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二月 17, 2007

中国突然允许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奖

2007年02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52北京时间 13:52发表

高耀洁目前遭到软禁(图片来源:高耀洁个人博客)

近日一直遭软禁的中国著名爱滋病活动人士高耀洁说,河南省官员通知她可以去美国领奖。

今年80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因在维护中国爱滋病患者权益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而获得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

但是河南省当局为了阻止高耀洁前往华盛顿领奖,从二月初开始将高耀洁软禁在家中,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

当局甚至而且一度切断她的电话线路,只是在她承诺不去美国领奖后才恢复。

不过高耀洁星期六(2月17日)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伊人电话采访时透露,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在星期五晚间到她家,告诉她可以去华盛顿,甚至表示河南政府愿意帮她办赴美的手续,不过遭到高耀洁的拒绝。

高耀洁表示,她去美国的签证已经办好,并说她在2月25日动身前往美国。

美联社报道引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官员称,河南省一直没有禁止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奖,并说任何其它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说法遭到高耀洁的驳斥,她说:"没有这样事,他要这样的话,我门口还会站上警察了吗?"

高耀洁表示,目前她的门外已经没有警察,但是她仍然并不放心。她说:"我不知道他们还会搞啥阴谋诡计。"

胡锦涛批示

据美国民主党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透露,高耀洁是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专门批示后才被允许前往美国领奖的。

希拉里是颁奖给高耀洁的美国"生命之音"组织的名誉主席,预定将由她给高耀洁颁奖。

在高耀洁遭到软禁以致不能领奖的事件曝光后,希拉里致信胡锦涛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呼吁他们允许高耀洁到美国领奖。

希拉里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她欣喜地得知中国政府同意允许高耀洁领奖。

"生命之音"主席威尔维尔对最新的发展表示异常欢迎,她发表声明说:"高医生曾多次表示希望亲自领奖,看来她的愿望将变成现实,我们都为她感到高兴。"

爱滋斗士

高耀洁医生被誉为"中国民间抗爱滋第一人"。

她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1996年开始关注爱滋病防治工作和爱滋病人的处境。

2000年开始,在高耀洁等人的努力下,河南和全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爱滋病蔓延这一人类公共卫生历史上的惨剧终于被揭发出来。

高耀洁在呼吁人们关注爱滋病问题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多国际组织的赞扬和嘉奖。

不过河南政府多次阻止高耀洁出国领奖,2001年她获得联合国全球卫生理事会奖励,但是河南拒绝给她发护照,造成她无法前往纽约领奖。

而2003年,高耀洁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拉格塞塞奖,最后也因受到当局阻挠而无法成行。

BBC Chinese. Com

星期五, 二月 16, 2007

美政治历史泰斗研判中共数年内崩溃——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 呼吁美国的执政者提高警觉

(博讯2007年2月16日 转载)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举办“重塑中国政策”(Reframing China Policy)一系列辩论会,第一场辩论会于2006年10月举行,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限将至吗”?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提出了他的肯定看法。

他说,1991年12月苏联的垮台加深邓小平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以免中共和苏联一样走入历史。邓小平认为经济成长的先决条件是安定,任何的不安定都有可能使中共垮台。今天,胡锦涛及温家宝同样地积极减少中国内地与沿海省份间的差距,以避免因不平衡所衍生的不安定。

麦克法夸尔教授预测,中国共产党的大限将至,他分析中共所面临的问题,预估中共将在数年内垮台,并呼吁美国的执政者提高警觉。以下是他的分析:

高压统治与残暴镇压

中共虽然采取高压统治手段控制人民的思想,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判断的能力。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为例,谁都不会想到,胡耀邦的去世会激发当时的大学生们起而反抗中共的高压统治,要求民主,并且因此危及中共统治政权的地位。

天安门事件10年后,一万名法轮功学员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虽然这只是一场和平的请愿,但已经大大的惊吓到江泽民,并开始对和平的修炼者进行残酷的镇压。数年后,SARS的蔓延,更令中共措手不及,并且极力地对外隐瞒。

上述突发事件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现在中国内部几乎每天都发生群众抗议事件。虽然中共以残暴的方式压制这些抗议,但即使中共的领导人,也不能保证这些单一事件不会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

对于未亲眼见证数以万计抗议事件的外国人而言,他们只看到中共惊人的经济成长以及表面的安定,不会想到中共有垮台的可能。然而中共是外强中干,体质十分脆弱,这可以由中共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窥真相。

中共权力核心已遭侵蚀

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被视为是苏联共产联盟最有纪律的共产党,即使毛泽东的大跃进、乌托邦式的愚民政策,以及紧跟而来的可怕饥荒,也没有动摇中共的权力核心。然而,文化大革命及邓小平改革时期的革命运动,严重侵蚀中共的权力核心。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语录胜过所有的信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透过红卫兵解放中国社会,并且消灭革命意志软化的党员。毛泽东想不到的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在见证了这场残暴的排除异己的手段后,已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共死里逃生,是因为邓小平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绝对服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胡锦涛是否拥有足够权力以采取和邓小平一样的镇压措施,不无疑议。

马列主义毛泽东一直是指导政策及社会结构的最高指导方针,也是维系毛泽东主义、中国社会及人民的要素。为了巩固权力核心,中共的继任者致力创造新的指导方针,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但由于内容贫乏,因此都不成功。

中共也曾企图运用民族主义引诱人民反对日本,但其为两刃刀。如果反日的示威者反过来认为中共政权未捍卫中国利益时,极有可能将不满情绪宣泄给中共的领导人。因此,中共的高压残暴统治策略又能维持多久?

穷人的抗争

对中共干部而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教条已改为邓小平的“致富光荣论”口号。中共内部贪腐情况相当严重。中共领导阶层十分清楚,贪腐是1940年代蒋介石失去民众支持的主因,他们担心面临同样的困境。

人民解放军仍然具有镇压暴动的能力,但其领导阶层是否团结一致,以及其是否充份听命于胡锦涛,令人怀疑。此外,在中共统治阶层有所动摇的同时,社会运动人士的兴起,对中共构成极大的威胁。

中共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时期复苏,但社会激进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并未稍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安定是发展的基石,但中国的社会已不再安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年内,中共内部发生许多社会运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天安门事件、法轮功的和平请愿之外,也发生了工人抗议被解雇及补偿金太少、农民抵抗农地征收、非法税金、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等。此等事件的背后潜藏着官员的贪腐,并且透露出中共统治阶层已无法压制新兴的社会抗争,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是脆弱的。

这些零星抗争的星火总有一天会延烧为燎原之火,扩及整个中国,届时中共领导阶层由于意见互异,将无法提出解决之道,并且危及中共政体的生存。

因应策略

面对不稳定的中共政体,美国的上策是不为中共的政策背书,包括中共的违反人权政策。美国不可能接受如同中共一样的独裁政体,但尽可能促使中共参与国际规范,以影响中共的决策,这不失为一个改变中共政体的好方法。

如果中共是瞬间垮台,美国保持中立会是个上策。目前无法推测会是哪一个党派取代中共,因此中共瞬间垮台后的情境,有可能是军队暂时接管,维持社会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中共内部的某一伙人,更名并重新再造中共,以阻止中共的完全垮台。第三种可能是某些群体的领袖宣布组织民主体制。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美国极有可能被告诫不要插手,以免损及后共时代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关系。

来源:新纪元

胡锦涛全球最大独裁者榜上名列第四
2007.02.15

美国“大观”杂志日前公布2007年世界十大独裁者名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第四。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就此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大观”杂志在美国作为星期天副刊与350家报纸一起发行,如《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影响很大。自从2003年以来为大观杂志每年编辑独裁者排行榜的美国自由作家沃勒海因斯基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了胡锦涛为为什么榜上有名的原因:

“举例来说,美国国务院每年的国际人权状况报告列出中国政府在22个领域有违反人权的记录,此外胡锦涛一人独领中国党政军三项最高权力于一身,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个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劳教所依然存在。”

胡锦涛在2007年的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名列第四,著有《特权论》一书,目前旅居丹麦的中国异议人士陈泱朝认为,大独裁者排行榜排名对胡锦涛不公,胡锦涛应该名列前茅:

“因为从对人类危害最严重,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影响罪恶劣的情况来看,胡锦涛应该是第一位。因为中国是那样一个人口大国,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地位和影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最近他们把气象卫星击落了,都是在真正地执行所谓邓小平制定的‘捆绑’战略,要向拥有自由挑战。从这个危险性来讲,他应该是第一个大独裁者。”

其实,胡锦涛与自己相比,已经从2006年的第六位上升两位,排在今年的第四位。对此,沃勒海因斯基解释胡锦涛排名为什么上升的原因:

“我认为是因为北京为准备2008年奥运会而违反人权的记录。如:强制拆迁、非法侵占土地、腐败有增无减。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称之为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鼓励他国独裁者学习中国只开放经济领域,不开放言论自由的做法。”

沃勒海因斯基表示,北京只开放经济领域的做法使一些西方公司和政府在与中国经贸往来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不久前发表“三个独裁者死于06年”一文。文章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和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死,对活着的独裁者是丧钟,对生活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的人们是鼓励; 三个独裁者之死预示着21世纪将是消除独裁和极权统治的世纪。说到胡锦涛,孙教授认为短时间内独裁不会在中国被消除:

“在1年、2年里是很难。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世界潮流,独裁者是越来越少;第二个是要看他自己怎么掌握潮流走向。”

与胡锦涛一起名列前十位的独裁者分别 来自苏丹、朝鲜、伊朗、缅甸、津巴布韦、利比亚、叙利亚和赤道几内亚的最高领导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受害者要求把落实反右政策列入两会提案

2007.02.15

中国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有消息说,不少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其亲属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把落实反右政策列入提案,此举已受到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海外博讯新闻网星期三引述北京新闻界人士透露,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国不少在反右运动中曾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及其亲属纷纷通过网络签名、人民来信等渠道,向即将于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提议,要求把进一步落实反右平反政策列入提案。

其主要内容为:被错划、错整为“右派”、“中右”、“右派边缘分子”的,其减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并加上银行利息;对在劳教、劳教中死亡、在被批斗中死亡、及因受迫害而自杀的,由其亲属领取补发款。消息说,此举已经引起参加两会的法律界人士关注,部分人士已明确表示支持,他们中间有的也曾受“反右”运动的迫害。

消息说,日前,已有二百人在各地上网签名,发起人希望在两会召开前征集到万人签名,以利于促使大会作出决议,正式将提案交付表决通过。当年的右派、山东大学的史先生表示:

史先生:重庆有四十五人集体寄给中央的(信)我这里还有他们的稿子,其它个人寄给中央的,还有很多人,我手头就有十几份。

对于反右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提出的精神和物质补偿,曾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云南省的邵正祥认为有十分的必要。他说:

邵正祥: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他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那么我就说右派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对和谐社会是莫大的讽刺,这些矛盾不解决右派问题,社会和谐是建不起来的。

史先生和邵正祥等早在二零零五年曾发起联署要求对“右派分子”进行物质和精神补偿,当时有一千四百多人签名,信件在海外互联网公开后,云南省公安人员找到邵正祥向他施加压力,签名停止。邵正祥说:

邵正祥:我们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中央已经看到我们的信了。

记者:除了这两位警官来找你说这样的话之外,有没有正面的响应?

邵正祥:没有正面响应。

而史先生表示,他正计划自费印刷一份评述“反右运动”的书稿,此书由一批著名右派如已故剧作家吴祖光、新华社记者戴煌等人联合编撰:

史先生:吴祖光写的序言,还有已故的萧干,作家,新华社记者戴煌,我找了一大批,我自己写了一部分文章。书在十年前就写完了,但不让出,国内原来广东的经济出版社要我的稿子,清样都给我了,最后还是不让出。今年上半年我将自费出。

至于有关网上签名是否能顺利进行,以及能否正式在两会中提出,人们正在观察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北京针对群众抗议事件的政策面临重大调整

2007.02.15

香港的《亚洲周刊》最近撰文指出,北京针对群众抗议事件的政策目前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中共正在考虑以“促进和谐”的柔性政策取代多年来“稳定压倒一切”的刚性政策。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亚洲周刊》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于去年11月27号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得出上述结论的。罗干的这番讲话还发表在今年2月1号《求是》杂志上,表\x{984c}为《政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担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亚洲周刊》的文章认为,罗干公开承认中国当局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权管制危机,因为社会公平正义没法得到有效的落实和伸张,一些民众在群体性抗议示威事件中“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他提醒中共各级官员“这种社会现象很值得深思”,因为“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和谐”。美国纽约的律师叶宁先生,就罗干的讲话表示:

“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两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性的突破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的,也不可能会有。一些改善的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从2007年1月1号,把死刑最后核准权诉回到最高人民法院,这样的小改小革有,但是问题在于中共如果跳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话语系统和政治系统模式的话,那么和谐社会是没法建立的。要跳出这个模式就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亚洲周刊》的文章指出,罗干的讲话是中共高层这些年来第一次鼓起勇气,对近年来中国各地星火燎原般的民众维权抗议行动予以公开承认,也是对中国各级司法系统的严厉鞭笞。

罗干在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价值追求。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最集中的要求,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最近几年来,中国各地民众抗议示威事件有增无减,2005年已经达到87000多起,参与人数逾5百万人,平均每天240起。叶宁表示:

“这已经超过了俄国二月革命之前突发事件的总数,是所有发生过大革命国家在革命前夜发生的群众事件的几倍或者是几十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不仅面对着国内来自底层民众自发的抗议,而且已经面对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这种抗议和挑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本身内部和它所掌握的武装部队内部的。”

罗干还指出,中共执政危机实际上来自中共本身。他要求刑事案件不能只注重刑法“震慑”,还要着力把涉案者改造成不对抗社会的新人;处理纠纷,既要严格依法及时作出裁决,还要探索实现“罢访息诉”的途径;处理群体性抗议示威事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维护治安,不能只依赖处罚来使人服从,而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星期三, 二月 14, 2007

半世纪后的小小右派

在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的2007,开年之首,中国文坛便又有一只反右年代的幽灵掩埋而至--章诒和,「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的近作《伶人往事》,一册温柔的非以政治斗争为重心的梨园故事,「因人废书」,掀起禁书风波;她原要在本月初来港参加国际笔会,也因要留在京跟新闻出版总署打官司,不能来了。

「她是小大右派,我是小小右派。」巫一毛说。她本来与章诒和同来参加以自由写作为主题的会议,「我原来还想会一会她呢」,可惜错失了。但作为右派知识分子、著名翻译家巫宁坤的女儿,巫一毛概括了以百万计小大右派、小小右派血泪故事的童年自述《暴风雨中一羽毛》,最近翻译成中文版,法、德、丹麦文的版本亦在接洽中。

笔会上,一毛碰上另一与会者,告诉她自己父母皆是右派,领不到半分工钱,小时候要四处向人讨饭吃。

右派子女的凄酸经历,在美利坚大陆上,唤起多少同代人集体记忆,如今,才要真正以彼此的母语呈现。

巫一毛1981年到美国自费留学后,攻读MBA,毕业后任矽谷公司主管,现居美国加州。英文版原著去年在美国最大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后,在全美巡回演讲打书,亦接受电视采访。一天,她在家附近中餐馆吃饭,发现一女侍应盯着她瞧了好久。

终于,女侍忍不住问她:「怎么你好像电视上那作家巫一毛?」

她说:「我就是。」

女侍一呆,便站在她的桌旁,缓缓但滔滔不绝向她诉说。女侍谢她写出同代人的故事,引起她涌念起自己同样的经历,「她想起小学时候,同学一下课,总无故把她推到墙角,狠狠地便一阵毒打」

女侍一边说,一边眼泪涮的泊泊直流,巫一毛同桌美国朋友不知就里,吓得一阵慌;邻桌客人也以为巫一毛怎样欺负了女侍。

是的,右派子女在反右运动、在文革的经历,非身历过那时代那社会,不易理解。

是的,在一直以来都因中国锁国而至八十年代仍有人不知「中国下雨否」的美国,谁能想像,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那20年时间?,一个女孩几乎甫出娘胎,便注定要吃这个时代的痛苦?

巫宁坤为北大(燕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提倡图书馆多进原装英文书,而且,他所翻译的The Great Gatsby其中一个封面,是一外国人手持酒杯喝红酒的图样,他便以「崇洋媚外」、「走资」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女儿和么子在母亲肚子里时便也成了小右派。一毛更因害怕上学途中被同学殴打,便在学校围墙挖狗洞出入,却仍把门洞美滋滋地称作「月亮门」;父亲发放劳改,没有收入,家中只靠母亲每月57块钱喂这五口之家,一毛自小便要照顾自己,8岁有天牙痛,拔牙后冒雨路经树林,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襟章,引诱进树林强暴......

这些惨痛经历,读得让人心惊胆颤,透过一小女孩的视角道来,更叫人心疼:「有位美国读者跟我说他一夜间读完了书,『因为我不愿意就这样把那可怜的女孩孤零零的留在那里』。 」

不可思议的经历

其实,在她与美国合写者、资深作家Larry Engelmann合作的过程中,便曾因Engelmann建议而删去不少撕心裂肺的往事:例如她另一次被父亲的同事强暴--Engelmann认为,书中所写已够惨了,再更惨绝人寰,将显得不可思议,反而令人生疑。

所以,很多细节,书中都没写,譬如一次她跟妈妈下放到乡下高庄,天下雪的时候,她从村里走20分钟的路到街上买盐,她突然脚下一滑,把用报纸包裹的粗盐撒了一地,融在雪地里。她至今仍清楚记得那女孩欲捡无从,跪在雪地哭了起来的画面。

她和Engelmann合作写书时,曾经先把自己经历告诉他,自己边讲边回忆边哭了起来,但Engelmann骂她:「你为什么哭?你要感动的是我,不是自己!」后来,当Engelmann回听一毛说故事的录音后,他连忙向她道歉,说:「我真想钻到录音机里,掴自己两个耳光!我就没想过要你再说一次自己的经历,是种怎样的折磨!」

是的,因为回忆太痛,自她抵美并发誓永不归国、即使死也要死在美国后,她便发愿写书,但除了工作、婚姻生活太忙令她无暇一鼓作气动笔外,亦因每次执笔想起往事都叫她痛得停笔,好久不敢再碰,写写停停,直至20年后才写成,初稿稿纸从地上叠至天花,但一交予她的文学代理Sandra Dijkstra,即顺利在Random House出版;作为美加版《明报》专栏作者,繁体中文版亦很快写就出版。

用英文写出自己故事,她完了心愿;写出中文版,她更当作精神奖项。可她没想过发表简体版,她根本就知不可为。书背印有《上海生死劫》作者郑念的评语:「这是一本『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充分反映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便足以把书禁掉吧。」特别在这反右50年的敏感时刻。

书不可能禁得了

她批评新闻出版总署禁书非常愚蠢,「网络时代到处有章诒和的文章,何况还有盗版。」即使禁也不可能禁得了。但她敬佩仍在体制内的章诒和「用生命维护自己文字」的勇气。假如她的书被禁呢?「那我要感谢它。这样书会更畅销吧。」她笑起来。直言而毫无忌讳,从来是她的作风--是右派血液中流传的基因?

原载香港《明报》

巫一毛写书回忆失落童年

VOA记者: 齐之丰

美国加州硅谷地区一家IT公司的高级主管巫一毛最近出版了一本英文回忆录《Feather in the Storm,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中文译为《暴风雨中的羽毛,失落在混乱中的童年》,讲述了她在中国度过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有读者赞扬巫一毛的童年回忆录令人惊心动魄,又令人心碎。与此同时,巫一毛承认,让华人青少年,尤其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了解、理解她以及她父母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是非常艰难的挑战。

*父亲巫宁坤被定为右派*

巫一毛的父亲、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教授巫宁坤早年留学美国,一度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正道同学。

1950年代初,巫宁坤满怀为建设祖国做贡献的热忱返回中国,但回到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之后,不断被迫经历一场又一场无可逃脱的政治运动,在1957年因为听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号召,给中共提了意见,因而被中共当局打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投入监狱。

*名字出自唐诗 父亲寄予厚望*

巫一毛1958年出生在北京。当时,中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阳谋”深陷囹圄的父亲巫宁坤教授在监狱中得知女儿出生,用唐代杰出的诗人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句“万古云霄一羽毛”为她取名“一毛”。

用巫一毛自己的话说,父亲“渴望着未曾相见的我能如鸾凤高翔,独步青云。他更希冀着我能创奇功伟业使历代敬仰”。

*饥荒动乱伴随成长*

然而,等待着巫一毛的却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权带来的大饥荒,然后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浩劫、大动乱,父母饱受迫害、摧残,巫一毛本人作为右派的子女也跟着受尽苦难。

在当时的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有类似于巫一毛一家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听上去象是天方夜谭。

*回忆录感动9岁华裔男孩*

巫一毛的英文回忆录《暴风雨中的羽毛,失落在混乱中的童年》出版之后,一位记者看到一个不到九岁、阅读能力不错的华人男孩津津有味地阅读这本回忆录,读完之后还能朗朗上口地讲述回忆录中的事情---在1960年代初中国当局制造的大饥荒年代,巫一毛的姥姥如何把活命的口粮节省给她吃,她的舅舅如何看不下去,担心她姥姥会饿死,于是如何把她送回到她那处于困境中的父母身边。

看到这个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小学生如此津津有味地阅读巫一毛的英文回忆录,然后又如此津津有味地讲述书中的事情,那位记者不禁产生一个强烈的疑问--这孩子知道回忆录写的是实际发生的残酷事实,而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哈里波特吗?假如这孩子不知道,如何让孩子知道呢?

*子女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巫一毛说,她先前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也没有被问到过这个问题。巫一毛有两个在上中学的孩子,一男一女。那么,她本人怎样跟自己的孩子进行历史的沟通呢?

她说:“我跟他们讲,跟他解释,他就说:Oh, that's the past, that's china, this is now, 我不要听。”

巫一毛说,两个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不会说中文,对中国也不是那么关心,认为妈妈讲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现在是现在,他们不要听过去的中国的事情。

*巫一毛:希望孩子们不再遭受苦难*

巫一毛在回忆录中写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通过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有助于别的孩子永远也不会被迫再经历一次那样的苦难。但是,作为一个华人,如何让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苦难的过去呢?

她说:“我觉得非常难。我的两个孩子,儿子18岁,女儿15岁。他们吃饭,饭剩了一大堆,就一下子倒掉。我的女儿现在特别喜欢做菜,稍微炒得焦了一点,糊了一点,整个一锅菜就倒掉了。对这种事情,我非常火。我就跟她讲,我们那个时候假如能得到这样的菜吃,不知道会有多么的高兴。我们当年就差一点饿死了。但是,她听了我说这样的话还不高兴,跟我说‘没有关系的,现在不会挨饿了,妈妈,那是过去的事了。’”

*巫一毛:不能忘记过去*

巫一毛在回忆录写到1978年她上大学为止。自那时以来,将近30年过去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右运动”依然属于所谓的敏感题材,有关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版依然受到执政党宣传部门的严密控制。生活在美国加州硅谷地区的巫一毛认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保存历史纪录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是她写回忆录的初衷之一。

她说:“过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为像文革十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如果我们再不把它写下来、记住,下一代人就不会记得,就不会知道。”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星期二, 二月 13, 2007

用良心裁判权力,还是用权力裁判良心?--邓去世十年后重贴旧文《评邓》

作者:胡平

1. 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邓小平死了。从这些天海内外的各种评论来看,对邓的评价虽说是有褒有贬,但大体上还是褒多於贬。这不足为奇。记得毛泽东去世时,海内外的评价也是如此,而且褒扬者更舍得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斯大林去世时也是如此。这是权力的逻辑即成王败寇的逻辑。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後呢?

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

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

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後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後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於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後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2. 强权与舆论

上述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本来用不着我一再论证说明。想当初,六四枪响,举世惊骇,海内外同声谴责,绝大多数人都认定邓小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此成了千古罪人。可见,要对这样一桩显明的罪恶作出基本的道德判断根本无须呼任何高深的知识或复杂的推理。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过了七年多——这离"千古"还很远很远——以後,邓小平本人并不曾有过任何悔过的表示,而许多在当年义愤填膺痛加声讨的人却反倒改变观点了呢?

对於舆论的这种变化,我想邓小平大概事先多少就料到的,所以他当年才敢不顾舆论的巨大压力,悍然下令开枪。我在八九年八月写的《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一文中,让邓小平讲出这样的话:"历史上,搞小屠杀的人都失败了,搞大屠杀的人有些反而获得了成功"。"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杀了二十万共产党,当时世界舆论都骂他是屠夫,可後来怎么样?他站住了,站稳了,印尼没有再乱,经济也上去了,人们照旧要尊重他。这就是现实的政治"。暴君总是蔑视舆论的;但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民众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道德感,不尊重自己的良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那岂不活该被暴君蔑视?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对舆论的这种变化痛心疾首乃至愤世嫉俗。我的态度要乐观一些。因为我相信眼下看上去流行的那派意见其实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舆论。如前所说,斯大林、毛泽东去世时也曾赢得一片赞扬。这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伏尔泰说:"聪明的暴君都能寿终正寝。"我可以补充一句:寿终正寝的暴君往往还能得到一时的舆论的赞扬。因为权力压下了抗议的声音。这次邓小平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表现的十分紧张。天安门广场一类敏感地带密布军警便衣,对民间自发悼念活动严加限制,甚至连官方自己举办的悼念活动也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以防不测。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听不到响亮的抗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严厉的控制下,仍然有些勇敢的人们努力发出另一类信号。例如有人鸣鞭炮,有人扔小瓶子,还有人秘密贴出标语"大快人心"。北京有学生公开打出一幅横标"小平走好"。这话顺着读,意思是"小平好好地走";换种读法就成了"小平走了,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而这一天决不会太远,中国人民将摆脱恐惧,发出其内心真正的声音。我相信,对"六四"的严正谴责必将重占上风,历史罪人终究还是会被确认为历史罪人。退一万步讲,就算民心如水,本无定向,朝东暮西,反复无常。那么,今天它能变过来,难道明天它不能又变过去吗?我敢说,至少邓小平本人是不怀疑这一点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嘱咐将遗体火化,连骨灰也不保存,洒入大海呢?你真以为他有那么浪漫吗?

3.驳"不得已"

有一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曰"不得已"。根据海外流传的一份所谓"邓小平遗嘱",其中写到:"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我感到难过,那就是八九年的事。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执政几十年,没见过,眼看我们共产党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牺牲所换来的政权就要被颠覆,就要垮台,很危急,所以开了枪,结果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年轻的学生娃娃。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後来也想过,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当时的决定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

"不得已"一说实在不值一驳。道理很简单。要知道,人世间各种大的过错或罪恶,十之七八都是为了掩饰或拒绝改正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不得已"犯下的。例如强盗,强盗本来只想掠走财物,强盗本来并不打算杀人。强盗只是因为害怕失主上来争夺才"不得已"杀死失主,害怕目击者前去告发才"不得已"杀死目击者,害怕警察把自己抓进监狱才"不得已"杀死警察。因此,要看一件所谓"不得已"之事是否情有可原,关键是看在这场冲突中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压制不同政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邓小平顽固坚持专制立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开枪杀人,这只能是错上加错或曰罪上加罪。

不错,在民主运动中,我们既要敢於进攻,也要善於妥协。如果我们只知进攻而不知妥协,对方在情急之中便可能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一旦对方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那固然加深了对方的罪孽,但同时却也使得己方蒙受过於重大的损失,其效果反而不好。基於这层考虑,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策。不过这决不等於说邓小平在情急之中下令开枪就是"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因而便不再是犯罪。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没有选择"的情境其实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只不过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小、更难而已。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指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中,当事人要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容易做出不可挽回的错事。当我们说某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时,那语气常常带着遗憾的感慨,因为我们充分理解当事人的困难处境;可是,千古恨就是千古恨。你或许可以为邓小平在六四下令开枪一事表示某种遗憾,但遗憾的前提必须是肯定那终究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
4.邓传下卷为何难产

记得两年前,邓小平女儿毛毛来美,为她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英文版)一书促销;提及六四,毛毛称之为悲剧,也说那是"不得已"。不过毛毛没有讲明她所谓的"不得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共产党搞专政,搞镇压,从来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照这套逻辑,共产党专政既是天经地义,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共产党"不得已"只好镇压。假如毛毛说的"不得已"就是这个意思,那自然不必多说。但平心而论,我看毛毛还不是这个意思。

说来也是,毛毛写的邓小平传的上卷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其下卷却拖到今天尚未面世。原因何在?当然,下卷很不好写,尤其是六四这段故事不好交代。无非是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说,从八九民运爆发之初,邓就打定主意要坚决镇压,可是赵紫阳却拼命反对,致使镇压之令迟迟不能落实,民运得以坐大,最後"不得已"而动用机枪坦克。不过依我之见,这种写法未免有悖情理。不错,在八九民运中期,当局的态度一度较为温和,但那不可能只是赵紫阳一派之力,除非赵派同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或默许。据当年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後,赵紫阳赶到北戴河见邓小平,提议对学生采取软办法。邓对赵说:"你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这里,"我曾说过的话"应是指四二六社论,该社论是邓授意写的,其中把学运称为动乱。赵紫阳在五四讲话中,态度温和,只字不提"动乱"二字。赵在五一七代表政治局五常委的书面讲话中,更明确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说,赵在这段期间采取的态度,是得到邓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所谓"不得已"的另一种写法是,在八九民运期间,邓一度同意作出某种让步,以求得息事宁人。但是,让步的结果没能换得息事宁人,反而成了惹火烧身,最後"不得已"重新采取强硬措施;由於民运已经借机演成燎原之势,要扑灭就不得不动用极端手段,所以是"不得已"。

我估计,在未来的邓传下卷中,讲到六四这段事,毛毛大概会采用第二种写法。另外,毛毛大概也会写出邓家子女在八九期间的所作所为。例如在学运兴起之初,邓家子女如何找学生带话,劝学生适可而止,"给老爷子留个面子";例如在戒严令下达之初,他们又是如何劝告父亲千万别对学生开枪。当然,到最後,邓家子女大概都站到了父亲一边,赞成采用强硬手段平息"暴乱",不过那是在他们进行多方努力而皆告失败之後的"不得已"。只有这样写,毛毛才可能为他的父亲作某种辩解,也才可能为自己作某种洗刷。

倘若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邓传下卷为何难产的原因了。如果人们从毛毛写的书中了解到,原来邓小平也曾经有意作出让步,原来邓家子女也曾经不赞成对学生开枪,那对於修补邓和邓的家人的形象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就有可能激起人们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以及对六四造成的後果如何加以补救的问题。就算当初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後呢?现在呢?难道你们不该努力做些什么去弥补弥补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事情一旦破裂,要重新回到原点便相当困难。但是,难道就该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吗?六四过去七年多了。邓氏本人,邓的家人,中共当局,有足够的时间为疗治六四的伤痛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很好做。譬如给六四受难者亲属一些经济赔偿,要说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别人的名义总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某大款的名义,以海外某华人或某洋人的名义,以这个或那个慈善机构的名义。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曹操,掌握权势後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已"借别人的人头一用,但曹操至少还知道事後厚待其家属,此所以奸雄之为奸雄。邓氏呢?六四屠杀之残酷,自不必说。六四之後的狂抓滥捕,连基辛格看了都觉得过分。讲到六四受难者亲属,他们不仅蒙受失亲之痛,其後还要蒙受来自当局的巨大政治压力,别说得到什么补偿,就连海外人士提供的一点人道帮助也要受到当局的刁难,到头来许多亲属连这点钱都不敢去领。难道这也都是"不得已"吗?

5.关於"邓小平遗嘱"

毛毛在访美期间讲出"不得已"三字,虽是欲说还休,但仍然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这次海外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中共当局出面辟谣,说是海外异议人士"恶意捏造"。依我之见,捏造或许真是捏造,但绝非出自恶意。恰恰相反,这种捏造纯出善意,不仅与国人为善,而且也是与邓氏为善。假如邓小平果真对六四一事怀有歉意,那难道不会使国人对邓氏多一份谅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邓小平在弥留之际都生不起这么一点悲悯之情,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我希望邓小平遗嘱是真的,遗憾的是,它看来不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言,假若邓氏果有歉意,他为什么不在生前做些补救之事?再说,以邓小平的权势及其精明,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向国人致歉,难道他还能让别人一手遮天封住自己的口不成?秦始皇没料到自己死那么快,所以他的遗诏才给赵高、李斯做了手脚。邓小平身陷病榻久矣,焉能不为後事早作筹谋?固然,所谓邓小平遗嘱读来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是暴君自有暴君的逻辑。那逻辑就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口。越是错误,越是不能改口。暴君耽心的是,一旦改了口,哪怕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了声"不得已",别人就会认为你虚了,你弱了,别人就会趁机发难,大举进攻。口子一开,江河横溢,以後的事态就很难控制得住了。至於说暴君的过错造成的严重後果以及无辜受害者的悲惨遭遇,那对暴君而言永远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问题。

不难想象,对邓和邓的家人而言,六四总是块心病,私下不免会谈论,也可能感到歉疚。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种歉疚外化为具体的言辞或行动,如果受害者一方丝毫感受不到他们的歉疚,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6.关於"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共当局将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此话出自中共当然不足为奇,他们的惯例就是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於党,归於最高领袖。有趣的是,这种美誉竟然也被其他许多人所认可或接受。这就值得我们探讨一番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於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於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後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

其实,即便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我们也不应片面夸大邓小平的作用。譬如说,赵紫阳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就绝不亚於邓小平。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积极靠拢中共领导,为改革出谋划策。赵紫阳身边就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幕僚群。但邓小平周围却并没有这样的幕僚群。这不单单是因为邓的地位太高,旁人无从靠近,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并不管改革的方案设计问题。由此观之,称邓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名不副实。

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么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么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7.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我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因为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容忍才能得以实行。包括当初农民自发地搞单干也是有赖於邓的容许才得以存在。这就是邓的作用所在。若和古代的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比,邓在改革中的作用更象秦孝公和宋神宗,而不大象商殃与王安石。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改革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方可实现,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伟大功绩首先归给最高统治者呢?

我曾经讲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并不是只想做坏事,专制的本意倒是在於要做好事。专制就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邓小平的改革可以包容一切,唯独不能包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要承认人人都有权利做好事,承认人人都可以和平地竞争做好事的权力。邓小平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唯有邓小平才能做好事,於是人们就很容易把做好事的功劳统统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如果你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这话并无大错,它只是一句事实判断;如果你歌颂邓小平在改革中的的丰功伟绩,因为它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成份,它包含了对专制权力的阿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上述这层区别十分重要,我不妨多讲几句。休谟早就指出,价值判断不同於事实判断,从"是如何"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如何"。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遗憾的是,一般人恰恰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某些专制的辩护者就是从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歌颂邓小平的结论。另外一些人本能地对这个结论不满,却又苦於说不出不满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若要批评这个结论似乎便有不顾事实的嫌疑。殊不知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正需要我们的解释和评判。

试举例言之。江泽民宣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今日的成就。我说未必,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换成别的某个人,只要我们赋予他同样的权力,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很可能还更辉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专制者用强力排除了别人占据同样权位的机会。仅就中共上层小圈子而论,我看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就不逊色;且不说在野的"黑马"。再以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为例,都说那次讲话如何伟大,问题是,这究竟是那几句话太高深,别人谁也讲不出呢,还是因为那几句话极平常,只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别人谁讲了也没用?你霸着舞台不准别人上,然後又宣布这戏只有你才唱得好,众人能服气么?但若说没有乔丹,芝加哥公牛队就不可能多次蝉联NBA总冠军,这话就很有道理了。因为不管你换上什么人,哪怕你付给他同样的年薪,他就是打不了乔丹那么出色,奈何。乔丹成为公牛队的後卫,但他没有用强力排除别人占据此一位置的机会。这就是自由竞争和专制垄断的区别。

作为事实,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评价,我也乐於承认他还干得不错,有他的功劳。毕竟,这事也不是任谁都能做成那个样子的。

但是,象江泽民的赞词以及诸如此类,我却绝不认同,因为它暗含着对专制的肯定。

8.改革即自我否定

讲到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伟大功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去年《读书》杂志登有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的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後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七八年,邓小平下令为五十几万右派份子平反。如今一批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人们倒很少提起这份功绩。这也难怪,且不说邓小平的平反右派做得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尽人皆知,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正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因此,邓的平反至多是赎罪补过而已,谈不上什么功绩。那么,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呢?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四九年的那次革命。问题是,这第二次革命究竟是第一次革命的发展呢,抑或是第一次革命的否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恰恰就是改掉四九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四九年之前的状态。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自我否定。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肯定第一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二次革命;如果我们肯定第二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一次革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既否定第一次革命,也否定第二次革命;但他绝不能既肯定第一次革命又肯定第二次革命。

有趣的是,现在偏偏就是有不少人既歌颂第一次革命,又歌颂第二次革命。

譬如说,他们歌颂邓小平早年投身共产革命,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为推翻"旧社会"建成"新社会"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按照这些人今天的标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个硬道理,市场经济优於计划经济,等等;当年的邓小平不正是地地道道的"动乱精英"么?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货真价实的"颠覆政府",而且还是"用暴力颠覆政府"么?更何况这场"暴乱"的目的正是要摧毁原有的一点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而开辟"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这难道是应当歌颂的吗?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虽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信奉的观念确有不少问题,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这就怪了,说起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强调其理想主义,而不管其理想本身包含多少谬误,也不管他们为了实现其理想采取了何等恶劣的手段;说起现今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又大力称赞其务实精神,而不管其腐败与残酷。两种标准任意倒换使用,天下的便宜事都给他们占全了。

当然,邓小平等既能翻然醒悟,重新复辟被他打倒过的资本主义,那总是值得欢迎的。若单就改革这件事而言,我当然是赞成的,支持的,但若论及对邓的评价,我们不能不结合他一生的全部作为,因而是否还应给予高度的赞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因为中共搞革命,搞共产这一历史性的错误,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和整整几代人青春的沉重代价,这是决不应当忘记的。

9.为什么还心存感激

记得在七八年十月,我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心中确有意外的欣喜。本来,我在初试复试中均名列前矛,但由於家庭出身属黑五类,连自己事先都没抱什么希望。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青年获得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

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和讲话,感谢华主席,感谢邓副主席。我那时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感谢,我认为不必感谢,因为那是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它迟来了整整十年。我联想到列宁的故事,列宁的哥哥因参与刺杀沙皇而被处死,但那丝毫不影响列宁在第二年顺利地考入喀山大学。列宁在校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但那并不影响他後来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大学文凭。列宁为什么不感谢沙皇呢?如今,不少朋友都说,多亏邓小平,否则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出国留学。可是,当初邓小平们到法国留学,他们又是否感谢过那时候的政府呢?

鲁迅早就发现,我们很容易一边吃着大亏,一边还很高兴。这种事在文革中实在屡见不鲜。好端端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入牛棚罚苦役,後来宣布"解放",於是便感激涕零。我十分理解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被解放总是好事吧,莫非你还会生气不成?更重要的是,正象有人反问的那样,要是邓小平不下令恢复高考,我们的境况岂不是更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对统治者的某些举措心怀感激,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额外的恩惠,我们无非是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於统治者权大无边,他们完全可以不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也毫无办法,而他们却竟然给了,不感谢行么?五十年代不少地方举行婚礼,单位里的党领导常常奉为上座,新郎新娘致词时首先要"感谢组织的关怀"。这话让今人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你们恋爱结婚,组织又不曾牵线当月老,凭什么要感谢组织?问题是在当年,你们结婚是要组织批准的,组织不批就结不成。组织可以不批而却居然批了,你能不感谢么?现在结婚不要组织批了,所以现在人们结婚对组织也没有感谢之情了。

成语"作威作福",如今人们都当作贬义词,用来批评权势者蛮横霸道,为所欲为。如果我说邓小平作威作福,想必有人不同意,认为我对邓批评太过。可是,依据"作威作福"一词的原意——"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与",用在邓这位独裁者身上,不是正合适么?如果"作威作福"一词後来衍申出强烈的贬义,难道不是很正确的吗?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人民会把已有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专制统治者深明此理,所以主张对老百姓要恩威并施。如果你光给人民好处,人民会认为那都是该的,人民不见得会领你的情。要让人民知道感恩,你就必须让人民知道你的厉害,要让人民知道那些好处你是随时可以拿走的,你是完全可以不给的。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动词"让"字用得极其准确,暗示着那个不露面的主语,谁让?当然是他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不让"才有"让",能"让"意味着也能"不让"。无怪呼人们要感谢邓小平了。当年的列宁、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能够考大学和出国而感谢那时的政府,我们这代人却因为得到同样的东西而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究竟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优越呢,抑或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低劣?

也许,你会争辩说,邓小平革除了许多弊政——即使他也曾经是若干弊政的制造者——总是好事,对此我们总该感谢才是。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要提醒的是,真正的解放者应做之事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因为这些权利本是人民应有之物,所以他们很容易习惯,很容易把它认作理所当然,到头来反而不见得会有多少感激的心理。倒是那些半吊子的解放者,由於他们不是把权利当作权利而还政於民,而是当作恩惠——例如当作权力之下的政策——施与,从而造成受惠者长时期的仰赖心理(但愿邓公长寿,但愿邓的政策稳定不变),那往往反而能赚得更多的感恩戴德之情。撇开六四一事不谈,仅就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它在我们心中引起若干感谢之情的话,那么,其中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深长思之的问题。

10.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既然邓小平的赞颂者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视为邓氏的莫大功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再说上几句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若和俄国以及若干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甚至还显得很突出。这似乎印证了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论断:专制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

譬如在前苏联,由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公开性,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应运而生,不同政见争执不休;反对既然成为合法,政府的权威难免不大打折扣。有关经济改革的方案、政策,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反过来,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它幸运地具有从事经济改革的决心和眼光,因为它"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的反对"(杭廷顿语),所以更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将改革推向前进。

然而,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简单。不错,专制政府确实"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可是,凭什么说它更有能力抵制"既得利益的反对"呢?毕竟,政府不是悬空之物。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支持者——那首先就是权势集团自身。换言之,一个专制的政府可以置其他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於不顾,但它必须最大限度地照顾权势集团自身的利益。所以,专制政府推行改革,往往会采取最有利於权势集团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当专制政府要进行化公产为私产的经济改革时,它与其说是建立私人资本,不如说首先是建立官僚资本。所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可避免地会是让官僚们"先富起来"。

有人说,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就让官们先富起来又何妨? 撇开这种做法在道义上的问题不谈,仅从经济着眼,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改革方式。当年农村搞分田单干,不少干部分田多,分好田,占了便宜。好在分田以後,产权分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更重要的是,分田之後,原有的人民公社解体,社队干部变成了和别人一样的个体农民,不再是官。这等於是赎买,其结果是权钱分离,故而问题还算不大。可是,城市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采取了另外的方式。那便导致了官商的泛滥成灾。

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官商的泛滥乃是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最招人诟病的现象。何谓官商?官商并不是泛指官员兼做生意。官商是特指官员利用官的权力去增加自己从商的利益。一个市长兼经营地产,这不一定就叫官商。如果他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家的土地用低价买进,再抛向市场以高价卖出,这就叫官商(或官倒)了。不难看出,官商的存在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产权不明确,其二是官员有特权。在中国,两个条件齐备,无怪乎官商丛生。

11.官商与官僚资本

一直有人为官商和官僚资本积极辩护,曰"官商是改革旧体制的先锋","官僚资本是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其理由无非是:一、因为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二、官员们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好象成了资本家,这样,他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先前的既无公正、又无竞争的旧体制相比,如今至少引入了竞争机制,虽然它在起点上和规则上都很不公正,但是,不公正的竞争总比既不公正又不竞争要略胜一筹。三、由於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於整个经济的发展。四、只要整个经济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社会上大多数人均可受益,包括许多下层民众,其绝对生活水平实际上也会有所提升;如此等等。

我不否认官商和官僚资本可能有某种积极作用,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他们更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首先,官商们既然是靠特权致富,靠贪污腐败致富,因此,他们很可能更重视眼前的享受消费,奢糜挥霍,不重视生产,更不重视长期建设。

其次,官商们发财,凭的是权力而不是本事,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家,但未必有相应的才干,未必善於实际经营,所以未必有利於经济的发展。再有,不义之财令人心虚,这就导致了资产的大量外流。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和"太子党"的成员们发现,要把国有资产大张旗鼓地,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一是不方便,二是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把国有资产流出国外,其数额、其速度都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因为官商横行,权力可以带来额外的私利,於是很多人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去谋求官位。这些精力物力既然不是用在生产上,显然是极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而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本身就对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许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虽然自己不去谋求官位,但为了在瓜分国有资产上插上一脚,因而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和官府拉关系,从请客送礼到聘请官员的子女和退休官员在企业内担任要职,这类精力物力的耗费无疑也是消极的,不具建设性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应该有法制,可是,官商们本来就是利用法制不健全才发的财,所以他们很可能要阻挠法制的建立;又由於他们手握大权,官官相护,法律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更糟糕的是,上述种种消极作用,很难随着改革的持续进行而自行缓解,相反,它们倒很容易象癌症一样不断扩散,越益恶化。

如前所说,官商是半吊子改革的产物。唯有在公产制业已瓦解,私产制又未确立,产权既不明确,特权又未消除的状态下,官商才会出现。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这批人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半吊子的水平上。他们固然不愿意退回到旧体制,因为在旧体制下只有官没有商,但他们也不愿意建成新体制,因为在新体制下官是官,商是商。现在,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走回头路,一方面又宣称决不搞私有制。有人以为後一句话只是掩耳盗铃,虚晃一枪,我看未必。再有,邓小平一方面鼓吹加速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一方面又坚称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少人也以为後者无非是门面话,其目的仅在於应付保守派,我看也不尽然。道理很简单,既然眼下这种把"资本主义"混合在"社会主义"之中的半吊子状态最对特权集团的胃口,实在算得上官商的天堂,那么,他们又何苦不继续坚持下去,而非要搞什么真正的私产制不可呢?

12.改革的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它使得平民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它导致了平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剥夺。近年来急速增长的失业工人大军便是这种改革的典型受害者。

有人说,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因此失业乃不可避免的现象,故而不值得同情。他们还进一步论证道,失业者要求得到政府的照顾,实际上是想回到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所以是保守的、反动的。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给失业者必要的经济补助,尽快地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其他保险制度,可是在现有的形势下,这点微少的补助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遏止不住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陷入相对贫困以至绝对贫困的危险趋势。不过,这些人又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的阵痛,因而劝说失业者务必要顾全大局,共体时艰。依我之见,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必须看到,现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同於原先的公产制指令经济,也不同於真正的私产制市场经济。在真正的私产制下,人们或许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但是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原先的公产制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但起码在理论上享有保障。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在理论上",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连保障也没有,例如我自己就当过好几年的"待业青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是由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发起,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大锅饭让他们无饭可吃;在城市,则是由待业者和无业者发起,因为铁饭碗没有他们的份。所以旧体制罪莫大焉,不改不行。不过我们总要承认,旧体制确实曾经使得许多人享有过保障。自经济改革後,铁饭碗、大锅饭被打破,保障没有了,或者是降到很低很低,这就给许多人带来困难。当然,你会说,经济改革使人们获得了自由,因此我们应该为之欢呼而不应该对之抱怨。

自由(这里只是指经济自由)与保障之间的关系有如熊掌和鱼,两者都是好东西,但无法同等实现。自由多了,保障就会少;保障多了,自由就会少。毫无疑问,我们是主张自由优先的,所以我们坚决支持经济改革。然而,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了保障。这难道是公正的吗?你可以争辩说,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我承认改革要付代价。问题是这笔代价应该由谁来付。公产制、指令经济这一套既然是中共当局一手推行的,那么,由改革引出的代价就应该由政府来付。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它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强力推行共产制的灾难性後果,全部转嫁到对此後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不错,天下不应该有不能破产的企业,不应该有不能解雇的工人,但首先,天下不应该有不能反对的政府,不应该有不能下台的执政党!如果我们对犯下滔天大错还拒不负责,不准批评更不准改选的政府不置一词,却反过来指责无辜受害的民众"不识大体","不肯承受必要的改革代价",岂不是怕硬欺软、颠倒是非?

需要指出的是,公产制固然效率低下,但由於大家的努力,几十年下来毕竟也累积了不少财富。官商们借改革之机而一夜暴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权力;可是权力本身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说到底,官商们无非是把大家创造的财富强归己有罢了。如果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中国实行低工资制,这等於是工人预付了高额的保险金。现在,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经济窘迫,缺少基本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那些官员们吞掉了他们的这笔保险金。

顺便驳斥一种论调。某些私营企业者,通过和官员建立特殊关系,从而在瓜分国有资产时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美其名曰"挖共产党墙脚"。他们忘记了共产党并不是基金会,共产党自己并不创造财富,挂在国有资产账下的财富何尝不是人民的血汗。"共产党墙脚"自然是该挖的,但决不是这么个挖法。你可以说,横竖是大家的财产,与其让当官的独吞,不如我们也来捞一把。

这就要求你必须积极推动民主的实现,以便於产权公正而明确的界定,大家的财产大家分。否则,你无非是参与官商们对民脂民膏的巧取豪夺而已。

13.产权与公正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前共产国家在经济改革中要制止中国式的"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或曰"官员的私有化"),而大力推行"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式的大众(证券)私有化。"右派"上台要这么做(如捷克),"左派"上台也要这么做(如保加利亚的"前共产党")。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未必能取得什么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因为它有利於实现公正明确的产权界定,因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象捷克,推行大众私有化相当彻底,甚至在短期内便大见成效,其经济发展迅速,人称"中欧之虎"。联系到中国改革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各种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反思。

也许,有人会抗议道:"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大家财产大家分,这不是又搞平均主义了吗?"不对。我们这里讲的是公正而非平均。想当年,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打倒(兼以肉体迫害)地主资本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动员(并兼以强迫)农民及其他民众交出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资产,实现了空前彻底的国有化或曰公产制。尔後,假定人们决意改革,变公产为私产,那么,产权的首次分配将如何进行呢?从原则上讲, 无非以下五种办法:(1)。物归原主(譬如以共产前为准),退赔。(2)。全民分股,一人一份。(3)。招标拍卖。(4)。共产党独吞。(5)。混战一场,谁抢着算谁的。在这四种办法中,(5)是强盗逻辑,(4)等於是改头换面的强盗逻辑,只有(1)、(2)、(3)才合情合理。 乍一看去,"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确有平均主义之嫌,但问题是,既然公产制下的资产在理论上属於全体人民,谁也不比谁更占优势(官员们或许享有较多的管理权,但从没说过他们享有较大的所有权),那么,要解散公产制,大家平分就不失为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之一。在这里,我们不是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所以去平分公产;我们是根据公正的原则发现,将原先的公产分给其名下成员的最公正的办法之一是平分。对於原先并不属於人人有份的公产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赞成将之平分,所以我们不是平均主义。

讲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产权首次分配问题,应该说共产党也并没有公然采取自己独占或谁抢到算谁的这两种原则。大凡出台的产权界定方案,理论上还是较多地采取了物归原主(例如私房归还原主)、大家平分(例如农民分田)和招标拍卖(例如承包制)的原则。但是,由於共产党坚称不搞私有制,因此,全面的、明确的私有化方案无从提出,更无从贯彻。这就使得若干国有资产继续处於无主的混沌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要搞市场经济。於是,不少官员便利用特权,对那些"妾身不明" 的国有资产上下其手,变相地据为己有。一方面,当局从未承认官商为合法为正当;另一方面,它又为官商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一直高喊反官商反腐败,而实际上官商和腐败却总是反不掉,反倒越来越昌盛的原因。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官商与腐败问题的消极作用。他们主张冲破意识形态的禁忌,正大光明地搞私产制。这样一来,先前模糊不清的那部份产权势必将予以明确的界定,官商寄生的社会条件被清除,官商自身也就衰败了。至於说产权界定所凭借的原则会是什么,我可以相信,公正原则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任何公开端出台面的产权界定原则都不大可能是强盗逻辑,它不能不在形式上较多地体现社会公正。只是由於没有权力的制衡,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势必会扭曲变形,向权势者严重倾斜。

14.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然而,正象我在第11节指出的那样, 因为眼下这种既非公产、又非私产的半吊子状态最对官商们的胃口,他们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这种半吊子的水平上。

冲破私产制禁忌是大好事,可是,靠什么力量去冲破呢?这就要靠民主化之力了。前苏东各国,有些在经济改革上比中国起步更晚,一旦实现民主转型,很快就迈入正大光明的私产制建设。可见,若依民意的主流,那是指向私产制的。某些人总把老百姓视为经济改革的阻力,这恐怕是弄反了。譬如许多目前改革的受损者,你若只让他们在目前这种半吊子状态和先前的公产制二者之间作选择,他们或许会被後者迷惑;但若是加上货真价实的私产制这个选择,我以为他们更可能选择私产制,起码是更容易被说服去选择私产制。

我提到一些前共产国家采取的"大家分股,一人一份"的私有化模式。我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就一定是最佳的模式,我也不是说中国可以无条件地照搬这种模式。重要的问题是公正。某些人否认公正的意义(或者是把公正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 ,声称在现阶段不应当强调公正。这无异於赞同强盗逻辑,赞同权势集团肆意掠夺。另外有些人则附和当局,以稳定为由反对政治开放,这实际上是掩护权势者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

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气高涨,官商腐败既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如果在当时便着手宪政改革,此类现象尚不难处理。六四之後,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商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又有苏东巨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於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官商腐败的恶性发展。

与此同时,部份受剥夺民众的处境急剧恶化,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然出现。仅以北京为例,就发生过数起失业工人自焚事件和暴力反抗事件。这在一方面进一步突显出深化经改和开展政改的迫切性,一方面又增加了它的困难度。众所周知,菲律宾和南朝鲜在民主转型後,马科斯、全斗焕等先前靠权势聚敛的不义之财受到清算,这难道不让今日中国的马科斯、全斗焕们对民主改革加倍恐惧加倍抗拒?说来也是,倘若政改不是过份地滞後於经改,腐败不至於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份,而且这种过份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不难想见,如果中国实行政治开放,这种人多半是要被追究的,而如何把握这种追究的方式和分寸也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当然,我也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采取只经改不政改的邓式路线,横竖老百姓造不成反,所以目前这种状态还大可持续一段时间。我甚至还可以设想,在经历一两个世代之後,不法之财由於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以至某种法治秩序竟也可勉强建立。且不说此等设想还何其遥远,何其不确定,生於当代的我们,面对眼前发生的巨大不公及其恶果,难道就该放弃批判?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利弊交错,越到後期越是突显弊端,因此,我们不能不越来越增加批判的比重。

15.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负面意义

在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人们常常要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深感识别真伪即判定人的主观动机的困难,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未必那么重要。因为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不一定总是和他的主观动机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大的行为,就算当事者的动机路人皆知,假如他刚做了一半就死掉了,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就更可能和他的动机不一致。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为此他必须振兴德国的经济。假如希特勒在振兴了德国的经济之後,还没来得及发动战争就死掉了,而他的继任者们又放弃了他的战争计划并把德国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那么,尽管我们明知希特勒振兴经济的目的是邪恶的,但我们也要承认他使德国的经济得以复兴,在客观上总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过来,希特勒敢於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正在於他有造孽的本钱,那就是他振兴德国经济,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个人威望。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我们还能对他一度振兴了德国经济一事表示称赞么?

如众所知,邓小平晚年无非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六四屠杀。通常认为这两件事一是正面,一是负面,因此一般人在对邓盖棺论定时便感到很困难,很矛盾。当然,这两件事在邓小平那里从来就是统一的,邓小平的既定方针从来就是只改计划经济不改一党专政。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之所以推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其目的正在於维护政治上的一党专政。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六四之前,邓氏的半吊子改革,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还起到了某种为民主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由於改革,人们对旧制度的朦胧不满迅速地上升为明确的共同认识,这就使得人们对整个旧制度的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由於改革,人们的欲望和自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而对更具根本性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尽管说在这段期间,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但由於种种原因,这种打压并不十分严厉,它未能遏止住民运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势头。

据邓小平後来说,他早就对八九民运的爆发有预感,大气候加小气候,肯定要出事,幸亏有老同志在,否则後果堪忧。我们很有理由设想,假如邓小平死在六四之前,六四事件便很可能不至发生,中国的民主化便很可能早於其他许多共产国家(或者是与之同时)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倘如此,那么我们就该说,邓小平的改革,就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政权的自我改革一样,到头来反而是加速了专制的终结,虽然其主观动机原本是为了延缓它的寿命。

六四事件使经济改革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做大坏事常常需要有大本钱。邓小平能下令开枪杀人,别人未必有这个能耐,因为邓拥有别人比不上的权威,而邓的这种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他推动经改的功劳。古今中外的大暴君差不多都是既做过大好事又做过大坏事,所以一般人在评价时才觉得很困难。殊不知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坏事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大好事,所以才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源和威望去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大坏事。第二,六四开枪这件事严重地损耗了邓小平的政治威望,与此同时,苏东发生巨变,人们对专制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只是迫於高压,一时难有公开的反抗。就在这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推动起又一波经改热潮,中国的经济出现巨大的发展。相比之下,民主化後的俄国和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却遭遇困难,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内战。於是,不少人的思想开始转向了。他们开始说服自己六四杀人这件事或许真是不得已,否则中国不会有後来的稳定和繁荣。这样,或多或少,或假或真,在一些人那里,经济改革的成就公然变成了开枪杀人和维护专制的理由。正是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共官方的立场才日趋强硬,它公开宣称,如果不是在六四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安定繁荣;如果今後发生类似事件,一定还要采取同样的"断然措施"。和那些好心的人们的设想相反,起码是到目前为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的一党专政非但没有软化,而是变得更强横、更顽固。经济发展本身是好事,但如今它却被中共用作支撑专制的最大借口。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义时决不能予以忽略的一个方面。

16.再论道德底线

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道德底线的问题上来。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六四屠杀诚属不幸,但也是必须,非如此不能实现社会稳定,无稳定则无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持此观点者承认六四受害者是无辜的,但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现阶段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什么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民主参与,在眼下都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的,必须牺牲的,因而也就是应该牺牲的。如果有谁不识时务地坚持这些东西,他就是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自外於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所以他的牺牲甚至不值得同情。

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无非是重复那套臭名昭著的老调: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观点主张统治者有权将少数人当作牺牲品。它认为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它不把人当作人。这种观点本不值一驳,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打算再说上两句。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们每个人有时都免不了为了自己的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例如拔掉痛牙,例如动手术割除半个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牺牲掉少数人呢?问题在於,痛牙、半个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牺牲它们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社会不是这样。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社会并不是放大的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各自独立的,而生命於每个人只有唯一的一次,因此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即便有了复制人也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复制品依然不是他本人。"另一个"永远不是"这一个"。所以,任何人——无论数量多寡——都无权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某一目的的手段。我完全承认,有时,以少数人作牺牲可以有效地促进多数人的利益。我敢断言,如果把少数癌症患者和一些健康人抓来作活体解剖,以便找出根治癌症之道,其效果一定比把白老鼠做实验灵验得多。这无疑是造福多数之事。莫非你认为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讲到道德底线。需要强调的是,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进一步的论证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它直指人心,它直接引起人性的永恒的共鸣。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句话为什么被奉为人类道德的黄金律,就因为它引起了整个人类不约而同的深刻共鸣。假如你硬要说"我不乐意被人杀,但我就是以杀人为乐",我们无法和你再作争辩。我们只能说你丧尽天良。

17.再论自由与秩序

还有一种更精巧的辩护之词。辩护者们说,道德底线确实无可置疑,但人类的处境是如此复杂,有时,我们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小恶与大恶之间作选择。六四杀人固然是恶,但那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这个更大的恶,因此情有可原。

抽象地讲,上述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用来替六四辩护则大谬不然。我们知道,八九民运只是争取最基本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并始终采取和平的方式。如果连这样一种抗争也应该血腥镇压,那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有哪一场抗争不应该镇压呢?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於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不错,确有个别共产国家在结束一党专政後,社会陷入动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那里发生动乱的根由正是先前的专制势力。这一点在前南斯拉夫表现得很明显。再说,社会在步入民主时遭遇困难,这决不证明先前的反专制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迄今为止,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走回头路,更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六四。

你或许会说,八九民运虽然不是动乱,但任其发展下去中国非乱不可。我且不说你这个"非乱不可"的假设缺乏根据,退一步讲,就算"任其发展下去"会导致动乱,那么,到那时再制止便是,也只能到那时才制止,并且,也只能制止到那个程度。好比赛球,你不能说某人可能要犯规就预先罚他下场,你只能在他实际犯规之後才去罚他,而且只能根据事先宣布的明确规定,犯到什么程度罚到什么程度。既然民运并未变成暴乱,所谓"平暴"就毫无道理。六四镇压说是执行戒严令,为什么对宣布戒严令之外的地区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并没有直接违反戒严令的异议人士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与戒严令无关的和平表达异议的行为也大肆镇压?清场的本意无非是强行将人们逐出有关的现场,谁规定过宣布过可以开枪杀人?

难道不正是当局自己事前还几次三番地宣布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对付老百姓的吗?象这样的卑劣残忍,举不胜举。凡此种种,都表明六四事件和其他那些稍有人性的政府平息街头群众运动的事件决然不同。

这里,我尤其要强调言论自由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对政府实行舆论的监督,有人要采取更强烈的抗争方式,造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并实行法律边缘策略,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威胁,政府感觉紧张,做出过度反应,甚至发生某种流血冲突,但不论事前事後,言论自由均未遭受侵害,那么,政府的行为尚可望得到最起码的辩护。反观中国的六四,事件之前就没有言论自由,事件之後更没有言论自由,因此,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做是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其动机、其效果都只是维护那个赤裸裸的野蛮专制。倘若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天下还有什么暴政不能原谅?假如你硬要说,为了社会稳定,必须牺牲言论自由。这就使人想起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一书作者)讲过的一句挖苦话:"要结束战争,最快当的办法是投降。"谁说不是呢。

18.压迫下的良心扭曲

顺便提及一种奇怪的议论。有人说,那帮民运领袖素质太差,嘴上高喊民主,骨子里比共产党还更不民主,与其让他们上台,还不如继续让共产党接着干呢。

据说邓小平在六四前夕讲过,我们要是再让步,就把整个政权都送给这帮学生了。

我说此论奇怪,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根本不通。非暴力民主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宣布放弃一党专制,然後举行自由选举。这不是把政权拱手交给广场上的民运领袖,而是还政於民,交给全体人民。到那时你既可投票给这帮民运领袖,也可投票给前共产党,或者是投给其他你中意的人物。靠暴力夺权的革命党才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今天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明天就得接受他们的统治。到时候他们若不实行民主,你只好连呼上当。非暴力民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自觉参与,它没有暴力工具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他人。它只能瓦解强权,却不能制造强权。它可以对抗强权,但它本身并不是强权。支持这样的事业并不是帮他人夺取权力,而是为大家赢得权利。就算某位大力鼓吹婚姻自主的人实际上是个流氓,但认同这个主张绝不等於到头来要你非嫁给他不可。因此,借口某些民运领袖素质低劣,便转而不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不支持非暴力民主运动,维护现有的专制政权,并且对专制者血腥镇压异议人士漠然置之,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上述议论不符合逻辑,但却投合了某些人的心态。如今流行的各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包括把六四轻描淡写,以为无损於邓小平英明伟大的论调,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合理化,是一种自欺。持此论调者,许多人本来对共产专制、对六四事件也是满怀义愤的,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总是力图使自己的内在思想与其外在言行保持一致。如果他不能用思想指导行为,他就要用行为调整思想。如果你不敢坚持抗议,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抗议是不必要的,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见到婆婆欺负媳妇,你可以想,等媳妇成了婆婆,还不是一样反过去欺负别人。见到强盗杀害儿童,你可以想,若让这儿童长大成人,说不定比那强盗还坏。这样一想,心中似乎便释然了。现在,我们一讲起各自在毛时代的种种愚蠢的观点言论,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但若细细追究下去,所谓被欺骗难道就仅仅是被欺骗,难道其中就没有自欺的成份?经验告诉我们,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又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情境之中,许多人都会有合理化的心理需要,有自欺的心理需要,所以一种自欺欺人的为暴政辩护的合理化观点也很容易流传开来,这种流传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自欺的力量。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许多被压迫者那里会有一种和压迫者认同的心理倾向。压迫令人屈辱,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於把压迫不再当作压迫,而是当作必要的管束。有了这种需要,自然不难找到说词,虽然漏洞百出,总可麻痹一阵。人的良心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良心是这样一种东西,除非你自己也去加把力扭曲它,否则任谁也不能将它扭曲。

19.犯错误的权利和权力的犯错误

也许你会反驳我:"不,事情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不错,我们当初都热情地支持过八九民运,我们也都愤怒地抗议过六四屠杀。但是几年下来之後,我们冷静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当初做的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吓怕了,故意编出一套说词自欺欺人,而是我们想通了,真的是想通了。"我不信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只会更糟糕。能认错本是好事,但是,在被打被杀之後去认错却是坏事,只要你的错是思想认识之错,只要你的错并未侵害他人。如果你是在高压之下被迫认错,你实际上并没有服气,那另当别论。如果你竟然心悦诚服,因此反过来承认我们当初该打该杀,打的有理杀的必要,多亏邓小平下令开枪当头棒喝,才使我们变得清醒,事後多年才渐渐体会到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打我们杀我们其实全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你就把自己看得太下贱了!

诚如人言:高傲未必是美德,但它是许多美德的父母。我可以补上一句:自贱必定是丑态,它能把美事也变成丑事。为什么说民意不可侮民意不可欺,那不是因为民意就是天意,天然正确永远正确。那只是因为民意就是民意。在民主制度下,民意是权力的唯一的合法来源。新保守主义者声称,现今中国还不能实行民主而只能为民主作铺垫。很好,那就需要从尊重民意开始。如果你们居然赞同六四屠杀这种以血腥手段公开蹂躏民意之事,那岂不是和你们允诺的民主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当千千万万的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注意:仅仅是意见)时,掌权者纵然可以不采纳,甚至不理睬,但绝不能公开的蔑视,公开的镇压。在这里,有假面犹胜过赤裸裸。拉罗什福科说的好:"伪善是邪恶向德性表达的一种敬意。"毛泽东在镇压下四五天安门运动之後,随即号令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愤怒声讨天安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暴乱",借以证明真正的民意是在他那一边。这当然表明毛更狡诈阴毒,更善於对民意欺骗玩弄,但那也表明他知道若对民意公然侮辱蹂躏,其罪孽更为深重。

民意当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凡人皆可犯错。唯能犯错,人才是人。犯错误是人类的特权。不准犯错误就是不准人是人。举凡各种权利,其实也就是犯各种错误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说错话的自由,因为说错话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因为只有试错才能得真。但不能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错人无法使之复生。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凡是在正当权利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只能让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只能被说服,不能被镇压。哪怕你的见解比我更正确,你若因此镇压我,你的行为就比我更错误。我可以改正我的认识,但我绝不能认可你的镇压。我错了也是对的(英文right,既表示"正确",又表示"权利"),你对了也是错的。

讲到犯错误,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小平犯的错误还少了吗?连邓自己也承认从政一生,错占五成。专制者也犯错,我们也犯错。可是,这两种错是何等的不同。专制者一错,例如反右"扩大化"之错,那就是让五十万人青春断送,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到头来还是高坐台上,美其名曰"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一"错",例如"错误"地参加了"动乱",无非是说"错"了话,上"错"了街,游"错"了行,还没有伤害任何人(起码是还没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吧),到头来我们就被杀被抓,被监禁被流亡。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么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么他们不是人,要么我们不是人。

20.一笔可怕的遗产

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乍一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後,一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

关於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正如我在前面已经阐明的那样,它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共产党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用最残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中国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尽管那时的市场经济也很不健全,不过至少比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要象样得多),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对任何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予以无情的专政。一直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共高层统治者才大梦初醒,後知後觉地懂得了市场经济优於计划经济、私产制优於共产制这层道理。照理说,从公正的原则出发,共产党就应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最起码的,它也应该放弃一党专政,终止政治迫害,开放自由民主,实行公正的经济改革,还政於民,还财於民。我们知道,凡是深入进行经济改革的共产国家,很快地都引出了自由民主的强大浪潮。这一来是民众的觉悟提高,欲望提高,信心提高,二来也是统治集团内部分化软化。邓小平一直主张要两手都硬,经济改革这一手要硬,反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可是在中共内部,直到六四之前,反自由化这一手却总也硬不大起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提起共产党犯下的滔天大错,连万里也忍不住要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转引自《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第110页)。稍有人性的共产党人,一想起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无不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即便老百姓要推翻共产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他们怎么还会因为别人仅仅是提出要平等对话,要开放言论就去镇压别人呢?就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础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产党虽然欠债累累,理当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国一时间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们清楚地懂得人民的要求在原则上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在现实中还不能立刻条条兑现的话),因此,他们只会在充分承认对方要求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耐心向民众作解释,争取民众的谅解,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推行民主的庄严承诺,并且坚定地迈开最初的步伐。这就是为什么在八九民运中,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会对民运采取同情、支持、乃至参与的态度。可是,身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小平,除了在毛泽东的淫威下违心地认过错以外(谁说邓小平是绝不认错的倔脾气),从不曾有过真正的愧疚之感,大权一到手就"理直气壮"地搞专制。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其前提是不能动摇共产党的专制,岂止如此,他还要让特权集团借改革之机大发横财,尤其是在六四之後,谅老百姓不敢说个"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为私的窃国步伐。

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暴君巧取豪夺国家财产,但他们不曾搞过消灭私产的共产制度;也有过暴君(如斯大林、毛泽东)实行过消灭私产的共产革命,但他们至少还不曾反过来又把公产据为己有。唯有邓小平却把这两种相反的坏事——先是灭私充公,後是化公为私——全做了。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不公正。伴随着这前後两次掠夺则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压迫。先前搞共产,由於有产者不甘心被剥夺,由於老百姓要自发地走资本主义,所以没有铁腕的专政不行。如今搞改革,特权者趁机瓜分国家资产,民众谁个肯服气,所以没有铁腕专政也不行。邓小平实行的专政,正象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由地地道道的官僚资产阶级,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大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么?

说起对良心的蹂躏,回想六四事件前夕,二十万大军围住京城,几十万、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基於正义感,基於同情心,自发地行动起来,拦挡军车,劝阻战士,保护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人们何尝不知,血肉之躯绝对抵不过机枪坦克,他们总还是以为,凡人都有人性,"良心"谅必人皆有之,"你们怎么忍心向学生开枪?"四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了共产党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进行的"教育",到头来还是人心不死,仍然死抱着对良心、对人性的这一点信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然而,六四的枪声再一次给善良的人们以沉重的一击。老话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难道还有比杀人更恶之事吗?有的,如果你不止是要杀害人的肉体,而且还要杀害人对良心对人性的信任。

在正常的社会里,不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可是,一般人又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与社会相适应,因此,他们往往会为了适应不正常的社会而把自己变得不正常。就象胡适在一首小诗里写到的那样:"谁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宁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不少人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要你不去追求什么自由民主,只要你不去计较什么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只要你对强权的恣虐不再愤慨,只要你对他人的苦难不寄同情,生活原来并不沉重,它甚至还可以很安逸,为什么不能这样过下去呢?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事实上,只要你还感觉痛苦,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沉沦——这很可以当作我们衡量当今社会沉沦程度的指标。

21.是为民主创造前提吗

几年前就有人指出,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後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如果在今後,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象台湾和南韩一样地转化成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国家,那么,邓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或创造前提的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邓时代的政治高压,由於它保障了社会稳定,有利於经济发展,所以其客观效果仍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观点至少包含了三重错误。第一,所谓"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後的中国的发展而定"这种论断方式,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垫脚石:"少数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少数人"只是"多数人"的牺牲品。其次,这种观点把历史看做简单的直线式的进化,"明天"必定是"今天"的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这就抹杀了革命或改革在历史上的意义。革命或改革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邓後的中国,凭惯性是要继续专制下去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能扭转这一既定的趋势。如果中国在邓後终於走上了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对邓时代的继承和发展,而只能是对它的抛弃与中断。第三,讲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绝不相信它们只能依赖於政治高压。因此,纵然在政治高压下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也绝不承认政治高压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讲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我赞同萨托利(Giovanni Sart ori),民主的前提或基础是政治的驯化,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杀人,政治不再血腥,人们不再因政治而遭受人身伤害——至少是伤害越来越小。由此看来,六四之後的中国距离民主只是更远而不是更近。

22.用良心裁判历史

鲁迅早就感慨,救人的隋那(发明种牛痘的医生)默默无闻,杀人的拿破仑却大名鼎鼎。在各种对邓小平的赞颂之词中,最常见、也最可厌的莫过於把邓氏奉为历史上的大伟人,政治上的大伟人。伏尔泰干脆说:"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象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於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在批判极权主义的经典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Karl Popper)专门讨论到历史。波普尔指出,并没有可以当作一部具体的人类史的世界史。平常人们所说的人类史,其实是指政治权力史。在波普尔看来,把政治权力史捧作人类史并不比把贪污史或抢劫史或贩毒史当作人类史高明多少。"因为强权政治史只是一部国际罪恶和大量谋杀的历史(其中确也包括制止这类行为的某些企图)",它"把某些罪大恶极的人物称颂为历史上的英雄"。为什么在一般人看来,偏偏是权力史最重要,最被看做是人类史呢?波普尔认为有三层原因。其一是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其二是人们易於崇拜权力。其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够把他们的愿望强加於人,许多历史书就是在掌权者的监视下写成的。我这里想说明的是,大致而言,越是专制的权力,对人的影响越大。越是违逆民意的权力,给人的影响越强(当权力顺应民意时,民众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因而也就不大容易感受到权力的力量)。因此,对权力的崇拜往往流於对恶的崇拜。如波普尔所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崇拜权力产生於恐惧。这反映了人类最下贱的一种习性——因为怕你所以敬你服你。我们不应该崇拜成功,换言之,不应该以成败论是非,以成败论英雄。我以为我们还要敢於藐视那些罪恶的成功。在专制者们的心目中,邓小平称得上一个成功的厚黑学的榜样。他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面对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民众,你要不怕流血,敢於大开杀戒;面对全世界舆论的齐声谴责,你要敢厚着脸皮顶住,充耳不闻。只要你保住了权力,其余一切都好办,到头来别人会自动转向,如果你还能抛出物质的诱饵,不愁没有人拿出良心作交换。暴君生前声威显赫,即使奄奄一息,犹能一言九鼎,死後亦备极哀荣。照世俗的标准看,这不是很成功的吗?对於这样的成功,难道我们不应该藐视?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根本不适用(参见拙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讨论》)。

我们不能让成功弄得头晕目眩,心神不定。我们不应该让权力裁判良心,我们必须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正义的成功。这只是说历史不具有必然性。我们要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这并不是说我们预先得到担保自由民主必然一定会胜利,这只是表明我们一定要为自由民主而斗争。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以确定的态度去对待不确定的事情。

诚如波普尔所言:"我们不应以先知自居,我们必须成为我们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我们必须学习,尽量做得更好,并且找出我们的错误。因此,只要我们放弃权力的历史是我们的裁判这个观念,只要我们不再局促不安,忧虑到历史是否会替我们辩解,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控制权力。这样我们甚至又可以为历史辩解,历史是迫切地需要这种辩解的。"

《北京之春》1997年4、5、7月号

星期一, 二月 12, 2007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晚清七十年》节选

作者:唐德刚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0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0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抵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仞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抵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马关条约》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颟顸昏聩,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共产党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於「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

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是绝对不同的。民国初年的党是纯英美式的政党。「五四」以后的党是著重社会运动和文化改革的党。

且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后来又为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氏关于国民党改组的看法。他说:「民国八年以后(亦即「五四」以后),国内青年……渐渐觉悟起来,由清谈文化运动,进而为部分的社会运动,更进而为具体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民国六年以来党内的改组气运相衔接,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於是乎实现了。」

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国民党容共初期,党员人数实际不过数十人。它是在国民党中寄生长大的。至北伐时代,它已变成严重的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那时它抛开了那一阶段的两个主题--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题」--土地革命,社会革命。把北伐军的后方哄得乌烟瘴气。有的儿子正在前方和军阀浴血作战,老子却在后方被「农民协会」戴著纸帽子在游街。当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区内尚歌舞升平;北伐军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阶级斗争起来,共产党这一闹,一方面抵销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闹垮了国民党的党权,为军人独裁铺路。

结果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还是继续暴动,结果是流窜了二万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军阀侵华,中国共产党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幸免於死之后,还得向它曾经宣布过死刑的「新军阀」、「人民公敌」高呼万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们错把「副题」当成了「主题」,不知先后。它几乎破坏了北伐,妨碍了抗战。它是那一阶段的恶势力,不折不扣的该阶段的反革命。

抗战后的新主题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局势便全部改观了。以前国民革命的两大主题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题」现在却变成了「主题」。这新的「主题」便是「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副题」,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运动。关于这主题,共产党是搞这套起家的,经验丰富;关于这「副题」它也学了乖。并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统战」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完全被孤立起来。

至於国民党呢?它本身是个革命党,但是现在却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它完成了前期的两大主题;而抗战后的新主题它又无法掌握。它的高级领袖们既缺乏远见,党的本身亦积重难返,负不起应付新阶段新主题的责任。因而一个有盖世功勋的革命党,这时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对象。读史者有余慨矣!

大陆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统治大陆已经十整年,它在大陆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号,它已完全抛弃了。(其情形亦如国民党之抛弃「工农政策」。)因为那原是「统战」时代骗骗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呢?这两点,它当真血淋淋地干了起来。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以前「五四」的英雄们把我国的「旧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坏了;现在「十一」的好汉们,却把我国的「旧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毁了。因此我国以前的 「多种重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在短短数年之内一变而为共产专制;由一个「新阶级」(用南共Milovan Djilas的新名词)来统治的单纯的社会。换言之,我国旧有的「父兄」、「绅董」、「老师」、「大龙头」等等所有的安定社会的力量,通统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这一新的统治阶级的秘密警察和手枪。

我国旧有的社会体系,虽已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理该改变。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枪所控制的社会,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文明呢?这点似已不必多赘!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社会性的破坏,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破坏的任务终了,它本身也就完结!

中国共产党嚷革命嚷了数十年,试问时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对象又在何处呢?

试看中共「鸣放」期间,「右派」的反共怒潮,和现在海外和台湾的「民主自由」运动的方兴未艾,历史已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大阶段。

现阶段,新主题

现阶段在大陆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说他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敢说他是「反革命」。因为这「右派」的确是自中共内部发生的,其中坚分子多半是对「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於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中共的工业化和死结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於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

今后十五年的台湾

或谓俄国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并未动摇。其实中俄两国未可相提并论。俄国文明本为西方文明之边缘,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内作畸形的发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实行反挑战。所以白俄在出国之后,未几即为住在国所同化。不若我辈「唐人」在海外住了几代还不能变为老番,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全部苏维埃化,中国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国自那拉氏到毛泽东经过了四十年,俄国自尼古拉到列宁只有几个月,所以俄国今日缺少我们所有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坚分子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此其二。我国尚保存一个台湾没有赤化,可以作我们「民主政治的实验区」。俄国的克仑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无所凭藉,此其三。

有此三点,则中俄之局势迥异。此三点中尤以第三点最为重要。盖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自成一个整体。要对共产党「取而代之」,则必须以一个更完美更前进的整体来代替它。这个整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主义或宗教。这个整体必须是经过实验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前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实验主义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发现的,真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所以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工作,应该是舍弃任何教条式的主义,以「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则下,实验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替代共产党这一套反动的体制。如果台湾能在十五年之内,制造出一个新的真理来,到那时共产党的反动已达最高峰,那样才能水到渠成把共产党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国文化的前途系於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便看台湾是否能抓住中国现代化运动现阶段的主题!

最后阶段和文化反挑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於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殭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星期日, 二月 11, 2007

中共高层反思群众抗争事件

亞洲週刊 王健民

中共公檢法系統最高負責人羅幹最近撰文指出,群體事件中民眾藉機宣洩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要求政法部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顯示北京高層思路從「穩定壓倒一切」向「促進和諧」轉變,由剛性轉向柔性,符合胡溫以民為本理念。

中共維持了多年的「穩定壓倒一切」剛性政策,目前正面臨重大調整,取而代之的將是柔性且更具人性的「促進和諧」。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日前透露的重要信息。這位掌管中共公檢法系統的最高負責人還公開承認,當局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權管治危機,因為社會公平正義沒法得到有效的落實和伸張,一些民眾在「群體性」抗議示威事件中「借機宣洩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他提醒中共各級當政者,「這種社會現象很值得深思」,因為「沒有社會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和諧」。

這也是中共高層這些年來第一次鼓起勇氣,對近年來中國各地星火燎原般的民眾維權抗議行動,公開給出的說法,也是對中國各級司法系統嚴厲的鞭撻。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資料顯示,最近幾年來,中國各地民眾抗議示威事件有增無減,零五年已經達到八萬七千多起,參與人數據稱逾五百萬人,平均每天兩百四十起。

羅幹是在今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上,發表題為《政法機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擔負重大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長篇文章,全文逾一萬一千六百多字。文中指出,「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追求。沒有社會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人民群眾對政法機關最集中的要求,就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必須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生命線」。

但羅幹文章透露的更重要信息,被認為是宣告了多年來中共長期實施的「維穩」(維持穩定)彈壓政策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柔性的「促和」(促進社會和諧)新做法。北京消息人士告訴亞洲週刊,「促和」比「維穩」更加人性化,符合中國社會轉型的需要,符合時代的要求,「符合中央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也符合胡溫體制「以民為本」的訴求,是國內政策從剛性向柔性轉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促和比維穩更重要

事實上,從羅幹的文章中,就可以聞到這樣的信息。他認為,「促和」實際上比「維穩」更加重要,在目前中國「社會變革中」,政法系統「不僅要著眼於社會穩定,更要著眼於社會和諧」,「把工作標準定位在促進社會和諧上」。

羅幹分析,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給政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穩定是和諧的基本要求,和諧是穩定的更高境界」。他要求中共各級政法系統,「要轉變思想觀念,調整工作思路,改變工作方式」,要「善於把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因素,不僅要讓人民群眾有安全感,還要從政法機關的工作中感受到社會和諧」。

提出罷訪息訴新標準

羅幹點出了中共執政危機實際上來自中共本身。他針對越來越多的上訪和上訴案件,對司法系統提出了「罷訪息訴」的新標準,要求刑事案件不能只注重刑罰「震懾」,還要著力把涉案者改造成不對抗社會的新人;調處民商事糾紛,既要嚴格依法及時作出裁決,還要「探索實現罷訪息訴的途徑」;處置群體性事件「不能只滿足暫時的平息」,而是要「從根本上理順群眾的情緒」;維護治安「不能只依賴處罰使人服從,而要立足於使群眾心悅誠服地遵守社會管理秩序,減少對立情緒」。

然而,中國司法舞弊和司法不公的案例,比羅幹指出的還更加嚴重。為山東臨沂著名盲人維權工作者陳光誠辯護的北京律師李勁松,以陳案和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不但印證了中國民眾為什麼會有越來越強烈的不滿情緒,而且證明了地方當局濫權枉法將是最終毀滅中共自己的最主要力量。

李勁松以作為陳光誠的辯護律師,從陳案和自己被地方當局違法侵權的經驗,說明中國百姓為什麼會借群體性事件發洩不滿。他說,老百姓受到來自地方官員的侵權和迫害,往往無法透過正常的、法定的管道獲得司法救濟之後,當然會有一股氣憋在心裏,「如有機會,碰到類似的偶發事件,很容易產生共鳴,大家同病相憐」。

他認為,羅幹的文章「發現了問題的本質,講得很到位」,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源頭上控制對百姓的迫害和侵權行為,讓司法正義得到伸張,讓百姓消氣。比如陳光誠案,「一個明顯的冤案,全村八成百姓都反對的錯案,誰對誰錯很清楚」,但不久前的終審判決還是與原判一樣,將陳光誠判了四年三個月。對此,「老百姓怎麼服氣,社會如何和諧」?李勁松表示,面對這種對公權力的濫用,連他這樣一個懂法的律師,也都受到當地公權力的傷害,從一個中立的律師,最後也成了受害者。

陳光誠案百姓不服氣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擔任陳光誠辯護人的李勁松和助理開車從北京赴沂南縣,但到了陳光誠所在村的村口,汽車即被政府派往阻止的人推翻,隨時攜帶的攝像機被他們搶走,「當時有公安在場,但作案者至今沒有受到查處,攝像機也沒有拿回」。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當李勁松和李方平等三位律師乘坐大巴,再次從北京到臨沂辦案時,客車在進入臨沂地界後,他又被地方當局的派遣人員圍毆,同行的李方平律師為保護李勁松,不幸被七、八位歹徒以鐵棍打中頭部,造成腦震盪,血流披臉,傷口長達四厘米,整個圍毆傷人事件至今沒任何結果。

李勁松說﹕「我們至今還在等待主持公道的力量,但在沒有討回公道之前,傷痛客觀存在,當我看到類似事件,很容易引起共鳴,老百姓更是這樣。」他認為,真正可以顛覆中共統治的,不是國外反對勢力,不是老百姓上訪,而是中共黨內濫權枉法的貪官污吏,「他們的所作所為動搖了中共的統治基礎和民眾信任基礎」。

這些年來,中國民間日益嚴重的不滿情緒,不但普遍存在於城鄉基層,更深藏於不少知識分子的心中。兩年多前廣東「南方都市報事件」,當局以莫須有的藉口,報復抓捕了該報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喻華峰,判了八年重刑;拘留了總編輯程益中等人,程被關押了一百多天。事件不但激起了中國新聞界和知識界的不滿和抗議,更種下了知識分子憤怒的種子。近三年來,中國知識界為「南都案」和喻華峰發起了多次簽名請願運動,人數年年增加,比如零四年有兩千多人簽名,零五年簽名人數將近三千,零六年超過三千多人。有關的簽名請願信都被交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

喻華峰妻子向麗表示,兩年多來她為喻的冤案不停上訪或寫信,到過國務院信訪辦、全國人大信訪辦和最高人民法院信訪辦五次,還寄出了兩千多封上訪信,對象包括一百多位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司法部門負責人,廣東省委、省政府、人大和政協的「四套班子」以及檢察院法院負責人等,但至今幾乎沒有任何音信和結果,深感「上訪無門」。

中央調查南都案冤情

唯一讓她感到有一絲希望的,是最高法院信訪部門法官約她了解情況,知道中央領導有一百三十多封信轉到最高法院。去年六月十九日,最高法院為此向廣東有關機構發函調閱喻案卷宗,但廣東方面至今一直不給。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作為中共政治局委員,事實上也知道「南都案」的效應給他和廣東地方當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消息稱,張德江有在離任廣東省委書記前解決「南都案」的想法,因為風向確實變了。羅幹的文章證明了中共行之多年的「穩定壓倒一切」政策,已不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中國需要「促進和諧」的新思維,更需要司法正義和社會正義。

反右這筆債,誰來償還?

作者:邵燕祥
編者按:今年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許多受害者提出索賠要求。著名詩人邵燕祥本文回顧反右的來龍去脈,指出中共當局繼承毛澤東的權力遺產,有責任償還反右的歷史欠債。

大雪紛飛中迎來二○○七年。

整整五十年前,一九五七年《中國青年報》的新年社論,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出的點子: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歷數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七中國歷史的進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九五七年,號召在中共「八大」路線指引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這篇社論對當時的青年讀者,帶來歡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數以千百萬計的讀者,而且社論的執筆者,連同創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沒有想到,在剛剛迎來的這一年,毛澤東以他後來自解的「陽謀」,實施了從黨內整風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轉變,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領域的所謂頭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至不問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職降級,或監督勞動,或收容「勞教」,以至在嗣後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數超過五、六十萬,涉及親屬面達數百萬。官方稱這次運動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並獲得了偉大勝利。

毛早有蓄謀鏟除中共外所有政黨

早在一九四七年秋的內戰中,毛澤東十一月三十日致斯大林的一份電報,就曾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所有政黨,除中共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雖然斯大林否決了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但毛澤東終於在十年後的反右派鬥爭中,達到了把民主黨派徹底馴化的目的。

對於廣大知識份子來說,反右派鬥爭其實也並非突如其來。一九四九年後,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方面在所有場合強調和實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對外的朝鮮戰爭,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發動與「審幹」相結合的「忠誠老實學習」,認定知識份子群在階級出身、本人成份、學歷職業、黨派歸屬、社會關係種種原罪,做「包下來」以後的第一次篩選,也便於在追查、批判和組織處理後控制使用。

不是呼喚「為國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攬「為我(共產黨和毛澤東)所用」的奴才,不願馴服為奴的,即使賢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機會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在夾縫中存活下來,並有所作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的幹部的保護,這些幹部在歷次運動中難免都蒙「右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鬥爭中就也被打成右派,少數在文革中受到打擊。

毛五三年针对匈牙利事件的謀略

中共有關決議認定毛澤東晚年的左傾路線乃自一九五七年始。當年確是他躊躇滿志之時。其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丟掉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承諾,到一九五六年初即已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大規模的經濟剝奪,不費一兵一卒,不戰而勝。

於是,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剩下一個資本主義陣地沒有攻克,那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盤踞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澤東把少數高級知識份子連同一般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看作威脅其政權的敵對勢力,是可能呼應波匈事件「鬧事」危及政權的主導力量。

因此,必須防患於未然,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要讓黨政幹部「整風」,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點錯誤,增長執政和應變能力,就不怕工農群眾「打扁擔」,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則在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中,欲抑先揚,利用知識份子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誤讀,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這是一箭雙雕乃至一石三鳥之計:這些批評意見可能鍛煉基層幹部黨員,一也;如果矛頭向上,哪怕指向高層,也可敲打他的同僚,二也;鼓動群眾「暢所欲言」,以期把隱患引發出來,造成分隔在不同單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個擊破,三也。

毛澤東運籌帷幄,重點在第三的這一預防性戰役大獲全勝,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未竟之功就有待於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了。

對知識份子空前的大規模迫害

這一套形同誘捕的戰略戰術,在毛澤東是駕輕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風」「審幹」當中,就這麼幹過。而製造恐怖氣氛,利用群眾的恐懼和從眾心理,圍剿獵物,則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一再試驗成功。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風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規模,上自全國人大和政協會場,下至窮鄉僻壤的民辦小學,全民動員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和對黨組織或幹部有意見就是反黨的以黨治國原則。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時,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一套對知識份子進行集體迫害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機制。一年多前周恩來所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後就遭到毛澤東指責,說對知識份子不敢講改造了,「右」了。周恩來和決策層中有識之士不能違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現了全黨動員對付知識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後期不得「甄別」,而且在處理右派分子時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辦法加強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懾,並發明「勞動教養」新規,將半數左右的落難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監禁勞改,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澤東在一派得勝還朝的氣氛中,把反右大兵團作戰的群眾運動方式施之於經濟生產生活領域,發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國大饑荒,導致兩三千萬至三四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後,經過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隨後又重提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發動反擊,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線鋪墊,就不必多說了。

平反冤案,沒有道歉沒有懺悔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在此前後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文革結束後,有過力求取信於民,爭取民族和解的意願,雖然這更多地是為了重新取得執政合法性基礎,但並不排除許多經過文革災難有所反省的幹部,突破狹隘功利性的邊界,恢復歷史的真相,並在實踐中追求並檢驗真理。胡耀邦就屬於這樣的領導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覺悟到歷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產黨人中有相當的代表性。

對於他們來說,我是後來者。同樣經歷了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運動,論覺悟我也是「後覺者」。我在一九八二年初的一篇《代自傳》中,寫道:「談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鬥爭擴大化』,難道能夠只是戚戚於個人的遭遇,而不捫心自問:對於當時已肇其端的 ...... 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深重的痛苦與危害的左傾災難,作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黨的共產黨員,我就沒有一份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這篇東西在《文學報》發表的當時,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誰要你承擔這份責任?你承擔得起嗎?誰聽你的?你承擔哪家的責任!

這無異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沒有聽到誰應該承擔歷史責任,耳邊只有所謂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老生常談,文革也漸成諱莫如深的禁區。楊憲益夫人戴乃迭逝世時,楊憲益之妹楊敏如教授在說到戴乃迭文革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最後說了一句話:「我要替我的國家向你說一聲『對不起』!」看到這裡,我忍不住兩行老淚。

但這句話應該由楊敏如來說嗎?我雖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衝擊,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但我能代替中國共產黨,向無辜死難者道歉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份量?

和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截然不同

前不久報道了北京法院的一個判例,即某富人雇兇殺人已處死刑。他生前欠款數百萬元的債務,經債權人起訴其遺屬後,法院判決,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兒子繼承了他的遺產,依法就應該繼承他的「遺債」,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遺產繼承者償還。這一情理法統一的原則,其普遍的適用性不言而喻。

國民黨一九四七年在台灣製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灣人民一筆血債。半個世紀之後,台灣當局為那次事件有關的死難者平反昭雪,發放了撫恤金。已經在野的國民黨負責人馬英九也向死難者家屬表示哀悼和道歉。這表明了台灣政權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時代精神和歷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選擇。

這是海峽那邊的事情。在海峽這邊,如毛澤東當政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這個時段,對大陸人民也欠了債,數額的大小和時限的長短都是不容忽視的。劉少奇是為毛澤東樹立個人權威,推行極左路線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初,面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餓死成千萬人的慘酷局面,他開始懼怕歷史的譴責,對毛說:「餓死人是要上書的。」而毛則行若無事,劉少奇並因這一碰撞而失寵。

毛澤東在回顧平生時,把他親自發動的文革,跟奪取全國政權並列為自己的不朽貢獻。他在反右派前後著作和講話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選」第五卷,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的有關言論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絕不認錯絕無欠債感

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的指導思想的基礎。因此,在文革後宣佈「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為尊者諱」,文革以至反右派等歷史事件,又都變成所謂敏感問題不許重提了。新聞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連文化學術界提出「如果魯迅活著」的話題,都被有關部門指為挑撥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在相關文字中遭到刪除和封殺。可見,從毛時代以來,包括文革時期控制輿論、掩蓋真相、歪曲歷史的思路和操作經驗,已是積重難返。

這就是說,曾經對人民欠債的歷史,連同當時的若干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不絕如縷地影響到今天。不能不看到體制由一代以至兩代人確立以後,它就會慣性運行,直至滲透到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中去。

就如毛澤東,他以申韓為師,取法歷代帝王,承認自己是列寧斯大林的學生。他不僅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且要做他自稱「大權獨攬」的統治者。他親手在一九五○年的「五一」口號中添加了「毛澤東萬歲」,他欣然接受胡喬木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三個定語歌頌中國共產黨,因為歌頌黨就是歌頌他。他一意孤行,不讓人講話,聽不得批評,更絕不認錯。因此只能用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讓別人甚至是批評他的人去作他的錯誤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積欠人民的舊債上加上新債,而他從不會有任何欠債感。他在餓殍滿地的大饑荒時沒有欠債感,他在全國民不聊生時沒有欠債感,相反的,他認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理應接受全民的膜拜。「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黨內黨外,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中共當局躲不過反右的索賠要求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賠的要求。據說他們寫給各級黨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沒有得到答復。所謂索賠,主要指當年扣發的工資,還有「改正」後安排不當以致晚年生活困難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說都是應該及時解決的。但為甚麼無人理睬呢?因為這一索賠看似經濟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需要償還的是經濟債,更是政治債。而毛時代以來的政治債,決不限於反右一案,之前之後,積欠太多太多。

現在的問題所在,不系於國庫的支付能力,而系於當局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歷史上的負面經驗,如何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由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是繞不開,躲不過,二是事不宜遲,早搞比晚搞代價小)達到清醒的共識,才談得到實事求是地負責任地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好不容易發韌的對歷史的再認識,不幸中斷,如今要重新啟動,卻遠不是輕而易舉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過的《廬山會議真相》(李銳著),據聞在新世紀竟登上了禁印的書目,一本書的遭遇傳達了不止是一本書的資訊。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受害者都不能違抗自然規律而必然老去,但歷史債會因當事人和見證人的逐漸消逝而一筆勾銷嗎?

如果由於種種侷限而不能從汲取歷史教訓的角度進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維和實踐,那就不但不能清理舊債,搞不好還要欠下新債。從一九八○年鄧小平做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許諾,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一而再地失去機遇,一而再地推遲延期,應該看到,歷史留下的時限已經不多了。

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邵燕祥:中國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一九三三年生於北京。一九四六年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和雜文。一九五七年因文學創作被打成右派,一九七九年恢復政治名譽。現為中國作協理事。有多種詩集、文集出版。

原载《开放》杂志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井》出德文版

2007.02.11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何清涟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井》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后,在德语媒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日,瑞士星期日新苏黎世报介绍了这部中国官方禁止发行、地下却广为流传的作品:

“撇开改革初期农业成功地进行了自由化不说,何清涟认为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瓜分土地和其它改革步骤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免费盛宴’,不过是强取豪夺和偷窃而已。其间并没有创造价值,只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通过自己的业绩富裕起来的只有少数个别高技术领域的企业家、优秀运动员和明星,而真正大量财富的聚敛则是通过‘权力市场化’所获得。何清涟以具体事例揭发了干部们腐败和致富的不同手段,他们把国家总收入的20%用于‘招待’和‘洗桑拿浴’。

西方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形成中产阶层、实现民主化。何清涟把这样的想法称为‘一厢情愿’。按照她的计算,中国居民最多只有15%的人受益于改革,而工农群众却日益贫困化,犯罪团伙不断扩大化。尤其教育和医疗的商业化加速了贫困。何清涟说,自2004年以来,可以看到中国官员对瑞士银行的帐号越来越感兴趣,这说明中国国内的信息灵通人士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天长地久。虽然最近不可能发生革命,但地表下暗潮涌动,‘中国正坐在火山之上’。”

她更多看到的是黑暗

对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井》一书,《议会》月刊也发表了书评,书评一开始就指出:“多数西方媒体大谈中国是经济奇迹之国,却很少谈到中国的腐败制度。在中国这个似乎经过了改革的国家,存在着欺骗和贿赂,何清涟的这本书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读过以后,西方工业国不禁要问,它们今后将更为担心什么:是担心远东巨人的经济潜力、还是担心其政治衰弱。......

虽然这本书的作者竭力主张按西方模式建立法制和多党民主政治,但她认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应‘在中国公众中树立现代道德观和政治责任感’。但是,即使某一天腐败的共产党退出了经济领域,也不一定就会出现人们所期望发生的道德观的转变。这是因为正如何清涟自己所说的‘腐败文化的传统’太强、对豪华生活和利润的兴趣太大了。所以,何清涟的理想主义解决方案与她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进行的极其接近现实的分析只能局部吻合。她的主要情调是悲观主义,对中国的前途,她更多看到的是黑暗。”

原载德国之声网站

人生三路向

作者:钱穆

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

向往必有对象。那些对象,则常是超我而外在。

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对物质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科学。前者偏于情感,后者偏于理智。若借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的话,宗教是软心肠的,科学是硬心肠的。由于心肠软硬之不同,而所向往发展的对象也相异了。

人生一般的要求,最普遍而又最基本者,一为恋爱,二为财富。故孟子说:“食色性也。”追求恋爱又是偏情感,软心肠的。而追求财富是偏理智,硬心肠的。

追求的目标愈鲜明,追求的意志愈坚定,则人生愈带有一种充实与强力之感。

人生具有权力,便可无限向外伸张,而获得其所求。

追求逐步向前,权力逐步扩张,人生逐步充实。随带而来者,是一种欢乐愉快之满足。

近代西方人生,最足表明像上述的这一种人生之情态。然而这一种人生,有它本身内在的缺憾。

生命自我之支撑点,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你向前追求而获得了某种的满足,并不能使你的向前停止。停止向前即是生命空虚。人生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并不在某种的满足,而在无限地向前。

满足转瞬成空虚。愉快与欢乐,眨眼变为烦闷与苦痛。逐步向前,成为不断的扑空。强力只是一个黑影,充实只是一个幻觉。

人生意义只在无尽止的过程上,而一切努力又安排在外面。

外面安排,逐渐形成为一个客体。那个客体,终至于回向安排它的人生宣布独立了。那客体的独立化,便是向外人生之僵化。

人生向外安排成了某个客体,那个客体便回身阻挡人生之再向前,而且不免要回过头来吞噬人生,而使之消毁。

西洋有句流行语说:“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大可报告我们这一条人生进程之大体段的情形了。

若果恋爱真是一种向外追求,恋爱完成才始有婚姻。然而婚姻本身便要阻挡恋爱之再向前,更且回头把恋爱消毁。

故自由恋爱除自由结婚外,又包括着自由离婚。

资本主义的无限制进展,无疑的要促起反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

知识即是权力,又是西方从古相传的格言。从新科学里产生新工业,创造新机械。机械本来是充当人生之奴役的,然而机械终于成为客体化了,于是机械僵化而向人生宣布独立了,人生转成机械的机械,转为机械所奴役。现在是机械役使人生的时代了。

其先从人生发出权力,现在是权力回头来吞噬人生。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之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和教会,也会对人生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再向前,使人生感受到一种压力,而向之低头屈服。

西方人曾经创建了一个罗马帝国,后来北方蛮族把它推翻。中古时期又曾创建了一种圆密的宗教与教会组织,又有文艺复兴的大浪潮把它冲毁。

此后则又赖借科学与工业发明,来创建金圆帝国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现在又有人要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来把这一个体制打倒。

西方人生,始终挟有一种权力欲之内感,挟带着此种权力无限向前。

权力客体化,依然是一种权力,但像是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权力了。于是主体的力和客体的力相激荡,相冲突,相斗争,轰轰烈烈,何等地热闹,何等地壮观呀!然而又是何等地反复,何等地苦闷呀!

印度人好像自始即不肯这样干。他们把人生向往彻底翻一转身,转向人生之内部。

印度人的向往对象,似乎是向内寻求的。

说也奇怪,你要向外,便有无限的外展开在你的面前。你若要向内,又有无穷的内展开在你的面前。

你进一步,便可感到前面又有另一步,向外无尽,向内也无尽。人生依然是在无限向前,人生依然是在无尽止的过程上。或者你可以说,向内的人生,是一种向后的人生。然而向后还是向前一般,总之是向着一条无限的路程不断地前去。

你前一步,要感到扑着一个空,因而使你不得不再前一步,而再前一步,又还是扑了一个空,因而又使你再继续不断地走向前。

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向外的要在外建立,向内的则要把外面拆卸,把外面遗弃与摆脱。外面的遗弃了,摆脱了,然后你可走向内。换言之,你向内走进,自然不免要遗弃与摆脱外面的。

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洒落的人生,最后境界则成一大脱空。佛家称此为涅槃。涅槃境界究竟如何呢?这是很难形容了。约略言之,人生到达涅槃境界,便可不再见有一切外面的存在。

外面一切没有了,自然也不见有所谓内。内外俱泯,那样的一个境界,究竟是无可言说的。倘你坚要我说,我只说是那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将永远是那样的一个境界,佛家称此为一如不动。

依照上述,向内的人生,就理说,应该可能有一个终极宁止的境界,而向外的人生,则只有永远向前,似乎不能有终极,不能有宁止。

向外的人生,不免要向外面物上用功夫。而向内的人生,则只求向自己内部心上用功夫。然而这里同样有一个基本的困难点,你若摆脱外面一切物,遗弃外面一切事,你便将觅不到你的心。

你若将外面一切涂饰通统洗刷净尽了,你若将外面一切建立通统拆卸净尽了,你将见本来便没有一个内。

你若说向外寻求是迷,内明己心是悟,则向外的一切寻求完全祛除了,亦将无己心可明。因此禅宗说迷即是悟,烦恼即是涅槃,众生即是佛,无明即是真如。

如此般的人生,便把终极宁止的境界,轻轻的移到眼前来。所以说立地可以成佛。票数:0我顶

中国的禅宗,似乎可以说守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不向外,同时也不向内,屹然而中立。可是这种中立态度,是消极的,是无为的。

西方人的态度,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佛家的态度,同样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你不妨说,佛家是无限向后,无限静退,这只是言说上不同。总之这两种人生,都有他辽远的向往。

中国禅宗则似乎没有向往。他们的向往即在当下,他们的向往即在不向往。若我们再把禅宗态度积极化,有为化,把禅宗态度再加上一种向往,便走上了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另一种境界。

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然中立,他也有向往,但他只依着一条中间路线而前进,他的前进也将无限。但随时随地,便是他的终极宁止点。

因此儒家思想不会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个上帝。他只说人性由天命来,性善,说自尽己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内。

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们不反对人追求爱,追求富。但他们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撑点,偏向到外面去。

他们也将不反对科学。但他们不肯说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知识即权力。他们只肯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只肯说天人合一。

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他们虽然认有当下即是的一境界,但仍不妨害其有对辽远向往之前途。

他们悬至善为人生之目标。不歌颂权力。

他们是软心肠的。但他们这一个软心肠,却又要有非常强韧而坚定的心力来完成。

这种人生观的一般通俗化,形成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

中国人常喜祝人有福,他们的人生理想好像只便在享福。

福的境界不能在强力战斗中争取,也不在辽远的将来,只在当下的现实。

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福,但他们只在主张福德俱备。只有福德俱备那才是真福。

无限的向外寻求,乃及无限的向内寻求,由中国人福的人生观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不会享福的。

福的人生观,似乎要折损人们辽远的理想,似乎只注意在当下现前的一种内外调和、心物交融的情景中,但也不许你沉溺于现实之享受。

飞翔的远离现实,将不是一种福,沉溺的迷醉于现实,也同样不是一种福,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印度佛家的新人生观,传到中国,中国人曾一度热烈追求过。后来慢慢地中国化了,变成为禅宗,变成为宋明的理学。近人则称之为新儒学。

现在欧美传来的新人生观,中国人正在热烈追求。但要把西方的和中国的两种人生观亦来融化合一,不是一件急速容易的事。

中国近代的风气,似乎也倾向于向外寻求,倾向于权力崇拜,倾向于无限向前。但洗不净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一种现前享福的旧的人生观。

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

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的融和到自己身上来,这该是我们现代关心生活和文化的人来努力了。

以上的话,说来话长,一时那说得尽。而且有些是我们应该说、想要说,而还不知从何说起的,但又感到不可不说。我们应该先懂得这中的苦处,才能指导当前的人生。

摘自《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央党校报刊文章称《黄金甲》为丑陋的大片

2007.02.10

中国导演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创下新的票房记录,但也遭到不少批评。中共中央党校校刊近日刊登评论文章认为,热衷于拍摄《黄金甲》、《无极》等大片的导演为获得奥斯卡奖而迷失在暴力影片中。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据《成都晚报》的消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近日发表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东风对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丑陋的“大片”》。文章说,《黄金甲》跟《夜宴》、《无极》等类似大片一样令人反胃,是一部嗜血的电影,让人怀疑中国的大片是否到了嗜血成性、靠喝血赚钱的时代。中国电影界曾说,如果中国电影也像好莱坞大片那样有巨额资金投入,拿奥斯卡奖并不难。可如今,《黄金甲》的投资高达3.6亿元,结果却照样在进军奥斯卡的道路上折戟而归。对此,总部设在美国的电子杂志《大参考》主编李宏宽评论说:

“这篇文章说得比较到位的就是指出了张艺谋和陈凯歌他们作品思想的空洞、投资巨大、场面非常绚烂,但是没有任何内容,不知道在讲什么,既没有道德也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都是极其苍白空洞的那种。作为一个艺术品确实是极其失败的。但是评论文章没有指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说在中国这个特有体制下,想拍一部电影首先要国家批准,国家审核,跟谁合资还要国家批准,在这个场合去经营这个东西的话,张艺谋和陈凯歌已经是霸主地位,后来的年轻人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

现在旅居美国纽约的文学评论家董鼎山表示,他对张艺谋近期的作品感到失望,“我开始非常欣赏张艺谋的电影,但他最近的电影,我并不十分喜欢。我觉得他的电影越来越商业化,就是为了卖钱,像黄金甲里一些场面,很多宫女出来的时候,胸部都是半露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以前我认为他是艺术家,现在我认为他是商人。”

文章说,如果把《黄金甲》和它的原型《雷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改编以后,原先明确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都模糊了,正、反面人物的分界没有了。中国国产大片中的暴力美学和暴力崇拜反映出,中国艺术中道德底线的缺失。对此,董鼎山评论说:

“他的相同点除了故事情节以外,其他没什么相同的。怎么可以跟《雷雨》相比呢?” 文章说,好的艺术不是用金钱堆积出来的,更不是暴力和性的简单相加。而今天的张艺谋就是一个油漆工,只会把红色的颜料大桶大桶地往银幕上倒。对张艺谋电影越来越商业化的原因,董鼎山分析说:

“他现在这种商业化、大众化的电影没有艺术价值,他要赚钱、要扬名世界、向中共讨好。不敢把有真理、有艺术的电影拍出来,出了好的电影又会有出版署的审查。”

据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1月份公布的数据,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全国累计票房收入已超过2.7亿元,向3亿元迈进。超越4年前《英雄》创下的2.5亿元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敢掀爱滋病黑幕的老太太

作者:沈泽玮


  说真话,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最早揭露河南爱滋村情况的中国退休妇产科医生高耀洁,因为不爱说瞎话,结果打了10年艰辛的防爱滋病宣传战役。这个星期,因为坚持到华盛顿领取一个国际奖项,她又遭当局软禁。据报道,这是她第三次被禁出国领奖。


  今年是大事之年,官场行事格外谨慎。香港《明报》报道,中共十七大会议在年底召开前,大陆限制民间敏感人士出境。中国爱滋病关注者胡佳则说,高耀洁掌握很多河南爱滋病现状的证据,有关方面“怕高老师出去会像引爆炸弹一样,把河南的事情再曝光”。


  在真相面前沉默,就等于说谎。这位有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之称的80岁老太太不只不愿沉默,她还拼命发声,一次又一次掀开农村爱滋病蔓延的大黑幕。


  1996年和爱滋病病人的一次接触,令高耀洁非常震惊,从此她就像战士那样,自费投入爱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坚持揭发非法采血导致农民感染爱滋病的真相。十年下来,老太太为这场战斗花了超过100万元人民币。2000年起,她把重心转向资助爱滋病遗孤,牵着孩童的小手,带他们走出黑暗。  


  老太太揭发真相,帮了村民,却累了家人。她两个女儿丢了工作,小女儿随丈夫到加拿大去后,心中还存恨意。据中国媒体报道,老太太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 老太太的儿子则哭着告诉母亲:“我这一生从你这里得到的只有灾难。”


  灾难的降临却冲不走高耀洁的激情。为了一个官方公布的不实数字,据说她会从沙发中跳起来,面红耳赤地在屋里走上两圈;一个诉说多次的爱滋孤儿的故事,她每每一讲到细节,眼圈就红。她老伴还在世时就说:“这个老婆子不要命,你说谁能拦得住?”


  高耀洁承认,有时讲真话的结果并不好,但她已欲罢不能。每次到大学开讲座,她的结语都是:“孩子们,我对你们就一个期望,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这(造假)可把中国害苦了。”


  她也一再嘱咐当地媒体:“你们记者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这些吃爱滋饭、发爱滋财的骗子,还有那些还在组织农民卖血的。要是我死了,你们不要写我,多揭发那些骗子、血头!”


中国推环保基金鼓励清洁能源项目

2007年02月10日
中国政府已将环保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将于3月启动一项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扶持中国清洁能源项目的发展。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碳排放信用交易收入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和个人的捐款。

财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巨奎林透露,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下个月将开始正式运营。

迄今为止,这项基金已经收到世界银行640万的美元贷款,而欧洲投资银行也承诺给予该基金5亿欧元贷款。

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合作,酝酿在北京成立一家碳交易所。如果这家碳交易所成立,中国将成为全球数十亿美元"碳排放信用"交易的一个重要中心。

碳排放信用交易

《京都议定书》规定,其中明确了38 个工业化国家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要承担的责任。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企业可自行建设设备来分解温室气体,也可通过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来完成自身减排承诺,即所谓的"清洁发展机制"。

截至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近300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小水电、风电、氟化工等领域。

据悉,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在所有项目启动后,将吸纳20亿美元的资金。一个由国家发改委和其他6个政府部门人员共同组成的管理小组,将负责基金管理工作。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的全部碳排放信用交易的41%,成为全球第一大的供应国。

BBC Chinese.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