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辞

作者：章诒和

我从少年而青年，从青年而壮年，从壮年而中年，其间贯穿始终的一件事，是不间断地写检查，写交代，写总结，写汇报。由中年而鬓发皆斑，才开始了写作。如今，因写作而获奖。悲耶？喜耶？但无论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

这个奖项是给那些独立自由的写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怎样才能独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于任何的体制与权力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作家、艺术家除了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以外，还必须成为“歌手”、“战士”，连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沉默被视为消极对抗、心怀敌意。有人不堪体制的束缚企图“自我放逐”，其结果是从地球上长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萧军，后者如王实味。渐渐地，那些很有头脑和才气的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硬统摄下，失去了个人表达的勇气和社会洞察力。如果有人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我会回答﹕是对每个人天性与自由的剥夺。

现在的情况大有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另一种情况随之出现——很多人对“物”的热烈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人性之“深”、对生活之“真”的冷静探究。神州大地，美不胜收。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着人道情怀和苦难意识，就很容易发现美景背后的灾难与不幸。我们似乎正从一种专制中走出，转身又走入另一种专横。

我们这些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好？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被执政的国民党取缔的时候，立即宣称﹕“政治问题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他言到行到，写出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否则，将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梁先生早已去世，却仍是我的榜样，我们的榜样。

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写作是私人的事，是个体精神劳动。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

《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版，大陆版本名为《往事并不如烟》）说的都是陈年旧事。这些事浸透着父辈的血泪，而我的笔并不出色，只是字字来得辛苦。有朋友问﹕“你写作的诀窍，是不是由于记忆力特好？”我说﹕“我不过是有些经历，并对经历有些认识罢了。”日出月落，絮果兰因。从至大的动静到至微的气息，浅薄的我是永远写不出的。

奖项是奖励，于我也是一种戒惧。一者，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天的活头。命是个定数，谁也难以预料。 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极其有限，未来的写作很可能是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像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 “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章诒和2007，1，19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说“中国没有太子党”

《联合早报》特稿文章说，“父亲李鹏的性格仁慈、宽容，即使有错，他也不会立刻指出来，他较希望我将来能够领悟、自行改正。”谈到父亲，前来新加坡参与“环球企都@新加坡”大会的李小琳充满了自豪，在她眼里，父亲不是什么中国国务院前总理，而是一名为她灌输精神和品格的好父亲。 （杨永欣 ）

“我特别怕父亲问我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还记得大学刚毕业后，我参与电力调度的工作。父亲也是名电力专家，回到家后，他会问我今天的调度情况，有时候我想打个小埋伏，随便把个数字说了就算。”

可惜，父亲非常聪明，一听就知道数字错了。“他会顺着这个数字一点一点地刨根问底，问到我显然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最后更感到难为情。我小时候想蒙混过去好几次，但都没成功，因此我是挺怕他问我问题的。”

李小琳说：“若他知道我说错了，他会不断地问，让我知道自己不是准备得很好。他不会一下子（把错误）指出来，他较希望我将来会改正。也因为这样，我现在做事都很认真，这是因他严谨的工作作风而形成的。”

“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他可能没有为我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我留下了精神和品格。因为我有这样一名好父亲，锻炼了我的性格，让我对人生有目标，也在人生的苦难中，有了一份应付困难的智慧。”

当然，身为李鹏的女儿，有利也有弊，李小琳说：“什么事情都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可能像别人想象的那样，享受到荣誉。但同时，我也有更多的压力，做事只能做得更好。”

在李小琳心目中，前辈的荣誉和业绩永远属于前辈，它可以让你感到幸福和自豪，但它不会成为靠山，而只有自己的奋斗，才是最坚实的依靠。

尽管在许多时候，人们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对她高看一眼，但她从不把这些当作资本，对她而言，“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那中国媒体所谓的“太子党”之说呢？李小琳脸带微笑地回答：“在中国没有太子，更没有什么党派。或许是中国的历史比较长，以往还是一个封建的社会，因此一些人可能想这样描绘，但我真的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所谓的太子党。我的成长历程也是一步一步的，从大学毕业后在最基层工作，曾经做过技术员、工程师、科长、副处长、处长、副总、到总裁，与一般中国人一样，一个台阶也没有漏，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

果然，在熟识李小琳的人眼中，她是靠自己真本事闯出一条路的。

清华毕业后，她在电力技术学院当过老师，在华北电管局当过技术员、工程师，在电力部国际合作司经贸处当过副处长、处长。1994年初，经国家经贸委和经贸部批准，电力部独家投资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电力行业在境外的融资窗口。李小琳被从国际合作司经贸处处长的位置上抽调出来，负责公司的筹建。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成立了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和中国电力国际公司，李小琳出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小琳这次是受邀到环球企都大会的旗舰会议“工业领袖大会”上发表演讲。接受本报的专访时，记者的问题自然离不开其父亲李鹏，而显然这个“李鹏之女”，其父亲对她的影响极深。

美容保养自有心得

父亲的精神和熏陶显然在李小琳今后的事业中展现出来，她现在是享有“女电王”、“一姐”之美誉的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简称中国电力）总裁，统领市值近百亿元的中国电力，也是香港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中唯一女性总裁。

在很多人眼中她是命运的宠儿，但因其作风低调，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一位美丽的女性。身份特殊的她每次在公众前出现时，都是一身讲究的顶级名牌，令人耳目一新。她也是媒体公认的美女，看起来一点不像实际年龄的45岁。记者有机会采访她，当然少不了保养的问题。

她说：“保养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我相信相由心生。当然，得感谢父母给我基本的品格和外形，而我也不断地通过修行，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心境、对生活的渴求、以及一个正确的心态。这样一来，自然会有美丽的外型。”

一名美丽的女性，为何最终选择男性为主的电力业为事业？当中，父亲的影响自然少不了。

从小耳濡目染　投身电力业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耳濡目染吧。小时候，我经常有机会陪伴父亲到不同的地方，例如中国较大的水电站、火电站等，这些发电站我都看多了。也去过一些贫困的地方，目睹那些没有电力的地区。我也看到父亲为中国的电力业努力奔跑，因此从小就萌发出了（参与电力业的）理想，长大后，不知不觉地就加入了电力业的工作。”

谈到中国电力业的未来，李小琳说，中国今后将会着重往新能源的领域发展，中电国际属下的三个平台，除了中国电力和香港公电外，也包括新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曾经发表过一个题目叫：‘肩负起我们的社会职责’，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为中国社会的建设点燃了一盏盏明灯、带来了动力，但我们也必须承担责任，为下一代留下碧雪蓝天。中国现在的发电能力，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应该考虑整体的环境保护。所以我们决定进行风能、垃圾发电、再生能源的发展。”

李小琳告诉记者，中国目前的总电力中，75%是火电、22%是水电、超过1%是核电、很少是新能源，她非常希望这样的情况，今后能够出现变化。

她说：“在未来的规划中，中国政府鼓励再生能源的发展，这是国家重视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目标是在2010年，新能源的比例要达到10%， 2020年则达16%。以现在的规模显然达不到目标，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例如环保的电价应该是特殊的----标准电价再加上两毛五（人民币）的补贴。当然了，整个（新能源）发电计划是否能够有效地按照政策发展，还得注意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合作创新、技术问题、规模问题，资本流通等。”

这不是李小琳首次到新加坡，她10年前来过新加坡，再次到访，对新加坡的印象是：“时隔10年，新加坡有很大的变化，本来新加坡就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现在更加美丽，因为它的城市建设、人民很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个地方还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新加坡是个美丽、美好、友好的城市。”

中国电力“一姐”李小琳：美容保养自有心得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说“中国没有太子党”


《联合早报》特稿文章说，受父亲李鹏的精神和熏陶显然在李小琳今后的事业中展现出来，她现在是享有“女电王”、“一姐”之美誉的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简称中国电力）总裁，统领市值近百亿元的中国电力，也是香港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中唯一女性总裁。

在很多人眼中她是命运的宠儿，但因其作风低调，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一位美丽的女性。身份特殊的她每次在公众前出现时都是一身讲究的顶级名牌，令人耳目一新。她也是媒体公认的美女，看起来一点不像实际年龄的45岁。记者有机会采访她，当然少不了保养的问题。

她说：“保养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我相信相由心生。当然得感谢父母给我基本的品格和外形，而我也不断地通过修行，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心境对生活的渴求、以及一个正确的心态。这样一来，自然会有美丽的外型。”

一名美丽的女性，为何最终选择男性为主的电力业为事业？当中，父亲的影响自然少不了。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耳濡目染吧。小时候，我经常有机会陪伴父亲到不同的地方，例如中国较大的水电站、火电站等，这些发电站我都看多了。也去过一些贫困的地方，目睹那些没有电力的地区。我也看到父亲为中国的电力业努力奔跑，因此从小就萌发出了（参与电力业的）理想，长大后，不知不觉地就加入了电力业的工作。”

谈到中国电力业的未来，李小琳说，中国今后将会着重往新能源的领域发展，中电国际属下的三个平台，除了中国电力和香港公电外，也包括新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曾经发表过一个题目叫：‘肩负起我们的社会职责’，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为中国社会的建设点燃了一盏盏明灯、带来了动力，但我们也必须承担责任，为下一代留下碧雪蓝天。中国现在的发电能力，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应该考虑整体的环境保护。所以我们决定进行风能、垃圾发电、再生能源的发展。”

李小琳说，中国目前的总电力中，75%是火电、22%是水电、超过1%是核电、很少是新能源，她非常希望这样的情况，今后能够出现变化。

她说：“在未来的规划中，中国政府鼓励再生能源的发展，这是国家重视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目标是在2010年，新能源的比例要达到10%， 2020年则达16%。以现在的规模显然达不到目标，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例如环保的电价应该是特殊的----标准电价再加上两毛五（人民币）的补贴。当然了，整个（新能源）发电计划是否能够有效地按照政策发展，还得注意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合作创新、技术问题、规模问题，资本流通等。”

这不是李小琳首次到新加坡，她10年前来过新加坡，再次到访，对新加坡的印象是：“时隔10年，新加坡有很大的变化，本来新加坡就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现在更加美丽，因为它的城市建设、人民很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个地方还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新加坡是个美丽、美好、友好的城市。”

摘自《联合早报》

“中国禁止发行八部文学作品”

章诒和批评中国当局仍把她视为“反革命分子”
香港《南华早报》透露，中国下令禁止发行香港女作家章诒和所著《伶人往事》等八部文学作品，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

《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所有本禁作品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大事的反思，这一禁令体现出中国当局仍在试图控制人们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讨论。

报道称，遭禁的作品除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外，还有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的《沧桑》（作者晓剑）、有关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讲述解放战争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顾50-80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讲述非典疫情期间一名女子因钟情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的情人的《如焉》（作者胡发云）和家属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

《南华早报》报道称，有关禁书令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上个星期的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并在星期四（1月18日）得到一名负责管理出版业的官员的证实。

报道引另一名未具名官员称，中央宣传部认为这八本书内容"越线"。

《南华早报》报道称，有消息来源透露邬书林在会议上批评袁鹰的回忆录泄露了国家机密。

右派身份

报道随后引与会者之一透露，章诒和的作品被禁还是因为她自己的身份。章诒和的父亲是曾在50年代被打成中国头号大右派的学者章伯钧。

此人进一步透露，邬书林在会议上直接质问发行《伶人往事》的湖南出版社怎么敢发这个作者（章诒和）的书？

这名与会者表示湖南出版社高层已经出现大的变动，而且还将受到罚款，未来的出版选材也会受到严格限制。

章诒和对《伶人往事》被禁表示愤怒，并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解释。她批评说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冲击以来，知识分子的处境几乎毫无改善。

章诒和对湖南出版社因出版她的作品受到连累表示遗憾，但是表示不会因此放弃写作揭露事实真相的作品。

章诒和的另外两部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和《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也在大陆被禁。

《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则认为所谓禁令"荒唐幼稚"。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当局其实根本无法控制信息传播。

BBC中文网

否认历史的言论自由

BBC记者 傅西亚·邓洛普

在评判以色列的群体中伊朗常扮演东道主角色
本前不久，伊朗因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质疑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而受到外界的严厉批评。

与会代表不仅包括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屠杀否认者，还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弗朗西丝?哈里森谈了她报道这次会议的感受：

会议是由伊朗外交部组织的，举办的地点是在一个会议中心，通常在那里讨论的题目是石油价格或者不结盟运动的未来。

我采访过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遭受性虐待的儿童、被强奸的妇女--我也看到过战争和海啸所带来的满目疮痍。

但我从未报告任何像这样的事情。我实际上是躲在那里的，我心里想知道，如果我叫他们"大屠杀否认者"和"三K 党"成员的话，他们是不是想要杀我。

第二天，一些代表过来对我表示祝贺，祝贺我对这一会议的报道。

恰恰相反--对于这类人来说，所有的宣传都是好的宣传。他们很高兴总算上了BBC，而不认为被称作"大屠杀否认者"有丝毫的侮辱意味。

种族主义

三K党骑士大卫·杜克

美国人是很难得到伊朗签证的，我不理解这儿的政府怎么让一个被形容可能是"美国最有名的种族主义者"的人来访。

互联网有一张相片，年轻的大卫·杜克胳膊上佩带着一个纳粹标志。他在网上成立了"全国白人优越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hite People），更不用提他还是"三K 党"的骑士了。

但还不光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来宾名单就是一个"大屠杀否认者名人录"--那些因为说希特勒的毒气室从未存在过而在欧洲坐过牢的人都在上面。

这一小撮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辩护的家伙，本来只具备边缘的影响力，现在突然陶醉在主流里面了--至少是在伊朗的主流里面。

否认历史

再来看看他们递交的所谓学术论文是什么味道的。一位法国人发言说："大屠杀是一个弥天大谎，毒气室应该被投进历史的垃圾箱。"

因为他所谓的"他的一本小书"，他已经蹲了一年监狱。这些书虽小，但都是大谎言，书中否认了纳粹故意采取一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

他精练总结了自己的论点。他声称根本没有毒气室--数百万犹太人没有死--因此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而且如果没有大屠杀，那么就没有理由创建以色列国。因此，以色列是个冒牌货。

因此对于伊朗来说，这就是会议的目的--破坏以色列存在的根本论据。

言论自由

而且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也赢西方几分。我采访的每位代表都祝贺伊朗致力于言论自由，他们说这在西方是没有的，在那里他们的同志们因为否认大屠杀都被关进了监狱。

他们都向他们的新英雄、伊朗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致敬。我问他们是否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那些突破伊朗言论自由限制的新闻记者和学生被关押的事情。

他们都含糊其辞--很高兴不知道这些事实，以便粉饰伊朗。作为在伊朗生活和工作的新闻记者，让这些人告诉我说我有言论自由，我感到极不自在。

我终于找到了一位会议幕后的策划人物--他是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朋友，我问他为什么有否认大屠杀的言论自由，却没有批评伊朗政府的自由。

双重标准

他告诉我，在伊朗言论有完整的自由，但西方媒体是装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口袋里的，而且他们派送间谍来破坏伊朗的国家安全。

据此推测，他的意思是说，所有那些被关押的学生、博客、新闻记者和人权律师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间谍。

然后他接着说，一位BBC 记者在场，恰恰证明伊朗有言论自由。这是另外一个扭曲的逻辑。

但当所有代表被带去觐见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参加一个互相吹捧的会议时，BBC就受到了不同于其它外国媒体的待遇，被排除在外，不能进行报道了。伊朗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这么多。

哟嗬，密码电报！

赵紫阳亲口说六四

作者：蔡咏梅

编者按：宗凤鸣、杨继绳于赵紫阳最后岁月出版的两本书，记载了赵紫阳本人亲口叙述他在六四事件中与邓小平发生分歧并遭李鹏等暗箭中伤，最后因坚决反对戒严而下台的经过。两书并披露胡赵时代，中共一批顽固老人垂廉听政，操纵权力的大量内幕资料。本文特作摘要介绍。

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时候，曾在赵漫长幽禁岁月中拜访过他的老友宗凤鸣和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相继出书，披露赵紫阳软禁中的生活和思想，并录得赵紫阳对六四事件的亲口追述。

宗凤鸣是赵紫阳软禁中对外联络人

宗凤鸣是赵紫阳河南同乡，抗战时期加入中共，为中共老干部，早年作过赵的部下，与赵紫阳的友情长达六、七十年，至死未变。一九八九年六四后赵紫阳被囚，完全被隔绝于外界，宗凤鸣是少数获准可以常到富强胡同六号探望这位中共「张学良」的极少数人士之一，因此成为赵紫阳失去自由后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联络人。因为宗凤鸣会气功，以气功为赵治病养生名义是他获准探望的原因。杨继绳也是在宗凤鸣引见下得以访问赵紫阳。

本刊一九九七年一月号曾长文报导赵紫阳软禁中的生活，是六四后赵紫阳实况的首次披露。现在可以透露，该报导的消息即来自宗凤鸣。该期开放杂志封面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的合照亦是宗先生提供，原是宗与赵紫阳夫妇的三人合影，只是宗凤鸣的影像被裁去了。

宗凤鸣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即如书名是作为中共老干部的作者对自己参与中共革命一生经历的沉痛反省，与赵紫阳的谈话仅为其中一部份。杭州作家傅国涌已在本刊上发表两文作过介绍。宗凤鸣在这本书中证实赵紫阳确实在中共十五大曾上书中央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杨继绳，是有三十五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对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知之甚多。他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本人也作了大量踏实的采访工程，包括访问赵紫阳、朱厚泽、李锐、任仲夷、安志文，甚至田纪云等重要当事人。据北京一些读过此书的学者说，杨继绳这本书，应是迄今为止有关文革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在六四事件的披露上，也远比海外出版炒得很热的《六四真相》更真实更权威可信。

杨继绳在赵紫阳软禁后共三次亲访赵紫阳，头两次分别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经宗凤鸣引见，到富强胡同六号赵家访问。

第三次访问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赵紫阳一个广东友人的北京之家，在座尚有数人，都是中共老同志，杨未透露姓名，此次访问目的是由杨继绳为赵紫阳纪录口述历史。但赵此行很麻烦，未来之前当局已在其友人家那条街作了严密保安戒备，先是中央警卫局把街上汽车全部赶走，接着北京警卫局和当地派出所又派人来守卫，赵紫阳来时还有几个中央警卫局陪同监视。据赵说，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他并要求杨继绳将录音机放在桌子下，不要让他身边工作人员看见。这三次访问，杨继绳都作了详细纪录。

杨继绳在该书导言指出，赵紫阳六四下台的大背景是文革后形成的双峰政治，即陈云意识形态派系，与主张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长达十七年的明争暗斗。到六四时，邓胡赵体制瓦解，陈云派胜利，原因除陈云派系不断发动倒胡倒赵的阴谋外，最主要原因是这个体制的龙头邓小平并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威胁到中共一党专政（赵紫阳对杨继绳说，「小平在政治上绝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一旦他警觉到胡赵越过此底线就毫不犹豫地阵前换马，自残左右手。

八九年春邓曾打算交军权给赵

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一九八九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编按：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江泽民被视为陈云系人马。杨继绳指江泽民任总书记，是李先念推荐，陈云背后支持。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打算再废江泽民，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也反对，说「事不过三，你已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处理学潮发生分歧李鹏进行挑拨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李鹏邓朴方影响邓小平定性动乱

第二天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又去向邓小平汇报，把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过激言论加以渲染，把学潮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给邓很大刺激。赵紫阳说，邓小平很在意学生对他的看法，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赵紫阳听说学潮中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李鹏还有意地将邓小平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赵紫阳说，邓对李鹏将他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大范围公开很不满意，在决定戒严后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邓小平的子女对李鹏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赵紫阳发表安抚学运的五四讲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特别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要他加上一段邓小平爱护青年的讲话。

赵紫阳说，他访问朝鲜，李鹏从来没有向他谈过这些看法，他一走就搞了这么多动作，他不知道是否有预谋。赵紫阳认为四月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这一汇报是整个学运无法解决的关键。

学生怕秋后算账，二十七日北京学生十万人游行，要求收回「四二六」社论，但邓小平的讲话是圣旨，收不回去。虽然赵紫阳五月三日在亚银年会发表的纪念五四讲话，肯定学生是爱国的，学运要通过民主和法制来解决，缓和了学生情绪，但中共保守派执意激化矛盾，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竟然敢指赵紫阳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是赵个人意见（赵紫阳指何东讲话有背景）。赵说李鹏和北京市委两面挑拨，不断发表刺激学生的讲话，和学生对话一次闹一次，另一方面则即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边送。学生闹得越厉害，他们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大。赵紫阳说「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方面都不买我的账。」邓决定动武的决心加大，对赵紫阳要求温和处理的意见已听不进去。

赵紫阳多次在高层会议提出要更改「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但李鹏和姚依林都强调「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定的调不能改。

五月十六日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透露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秘密决议，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掌舵。杨继绳说，很多人感到赵把此话公开，表示他与邓已绝裂了。

陈毅儿子议论引邓小平戒心

次日赵紫阳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见面，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不想再听赵的意见，通知了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外加杨尚昆、薄一波两人。在邓家的会议上，邓小平说对学生已退无可退，只有戒严，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只有赵紫阳一人反对，原反对军管的胡启立、乔石和杨尚昆此时均转变立场。五月十九日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学生，含泪说「我们来晚了。」晚上请病假不参加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此后这些都成为赵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

杨继绳说，六四期间，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曾在几位高干子弟中议论说赵应该与邓小平绝裂，站在学生这边。宋任穷的儿子回到家里谈到这事，宋任穷向邓小平打了小报告。有人认为此事影响了邓与赵的关系。赵紫阳被杨继绳问到此事时说他下台之前未与陈小鲁接触过。下台后陈小鲁去看过他一次，赵问陈小鲁，你还敢看我？陈小鲁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甚么？（赵紫阳逝世后，陈小鲁曾亲往赵府吊唁）。

赵紫阳反对军管宁愿下台

赵紫阳反对军管，不但与他的恩主邓小平完全绝裂，而且也清楚认识到他的政治生涯将从此断送，他告诉杨继绳：

「我为甚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这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覆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我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己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四中全会自我辩护二十分钟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也批评在学运立场上与赵紫阳意见一致的万里。万里在十三届四中会会后回到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

中共当局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曾劝赵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笔者按：即同意赵可以敷衍走过场），并为他在四中全会上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职务，但他们没有想到赵坚决不认错。在四中全会召开第一天，赵坚持要讲话为自己辩护，对李鹏代表政治局所作报告对他的指责进行反驳。姚依林主持会议只让赵紫阳讲十五分钟。赵事先准备了稿子，念了二十分钟。第二天开会，对赵不检讨实施惩罚，中央委员没有了，宣布撤销赵一切职务。对会议给他的处理进行投票时，赵紫阳态度仍然强硬，拒绝举手。他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

宗凤鸣的书中还说，赵紫阳为自己辩护时，对于自己可能因此进监狱也作了准备。实际最初中共当局也确实想为赵定罪。赵紫阳说，抓鲍彤就是为了要搞他，要查他和学生私通和与外国私通。与外国私通是指曾出资支持体改所研究工作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会。中共公安部指该基金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王任重作了两年审查，最后向中央报告查无实据，陈云指示说「就此为止。」

十四大前乔石等向赵宣示三项决定

宗凤鸣说，六四后赵紫阳即一直软禁在家。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派乔石、宋平、李铁映、丁关根向赵宣示：一、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的定性支持动乱分裂党不变；二、宣布审查结束；三、恢复自由。所谓自由，相当有限，可去北京市郊和内地城市，但不能出现在公开场合及到沿海城市，也不能见记者。（但赵紫阳在中共十五大上书要求重评六四后，上述有限自由进一步受限，对赵紫阳监视更加严密，直到软禁至死。）

宗凤鸣说，赵下台后他第一次见赵紫阳，赵紫阳首先向他说，「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和胡耀邦不一样。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叫『自己暴露』，自己考虑的是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总还有个人站出来。」

对吴江书中的倒胡指摘不谅解

杨继绳访赵紫阳，赵除了谈六四，另一就是澄清对胡耀邦下台他并未落井下石。

起因是六四后，胡耀邦生前智囊吴江和阮铭在海外写书发表文章，尤其是吴江在香港出的书《十年之路》说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因八六学潮下台时，赵紫阳曾落井下石。赵紫阳对此非常愤慨，吴江的书他看了很不高兴，对杨继绳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对吴江不能谅解，说「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

有关赵紫阳谈他与胡耀邦的关系，澄清他并未对胡耀邦落井下石，可读开放杂志上月傅国涌文章《赵紫阳谈胡赵分歧与共识》，笔者不再赘述（开放杂志一九九七年一月号也有大陆知情者的长文《驳赵紫阳倒胡说││吴江新着「十年之路」读后感》。不过杨继绳一书提到赵紫阳提供的一个事实很重要：在胡赵时代中共高层人事安排完全由邓小平、陈云等两三个老人操控，赵紫阳贵为总理、总书记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最高人事上他和胡耀邦都没有发言权。他当总书记时很不满意中宣部长王忍之，他只能骂骂他而已，但动不了他，因为王忍之背后有老人支持。因此赵即或想仗义执言保胡耀邦也无济于事，「老人已经定了，说也没用。」

邓小平陈云有分歧 总书记不好当

赵紫阳说，胡耀邦下台后，他当代总书记，发现中国政治老人太多，总书记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仆二主」角色。

他说，陈云要他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因为可以直接找赵紫阳。赵紫阳于是对陈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你和邓商量好了再开。」　　杨继绳说，在胡耀邦时代，中共名义上的最高决策班子政治局常委会甚至连会都不开，因为任何决策由邓找胡赵说了算。

赵紫阳告诉杨继绳，「两个老人的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已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赵紫阳透露说，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学潮前，中共政治老人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不过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该年春节，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说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劝退下来，邓决定于十三大退出常委，辞中顾委主任，这个交给胡耀邦做，而胡下届就不要当总书记了。但胡耀邦很天真，真的以为这是为了干部年轻化，没有理解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深意。后来学潮发生，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批评了中共保守派，老人们要胡下台的决定提前执行，而和平过渡则变为强迫胡耀邦辞职。

最高人事全由邓小平陈云决定

胡耀邦下台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牵头人是另一位政治老人薄一波，直接对邓小平负责，并徵求陈云意见。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会名单，包括总书记由谁担任，全由六人商议后徵求老人意见。当时邓小平提了田纪云和万里进政治局常委会，陈云等老人们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中的姚依林说，「万里，如果国家一旦有事，他就带头起哄。」六人小组向邓汇报后，邓于是作罢。后来姚依林又说田纪云有甚么甚么问题，结果又把田拉了下来。邓随后与赵紫阳交换意见，安排万里当人大委员长，六人小组不同意。邓找万里谈话，批评万里「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向这些人挨家挨户访问作自我批评才获通过。

赵紫阳指出，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邓陈两人意见一致就能决定下来。他说，「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

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优秀政治家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权力是这些顽固老人赋予的，一旦他们的政见与老人们不合，权力就会被收回，自己毫无办法。六四后很多人都在提一个假想问题：如果赵紫阳能像俄国叶利钦挺身而出，公开抗命，形势会否逆转？此书没有提到，但本刊九七年六月号一位接近赵的人士报导，赵下台后对此问题回答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

在位的老人发动政变，非法废黜在位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下台同样是八个老人在邓家开会决定，此八人为邓小平、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后中共政治局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有十七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顾委老人参加。）

胡赵倒台，中国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型之路被迫中断，这是胡赵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究其责任，上述老人都是历史罪人。

原载《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

张戎笔下的战争狂人－－毛泽东

作者： 蔡咏梅
　　
英国女作家张戎和她历史学家丈夫花十二年时间写成的八百页毛泽东传记《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披露了大量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珍贵史料，数量之多大概只有今后中共垮台中共秘密档案完全曝光才可超过。《开放》杂志上期刊登张戎的访问后，反响强烈，有不少读者打电话来问如何才能买到中文版。据说该书中文版要明年才能问世，相信到时此书一定热卖。

日前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口出战争狂言，声称美国若干涉台海战事，中共将先发制人对美国实行核打击，摧毁美国一两百个城市，中国将准备牺牲掉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和人民。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梦想做斯大林式的国际恶霸

朱成虎实际是，一个小毛泽东式的狂人而已。他这类战争恐怖言论，四五十年前他的精神教父毛泽东早就讲过多次，而且口气更狂妄吓人得多。张戎的毛泽东传就此提供了大量资料。从毛泽东到朱成虎是一脉相承。

张戎的丈夫哈利德精通俄文，两人查阅了九十年代解密的莫斯科档案馆中国际共运的大量档案，并亲自访谈了前苏联、东欧、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打过交道的许多当事人，对毛泽东妄图以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来称霸世界的野心作了惊人的披露。

据张戎引述的资料，毛泽东早在夺取中国政权之前，已梦想当个斯大林式的国际霸王，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霸业。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韩战，与斯大林明争暗斗，与赫鲁晓夫绝裂，让中国人饿肚子造原子弹，搞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中国人，乃至不顾自己人民死活慷慨援助亚非拉人民搞革命暴乱，都是为了世界霸王这一野心。在张戎披露的资料中，毛泽东当年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讲的「豪语」，现在看来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狂言，和卓别林默片中那个捧玩地球的小丑希特勒堪称一比。而毛泽东那些不惜人类死一半，中国人死一大堆的「壮语」，更令人感到齿冷和毫无人性。

毛想当世界霸主的野心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莫斯科的六十四国共产党高峰会议上表演得最淋漓尽致，值得记叙。

据张戎写的毛传讲，在这次空前的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高峰会议上，曾在毛一九四九年底首次访苏让他备受冷遇的国际共运霸主斯大林已去世，继任的赫鲁晓夫特别礼遇毛泽东，安排他一人下榻克里姆林宫，而且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大木床（毛首次访苏睡不惯松软的床褥和枕头），建了一个蹲厕（毛用抽水马桶拉不出大小便）。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典礼上，两人肩并肩露面，红场游行的俄人挥舞中共国旗，高呼毛泽东万岁和中国万岁。

六十四国共党峰会毛狂态毕露

赫鲁晓夫的礼遇，与苏联的平起平坐，使毛飘飘然，觉得共产国际霸主美梦已在眼前，利令智昏，于是狂态毕露。

为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自己是凌驾六十二个共产党之上，毛泽东拒绝遵守大会要求讲演者需提前呈交讲稿的规定，声称他没有讲稿，要求即兴发言。结果这场演讲变成一场闹剧。（张戎说，毛显得自己很随兴，其实打了很认真的腹稿，在进会议厅之前他还一直在专心默想讲词，他的翻译上前为他扣领口都未有任何反应。）

毛这次讲话一无讲稿，二不起立，只有他一人是坐着发言，使与会者大吃一惊，更使他们吃惊的是讲话内容。毛说：我们可以算一下，战争爆发要死多少人。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死三分之一，或说多一点死一半，还有一半人。我认为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帝国主义消灭了，全世界成了社会主义。

一位意大利共党代表告诉张戎夫妇，对毛不介意打核战，甚至希望打核战的这席话与会者均感到震惊和不安。甚至奉信斯大林主义的法共代表也觉得很恐怖。

毛在讲话中还反对改善人民生活，说：有人说贫穷是坏事，但事实上贫穷是好事，人民越穷越革命。要是有一天人人都变富，卡路里过剩，人就会长出两个头四只脚，想起来很可怕。（如此推理，匪夷所思）

毛泽东的讲演不仅内容令人不安，他为显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哲学家，在天马行空的大放厥词时还大量引用中国的谚语，如「一个能人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全场的外国翻译听得一头雾水，没有人译得出，有的翻译乾脆埋着头做驼鸟。

毛泽东还当众以老大哥的口气教训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虽然你是朵红花，你也要绿叶扶持。」搞得赫鲁晓夫胀红了脸。更糟的是毛泽东讲话介入苏共内部权力斗争，将赫鲁晓夫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莫洛托夫两派相提并论，说「赫鲁晓夫路线只是比较正确。」此时整个会议厅静得一片死寂，苏共领导人米高扬站起来发出抗议动作。

这个讲话使毛过足了国际霸王的瘾，他自我感觉良好，心情很愉快，但却给各国共产党人留下极坏印像，为后来的中苏分歧他们一致站在苏联一边埋下了伏线。会下毛泽东一样狂妄，他会晤各国共产党代表时痴人说梦，大谈共产党将统治世界的美景。他对在英伦三岛微不足道的英国共产党说：等到那一天英国就是你们的了，得到胜利不要杀了他们，也给他们留有余地。对一位最年轻的与会代表，保加利亚的低级官员日夫可夫说，「你很年轻，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后，我们推荐你当世界公社的总统。」

毛这种共产党要打核战而一统天下的狂言乱语说了不止一次。

发动大跃进运动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军内一批领导人讲话说，大跃进胜利，中国成为先进强国后将向太平洋军事扩张，最后独霸全球。他说「现在太平洋不太平，只有我们占领了太平洋才会太平。」讲到这里林彪插话说，「我们必须建设强大军舰，准备在日本、菲律宾和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我们建成这样的军舰要多久？一九六二年我们炼出××吨钢铁时。」

占领太平洋登陆旧金山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又对一些省市领导人说，「未来我们将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舰队驰入台湾海峡，美国务卿杜勒斯向中共发出警告，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赫鲁晓夫立即派外长葛罗米柯到北京评估局势。毛泽东告诉葛罗米柯，他愿意与赫鲁晓夫讨论在某个阶段，因台海问题与美国打起核战争时中苏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然后提到苏联可能会因此灭国的可怕前景。他问葛罗米柯，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在甚么地方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暗示莫斯科将会摧毁。毛然后建议，可以在太平洋造一个人造岛作共产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十分惊骇，拍电报回国汇报未敢将毛此话写进去。

把葛罗米柯吓一大跳后，毛又安抚他说，中国将承受未来与美核战的一切灾难。他说「我国的政策是自己承受这场战争的全部后果。我们将对付美国，不会将苏联拖入战争，」但说苏联应该帮助中国准备与美国打核战。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中共，毛勒索苏联成功后即停止炮轰金门，并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

毛在一九五五年对芬兰驻华大使也说过不怕中国人民死于核战的话，「要杀光中国人，美国原子弹太少。即使美国向中国扔原子弹，在地球上炸个洞或把地球炸得粉碎，或许对太阳系是件大事，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仍然是无足轻重。」这样疯狂的话，古今中外的狂夫魔王大概除毛泽东之外，没有一个说得出口。但只要自己能做国际霸主，中国人民血流成河对毛来说根本无所谓。

对澳共表明他想统治世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国正在文革动乱中，毛泽东会晤来访的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Hill），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想统治全世界，作希特勒想做未能做到的事。他说，「依我之见，世界需要统一。历史上很多人，包括蒙古人、罗马人、亚力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美国和苏联都想统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统一世界。但他们都失败了。让我看来，统一世界的可能性还在，我认为世界是可以统一的。」

毛泽东认为统一世界的任务非他莫属，因为中国人多，而且不怕死。他说「这两个国家（指美苏）人口太少，分散开来人力不够。而且他们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消灭其他国家的人民，但害怕自己的人民被消灭。」他说，「再过五年我国情况将变好 ...... 再过五年 ...... 」弦外之音，那时就是毛开始统一世界的时候了。

毛四面楚歌尼克松打救

但毛没等到那一天，到中国文革中期的一九七一年，即上述谈话三年后林彪事件发生，这位想统治全球的暴君已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外交上中共被全世界孤立，与四十八个建交国大部份闹翻，毛用中国人民民脂民膏去发动的亚非拉革命只见中国钱滚滚流出，却看不到任何革命收获。非洲毛派只拿钱不做事。几年后毛出钱要推翻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问中国。毛以自嘲的口气向蒙博托打招呼，「蒙博托，真的是你吗？我花了很多钱想推翻你，甚至暗杀你。但是你却跑到这里来了。」毛又说，「我给他们金钱和武器，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打仗，赢不了。那我有甚么办法呢？」

至于西方毛派份子，他们或是只能空谈的激进份子，或是专门投毛所好到中国骗吃骗喝骗钱的混混，甚至是欲刺探国际共运情报的西方间谍，毛实际上未捞到任何好处。

在中国国内，文革搞得国家遍体鳞伤，人民怨声载道，林彪事件一出，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开始粉碎。张戎的毛传披露说，一批空军高级将领听传达九一三事件时，一位军官跑上屋顶，高喊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跳楼自杀。深受林彪事件刺激，毛泽东的健康迅速垮掉，精神抑郁，气息奄奄。张戎的毛泽东传指出，是「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来访及中美关系解冻才救了毛泽东一命，使他又多活了几年。不过与美国打核战独霸世界的梦想已随风而去。

现在看来，一代枭雄毛泽东已死，但毛毒仍在，毛泽东精神土壤中仍在孕育着不怕打核战不怕中国人死一大堆的战争狂人。朱成虎这个毛毒遍身的狂妄小丑死后去见毛泽东，两人可以惺惺相惜。

原载《开放》杂志

“性炸弹”和反战勇士

作者:傻球

传说中的Sex bomb
五角大楼最近公开了过去的一些档案，其中包括了1994年国防部曾经花费了一千一百万美金研制“激起性欲的化学武器”的材料。“性炸弹”据说旨在使敌人的士兵之间产生不可抗拒的性吸引力，进而使其互相“搞定”。当初提出这一研究计划的科学家解释道，炸弹可以在敌军中造成强烈的同性性行为，使敌方士气瓦解，不战而降。

国防部的这项研究计划于七年后宣布为“不切实际”和“不可行”而最终放弃。有人以此为据写了篇小说，说一个哈佛毕业的女博士矢志研究“爱国武器”的事迹，并未引起什么影响。

然而，第一个宣布“性炸弹”设想并付诸实践的并非针对敌人的美国国防部，恰恰相反，它是由一位越战年代著名的“反战勇士”提出来的。

1967 年，为了增加即将在五角大楼前举行的反战游行的公众注意力，反战人士Abbie Hoffman召开记者会，宣布“性炸弹”即将研制成功。这个被他命名为“豆蔻”(Mace)的气体炸弹，据他称，沾在皮肤上被血液吸收后，可以产生强烈性欲望，将在游行人生中喷放。届时，反战队伍中，人们会就近抓过一个“同志”(不一定是同性)，然后就开始当街做爱，从而实现他们“要做爱，不要战争” (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Hoffman希望能够聚集5万之众，将齐力把五角大楼抬离地面。

Hoffman 的宣传确实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一些本来对游行并不感兴趣的人也远道赶来，其中包括了著名作家，Norman Mailer，他说，尽管他不大相信，但是，Just in case…当然，这些抱着“万一抓住身边一个靓妞爽一把”的人们最后很失望，因为那个炸弹根本没有诞生。
Abbie HoffmanAbbie Hoffman
这位Abbie Hoffman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人物，确实干过些惊世骇俗的大事。电影阿甘正传里有他一个镜头，身穿美国国旗，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慷慨激昂地演说。

Hoffman1936 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生长在麻省的Worcester，1959年毕业于布兰代斯大学，曾师从Herbert Marcuse，一位知名的“后马克思主义”( Critical Theorist)学者。学生时代， Hoffman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支持南方黑人寻求平等的人权运动中崭露头角。

越战期间，Hoffman的一些壮举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上述抬高五角大楼和“性炸弹”只是其一，1967年4月24日，他带领一伙抗议者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从参观平台上往下散发大把的假美钞，然后看着停止交易满地抓钱的交易商们开怀大笑，嘲弄资本主义的丑陋。这以后，纽约股票交易所在参观台前加了屏障，以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

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年会期间，Hoffman与后来的加州议员 Tom Hayden(简方达第一任老公)等人组成“七人帮”(Chicago Seven)，率众示威，并扬言在芝加哥的水源里撒入有毒化学物LSD，造成全城恐慌，芝加哥市长大惊失色，派出大批警力保护水源。事后，“七人帮”被带上法庭，当其他人“正义凛然”地面对法官时，Hoffman却在法庭上大开玩笑，声称可以帮法官介绍毒品贩子。

Hoffman 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此外，他还有著作出版，书名就比较惊世骇俗，象Fuck the System, 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 等，其中Steal This Book一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Steal This Movie。Hoffman长年患有manic depression(躁狂抑郁症？)，70年代后期因贩毒被判刑，他为躲牢狱之灾，改头(他称做了手术)换名(改名为Barry Freed)，过了好几年地下生活。

1989年4月12日，Hoffman尸体被人发现，警察定性为自杀，终年53岁，不过，直到今天，他仍是许多反叛青年的偶像。

“We were young, we were foolish, we were arrogant, but we were right.” -- Abbie Hoffman

原载《呆碩傻博》

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作者：何清涟

「编者按语」《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自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丛书的第一本《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已由博大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第二本《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将于2007年初出版，本文是该书序言。

着手编这本以笔者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做书名的文集，如何写这篇序言，着实想了很久。因为该说的话，该阐明的观点，早已分别在近年来的文章中说过了。

还是从今年被反复谈到的一个词“改革共识”说起吧，因为改革共识，亦即政治共识是中国重塑社会认同的起始点。

一、重塑社会认同的出发点：政治共识

改革共识之所以重要，缘于“改革”早就成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来重新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出发点。所谓“改革共识”，就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它既包含着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发展经济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肯定，也包含着全国人民对政府许诺的期盼，这一许诺就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下简括为“先富带后富”）。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改革早就被赋予了一种改革自合法性，任何政策出台，只要标上“改革”二字，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不可挑战的政治地位。在官场中用得最多的一句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就是这种改革自合法性的极致表达。

改革共识在中国近3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其实内涵早就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些用来标识改革的口号当中。80年代用的最多的是“先富带后富”；经历过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的南巡终于将改革表达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先富带后富”这一口号则慢慢从政治宣传中退位── 前一个口号为中国人民开了一张共同富裕的支票，构建了中国人的改革共识，中国的“改革神话”即奠基于此；而后一个口号则完全没有了分配正义。但习惯了在各种标语口号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没意识到这两个口号的微妙变化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假“改革”之名、行掠夺民众经济权利之实的各种“改革”，如住房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高等学校收费体制的“改革”陆续出台，普通人刚刚鼓起来的口袋逐渐瘪了下去，终于导致改革共识一步步走向破产。

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社会认同，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重新构建社会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

但目前中国恰好在构建社会共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掠夺式改革已经使得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二、掠夺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辞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与开放因之也就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两翼，伴随着60年代以前出生的几代中国人，从毛泽东式极权社会的阴影中走出来。不可否认，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鼓起希望风帆的“改革共识”确实存在过，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奠基于“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口号之上的全民期盼。但即使就在80年代，对于改革的诠释，政府、知识阶层与民众，甚至包括国际社会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多通过官方媒体解说，但其不同还是历历可辨。

中国政府希望藉改革摆脱当时物质极度匮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深深怀疑的困境，重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寻找合法性，稳固其政治统治。整整30年改革进程中，举凡“改革”，从未偏离过这一目标。如果说改革的具体措施是随机的，充满了各种变数，那么改革方向在中共那里从来就没有变过，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围绕着稳固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一中轴进行。只不过，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里，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因此，改革可能有利于中共统治而与人民利益发生分裂，在改革初期几乎不可能被国人（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所能意识到。

中国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期望，伴随着改革主题的不断变奏而发生变化。在80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内部还未发生大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一个勉强可称为“阶层主诉”的愿望，那就是：改革之初，知识阶层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在毛时代那种被工人农民“教育、改造”的低贱地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到了 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那些能够将专业知识“市场化”为谋利工具与生存手段的科技、医疗等各类知识人士，对政治的兴趣渐渐淡化；而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研究的知识阶层，因其发展与生存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关系，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政治发展表现出的关心，远远高于科技型专业知识群体。这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思考，一度曾引导过中国公众（主要是城市的受教育人群）对改革的认识。如果要说他们曾为中国画过一张“改革路线图”，那么这张路线图的轨迹可以粗略表述如下：通过经济改革，日渐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旦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之后，其权利意识就会觉醒，因此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而以工人与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对改革的期盼则相对简单得多：增加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在“改革”初期，意识形态宣传仍然保持这样一种基调，即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应该说，工人与农民从未想到过，“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将使他们居于不利地位，最后使他们成了利益饱受剥夺的“弱势群体”。

“改革”就这样承载着中国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共同梦想，在中国艰难起步，至今已经将近30年。必须指出的是，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各种梦幻曲中，主调是富国强兵，民众的权利亦即人权从未考虑在内。这一主诉上承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强国梦，几乎被社会各阶层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也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放在国家利益首位的是军事现代化与国家地位的提高，而绝不是民众总体福利的增长。曾被邓小平出于现实考虑一度放弃的援外也因此成了中国的重要外交国策之一，大量援外再度成为中国获得“非洲兄弟”声援、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手段。依靠这些人权纪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支持，中国领导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先是成功地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继而又使联合国改组人权理事会的目标流产－－中国政府真的“站起来了”。

在上述对“改革”的三类预期当中，应该说只有中国政府的预期不曾落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三，成了发展中国家里第一大引进外资国。而通过改革获得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国内“证明”了一点：专制极权政体也可以促使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国际社会当中，尽管还未曾达到自毛泽东以来的强国之梦，即与美国分庭抗礼，但这个政权已经隐然成了“一超多强”当中的一强。西方正热的“中国梦”引诱着各类国际金融巨鳄、跨国公司想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淘金。而中国政府也终于利用利益牵引机制，让诸多跨国公司（包括大媒体集团）成了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利用它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正在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必将是政治上的，“中产阶级崛起将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这一神话在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界广为流传。由于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曾因意识形态不同且奉行专制政治而饱受西方世界批评的中国政府，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处境较之毛时代及邓时代要宽松友好得多。距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几十年，尽管中国人民还匍匐在中国当局的脚下，但中国政府却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重视的一位强者。

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早已淡忘了当年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的欣喜与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这句话的政治意义将来只有研究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地位变迁史时才会被重新考察。鉴于现代社会权力的四大支柱当中，知识的权力毕竟也构成与政治、经济、军事相侔的一种权力，与时俱进的中共当局早就明智地放弃了毛泽东那种视知识分子整体为敌的愚笨政策，采取吸纳、优养等各种策略，让知识分子们过上了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的好日子，条件当然是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因此，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大体采取了驯服之态，因为对学术自由的向往毕竟不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追求，况且这种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人们对于从未有过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珍视。

上述这些成了中国改革最可以炫耀的骄人成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改革的漂亮包装。而改革的另一面却被中国当局刻意掩饰，这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源劳工双重损失的矿难，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中国人在改革中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利，诸如养老保险金的大量积欠，医疗保险使人们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使中下层民众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被严重褫夺。更严重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绩，6，000多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370多万城市居民被赶出了家园；而政府为了保证“依法征地”、“依法拆迁”，其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统治手段日渐非正当化。为了让改革包装继续保持亮丽光鲜，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媒体与网路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上述问题凝聚而成的阴影越来越大，早已导致“改革共识”－－其实就是政治共识的破裂。

从政府廉洁这一角度来看，贪污腐败成了中国无法治愈的政治之癌。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 的恶劣特点。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二是“盗贼统治”的国家；而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年－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年－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年－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等。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而中国现政权则集中了所有的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四类盗贼型政权采取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产业管制制度被官员们作为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矿、金矿与其它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挖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土地国有化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象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用低价逼老百姓出让土地，再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2006年倒台的陈良宇牵涉了十几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地方政府的狂热支持。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偏爱某种类型的改革。中国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远处于不透明的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国有企业改制、证券市场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状态的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及“利益相关者”成了富翁。

上述这些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使这个政权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现阶段中国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拥有永远掌权的自信，掠夺而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于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偏好移民它国，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比上述腐败更严重的是，中国政治腐败早就渗透到了权力授受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官员任免制度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倒是可以发现中国为政治学研究所做的独特“贡献”：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分析样本；而对“买官卖官”行为的研究已经纳入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重点课题。

从民众受益程度来看，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权力市场化制造了一批富人的同时，制造了数量几十倍于富人的贫困者群体。从劳动者福利来看，中国尽管成了著名的“世界工厂”，但却是著名的“世界血汗工厂”，其存在是以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与劳动者福利损失为前提的。最可叹的是，维护这些血汗工厂工人权益的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来自于中国政府最不欢迎的各种外国NGO，是它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回飞镖效应”，才使得可怜的中国劳工的处境有所改善。

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有穷人，比如美国就有相对贫困人口，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表现为三点：第一是缺乏救济贫困人群的社会政策。第二是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政府积欠的养老保险金在2004年就高达1万亿；而医疗保险改革中政府对公共责任的放弃则导致国民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数量高达2亿的农民工虽然沉积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却属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第三，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为龙头产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高达40％－60％，而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土地却完全依赖于掠夺农民的耕地及城市居民的旧房宅基地，政府成了侵犯国人人权的罪魁祸首。

从环境资源来看，中国政府所炫耀的经济成就奠立于对环境资源掠夺性使用的基础之上，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空中楼阁。中国的生态破坏包括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所有类型的污染。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 15%，目前中国已经有1.8亿多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4年中国举办了“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众多专家在考察后指出：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中国当局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断送了中国的未来。

与此同时，人口压力也日渐加大，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国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于本世纪初就进入了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就业比率从2000年的70％下降到30％。这一现状的严重性在于，它阻绝了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加剧了社会底层的绝望与对抗。

通过经济改革所增强的国力不仅使中共极权专制获得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还强化了一种出于政党专权自利需要的政治错觉：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强国之途。为了消弥日益激烈的底层反抗，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从2005年中国政府颁发《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开始，各地方政府均加大警力投入，给政府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以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各地政府则根据本地政情，将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任务分门别类，分解到各部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应急预案，除了包括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三类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之外，还有各地自己的“特殊舆情”，五花八门的“应急预案”不一而足，其目标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而国家角色也在这种掠夺民众生存权、加强社会控制、镇压社会底层反抗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先是导致了乡村政权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继而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支撑。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不正当的暴力，这不仅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距甚远，甚至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少见的一种暴政。

可以说，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堕落为当权者用来剥夺亿万民众社会福祉乃至生存资源的藉口，人们对中国这种以统治者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怀疑日深，“改革”神话日渐褪色，到了近两年几近破灭。

中国离民主化道路越来越远。这种遥远，首先体现在中国当局完全拒斥民主自由价值观。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份洋洋3万言的白皮书宣称，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在蓬勃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中国人民不配享有任何民主，“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此视而不见”。而与此相配合的则是部分知识精英，他们不是开始论证中国的传统德治如何符合中国国情，就是论证威权统治是中国国情所允许的最佳政治模式。而处于绝望状态的社会底层则开始怀念他们想象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世－－毛泽东时代。

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以及学术研究，所有不符合当局政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大陆难以公开讨论，民众只能通过“网易文化调查”那种“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做中国人”之类的话题宣泄不满，剩下的就只有当局允许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改革认知粉墨登场。在诸种改革认知当中，有两种堪称代表。一部是号称“反映了改革真实面貌的政治大片”的电视连续剧《我主沉浮》，另一部则是新左派的又一力作－－多媒体网络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两部剧作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塑造国人对改革的认知。

三、与官方趋同的改革认知

《我主沉浮》是作为正剧登场的。近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影视片曾盛极一时，但中国当局终于在2004年下了“禁播令”。《我主沉浮》这部以周梅森小说为基础、且由作者本人亲手操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开拍上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不碰政治高压线”。所谓“政治高压线”，自然是指政治敏感话题，而一切当局不喜欢的话题，哪怕是事实，都归于此类，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一党专制更是“雷区”。

毫无疑问，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这里只试举几例：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视剧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源于人们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3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20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丰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作这一描述时，编剧者对近年来媒体在受控制状态下所披露的大量买官卖官现象视而不见，更是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王明高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批发”买卖。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即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是改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也从未否认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目前中国腐败的一种主要形式。但这部电视剧中的资本恰好不愿意与权力结合，伟业国际董事长白原崴公开表明，与权力结合是危险的，他坚决不走这条路。剧中白原崴的“原罪”全部来自于股市上的资本运作。经过如此展示，似乎以后中国不需要再讨论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

而引发社会矛盾最烈的征地、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贪官80％与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妇这些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电影中或是片言只语的虚写，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摄地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经济最落后的文山市亦是高楼林立，霓虹灯如云的现代化城市，破败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在电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遗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当于深圳市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全国文明小区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败是如此的微小，批评腐败者无疑是小题大作。

其次，这部片子的主诉，即对改革的总体评价与“谁主沉浮”，值得关注－－“谁主沉浮”这个词用成白话文表达，即由谁主宰这个世界，谁说了算。这部电视剧不止一次地通过省委书记裴一泓及省长的口说出来：以往的改革都是通过不断的违规推进的，没有这些在特殊条件下的违规，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与改革的巨大成就相比，腐败只是次要的枝节问题；以前的违规不要再追溯，因为一切不可能推倒重来；以后只要建立相应的法制与规范，对现存制度加以完善与巩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这部片子通过省委书记的慷慨陈辞与省常委军区司令员放置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交替的电视镜头道出了该片的主旋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 －－说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枪在手，政权何愁不稳固？是与非，对与错，由党说了算！奠立于民选、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片中最愚弄观众的内容是，将共产党内的“同体监督”硬说成是“异体监督”的“权力制衡”，于华北这个主管纪检、且令人生厌的副省委书记成了“权力制衡”的象征、原则的化身。

《我主沉浮》将一个邓小平南巡以前在中共党内存在的问题，即姓社姓资的争论，模糊延伸到现在，将改革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笼统概括为党内对改革的认识不同即思想观念问题，而不是内植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至于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围绕国家资源的再分配，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改革”变成了对民众福利与经济权利的赤裸裸掠夺，比如住房、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体制改革这些对民众影响至深至巨的事件，在这部长达40集的片子里竟然都未得到反映。

周梅森的创作思路无疑是他对中国当局政治宣传策略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解，他个人的能力使这种宣传变得相当精致与技巧，片尾挂上了江苏、浙江等省省委宣传部作为合作单位，就是官方认同这种改革认知的最好说明，他本人也表明创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会阴暗面来取悦观众”。

据本人观之，这部文学与权力相结合炮制出来的电视连续剧，与其说是政治反腐片，还不如是部政治宣传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仅在于取悦权力，还在于用电影这种形式塑造一种对改革的认知并影响受众。这种认知如果以政治宣传的枯燥形式表达，定会引起受众的反感；但如果以电视剧这种隐含形式巧妙表达，再加上演员的成功表演，则很容易为受众所接受。苏联共产党的始祖列宁就很清楚地表达过：电影是政治宣传的最佳艺术形式。

四、新左派的改革认知：错置批判对象

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算不上正剧，这部剧作的副标题是“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作者与一些剧评认为，这是一幅展示“世态人心的历史长卷”──作者既以“心理史”为重心，自然是展示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当然作者也通过这种展示来构建他自己对改革的一种认知。

作者对“改革”起因的认知是如此脱离中国的现实：他将中国的改革当作是在资本主义“虎狼世界”环视之下的救亡图存之举：“本剧是激越的爱国主义史诗，是对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呼喊，是对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致敬，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的歌唱。”戏单扉页另有以编剧黄纪苏落款的一段话：“谨以本剧表达我们对自身的一种敬意，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伟大文明也表达对自身的一种理解，因为以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六十年左突右冲、九曲九折所完成的，是一个苦难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宿命；还表达对自身的一种信心，因为早已将‘天道’、‘大同’铭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华民族志存高远，一定会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旋律’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在政治剧受到全面禁止的今天，这番表白为《大路》一剧的上演上了政治保险，并获得一张通行证。

其实，中国改革的起始因素不是民族危机，而来自内植于中共极权体制深处的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这种先天性缺陷就是最高领袖个人权力凌驾于党的权力之上，个人意志主导了整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方向。这种缺陷自中国共产党当政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发作，导致中国政府制造了无数国家罪错，最后还使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陷入深刻危机。

再追溯更远的历史，自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以来，其所经历的一次次政治危机，没有一次来自于外患，却都是内忧。而且这些内忧并非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反叛者，而是来自于毛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与“大跃进”这类荒唐之极、遗祸无穷的社会实验。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并非起因于外敌环视，而是起因于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危机的政治自救。

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从改革以来，无论是邓、江时代以及现在，都比毛泽东时代要缓和得多。中国人民尽管在本国政府面前仍然未站立起来，但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却站起来了。外国资本为求进入中国市场并进而立足，早就低首下心对中国政府叩头不已，即使对本国政府批评不断的媒体到了中国，也只能记住自己作为媒体的资本属性（赚钱、开拓市场），而不是媒体的社会属性（批评监督）。而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其主要责任与其说在欧美国家，还不如说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与港台资本。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由主权完整的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维权活动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都是本国政府设置的。事实上，帮助中国劳工维护权益的那些NGO，恰恰都是来自于美欧发达国家。

《大路》一剧堪称荒唐。首先，该剧政治内核是荒唐的，它为中国改革危机找到一个替罪羊，即“虎狼般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全球化”。其次在于形式的荒唐，整个剧本通过语言暴力，以一种极度自傲的慷慨激昂掩盖了它那内植于心灵深处的深刻自卑。它处心积虑地错置一个批判对象，让观众在一片闹哄哄中宣泄情感。剧终曲散，人们经历了煽情后的虚幻激情仍旧跌入一片迷茫，既无法找到构建社会认同的起点，也无法看到摆脱改革危机的终点。用批判远在数万里之外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来代替对本国当政者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于中国人民争取自身权利并无任何裨益。

作者认为（一些评论者也这样看），最能体现人性光辉以及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这么一段话：“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这话新鲜吗？不新鲜。且不谈现实中类似的语言早就成为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人的主诉，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皈依了“上帝”的洪秀全就反复宣称过，“天下多男子，尽皆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姐妹之辈……”；待“兄弟姐妹”们用自己的血肉帮这位“上帝之子”、“大哥”打下了江山，将他送进了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之后，普通太平军成员未曾享受到“兄弟姐妹”的待遇，而与洪秀全曾为手足的诸王内斗，其残忍血腥令人胆战心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比洪秀全的理论层次高了一大截，知道要将数亿人当作“兄弟姐妹”对待有点困难，于是便用“阶级论”将人划分成敌人与自己人－－在未夺取政权之前，因出于统战策略的考虑还有一大批“革命的同路人”－－声称“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对同志（即阶级兄弟姐妹）要象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残酷无情倒是完全做到了，但同志间的血腥争斗却从未停止过。在一次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将当年的革命同志，包括为树立毛的个人权威立了头功的刘少奇等人全部送进监狱直至死亡，当然更多地是殃及无数无辜。

《大路》一剧的作者作为一位诗人，这样呼喊当然很能表现道德正义感；但这种呼喊刻意不提是“谁”将“姐妹兄弟”变成了被现代化列车无情抛弃的失败者，只一味引导人们去仇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将本来就被当局的政治宣传、洗脑教育弄得一片混乱的认识搅得更糊涂之外，于达成有益的社会共识又有何用？

“天下大同”毕竟只是理想，目前最为切实的还是先让中国人活得有点尊严吧。为什么不能在富国强兵的理想上再加上一条：人权，将人民本该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当然，这将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公权力的垄断，不要再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糊弄民众，混淆视听。本来就应该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强要代表人民，将自己的所谓“政治共识”、“改革共识”强加于人民。人民只要有了说话的权利，在中国的政治圆桌旁有了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座椅，这比每天叫喊“天下大同”，被“圣者”“王者”在口号中和许诺的未来世界中当作“兄弟姐妹”对待，而在现实中却毫无权利、备受欺压要现实得多。

共产党用暴力革命颠覆了人类社会千百年以来构建的社会秩序，许诺给中国民众以比中国大同之梦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不过28年光阴，就又重新一步一步开始了“否定之否定”过程。正如笔者几年前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所讲的那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分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所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暴力革命并没有出路；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以暴力革命夺得权力的中共政府正在处心积虑地防范暴力革命的产生。“拿出有钱人的钱来分一份”说起来痛快，但执政的共产党根本不会认同此举－－当年它分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天下，所以慷慨；今天有钱人中的大多数就是官员们自己，他们又如何肯割下自己的肉来饲喂他人？因此，指望在党的领导下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几乎没有可能。

不肯正视中国社会失去政治共识亦即改革共识原因的《大路》一剧，在权力与资本中，选择了较弱的一方本国的富裕阶层作为仅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除了让人们获得一次宣泄的快感之外，只让观众更深地沉入了无出路的迷茫与痛苦。

五、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分裂

本文的第一、第二节表明，有关中国改革的神话事实上已经终结。这种以官僚权贵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既不可能让全体民众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将中国引领到当局许诺的和平发展道路上去。通过压制民众利益诉求为主要手段所达成的“和谐”，也绝对无法通向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中国政府处理这些矛盾的严重失当，使得社会象患了精神分裂症状。而当局向毛时代回归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更加剧了这种分裂。分裂的征兆之一是2004年笔者在“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一文中谈到过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所谓“党务系统向左转”，即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2004年还再次象征性地表示要回归“延安道路”；而“政务系统向右转”，指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特征，对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放任自流，对收入差距问题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广东太石村事件与汕尾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完全与其意识形态所表述的“重民、亲民、爱民”相反──这种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显而易见，但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却以一副对这种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来掩盖自己的黔驴技穷。

分裂的征兆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分裂虽然表现为对所谓“改革”持赞成还是批评态度，但双方都各自回避了一个要害问题。赞成深化改革者回避了一个改革的名实问题：改革使谁获利？他们根本不想揭穿这种假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财与民财、苛剥占人口近 80％的下层人民利益之实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将改革图腾化、神圣化，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批判改革者虽然是从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出发否定改革，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他们回避的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改革前的旧体制是今日问题之根。所以这药方既治不了病，还将使中国陷入更深的认知分裂之中－－读者且不要认为这种讨论如同自由民主社会之政治或学术争论，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争论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将批评政治体制与政府列为禁忌；而中国却不然，即使捍卫改革者谈到今日中国的问题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谈深化的方向是什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不懂得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今日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体制。有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压，缄口不言；而有的人却出于政治谋算，想方设法为这一政治体制积极辩护。

分裂的征兆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与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几句话就将官厅学者用理论层层包裹的改革实质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就业难得你整天头痛。”这种旨在掏空百姓储蓄的改革，民众自然不拥护，但他们中很多人想的却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种让中国历史倒退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中去。底层的毛泽东情结反映了这种制度性无出路的困惑。

上述种种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但执政集团对舆论的严厉管制与政治上的严重封闭，却使得人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言论被强行逼缩到网路上的BBS这一块小而又小的空间中；而表达渠道的逼仄最后导致了表达方式的逼仄与表述语言的狂烈，精英与民众的对峙在这里达到极致，知识者当中的“草根”已经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对此的典型回应堪称“要顶住网路舆论的压力”。有名有姓的精英们自然不敌无数穿着“马甲”的网路“草根”。过去20多年向政府献策论最多、为“改革”撰写辩护词堪称车载斗量的经济学界精英，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2005年关于“中国到底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网路激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认真的批评者并非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与道德良知是两回事，也并非不清楚有无道德良知并非评判专业资格的主要依据。但这种模糊是有意的，它代表了在当前政治语境中，草民阶层对整个改革的愤恨以及在一种无出路状态下的发泄；而被批判的精英们不敢说出来的是这样一点，他们在为自己的言论立场挨批的同时，也在代当局者受过。

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已经让任何隐喻以及暗藏机锋的理论研究与文化表述失去了读者，以和平理性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则成了底层反抗的行为主流。但当局对此的回应却依然是对暴力镇压的迷恋，这让人看到了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共识。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的困惑，这种制度性无出路伴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让生活于这个制度下的穷人深感绝望与痛苦，而社会精英同样也缺乏安全感。用卡住人们的喉咙、拿枪杆子威逼人们放弃反抗的方式，是无法建立和谐社会的。

剥极必复。改革神话的终结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改革。通过对中国特色式的改革的痛切反思，人们应该悟出一点：中国百年来以富国强兵为主诉而忽视人权的改革，最多只能养成一个又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而民权则难获伸张。如果历史还给中国以机遇，人权理念与人权的伸张应该成为与富国并立的一种价值主张。更何况，一个视国人如政治奴隶，剥夺了人民人格尊严的国家，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国际尊重。可以说，中华民族如果不与目前这种压制人权的极权政治决裂，中国将再次进入一轮历史循环。

美国、欧洲民主国家从未强调过要建立全民认可的政治共识，那是因为这种民选政治没有政治合法性危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已经深深内植于它们的价值体系。几个小故事或许可以看出美欧国家各阶层是如何共处的：

华盛顿有一所工业博览馆。展览馆入口处放着一幅用纸板绘制剪切的巨幅彩画，画面上身穿20世纪上半期服装的工人与资本家互搂肩膀，笑迎参观者，声称 “我们是兄弟，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这并非如同中国政治教育中宣传的那样，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欺人之谈。美国工会势力之强大举世闻名，国会议员从来都要仔细倾听它的声音并代为伸张。也正因为劳资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也承认双方互为依存（即兄弟之意），美国工人才有强大的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有了工会与资方的利益博奕机制，美国工人的处境因而日益改善，成了根本不想革命的阶级－－200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访问时，美国极左派组织“斯巴达克斯”的一位负责人曾对我感叹过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非常低下，一点也不想革命。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中国工人能够过上仅及美国工人生活水平一半的日子，中国工人也不想革命。”

2006年11月，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为了他的领地威尔斯三百多位工人即将失去他们的工作而奔走，与他同样焦急的还有出生于威尔斯的好莱坞影星 Ioan Gruffudd惊动这两位名人的事件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想象：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Burberry计划关闭威尔斯工厂，将其品牌产品“英国精典”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市场，大约将有三百名英国工人因而失业。对此，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表示反对，他接触了一些政府官员，询问他能提供哪些协助。影星Ioan Gruffudd也出面反对Burberry的关厂计划，并致信该公司行政总裁，希望能收回成命，“寻求另一种替代方案”。他还透过电子邮件向威尔斯籍议员莱顿。安德鲁斯转发这封信。中国人什么时候见到过上层为底层的生计发愁奔走？从政治宣传直到春节文艺晚会，都反复劝诫失业工人要为国家着想，甚至还有学者专门撰文谈“工人下岗是改革必须支付的代价”。

说到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形成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而所谓“共识”，无非就是社会成员经过讨论或者争论、更重要的还有利益妥协而形成的共同见解。从中国象形文字的造字功能来看，“和”字意味着“口中有粮（禾）”，“谐”即“人皆有言”。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点就是让穷者能够搭上现代化列车，让所有阶层在政治圆桌旁有张座位且能放言说话。然而，中国政府目前构建社会认同的方式仍然是由政府垄断话语权，以灌输的方式向民众强行“供给”一种“政治共识”，即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才能维护祖国统一。谁不这样认为，谁就是政府的敌人－－如此作为，又岂能达成真正的社会共识？

本书遴选的13篇文章在国内的政治语境中未必有立足之地，但它们都是作者秉持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中国改革的洞见之作。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改革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目前面临的一种制度性无出路困境，试图通过解构改革，从现实和历史路径为今天的中国寻找未来发展的政治坐标。

而中国目前需要的就是这类声音。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新闻自由是实行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

作者：何清涟

2007年，对于中国上亿线民当中那少部分尚对政治讨论保留一定热情的人来说，将是艰难时世的开始，因为在2006年10月至11月底，先是国家资讯产业部宣布即将实行博客实名制，继之又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透露，中国将逐步试行网路实名制。

而中国政府也因其近年来在网路技术控制方面的“杰出贡献”，被记者无国界“2006年新闻自由度指数报告”列为“互联网之敌”──这份报告一共列举了13个侵犯互联网新闻自由的国家，白俄罗斯、缅甸、中国、古巴、埃及、伊朗、北韩等均榜上有名。而中国在这些国家中，因其先进的技术手段被列为对互联网进行检查最严密的国家，而且能够成功地“既将互联网作为一种压制的工具，又将其作为一种宣传手段。”

其实，推行网路实名制，只不过是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巨大成就”当中的一小项而已。由于线民能够穿上“马甲”在网上发些政府不太喜欢的言论，中国政府一直深感不舒服。而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更是善于体察政府心意，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网路实名制”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打算付诸实施，但因遭到网友的强烈抵制而一直处于“引而待发”状态。而现在终于在专家小组的“科学论证”下，认为“时机成熟，到了实施之时”。

且分析资讯产业部所言的“后台实名制”为何。按胡启恒在11月28日的说法，“中国正在探讨和逐步试行在网路世界实行有限实名，也就是后台实名，以平衡个人隐私和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这一说法，表面上显得中国当局还有点为线民隐私考虑的现代观念，但究其实，所谓“后台实名制”，就是要求线民登记时使用真实身份与姓名，只是在网友之间穿上“马甲”出现，而官方却仍然能够完全掌握网客的真名实姓及网上动态。

这样的“后台实名制”，有一种线民会觉得安全，那就是喜欢在网上贩黄者。这些人并不喜欢网友知道自己的真名实姓，但却毫不担心政府掌握其动态，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政府这些年虽然在《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中将色情内容列为禁条，但真正的做法是通过纵容与鼓励物质欲望，引导公众沉迷于物欲之中，丧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兴趣，否则众多中国网站上那类色情广告还能逃脱网管监视？

但那些还关心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线民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近年来，国内讨论时政的网站已被政府逐一收拾，不少线民只能依靠在网上打游击的方式发贴子，而后台实名制却使他们的真实身份无可藏匿──可以说，后台实名制对热衷于在网上穿上“马甲”讨论政治、批评时政与社会问题的网友是道紧箍咒，因为金盾工程所拥有的技术可以使他们及时落入政府精心密织的“法网”之中，近年来因网上言论而被捕者不下数十位就是明证。

中国政府如此乐此不疲地控制言论，让我再一次思考中国的政治前景。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知识界的先觉者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宪政以摆脱制度性无出路的困境，但却忽视了一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实行宪政和民主的必要条件。在世界民主国家的宪法当中，美国宪法最好地体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因而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作坊中的神来之笔”。但这种分权制衡理论之所以能被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接受并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支持，与美国当时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有密切关系，是这种自由的言论环境养育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有所了解。

而观诸中国近百年制宪史，中国之所以有数部宪法，但最后还是陷入有宪法之名，却无宪政之实的政治困境，就在于中国没有自由媒体履行社会监督职责。中国的现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政府与人大这两大权力之间之所以屡屡达成利益共谋，人大只能堕落为政府的附庸，就与中国媒体只能被迫扮演“党的喉舌”这种角色直接有关。这样的媒体，除了宣传功能之外，丝毫不具备媒体应有的监督功能。

考虑到新闻自由在建立民主政治过程当中的作用，可以断言，政治民主化必自媒体自由化开始，只要党与政府操控媒体的状况存在，中国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真正起步。

原载华夏电子报

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

作者：胡平

何清涟的新著《雾锁中国》应是有关现今中共当局控制媒体问题的权威之作。三年前，作者受《中国人权》之托，撰写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报告，我曾参与对该报告的讨论。其后，作者将报告的内容加以充实扩展，于是就有了这部厚达462页的专著，今年5月由台北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雾锁中国》一书，资料数据全面而翔实，素材案例丰富而具体；作者的分析入木三分，批评一针见血；再加上流畅犀利的文笔。《纽约时报书评》和日本多家媒体均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错，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于共产极权制度下媒体控制的方方面面，东西方的学者专家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但是这些著作却未必都适用于今日中国。因为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邓小平和邓后的中国则是后极权主义。同样是后极权主义，"六四" 前和"六四"后又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共产党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中国民众的生活形态有了重大变化，整体的心态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了根本变化，世界本身也有诸多变化。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本来是个老问题，但在新的形势下有了很多新内容和新的变化，因此它又成了一个新问题。何清涟的这本书正是对这个新问题的全面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的问题难免会引起新的困惑。何清涟在序言里就提到外界对中国媒体现状常有的四个误解：一、市场化能够促进媒体自由化；二、网络能够促进中国的资讯传播自由化；三、中国人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骂国家领导人；四、中国老百姓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不关心也不需要新闻自由。对于这四个误解，作者作了清晰有力的澄清，并再次重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伟大价值，以及自由只能靠争取不能靠等待的道理。其实，上述四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媒体的状况确实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言论空间必将越来越大，以致于在不远的未来会获得充分的自由。

从现象上看，今日中国媒体的言论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与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这并不表明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法不责众，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连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也颠覆了原先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织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试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至少在现阶段不得不转为以防守为主。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再次，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80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和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照这个样子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言论空间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在不远的未来获得充分的自由呢？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如此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懂得，现有言论空间的大小和争取言论自由的难易，两者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般说来，现有的言论空间越大，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越强，信心越大；但有时候，现有的言论空间较大，人们反而容易变得苟且而安于现状，现有的言论空间太小，反倒激发起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

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网过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正像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到的那样："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这种局面反倒激起了"鱼群"共同奋斗，争取粉碎"鱼网"。

在80年代，言论空间不断拓展，而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也随之而越来越强。"六四"屠杀暂时压下了民众的反抗。此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少数异议人士继续冲击"渔网"，奈何势单力薄，一时间形不成足够强大的压力。应该看到，"六四"前的情况和"六四"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六四"前，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力量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明显的攻势；"六四"后争取自由的力量虽然不屈不挠，但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和专制力量处于艰苦的胶着状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拥有的自由就必定会更多而不会是更少。诚然，毛时代那种极端的极权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最应该警惕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在这本书里，何清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她发现，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要好得多。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居然还常常得到赞美，它所做的许多坏事都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严正谴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先前的苏联当局总是挨批判，而今天的中国当局却总是被美化呢？何清涟根据自己被迫离开中国移居海外后的亲身经验和近距离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西方社会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国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如果坚持人权原则，势必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不但指责西方干涉内政，而且还会对西方的商务活动采取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固然，经济制裁是双刃剑，它既会损害外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但中共当局不在乎让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这种损害很容易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不会损害到共产党自己；而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投票权，无法向当局施加压力，故而当局有恃无恐。外国的情况则相反。国际社会许多利益集团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既然要和中国做生意，那就只好去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中国正在进步，而且还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和中国打交道就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行为了。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并不是在和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认为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共操控媒体的技术虽然高明，但要识别其伎俩其实也并不困难。很多人之所以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首先就自己欺骗了自己。经验一再证明，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

媒体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媒介，但媒体本身又可能成为我们认识的迷障。《雾锁中国》这本书从认识中国的媒体着手，进而引领我们认识中国。正象作者在结束语里写道的那样："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繁荣‘娼’盛，梅毒乱华

2007.01.16

在中国一度灭绝的梅毒又急剧蔓延开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传染病研究中心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报告说，1993年以来，中国感染梅毒的人数增加了25倍。

2005年，中国每一百万居民中，有51人患有梅毒，而1991年，每一千万中国人中，感染梅毒的只有一人。更为严重的是孕妇把梅毒传染给胎儿，现在平均每一百万新生儿中就有196名带有梅毒病原体。法兰克福评论报在公布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后写道：

“科研人员估计，梅毒病原体快速传播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今天，中国每座城市都有妓院和红灯区，农村来的妓女为商贾和民工提供服务，妓院往往由地方警察局经营。对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北京中学生第一次性交经历的平均年龄为15岁，而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年龄都没有接吻过。此外，梅毒可以用抗菌素治疗，而医疗体制不良是导致病原体快速扩散的另一个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梅毒疫情。共产党封闭了所有的妓院，宣传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六十年代时，梅毒在中国灭绝。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开放，中国所谓的‘花柳病’又重新出现。医学报告说，由于二十年中国几乎没有梅毒，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天然的抗菌能力。受艾滋病传染的危险也随之增大。”

说到性病，不能不提到骄奢淫逸的官僚和富豪。就像不能没有第二辆轿车、第二座别墅一样，官僚与富豪不能没有二奶。不过，二奶并非以前的小妾，她们也与时俱进，发起了一场南德意志报戏称为“二奶革命”的维权运动，并得到了律师的支持：

“郑百春就是同情二奶的律师之一，他在自己的网页上宣布保卫二奶的权益。他向那些生有非婚生子女、却不支付养育费的男人发出威胁的信件。…… 那些寻找外遇的男人读到这位自行担任二奶救星的律师起草的信件时，犹如做了一场恶梦。他的信这样写道：‘如果你想保住自己官位的话，就必须支付这个孩子的生活费，否则我们就在互联网上公布所有的细节，并转发你的领导。’据说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折合两万欧元的人民币汇款。

至于二奶们的造反能否改变中国男人的习惯，很值得怀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共产党消灭了的妻妾成群的风俗又卷土重来。特别在靠近香港的南方，最近几年形成了大量的‘二奶村’。那些为情妇购买昂贵住宅的商人，现在也许不能睡安稳觉了。”

原载德国之声

俞可平谈政治改革 推进民主需要大智慧

《新闻午报》采访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收录的访谈, 大体上包括了俞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他的代表性理论，例如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增量民主、动态稳定、民主治理、多元社会全球化、公民社会等。本文是俞可平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谐社会下的稳定观、中国社会转型等热点问题的访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政治变革”

问：请您谈一谈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瞻性看法。

俞可平（以下简称俞）：从总体上说，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比较乐观，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海内外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甚至没有什么重要变化。有人甚至把这一点当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确实，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如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三权分立还是三权合一等，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确当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被称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变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是由政治改革启动的，但经济改革的深入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这些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民主范围越来越扩大。现在把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也是很重要的进步。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做到：1、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变得更民主，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使社会变得更加法治，使政府行为给公民带来更多的公共利益；2、在充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式民主制度。3、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公共利益，走一条增量政治改革的道路，或者说增量民主的道路。

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偏了

问：有观点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现在应该提“以社会发展为中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俞：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肯定是对的，因为改革开放初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没有错。一些学者提出，单纯追求经济，一些负面现象就出来了，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公、视经济增长为唯一的政绩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把经济发展当成中心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是唯一的，或者说经济发展可以否定其他的东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强调经济建设是基础性的，只有奠定这个物质基础，才能使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有更好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当年改革开放的这一基本思路并没有错。

在过去的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分配不公等，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有些官员、有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把“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理解偏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致不惜任何代价，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又把单纯的经济发展等同于整个发展。正是为了克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要协调发展。我非常赞成协调发展或平衡发展这个观点，某个方面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我觉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政府的责任更加重大，因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有些问题，市场经济自身是解决不了的，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比如分配不公、教育不公、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社会不和谐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得依靠政府才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和谐社会有八层含义

问：您怎么看和谐社会的稳定观，跟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有没有什么不同？

俞：我一直在倡导“动态稳定”。市场经济要求动态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堵”就是，你对上级不满，你要抗议，我不让你抗议；你不是要反映么，我不让你反映，要不就采取措施处罚你，让你不敢。动态的稳定就是，如果公民对政府不满，你可以向政府说出来，只要你有道理，政府就改正。如果你没有道理，或者违法对抗政府，我就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哪怕你闹得很凶。总之，动态的稳定就是，只要不违法，公民有什么不满就可以说，可以申诉，甚至说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话，做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事，如上访啦，发发牢骚啦，说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政府根据公民的合理要求，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动态平衡是一种过程中的平衡，对执政能力是一个挑战。过去维持稳定的办法对政府官员来说比较简单，现在就不一样了，政府也要跟公民谈判，政府也要妥协，要满足公民的要求，要进行体制改革。执政为民就应当是这样。所以，动态稳定对政府是一个现实的考验，我觉得大概真正的稳定也只能是动态的稳定，那种传统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软着陆，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政治震荡，出现了不可预期的社会大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但如果没有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没有基础的，如果政府和公民没有合作，和谐社会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以政府要和公民合作，即要实现善治。我们古人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和善政，仁政用英语说是goodgovernment，这主要是讲政府自己要好；而善治goodgovernance，是指整个社会治理状况要好，其前提就是政府要和公民合作。

什么是和谐社会？从现代民主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和谐社会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含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合作和宽容的社会、民主和善治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的社会、公平的社会、诚信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亲民是一种精神，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

问：您如何看待官员亲民的问题？

俞：事实上，亲民政策对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要求。一个人民的政权，官员当然应当亲民。为什么一些基层官员会产生误解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认为亲民是不是就不要法律了，或者不重视法治了。其实，亲民是一种精神，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方略，它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不但不矛盾，而且应当是一致的。并不是什么时候中央领导批示一下，法律就不要了。所以，亲民政策不但不与法治矛盾，而且它本身就应当体现在法治之中。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一些地方干部觉得很难做到这样，认为整天去访问老百姓，就很难做工作。我认为，中央提倡的亲民是一种精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应该切实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亲民政策，重要的是要体现到各种法律政策制度中，体现到政府行为中，而不是说每个政府官员要整天往老百姓家里跑，那反而是扰民了。亲民最主要的是要体现到政策、制度里面去，真正落实到自己的执政行为中。不过应当看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从深层反映出了我们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公民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点确实要引起高度的警觉。

民主是让公民自己参与政治生活

问：有人说，中国应该从传统社会转向公民社会，您作何评价？

俞：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个利益主体并存，国家不可能把所有事务都管理起来。我们现在倡导政府要降低成本，轻装前进。政府要从一些原先由它管理的领域中退出来。那么，当政府不去管理时，谁来管理这些必须管理的领域呢？让老百姓和社会去管。所以，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不是政府替公民做主，而是让公民自己参与政治生活。公民社会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将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实现公民有效而又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崛起，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必然要发生的过程，对此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前面我说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实现的理想政治状态是善治goodgovernance，其实质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国家要实现善治，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善治，最多只有善政。中国的公民社会刚刚开始发育，还很不成熟，其作用也十分有限，并且深深地带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若按照典型的西方标准，目前的中国几乎没有公民社会。西方的东西要借鉴，政治学的公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但中国政治确实会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公民社会也一样，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并且对民主政治日益产生影响，这是普遍性。但是在中国，公民社会有什么特征，它怎么样兴起，如何发挥作用，它的制度环境又是什么，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问：您在电视上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这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而言的，是对执政为民的政府和政党而言的。但对自私自利的和短视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仅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所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定要站在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看待民主，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主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实现民主需要现实的条件，它是一个增量的进步过程，必须采取极其审慎的策略，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推进民主政治，既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极高的智慧。

政改更需勇气还是更需时间——《强国论坛》再现被封杀的“任仲夷观点”

作者：牟传珩 發表時間：1/6/2007

文章摘要: 而比温家宝资格更老的中共高官任仲夷则认为政改更需要勇气。看来眼前需要勇气比需要时间更切中时弊。

今年元旦伊始，官方主流网络媒体《人民网〈强国论坛〉》首页热议排行榜，突然张出《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曾发表过的任仲夷谈“政治改革需要勇气” 的文章，极为醒目，似乎有意在为刚刚引发舆论轰动的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助阵，为推动新一年的良好开局注入一缕春风。《南风窗》正是曾因发表了此篇文章一度遭到宣传部整肃。如今官方网站选择新一年开局之时堂而皇之地推出这篇文章，当不是无的放矢的。记得外交部网站曾刊登了头条新闻报道：温家宝总理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的全文，其中谈到政改时说：“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 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而比温家宝资格更老的中共高官任仲夷则认为政改更需要勇气。看来眼前需要勇气比需要时间更切中时弊。

记得当关山先生问及任仲夷先生：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时，任仲夷指出：这一关始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小平南巡时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政治改革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怕乱，其实政治改革不会大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人心思变。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当初拨乱反正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因为这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接受《台湾中央电台》杨宪宏采访对谈大陆民主化进程谈到一个“勇”字时说：“在当前中国的统治者来讲，他们更需要这个勇字。就是在历史时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勇字就上升到一个首要的位置上来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变革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中国来一场整个翻江倒海的，让老百姓痛苦的那种变革。首先是逐步的推进民主化的改革，像放开一些言论的自由，首先让民间组织有个成长，甚至在某些地区，我早就提出，应该建立一些政治特区来逐步推进，这些地方需要勇。这个勇字在当前，对我们的当权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他们往往是被前思后虑、方方面面的条条框框制约。他们有时候想动也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勇气来动，所以你谈到勇，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此篇文章中，任仲夷谈到关于解放思想时说：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东西。用十六大的提法就是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这说明他们管理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成熟的经验。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当关山先生问及改革的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曾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先进的政治文明时。任老说：我赞同袁庚的观点。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滥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过去我们搞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而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其中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现在，像袁庚这样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于创新的实干家再多一些就好了。

无疑任老的上述见解颇有针对性。《人民网》重温一度被封杀的任仲夷谈“政治改革需要勇气”的文章，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它为新一年营造民主氛围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的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一步一步地努力推进，“天上不会掉馅饼”！

原载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2270.asp

英国新书《凶兆》道破中国经济发展真相

作者:The Guardian 翻译:曾去执
2007-01-15 18:23:30

近日英国卫报 (Guardian)以标题为“权力、腐败和谎言”（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的文章，报导英国知名专栏作家威尔•哈顿（ Will Hutton）新书“凶兆”（ The Writing on the Wall）中的内容摘要。哈氏认为，对西方而言中国已然是个经济大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世人对中国的了解一直言过其实，对北京政府威胁的程度也混淆不明，其后果实在堪虑。

文章说，世人误解中国之所以经济成长快速，是因为它扬弃共产主义，改奉资本主义之故，对此北京政府自称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不只是掌控着政治，实际它也牢牢的抓紧着经济。那些伴随着资本主义概念而来的自由财产权与企业自主权，在中国并不存在。

事实的真相是， 在中国所实施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认知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遵循列宁式的集团主义（Leninist corporatism），由党中央垄断政治、经济、与社会资 源，统一调度。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整个制度可能因为极其不稳、不均、效率低下与贪腐，让中共政权崩溃瓦解。届时各省可能会像1910-1920年军阀割据时代一样，各自独立；也可能产生新的凶残政权，掌控全国，停止其开放政策与经济改革。它的独裁者甚或为了凝聚人心而发动国际性战争，诸如攻打台湾。这样的情况真有可能发生，因此，中国和平走向持久的资本主义，建立所需的制度，对中国与全世界而言，都至关重要。

贪渎之冰山一角

中国早在 1990年代之末，便已日渐察觉中国贪腐之风弥漫，将腐蚀党的领导。 2002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如果我们不镇压贪腐，会毁了本党与人民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本党会失去政权甚至自我毁灭。”当时有一些政府高干因侵吞公款，或勒索敲诈而锒铛入狱，例如北京市长陈希同因此坐牢，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则因土地交易收受回扣250万英镑，而遭受极刑。另外，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接受调查时，在北京304医院跳楼自杀。

不特此也，中国贪腐的现象在各处已根深蒂固。 1992至2001年间，各省高干入狱情况增长了四倍，其中包括最贫瘠的甘肃省，竟查获贪赃 5亿英镑。除了北京高干之外，最近有四位省长、一位省党委书记遭起诉，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暨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因侵吞社会福利基金2亿6百万英镑而被逮捕。

根据中国经济学者胡鞍钢的估算，累计90年代以来，贪污的金钱占国内生产总额的13.3至16.9%之间，至今仍然维持这个比例。而每一起贪渎事件都是源自共党高干独揽权力，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所致。结果贪渎就成了共产党体制一脉相传的染色体，现在正威胁着国家命脉。

司法与监督机制不健全

且看看中共是如何一党专政及其司法制度之畸形模样。它的司法体制从上到下充满了政治气味，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党任命，预算由省政府筹编，官僚体制一如其他政府机关，由党务委员会逐级监督，法官常常在党委会或政府的指示下判案，遑顾法律依据。

再者，许多法官大多是由退役军官担任，唯党命是从，不曾受过正式的司法专业训练，因此贪腐的案件骇人听闻。 2003年，全国20 万名法官中有794人因贪渎受审。2003及2004年，广东、湖南两省的高等法院院长皆因贪渎入罪。如果党无法影响审判，它仍可以藉由影响警察，将案情延宕或根本不执行判决。因此在中国，只有40%省高等法院的判决付诸执行，叫人闻之堪哀。

文章说，按理说新闻媒体可以发挥监督之责，导正歪风，可惜中国的媒体只是跛脚鸭子。中国现有2000家报纸、2000个电视频道、9000份杂志、450个广播电台，但全都在北京党中央或省直宣传部门监督之下。这些机关每日发布指示，规范报导方向，记者胆敢偏离主题，就会被解雇，甚或坐牢。据估计，中国现有42位记者在吃牢饭，这个记录是全球之冠。在中国，编辑人员大致知道自己的尺度，但是近来在胡锦涛掌权下，尺度收紧了，有些优秀编辑被炒了鱿鱼。例如，最有说服力的小报《新京报》的编辑杨滨，于2005年因挺身报导乡村对抗不公的土地征收而被开除。2005年“保护记者委员会”引述人民日报的资料，揭露各级政府压迫媒体的情况：“2004 年审检机关因媒体印制‘内部’消息的理由，停止了338家刊物，关闭了202家报纸的分部，并处分73家‘非法从事新闻’的公司。”

2006年2月，三位中共元老，分别是毛泽东的助理李锐、前人民日报的编辑胡绩伟，及前中宣部长朱厚泽，联名写信谴责这种作法：“历史证明，只有昏乱的极权政府为了愚弄压制人民，才会审检新闻。”他们并认为，这种压迫不能确保社会安定，而是会种下恶果，带来灾难。

经济之病在于一党专政

这些问题西方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没弄清楚的是，这种控制的体系是会腐蚀经济的。成功的商业需要有成功的配合条件，经理人需要依其能力，自由的开创机会，推出产品，发展品牌与宣传推销。但在列宁式的集团主义之下，是不可能自主的。因为共党的利益重于商业的需求，每一个企业由党委会依党国的需要执行，其结果是，无数的中国企业集团受制于政府特权，为迎合党国的目标，而面临破产的命运。

简言之，党国就像处在蜘蛛网的中心位置，牢牢地掌控着辐射出去的网络。重要的经济战略物资如钢铁与能源等57个部门，无足轻重者如包装业与美容业，均可依需要而握在手中。但是经济的通则是，企业越讲求政治与监控，其生产与执行力就越差。因此，中国所掌控的国营企业改革了20年也难有长进。据一项权威的评估，国营企业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结构性的闲置着，只要利率有一点点的小扬升，或产品微微的降价，它庞大银行贷款的40至60%就无法支付，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破产。总之，国营企业是个灾难之源。

在这种情况下，其它私人企业无论表现如何优异，仍会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中国大多数私人公司有三本帐簿：一本是对银行，一本是应付税务机关，一本是经营管理之用。大多数的公司平均只经营三年，他们的丛林法则是：侥幸行险以致富，赚了钱就走人。中国是仿冒者的天堂，仿冒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智慧财产权的观念被束之高阁，有15至20%的知名品牌在中国是赝品，三分之二中国制品因为是赝品，而遭到美国海关的查扣。

尽管中国的成长数字亮眼，以上的林林总总，揭露它经济的虚弱，其背后是因为列宁式的集团主义在作祟。不可原谅的是，西方忽视中国的缺点与虚弱，却大幅吹嘘北京的威胁程度。中国当然是新兴的出口大国，但本质上它只是西方的分包商。它的生产力薄弱，缺少世界级的优秀产品，又乏开创性，且严重仰赖外销与投资来促 进其经济成长。因此，把中国描绘成所向无敌，会陷西方国家于困境，是错误的。

最后，文章认为，西方必须了解中国问题所在及其政经动荡的可能性，并避免逼迫中国走向经济孤立，停止改革进程。西方的利益在于协助中国避免灾难的发生，促进中国转型成一个合法多元的体系，悠游于自由的全球化之中，依世界规范行事。这样的政策目标达成不易，执行更有困难。因此大家必须做长久之计，共同因应未来的变化，唯有如此，世界才会日臻安全与繁荣。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by Will Hutton
Paperback: 448 pages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irside Ed edition (Nov 2006)
ISBN-10: 0316730203

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
Monday January 8, 2007
The Guardian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1984960,00.html

转自右派网

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VOA 记者： 沃尔夫森 华盛顿
2007年1月15日

美国人民用一天全国假日纪念被刺杀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一生和遗产。

*今年强调的是社区服务*

马丁.路德.金日的传统活动是讲演和教堂纪念活动。但是，今年，组织者呼吁人们用行动超越言论，让人们用一天的假日帮助他人。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所高中，周围社区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为墙壁画上壁画，并且向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发送明信片。

到学校来的志愿者大概有350名，包括总统布什。

布什总统说：“金太太的一个愿望是让‘马丁.路德.金日’成为一个服务日，它不是休假日，而是一个工作日。所以，我来到卡多索高中，感谢那些前来为国家效力的人们。”

*利用假日帮助别人的人们*

总统的这次访问是低调的，或者说是一次尽可能低调的总统访问。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公布。同时，布什总统表明，他希望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利用假日帮助别人的人们。

布什说：“我鼓励全国人民抓住所有机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这些人，你就是在弘扬马丁.路德.金留给我们的遗产。”

*马丁.路德.金和家人的梦想*

受到世人尊敬的马丁.路德.金是美国50至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袖。他运用自己雄辨的口才和非暴力抗议的信仰，成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的代言人。

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被刺杀。他的遗孀，柯瑞塔金恩.金寻求继续从事金博士的工作，她保留了金博士的遗产，在乔治亚的亚特兰大建立了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社会变革中心。

马丁.路德.金的夫人去年去世，在今年的马丁.路德.金日，他最年长的女儿约兰达.金代表全家讲话。在马丁.路德.金曾经讲道的德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的一次纪念仪式中，约兰达.金讲述了民权运动的发展，她说，美国要完全实现他父亲的和平和完全的种族平等的梦想，还有一段路要走。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U2 Pride In The Name Of Love Live 1984

请拯救我，如果我还有救的话

2007.01.15
影片中的一个镜头
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过在上演之前就如此遭人议论的德国电影了。虽然丹尼•雷维导演的黑色喜剧片“拜见希特勒”迄今仅举办了少数几场媒体试映会，但新闻记者、历史学家、知识分子、报章杂志、广播及电视节目都在谈论着这部影片，其中许多人甚至连片子都没看过。这部电影又引起了人们就“是否能把希特勒及纳粹主义当笑话处理”的争论。

“拯救我！”－“是！拯救希特勒”－“请拯救我，如果我还有救的话......”

这是阿道尔夫•希特勒与阿道尔夫•格林鲍姆之间的对话－－一名历史人物与一名虚构的电影角色的对话，是瑞士导演丹尼雷维执导的影片“拜见希特勒”中的一个场景。这部以希特勒为题材的滑稽片，是以1945年希特勒一生中最后几星期的过程为蓝本，虚构的一出闹剧。影片中，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出的主意，在深受打击的希特勒身边安置一名心理教练。他的职责是在德国战败的时刻，为希特勒作心理建设，使他能坚强起来。导演雷维说：

“尽人皆知，施道芬贝格谋刺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处于极度糟糕的状态，他是一名躁郁症（躁动、忧郁症）患者。其实他当时已无法有效扮演领导的角色。”

戈培尔之所以特意选择犹太演员格林鲍姆重新为希特勒指导言谈措词及训练完美体态，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希望借此刺激他的怒火，提高情绪，以恢复原先的精神状态。

电影描述的是一连串荒诞无稽的故事情节－希特勒和格林鲍姆之间的对话是这部影片的核心。雷维成功创作了一出荒诞闹剧。饰演希特勒的德国喜剧演员赫尔格•施耐德，本身是一名童年曾深受心理创伤，身体孱弱不堪的人物。雷维说：

“希特勒是个卑微得让人怜悯，愚蠢而又可笑的角色，正有如纳粹主义一般地愚蠢和可笑。试想，让全国人民齐声呼喊“希特勒万岁”，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卡巴莱式闹剧。要不是纳粹主义赶尽杀绝，践踏人性尊严的残酷暴政，那段历史实在可笑至极。”

喜剧中看暴政

片中应帮助希特勒重新振作的犹太戏剧教师及演员格林鲍姆，向纳粹提出的工作条件是释放他被关押在集中营内的家人。纳粹答应了他的要求。借着格林鲍姆与惊吓万分的妻子及孩子们重逢的场景，雷维展示了纳粹暴政的可怕。与此同时，他也介绍了纳粹政权的领导核心：宣传部长戈贝尔、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首席建筑师及军备部长施佩尔，以及希特勒情妇，最后成为妻子的爱娃•布劳姆。担纲演出的著名演员们以夸张、卡巴莱式和极尽邪恶的表演方式，来诠释这些角色。雷维说：

“我对德国人的幽默感当然有信心：他们具有比人们想象中更多的幽默感，否则作为犹太导演的我，拍摄以希特勒为题材的犹太式滑稽剧，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我认为，今天的人常有一种隐藏在表象下，想对那些严肃话题开开玩笑，幽默一番的欲望。”

“拜见希特勒”就是在此背景下拍摄完成。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是，影片尝试以近距离手法处理“希特勒”这个题材。至于它是否拿捏得当，不流于低俗，就要由观众自己作出评断了。

众人评说

“拜见希特勒”德语片名的原文翻译是“我的元首－真正和最真实的希特勒”。人们对于这个片名的看法极不相同，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发表了意见。作家焦尔达诺警告人们不要淡化这个论题的严肃性。尚未看过影片的他表示，必须有技巧地将希特勒和幽默这两个基本元素融合在一起，否则会造成损害。

另一位撰稿人希尔森拉特也持类似看法，但他强调，希特勒是个喜剧角色，是个很可笑的人物。历史学家贝希尔警告说，不要将希特勒妖魔化。他怀疑，将历史人物作为嘲讽剧的题材，是否能够成功。

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媒体记者罗施，坚决反对以黑色喜剧的手法处理希特勒。但石荷州的犹太教经师罗特希尔德则形容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他在“柏林日报”撰文表示，德国人也许还有救，如果他们面对希特勒这个角色能够发笑的话。

Jochen Kuerten 原载德国之声

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及相关评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作者：俞可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原载中国新闻网

《〈民主是个好东西〉缘何两个月才成“好东西”？》　　作者：于成玉

2006年10月23日的《北京日报》刊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当下，此文不论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媒体上，不胫而走，正在热销中。对此，笔者不禁萌生一个问题，如题。

此文发表于上年十月下旬，至今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为什么当时没热销，时过两个月倒热销起来了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权威媒体带头促销。近日，无论新华网，还是人民网，都在显着位置予转发，特别是最近出版的第367期《学习时报》也予以转发，也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在一个唯权是瞻的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最正常不过的。

诚然，俞可平先生是着名学者，但通观他的这篇着名文章，其实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新意，全篇内容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民主概念的常识性重复或拷贝，其中还参杂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曲笔。无论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民主的文章，还是与当年第一代领导核心在延安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答录以及第二代领导核心的“8.18讲话”比，其水平都不出其右。而其之所以引起“洛阳纸贵”，大概与来自传说中的作者不平凡社会背景有关。而在一个政治缺乏透明度的国度里，人们研究文章作者的社会背景往往甚于研究文章本身内容，并从中猜想种种政治走向，憧憬向往未来美好前景，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令笔者奇怪的是，人家早在二百多年前，男女老少不仅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且还亲口尝到了民主的可口美味。而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有人为我们送来了一个“望梅止渴”，有些国人一下子就高兴得不亦落乎，这不足以折射出中国在民主常识方面，或者说在政治文明方面，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200多年吗？当然也折射出国人对民主的要求如饥似渴。

2007年1月5日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

《从俞可平文章谈起》　作者：胡平

最近几天，海外一些媒体纷纷转载《北京日报》署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据说是胡锦涛的高级幕僚，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上，尔后又被中央党校的刊物《学习时报》以及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官方媒体转载，所以不少人以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有人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它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标志着中共当局决心推进民主改革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消说，对于这种乐观的高调我是不敢相信的。道理很简单，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坚持专制暴政，压制民主呼声，较之前两年不但毫无改进而且还多有倒退。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继续封闭民间互联网站，象世纪中国这样久负盛名的学术网站都在劫难逃。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继续逮捕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甚至对他们的亲属百般骚扰恐吓，对辩护律师大打出手。去年是基层选举年，和 2003年一样，去年也有很多民间独立人士出面参选，但是他们受到比三年前还更严厉的压制。三年前，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李慎之先生去世，他的生前友好自掏腰包，印制了纪念文集，在亲友间赠送散发。去年，同样的一位中共老干部和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何家栋去世，他的朋友也是自掏腰包印制的何家东文选却被当局全数没收。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的表现既是如此恶劣，我们怎么能指望它突然 180度大转弯，又要推动民主改革了呢？

回过头来再看俞可平那篇文章，其实俞可平的文章是在去年10月份发表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应，何以到了两个多月后就突然变得那么重要了呢？由此可见，对俞可平这篇文章赋予太多的政治含义是没有根据的。

不错，俞可平这篇文章讲出了一些正确的道理，确有值得肯定之处。比如说作者讲到，"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作者指出 ： "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 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 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 "

作者特别强调 " 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当然，他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 推动和实践。"

应该说这些话都讲得不错，但遗憾的是，作者又在文章里重申官方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要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说什么"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说什么"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这些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的表述，为当局歪曲民主的意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为当局拖延民主改革提供了借口，到头来也就把文章本来还包含的积极意义给大大地冲淡了。

记得在2005年9月，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在国际会议上大讲特讲民主，那时也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中共要推动民主改革的信号。当时我就反驳了这种不切实际的乐观论调。我指出，如果中共真的要着手民主改革，那么它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作出民主的庄严承诺，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表示接受民主的普适定义，不要再用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类说法自欺欺人。二是要制定民主化的路线图或曰时间表，三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刻停止政治迫害，这一点是说做就能做到，无所谓渐进不渐进。专制的最大罪恶就是它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我们反对专制支持民主的最大理由就是我们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俞可平文章讲民主的好处没有讲到这一点。这是我必须再三强调的。

2007.01.12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原载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网站

學術的力量

作者：王友琴

編者按：研究文革歷史的美籍華裔學者王友琴女士二○○四年出版的《文革受難者》，余英時先生為其作序。王友琴受到此序很大啟發，特撰此文表示謝忱，並祝賀余先生榮獲人文諾貝爾獎－－克魯格獎。

余英時先生獲得了克魯格獎。這是余先生的光榮，也是人文學界的光榮。應該有一場快樂而又含深思的慶賀。

這個慶賀對我來說，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即我可以用這個機會，不僅感謝余先生在兩年前為我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作序，而且說出我從他的序言裡學到了什麼。事實上，是一名讀者先給我打電話來建議這麼做，要不然，我可能還徘徊在拘謹和被動的習慣之中。這名未見過面的讀者在我的書上讀到了余先生的序言而且非常喜歡。我也想自己應該做這件兩年以來一直想做的事情。

那是二○○四年春天，編輯金鐘先生說將請余英時先生為我的新書作序。我心裡感到不安，覺得這好像有點硬拉一位前輩著名學者來給自己做廣告的味道，是不是太落俗套。再說，這本書長達五十二萬字，讀起來也太累人。

確如已經有人在媒體上說的，余先生不用電腦寫作。那篇書序的稿子是手寫的。余先生把手稿傳真給香港的出版社之後，又複印一份郵寄給我。我就對照已經收到的複印稿和編輯電子稿作了校對，然後再電郵到香港付印。余先生的手稿書寫得整齊清楚，他把排印運作流程也組織得秩序井然。這一點當時就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想，細節也體現著一位認真勤奮多為的學者的行事作風。我自己做事有時丟三拉四，實在應該見賢思齊。

文與獻結合的研究方法

讀了序言，我立刻意識到這對我的書來說是一種很大的獲益和榮幸，因為這不是一篇一般的介紹性的或者稱讚性的序言（我並不是說那樣的序言就不好），從這篇序言裡，我讀到了關於文革歷史研究的深刻的見解，新穎的看法，淵博的學識，以及對未來研究的指導。這本書發行以後，也有多位讀者向我表達同樣的感想。也就是說，這篇序言本身可以是一份教材，讓人能從中學到很多。

在序言裡，余先生首先討論了這本書的研究方法。他指出，這本書用訪談和實地調查的方法，寫出了已被埋沒的六百五十九個受難者的故事，有史料價值。他認為這本書屬於西方「口述歷史」的方法，但更合乎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他指出，孔子所說的瞭解歷史所需的「文獻」，便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

這段話對我啟發很大。首先，我雖然也下功夫學過古漢語並教過古漢語，但是卻沒有特別注意過「文獻」在古代是兩個詞而非一個詞，只是在現代漢語中「文獻」才被用作一個詞來統稱文字記錄。應該自慚學問不夠。另外，我在做文革研究的時候，把訪談和調查的重要性置於紙面材料的收集之上，並且在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時明確說明了這一點，但是我沒有能很好地概括這一方法。有了余英時先生的序言之後，在我的下一本書中，關於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的一章中，我便明確說明，我的研究方法是「文與獻的結合」。這個說法的出處是余先生的這篇序言。

我在做文革歷史研究的時候，做了上千次採訪調查。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的故事，關於「學生打老師」的全面性的叙述和分析，都是建立在這樣的調查基礎上寫成的。這樣的方法，費時間費力氣，還遇到相當多的麻煩，而且種種苦處也無處訴說。所以，聽到余先生對我的書在方法上的肯定，我心裡當然高興。但是，我想這種方法上的討論意義，實在不僅在於肯定一本書，而是對整個文革研究以至現代中國歷史研究都有指導意義。

研究方法，對科學研究至關重要。現代科學的發展，和方法有重大關係。在人文學術研究方面，方法也是使學術成為學術的重要條件之一。胡適先生當年曾大力強調改進在中國作人文研究的方法，這也是他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他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余先生在這裡指出的是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一種重要方法。這種方法對文革歷史研究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文革當局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手段控制媒體，大量的事實從來就沒有被記錄下來過，研究者就必須從頭做起。同時，因為有關的當事人還活著，所以可能這樣做。有了這樣做的空間，如果不加使用，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學者自己的問題了。

如果不作「獻」方面的工作，「文」方面的記載又很不充分，即使可能發揮出洋洋萬言甚至幾十萬言的文章，卻難以獲得真的學術進展。把余先生指出的研究方法運用到文革和一九五○年代中國歷史方面，我們還需要做更多探索。我去年閱讀張戎新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寫書評時也特別讚賞她採訪了數百名和毛澤東打過交道或見過面的人的做法。我給《餓鬼》中譯本寫書評時，也特別讚揚了作者的一項工作：一九五八年的一張「新聞照片」上，麥子長得繁茂碩壯麥穗纍纍，四個孩子站在密密層層的麥子植株頂上拉手歡笑。《餓鬼》作者訪問了已退休的新華社攝影記者，瞭解到孩子們的腳下放了長凳。我特別注意到同行們在這方面的成就，願意和他們互相勉勵。

另外，當余先生在說明這樣一種「文與獻結合」的方法時，他引用了孔子，還舉出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曰」中提到其為寫人物列傳所作的調查訪談。此外，他還指出民國初年的一部縣誌，在調查採訪獲取事實這方面是怎麼做的。引用歷史上的例子來做系統的說明，也是學術研究的特點之一。寫詩這樣做會被嘲笑為「掉書袋」即炫耀學問，但是在學術研究上是不可缺少的。這是一個讓人對事情有更加深透的瞭解的有效方法。當然，要能這樣做，必須得「學富五車」、十分淵博才行。唯讀過很少書的人無法這樣做。此外，還得對讀過的書融會貫通，才能從千年歷史中梳理出這樣的有用的經驗和方法來。西諺說：你不必發明車輪。這是對的。可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看不到那個車輪在哪兒。通過這樣的從孔子到司馬遷到民初縣誌直到出版於二○○四年《文革受難者》的研究方式的串講，余先生把這隻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中可用的車輪遞到了我們的面前。

求真為學術中人的精神

余先生序中，還講述了他自己的一段和文革受難者有關的故事：一九七八年他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聽到老家親戚講述文革中學生打老師的慘狀。同行中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哈佛大學）聽了余先生的轉述有點懷疑。過兩天張先生探望他自己的小學校長，回來說校長的兩腿都被學生打斷了，已經不能行走。余先生在序言中寫道：「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聽來的事跡竟和本書所呈現的基本面貌若合符節，則本書字字都是實錄，更無可疑。」我當然感謝余先生為我的書提供見證，但是不忘二十六年前偶然聽到的事情，長期思索和求證，更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來，這也是真正的學者的精神，學術中人的精神。我想，追求和探索真理是學術的本質，是學者的責任，這真理至少包括事實、因果以及價值判斷三個層面。學術研究是多少有點象牙塔中的味道，研究對象以至所用的語言都可能和普通人有相當距離。然而人文學者們對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耳聞目睹的有關人道的大事，如中國文革中發生的教師大批被打被殺害，儘管可能不是自己的專業，也認真地思索並探求真相和解釋。這樣，學者的人格才能統一，道德才能整合，判斷原則才能明確。在這方面，余先生也是典範。

還應該提到，後來我有機會和張光直先生的女兒交談。我傳給她余先生的書序，詢問他父親的小學校長的名字。張先生已經去世。她立即去問她的母親李卉老師。李老師反覆回憶，多次書信往返，雖然最後沒有得到結果，但是我仍感到欣慰，因為這樣的追求真理的認真負責的學術遺風尚在。

與蘇共體制作同類對照

余先生自己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是他的歷史學識使他對文革性質和起源有深刻準確的理解。在序言中，他引證明史，朱元璋曾經編寫其語錄名為《大誥》，稱為「臣民之至寶」，還召集十九萬講讀《大誥》的師生到南京朝見。這和文革中毛澤東號召上千萬紅衛兵到北京集會，高舉毛澤東的「紅寶書」高呼「萬歲」，相像得令人驚訝。此外，余先生還把蘇聯共和體制作為同類對照，寫出蘇聯的文化政策，包括對教師的迫害和中國文革的高度相似。關於蘇聯的迫害歷史，余先生在序言中引用了四本有關的歷史著作（這也讓我知道他讀書勤而多，以及他寫這篇序言時絕不敷衍。）這不僅是一個中國俄國兩國的比較性的描述，而更是一個對相似慘劇的共同原因的揭示。在這裡，余先生又指出了文革研究（以及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多年前，李慎之先生提出，文革發生是中國封建政治傳統的結果。李慎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他關於中國現代歷史的文章有很多勇敢而深刻的見解。但是我以為，他的這個關於因果的論斷缺乏論證。例如，我在《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的調查結果，無法用中國傳統來解釋。中國有數千年的學校體制，孔子本人是個教師。文革中全中國所有學校都發生毆打折磨侮辱校長教師的事情，導致大量死亡和傷殘。這種對教師的殘酷攻擊是文革的主要場景之一。同時，毛澤東在文革中也發動了大規模的批判孔子的運動，集中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我在長期調查記錄文革事實的同時，原因分析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題目。

在文革剛剛結束的幾年裡，中國有過「文化熱」，也有人用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解釋文革，但是實際上，這在很大成分上是因為環境不允許談及其他原因。當對於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討論都不被允許的情況下，只好談論比較含糊而又無主的「文化」。這本來是不得已的一種「權宜之計」，可是如果二十多年後弄假成真，仍然以為根源只是傳統文化，就更令人遺憾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北京大學學生宿舍熄燈了，我卻不能睡著，因為剛讀了索爾仁尼琴的一本書，書中寫了蘇聯政工幹部怎麼對待普通人的一個細節。我在中國看到過一模一樣的細節。這件事情讓我震動以致失眠，不僅因為這個打擊普通人的尊嚴的細節和我經歷的毫無差別，還因為我自己在此之前對此熟視無睹毫無感覺。

我只是從我的實際觀察和經驗來認識到文革和蘇聯的關聯。但是余英時先生那時候沒有在中國生活。他是怎麼知道這一點的呢？無疑，這應當歸結為他作為歷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判斷力，那種力量也就是學術的力量。

《文革受難者》出版以後，我寫過題為《斯大林的「饑荒群體滅絕罪」：七十年後》的文章，指出中國在一九五○年代末和一九六○年代初也發生了這樣可怕的饑荒，而且也被歷史記錄長期隱瞞。後來，我撰文介紹俄國為斯大林時代的受難者出版的光碟，上面有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個受難者的名字。同時討論斯大林迫害和文革迫害的相關性。（兩篇文章都在《開放》雜誌發表。）余先生的序言讓我更加明確與蘇聯歷史對比是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方面。

卞仲耘丈夫談余序

《文革受難者》出版時，書前有三篇序言。余英時先生寫了一篇，麥克法夸爾教授寫了一篇，蘇曉康先生也寫了一篇。我對他們的序言，對他們的幫助和支持，懷有深深的感激。三篇序言都道出了很多我不能說出的真理，讓我學到了很多。但是我還是願意在這裡講出以下故事：

書印出後，我托人帶到北京，首先送給書中寫到的一名受難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卞仲耘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在北京，她是紅衛兵暴力的第一個受害者。在她被打死之後，發生了全國大批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居民被打死的前所未有的慘劇。然而，這樣的死亡事件，文革結束後都不被媒體報導。

王晶堯先生看了書後，在電話上告訴我：三篇序言都好。余英時的最好。

第一句不出我的意料，第二句卻有一點兒讓我驚訝。因為論個人的經歷和政治文化背景，三人中余英時先生和他相差最遠。但是他能欣賞余先生所寫的。為什麼呢？我的解釋是，余先生序言中的某種力量，輕易超越了其他方面的裂溝。這種力量是什麼？簡明地說，也許可以稱為學術的力量。

宣傳可以煽動人，文藝可以感動人。學術呢？不能煽動也不能感動。但是，學術訴諸人的理性以追求真理。特別是隨著人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資訊傳播的技術越來越發達，學術對人們的影響也會增大。學術有學術的力量。學術告訴我們世界和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和為什麼是這樣的。學術帶給我們清明的理性，讓我們更深地感受到人的尊貴和生命的意義。

我在余先生的序言中感受到了這種學術的力量。我願通過這篇小文和讀者分享這種感受，也以此慶賀余先生獲獎。

原载《开放》２００７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