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二月 03, 2007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获奖演说(原文)

余英时 著 尹德瀚 译
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教授余英时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余英时
    
能够成为2006年"克卢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归化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轴心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轴心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轴心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轴心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民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16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抗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中国改朝换代与历史延续性

我对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20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和其他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续性与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中国历史上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1940年代开始思索中西的对抗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下对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代晚期,当时中国对抗西方这个大问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是在这种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19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已经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兼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摘自独立中文笔会

原文:下载
ADDRESS OF PROFESSOR YU YING-SHIH ON THE OCCASION
OF RECEIVING THE JOHN W. KLUGE PRIZ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5 December 2006)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一 1957: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今天,每当谈起中国近二十年的巨变——无论是经济起飞还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均把源头归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产党路线之转向。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熟悉中共党史的学者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只是回到 1956年 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根据不搞个人崇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条文也从党章上删去了。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国各种新办杂志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正酝酿着思想解放运动。刘少奇甚至指出,鉴于苏联计划经济只注重计划性的教训,中国还应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坚持「八大」路线,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 年。但是,「八大」路线寿命不长。仅仅一年后,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推翻「八大」路线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因此,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从「左」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点,那么1957年反右则是共产党路线从「经济建设」转向左的阶级斗争的另一个转折点。

今天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时,都高度重视1957年的反右运动。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一直追溯到 1956年。确实,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来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还是「八大」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都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正是反右运动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判断,左的路线开始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越演越烈。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一发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放在文化研究者面前:为甚么1957年会发动反右运动?为甚么反右运动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变化?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见解,认为1957年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是与当时苏联东欧解冻相呼应的自由化思潮。在鸣放中,民主党派首当其冲,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40年代末期,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高举人权旗帜在中国争取西方式民主,其声势之浩大,以致于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也认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亡在民盟手上。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1957年春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自由主义者卷土重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反右也就不过是共产党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这种看法实质上同目前共产党官方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一致。至今中共只承认反右扩大化,并没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强调反右是一场资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文革后,几乎所有右派都获平反,很难说极个别人的言论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故此上述的结论就显得漏洞百出。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反对共产党领导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为自己辩护时,一方面承认自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更强调在1949年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们在鸣放中向共产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言论也大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达斯(Naranarayan Das)曾把右派的观点分成拥护政府和反对政府两类,他还列举了反对政府的15种观点。他认为右派份子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

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这种观点来看反右,很难解释1957年春大鸣大放的起因。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入大鸣大放,他们是在共产党再三动员下才向党提意见的。如果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提意见看作向自己夺权,那么为甚么要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除非我们把反右理解为共产党为了铲除知识分子异己的阴谋,不然这是不合逻辑的。由于阴谋论同1956年「八大」前后中国宽松活跃的党内外气氛不合,大多数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过份简单化的看法。他们倾向于把鸣放起因归之于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不满,即1956年后毛泽东认为党已经退化为一个保守、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而恢复党的革命精神的办法是从外部对党挑战。这一任务首先落到了非党知识分子身上。据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说,当时毛泽东对「八大」各项决议极为震怒,为了对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开展攻击,他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始全党整风。李志绥甚至认为,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意见未涉及毛泽东,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会提早10年。这种用共产党高层路线斗争观点去解释反右运动的起因,无疑比「阴谋论」深入了一步,但显然过份强调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

我们认为,在研究反右运动起因和共产党政治路线变迁机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长期被忽略,这就是某种中国特有的群众运动模式对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这种群众运动模式形成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它有效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治地位。而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是毛泽东第二次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正是它改变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心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绝对权威,从而扭转了「八大」路线,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二 延安整风的模式和功能

为了讨论群众运动与确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内在关系,我们在研究反右运动之前,必须先花少量笔墨来分析延安整风。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心目中,共产国际和精通马列的苏联留学生比农民革命家更具意识形态的号召力。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支配了党的意识形态,擅自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此后毛泽东与王明国际派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共党史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直到1942年前,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排除王明等国际派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使自己思想彻底笼罩全党的办法。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等国际派的项英阵亡,苏联留学生在党内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与此同时,苏联正好开始卫国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而当时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缩小,可以抽调大量干部参加学习。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留学生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机成熟,便立即发动一场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风对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奇妙功能,也很难明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为甚么要花如此长时间和这样大的精力去搞整风学习。如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将全党思想高度统一起来的群体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运用,战胜了国际派和其它反对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对全党的控制。

延安整风分三个阶段,历时近三年。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地向党和领导提意见。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讲话,宣布整风运动开始。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自己的墙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让全体党员在大批判中集体修身,纯化无产阶级立场。它以大批判和审干作为手段。在整风第一阶段大民主中,党员各抒己见,把对领导的不满一一发泄出来。它也就为运动第二阶段批判对立面准备了条件。 1942年3月,整风运动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接着又办起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一时类似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吸引了延安各阶层的注意。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思想斗争的对立面,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 5月2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端正无产阶级立场,解决文艺为甚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在端正立场的指导下,王实味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和动机不纯。 6月,开始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因过去和托派有接触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细, 10月初被开除党籍。

显然,一旦端正立场、检查道德动机是否纯正成为运动的主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必须落实到纯化每个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道德品质修炼。于是党员有了一整套如何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全新标准。整风运动也随即转入反对宗派主义的审干阶段。审干包括自我检查和群众评议,最后由党组织作结论。它要求党员重新交代、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党内工作经验,以达到思想上入党。随着审干运动深入展开,对党员的道德评判进一步变成一种抢救运动。即党组织通过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迫使有问题的党员悔过自新,把他从堕落的边缘抢救过来。审干、抢救运动足足持续了近一年。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党作出决议,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凡是经历过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人,对群众运动这三个阶段都一清二楚。令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为甚么可以用这种三阶段整风模式达到批判国际派、确立自己思想霸权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心目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道义。国际派大多为苏联留学生,他们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充分掌握着第一个权威来源。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儒家化,将其诠释为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识形态权威的第二个来源。通常这两个来源同样重要,很难争高下,而一旦动员全党投入整风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道德批判,就会助长第二个权威来源迅速压倒第一个权威来源。

必须注意,在儒家化马列主义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道德动机不纯正,学习再多的经典都是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而且马列主义的整个道德基础被界定为无产阶级立场,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党的干部)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阶级立场极易受到质疑,他们也无法判定自己的无产阶级道德性是否纯粹。这样,只要以批判对立面为手段的群体修身运动充分展开,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与运动批判对象相类似的问题,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中反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否纯正。这种以纯化无产阶级立场为主调的群众运动,会带来人们思想方式的两个重要变化。

第一,运动吞噬了一切原属于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间,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已没有个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须坦白交代。外界(群众和党组织)的道德指责往往构成一种巨大精神压力,迫使每个个人成为群体一部分,并接受思想改造。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结合成团体的紧密关系和改造人内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诞生。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延安整风导致党员的自我空间日益缩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党意识形态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第二,由于运动中无产阶级立场的纯化成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于是仅仅引证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就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诠释—— 一种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事实上,正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原来在党内宣传部门颇有势力的王明一落千丈,最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而毛泽东思想权威逐步树立。1945年 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并用毛泽东思想来重写党史,这个党史的新版本迅速为全党接受。延安整风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写进了党章,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刘少奇在1945年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三 思考社会主义蓝图的三个主体

今天,延安整风已被视为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之滥觞。但由于延安整风已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就没有必要发动运动以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因此学术界大多不把中共在1949年以后发动的运动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研究反右运动。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成立的,但是 1956 年至1957年这两年的情况非常特殊。当时中共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与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类似的局面;毛泽东虽然掌握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意识形态蓝图)却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

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就是中国宣布于1956年提前进入社会主义。本来指导经济建设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中共中央预计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到 1962年才能基本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要持续15年左右。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曾分析过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导致商品粮短缺,而不得不实行粮油棉花的统购统销;它极大地破坏了市场机制,以致私营工业在 1954年后越来越难生存。另一方面,干部对农村基层的控制促使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浪潮迅速来临。可以说,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之快,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预料。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十分形象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来得太快而感到意外,他说:「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使大多数党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它对党的指导思想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中国共产党顿时失去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意识形态蓝图。这是 1942年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正统地位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必须重新确立经济建设蓝图。因此,1956年在中共党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在这一年,全党动员、中共领袖全体参加了经济社会调查研究。 1956年3、4月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停止一切其它工作,专门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多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曾把这种每天听各部门汇报的疲劳生活比作「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即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他认为这是强迫受训,他对汇报者说:「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唯一一篇主要讨论经济发展策略的文章:〈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企图勾划出指导经济发展的新蓝图。

表面上看,取代新民主主义蓝图的方案是现存的,这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当时全社会都把苏联的今天当作中国的明天。至今,很多历史学家也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归之为采用苏联模式。但是正在毛泽东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关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北京,给斯大林式的苏联经济发展道路蒙上阴影。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以苏联为鉴戒」立刻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务实而每天忙于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很快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批判性继承,使计划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符合中国国情。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决议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对苏联经验的批判性采纳。

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八大」似乎开得很匆忙。虽然毛泽东参加了「八大」,但并不满意「八大」的结果。姑且不论「八大」决议在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在实际上毛泽东仍是党的最高领导,并保持对全党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但是「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却不是从毛泽东思想导出的。它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决定,基本上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中国版。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延安整风前对苏联经验权威的依赖。毛泽东似乎觉得这种对苏联经验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为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提供新的行动纲领。但是,十分明显,毛泽东一下子也拿不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方案。它表明了在1956年至1957年间,党的意识形态又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

这种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不确定性,同样反映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 1956年以前,知识分子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根据是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的世界观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初,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无疑意味着一个全新时期的到来。在新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解决了,不仅资本家成为人民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属于工人阶级了。过去一味强调改造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再也难以成立。这势必激发知识分子的主人翁感和参与热忱。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

因此,从中国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内在理路看,即使没有苏联的解冻,中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也会激起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思考热潮。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前一个月,在1956年元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感慨社会主义来得之快出人意料的同时,还对1,8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党外民主人士谈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基本方针。

我们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思索取代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所以 1956-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同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有一个本质区别:苏联东欧的解冻意味着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怀疑,有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含义;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基本是相信马列主义和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1957年开始鸣放前如此,即使是鸣放中最极端的言论也都没有改变这一基调。那么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是甚么呢?显然,批判斯大林和苏联模式黑暗面的暴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把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作为取代新民主主义的新蓝图。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甚么要在鸣放运动推开之前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毛泽东感到在对待「八大」决议的意见上,知识分子可能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我们看到,1956-1957年间有三个主体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蓝图,这就是毛泽东、党组织和知识分子。虽然三者的立足点都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但内容并不相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这时发动一场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现在知识分子已接受了马列主义,那么新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就不应局限在党内,而且要号召知识分子参与,形成大鸣大放的局面。

其实每当面临意识形态大变动时,党的高级干部都会想到延安整风模式。1956 年5月 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员报告,他已经联系延安整风。他指出当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反对教条主义,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是继五四以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陆定一还把毛泽东为延安整风所写的文章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介绍给知识分子学习。

可以肯定地说,到1956 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已经决定第二次运用延安整风模式,来确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这次整风应同一般整风相区别,要以延安整风为榜样。他这样说道:「整风,在十几年以前做过一回,后头有一些,但是很不深刻,是检查工作性质的,不是延安那个时候的整风」,接着毛泽东强调,今年开始的党内整风,方法是像延安那样。195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示中特别强调了该会吸收 160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十分重要,认为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是一个重要经验。显然,利用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已在酝酿中了。

1957年4月27日,在毛泽东不断催促之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把延安整风称为第一次整风,并直接提出在新时期必须进行第二次整风。整风指导文件是毛泽东的两个讲话,整风目标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文件还指出,这次运动是党的整风,对非党员应该欢迎,但他们的参加必须完全出于自愿。4月30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的决定,并于次日发表题为《为甚么要整风》的社论,把整风作为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直至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仍强调要继续让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认为没有社会压力,共产党整风不易收效。

毛泽东对赵超构提出「大鸣大放」的建议十分欣赏。党的整风运动迅速同知识分子中酝酿了近一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探索热潮相结合。在全国各高校和党政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学生很快也加入了鸣放行列,延安整风模式终于在全国推开了。

四 从鸣放到反右:群体修身运动展开的逻辑

如果把1957年春的大鸣大放理解为毛泽东有意识地运用延安整风模式,那么围绕着反右运动两个颇为重要的疑难也就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鸣放向反右的突然转折。毛泽东在1957年5月初还为大鸣大放叫好,但到5月15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左派只占 20%,中间派占70%,而1-10%的右派正掌握主动权,他们极力反对共产党。毛泽东警告右派:夹紧尾巴,改邪归正,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为甚么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我们认为,离开延安整风模式就很难理解这一点。

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反对本本主义,让全党达到高度意识形态统一。在第一阶段,为了动员全体干部以巨大热忱参与整顿思想的运动,必须鼓励各抒己见的大民主。大民主的直接后果却与统一意识形态目标相反,这时就必须迅速找到斗争对立面,把万炮齐鸣的大民主转向批判对立面的斗争。因此作为第一阶段的大民主一定极为短暂。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从大民主迅速转向第二阶段的批判对立面就是先例。

1957年鸣放突然变成反右,只是1942年延安整风中大民主转向批判王实味之重演。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在1957年6月底去山东济南、上海等地视察鸣放运动途中,就一再讲到王实味。他十分明确地把处理王实味同正在展开的反右作模拟。早在1956年5月陆定一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时,就已经把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引以为鉴的反面例子。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共产党干部看来,这一模式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为曾鼓舞知识分子大胆鸣放而内疚,当有人说反右是共产党阴谋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早出了安民告示,这是阳谋。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甚么?》的社论,一场围剿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几个月内,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从右派人数看来,它比延安整风时多得多,这意味着运动规模大了上千倍。延安整风时,共产党人数总共不到80万,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只有一万多人,而1957年全国已有1,270万党员,还有近500万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和鸣放。由于这次群体修身运动规模空前浩大,反右成为 50年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巨变的转折点。

反右运动中第二个疑难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在运动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右运动前,毛泽东思想已从党章中删去,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思想再次成为全党全国的行动纲领。如果仅仅从毛泽东与党组织关系来看,这种变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整风一开始,党的很多干部特别是整个组织系统都不认同党外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反右似乎证明毛泽东的失算。据此,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因受到党内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反右。他指出,在政治局(包括候补委员)内部,至少有9人反对整风。而且鸣放一开始,电报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对整风加以限制。麦克法夸尔甚至认为在很多党的干部看来,毛泽东没有估计到整风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从而使他在党内作为能洞察一切的革命舵手的声望受损。而知识分子则因为毛泽东无法抵挡党的压力而对他在党内的权威发生怀疑。

那么,到底是甚么原因使毛泽东思想压倒「八大」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呢?我们认为,这也是由延安整风模式所规定的。我们知道,所谓右派言论大多都是想用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为了真正在思想上压倒知识分子,共产党唯有诉诸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这正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据毛泽东思想,当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时,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本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大多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立场不明确或不纯正历来是他们的阿奚里脚踵。指责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党的代言人,就可以使知识分子理屈词穷。故反右运动一开始,把知识分子打压下去的最重磅炸弹是工农大众参与批判。

1957年6月10日,刚发出反右动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工农群众开始对知识分子言论大批判。《工人说话了》这篇社论把右派问题的本质直接归到知识分子的出身。它这样论证道:「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情,为甚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

由于反右斗争中,是从立场来确定划分右派的标准,这就使得它与1949年至 1957年间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有不同的判别敌我标准。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必须把反右斗争的方式同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明确区别开来,必须避免两种已经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份子龌龊的私人生活。《通知》认为这两种作法都缺乏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教育和说服力,正是诉诸无产阶级立场和知识分子的出身。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甚么在反右斗争中,中共三令五申不准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共产党为了表明反右逻辑的自洽性和明确性,一定要强调知识分子是由于其阶级地位或出身使其立场天然和无产阶级对立,这是他们借整风向党进攻的根本原因。而工人农民由于出身好,即使说了错话也是受蒙蔽,不足以证明立场有问题。

事实上,在反右过程中,最使知识分子胆寒的正是诉诸他们的出身。北大学生会对一个右派份子集团骨干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作了统计,证明右派份子中出身官僚资本家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5%,而且40%人有直系亲属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像林希翎的出身虽表面上无问题,但她父亲受过曾「屠杀过人民的刽子手」黄绍竑的训练,林希翎向党进攻也有阶级根源。至于当工人代表向知识分子宣称「……你们写字的稿纸,是我们造纸厂职工做出来的,…… 而你们自己,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只会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写反党反人民的文章」,知识分子更是无言以对了。

这种把判别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放到言论之外的立场的出身成分,就会产生很显然的效果:知识分子陷于工农兵批判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会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批判。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以精英自居的优越感,他们的作风、习惯、性格也受到质疑而倍感孤立。一位右派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处境:「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气息。可以指责我的个人习惯、家庭生活,可以批判我那知识分子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

如前所述,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实味使党员接受了以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它迅速把运动引向检查自身道德立场是否纯正的修身,并导致毛泽东思想压倒本本主义。而在反右运动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逻辑。反右运动正是要证明,判别知识分子是否是马列主义者,不能看他有多少理论知识,甚至不能看他们是否用马列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必须看其立场是否纯正、是否工农化。这不仅是告诉知识分子,马列主义是以无产阶级立场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是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用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由于反右运动规模极大,以55万右派为活靶子的批判,使得对马列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理解不仅迅速普及全党,而且广泛地深入到工农兵和城市居民群众之中。

本来,1949年后共产党是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运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特别是 1956年放弃新民主主义后,毛泽东思想已失去战争时期的地位。现在,「八大」决议不攻自破,毛泽东思想再次从马列主义中凸现出来,成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并且逐步成为指导亿万工农群众参加群体修身运动的经典。反右同样起到了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意识形态绝对权威的作用。

延安整风的结果是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达致全党的空前团结,从而获得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正是凭借这种力量,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由反右引发的全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也立即产生了类似延安整风第三阶段的结果,即使全党全民达到共识,毛泽东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蓝图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三面红旗。

在总结整风的意义上,陈伯达在1958年 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讲得很清楚,并再次突出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他说,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对整风的看法,「王说,整风的结果,搞出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陈伯达接着说:「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没有延安整风,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然后,他强调整风的意义在于「全国集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行动,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一个一个扫除掉、摧毁掉」。1958年,亿万群众万众一心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新蓝图的实践,中国开始了大跃进。

五 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自反右运动展开以后,无论是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内容,还是选择蓝图的标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确立了毛泽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舵手的绝对权威。在无人敢抗拒毛泽东意志的背后,正是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决议之上,具有绝对道德真理的含义。刘少奇的态度就很典型。1956年刘少奇是反对个人崇拜的,积极主张从「八大」决议和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而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反「八大」时的立场,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模式。正如麦克法夸尔所说:「在1958年人大二次会议上,刘讲到毛时又回复到他1945年向党的七大作报告时采取的高唱赞歌的调子。他以赞许的口吻回顾了过去3年毛泽东所有政策的创造性……按刘少奇的说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胜利,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革命运动』的到来,毛关于要更快地发展经济的口号已经迅速地深入亿万劳动人民的心中,并且已经转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

其次,在反右之前,共产党除了将苏联计划经济修修补补外,不可能有其它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反右之后,一种全民动员以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方案迅速凸现出来。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宣称:「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个日益强化的政治学习运动在全体人民中展开,不仅是机关、工厂,连城镇居民区都进行了反右动员,干部公教人员的家属都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在群体修身运动中,来自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任何号召都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含义。全社会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大动员和参与狂热。这种全民参与的先声,是发生于1958年初的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本来除四害同政治无关,和个人道德纯化修身更谈不上关系。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特别提出消灭「麻雀、苍蝇、蚊子、老鼠」这四害。1958年1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参观了一条以清洁卫生著名的小巷,接着在南宁会议上,又指示全国搞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顿时,全国响应,除四害成为政治任务,亿万人民出现了除四害的狂热。一位外国人曾记录他亲眼目睹的现象:「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妇女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一个年轻妇女正在临近的房顶上来回跑,她手里拿着一个竹竿,竹竿上拴着一个布条,一边跑一边拼命地挥舞竹竿。……在这个旅馆的高层楼上,穿著白衣服的妇女们正挥舞着床单和毛巾,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这栋房子屋顶上。」

使用这种惊吓麻雀、苍蝇等使其乱飞最后精疲力竭而死的方法除四害,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需要全民动员参与才有效。它居然在 1958年初出现,可见工农群众在政治学习中的动员程度。我们知道,正是在1958年春毛泽东写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句。毛泽东无疑是感到,千百万具有无产阶级道德的新时代圣人已经出现。这种史无前例的全民响应党和毛泽东号召的参与热忱,使毛泽东感到六亿人民中蕴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毛泽东终于通过第二次延安整风发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这就是利用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苏联那种由党的技术官僚控制利用知识分子参与的计划经济。

这种取代「八大」决议的用政治动员方式搞经济建设的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根据反右运动立场决定论的逻辑,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能掌握马列主义,也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搞经济建设不应依靠知识分子。在紧接着南宁会议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力号召党的干部破除对知识分子的迷信。本来,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时,不仅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甚至看重资本家的管理经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新模式必须反对的东西。毛泽东曾这样说道:「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甚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运动已显示出工农群众拥有极高的觉悟,利用人民政治热忱搞经济建设,就必须尊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用干部官僚控制下的指令经济。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他问,如果那样的话,「群众又应放在哪里呢?」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把反对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和打破干部控制的计划结合起来,新模式必定是不管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并视知识分子专家的建议为条条框框,在经济建设中推行高速度、高指针的大跃进。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5月中旬,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一天等于 20年」的伟大时期,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年内达到年产 4,000万吨钢,在7年内超过英国,再过8年赶上美国。

第二,既然毛泽东把人民群众中无限的建设社会主义热忱当作主要动力,那么群众的劲可鼓而不可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必定是强调自立更生、重人力投入、不重视引进西方和外国的先进技术,故毛泽东主张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并号召群众以创造力来代替只有专家才能掌握的新设备和新技术。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认为工农业生产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批判马寅初,认为中国是人多好办事。

第三,为了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组织起来,必须改造现有的基层组织系统。例如在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组织规模太小,不易集中人力物力,于是毛泽东支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1957年7月《红旗》杂志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该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必须把一个个的合作社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具有数万农户规模的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组织,这就是「人民公社」。同样在城里,也应打破行业界线,把工农兵学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应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夏天,具有上述三个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迅速在全国推开,这就是长达三年的大跃进。姑且不论毛泽东的新模式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长远影响是甚么,但它的推行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有两千多万人在人民公社和共产风造成的饥荒中饿死。在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面前,中共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张退回到大跃进以前的状态,而毛泽东则把这种意见视为党内的修正主义。1966 年毛泽东第三次运用延安整风模式,让全党全民认同他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群众运动模式再一次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人们常说,毛泽东一直迷信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其实,说得更准确一点,毛泽东迷信的是延安整风模式。他在自己一生中曾三次运用这种群体修身的模式,左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形态。第一次延安整风模式的运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权威,而第二次、第三次运用则使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正是文化革命的幻灭使中国共产党决定告别群众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和党文化究竟是一种甚么关系?它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扮演甚么角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持久思考的问题。

摘自《议报》

星期五, 二月 02, 2007

读胡发云小说《如焉》

作者:胡 平 2007.02.01

去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武汉作家胡发云的长篇小说《 如焉@sars.come 》(以下简称《如焉》)。这本书的出版称得上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著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章诒和说:"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 sars.come 》而已。"

《如焉》的公开出版引来众多的赞许。不少网友说,这次中国政府有进步了,像《如焉》这样的书都能公开出版了。殊不知掌声未落,这本书又被禁了。

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 8本书禁止发行,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这8本被禁的书中就包括《如焉》。另外,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被禁之列。日前,章诒和发表声明对此严正谴责,并誓言"我要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份声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广泛呼应。

回到《如焉》这本书来。据作者讲,《如焉》一书完成于 2003年。2004年,这部小说的电子文本贴上了陈子明与何家栋主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在网上流传很广。其后不久,《改造与建设》网站被下令关闭,但网上发表过的一些好作品仍然在网上继续流传。我是在前年夏天就从《改造与建设》网站上发现了《如焉》,后来又把它转载在《北京之春》网站。不止一位国内的朋友对我说:你一定要看看这部小说,它正是对你的《犬儒病》一文的形象说明。《犬儒病》是我在 1998 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用犬儒主义来解剖和分析六四后中国的精神危机,据说被国内多家民间网站转载,造成一定影响。

小说《如焉》写的是在SARS 爆发前后在某城市发生的故事,主人公茹嫣是位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同事的介绍下与本市的副市长相识并恋爱。同时,茹嫣又在网络上认识了以达摩为代表的几个知识分子。SARS 的爆发引发了原本隐藏的多种矛盾。在这一突发事件中,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小说深入细致地刻画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揭示出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和整个社会的一般的精神面貌。

小说《如焉》正面写到了"六四",揭示出"六四"后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小说中的人物毛子就是一个犬儒病的典型。小说正确地指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化主要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恐惧效应。正像小说中人物达摩所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现在,人们一谈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在专制强权面前丧失批判立场,每每归结为他们被共产党收买,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少知识分子自己也很乐意承认他们被收买——被收买那就表明自己有身价嘛,所以听上去不那么丢脸,或许还有几分光彩。有的知识分子甚至说:拿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干活。一边拿着人家的钱一边又骂人家,不地道。照这么讲,那些坚持对专制强权持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反而在道德上倒是错的了。其实,共产党总是使用威胁和利诱这两手。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也总是要在威胁奏效之后,利诱那一手才能奏效。要说邓小平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幸福,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感恩,应该拥护邓小平的路线,那么尽人皆知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改变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发生在八九民运之前。那为什么还会爆发八九民运呢?为什么知识分子还会在八九民运中扮演领导角色呢?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分明是发生在"六四"之后,因此主要是、首先是恐惧的产物。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

小说描写了毛子和达摩的两次辩论,十分精彩。老朋友达摩步步深入的追问,对毛子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最后,毛子决心告别犬儒主义,重新拾回一度失落的理想主义。毛子当然知道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乃至风险,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毛子说得好:"我自己就是光着身子混上来的,有什么舍不得丢弃?"更何况现在的压迫再厉害,总比毛时代轻多了吧。

我们知道,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它的治疗。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依我看,这就是小说《如焉》的重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网站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作者:胡 平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1.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於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後。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後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新闻出版署否认禁书 遭章怡和律师驳斥

2007.02.01

中国禁书事件引发国内知识界的维权高潮,并招致国际谴责。星期三,事件主角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终于打破缄默出台回应,通过海外媒体根本否认查禁了8本书。章诒和方面欢迎新闻出版总署站出来说话,但不接受其不讲信用、以谎言掩盖真相。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一书的封面
章怡和十多天前发表声明谴责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议上查禁她的作品伶人往事并公开表示是因人禁书是剥夺她的言论出版权利。其后,知情人士透露该会上共有八本书被禁,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反响。

眼看章怡和的反抗,发酵成整个中国知识界的维权风波。一直保持沉默的中国出版总署星期四就事件正式对外表态。

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星期四报道称: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澄清《伶人往事》等书被禁。该署图书司负责人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这次一本书都没有查禁,只是例行的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会上确有五本书被点名批评,包括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被批评,但并不存在查禁。

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还指副署长邬书林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不搞因书废人,或者是因人废书;但是出版社应该遵守国家关于出版的法令规定。”

本台星期四致电章怡和询问对事件的看法,她说:“这个事我知道,暂时不讲什么,你可以去采访律师。”

记者致电律师浦志强,他代表章怡和对新闻出版署的这一澄清做出了几点驳斥:“这个应该质问他,为什么出版社出版章怡和的书要受到批评,批评是什么程度上的,处罚是什么措施,国家机关是没有权力在内部吹风会上所说的事情,就以为跟当事人无关。而且它涉及有关国家机关在宪法完全不允许的情况下滥用职权。现有所有的规矩,所谓违规书或违规思想事实上都是违反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用这一宪法权利的。”

本台记者星期四办公时间多次致电新闻出版总署,电话无人接听。

据了解,当局在这次公开澄清同时,也试图私下平息事件。章怡和日前就伶人往事被禁发表的第三篇公开声明里面,提到近期邬书林曾私下带话给她,称并没有在会上点她的名。章怡和在信中表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她从不同途径确实知道邬书林确实有这样说过,而她的书确实在被收缴。她再次重申,禁书要有公开公正法律依据的这一强硬的立场,并且已聘请法律顾问团依法尽力维护自己的言论出版自由。

这次禁书事件也引起大陆网民在网上热烈讨论。然而记者星期四在大陆搜索引擎百度上检索关键字“伶人往事和禁书”,在近一万个找到的结果中,很多链接都无法打开,显示为不存在或已删除等。有消息指,有关部门就此专门发了通知,大意是: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

浦志强律师认为当局各种掩盖的做法和禁书本身一样恶劣: “事实上来讲,有非常多渠道能证实邬书林一月十一号说过那些话,说了就承认,还有我这不仅是个人信用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讲信用,一个国家不能靠谎言和掩盖真相活着,这不是和谐社会。”

章怡和维权律师团的顾问著名律师张思之星期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暂时未考虑相关的法律行动:“我们现在还没考虑(你认为这个案例有什么代表意义)当然有,一个公民的权利被人侵犯了,需要维护。(新闻出版署否认禁书,你有何看法?)没有看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中国一官员称中国不存在查禁问题
VOA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2007年2月1日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不久下令禁止八本书出版发行,引起中国国内外的强烈反弹。中国当局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对来自国内外的强烈质疑做出正面回应。但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海外记者表示,中国不存在查禁问题。批评者指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禁书之举受到广泛批评*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不久下令禁止八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出版发行,在海内外受到众口一辞的强烈抨击。

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局这种肆意侵害作家的创作出版自由、戕害中国文化发展的做法,不但是侵犯了中国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违反了国际公认的公民政治权利准则,也是跟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宣传的建设和谐社会、谋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说法背道而驰。

中国内外的批评者强烈要求中共宣传部门及政府当局对肆意剥夺中国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做法对中国公民提出一个解释。中国当局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解释。但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该报表示,中国“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一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批评者指出,中国拥有许多世界之最,有光彩的、也有不光彩的。当今中国一个不光彩的世界之最就是,中国的禁书名单之长是世界之最。批评人士说,如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的中国“不存在查禁的问题”的说法,显然是颠倒黑白。

*孙文光:查禁的书太多了*

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光表示,中国当局如今查禁的书太多了。当局的查禁,有的是通过行政手段的查禁,如跟出版社打招呼,不准出某个作者或某个话题的书,还有的直接通过公安机关闯入公民家中,把公民自己印刷的书抄走。

孙文光教授说,他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他的一个同事写了一本有关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书,写好之后,10年四处打听,没有出版社敢出版。他还有一个同事自己写了一本有关文革历史的书,“写完了之后,没有地方出版,他就自己印刷出来,印了一千册,放在宿舍里。没有几天,公安就来了,给他全抄走了,还说他违法。这是山东大学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山东大学的事情。他怎么能说没有查禁呢?这根本是胡说八道,闭着眼说瞎话嘛。”

*中央可能作四种选择*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有可能做出四种选择:1)把新闻出版总署的某个官员撤职,当替罪羊,以平息民愤;2)继续进行镇压、查禁,以便向中国公众显示,中共无意放弃一党专制的权力;3)装聋作哑,等待批评声浪平息;4)从此放弃对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限制。

观察人士在等着看中共最高当局究竟会采取哪种选择。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共采取第四种选择、也就是从此放弃对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限制,这种可能性目前看来微乎其微,几乎等于零。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澄清“《伶人往事》等书被禁”:我们一本书都没查禁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7-02-01)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就近日网上议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八本书”一事,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该负责人表示,总署确实在1月11日于北京大兴区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培训中心开会,那是例行的一次内部工作会议,出席者包括地方负责新闻出版的官员、总署和文化部门的直属出版社管理层以及各地出版集团的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出版社都是国有文化企业,总署作为行业行政管理机构有责任提醒它们遵守法令,这是内部工作会议的目的。

  共有九家出版社在该会议上被批评。九家出版社涉及的问题包括买卖书号、冒用“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的名义、出版之前没有向当局备案或内容不良。

  负责人说,凡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内容的重大选题书籍,出版前都需要向当局备案。他说,2006年中国出书近25万种,其中新书目多达13万种,需要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的不到1000种。

  负责人说,没有所谓“八本禁书”的事情,但是确有五本书在会上被点名批评,包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因为有读者投诉该书美化了侵华日军。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批评。

  负责人转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说:“作者怎么写、写什么,这属于作者的创作自由。我们不搞因书废人,或者是因人废书;但是出版社应该遵守国家关于出版的法令规定。”

  本报发现,北京一些书店仍然有摆卖《伶人往事》,网上订购服务也能买到该书。

章诒和:总署有些说法自相矛盾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7-02-01)

  (叶鹏飞报道)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查禁《伶人往事》等八本书所作出的澄清,《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昨天通过代表律师表示欢迎,但是认为总署的有些说法语焉不详并自相矛盾。

  代表章诒和回应媒体询问的浦志强对本报说:“总署终于肯出来说话,这是值得欢迎的事。可是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在于澄清的话自相矛盾,一些地方也语焉不详。”

  对于章诒和请他代表发言,浦志强解释,章诒和近日不断接到媒体的采访要求,感到应接不暇,因此委托他先代为回应。浦志强透露,章诒和在适当的时候将正式表明立场。

  浦志强指出,总署并没有说明为何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被批评。他说:“在任何法治社会,对出版自由的尊重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总不能说允许作家自由创作,却不允许自由出版发表。”

  他说,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总署针对出版社是违背宪法的行为。

  浦志强表示北京市面上依然能买到《伶人往事》,不代表当局并没查禁这本书。他说:“书本有继续在卖以及书本是否被查禁是两个概念,这两者不是对等的。”

  浦志强说,他们有证据证明《伶人往事》已经不能再印,这就是一种查禁行为。总署历来有查禁书籍的纪录,这次否认有查禁任何一本书,其信用是让人存疑的。

  他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是否说过“因人废书”的话,章诒和希望他本人出来说明,“我们认为总署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

  业务专长包括名誉权纠纷的浦志强,在2005年与另13名大陆维权律师入选香港《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榜。

在官民拉据中切开的言论空间

● 叶鹏飞(北京特稿)

  中国官方在缄默多日后,终于就《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指责当局禁止其新书《伶人往事》一事作出正式回应;然而章诒和对于澄清并不满意,其代表律师表示她将在近日正式说明立场。

  中央电视台在1月30日晚的《新闻联播》特意播放一则新闻,说中国出版事业在2006年蓬勃发展,发行了大量的新书,似乎是间接地在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名。

  官方谨慎的回应方式显示,当局相当重视外界对事件的看法,试图厘清事实和说明立场,同时希望平息舆论因这起事件而认为中共正缩紧言论空间的疑虑;可是事件估计并不会因此而告一段落。

  总署官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澄清,并没有查禁任何书籍,同时也否认章诒和的指责,说副署长邬书林表示查禁《伶人往事》是针对她“因人废书”。

  然而章诒和却通过律师浦志强表示,希望邬书林亲自公开说明此事。

  章诒和在发表第一封公开信的三天后,在1月24日又发表《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质问邬书林:“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她还表示:“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章诒和料诉诸法律

  从章诒和委托律师向媒体发言,以及第二封公开信要求总署启动禁书法律程序,有理由相信她将寻求法律途经解决禁书事件。

  禁书事件朝法律领域发展,再次说明民间社会的维权意识高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的大势;此外,由于章诒和个人声誉所带来的舆论同情和声援,也让事件成为民间要求开放言论空间的试金石。

  从知识界通过对章诒和的声援所表达的集体愤怒、海外媒体的密切关注以及网上舆论的热烈讨论,相信对当局已经形成一定的政治压力。

  中国知识界和网上的舆论针对禁书事件衍生出两种意见:一派认为总署的行为违背了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他们引用总理温家宝去年11月在文联、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文艺界谈心时提出要“说真话”的例子,认为这是给中共帮倒忙。另一派则把禁书事件视为中共的真实意图,质疑当局开放的诚意。

官方同民间舆论互动

  总署改变一贯的态度,愿意就事件作出公开说明,显示事件的发展超乎原来的预想,也代表了官方试图同民间舆论互动的一种谨慎尝试。

  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发展至此展示的还是一种社会整体的进步,无论是诉诸法律或是通过说理,官民在过程中的对话和碰撞都是学习和经验的累积,而言论空间必然要在这个拉据中切割出更大的天地来。

  但是,中国目前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意味着过程并不必然一帆风顺。就禁书这个事实而言,官方和民间就存在着不一样的理解,解读的不同也反映了互信仍然不够。

  经本报查询,北京主要国营书店如西单图书城和王府井书店在30日晚,仍然有库存的《伶人往事》上百本等待出售;然而有私营的书店则表示该书“发生问题”,已经停止销售。

  律师浦志强也认为,书本继续在卖和书本被查禁是两回事,《伶人往事》禁止再版,就是一种查禁行为。

  世界对北京奥运和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各类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观察政府如何应对问题。妥善处理禁书事件对于官方而言,意义恐怕越来越大。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附)章诒和:事态的变化和我不变的立场——兼告邬书林先生

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麽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 “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麽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麽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 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麽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於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麽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麽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於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2007年1月28日

原载《多维新闻网》

(附)章诒和:邬书林至少是践踏了两条法律
2007年1月27日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在不提出任何法律理由的情况下,下令禁止8本有关中国当代和现代历史的书出版发行。被禁的作者之一章诒和表示,她只是一个喜欢写书的作家,没有任何的政治抱负,但是她愿意为捍卫自己的中国公民基本宪法权利而献身。

章诒和是当今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被很多评论家誉为当今中国文笔最优美的散文家。章诒和星期五接受采访时说:“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

她写的三本书《往事并不如烟》、《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和《伶人往事》,每一本都受到称赞,被许多评论家和读者认为是足以传世的精品佳作。

*当局禁书不提依据*

但是,她的三本书在中国都成了禁书。今年年初,来自中国的新闻报导说,中国政府主管新闻出版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时,宣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查禁的书里,章诒和讲述中国京剧界名人往事的《伶人往事》名列第三。

章诒和说,到目前为止,她写的书讲的都是她父辈人的故事。她认为,她在《伶人往事》写的那些中国戏剧界前辈表演家都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传奇人物,他们的故事美丽动人。章诒和说,她没有任何政治抱负,也没有任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雄心大志,只是喜欢写自己喜欢的人的故事,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书要受到如此不由分说的查禁。

*践踏宪法所护权利*

章诒和认为,邬书林作为政府主管新闻出版部门的高级官员没有任何法律理由就任意宣布禁书,至少是践踏了两条法律,一个是践踏了中国公民的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一个是践踏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章诒和日前发表声明,要求邬书林明确说明,邬书林是否在全国图书定货会上点了她的名,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章诒和尤其对邬书林作为一个政府高级官员毫无礼貌的言辞感到愤怒。她说:“你在那么大的范围里头,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这个人。’毫无礼貌。什么叫‘这个人’呢?我现在一直都叫你邬先生吧,对不对?我觉得,胡锦涛先生一直在提要和谐、要八荣八耻、要文明。那么,你在对待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能不能文明一点呢?”

*要求政府提出法律理由*

章诒和发表声明,要求邬书林对查禁她的书提出法律理由和法律通知。同时,章诒和也表示,已经有人认为,邬书林及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明显违反中国最基本的法律的做法最后会采取装聋哑的处理方式,不理会她本人以及其他人的抗议。章诒和表示,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还是这个样子,令人感到悲痛、悲哀。

她说:“我们在法制的道路上开始走,但是我认为步履缓慢,步履缓慢。大家总觉得要慢慢来。实际上很多事情,已经50多年了,还快吗?”

*经历凄惨无畏强权*

50年前,章诒和的父亲、中国著名民主派人士章伯钧听从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然后毛泽东下令对章伯钧以及至少55万中国知识分子实行以言治罪的惩罚,他们的罪名和罪证就是给共产党提的意见。

章诒和说,她父亲章伯钧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有出色的组织才干,她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抱负,也没有什么组织才干,她只是喜欢写书,讲故事。他说,但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自由,她愿意赴汤蹈火,为自己、为自己的同行争取自由献身。

她说:“我是什么都经历过的。枪毙人我在旁边站过,我埋过死人,我受过很多的屈辱,我挨过打,我上过刑,所以我什么都不怕。为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付出是值得的。”

到目前为止,虽然章诒和以及众多中国网民强烈要求政府对任意剥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做法提出一个法律依据,不过当局一直没有做出公开的正面回应。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风云时代的风云人物

作者:胡平

美国《时代》周刊把网民评为2006年度风云人物。对此,没有谁比中国网民更感受深刻了。

早就有中国网民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正像小说《如焉》里说的“中国网络特色”:“在一些国家,网络祇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它的意义祇在它的工具性,就像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报,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区别了。”

在中国,网络发挥了两大作用。第一,网络创造出某种独立的言论空间。我们知道,共产党控制言论靠的是两手,一是以言治罪,一是垄断媒体。老式的专制政府也搞以言治罪,但是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政府通常并不完全垄断媒体。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民间多多少少可以有自己的传播工具,民间可以办报纸办出版社。即便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构,它也不可能对民间媒体要发表的所有东西统统进行事前的审查,这就使得许多不为政府喜欢的言论或新闻有了公开发表和传播的机会。由于这些言论或新闻已经公诸于世,政府要惩罚不能不找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显然,政府不能为它不喜欢的每一种言论都找得出惩罚的理由,于是到头来,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欢的言论,不得不容忍很多它讨厌的异议人士。共产专制和老式的专制不一样。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干脆把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言论新闻压根就没有上媒体的机会。祇有在共产专制下,政府对言论的管制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天衣无缝。互联网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政府对媒体的这种垄断。网民可以自己建立网站,建立个人博客,不经审查而自由地发表文章或消息,政府祇可能事后追惩,很难事前预防。于是,民间就拥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言论空间。

网络的第二个重大作用在于它增进了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毕竟,共产党的权力再大,它也祇能控制境内而无法控制境外。共产党祇能设法控制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这种控制比较容易。在网络时代,这种控制变得越来越难。正如我在《论言论自由》(1979年)一文里曾经写到那样:“现代资讯技术的发展,几十年内就会使专制主义者们的一大法宝——隔断全人类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变得无从施展。”这一天看来已经为期不远。

毫无疑问,网络的发明对专制政权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可以说,现今中国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靠互联网提供的。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可盲目乐观。不久前,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布《2006年新闻自由度指数报告》,列举了13个侵犯互联网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国榜上有名;而在利用先进技术对互联网进行审查控制这一方面,中国更是名列前茅。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置网路筛检程式对许多所谓“敏感”辞汇进行过滤;另一方面,祇要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即将实行博客实名制,最近又进一步宣布要逐步试行网路实名制。过去几年来,大量的时政评论网站被封闭,甚至连《世纪中国》这样的著名的学术性网站都在劫难逃;至于中国网民被逮捕判刑的数量则始终高居世界之最。由此可见,现今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先进的科学技术造成的,而不是开明的政治造成的。换句话,是技术在进步,而政治却并没有进步——如果还不是在退步的话。

我们必须懂得,网络为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但是它并不能自动地保证言论自由的实现。祇要专制者手里还掌握着以言治罪的权力,我们就还谈不上有了言论自由。有人把共产专制下异议人士与专制当局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老鼠和猫的关系,那么,老鼠变得更灵巧,猫更难抓得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老鼠的安全获得了保障。归根结底,我们要改变的是这种猫鼠关系。我们要尽量利用先进技术冲破专制当局的信息封锁,但是,这不能代替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对专制者的正面抗争。“自由的秘密祇是勇敢。”事实上,当今中国言论空间的拓展,就是和许许多多网民的不避风险英勇抗争分不开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云时代,身为这一风云时代的风云人物,中国的网民已经在推进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深信,在未来的自由与专制的决战中,中国的网民必将扮演更伟大的角色。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2月号

读《卞仲耘之死》

作者:舒 崇

这是一本真正用血泪写成的书。它激起我的万千感慨,决非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说尽。这里我祇说一点。

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

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象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 (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她们为什么打死卞仲耘

毋庸赘言,红卫兵的暴行是中共长期以来教育与宣传的产物。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更以多种方式对暴力迫害行为给予暗示、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但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杀人,而且,在公开的讲话和文件文章中,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如果你真是对伟大领袖怀抱天真而虔诚的信仰,按理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去打人的;不但你自己不应该去打人,而且你还应该劝阻你的同学去打人,因为打人不符合最高指示,不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无论如何,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人去动手打人呢?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是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但不好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还常常要违心地表示支持甚至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暴力行为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祇是苦于师出无名,同时也是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造次。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藉口并且有了不受惩罚的环境,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红卫兵登上舞台,"他妈的"、"混蛋"一类粗话脏话满天飞。红卫兵不祇是简单地打人,他们还想出种种方式践蹋、侮辱、虐待和折磨受害者,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套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应该说它们并非直接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官方的宣传教育(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好人都是不骂粗话的,坏人才骂粗话。好人惩罚坏人也就是一刀一枪了事,好人不会去折磨虐待坏人,坏人才会去折磨虐待好人。在当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即使出现暴力情景,通常也避免鲜血淋漓与恐怖凄厉的场面。红卫兵的这一套,或许有一部分是来自家教,但更多的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做坏事往往不需要老师,祇要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大大敞开恶念的闸门,各种坏主意鬼点子自然就会蜂拥而至,再加上迅速的互相启发互相模仿,很快就会发展到十分恶劣十分残忍的地步。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倚仗自己的特殊背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里的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所以,是他们而不是别的群体,率先出手打人,甚至打人致死。他们正是要通过此种行为树立起红卫兵的令人恐怖的赫赫威势,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叫"打出红卫兵的威风"。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有名的红色贵族学校。在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文革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侄女、孙女几乎全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可以这么说,谁家住中南海,就有谁家的孩子。当时开家长会,政治局委员能到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也由于长期以来对老干部革命经历的的极力渲染乃至神化,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大都有极其强烈的优越感。特别是在63年64年以后,学校里强调执行所谓阶级路线,干部子女要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上大学和上好大学,更容易入团和当干部乃至入党。在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高干子女谈话,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容的讲话,并为他们专门组织和安排种种活动,这就进一步培养起高干子女的特权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年,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或特权意识主要并不是体现在物质追求上,而是集中在权力欲望上。他们把自己视为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未来的国家掌权者。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以显示和证明他们的无比优越。然而问题是,这些"自来红"们,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文艺体育活动等传统的衡量学生高下的项目中未见出色,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和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等活动以及在学毛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或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等政治表现上也不显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更高明。毕竟,在当年,同学们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革命,显不出谁比谁更革命,所以这些"自来红" 们就尤其渴望着在文化革命中作出非常的举动,所以就要有"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就要有比革命还革命的带头打老师打校长。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祇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第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中学生们对她们的校长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而装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更革命,是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在当年,革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和革命性的高低,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表现坚决,看你对敌人的仇恨深不深。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火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火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固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是它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就像作家老鬼在自传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学生们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

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根红苗正的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在那时,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比这句话更恶劣的了。因为按照这句话,过火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不过火反倒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不要无视良心的声音

就在打死卞仲耘的第二天,师大女附中校广播站播出了一篇广播稿。这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们感到有必要作一个交代,作一番辩解。广播稿全文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篇广播稿显然出自红卫兵之手,很短,还不到一百字,文字也很浅显,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却很多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在这篇广播稿里,作者玩弄概念游戏,避重就轻,推卸罪责,蛮不讲理;引用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为同伙鼓气。最值得分析的是最后一句——"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太奇怪了!打死人不算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向外面讲却要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呢?如今,很多人在回顾文革往事时总是说,红卫兵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还一心以为他们做的是好事呢。不对。红卫兵们也许不能十分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坏事,或者说,他们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而这正是恶的最确定不移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一件事"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拿不上台面"(个人隐私属于不同领域故另当别论)时,我们不就是在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是丑恶的吗?人的道德直觉是如此的敏锐,它能穿透任何邪说谬论的迷雾而顽强地发出自己的警示。

文革后,我和不少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派别——讨论文革。我们讨论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讨论了彼此在文革中做过的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也讨论了彼此做过的错误的事和愚蠢的事。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都认为,每一派中都有好人,每一派中也都有坏人。人品的好坏是可以脱离派别的好坏而存在的。这就是宽容与自由难于建立而又终于可以建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些事虽然是错误的恶劣的,但当事人的动机却可以是正确的善良的。由此我们对那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深有所悟;但是我们又都认为,有些错事坏事绝不能用善良的动机来解释,它祇能出自阴暗的心理和邪恶的动机。连行凶打人这种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的行凶打人,就像殴打卞仲耘致死这件事,那些带头打的人,那些把人朝死里打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罪责,他们绝不能用什么"理想主义"、什么"受蒙蔽"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正是通过文革,我们发现了人心中固有的道德直觉或曰良心或良知。人因其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道德感而成其为人。人心中的这种道德感既是显明的,又是暧昧的。一事当前,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是独立发生的,但倘若不和别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它就难以获得清晰,获得确认。当周遭的环境是极端的晦暗封闭,当任何自由而公开的理性交流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好比黑暗中的一丝灯火,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靠,但又是我们在一无倚靠的时候的唯一倚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倾听良心的呼声,决不要做亏心的事。遵循良心,并不能使我们免于犯错,但即便错了也不会错得太远;违背良心则几乎注定会使我们犯错,而且可能错得很远很远。暴君暴政得逞的秘诀是,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大力诱发和释放出人性中潜藏的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首先就要求你无视良心的呼唤。

这应是我们从卞仲耘之死的悲剧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2月号

中国股票要跌入无底深渊了吗?

2007.02.01

本周三,上海和深圳股票暴跌。许多专家担心,这只是个预震,从此以往,中国的股票将跌入无底深渊。但也有专家认为,情况不会这么糟的。德国之声综合报导如下。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人们在每次地震发生时都要问:这是“the big one”(大地震)吗?德国世界报说,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股民目前怀着的就是这种“加利福尼亚心情”。就象美国西海岸的居民每天都要担心大地震到来一样,中国前一阵狂热的股市现在每天都担心会发生大崩盘。

周三,中国股市至少是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预震。综合上海和深圳300种最重要股票的沪深300指暴跌了6.5%。中国媒体今天都报导道:沪深股市昨日出现近7个月以来最大幅度的调整:上证指数全天下跌144点,报收于2786.3点,跌幅为4.92%;深证成指下跌629.4点,跌幅达7.62%。

引发这场暴跌的直接原因,人们认为是中国权威经济学家们对股市泡沫发出的警告。尤其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和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表示中国股市存在巨大风险,使股民们猜测,政府可能正在计划推出抑制股市的措施。人们记忆犹新:2004年,中国政府对股市采取了一些“挤泡措施”,导致股指在几周内跌了三分之一。

中国媒体说:“ 在中国股市大病初愈,恢复性暴涨的敏感时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成思危教授的这番话究竟是代表他个人的学术见解,还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通过这番讲话释放中央和政府部门开始挤压股市泡沫的信号?无疑是整个市场和投资人最关心的。“

有些专家估计,这次的股市崩盘可能将更加暴烈。跟3年前不同的是,中国股市这次刚刚经历了一次极美好的激升,股值升到了很高的空间。中国大陆的股值从2006年初至今升了130多个百分点。反映所有门槛国家股市发展的MSCI Emerging Markets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升了17%。

但周三的暴跌是否意味着股市大地震的到来,看上去却是谁也没有把握的。亚东证券(Oriental Securities)的吴刚就认为,“很可能会在稳固10个百分点后重新向上走。”不管有多大的夸张,中国股票还会为一些基础性因素所决定,“在预期利润上升20%以上的情况下,KGB(市值利润率)达到3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还说,所谓“泡沫”只是局限于个别行业。

UBS(瑞银集团)的亨利.何认为,过热的行业首先是保险业,银行业和通信业。正是去年12月由涌入的金钱资金猛推上去的那些股票,如中国人寿或中国工商银行,今年1月走势最弱,给他带来安慰。他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而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决没有走得过高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能源,汽车。

但即使是对中国乐观派们,也认为在这么一个繁荣国度出现泡沫是不可避免的,早晚的事。太多中国人绝望地寻找着能给他们的储蓄带来丰厚利润的投资可能性。出于这个原因,许多个人除了把他们的钱放到股票里去,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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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奥运促人权

作者:张祖桦
(博讯2007年2月01日 来稿)

人权关涉人的自由、尊严与福祉。将中国人的人权落在实处远比举办奥运会重要得多。

中国政府为了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特别宣布从今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期限为21个月。尽管这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开放,但是相对于以往对外国记者和新闻媒体严加管制的做法,新政策毕竟是一个进步,因而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为此在《联合早报》上撰文,强调指出:没有信息开放,就没有人权(《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另一件值得称许的事情发生在重庆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去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捕。重庆市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后认定,此为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为此,重庆市委组织部已经免去蓝庆华彭水自治县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其他相关人员正在处理中。由于制度性的原因,中国党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犯法与滥用司法的现象极其普遍,但是象重庆市处理彭水诗案这样自查自纠、自承“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确相当少见。
  
  此外,最高法院回收死刑核准权,最高检察院力推被害人补偿立法也引起社会关注,受到法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好评。

  与此同时,有必要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在改善北京奥运的软环境方面尤其是在人权领域,还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和非常大的差距。

  新年伊始,透过海外媒体的披露,各地侵犯人权的消息接踵而至:

  上海公民段惠民去年11月3日到北京上访,被上海驻京办人员截访并施以毒打,身受重伤,随后又被强行送去劳教,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月2日死亡。

  元旦假后第一个工作日,《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因报道侵占农民土地维权事件被迫移交工作;四川新闻网记者陈宇因揭露成都市新都区三河场收费站违规收费一事,而被成都警方以涉嫌泄密传唤。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于2006年5月16日被当局秘密审理当场宣判12年有期徒刑后,被监禁于江苏金陵监狱,次月转送南京监狱。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1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杨天水的身体状况很糟糕,面色很不好,看上去非常虚弱,好像有大病一样,精神也不好”。杨天水在狱中被强迫做劳工,做篮球、拖鞋胶底等物品。

  1月6日,河南省修武县怀丰乡陈村教会被当地警方袭击,11名基督徒被带离现场接受讯问,至今只释放了2人,仍有9人被拘押。浙江萧山“7.29事件”8名教会领袖一审被判处刑罚。

  1月9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与同事共三人到山西大同市浑源县无证开采的黑煤矿进行调查采访时,受到当地一黑煤矿主指使的一伙不明身份暴徒围攻,被欧打成重伤,随后死亡。

  1月10日,《六四天网》以“80老母遭拆迁寄放慢性病防治中心”报道了86岁的成都市民杨惠珍因为房屋可能遭暴力拆迁,被儿子寄放慢性病防治中心。目前,拆迁方已修建围墙圈占了杨惠珍、严德荣等遭捣毁的私房。而成都警方居然作出不立案通知书。

  《南华早报》披露,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气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 “2006出版违规书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与《沧桑》、《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年代怀旧丛书》、《如焉》、《新闻界》等八部文学作品被禁止发行,并要对有关出版社进行处罚。同日,曾经对“八九”死难者周国聪获赔案以及是否对中共执政有信心、是否支持中共总书记差额选举产生等诸多焦点问题,在中国大陆成功进行民意调查的中国国情咨询网,被当局再次关闭!

  1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作出终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的原判,主要罪名依然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同日,浙江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力虹(张建红)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宁波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审理,法庭上没有任何旁听者,力虹家人前往但被拒绝进入法庭旁听。广州方面则传来了维权人士郭飞雄在预审阶段遭受虐待和威胁的信息。

  上海杨浦区法院近日以“损坏宾馆财物”,判处上海访民毛恒凤两年半有期徒刑。《维权网》为此发表的声明认为,该判决是对毛恒凤不断上访、要求政府依法保障她个人及其他上海上访人士的基本人权进行的打击和报复,试图阻止她继续进行维权抗争。

  自1月16日起,上海警察把维权律师郑恩宠围困在家中,切断其所有电话。据来自郑恩宠亲属的消息,这次围困是为了阻止他和爱尔兰人权组织成员见面。

  1月17日,多次被官方投入精神病院的上海访民刘新娟在北京公安部信访室遭上海警察非法绑架回沪,拘禁于闵行区七宝派出所,1月18日又将其强行关入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即精神病院)。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三山港村民,在看守阻止非法征用的土地开工两周后,1月18日被官方派遣上千名警察及公职人员到场清场,至少有8名村民被抓走,迄今尚有5人被关押。

  福建莆田农民维权代表黄维忠先生1月中旬在狱中写的公开信中指出:“司法权控制行政权,使权力不能漫无天际,这是立法意义。但实践却证明:我黄维忠由原告却变成被告,被指控守法者有罪,行政机关的高度介入,把一个无罪之人投进监狱,就这样,法律尊严被公然践踏,但他们却可以高唱: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软着陆、点刹车、和谐社会等,好像中国的发展只要靠口号,靠行政措施,所有的人权被侵犯却都可以不再乎,以法‘制’国而就不进化为以法 ‘治’国。”

在新闻自由方面,据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评比,中国在一百六十八个国家排名第一百六十三;其观察报告指中国“面对持续的社会不安,政府选择强加新闻管制;媒体被迫自我审查,网际网路遭整肃,且与外国传媒保持距离。”
  
  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1月17日发表《2007年全球自由状况报告》。自由之家今年的报告囊括了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报告在评估各国自由状况时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指标,最好的是一级,最差的是七级。中国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指标上,分别获得了七级和六级的评分,均属于「不自由」之末。整体而言,有如美国国会报告所指出的,“中国人权2005年倒退,2006年持续不进反退,当局且加强控制”。
  
  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奥运举办权,曾承诺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北京奥申委副主席刘敬民曾信誓旦旦地对外界保证:“由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有助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但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除了在改革死刑制度方面有所进步,其它关键领域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却在恶化。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贝凯玲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对记者和互联网用户进行新一轮打压,使政府‘全面新闻自由’的保证成为一句空话。现在的情况与‘奥运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实际宗旨背道而驰。”

  据法新社和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导,随着2008年8月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日近,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不久前到北京视察准备工作,他对于中国当局有关奥运会硬体建设及技术层面表示称赞,同时也忧虑世界对中国的恶评,不利北京奥运整体形象。虽然罗格并未细述,中国政府箝制新闻自由、侵害人权的种种作为,加上北京大兴土木导致破坏具历史意义的社区及空气污染,最受国际社会关切。

  中国政府既想通过举办奥运会——这一世界体育盛会来扬威于世界,却又不想在人权领域取得实质性进步以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甚至于在争得奥运会主办权后言而无信,千方百计要把奥运与人权剥离开。事实上,既然在体育运动世界中,人类有共同的体育准则和价值观,那么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和谐,也同样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上。在经济交往中,中国已经加入WTO,承认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一体化;政治上的人权、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也是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中国政府一贯采取国家机会主义立场,投机取巧,背信弃义,拒斥主流文明,因此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得主余英时先生在《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一书中说得好:“独裁者系抱着‘朕即国家’的理想,故极力压制个人;而民主思想则着重个人的价值,着重个人的人格与尊严,权力不能加以损害,法律不能加以剥夺。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对于个人的价值均有明文保障,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公约》也是着重保障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白宣示:

  “兹鉴于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复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企望;

  复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抗暴政与压迫,人权须受法律规定之保障。”

  联合国大会1977年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决议案》规定:“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并且是互相依存的;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执行、增进和保护,应当给予同等的注意和迫切的考虑;”“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不可剥夺的。”

  对照一下国际人权公约,不难看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肆意践踏人权的行径是何等地野蛮,何等地蒙昧,何等地与国际人权法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相悖逆。在人权早已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的今天,所有侵犯人权的恶行都应受到态度鲜明的谴责与抵制。

  人权是一个现代公民必须拥有而且不可或缺的权利。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首先是人作为人应当而且必须享有的固有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主要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等;其次,人权还应该涵盖人要维持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所应保障的基本权利,即“社会人权”,如工作、独立工会、住房、健康、休息、环境、儿童教育、妇女平等;最后,人权还应包括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有的政治权利,即“参政权”,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权(含“组党权”),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等。人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如果任由政府和司法当局滥用公权今天侵占一块,明天肢解一块,那么,人权将荡然无存。
  
  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肆意践踏人权的恶劣行径也违背了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是一种典型的毛泽东式的无法无天的暴行。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 33条专门增加了一款,作为第3款,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宪法中还明文载有很多关于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七条)为了方便论述,我把上面提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简称为“八大自由”。这“八大自由”都很好,但是在今日中国均属可欲而难求的稀缺品。
  
  上述宪法权利是社会状态下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它的实现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安全。宪法权利界定政府行为边限,赋予政府责任,从而使公众免于不幸,政府不致腐败。对这一权利性质的清晰体认是我们确立政府合目的性运用的理论前提。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家主义传统土壤深厚的国家里,宪法权利的理性基础还可以帮助我们培育警惕公共权力的法治意识。此外,宪法权利依赖司法救济这一事实使我们看到落实纸上宪法为实在权利的艰巨性,及我国存在的制度差距。
  
  人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被书面文件赋予的,而是靠全体公民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争取来的。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说得好:“牺牲一种被侵害的权利是怯懦的行为,人们的这一行为招致耻辱,招致对共同体的最大损害;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

  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天天临近,我们不能对普遍存在的公权伤害人权的现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应高举“争取人权”的大旗,为人权而呼吁,为人权而建言,为人权而行动,为人权而斗争。
  
  为此,我对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公开提出如下建议:

  1、采取实际措施落实“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施政理念,取缔各种违宪违法、侵犯人权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规章;

  2、尽早制订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新闻法》和《出版法》,取消违反宪法原则、扼杀言论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

  3、放弃与世界文明主流相对抗的网络管制恶法,切实尊重与保障网民的言论自由;

  4、释放因政治原因和信仰原因被判刑的人士,恢复他(她)们的人身自由;

  5、落实《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公民迁徙自由,允许因政治原因和信仰原因留滞海外的中国公民返回自己的祖国;

  6、少做秀,多做实事。拿出诚意来做几件象样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在事,以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
  
  人权关涉人的自由、尊严与福祉,失去人权是生而为人的最大不幸!因此,将中国人的人权落在实处远比举办一届奥运会重要得多。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落后与不良表现是不争的事实。我希望中国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更希望中国能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认真而不是敷衍地改善自身的人权状况。

2007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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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权》2007年2月

星期四, 二月 01, 2007

"无国界记者"批评中国压制新闻自由

2007年02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41

无国界记者组织批评中国政府压制新闻自由,关押记者,严密监控互联网。

在2006年的年度报告中,这个组织说:截至2007年1月,中国仍有31名记者在狱中。

报告说,为准备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公安已逮捕12名记者,另外对十多名记者加紧监控。

无国界记者组织批评中国政府实行新闻封锁,譬如媒体不能报道06年4月中国南方已证实的新禽流感案例。在06年6月西安三轮车工人抗议示威,中国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报告说,在2006年许多中国媒体遭到意识形态打压,中宣部撤销《冰点周刊》记者李大同和卢耀刚的职务,此举引起行内和共产党内强烈反应。

《新京报》、《南方周末》被官方指责文章太独立而被处罚,《中国青年报》也因类似原因被加强监控,数名编辑被调离职位。

报告还说:"为新加坡报章工作的香港记者程翔因"间谍"罪被判五年监禁。纽约时报中国调查员赵岩被指诈骗判处三年监禁。这两个案件在没有辩方证人、上诉没有辩护权和政治压力下草草进行审讯。"

危险职业

无国界记者组织引述中国官方说,新闻工作已经成为继煤矿和警察之后第三种最危险职业,风险最高的是小型报纸记者。

报告说,这些记者"持着披露罪恶的热忱,追溯独家新闻而迎来危险。两名记者吴湘湘和肖国鹏于2006年被警方杀死。"

报告还说:"很多人收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和'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节目,但它们的广播频道被干扰。"

最后,无国界记者组织批评中国政府严密监控互联网,中国博客工具全部报刊过滤器,并排出大批网络控制人员清洗博客内容。

目前,中国有50人因在互联网发表意见被捕入狱。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虽然中国已有一千七百万个博客网站,但很少谈及敏感话题,批评政府政策的就更少,人们只能进行自我监控。

报告还警告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模式,已经被越南、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伊朗等国采用。

原载BBC Chinese.com

德国检察官下令逮捕中情局特工

2007.02.01
中心人物—马斯里
持德国护照的黎巴嫩人马斯里2003年底因涉嫌从事恐怖活动在马其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逮捕,稍后又被中情局秘密送往阿富汗接受审讯。后来证实,对马斯里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2004年三月,马斯里重获自由。周三,德国慕尼黑检察官以非法绑架及施用酷刑等罪名对13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发出了逮捕令。这是德国司法当局首次下令逮捕中情局人员,此举对德美关系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德国政府并没有对下令逮捕中情局特工一事发表评论。政府发言人威廉表示,有关司法程序正在进行当中,因而他不便置评。他表示,马斯里事件以及对美国特工人员发布的逮捕令并不会对德美两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他说:“美国方面也很清楚,德国的司法是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并不会被政府所左右。”

德国政府保持低调的同时,反对派政治家则对慕尼黑法庭的上述决定表示欢迎。德国联邦议院马斯里事件调查委员会成员,绿党政治家施特罗贝尔明确表示:“德国法庭对13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发布逮捕令,我想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是慕尼黑检察机构的一次胜利。”

不过,同为马斯里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左翼党政治家内斯克维奇则对“司法胜利 ”的说法不予认同,他说:“一般来说,只是确实找到犯罪嫌疑人,获取进一步的口供,才能对案情有更全面的了解。”

马斯里和他的律师
这也正是问题所在。一般认为,美方决不会向德国司法当局递解上述特工人员。迄今为止,美国司法部门一直拒绝对德国调查人员提供协助。另外,德美双方也没有签署引渡条款,美国并没有义务向德国递解本国公民。

马斯里事件被曝光之后,美国政府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只有国务卿赖斯曾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坦承,这是一场误会。周三,慕尼黑司法当局发布逮捕令后,赖斯发言人麦克库马克只是表示他已获悉此事。“我们还没有时间对此事进行全面的了解。据说,这是德国一家地方司法部门下达的逮捕令,所以这一事件还没有上升到政府层面。”

麦克库马克同时表示,他相信马斯里事件并不会对德美关系及双方情报部门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而美国中央情报局至今拒绝对此置评,甚至也从未承认过特工参与对马斯里绑架行动。

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虽然不会向德方递解上述特工人员,但他们还是颇受打击。因为,今后这些特工一旦离开美国本土,就随时有被逮捕归案的危险。纽约一家电台报道称,许多中央情报局特工开始忙着加入司法保险,以便将来打官司时能请得起一流律师。越来越多的特工拒绝参与容易引起争议的秘密行动。前中情局特工贝尔表示:“如果你参与了这类绑架行动,一旦事件败露,你就再也别想出国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以后受到重用和升迁的可能性。”

原载德国之声

2007日本流行歌曲「千の風になって」



这个版本发挥得比较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nBtvjuYRg

歌词:

「千の風になって」
新井満日本語詞・新井満作曲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 畑にふりそそぐ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 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目覚めさせる
夜は星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見守る

私のお墓の前で 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 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あの 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试译如下:

《我已化作风》

别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并不在那儿 并未睡去
我已化作风 一阵阵的风
吹过那辽阔的天际

我是秋日洒满田野的阳光
我是冬季璀璨如钻的飞雪
我是清晨唤醒你的小鸟
我是夜晚眷顾你的星辰

别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儿 并未死去
我已化作风 一阵阵的风
吹过那辽阔的天际

我已化作风 一阵阵的风
吹过那辽阔的天际

吹过那辽阔的天际

英语原作:

Do not stand at my greave and weep
Words by Mary Frye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I am in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I am the softly falling snow
I am the gentle showers of rain
I am the fields of ripening grain
I am in the morning hush
I am in the graceful rush
Of beautiful birds in circling flight
I am the starshine of the night
I am in the flowers that bloom
I am in a quiet room
I am in the birds that sing
I am in the each lovely thing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die

极权政治的逻辑与价值基础

--兼论有限政府观念在中国之建立
作者:杨阳

一、人存在合理性前置:极权政治的最原始的逻辑和价值基础

如果依照最普通的两分法,以权力对社会的覆盖程度为基本的考量标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人类历史上的政府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相对收缩,被限制在一些特定领域内的政府,即有限政府;另一类是权力过度扩张,直接侵占乃至全面覆盖社会诸领域的政府,即极权政府。有限政府观念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中国则是近年来的事情。

对政府权力有限或无限的认识,自有不同的逻辑和价值基础,关涉到政治哲学层面一些基本假设,其核心在于对人存在合理性的不同设计。如果我们接受卡西尔(Ernst Cassirer)、格尔茨(Geertz)等人关于文化是特定的符号网络的说法,并且仔细比较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各种宗教和文化所构造的符号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它们可能存在着各种差异,但其终极关切却惊人的相似——对人存在合理性的思考和预设始终是构成了这些意义之网的永恒母题[i]。

在这些民族文化演进的轴心时期,当时的先知们大抵都是在与动物的比照中规划人类的存在本质,将人存在的意义锁定于对动物性本能的超越——亦即对宗教——伦理生活的追求上[ii]。然而,人既然先天具有动物性本能,其行为自然会受这些本能的支配,要实现对本能的否定或超越,在他们看来几乎注定需要外在力量的导引和鞭策。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些先知心目中,这个外在的力量一般都是高渺幽远的神灵[iii],其对芸芸众生的导引和鞭策无疑需要特定人员充当媒介。这些特定人员或者因为与众不同的先天禀赋,或者因为后天的不懈努力,具备了不同于普通人的超凡能力,担当起沟通神——人两个世界的灵媒。因为沟通两个世界的行为关涉到每个人本质的实现,在道义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担当这一责任的人员也就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是这一责任的承当,为大多数能够长久维系的专制主义极权政治提供了原初的价值和逻辑基础[iv]。

二、宗教性与政治性:中西做人过程中的不同权威期待

将人存在的合理性后置,要求人必须以实现这种合理性为生存的终极目的,同时又否定个体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这种合理性的可能性,在逻辑上必然要推倒出外在权威控制和操作个体精神世界的合理性,进而还可以推演出外在权威全部或部分地无偿占有和支配社会主要稀缺资源的合理性。显而易见,无偿占有和支配这些资源可以很容易地被解说成是外在权威承担帮助人类实现其存在本质所必须前提。因此,上述人本质设计及其实践路径的规划几乎天然地有导引出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危险性。

但是因为外在权威的形式和结构不同,将人存在合理性后置所引生的政治后果也很不相同。在中世纪的西欧。因为权力被分割成“宗教的”和“世俗的”两大部分,教会充当着人们实现存在本质的导引者,这不仅确定了教会远高于国王们的道义地位,也剥夺了国王干预个体精神生活的权力。尽管这种二元权力结构仍然没有赋予个体以道德自觉的权利,但政治权力却因此而被逐出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就此失去了神圣光环,被框范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了[v]。

欧洲启蒙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一经存在其本能就构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这些本能及与之联系特性都是自然权利,而这些权利的实现是他与他人联合进行社会性活动的前提——这实际上就是将人存在的合理性前置,其结果是将人看作为不假外求的道德自足体,合乎逻辑的结果必然是否定外在权威(教会)控制和操作人精神世界的合理性,宗教生活、精神生活和私生活及其他方面的自由也就此得以凸显。这一理论再结合中世纪时期政治权力应该是有限的这一传统,自然可以产生现代有限政府的理论和设计[vi]。

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形式作为一种文明基因直接影响了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文明开新的基本走向[vii]。在这一时期,法家以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理性主义态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通过一元化政治体制的抟铸完成了制度创新的历史任务。儒家则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复古主义态度,通过将以王权为中枢的社会——政治秩序巧妙嵌入人本质,为个体和社会奠定了以“圣化”追求为终极目标,以“修齐治平”为基本实践路径的文化祈向[viii]。

虽然儒家的上述工作解决了自西周末期以来因天命观崩解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和社会失范问题,完成了中国文化价值的开新这一历史性使命,但他们重建个体和社会信仰系统的工作也是通过将人存在合理性后置、凸显人后天“做人成圣“的必要性的方式完成的,亦即是通过强化人性(人先天的存在状态)与人本质(人存在应然状态)之间的张力来实现的。这一点,即便是力倡“人性善“的孟子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孟子的“性善”之说,并没有像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指斥的那样将人性直接等同于人本质(在荀子看来将人性等同于人本质在逻辑上必然会推导出“恶用圣王”的否定外在权威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像某些今日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将个体看作是不假外求的道德自足体。孟子强调“性善”,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备了人的存在本质,而仅仅是希望能够在人性和人本质之间建立了同一性关系,凸显了每个个体内在的“做人”潜质[ix]。尽管这一设计有导致“万物皆备于我”[x]这种将主体过度放大,削弱个体的“做人成圣”过程对外在权威的依赖性的危险,但是孟子通过强调人先天所有之“善性”仅仅是“端”(萌芽),通过强调外部环境和内在动物性本能对“四端”的致命破坏,最终凸显了人性和人本质之间的张力关系[xi]。实际上,孟子与荀子之间所谓“性”之“善”、“恶”的争执,仅仅意味着他们在人性和人本质之间所制造的冲突的剧烈程度不同而已。他们一样都假定人一生下来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要改变这种“准人”状态,实现自身的本质,人就必须穷一生的精力去做人成圣[xii]。

然而,虽然孟、荀等儒家一再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xiii],但这仅仅表明他们乐于将自己所设计的“人之为人”的应然状态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在为个体设定必须承担的“做人成圣”的义务同时,并不承认每个个体都具有单独完成这一义务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对芸芸众生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是必须求助于外在权威的。由于儒家并没有像基督教神学家那样于政治权威之外复设计出宗教权威,故而只能将帮助人们实现这一使命的任务交付给政治权威[xiv]。

三、权威一元化的后果:儒家式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逻辑和价值基础

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高度一体化的直接结果,首先是使以王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威赢得了只有宗教权威才能获得的无庸置疑的神圣地位。其次则为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合理性,使得它可以对人们精神世界进行全面监控和从容操作,进而实现对社会其他领域的扩张,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既已被要求承担多方面的责任——大体有“治”(安全)“庶”、“富”(经济和社会职能)、“教”(宗教——伦理)等三个层次的责任,同时也就自然地被赋予了支配整个社会的绝对权力[xv]。

正如历史上的任何政权都没有完整地承担上述责任一样,它们的权力也从来没有实现对臣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控制。这往往使今日某些论者产生错觉,以至于得出诸如中国传统社会很自由一类的错误判断[xvi]。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某些王朝中后期所出现的社会自由空间的凸显,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操控能力的不足所造成的,而不是传统政治理论和体制设计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在传统社会中,这种自由空间的大面积出现往往引起朝野间的警觉和恐慌,甚至引发朝廷启动某些改革措施,只是因为各种技术等条件的制约,这些旨在将业已凸显的社会重新纳入国家可操控范围内的努力才往往徒劳无功[xvii]。

传统政治理论对政府的设计是全能式的,由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充满着对父亲式政府的期待,这在中国社会中造就了极权政治赖以孳生的丰厚土壤,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向。从孙中山到中国近代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隐现着对全能政府的期待。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虽然正确地揭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与传统专制主义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和清算却始终停留在相对浅显的表层,未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儒家为传统中国人所规划的存在意义和实践路径的内在缺陷,未能洞见这一规划事实上为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无可质疑的合法性资源,因而也就未能适时地在理论上通过将人存在合理性前置完成对人存在意义的世俗化设计。

正因如此,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虽然对个性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等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和推动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却一直没有能够为现代人权观念的在中国土壤上的生根夯实基础,也没有能够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理应严格区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有力的约制和限制、社会自由空间必须得到有力的维护等现代政治观念和文化氛围的建立和营造作出自觉的努力[xviii]。由于自古以来一直附着在政治权威上的神圣光环没有能够被彻底剥除,这就为政治性权威对人精神世界的操控提供了逻辑上和道义上的可能性,进而也为政治权威对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私生活领域的全面干预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在作者看来,这是造成法家式社会一元化控制体制在现代中国成功复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超越哈耶克和波普:中国有限政府观念之建立

在经历了诸多的弯路和痛苦之后,随着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政府应该是有限的这一观念业已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界对极权政治的认识和批判大体仍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秉承哈耶克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视角揭示“通向奴役之路”的经济基础,二是沿着卡尔·波普的思维进路,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角度反思极权政治的思维基础。这些无疑都是非常深刻而有益的。

然而,全面控制经济资源和绝对主义思维的最终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人存在合理性的预设上。将人存在合理性后置,进而将教人做人的崇高责任付托给政治权力,正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对君主“美之”、“安之”、“贵之”,进而要求“是非以圣王为师”——理直气壮地将一切社会资源和知识最高裁决权交付圣王的全部理由,而这也正是支撑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的最深厚的价值基础和逻辑起点[xix]。因此,在今日的中国倡言有限在政府的理念,哈耶克和波普理论的传播固然是有力的武器,但也离不开对上述儒家式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的反思和清理。因为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将人存在的合理性前置,就会为外在权威——特别是政治权威对人自由的全面干预提供逻辑上乃至道义上的可能性,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念也就无法找到相应的价值支撑,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连同其他的自由的上空就会永远虚悬一把随时可能挥落的独裁之剑,极权政治的复活就不会仅仅是一个可怕的童话。

注释

[i] 卡西尔和格尔茨关于文化是意义符号网络的观点,请参见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和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作为符号网络的文化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明确的超越性目的,进而赋予个体生命以文化意义,卡西尔和格尔茨都曾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格尔茨说:"当文化被看作是一套控制行为的符号手段和体外信息源时,它在人天生能够变成什么和他们实际上逐一变成了什么之间提供了链接.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我们在文化模式指导下成为个人;文化模式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我们用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的意义系统。"(见格尔茨上书第60页)国内学者黄克剑先生也曾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他写道:文化的核心是"人在自我创设中所获得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存在境域,是人的不无价值祈向的生命活动及这活动所引生的往往令人欣然却也往往令人忧患的全部后果"。见黄克剑:《人文学论纲》,《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

[ii] 正如卡西尔指出的那样文化对人本质的设定是"一张普罗克拉斯蒂铁床,在这张床上,经验事实被削足适履地塞进某一事先想好了的模式之中"(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然而也正如卡西尔在该书另一处所谈到的,没有这一设定,"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见上书第52-53页)。

[iii] 这里主要指大多数民族先知所想象的,中国的情况当然有些特殊,春秋战国之后,这个外在的“神灵”已变成了带有强烈世俗倾向的"圣王",并最终落实为现实的政治权力。参见杨阳著《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章。

[iv] 詹·乔·弗雷泽在研究原始部落政治性权力的最初起源时曾谈道:"当部落的福利被认为是有赖于这些巫术仪式的履行时,巫师就上升到一种更有影响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地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力。"见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v]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所言:"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之间的区分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主要部分","人类在两个政府之下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每个政府都各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以及自己的权利"。见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8-239页。

[vi] 在强调近代古典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贡献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西欧中世纪政教分离传统的影响,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所指出:中世纪这种政教分离的政治传统"存在着一种惊人的能量和活力,它保证了滥用权力的行为……将在最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受到非暴力形式的公开挑战"(见该书第110页)。萨拜因也指出:"基督教社会这种双重面貌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后可能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对欧洲政治思想的特有财富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成为主要争论的问题的时期过去之后很久,对于宗教自治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的信念还留下了它的残存物,而如果没有这种残存物,则关于个人私生活和自由的现代思想就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了。"见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9-240页。

[vii]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构,中国古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中曾有所发现,但未做详细论述。当代前辈学者中杨向奎在《绛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中都有大量论述,我在《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版)一书中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我以为这种政教合一体制结构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国早期国家的生成路径不同于古希腊和罗马所造成的,请参见我的论文《论中国早期国家生成的路径及其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viii] 孔子无疑是这一工作的开创者,关于孔子将政治社会规范内置于人本质设计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我的论文《论孔子政教一体化思维及其政治思想》,《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

[ix] 《孟子·告子上》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x] 见《孟子·尽心上》。

[xi]孟子所言“人性”和他对人存在应然状态的设计(人本质设计)是不同的,今日有相当的论者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是对孟子思想的严重误解。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辨析,请参见我的论文:《内在超越与内圣外王——论孟子政教一体化政治思想》,载《管子学刊》1999年第1期。

[xii] 关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异同,请参见拙著:《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第五节“性之善恶:无关大局的孟荀之争”。

[xiii] 分别见《孟子·告子下》、《荀子·性恶》

[xiv] 如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孟子言:“如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荀子说:“是非以圣王为师。”(《荀子·正论》),上述说法皆是强调做人成圣必须有外在于个体的政治性权威的督导与引领。。

[xv] 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理论设计和政治文化现象,自1995年以来我曾多次论及,究其要点主要有二:一是政治的宗教人伦化,二是宗教人伦的政治化,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著:《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是该书的第九章之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

[xvi] 这种认识在近代既有,进入90年代之后更为流行,如杜正胜就从中国古代所谓"乡村自治"引申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结论(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

[xvii] 秦晖批评了"租佃关系论"和"乡村和谐论"之后,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并将其形成的原因归结为"法家传统"(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秦晖文选: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67页)。对此我基本可以认同,但我以为中国传统社会体制设计固然法家贡献最大,但儒家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推崇全能国家的,请参见我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刘泽华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十章"国家论"中的论述。尽管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和文化中充满对全能国家的期待,但国家权力的行使毕竟受到诸如交通、通讯、市场、政治技术手段、国家财政能力等方面的制约,故而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原有的理论预期。这一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及《放宽历史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等著作中曾一再谈到。

[xviii] 事实上,这些现代政治观念的传播在中国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在笔者看来,90年代初期,“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这些政治观念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最终得到相当一部分学人认同的标志。

[xix] 《荀子·富国》云:"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他既已将"生养人"、班(辨)治人"、"显设人"、"藩饰人",即帮助人们延续生理生命与获得文化生命(实现存在本质)这两大使命交付给了君主,不仅业已预设了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主宰一切资源(否则如何"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呢?),而且也是将君主看作是兼具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于一身的权威类型,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既然已取得了宗教或意识形态领袖的地位,自然也成为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的最终裁决者。

原载《政治文化研究网》,2003-01-09

反右幸存者要求为当年右派彻底平反

2007.01.31

大陆一批当年在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近来纷纷联署上书或单独上书,要求北京当局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但有学者认为目前时机未到。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 周年,大陆一批当年在反右运动的和受害者的后人,近来纷纷联署上书或单独上书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要求当局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反省反右运动、补偿受害者或后人物质和精神损失。香港明报星期一的报导说,此轮「上书潮」中最著名的是由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幸存者发起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联署公开信,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联署活动从2005 年底发起,3 个月内就征得各地逾千名右派幸存者或右派后人的签名,后来受到当局压力,他们不再收集签名,而希望有意参加者自行向当局上书。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此认为:“这些后代认为当局必需给一个说法,一个公平的交代,他们并不是真的要什么物质赔偿。”

「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日前因其新书被当局查封而公开抗议。章诒和说,金钱不足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有不少受害者说,他们要这些钱不是为自己,而是要建立中国民主基金,用于促进中国人权保护和民主事业的发展。明报的报导说,57 年被划为右派,79 年改正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副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则表示,右派在问题改正后20 多年才提出索偿要求,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他说,反右运动50 周年为中共提供反思历史的大好机会,希望官方民间都能有所行动,采取适当措施,清算导致运动的制度根源。不过,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及社会学系副教授王耀宗认为:“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因为这事情发生在50年代,50年代被认为是中共的黄金时代。所以倘若此事被平反的话,在某个程度上也意味着在50年代开始就做错许多事情。这对中共党的声望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到有时机能将「反右」运动彻底平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人民论坛》文章提出“以党法管党权”

2007.01.31

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最近一期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要“以党法管党权”,“以法治官”,从而使党委书记的权力得到制约。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共党委书记权力过大、缺乏监督的问题,早在50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如今由中共自己的媒体再次提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在回忆57年反右的历史时说,“这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政治制度问题。50年前的反右派斗争就是一党独权。好几个知识分子都提到这个事。最著名的就是楚安平提出来的‘党天下’,50年都过去了,现在还是这样,共产党是什么都放,就是执政权不放。这种表现一个就是政治上党说了算;一个就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市长也要听党委书记的;从经济上它把大的企业抓的紧紧的,全国的经济命脉一点都不放;第三是军队不放,党领导军队;第四就是媒体不放;还有组织上的最主要的任命权。做到一定阶层,不是党员就别想进来,还有就是不是上面任命的怎么积极都没有。所有各各方面的大权都要它来控制。”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也说,50年前,“右派”就曾用形象的语言对中共干部在各企事业单位粗暴干涉业务的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 “这个说法今年又提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是共产党建国以后一直在提的,今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1957年,所谓右派分子就讲‘ 外行领导内行,党垄断一切’,当时就有这个说法现在还是没改好。”

周教授说,如果不解决党委书记也就是第一把手本身的素质问题,提出制约他的权力充其量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党委第一把手的选择不是民选的。有的人不是党员就没有机会。优秀人才就没有机会做第一把手,我本人就知道国内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不是党员,所以就是仕途无望。第二,上面选第一把手不是以德优录用,而是以忠诚录用。所以形成了党委第一把手本身的素质就不是太好。选择标准不改变,那还是在一堆庸才里面选来选去,不会解决问题。”

这位学者举五年前上海市领导班子的情况为例说,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得以排挤受上海人民欢迎的市长徐匡迪,说明了黄菊的权力是从上面来的,是制约不了的: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黄菊和徐匡迪的事情,徐匡迪是最受上海人民欢迎的市长,他的一系列改革是很有作用的。黄菊居然会把徐匡迪赶下去,就是因为黄菊上面有人。这件事情就说明,第一把手这个制度,这个双双管制确实是个大问题。它就是让党在具体处理问题上面主导一切。这还是苏联的一套。”

周教授说,依靠群众监督和智库的帮助,可以减少领导班子决策的任意性: “国家太大,各方面的决策的任意性很强。没有民众监督了。国家越发展,它的矛盾就越多。矛盾能不能解决就要看领导的智慧了,靠现在这些人主观意志,没有民众监督还是不行。中央的决策一定要有很多的智库和民众的监督。”

这位学者说,坚持党的领导已被写进中国的宪法,而党委第一把手是代表党的领导的;现在提出制约第一把手的权力,难免使人感到有投鼠忌器之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大曝光

作者:燕山风
The Life of Others
共产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的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0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吨。

九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

例如,档案中有这样记录:“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消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她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法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着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尔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象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着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民喜欢这个制度,或特别忠于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但是主使这场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德共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公务员,一切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到迫害的人士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秘密警察的罪行。

原载《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星期三, 一月 31, 2007

中国第一天就有了VISTA盗版-1欧元价格让微软没脾气

31.01.2007 | 12:00 UTC

各通讯社 / 德国之声:在开发5年、估计共投资60亿美元后,微软的新操作系统VISTA周二同时在全球70个国家走上市场。

然而就在这同一天,中国深圳一个电子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这个软件的盗版,连同许可证号码、Microsoft Office使用软件和反病毒软件,售价为10元人民币。

原载德国之声

無聲抗議?《北京日報》刊禁書文章

2007.01.30  中國時報 朱建陵/台北報導

被中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鄔書林批評「泄露國家機密」,並與章詒和《伶人往事》同列八大禁書之一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一書,其中一篇文章《筆名勾起的回憶》,日前竟得到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的轉載。

《北京日報》去年十二月廿三日曾轉載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起各界矚目。今年一月廿三日,《北京日報》又在十五版(副刊)顯要位置刊登一篇由袁鷹所寫,題為《筆名勾起的回憶》文章。在該篇文章中,袁鷹主要說明自己多年來使用的筆名及其由來,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政治敏感性,但這篇文章出自袁鷹新書《風雲側記》,而此書才被中共國務院新聞出版署鄔書林宣布為禁書。針對《北京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問題,學者錢綱認為,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是「新聞出版署對『八大禁書』的處罰引發眾怒」。

原载《中時電子報》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改口否认曾下令禁书

2007.01.30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前下令禁止8本新书出版后,周二又突然改变口风否认其事。其中一本禁书中的当事人姚立法肯定地说,出版社曾通知他,介绍他的那本新书要全部送到废纸场当垃圾。维权作家赵达功相信,新闻出版总署是基于群众压力,“想大事化少,少事化无”。

中国戏曲研究学者章诒和,日前公开谴责新闻出版总署封杀她及其他7本新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及作家的回响,认为有关禁令完全抵触现时国家宣称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但一周后,当日宣读禁书名单的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秘书,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否认有新书被禁,他指有关的报道完全是炒作新闻,他更点名质疑章诒和既没有出席该“通风会”,又岂能知晓个中内容。

但是,当被问及何以事件拖延一个星期至今天方澄清时,他只叫记者留意明天或后天的《联合早报》的报道,其他事由于他没有授权回答,而副署长邬书林亦忙于开会,故未能回答任何提问。

8本禁书中,其中一本是介绍地区人大选举独立侯选人姚立法的生平事迹,对于新闻出版总署突然改变口风,姚立法坦言不感奇怪,更肯定是讲大话。他说,当天是出版社通知他有关他的那本书要被审查,之后甚至通知他那些书会统统被打成纸浆,即送到废纸场。

姚立法指新闻出版总署改变口风的做法已有先例。他建议新闻出版总署可站出来向媒体交待,作出公开声明。但他相信新闻出版总署不敢做。

我们曾就此事致电作家章诒和,但是,一直没有与她取得联络,至于负责出版章诒和书本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发言人则以事件涉及公司的内部事务,拒予回应。

维权作家赵达功认为,新闻出版总署改变口风的目的,是想“大事化小,小化无”,因为自月初消息传出后,国外的媒体已十分关注兼且国内的作家更高调抗议,故他相信是因为这种种压力而引致。他又指,口风的改变更肯定党政间的斗争很厉害,不过,这次事件并不等同国家真的愿意有真民主,他指大陆仍没有新闻及言论自由。

8本新书被禁出版,在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应,直指做法有违胡温倡导“和谐社会”的精神。而官方《北京日报》在一月廿三日却刊载了禁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作家袁鹰在该书其中一篇文章,该文章讲述他多个笔名的由来;此外,另一份官方报章《解放日报》亦于较早时,刊登了一篇阅后感的文章,文末更指袁鹰用实实在在的笔墨,写下在人民日报那段可歌可泣的往事。(刘云报道)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网页

中国首家实名博客正式开通

2007.01.30

中国官方一直在试图推动实名上网制,以加强对网上信息传播者的管理。星期一,中国首家实名登记的博客网站正式开通。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这家名为博客联合社区的中文博客网站星期一在北京正式开通。官方新华社报道说,博联社不实行自由开放式的自由注册方式,而是通过邀请,推荐和自我推荐等方式登记,然后经过严格的职业资质和身份审查之后,才能成为该博客网站的正式博客作者。博联社在网站的首页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守法、自律、透明和诚信的网络生存和表达方式。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网络世界实行实名登记制的管理方式,来对网络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

不过,原美国中文的电子杂志大参考主编李洪宽认为,实际上使用实名和假名,并不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太大影响。

“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不同,主要是看谁,如果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用实名或者他化名张小三可能就有点区别,而一般小老百姓张三化名李四,那都没什么区别。共产党有私心,主要是想抓人方便。有身份证号,公安抓你比较容易,就博客文章本身来讲,真名假名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互联网博客作者达到两千万人,博客的访问量则超过一亿人次,成为世界上博客作者和读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郑义分析说,中文世界的作者使用笔名有自己的传统,未必完全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打击报复,但中国有关部门显然是希望通过实名制,来阻吓网上的不良言论,但这种努力未必能够真正奏效。

“主要是有一种安全感。在网上发表言论,他用化名就比较胆大,比较直率。用真名开头可能吓住,就跟小孩试一试觉得不危险,下次就更胆大了。然后还没出问题,他的胆子就更大了。不可能现在在网上象毛泽东时代一样以言治罪。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言论一旦开放了,而且是实名制了,那这个言论就跟选票一样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东西对统治者的打击会是最大的。”

郑义认为,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假名可以给使用者带来安全感,使用者可以敞开胸怀。但他表示,他本人非常希望所有上网发表文章和看法的人,都能够以实名进行,这对中国人摆脱内心的恐惧有很大好处。

“我强烈拥护用户实名制。在十几年前用实名的话,可能说真话的人就很少了,那时候恐怖的气氛比较重。今天它的控制力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尤其是在网上,在言论上。在公共场合在网上骂共产党是拿你奈何不了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人用真名说话,对于克服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政治恐惧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郑义表示,由于中国的上网人口众多,因此当局无法全面堵截对当局不利的言论,所以用真名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可以形成一种真实的民意,从而对中国政府形成舆论压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舒乙:温家宝提“双百”鼓舞人心,但要看是否执行

2007.01.30

去年11月份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的一次大会上发言,强调中国的文艺工作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提倡讲真话,营造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当时在会议现场的中国知名学者和作家舒乙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说,人们都感到很受鼓舞。但是温家宝讲话后不久,就发生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书事件”。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政府高层的这种“言行不一”的举动?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温家宝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代表大会上发表即兴讲话后不久,新华社以《温家宝:与文学艺术家谈心》为题公布了温家宝的讲话内容,随即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响。温家宝在这次完全没有讲稿的讲话中,披露了他和一些文学艺术家的私人交往,然后提到他对文学艺术界的一些期望。他首先说到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他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在讲“善”的含义时,他提到“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以便文学艺术家们“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接着温家宝提到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

对于温家宝的这次讲话,社会舆论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观点认为,温家宝的讲话很开明,很鼓舞人心;另一派观点则联系到最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禁止8本图书出版发行事件,认为温家宝重提“双百方针”意味着要继续用左的意识形态管制言论。

中国知名作家老舍的儿子,全国政协委员、研究老舍的专家舒乙当时就在会议的现场,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他的感受是很积极的:

“我觉得他的调子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很开明的一次讲话,而且整个的调子非常柔和,非常鼓舞人心,因此受到了广大代表的欢迎。从他的讲话看不出要加强、控制什么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来的,后来一直作为中国政府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由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中,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以及“文革”中,对文学艺术大加摧残,对言论自由大加扼杀,人们对“双百方针”印象不佳。不过,舒乙说,其实“双百方针”没有错,错在提倡的人没有照着去做:

“总的来说,双百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文艺方向。可惜提出来的人自己一点也不执行。非但不执行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驰。温家宝现在又重提,而且提得非常厉害。我觉得是一种开放的姿态。”

记者:“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禁书、加强网络管理,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次温家宝重提“双百方针”以及民主、自由的理念,是否是真心实意而且会照着去做呢?旅居英国的中国知名诗人杨炼持怀疑态度:

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听得都很多了,因此没有必要因为某一个官员的这样一点点表态就感激涕零的不得了了。而实际上我觉得相对于温家宝的言词我自己更看重新闻出版署的举动。”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号的一个有关出版发行的内部会议上公开点了八本书的名子,禁止发行,其中包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等。在章诒和不再沉默,发表公开信要“用生命维护自己的文字”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多人的响应。在北京的独立政论作家刘晓波告诉本台,随着中国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中共党内官员的价值观念近些年也出现了多元化。不过他说,衡量温家宝是否是真心要如实贯彻“双百方针”的标准就是他的行动:

“我看到温家宝讲完了以后,照样也没有制止住禁书行为。如果他是真心的,那他作为一个总理,为什么不能约束国务院下属的禁书行为呢?就是讲话想树立开明形象,但是人家并不关心你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

尽管对温家宝的讲话持正面看法,舒乙仍然忧心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现状和前景:

“不是很乐观。”

最近除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书行为和温家宝的讲话相违背以外,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不久前强调要净化网络环境的讲话也和温家宝的讲话背道而驰。看来,要想理解中国政府对文艺、对言论自由的政策还颇需费一番心思。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德国将于2018年关闭全部石煤矿

2007.01.30
井架也将成为历史
德国的煤炭开采业很长时间以来就在接受国家的补贴。目前每年的补贴额为25亿欧元。周一,德国执政两党首脑在停止石煤开采事宜上达成一致:德国国内的石煤开采将于2018年全部结束。

这将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德国最后剩余的八座煤矿果真到2018年全部停产的话,那德国上百年的煤矿开采就会成为历史。本来,社民党坚持要保留两三个矿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立场。周日晚间各方领导会晤前,社民党籍的副总理明特菲林就透露说: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在2018年之前能够在保障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关闭煤矿,那我们之间还能够达成妥协。就是说,企业不必在此之前解雇职员。我们要到2012年才必须做出决定,这些矿井是否在2018年时还存在。现在还不必做这样的决定。”

这样,明特菲林为保留矿井留了一条后路。基民盟则希望德国在2012年,最迟2014年就与采煤业彻底脱离关系。但基民盟也理解明特菲林的想法。基民盟籍经济部长格罗斯表示:

“如果在此期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能源危机,煤炭又成为重要的能源,那我相信,我们会再次使用挖煤机的。”

德国煤炭中心北威州在做决定时起关键性作用。煤炭能源康采恩鲁尔集团的总部设在埃森市,它的子公司德国煤炭公司经营着煤炭的生产。而鲁尔集团现在想撤出煤炭工业,以它成功经营的化工、电力及房地产成为上市公司。基民盟籍北威州州长吕特格非常赞同该公司的这一想法:

“我们希望能够保住鲁尔集团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因此该公司必须成为上市公司。但要想使该公司成为股票上市公司的话,就要彻底从国家补贴的煤炭工业中脱离出来。”

德国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计划了为煤炭工业补贴25亿欧元。鲁尔集团去年的赤字高达一亿六千三百万欧元。集团希望将将煤炭这一块同总公司脱离,由国家出面,成立基金会,这样,上市部分可以独立操作,而煤炭部分的经济后果则由国家负责。上市部分只包括化工、电力和房产。

吕特格决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当然他也不希望看到目前有着三万四千职工的煤矿不得不解雇这些职工。现在德国执政两党达成的妥协方案是,2018年之前,鲁尔公司全面负责采矿领域的经济负担,换言之,34000名矿工不会在2018年以前因企业原因而事业。

对德国社民党而言,在2018年关闭所有石煤开采矿井,停止国家补贴,是他们能够做出让步的最大极限。但这还未必是最后的铁板钉钉。执政两党还达成一致,2012年再就此事进行可行性深入审议。届时,人们将对此举的经济合理性、能源的保障共给以及另外能源政策进行评估。德国政府将组织在北纬州和萨尔州收集基本数据,编纂报告,届时作为评估的基础。社民党总干事海尔(Hubertus Heil)说,对他的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剩余8个石煤矿井工作的矿工避免事业的命运。

原载德国之声

星期二, 一月 30, 2007

74年前而已,今天

  “1933 年1 月30 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之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43、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他驱车到数百码以外的凯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培尔、戈林、罗姆以及在这条取得政权的崎岖的、多事的道路上帮助过他的其他褐衫队员中间。戈培尔的日记上写着:‘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新编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这位老人,在年老昏愦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这一点是颇可怀疑的。柏林不久就流传一种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传说,说在游行进行的中途,他回过头来对一位老将军说,‘我没有想到我们逮住了这么多的俄国俘虏’。

  在威廉街另一头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阿道夫·希特勒站在总理府一扇打开的窗户前,乐极忘形,手舞足蹈,不断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高兴得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

  有一位外国观察家那天晚上怀着另一种感情观看游行,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大使写道:‘火海流过了法国大使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不祥的预感看着它过去。’

  戈培尔那天晚上回家已是3 点钟了,虽然很疲劳,但是很快活。他在就寝前在日记中写道:‘这几乎如同梦境一般……如同童话故事一般……新帝国诞生了。’

  14 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德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吹嘘说,1933 年1 月30 日诞生的第三帝国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纳粹党的语言中,它常常被称为‘千秋帝国’。它一共存在了12 年零4个月,但是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1 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国家残酷无情地挑起来的,在这场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国家对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实行了一种恐怖统治,蓄意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其程度超过了以前历代所有的野蛮压迫。

  创建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无情地而且有时常常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统治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把它送上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后又把它投入这样可悲的下场的那个人,肯定是个有天才的人,哪怕这种天才是邪恶的天才。不错,他在德国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经历把他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身上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工具,他能够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然而,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有第三帝国。因为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正如著名德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希·梅因克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

  在有些德国人看来,而且无疑地,在大多数外国人看来,当时情况似乎是,一个江湖骗子在柏林取得了政权。但是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会具有一个真正天生的领袖的气质。在以后的暴风雨般的12年中,他们要盲目地追随他,一似他具有出自天授的英明睿断。”

  “阿道夫·希特勒也许是属于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一传统的大冒险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是走上以前法国、罗马帝国、马其顿所走过的道路的帝国中最后的一个。至少由于氢弹的突然发明,由于弹道导弹和能够击中月球的火箭的突然发明,那一阶段的历史已经闭幕了。

  在我们不断有新的可怕的杀人玩意儿补充原有的杀人玩意儿的新时代中,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如果竟然爆发的话,那么第一场这样的战争一定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按一下电钮所发动的。这样一场战争不会历时很久,也不会再有后继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不会有征服者也不会有征服,而只有烧成焦炭的尸骨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星球上。”

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美] 威廉·夏伊勒 著

肉!肉!肉!

住在前东德的卡尔·斯莫林斯基是位养兔专家,养了42年兔子。他所饲养的大灰兔在去年举行的评比会上获得冠军。

之后不久,一位亚洲人前来登门造访,亮出的身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官。这位外交官说明来意,卡尔引其观赏自己的兔舍。见到卡尔养殖的肥硕的大灰兔,外交官激动不已,失声呼到:“肉!肉!肉!”。

这则日语新闻的标题就是“肉!肉!肉!”,想起日本人当年奇袭珍珠港的暗号:虎!虎!虎!令人捧腹。

看来朝鲜人是急了眼了,一会儿印假钞,一会儿卖白粉的。前一段电视上看他们养鸵鸟、养袋鼠,这回又被一只能产10公斤肉的德国大灰兔激起了极大革命热情。

卡尔以正常价1/3的价格出售一批兔子,同时,他还接受了朝鲜政府的邀请,准备前往朝鲜指导养殖。

那位外交官还问了卡尔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比如他对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看法。卡尔表示:还不错啦,至少没把我们给饿死啦!

大力发展养殖业,解决好国内人民的蛋白质供应倒不是什么坏事,不要老虎头蛇尾就好。金正日同志经常弄些个解决肚子问题的伟大发明,通常都是无疾而终,比如那个曾被中国某报大力宣扬过的著名的“土豆革命”。

经常觉得北朝鲜是个恶搞出来的巨型主题公园,如果能够制止里面经常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应该把它保存下来,最好申个遗什么的。

反右运动50周年受害者联名上书

VOA记者: 江河 华盛顿 2007年1月29日

据香港明报报导,在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一大批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人和他们的后人近来纷纷采取行动,联名上书,或者单独上书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要求中共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且补偿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这一轮“上书潮”中最著名的是由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受害者发起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联名公开信,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活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对明报表示,联名上书活动在3个月内就征得各地上千名右派受害人和右派后人的签名。

*章诒和:有理由向当局讨个说法*

1957年中国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北京也有一批右派受害人或右派后人在活动,要求彻底平反和赔偿。她说,1979年中共为右派改正时低调处理,只发给一纸改正书,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总结教训。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当年划定的55万右派中,今天幸存者不到一半,而且年龄至少也在70岁以上。这些身心受到重创的老人来日无多,他们和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有理由向当局讨个说法,并要求物质和精神补偿。

*严家其:邓小平考虑自己的得失多一些*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旅美政论家严家其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整个中国都感到以前毛泽东时代的错案都要翻过来。胡耀邦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做出了为右派平反的决定,他为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而邓小平并不是真心想给全体右派平反,他考虑自己的得失多一些,因此在右派平反的问题上搞的不彻底。

严家其说:“到今天想到右派平反的事情就想到胡耀邦。当然对右派从整体上平反还有必要继续进行,因为这个问题还被邓小平留了一个尾巴。他说,有少数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能翻案。实际上应该全部翻过来。”

*严家其:要求赔偿的行动是合理的*

旅美政论家严家其说,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和损失,他们要求赔偿的行动是合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进行研究,并且要做出合理和妥善的决定。

严家其说:“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像民众中间的这些要求应该很好地考虑。而且要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有些右派学者认为,索赔浪潮的出现说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些右派则表示,索赔是希望用这些赔偿金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通过这次右派索赔运动,中共也应该为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

*应该向胡耀邦和赵紫阳学习*

旅美政论家严家其说,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四事件,他愿意借此机会呼吁为六四翻案,就是说要为89民运平反。

他还认为,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应该学习胡耀邦和赵紫阳关心群众疾苦的领导风范。

严家其说:“总的来讲,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想到老百姓这些迫切的要求。不能只是去访贫问苦,到处看一看,不是做做样子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胡耀邦当时并没有到这家那家看来看去,但是他在考虑整个中国的发展。所以,我感到中国领导人应该向胡耀邦和赵紫阳学习。”

原载美国之音

五七年右派言论一束

星期一, 一月 29, 2007

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

作者:程映虹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共产党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笔者的这项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以30年代的苏联和60、70年代的中国和古巴为对象,企图揭示这项以彻底改造人性为目的的社会工程的一些共同点。

  共产党塑造人性的哲学基础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这种对人性的认识直接来自于欧洲思想传统: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和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和人性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和共产党的理论也有相似性。在实践上,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统治是第一次用国家权力重塑人性的尝试,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乌托邦公社则是在较小范围内的实践。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了数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当苏联社会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变时,“苏维埃人”的一些本质特征被弱化和淡化。

  在19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中国和古巴共产党政权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以及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这两个国家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中国和古巴式的“新人”(在中国可以概括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古巴则是“让他们都成为象‘切’(即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这两个国家,塑造“新人”的顶峰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和古巴的“革命攻势”(1968- 1970)。

  共产党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基督教会第一次在一个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发现了和基督教伦理相似的内容;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则把“新人”的无私奉献看成是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捷径。

  一、历史背景

  在近代历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重点是关于人的科学,即对人性的研究,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和社会是怎样互动的。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此即“环境决定论”,例如洛克曾经用“白板”来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尔维修提出了环境决定行为的理论,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归咎于外在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爱尔维修主张,为了公共利益,大众教育必须制度化并由国家主导。但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卢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责任。卢梭说:“勇于承担重塑大众的人应该觉得他有能力去改变人性......。用社会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个人的和物质性的存在。 [1]”

  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罗伯斯比尔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现在他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的无微不至的热忱上。根据他的方案,从5岁起,所有男女儿童都必须离开父母,和家庭相隔绝,住进国家举办的住宿学校,接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在雅各宾专政下,为了培养“好公民”,历史积淀下来的和宗教的道德观念被国家所倡导的基于意识形态的的伦理规范所取代,各种政治仪式和革命节庆(例如每天清晨聚在一起唱马赛曲,频繁的YX集会和纪念活动)培养了新政权下的公民意识。

  20世纪共产党政权继承了以上观念和实践。爱尔维修一直被称为是分析人类心灵的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卢梭是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革命家,而雅各宾政权则被布尔什维克引为自己的先驱。

  基督教会也有过类似于共产党政权改造人性的实践。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国人们耳熟能详。同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的宗教乌托邦则是另一个范例。当时罗马教皇属下的多米尼各、法兰西斯和耶稣会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认为他们远离欧洲文明,单纯朴素,同时又有足够的领悟和真诚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义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们拒绝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剥削,甚至用火器武装土著居民,在这样的公社里人们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以道德纯化和精神超越作为公社生活的目的。

  马克思的影响对共产党改造人性的理论和实践是最直接的。这种影响主要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人性论也是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而社会阶级关系是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变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是人性不断转变的历史。”例如,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除了这些基本原则,马克思也对未来的社会如何改造人性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马克思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不但应该由国家主导,儿童应该生活在集体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甚至应该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费用。马克思虽然批判早期资本主义滥用童工的恶行,但根据他的观察,在英国1830年代的《工厂法》实施之后,工人家庭的儿童有了半天做工半天学习的机会,他们比那些全日制学习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活跃,学习上进步更快,因此他主张劳动和学习要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就融为一体。马克思的这个主张后来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点。

  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新人”概念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俄国激进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是启蒙运动在俄国的产物,他们继承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把人看成为由社会的物质的材料所造成的,也是可以从物质的社会的方面加以改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第一次提出了“新人”这个概念,并描绘了其基本特征。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个全心全意投身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为了了解社会,他用双脚走遍俄罗斯,和纤夫一起背纤,和伐木工一起砍树。为了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他喝浓咖啡,坚持数日不睡,或者躺在布满铁钉的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实行革命暴力和恐怖行动的彼得·扎切涅夫斯基到谢尔盖·涅察也夫,到“走向民间”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再到列宁都是如此。列宁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年轻时期的影响不但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使他终身受益。[(2)]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发表40年后,列宁用同一个题目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经典。列宁发表这个小册子是出于极端迫切的政治需要:克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倾向。这种“经济主义”已经使工人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只满足于提高工资、削减工时和改善福利这些物质要求。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因此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由先进分子灌输进去,而这些先进分子就是严密组织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从对人的改造方面来说,这就是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一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一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的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后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认为《母亲》的问世十分及时,他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二、“苏维埃新人”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造将不限于列宁所说的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而是将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他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3]”其它苏维埃领导人则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的心理。”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五到十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同时开始了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他们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像之一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受伤致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传性的小说,用自己献身革命并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经历教育青年,作为对党的最后奉献。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其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 “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在近代历史上,“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形形色色的强调整体性反对个性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到了30年代,为了实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迅速工业化成为苏共的首要目标。为此开始采用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工业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超额完成任务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资和奖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优惠,可以有特殊配给并在特殊商店购买。学历、经验和年资也受到更多的重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了,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如军队的军阶制。30年代以后,各个方面的模范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奉献,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奖励。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苏维埃新人”的特征超出了单纯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人的要求,而且在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可以称为共产党体制下的“新传统主义”,即用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对统治集团的个人依附来维持政权,而不是象官方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用理想主义和阶级觉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体制视为对革命的背叛,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有人一个月挣一百卢布,有人则是八百甚至一千卢布;有人住在象兵营一样狭窄的房子里,穿着磨破了的鞋子;有人则坐着豪华的汽车出入于高级公寓[4]”。

  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在30年代开始的这种社会分化到了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上半期更为显著,并开始反映在以经济改革理论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上。60年代初经济学家利普曼发起的关于独立核算、个人利益和市场机制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持改革意见的人被称为“60年代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这场讨论波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多数国家反应比较积极,而在中国和古巴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国家则遭到了抵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标志。苏联社会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上。还在50年代末,苏联青年中就出现了意识和心理意义上的反叛,表现在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新人”集体性的拒绝。60年代初出现了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相背离的模仿西方先锋派艺术的作品。诗人叶夫图申科宣称“我的职业就是我想无所事事”,这和过去苏维埃文艺中的“新人”全心全意有目的地塑造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下半期在苏联掌握权力的党内改革派,正是在6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气氛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共产党中国塑造“新人”的实验

  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渊远流长。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自我修养,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孝都是通过自我反思和改造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二是强调道德榜样在转变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圣人──是全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官绅阶级的榜样。培育德行、成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从思想入手,研读先圣、亚圣的著述和其它儒家经典,直到融化在自己思想中,以体现在这些经典中的大道来克服自己内心的小我。儒家思想中也有用强迫的方法来改造人性的因素,例如荀子曾把未经改造的人性比作未经修整的木料,不但要斧钺,也要用高温来把它塑成理想的形状。

  在近代史上重塑人性又和民族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在德国和日本从弱国变为强国的历程中,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看到富国强兵需要有民族精神的复兴和民族特性的改造,因此“人”的问题应该和“国”或“族”的问题相提并论。黑格尔和康德关于理想人格和健康民族之间的联系,尼采的“超人”,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喻吉改造日本民族性的思想,都启发过中国知识分子。1920年以前,梁启超的“新民”和陈独秀的“新青年”不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尽管不同的人对“新”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改造人性克服自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此外“新妇女”也成了这一时期“新人”话语的一部分。毛泽东本人早在1917年就认为精神改造是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并把德国的强盛归功于黑格尔和康德──德意志民族的最高精神──的哲学熏陶。毛在这一时期提出一个“宇宙真理”的模糊概念,并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和庸众,前两者赋有教化和改造后者的责任。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就是从思想到行动的一个例子。毛的这种由精英启蒙和改造大众,把他们转变为“新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在乡间步行了解社会,餐风露宿,洗冷水澡等等以培养意志和体魄,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以承担历史使命自居的“新人”如出一辄。李大钊还曾号召中国青年向俄国民粹知识分子学习,“到民众中去” 成了“五四”运动后期青年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除了《新青年》和“新民学会”,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少年学会”、“青年学会”和“新人社”等等全国或地方性组织,这些名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培养新人类的愿望。

  但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成为政党领袖,“新人”的概念由内涵宽泛的用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民族性,转变为用党文化改造人性、建立高度集权绝对服从的组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服务。完成这一转变的是中共40年代的“延安整风”。共产党革命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改造,但延安时期是中共第一次在相对安定和封闭的条件下,全党在精心组织下通过一系列运动和组织措施对党的成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和一般意义上入党就需要接受党的教条、服从党的纪律和对党效忠的政治和组织要求是不一样的。

  就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的控制来说,中共和大多数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的控制,达到了其它共产党从未达到过的严密程度,这一传统至今仍是中共维持统治党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都相信环境决定论并由此发展出思想改造这一中共特色的塑造“新人”的手段,由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组成。这种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让个人有获得“新生”的感觉,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关于思想改造,胡平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1999)已经作了充分彻底的分析,而“延安整风”作为思想改造的范型,已由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了透彻的解剖,笔者不作赘述。

  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但随着毛泽东和苏联模式的决裂以及中国在苏联“变修”中吸取的教训,中国式的“新人”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开始成型。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 “战线”涌现出来,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舞台和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32111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大庆油田在60年代初开发,意图是中国实现能源自给、摆脱对苏联石油的依赖。按照官方的宣传,王进喜的模范作用首先在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破除对“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和“外国教科书”的迷信,战胜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和技术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他的个人牺牲精神(例如在井喷事故时跳入水泥搅拌池用身体代替水泥搅拌机)则是“新人”品质在新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的发展,他的“铁人”称号由此而来。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的模范。大寨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但陈永贵带领农民战天斗地,建造梯田水库和灌溉渠道,不但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彻底改造了农民的思想,把农民从个体小农变成人民公社社员,从而解决了被马克思看成是落后和反动的阶级、被列宁认为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也被毛泽东称为是“严重的问题”的小农阶级问题。

  然而,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是军队。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具有多种意义。用军事化手段把大众动员和资源集中推到极端来从事经济和其它工作,所谓的“会战”就是军事化手段之一──大庆和大寨以及几乎所有经济和科研成果都是“会战”的成就。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就“新人”的个人典范来说,军队在60年代上半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门合等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高华指出的,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另一个和塑造新人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下放是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让人脱离城市生活、在艰苦环境下改造世界观的最极端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视为腐败奢侈淫乱堕落的渊源,所谓“巴比伦”就是用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来象征人类道德的堕落。但只有在共产党制度下,这种对城市的批判和拒绝才一度成为体制性的目的。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是最精辟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用“触及灵魂”来达到完全的脱胎换骨、和“旧我”告别并非仅此一家。越南共产党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来对付知识分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一个叫TRAN DUC THAO的著名哲学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对现象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的参考书。他受革命的感召于40年代末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示对自己没有参加艰苦斗争的惭愧和惩罚,他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故意让蚊子叮咬,结果染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老游击队员都曾经患过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哲学家就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补上这一课。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风”时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出于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党的“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都从这种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吸取精神力量。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因此个人需要与超越时空的一个绝对存在发生联系、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领袖崇拜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迹。毛泽东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中甚至被称为“照妖镜”,这就和巫术没有分别了。

  四、“把他们都变成切那样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实践

  与中国一样,“新人”的概念在古巴可以追述到民族主义历史中。

  古巴民族主义领袖何塞·马蒂一方面肯定,古巴民族有和其它民族一样的建立自己独立国家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批判了在消极意义上的古巴的民族性,主要是缺乏对本民族的自信(表现在强烈的民族自卑感),由此导致对政治的冷漠、集体意识的缺乏、古巴人之间的彼此不尊重、以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懒惰、酗酒和无所事事等等。马蒂认为,这些都是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他认为和民族独立相并列的是重建古巴人的民族性。他指出:“古巴难道只配是一个下等酒馆、一个向闲汉提供啤酒的地方?或者它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勤劳的拉丁美洲民族?这正是古巴的任务。[5]”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尊严” (DIGNIDAD),另一个是“新古巴”(CUBANIDAD,意为理想中的古巴民族性)。因此,马蒂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培养和建立个人的美德是民族独立的前提,民族独立必须以对古巴人的教育相伴随。美国研究马蒂的学者科克指出,马蒂的思想“非常强调道德意识并最终指向‘新人’的形成” [6]。

  但在另一方面,马蒂所渴望的“新古巴人”和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的“新人”又有本质区别。马蒂虽然受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但他本质上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主张对群众进行教育,但反对国家对个人实行强制的改造,并视人性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在改造人性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应该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消除掉,不应该处处和它对着干,而应该在承认它是一个既定的存在的前提下展开工作”。他还说:“人从不中断对自己需求的考虑并试图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要为后者服务又不想损害前者,甚至在非常禁欲主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非常自然和符合人性的。”[7] 因此,另一位研究马蒂的美国学者认为,“新人”和个人自由应该同被视为马蒂重建古巴民族性的基础[8]。

  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罗说:“从资本主义下过来的人充满了自私”,“彼此象狼一样。”[9] 他甚至认为人的进化在资本主义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将重新启动人类的进化过程。格瓦拉说,“我们都是那个环境的产物”,群众并不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把马蒂说成是他们革命的先驱,但马蒂的人性整体论的看法被他们排除在社会工程之外。格瓦拉对人性的理解更是机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说:“ 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10]”他还说,革命者是“幸福的齿轮”。在他的代表作“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一文中,他说古巴革命要创造的是“21世纪的人”。

  一位古巴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对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来说,被称为“乌托邦”的并不是改造人的可能性,而是那种认为人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想法。古巴领导人关于改造人性的想法对一般干部有深刻影响。一位古巴教师这样告诉外国访客:“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性的恶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把人性中的善在青年中培养起来,那将是全新的人。这样的人或许能自发地成长,如同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但为什么等待呢?我想我们必须创造这样的人。[11]”在古巴,一个常见的口号就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新人的新社会”。

  除了环境决定论以外,古巴领导人对人性的看法也和古巴特殊的革命经历有关。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是从82个游击队员起家闹革命的,短短3年后就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和毛泽东极其类似的强烈的唯意志论观点:只要有了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他们对一般意义上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解释正好相反:主观因素能创造客观条件。因此在古巴革命以后,塑造人性不但是改造人的需要,也是在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出连苏联也望尘莫及的革命奇迹的唯一保证。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卡斯特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意识和道德动机而非物质动机的形成,它们能改变世界、推动历史[12]”。

  象中国一样,古巴在革命初期也以苏联为模式,移植了苏联的各种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政治化(党、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随着古巴领导人日益意识到和苏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别,他们越来越感到古巴必须走和苏联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苏联60年代的经济改革同样使得古巴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使用物质刺激,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并相信它能创造出物质奇迹?这个难题反映在 1961年到1965年发生的有关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的大争论上。争论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的生产下降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等实行票证制)。争论的一方是古巴农业和外贸的负责人,他们主张一定程度上采用物质刺激、放松国家控制,让基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是工业和国家银行负责人切·格瓦拉,他坚持原来的(在古巴刚刚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策,并把苏联的经济改革看成是对“新人”社会工程的腐蚀和瓦解。他曾经说,苏联是个“猪圈”,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模式非常赞赏,认为中国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门里,他坚持使用精神鼓励,即使在迫不得己给予物质奖励的时候也尽量不使用货币形式,并避免在公共场合颁发物质奖品。在他的号召下,古巴掀起了义务劳动和劳动竞赛,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劳动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劳动竞赛应该成为工人工余时间考虑的问题。他还希望把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松“新人”成长的节奏。

  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这场争论在1965年被卡斯特罗中止,但切·格瓦拉的主张在60年代后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导的义务劳动被制度化,古巴全国有名目众多的义务劳动日和义务劳动周,时间最长的是“吉隆滩双周”(工人和干部连续两周每天下班后参加2到3个小时的志愿劳动),以纪念粉碎“猪湾入侵” (古巴叫“吉隆滩大捷”)。格瓦拉注意到,在“猪湾事件”期间,由于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平时的消极怠工和迟到早退都消失了,这就是这个长达两周的志愿义务劳动的来历。

  象中国一样,古巴的“新人”工程也由典范来引导,“青年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岛原名松树岛,革命前是监狱,1965年在一次风灾后的善后工作中被整体移交给古巴共青团,从全国抽调了5万名团员,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个岛上的生活设施全部免费,收入按家庭成员的人头而不是贡献,基本不用货币,生产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岛的目标是建立柑桔和奶牛业,数年内赶超当时世界上柑桔和奶牛业最先进的以色列和荷兰,为古巴换取外汇并解决肉奶制品的供应(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古巴人的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仍然是票证制)。根据古巴官方的宣传,这个岛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奇高,“上班时从不看表”。象中国的大庆和大寨一样,古巴全国都派取经团来这个岛受教育,少年儿童和大学生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岛还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橱窗,卡斯特罗常常把他的外国客人带到岛上,告诉他们哈瓦那是“旧古巴”,而这个岛才是“新古巴”。

  和青年岛类似的集体典范还有很多,例如有一个叫马亚里的矿区,由8千妇女组成,她们全都是志愿工作者,矿区的生产、生活和分配原则和青年岛一样。除了这些社区性的典范,古巴有很多流动性的,例如一个叫“钢铁青年”的“纵队”,由800大学生和300教授(古巴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毛泽东在中国实行的教育改革类似,大大简化了课程设置和修学年限,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很多教授都只有20岁出头)组成,担负修筑公路和开辟荒地等等最艰巨的任务。工余这些学生和教授常常席地而坐,打开书本继续学习。

  在个人典范方面,古巴的新人除了游击队英雄,更多的是忘我的劳动模范。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业部有一个叫阿乃特的模范,创造了连续6个月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领取加班费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被换算成1,607小时,让其它工人去赶超。这种“小时意识”成了古巴“新人”工程的一个特色。例如,1967年2月卡斯特罗前往古巴钢铁厂表彰劳模。他举的事例包括那些“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有4次连续工作24小时”的工人,还有累积了100到 200小时的超时工作而不领取报酬的人。最突出的新人典范是格瓦拉,他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国家给他两份工资,但他只领取工业部长的一份(远远低于银行行长的工资)。他从不滥用特权,严禁家属使用自己的公车,甚至小孩生病时也是如此。只要没有公务,周末他都参加义务劳动。为了世界革命,他最终辞去了古巴领导人的职位,去非洲和拉美展开游击战直到牺牲。格瓦拉的革命清教主义既有一些真诚的追随者,也给那些无心用新人标准衡量自己的下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参加那些义务劳动,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场的时候。“当心,切来了”,成了他们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个下属看到他去出席会议时忘了带手表,就把自己有金表链的手表解下借给了他。当切·格瓦拉把表还给他的时候,金表链不见了,换上了一根皮表带和一张收据:“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把他奉为古巴新人至高无上的典范,“让他们都成为切那样的人”成了对古巴年青一代的要求。

  和毛泽东一样,卡斯特罗也把官僚机构和旧社会留下的影响看成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只不过在古巴党内没有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样级别的“走资派”。自从 60年代早期开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劳动生产力上的落后归因于“官僚机构”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干部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残存的影响。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革命攻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培养“新人”的最激进措施。

  “革命攻势”的经济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1千万吨糖产量(通常年产量是6百万吨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古巴社会进行革命以来最彻底的清理和重建,为“新人”的产生创造最理想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攻势”可以看成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1968年3月,他宣布党内揪出一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集团,以一个亲苏的中央委员为首(此人叫爱斯卡兰特,古巴革命前就是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但奉行议会道路,拒绝武装斗争。卡斯特罗的革命胜利后他改变态度,帮助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共产党国家发展关系,后来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古巴共产党联合组成新的古共,他被“结合”进中央委员会,但一直对卡斯特罗的激进路线不满)。以粉碎这个“走资派”集团为开端,“革命攻势”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接下来,为了清扫妨碍“新人” 成长的社会环境,卡斯特罗亲自发起了扫除街头小贩的斗争,一昼夜之间古巴全国的摊贩被废除和没收,小业主们被集中送进劳动营。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甘蔗收获季节,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军队派遣自己的干部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组成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田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劳动纪律全部按军法从事;一切和甘蔗生产无关的业务全部停止,学校关门,学生组织起来给“前线”送粮食和饮水;妇女在“后方” 接管男劳动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在收获季节里,各地每天用战斗警报作为上工号令,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短时期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这样的模式可以说完全实现了格瓦拉的心愿。

  然而,“革命攻势”仍然以失败告终。1970年初夏,卡斯特罗坦陈,甘蔗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革命攻势”失败了。从那以后,古巴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政策上逐步放弃了激进过渡的措施,苏联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采用。虽然“新人”的口号从未被放弃,但象6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没再出现。

  五、共产主义“新人”在世界各国的反响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苏联、中国和古巴等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特殊的影响。

  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出于对西方社会的失望,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共产党国家寻找替代,他们认为,共产党国家的“新人”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质和贪欲之上,让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一个更超越的目标而生活,这与西方社会个人所遵循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斯·韦伯夫妇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时曾经对“苏维埃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一书中留下了很多观察和评论。他们的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叫 “重塑人”(The Remaking of Man)。他们对莫斯科体育俱乐部墙上的标语“我们不但按照经济原则重塑人类社会,我们也按照科学原则重塑人类”感到十分振奋。苏联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么如果没有宗教的天国和来世概念,“新人”的道德原则以什么为基础呢?韦伯夫妇提出了他们不无道理的答案:共产党用普遍的个人负债意识取代了宗教概念,在苏联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欠了党、政府和社会的债,他的一生就是用贡献来还债,这就为个人的伦理道德提供了基础。韦伯夫妇也对苏联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深感兴趣。他们认为,在西方实际上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提出这样的设想,但只有在苏联才成为了现实。

  美国记者艾拉·文特(Ella Winter)在30年代访问苏联后出版了《红色的美德》一书,其中也有一章题目就叫“设计新人”,另外还有一章题为“五百万分之一”(意为5百万苏维埃新人中的一个),介绍了一个叫谢尔盖·达维多维奇的“苏维埃人”。这个苏维埃新人只有22岁,但已经在集体化和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他没有任何个人财物,衣着简单,生活朴素,睡得很少,有时根本不睡,特别是为委员会准备工作报告时。他随时随地都注意政治新闻,常常在雪地里走几个小时去传达最新的政府公告。他一瞥之下就能分辨出来者是不是“我们”的人。文特说,对于这个“苏维埃新人”来说,那些困扰着西方青年生活的主要问题早就都解决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在50年代和60年代,当西方社会面临着新的心理和文化危机时,很多知识分子又转向了中国和古巴。美国科学家阿瑟·格莱斯顿说,对中国的访问唤醒了他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改变了在充满竞争的西方社会形成的对人性的看法。英国社会科学家皮特·瓦斯莱说:“中国试图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人类的价值和个人关系,对工业和城市条件下被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些行为模式提出挑战。[13]”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是基督教世界中尽人皆知的共产党国家的辩护士,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出版过书籍和文章向西方介绍他的观感。他于50年代初访问了中国,于1953年出版了《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他在中国发现了20年前在苏联发现的东西:人间天国。他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把冰冷的技术变成人与人之间温暖交流的渠道。当一个人走进他的实验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厂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全新的概念。他和他的工作夥伴成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14]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1972年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中共在改造人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共在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把人性引导到“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他说,统治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范,这可以为美国社会提供榜样。另一个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已经成功地把两性关系的基础从异性相吸变为建立在革命关系上的两情相悦,挑选对象的条件是革命觉悟,妇女们也已经不再使用口红和化装品[15]。

  6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还频繁地访问古巴,在那里找到了未来人类的希望。与苏联或中国式的“新人”相比,古巴有一个更具有魅力的“新人”典范:切·格瓦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识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格瓦拉不但是对西方物质主义个人至上的否定,是人类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征,也是对苏联官僚制度和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个在60年代访问过中国和古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分析格瓦拉的魅力:“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创造新人,个人和共同体的完美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在他看来革命斗争是升华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 [16]”这些被“腐败”的西方所“异化”的知识分子终于等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英雄:他以堂·吉柯德的精神与人的物质欲望和生存本能战斗,以十字军的气概远征,以艺术家的热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么年青、那么英俊,最后象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样献身,这让他们太激动了。法国哲学家萨特说,格瓦拉是这个世界 “最完整的人”。在他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曾多次与他彻夜长谈。他也参加了从下午延续到深夜的数十万人的集会,聆听卡斯特罗长达8个小时的讲话。对此,萨特惊叹于革命甚至把人的生理习惯和需要也完全改变了。古巴革命者征服了睡眠,征服了休憩,也就是克服了自我。

  美国有一个“我们必胜纵队”,从1968年开始组织知识分子和学生前往古巴帮助收割甘蔗,在此过程中接受思想改造。“我们必胜”是古巴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纵队”是古巴劳动管理军事化的形式。在与这个“纵队”的成员谈话时,卡斯特罗提出了他的人类进化论:“人有能力做伟大的事情。但人的进化在历史或前历史(在卡斯特罗的语言里,“前历史”指古巴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就与中共的语言里1921年中共成立是“开天辟地”同样的意思)的某个时刻停止了。至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是前历史的,是野蛮的。”“我们必胜纵队”的成员于是得出结论:“在他的领导下古巴正在创造出菲德尔的一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真正人类的历史时期──新人的时期。”[17]

  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也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普遍面临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和缺乏物质和技术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现代经济基础的难题,也面临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道德哲学来凝聚民族,号召个人为社会奉献的问题。在这两个意义上,共产党国家塑造人性的实践都曾经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中产生过影响。印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还在20、30年代就对苏联的建设、尤其是如何让中亚地区的民族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非常赞赏,把这看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实验,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地区处于和印度大多数地区类似的发展水平。他在狱中给女儿英迪拉写了很多信,作为给她的世界历史教材,其中苏联是作为一个新文明来介绍的。50年代尼赫鲁当政时,印度的国有化和社会化政策差不多是世界上仅次于共产党国家的。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坦桑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尼雷尔对毛泽东的中国的钦羡。尼雷尔苦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落后,曾经说:“我们的工具还是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创始人)时代的。我们住的房子是摩西(《旧约》中犹太人的先知)时代的。......当美国和俄国把人送上月球的时候,我们非洲人还在跳舞。 [18]”尼雷尔在转向中国之前就从坦桑尼亚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留学的学生中观察到了不同的态度。在一次为提高物质待遇而举行的罢课中,他看到参加罢课的学生都是在西方国家留学的或是在独立前的殖民地下受的教育,而唯一没有参加罢课的是两个在苏联和东德留过学的。对物质待遇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得尼雷尔得出结论:“西方太个人主义了。所有教科书都强调权利、权利、权利,没有责任。......责任常常被定义为服从法律......”;相反,“在东方(指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对这种倾向的反动,就向钟摆一样指向另一极。为了取得平衡,你必须在两极之间摆动。......东方国家具有非洲需要的东西:对责任的强调。[19]”

  尼雷尔在60年代两次访问过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告别宴会上说:“你们的人民和政府有效和愉快地用觉悟和刻苦的节俭来从事工作,这对我和我的人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相信我们能应用同样的方法。”当他问中共外交部长陈毅,他的部里有多少轿车时,陈毅说只有10辆。这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回答却使得尼雷尔十分震动。回国后他在议会里发起了讨论,用“中国的10辆汽车”作标准,要取消坦桑尼亚政府机构里多余的“奔驰”汽车。对比中国民众简单朴素的衣着,他甚至觉得坦桑尼亚传统的鲜艳服装都是奢侈。使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国援助坦赞铁路和其它工程项目的技术和劳工,对比坦桑尼亚工人的懒散和效率低下,他说:“纪律严格的工作是绝对必需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中国技术人员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结论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英国哲学家伯林曾经对20世纪改造人的社会工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注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象画家搀和颜料或者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了一个如果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2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新人”工程,人们首先要问的并不是它在现实中的可行性,而是这种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会工程本身的道义合理性。

  【注释】

  [1] Jean-Jacque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1978), p.68.

  [2] Dmitri Vol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1994), p.20.

  [3] Leon Trotsky, 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1970), p.158.

  [4] Mikhai Heller and Aleksander M.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New York: 1982), p.284.

  [5] Cited in John M. Kirk, Jose Marti: Mentor of the Cuban Nation} (Tempa: 1983), p.87.

  [6] Ibid, p.86.

  [7] Carlos Ripoll, Jose Marti: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ban History} (New Brunswick: 1984), p.40.

  [8] Ibid., p.47.

  [9] Fidel Castro, "To Create Wealth with Social Conscience," in Bertram Silverman,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The Great Debate} (New York: 1971), p.340.

  [10] Che Guevara,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in Silverman, ed,.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p.338.

  [11] Elizabeth Suthernland, The Youngest Revolution} (New York: 1981), p.190.

  [12] Fidel Castro, My Early Years} (New York: 1998), prefactory page.

  [13] Peter Worsley, Inside China} (London: 1975), p.20.

  [14] Ci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New Brunswick: 1997, Fourth edition), p.318.

  [15] Orville Schel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n American's First View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New York:1976), p.45.

  [16] K.S. Karol, Guerrillas in Power} (New York: 1970), p.438.

  [17] Sandra Levinson and Carol Brightman, eds., Venceremos Brigade──Young Americans Shar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ba (New York: 1971), p.344.

  [18] William Edgett Smith, We Run While They Walk: A Portrait of Africa's Julius Nyerere} (New York: 1971), Pp.3, 18-19.

  [19] George T. Yu, China and Tanzania: A Study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rkeley: 1970), p.37.

  [20]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Pp.150-151.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