9月,《新疆日报》宣布向发生过民族骚乱的地区派出947名汉族干部。 汉族还占据了安全机构的大部份职位,包括拥有部份警察权力的特别边防部队和新成立的反恐部队。

政府继续改变使用汉语或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双轨教育体制,新体制要求学校同时传授汉语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或者只传授汉语。 在采取新政策之前,新疆的绝大部份维吾尔族儿童都进入维吾尔语学校,并且一般每天学习1小时的汉语。 少数民族语言学校的毕业生通常需要强化学习汉语,这样才能适应采用汉语教学的大学的课程。 在政府部门、商业和学术界,汉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使那些缺乏汉语能力的从少数民族语言学校毕业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古兰经教育受到严格控制,并且政府禁止在公立学校使用阿拉伯语(见第2.c.部份)。 本年度,政府额外拨出了1,500万美元(人民币1.2亿元),用来为高中前辍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建设新学校,支持技术培训。

旨在打击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的运动仍在继续。 新疆当局经常把涉及三股恶势力的个人或组织混在一起,这样很难区分特定的搜捕、拘留或法律处罚是针对和平表达政治宗教观点的人,还是针对那些使用暴力的人 (见第2.c.部份)。 政府继续利用反恐为借口严厉镇压和平表达不同政见的维吾尔人和独立的穆斯林宗教领袖。 2003年12月,政府公布了东突恐怖分子名单,其中将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和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等团体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这些团体公开提倡东土耳其斯坦独立,但是只有1个团体被联合国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即东突厥伊斯兰运动。

被指控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维吾尔族人被判处长期监禁,许多被处以死刑。 在2003年正式结束的上一次严打活动期间,当局称在新疆对3,000多件案件提起公诉,并举行了有30多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公开宣判大会。 根据当局自己的说法,2004年1月到8月间,政府破获了22个从事所谓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团体,50个被指控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个人被判处死 刑。 2005年2月维吾尔族作家努尔莫哈迈提·雅辛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此前他发表了一篇短篇故事,当局称这篇文章宣传了分离主义。2005年4月,作家阿 卜杜拉·贾马尔(Abdulla Jamal)在新疆被拘押,因为他撰写了宣扬维吾尔族独立的文章。 2005年8月,据称有10人因拥有号召建立独立国家的宣传册和录音带而被捕。 本年度下半年,《喀什葛尔文学》期刊编辑卡拉什·侯塞因(Korash Huseyin)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据报导,2005年10月,新疆维吾尔族居民伊斯梅尔·塞梅( Ismail Semed)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分裂国家”,其他指控还包括拥有武器和爆炸物。 2003年10月,维吾尔族人西尔艾力因犯有恐怖主义罪被处以死刑。

6月,当局指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和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的三个儿子阿里木、阿不力克木、卡纳尔·阿不都热依木犯有国家安全和经济罪。 据报导,当局殴打并折磨阿里木、阿不力克木,而且据称阿里木已经承认了对他的指控。 7月10日,官员对阿里木和卡纳尔提出指控,并软禁了其他家庭成员。

2004年,维吾尔族人迪力克斯·铁力瓦尔地在与外国记者会面后被拘留。 政府拒绝透露他的下落(见第1.e.部份)。

人们不得拥有讨论独立或其他敏感话题的出版物或音像材料。 据报告称,拥有这些资料会被判处长期监禁。

该地区的官员辩护称,打击分离主义的斗争对维护公共秩序是必要的,而且官方继续以受到暴力威胁为借口,对当地人民和外国来访者采取极端安全措施。

汉族对这个地区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控制也一直是紧张关系加剧的一个原因。 尽管政府的政策明显改善了新疆地区的经济,但是汉族居民获益最多。

本年度,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内蒙古文化活动人士哈达继续在监狱服刑(见第1.c.和 1.e.部份)。

其他社会虐待和歧视

全国户籍登记制度继续导致社会广泛歧视农村人口。 由于不能改变他们的户籍,许多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无法享受诸如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失业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险计划等公共服务。 即使农民工家庭能够享受公共服务,他们也很难达到有户口的城市居民的水平。

没有法律规定成人之间自愿进行的个人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犯罪。 社会歧视和家庭期望的巨大压力使大多数同性恋个人不能公开讨论他们的性取向。 已发表的报告称,超过80%的男同性恋者因社会压力而结婚。 在官方所称的扫黄活动中,当局封锁了设在美国的gaychinese.net网站3个月。 本年度,没有明显性内容的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其他互联网网站也遭到封锁。

新的传染病法和所通过的条例规定,禁止在就业问题上歧视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乙肝感染者,并且规定这类感染者可以录用为公务员。 但是,对大约65万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和约1,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在许多地区依然很普遍。 医院和医生常常拒绝治疗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患者。 本年度,一些乙肝病毒携带者起诉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要求尊重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权。 尽管他们在一些案件上获得胜诉,但广泛的歧视仍然存在。 10月,卫生部对新疆乌鲁木齐地方政府将19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开除出公立学校的做法提出批评。 媒体报导了中央政府对此事件的批评,但没有关于该事件补救措施的报导。 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同样也遭受歧视,地方政府有时试图压制他们的活动。 4月,吉林省当局阻止一个由艾滋病感染者组成的团体接受免费参观长城的邀请。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预防、关爱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中央政府也给地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正确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有些地方改善了其对待 这一疾病的做法。 由于国际、国内的培训计划提高了地方卫生护理工作者以及医院管理者对这一病症的认识,一些以前拒绝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现在也积极开展了护理和治疗计划。 北京的十多家社区中心也鼓励成立艾滋病毒/艾滋病支持团体,并为此提供便利。

一些旨在帮助艾滋病人及其家庭的非政府组织继续报导当地政府给他们开展工作设置了许多困难,特别是河南省。上世纪90年代,数千人在河南省政府组织 的卖血站卖血时受到了感染。 河南省当局成功地向艾滋病人提供了免费治疗。 但国外和当地观察家指出,地方政府非常不愿意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甚至对它们的活动持敌视态度,它们更愿意自己独立开展工作。

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基于身高和相貌的就业歧视非常普遍,也是合法的。

第6部份:劳工权利

a. 结社权
  
法律规定了结社权,但是实践中工人不能自由地组织或参加自己选择的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唯一合法的劳工组织,它受共产党控制并由一名党的高级官员任主席。 《工会法》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控制全国所有工会组织及其活动的权力,包括企业工会,并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护党的领导”。 独立工会是非法的。 在某些情况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属工会代表了工人影响并实施政府政策,但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工人交流并控制工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国有部门中已经建立了工会,工会代表一般还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近年来它还在非国有部门建立工会。 在国内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会成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很低。 本年度,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了在外资企业成立工会的运动。 到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已在60%的外资企业和31%的非公有企业中建立了工会。 200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其会员已经达到了1.503亿人,占2.17亿城市工人的69%,比上一年增加了9.7%。

自2004年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一直在加强对非工会工人的控制。 大量农村劳动力(大约有5.4亿人口)没有组织,其中包括3亿的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力。农民没有工会或类似组织。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约1.3亿农村居民中,只有极少数人参加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称,在赴城市工作的1亿到1.5亿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中,有1,400万人参加了工会。 根据建设部的报告,4,000万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中有1,100万人是工会会员。 但是,大部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事低附加值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代言人,很容易受到剥削。 尽管外来务工人员于2003年获准加入工会,但到年底,只有13.8%加入了工会,而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加入工会后享受到了什么利益。

尽管法律规定,各级工会官员应由选举产生,但大多数工会官员都是在与雇主协商后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高层来任命。 在一些直接选举工会官员的试点项目开展地区,当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室和地方党政当局仍保留了对选择和任命候选人的控制权。

一些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体系之外采取行动追讨欠薪、养老金或健康保险费、以及雇主拖欠的其他福利。 政府对这些工人采取了制裁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参与有组织的运动时。 据一些向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人报告说,他们时常面临雇主和警察,有时甚至是劳动局官员的骚扰。 本年度,劳工权利活动分子经常抱怨警察对其进行监视,包括警方的讯问,以及警方对其家庭成员的调查。 11月,深圳官员对五家劳动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理由是其参与组织了降低劳动仲裁费的请愿活动。 深圳当局没收了几台电脑,并关闭了其中两家非政府组织。

《工会法》规定了针对歧视工会现象的具体法律救济,并且规定工会代表不得在任期内被企业管理部门调走或终止工作。 有关集体合同的法规规定,雇员代表在集体协商期间也受到类似的保护。 这些法规的实施力度尚不清楚。

劳工活动人士肖云良于2月23日被释放,比法院判处的四年刑期提早了三个星期。 据人权非政府组织报告,获释后,肖云良和他的家人继续受到骚扰。 截至本年底,据报导上一年被拘押的其他劳工活动人士仍被关押。 他们包括姚福信、邵良臣、胡石根、王森、张善光、何朝辉、岳天祥、苗金红、倪显飞、黄相微、李信涛、孔君和杜红旗、高洪明、胡明军、李旺阳、刘智华、罗明 忠、骆惠全、宁先华、佘万宝、王妙根、杨建利和赵常青。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中国工人、劳工活动人士和其他权力活动人士权益的民权律师高智晟于8月被关押,并于9月21被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 2005年11月,他向政府主席和总理寄去一封请愿信,要求停止针对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拘押活动,并且拒绝按照北京官员的要求撤销政治上非常敏感的法律案 件,之后不久他的办公室便被查抄,至今已关闭了一年。

b. 组织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劳动法》规定各类企业的职工可以进行集体谈判;但是,实践中,集体谈判距离国际标准相差甚远。 根据法律,集体合同应由工会与管理层协商制定,应具体规定工作条件、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等事项。

《工会法》具体规定了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进行集体谈判时需要承担的责任。 法规要求工会在与管理层进行磋商之前先集中工人的意见,并且要将集体合同提交给工人或职工大会批准,但是实践中这些规定的执行程序还不清楚。 此外,因为没有罢工权,工人影响谈判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 在私有部门,正式工会很少,而且也没有其他类似组织,工人在与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时面临重重障碍。 2005年10月,经修订后通过的《公司法》认可了工会代表雇员与公司签订集体协议的作用。 还对职工大会做了具体的规定,以使职工在公司的民主化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5年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说,已有1亿零380万工人签订了集体合同。 这些合同大都只涉及到工资。 官方预计,这其中有80%的集体合同是没有经过协商的预制合同。 集体合同一般只是为雇主与雇员之间签订的个人合同提供最低标准,而且一般也只反映了法律和当地劳动法规规定的最低标准。

法律规定,应通过三种方式渐进地解决劳动纠纷,即内部协调、劳动仲裁和诉讼。 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说,2005年全年共发生294,000起劳动纠纷,比2004年增加了17%。 其中三分之二与工资或社会福利、保险收益有关。 学术界的观点认为,集体纠纷占纠纷总数的6%,但占涉及到55%受劳动纠纷影响的工人。 一小部份纠纷通过内部协调得到了解决,比去年略有减少。学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劳动冲突中的两种作用,即一方面它是协调机构的执 行者,另一方面它又是工人代表。

法律没有规定罢工的权利。 《工会法》承认可能发生罢工,此时工会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应反映工人的意见和要求。 有些观察人士把这一规定解释为在理论上为罢工权利提供了法律基础。 但是,政府继续将工人抗议活动视为非法示威,这表明仍没有官方认可的罢工权。

工人的抗议活动贯穿全年 (见第 2.b. 和3部份)。 大部份是因为下岗和担心下岗、工资或福利拖欠、指控雇主/管理层有腐败行为、对企业重组后提供的新合同不满、不认可合同条款、或者对工作条件不符合标准不 满。 11月,香港媒体报导,甘肃省一家破产汽车工厂的1,000名下岗工人包围了公司总部,并指责公司没有按协议支付离职补偿金。 8月,安徽省淮北市的公共汽车司机自觉发起罢工,抗议改变他们的工资和福利。 虽然有的抗议活动得到容忍,但政府对规模升级或令官方丢脸的抗议活动迅速采取了制止行动。

2月10日,山东省1,000多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低报酬、待遇不平等,以及工人与经理之间巨大的工资差异。 3月13日,昆明市3,000到4,000名纺织工人举行为期4天的罢工,抗议工厂重组和赔偿计划。 4月3日,由香港商人投资兴建的一家深圳家具厂的数千名工人集体抗议工作时间过长和、厂主严厉剥削和虐待工人。 7月,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塑料玩具厂的1,000多名工人发动暴动,控告工厂拖欠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超长,抗议者与警察和公司保安发生冲突。 在抗议活动持续两天后,有数十名工人被关押。 8月,安徽省淮北市的公共汽车司机自觉发起罢工,抗议改变他们的工资和福利。 11月13日,甘肃省一家国有交通公司的1,000多名工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公司的重组计划。该计划强迫1,448名工人签订“下岗”协议。 有时工人会得到一些钱,至少部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1月9日,深圳外来工协会因组织要求政府降低劳动纠纷仲裁费的大规模请愿活动,而被勒令关闭(见第6.a.部份)。有时,警方会拘留抗议活动人领袖,并 驱散示威队伍。 12月,一家国有银行的50名下岗中层经理因试图前往北京(大多数政府高官都住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而被当局拘留。

对出口加工区没有特别的法律,出口加工区也应受普通劳动法的管辖。

c. 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强迫和强制劳动,包括强迫儿童劳动。但是,监管场所中的强迫劳动问题非常严重。 劳教设施中的被关押者必须劳动,没有报酬或报酬很少。 有些情况下,犯人在直接隶属于监管场所的设施里劳动;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为非监狱企业承包商工作。 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报告说,在一些监狱,拒绝工作的工人常常遭到殴打。 这些设施及其管理人员因犯人的劳动而获利。

全年中,政府合作解决了许多被指控的监狱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事件。 虽然政府禁止强迫和强制儿童劳动,但据报导,一些被贩运的儿童被卖去强迫从事劳动(见第5部份)。
雇主扣留工人几个月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或者要求不熟练的工人交纳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保证金,以此防止工人比劳工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离开。 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但政府并没有集中进行控制。

3月27日,包括童工在内31名外来务工人员逃离了山西省一家砖厂,在那里他们被迫每天工作14到18个小时,没有任何报酬,并24小时受到工头和6名保安的严密监控。

d. 禁止雇用童工与最低就业年龄  

法律禁止雇用年龄低于16岁的儿童,但是政府没有制定全面政策打击使用童工。 《劳动法》规定对非法雇用未成年人的企业将处以行政审查、罚款和吊销执照的处罚。 法律还规定父母或监护人应抚养儿童。 年龄在16周岁至18周岁之间的劳动者被称为“未成年工”,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些形式的体力劳动,包括矿山工作。

一项禁止使用童工的法令规定,非法雇用未成年人或有儿童在工作中死亡的企业将受到行政审查、罚款或吊销执照的处罚。 该法令还进一步规定如果发现参加工作的儿童未到法定年龄,应将他们送回到父母或其原先居住地的其他监护人手中。

根据一家香港劳工权利非政府组织所做的研究,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童工的数量正在上升。 贫困依然是造成童工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但不完备的义务教育系统、劳力短缺造成市场需求上升,以及正式的劳工市场外潜在的童工供应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诱因。

目前尚无法获得有关童工数量的可靠统计数据。 政府承认存在童工问题,并指出在某些产业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政府继续坚持称中国的童工问题并不普遍,大部份儿童是为补贴家用而做工的,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虽然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直到16岁),但基础教育的高额成本导致一些儿童辍学参加工作,还有一些儿童边工作边学习。 3月,温家宝总理保证政府将在年底取消农村地区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学费,这一举措将从最贫困地区开始实行。 自此,许多地区免除了学生的学费,但其他学杂费(伙食、书本等)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居民。

官方媒体报导了省级相关部门对童工案件进行调查的情况,并报导说对使用童工的工厂主处以了处罚。 8月,媒体大篇幅报导了一起非法雇用童工案件。宁波当局解救了70名以暑期社会实践为由被一家葡萄罐头工厂雇用为童工的中学生, 但是,对于涉案儿童是否还在家庭以外继续工作,则很少有后续报导。

e. 可以接受的工作条件  

没有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法》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标准自行确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这些标准包括工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成本,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以及社会保险水平和雇员自己支付的其他福利费。 该条例规定县或县级以上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执行该法规。 它还规定如果中华全国总工会发现雇主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它有权要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处理这一案件,但是尚不清楚该规定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

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2005年深入开展的劳工情况调查以基础,发布了实施劳动法的报告。 该报告指出,最低工资系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许多地区缺乏提高工资的常规机制,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存在。 但也有一些地区由于劳工短缺,继续拉动工资提升。本年度,广东省几座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都上升了17%到42%。

在国营和私营企业中,拖欠员工工资──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 根据4月公布的政府报告,35%的农民工很难按时领到工资,而近16%的农民工很难领到工资。 有些外来务工人员每年只能在农历新年返回家乡前才能从雇主那领到一次工资。 政府继续发动运动追讨拖欠工资和保险费,而且有些地方已采取行动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一些省颁布条例要求公司建立工资保证金,要求雇主将一部份项目费用存入政府控制的账目,以应被拖欠工资工人之需。 2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1,300家拖欠工资的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并处以580万美元(4,700万人民币)罚款。 6月,广东省当局将30家没有支付工资的建筑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参与市政府投资项目的投标。 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解释,允许未领到工资的工人从他们的雇主那索要发票,并直接将雇主告上法院,从而免除了冗长的劳工调停和仲裁流程。 法律援助律师报告说,这一司法决定非常有效地减少了法院解决拖欠工资案件的时间。

其他广泛的非法行为极大地降低了工人的工资。 其中包括雇主以违反公司规定(例如与同事聊天,顶撞主管,或工作时站姿或坐姿不雅)为由任意对员工处于罚款,或任意克扣工人工资。 许多雇主实行“加班”体制,也就是雇主给工人设定一个不可能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的生产目标。 这样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以完成生产任务,却得不到任何报酬。如果将工人工资换算成按小时计算,有时导致工人实际拿到的工资甚至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额。

全国人大报告还发现,超长加班现象非常普遍。 《劳动法》规定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加班除),每周休息时间24小时。 《劳动法》还规定,加班时间一天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规定必须增付一定比例的加班费。 但违反这些标准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私人企业和使用低技术外来劳动力或短期工人的企业。 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80%的被调查工人经常加班,但只有30%的被调查工人拿到了额外的加班费。 本年度,很多地方出现了外来务工人员和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这部份是由于工人对过低的工资和过差的工作条件不满。 社会审计人员发现,一些工厂经常性地篡改加班和工资记录。 8月,深圳一位雇主以”诽谤”罪起诉了两名报导该名雇主拥有的工厂非法延长加班时间的记者,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后来该名雇主撤销了指控。
全国人 大的报告发现,其调查的一些地方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标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还承认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于2005年上升为部级单位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继续制定工作安全的国家框架。 卫生部负责预防和治疗职业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工作场所的卫生。 6月,政府修订法律,规定可以对工伤事故的负责人进行刑事处罚。 8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宣布了一个涉及580亿美元(4,674亿人民币)的五年计划,准备投资兴建安全项目(包括预防煤矿事故),减少工伤故事发生 率。

尽管由于对职业健康安全法和法规执行不利导致工人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但与去年相比,报导的事故和伤亡数量有所下降。 根据官方统计,本年度共有14,382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比去年下降了9.4%。 在被调查的95起事故中,有10多人死亡(死亡总人数为1,570人),事故数量比2005年减少了49%。

随着社会需求和价格的不断上升,煤炭公司继续增加煤炭产量,煤炭行业继续遭受大量事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本年度,死于煤矿事故的人数降至4,746人,比2005年下降了20%。 政府全年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提高煤矿安全。 但是,地方政府参与掩盖煤矿灾难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中央政府宣布,它计划在今年关闭2,652家不安全的小煤窑,但在遭到地方政府抵制后将最后期限延长到2007年上半年。 中央和省级政府全年惩治了大量与煤矿事故有关的煤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

许多使用有害物质或工艺的工厂不仅没有保护工人免遭这些物质或工艺的侵害,而且也没有让工人了解它们的危险,这些工厂忽视进行法律所要求的健康检 查,当工人得病时,拒绝提供工人所要求的赔偿。 卫生部说,肺尘埃沉着病,一种由于吸入金属或矿物微粒而导致的慢性呼吸疾病,是中国最普遍的职业病。 官方公布的肺尘埃沉着病例为44万,但有些观察家报告说这种疾病可能影响到了5,000万工人,包括煤矿工人和珠宝加工工人。 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于安全考虑,下命关闭35,842家公司。

政府报告说,有1.2亿工人加入了国家的工伤保险系统,比上一年增加了17%。 但是,据非政府组织报导,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常拒绝工人的赔偿要求,因为雇主没有向他们提供法律所要求的文件。 工人表示,愿意利用法律诉讼来向雇主追索伤害和疾病赔偿,但他们很难获得法律援助。

《安全生产法》规定,雇员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撤离工作场所。 雇主不得因雇员采取此类措施而解除其劳动合同。 实际上,很难实施这些保护性法规。 有报告称,在导致矿工死亡的严重事故中,发生了矿山经理强迫矿工在不安全工作条件下继续工作的情况。

全国人大报告表示,2005年违反工人权益的现象非常普遍,本年度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除表示劳动法执行不利外,全国人大还指出,劳动合同很少执行,而且当真正执行劳动合同时,合同期限都很短并且没有遵守法律规范。 2005年全国人大检查结果表明,20%的中小型非公有企业雇员签署了劳动合同。 本年度,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由于缺少书面劳动合同,权益受到侵犯的工人很难通过行政程序或通过法院得到解决。 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利用劳动力中介机构提供劳动力的做法非常普遍,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法律灰色地带,这也给执法增添了难度。

西藏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 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有240万人,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县的藏族人口有290万人。 政府严格控制关于西藏的信息,并限制进入西藏地区,因此很难准确判断那里践踏人权的程度。

政府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权记录仍然很差,宗教自由仍然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 政府继续对达赖喇嘛持怀疑态度,并倾向于把藏传佛教宗教活动与同情份离主义联系起来。 保护和发展西藏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以及保护西藏人民基本人权的情况,仍然令人关注。 当局继续严重践踏人权,其中包括施行酷刑、任意逮捕和拘留、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软禁和监视,以及任意限制迁移自由。

西藏地区的积极变化包括政府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第四轮对话。 3月,当局同意释放政治犯平措尼珠到国外接受治疗。

剥夺生命

9月30日,朗喀巴山口的人民武装警察向试图穿越中尼(泊尔)边境的70名西藏人开枪,打死一名17岁的尼姑克桑楠措,并打伤多人。 尽管政府官员声称,警察射击是出于自卫,但据目击者回忆,包括一队来自欧洲的摄制组拍摄的镜头表明,士兵们没有受到攻击,而且是从远处向这群藏民开枪(见 “酷刑”和“迁徙自由部份”)。

4月,宗教事务局官员宣称,阿旺详于2005年10月死亡,死因是自儿时就患有的健康疾病。 但根据其他报导,他死于自杀。 他因反对在寺庙加强爱国教育运动、抵制驱逐5名僧人、拒绝谴责达赖喇嘛而与寺庙“工作组”发生激烈争执,随后死亡。

酷刑

安全机关对被拘押或监禁的犯人使用了酷刑和卑劣的手段。 据报导,从尼泊尔遣返回中国的藏人继续在拘留所遭到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电击、挨冻和毒打,并被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 许多藏人被要求支付罚款才能获释。

根据新闻报导,70名在朗喀巴山遭到士兵枪击的藏人中有30名被抓,或被关入劳教所,并受到酷刑折磨。 在这群藏人中有一名15岁的少年逃到了印度,并告诉国际媒体,士兵用赶牛棒毒打36名被抓获的藏人,并强迫他们做苦力(见“酷刑”和“迁徙自由部份”)。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最新报告,2005年10月,一个由50名难民组成的团体也在同一地点遭到中国军队枪击。 在士兵开枪后,难民开始四处逃散。据报导,有23名藏人被捕,他们被关押在定日县一所军营内,并遭受酷刑和讯问。 剩下27名难民下落不明(见“迁徙自由部份”)。

8月15日,因参加和平抗议活动而被监禁的西藏尼姑平措尼珠在监狱服刑15年后于2005年被释放,她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证实在押期间政府当局曾毒打过她,并曾对她施以酷刑。
2005年12月,晋美嘉措在扎什监狱接受了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的采访。据报导,在此之后,监狱当局曾殴打过他,并将其单独关押。

监狱条件

西藏地区的监狱条件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监狱条件一样。 一些监狱、拘留所、劳教设施和监狱工作场所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 法律规定每天可要求犯人最多劳动12小时,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没有得到执行。 例如劳教所之类的行政拘留单位,其条件和监狱条件类似。

据报导,政治犯仁增汪贾,又名仁旺,2004年末因不明原因在监狱死亡。 官方没有证实他的死亡,遗体也没有交还给他的家人。

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拘留问题仍然很严重。 法律允许警察或安全部门不经逮捕或指控对个人进行拘禁。

8月,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导,2005年3月,当局逮捕了拉萨历史教师卓玛嘉。 据报导,他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被关入曲水监狱。8月,拉萨的司法当局否认曾经拘留过他。

据报导,当局以分发宣传西藏独立的传单为名拘留了6名四川省藏民。 6月初,四川省甘孜自治区一位名叫Yiga的尼姑和两名俗家妇女Sonam Choetso和Jampa Yangtso在拉萨被拘留。 6月1日和2日,在甘孜自治州,Kayi Doega(一名俗家藏民) 和一名名叫 Geci Nunnery的苏南拉嫫(Sonam Lhamo)的尼姑因涉嫌组织抗议活动而被拘留。

8月底,当局在四川省甘孜自治州逮捕了一名名叫Yiwang的16岁西藏女孩,罪名是她参与了此次活动。 目前还没有有关对她的审判的消息。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8月23日,安全官员逮捕了甘孜自治州Choktsang Taklung 寺的Khenpo Jinpa住持。 据称,Khenpo Jinpa因涉嫌在寺院内参与展示支持独立的海报而被捕。
根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告,11月23日当局逮捕了5名和尚,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拉萨哲蚌寺2005年10月开始的“爱国运动”。 这些僧侣是阿旺郎珍、阿旺尼柏、阿旺土登、Ngawang Phelgey和Phuntsok Thupwang,据报导他们拒绝谴责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 4月,寺院官员否认这五名僧侣被捕,并表示他们已被驱逐出寺,并已返回家中(见“宗教自由部份”)。

2月24日,8名藏在四川参加焚烧毛皮运动期间被拘留。 他们于3月获释,并免受指控(见“宗教自由部份”)。

据报导,2005年8月,四名藏民在焚烧四川省一家屠宰场后被拘留,并仍被关在德格县一家拘留所中。 Sherab Yonten、Sonam Gyelpo和另两名不知姓名的兄弟仍被关押,亲友和辩护律师无权探视,当局也没有对他们提出指控。 原来与其他人被关在一起的索巴(Soepa)在双目失明后被释放,据说这是因为他在狱中遭到殴打,并且缺医少药所致。 原本和其他人被关在一起的达瓦被判处5年监禁(见“政治犯部份”)。
据报导,2005年7月,僧侣哲润唐普据称是在一封“祈愿书”中提到了达赖喇嘛而被拘留。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寺院专职戒律的僧人Changchup Gyaltsen因读过这篇祈祷文也被逐出寺院.

据报导,5月23日,19岁的色拉寺僧侣图敦·桑腾(Thubten Samten)从他的房间失踪。 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表示,有证据证明警察逮捕他的原因是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张贴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画像以及西藏国旗。他至今下落不明。

据报告,6月,定日附近的边防警察逮捕了13名试图穿过国境前往尼泊尔的藏民。 被关押者都是20多岁和30出头的男性。 没有关于他们下落的报告。

尽管2000年11月联合国关于任意拘留问题的工作组表示他仅仅是“行使了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但晋美嘉措仍因反革命罪在监狱服刑。

恰扎活佛仍因泄露有关挑选班禅喇嘛的消息而被软禁。 官方拒绝了外交观察员提出的探访他的要求。

2月26日,于1999年被关押并被判处10年监禁的尼姑和学校教师尼玛曲珍获得了减刑,并被西藏自治区监狱释放。
3月9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告说,尼玛曲珍的丈夫晋美丹增尼玛──一名教师和嘉措儿童之家的创建者,仍在狱中服刑。晋美丹增尼玛因“分裂国家”罪于1999年被关押。

政治犯

由于无法独立接触犯人和监狱,因此很难确定藏族政治犯的数量。 根据美国国会及政府中国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CECC PPD),到12月已知的政治犯案件有105起,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根据已知的70名政治犯信息,平均刑期是10年零11个月,69%是僧侣或尼姑。 位于拉萨的监狱还关押着大约52名政治犯,大部份罪名是“反革命”,而1997年的刑法已经取消了这一罪名。 中国当局称,根据中国关于反颠覆的法律,以前被起诉的反革命罪现在仍然被认为是犯罪。 美国国会及政府中国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显示西藏自治区大约关押了57名藏族政治犯,四川省约有29人,青海省有12人,甘肃省有4人,北京有3人。 藏族地区政治犯的总人数从2005年的117人下降到105人。

在劳教所和其他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拘留设施中服刑的藏族人数不详。

10月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导,达瓦(也叫Gyaltsen Namdak)据称因分发包含政治材料的宣传册而被判处5年监禁。 达瓦于5月被捕,据称,到年底,他仍在楚舒尔监狱服刑。
据报导,9月6日,当局指控甘孜寺( Ganzi Monastery)的僧侣洛桑巴登(Lobsang Palden)策划分裂活动。 据报导,他于8月15日在四川省被捕,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间,并找到了达赖喇嘛的照片。

5月,对话基金会发布了有关对那曲地区的僧侣楚英·克珠杰(Choeying Khedrub)判决情况的新消息。 他是2000年被捕的6名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和“支持分裂主义活动”人员之一。据报导,2001年,楚英·克珠杰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也是仅有的两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西藏籍政治犯之一。 另外一名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一名高僧。 最初他被指控犯下“唆使爆炸案件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行,并被判处死刑;2005年1月,他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11月,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导,拉萨一名名叫索南杰布的裁缝于2005年被捕,并因企图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于年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四川省甘孜寺唱诗班领班朗卡坚赞(Namkha Gyaltsen)据称因于2005年在甘孜张贴、展示和分发宣传西藏独立的宣传册而被判处8年监禁,目前仍在甘孜监狱服刑。 当局拒绝任何人探访,目前他的条件仍然不明。

据报导,1月,甘肃省甘南州法院判处5名西藏僧侣和尼姑因于2005年展示并分发批评政府的海报,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据自由西藏运动报告,尼姑确吉卓玛和丹珍索玛(Tamdrin Tsomo),以及僧侣达杰嘉措被判处3年监禁,尼姑图丹索玛(Yonten Tsomo)和僧侣Yamyang Samdrub被判处18个月监禁。 尼姑图丹索玛于年末被释放。 关押这些僧侣和尼姑的罪名尚不明确。

1月,来自安多的寺庙舞蹈教师和僧侣根敦因于2005年2月在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宣讲西藏文化和历史,而被判处4年监禁。 据报导,与此案有关联的20名僧侣、学生和教师在被拘留后不久即被释放。

年底仍然在押的其他政治犯包括:僧侣索南彭措、扎西坚赞、次成培杰、次松桑丹、江白加措和来自青海省Dakar Treldzong Monastery的洛桑塔杰;青海省塔尔寺的僧侣吉美达桑;哲蚌寺僧侣阿旺平穷;西藏佛教僧侣晋美嘉措;以及洛桑克珠和嘉波。

截止年底,以下2004年被捕人士的状况仍无法核实: 因在政府建筑上张贴支持独立的标语而被捕的尼玛多杰和洛桑多杰;因持有达赖喇嘛的画像和西藏国旗而被捕的群丹仁增;与中国工人在一个采矿项目上发生冲突后 被拘押的德杰、次仁达瓦和Datsok;在酒吧高呼支持独立的口号以抗议自己被拘留的尼玛仁增和索南尼卓。

拒绝公正公开审判

对被拘留或被监禁藏人的法律保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不够健全。 多数法官只受过很少或完全没有接受过法律培训。 据西藏自治区司法局的一位官员称,西藏地区的所有七个市和自治州都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是这些中心不提供藏语服务。 司法局官员证实,政府已实行了一个新的囚犯预约申请制度。通过这个系统,犯人可以要求会见政府任命的律师。 但许多被告还是无法获得法律代理。 此外,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则审判草率,且不公开进行。 根据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和“分裂国家”这样的罪行每条罪状最长可判15年徒刑,总刑期最长不超过20年。 这类案件主要涉及被认为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即使是非暴力的,也可被定为非法,并且被判重刑。

言论和新闻自由,包括互联网自由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以及设在奥斯陆的“西藏之声”电台的藏语广播所使用的频率同它们的中文广播一样,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 但是,西藏人至少在有些时候能够听到这些广播。

本年度,西藏文化网站──一家专门致力于当代西藏文化的中国国内网站,被关闭。 7月,当局关闭了著名藏族作家茨仁唯色的个人博客。 据媒体报导,作家本人猜测当局关闭她的博客是因为她上传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并表达对达赖喇嘛的生日祝福。

宗教自由

本年度,在藏族地区对宗教的压制程度仍然很高,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记录仍然很差。 法律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公布的2004年《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称,“西藏人民享有充份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政府在藏族地区依然对宗教活 动和宗教场所进行严格控制。 虽然当局允许开展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也允许公民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但是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用来表达不同政见或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当局会迅速而有力地 进行镇压,如敬拜达赖喇嘛(中国政府称其为“分裂分子”)的宗教活动。

8月8日,新任命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尖锐地批评了达赖喇 嘛,并在接受外国杂志采访时把他描述为一名“虚假的宗教领袖”,并将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方式贬斥为“分裂主义”。 5月16日,在对拉萨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发表讲话时,张庆黎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坚决打击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在7月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将达赖喇嘛描述为“披着袈裟、穿着意大利皮鞋的政客”。

大约有615名藏传佛教人士在西藏自治区的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协担任职务。 但是,政府继续要求中共党员和高级官员应坚持党的无神论,并且继续定期举行政治学习宣传无神论。 自治区官员证实,一些宗教事务局的官员是中共党员,宗教信仰与党员身份是不协调的。 但是,一些低级宗教事务局官员信奉佛教。

宗教自由的氛围随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别。 一般来说,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的情况会更宽松一些。

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僧侣想赴西藏自治区学习,必须获得政府宗教局的正式批准,但宗教局往往并不会欣然同意。 有消息来源说一般不允许汉族僧侣在西藏学习宗教。 虽然藏族僧侣不允许在藏区以外举行大规模宗教讲学,但许多僧侣还是在中国的非藏区继续向听众进行私人传教。

西藏自治区的寺庙不许和其他寺庙建立任何关系,或联合举办宗教活动。 寺庙必须向地方政府报告,并且在举办任何重大宗教活动或建造新庙宇时都必须提出申请。

2月和3月,青海、四川,以及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佛教信徒举行焚烧动物毛皮运动,焚烧了传统藏族服饰上的动物毛皮。 这项活动是为了响应达赖喇嘛1月在印度Kolachakara庆祝活动上的呼吁,以提高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当局禁止公开的焚烧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达赖喇嘛表示效忠,四川省甘孜当局还拘留了一些运动参与者(见“任意逮捕或拘留”部份)。

6月,一家海外网站报导说,政府启动了一场针对四川省甘孜州在校学生的政治教育运动,防止学生参加焚烧动物毛皮运动。

2月,达赖喇嘛的特使来到中国进行自2002年以来的第五轮对话。 在公开表态中,达赖喇嘛继续号召采用“中间路线”的方式,其包括西藏实现“真正有意义的自治”,但又不独立。

在西藏自治区和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区,每逢达赖喇嘛的生日、敏感纪念日和节庆时期,政府都会加强保安措施。 政府继续禁止在7月6日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 据报导,政府官方下令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在5月的萨噶达瓦节期间前往寺庙,否则将被开除。

9月初,当局允许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佛教信徒庆祝Kalachakara节。这些信徒原来计划于7月6日──达赖喇嘛生日那天庆祝Kalachakara节,但被当局推迟。

12月,西藏政府工作人员、退休人员和退休干部,以及党员被禁止参与或庆祝 Gaden Ngachoe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14世纪的佛教导师和藏传佛教黄教的创始人。

政府官员表示,拥有或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是合法的。 但是,当局在以政治性的指控拘押个人时,似乎将拥有此类照片视为拥有分离主义思想的证据。 在西藏自治区,各主要寺院不能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人们也无法公开买到达赖喇嘛的肖像。

本年度,国际观察人士看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许多宗教人士的肖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被更广泛地展示。 政府继续禁止展示男童根敦确吉尼玛的肖像,他是达赖喇嘛承认的班禅喇嘛。 “官方的”班禅坚赞诺布的肖像并未被广泛展示,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藏人不承认他是班禅喇嘛。

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官员证实,西藏自治区大约有46,000名藏族僧侣和尼姑,并拥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 政府官员自1996年以来几乎一直使用同样的数字。然而,由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很多僧尼因拒不谴责达赖喇嘛或被认为“政治不合格”而被逐出寺庙,很 多地方的僧尼人数已经减少了。这些数字仅代表僧尼数量受到严格控制的西藏自治区。 根据隶属于政府的中国西藏研究中心所搜集的数据,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有1,535个寺庙。

政府官员把佛教寺院和中国藏族地区支持独立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宗教领袖在重建历史寺院时面临重重困难,主要原因是缺少资金、对僧侣教育的普遍限制,以及政府拒绝建立和经营宗教机构。 一些地区的官员认为这些宗教机构浪费本地资源,而且还是西藏流亡群体进行政治渗透的渠道。

政府声称,对各大寺院的僧侣人数未加限制,每座寺院能容纳多少僧侣由本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自行决定。 但是,政府通过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对大多数寺院实行严格控制,而且政府对主要寺院的僧侣数量严加限制,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的寺院。 政府有权否决任何人的出家入寺申请;但是,本年度没有政府使用这一权力的报告。 当局规定禁止寺院接收18岁以下的个人,以此限制了将男童送入寺院接受宗教教育的传统做法。 但仍有一些寺院接受年龄较小的男童,但常常将他们的正式登记时间推迟至年满18岁。

政府继续监督主要寺院的日常事务。 政府并不提供寺院的运营经费,但却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地方宗教事务局掌控寺院管理。 有关条例将很多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层限制在“爱国、虔诚”的僧尼手中,并具体规定委员会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在某些寺院,由政府官员担任委员会委员。

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高级宗教教师从质量到人数均有很大的不足;很多教师流亡在外,年长教师无人替代,而那些在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执教的教师很难获 准到西藏自治区任教。 在一些大型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并不将出售门票的收入及朝佛敬香者的捐献用于资助从事全日制宗教学习的僧侣。 其结果是,部份原先得到完全资助的“佛学僧侣”现在必须从事创收活动。 有些专家担心,这将使未来能担任合格佛学教师的僧侣人数更少。
政府官 员说,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已于2000年底结束,这一运动往往包括由外部工作组组织长达数周的强化学习。 但僧尼仍继续定期接受政治教育。 据许多可信消息来源报告,2005年4月以来拉萨地区的政治学习有所加强。 2005年7月,色拉寺开除了18名僧人,另外还有8人在接受包含政治教育材料内容的考试前被关了起来。 2005年10月,自由亚洲电台报告,居住在拉萨附近Gyarak尼姑庵的50名尼姑中有40名被开除,因为她们拒绝参加政治学习。

8月,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告诉外交观察员,所有公民,包括僧尼,都必须接受政治教育。 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已经从政府官员转到了寺院住持身上,因此培训的形式、内容和频率在各个寺院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是,进行此类培训依然是必须的,并且成为寺院日常管理的一部份。

4月,西藏自治区的宗教当局宣称,5名哲蚌寺的僧侣已于2005年10月被驱逐出寺,因为他们拒绝自愿参加政治教育课程。 国际媒体报导指出,这些僧侣已被拘留(见“任意逮捕或拘留”部份)。

本年度,甘孜自治州政府网站报导,色达佛学院的常设工作组在“宗教工作管理”过程中摧毁了寺内的74座非法房屋。这家网站还报导说,共有853处房屋建筑被捣毁,1,100名雅晨(Yachen)寺僧尼被遣散。

外交观察员要求进入内朗寺证实巴渥活佛健康状况的请求不断被拒绝。巴渥活佛于1994年被噶玛巴喇嘛认定,但自此一直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

政府照例坚持对寻访和培养转世喇嘛的过程加以控制。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重要人物。 政府继续坚持坚赞诺布是班禅喇嘛的第十一世转世灵童。 政府还继续拒绝外人接近男童根敦确吉尼玛。他被达赖喇嘛选定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但他至今下落不明。 政府官员声称,为了这名男童的安全,他在一个秘密地方受到政府的监管,并说他正在以一名“普通学童”的身份上学。尽管绝大多数西藏佛教徒认定根敦确吉尼玛 才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西藏僧侣说他们被迫签署声明,保证忠于政府挑选的男童──坚赞诺布。 共产党还要求其党员支持“正式的”班禅喇嘛。

2005年,中国官方允许外交官员会见7岁大的第七世热振活佛,他也是官方批准的活佛。 据报导,2000年他的任命在热振寺僧侣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达赖喇嘛没有承认这次挑选。 热振活佛的宗教培训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政府为他挑选了宗教老师和非宗教老师。

8月,坚赞诺布来到了他的家乡那曲地区,这是自他于1995年离开后第一次来到那曲。 据媒体报导,他主持了一个有4,000当地居民参加的祈福仪式。

政府宣称自1949年以来,政府已经投入了约3,600万美元(3亿人民币),用于修缮并开放1,400多座寺院,并维修文化遗址,其中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破坏。

虽然政府做出了努力,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的寺院永远不可能得以重建或修复,其他的也只是部份修复。 政府提供修缮资金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宗教活动,但这也是为了促进藏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虽然本年度少数宗教场所的重建项目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但最近进行的大多数修缮工作是由私人资助的。

迁徙自由

法律规定了旅行自由,但实际上政府严格控制藏人的旅行和迁徙自由,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 许多藏人继续报告很难获得护照,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藏人。

政府还对外国旅行者进入西藏自治区加以控制。 根据1989年的一项规定,外国参观者(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个人除外) 在进入西藏自治区前都需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正式证明信。 大多数游客通过向官方注册的旅行社预定旅行来获得这种证明信。 尽管西藏自治区的70个县都没有正式宣布对外国人开放,但外国人进入西藏许多地区自由仍受到很大限制。

对西藏自治区的官方访问受到严密监视,并且若事先未获批准,代表团成员能够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寥寥无几。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绝大部份藏区,外国人可以自由旅行。
藏 族人前往印度进行宗教或其他活动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政府在敏感周年纪念日和敏感事件期间限制藏人的行动,同时加强边境控制。 有报导称在印度参加完Kolachakara庆祝活动的个人在回国后都被要求向西藏自治区当局登记。 有报告称,从尼泊尔返回中国的人,特别是僧侣,遭到任意拘押。 尽管大多数案件都没有进行正式起诉,但拘押通常会持续几个月。 据报告,6月,定日附近的边防警察逮捕了13名试图穿过国境前往尼泊尔的藏民(见“任意逮捕和拘留”部份)。

9月30日,朗喀巴山口的边防警察向试图穿越中尼(泊尔)边境的70名西藏人开枪,打死一名17岁的尼姑克桑楠措,并打伤多人。 这群人中包括僧尼和孩子。 据目击者回忆,士兵们是从远处向这群藏民开枪的。 这些叙述似乎与事件发生后受国家控制的媒体的说法相互矛盾。这些媒体宣称,这群藏民袭击了边防部队。 这群藏民中有43人来到了加德满都。 其他人则被士兵抓获,从对这一事件拍摄的照片看,士兵正在看守一群孩子。 在这群藏人中有一名15岁的少年后来逃到了印度,并告诉国际媒体,士兵用赶牛棒毒打36名被抓获的藏人,并强迫他们做苦力。 其他人至今下落不明(见“剥夺生命”和“酷刑”部份)。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最新报告,2005年10月,一个由50名难民组成的团体也在同一地点遭到中国军队枪击(见“酷刑”部份)。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说,本年度共有2,405名藏民到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2005年这一数字是3,395人。 本年度,离开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人数高于到达的人数,据统计共有2,946名西藏人离开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前往印度。 这是由于2005年底由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安置的难民过多所致。

但是,有数千名藏人,包括僧尼在内,经第三国前往印度,并在短暂停留后返回中国。 大多数经过尼泊尔到达印度的藏人都比较年轻,年龄在6岁到30岁之间,他们迁移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藏语教育设施和接受宗教教育的机会。

噶玛巴喇嘛自1999年飞往印度后,一直流亡在外,他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领袖,也是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噶玛巴喇嘛说,他之所以逃离西藏是因为他的行动受到控制。政府既不允许他去印度接受精神导师的教诲,也不允许他的导师到中国。

少数民族

藏人占西藏自治区人口的94%。 政府承办的发展项目和新的经济机会吸引了大量中国流动人口涌入藏族地区, 从而导致西藏自治区的非藏族人口净增长,从1990年的4%增加到2000年的6%。 但是,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数字不包括大量长期居住在西藏的汉族居民,如干部、技术工人、非熟练工人、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及其家属。

迁移到西藏自治区的居民主要集中在城镇,而在农村地区,藏人依然占总人口的近98%。 据官方估计,拉萨40.95万人口中有10万是汉族居民。然而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拉萨一半以上的人口为汉人。 汉人和回民经营的小买卖──大多是餐馆和零售店──在整个藏族地区的城市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由于藏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了非藏族居民的净迁移量,所以藏人所占的主体份额有所增加。

较之汉族人,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生育更多的孩子。 城市藏族居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以及一些生活在藏族地区的汉族人,一般可生两胎。 农村地区的藏人被鼓励生育三胎以内,但并不作硬性规定。

西藏自治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藏族是最贫穷的群体之一,在西藏自治区的很多地区,藏族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仍很普遍。

2005年,政府开展一项名为自给自足项目的运动。 表面上,这项运动旨在重新安置藏民,并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实际上,却要要求村民按照严格的规范在二、三年内建好自己的房子。这样的结果是许多村民被迫举 债以填补建筑费用。 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藏民被告知,现代化的房子能给参观者和游客留下良好印象。 但许多房子没水或者没电,而且经常是比传统藏人住宅要小。

2005年,官方媒体报导,在西藏自治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政府官员总数的75%。 但是,汉人继续占据重要职位,包括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职。 在政府任职的藏族官员不得前往寺庙做礼拜,或者信奉自己的宗教。

有些藏人报告说,他们在就业中受到歧视,并且称许多职业优先雇用汉人,从事同一工作的汉人得到的报酬高于藏人。 近年来,一些藏人报告说,藏人比汉人更难于得到开办企业的许可和贷款。 城市地区和很多行业普遍要求使用汉语,这限制了不说汉语的藏人的就业机会。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继续实施拒绝雇用在印度或尼泊尔受过教育的藏族导游的政策。 政府官员说,所有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导游都必须在旅游局找工作,并必须通过旅游专业和政治思想考试才能取得导游执照。 政府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导游都向游客表达政府反对西藏独立和反对达赖喇嘛活动的立场。

妇女和儿童

对妇女参政没有进行正式限制,妇女在政府中担任许多级别较低的职位。 但是,妇女在省市一级政府部门中的代表人数不足。 根据政府网站,西藏自治区的妇女干部只占西藏自治区干部总数的30%多。

在西藏地区,卖淫问题日益严重,拉萨地区经营着数百家半公开的妓院。 西藏地区的国际开发工人报告说,目前还没有有关西藏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拉萨和日喀则商业性性工作者人数的可靠数据,但据一些人估计,这两大地区的性工作者 人数高达1万人。 一些卖淫活动发生在共产党、政府或军队所属的场所内。 西藏自治区的大多数妓女是来自四川的汉族妇女。 但是,有些藏人,主要是来自农村或游牧地区的女孩子,也从事卖淫。 藏族地区妓女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情况不详,但是,由于缺少有关艾滋病毒传播的知识,也由于卖淫者迫于经济压力没有对性行为进行保护,艾滋病毒的感染率 很可能上升。
在西藏自治区,藏语和汉语均为官方语言,公共和商业招牌上也使用两种语言。 但是,汉语的使用更为广泛,大多数商业和官方通信都使用汉语。 对两种语言的使用也受到藏民文盲率的影响。美国国会及政府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称,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藏人的文盲率是47.55%,超过全国 平均文盲率(9.08%)的5倍多。 西藏自治区是全国文盲率最高的地区(47.25%),并且比第二位的青海省(25.22%)高出几乎2倍。 数据显示,藏人只在小学教育层次达到或接近了全国平均水平。 实际上,许多农村和游牧地区的小学生只上了1到3年的学。 青壮年的文盲率从1959年的95%下降到2004年底的22%。 但是,这一群体的文盲率在一些地区要比22%高许多。

政府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国家藏语教学课程,藏族地区的许多小学都使用藏语作为主要授课语言。 藏族学生被要求学习汉语,一些课程如算术和科学一般使用汉语教学。 在初中和高中──即使是一些官方指定的“藏族”学校──教师往往也只在藏语、文学和文化课中用藏语教学,而其他所有课程都用汉语讲授。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流利掌握汉语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条件。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只采用汉语授课,而一些专为少数民族建立的较低水平的大学也只允许部份课程用藏语教学。 在西藏自治区,在采用藏语授课的学校就读的机会较多,而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在一些私人资助的藏语学校接受传统的藏语宗教教育的机会较大。

藏族地区当局要求高等院校的师生参加政治学习,并且对课程和教材施加限制,以防止在校园内发生分离主义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 西藏大学的学生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 政府控制课程、教材和其他教学资料。

保护文化遗产

迅速发展的经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以及更多现代文化的影响侵扰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并威胁到传统藏族文化。 当地居民缺少发挥作用、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权利。

达赖喇嘛、藏族专家及其他观察人士都担心,发展项目和其他中央政府的政策会继续促使汉民、回民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西藏,并使这些群体享受绝大部份利益。 各方都担心,4月青藏铁路的开通将推动这股人口迁移风潮,从而危及西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人口。

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拉萨,主持了青藏铁路通车典礼。 9月,官方媒体报告,自从通车以来,这条铁路线已运送了27.27万乘客和3.74吨货物。 大约40%的乘客是游客,30%是商人,其他的是学生、临时工、商贩和到西藏走访亲友的人员。

虽然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做出诸多努力,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或摧毁的代表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某些建筑和一些其他内容,但对社会和政治的压制性控制继续限制藏人的基本自由,并且威胁到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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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