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太阳村”和中国教育负担

2006.12.28
北京北郊有一个收养刑事犯未成年子女的“太阳村”，创建人和负责人是58岁的退职女警察张淑琴。商报记者走访“太阳村”后，记录了张淑琴筹建“太阳村”等儿童收容所的心路历程。日报则观察了中国负担过重的教育制度。德国之声编译如下。

商报文章写道：“对于刑事犯的子女来说，太阳村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可以留在这里。中国有一百万儿童没有父母关照，他们的父母不是关押在监狱，就是被判处死刑或已被处决。国家无视这些孩子的存在，没有保护他们的法律，没有人对他们负责。中国的法律严酷无比，但日常的潜规则更为无情。罪犯的孩子遭到社会的唾弃，对罪犯的仇恨一下子就转移到无辜孩子的身上。

这些被遗忘的孩子是张淑琴后来发现的。她在监狱中工作了十年之久，出版一份监狱报纸。与在押犯谈话时，她很快发现，这些被判无期或死刑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放心自己的子女，有的女犯人为此变疯了，男犯人越狱，只是为了再看一次自己的子女。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四十多岁的张淑琴放弃了她的警察前程。她说：‘我不仅是狱警，更是母亲和女性。’她的同事离开警察是为了多挣钱，而张淑琴在中国一个接一个地筹建儿童收容所，她并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帮助。太阳村是她建起的第六个、也是她每天亲自管理的最大收容所。”

与此相反，中国通常家庭的子女面临的是学业负担过重、严格筛选和等级划分的教育制度。日报在观察了这一制度后写道：

“中国的父母不惜为子女的教育付出自己最后一点财产。这更加重了子女的思想负担。调查表明，中国家庭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40％至50％的农村家庭生活状况是：家里很穷，因为有孩子上学。在八亿人口的农村，每到开学时卖掉家具和电视机凑钱交纳高额学费的事很正常。学费被视为对未来的投资，家长要求有成果，期望子女得高分，上好学校，今后有好工作，父母老了有依靠，这使子女产生巨大的责任感。

中国的教育有明显的等级区别。许多贫穷的家庭把子女送到除了几本书就没有任何教材的学校，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上的是上流精英学校。教育界中早就盛传中国家长的钱大有可赚的说法，装配有高科技实验室、现代化体育设施和供应高级套餐的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教师往往在国外留过学，水平高于公立学校教师。许多家长想以此摆脱公立学校学生负担沉重的处境。

但正如一名把儿子送到私立寄宿外语学校的家长所说，这些学校犹如‘高级瓶子装同样的酒’，他已把孩子送回公立学校。”

(本文摘自其它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欢迎读者来信讨论)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