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要抱抱？——哺乳期教育的要缔

老要抱抱？

如果你经常抱着孩子，是不是会有人说：“这会养成坏习惯。”呢？

婴儿是需要抱抱的，被抱着总是能让他们感到快乐。抱抱能使他们感受到父母的温情。小时候被倾注以充分温情的孩子，才会对父母•祖父母产生信赖和尊敬。

这种感情可以持续到孩子长大成人，使他们善待双亲和祖父母。
　
婴儿时期的抱抱是非常重要的。

抱抱会养成坏习惯，那只是大人们的无根据的想象而已。

为了表示温情，对孩子一面赞“好宝宝”，一面多多抱他们吧。

在《对孩子的眼神》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哺乳期的婴儿养育，是形成人格基础的重要环节，这个时期的养育，简言之就是‘要对婴儿的要求和期待尽可能地加以满足’。”

“在满足婴儿要求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信息传达应该用‘这样做好吧。’‘不这样是不行的吧。’‘这样做是不是更好呢？’这种舒缓的语气，反复地对他们进行传达，才能有好的效果。　没有必要对他们生气，并呵斥他们。”

“婴儿教育的失败，通常是由于忽视了他们的要求，或者故意不去理睬，最终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提出要求，并有所期待，拔苗助长式地强制他们做这做那，只会适得其反。”

“把父母或者保育员所期待的强加于孩子们，并加以赏罚，这是拔苗助长，同时也是大人们的出于自私的一厢情愿。这不是好的养育方法。”

“养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是孩子们获得未来生活的自信。……对他人的信赖也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的。……‘将孩子教育成能够相信他人。’……这从孩子的立场来看，就是发源于自己的愿望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实现这一主观认识的。婴儿所期待得到的，无论是什么，无论多少，去满足他们都不会过分。因此，哺乳期的养育是不存在过分溺爱的问题的。这是使孩子能够对人产生信赖，并树立自信，去迎接未来人生的重要的第一步。”

“哺乳期婴儿所能够做的努力就是啼哭。他们只能用啼哭向父母和周围的人提出诉求。通过啼哭所提出的诉求越是得到充分的满足，越是能够产生对对方的信任。然后又将这种信任推及他人从而产生对自己自身的自信。由此，让孩子萌发出只要有所希望，然后通过努力，能够将很多希望变成实现这种心理，是十分重要的。”

“婴儿的啼哭既然是一种努力，那么坚持不懈地啼哭的婴儿实际上表现出的是毅力。这么说似乎有点奇怪，但这确实是有毅力的外在表现。应该认为经常啼哭而使你忙不迭地去施以照料的孩子，是一个有潜力的孩子。这种思考方法十分重要。”

“使孩子感到自己被爱，被重视是养育的要点。信赖别人的力量与自信力是同质的。”

当孩子开始啼哭时，应该尽早接近他们，对他们加以呵护，抱起他们，满足他们诸如喂奶或者更换尿布等要求。应该冷静地考虑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并尽量予以满足。

正是这些日常的关心，才能使得孩子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历程中经受得起磨难和艰辛。

遵嘱翻译老婆（资深助产士）博客

回望2006中国

作者：陈奎德

岔路口的中国：缺乏方向感

2006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引发海内外广泛的舆论效应。原因无他，“醉翁之意不在‘九’（大国），而在‘十’ 也”。“第十个大国——中国”，才是北京魂牵梦绕的关键词。无疑，它搔到了几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内心之痒，汇聚了2006年一年来热乎乎的某些人之“大国” 的自我感觉。于是，在深秋推出的《大国崛起》片，给2006年抹上了一缕自恋型的玫瑰色。

伴随着国际传媒2006年某种程度上的“中国热”，正如年底的12月 11日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的日子所象征的，中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根据承诺，中国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中国把关税从2001年的平均百分之15.3，降到2005年的百分之9.9。中国还重新制定或者修改了三千多条法律或法规，从而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虽然政府干预的力度仍然强大，国有企业仍然包袱沉重，因而中国迄今尚未成为国际公认的具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但它朝向这一方向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奇怪的是，与上述走向相反，同样是在2006年，北京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更加严厉，关闭了一系列深孚众望的媒体，中青报的旗帜《冰点周刊》、《世纪中国》网站、《一塌糊涂》网站、《爱琴海》网站……，均被尚方宝剑一剑封喉；对网民也愈益收紧控制。当局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拘捕并审判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并采用黑社会手段骚扰和侵犯他们的亲属；滥用司法权力，罔顾司法独立，实施政治审判。

另一项令人奇怪者是，一方面，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指控贪腐而被整肃，另一方面，长期与陈良宇抗争以保护上海拆迁户利益的郑恩宠律师，仍然被当局压制监控，被侵害人权，冤狱未雪。这表明，支配陈良宇案的，不是反贪腐的逻辑，而是高层权争的逻辑；不是透明公开的司法独立的逻辑，而是黑幕重重的暗箱操作的逻辑。

……

上述方向截然相反的事件同时发生于2006年的中国。标志着一个根本的问题：2006 中国，缺乏方向感。

要言之，中国，国家定位的问题仍处于晦暗不明之中。在各个不同领域，从那块大陆发出的信号是混乱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倘要论及中国的崛起，人们要问：崛起，朝什么方向？

2006：民间的答案

若欲寻求答案，2007年的中国需要坦诚面对如下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经济方面，2006年虽然时闻“莺歌燕舞”，但其实仍有几大严重问题横阻于前路。

第一，国民身份歧视问题。在中国，国人自己的民营企业相较于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处于最末一等，受到严重歧视和准入限制。因此，当务之急是，打破身份歧视，破除内外之别。给予中国民营企家同国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同等的待遇。打破国内电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行业的政府垄断，使民营资本有平等的准入权。中国经济虽有对外开放，但对内开放却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已经进入的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在不能进入的领域，外资要求享受“国民待遇”，要求进入。而另一方面，因为行政垄断的存在，在电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领域，北京却限制本国的民营企业进入。比如，随着修订后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在地域、业务种类、客户对象等各个方面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金融业在对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却对民营资本的进入设置重重障碍。国人自己开的民营银行至今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农村户籍歧视问题。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类似种族隔离的制度，特别是它对城乡人口的严格等级划分，已经到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地步，而且早有传言说行将改革。然而，迄今进展甚微。 这一违宪的阻遏自由民流通的恶法不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堪忧，中国社会的稳定堪忧。

第三，土地所有权问题。中国法律界定土地为集体所有，实际上该权限就落到了对土地握有审批权的官员手中。于是，中国国民事实上没有土地所有权。对土地产权的不合理界定，是中国制度化贪腐的根源之一。这里的根本的出路，在于赋予国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国民讨价还价。否则土地所有者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财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而土地产权又是财产权中最基本的。

第四， 《物权法》问题。私有产权保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石，在中国，一纸最基本的《物权法》竟然耗时十年，屡起屡伏，2006年底由重燃战火，再起争端。此案极典型地映射出共产意识形态的后遗症，映射出共产党国家欲演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基本困境。

政治方面，如前所述，2006中国仍然方向未定，信号紊乱。但上层的权力斗争比以往更为明确地呈现出两大派系的格局，也呈现出了有限的政见分歧甚至意识形态区别。倘若党内派别进一步公开化，则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催生出某种相互制衡的因子，削弱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对中共这一列宁主义政党而言，这是一项不宜忽视的政治演变。

更基本的问题是，民间的力量如何集结？这种力量如何进入政治过程？

2006年，人们进一步明暸，“维权政治”，正是民间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途径。这一年的中国民间社会，把自2003年开始的“维权政治”发展到了极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的维权公民及其律师们，通过个案普及权利观念；通过维权强化宪法意识；通过司法途径推进立宪政治。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意识到的，与过去自上而下的改革体制相比，自下而上的维权政治是是宪政秩序的直达车。维权政治是一种民众的自我训政、自我立宪的自发过程。

维权政治的意义，正如国内学者王怡与秋风等人所注意到的，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第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第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新的训政之路，就是人们以主人的身分，而不是以臣民的身分去培育民间社会，和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有勇气象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见秋风：《超越改革体制的改革》）

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在维权政治中，是民间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在2006年中国表现得极其突出。据业内人士估算，中国的网民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两亿之众。当人们在网上读到胡佳老弟一篇篇第一时间发布的陈光诚、高智晟等人官司的进展细节时，当人们通过网上联署呼吁，把虚拟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集会和结社的平台时，你不能不承认，网络媒体对政治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方式上已开始超越传统媒体。互联网已经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事实上，2006年泛蓝联盟、泛绿联盟等政治组织，就是直接诞生于网络空间的。并且，通过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开始演变成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

在这里，所谓“新的政治生态”，就是意味着：政治信息、政治行动由过去的“官方垄断”向“官民两方竞争与分享”转化了。

这种政治生态里，北京雇佣的几万网警及其虚拟“柏林墙”——金盾工程，在波澜壮阔的网络信息流的冲刷下，虽然依旧庞然大物，却已渐露窘相，千疮百孔，徒唤奈何了。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北京当局日前也索性做顺水人情，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将履行承诺，从2007年1月起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准许媒体自由采访云云。于是，手握鼠标的亿万网民们，眼光发直，紧盯荧屏，通过点击扫描，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北京这一承诺的诚意。当然，他们要的，远不只是当局空口白话予取予夺的“自由”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办民营网站、报刊、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的合法权利。

这正是2006年民间社会的成长之道。面对缺乏方向感的2006年北京当局，面对蕴含在《大国》片中中国向何方崛起的“天问”，民间的答案简捷而清晰：崛起，朝宪政国家方向。

原载《观察》

对日侵华不索赔有原因：四野3万名日本兵帮着打国军

（1949年后，大陆历次镇压，几乎没波及日本汉奸，被镇压最狠的是遗留在大陆的国军。凤凰周刊的文章或许揭示了背后的内幕）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而我则无意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并与部分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为朋友。

四野原来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时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到中国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军的“娘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我虽然喜欢阅读部队战史和报纸，但从来还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参加解放战争。

当时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兴元，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接待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是：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书长、若生爱子，团员本间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来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而张宝林和尚兴禄当年就曾和日籍战友一起工作过。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负责接待的代表团，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原日籍官兵自费组成的旅行团。因此史称“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梦中常被惨烈的战斗惊醒

访问团从上海入境，探访路线首先是四野南下时征战的旧地：长沙、宜昌、荆门、襄樊、沅陵等旧战场。然后再北上转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那里是他们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

这些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日籍老战友尽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别近40年，他们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内向和彬彬有礼的节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分出来的。

但是，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永远面带微笑，举止优雅，像是演员或大学教授出身。她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代表团的老战友向我这后辈介绍说，只要一想起黑山阻击战，耳边就响起子弹炮弹的呼啸轰鸣。团长中村义光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惨烈的战斗场面，回日本后，睡觉常常梦中惊醒”。

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代表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个温和朴素的小老头，在中国期间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昂扬的精气神，从未见他疲倦过，在代表团成员中非常有号召力。所以对他的经历特别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并保持常年通信往来后，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八路军” （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

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全国解放时，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妇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

1967 年，鉴于当时回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恋在四野时期形成的团队认同感却越来越强烈，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

“回想四野会”最初会员达600余人，由于病、亡，现在只有120余人。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季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

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

日本司机被选去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 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 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 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我们为青春留在中国而自豪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当年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样非情愿的恐怕在多数。建设天兰线的铁路技术人员在中国刚解放时，就曾强烈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后来开出有固定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保证，他们才安下心来。

但是，随着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与他们中国的战友融为一体。参加天水铁路建设的日籍人士回国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护士回忆，朝鲜战争暴发，她所属的部队奉命从湖南开赴丹东，但所有日本籍战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转到地方建制，14岁就参加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允许跟随部队转移。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与中国相似，当年大量日本人参加解放军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如果不知道这些日本老兵回国后，在漫长的中日特殊关系时期的委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对中国怀有那样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参观回来，这些前辈战友们就早早熄灯就寝，房间一齐闭灯，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后来和老战友们谈心才知道，这是他们回国几十年养成的特殊习惯。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 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 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们怀念中国，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怀念在第四野战军渡过的日日夜夜，认为那是他们的“再生之地”。他们先后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会”、“回想四野会”、“航七会”、“洛阳战友会”、“鸡公山战友会”、“长城友好会”等十几个日中友好组织，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自九十年代以来，以中村义光为首的“回想四野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访问团”。1998年国防部长迟浩田率军事代表访日，特意邀请“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等老朋友来中国大使馆做客。

日籍官兵参加解放军，是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也是无意中谱就的中日民间友好的插曲。今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当年周恩来总理说的那些话和背后的历史，当让更多人知道。

转自博讯新闻网

苏联解体-叶利钦:“那是必须发生的历史安排”

15年前的1991年12月25日，前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共正式解体。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终于打破长期以来的沉默，对媒体揭开了前苏共解体的谜底。

在近日接受“俄罗斯报（Russiskaya Gazeta）”专访时，对于前苏联的解体，叶利钦表示原因很简单：“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如果用中文准确表达叶利钦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谜底的描述，“天灭苏共”是一个首选的翻译。

对于与西方自由社会对抗了几十年，拥有武装到牙齿的百万军队和掌控社会各阶层无孔不入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系统的前苏联，如何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毫无预兆的崩溃，一直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中国人在急于寻求答案的问题。对该问题叶利钦表示：“这是一个已经被确定了的历史过程，一个无法逃脱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命运，苏联也是一样，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针对目前有些俄罗斯人羡慕和怀念前苏联的“强大”，叶利钦慨叹人们竟如此的健忘：“有些健忘的政客现在试图将前苏联描述得美好而强大：在前苏联人们能够领到退休金，能够领到工资，能够获得免费分配的住房，能够让人们公费去度假，然后突然有一天，几个地区的领导人在一张纸上签订了独联体的合约，前苏联就解体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一些政客和政治学者们至今仍在散布这种胡说八道”。

“我们不应该忘记，前苏联发展到最后，民众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商店里空空的货架的样子，忘记了自己害怕表达那些无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真实想法的那种感觉。而这些，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忘记的”，叶利钦在专访中表示。

叶利钦认为能够成立独联体这样的组织，是在“天定苏联灭亡”这样的情况下，所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策。他表示说：“决定成立独联体，我们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一起避免了前苏联解体之后有可能出现的各种负面结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功绩”，叶利钦这样评价自己当年成立独联体的决定。

叶利钦同时强调：“关于前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没有任何秘密的协定和背后的交易，当事人目前仍都在世。很多人已经写出了回忆录，当时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任何幕后交易和秘密。”

来源：EPT

萨达姆上了绞刑架

2006.12.30
萨达姆生命的最后时刻
曾经统治伊拉克长达24年之久的萨达姆于当地时间凌晨在巴格达被处以绞刑。时间是巴格达当地时间6点。伊拉克电视台引伊拉克外交部的话宣布了这个消息。萨达姆时年69岁，被押往执行地点时，他捆绑着的手里拿着古兰经。德国之声评论已经发表，更多报导将及时推出。

此前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了萨达姆将在周六凌晨被处死的消息，萨达姆被控在1982年镇压什叶派村落杜贾尔时下令屠杀148人，犯下反人类罪，罪名成立，在11月初被判绞刑。12月28日上诉法庭驳回了萨达姆对绞刑判决的申辩，正式启动了处死萨达姆的执行程序。

29日，伊美官员不约而同地放风说，本周末，萨达姆将被伊拉克政府秘密处决。为萨达姆辩护的律师29日说，他们已接到通知去关押地收取萨达姆的私人物品。伊总理马利基也表示，法庭已对伊前总统萨达姆作出死刑判决，没有人能够阻止对其死刑的执行。

由于美国和伊拉克当局都表示，萨达姆在被处决之前，应该移交给伊拉克官员。所以周五萨达姆到底在美国还是伊拉克手中引发了广泛猜测。

萨达姆的首席辩护律师杜莱米周五对路透社说，美国官员已经将萨达姆已交给伊拉克当局。不过美国国务院和伊拉克司法部门则在周五说，萨达姆仍然在美国驻伊拉克当局手中。

萨达姆法律团队的一名成员29日称，美国希望萨达姆在死前死后都不会遭到羞辱。阿尔-努埃米当天在卡塔尔多哈称，执行死刑前美国将一直羁押萨达姆，以防萨达姆遭到羞辱。此外，他称美国还将在萨达姆被绞死后防止萨达姆的尸体遭到羞辱。

据中新网报道，由于伊拉克执行绞刑的方式比较特殊，并没有专人固定担任刽子手一职，一般由司法部职员志愿临时“客串”。不过已有数百名伊拉克人在争抢这一职位。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对美国广播公司称，数百名伊拉克人已请求担当萨达姆绞刑的行刑人。他说，申请者来自伊拉克三个主要宗教派别和伊拉克所有民族。

德国之声

萨达姆被绞刑处决

萨达姆被处以绞刑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巴格达时间星期六（12月30日）清晨接近6时（格林尼治时间3时）被送上绞刑台处决。

伊拉克副外长透过电话向BBC证实了萨达姆被处死的消息。

伊拉克电视台报道，萨达姆在一个不知名地点被处决。行刑过程由一位医生、一位律师和一些官员见证。

伊拉克当局以录像把行刑过程记录下来。

萨达姆的两名同案被告--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提克里提和前法官班德尔--随后也被绞刑处决。

美国官员也确认了萨达姆被处决的消息，驻伊拉克美军和伊拉克部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防止爆发暴力事件。

接近萨达姆家族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萨达姆流亡约旦的女儿希望能把父亲的遗体暂时葬在也门，待伊拉克社会较开放后，寻求送回伊拉克安葬。

萨达姆被控在1982年镇压什叶派村落杜贾尔时下令屠杀148人，犯下反人类罪，罪名成立，在本年11月初被判绞刑。

萨达姆死前在一封从狱中发出的信中说，他的死会把他变成"烈士"。

ＢＢ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萨达姆被处决 各方作出反应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巴格达时间星期六（12月30日）清晨接近6时（格林尼治时间3时）被送上绞刑台处决。

萨达姆的两名同案被告--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提克里提和前法官班德尔--随后也被绞刑处决。

美国总统布什形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处决，结束了是伊拉克人民和美国军队的痛苦时刻。他扬言萨达姆之死不会在伊拉克造成暴动。

布什形容，现在是伊拉克民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其它同盟连手打击恐布主义。

伊拉克当局以录像把行刑过程记录下来。

驻伊拉克美军和伊拉克部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防止爆发暴力事件。

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发表声明说，对萨达姆就他犯下的罪行受到法律制裁表示欢迎，但强调英国并不支持执行死刑。

贝克特的声明说："我们已经向伊拉克当局清楚表示反对，但我们也尊重他们的立场。"

法国呼吁伊拉克人民"面向未来"，努力促成民族和解和国家统一。

前伊拉克政治家阿基发对BBC电视新闻台说："这是正义的胜利，这是饱受暴政的伊拉克老百姓的胜利……这是全人类值得高兴的一天。"

接近萨达姆家族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萨达姆流亡约旦的女儿希望能把父亲的遗体暂时葬在也门，待伊拉克社会较开放后，寻求送回伊拉克安葬。

伊拉克副外长阿巴韦透过电话向BBC证实了萨达姆被处死的消息。

伊拉克电视台报道，萨达姆在一个不知名地点被处决。行刑过程由一位医生、一位律师和一些官员见证。

萨达姆被控在1982年镇压什叶派村落杜贾尔时下令屠杀148人，犯下反人类罪，罪名成立，在本年11月初被判绞刑。

ＢＢ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德国之声评论：伊拉克错过了历史机会

2006年12月30日巴格达时间6点，萨达姆被执行了绞刑。德国之声资深中东问题专家彼得.菲利浦在他第一时间的评论中认为，如此匆忙地处死萨达姆，使伊拉克错过了历史机会。

“同情”这个词是错误的，对一个自己不懂这个词的人来说，一个在他的时代残忍地对待每一个妨碍他的人，对数以万计的人的生与死负有责任的人。

在穆斯林祭奠斋戒节Id el Adha的晨光里处死萨达姆.侯赛因，对于他那几乎长达30年的恐怖统治下受迫害的人来说是个解脱。他们在萨达姆被推翻后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得到安宁。绞刑绞碎了萨达姆追随者们最后的幻想。他们一直盼着历史会重新颠倒过来，失去的权力会回来。

如此迅速执行的死刑首先是为这两群人服务的。伊拉克新政府认为，尽快给萨达姆时代画上句号是最正确的做法。他们的心情是如此的急迫，以致死刑的执行给人以迫不及待手忙脚乱的印象，而且不怎么符合一个法制国家的原则。他们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这个力量最近还被美国人自己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马利基的政府不得不面对诸如此类的指责。至于这种指责是否会伤害这个政府，完全取决于它的国家对死刑执行的反应。

立即就使人们定下心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中期内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但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们怀疑安定的前景。使伊拉克的每一天充满爆炸性的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萨达姆的意义实在是变得太边缘化了，要想以他的死来一下子改变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如此迅速地消灭萨达姆使伊拉克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即彻底地清算萨达姆恐怖统治史的机会。尽管困难有千千万万，法律途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本应该通过若干个诉讼程序来清算萨达姆政权的罪行。现在他被判决为谋杀148名什叶人负责，但是，安法尔运动那10万名被杀害者和被驱逐者的帐又怎么算呢？哈拉巴雅被杀害的库尔德人，科威特战争中被被谋杀的什叶人这些帐又怎么算？萨达姆发动的战争中，首先是对伊朗的战争，再就是对科威特的战争中，死亡的那几十万条生命呢？

失去了主要责任人，这些问题可能会永远没有答案。萨达姆的终结并不一定就是伊拉克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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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别出心裁的求官信－－从十博士抵制圣诞节的呼吁书说开去

作者：万沐
十人之一，北大周锋利
十博士关于抵制圣诞节的呼吁书一出，初觉哭笑不得，这哪里是当今的博士，分明就是义和团嘛！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为何抵制一个普天欢庆的节日？今天，我们（包括十博士）的衣食住行，比如，电灯、电话、汽车、公元纪年、星期制、啤酒、打火机……哪一个不是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而西方国家也有许多东方文化的时尚，尤其与圣诞节在中国流行相对应的是，春节在美国的许多州已被政府定为公共假日，许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春节期间用汉语向华人拜年，除了觉得祥和与喜庆，还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十博士的呼吁整个就象令人匪夷所思的杞人忧天。

但透过表面的哭笑不得、匪夷所思，冷静想想，这杞人忧天的后面却有着商人般的精明算计，其精明就精明在避重就轻，投当政者尤其是各级宣传部全面控制意识形态之所好。渊博如十博士者对真正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沦陷的马列主义视而不见，而对一个已经世俗化了的西方节日如此小题大做、鸣鼓而攻之，这种有选择性的抵制，既可以在部分国人面前哗众取宠，又可以向最高当局邀功领赏，造成轰动效应，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实为一封别出心裁的求官信。

妇孺皆知的是，将近一个世纪给民族文化带来最大伤害的外来文化是马列主义，但奇怪的是，对民族文化衰落如此忧心忡忡的十博士对此为何就没有发出声音？尤其近六十年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不仅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还是全民的指导思想，也即实质上的国教，五千年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外来的马列主义任意宰割，文化大革命就是马列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次集中的毁灭运动，现在从中学生到博士生的入学考试到整个学习期间的课程，马列主义政治课的地位都排在所有专业课程之前，即使大学的哲学专业也不过就是马列主义专业，孔孟的儒家经典不过是供批判的参考学说而已，想必十博士对此种现象再也明白不过了，既然你们要为中国传统文化呐喊，理应首先呼吁解决马列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即解决主要矛盾，不知十博士为何要将着力点放在一个普通的节日上，莫非由于你们的“集体无意识”也将马列主义当成国粹了？仅从这点上讲，十博士就不配作此呼吁！

圣诞节这天普通的老百姓无非就是买点东西，互相打个招呼，找个借口休息一下、欢乐一下。比起许多高干将国家资产及子女转移到国外，或长期的利用公款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实在是小得再不能小的一点点个人自由，竟然被十博士夸大为“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又危言耸听地建言：“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对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式的判定，如果博士们真正能做到知行合一，还可令人感觉到他们的心灵真实，如果出于神经衰弱也情有可原。但看到北大博士周锋利穿西装、戴眼睛接受采访的精明模样，明明自己本身就比许多国人西化，十博士行文雄赳赳、气昂昂的风格，神经显然也不衰弱。我冒昧说一句，只怕你们自己都未必相信自己这些故弄玄虚的话吧！

有人说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其实，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首先立足的是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排外，更不是矫揉造作、欺软怕硬式的唯当政者马首是瞻的排外，假若按照十博士如此荒唐的思维治国，今天抵制圣诞、明天必然就会抵制元旦，后天恐怕北京还没有盖成的歌剧院也得停工，再过两三年，西装也不能穿了、博士帽也不能戴了（就不知十博士愿不愿意？）、互联网也不能用了（因为此等洋玩意最利于 “西洋国家的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长期发展下去，有一天十博士出门必然坐着轿子、拿着线装书，倒是十二分地“国粹”，只是那个时候恐皇上、百姓又不知马列为何物，为十博士垫底的满腹经纶也就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九 ，十博士可能最终也变得一钱不值，只有剩下为达官贵人抬轿的份了。

十博士这种只顾自己一鸣惊人，而根本不考虑社会责任的所谓呼吁书，除过拿着阔得吓人的头衔故弄玄虚外，实在看不出他们希望秀出的“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充其量只是为越来越后继乏人的宣传部带来一丝“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惊喜。

原载：《世界日报》枫声论坛

北京“太阳村”和中国教育负担

2006.12.28
北京北郊有一个收养刑事犯未成年子女的“太阳村”，创建人和负责人是58岁的退职女警察张淑琴。商报记者走访“太阳村”后，记录了张淑琴筹建“太阳村”等儿童收容所的心路历程。日报则观察了中国负担过重的教育制度。德国之声编译如下。

商报文章写道：“对于刑事犯的子女来说，太阳村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可以留在这里。中国有一百万儿童没有父母关照，他们的父母不是关押在监狱，就是被判处死刑或已被处决。国家无视这些孩子的存在，没有保护他们的法律，没有人对他们负责。中国的法律严酷无比，但日常的潜规则更为无情。罪犯的孩子遭到社会的唾弃，对罪犯的仇恨一下子就转移到无辜孩子的身上。

这些被遗忘的孩子是张淑琴后来发现的。她在监狱中工作了十年之久，出版一份监狱报纸。与在押犯谈话时，她很快发现，这些被判无期或死刑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放心自己的子女，有的女犯人为此变疯了，男犯人越狱，只是为了再看一次自己的子女。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四十多岁的张淑琴放弃了她的警察前程。她说：‘我不仅是狱警，更是母亲和女性。’她的同事离开警察是为了多挣钱，而张淑琴在中国一个接一个地筹建儿童收容所，她并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帮助。太阳村是她建起的第六个、也是她每天亲自管理的最大收容所。”

与此相反，中国通常家庭的子女面临的是学业负担过重、严格筛选和等级划分的教育制度。日报在观察了这一制度后写道：

“中国的父母不惜为子女的教育付出自己最后一点财产。这更加重了子女的思想负担。调查表明，中国家庭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40％至50％的农村家庭生活状况是：家里很穷，因为有孩子上学。在八亿人口的农村，每到开学时卖掉家具和电视机凑钱交纳高额学费的事很正常。学费被视为对未来的投资，家长要求有成果，期望子女得高分，上好学校，今后有好工作，父母老了有依靠，这使子女产生巨大的责任感。

中国的教育有明显的等级区别。许多贫穷的家庭把子女送到除了几本书就没有任何教材的学校，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上的是上流精英学校。教育界中早就盛传中国家长的钱大有可赚的说法，装配有高科技实验室、现代化体育设施和供应高级套餐的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教师往往在国外留过学，水平高于公立学校教师。许多家长想以此摆脱公立学校学生负担沉重的处境。

但正如一名把儿子送到私立寄宿外语学校的家长所说，这些学校犹如‘高级瓶子装同样的酒’，他已把孩子送回公立学校。”

(本文摘自其它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欢迎读者来信讨论)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HGW XX/7 gewidmet，in Dankbarkeit.

德国人民，感谢你们这部片名被翻译得俗不可耐的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祝福你们！也祝福我的同胞......新年快乐！



Thank you for ｔhe German People! Wish you a very very Happy New Year!

澳大利亚媒体分析《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原载:右派网

近几个月来，胡锦涛要求所有党员观看爱将，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主导的八集影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The Australian》报获得一套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恐惧

在前苏联，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的短短2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苏共组织。

该影片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员与中国人民的最深处，我们对列宁同志与爆发十月革命的苏联依然怀有一股强烈的情感。”

怀旧

该片说：“通过时间的流逝，人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斯大林所犯下的错误不能够否定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马克思主义者。”

影片还辩称，就算不看社会主义的“诸多光荣成就”，把斯大林领袖看作残暴的原由也是错误的。

覆辙

该片指责戈尔巴乔夫“导致了党的灭亡，而党的灭亡则无非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灭亡。”

该片是这样描述苏联解体的：“在一九九一年圣诞节的那天夜里，被苏联和全世界万民热爱的镰刀斧头旗降入了冰冷的冬风中。”

影片又说：“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资本主义世界观，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导致苏联遭到了反攻分子的袭击，而把伟大领袖列宁贬为流氓。他更帮助西方自由媒体在苏联传播，使二十多种西方刊物得以在（俄国）国内出版。”

明天？

影片甚至宣称今天失去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人民开始反思苏联的解体。

该片竟说：“我们坚信，随着苏联解体的罕见负面教训，人类历史必然迎接一个新的源泉。”

DVDs tell faithful how to escape Russia's fate
Rowan Callick, China correspondent
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printpage/
0,5942,20905523,00.html

有个Party，来吗？

2002年5月8日，当时两岁的Hanmi一家5口强行突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共同通信社记者全程拍摄了事件经过，并将图像发布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这一时期在中国国内，北朝鲜脱北者突入西方国家外交使领馆及学校等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政府对此实施了特别的戒备措施。

根据在中国采访中的记者回忆“后来知道他们一家在3天前已经到达沈阳，并在物色机会。下午四点整，他们装作偶然路过总领事馆，然后猛然间冲了进去。”

两位男性突破了武警的拦阻成功进入领馆，包括Hanmi在内的女性三人在门口被抓获。整个过程全部被共同通信社的相机记录下来。

为什么能够把这一瞬间记录下来呢？

“北朝鲜人权国际联合会的文国韩代表参与了逃亡计划的筹划。共同通信社由于与他们频繁交换信息而受到中国当局的监控。由于电话被窃听，他们似乎是用暗号互相联络的。文国韩方面致电共同通信社担当记者：‘周末有个Party，希望你们能参加。’记者问：‘地点在哪里？’对方回答：‘不在总店，在分店。’然后就挂断了。总店是指北京，分店是指上海、大连、沈阳等地。大概是参照其它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担当记者确定分店应该是指沈阳。”（脱北事件资深记者）

北朝鲜难民救援基金会的加藤博说：“事后我听说当初他们是瞄准美国领事馆的。但由于戒备森严，后改为日本总领事馆。”

“处于中国当局监视下的共同通信社记者出于安全考虑，于事件前一天的5月7号前往北京机场，准备搭乘去往大连的航班，但错过了原定班机。结果，原定搭乘的中国北方航空班机发生事故而坠落。”（前资深记者）

大难不死的共同通信社记者乘另外航班到达大连，翌日一早到达沈阳。

“当天上午，共同通信记者临时借用了总领事馆对面的一座5层居民楼上的一户房屋，并驾好了摄像机和照相设备，等待那一瞬间。”（同前）

共同通信社在事件后较早时期说录像是由脱北者支援团体提供的，但后来承认那是由其记者现场拍摄。

询问起当时的担当记者，他只做了简短的回答。

“我是在他们的逃亡之前不久得到消息的。暗号？哦，由于电话被窃听，我们确实是用了隐语。到沈阳是当天到的。其它详细情况我不多说了。”

4年过去了。Hanmi一家现居住在韩国的南方小城。已经年满6岁的小Hanmi如今把头发染成了茶色，快活地上着幼儿园。

译自《周刊文春》２００７年１月４日·１１日新年特刊

付：Hanmi一家致布什总统的信

布什总统：

目前，北朝鲜的2000万人民依然过着猪狗不如的牲畜般的日子。他们有耳而不能听，有口而不能言。他们被金正日施以巫术，过着奴隶的生活。

我和我的家人在北朝鲜和中国所度过的日日夜夜，今日2000万北朝鲜人以及正藏匿于中国的人们正身陷其中。

今天我能来到美利坚合众国与你见面，决非偶然。我能来到建国于基督教精神之上的美国，乃是欲将上帝之声传遍世界的“神的计划”使然。

那上帝之声就是：代我传达在恶魔的掌控下呻吟的北朝鲜人民的苦难。

圣经上说：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箴言第二十四章）

这句圣经，是神向我和你，以及地球上所有信神的人们所要传达的信息。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８日

为了2000万北朝鲜人民的解放和30万脱北者的被解救，并代表Hanmi一家

Kim GuangChol，Yee Kiok谨上

译自《世界日报》

张戎笔下的毛泽东多少故事鲜为人知

作者：曾慧燕
这位父亲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川妹子」，重写中国20世纪一段重要历史，揭开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发掘许多原本尘封的真相。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逝世30周年，12月26日是他113岁的冥寿。盖棺论定，这位对20世纪的中国及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最具争议的人物，虽然已经作古30年，但「他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徘徊」，他的真实面目，一直在云遮雾罩中。

由英籍华裔女作家张戎及其夫婿乔·哈利戴（Jon Holliday，中文名何黎岱）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毛传」），中文版几经波折，终于在9月9日毛泽东逝世30周年前夕，由香港《开放》出版社（www.open.com.hk）在香港、台北与纽约三地同步上市，适逢其时在华人世界揭开毛泽东的真实面目，发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此书作者张戎（本名张二鸿，文革中改名，取「兵戎相见」之意），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喝共产党奶水长大的的中共高干子女（其父五○年代就任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26岁的张戎幸运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成为四川省九千万人中，可能是第一个到英国留学、并取得英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既得利益者。如今这位父亲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川妹子」，成了毛泽东的掘墓人，重写中国20世纪一段重要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毛传」英文版《 MAO：The Unknown Story 》于2005年6月出版，赢得西方读者高度评价，相继有近30种文字版本，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此书中文版出版过程则一波三折，因作者在书中直指中华民国国军名将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red sleeper），导致胡宗南的后人及旧部群起抗议，原拟出版中文版的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巨大压力下，「忍痛割爱」放弃出版，被香港《开放》出版社「冷手拾了个热煎堆」，接手出版后不到三个月，已四次印刷。

「毛传」中文版全书共分58章，主要内容厚达655页（包括资料来源82页），张戎夫妇穷12年时间和精力，访问毛身边的34名亲友、与毛有过交往的历史见证人116名及接触过毛的各国政要159名，包括六名总统、六名总理、四名外交部长、13名前共产党领袖等，其中有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美国前总统福特、英国前首相希思、达赖喇嘛、斯大林与赫鲁雪夫的翻译、张学良、蒋纬国及陈立夫等；并访问毛身边的工作人员18人。同时，深入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东德、美国、英国、梵蒂冈等28个国家的档案馆，取得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完成这本被誉为「威力像原子弹」的毛泽东传记。

早在张戎1991年出版成名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时，她就坦言，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回视噩梦」，在于那时她找到了爱情，内心充实安宁。「我的白马王子叫乔·哈利戴。他是完美的骑士，只是不戴盔甲。他似乎不需要盔甲，凭著藏在书生气质下的坚毅能力，就能所向披靡。有他在身旁，我实在是很幸运。《鸿》能飞起来，没有乔不行。」

张戎的丈夫哈利戴是位历史学家，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通晓多种语言文字，著述颇丰。他与张戎的确是最佳的夫妻拍档，没有他的帮助，张戎不但无法用英文写作「鸿」，更不可能完成「毛传」浩如烟海的资料搜集工作，所以称两人为「绝配」也不为过。

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传」一书开宗明义就为毛泽东盖棺论定，称他为「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书中描述毛泽东如何从一名湖南激进青年变成中国的独裁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并透过他的深谋远虑、残酷诡诈与坚韧不拔，展现20世纪共产主义在中国崛起的惊人内幕，宛如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

书中记载，在毛的错误政策下，五○年代初期的「镇反」、「土改」运动，导致死人大约三百万；1957年至少有55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受株连者难以计数；大跃进饿死、累死3800万人；文革至少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受到迫害或连累的人数以亿万计。

此书既然号称「鲜为人知的故事」，究竟揭示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前所未闻的诸如：红军长征的真相；长征神话之一「飞夺大渡河铁索桥」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枪林弹雨下的英雄；毛泽东抗日战争葫芦里面卖什么药；毛靠什么统治中国；毛与蒋介石扑朔迷离的关系；毛为什么要卷入朝鲜战争； 3800万中国人为什么会饿死；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毛在党内数十年搞权力斗争的伎俩；毛和斯大林、苏联渊源深厚的秘闻；还有毛与妻子儿女以及女人们的关系等等。

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第七章〈杨开慧之死〉，描述毛泽东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恋爱与婚姻。由于有关资料，中国大陆当局至今严格保密，更显珍贵。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无情拆穿毛泽东伪善、冷血的面目。

在中国大陆出生、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上世纪五、六○年代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诗词，应该记忆犹新。毛在诗中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著名诗句，赢得珍视与革命烈士、爱人同志杨开慧感情的美誉，被歌颂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这首诗词曾被谱成各种曲调，唱遍大江南北，流传至今历久不衰。如果人们知道毛有数次将杨开慧救出生天的机会，却故意袖手「错过」，对他的绝情薄义，该作何感想？

其它「鲜为人知的故事」，还包括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是伪造的，部队只是从铁索桥上走了过去，对面没有机关枪扫射。

张戎指出，红军长征途中的「飞夺泸定桥」，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后来她发现，「飞夺泸定桥」完全是编造的、虚构的。首先，在泸定桥根本就没有打仗，最重要的根据就是没有任何人伤亡。去过泸定桥的人，都知道那座桥大概有100米，铁索链上铺的是木板，但虚构的版本说桥上的木板都被烧光了，只剩下光溜溜的铁索链，守在对岸的国民党用机枪封锁，22个勇士冒险爬铁索过河……。

张戎是怎么知道真相的呢？她说，当年红军出版的《红星报》，就是红军的喉舌报纸，对过泸定桥一事有详细记载，讲述这22个勇士是最先渡河的先遣队，但没有任何伤亡。22勇士到了河对岸毫发无伤，每人还得到一双碗筷奖励。中共党史史料也没有记载过任何伤亡。

西方学者挖掘出邓小平八○年代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一段对话：布热津斯基对邓说他去了泸定桥现场，感叹红军当年英勇高超的战斗力。邓小平坦承这是虚构的，是出于宣传需要，「以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

张戎在书中谈及，她当时采访了当地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老太太说当年没有看到有战斗。

张戎自言，她的「毛传」，「新的东西太多了」，诸如毛泽东怎样参加共产党、他是不是中共的创始人？秋收起义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的长征又是怎么一回事？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政策是什么？毛泽东是怎样夺取政权的等等，「都有一整套新发现」。

她举例，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红军2万5000里长征，中国大陆一般民众知道的是，毛泽东英勇善战，领导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但根据她的调查研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发现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蒋介石都是把大门敞开的，因为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接班人蒋经国，当时被斯大林扣在苏联做人质，蒋介石有意放红军一条生路来换回儿子。最后，红军到达陕北，蒋经国也就回国了。

张戎强调，这一发现是有史实根据的。在八○年代至九○年代，中国出版了大量的史料选编，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中，就收录了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的来往电报。从电报中可以看到，国军是闪开大路让红军走的。在每一关键时刻，如红军要长征了，蒋就向斯大林提出要儿子。红军过了四道封锁线，蒋再次向斯大林要儿子。这些在苏联档案馆都有详细记载，蒋介石本人的日记也提及。张戎1993年访问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时，「他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另外还有西安事变的内幕：证实张学良当时不是为逼蒋抗日，而是要取代蒋介石。

毛泽东在蒋介石阵营里安置了四个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及胡宗南；这四个人皆有扭转乾坤之功，毛泽东全靠他们里应外合，赢得内战胜利。

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同时也签订了承认东北和新疆是苏联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

原子弹之谜：毛泽东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造了原子弹，甚至是一箭三星，使中国成了军事强国。但「毛传」用大量史料证实，「中国造不了原子弹，那个造原子弹的基地，只是苏联专家们设在中国的第二个工厂而已」。

令人震惊的故事

张戎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几件令她震惊的事情。第一件事是饿死人民换原子弹：中国的工业化其实是军事化，那援外156个项目，都是搞军事的。如果中国不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军事化技术，那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1958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饿死3800万人，开始张戎以为是毛不懂经济所致，深入了解后发现，毛虽然确实不懂经济，但他知道会饿死人时，仍然要贯彻他的政策，即把中国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出口到俄国，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毛想在有生之年，把中国变为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强国。老百姓饿死了，毛竟说埋了当肥料就好了。毛为了实现他的所谓理想而搞大跃进，还说不惜死一半的中国人。刘少奇看不下去了，召开7000人大会，制止了大跃进。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报复刘少奇。张戎说，当年中国还向东欧出口粮食，周恩来就对东欧人说，尽管拿走，外界不会知道中国饿死多少人。

张戎指出，毛泽东为了造原子弹死的人，已超过两颗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炸死人数的一百倍。

第二件让张戎震惊的事，就是毛临死前一年，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时毛最想见的人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森。1976年2月，毛派了架波音707专机，载了中国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到美国洛杉矶把尼克森接到北京，来作最后告别。

张戎在书中描述，与尼克森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森碰杯，当尼克森走时，毛步履蹒跚地送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同他告别。在为他上演的文艺节目中，毛特意安排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包括王安石的「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英雄豪杰」，以及张元干的「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难诉」等。同年9月9日毛去世。

第三件事是被毛泽东视为一生最大宿敌的蒋介石去世时，毛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播放了一天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这两句的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种卿卿我我谈论儿女私情的人。

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意谓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追悼蒋介石逝世后几天，毛仍久久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词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诗词原意是送朋友流亡外地，现在变成了毛与蒋的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作了最后的告别」。

张戎分析，毛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伤感，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

德国《世界报》指出，这本书的轰动之处在于，从1934、35年红军长征开始，一块一块地拆除了毛的上升和建立红色中国的神话，拆穿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英勇斗争后撤退以及毛泽东「战略高超」的谎言。长征人数从开始时的8万6000人，至结束时不足4000人，除了天气恶劣、粮草不继等自然条件外，主要原因是毛的拙劣指挥和战略无能……。

另外，「毛泽东神话」最主要的内容，宣扬毛是农民运动家和农民战争的军事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张戎在书中毫不留情揭露，事实恰恰相反，毛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的关心和兴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伟大指示」其实来自莫斯科，毛是追随莫斯科的风向后才注重农民问题的。毛对农民的「独特贡献」，是毫无怜悯之心地从农民那里征兵、征粮、拉夫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等，而在夺得政权后，则靠压榨和剥夺农民的权益来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

标榜「中国农民之子」的毛泽东，依靠农民的巨大牺牲才夺取江山，竟不饮水思源给农民一点回报，反而一手制造饿死几千万人的旷古未闻的大悲剧。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因死人太多而担心「人相食，史书要记下一笔」时，毛仍不为所动，一意孤行，铁石心肠由此可见。中国贫穷的根源，据书中第36章揭示，毛在五○年代推行的工业化，实质是军事工业化，目的是建立毛的武力霸权，因此奠定国家长期贫穷的基本路线。

必须知道的故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11月号香港《开放》杂志，发表题为《毛泽东：必须知道的故事》一文，高度评价张戎的毛传，「是迄今为止中外各种毛传中最真实的一本。我感到，作者的确是讲述了一个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鲜为人知的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但这也是人们必须知道的、真实的故事。」

徐友渔指出，此书成功地颠覆了长期统治人们意识的神话，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及世界各国人民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他说，此书的故事确实鲜为人知，所以出版后受到一些批评。作为学术争鸣，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张戎也表示欢迎批评，不过，「一些普遍性的拒斥态度不过是出于长期的封锁和歪曲而产生的无知，说明多年来系统的宣传和灌输是多么成功。」

徐友渔指出，此书揭露毛泽东在杨开慧还在世时，就与贺子珍结婚的非法行径，早在1978年就为不少大学生发现并质疑。当时徐友渔那一代人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高校，在批判「四人帮」时，为了贬低「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地位，上政治课用的党史教材，强调毛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一事，欲藉此说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贺而不是江」。但没有想到，有的大学生把毛与贺结婚的日子（1928年初），与杨开慧被杀害的日子（1930年底）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在杨开慧还活著时就与贺子珍结婚，是犯了重婚罪！这一发现使当局好不尴尬，马上停止讲授有关内容，并立即收回这新编的党史教科书。

张戎说，「毛传」许多资料来自俄国档案馆，还有在中国发现的一些从未披露过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杨开慧的日记和信件等。这些资料显示，杨开慧深爱毛泽东，如果当时她愿意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就可免于被国民党杀害，毛完全可以救杨，但毛没有作任何这样的努力，无情抛弃了杨和三个儿子。而杨的父亲杨昌济还是毛的恩师，毛却丝毫不念旧情。

杀伤力大的故事

由于此书对「毛泽东神话」及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杀伤力巨大，据《亚洲周刊》报导，张戎的「毛传」中文版9月6日推出后，中共宣传部立即向各省市发禁令，要求各级官员不得传阅张戎的毛传，不准在境外购买入境。而张戎的毛传英文版2005年6月出版后，北京也发过同样禁令。

张戎1991年出版自传性著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成为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20世纪最佳书籍之一，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全球销售量达1200万册。

张戎说，「鸿」改变了她的一生，使她成为作家，实现童年时代的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鸿」在中国是禁书，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它反映出 20世纪中国的历史。1994年，北京官方针对「鸿」下达一个文件，由中宣部、国家出版总署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下令大陆媒体一律不得采访她。现在，「毛传」也成了禁书，中共当局试图竭力维持毛的神话。

《亚洲周刊》指出，虽然中共发了禁令，但张戎的「毛传」却源源不绝流入中国。在此书中文版面世前，由于受西方汉学家史景迁、黎安友负面评论的影响，许多人以为此书胡乱堆砌史料，所以有段时间围绕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有没有打仗、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有没有证据等争吵不休，否定声音多；但中文版面世后，否定声浪逐渐消失。看过此书的人，不论政治观点左右，都认为基本史料没问题。

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陈姓华商表示，日前他经香港飞往中国杭州，随身携带一本张戎的毛传，在过关时被发现没收。他辩称是个人对历史有兴趣，为了在旅途中解闷才随身携带。关员表示，没收不仅是针对他个人，此前已有多宗没收事件，中国各口岸均已接获通知，不准在境外购买此书携带入境。

引起争议的故事

「毛传」中文版之所以易主出版，与书中做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的推断造成轩然大波有关。

2006年3月28日，胡宗南之子、前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一副局长胡为真，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表达对此书的不满，

王荣文后来以张戎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不足以说服他的理由，希望张戎删除这一章节；但张戎认为对方提供的资料不能构成证据，而毛传近700页，涉及胡的只有八页；在去年出版的英文版中，有关胡宗南的内容还不到八页的篇幅，中文版具备了英文版没有的细节，因为英文世界并不十分清楚胡宗南是何方神圣。

她强调，「这些细节的增加不是因为压力，而是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加有力。胡宗南本应该是书中的一个小插曲，因为胡家人的缘故成为焦点，完全不成比例，因为这是毛泽东传，不是胡宗南传。」

由于张戎拒绝删改这一章节等复杂原因，远流最后决定放弃出中文版。

张戎的弟弟张朴从头到尾，参与了此书的出版工作。张戎说，「毛传」从成书到中文翻译，张朴给她很大帮助，「写作过程我们争辩论点，翻译时他帮助我斟酌字句。没有他，这本书将逊色不少。」

作为此书出版「见证人」的张朴，说王荣文不只一次称赞这本书精彩，即使在决定放弃出版后，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仍坦言对「失去了一本畅销书」感到「高度遗憾」，并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张朴说，无论是这本书的作者，还是出版者，最受不了的就是在压力或威胁之下改稿，违背自己的写作和出版良心。张戎之所以能做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的判断，是她经过多年对大量史料做仔细研究的结果。张戎的写作宗旨是「秉笔直书」，书中所有史实，都在注释里注明来源。「她是不可能对书中史实作删节和更改的」。

他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自从他把张戎书中有关胡宗南的内容上网后，尽管评论很多，反驳的也不少，「但迄今为止，我还没见有任何人拿出可以驳倒张戎的论证的证据。」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陈永发表示，「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胡宗南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他并认为张戎的作品，「对毛泽东有先入为主之见」，「尽管取得了大量苏联、东欧档案和口述资料，却只看到其中不利于毛泽东的各种批评和指斥」。

陈永发指出，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红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诅咒……张戎夫妇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发掘了所谓我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但毛泽东如何成功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诠释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国以前党史的主要问题；而如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则是中共建国以后党史的最重要问题。他认为遗憾的是，「这本书却无助上述两大问题的解答」。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是张戎访问的对象之一，书中数处地方引述了他的见证。张戎的书出版后，司马璐说，书中写到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引起争议。他虽然不认识胡宗南，但在抗战期间，与胡宗南部下有过一些接触。他在《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一书中提到，当年他从延安到洛川，就被国民党逮捕了，逮捕他的是胡宗南的部下。他们要把他送到咸阳受训，咸阳当时是胡宗南的大本营。

司马璐后来到骑兵第二军工作，骑二军是东北军，当时接受胡宗南控制，司马璐与胡宗南部下很多磨擦。以他个人观察，他认为胡宗南「基本上是反共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董必武对胡宗南的评价是「爱国、反共、忠蒋」，司马璐认为有一定道理。

从国共历史的分合，以及相互统战的背景，司马璐指出三点：一、胡宗南在黄埔军校与拥蒋的孙文学会及周恩来幕后操纵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都有微妙关系。二、在国民党剿共时，胡宗南在川西雪山草地立功甚多，获得蒋介石信任。三、抗战期间，胡宗南误信共党人士，重用左派人士，他的身边潜伏不少中共特务。综上所述，司马璐对张戎指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的说法表示怀疑。

「毛传」中文版几经波折得以出版，尽管迄今此书已出版近30种文字版本，但身为华人的张戎，最重视的还是中文版，「因为写的是中国人最关心的故事」。现在中文版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出版，「终于有了一个归宿」。张戎在高兴之余，希望更多中国读者看到这本书。「为读者了解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开拓新的视野」。她自言，「书中没有作者的主观评语，没有用字眼去批判毛泽东」，「只是用事实说话，由读者自己去感觉毛泽东值不值得批评或夸奖」。

张戎说，在西方多年，她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带偏见的看问题。在约克大学读博士时，导师对她一个语言学提问的回答，让她难忘，因为她是带著既定成见提出问题而不自觉。在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时，她就是从材料中寻求结论，发现毛并不是如她以前认为的那样，因为看到大跃进错了才改变政策。在写作「毛传」的过程中，她的写作宗旨，除了「秉笔直书」，就是「言必有据」，所以她与丈夫走遍世界去搜集资料，就是要「捞真的大海」。

「毛传」一书出版后并非一致叫好，中国学者金小丁写了《「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17个问题》，评论质疑张戎此书。一些美国学者如史景迁、黎安友对此书给了负面评价，张戎指他们不了解中国，而且她的「毛传」与他们同类著作观点相左，「他们自然要保护自己、否定对方了」。现居纽约的华人作家宣树铮本来对张戎抱有敬意，但也认为此说「有欠厚道」。

张戎希望她的「毛传」能够在中国引起变化，使人们相信，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进而推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她预料，很多中国人对此书抱有极大兴趣，希望有一天所有在大陆生活的人，都会看到这本书。她相信书中所写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结论，「都将随著历史的进程而得到证实」。

《开放》出版社发行人金钟指出，毛逝世30年来，第一个10年有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二个10年有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三个10年就是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他相信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有很多，未来将会一部部问世。

金钟强调，索尔仁尼琴以自称侏儒之勇反对一个巨兽般的红色帝国，赢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帝国的大厦20年后轰然倒塌。遇罗克（《出身论》作者）的妹妹遇罗锦从德国写信给他，说张戎这本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香港的新书发表会上，也有读者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是那暴政下七千万亡魂的声音」。

张戎小档案

张戎（Jung Chang），原名张二鸿，英籍华裔作家，现居伦敦诺汀山（Notting Hill）。1952年在中国四川宜宾出生。文革中做过农民、赤脚医生、翻砂工和电工。1973年就读四川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78年留学英国，1979年入约克大学专攻语言学，1982年获博士学位，据称可能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位获公派留学取得英国博士学位的大陆留学生。

著作：传记作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与丈夫乔·哈利戴合著 )；《孙逸仙夫人宋庆龄传》（1986年）；得奖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991年）。

原载《世界周刊》第1188期

德国记者品读木子美

德译版遗情书将于07年1月出版
通过德国之声博客大赛,木子美三年前所写的遗情书为德国读者所认识。目前该书在德翻译出版事宜已近尾声,即将付梓。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因此在京专访了木子美,而今天的她已不是三年前的她了。

寻常午后,北京五道口:潮流之地人潮涌动,来往的皆是年轻脸孔。裤腿卷至七分,头发高高束起,时尚衣衫外,腰带纽钉密布。女孩蹬着尖头鞋摇曳生姿,透过迷你军用夹克的破洞,她繁复的纹身若隐若现。她们在一个橱窗和另一橱窗间游走,孜孜不倦淘拣着最in的时装,最hot的音乐。在五道口,你窥见年轻的北京--肆意喧嚣的80后,据说是被娇宠的独生子女,缺乏承担责任能力的自我族群。

这享乐主义者的乐园,正是同木子美会面的最佳场所。木子美本名李丽,年方二十八,曾任职于南方一家杂志社的性专栏。2003年6月至11月间,她在博客中国发表遗情书,一度造成轰动。事隔三年,遗情书已成历史,木子美也自广州北迁,她却仍常收到陌生男子暧昧的电话;走在北京街头,她依旧使人侧目。

座落在五道口的雕刻时光好似环游世界者背上的行囊。阿拉伯灯辉映,墨西哥布艺点缀,印度音乐耳畔缭绕。此时,咖啡店里木子美的出现却让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并非想象中的野玫瑰。相比窗外年轻几岁的潮女们,她毫不起眼。这世界上运速最快的国度里,三年就隔了代。女大学生们的对照之下,木子美这个女子,已近芳华不再。
涂黄油于面包的色情文学
由于迟到了一小会儿,她非常友善地抱歉。明显的眼袋诉说着主人的疲惫,在身量普遍不高的中国女性中木子美仍嫌矮小,发型也过了时。这样子的她和博客里的挑衅风格不太对得上:平铺直叙的流水账下她信手描画着性,好象往面包上涂抹黄油般轻易。同色情文学里卡萨诺娃的雕琢风格,卡特琳娜的裸露癖好,甚至于欲望都市的同行凯瑞相比,木子美统统不搭界。

摇滚歌手,酒吧老板,恋袜癖者以及模范父亲,形形色色的男人在遗情书中鱼贯登场。个人私密性爱,群体狂欢她照写不误。阴茎被喻为活塞,高潮被比作烟火。就这样,她的博客最高访问量达到了三千万。当时,中国媒体称木子美为无畏的自我主义者,只为追求最大的趣味。有人视她如洪水猛兽,有人为她击节叫好,不过在中国,她的存在却不可能被忽略。这个国家当然飞速前进着,但是当集体利益和个人趣味对峙的时候,共产主义的正经和孔孟之道的教条仍有其一席之地。

这个下午,久经媒体历练的木子美表现得更像乐于交流的谈话对象。从“木子美"三个字在世界第一大国的家喻户晓,到此后的生活,她侃侃而谈。片刻她便强调,相比私人喜乐之类的话题,自己更愿意说说社会责任感。“如今的年轻人不再从整体或者大方向上去考虑问题,"她说。她认为自己更像一个性启蒙者,甚至于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她试图在男人面前证明这一点。尽管他们坚信,自己必须在床上把握主动。对于通常竭力在三十岁前立业成家的中国女性而言,木子美自信也具典范作用。

那么木子美究竟承担了怎样的社会责任?她是一个叛逆者,一个批判者,一个诱导者?如果人们真的这么看待她,她似乎必须独自承受中国性革命重担。通过最为极端的方式,木子美同传统中国文学概念决裂,她另类的日记描写在中国共鸣甚少--比如以毒品和性为主题的棉棉,或是只能在海外发表作品的春树等。

“了解一个男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同他上床。”当说出日记里常出现的论调时,她看来活脱脱一个启蒙的智者。木子美反复强调同陌生人相爱和改换性伴侣所带来的乐趣,因为维持单一的感情反而更加辛苦。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明确表示并无悔意。这些语录自有其说服力,但是不能否认,她精疲力竭了。在经历了七十多个男人之后,她已经很难再相信世间还有真爱,近年来,只有在与同性的相处中她才能汲取些许安全感。

木子美在京简陋透风的住宅里,除了一只圆溜溜的猫似乎便无其它。现在的她,注意力从自身和自己的存在转移到社会的真实上,对于网络的兴趣也逐渐淡去,博客不再是中国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了。最近她常常带着相机走上街头,随机采访年轻人,主题已不关乎性,然而方向并没有改变,那便是--自由。

苏姗娜.麦斯莫/文卿(编译) 德国之声

《窃听风暴》下的裸奔

作者：胡丽娘
昨天买了几张盗版碟，其中有部《窃听风暴》，老熊坚持要买的。偶以为是类似《国家公敌》的片子，便去上网了。但是老熊看了不到五分钟便喊道，这个片子你不看，就别在猫眼混了。

故事讲述的是东德时期，一百万秘密警察，两百万告密者，窥视着，窃听着，每个公民。

主角是一位秘密警察，他奉命去监视一个思想激进的作家。设置监听设备的过程很直接，趁作家家里没人，打开房门就OK了，他们的钥匙能够打开任何一个家庭的房门。每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布置好监听设备，离开时，隔壁的邻居看到了他们。男主角告诉邻居，透露半个字，就再也见不到家人，直到柏林墙倒塌后，邻居也没有向作家吐露这一幕。

监听开始了，秘密警察通过视频观看发生在作家家里的一举一动，通过窃听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于敏感的，“不正确”的言论，记录下来，报告上级，这是他的职责，为了国家的安全。

秘密警察隶属的国家安全部门，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餐厅里想对同事讲述一个关于总书记的笑话，同事暗示他，上司在旁边。在上司的一番鼓励和怂恿下，小伙子将笑话讲了出来，遭遇上司严厉的训斥，这是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言论，不利于总书记的国家安全。尽管上司以示安慰地也讲了一个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关于总书记的笑话，但是小伙子从此坐了冷板凳——拆检信件。把公民的信件，通过仪器拆开，检阅，再封上，天衣无缝。

秘密警察的助手，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在监听的过程中，最感兴趣的，似乎是作家和作家妻子的性生活。影片最后，当文化部长告诉作家这件事时，作家并没有表现出诧异和愤慨，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政权下，哪个人又不是在光天化日下裸奔呢？包括为高权重的文化部长，他送作家的妻子回家，特殊的加长版轿车，尽收于监视作家的秘密警察之眼。

作家的妻子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却不得不屈从于文化部长的淫威。作家的朋友，一位著名的导演，因为思想的激进而被禁止导演影片和舞台剧长达五年，对于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来说，这样的禁锢，无疑于牢狱。作家的妻子，同样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演员，她不能失去舞台，也不愿看到自己的丈夫和那位导演一样，遭遇禁锢。

秘密警察对作家的妻子，是尊敬的，当他听到作家和作家妻子的争吵，当他明白作家妻子遭受的屈辱，做出的牺牲，他无法忍受了，他来到酒吧，等待作家妻子的出现。他告诉作家的妻子，她是优秀的演员，她拥有观众的热爱，不管她是否站在舞台上，她都是伟大的艺术家。

被禁锢的导演选择了自杀，他被扣押签证，国家不允许他出席在西德举行的艺术界的研讨会。他无法忍受死一般的窒息，不如去死。活着已经看不到希望，已经享受不到快乐，甚至连痛苦都不能拥有，在这样的国家，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为了他们的总书记，他的国家的安全。

作家因为导演的自杀，关注起东德每年的自杀人数，尽管东德在77年以后不再对外公布自杀人数，但是这个国家每年的死亡人数，在欧洲，仅次于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

失去了快乐的人，没有了自由的人，甚至连思想都被阉割，思考是一种痛苦，无法拒绝思考的人，在一百万秘密警察，两百万告密者组成的铜墙铁壁中，除了自杀，别无选择。

作家和他的朋友，联系到西德明镜周刊的编辑，作家要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纪念之前，在西德的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东德自杀者的文章。

负责监听作家的秘密警察，已经明显感觉到作家的举动，他写好了报告，准备交给上司。面对得意的上司，滔滔不绝讲述他是如何抓捕那些激进人士，如何在他们即将做出举动时，以任何理由抓捕他们。

秘密警察把报告慢慢卷成一条纸卷，放入了口袋。他向上司请求，是否能让他独自监听作家，他说他对搭档不太放心。上司同意了，秘密警察开始为作家写稿这段日子，编写报告，他写道，作家在为建国四十周年编写剧本，和他的朋友讨论该如何歌颂伟大的祖国和总书记。

作家的文章在西德的杂志发表了，作家的妻子被毫无理由的秘密警察抓捕，作家的家被毫无理由的秘密警察搜查。

面对上司的怀疑，秘密警察不得不去审讯作家的妻子，他告诉作家的妻子，无论那篇文章是否出自作家之手，他都要被捕。作家的妻子，告诉秘密警察，西德的杂志编辑赠送的打字机，藏在地板下。

秘密警察再度搜查了作家的家，还是没有理由，但是他们一无所获。负责监听作家的人，已经将打字机拿走了，而此时，作家的妻子冲出大楼，幢向迎面而来的卡车。

看着作家抱起妻子的尸体，负责监听作家的那位秘密警察，平静地接受着上司的报复，他将被调往检查邮件的部门，将在那个死气沉沉的部门呆二十年。

秘密警察和那个因为讲了总书记的笑话，而被发配到检查邮件部门的小伙子一起，每天重复着拆开信封，检阅信件，然后再封好的程序。直到某一天，小伙子打开收音机，柏林墙被推到。秘密警察没有像小伙子那样兴奋，他平静地放下手上的工作，平静地走出办公室，他再也不用回到这个阴沉，丑陋的地方了。

作家终于知道了秘密警察为他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刚刚获得解放，刚刚拥有自由的时候，作家没有去絮叨他所遭受的迫害，没有去标榜他所做出的抗争，他写了一本书，一本关于那位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秘密警察的故事。

当沦为收垃圾的秘密警察，偶尔经过书店，看到作家新近出版的书时，他买下了，是送给自己的。作家用一本书来表达感激，秘密警察用这本书，做为良知的奖励。

摘自《狐说》

Internet - Earthquake damages connectivity

Wednesday, December 27, 2006internet - Earthquake damages connectivity

No panic, it is not the internet censor who stops you from viewing your favorite websites this morning, but most likely yesterday's earthquake near to Taiwan. Reports suggest that internet traffic in large parts of Asia are disrupted. At this stage about 50 percent of my traffic seems to be affected, so I can still do my email and update my weblog, but many website are inaccessible.
Emailed reports suggest Indonesia,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hailand.
Reuters confirms the report:

"(Six) submarine cables are not working due to the earthquake near Taiwan. We are making best efforts to restore the service in a speedy manner,"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to Reuters.

(From the Global Voices mailing list).
Posted by: Fons Tuinstra / 11:51 AM

From
http://www.chinaherald.net/

民主党国会影响与亚洲关系（1）

VOA记者： 张佩芝 华盛顿
2006年12月27日

美国民主党将在下星期国会复会时接掌国会两院。民主党掌控两院对几个重要的亚洲议题，包括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和北韩问题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国会两院目前在休会，将于明年1月4号复会。一般认为，民主党国会的议事日程可能首先着重对美国国内议题的改革，包括提高美国工人最低时薪，控制政府预算赤字，加强美国工人的工作保障，保护社会安全体系，提供中产阶级有限减税的方案等。在外交政策上，寻求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办法将主导新国会的外交议事日程。

*对中国可能采取比较强硬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专家认为，和亚洲有关的议题将不会是民主党国会最关注的议题。不过，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尼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的领导下，民主党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尼达姆说：“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长期以来认为中国违反基本人权，在其他领域上也对中国采取怀疑态度。另外，从过去20年的美国政治可以看出，当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控制权隶属不同政党时，国会常会对总统的中国政策提出挑战。比方说，在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就对老布什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方法提出强烈批评；在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任内，共和党国会指控克林顿政府让中国方面窃取国家机密。现在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下，我相信他们会对布什政府的中国政策采取批评态度。”

不过，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访问教授罗伯特.萨特表示，许多人都知道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成员桑德.莱文等人分别对中国人权和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所有民主党领导层的态度。萨特说，即将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兰格尔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鲍卡斯就对中国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不过他表示，影响到美国工人和就业机会的经济和贸易问题将是民主党人关注的焦点，因此中国不免受到影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对中国可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但是基本政策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

萨特说：“我想民主党国会在态度上对中国可能比较强硬，但是可能不会对政策做出重大改变。民主党人通常注重经贸问题，但是民主党内部在如何处理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有许多分歧，其中还有提倡保护主义的议员。但是，布什行政当局反对这种做法，而国会里支持保护主义的议员也没有多到可以推翻行政当局的决定。”

*估计不会有太大改变*

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亚太研究部副主任詹姆斯.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在美中关系上，民主党将着重于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过他认为在对中国的立场上，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和过去共和党国会不会有太大改变。

肖夫说：“我不认为会有很大的改变。我知道很多议员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贸易政策采取强烈批评态度，例如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等人，现在有比较大的舞台和机会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或推动议案的通过。但是在参议院里，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席次相差实在很小，另外我相信民主党人也不希望采取过于强硬的立场，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在北韩和伊朗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美国之音

评点国家主义歌剧《秦始皇》

作者：李劼
多明戈的秦王造型
由著名的大陆官家导演张艺谋和著名的纽约成功华人作曲家谭盾合作而成的现代歌剧《秦始皇》（“TheFirstEmperor”），在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的加盟主演之下，赶在圣诞前夕，在林肯中心隆重上演。

当年从高粱地里风风光光地登上影艺舞台的张艺谋，自从其大片《英雄》因为歌颂暴君秦始皇而备受非议以来，一直假装无动于衷从而我行我素地在继续轰轰烈烈地从事他的下一步伟业，准备08年奥运会的宏大演出。他的突然出现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多多少少有些出人意料。直到看完他编导的歌剧《秦始皇》方才领略其远见卓识：欲在北京的奥运上放光，先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打响。

且不说《秦》剧在纽约打得有多少响，从请到多明戈主演和在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上演这二个大卖点上判断，他们在媒体上化的功夫也不会小。商业时代玩点商业炒作，无可非议。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关注的，可能在于张艺谋和谭盾二位如何摆弄秦始皇这具颇有象征意味的历史僵尸。秦始皇形象的敏感性，不仅在于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而且还在于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千年的专制和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更在于很容易让人想起秦始皇式的大一统之于台湾的意味。作为中国大陆首席官家导演，张艺谋的一再选择秦始皇作主题，已经表明了他的文化倾向和政治立场。

比起影片《英雄》肆无忌惮地吹捧秦始皇，歌剧《秦始皇》显然要收敛了一些。毕竟是在美国的纽约上演。美国虽然没有中国大陆那样的官方审查制度，但公开宣扬专制、公开歌颂暴君那样的放肆，在美国观众那里是通不过的。即便是美国的媒体，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只是收敛并不意味着改悔。深具秦始皇情结的张艺谋，虽然在剧中设置了高渐离形象，以此冲淡秦始皇的帝王气，但在骨子里，依然难以遏止地表露出了他对秦始皇的情有独钟。整个剧作的基调是：秦始皇是有缺点的，但秦始皇再有缺点，也是伟大的。当全体演员在舞台上以黄河大合唱那样的旋律和气势、雄伟地唱出“始皇万岁”、“中国万岁”时，与其说是张艺谋的媚俗达到了高潮，不如说是张艺谋的心声获得了痛痛快快的表达。张艺谋对秦始皇的这种忠诚，同时又通过被父命婚姻杀死的公主和因此而自杀的将军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就是死了，就是变成了鬼，依然深爱着伟大的父皇，依然忠诚于千古一帝的圣上。那位令人想起许世友一类人物的将军，甚至还向秦始皇表示，他将率领阴间的士兵们，继续跟着圣上出死入生。如此等等。

《秦始皇》一剧的剧情设计，基本上是按照张艺谋的上述基调展开的。只是他这次耍了点迎合西方人迎合美国人的小聪明，在暴君身上注射了一些人情味。歌剧里的秦始皇，既是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又是对女儿对朋友有情有爱的人性君主；威风凌凌之中，饱含着温情脉脉。听着秦始皇与女儿之间的对唱，看着秦始皇与高渐离之间的称兄道弟，观众与其说是在观看秦始皇，不如说是在品味毛泽东。只不过同志的称呼，在舞台上改作了兄弟。秦始皇有关幼时和高渐离一起坐牢一起为奴的诉说，很像当年样板戏里的某个段落：普天下受苦人，本是一根藤上的两棵苦瓜什么的。那个由多明戈领着演员们高唱万岁的场面，俨然是当年周恩来导演的大型史诗《东方红》的再现。此时此刻，倘若舞台上打出毛泽东的光辉头像，观众一点都不会感到突兀。

且不说高渐离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张艺谋倒是多多少少通过这个形象道出了一点自己难言的苦衷。彼此都是为朝廷打工，区别仅在于，高渐离是奉旨写国歌，张艺谋乃奉命导奥运。高渐离因为没有按照秦始皇的要求写国歌，所以最后只能一死了之。这可能是高渐离形象设计的微妙之处。张艺谋籍此传达了他的个人信息：假如违旨，只有死路一条。换句话说，假如你不想自绝于党和人民，只有把奥运做得尽可能宏伟，只有把帝王万岁和国家万岁叫得震天响。除此之外，张艺谋还能怎么样？张艺谋经由高渐离说出的苦衷，应该是诚实的。虽然这样的诚实里，掺带着一种农民的狡猾。

崇拜秦始皇的张艺谋，毕竟不是出自帝王之家，骨子里摆脱不了农民的粗俗。当舞台上秦始皇、皇后娘娘和公主一家三口为了婚姻争执不休的时候，张艺谋的农民本相就毕露无遗。无论是人物的表演还是唱词设计和舞台调度，全都充满一种俚语村言的粗鄙。那样的场景，与其说是皇宫里的冲突，不如说是农家中的纠纷。不仅闹着要嫁给心上人的公主像个村姑，竭力说服女儿的皇帝皇后，也像一对农夫农妇。这可能是张艺谋不太了解秦始皇的地方。秦始皇的身世虽然复杂，但出身却绝对是帝王背景。这是秦始皇和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可怜的张艺谋，一不小心就露馅，把毛泽东的出身和毛泽东的土气，嫁接到了秦始皇及其家人身上。

张艺谋的另一个可怜之处，在于根本不懂舞台。纽约的百老汇也罢，林肯中心也罢，全都是把玩舞台把玩了几十年的经典之地。说一句不无俗气的话：什么样的舞台没见过？相比之下，张艺谋显得很不专业，把个舞台活生生地做成了坟墓。《秦始皇》一剧的舞台，不仅抽掉了应有的景深，而且用人物和道具把舞台塞得爆满，有如一个装满钱币的大口袋。有观众惊讶地说道：就是西安的兵马俑，也要比这个舞台要有生气得多。事实上，且不说兵马俑，就是当年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也比张艺谋做的这个《秦始皇》像样得多。歌剧《秦始皇》的舞台，说得好听点像是兵马俑的仿制，说得难听点像是一片变相的高粱地。而且，张艺谋还真的把当年在《红高粱》里设置的性交场面，堂而皇之地搬到了《秦始皇》的舞台上。

最可笑的是那口牛皮哄哄的大钟，煞有介事地竖立在舞台一侧。这样的大钟，在剧中敲上一、二下也未尝不可，假如敲到点子上的话。然而，《秦》剧编导仿佛观众听不懂钟声似的，在剧中不知敲了多少下。好像是在卖弄钟声，又像是在宣告胜利：咱哥们终于把暴君万岁喊到他妈的纽约来了，把中国万岁喊到他妈的美国来了。在那一下下象征着极权崇拜、浸透着国家主义的钟声里，充满了对民主国家的亵渎快感，充满了在一个民主国家的首席城市里拉屎撒尿的快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始皇》的演出确实成功了。该剧成功地在纽约、在美国向东方的暴君喊出了万岁。这样的万岁声一方面暗示着极权的凯旋，一方面尽情地嘲弄了美国的商业文明。既然是商业文明，就有用钱购买成功的可能。只要肯砸大钱，什么样的成功做不到？多明戈请到了，林肯中心摆平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也罢，知识分子也罢，甚至包括一些华裔的美国反共教授，全都西装革履地走进剧院，聆听由多明戈唱出的秦始皇之歌，聆听暴君万岁、由暴君统一的国家万岁的齐声合唱。对于制作者来说，这部歌剧在艺术上究竟有多少价值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请到多明戈主演，能不能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歌剧院上演。这样的目的，《秦始皇》达到了。至于观众的感受，观众的批评，尤其是不认同专制不认同极权不认同暴君的批评，对于该剧的制作者来说，是根本不在乎的。这就好比专制统治被批评了这么多年，统治者什么时候把如潮的批评当回事了？在这一点上，张艺谋与以白猫黑猫著名的邓小平倒是是息息相通的。不管艺术不艺术，只要上演，就是成功。张艺谋成功了。那个《秦始皇》的广告，与莫扎特的《魔笛》、普契尼的《绣花女》等世界经典歌剧，并排竖立在林肯中心的大都会林院前面，就像一个小痞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笑嘻嘻地站在一排老式绅士当中，既充满暴发户的窃喜，又带着嘲弄经典的得意。农民起义，又下一城。

把上述秦始皇情结从影片《英雄》里移植到歌剧《秦始皇》里，这在张艺谋虽然做得十分外行，从思路上说也算是顺理成章。可是，与这样的移植相匹配的歌剧作曲，对于一个稍许有些内心追求作曲家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说，对于一个在创作上完全听命于自己想像力奔驰的艺术家，简直是场苦役。好在为之作曲的谭盾与张艺谋一样，既无内心追求，也没有什么想像力，是个为了追求成功满足功名，根本不把艺术当回事的成功人士。在商业运作上的现实主义，在政治投机上的不顾一切，使彼此一拍即合，心照不宣，配合得丝丝入扣。

与张艺谋坟墓般的舞台相应，谭盾的《秦始皇》写得鬼哭狼嚎。倘若当年香港回归时，谭指挥的占尽风光还多多少少情有可原，倘若谭作曲在音乐上一向假借现代派名义的种种胡作非为全都可以归结为不成功的艺术探索，那么谭现代在《秦始皇》一剧中的声嘶力竭，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整场歌剧，没有一处旋律、没有一段咏叹从内心深处打动过观众。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全都矫揉造作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用现代音乐写一部现代派歌剧，并非是不可行的尝试，但前提是作曲家本身应该具有自己的独创性。那样的独创性不可能出自商业的需要，也不可能来自与极权政治的默契，更不在于如何揣摸观众的口味。可是很不幸的是，谭盾的《秦始皇》恰好由这三个因素调制而成，就像一杯调砸了的鸡尾酒。

就歌剧艺术而言，谭盾的《秦始皇》端给观众的，是一盘没有任何特色、也没有独特风格的大杂烩。他既凉拌了中国传统京剧和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民间小调，又混炒了西方经典歌剧和现代搞笑音乐。有些调门像是普契尼《图兰多》里的咏叹，有些音符又像是从威尔弟《阿伊达》中不小心漏到《秦始皇》舞台上的。此剧有时候混进谭作曲以前在他哪部作品里卖弄过的拉锯噪音，有时又掺入他曾经在李安影片《藏龙卧虎》中炫耀过的打击乐节奏。刚刚是附庸风雅的古筝弹奏，转而就是装腔作势的洪钟撞击。听着乱哄哄的歌剧《秦始皇》，观众最可以明白的，也许就是作曲家曾经学过什么，喜欢玩弄什么。
弗萊明飾演孟姜女
很有趣的是，谭盾的作曲心态与张艺谋的编导意识，倒是不谋而合。正如张艺谋在剧中很想帝王一把，却又不敢过于放肆，时不时地东张西望；谭盾也很想籍此剧牛逼一下，却既没有威尔弟的气概，更没有瓦格纳的高傲。内心是空洞的，底气是不足的，结果只好使劲搪塞，东拼西凑。不求艺术上如何有独创，只求凑足一部歌剧所必需的容量。如此捉襟见肘的手忙脚乱，使他根本无力顾及剧作有没有内在的精神力量。听完此剧的观众，除了舞台上不时响起的吼声和嚎叫，很难对其中的任何一段咏叹和旋律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要是谭盾稍许有点才气，有点艺术追求，有点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气质，那么无论是民间小调还是传统戏曲，任何一个音乐原素都可以成为一部歌剧的源起或者灵魂。当年普契尼不过是信手拈来似地摘了朵中国的扬州小调“茉莉花”，轻轻地随手一挥，就写出了彩虹般绚丽而辉煌的《杜兰多》。与所有艺术作品一样，一部歌剧的有无内涵，往往在于作曲家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否。可是谭盾缺少的恰好就是丰富的内心，致使其作品不是空空如也，就是流于故弄玄虚。一门心思走向成功的谭作曲，可能忘记了艺术最忌讳的就是基于追求功名的冲动，最容易走火入魔的就是对成功的迫不及待。

《秦始皇》一剧在折磨观众的同时，当然也没有放过演员。出演此剧的歌剧演员之辛苦，是可以想见的。女高音需要具备在唱到高音的时候突然发出怪叫的能力，男高音得把嗓门调制到相当夸张的程度。至于重唱和合唱部分，毫无新意不说，就算是模仿前人也模仿得十分生硬。唯有在唱到始皇万岁和始皇的国家万岁的时候，舞台上的声音突然变得整齐划一，显得精神起来，仿佛吸足了鸦片一样。因为谭作曲知道，在这种地方是开不得玩笑的。宏亮的万岁声，听上去颇有点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样的理直气壮，并且还被诉诸了《黄河大合唱》式的气势，还被诉诸了《东方红》式的抒情。假如此刻舞台上的全体演员突然变成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观众应该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了，最为尴尬的是那位男主角。看着多明戈在舞台上像熊一样地吼叫着，弄不清究竟是秦始皇累着了多明戈，还是多明戈累着了秦始皇。

与张艺谋坟墓般的舞台最为般配的，无疑是谭作曲阴森森的旋律。那样的舞台，那样的旋律，当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下意识的流露。按照现代派的某种观念，明朗似乎显得很浅薄，阴阳怪气反倒显得有深度。除了在讴歌暴君和暴君统治的国家时灿烂过一下，谭作曲的《秦始皇》采用的基本上是暗色调。只是碰到哀怨或者呜咽的地方，尽量改作了尖声和怪叫，致使观众仿佛置身地狱。观众弄不清该剧为什么要为这样的地狱喊万岁，正如他们同样也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一个万岁的国家写成地狱。制作者的下意识在此剧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或者说，扮演着一个举足重轻的角色。那样的下意识表明，制作者其实未必真的喜欢他们津津乐道描述的国家，他们很想到跟他们所描述的国家不一样的国家里获得成功，引人注目。为此，他们又必须把他们的国家写得牛逼哄哄。长城是牛逼的，秦始皇是牛逼的，那口竖在舞台边的大钟是牛逼的，谭作曲想当然地认为，他使用的所谓现代派音乐手法也是牛逼的。假如要问一声，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谭盾如此一往无前，那么回答只能是，渴望成功渴望牛逼的焦灼。

任何一个没有被歌剧《秦始皇》的国家主义弄糊涂的观众，走出剧院时可能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来到自由国家的艺术家如谭盾者，会以如此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一部国家主义的歌剧？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另一个问题的背后：从一个专制国家来到自由国家的中国艺术家或者中国留学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在中国大陆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如张艺谋者，最终成为官家的公众人物，是可以理解的。张艺谋本人也在《秦始皇》一剧里通过高渐离形象回答得清清楚楚：要么死路一条，要么放弃自由，奉旨行事。可是，既是艺术家又是留学生的谭盾者流，难道也像张艺谋那样别无选择么？

自从十九世纪满清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留学生以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留学历史。这部历史虽然还没有被整理出来，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从历代留学生里，都产生过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后，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留学海外的留学生，其精英的程度、密度和浓度，全都大大降低。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自由的需求度远远不如从前，而对功名的需求量又大大超过以前任何一代中国留学生，从而普遍生活在功名利禄的巨大压力和阴影底下。

与以前的中国留学生飘洋出国为的是追求真理，或者追求自由不同，如今的中国留学生来到异国他乡最想到手的就是成功。留学，成为一种变相的科举，几乎每一个留学生，都被诸如此类的问号所折磨：你成功了没有？你出名了没有？你有钱了没有？你买了房子车子没有？你在美国进入了主流社会没有？你在美国出入过上流社会没有？不啻是留学生，即便是走出国门的艺术家，文化人，知识分子，甚至是流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和文化流亡者，全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先是被毛泽东时代折磨得饥饿不堪，接着又被邓小平打开了欲望的闸门，致使人欲横流，生存成了唯一的目标。既然是动物，就得凶猛。大陆流行的笑贫不笑娼，在海外华人圈里，尤其是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群体里，变成了嘲笑孤独的自由，不笑媚俗的成功。任何一个成功者，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成功，都会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倘若有人对谭盾的歌剧提出异议，马上就会有人如此反驳：为《秦始皇》谱曲怎么啦？没看见人家的名字写在林肯中心的巨幅广告上么？

基于成功的压力和渴望成功的焦灼，谭盾式的海外成功者，比张艺谋那样的国内爆响者，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更为肆无忌惮。张艺谋小心翼翼地作出的解释，在谭盾是不需要的。在自由国家受过训练的资本，仿佛一张不择手段地走向成功的通行证。在成功面前，谭盾根本不需要对作品有无艺术价值作出解释，更不需要对作品是否对历史负责作出解释，也不需要对作品是否有底线、是否违背了自己的艺术良心和文化良知等等问题作出解释。能够在大都会歌剧院里指挥自己写的歌剧，就是一切。假如观众把这些问题扔给谭盾，谭盾也许会回答说，当年莫扎特指挥自己的歌剧时，也是从来不解释的。

如果说，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歌剧《秦始皇》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其特点就在于，嚣张；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演出，更是嚣张。这既是一种成功者的嚣张，也是国家主义的嚣张。这样的嚣张意味着对艺术家对历史和对艺术双重的不负责任，这样的嚣张意味着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君子有所不为的底线被突破了。成功的焦灼被成功地融入了极权崇拜帝王崇拜，被成功地融入了为极权所需要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和夸张。相比之下，同样以国家主义为主旨的《大国崛起》，还没有这样的狂热，没有这样的夸张。《大国崛起》还知道理性主义，还知道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应该学会妥协等等。可是歌剧《秦始皇》为了强调中国的崛起，竟然向暴君喊出了万岁。

要说热爱自己的祖国，美国人对美国的热爱绝对不在中国人对中国的感情之下。尤其9.11事件以后，美国人情不自禁表达了对美国的前所未有的热爱。但美国人从来不喊美国万岁，他们只是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因为是祈祷，那样的热爱不会走向疯狂，也不会演变成国家主义狂热。民主国家看重的不是国家的权力，而是民众的自由。就价值观念而言，自由永远高于权力。有着自由的健康心态的美国人，不会在意歌剧《秦始皇》的演出。他们体味不到来自专制国家的人群在民主国家向暴君喊万岁的快感。这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不当回事。他们如同看莫扎特或者普契尼歌剧那样的走进剧院，看完之后，可能会若有所思地说上一声：也许中国人制作的歌剧，就是那个样子的。说完之后，他们马上就忘记。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乐子可找，不会把心思花在猜度歌剧《秦始皇》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因此，《秦始皇》向暴君喊出的万岁，根本羞辱不了美国人。也许可以羞辱一下不认同专制的中国人，你们不是投奔自由么？咱哥们偏偏在自由的国家里喊暴君万岁。但那样的羞辱就像一群随地吐痰的小瘪三，最终真正被羞辱的，其实只不过是制作这部歌剧的编导和作曲。

拿秦始皇来挑战民主，对于美国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拿毛泽东来挑战美国，也是庸人自扰而已。除非张艺谋和谭盾敢在歌剧里喊出希特勒万岁，那倒是有可能激怒美国民众。当然，张艺谋也罢，谭盾也罢，骨子里根本不是那样的狂者，而是极其妩媚的奴者。他们的作品除了在商业上动足脑筋之外，一面要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一面又要讨好美国观众和美国传媒。他们要的只是成功而已，假如能够拿个奥斯卡奖，当然谢天谢地，赶紧鞠躬不已。作为以自由为宗旨的艺术家，他们是不合格的；但作为一种生存动物，他们无疑是凶猛而成功的。

相信这部歌剧拿到北京那个鸡蛋状的大剧院里去演出，会是相当和谐的。多明戈一定可以如愿以偿。和谐社会对于任何不和谐的声音都十分警惕，唯独对于万岁声，非常欢迎。尤其是始皇万岁，中国万岁，听上去不仅和谐，而且悦耳。再加上中国观众又非常喜欢出口转内销的产品，非常欢喜在美国尤其在纽约获得了成功的作品。《秦始皇》剧组等着掌声如雷就是了。过去是欢天喜地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如今是春风得意的捧个《秦始皇》进皇城。当然了，中国人也罢，美国人也罢，凡是看过歌剧《秦始皇》的观众，都已经不难猜出08年北京奥运会上，张艺谋会端给大家一盘什么菜。那盘菜不管如何的花里胡哨，也不管场面壮观与否，基调一定是，国家主义。

2006年12月20日写于纽约寓所
——大纪元(12/21/2006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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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昔日朝鲜战场英雄，如今乞讨为生

作者：张子霖 (博讯2006年12月26日)
中国泛蓝联盟维权动态（16）

昨天我和另一维权人士得知一位抗美援朝老军人流浪至长沙街头以乞讨为生。我们迅速赶往这位老军人乞讨的地方（长沙王府井百货前），这个长沙最繁华的街头，这一幕也许是多么的不和谐但却如此真实的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本质。当我们赶到时，看到一位胸前佩带着三枚战斗勋章的老人，地上摆放着老人在军人证及参军回忆录和求助信等，他的从军回忆录详细的讲述了自己的从军过程及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经历。

老人名叫蒋明珍，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平丰村村民。1931年生，现年74岁，1951年应征入伍前往朝鲜战场参战。同年7月分配在西南军区第一野战军补训五团三营九连通讯工作，同年九月随部队进入朝鲜战场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8503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奋勇作战多次负伤。1951年8月中旬，参加对抗美军的“反绞杀”战斗，1951年九月底，与部队一起参加秋季防御战役，1951年10月23日荣获朝鲜民主共和国勋章，1951年10月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掩护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战。1952年1月下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开展狙击战斗。1952年10月，面对美军的全面攻势，与部队参加全面反击战。并再次荣获朝鲜民主共和国勋章。在1952年至53年的战斗中多次严重负伤，1953年7月签定停战协定，后被送入西北军区医院接受治疗，1956年回乡务农。

就是这样一位中共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如今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我和老人老伴的交谈中得知，老人因在战场上的多次严重负伤，虽然在军医院接受治疗，外伤基本康复，但是一些内伤及细菌战的伤害，他的身体状况很差。我试图和老人直接交流，但是老人耳朵几乎无法听到声音，无法进行直接交流。老人还患有其他多种病症，嘴角口水一直流个不停，无法进行言语表达。其老伴告知我，他们在家乡时，当地民政部门每年只给他们100元钱，这些钱连一个月基本药费都不够，更别提生活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出来乞讨。

我问他们晚上睡在哪里，每天是否能吃的饱，老人说他们睡街头，如果一天乞讨的多就吃的饱，乞讨的不多有时候就得挨饿，这番话令我心里实在难受。我和老人说，我们可以给他们暂时安排个地方住下，并且希望将我的电话号码留给她告知她有困难可以打电话给我，但是都被老人婉言拒绝了。老人说：谢谢了，我们不想太麻烦你们了。我在现场和其他一些围观的群众交流，他们对表示这样的情况是有关政府应该要负责任的，当时有两位围观群众说：你们去北京啊，告你们当地政府部门啊。憨厚的老人摇摇头说：我们不相信政府了，我们只相信群众。这句话令正是现在很多百姓内心的真实反映，现在还有几个人相信这个政府？对于这样一位在战场上屡获战功的军人，民政部门每年的生活补助和医疗补助每年应该有几千，但是现在这位老军人，中共军队的战斗英雄每年却只能拿一百元。一百元，在现在这个经济社会里是个什么概念，这一百元对于这位老人来说连一个月基本药费都远远不够。实在令人寒心啊！

围观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给钱的没有多少，还有两位现役军人在现场，他们看着这位老军人的从军回忆录和勋章及军人证时表情漠然，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这样一个场面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在现在这个只讲经济，现实的人情冷漠的社会里，我们看不到人性最宝贵最基本的本原——博爱！也看不看人跟人之间的关怀和温暖！也许这个现实媒俗的社会剩下也也就只有金钱和虚伪的，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当然无存了。看到老人收拾东西，在其老伴的搀扶下逐渐的消失在这条繁华街道的暮色中，留给我的只有感慨和痛心。当老人在过一个”人“字路口时差点点被一位年轻人撞到，我们急忙赶过去搀扶住老人，我们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些帮助时再次被婉言谢绝了，老人口里一直说着：谢谢！谢谢！。这一幕场景如此深刻的定格在我的脑海，在很多时候我会在想起这一幕，依然是眼角湿润。看着他们相互搀扶的离开，看着这一幕，我看不到这条街道的繁华，仅有的时候心酸和湿润的眼眶。

俄罗斯民众年终回顾：近半数满意

VOA记者： 白桦 莫斯科
2006年12月26日

在2006年即将结束之际，俄罗斯新闻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纷纷对2006年进行年终总结。2006年被认为是普京执政时代最后一个平静的一年。由于2007年俄罗斯将要举行议会大选，接下来将要立刻展开总统大选。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移交，俄罗斯政坦在2007年将会十分火爆。

俄罗斯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利瓦达中心刚刚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被访问者对2006年感到满意，认为是很顺利的一年。超过20%的人认为2006年是一个好年景，甚至是非常好的一年。但也有将近一半的被访问者认为，2006年同2005年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一年。

*表面社会稳定*

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表面上来看俄罗斯目前社会稳定，但却越来越象苏共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时期。俄罗斯政治学者里亚波夫认为，同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收入虽然变得更加稳定，但人们看不到未来，压抑感越来越大，这种情绪将为2007年权力移交提供许多变数。他说：“中产阶级企图通过社会阶梯向上攀升，增加自己的收入，发展事业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2006年克里姆林宫继续加强中央集权。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的彼德罗夫分析说，在目前的俄国政坦上，反对派在打压之下根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地，相应地俄罗斯社会的各种不满情绪也缺乏反馈渠道，本来应该反映各个社会集团利益的俄国议会现在基本上也变成了一个形式。

彼德罗夫说：“现在政府内阁或者是总统向国家杜马提交法律草案，甚至出现过这种情况，杜马不经过任何辩论在一天之内就三读通过法律。这反映了体制上的危机。”

*政府更多控制媒体*

2006年俄罗斯新闻媒体的自由范围也进一步缩小。除了电视媒体现在已经全部被政府控制之外，在大选和权力移交的前夕，对报纸等平面媒体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2006年，好几家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报纸都被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收购。

在外交领域，2006年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变得越来越趋于强硬。俄文版的新闻周刊所发表的一篇年终报导说，目前的对外政策不但使俄罗斯变得更加孤立，国际形像也同样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同独联体的几乎所有国家俄罗斯都存在各种纠纷之外，西方社会更加质疑俄罗斯作为能源供应者的可靠性。

*外交政策有欠成功*

政治学者里亚波夫认为，俄罗斯依靠能源作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至少在独联体范围内表现得并不是非常成功。他说：“独联体一些国家在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以及未来融入欧洲社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都选择了后者而并不是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在经济领域，2006年俄罗斯的国有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在能源、航空、汽车制造等领域更是如此。但这种国有化进程都以各种借口为掩护。比如，俄罗斯以违反生态环保标准为理由强制西方财团放弃了萨哈林2号能源项目的控股权。

*外国投资人日子将更难过*

标准普尔的市场分析师安娜尼金娜认为，在俄罗斯的外国投资人的日子可能会变得更加难过。她说：“正因为如此，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自然资源领域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人的风险性也越来越大。”

2006年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著名的暗杀事件。比如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科兹洛夫被暗杀，以批评普京政府闻名的著名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被暗杀，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被怀疑在伦敦被毒死。

美国之音

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

作者: 约书亚 .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
译者: 章启晔
随着在华盛顿政坛的青云直上，南希 .佩洛西(Nancy Pelosi)一直努力使自己呈现富有同情心的祖母般的形象，即便事实证明她是国会最为强硬的政治家之一。以祖母自居有助于软化佩洛西的形象。比如说，在民主党取得选举胜利的那天早晨，当布什总统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时，她开玩笑说她正等着消息看自己是不是第六次当上了祖母。

不过，即便佩洛西子孙满堂也不会使中国政府对她抱有好感。数十年来，这位即将上任的众议院议长一直是北京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她对中国强硬而坚定的姿态也对民主党在 1990年代的对华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她反对与中国实现贸易正常化，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并且于 1991年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在那里，她突然打出横幅，纪念两年前在广场上死难的中国人。佩洛西的激进主张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其它议员很少注意的时候，她一直为危难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如西藏人大声疾呼。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她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许多中国学者和政府控制的媒体并不欢迎佩洛西上升为国会领袖。“这位老妇人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偏见，”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金灿荣在选举日之后不久宣称。“佩洛西依然是彻彻底底的亲台派。”《重庆早报》回应道。它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的一家报纸。在华盛顿，中国外交官则向美国外交人员悄悄询问佩洛西作为议长可能会有什么行动。

现在，佩洛西有了她政治生涯中最大的用武之地。她可以利用议长的职位攻击北京。她可以任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负责人。那是监控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主要机构。她可以举行有关中国国际行为的听证会。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新任主席查尔斯 .兰格尔（ Charles Rangel）携手，佩洛西可以指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新方向，如对某些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惩罚北京人为地压低其币值。兰格尔已经表示，他将对与北京的贸易采取更强硬的手法。正如《华尔街日报》今天所报道的，佩洛西和兰格尔“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债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截至 8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价值 3390亿美元。”此外，佩洛西的助手告诉《华尔街日报》，新议长将允许针对中国的强硬议案在众议院出台，以得到辩论的机会，而不是在委员会就让它们销声匿迹。

唯一的麻烦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 1991年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它依然是一个压制性的政府。这是佩洛西需要强调的。正如在 1990年代早期，中国将继续从美国的制造业吸引工作机会，其中包括民主党刚刚取胜的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但中国也已经变得远为强大，而且美国更加难以对中国采取任何措施。这是佩洛西和其他长期在野的民主党人将不得不应对的形势。

佩洛西和其他众议院民主党人最后一次大权在握的时候是在 1990年代初，那时国会对中国拥有更大的筹码。美国还没有给予中国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国会依然可以发出否决正常贸易关系的威胁，以作为重要的武器。由于刚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北京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依然是受排挤的对象，而它的国际关系既有限，又脆弱。中国还没有聚集起庞大的美元储备，而且，虽然它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但它还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全球经济体。

在过去的 15年里，这一切都改变了。随着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褪色，随着中国的外交手段更为成熟，中国已经显著地改善了它的全球形象。“国际政策项目”的民意调查表明，如今中国的国际形象好于美国。中国更为正面的形象使得美国在任何问题上更难以建立对抗中国的同盟。事实上，与 15年前相比，美国现在越来越依靠中国作为协调者来对付像北韩这样的流氓政权。北京现在也拥有约 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其成为重要的债权国，而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比在 15年之前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的任何重大挫折，包括由严重的贸易限制而造成的挫折，都会使许多美国公司陷于绝境。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会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更为恶化，从而难以维持经济的顺利运转。

今天，佩洛西以及整个民主党需要全新的对华政策。这种政策必须以佩洛西所代表的进步价值观为基础。但这种政策也必然认识到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美国无法对其进行遏制或实施彻底的制裁。这种政策需要认识到中国现在既十分强大也十分脆弱，它有能力在国际社会向美国挑战，也可能在内部发生金融或政治危机。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这样的危机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

先进的对华政策可以始于重申自由的价值观，也就是强调中国的人权、劳工与环境问题。新的政党在华盛顿获得权力时，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这包括更公开地批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反改革政策，他对新闻界、因特网和公民组织进行了打击和镇压。另外，美国可以更经常地举行听证会，严格审查在中国侵犯人权和降低劳工标准的美国公司，同时检查谷歌和其它因特网巨头是否在帮助北京控制因特网。美国还应该通过强硬的立法推动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改革，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资产的投资。最后，美国还应该引导民主社会在亚洲的形成，共同推动亚洲的自由化改革。这个理念存在已久，但是在华盛顿没有得到太大的支持。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必须认识到，华盛顿必须在中国国内改革以外的问题上与北京保持接触，而且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休戚与共。事实上，美国与中国可以在许多重要的外交问题上进行合作。随着中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可以让北京有机会在重要的问题（疟疾、禽流感或维和行动）上担当领头羊，让北京有机会成为负责任的国家。如果中国拒绝那样的机会，美国可以再批评北京。

在谢罗德 .布朗(Sherrod Brown)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中国在许多人权问题上开倒车的时候，也许只有佩洛西才能让民主党人接受上述的政策，因为她在中国问题上在民主党内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如果她这么做，那么这位在 1990年代帮助民主党制订政策的女士可以在这个 10年再次为民主党作出重大的贡献。

版权信息: © 本文版权为《新共和》所有。
原载 2006年 11月 16日《新共和》 (New Republic)网络版

两报比较越南和中国

2006.12.26

越南今年成功地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河内峰会，并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媒体的目光转向了这个东南亚的共产党国家。法兰克福汇报和德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文章，把越南和中国做了有趣的比较。德国之声编译如下。

法兰克福汇报写道：“观察了一下越南的发展，就会立即情不自禁地与其北方的庞大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番比较。这样的比较不仅适用于转型期间的经济高增长率，越南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它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储备，不得不努力把过热的国民经济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与中国一样，越南新总理阮晋勇也在与蔓延的腐败作斗争。最近，前河内市党的领导人利用职权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土地的事件被揭发出来。与中国一样，越南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后也同样将长期面临如何履行自己义务的问题。

“过去的越南占领国中国今天成了越南商品的最大买主。其它国家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例如今年上半年越南与德国的贸易就增长了25%。因为中国产品受到欧盟进口配额的限制，鞋类和服装生产厂家正在越南寻找有利的新生产点。阿迪达斯准备把生产迁出中国，高级衬衫的生产厂家范拉克在河内开设了一家缝纫厂。第一批金融投资者也跃跃欲试，准备前往湄公河畔。”

德国金融时报写道，越南的政治体制仍然保持着共产党一党专政，“与中国相似，越南执政的共产党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现实之间玩大劈叉”。经济上，“越南成功地照抄了中国模式，向西方开放给越南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越南在服务业方面做出了特别大的让步，例如银行和保险业开放的程度将大于中国2002年入世贸时的承诺。外国投资者在电信行业的投资最高可达企业股份的65%，所以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已在准备大批裁员。欧盟委员会官员说，加入世贸越晚，条件就越为苛刻，因为世贸成员国增多，申请加入世贸的国家就需要更多成员国的同意。

“例如，对于许多越南人来说仍然是收入唯一源泉的农业一下子不仅要应对外国贸易集团的入侵，同时还要取消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越南的渔民也可能面临灾难，日本和中国对这个邻国海岸水域中丰富的物种垂涎三尺。尽管有这些困难，大多数越南人仍然对加入世贸喜形于色。越南希望，成为世贸成员后能获得继续发展经济所必须的新鲜资本和技术。”

(本文摘自其它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欢迎读者来信讨论)

德国之声

No Blackhawk is There Now

索国政府同意与敌对派系谈判
2006年12月21日

欧洲联盟特使路易斯.米歇尔说，索马里临时政府已经同意和敌对的伊斯兰运动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

米歇尔特使星期三宣布这个消息的同时，索马里伊斯兰分子和政府军双方正在拜多阿政府基地附近用枪弹和迫击炮弹相互射击。

但是，目击者报告说，索马里南部几个地区都发生了激烈冲突，包括布尔.哈卡巴等四个城镇在内。未经证实的报导说，有人在这些冲突中死亡。

米歇尔特使星期三早些时候分别会见了索马里伊斯兰运动和索马里政府领导人后在首都摩加迪沙对记者们发表了讲话。

索马里伊斯兰武装激战政府军
2006年12月21日

忠于索马里临时政府的部队在政府部队的据点拜多阿附近和敌对伊斯兰武装的战斗进入第二天。平民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说，双方星期四用重炮和火箭相互攻击。

欧洲联盟官员路易斯.米歇尔星期三说，他已经获得了双方就停火和恢复和谈所做出的承诺。苏丹政府主持了双方前三次的会谈。伊斯兰力量对索马里临时政府构成重大挑战。索马里临时政府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在拜多阿以外地区却没有多大的实力。

索政府与民兵的战斗持续三天
2006年12月22日

索马里伊斯兰运动领袖说，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处于战争状态。与此同时，伊斯兰民兵和临时政府之间的战斗已经持续了第三天。

阿韦斯的声明破坏了欧盟特使迈克尔的调停努力。迈克尔星期三晚间说，交战双方都向他保证将停止敌对，重新回到苏丹的和平会谈。

苏丹民兵和政府军在三个不同地点用火箭和大炮相互轰击，交战地点接近埃塞俄比亚支持的非宗教政府所在地拜多亚。双方都声称造成对方重大伤亡。伊斯兰民兵组织说，他们杀死了一名埃塞俄比亚军官和六十多名士兵。

埃塞俄比亚曾经派遣人数不明的军队去协助索马里临时政府。

埃塞俄比亚军进入索马里战区
2006年12月23日

索马里的目击者说，埃塞俄比亚的坦克和增援部队正在进入伊斯兰民兵和支持索马里政府的军队之间的作战地区。

国际红十字会说，本星期索马里南部的战争已经造成数十人丧生，至少200人受伤。伊斯兰民兵和埃塞俄比亚支持的索马里政府都声称造成对方的重大伤亡。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在声明中谴责了战争，并敦促索马里临时政府和伊斯兰民兵重启和谈。美国国务卿赖斯星期五在和乌干达外交部长的会谈中强调了让东非维和部队进入索马里的重要性。乌干达是目前唯一同意加入维和部队的国家。

索马里伊斯兰运动呼吁穆斯林圣战
2006年12月23日

索马里伊斯兰运动呼吁外国穆斯林作战人员和他们并肩抗击埃塞俄比亚支持的索马里政府军。索马里伊斯兰运动国防事务负责人西亚德今天(星期六)说，索马里欢迎全世界的穆斯林战士加入他说说的“圣战”。

伊斯兰运动人士和埃塞俄比亚支持的政府各自宣称在南部四天的战斗中打死对方数百人。国际红十字会说，有几十人被打死，至少200人受伤。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这些战事提出谴责。他们敦促索马里临时政府和伊斯兰运动人士恢复和谈。

索国激进派吁外国穆斯林参战
2006年12月23日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份子号召外国的穆斯林武装分子加入他们的“圣战”，以反对埃塞俄比亚支持的政府军。伊斯兰激进组织负责防务事务的西亚德星期六请求得到外国援助。

与此同时，敌对势力之间爆发了更多冲突。目击者说，他们听到临时政府所在地拜阿多镇附近传来的炮声。双方都声称在最近索马里南部爆发的冲突中杀死了对方数百名人员。

在开罗，埃及政府和阿拉伯联盟呼吁索马里停止战争。他们警告说，这有可能导致地区性冲突。索马里总理阿里.格迪敦促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领导人重返和平谈判。

政府军在拜阿多之外影响力很小，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武装控制了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大部份地区。

索马里激战已蔓延到中部地区
2006年12月24日

索马里官员说，伊斯兰武装部队和亲政府军队之间的激战已经蔓延到索马里中部地区，在这场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战斗中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作战双方都报告了星期天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北伊斯兰武装占领的贝莱德文和班德拉德里等中部地区爆发的这场大炮和迫击炮的战斗。伊斯兰武装官员说，埃塞俄比亚军队在索马里中部轰炸了他们这些阵地。

在另外一个地区，居住在拜多阿的过渡政府总部附近的居民说，星期天发生了更多的大炮和迫击炮的袭击。伊斯兰民兵已经逼近到距这个城镇30公里的地方。

这场战斗上星期二在拜多阿附近爆发，因为伊斯兰武装誓言要把埃塞俄比亚政府军赶出索马里。

具体数字不明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军目前驻扎在索马里，为在拜多阿以外几乎没有影响力的过渡政府提供军事支持。

埃塞俄比亚军反攻索马里伊斯兰军
2006年12月24日

索马里/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政府表示，它的军队对在索马里的伊斯兰份子发动了反攻。埃塞俄比亚政府最近几个星期曾警告说它将对目前控制着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伊斯兰法庭采取行动。

目击者说，看来是埃塞俄比亚的作战飞机轰炸了伊斯兰分子控制的索马里中部地区，这些飞机攻击了埃塞俄比亚边境附近的索马里城镇贝莱德文及其周围的几个目标。这次空袭标志着伊斯兰分子和由埃塞俄比亚支持的索马里政府军之间为期一周的战斗升级。

目击者说，贝莱德文和中部的班德拉德里地区的政府地面部队和伊斯兰部队之间也用大炮和迫击炮相互攻击。

在其他地方，居住在拜多阿的过渡政府总部附近的居民说，星期天发生了更多的大炮和迫击炮的战斗。伊斯兰民兵已经逼近到距这个城镇30公里的地方。

埃总理：参战索马里是自卫
2006年12月25日

埃塞俄比亚总理说，它的国家为自卫而被迫向邻国索马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作战。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在此之前，埃塞俄比亚官方确认了军方向索马里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控制的据点发动了空袭。

梅莱斯.泽纳维总理说，目前进入索马里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以及挫败伊斯兰分子发动的“野蛮袭击”。他说，埃塞俄比亚军队在任务结束后就会离开索马里。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

埃塞俄比亚支持索马里临时政府对抗控制了索马里大部份地区的伊斯兰法庭。梅莱斯说，他支持索马里临时政府和伊斯兰法庭就组成联合政府而进行谈判。

埃塞俄比亚轰炸摩加迪沙国际机场
2006年12月25日

埃塞俄比亚战斗机轰炸了摩加迪沙的国际机场，那里是控制着索马里大部份地区的伊斯兰分子的总部。机场官员和目击者说，埃塞俄比亚的米格战斗机星期一袭击了机场的几座大楼，造成至少一人受伤。空袭导致联合国支持的索马里临时政府无限期关闭了边界。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星期天说，在索马里伊斯兰分子宣布对埃塞俄比亚军队发动圣战后，他的国家被迫进入战争。亚的斯亚贝巴星期天首次证实，埃塞俄比亚军队参与了在邻国索马里的战斗，但目击者报告说，埃塞俄比亚军队在索马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

埃塞俄比亚支持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索马里临时政府抗击伊斯兰运动。另外，星期一有报导说，伊斯兰武装人员在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空袭两天之后撤出了中南部一个重要城镇。

埃塞俄比亚战机轰炸索两机场
2006年12月25日

星期一，索马里的战斗开始加剧，埃塞俄比亚战斗机轰炸了被索马里伊斯兰运动占据的两处主要机场。

埃塞俄比亚的米格战斗机袭击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机场以及首都以西100公里处的巴莱多戈镇。一名伊斯兰官员对半岛电视台说，袭击造成轻微损失，并导致一名女清洁工受伤。

在其他方面，目击者说，伊斯兰作战人员在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空袭两天之后撤出了中部重要城镇贝莱德文，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战略后退”。

索马里的战斗上星期二爆发。在这之前的几个月，由于伊斯兰分子占据了索马里中部和南部的大部份地区，该国的紧张气氛逐步升级。

虽然索马里的临时政府尚未成熟，但是却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埃塞俄比亚由于担心与一个伊斯兰国家为邻，因此支持索马里的临时政府。

摘自美国之音

Blackhawk Down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柏林墙的随想

作者 :胡平
　
柏林墙倒掉了。

作为铁幕的具体象征，柏林墙把柏林一分为二，把德国一分为二，把欧洲一分为二，把世界一分为二。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少，是这种结束的开端。

围墙的作用，是防止外人任意进来，而非限制内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监狱的围墙。柏林墙正是为了防止东德人自己自由走出东德，因而那正好证明东德是一座大牢狱。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门边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牢狱。

上述推理是如此的简明，奇怪的是，为甚么我们直到今天才弄明白?二十八年前柏林墙的修建，本身就供认了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完全破灭，为甚么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迷信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

三

十年前，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我们一批搞哲学的朋友们即对这场讨论的肤浅和混乱甚为不满，也试图把它引向一个稍高一些的水平上来，不过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知识界在十年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实际上这些成就经得起严密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的并不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为例，这个命题的最大谬误便在于它不懂得：价值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价值真理恰恰是超越事实的。如果我们坚持以实践的成败来判定某一价值判断的是非，势必推出[成王败寇]的结论。除非我们遵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视为一必然合理的过程，否则该命题的谬误应是不言而喻。

撇开上述一点不谈，此间我还要指出下面两点：

一、实践的结果是可以被歪曲、被掩饰、被埋没的，因此，倘没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人们将无从判断实践的结果究竟为何。

二、更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对之解释，而解释又离不开一定的概念系统。所以，如果没有各种概念系统的自由争论，人们便很难对实践的结果赋予恰当的意义说明。

回到柏林墙的问题上来。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柏林墙的存在，但我们迟迟未能从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中引申出它应有的结论，因为我们长期受着这样的一套概念系统的支配，按照这套系统，我们把自由枧为奴役，而把奴役视为自由。后来，我们把柏林墙认作是专制的象征，那并不是我们发现了甚么新的事实，而只是我们对一件早已知晓的事实给出于与前不同的另一种解释。在这裹，世界本身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改换了概念系统。

四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迷惑心智的概念系统，能够使得当中的我们，面对着禁止自由的柏林墙，还真诚地唱起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颂歌?今天，在我们这些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人士的头脑中，是否就真正地理解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决非这一纸短文能够阐发清楚的，不过我可以尝试着绘出一些最基本的思路。

五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裹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甚么要自相矛盾呢?我们为甚么要为人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然后又用七道大锁把边境封锁起来呢?』他说：『我觉得在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不愧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注意，我在『最有见识』四字前面还加上了『共产党领导人』这一限制语。因为不论是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他们的所言所行，如果放诸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身上，都是稀松平常、不足为奇的．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评价共产党领导人，人们就会自动地把标准下移好几个档次。这就是为甚么当年邓小平不过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那其实比古代帝王们对农民的政策还差老大一截----就被捧成风云人物而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我常常感慨说:要当领袖,最好莫过于当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无论你干下多少蠢事坏事，人们都会因为你是共产党领袖而看作是理所当然从而不予深究，一旦你干上一两件稍微象样子的事情时，左中右各派都会对你夸奖不已。

赫鲁晓夫发现了矛盾：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建成天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用七道大锁把人民锁在裹面。这表明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深刻的不信任。

大致上说，共产党对人民的不信任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幼稚的，分不清好歹的。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长期的教育灌输，人民才可能逐步变得成熟。开明如赫鲁晓夫者，也只是说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的封锁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第二。不少共产党人暗中相信，人性是下贱的，它天然地易被罪恶所吸引而排拒美德。因此，为了保证人民的善良纯朴，需要使他们远离罪恶的诱惑。

基于上述两种考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共产党们封锁了世界、修筑了柏林墙：由于接受了这两条理由，无限信任党而不敢信任自己的我们也才能够面对上锁的大门而由衷地感谢党对我们的爱护并对身处天堂而喜不自禁。

六

『上锁的天堂』，还表明了共产党对自由概念的特殊理解。赫鲁晓夫引用过一位苏联老百姓的批评：『你们是在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棍子意味着强制，它又如何能同共产党人一向标榜的『自由』相调和呢?不少『前共产党人』总是说，他们当初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争取自由。我们相信这种表白的真实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共产党从来就是搞强制的，这些善良的人又是如何从强制中发现自由的呢?

原来，共产党对自由另有一套独特的解释，而许多追求自由的人正是接受了这套解释才误入歧途的。马克思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此观点至少可上溯至黑格尔)。依据这种定义，唯有那些对客观必然性有深刻把握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而那些不明了此种必然性的人，不论他们拥有多少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权利，其实还是不自由的。当着那些深通历史必然性的先进分子们强迫驱赶那些不了解这种必然性的芸芸众生们走上历史必然性之路时，他们的确是在强迫，但他们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而强迫人民。或者说，他们是在强迫人们获得自由。这样一来，强迫和自由这两个本来水火不兼容的概念就统一到一起来了。借助于这种新的自由概念。共产党对人民实行了最全面、最严厉的强制，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人民自己的、真正的、最大的自由。

七

在所有共产国家中都出现严重的反知识分子现象。这也是为甚么在这些国家中，当最狂热的时期过去后，其中的知识分子们会具有最强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向崩溃的一个先兆．不过，过份地强化这种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也不是没有隐忧的。它不仅暗含着对非知识分子的人们的轻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本身容易产生的危险倾向缺乏自知之明。不要忘记，一切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起来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别人，把共产制度这个怪物带给了这个世界。

当我谈到知识分子容易产生的危险倾向时，我决不是像列宁或毛泽东那样，是在指责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常常表现出软弱、动摇和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有些软弱、动摇和怀疑恐怕倒是好事，因为那可能表明了这些人对残酷事物的厌恶和对独断信仰的反省。我所反感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恰恰是他们的铁石心肠，是那种基于对自己观念的坚信不疑和亟欲强迫人类接受他自以为是的观念并为此不惜流血和暴力的铁石心肠。诚如保罗．约翰逊所言：一切暴政中最恶劣的暴政，乃是冷酷无情的观念的暴政。这正是导致共产制度巨大悲剧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古拉格群岛上无名的荒冢、柏林墙下被枪击和电击的死尸，大跃进中饿死的幽灵，都是这种观念暴政的罪恶见证。

八

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和观念打交道的人，那么，知识分子最须警惕的事情就是：他不要关心观念胜过关心人，他不要只爱抽象的民族、国家、人类而不去爱具体的现实的个人，他不要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而藐视每一个人的自由：他不要相信自己的观念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他认为为了使他的观念实现，他有权剥夺别人的自由甚至别人的生命。

六四屠杀提示人们,用『改革派』和『保守派』这种分类来认识中国政治，其实是不得要领的。用『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分类也许能更深刻地说明问题。不是各人信奉的不同观念，而是各人为实现自己的观念所采用的不同态度和手段，才是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区别．『改革』之后，绝大部分共产党人或多或少地都修正了他们原先信奉的观念，这就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改革潮流。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修正，甚至是大幅度修正了自己观念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他们那种独断的、绝对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实行『观念的暴政』的习惯。换句话，很多改革派依然是专制主义者．去年国内展开一阵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据说，包括赵紫阳和一批年轻的经济改革家对新权威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六四事件中断了这些人实施新权威主义的万丈雄心。历史，在犯下了一个错误的同时避免了另一个错误。老权威主义者帮助新权威主义者站到了自由的一边。这当然是一件有趣的事。

有人说，共产党自己毁了自己，因为它把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逐出自己的圈子之外。这话当然有它的部分道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共产党不是把普天下的优秀人才都推出去而都是拉进来，那是否就是一件值得赞许的好事呢?如果它决意那样做，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都帮助它，并踊跃地投入其中呢?我担心即使在我们民运人士内部，恐怕也会有相当多的人对此答之以『是』的。因为他们过去正是这样做的，而许多人对此则是『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也许,正是这个问题上，最深刻地测试出我们是否理解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的真谛。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尖锐地指出：『如果一国中所有的英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因为正是这种观念才造就了十足的专制。一旦举国的英才悉数成了执政者，那么谁个还有资格和能力对之批评和制约呢?

九

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观点，现在已经比较深入人心了。有一种生动的说法，『宁要两个魔鬼，也不要一个天使』。按照这种说法，只有两个对立的政治力量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也就是谁也吃不掉谁的状态，民主政治就形成了。

任何简单化的说法。固然因其简单而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也因其简单而可能招致误解。『一个天使是专制，两个魔鬼是民主』这种说法也不例外。所谓唯有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民主便会形成这种观点，严格说来是有毛病的。因为：

第一，绝对的力量均衡恐怕是不存在的，总会有一方力量稍大一些，一方力量稍小一些，所以，如果双方都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要吃掉对方，到头来差不多总会吃掉的。

第二，假定双方力量绝对相等，那往往不意味着谁也吃不掉谁。正相反，在这种绝对均衡的条件下，常常是『先下手为强』，谁先下手谁就会吃掉对方。即使双方都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彼此或许可以相安无事一段时日，但随着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譬如星球大战计划的实现)，双方的恐怖均势依然会被打破。

简言之，现实政治可能提供一种各派力量谁也不容易吃掉谁的局面，但不大可能出现长期稳定不变的谁也不可能吃掉谁的绝对均衡。一个天使会搞专制，不错：但两个魔鬼未必会搞民主，而只会打内战。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都并没有演变为两党制：魏蜀吴三个鼎立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也没有形成三权分立。在中国历史上，各派力量大小悬殊的时候是搞专制，各派力量不分上下时则是打内战。显而易见，光靠历史提供各派力量一时间谁也很难吃掉谁的局面还是不够的，新思想的因素必须注入，『你活我也活』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注入,民主制度的构想必须注入，冷战或热战的双方必须签订停战或休战的协议也就是放弃吃掉对方的念头。在此之上．民主政治方宣告诞生。

十

这就涉及到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的问题了。众所周知，昔日的柏林墙具有一种『半导体』的特性--从西柏林往东柏林，畅通无阻：从东柏林往西柏林，严关把守。这表明民主社会要远比专制社会对人更信任。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之一既然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那当然意味着它对人性并非无限的信任。但是，当我们说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对付人性中恶的一面时，那并不等于说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就是纯粹的人性恶。人人都是天使，则民主制度是不必要的；但倘若人人都是魔鬼，民主制度则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大多数人既非天使又非魔鬼，所以民主制度才是既必要又可能。

我们不妨想一想锁的功能，俗话说，锁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严格地说，君子既能『慎独』，原是不必防的。君子不必防而小人不胜防：那么锁是防谁的呢?锁是防大多数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普通人的。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倘没有锁，拿取别人的财物非常方便，恐怕免不了会干出顺手牵羊的勾当：有了锁，尽管也可以撬门入室去偷去抢，但他们多半也不会那么去做。这样，通过锁的作用，大多数普通人也就能和君子们一道相互尊重彼此的财产，极少量的小人处于君子和普通人的共同监视之下也就很难偷盗，于是乎整个社会的财产安全便大致有了保障。锁的必要性在于大多数普通人还不是君子，锁的有效性在于大多数人毕竟也还不是小人。

十一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某些倡导民主制度的西方理论家们在其论著中一再强调的『人性恶』这一观点呢?这裹恐怕存在着一层文化上的隔膜。不要忘记，这些西方理论家们都是有神论者。当一个有神论者宣布『人性恶』时，其意义是和我们无神论者说出同样的话时所含有的意义很不相同的。有神论者说：『人性是恶的，只有神性才是善的。』从我们无神论者角度来看，神性本身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有神论者们把人性的某一方面归给了他们所谓的神而已：属于神性的东西其实正是属于人性。因此，把有神论者的论断『人性恶，神性善』翻译成无神论者的语言就不应该仅仅是『人性恶』，而是『人性有恶也有善』。我这一番说明也许不只是具有词义辨析的意义，它恐怕也解释了不少中国人在引进西方思想时，由于不重视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概念歧义性，因此往往造成重要的疏漏或误解。有识之士早就发现，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裹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往往产生比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更多得多的腐败现象。其实，不信神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不相信人生中有神圣的东西，也就是有高尚的，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东西，那就很糟糕了。遗憾的是，某些极热中于引进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人，有意无意之间，常常有一种贬低或否认那些高尚的、超越的价值的倾向，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

十二

柏林墙的拆除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绝大部分国家对此事表示了莫大的关注。它对于刚刚用坦克屠杀了和平民众的中共当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内的《人民日报》仅用寥寥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对这件事作了个交代。不过它却用了不少文字告诉人们，那些从东德跑到西柏林和西德去的人，其中大部分后来又回东德来了，《人民日报》力图让人们相信，相比之下，还是社会主义好。这种拙劣的小伎俩自然欺骗不了任何有头脑的人。一个人留恋他自幼成长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据。更何况，监狱的围墙一倒，狱房也就变成了一般的民房。整个东德既然已经踏上快速自由化民主化的大道，追求自由的东德人自然也就用不着离乡外逃了。相信有朝一日中国大陆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绝大部分滞留海外的大陆人也是会返回家园的。六四之后。一位访问学者用三句话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眼前无希望，背后无祖国，身边无亲人。』远望血雨腥风的神州大陆，岂是一个『愁』字了得!然而，环顾整个世界的惊人变化，大家对于未来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其实，没有人怀疑遇变化的前景，人们焦虑的只是变化的速度。可是，就以这次八九民运为例。一年多前，我们许多人就在焦急地盼望着这场风暴的到来，但当其这场风暴比我们预想的还早、还大地突然降临时，我们又不能不发现，我们的准备工作竟是做得那样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眼下的我们似乎应该舒缓一下胸中的郁闷，转而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到更为切实的工作上来。伟大事业都是在暗中完成的。不要为眼前的低潮而感到沮丧，因为任何高潮都是在低潮期间准备好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出 处 :北京之春

北美四公司联手破中国网络封锁

2006.12.25

北美四间网络技术公司近期达成协议，联手向用户提供破封锁服务，对抗议中国为首的资讯不自由国家对网络的封锁。大陆人权人士呼吁更多互联网公司加入打破封锁的行列。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北美四家研发突破封锁网络软件的技术公司，动态网络、极景网络、花园网络及世界门上周达成协议，将在技术和运营的各方面全面合作，以应付中国当局在网络封锁技术的提升，以及来自中国不断增多的访问量。

大陆人权网站公民维权网负责人李健星期一接受本台访问时对这一项合作表示欢迎，但他认为，单靠这几间非牟利的破封锁软件开发公司，长远来说无法突破中国整个国家机器网络封锁。李健呼吁更多商业性的互联网公司加入维护全球互联的行动：“ 因为当局毕竟资源雄厚，加上有公权力的强有力作后盾，所以我希望有越来越多商业性公司参与。因为这四间公司并不很大，希望有更多更大的公司，在互联网发展业务的国际跨国集团，他们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人们知情权信息表达，是一种需求，这市场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就会有人想办法去满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前景。”

李健表示，在中国大陆除了技术上对网络的封锁，还有许多外在的限制，

“像网吧这些公共电脑上网的地方都不准使用破网工具，只有个人电脑才有这种可能性。但关注这种时事报道或社会问题的人毕竟非常少，而像关注的人又未必有条件购置个人电脑，所以能够使用破封锁工具的人比较少。”

然而，也有大陆的网站人士不认为大陆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和封锁对他们造成压力。直播中国网站负责人张先生星期一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他的网站也会照当局规定控制内容：“网络封锁我觉得对内容的管制是根据中国的法规法律有相关的条文，中国每一个网站要在管理机构备案，否则无法监管。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中国网络内容也是要受到中国整个内容统一，必须有发放内容标准。实际上我们编辑在审核，以及用户在发放时也会注意这一点。”

李健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自我管理意识，阻止了这些被封闭咨询的转载和传播：“从大的网站到服务器提供商、空间提供商，都在进行自我管理，确实是没办法，除了管网站，还有经济处罚，很多承受不起。”

也有大陆网络人士认为没有必要通过代理服务器摄取资讯， 张先生说：“ 我是听说过这种软件，但是我倒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资讯太多了，我很少有看什么东西觉得一定需要通过破封锁的这东西。”

中国大陆网络资讯的封锁主要集中在人权信息、新闻报道等等当局认为政治敏感的范畴，所以并非所有网民都有所意识，这造成资讯封锁的恶性循环。在色情网站可随手拈来的同时，李健的公民维权网在大陆就要通过破封锁软件来浏览：“国内媒体现状，很少报道人权事件。更不用说我网站的一些个案会提到一些尖锐的问题。我的服务器在海外，03 年开了不足一月就被关了，因此也打过官司，后来没办法只有转移到海外，即使在海外也受到过不明的攻击。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中国朝鲜边境很冷清

2006.12.25

冷落的边境与寂寞的士兵
朝鲜核爆试验后，中国开始认真地执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今年10月起，从丹东通往朝鲜的大桥变得车少马稀，一度热闹的边境贸易变得十分冷落。

中国东北城市丹东与朝鲜就隔着一条鸭录江，丹东的江边大道成了好奇者和一些外国记者隔岸窥探神秘的朝鲜的好去处。德国记者辛卢(化名)在鸭录江大桥中国的一端，亲身体验了一下中朝边境的气氛。

辛卢看到，一条江隔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夜幕下，在中国这一边，临江大道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穿流不息，而江的对岸则是死一样沉寂，没有灯光，只有漆黑一片。甚至同一座大桥，桥的中央就成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点。桥的中国一半，桥梁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灯，而这五彩的灯光延续到桥的中间却嘎然而止，在黑暗的前面却步。

这座被称为“友谊大桥”的钢铁大桥是中朝两国的主要交通动脉，是两国间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的必经之地。在正常的日子里，中国制造的大卡车隆隆地在桥上驶来驶去，将货物源源不断地送进和运出朝鲜。自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的首肯下宣布对朝鲜实行制裁后，这座大桥的桥头关卡开始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

朝鲜人连钉子都进口

在丹东的一个破旧办公室里，一位中国商人向辛卢聊起中朝贸易。这位中年男子指着挂在墙上的勋章说，这是朝鲜人为了奖励他对朝鲜贸易做出的贡献而颁发给他的。他现在主要是通过电话与朝鲜的贸易伙伴进行生意上的联系，虽然朝鲜那边的通话质量并不是太好。他说，“自从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行制裁以来，生意上的联系受到很大影响”，以前，他“发往朝鲜的货物在大桥旁边的海关从不被检查，现在可是每个箱子都得打开看”。

其实，这位商人卖给朝鲜人的不是属于制裁范围内的奢侈品和军事用品，而是日常必需品，如肥皂、洗衣粉和毛巾等。他说，朝鲜人什么都缺，因为他们的重工业只造军火，轻工业则连个钉子都造不出来。

在友谊大桥的海关检查站，辛卢碰到一位向朝鲜卖汽车的李姓(化名)的中国商人。这位李先生说，以前他主要是向朝鲜人卖日本的丰田汽车，但自从制裁朝鲜后，日本车属于奢侈品，不让往朝鲜卖了；而朝鲜人一气之下，连在他的供货单上中国金杯牌卡车也不买了。

丹东对与朝鲜的边境贸易有很大的依赖。在一条小巷，辛卢看到一个院子里堆满了装电视的纸箱子。货物的主人对记者说，这些电视不是普通的朝鲜人能买得起的，而是在朝鲜由官方购买后作为奖励发给干部的。他说，他希望六方会谈能取得结果，因为没有稳定，朝鲜就没有发展，这对做生意也不好。所以，在偏远的丹东，普通人也希望在北京的六方会谈能有个好的结果，这样大家才能相安无事过日子，做买卖。

德国之声

中国： 纳税人革命

作者：杨建利

（作者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
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全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的新一轮换届选举将在今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各地陆续进行。在当前的中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是唯一法定允许直接民选产生的公职（村民委员会是农民自治组织不属于法定的政府机构）。虽然人们对中共当局操纵的选举普遍缺乏信任，因而缺乏参与的兴趣，对最基层的人民代表－－尤其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人民代表－－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普遍存有怀疑，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只有抓住身边点点滴滴的机会，积极地行动起来，才能切实营造并扩大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空间，最终火烧连营促成整体的社会变革。所以，我竭力呼吁，有志代表一方民意参与政治过程的人士，有志监督当地政府运作，抵制官僚腐败的人士，有志为一方民众请命谋福的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打破中共当局对候选名单的操纵或垄断，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争人民代表的席位；我也竭力呼吁，有选举权的九亿同胞积极参与选举活动，摆脱中共当局和任何其它恶势力的操纵，自主地行使民主权利，把票投给你最信任的候选人。

今天是6月4日，“六四”大屠杀17周年纪念日。以“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为主体内容的“1989年民主运动”（下称八九民运），正确地把建立一个公正的、合理的、人民普遍幸福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铲除腐败政治、建立民主制度之上，而且坚信，实现民主政治是以保障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抗议、示威、游行、自由选举等政治人权进而保障全面人权为其必由过程和最终结果的。这场得到民众普遍同情和广泛参与、而最终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专制国家的人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把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当局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回避人权问题了。为了抵御世界性人权潮流对其专制堡垒的冲击，中共当局为其功能强大的宣传机器装备了“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人权理论。从实质上讲，这个理论是似是而非的，而中共当局正是利用其含浑不清的涵义、解释的随意性来混淆视听的。假如“生存权”是指“生命权” 的话，“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结论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结论并不是中共当局想要传达并灌输给人们的信息（要知中共当局在生命权上的记录恶迹斑斑），它要传达并要灌输的信息是:生存权就是指摆脱贫穷进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机会和权利，这个权利优先于其它权利，而其它权利---尤其是政治人权-- -的行使不仅不是“生存权”的保障，而且，因为会带来混乱和不和谐，它们还是“生存权”的危害是与“生存权”水火不容的，而中共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和高压的稳定恰好为“生存权”提供了保障。中共的人权理论巧妙地把本来相辅相成的各种人权互相对立起来：民众的嘴巴用其说（真）话就会影响其吃饭，民众的手用其（自由地）投票就会影响用其创造财富，民众的眼睛用其监督政府就会影响用其憧憬未来。

可悲的是，中共当局想要传达和灌输的信息相当程度上被接受了，至少在可见的表面是这样。初看起来，这似乎比荒谬的理论本身更加荒谬，但是背后的原因却是任何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忽视的。

中共当局一直用乱吓唬国人:只要民众行使政治人权来限制官僚的权力腐败，抵抗其对人权的践踏，维护自己的利益，天下就会大乱。这个恫吓并非没有几分真实性，人们对它的相信也并非没有几分道理。这就像乘客对待劫机犯的威吓一样，容不得不相信：安静顺从地呆着虽然不舒服，但是基本上还可以保全生命，起来反抗就会全机大乱，很可能落得个机毁人亡。这样一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忍耐，而且还会仇视“蠢蠢欲动”的人，似乎他们成了真正的乱源。久而久之，人们还会生出 “斯德哥尔摩心理病态”－－对劫持自己奴役自己的人产生感情依赖。就这样，“中国不能乱”就成为涵义不清但颇具魔力的一句话。民要人权、民心思变、民心怕乱成为中国的基本现实。

但是内外压力一直严正地真实地存在着，中共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其一党专政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他们一边变着花样在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孔夫子那里寻找并制造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说词，一边像早期的希特勒政权、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印尼的苏哈托政权、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权以及所有其它右翼专制政权一样，把发展经济当作证明和巩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救命稻草，这也是“生存权"理论的另一个潜台词。

比上列国家的状况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起始点是中共靠枪杆子剥夺私有财产建立起来的政府全权计划的公有制，权钱从一开始就合二为一。经济赖以发展的生产资料、资金，自然资源，生意机会，财富分配统统掌握在各级权力者手中，生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管者、裁判者以及具体的生意人都是各级政府的官员。结果呢，操刀分蛋糕的人就是第一个拿蛋糕的人，所以保障公民的选择、更换、监督、批评、限制政府权力的权利比上列国家就更为重要，是公正、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当局对民众政治人权的剥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政治和社会危机。一方面中共当局引进市场机制、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不断扩大政府基建投资（用纳税人的钱）维持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此为其专制统治正名，另一方面，缺乏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在中国每一个角落，在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贪婪地撬取经济利益，所谓“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中国得到最淋漓尽致的证实。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钱”自然向“权”靠拢，寻求权力靠山，争占各个商业领域的优先机会和逃避非公平恶性竞争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号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赤裸裸地变成了暴发权贵资本家，变成了资本家（包括外国商人）的代理人。大部分在中国经商的发达商人，跨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甚至乡镇范围内的，都和政府某部门、某官僚有着这样那样的袒护其利益的不正当关系，我称这些商人为官商。

中共当局对权力的腐败既恨又爱。一方面政府官僚的腐败引起无权力者的普遍不满，对其政权造成草根性威胁，也严重影响了其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发财机会增强了各级官僚对专制政权的效忠，从而增强了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而“稳定”恰恰是中共当局的的最高原则。如果说“官僚腐败”换取“效忠”进而换取“稳定”是不得已的结果，中共当局有意无意为之的话，那么“花钱买稳定”却是中共当局这个时期有意为之的主动政策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花钱买稳定” 策略的背景和它的内容是什么。

中共当局果真能像他们的“三个代表”理论宣称的那样“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话，它就不是专制政权了，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既然不想放弃一党专政，民众的利益就不能普遍反映到各项政策过程中，这样反过来就会动摇一党专政的草根基础。为了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就用利益抓住操作这个社会大机器运转的各个关口部位的人。除了党、政、军、各级权力在握的官僚和官商外，这些人还包括，与政府分享话语权的学校、研究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学、艺术、体育团体的“知识分子”，执法的警察、税务，城管等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党军中的军人等，我不甚严格地称他们为“官幕”。中共当局拿纳税人的钱向他们买好，国家的工资、待遇、医疗保健、社保福利、住房等政策、法规越来越向他们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这就是中共当局的“花钱买稳定”的政策。这和公正的市场经济中精英分子在竞争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和官僚腐败获取利益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政府主导的、公开的、以合法的形式进行的向官僚、官幕倾斜的财富再分配。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与普通工人、农民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差距之大世界上少有。

中共当局的收买政策是相当奏效的。特别是有一定话语力量曾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迅速从1992年以前与中共政权的对立情绪中融化出来。虽然他们对官僚和官商也有诸多不满，也时常发出些批评的声音，但是大的利益的趋同性使他们中的主流成为现有政治秩序的拥护者。他们惯用非共产党的正统语言，而实质上发出维护专制政权的“国情”论、“生存权”论，“稳定”论的有效声音，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共产党骗人的历史和现实谎言，有时“忠臣”式地发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諌言”恰如其分地烘托出中共当局的“开明”形象。当然他们不会不顾羞耻地承认因为利益和怯懦而支持专制腐败的政治现实，而是以某种更高的原则和面目出现。这一切都构成了哈维尔先生（领导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成功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民主捷克并任民选总统）所说的“权力的可鄙基础”。

占尽中国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话语权的官僚、官商、官幕形成了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三角竹幕，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以更高速增长的比率流向他们。在许多观察家眼里，他们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他们甚至就是中国，他们说政治人权在中国不重要，政治人权在中国就不重要，他们说“中国不能乱”，政治人权的行使在中国就是乱源。 “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大捕杀大整肃的残酷性的确在民众心理上造成了普遍的威慑。非常容易理解，人们，包括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骨干，放弃直接反抗或反抗，把兴趣、热情转向非政治领域，经营自己的私人生活。大规模组织化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人权民主运动在中国基本消失。这个期间的任何一次农民、失业工人、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动都被中共当局及时扼杀在摇篮中，领导人及骨干多遭拘捕判刑的惩罚。本应对他们进行道义支持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形不成有力量的声音。事实上，人们都没有抺掉对八九民运以及后来的有组织维护自身权益活动的领头人、骨干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昂贵代价的记忆，在潜意识里抺不去对专制铁拳的恐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恐惧就转化成玩世不恭、对是非问题不敏感、漠不关心、佯装超然潇洒聪明有智慧不激进的大儒主义，再加上强大利益的诱惑，人们在普遍接受中共一党专政是不可更改的政治现实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的“生存权”的理论。结果呢，无权力者，或者挖空心思努力往官僚、官商、官幕的行列里挤，或者在他们的夹缝中埋头讨生活了。

这样一来，在许多观察家的眼中，中国的无权力者对政治人权并无追求，政治人权对他们的生存幸福并不必需。“生存权”理论似乎在中国就证明是正确的了。这正是狡猾的统治者意图制造的现实：追求政治人权的经济成本，政治风险恰恰使那些最需要政治人权保护的无权力者最无能力承担。像一个病人，治其病的草药生长在路途艰险的深山老林，身体健壮者有能力去挖草药，但是没有诱因去挖草药，也无足够的道德勇气和善心去协助病人获得草药，而病弱的自己拔山涉水去挖采草药，很可能未达目的地就会死在途中。在这种困境下，一般来说，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寻药的念头，靠着身体健壮者有限的施舍，苟延残喘。呜乎哀哉，有人居然说他不需要治病的草药。诚然，生存权是根本的，但是为了使生存权少受伤害，不受伤害，其它人权，特别是防止、抵御和纠正政府权力对其进行侵害的政治人权是必不可少的，就如同只强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却不允许开展健身运动，不允许对身体进行保养。不允许病者用药一样，荒谬的理论必然在实践上导致累累的悲惨结果。

中共官僚腐败的规模以及对腐败的心理认可程度和无耻感，纵着比，创中国历史之最，横着比，多年来被国际权威反官僚腐败组织列为世界前几位，与我们最耻于为伍的最专权腐败落后国家列为同类。这其实早已经不是新鲜话题。最保守的说，每一个中国人，从权力的最高层到最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至少说出10 个发生在他的生活圈子里的官僚腐败、贪污、滥权、欺压百姓的例子。每一个中国人也都明白，只要政治制度不变，这个“盛世”闹剧还会轰轰烈烈地演下去。

根据我2002年被捕前，在北京、沈阳、辽阳、抚顺、大庆、哈尔滨、昆明等地先后与近百名农民工的交谈可知，陈昌棣、春桃在其《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中所反映的农民不堪各级政府横征暴敛，乡、镇、县干部和警察鱼肉、欺压、暴虐农民的现象，不只发生在安徽一省，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根据他们的《报告》，国务院批准许可的税费就多达（？）种（作者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此处引用的数据留待查证，编辑因匆忙之中没来得及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查找这一数字，倒是在网上发现：农村费改税后,一年来,安徽省废除农村不合理收费项目50多种,全省共减轻农民负担16.9亿元。http: //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jjygl200203008 ——编者注），各地县、乡镇征收的苛捐杂税更不计其数。去年的“一号文件”中所谓的减免农业税，实际上就是农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不需要缴税了，但是购买生产资料时，增值税并没有免除。据国家税务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仅此一项，每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缴纳税款400--500元。这对收入远比城镇居民低的农民来说仍是沉重的负担，再加上外界不知的各地强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农民税赋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大批农民的唯一生活保障---土地---被强行征占而得不到应有的报偿，被迫转为计划经济时代梦寐以求而如今并无利益可图的二等城镇户口而永远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可能的所有权。

从计划经济时期就以低工资的形式向国家交纳了大量所得税的失业工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福利保障，挣扎在温饱的生存边缘。他们和从来就未享受医疗福利的广大农民一样，成为不敢得病得不起病的人群。卫生部2003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已近一半；患者应住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已近三分之一；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更从1998年63%上升到75.4%，已超过四分之三。有多少现有医疗技术能救治的生命因此而失去？生命在这里标出了它低贱的价格。

倍受歧视的进城农民工，含辛茹苦地生活在城市的垃圾堆里，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劳动创造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据社科院的一位教授的研究调查，2003年全国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拖欠1亿农民工每人1000元。古今中外，干活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皇帝也不白用人”，为秦始皇修长城恐怕都没发生的事，却在共产党统治的最好时期发生了。国家总理为一农民工追讨工资，一时传为“佳话”，可谓“盛世”奇观。我觉得，对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类问题，特别是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总理辞职比为其一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本来义务教育的经费在中国政府的开支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就属最后几名，而腐败的官府又要雁过拔毛层层截流，致使学校只有靠额外收费才能维持。而许多学校又唯利是图，趁机把公立学校办成昂贵的学店，中国的纳税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宪法规定的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这给生存在温饱边缘上的工人、农民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大量少年儿童因此而失学，不失学的也只能在收费低，教学质量没有保障的学校里就学。从长远上讲，教育是改善生存环境的最可靠途径，上面的状况就意味着这些孩子的生存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高等教育过分优待北京等大城市，造成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这种违宪的制度安排，粗暴地、毫无道理地牺牲了大批年青人应有的改善生存条件追求幸福的机会，这是赤裸裸的践踏生存权的政府政策和实践。

用全国纳税人的钱以及其它方式（如南水北调、全国集资办亚运、奥运，...)供养了近六十年的北京，享尽了优越的生存特权，中共当局在观念上、制度上、政策上对这样的不公平不合理现实进行保护，使对外地人的歧视继续制度化。来京工作的外地人需要办绿卡，孩子的义务教育无法保证。甚至有身为人民代表的大学教授提案外地人进京需要办签证，北京俨然成了另外一个国家，搞起“京独”来了。（我敢断言，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会在众多外地人和北京人的诸多权利遭到严重侵害，限制和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其它城市对外地人或“乡下人”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制度性歧视。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成为一句空话。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劳工的自由流通，如此中国如何让人承认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呢？

不依法行政、任意执法在中共政府部门司空见惯，警察、城管、拆迁、税务等部门，暴力执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致死人命者时有发生。司法部门执法犯法、侵害当事人人身权利，甚至草菅人命的现象更是普遍。别的不说，除了我个人的案子的始末所证实的外，自我入狱后，我曾在4个看守所和监狱羁押和服刑，我没有遇到一个狱友的案子是按《刑事诉讼法》办理的；没有遇到一例未被刑讯逼供的刑事犯，每一个服刑人员都能给你讲述大量发生在他身上或身边的检察官、法官、警官索贿收贿，胡乱判案，刑讯逼供，打骂体罚，编造证据，陷害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除了湖北的佘祥林，河北的李志平等极少数爆光的案子外，不知有多少冤假错案尚未揭露出来，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权曾受到无法逆转无法补偿的侵害或正在、将要面临着威胁？.......

再好的改革设想和可能的成果，甚至改革者，都禁不住专制腐败政治的腐蚀或摧残。世界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历史和现状再次证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稳定走向文明再文明的两条腿，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从每个个人的角度上讲，没有行使政治人权的自由和保障，生存权必定受到侵害，甚至剥夺。经历了改革后近三十年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反反复复，面对着权贵资本主义劫持和操纵的改革、民众生存权处处时时遭到危害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国人再次清醒：试图用“中国特色”涂改世界文明史发展规律的图象的臆想，充其量也不过是驼鸟式逃避危险困境的一厢情愿，许多国人也意识到，坚持自己曾经有过的追求民主的热情是多么可贵。

亡羊补牢，晚了也要补。中国人久欠自己的一场民主革命，久欠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场和平革命无论如何也应该破题了。我把这场民主变革，这场和平革命叫做中国纳税人革命。

像所有其它国家任何时代的政府一样，中国历代政府，无论它叫朝庭、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都是老百姓以各种形式交纳的税、费养活的，其所有的行政经费、基建投资、官员薪水的来源，都是老百姓交纳的税费（下称纳税人的钱）。共产党建政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税”的字眼几乎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农民交的公粮，领取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政府的收入是不折不扣的税收，那时和现在的国有企业，从法权上讲都属于全体老百姓，其利润（如果不亏损的话）本质上也是税收的一种归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在炮制“生存权”理论的时候，中共当局抛出了“中国政府养活四分之一世界人口不容易”的说法，这个说法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许多从事社会学科的海内外知识分子也跟着喝油，把这个说法挂在嘴上，不知是脑子还是良心出了毛病。），古今中外，政府从来都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花钱养政府呢？这个问题问的好，对它的回答可以帮助厘清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政府与人民（纳税人）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共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政府，怎么才能使政府成为好政府，等至关重要的问题。

生活在一方的人们，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本来是没有政府的概念，也没有政府存在的。但是，随着生活和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复杂化，大家觉得有些事有必要达成，这些事对大家是普遍有利的，是普遍的需求，大家也感到了对一些可以共同享用的设施的需求。然而它们却是任何个人都无法独力完成的，或者，即使个人可以独力完成，但是它们给自己带来的收益远远比不上自己个人的投入，得不偿失，因此任何个人而不愿去完成的。这样的事或物被称为公共品。比如说在大家常过河的地方修架一座桥，比如说防止和惩罚盗贼在这一带的偷盗和抢劫，比如说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等等。虽然谁也都不愿意或无能力建一座大家都用的桥，但是，假如每人都出一点钱，集成足够的经费建造这座桥，这样对每一个个人来说，收益就远远大于投入，因此每个人都愿意以这种方式成就这件公共的事。那么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人出来组织所有有关的活动：制定规划、收缴管理钱财、雇用工程师、工匠和工人、指挥调度建桥施工以及后续的保卫维修工作等。组织者和完成这些工作的机制，就构成了政府，他们集的钱，就是政府赖以运作、政府工作人员赖以生存的税收，交纳钱的人就是纳税人。同样的逻辑，纳税人纳税，政府组建警察维持治安，建立法院惩罚犯罪，调解纠纷.....。换句话说，人们对公共品的需求，催生了政府，政府是人们得到公共品的主要工具和媒介。围绕着政府的各类活动，就被称为政治。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的论说中也曾开宗明义地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就是关涉公共品的事，主要包括：基础教育，社会保险和福利，治安，国防，立法，司法，公共卫生，公共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赈灾，等等。

为了让政府实施提供公共品的功能，人们不得不赋予它相应的调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管理使用纳税人的钱等权力，甚至包括拥有军队、警察，这样的强制性力量，因此，政府有着权力滥用（不按纳税人的意图使用权力），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把权力扩张到它不应该干预的“非公共品”领域－－私人领域，的自然倾向。我们中国人对政府权力无孔不入的现象，一点也不陌生。

因此，必须划清政府权力的边界，也就是划清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的界线。除了我们中国人熟知的政府全权干涉私人经济活动带来贫穷的原因外，划定政府权力边界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政府不能干预、限制、剥夺人们在私领域的活动权利和自由，比如宗教信仰，生命财产，思想言论，恋爱嫁娶等，这是人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因和最初始思路。由此可见，维护人权，首先是就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而言的，首先是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首先防范的是政府权力向私人领域的侵犯。2004年，中共当局在第一次把维护人权的字眼写进宪法时宣称，其“一贯重视人权的保护”，在中国生活过和正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句十足的谎言。

用纳税人的钱建立并维系的政府，其主人自然是纳税人，政府是纳税人的“公司”，执政的政府官员就是纳税人雇用的雇员或曰仆人。这就是林肯提出、孙中山先生创造性继承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第一条，意即政府属于纳税人。中共政权一直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对其官员的号召，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但是，中共政权远远没有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因为中共政权只强调了“民享”，不承认“民有”，拒绝“民治”，用虚假的“民享”口号掩盖“民有”和“民治”的根本问题。想第一口就吃到第三个馒头，充其量是痴心妄想。假如纳税人明悟自己拥有政府，是政府及其官员的主人，而且政府执政者诚心承认自己是纳税人的雇员、仆人，那么，政府为纳税人服务是自然直接的逻辑结果，根本不需要什么论证和号召。所以中共当局果真想建立服务型政府，使政府为人民服务成为普遍的现实，首先就要还政于民，并开通纳税人治政府的渠道，而不是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垄断所有的政府权力。

就象一个企业的董事们有权决定并随时监督知悉企业的财务状况一样，作为政府的老板，纳税人天经地义地有权决定和随时监督知悉政府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但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任何一级政府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预算，最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已。比如说，中央拨给某部门钱（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给这么多而不是那么多，这个部门计划如何花这笔钱，没有几个人知道，最终这笔钱事实上是怎么花的，具体的去向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如此这般，纳税人的钱被滥用、贪污，被以工作的名义腐化享受掉，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现实。

在中国，许多政绩工程与纳税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投入和收益比也很不经济，各地的执政者之所以要花大批大批纳税人的钱上马政绩工程，就是为了制造虚假的繁荣建设成就，用纳税人的钱铺设自己升迁的道路。当然，还有另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任何一个政府工程都养肥了大批的贪官，交通的，市容的，水利的，体育的，办公设施的，.....统统都是一样，都是用权力把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己腰包的大好机会。

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官员的奢侈豪华办公令人咂舌。据去年某些香港报刊对内地一些中级城市政府办公设施，用度，排场进行的调查，市长级的办公豪华程度已经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其实，我自己早已从我到各国和地区访问的经验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与中国不一样，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和地区的各级政府的办公地点都设在地价便宜的地区，常常远离寸土万金的商业区，办公楼和办公设施都非常简朴，这本身就为纳税人省了不计其数的税赋，而在中国，政府机关和共产党的机关，全部占据地价高的地段，拥有豪华的大楼和大院。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和城镇非重点中小学的校舍房屋破旧，教学设施简陋，有的甚至住用危房。中央和地方政府花大量纳税人的钱培养体育竞技明星，并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发大笔奖金，使他们成为全国、各省、市最富有的人（民主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它们的体育竞技明星都是从小由家里花钱雇教练训练或花钱去俱乐部学练或自学成材，国家队临比赛才组成，几乎不花纳税人的钱发奖金，他们的收入，主要靠他们的商业活动），纳税人的钱在体育、教育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地往极少数体育竞技明星身上倾斜，制造虚假的体育大国（省）形象，然而有多少农民的孩子直到高中毕业还什么球都没摸过？有多少学校严重缺少正常体育锻练设施和场地？今年年初山西省四十几个小学生因学校没有操场而在公路上跑早操，被汽车撞死的悲剧，应该促使国人全面检讨中国的体育制度和政策，是要体质普遍健康、普遍享受体育竞技娱乐的国民, 还是要耗巨资（纳税人的钱）培养少数几个体育竞技明星挣虚妄的面子？

同样性质的还有救助残疾人的问题。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是愿意纳税救助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中国也不例外。那么中国政府又是如何分配这项纳税人的钱的呢？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政府花巨资(纳税人的钱）着力培养一些样板展示给世人，残疾人的文艺、体育样板频频在国内外舞台、竞技场上亮相，样板个人赢得了很大荣誉，同时也制造了中国政府关爱残疾人的虚假形象。但是，满街乞讨的残疾人有谁关怀过、救助过？还有那些我们平时看不见、隐于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6000－－8000万残疾人得到过多少政府的实质救助？

外交政策及其具体运作一直是纳税人的信息禁区，外交部的预算及花度更是少人知晓。中国政府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就一定代表了中国的纳税人的利益了吗?国家领导人一次出访就拿几百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搞“订单外交”和哪些纳税人的代表商量过？在中国仍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数亿国民缺乏社会保障，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的情况下，拿纳税人的巨资对某些国家进行无偿援助，制造大国领袖形象，又符合哪些纳税人的民意呢？

政府官僚的待遇更是一个扩散到全身的顽疾。中国的官员之多、权力之大、实际收入之高（相对于平民）均居世界首位。除了表面的工资之外，每一级官员都有相应的待遇，在住房、交通、医疗保健、用车、用人等方面，甚至葬礼和墓地方面都有着平头百姓无法企及的特权和直接的经济利益。这几年人们谈论高薪养廉，有人建议给政府官员加工资，中共当局也乐意这样做了。事实上，中国官员的“合法”实际收入（不算贪污的部分）已远远超过以高薪养廉着称的新加坡。一位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承认，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部）级干部，中国的问题就是官太多。中国目前每30人里就有一个官。这只是指现任的官，而中国有多少退休的国家领导人、省（部）级干部，他们的待遇所耗掉的纳税人的钱有多少，怎么想都不过分。那么，中国又有多少现任的和退休的副省（部）级干部，正、副局级干部，正、副处（县）级干部，正、副科（乡、镇）级干部，多少人浮于事的公务员，中国的纳税人得纳多少税才能填满这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无底洞？

以工作的名义开宴会、请吃请喝、旅游、娱乐是另外一个无底洞。有一个严肃的研究机构曾建立统计模型进行调查推算，1995年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小宴会，请吃请喝、旅游、娱乐花掉相当于当年国防开支（军费）的纳税人的钱。虽然我没有数字说明现在的情况，但是我们谁都清楚，十余年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并无改观。

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社团，其组织不是政府机构，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但是，共产党的党务经费和党的干部的工资基本上都是纳税人的钱开支的。一个省的省长的工资由纳税人负担是合理的，但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的工资就不应该由纳税人负担。假如共产党可以用纳税人的钱作其经费，那么，1998年按宪法赋予的自由结社的权利成立的民主党（被中共当局打压，其领导人和骨干大都遭政治迫害）从法理上是否也可以用纳税人的钱作其经费？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有所不同。暂且不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就算共产党是民选的执政党，那也只意味着，政府实行共产党主张的政策，由共产党籍的政治人物负责实施，作为政府官员，其工资由纳税人的钱支付，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党务经费，党的干部、党工的薪水仍然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支付。世界上没有一个党库通国库的民主国家先例，因为它是违背纳税人出钱建立政府的本意的。在中国，共产党扶持的花瓶党－－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但是它们使用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作其经费，又是什么道理呢？

以上所说的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的状况，还不包括政府官僚贪污的部分，也就是以各种非法的方式把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己口袋里的部分。前不久经济学家王绍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中国的政府收税总额比改革初期增长了9倍，但是政府的行政成本却增加了70倍。由此可见，中国的纳税人为了必需的公共品，除了付出昂贵的生命代价，付出了向政府屈服、生活在恐惧中、丧失人格尊严等精神代价外，还付出了无可计数经济代价。呜乎哀哉！

人们由于对公共品的需求而建立政府，然而政府一旦存在，它就有扩权、滥权、侵犯私领域、践踏人权、公器私用、贪污腐化的自然倾向。纳税人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执政者的任免、政府的政策及其实施本应是纳税人意志得到综合平衡，得以具体落实的过程，而且只有这个过程是纳税人真正作主的时候，上述的政府的自然恶性才能得到限制，甚至遏止。为此，简明扼要地讲，像一个企业的老板一样，纳税人必须掌握四个机制：执政者的雇用、监督、解雇（罢免）和纠偏纠错。首先纳税人用自由选举的方式决定雇用谁来做执政者，而每一个有意做执政者的人（政党）拿出他认为最好的收税和提供公共品的方案，并展现自己的才能和品德来争取纳税人的选票。往往是，其方案最能平衡综合各纳税人利益、尽可能少收税多提供公共品、较有才能较能取得信任的人获得执政的机会。决定谁来执政只是第一步，任何人上台后都可能偏离他竞选时的许诺，甚至走向反面，因此，不能“对专制君主政体关门下锁”却又“让国王掌握钥匙”（潘恩语）。所以第二个环节就是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这包括纳税人及时自发性的监督、纳税人的代表（人民代表）常规性的监督以及媒体的新闻监督等方式。罢免机制包括自然罢免，也就是周期性的换届选举中现任者期满卸任或竞选连任失败；罢免机制还包括中途罢免，当政策或政策的实施出现大错误，或执政者暴露严重的品德缺陷时，纳税人采取行动，如公投，或人民代表循制对执政者进行罢免或弹劾。周期性换届选举，使纳税人抛弃自己以前选择的执政者、选择新人新政策成为可能，是最重要的纠偏纠错机制。另外，中途罢免机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人民代表的专业问政，纳税人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的权利的行使，都是非常重要的纠偏纠错机制。这里所说的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自由，结社问政参政的自由，言论新闻自由，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的自由是纳税人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或曰政治人权。这些权利的制度化保障和制度化运作，就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内容。

民主就这么简单。我从来就反对把民主神秘化，复杂化，精英化，学问化。自百余年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启了中国民主运动至今，中国所有的专制政府和独裁者都用中国国情特别和中国人的素质低，教育程度低为由，阻止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建立，今日之中共政权尤甚。其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国情是：中国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纳税人的生存权受到专制腐败政治的危害，纳税人从根本上需要民主政治保障其政治人权，进而永续地保障其生存权和其它基本人权，而任何纳税人，无论其素质、教育程度高低，都有能力行使上述政治权利，而参与民主政治的运行。谁都知道选择花最少钱建最好桥的人组织建桥，谁都知道选有能力的人比选无能力的人好，谁都知道选可信的人比选不可信的人好，谁都知道竞争、监督、罢免对人多做好事正确的事，少做坏事错误的事的正面推动力。有人也许会说，你说的情况只涉及到非常简单的公共品，参与像国防，外交，货币政策，发展战略等等这样的复杂的政策过程，需要一定的素质和教育程度，中国的民众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此，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回应。其一，县（区），乡（镇）级的政府都是提供简单公共品的，为何不能让纳税人对这样级别的政治运作，充分行使政治人权？越早开始，纳税人的素质和教育程度就会越早准备充分，越早熟悉较复杂的公共政策及相应的民主运作机制。其二，纳税人可以选出自己信任的素质高、教育程度高的代表，参与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实行代议。其三，开放议政的言论自由，让民众接受充分的信息，听到政策辩论各方的言论，了解他们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过程，纳税人的议政参政素质，可以由此不断提高。其四，我们知道，大部分消费者，对汽车的一些复杂部位的性能并不了解，也无从判断一辆车这些部位的质量，平时也无激励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厂家依然要力争把消费者不懂的部位制造好，因为市场上存在着懂行的竞争者和专家，一旦被他们发现毛病，他们会通过市场的各种公开机制把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可以利用法律、舆论以及他们在市场上的力量等杠杆，惩罚有问题的厂家。同样的逻辑，只要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存在，自由的言论畅通，信息开放，执政者在大部分纳税人并不精通的问题上也要做好，做得符合民意。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政府有如下认识:1、政府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们需要提供公共品的机制，而不是因为某些人想统治想做王。2、政府有成为恶势力的自然倾向，必须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划定其干预的领域界线。政府为提供公共品而生，只能做提供公共品的工作，不能侵犯私人领域。3、纳税人纳税建立政府并支付政府运作的经费及政府官员的工资，纳税人是政府的主人。4、纳税人必须掌握政府的雇用、监督、罢免、纠偏纠错等四个机制（即充分地行使政治人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府成为恶势力，促使其成为好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

一部民主政体的宪法，首要的就是要把上面四个原则以及民主政治运作的过程和规则规范化地确立起来，而宪政民主就是在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一套法治体系下的具体的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国亟需的这场纳税人革命的宗旨，就是在中国逐步确立宪政民主的秩序。这是一个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都参与的过程（共产党有存在并公平竞争执政地位的权利，但是没有搞一党专政的权利）。因此，纳税人革命是一场全民的宪政民主运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始这场运动呢？

首先，我们要树立纳税人、有限政府，纳税人是政府的主人，纳税人必须行使选举、结社、参政、言论、新闻出版、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等政治人权来保障其生存权和其他基本人权，等观念。为了帮助树立这些观念，我们必须来一场语言革命，在大众的话语中，摒弃“公款、国家（政府）的钱”代之以“纳税人的钱”，摒弃 “政府（国家）投资（补助、资助、出钱）.....”代之以“花纳税人的钱”，摒弃“党和政府”代之以“纳税人的政府”，摒弃“感谢政府的关怀.....”代之以“感谢纳税人的救助”，摒弃“效忠党和政府”代之以“政府效忠纳税人”，“政党争取受雇于纳税人”，摒弃“为民作主”代之以“政府向纳税人负责”，摒弃“党（的）.....”代之以“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民主党（的）......”，摒弃“党和国家的培养”代之以“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培养......”，改“为人民服务”为“为纳税人尽职”，改“为政府分忧”为“督促政府尽职尽能”，......。

我呼吁知识界的人士，尤其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学、演艺、体育界等的名流们，在行文、言谈中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今天的文章和讲谈时，不会因为用了某些词或说了某些话而脸红，更不会为自己主观上或客观上扮演了一党专政的帮凶的角色而羞愧。

目前，中国只有村长和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虽然中共当局仍然对此过程进行控制和操纵，但是不可否认，对于独立的，非共产党指派、授意的竞选人，仍有一定的可为空间。我呼吁有志做真正的人民代表的人士，民主运动人士，退出、脱离民运组织而仍然有心推动中国民主化进展的人士，返乡的大学生，甚至各界名流积极投入进去，占满并扩充这个可为的空间。呼吁现任和将任的全国人民代表，使用宪法赋于的立法权，尽快修改《选举法》全面开放县级以上人民代表的直接民选，尽快开放乡（镇）长、县长的直接民选，开创实质的基层民主阶段，为全面民主化奠定基础。假若您有志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您正在其位，正逢其时，当谋其政，当有作为。

人民代表和执政官员的产生方式，他们的权力来源，直接影响着政府行为，从根本决定政府，能否为纳税人的利益服务。这不仅是民主政治理论的公认结论，是先进民主国家和地区实践证明的结果，而且也在中国仅有的民主实践中得到证实。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对8个省的48个村庄的村民选举进行的系统调查证实:选举提高了村庄支出中公共品的比例，降低了行政费用和村干部工资支出的比例，选举对人均收入有正面影响，而且增强了村庄的自主性，降低了村庄支出中上缴乡（镇）政府的比例，也减少了税收上缴数量。经济学家王绍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民主政治是监督乡（镇）财政支出的有效途径。陈昌棣、春桃在其《报告》的结论部分也强调，发展基层实质民主是解决“三农”困境的根本之道。

我呼吁农民以宪法赋予的自由结社的权利，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企业工人，进城农民工组织起来成立“自由工会”.....，各阶层的纳税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要组织起来，用宪法赋予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等权利，打通多维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无权力者维护权利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组织化维权的水平和能力，使各自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决策的过程中，这是任何科学决策都不能替代的。必要时采取行动集体抵抗不合法不合理的苛捐杂税，集体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命令，集体反抗暴力执法。

中共当局最近一直强调建立“和谐社会”，希望这不是打压所有利益表达和示威抗议的，“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各界，特别是中共当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合理，就没有和谐”。张宏生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说的一段话非常有借鉴意义：“官吏们欠农民的太多了，农民遭遇了太多的暴政、贪婪和不公正，因为缺乏正常的舒张渠道，他们应对生活中一切不公的唯一态度就是忍，委曲求全。然而极端的忍耐和极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个扭曲人格相辅相成的两面。在他们顺从的表情下，仇恨和恶毒早已日积月累成深潭”。一旦一股旋风从这个深潭卷起风暴，将是不可收拾的从暴力抗争漫延成的普遍的非理性暴力局面。我在此倡导的纳税人革命，像我一贯坚持的一样，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是从个人维护合法权益为始，以建立一个永续的、全面地实现人权保障的宪政民主政体为结果的和平的宪政民主运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暴力土壤是丰厚的，中国再次进入历史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小。一旦出现普遍的暴力局面，大家都会受害，但是潜在受损失最大的是资产阶层，所有的官僚、、官商、官幕都属于这个阶层，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士都应该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支持甚至投身和平的纳税人革命呢，还是漠不关心，甚至成为中共顽固派的帮凶，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后酿成又一轮历史的恶性循环？

我呼吁现任的将任的各级人民代表以及具有各种保护的社会名流，勇敢地监督各级政府运作，以敢言的行为、公正的形象带动并切实维护纳税人的言论自由，形成真正有力量的独立的、讲真话的、对任何一级政府及其官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敢揭丒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或意见领袖群体。

我呼吁中共当局尽快废除宪法前言中与宪法的实质内容相抵触，以坚持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个坚持”内容。我也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尽快批准中国政府已经加入的各类国际人权公约，并修改、废除与其冲突的国内法律，切实督促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惩罚侵害人权的政府官员。

中国民主运动组织作为正面反对一党专政，推动中国全面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力量，应该切实地投入这场纳税人革命，全面出产中共执政当局的替代品，并让民众充分了解这些替代品，挑战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及执政地位。替代品包括：系统的宪政民主体制的规划，与中共当局不一样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环保、体育、国防、外交政策等等，在各地各级政府（目前主要是县、乡级）提出区别于当地中共政府的税收及提供公共品的政策规划，提供区别于共产党的政党社团，提供人民代表，政府执政者的候选人。民运应该有大批敢于组织纳税人集体维权，不怕坐牢的纳税人革命最前沿上的人物。彻底改变民众不了解民主运动的理想、活动，民运与纳税人的日常生活脱节的现状。

从1989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到现在，中国又兜了一个大圈子，人们从一厢情愿回避政治人权，追求“生存权”到又一次切肤体会到，剥夺了纳税人的政治人权的一党专政的腐败专制政治是纳税人生存权的根本危害。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政治现实。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政治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时，我们就成全了它的运行，甚至成了它的帮凶。我期望心愿改变这个政治现实的人士，应该各自努力，更期望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躲躲闪闪，迂回行事，“曲线救国”，而是加入到纳税人革命的正面战场上来，世界史上没有一场伟大的战争是靠游击取胜的。

（2006年6月4日 于狱中完稿）

摘自《议报》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