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时弊民警遭辞退 体制内之声诚可贵

2007.03.19

上书两会要求政府停止对上访民众截访行为的湖北民警吴幼明，近日遭辞退。他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作为罕有的体制内的声音，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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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敢言民警吴幼明（由吴幼明提供）

在网上发表文章《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近期网民热议的好警察——湖北省黄石市民警吴幼明，在上周五全国人大闭幕的那一天却遭到辞退，当局引用的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中的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个人、组织；以及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两个理由。

吴幼明星期一告诉记者，当局所指的是他从2000年到06年办文学杂志 《水沫》的事情，他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他辞退我是因为写截访那篇文字在国内影响太大，很多海外媒体采访我。领导并非针对我，因为我们是所长负责制，领导可能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所以以这个理由把你辞退了。如果说合理的话，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我做《水沫》民刊，长期都是赠送的，我花了三四万块钱印书、邮寄，都是我个人出钱。网上直销、书店代卖，只有一千多块钱，说我是以营利为目地是完全沾不上边的。还有说我违法出版，本来在我写文章说体制弊病之前，从来没人说我违法，而且黄石电视台、电台、报纸，都给我做过采访，介绍我做《水沫》，新闻出版局局长也认识我，也收过《水沫》，等于这个问题一点都没有，可是现 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所以我也不对这个作辩解，坦然承认我违反了条例，愿意接受处罚。”

33 岁的吴幼明是一级警司，1994年参警，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2000年业余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水沫，并免费派赠，他也曾在《南方周末》、《萧湘晨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小说、诗歌、评论等文字，也曾参与制作多套独立纪录片。2006年吴幼明开始再在网络上发表揭露执法部门黑幕及漏洞的文章，其中《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等用亲身经历写成的文章，成为网民议论的焦点，他本人更被《我爱摇滚乐》杂志评为2006年度网络人物。然而从此便开始遭受当局打压。

06 年中黄石市新闻出版局勒令《水沫》停刊，吴幼明受到两万元罚款的处罚。而此事被重提并成为他遭辞退的理由，则是在今年两会他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停止截访行为不久后的事情。

记者星期一致电吴幼明最后任职的黄石市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工作人员不愿意回应事件：“我们不清楚不清楚。”

而吴幼明对如今的遭遇，却表现得很坦然，他说：“既然你敢说真话，因为全国一百八十万个民警，只有我一个人一直用公开身份说这些东西，那你被辞退。因为 体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说真话而改变，所以最终结果只能是我被驱出体制呀。（不后悔么？）不后悔，我都三十多岁了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以前一直没有这种勇气。（什么促使你有这种勇气？）因为良知，感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合道义的，不合理的。另外体制外的人可能不知道体制内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写的包括截访这些东西，肯定能对体制产生某种作用。但是体制目前无法达到我所想象的那种改革力度和速度，可能我对他们来说超前了一点，所以把我驱出体制可能也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 吴幼明

各位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

你们好！

我先自我介 绍：我叫吴幼明，男，33岁，大专文化，一级警司，警号湖北005676，1994年参警，现为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民警。我最 近在网上看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人民论坛》采访时说，对上访“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还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堵塞民意通道。只要能以“权 为民所用”的真情认真去工作，不是“截”而是“护”，不是“堵”而是“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任玉岭说，作为利益受到侵害者，或是遭遇执法冤枉者， 走进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诉说自身困境、求得问题解决，寻找公平正义乃至争取正常的生存权利，这恰好说明百姓对党和政府是充满信心的，是高度信任的。他们这 样做，实则是下情上达。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把信访作为洞察社会风云的哨所、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联系群众的纽带、向百姓送温暖的桥梁抓紧抓好。

看 到任玉岭先生的谈话，我为我们国家有这样敢于为民直言的政协常委而非常感动。在此，我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想谈谈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些截访行为，以及我对截访 一事的看法。1999年，我在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区公安分局老下陆派出所当民警时，任老下陆居委会社区民警。那年居住在下陆湾的某矿下岗工人们开会，写信给 朱总理要求重新清算单位破产一事。信被黄石市国家安全局截获，然后交到老下陆派出所所长手中。我和所长均因未掌握上访信息被扣去工资100元。当时，民警 们上门对信访参与者们进行书面谈话，告知其有事可以找黄石市政府解决，写信给朱总理是不行的。我所还将信访组织者Y某骋请为治安员，当时正好在推广自行车 防盗分合式牌照，我们让Y某在街头为居民们办理安装自行车牌照。此后，某矿下岗工人们再也没有信访了。

1999年9月后，我调入黄石市交 警支队，先后在一大队、二大队、交管科工作，这期间没有接触到截访事件。2005年12月底，我调入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工作。2006年5月21 日下午13：00，我和Z副所长及其他所民警配合西塞山区政法委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黄州火车站对冶钢上访人员进行拦截，当天直到夜22：30时回黄石，未 发现上访人员。2006年5月21日下午13：00时，我和W副所长及另两名民警配合西塞山区政法委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黄州火车站对冶钢上访人员进行拦 截，当天下午17：00时，西塞山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我们回黄石，因为已和上访人员们谈好条件，他们表示不上访了。这天在黄州火车站未发现上访人员。 在这次截访行动中，西塞山区公安分局共抽调40名民警着便衣分赴浠水、黄州火车站，由西塞山区政法委统一安排，拦截上访人员。别的拦截组发现了冶钢上访人 员后就将其劝上车带回黄石，上访人员的火车票由西塞山区政府报销。

2006年10月19日夜20：00时至次日8：00时，我到澄月社区 参与维稳值班，由我配合两名社区干部、社区巡逻员监控上访人员C某。这次对C某的监控是24小时的，我所每天出动两名民警值班。这是跨辖区工作，因为澄月 派出所全所民警出动也不够用来监控上访人员，所以分局安排西塞派出所民警协助。

2006年里有一次出现100多名冶钢上访人员到北京上访 的情况，我所L警官和分局其他民警到京监控，L说上访人员们先是住15元的小旅馆，后因无钱睡桥洞，还步行到国家信访局等单位上访，L每天跟着他们步行五 小时以上，苦不堪言。最后上访人员们无钱吃饭，向黄石市驻京办妥协，黄石市驻京办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张回武汉的火车卧铺票，到汉后由黄石市政府派大客车接回 黄石市。

根据《信访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我觉得 截访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违背了党和政府倾听民意的愿望，粗暴损害了上访人员的公民权利。这种截访行为有几大危害：

1、截访行为浪 费了政府的金钱。政府不是营利部门，它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的辛勤劳动成果。公众纳税给政府是期待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了让公务 员们胡乱使用。截访行为产生了车辆的使用费、过路费、公务员的工资等等费用 ，却只是为了对上级政府掩盖地区政府内发生的问题，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这样的行为损害了上访公民的权益，对其他公民也没有任何益处， 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浪费。

2、截访行为阻碍了党中央和政府与人民间的血肉联系，让党和政府无法听到地区百姓的声音，一个被堵塞住耳朵的政 府是不可能为公众提供最科学和最有效率的服务的。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里，一个地方政府居然敢欺下瞒上，动用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来制止人民上访，这简直可以 用一句文革中的老话来形容：“自绝于人民。” 靠截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问题越积越严重，直到最后暴发。

3、截访行为损害了政府机 关的威信和形象。国无信不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信访条例》居然可以被地方政府当成废纸一张，公然违反《信访条例》出动公务员截访，这样会让人民群众对 政府机关失去信任，同时还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我国是由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社会的，如果没有法治，后果不堪设想。

4、截访行为严重损害 了公安机关的形象，损害了警民之间的感情，浪费了警力。在任何地区，截访的主力总是公安干警，一个执法的民警，却干着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勾当，这 怎么看也很尴尬。比如我所民警24小时监控C某上访，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们怎么会有权力监控一个没有违反法律的公民的行动呢？这是一场闹剧，但可悲的 是，我身不由己的演出了一个不光荣的角色，因为我是警察，必须服从上级。为什么我不能说这样做是违法行为，我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呢？

综上 所述，我希望修改《信访条例》，增加这么一条：“任何政府部门不得有截访行为，违者一律撤职并追究法律责任。”同时我认为政务必须透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 税收入、行政规费收入、罚没款收入必须向人民群众公开，这些钱如何支出使用也得公开，只有透明政府才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腐败和滥用政府权力的行为发生。在 此，我诚恳的请求各位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将我这封公开信放于两会上讨论。

谢谢你们！

此致

并预祝两会成功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吴幼明
2007/3/9

你是有选择的——评《窃听风暴》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今年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作品《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别人的生活》)，在取得小金人之前便早已引起了轰 动，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2006年欧洲电影奖上的最佳影片、年度男演员和年度编剧三项大奖……热烈的关注和议论从德国本土蔓延开来。

本报曾在2006年第四季度娱乐盘点中对该片作出重点推介。《窃听风暴》与三年前的《再见列宁》有点相似，时间背景都是东德末期，故事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公布于众，同时以一丝温暖打破同类电影的俗套。

奥斯卡的小金人，使得这部德语文艺片再一次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知名专栏作家龙应台应本报之约，写下了对该片的所感所想。

——引子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 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 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 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奥维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 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 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 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 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 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 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 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 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 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 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 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 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守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 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 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 不起，一个都没有。

按：写实并不是衡量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即便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衡量，《窃听风暴》也出色地完成了一部文艺作品的使命。

事实上，《窃听风暴》也是一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诗人丈夫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他的演员妻子；政客部长出于原始欲望不择手段地夺人所爱；职业特工出于对美丽及正常生活的向往而背弃雇主，选择有所不为的自由，从而完成了他的爱情历程。

对人性之恶固然需要保持警惕，但如果对人性中的善不存任何幻想，则人类与禽兽将失去界线。

真与美既不冲突，也不互补，凯撒的归于凯撒，耶稣的归于耶稣。当现实的残酷压倒了人对于美德的向往，灵魂就将沦于万劫不复。

正如钱穆所说：为种种外在因素所左右的“有所为”终究是不自由的，自觉地遵守自身的信念，选择“有所不为”，才是获得自由的唯一可靠途径。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写在时代的边上，写在时代的中心

作者：李金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一、

钱锺书先生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写在人生边上》，冷眼看透人间世情，出笔辛辣而幽默。陆铿先生刚刚出版《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下称「陆著」），厚达六百多页，横跨五十余载，丰富的感情和热力跃然纸上，读者很难不感受到他的震撼，这本书算是写在时代的边上吧。正如卜少夫先生说的，新闻记者一生记事是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时代，是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见证」(1)。

形容陆著是历史「浮沉的泡沫」，尤其是出自陆铿的兄弟卜少夫之口，原也没有甚么不敬。逝者皆如斯，扰攘众生有多少人能够留下一片雪泥鸿爪？何况陆铿这五十多年来不断捕捉新闻，制造新闻，而且更不断卷入国共斗争最高层的风暴，其人其事当然传奇。他的回忆录不但写在时代的边上，有时候更是写在时代的中心点上。

司马文武说得对，国共斗争联手夹杀了独立自由记者的生存空间(2)。展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柏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和《刘宾雁回忆录》，我们欲哭无泪，简直从纸背里嗅到专制政权刽子手的腐朽恶臭。统治者蹂躏人权，压制新闻自由，血迹斑斑，后代人也许可以宗教情怀宽恕其愚妄，但绝对不能轻易忘记历史的教训。他们四个人记录的遭遇异中有同：左右专制政权磨灭自由心灵，愚弄人民，个人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何其无奈，但独立人格却能在特定的时空下创造历史的浪花。

我始终以为人师比经师更能陶冶记者的风骨与胆识。从前读外国报业史的书籍，例如《纽约时报一百年》（何毓衡译），心向往之，只是总以隔了一层文化藩篱为憾。如今总算开始有中国记者撰写他们自己的血泪史。这四本回忆录拍摄了人与时代的交光互影，反映六十年来两岸记者在专政铁轮下苟活的一鳞半爪，应该郑重推荐给目前和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细读。

萧乾先生为人平和温煦，他的回忆录生动细腻，却留下一处败笔：当年他决定抛弃海外一切，奔回去追随新中国，为此吃尽了几十年苦头，甚至夺笔二十年，怎料他在书末一章忙着解释如何无怨无悔。我们完全尊重个人的抉择与感受，但是给他这么一表白，岂不令人诧异整本书想传达甚么讯息，而前面各章又何必如诉如泣？坦白说，深刻探索专政的根源方为重点，个人的怨悔何足让读者挂齿？就此，我个人比较喜欢柏杨的态度──可以原谅当年刑求他的特务，却务必把国民党那个邪恶的戒严体制揪出来诊断。

一般中国文人的通病是自大又自怜，讳疾忌医，息事宁人，内心深处不愿意揭自己或社会的疤，因此回忆录常为尊者讳，为自己讳，觉得往事不可追，待之如过眼云烟算了。于个人，这容或是不念旧恶的美德；对历史，这不啻是逃避责任的行为。这种回忆录读起来当然不真不实，不感人。在公是公非的面前，小事犹可马虎，大节万万不许糊涂。陆着幸无此虚矫之弊。

一九八五年，陆铿访问胡耀邦于中南海，磊落可爱的胡氏为共产党在历史上欠陆铿一笔债而道歉，陆铿为人坦荡荡，有时大而化之，竟回答说大时代个人的灾难不算甚么。这本回忆录「在可能范围内」大致实事求是，而且多彩多姿。幸亏他没有画蛇添足，要是他穿插了廉价而错误的「豁达」，至少在我的天平上，全书可能就会黯然失色。这样批评似乎苛刻了一点，但我们想知道的，的确不光是萧乾、柏杨、刘宾雁或陆铿的个人遭遇，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千千万万人的时代遭遇。人们如果老是拒绝吸取历史的教训，哪天重蹈覆辙，也是罪有应得的了。

我说「在可能的范围内」，是指陆铿全凭他惊人的记忆力写作，不像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有日记或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走过这五十多年的弯曲路，当事人多已作古，求证无门，陆着在潜意识里包含多少「选择性的记忆」，哪些事情给时间之网冲刷得更美或更丑，恐怕连作者和读者都无法确知。对于从剃刀边缘活过来的老记者而言，纵然这是无可避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还是衷心感谢陆铿抢救历史的苦心。他那为争取新闻自由的坎坷一生，周旋于权势人物纵横捭阖的一生，顶天立地的一生，既写在时代的边上，也写在时代的中心，实在值得包括我在内的后来者所效法，所深思。

二、

话说六十年代末，我在台湾读大学时，陆铿在昆明再度入狱尚未获释──他因言贾祸，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大鸣大放，其中一条是要求准许民间办报同共产党打擂台，以致成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外间对他的生死下落完全未明。我的两位老师赞叹平生没遇见比陆铿能干的采访主任，但格于形势，他们语焉不详，也不敢多说。后来，我偷偷到图书馆翻阅「新闻天地」，看到卜少夫写的〈陆铿其人〉，然后又见有陆铿致卜少夫和丁中江的信，以及卜少夫「大义灭亲」的声明。事隔三十年，如今捧读陆着，回忆对照，后面这些信件往来当在一九五六年左右，也就是陆铿坐完第一次牢出来，在云南省当政协委员，自称「为中共统战作吹鼓手」而鼓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时候(3)。

一九七八年我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有一天不意在「南华早报」看到陆铿从大陆来港的简略报道，心头不禁一凛。后来同他见面，就像许多初见他的人，怀疑眼前这位生龙活虎的人物，嘻嘻哈哈，声宏气大，跟我们晚辈一见如故，了无代沟，哪像是差一点给蒋介石砍头、而真正给共产党在监牢里折磨过二十二年的衰相？

之后，居然有幸和他同事。他神采飞扬地追述当年往事，听者无不动容。后来他和胡菊人办「百姓」杂志，在纽约办「华语快报」，一手报道，一手评论；一九八五年访问胡耀邦，彼此唇枪舌剑，成为胡下台的三大罪状之一；「天安门事件」以后，又义助许家屯出走美国，使自己上了大陆的黑名单；反正陆铿无论做甚么事都轰轰烈烈，此乃后话，书中也有详细的交代。陆铿在这本书中既回忆又忏悔，回忆为公，忏悔为己。他对新闻从一而终，对感情逐水草而居，恰是鲜明的对比。我只敢触及书中有关回忆新闻工作的部分，至于男女私情的忏悔，则最好保留给陆铿、他的女人们和他的上帝。

将近二十年来，不论在美国、香港或台湾，我忝列陆铿众多的忘年交之一。他的故事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听过许多遍，如今展读回忆录，虽然还是神采动人，毕竟来得太迟，当然迟来总是比不来好。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十年于兹，陆铿当年所面对的蒋氏专制政权如今安在哉？就怕比我还年轻的读者，因为没有白色恐怖的记忆，而将本书当作等闲的掌故看。殊不知没有前人种树，岂有后人乘凉？新闻自由靠着许多人前仆后继的争取，得之艰难，所以必须戒慎恐惧地加以维护。对台湾如此，对大陆、对香港何尝不是这样？

本书如果早十五个年头问世，会是甚么光景？第一，应当会为台湾党外的民主运动燃点火苗，并与雷震、殷海光「自由中国」以降绵延不断的自由主义精神先后辉映。但果真如此，陆铿和国民党政权的恩怨就愈扯愈不清，更遑论把书在台北出版了。第二，陆铿可能访问不到胡耀邦，胡耀邦下台的命运不会因此改写，但他率真的性格和谈话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记录了。

话说回来，七十年代末，陆铿一离开大陆，就奋不顾身跳入新闻工作的漩涡，争分夺秒，彷佛一股劲要抢回在狱中虚度的二十二个寒暑，根本无心照顾回忆录这些不急之物。当时，他虽然痛斥毛泽东的独裁，却偶然还有口无心地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调子──当然，只要提得出坚实的论据，社会主义未必不优越。假如陆铿抢在其他人之先，在林林总总的文革故事还没有泛滥成灾之前，他的回忆录在国际市场上一定会更轰动，但他的思想相信没有现在这么解放。世间事也许就是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三、

陆铿毕生以新闻事业为职志，他是个甚么样的记者？世界上很少人像他以新闻为第一生命，他时时不忘交朋友，处处布置线索；在狱中竟千方百计追查云南易帜的来龙去脉，在死亡线上还在想「万人争看杀陆铿」的新闻标题。胡菊人称他为「老虎记者」，司马文武说他是「永远奔驰中的野马」，唐德刚赞美他是个敬业精神天下第一的草莽英雄，徐东滨则誉其威武不能屈。陆铿自称是个「自由主义者」，或是「民主个人主义者」(4)。我认为陆铿首先是个受到孟子浩然之气薰陶的素朴儒家，其次才是素朴自由主义者，当然其间的联系尚待更细致的学术分疏。陆铿这股刚气不必来自书本，他自承受于右任的鼓舞至深，要以报纸作为「新生力量向腐朽势力挑战」，破旧立新，为民请命(5)。

陆铿少年得意，未满三十，即出任首都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一九四七年，任内在党报拔虎须，揭发孔宋贪污案，轰动国内外，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追查新闻来源，陆铿坚不吐露，又以调虎离山之计保护属下记者。面对蒋的召见逼问，更慷慨陈词，说大人而藐之，乃至软化当朝的态度，俨然有国士劝谏之风。这是一般腐儒所不能及的，也开创了新闻史上真正光辉的一页。（按：消息来源保密谅是西方自由主义传来的规范，不是固有的文化。蒋介石对陆铿的不杀之德，固然有赖国际因素的考虑，但诚如当年民主人士储安平说的，跟国民党争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等到共产党一日得天下，可就剩下「有无」的问题了。储后来果然因为骂共产党「党天下」而恶死。要是陆铿碰到毛泽东，能全身而退吗？）

我有一次问「人民日报」的老社长胡绩伟先生，他年轻投奔延安搞革命，一辈子在党报的范围里思考问题，晚年的民主思想从何而来？他笑道，作为一个素朴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党和国家必须对人民好，如此而已。可见只要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民主这东西即使没有甚么深厚的理论素养，还是可以从生活实践上体会出来的。陆铿和胡绩伟，一右一左，殊途同归，居然在「民本」的问题上相遇了。

陆铿所经历的新闻生涯当非本文所能概述，但他最特出的注册商标就是坐牢。他一生除了当记者，就是坐牢，彼此交替不已，彷佛乐此不疲。他几乎遭国民党杀身之祸在先，又投身共产党的监牢凡二十二年在后；出狱，一到海外，好比程咬金闻到泥土的味道立刻复活过来，旋踵间各种言论出击，又分别上了台湾和大陆的黑名单，自云「可谓百年难逢之异数」(6)。他既做过两边的阶下囚，又做过两边的座上客，其实到头来还是孑然一介特立独行的记者。他引张季鸾的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又引成舍我的话：「面对牢狱之灾，才能表现铮铮铁骨」 (7)。在不畏惧强权上面，陆铿和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是异曲同工的。

但愿这些歌颂坐牢的话，只是自我解嘲。环顾世界上政治清明的国家，好记者根本不必坐牢。中国政治原来已经不上轨道，以前的社会结构简单，分工又粗，新闻附丽于政治的边缘，缺乏独立自主的生命；加上陆铿自己禀赋「爱管闲事」和「自以为是」的英雄个性(8)，天不怕，地不怕，于是脱离不了玩政治之火的宿命。介入政治，既危险，又易为人所利用，足为殷鉴。例如他接洽胡适出马竞选总统，殊不知中了蒋介石为了党内斗争所设的圈套。他同阎锡山建立密切的情谊，正负效果相抵，一九四八年阎在广州拯救陆铿于国民党的牢狱之灾（罪因是他在「天地新闻日报」正确预测共军渡长江的地点），翌年陆铿回昆明接眷，却被共产党误会身负阎所交代的政治任务，几乎为此丧命。威武也许不能使陆铿屈膝，他却可以动之以情。他重情义，以致在许家屯出走的事件上模糊了新闻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些做法似乎都逸出新闻记者的常轨。

新闻与政治应该保持多少距离是门艺术，本无定论。原则上，要近得令新闻人物信任，可以采访到独家消息，但也要远得冷静超然，独来独往。不管如何，黏得太紧总是不好。经历这许多风浪和横逆之后，陆铿作了总结：「新闻是新闻，政治是政治，不要陷入政治的泥坑」(9)，违反这个原则的人重者丧生，轻者败名，闻者足戒。一九七六年，我有机会访问刚卸任的美国总统□特，问他对白宫记者的穷追猛打有何感想，他说：「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做，希望他们也知道我有我的事要做，彼此互相尊重。」角色分明，权利与义务确定，这才是政治与新闻的安全距离和正常关系。

四、

陆铿的苦难反映中国的苦难，他身处的时代是中国报人从纯粹论政过渡到半专业化的时代。

在世纪之交，早两三代的文人，他们以报纸作为启迪民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评论国是，针砭时局，动员群众。报导信息反居次要。其中之佼佼者，如王韬，如康有为、梁启超，如孙中山，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博学多闻，多才多艺，简直是文艺复兴式的士人。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纵贯横通、崇山峻岭式的方面人物，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及至二十、三十年代，中国报业观念受到西方的影响，新闻的分量愈来愈重，开始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尤其是「大公报」提出「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原则，竟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互通。从萧乾的记叙可以看到「大公报」如何比同业更努力开拓新闻的领域。张季鸾以「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自勉。中共骂该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其实它一直是左右受敌的。当时中国工商萧条，社会单元，交通不便，「大公报」的销路有限，但它的历史地位始终无有出其右者，老报人如徐铸成和萧乾数十年后仍对它怀念不已，岂是偶然？

陆铿进入新闻圈那个时候，不论中外，记者的社会地位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的。甚至三十年前，台湾民间尚以「文丐」状之，名门世家子弟不为也。说来叫人汗颜，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今一片荒芜，使我们无法全面燎解中国记者的出身、意识、阶级和社会流动。但我们知道，新闻工作看本事，不重学历，只要有本事不怕没出头，何况新闻事业满足一些理想青年的浪漫情怀，所以它一向是有志的困苦青年参与社会、改善生活的捷径。萧乾和陆铿的例子说明：走投无路时，投奔新闻的道路，未始没有一片驰骋的天地。

在彼方，「纽约时报」幽默专栏作家Russell Baker调侃自己说：「一九四七年（入行时），做报纸的准输定。梦想赚大钱、讨富婆的男人干医、法、商或工去了。像我这样没本事做赚大钱的工作，可以进研究所当教授；教授赚钱少，但社会给他们盖的图章不错。对比之下，报人占据社会的底位，好人家才不让女儿嫁他们。他们被看作一群喝烂酒、讲脏话、不修边幅、衣服发臭、负债累累、不受欢迎的流浪汉。」(10)。Peter Rand 在刻划《中国通》记者时说：「本世纪初期中国所吸引的美国人，如非适应社会不良者，至少可说是孤独者和做梦者。其中很多有名的怪人就是记者，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新闻这行业向来吸引不同流俗的人。」(11)美国新闻界也是在过去几十年逐渐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前后数十年，说来讽刺，中国新闻自由最充分的时期是军阀割据，最宽松的地方是三不管地带的租界和殖民地。可惜「大公报」的自由独立精神后来非特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反而随着时局的阢陧动汤而异化，报纸又先后给国共两党化为喉舌了。一般论政者往往像在写策论，向上谏言，名义上是为民喉舌，为生民立命，其实是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的道德观念臧否人事。就算他们来自下层的农村社会，他们改变了阶级属性以后，未必听得见其所来自的社会在嘶号。他们实在没有畅通的管道探求民隐。

四十年代末，政权变天的前夕，陆铿他们那一批青年在南京「中央日报」，居然可以走「先日报，后中央」的路线，在劲敌中迅速建立新闻报导的权威地位，现在回头看都觉得不可思议。蒋介石在大陆虽无力全面专政，但他在处顺境的时候还能容忍一些逆耳之言，至少没有赶尽杀绝；当时有许多亲共报刊屡封屡出，例如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胡绩伟在成都办了十次刊物，查封一次办一次，只要换个名登记，连内容栏目都不必变。可是一旦蒋介石处于逆境，则企图以铁腕全面紧缩言论。初退台湾，蒋尚未统揽权力，「中央日报」仍勇猛可观，每遭当局以「党报不像党报」为斥。后来，沦为「有中央，无日报」，那张报纸乃江河日下，以至于名存实亡。国民党撤到台湾，退无死所，自四九年起至八七年期间，它对新闻的压制比在大陆有过之无不及。而国民党的残暴比共产党又是小巫见大巫。陆铿的回忆录在一定的程度提供了见证，也描绘了十分悲惨的侧影。

如今，港台的媒介拜赐于自由的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打破传统森严权威秩序的枷锁，终于有条件孕育自由独立的新闻体系了。现在记者是受薪的中产阶级，训练完整，生活安定，地位提高，他们不必看权贵的脸色讨生活，也不必人人虚妄得要以天下为己任，更要紧的倒是做好专业分内的工作，让大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决胜负。市场不必万能，但利之所在，读者为大，记者的眼光必须常常看下，不是一味只看上。我不是说传统中国文人论政一无是处，或是专业分工一定比较进步；其实，专业化也有窄化、工具化、技术化的危险，何况市场垄断愈来愈抹煞异见，这些问题牵涉非常广，我目前不敢妄断。社会分工愈细密，专业化是必走之路，大势所趋，无可抗拒，问题是如何结合传统士大夫的抱负与现代专业精神。这是百年来未有的最好契机，万勿错过。

五、

我借题发挥这许多，最后是回到书本身的时候了。陆铿的朋友们说他粗中有细。在他细一点的时候，写作材料丰富，宏观微观交叉并举。例如他在蒋介石面前陈词那一章，就把整个时代气氛烘托得极为出色，栩栩如生。在他不是那么细的时候，斧凿之痕便昭然。例如，「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处理新闻持甚么态度、经过甚么挣扎，他怎么卷入权势场域的龙争虎斗（为甚么找他做替罪羔羊？），他怎么被迫害，心境如何（他沉痛地说这是上世的业报，不许家人探监），尽管坊间已有若干零星的记载，他的患难弟兄陆铿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但这一段记叙反失之平面化。陆铿提到「新闻天地」弟兄之间的歧见(12)，以及反右到文革之间的狱中生活，都没有交代。至于书中描写大陆狱中的性生活和蒋纬国夫人的猝死，除了与全书的脉络格格不入，也未免为了哗众取宠而嫌草率。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意义」的问题：拜读这六百页以后，除了知道有趣的掌故以供谈资以外，读者得到甚么启发？请原谅我吹毛求疵，我觉得陆铿通篇讲出了很多现象，可惜对其深层意义似乎解释不够。陆铿不是没有这个识见，可能志不在此。他写过一篇学术论文，分析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新闻的控制，实发人之所未发。我很想进一步知道，从这么多叙述中，他如何看这几十年来中国新闻界的起伏变化，记者如何在大变局里保持自我而不随波逐流，他同时代的记者在泰山压顶之下如何反映民之所好，新闻界如何与权势建立合理的关系，海外媒介（包括港台和北美）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何贡献。许家屯说陆铿「批毛不批邓」，我觉得陆铿对人太有兴趣，有时候会低估表面看不到的结构因素。

萧乾特别推崇陆铿在访问胡耀邦时所用的「逆势法」：彬彬有礼，然后用冷箭射出一些尖锐的问题，逼得对方无处可躲(13)。司马文武也说陆铿让人先跑野马，再想办法把他拉回来，对方就不由自主讲了许多会后悔的话(14)。我很同意他们的评价，觉得陆铿访问胡耀邦不让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访问邓小平专美。可惜陆铿没有在书中分析这个技巧，我们只能把这个访问当作原始素材，不能听他现身说法，这对新闻后进毋宁是一大损失。至于陆铿的访问卷入胡耀邦的失势，则是中共最高层权力「内部斗争的外在化」，找藉口而已。

总之，这是「中国第一记者」写的有血有泪有骨有肉的历史记录。我常想，中国记者有谁像陆铿闯过这么多江湖、惹过这么多祸，有谁比他更敢批逆鳞，有谁吃的苦头比他多，有谁比他更富争议，有谁在他这把年纪还站在新闻的第一线上？答案是没有，没有。我想如果他当年不自投共产党的罗网，如果他不吃二十二年免费的牢饭，如果中共没有把他当统战对象放出来，如果胡耀邦不因他是统战对象而接受他访问，如果他不跟海外左中右独的三教九流各路人马来往，这只老虎记者会变成甚么？这一连串的「如果」只能臆测，当然不会有答案。这只森林里的老虎被关在栅栏里写了这本回忆录，我们同情之余，也向他致敬。


附注：

(1)：《陆铿回忆与忏悔录》页623

(2)：同上页6

(3)：同上页339

(4)：同上页519

(5)：同上页41

(6)：同上页1

(7)：同上页230

(8)：同上页153

(9)：同上页213

(10)：Growing Up, 1989, p.57

(11)：China Hands, 1995, p.21

(12)：《陆铿回忆与忏悔录》页471

(13)：同上页456

(14)：同上页7

书名：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编者：陆铿

出版公司：时报文化出版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载台湾光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