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力量与专制主义 by 胡平

最近，八十一岁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新书里声称："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日中国向外输出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不是电视节目）。

在这里，撒切尔夫人讲的是所谓软力量，即思想、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当然，撒切尔夫人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如今的英国虽然早已不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它的软力量却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与科学，均源自英国——想想洛克、斯密、牛顿这三个人就够了。无怪乎奥地利的哈耶克要对英国人说：不要忘记，是你们教会了世界人民怎样生活。

在六年前的一次讲演中，撒切尔夫人也谈到了中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无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它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它现在的意识形态，使之在可见的未来都会对西方充满敌意。以为经济的进步会自动地带来（政治的）改变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依然保留了共产主义的许多特色。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和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起码是在中国还被社会主义的包袱拖后腿的时候。但它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危害的地区霸权。撒切尔夫人反对孤立中国，她主张把中国进一步引入全球经济体系；西方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要坚持原则，不要姑息退让。撒切尔夫人说，等到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破产了，西方可以用新的方式和中国打交道，不过在近期内好像还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此前西方仍应对之保持警惕。

关心国际政治的人不难发现，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和对苏共政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西方对苏联的态度硬，对中国的态度软。当然，这中间含有拉拢中国牵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过等到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中共的态度依然保持温和，要比当年对苏联的态度更软。这大概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当年的苏联，在军事上虽然比美国弱，但毕竟是美国之外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次，苏联不仅自身国土辽阔，而且还拥有一系列卫星国，在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欧洲占有一半天下。再者，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模式一度具有巨大的传染性，它不但在第三世界有相当的感召力，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有一些同情者和支持者。而在以上三个方面，今天的中国都不能与当年的苏联相比。第一、在短期内，中国不大可能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第二、共产中国没有自己的卫星国。第三、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缺少感召力，没有传染性，没有什么追随者。再加上中共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许多西方人出于对经济决定论的迷信，一厢情愿地认定，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政治的发展，经济的改革必将引发政治的改革；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这就可望用国际社会的准则去影响和改变中国。于是，西方国家便纷纷采取和中过积极交往的政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交往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共政权的专制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弱化或改变，反而有所增强。在中国，经济发展非但没有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反而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成为中共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最大资本。不错，今日的中共政权缺少主义的包装，缺少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看上去就缺少传染性。但实际上则未必。在意识形态被普遍消解的今天，没有主义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主义，那就是彻底的机会主义，那就是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由于不依赖任何特定的主义的包装，因此能适用于打着任何主义的旗号的专制，因此就具有一种也许是更大的传染性。当年苏联的专制主义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所以苏共政权的传染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当年的纳粹德国呢？当年德国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特征，按说决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传染性。但实际上纳粹德国也有很大的传染性，它的传染性不在于它的种族主义，而在于它的专制主义。如此说来，以为现今的中共政权没有传染性，恐怕还是失之片面。

诚然，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在文化上占优势，专制无疑是野蛮的、落后的。可是从历史上看，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文明并非总是获胜的一方。这就提醒我们，面对中共这个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霸权，自由的人们必须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8月号

王军涛，胡平对谈录

一、赴美就医

胡 平：军涛，你来美就医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各界的关注。这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朋友们都感到欣慰。大家最关心的是你的身体状况。

王军涛：谢谢大家的关心。我患乙型肝炎，活动型，还有胃病。精力不大好，有时走起路来感觉飘乎乎的。过几天认真检查一下。

胡 平：首先是治好病，养好身体。我们早就听说中共要你来美国保外就医，但你原来不同意。你要求留在国内就医。就医，会不会辜负各界朋友的热心努力，还有，更重要的，会不会不利于其它难友境遇的改善。

王军涛：是的。可是后来又想，如果我拒绝来美，从被捕后，我一直没哭过。然而到最后我决定同意来美国就医时，我留下了眼泪。

胡 平：你的考虑也有道理。既然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实现自由民主，人权问题还不可能一下子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改善就还有它的限度，因此我们在作出决定时不得不进行多种因素的权衡。

王军涛：所以我一再说，我个人来美就医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政府想通过这件事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得到改善；同时又继续对其它难友进行迫害和折磨，那么，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陈子明、鲍彤、刘刚、任畹町也都有病，他们也应该保外就医。我知道我在狱中的境遇还算比较好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外界尚不知名的人的境遇也许要差得多。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争取一切政治犯、思想犯的待遇都得到改善。放人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改善狱中的待遇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我希望国际红十字会能对此进行监督。

胡 平：还有各种人权组织，国际的人权组织和中国的人权组织，都有权观察监督。国际社会，首先是中国人自己，有权了解政治犯、思想犯在狱中的状况。

王军涛：我的经验证明，外界压力是有作用的。应该坚持下去。

胡 平：当初侯晓天为你的事四处奔走，有人担心会不会适得其反。现在看来是有成效的。记得多年前和晓天初次见面，大概是在火车站送行吧，那时候的晓天还挺腼腆，如今成了很能干的活动家。听说王之虹再次上书，要求让子明保外就医。不久前，国内一批朋友，主要是民主墙时期的人士，发表了《和平宪章》。许良英、丁子霖等七人，其中有张抗抗，就是吕嘉民的妻子，致书人大，要求实行言论自由。海外的朋友也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权问题的重要性。

王军涛：人权概念是超国界的、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它也是中国人自己的要求。

二、狱中境况

胡 平：四年监狱生活，你有什么体会？

王军涛：我的一个体会是，要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在监狱中绝食二十一次。按规定，犯人绝食，狱方必须及时报告最高检察院。否则出了问题狱方要负责任。当我们遭到不好的待遇，或者是我们提出了合理要求被置之不理，我们就采取行动表示抗议。另外，我们的案子又受到各方的注意，所以我们用这种办法为自己争取到了不少改善。在监狱里，管理人员对我很尊重。有的叫我大哥。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泽东的时代很不一样了。

胡 平：曾经一度，刘刚在狱中的境遇很恶劣。消息传出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听说后来有所改善。一是要掌握法律，据理力争；二是要内外通气，形成压力。有了这两条，事情就有改进的希望。

王军涛：我在狱中的境遇比较好，不等于所有政治犯的境遇都很好。有些报道只写了我的情况，这就有可能使别人产生误解的。这一点必须说明，否则我的良心过不去。

三、四五运动

胡 平：请你从第一次天安门运动开始讲一讲。这段故事大家不一定都清楚。七六年你多少岁？十七还是十八？

王军涛：十七。后来在监狱里过的十八岁的生日。四五运动时我正在上高二，是团支部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叫班上的同学不写批判稿、不搞批判会、不办大批判专栏，我讲了四条意见，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其中有一条是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提出异议。天安门运动爆发，我们怀着一种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投入了运动。我写了四首诗，还领着班上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宣誓。四五运动被压下去以后，中央发布了两个决议。

本来学校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学校说你身为团支部书记，前阶段不跟着批邓，必须检查。我说我没有什么可检查的。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和行动是正确的。我说我可能会栽跟头；但是为了探索真理，我甘愿碰得头破血流。结果，学校就开大会，说我思想很反动，不可救药。然后工宣队又找我谈话。起先校方也想保保我，后来还是给送进了监狱。我是四月十六日入狱，十一月二十六日出来。

胡 平：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王军涛：很象小说《牛虻》中主人公第一次入狱。我所受到的唯一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我对党十分虔敬。我诚恳地向党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活动，而党却把我送进了监狱。

胡 平：因此从你的角度，你就认为党背叛了你、出卖了你。

王军涛：对。在监狱里我进行了反思。过去，我接受了两个信条，一、党是人民意愿的代表；二、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当然，其实我当初的想法比这要复杂，对有些东西早就有了不满和怀疑。我说是两个信条是一种比较简单化、戏剧化的说法。

四、北京之春

胡 平：我明白这层意思。

王军涛：可是，这么浩大的一场人民的运动被党镇压下去了。这使我不得不对两个信条重新思考。我的结论是，这是专制，我们必须真正实行民主。这也是后来《北京之春》朋友们共同的认识。接下来是民主墙、办民刊。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我们的理想。这时候我结识了陈子明。子明参加过四五，但那时我们彼此不认识。在《北京之春》内部，理论方面吕嘉民做的工作多，时事评论主要是子明。严家其也参与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四个字就是他取的。这件事恐怕不少人还不知道。还有郑小龙。

胡 平：对。昨天家其也对我谈到郑小龙，就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民主墙那段历史，一般人了解得的确不够充分。上个月北岛来纽约开会，好几位参加过民主墙的朋友在我家聊天，谈到很多民主墙时期的有意思的往事。有些事我们自己都记不清了。我曾说，物理世界近大远小，历史事件近小远大。很多有开创意义的工作，由于参加的人数少、声势小，当时并不大引人瞩目，它们的价值常常要到后来才能得到公认。

王军涛：魏京生被捕后，《北京之春》的朋友也努力设法为他辩护。我找过北大法律系的几个研究生，他们愿意给魏京生作律师。可惜后来没成功。胡平：当时各个民刊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在维护言论自由上都有共识。《北京之春》的观点比较温和。不过由于你们坚持民刊这种独立的表达形式，这一点更重要。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形式比内容更重要。

五、北大竞选

王军涛：我自己的观点有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接下来是竞选。我们尝试引进竞选这种现代的政治机制。如果在北大都不能成功地展开竞选，在全国就更不可能了。反过来，我们要是在北大取得成功，也就为以后在全国实行现代化民主政治提供了经验。

在竞选活动中，子明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动员我出来竞选。我建议你出来。我们一起去找你。你说我更合适，你给我当顾问。三天后你说我们两个人都出来。有两个代表名额，我们可以都争取到。

胡 平：子明对竞选的关心比我们都早。他妹妹子华也参加了商学院的竞选。很多活动都是子明带头张罗起来的。

王军涛：子明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当选代表。在北京十四所高校的竞选中，子明大概推动了九所。其它人，有师大的、人大的，都做了不少工作。

胡 平：赵海青对我说，现在，你们几个北大竞选的主要参加者都在海外，你们应该把这一段历史好好总结一下。你看，张炜、房志远、于大海都在海外。张炜在戒严令后宣布辞职，有所为有所不为，很了不起。现在大家都联系上了。这几年袁红冰在国内很活跃，不久前被捕。你还记得他吧？

王军涛：当然记得。他也是竞选人之一。

胡 平：香港出版了《开拓》，就是历史系黄河他们几个整理的那份竞选资料汇编。出版社弄不清楚，把编者写成了你我的名字。这份材料是×××从国内带出来给我的。

王军涛：《开拓》只有二十多万字。还有很多材料很多文章、各次讲演会答辩会的录音没收进去。这些录音材料很有意思，值得整理。

胡 平：北大党委在竞选中的态度也值得肯定。胡乔木说我们几个是不同政见者，让韩天石给顶回去了。后来国家教委想把你和我赶出北京，马石江没同意。结果他们先后都被调离北大。

六、新的起点

王军涛：八四年是个新起点。此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启蒙，八四年后我们开始着手建立实体，开始进行可操作的改革研究与实践。考虑到今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化、困境和危机，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方案，要有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方案。

我读过一本政治学的书，上面讲到，法国的变革主要是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英国的改革者则兼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我们也必须取得实际的操作经验。我们先是办公司，办了两所函授大学，招收了几十万名学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后，我们又办起了研究所。在子明主持下，出版了好几套丛书，几十种书籍，编写了一批教材。其次是组织研讨会和专题研究，主办全国性的调查。这些工作是闵琦负责。张伦参与很多，对情况很了解。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聚集了一百多位中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把这些形象化地称作“思想生产线”。当时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团体。那时候，李盛平也做了很多事。后来有分歧是后来的事。这段历史应该尊重。

胡 平：我八七年出国前，研究所在羊坊店建立了办公室，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批人“屡犯前科”、长期受到内部监控，而能把事业发展到如此程度，实在不容易。子明成天骑个破车四处跑，不管严冬酷暑不知疲倦。有时很晚到我家来，饭都没顾得吃。随便送上什么东西，他都连说“好吃好吃”。我那时具体工作做得少。主要开开会，写写文章。我对子明开玩笑说“你是活动家，我是死动家”。

王军涛：那次，你、我、子明、××在××家谈话。我讲到我们不在体制之内。现行体制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由于封闭而垮台，要么由于开放而转型，无论发生哪种变化，我们作为一支独立的、民间的、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力量都会发挥它的作用。

胡 平：我们说好不去做官，给的官不要，除非是靠竞选。子明在八六年九月《青年论坛》组织的讨论会上也讲要树立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要靠理性，要有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在政治气候好的时候也不借助权势。

王军涛：八七年八八年两年形势变化很大。我们有种危机感，预感到中国要出大事，当时估计在九十年代初，结果来得更早。有人说我们的看法保守，有新权威主义倾向。其实我只是说新权威主义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民主派必须认真回答，不能简单地骂几句了事。

胡 平：八九年初，×××捎给我你们的信，对我的情况表示支持，给我不少鼓励。我对研究所的活动很熟悉，手头有一大堆你们的材料。我很想通过杂志让海外了解你们的工作，但又怕给你们带来不便。

七、八九民运

王军涛：我们是想扎扎实实地做成功几件事，不急于被外界承认。八九民运爆发，起初谁也没想到会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在初期，研究所没有直接介入运动。政府一开始就说抓黑手，我们又都是有色彩的人物，直接介入反而于运动不利。

胡 平：事实上，就算我们想直接介入，学生也会注意和我们保持距离。

王军涛：但我们没有放弃对运动的了解和影响，主要是通过一大批学生领袖，并随时保持直接介入的态势。五月十三日，研究所作出决议介入运动。我是一线，子明是二线。五月十六日赵紫阳讲话，讲到最高决策者实际上是邓小平。我们认为这表示政府的前台人物已经应付不下来，现在该后台人物了。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后台人物也应付不住，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形成完全开放而又十分不确定的局面；二是政府强力镇压，十年改革毁于一旦；三是在压力下政府与学生和平谈判，这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可能。

胡 平：所谓良性互动。

王军涛：对。要和平谈判，政府那边还好办，一个命令下来就行了。

胡 平：政府是一个整体。

王军涛：难的是广场这边。意见不一，难以协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分三步：第一步是让民运各派坐到一起来，建立一个协商机制，第二步是弄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提什么条件；第三步是让政府加入对话。何维凌带话来说政府方面也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可能。政府方面要是没这个意思，那就不可能了。于是，我们打出爱国维宪的旗帜。爱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维宪，是说现行宪法还可以用。学生要求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也是符合宪法的。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后来公安局对我说我们当时没提政治解决这句口号，没准也是我记混了。

胡 平：把后来说的话记成前头说的了。

王军涛：有可能。第一步，使民运内部有序化，我们做到了。第二步没做到，大家总是达不成共同纲领。第三步就不必说了。我提出，如果五月三十日还达不成协议，三十一日就全部撤离广场。后来周舵他们四个人又出来绝食，要我出面主持。我不能不出来。

胡 平：“黑手”一说是怎么回事？

王军涛：起先，阎明复很想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对他说，你要找到“黑手”出面才行，学生听他们的。这样就找到我们。关于“黑手”的指控，是事实也不是事实。说它不是事实，是因为当时我们并不打算颠覆政府。虽然我们把政府逼到很被动的地位，大家商量的全是如何对付政府，但并没有打算推翻它，我们还是承认它的执政地位，推动它全面实行政治改革。说它是事实，是因为我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象王丹，他说他听我的。我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有些人做的事不该由我承担。王丹做的事我必须承担。周舵、晓波也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他们说要用绝食来澄清广场的形象，要我出面主持。但当时，北京学生已是强弩之末，人很少了。广场上主要是外地的学生。我们一时影响不了他们，广场形势稳定不下来。然后就开枪了。事先我们不是没想到镇压的可能性。我说先会是大兵团占据要点，然后是武警扫荡，最后是地方警察、地方治安系统动作。如果我们不能在地方治安系统动起来之前做好掩蔽，那以后就很难办了。所以后来有人说我事先知道政府的开枪计划。其实不是。我出身军人家庭，读过关于军队管制的文件，了解军管戒严的一般过程。在撤退问题上，有人主张先撤后谈。有人主张先由政府作出谈的承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原先阎明复就同意过。广场之事，就到此为止。有些事现在还不便细讲。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很少去广场。因为你一去广场，很难不受广场气氛的感染。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保持理性。回想整个运动，至今我仍觉得十分遗憾。要是广场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要是再有一点时间，要是广场方面能和政府再有接触，事情就可能不一样了。

胡 平：我在《八九民运反思》也提到这一点。有人说广场那个形势、那个气氛，谁也做不到。很可能是谁也做不到。但看来你们也就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功亏一篑。如果先前大家就有这种共识呢？局外人容易把一切结果都看成不可避免。当事人却往往相信事情的结局有着另一种可能。这中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王军涛：我说过，“六四”不平反，死者不安息，我就不去说八九的坏话，尽管运动中的毛病也很多。

胡 平：其实，只有我们这些听惯了革命神话的人才会对运动中的毛病大惊小怪。你读美国人写独立战争的书，写南北战争的书，二次大战的书。当然不是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你就知道历史从来就是这付模样。理念正确的一方也不都是天使。努力提高素质是一回事。摇头叹气、沮丧失望是另一回事。

八、法庭内外

王军涛：在逃亡期间，我曾认真考虑过是不是站出来，自己走到公安局，看他们怎么办。我的被捕，海外有人说是房志远的出卖，这根本不可能。这件事和另外的人有关系。还有胡明那件事。在广场上，胡明是交给了我们几笔海外捐款，我、王丹还有包遵信等都在场。我的确签了字。后来胡明丢失了几张签字条，自己模仿我们的笔迹写了几张。这两件事需要澄清。

胡 平：那么关于你和子明的判刑呢？

王军涛：本来，政府要求我的律师只能做有罪辩护，只能依据我的认罪态度要求宽大处理。但是后来律师决心在法庭上为我做无罪辩护。我起初的打算是在法庭上尽量澄清事实，有些事既然不是我做的，有的事还是我原来就不赞成的，我就把它们说清楚。还有一些事可以推给已经逃到海外的人。可是临到开庭前，我听说前面被审判的人大都采取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办法，有的还违心的认了罪。我很理解这种态度。然而我想到，这样一场有上百万人参加的运动不能没有人站出来为它承担责任，不能没有人站出来为它的正义性进行辩护。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辩护方案，在法庭上为八九民运、为公民的权利进行辩护。这样，我就被判得很重。子明也是如此。

胡 平：当我得知你被判决的消息，读到你给律师的那封信后，我非常感动。我知道在八九民运中，还有许多人表现得相当英勇、相当高尚。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不过由于我们彼此相交太深，引发的情感就格外强烈。我写了一篇文章《以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你看了以后觉得如何？

王军涛：你的文章雄辩有力。但一想到写的是自己，我又觉得很不安。

胡 平：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们立志学习前人的伟大榜样。在关键时刻，我们做出了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抉择。我们感到无愧于心、无愧于我们追求的理想。然而，等到别人称赞我们、说我们是英雄时，我们又会感到不自在，总觉得自己好象还够不上那个光荣的称号。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成就一个高尚的人格不是一种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只要生命没有终止，那个过程就没有结束。我们只能说自己在向那个目标努力，我们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这种追求。一旦我们能够毫无不安地接受那个荣誉，那并不表明我们已经成就了高尚的人格，那只表明我们已经停止了我们的追求。

九、自我定位

王军涛：我出来后每次对记者讲话都提到子明他们，但报上总是没注销来。每次谈到狱中的情况，我都提醒说我的情况属于特殊，那不能代表其它人的情况，报上也常常没予以说明。这让我很不安。

胡平：这也难办。你讲十句话，报上顶多登一两句，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海外消息灵通，可是也有片面性。就拿民运来说，外电没报道，共产党没点名，外边的人就不知道。关于八九民运海外出的书籍文章很多，但直到你和子明被判刑之前，几乎都没有提到你和子明，提到的也太简略。其它许多长期做踏踏实实工作的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我一再强调要重建历史真实，要挖掘被埋没的历史真实。

王军涛：前天我还对房志远讲起，胡平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很中肯、很清楚。关于“名”的问题，我们那时有些迥避。中国的民运可分为海外和国内两部分，一个是海外人、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民运，一个是中国的中国民运。两者不尽相同。若说造声势，海外可以做得更有力，也很有意义。但国内那部分可能更重要。如果你一味盯着海外的影响，不一定能得到国内的认同，弄不好还可能引起情感上的对立。再说，海外的重视，华侨捐款，台湾支持，西方人帮助，也是因为考虑到你对大陆的影响。

胡 平：对。这一点很重要。

王军涛：对我自己的定位，准确地说，我们是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和共产党冲突的基本之点，不在于这个政策或那个政策，我们反对的是它压制不同的声音。早期共产党人中间也不乏热血之士。问题在于他们建立起来的那种专制体制。

我也想为子明说几句话。子明那部《十年改革反思》，我觉得不必对外发表。他说已经传出去了也就算了。

胡 平：子明大概是太急于做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就很容易出偏差。

王军涛：是的。我在监狱里和他们说话，有时也免不了是这番口气。我对他们说，我们要李鹏下台也是为政府好哇，李鹏能力差，换个更能干的不好吗？这话外面的人听起来就觉得不对头了。所以我并不把它写下来交外面发表。

胡 平：波兰的瓦文萨在监禁期间就保持沉默。一位波兰政论家写道：瓦文萨不知凭什么奇怪的感觉而意识到，既被监禁，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说话。因为你的处境不正常，又没有准确的信息来源，一开口很容易说出不合适的话来。瓦文萨出狱后，有些团结工会的人指责他，你干嘛不把牢底坐穿呀！其实出不出狱，瓦文萨没有多少选择，那是军政府的决定。这当然也因人因事而异。有人给抓进监狱，或是遭受酷刑，外边不知道，你就非大声讲出来不可。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情、你们的立场，外边都有大量的报道，一般群众也知道个大概。不讲也没多大关系。有些人在狱中仍不顾风险大胆直言，我们必须敬重。有些人在狱中说了些不那么合适的话，我们则不应指责。当年邓小平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后来又向华国锋表态“坚决拥护”。没见人责怪邓小平，反倒认为他行韬晦之计，能屈能伸。民运方面有人在更恶劣的条件下说了点软话就招来严厉的批评。这有点双重标准。当然也有道理，我们对前者是政治标准，看重的是谋略技巧，对后者是道德标准，看重的是人格完美无缺。民运方面当然离不开道义感召力，但既然事关政治，也要适当考虑其它的因素。再说人的思想会有发展。我希望大家都加强思考，不断深化自己。

王军涛：我出来后，说话做事都要想到如何对国内的难友有利。我不是接受了政府的什么条件。我出来时，政府提了三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说到海外后不要做有损祖国的事。我当即要求澄清祖国的定义。我也不是说要低姿态以便于将来回去顺利些。我是考虑如何对国内难友的处境改进有利。也许我的讲话不一定都很合适，但我确实是抱有那种愿望。

十、自由之后

胡 平：你从四年的监禁生活一下子来到自由的美国。这中间的反差太大。你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六月三日，美国政府又要对最惠国问题作出决定，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军涛：有关最惠国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我暂时还不具有足够的知识。不过我的基本看法很明确。一、每次讨论最惠国，都引起中国人对人权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二、每到这段时期，国内政治犯、思想犯的处境都有所改善。三、说到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要看它对经济改革的影响，还要看它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四、不仅要看短期效果，还要重视长期效果。因此，我以为结合人权改善这个条件是正确的。如果中国只有经济发展没有政治开放，那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都会有不良影响。就算民运人士在数量上可能是少数，但他们争取的权利是属于大家的、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当然，美国政府作什么决定，那是美国的事。我们只是诉诸国际通用的人权原则，诉诸美国人的良心。另外，政治决策不一定是非此即彼，有多种方案可以考虑。

胡 平：近来，大陆的人权问题出现明显的倒退。这很值得忧虑。我想这和党内斗争可能有关系。固然，在邓小平年事太高、中共权力争夺激烈的条件下，党内各派都不肯在对外关系上表示软弱。但在温和派方面，纵然不敢推动人权状况的有限改善，起码也不愿倒行逆施，反而去恶化它。只有顽固派才可能力主强硬，谅视你温和派不便反对。倘若他们的冒险成功，会进一步削弱温和派的发言地位。就象戊戌变法失败后，后党故意对外显示强硬，煽动排外情绪，进一步压制帝党和维新势力一样。

王军涛：人权是普遍适用的概念。国际社会的力量十分重要。当然，我们更要注重发展自己的力量。

胡 平：除了治病，你下一步还有何打算？我们都知道你愿意治好病后就回国，但政府很可能象对待韩东方那样阻止你回去。你需要考虑在一段时期内在海外还能做些什么？

王军涛：养病之余，我希望多学习些东西，深入了解自由民主制度的各种问题。

胡 平：前两天吴仁华来电话谈到他的一些考虑，担心你成韩东方第二，担心你成王若望第二。一个名人出来了，有人赶快去拉，见拉不过来就攻击。这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前年刘青来美，先在我家住了十几天。我没鼓动他做这做那。我只是向他提供各种情况，各种情况熟悉了，各种人见过了，再做出决定不迟。王军涛：民运内部有矛盾也不奇怪。过去在国内我们也有不少类似的经验。不少人都说我比子明人缘好。其实我自己很明白，子明管的具体事情多，免不了会有人不满意。日久见人心。

胡 平：你看，我在国内时人缘也特好，出来后搞了几年民运，也引起不少批评。当然自己也由此积累了一些经验，安知非福。

王军涛：我现在还是多看看、多听听。很多人都是老朋友了，多交换交换看法。在经历了几次波折后，我们大家都会变得更成熟些。

王菲整理 摘自博讯新闻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 ：胡平、张炜、李克强 by 王军涛

12月初，中共突然大规模调整地方诸侯职务。多维新闻社以醒目标题在其新闻追击中赫然点评："胡锦涛主导人事大调整，李克强居中共第五代领跑位置！"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但不是因为胡锦涛，而是因为北大旧交李克强。

李克强之所以引起我比胡锦涛还强烈的感慨，不是他在中共官场中的位置与前途。即使他目前的位置被媒体想像夸大后，也不过是"领跑第五代"。赛程漫漫，谁知道最后谁在终点是第一？而且，官场中的领跑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很可能都跑不完全程就栽倒或出局。胡耀邦和赵紫阳几乎是定论的接班人，尚且在最后一程出局，胡启立和王兆国明确是领跑，也在狂风大雨中栽倒。比较他们，李克强目前没有任何优势可以说前途明朗乐观。

此刻，我心中的政治地图，不是中共官场风云图，而是这则新闻使我想起一批北大旧友的政治选择和他们的政治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命运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演进格局，并由此激起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的一番思考。

我心中的政治地图是中国各种力量冲突及其决定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空间。

●25年前未名湖畔的一代风流学子

二十七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深刻改变中国政治、学术和人文生态环境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大事，邓小平鼎力恢复被文革中断的大学教育，并决定通过公开、平等、规范的考试，面向社会招收学生，择优录取。其实，这并不仅仅象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为重新振兴中国科技文化事业；这项举措还有其政治目的，这就是为培养一代比" 四人帮"还年轻的政治接班人，彻底堵死"四人帮"期待以年龄优势再度卷土重来的可能。因为王洪文曾经说，拼年龄就可以将这帮老东西打败。

1978 年3月和10月，先后两批新生进入大学。人们预期，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有一代人到数代人的时间被这些天之骄子主导；他们之中，将不仅产生复兴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而且会产生开创新时代的政治领袖。而北京大学，很快就成为全国期待最集中的中心之一。

其时，北京大学的两届新生也是这样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位的。初入校门，他们还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力争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然而，当思想解放运动深化发展、民主墙运动骤然兴起、以及中国政界围绕总结文革教训和改革开放开始大争论时，"天之骄子"们坐不住了。北京大学，重振"五四"时期雄风，在 20世纪80年代再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新潮流中心，为世界所关注。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学子们的精神气度和思想倾向，很容易指责他们骄狂浮躁和自命不凡！但这种指责并既不公平，也不正确。

当时的学子，与历史上任何一代校园学子不同，是刚刚经历过中国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他们曾在极封闭的环境中接受过标准的共产党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对其深信不疑；他们也曾极度狂热地追随领袖投身政治运动，然后经历其理想破灭过程；他们还曾与中国各层人民一道历尽天灾人祸和身心折磨，许多人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70 年代中期的"四五运动"表明，他们已经不再迷信毛泽东的革命，而是精神和思想独立地探寻新的中国道路。

未名湖畔的这批新学子追求思想、学识、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他们不仅继续保持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试图追续前辈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胸境界和融汇当代世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经验和心路历程，参悟世事人生的规律和道理；在此基础上再以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公开、自由和开放的讨论争辩，重建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想法和思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燕园洋溢着明快健康、自由多样、刻苦奋进和开放恢弘的进取精神和思想活力。北大新学子在发展独特的校园文化基础上，很快就对国家大事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并因此使北大在共产党革命改造后三十年后，再次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意见激汤中心和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事件重要发源地。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初的北大，已经恢复了蔡元培先生开创的思想和学术风气和其后几代北大人通过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中建立起的独一无二的北大形像！

那时，人们合理地期待，新一代北大学子将为中国的进步提供新的思想和政治带头人！然而，历史变化很少是直通快车。20年过去了，尽管北大对中国进步的各方面做出了一流的贡献，但并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辉煌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不过，北大那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确是与中国一道经历挫折和艰辛；在困顿艰厄之中，当年的北大人并没有放弃，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苦斗和奋进。如同他们的先辈，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在这残酷的命运中才显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一：胡平

经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和事件的所有北大人都知道，北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的亮丽时光及其给人们的影响和期待，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结果，而是一批北大新学子的创造性活动。当年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多数北大人认同的领军人物是胡平。

胡平是文革后北大第一批哲学系研究生。目睹政治迫害和荒唐现实，加上勤于读书和思考，他在文革中期就已经形成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他从四川到北京时，恰逢民主墙兴起，中国正在探索毛泽东以后的发展路向。温和毛派凡是派力图维持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和形像；实践派则与之斗争，试图以实践作为标准检验和纠正毛泽东的政治错误。而实践派内部，有一些元老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或被文革打断的17年，他们被人们称为还原派。而邓小平等则认为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已有的经验教训都使得共产党必须改革开放；这是改革派。但是，围绕改什么和怎样改，邓小平划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将改革限于经济领域；而一批在文革中觉醒的年轻人则提出全面改革中国，包括政治改革。1978年10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直接后果是民主墙运动兴起。最初，党内实践派联合独立的年轻人在民主墙上共同打击凡是派，但当凡是派被解除最重要的政治职务后，还原派就开始将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视为头号敌人。邓小平则还在犹豫徘徊。民主墙的年轻人则以民刊鼓动民主改革。

1978年和79年民主墙高潮时的燕园学子，尚没有卷入国家政治的旋涡中心。多数学子正在如饥似渴地读书，力争补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但胡平则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重大转折关头。他为此与民刊《沃土》联系，并在人才济济的《沃土》编辑部中立即赢得同仁的尊敬，被推举为副主编。他写下《论言论自由》一文，不仅指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且奠定他在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1980年民主墙转趋低潮，但燕园学子的政治热情急剧升温。胡平与北大其他卷入民主墙的学子一道，试图将民运重心转入北大并将北大变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初，《北京之春》和《沃土》联合策划在北大开展竞选活动，由我作为候选人，胡平是我的政治顾问。竞选开始后三天，胡平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竞选，将两个席位都拿下来（最后结果确实是他第一，我第二）。胡平在竞选中修改发表《论言论自由》并为此演讲答辩。他的话题引起激烈讨论，一举将北大竞选活动推向一个高峰；袁红冰认为，这是北大竞选的思想高峰。胡平也因此被北大人视为政治思想的代表。

由于参与民主墙和竞选活动，胡平曾差点被整肃，也长时间没有工作。但是，他的《论言论自由》被华中创刊的《青年论坛》正式公开发表，这一命题及其他本人再度为中国思想和政治界所关注，并获得全国范围的影响。

1987 年，胡平被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此刻，恰逢青年学子再度冲击中国政坛呼吁中国政治改革，胡耀邦因此失去职务。胡平毅然离开哈佛，担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90年代以来，又先后担任《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主编和主笔。一直是民运和思想界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家和重要的活动组织者。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之二：张炜

对于北大人来说，北大的魅力不仅在于能提供各种学科知识，而且在每一领域都有不同的倾向碰撞激汤，从而形成不同流派。这种不同学科与不同流派相互交流，汇成北大最动人心魄的人文景观。就政治领域而言，当时的北大自由民主主义代表是胡平，但另一方面的代表还不是现在"领跑第五代"的李克强，而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炜。与胡平一样，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虽然在80年代初期张炜是北大政治光谱中与胡平不同的另一端的代表，但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这方面至今还有人对他有一些误解。

我与张炜相识于78年底我刚进校时。当时他是北大团委委员和学生会主要干部。我与他一道经历了北大最具争议的几件大事。与胡平一样，我一直处于争议的核心。而张炜，虽然常常被外界看作与我们不同，其实始终与我们心心相印。80年代的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1980年底竞选展开，北大被中共党内保守派盯住，我们也因此有风险。此时，张炜挺身而出，参加竞选。至今许多人误认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选人。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他最后说服学校领导，支持竞选。部分由于他的努力，北大竞选成为北大人的共识。后来，当中共党内要求查处北大竞选的风声很紧时，张炜并不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力陈己见，维护北大和竞选，并写信给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毕业后，张炜到天津市工作，很快就成为中国政坛年轻的政治新星。他担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和天津开发区主任期间，锐意改革，成绩突出，得到各界好评。邓小平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也对他有好评。不过，即使繁杂事务缠身，张炜仍然不忘思想和政治。1986年，公安部直接布置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将我从武汉逼回北京。但张炜不避嫌疑，请我去天津开发区给各级干部讲课，讲政治，讲思想，讲改革，讲民主自由。1989年六四镇压后，我离京避难，公安系统曾一度怀疑张炜藏匿我，几次向他调查。

如果没有1989年的镇压，或者如果张炜在镇压发生后没有愤然辞职，那么张炜很可能是今天中国政坛官场的领跑官员。但是，也正是1989年他所作的政治选择，使他在一段传奇经历中表现出卓越的人格魅力。

当1989 年屠杀发生时，他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大学同窗好友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张炜在失去职务后，又遭家庭变故。1993年，他带着患白血病的幼子来到哈佛大学。他没有任何迟疑将几乎所有美元交了学费，在暑期班恶补英语。随即进入公共管理硕士专业攻读学位。他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要带孩子并给孩子治病。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英国牛津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同时他将孩子的绝症也治好了。在牛津大学，他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坚持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张炜在牛津毕业后，被剑桥大学录用，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这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的博士，中美英三国最好的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今天，张炜正在以其所学探讨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出路。他的自由民主理念更坚定。两年前，我去英国见到他，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讨论的问题是，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的发展中的中国，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和解决问题。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之三：李克强

读过胡平和张炜的故事经历，再看看李克强"领跑中共第五代"的新闻，读者可能以为李克强与他们有什么本质不同，现在才站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其实，这至少不符合燕园读书时的李克强的形像。当年，李克强是校园中一位思想活跃、言辞犀利的学子。

我与李克强相识在常代会上。他是法律系77级的代表。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因此，在第一任常代会主席李林任满离职时，我推荐李克强担任主席并且很容易获得通过。

我印象中，李克强的专业学习也有独到见地。他曾经提交一份论文，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获得龚祥瑞先生的注意和好评。在我们的跨学科小组讨论中，他也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

1980年底北大竞选时，李克强正在外地实习。但后来他与几乎所有的北大学子一样，维护北大竞选。1982年毕业后，李克强留校，担任团委书记。他开始作为北大的主要学生工作干部参加校外活动。那时，他保持北大学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表尖锐意见，由此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广泛不满。在同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居然落选。不过，那时的李克强似乎并不介意这些宦途得失。由于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的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并且被选入团中央常委。至此，李克强进入中共接班快车道。但也因此，他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

其后，我与克强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奋斗，来往不多。但时常听到他的消息。他象北大时期一样，仍然看重思想和学识，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曾在80年代作为团中央负责高校口的干部处理过几次学潮，其风格也象当年北大一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1989年5月学生绝食开始，阎明复先生在统战部抱病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我与克强相逢，匆匆几句话交换看法，感到他比北大时期少了些独立清高的风骨，多了些人情世故的稳健；然而，思想依然敏锐，心胸也依然开放。

再后来，我坐牢和流放出国，更没有机会与克强相遇。那年河南一场大火，多维新闻社报导，省长李克强为此请辞。我忍不住对记者发了些感慨，就官场责权不相对应的不合理问题作了些评论。尽管我认为，中共官场问题使得李克强无法对许多问题承担直接责任，但我还是纳闷，李克强是如何在这样的官场中隐忍做官的？虽然我只回过半个月老家，可按中国的规矩，我还是河南人。那里不仅有许多天灾人祸，而且有世界闻名的艾滋病和假冒伪劣产品丑闻。有时我也想，李克强到底对此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和什么责任？

我想起李克强当年在北大对我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他很看重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和风骨；如果他有朝一日当官，有什么违背天理良心的过失，他欢迎包括我在内的北大校友对他批评甚至讨伐，就像当年在北大常代会审议学生会工作那样。那时，我觉得这是毋需多言的赘言，这是我们志同道合的燕园校友之间的天经地义的道义责任，也是北大人对祖国的道义责任。但是，今天，我想中国政治经历过如此沧桑巨变、而克强居然可以在如此腐败的官场中存活并居然到领跑第五代领导的地位，我们还能对此有往昔的共识吗？我不是不相信李克强，而是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与制度！

●见仁见智：国运、校运与个人命运

25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年风云校友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今天的现实，与过去的期待完全不同。当年，北大人认为会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政治思想的领军人物胡平，不仅没有如愿为中国潇洒辉煌地贡献才智，反而处于比当年燕园时还要艰辛的奋斗之中。当年，北大人公认的会在改革中有一番大作为的张炜，在大的历史关头，以北大人一向自豪坚守的道义勇气良知与执政者毅然决裂，虽然其后的不同凡响的传奇成就再次证明他的出色，但只能在海外一流学府中教书，无法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当年，具有北大人尊崇的开放精神、独立思想和犀利言辞的李克强，却在中国的风云变换的政坛和腐败堕落的官场站住了脚，并"领跑"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张炜和李克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批北大人的道路的缩影。1989年后，不仅当年的北大人的思想和路径发生了分化，而且北大也遭致严重打击和改造。严厉的政治迫害和控制以及商业大潮使得北大也已经失去当年的北大人所推崇的精神氛围和思想风尚；很难说，北大还是那个当年的北大人为之骄傲的可以终生吸取思想、道义和勇气的精神故乡。不仅胡平、张炜和李克强不能再在小礼堂面对北大校友自由辩论中国的问题和前途，而且当年的同窗袁红冰和朱苏力也不能在同一课堂上向学子辩论学术问题。尽管还有胡石根、杨子立、余杰和焦国标，但他们不是北大的目前精神潮流，而是凤毛麟角。

实际上，导致北大人的个人命运悲剧和北大的堕落的是国运的转折退步。北大不过首当其冲受摧残，并成为缩影代表。80年代的北大复兴，是中国在经历了毛时代最残酷灾难和荒唐的岁月后，国人就中国的前途有了共识：中国不仅要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且要有自由民主制度和独立高贵的精神。北大由此领军中国这一思想政治潮流时，北大人焕发出可与民国初年北大交相辉映的精神光芒。然而，当邓小平决心以铁血意志和手段坚决扼杀中国的这一发展前景时，中国走上了腐败、不公和道德堕落的发展模式。坚守北大理想和精神的北大人陷入空前的艰难困苦中，庸俗或世故的精神风尚和圆滑或机巧的思想心态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我知道，尽管多数北大人留恋和推崇当年的自由校风和思想氛围，但不是所有的北大人都同意如此评估后来的事态演变，更不同意我对北大人分化的道路的解读和褒贬评议。其实，我至今相信多数北大人；我还认为，走上某条道路与其精神高贵和思想纯正并没有必然联系。毕竟，世事复杂，庙寺之中会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也有菩萨心肠。走什么道路坚守精神和推动进步，是个人的基于心智的选择；旁人很难猜透。而且，对每种道路的评议多是见仁见智的争论。但是，我仍然认为，放下具体个人的道德处境和选择妥当性不谈，我们仍可以由个人命运和北大校运的兴衰讨论国家选择的合理性。不论我们如何可以为某个人的具体选择辩解，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和行为制造出的国家的形势，是不利于高尚的精神风尚和健康的思想潮流存续和发展的，而这会导致中国的堕落，并最终导致停滞和灾难。

●结束语：兑现诺言

由于国运的衰败，当年的北大校风衰败了；北大人也经历了痛苦的希望破灭的心路历程，并且在现实政治选择中发生了分化。然而，正如当年的北大的风采不是命定必然出现、而是北大人创造的，个人命运、校运、乃至国运，也不会是客观注定不可变化的。北大人可以通过坚守认同和努力，存续北大的精神和思想传统，重新恢复北大为北大人可以托付梦想和希望，可以从中吸取道德、知识和勇气的源泉、以及可以为之自豪骄傲的精神故乡。如同北大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 80年代做过的那样，我们在重建了北大这一精神家园后，可以由此再出发，推动中国的变化。

感谢新的信息技术为我们今天实现这一愿望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手段和交流平台。我想从现在起，北大人应当建立一个网络虚拟但精神真实的北大人共同体：真北大，或VIRTUAL BEIJING UNIVERSITY。这里，认同北大传统荣誉、精神和思想的北大人可以崇敬地追思旧日校友的风采，可以自由交流政治意见和思想观点，可以志愿开展和组合各种活动提升参与者或北大或中国的精神境界和推动其进步！

这不仅是当年我们的梦想，也是当年我们在未名湖畔的博雅塔边被北大高贵洒脱自由奔放的精神风气滋润青春心灵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庄重承诺，是出自感恩和敬意对自己、对北大、和对中国的承诺！

2004-12-24 王军涛 摘自博讯新闻

雷鸣之海－－强斯顿号沉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几乎所有海战都是在夜间，或者是从以数公里之外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机间展开，因而在美国军舰的甲板上目击日本战舰实属异常。

然而，在1944年10月25日清晨，正巡回在菲律宾岛莱特湾附近海面上的美国驱逐舰强斯顿号的水兵们却亲眼看到了这种异样的光景。那是度尽劫波的生还者终生难忘的一幕。

从晨雾依稀的海平线下逐渐显现出来的十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是裕仁天皇御下的日本海军耸立着独特的佛塔状上层建筑的战舰。

强斯顿上的水兵们眼见远处日本战舰上炮光闪烁，炮弹朝着自己所在方位飞来。有人事后回忆，炮弹拖着犹如隆隆驶过的货物列车般的巨响从天而降。看到舰桥上的一名水兵作弯腰躲避状，“不用躲，”舰长阿内斯特•艾万茨说道：“能听到这声音就是说没有命中。”

形势是美军遭到了奇袭。为了阻止美军对菲律宾的进攻，日军周密布置了此次负隅顽抗的战役。作战意图在于将掩护进攻菲律宾的美军航母引开，以使日军部队能够突入莱特湾。

威廉姆•F•哈尔奇海军上将中计，率其麾下航母北上而去，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船队失去护卫。日本战列舰和巡洋舰从而在此获得了攻击弱小的轻武装美国驱逐舰和舰体小而速度慢的护卫航母的机会。

莱特湾海战作为历史上最后的大规模海战令人动容，它是一段勇气和混乱交织而成的壮烈故事。

强斯顿号舰长艾万茨出身于土著切诺基族，由下士进入美国海军学院学习并毕业，在人种隔离制度尚存的当时，乃海军中的凤毛麟角。

艾万茨知道自己的军舰已陷于绝境，但他下定在发射鱼雷之前决不让它沉没的决心，令军舰朝着炮弹所激起的浪花逶迤航行。这是由于他知道日方炮手在不断调整射击的目标区域。

在他发出“发射鱼雷”的命令前，强斯顿号蛇行了长达10分钟。射出全部10发鱼雷之后，军舰改变航向加速航行。射出的一枚鱼雷炸飞了熊野号巡洋舰的舰首。

于是日舰开始了对强斯顿号的齐射，3发应该是从日军金刚号战列舰上飞来的35英寸炮弹射入舰尾的机械舱和锅炉舱。据炮术指挥官罗伯特•海根的事后回忆，那一瞬间的冲击犹如“小狗被卡车撞飞”一般，它使得三名水兵从机械舱飞出，皮肤被褪去，显出吓人的白色。他们为蒸汽所伤，横尸甲板。

在其后10秒不到的时间内，又有3发炮弹击毁舰桥后部的舰楼。操舵室千疮百孔。从舰桥翼廊过来的埃尔兹华斯•韦尔奇中尉看见了倚在角落的鱼雷手杰克•贝克德。就在数分钟前，贝克德还在为“妙极了，准确，正常”地射向敌舰的鱼雷而欢呼。

他说他的右肩不对劲，却似乎不知道一只脚从膝盖被斩下。接过军医递过来的装有吗啡的注射器，韦尔奇默默地将它插入贝克德的手腕。然后，韦尔奇将地下的残肢捡拾起来扔到角落。后来他解释说：“那是为了保持士气。”

艾万茨舰长似乎不为所动，他的钢盔和衬衫已被吹飞，脸和胸膛被弹片擦伤，并失去了两个手指。他用手绢将手包扎后继续指挥。

尽管是少数，有人丧失了理智。一位平时显得顽强的下士开始哭泣，边跑边胡言乱语，一头钻进了装信号旗的口袋。也有人反而奋起。由于舰尾的电缆被切断，从舰桥的舰炮发射台上瞄准射击已不可能。

海根中尉在“犹如梦幻一般的”，“极度疲劳的”状态下，感觉“好像旁观者一般”。他操纵舰炮不断向敌军战列舰和巡洋舰射击，却不觉得给敌方造成了多大损伤。“简直就像拿纸团砸钢盔一样。”事后他说。

强斯顿号经受住了长达2小时的攻击。一方面是“照准着弹点的浪花航行”这一艾万茨舰长的策略奏效，另一方面是得益于舰体钢板单薄（仅有0.95公分），因而日军炮弹未被引爆而贯穿舰体。

上午8点半，艾万茨注意到美军航母甘比尔湾号正处于敌巡洋舰的猛烈炮火之下。“海根，打那艘巡洋舰！”他喊道，“把它的炮火从甘比尔湾号吸引过来。”

“是，长官！”海根回答，随后小声嘟囔道：“您没开玩笑吧。”

从强斯顿号的舰桥上，可以观察到日舰正在聚拢。艾万茨看到为了施加致命一击，１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正驶向自己。敌舰已经完成了鱼雷发射准备。

舰上的指挥官们此刻已经知道，己方只剩下强斯顿号了。驱逐舰霍埃尔号已被敌军的集中炮火击沉，而驱逐舰的护卫船沙米尔•B•罗伯茨号也正在数公里外猛烈燃烧。艾万茨下令阻击驶过来的5艘敌舰。海军史学家沙米尔•爱略特•莫里森对此下评价到：“此刻强斯顿号已被判处死刑。”

强斯顿号上已经没有鱼雷，只有12英寸火炮还在轰鸣。据副炮手克林特•卡特的回忆“由于不间断的长时间的射击，炮身的油漆被烧得隆起，不时起火燃烧。”出身于德克萨斯州的卡特不断叫喊催促炮弹，作业室内传来回应：“幸亏德克萨斯没有鬼子啊。”

海根回忆，艾万茨舰长采用了海战中最为典型的勇敢战术，他指挥军舰从敌舰队前方横穿而过，同时对敌舰进行齐射，以此打乱地方阵容。这本来是战舰列队进行的战法，然而艾万茨却指挥着自己弹药匮乏的、几乎半崩溃状态的驱逐舰单刀赴会。

奇怪的是地方驱逐舰队此刻转舵掉头，开始退却。“艾万茨舰长见此情形异常兴奋，好像自己是一艘战列舰的舰长一般，旁若无人地在舰桥上大步走来走去，喜形于色地笑道：干的好！”

日舰本来已经做好鱼雷发射准备，但由于遭到强斯顿号出其不意的反击，不等目标接近便不得不将鱼雷发射出去。鱼雷在途中时速，使美舰能够轻易躲避。

日方的攻击此时已近尾声。栗田健男中将命令舰队退却。他错误地将轻驱逐舰强斯顿号误认为巡洋舰，而护卫航母也被其误认为是哈尔奇上将指挥的正规航母。

然而，对于强斯顿号来说，战斗的终结来得太晚了。上午9点，舰体已经被烧得乌黑，处于半毁损状态。舰长浑身血迹，坐阵于舰尾的甲板升降口指挥航行。

在又承受了几发炮弹之后，军舰劫数已尽，艾万茨终于下令弃舰。强斯顿号侧倾，舰首冲下，沉入大海。从逃出来的水兵中传出抽泣声，信管手汤姆•迪克森提醒自己不能哭，不能失去身体内宝贵的水分。

一艘日本驱逐舰慢速靠近。强斯顿号的生存者约270人和舰体残片一道漂浮于遍布油污的海面。他们已经做好了被机枪扫射和敌方投掷水雷的心理准备。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扫射海面上的生存者的事不时发生于交战双方。

旭日旗飘扬的驱逐舰在距离100米处停止，列队于甲板上的日军手上并未持枪。有人在拍手大笑，有人伸出食指好像在说：老子一级棒。其中一人扔下一个番茄罐头。仔细看去，日军舰长身着白色军礼服，在舰桥上举手齐眉，庄重地向勇敢善战的敌方水兵军礼致敬。

节译自《新闻周刊》日语版　2006年12月13日号Sea of Thunder

《寻龍记》 by 图雅

趁着秋夜，我点了一枝烟，我思索中国的传说。

中国传说中有两种神物，麒麟和龙。在现实世界里它们并不存在，可它们的原身是什么却也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大费周折，想弄明白麒麟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什么。考证的结果很出人意料：麒麟的原身是非洲的长颈鹿。

这简直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错，古代交通不便，但是想像与讹传也有限度。那就是它们只应当影响局部形象，而不损失神韵，否则就不是想像或是讹传，而是扯谎了。从长颈鹿到麒麟，中间的差距要多么长的舌头才能填补？长颈鹿的长处就是一根脖子。可以抹煞它身上的黑斑，可以把它掐头去尾，但是这根脖子却是神韵所在，万万不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可我们见到的麒麟，却丝毫不以脖子见“长”。看看狮子吧，狮子是对“长颈鹿”学说的一个有力反驳。它同样传自非洲，有威武雄壮的头部。但传过来并没有走样。民间甚至有以“红烧狮子头”命名的菜，凡是见过这道菜的人，大概都不能不承认厨师的动物学造诣。

如果说麒麟的前身还算有个捕风捉影的说法，龙的原身可就没有一点痕迹了。这也许是因为龙的问题过于严肃。从某种意义上说来，龙是政治动物。过去说皇帝是 “真龙天子”，后来维新了，大家一起做“龙的传人”。可这么一来，龙就成了众人的老祖宗。老祖宗是什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未免有些太荒唐了。

幼年时我曾相信龙的原身是大蟒。大蟒身子长，会游水，身上有鳞，嘴里的信子带叉，这些都跟龙相似。但是年齿日增，阅历渐广，发现蟒有许多疑点。比如它捕食的时候，是鬼鬼祟祟地盘在大树上，突然倒垂下来，卷走小鹿一类的猎物。吃东西的时候数它困难，明明吃不下去的东西，还是贪心地吞咽。如果谈政治，它的作派倒很能让人想起伊拉克的侯赛因，或者二战时的德意日来。

这就跟龙的形象产生矛盾。俗话说：生龙活虎，从神韵上，龙的原身应当是潇洒自如而且进退有度。如果战，须是堂堂之师；如果吃，须是大方磊落，这才是龙的派头。蟒出没于西南一带的亚热带雨林中，而我们中华民族的活动地点，大多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地域矛盾。我们读《庄子·逍遥游》一类的瑰丽文字，看出祖先很有诗的气质。他们欣赏的是鲲鹏一类搏击九天，遨游四海，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的神物。像蟒这样盘踞一隅，心理阴暗的动物，大约不能被提名。

我也曾想到鳄鱼。鳄鱼的作风够泼辣，因为嘴大，吃东西亦相当利索。跟大蟒一样，它有鳞，会水，它长长的嘴巴也类似龙。可是我从心理上老觉得接受不了它。我听过禹的故事，明白祖宗也下水。可我坚信他不会像鳄鱼那样把泡脏水当成快乐。鳄鱼的另一大缺点是皮厚，给它一个泥潭，它就会在那里赖下去，以致唐代的韩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驱赶它。如果祖先把鳄鱼当做神物，身为大学问家的韩愈如何会加以痛诋呢？

大蟒和鳄鱼的毛病，就在于它们都是形似，而不是神似。齐白石说“太似则媚俗”，龙也是艺术创作，太相似反而损失有效的艺术成分。

我想，如果一个动物想当龙，那它必须有龙的神韵，比如龙可以呼风唤雨，作起法来，想什么就什么。所以龙的原身应当动作矫健，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而多半不会是动作迟缓的爬行动物。至于居所，则应当是大江大海那样的开阔去处。最后，为齐白石和中国的广大艺术家着想，它的特征不能跟龙符合得太多，有个百分之三四十就好。而且这百分之三四十还得难得一见，即使偶然见到，也不许看清楚了，这样才能给人留下数千年的想像余地。

当然，这是一个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任务。中国那么大，到哪里去找这个要命的动物呢？

任务遥遥无期，日历却已经翻到了下乡插队。好在那年月在城里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我便随大流到了乡下。乡下也没太多的好事，但起码有秧鸡，有鳝鱼，还有说土话的农民和一位叫老张的牛鬼蛇神。老张见多识广，干活时他挑水，我浇菜，休息时他给我上博物课。有一天我问他龙的问题：都说你们是牛鬼蛇神，可牛鬼蛇神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有人说祖先是龙，又有人说蛇是龙的子孙。

要这么一说，你们牛鬼蛇神岂不是赚了便宜吗？他哈哈一笑，说：“龙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龙绝不是蛇。”接着他就讲了一件二三十年前的事。

说的是那年他参加了长江战役，事情的缘起是一方要渡江，另一方不让，谁也不依谁，最后只好用大炮说话。这一来可苦了老张，他属渡江的这一方，从一下水开始，炮弹就前后左右这么一发一发地落，如果中间这一发早点落下来也好，可它偏不。总之，老张他们说不尽的一惊一乍，好不容易才到了江心。这时不远处突然翻出一个大得吓人的脊背。当时风狂浪大，炮弹仍然在爆炸，可周围几条船上的人都呆住了。那东西比盆粗，长度跟一条船差不多，它脊背上有节，两侧有巴掌大的鳞片，一条长长的大尾巴跟传说中龙的尾巴一模一样。有一个船夫当场就吓瘫了，船被冲到下游好几里他才恢复说话能力，诅咒发誓说那东西就是龙王，有着尺把长的白须，而且向他传达了天机：不要打了。说完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有白须，会叹气的动物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它到底是什么呢？老张他们为什么马上把它和龙联系到一起？为什么天下那么多别的动物，老张他们全都想不起来呢？我稍微发挥了点想像，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

在远古的某一天，我们的祖宗正在宽阔的江上打鱼。突然天阴了，响起了炸雷。接着狂风大作，铜钱大的雨点砸了下来，祖宗见大事不妙，赶紧收篷。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面突然骚动起来，接着就是一条巨大的动物浮了出来。在那风起云涌，大雨如注的背景中，它若隐若现，不可一世地游着。我们被震惊的，但是有许多艺术细胞的祖宗回到部落之后，不免根据见到的局部形象，添加一些想像，把这个动物勾勒出来，这个创作出来的形象，就是龙。

如果用Ｘ表示这个未知动物，我的推测就是：想像＋Ｘ＝龙。祖先是先看到Ｘ，然后创造龙。老张他们是先看到龙，后联系到Ｘ。几千年的功夫，大家都只在这方程中打转。

多么完美的学问哪，完美得令人舍不得放弃。从那以后，每当我听到大江大河中怪物的消息，总是兼程赶去，跟别人打听每一个细节，直至别人生气。我曾经见到过老态龙钟的鲤鱼，几百斤重的江猪，我甚至听说过一种叫做“席子”的，可以把来江边喝水的动物包起来拖下水去的怪物。可十分失望，对我来说，它们都是Ｙ，是错误的字母。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我实在忍不住了，专程去当了一个星期的筑堤工，一边往麻袋里装土，一边大逆不道地想：如果大水把堤坝冲开会怎么样？天下滔滔，祖宗也许会把自己的真面目昭示给我们。

可世上事不如意者常八九，时间的流水解不开这个方程，出国潮却把我卷到了美国，干起了捕鱼捉蟹的勾当。有一天，我在一个路边的鱼场停了下来。这一带到处都是这种鱼场。它们的任务，是把从太平洋回游到江河来产卵的鲑鱼抓起来剖腹取卵。取出来的卵在池子里孵化成小鱼，再放到河里去长大。我访问这些鱼场，一半是为了消磨时间，另一半是为了观察鱼的觅食习惯，以便改进我的系列谋杀技术。

我观察了一会，正准备离去，忽然从旁边过来一个美国人，强行拉我看水底一根大木头。我勉强看了一眼，并不见什么出奇，只是上头仿佛有些疙瘩。正纳闷间，忽然那木头动了一动，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条大鱼。再仔细一看，它嘴上有白色的长须，尾巴像鲨，背上有节，两侧各有数十个巴掌大的鳞片。总之，越看越像老张所描述的动物！那美国人把我的激动都归功于他自己，向我发布了一大堆数字。根据他的说法，这个东西叫Sturgeon，一般要长到六尺多长才成熟产卵，最大可以长到三四米长，重达一千五百磅。

我呆呆地坐下来。从认出来这是一条鱼开始，在我的眼中一个大大的字母Ｘ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难道，Sturgeon就是我寻找已久的龙的原身吗？不，这当然不可能。如果是，它为什么好像患了痴呆症，在水底一动不动？再说，无论它跟传说中的龙多么相似，总是一种美国的鱼类。我来到美国，难道是为了给广大的国人引进一个祖宗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得算是出公差了，只是外事部门大概不会给我报销差旅费。

无论如何，Sturgeon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动物中最接近龙的一种。总得把它代入我那好几千年的方程里看看吧？

我翻开字典，看看Sturgeon到底是什么。想不到不翻则已，一翻立刻有了重大的发现。原来Sturgeon就是鲟鱼，鲟鱼中国也有！不久前发生的三峡论战，反对派的理由之一，不就是如果建坝，中华鲟的产卵通道就会被堵塞吗？爱国的事岂能耽误，我当即拿起电话，拨通了本地的钓鱼协会。回答倒也简单：“想看鲟鱼？到邦尼威尔大坝去吧。”

第二天清晨，我登上了哥伦比亚河上的邦尼威尔大坝。从坝上放眼望去，果然好个藏龙卧虎的形胜去处！那峡谷大开大合，两岸峭壁相对而出，从远到近层次分明地排列着。美国西部最大的河——哥伦比亚河就从谷底流过。它的咽喉被大坝一把攥住，于是它拼命挣扎，好容易才挣脱，只得做出驯服的模样，向下游静静流去，只有河心藏的一股急流，还在时隐时现地暴露它的野心。

天还没亮，可钓鲟鱼的人已经在甩竿了。他们用四五米长，小孩胳膊粗细的鱼竿，鱼线则有四十磅强度。甩竿的声势相当吓人。那是由虎背熊腰的汉子持竿站在带弹簧的小台子上，背对水，全神贯注，肌肉绷紧，眼睛瞪到极限，然后将半磅多重，带着线的铅坠猛然甩出去。那铅坠流星似地划破空气，发出嗡嗡的声音，好一会才落到河心。我敬甩竿的是条汉子，不免上去跟他聊几句。原来他叫格林，有印第安人的血统。根据他的说法，鲟鱼是在大河与太平洋之间进出。在河里它只在中流觅食，所以越能把鱼饵甩到江心，钓到的可能性越大。

正说间，忽听得江心泼喇喇一声，格林用手一指：Sturgeon！我回头一看，已经晚了——只见到一个褐色的尾巴尖从水面消失。正后悔时，突然又是泼喇喇一声，这次瞧得实在，虽然隔得很远，可清清楚楚，那是一条长长的，有节的脊背！接下来并没有喘气的工夫，许多条鲟鱼从江心此起彼伏地窜了出来。虽然是在波涛汹涌的江心，它们的翻腾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展和自在。最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出水的时候，总是只露头尾，侧面，或者脊背，但从来不把全身露出来。说齐白石，说艺术，这不正应了“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句话吗？

我服了，真服了。如果挑选字眼形容鲟鱼的动态，什么“矫健”，“优雅”，“潇洒”，全都用不上。要用只能用“神”字，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劲头，只要你看它跳过一次就忘不了。如果说它们类似什么动物，我只能选择“龙”，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没法跟它比。什么白色的胡须，有节的脊背，巨大的鳞片，长长的身躯，这些都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它们跳跃的姿态，只有传说中的龙才能有那样的气度和神韵。广东人说：“不是猛龙不过江。”猛龙过江究竟是怎样的，今天算是见到了。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疑问，解了几千年的龙的方程，就着落在鲟鱼身上。

我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中，格林的鱼竿却突然动了起来。那鱼竿的尖梢本来已经被鱼线绷紧，弯成弓形，但是突然更为沉重地弯了几下。格林马上抢竿在手，用竿上的大转轮往回收线。上钩的鲟鱼显然被激怒了，它先是在江面上翻了一次，接着就拖着四十磅强度的鱼线直向江对面冲去。格林手中的转轮被它拉得不住地放线，数百米长的线放完了，那鱼就扯着格林在岸上跑。格林狼狈不堪，用两腿夹住鱼竿，艰难地收线。每次快收到一半，那鱼又开始冲刺。如此反复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搏斗的双方才算第一次相见。那条鲟鱼跟格林差不多大，它躺在乱石嶙峋的江滩上，仿佛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气喘嘘嘘的格林则把鱼线的一节拿给我看。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可怜的鱼线，它被江底的岩石磨得伤痕累累，有几处就要断了。

驾车离开大坝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公路沿着大江蜿蜒，我的思路有些混乱。想不到龙的方程那么大，非得在太平洋的彼岸，在别人的土地才能解开。为什么古老的中华鲟总是跟我缘悭一面呢？难道就没个机会，在雄奇的三峡之上，看到它那褐色有节的脊梁，泼喇喇地腾出水面，一展它雍荣华贵的气度吗？也许，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而所谓龙的原形，不过是一种固执。龙既然是想像的结果，那么无论是在中国，在外国，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归根到底，真正的龙也只能在心中找到吧？

车继续行进，江上正是晚凉时分。

我点起一枝烟，两侧城镇的灯火纷纷亮了起来。

破网软件PSIPHON的工作原理

这一称作“白凤”（PSIPHON）的新型软件，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开发出来的。据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报道，“白凤”（PSIPHON）能够绕过政府的防火墙系统，其突破潜力比其它软件要大，而且使用简单，不会在电脑中留下痕迹。法新社的消息援引该实验室主任戴尔伯特的话说，“白凤”（PSIPHON）软件通过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有关项目推出，由于这个系统依靠国外的一个代理服务器，当局无法进行网络封锁。网民通过这套系统，可以看到政府防火墙所遮罩的内容。“中国信息中心”的消息说，互联网封锁已经从中国和伊朗等少数几个国家，扩展到40个国家的政府，其中包括非洲。

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言人佩恩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白凤”（PSIPHON）软件是一个能绕过专制政府封锁的非常有用的工具：

“我们认为“白凤”（PSIPHON）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对于中国等受到政府网络封锁的国家的老百姓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希望世界上许多人能够利用这一软件来获得更多的信息，特别是象中国和伊朗这些对人民实施网络控制的专制国家。”

佩恩表示，在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下载“白凤”（PSIPHON）软件，但如果你居住在受到政府网络封锁的国家，比如中国，你就要与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国家的人有联系，通过与他们的计算机相联 ，才可以使用“白凤”（PSIPHON）。

就“白凤”（PSIPHON）的功能和工作程序，记者请教了美国动态网络技术公司总裁夏比尔，他介绍说：

“它的思路是希望能够在海外向这些国家的网民给予帮助。这要两个软件来配套：一个是在海外的人要装一个海外版软件；国内的人要装一个国内版本的软件。再把海外软件的IP告诉国内的那个人，这样海外的那个就是一个代理服务器来让国内的那个连接上网。”

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对“白凤”（PSIPHON）实施封锁呢？夏比尔说：

“可以封锁。但是非常多的话，就不能一个一个找到。好处就是海外的人在电话里私下说，就他一个人知道。如果海外的多少万的人都用的话，中共就不可能一个个查出来。”

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言人佩恩也承认“白凤”（PSIPHON）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解决全世界所有的网络控制问题：

“白凤（PSIPHON）是一个好的工具，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美无缺的。“白凤”（PSIPHON）主要是为专制国家中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人设置，如果你在中国而与国外没有任何联系，这一工具就无法起作用。”

美国动态网络技术公司总裁夏比尔表示，对目前在中国的许多与海外没有联系的老百姓来说，还会继续依赖现有的技术来突破网络封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下载

赫本晚裙拍出近百万美元

因出演《罗马假日》等影片红遍全球的已故好莱坞影后奥黛利·赫本，一件黑色晚礼裙拍出近百万美元。

此次拍出的黑色夜礼裙为赫本在《第凡内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所穿用的戏装。

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原本预计此裙将以约十四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售出，没想到拍卖价竟达到九十二万美元。

据悉，最终购买赫本夜礼裙的是一位通过电话竞标的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

据介绍，这次拍卖的所有盈利将捐献给法国作家多米尼克·拉皮耶尔创建的一个慈善基金。

作家拉皮耶尔在得知拍卖消息时表示，自己感动得不禁泪流。

拉皮耶尔表示，怎么也想不到"这件曾经属于一个天仙般女演员的服装如今可以给世界各地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建筑学校和宿舍"。

拍卖的黑色夜礼裙是赫本在1961年出演《第凡内早餐》一片时所使用的戏装之一。

据介绍，当年法国著名时装屋纪梵希（Givenchy）当年一共制作了一式三件同样的黑色夜礼裙。除拍卖品外，法国巴黎纪梵希博物馆留有一件展览。最后一件由西班牙马德里戏装博物馆收藏。

BBC Chinese Com.

Rising Sun on 12/5

《颐和园》：性解放+政治佐料

经过九个月的筹备后，柏林首届独立电影节于本月1号在中区巴比伦电影院拉开了序幕。因为是独立电影，这就意味着有些影片很难进入电影发行渠道与观众见面，因此，电影节精选的14部环球电影就倍受首都观众的青睐。而开幕式首映片甚至引起了轰动。该片选的是中国导演娄烨的故事片“颐和园”。这部电影今年上半年在没有得到中国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参加戛纳电影节而引起轰动。

本月1号晚上八点，柏林街头寒风刮面，行人稀少，但巴比伦电影院里却是人气火旺，四百多名观众几乎把影院前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在等待观看独立电影节开幕式电影“颐和园”。由于这部电影不但在中国本土不许上演，而且中国文化部还向该片导演娄烨颁发了5年工作禁止令，因此“颐和园”在柏林首次放映便成了轰动事件，多家媒体派来记者和摄影师前来记录首映日的盛况。当电影节主席把戴着黑瓜皮帽的娄烨引上舞台时，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颐和园”描述的是八十年代末北京一些大学生的爱情故事。他们敢于对自己进行性解放，经常在学生宿舍里悄悄做爱。但性爱越频繁，爱情就越遥远。九十年代间，男女主人公各奔东西，女的去了深圳，男的来到柏林，而且俩人都找到了性自由，但他们并不快乐。多年后俩人再度重逢，但却无法重温旧梦，影片于是以俩人黯然分手而告终。

性解放在中国还是个敏感话题，而中国第六代导演娄烨恰恰又把它放在八九学运以及随后的柏林墙倒塌的政治背景里来描述，这就不但使这部电影成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电影，而且它还通过展示戈尔巴乔夫和平政治改革等一系列历史镜头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的违背潮流。影片中再造的镇压学运的镜头虽然不多，但场面宏大，人们能听到枪杀，但看不到死者，银幕上到处是惊恐喊叫、四处奔逃的大学生，情状之激烈令人过目难忘。

触及政治禁区，该电影及导演因此在中国受禁，许多西方记者对此并不感到吃惊。而1965年出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娄烨也已有过类似经历。2000年时这位偏爱写实的导演就曾因为“苏州河”一片而被禁止工作两年。不过，娄烨却因此在国外成名，爱情故事片“苏州河”现已在中国以外的38个国家放映过并获得过国际奖项。尽管如此，新禁令对娄烨还是有如当头一棒。“这一次对我是个震惊。因为这是2006年了，还有这样的禁令，这是对我的震惊。因为中国发展非常快，在这样一个非常自由的全国都向上走的大环境里，还会受到这样一个象十年前那样的禁令，我感到非常吃惊。”

长达140分钟的“颐和园”放映后，观众反应却不如放映前那么激烈。周而复始的性爱镜头以及爱情故事的扑朔迷离让不少普通观众感到失望。下面一位女观众的观后感并非个别现象：“性镜头多得令人疲倦。我心里总在问，显示这么多性，而且这么详尽，有这个必要吗？总的来说我觉得有点无聊。我理解不了剧中女主角的动机，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其实一直在等待天安门事件的出现。但当它出现后，其实它跟女主角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我觉得电影放到一半时来显示这些历史事件是有点强拼硬凑。不过，场面本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知晓中国行情的专家们都知道娄烨在打破禁区上的贡献，他们则赞扬这部影片既又具有高度政治性又富有激情。

罗丹霞 原载《德国之声》

专访娄烨：禁止导演拍片和禁止作家写作一样不合理

被称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的娄烨因为携涉及“六四”背景的影片“颐和园”参赛今年戛纳影展而被禁拍五年。德国之声对娄烨进行了专访。

被称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的娄烨，曾拍摄过《苏州河》，《紫蝴蝶》等在国际上受到好评的影片。2006年他的新片、内容背景涉及天安门事件的影片《颐和园》在参选法国戛纳大奖之前，被中国国家电影局拒绝审查，而后，该片在未拿到电影局批准的电影公映许可证的情况下亮相戛纳。上周五，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娄烨的所谓“违规参赛”行为将受到五年内不许在中国拍电影的处罚。该片也在中国内地禁止公开放映。

电影《颐和园》在参加戛纳电影节之前，曾多次送交中国国家电影局审查，但均被拒绝，理由是技术上不符合要求。今年五月，该片以“地下电影“的身份亮相戛纳，并获得多个奖项的提名。在电影节期间，中国国家电影局就表示，“违规参赛“，处罚已在所难免。尽管如此，对于上周五宣布的五年禁止拍片的处罚决定，娄烨仍感到十分突然。

娄烨对德国之声说：“我知道会处分。但是实际上在戛纳之后，我们一直在做努力，试图让这部影片在国内放映，哪怕做一些修改和删除的工作，我们都愿意配合电影局的审查工作。在戛纳之后，我觉得跟电影局的对话一直是融洽的。我们之前正在为他们准备审片用的清晰的、技术指标很高的拷贝。然后他们突然发了这个处理决定，我也觉得特别吃惊。”

对于电影局所作出的处罚决定，娄烨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禁止一个导演拍片，就和禁止一个作家写作，一个画家画画一样，首先这是很不合理的。然后，所谓的‘违规参赛’屡屡发生，我认为比如说参加电影节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或者电影人自然的一个权利。不应该受到禁止或者所谓的‘许可’。也就是说，这个电影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旧的体制的遗留产品，他完全不适合今天的中国电影的生产和现状。包括电影局可能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可是经过很多次的对话，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改善。“

《颐和园》讲述了一个历时十几年的爱情故事，涉及北京、武汉、重庆、柏林等五个城市。影片的内容背景涉及天安门事件，对此，娄烨说：“如果你想叙述一个爱情故事是八五年到两千年的，你很难躲避这个大的环境。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是发生在一个并且无法脱离开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娄烨出生于1965年，十七年前的他正是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因为那段时间是我的大学生活以及大学毕业以后的。这和我的那段时间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有关。这是一个作者行为。”

早在六年以前，娄烨也是因为影片《苏州河》未获批准就参加电影节评选，而受到禁止拍片两年的处罚。娄烨说，在那两年里，他“在准备筹备《紫蝴蝶》的剧本，和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原则上说，如果是按照条例的话，连这个工作都是不可以做的，因为这是电影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认为，禁止一个电影导演工作是荒谬的。“

按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禁止拍片的处罚下达三十天内有上诉的权利，也就是对电影局以上的领导机构进行申诉。娄烨说：“我们现在是考虑，等受到正式的处罚书的时候怎么来做。但是我们的原则还是希望能够对话。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个电影管理条例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旧体制的一个遗留物。所以它也不可能在一两天，或者短期内就改变了。我们没有这种奢望，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往好的方面改变一些，改善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的让步和妥协让这个影检制度慢慢的消失。“

在问及，如果五年的处罚成为最终决定，是否会去国外拍片时，娄烨说：“我还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我觉得禁止一个导演拍片，在中国我也不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这个体制还是这样不改变，那我想我也不是最后一个。我只能尽我的能力去做，尽量去跟他们协调和对话。但如果他们连对话都拒绝的话，我没有很乐观的希望。“

2001年，北影厂导演王小帅作品《十七岁的单车》因为私自角逐柏林国际电影节而受到国家电影局处罚。在这之前，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张元导演的《过年回家》、张艺谋导演的《活着》等数部影片也因违规参赛而分别受到电影局的相关处罚。

苗子 原载《德国之声》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ugust 28, 1963)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 for freedom in the history of our nation.

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today,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This momentous decree came as a great beacon light of hope to millions of Negro slaves who had been seared in the flames of withering injustice. It came as a joyous daybreak to end the long night of their captivity.

But 100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In a sense we've come to our nation's capital to cash a check. When the architects of our republic wrote the magnificent word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y were signing a promissory note to which every American was to fall heir. This note was a promise that all men - yes, black men as well as white men - would be guaranteed the unalienable rights of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t is obvious today that America has defaulted on this promissory note insofar as her citizens of color are concerned. Instead of honoring this sacred obligation, America has given the Negro people a bad check, a check that has come back marked "insufficient funds."

Bu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 bank of justice is bankrup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funds in the great vaults of opportunity of this nation. And so we've come to cash this check, a check that will give us upon demand the riches of freedom and security of justice. We have also come to his hallowed spot to remind America of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This is no time to engage in the luxury of cooling off or to take the tranquilizing drug of gradualism.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real the promises of democracy. Now is the time to rise from the dark and desolate valley of segregation to the sunlit path of racial justice. Now is the time to lift our nation from the quicksands of racial injustice to the solid rock of brotherhood.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justice a reality for all of God's children.

It would be fatal for the nation to overlook the urgency of the moment. This sweltering summer of the Negro's legitimate discontent will not pass until there is an invigorating autumn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Nineteen sixty-three is not an end but a beginning. Those who hoped that the Negro needed to blow off steam and will now be content will have a rude awakening if the nation returns to business as usual. There will be neither rest nor tranquility in America until the Negro is granted his citizenship rights. The whirlwinds of revolt will continue to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nation until the bright day of justice emerge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 must say to my people who stand on the warm threshold which leads into the palace of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gaining our rightful place we must not be guilty of wrongful deeds. Let us not seek to satisfy our thirst for freedom by drinking from the cup of bitterness and hatred. We must forever conduct our struggle on the high plane of dignity and discipline. We must not allow our creative protest to degenerate into physical violence. Again and again we must rise to the majestic heights of meeting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The marvelous new militancy which has engulfed the Negro community must not lead us to a distrust of all white people, for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 as evidenced by their presence here toda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destiny is tied up with our destiny. And the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freedom is inextricably bound to our freedom. We cannot walk alone.

And as we walk, we must make the pledge that we shall always march ahead. We cannot turn back.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asking the devotees of civil rights, "When will you be satisfied?"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 is the victim of the unspeakable horrors of police brutality.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bodies, heavy with the fatigue of travel, cannot gain lodging in the motels of the highways and the hotels of the cities.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s basic mobility is from a smaller ghetto to a larger one.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children are stripped of their selfhood and robbed of their dignity by signs stating "for whites only."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a Negro in Mississippi cannot vote and a Negro in New York believes he has nothing for which to vote. No, no we are not satisfied and we will not be satisfied until justice rolls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I am not unmindful that some of you have come here out of great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esh from narrow jail cells.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om areas where your quest for freedom left you battered by storms of persecution and staggered by the winds of police brutality. You have been the veterans of creative suffering.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faith that unearned suffering is redemptive.

Go back to Mississippi, go back to Alabama, go back to South Carolina, go back to Georgia, go back to Louisiana, go back to the slums and ghettos of our northern cities, knowing that somehow this situation can and will be changed.

Let us not wallow in the valley of despair. I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s -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n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 stat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injustic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oppress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asi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dow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s,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This is our hope. This is the faith that I go back to the South with.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transform the jangling discords of our nation into a beautiful symphony of brotherhood.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pray together, to struggle together, to go to jail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knowing that we will be free one day.

This will be the day, this will be the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sing with new meaning "My country 'tis of thee, sweet land of liberty, of thee I sing. Land where my father's died, land of the Pilgrim's pride, 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

And if America is to be a great nation, this must become true. And so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prodigious hilltops of New Hampshire.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mighty mountains of New York.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heightening Alleghenies of Pennsylvania.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snow-capped Rockies of Colorado.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curvaceous slopes of California.

But not only that; let freedom ring from Stone Mountain of Georgia.

Let freedom ring from Lookout Mountain of Tennessee.

Let freedom ring from every hill and molehill of Mississippi - 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 And when this happens, and when we allow freedom ring - when we let it ring from every village and every hamlet, from every state and every city, we will be able to speed up that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 - black men and white men, Jews and Gentiles,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and sing in the words of the old Negro spiritual: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

Rising Sun on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