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政治历史泰斗研判中共数年内崩溃——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 呼吁美国的执政者提高警觉

(博讯2007年2月16日 转载)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举办“重塑中国政策”（Reframing China Policy）一系列辩论会，第一场辩论会于2006年10月举行，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限将至吗”？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提出了他的肯定看法。

他说，1991年12月苏联的垮台加深邓小平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以免中共和苏联一样走入历史。邓小平认为经济成长的先决条件是安定，任何的不安定都有可能使中共垮台。今天，胡锦涛及温家宝同样地积极减少中国内地与沿海省份间的差距，以避免因不平衡所衍生的不安定。

麦克法夸尔教授预测，中国共产党的大限将至，他分析中共所面临的问题，预估中共将在数年内垮台，并呼吁美国的执政者提高警觉。以下是他的分析：

高压统治与残暴镇压

中共虽然采取高压统治手段控制人民的思想，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判断的能力。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为例，谁都不会想到，胡耀邦的去世会激发当时的大学生们起而反抗中共的高压统治，要求民主，并且因此危及中共统治政权的地位。

天安门事件10年后，一万名法轮功学员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虽然这只是一场和平的请愿，但已经大大的惊吓到江泽民，并开始对和平的修炼者进行残酷的镇压。数年后，SARS的蔓延，更令中共措手不及，并且极力地对外隐瞒。

上述突发事件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现在中国内部几乎每天都发生群众抗议事件。虽然中共以残暴的方式压制这些抗议，但即使中共的领导人，也不能保证这些单一事件不会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

对于未亲眼见证数以万计抗议事件的外国人而言，他们只看到中共惊人的经济成长以及表面的安定，不会想到中共有垮台的可能。然而中共是外强中干，体质十分脆弱，这可以由中共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窥真相。

中共权力核心已遭侵蚀

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被视为是苏联共产联盟最有纪律的共产党，即使毛泽东的大跃进、乌托邦式的愚民政策，以及紧跟而来的可怕饥荒，也没有动摇中共的权力核心。然而，文化大革命及邓小平改革时期的革命运动，严重侵蚀中共的权力核心。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语录胜过所有的信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透过红卫兵解放中国社会，并且消灭革命意志软化的党员。毛泽东想不到的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在见证了这场残暴的排除异己的手段后，已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共死里逃生，是因为邓小平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绝对服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胡锦涛是否拥有足够权力以采取和邓小平一样的镇压措施，不无疑议。

马列主义毛泽东一直是指导政策及社会结构的最高指导方针，也是维系毛泽东主义、中国社会及人民的要素。为了巩固权力核心，中共的继任者致力创造新的指导方针，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但由于内容贫乏，因此都不成功。

中共也曾企图运用民族主义引诱人民反对日本，但其为两刃刀。如果反日的示威者反过来认为中共政权未捍卫中国利益时，极有可能将不满情绪宣泄给中共的领导人。因此，中共的高压残暴统治策略又能维持多久？

穷人的抗争

对中共干部而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教条已改为邓小平的“致富光荣论”口号。中共内部贪腐情况相当严重。中共领导阶层十分清楚，贪腐是1940年代蒋介石失去民众支持的主因，他们担心面临同样的困境。

人民解放军仍然具有镇压暴动的能力，但其领导阶层是否团结一致，以及其是否充份听命于胡锦涛，令人怀疑。此外，在中共统治阶层有所动摇的同时，社会运动人士的兴起，对中共构成极大的威胁。

中共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时期复苏，但社会激进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并未稍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安定是发展的基石，但中国的社会已不再安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年内，中共内部发生许多社会运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天安门事件、法轮功的和平请愿之外，也发生了工人抗议被解雇及补偿金太少、农民抵抗农地征收、非法税金、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等。此等事件的背后潜藏着官员的贪腐，并且透露出中共统治阶层已无法压制新兴的社会抗争，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是脆弱的。

这些零星抗争的星火总有一天会延烧为燎原之火，扩及整个中国，届时中共领导阶层由于意见互异，将无法提出解决之道，并且危及中共政体的生存。

因应策略

面对不稳定的中共政体，美国的上策是不为中共的政策背书，包括中共的违反人权政策。美国不可能接受如同中共一样的独裁政体，但尽可能促使中共参与国际规范，以影响中共的决策，这不失为一个改变中共政体的好方法。

如果中共是瞬间垮台，美国保持中立会是个上策。目前无法推测会是哪一个党派取代中共，因此中共瞬间垮台后的情境，有可能是军队暂时接管，维持社会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中共内部的某一伙人，更名并重新再造中共，以阻止中共的完全垮台。第三种可能是某些群体的领袖宣布组织民主体制。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美国极有可能被告诫不要插手，以免损及后共时代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关系。

来源：新纪元

胡锦涛全球最大独裁者榜上名列第四
2007.02.15

美国“大观”杂志日前公布2007年世界十大独裁者名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第四。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就此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大观”杂志在美国作为星期天副刊与350家报纸一起发行，如《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影响很大。自从2003年以来为大观杂志每年编辑独裁者排行榜的美国自由作家沃勒海因斯基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了胡锦涛为为什么榜上有名的原因：

“举例来说，美国国务院每年的国际人权状况报告列出中国政府在22个领域有违反人权的记录，此外胡锦涛一人独领中国党政军三项最高权力于一身，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个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劳教所依然存在。”

胡锦涛在2007年的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名列第四，著有《特权论》一书，目前旅居丹麦的中国异议人士陈泱朝认为，大独裁者排行榜排名对胡锦涛不公，胡锦涛应该名列前茅：

“因为从对人类危害最严重，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影响罪恶劣的情况来看，胡锦涛应该是第一位。因为中国是那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地位和影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最近他们把气象卫星击落了，都是在真正地执行所谓邓小平制定的‘捆绑’战略，要向拥有自由挑战。从这个危险性来讲，他应该是第一个大独裁者。”

其实，胡锦涛与自己相比，已经从2006年的第六位上升两位，排在今年的第四位。对此，沃勒海因斯基解释胡锦涛排名为什么上升的原因：

“我认为是因为北京为准备2008年奥运会而违反人权的记录。如：强制拆迁、非法侵占土地、腐败有增无减。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称之为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鼓励他国独裁者学习中国只开放经济领域，不开放言论自由的做法。”

沃勒海因斯基表示，北京只开放经济领域的做法使一些西方公司和政府在与中国经贸往来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不久前发表“三个独裁者死于06年”一文。文章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和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死，对活着的独裁者是丧钟，对生活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的人们是鼓励； 三个独裁者之死预示着21世纪将是消除独裁和极权统治的世纪。说到胡锦涛，孙教授认为短时间内独裁不会在中国被消除：

“在1年、2年里是很难。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世界潮流，独裁者是越来越少；第二个是要看他自己怎么掌握潮流走向。”

与胡锦涛一起名列前十位的独裁者分别 来自苏丹、朝鲜、伊朗、缅甸、津巴布韦、利比亚、叙利亚和赤道几内亚的最高领导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中共高层反思群众抗争事件

亞洲週刊 王健民

中共公檢法系統最高負責人羅幹最近撰文指出，群體事件中民眾藉機宣洩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要求政法部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顯示北京高層思路從「穩定壓倒一切」向「促進和諧」轉變，由剛性轉向柔性，符合胡溫以民為本理念。

中共維持了多年的「穩定壓倒一切」剛性政策，目前正面臨重大調整，取而代之的將是柔性且更具人性的「促進和諧」。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日前透露的重要信息。這位掌管中共公檢法系統的最高負責人還公開承認，當局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權管治危機，因為社會公平正義沒法得到有效的落實和伸張，一些民眾在「群體性」抗議示威事件中「借機宣洩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他提醒中共各級當政者，「這種社會現象很值得深思」，因為「沒有社會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和諧」。

這也是中共高層這些年來第一次鼓起勇氣，對近年來中國各地星火燎原般的民眾維權抗議行動，公開給出的說法，也是對中國各級司法系統嚴厲的鞭撻。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資料顯示，最近幾年來，中國各地民眾抗議示威事件有增無減，零五年已經達到八萬七千多起，參與人數據稱逾五百萬人，平均每天兩百四十起。

羅幹是在今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上，發表題為《政法機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擔負重大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長篇文章，全文逾一萬一千六百多字。文中指出，「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沒有社會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人民群眾對政法機關最集中的要求，就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必須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生命線」。

但羅幹文章透露的更重要信息，被認為是宣告了多年來中共長期實施的「維穩」（維持穩定）彈壓政策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柔性的「促和」（促進社會和諧）新做法。北京消息人士告訴亞洲週刊，「促和」比「維穩」更加人性化，符合中國社會轉型的需要，符合時代的要求，「符合中央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也符合胡溫體制「以民為本」的訴求，是國內政策從剛性向柔性轉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促和比維穩更重要

事實上，從羅幹的文章中，就可以聞到這樣的信息。他認為，「促和」實際上比「維穩」更加重要，在目前中國「社會變革中」，政法系統「不僅要著眼於社會穩定，更要著眼於社會和諧」，「把工作標準定位在促進社會和諧上」。

羅幹分析，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給政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穩定是和諧的基本要求，和諧是穩定的更高境界」。他要求中共各級政法系統，「要轉變思想觀念，調整工作思路，改變工作方式」，要「善於把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因素，不僅要讓人民群眾有安全感，還要從政法機關的工作中感受到社會和諧」。

提出罷訪息訴新標準

羅幹點出了中共執政危機實際上來自中共本身。他針對越來越多的上訪和上訴案件，對司法系統提出了「罷訪息訴」的新標準，要求刑事案件不能只注重刑罰「震懾」，還要著力把涉案者改造成不對抗社會的新人；調處民商事糾紛，既要嚴格依法及時作出裁決，還要「探索實現罷訪息訴的途徑」；處置群體性事件「不能只滿足暫時的平息」，而是要「從根本上理順群眾的情緒」；維護治安「不能只依賴處罰使人服從，而要立足於使群眾心悅誠服地遵守社會管理秩序，減少對立情緒」。

然而，中國司法舞弊和司法不公的案例，比羅幹指出的還更加嚴重。為山東臨沂著名盲人維權工作者陳光誠辯護的北京律師李勁松，以陳案和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不但印證了中國民眾為什麼會有越來越強烈的不滿情緒，而且證明了地方當局濫權枉法將是最終毀滅中共自己的最主要力量。

李勁松以作為陳光誠的辯護律師，從陳案和自己被地方當局違法侵權的經驗，說明中國百姓為什麼會借群體性事件發洩不滿。他說，老百姓受到來自地方官員的侵權和迫害，往往無法透過正常的、法定的管道獲得司法救濟之後，當然會有一股氣憋在心裏，「如有機會，碰到類似的偶發事件，很容易產生共鳴，大家同病相憐」。

他認為，羅幹的文章「發現了問題的本質，講得很到位」，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源頭上控制對百姓的迫害和侵權行為，讓司法正義得到伸張，讓百姓消氣。比如陳光誠案，「一個明顯的冤案，全村八成百姓都反對的錯案，誰對誰錯很清楚」，但不久前的終審判決還是與原判一樣，將陳光誠判了四年三個月。對此，「老百姓怎麼服氣，社會如何和諧」？李勁松表示，面對這種對公權力的濫用，連他這樣一個懂法的律師，也都受到當地公權力的傷害，從一個中立的律師，最後也成了受害者。

陳光誠案百姓不服氣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擔任陳光誠辯護人的李勁松和助理開車從北京赴沂南縣，但到了陳光誠所在村的村口，汽車即被政府派往阻止的人推翻，隨時攜帶的攝像機被他們搶走，「當時有公安在場，但作案者至今沒有受到查處，攝像機也沒有拿回」。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當李勁松和李方平等三位律師乘坐大巴，再次從北京到臨沂辦案時，客車在進入臨沂地界後，他又被地方當局的派遣人員圍毆，同行的李方平律師為保護李勁松，不幸被七、八位歹徒以鐵棍打中頭部，造成腦震盪，血流披臉，傷口長達四厘米，整個圍毆傷人事件至今沒任何結果。

李勁松說﹕「我們至今還在等待主持公道的力量，但在沒有討回公道之前，傷痛客觀存在，當我看到類似事件，很容易引起共鳴，老百姓更是這樣。」他認為，真正可以顛覆中共統治的，不是國外反對勢力，不是老百姓上訪，而是中共黨內濫權枉法的貪官污吏，「他們的所作所為動搖了中共的統治基礎和民眾信任基礎」。

這些年來，中國民間日益嚴重的不滿情緒，不但普遍存在於城鄉基層，更深藏於不少知識分子的心中。兩年多前廣東「南方都市報事件」，當局以莫須有的藉口，報復抓捕了該報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喻華峰，判了八年重刑；拘留了總編輯程益中等人，程被關押了一百多天。事件不但激起了中國新聞界和知識界的不滿和抗議，更種下了知識分子憤怒的種子。近三年來，中國知識界為「南都案」和喻華峰發起了多次簽名請願運動，人數年年增加，比如零四年有兩千多人簽名，零五年簽名人數將近三千，零六年超過三千多人。有關的簽名請願信都被交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

喻華峰妻子向麗表示，兩年多來她為喻的冤案不停上訪或寫信，到過國務院信訪辦、全國人大信訪辦和最高人民法院信訪辦五次，還寄出了兩千多封上訪信，對象包括一百多位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司法部門負責人，廣東省委、省政府、人大和政協的「四套班子」以及檢察院法院負責人等，但至今幾乎沒有任何音信和結果，深感「上訪無門」。

中央調查南都案冤情

唯一讓她感到有一絲希望的，是最高法院信訪部門法官約她了解情況，知道中央領導有一百三十多封信轉到最高法院。去年六月十九日，最高法院為此向廣東有關機構發函調閱喻案卷宗，但廣東方面至今一直不給。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作為中共政治局委員，事實上也知道「南都案」的效應給他和廣東地方當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消息稱，張德江有在離任廣東省委書記前解決「南都案」的想法，因為風向確實變了。羅幹的文章證明了中共行之多年的「穩定壓倒一切」政策，已不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中國需要「促進和諧」的新思維，更需要司法正義和社會正義。

人生三路向

作者：钱穆

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

向往必有对象。那些对象，则常是超我而外在。

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对物质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科学。前者偏于情感，后者偏于理智。若借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的话，宗教是软心肠的，科学是硬心肠的。由于心肠软硬之不同，而所向往发展的对象也相异了。

人生一般的要求，最普遍而又最基本者，一为恋爱，二为财富。故孟子说：“食色性也。”追求恋爱又是偏情感，软心肠的。而追求财富是偏理智，硬心肠的。

追求的目标愈鲜明，追求的意志愈坚定，则人生愈带有一种充实与强力之感。

人生具有权力，便可无限向外伸张，而获得其所求。

追求逐步向前，权力逐步扩张，人生逐步充实。随带而来者，是一种欢乐愉快之满足。

近代西方人生，最足表明像上述的这一种人生之情态。然而这一种人生，有它本身内在的缺憾。

生命自我之支撑点，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你向前追求而获得了某种的满足，并不能使你的向前停止。停止向前即是生命空虚。人生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并不在某种的满足，而在无限地向前。

满足转瞬成空虚。愉快与欢乐，眨眼变为烦闷与苦痛。逐步向前，成为不断的扑空。强力只是一个黑影，充实只是一个幻觉。

人生意义只在无尽止的过程上，而一切努力又安排在外面。

外面安排，逐渐形成为一个客体。那个客体，终至于回向安排它的人生宣布独立了。那客体的独立化，便是向外人生之僵化。

人生向外安排成了某个客体，那个客体便回身阻挡人生之再向前，而且不免要回过头来吞噬人生，而使之消毁。

西洋有句流行语说：“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大可报告我们这一条人生进程之大体段的情形了。

若果恋爱真是一种向外追求，恋爱完成才始有婚姻。然而婚姻本身便要阻挡恋爱之再向前，更且回头把恋爱消毁。

故自由恋爱除自由结婚外，又包括着自由离婚。

资本主义的无限制进展，无疑的要促起反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

知识即是权力，又是西方从古相传的格言。从新科学里产生新工业，创造新机械。机械本来是充当人生之奴役的，然而机械终于成为客体化了，于是机械僵化而向人生宣布独立了，人生转成机械的机械，转为机械所奴役。现在是机械役使人生的时代了。

其先从人生发出权力，现在是权力回头来吞噬人生。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之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和教会，也会对人生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再向前，使人生感受到一种压力，而向之低头屈服。

西方人曾经创建了一个罗马帝国，后来北方蛮族把它推翻。中古时期又曾创建了一种圆密的宗教与教会组织，又有文艺复兴的大浪潮把它冲毁。

此后则又赖借科学与工业发明，来创建金圆帝国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现在又有人要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来把这一个体制打倒。

西方人生，始终挟有一种权力欲之内感，挟带着此种权力无限向前。

权力客体化，依然是一种权力，但像是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权力了。于是主体的力和客体的力相激荡，相冲突，相斗争，轰轰烈烈，何等地热闹，何等地壮观呀！然而又是何等地反复，何等地苦闷呀！

印度人好像自始即不肯这样干。他们把人生向往彻底翻一转身，转向人生之内部。

印度人的向往对象，似乎是向内寻求的。

说也奇怪，你要向外，便有无限的外展开在你的面前。你若要向内，又有无穷的内展开在你的面前。

你进一步，便可感到前面又有另一步，向外无尽，向内也无尽。人生依然是在无限向前，人生依然是在无尽止的过程上。或者你可以说，向内的人生，是一种向后的人生。然而向后还是向前一般，总之是向着一条无限的路程不断地前去。

你前一步，要感到扑着一个空，因而使你不得不再前一步，而再前一步，又还是扑了一个空，因而又使你再继续不断地走向前。

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向外的要在外建立，向内的则要把外面拆卸，把外面遗弃与摆脱。外面的遗弃了，摆脱了，然后你可走向内。换言之，你向内走进，自然不免要遗弃与摆脱外面的。

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洒落的人生，最后境界则成一大脱空。佛家称此为涅槃。涅槃境界究竟如何呢？这是很难形容了。约略言之，人生到达涅槃境界，便可不再见有一切外面的存在。

外面一切没有了，自然也不见有所谓内。内外俱泯，那样的一个境界，究竟是无可言说的。倘你坚要我说，我只说是那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将永远是那样的一个境界，佛家称此为一如不动。

依照上述，向内的人生，就理说，应该可能有一个终极宁止的境界，而向外的人生，则只有永远向前，似乎不能有终极，不能有宁止。

向外的人生，不免要向外面物上用功夫。而向内的人生，则只求向自己内部心上用功夫。然而这里同样有一个基本的困难点，你若摆脱外面一切物，遗弃外面一切事，你便将觅不到你的心。

你若将外面一切涂饰通统洗刷净尽了，你若将外面一切建立通统拆卸净尽了，你将见本来便没有一个内。

你若说向外寻求是迷，内明己心是悟，则向外的一切寻求完全祛除了，亦将无己心可明。因此禅宗说迷即是悟，烦恼即是涅槃，众生即是佛，无明即是真如。

如此般的人生，便把终极宁止的境界，轻轻的移到眼前来。所以说立地可以成佛。票数：0我顶

中国的禅宗，似乎可以说守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不向外，同时也不向内，屹然而中立。可是这种中立态度，是消极的，是无为的。

西方人的态度，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佛家的态度，同样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你不妨说，佛家是无限向后，无限静退，这只是言说上不同。总之这两种人生，都有他辽远的向往。

中国禅宗则似乎没有向往。他们的向往即在当下，他们的向往即在不向往。若我们再把禅宗态度积极化，有为化，把禅宗态度再加上一种向往，便走上了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另一种境界。

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然中立，他也有向往，但他只依着一条中间路线而前进，他的前进也将无限。但随时随地，便是他的终极宁止点。

因此儒家思想不会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个上帝。他只说人性由天命来，性善，说自尽己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内。

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们不反对人追求爱，追求富。但他们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撑点，偏向到外面去。

他们也将不反对科学。但他们不肯说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知识即权力。他们只肯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只肯说天人合一。

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他们虽然认有当下即是的一境界，但仍不妨害其有对辽远向往之前途。

他们悬至善为人生之目标。不歌颂权力。

他们是软心肠的。但他们这一个软心肠，却又要有非常强韧而坚定的心力来完成。

这种人生观的一般通俗化，形成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

中国人常喜祝人有福，他们的人生理想好像只便在享福。

福的境界不能在强力战斗中争取，也不在辽远的将来，只在当下的现实。

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福，但他们只在主张福德俱备。只有福德俱备那才是真福。

无限的向外寻求，乃及无限的向内寻求，由中国人福的人生观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不会享福的。

福的人生观，似乎要折损人们辽远的理想，似乎只注意在当下现前的一种内外调和、心物交融的情景中，但也不许你沉溺于现实之享受。

飞翔的远离现实，将不是一种福，沉溺的迷醉于现实，也同样不是一种福，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印度佛家的新人生观，传到中国，中国人曾一度热烈追求过。后来慢慢地中国化了，变成为禅宗，变成为宋明的理学。近人则称之为新儒学。

现在欧美传来的新人生观，中国人正在热烈追求。但要把西方的和中国的两种人生观亦来融化合一，不是一件急速容易的事。

中国近代的风气，似乎也倾向于向外寻求，倾向于权力崇拜，倾向于无限向前。但洗不净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一种现前享福的旧的人生观。

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

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的融和到自己身上来，这该是我们现代关心生活和文化的人来努力了。

以上的话，说来话长，一时那说得尽。而且有些是我们应该说、想要说，而还不知从何说起的，但又感到不可不说。我们应该先懂得这中的苦处，才能指导当前的人生。

摘自《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