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三月 10, 2007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邓小平秘录》

(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五日讯)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开始连载“邓小平秘录”,首先锁定一九八九年六月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文中指出,邓小平至死未对武力镇压一事留下反省或悔恨之词,但是,当年参与开枪命令的现职国家主席杨尚昆则在生前表示反省之意,承认共产党犯下最严重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

文中指出,二零零四年二月,暴露中国在前一年隐瞒国内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军方医院医生蒋彦永致函给温家宝总理等人,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信中提到的新事实引起瞩目。

报导指出,天安门事件发生当时,参与开枪命令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一九九八年死去以前,曾向蒋彦永说道,党(在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犯上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杨尚昆表示反省之意似在一九九六年左右。

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事件后逃出中国)曾向产经指出,邓小平的长男邓朴方曾为避免流血事件而行动。北京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之后很快地,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障者联合会”有四名职员前往天安门广场访问学生运动指挥总部,指出邓朴方为避免流血,希望和学生对话,要求派遣学生领袖出面。

“联合会”一名职员被留下来作为人质,吾尔开希本人则在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前往“中国残障者联合会”。应对的“联合会”干部向吾尔开希表示,政府势必动武,若想避免流血,将安排和主席的会面。吾尔开希是由于邓朴方表示想见学生领袖才出面,这名干部的发言与此有违,结果他未和邓朴方见面而离去。

吾尔开希表示,邓朴方派遣职员向学生运动总部转达的意见应是真的,但很快地改变主意。他猜测邓朴方是判断流血已不可避免。邓朴方虽未曾作何表示,但或许已知道他父亲的坚定决意。

文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四日凌晨,中国戒严部队对学生和市民开枪,造成三百人以上死亡的事件震惊全球,中国领导阶层完全孤立,改革开放停顿,中国陷于混乱和分裂的危机,这也是在武力镇压扮演中心角色的邓小平的危机。

中国后来的发展使得事件后的政权都肯定邓小平当年的决断,至今中国国内除公式的见解外,不准谈天安门事件,要求对该事件重新评价的人士都被置于严厉的监视下,当年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职的前党总书记遭软禁至死。一名中国老记者被引述指出,事件遭全面封锁是由于政权内部有看法认为大量杀害人民是作得过火。

文中指出,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虽经济发展,但为贫富悬殊和腐败的蔓延等严重的矛盾而头痛,该事件是政治改革受挫的主因之一,胡锦涛政权背负着邓小平留下来的正反两面的遗产。

邓小平秘录:搜集反党证据展开新反右派斗争 (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八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连载的“邓小平秘录”报导指出,邓小平认为专制手段的必要性,并经由搜集反党活动的证据而认为反右派斗争有其必要。

文中指出,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向当时的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等六名中共党领导人物指出,必要时非采取专制手段不可,这项谈话宛如邓小平针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决定武力镇压的状况而言。

报导说,邓小平是针对中共领导阶层对安徽合肥学生示威的处理态度软弱加以批评,胡耀邦于一九八七年一月遭解职,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三人遭开除党籍,当时包括方励之等三人在内,有约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遭迫害,斗争的指挥者是邓小平。

一九七八年开始每年有九成九以上的受迫害者恢复名誉,当时从事重新评价的是党组织部长胡耀邦,邓小平批评领导阶层的谈话显示出他对自由化思想的严峻态度。

根据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现身的北京市党委书记陈希同报告等资料指出,当时党全力搜集知识份子在集会中的言行及大学内发现的传单,作为策动动乱和组织准备的反党活动证据。

邓小平接获报告后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作法,有必要新的反右派斗争。

邓小平秘录:胡耀邦被出卖而放声大哭(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九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在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报导,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被解除党总书职务前一天的斗争批判会议结束后,在会场外为自己遭到至友出卖而放声大哭。

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连串的政治斗争,邓小平从一九七八年掌权后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由党最高地位纷纷被迫下台,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解除党总书记职务成为天安门事件的政治背景。

文中指出,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七名元老拜访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对安徽合肥学生示威运动姑息,邓氏遂于三十日召集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等六名发表谈话,指出必要时需使用专制手段。

拜会邓小平的七名党元老之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于次日三十一日在党中央学校以激烈口吻指出,“大学生若有三百万名,我们的解放军也有三百万名,敲破学生的脑袋,让他们知道我是谁!”。

胡耀邦是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他早在同月二日就提出辞呈,并在十日于中南海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对出席的中共要人自我批评,随后到十五日结束为止一直成为与会者批判的对象。

“民主生活会”散会后,胡耀邦由于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而在会议场所的怀仁堂外放声大哭,原因是他被视为至友的党中央规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王鹤寿出卖,后者暴露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同时连政治局员万里和赵紫阳之类的改革派都对他加以批判。万里在会后对胡耀邦表示同情,当晚把胡爱吃的狗肉送到胡宅。

根据党宣传部长朱厚泽的证言,为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并由赵紫阳暂时代理而召开的扩大政治会议是由邓小平主持,最后由陈云发表很长的演讲,结束后进行表决,政治局员以外的元老也参加,结果一致通过决议。党的最高层人事并非由中央委员会召开大会来表决而是经由变通的会议决定。陈云随后提醒与会者,指出这是项合法的会议。

胡耀邦与刘宾雁

邓小平秘录:保守派斗倒胡耀邦但未全面胜利 (中央社张芳明)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今天连载的“邓小平秘录”,中国共产党保守派虽在一九八七年一月斗倒党总书记胡耀邦迫他下台,但由于邓小平让总理赵紫阳接下胡耀邦留下的空缺,保守派并未全面获得胜利,后来保守派和革新派升高对立,元老们决定设法把赵紫阳也搞下台。

文中指出,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共高层在对胡耀邦进行斗争会议的“民主生活会”上,对胡以最严厉口吻最长时间的演讲展开攻击的是当时的保守派理论家,党中央书记邓力群。随胡耀邦之后,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也被解职,但是,由于邓小平选赵紫阳接任胡耀邦,保守派并未全面胜利。

当时传闻赵紫阳曾坚决拒绝就任代理党总书记,他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接受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访问时表示,他真的不想成为总书记,希望(以总理身份)从事经济改革,但同时表示,他未坚持自己的意见是由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他是比其他人较佳的继任人选。不过,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目前住在台湾)和吴江则认为胡耀邦下台是赵紫阳搞的阴谋。

秘录指出,邓小平针对思想和文化面的问题是支持保守派,但并未让保守派担任要职,对邓氏来说,经济建设才是一切,因此需要的不是保守理论家,而是改革的务实家。

担任代理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同年十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党大会的政治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主张全力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邓小平的想法完全一致。根据杨继绳的著作指出,保守派重镇陈云希望邓力群能担任总书记,王震察知陈云的意见而为有利邓力群展开活动。改革派的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发觉此一动向而怀有危机感,遂和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商量,致函邓小平。

李锐在信函中除指出邓力群是一贯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主义者之外,并暴露他在延安时代曾私通自己太太的恶行,反对邓力群担任中央的职务。邓小平经由赵紫阳获得此信后指示:一,解除邓力群的职务;二,让邓力群成为政治局后补委员;李锐不要对邓力群进行报复。

在党大会前内定的新领导阶层草案中,邓力群原被列入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内,成为候补委员是相当于降级,结果,党大会时,邓力群在中央委员选举落选,不要说是总书记,连政治局后补委员都未当上。陈云对此极为不满,大叫全都是李锐和鲍彤搞的鬼。第十三届党大会之后,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裂缝加大,党元老们决定设法把赵紫阳搞下台。

邓小平秘录:邓和赵紫阳合作深谋改革(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二十一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邓小平和赵紫阳合作深谋改革,中国在政经面大胆改革是两人的合作,背后是两人的信赖关系,但是后来如何发生变化成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重点所在。

文中指出,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在一九八七年秋天的第十三届党大会不仅在中央委员选举落选,连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也落选,相对地,一月被解任的胡耀邦则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并在随后的一中总会获选党政治局委员。

邓力群后来在回忆录中指摘赵紫阳是阴谋家,并指出赵紫阳的目的若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无法实现,邓力群的指摘就整体看邓小平决定武力镇压民众的天安门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在政经面大胆改革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合作,背后是两人的信赖关系,后来如何发生变化成为天安门事件的重点所在。

第十三届党大会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的中共八名元老有七名引退,只有政治局委员杨尚昆获选连任,这是邓小平迈向实现很早就主张的废止终身制和干部新陈代谢的一步。

邓小平早在一九八零年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就强调废止终身制的必要性,八二年设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同年九月的第十二届党大会新设由老干部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老人统治并未改变,政治局员二十五人中只有一人未满六十岁,政治局常委六人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未满七十岁。

胡耀邦的智囊吴江在著作中指出,中共在邓小平主导下于一九八六年开始检讨领导人年轻化等改治制度改革。赵紫阳曾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访问时透露,一九八六年二月,胡耀邦拜访他,传邓小平指出,“(我)将于十三届党大会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会主任,你也辞去党总书记来接顾问委会主任。”胡向赵接着指出,若是如此,将可带动大批老同志退休。

邓小平在十三届党大会率先辞退中央委员,其他元老追随而实现大幅年轻化,邓氏只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的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除赵紫阳以外都是新任。邓小平曾提议让积极改革派的万里和田纪云也成为常委,但遭保守派反对而作罢。后来在处理天安门学生示威,赵和胡是柔软派,李和姚是强硬派,乔石则是中立派,反映出政治局常委人事是保守革新两派妥协的产物。

由邓力群的落选显示,若在改革派大优势之下进行投票选出政治局常委的话,姑且不论被内定为下任总理的李鹏,七十岁的姚依林势将落选,如此一来将引起保守派的反弹而对改革造成妨碍,八十三岁的邓小平把“富强中国”的梦想寄托在赵紫阳身上,为营造实行改革的环境而绞尽脑汁。

邓小平秘录:方励之公开信引发保守改革对决 (中央社)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遭逮捕事件对邓小平具有特别的意义,胡耀邦曾要求不要对魏京生处以十五年重刑,但未被邓小平接受,方励之要求释放魏京生激怒邓小平,使中国发展形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决。

文中指出,邓小平时代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遭文革迫害者占据中枢要位,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由文革路线转为改革开放路线,邓氏为夺权有必要打倒毛泽东谬论。在理论斗争中最活跃的是胡耀邦,知识份子在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时不是系狱就是毫无力量,但在一九八九年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则扮演重要一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天文物理学者方励之由於煽动合肥学生示威罪名而遭党除名,但他仍继续推动民主运动,一九八九年一月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这项要求激怒邓小平,次年二月老布什总统访中时,中方阻止应邀参加的方励之出席,原因是魏京生事件对邓氏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攻击毛派理论后赢得年轻一代强烈支持,发展成为要求民主化的大字报运动,邓小平最先是支持大字报,但魏京生将指责箭头指向邓氏后遭邓氏下令逮捕。秘录引述目前住在台湾的胡耀邦前智囊之一的阮铭的发言指出,魏京生被捕时,胡耀邦并未希望重罚,一听到判刑十五年的消息后大吃一惊而追问邓氏,但由於量刑是由邓氏决定,胡氏毫无办法。

邓小平政治论理精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魏京生被捕的同时发表,核心是「党的领导」,亦即坚持一党独裁体制,攻击邓小平是「新独裁者」的魏京生也可说是导致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产生。

方励之的公开信刺激改革派知识份子,要求释放政治犯和民主化的公开信接二连三出现,而在此之前,令知识份子提高警觉的是电影纪录片「河殇」问题。这部作品揭发中华文明的封建制和黑暗面,要求改革,六月中旬在国营电视台放映,引起很大?响,但进入七月,开始出现反弹,党宣传部虽驳回再放映申请,但赵紫阳大力称赞作品,默认上海等地方电视台的放映。

赵紫阳的作法激怒保守派元老国家副主席王震,大骂前者,九月以后攻击更趋激烈。中国的文艺作品常成为论争的火种,政争的工具,河殇问题升高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发展成为对政权的批判,方励之的公开信则成为保守和改革对决的导火线。

邓小平秘录:邓给赵最后警语中国不能乱(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二十四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正在连载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与总书记赵紫阳会谈,其中提及“中国不能乱”一事,等于是邓给赵的警讯,这也成了邓、赵两人的最后对话,四十二天后改革派前总书记胡耀邦猝死,引发天安门事件悲剧。

秘录中提及,中国前外长钱其琛于二零零三年所出版的“外交十记”一书相当出色,其中透露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第二次)之后的七月初时,美国总统特使史考克罗密访中国的内幕。文中指出,美国总统布什盼邓小平理解他所承受来自国会的压力,要求邓小平能软化强硬的姿态。

但是邓小平直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若加上抗美援朝的二十五年间,牺牲了两千万人的性命才好不容易获胜,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任何势力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

产经刊载的秘录说,这是邓的绝对信念,与中国保守派元老看法相同,所以必须镇压足以危及一党独裁的要求自由化、民主化声浪。一九八八年秋天以后,改革派因不满赵紫阳失权而动作频频,共产党内于是开始出现将赵拉下台的动作。

秘录中提及,邓小平于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出发赴上海,期间与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先念密谈。二零零四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写说邓、李于一月二十三日会谈,但未写出内容。秘录中说,邓停留在上海直至二月十六日,期间做了重大发表,亦即苏联共产党书记长戈巴契夫将于五月访中,此事对六四天安门事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秘录也指出,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表明“压倒一切才能安定”,这也是后来上台的江泽民政权的口号。此事收录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其中言及避免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过度的批评,因为否定毛泽东形同否定他所建立的共产党中国。

秘录说,“邓小平年谱”写道当年三月四日邓小平将赵紫阳叫到自家会谈,“邓小平文选”也以“中国不能乱”为题收录,只是注中写的是“与中央责任同志的谈话”。

秘录写道,邓小平是在对赵紫阳发出警语,告诉他说实施现代化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最重要的是安定。邓小平说,中国不能乱,若三百六十五天搞示威,什么事都做不了,外资也不会进来。

秘录说,邓小平并非对赵紫阳完全失去信赖,但这番话却成了两人的最后对话,在这四十二天后,改革派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猝死,悲剧就此开始。

邓小平秘录:茅台酒瓶问题成反革命开端(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二十五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透露,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由中国法政大学主导,为追悼胡耀邦而进行献花行动中的茅台酒瓶问题,被中共当局作为“反革命煽动”的开端;十八日晚上前往中南海要求与李鹏总理见面的学生和警卫发生冲突,成为天安门事件悲剧的序曲。

文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死亡升高中国国内政治社会情势的不安,造成许多人预感可能引起某种骚动;但是,想必没有人会预测到后来会发展成为那么大规模的运动。

胡耀邦去世第二天的十六日,北京大学出现大量的大字报,不过学生很少;但是,十七日中国法政大学职员学生发动追悼大会后情况为之一变。十七日下午,先是六、七百人迈向天安门广场,沿途市民加入行列;傍晚时广场上出现了四、五千人,大学生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并合唱革命歌后解散。

这项示威行动后来被作为“反革命煽动”的开端,原因和当时在挂在祭祀英灵花圈下的茅台酒小瓶有关。中共有关当局指出,“小瓶”与“小平”同音,示威份子的行动是侮辱攻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十七日深夜,集合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近千名学生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十八日凌晨四时左右抵达广场,途中,人民大学及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加入而增至数千名;其中大多数在有关当局劝导后搭车回校,但是有近两百人留下,热烈讨论今后的对策。

这些学生讨论的结果决定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意见书,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等七项要求。当时被选为学生代表的是后来成为学生运动最高领袖的北大学生王丹。王丹在十八日上午八时左右前往全人代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并要求见常委会高层,结果当天傍晚才由常务委员刘延东收下请愿书并表示将转送全人代。

当时,各大学的示威队伍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加上看热闹者,十八日晚上九时左右,集结在广场的人士近两万人。北京的动向也很快地影响其他地方,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十八日开始出现追悼胡耀邦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特别是西安出现学生和警察冲突的事件,北京则未出现混乱,示威的口号主要是追悼胡耀邦。

十八日晚上十一时前发生的事件成为造成情况变化的最初事件。约两千名学生集结在中南海正门的新华门,要求和李鹏总理见面,并计划冲入,而和警卫发生冲突,响起天安门事件悲剧的序曲。

邓小平秘录:邓为什么削去赵紫阳实权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报导,邓小平和赵紫阳合作深谋改革,中国在政经面大胆改革是两人的合作,背後是两人的信赖关系,但是後来如何发生变化成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重点所在。

文中指出,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在1987年秋天的第十叁届党大会不仅在中央委员选举落选,连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也落选,相对地,1月被解任的胡耀邦则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并在随後的一中总会获选党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早在1980年接受义大利记者访问就强调废止终身制的必要性,1982年设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同年9月的第十二届党大会新设由老干部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老人统治并未改变,政治局员25人中只有一人未满60岁,政治局常委六人中,只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未满70岁。

邓小平在十叁届党大会率先辞退中央委员,其他元老追随而实现大幅年轻化,邓氏只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的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除赵紫阳以外都是新任。邓小平曾提议让积极改革派的万里和田纪云也成为常委,但遭保守派反对而作罢。後来在处理天安门学生示威,赵和胡是柔软派,李和姚是强硬派,乔石则是中立派,反映出政治局常委人事是保守革新两派妥协的产物。

由邓力群的落选显示,若在改革派大优势之下进行投票选出政治局常委的话,姑且不论被内定为下任总理的李鹏,70岁的姚依林势将落选,如此一来将引起保守派的反弹而对改革造成妨碍,83岁的邓小平把「富强中国」的梦想寄托在赵紫阳身上,为营造实行改革的环境而绞尽脑汁。

报导指出,赵紫阳对於中国的政治改革,认为为了国家长期安定,有必要确立民主政治和根除文革重现的根,邓小平表示同意,只反对引进西方国家的叁权分立,後来由於物价改革引发的风波,造成担任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失去实权。

文中指出,赵紫阳由於1970年代後半在四川省农村改革展现实绩而於1980年被提拔为总理,他和邓小平在推动改放,保障人民衣食住丰足的看法相同,但两者在政治改革有微妙的不同。

赵紫阳以邓小平的信赖作为後盾,全面推动改革开放,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任总理的李鹏的活动报告内容清一色是改革开放,并提到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当时,中国有国家的统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重物价制度,引起日增的不满,邓小平决定加以自由化。

1988年夏天,中国实施价格改革引起的风波造成党总书记赵紫阳的地位大为动摇,保守派展开把赵紫阳赶下台的行动。

文中指出,1988年夏天,中国在邓小平主导下的价格改革造成物价高涨,同年9月决定转换经济政策後,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开始出现隔阂。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整顿经济秩序,改革过急往往是错误的根源。5月曾表明大胆推动价格改革的邓小平变得宛如另外一个人,显示物价改革发生的问题对他造成的冲击,反对改革的陈云提高了其存在感。

当时的中国每次改革开放发生问题,保守派批评的箭头并非指向邓小平本人而是针对其「代理人」,邓小平也加入批评其「代理人」的行列,物价风波大大地动摇了赵紫阳的地位。

邓小平秘录:赵紫阳对学运乐观未防备保守派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胡耀邦去世后学生发动示威,中共当局很快就加强警戒,并进行打击,相对地,前党总书记赵紫阳却对事态发展不可解地乐观,未防备保守派的攻击。

文中指出,中共前党总书记胡耀邦死后的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深夜,大陆学生前往新华门要求和当时的总理李鹏见面而静坐至十九日早上,并企图闯门,是造成追悼胡耀邦行动出现显着变化的开始。十九日上午静坐者虽一度解散,但随后再次集合,到二十日凌晨和警卫持续小冲突。

根据后来中国记者发表的着作显示,十九日晚上有十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虽尚未直接批评中共当局,但以要求民主化和扑灭腐败等进行间接的批评,学生的这种活动被视为由追悼胡耀邦转为批评中共领导者。

两天前的十七日傍晚,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参加中南海会议后回报社指示,中共当局决定胡耀邦的葬礼,二十一日举行十万人出席的告别式,二十二日举行四千人出席的追悼大会。但是,晚上九时,钱李仁电话报社指出,中共上层最高指示决定取消二十一日的告别式。

十八日,政治局常务委员乔石在中南海会议上指出,少数人引发骚动,要求警戒别有居心者在背后煽动,并指示不要报导街头运动,特别是不可刊登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务书记刘延东曾在会议问到二十一日何以取消告别式,乔石说明指出,并非正式决定。

十八日的会议上本来允许报导工作单位内的追悼活动,但十九日被通知禁止报导,并不可刊登胡耀邦生前的照片,显示出中共领导当局和大众对决的气氛越来越高,报导增加了困难度。

二十日新华社发表专文,严厉谴责学生示威行动和新华门事件,充满杀气腾腾引起内外强烈反应的这篇专文并非新华社记者执笔而是来自外人,新华社上层表示事先并不知道。这篇专文造成新华社接到三百通以上的抗议电话,社内议论沸腾,谴责这篇歪曲事实不知羞耻的文章。被认为是李鹏指示的这篇文章的出处经过迄今不明。

这篇文章不仅造成学生要求报导的自由,并引起学生的愤怒而扩大示威运动,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调出自于此,成为后来发展成党中央分裂的起点。

由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当局的演说和文件可看出,学生示威运动一开始,就强烈警戒一部份想颠覆政权的别有居心者。保守派的李鹏等人察觉到学生运动可能导致要求让改革派的赵紫阳总书记恢复权限,因此拼命打击学生运动,相对地,赵紫阳却是令人不解地对事态乐观,没有防备。

邓小平秘录:赵紫阳误算保守派学运政策(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二十八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在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报导,赵紫阳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前学生运动的看法和保守派形成对立,他认为学运发展有利自己夺回实权,未料到保守派对学运采取强硬对策,他的误算造成了后来自己的下台。

文中引述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大会结束后,赵紫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站着谈话,他表示将于次日访问北韩,询问邓氏的指示,后者要他好好向金日成问候。

赵紫阳随后指出,已向政治局提出三项建议,追悼会结束后要断然阻止学生示威,严惩破坏行为,以及对学生主要以指导为主进行各层次对话,邓小平表示同意。赵氏接着表示,访问北韩期间,党中央事务交给李鹏总理负责向邓氏提出报告。

随后,李鹏问赵紫阳是否在出访前夕的二十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旁的北京市党书记李锡铭也指出,党中央有必要作出明确决定,赶快阻止学生示威运动的发展。赵紫阳回答表示,已无时间,学生示威问题应无须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指出他已向邓小平说明三项对策并获得同意。

赵紫阳对李鹏等重覆三项对策,并加上一句,强调无论如何必须避免流血事件,一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表示赞成赵紫阳的意见。李鹏表示赞成赵紫阳的三项意见,并指出若有重大情况会随时通报。表示没有时间召开会议的赵紫阳却于二十三日下午启程前往北韩之前,前往北京郊外的高球场打球。

赵氏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大会针对李鹏指控他容忍放纵学生示威辩解指出,学生要求拥护宪法、推动民主及反对腐败等与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上一致,学生的热情贵重,社会各界的支持很高,他个人认为要平息骚动有必要回应学生的声音。

“秘录”指出,在针对学生示威运动是采取“无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用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阴谋的看法抑或是学生只是为改革开放造成社会矛盾提出异议的看法,赵紫阳是立于后者的观点,和一九八七年一月被解职的胡耀邦是同一立场。

渡过无数权力斗争考验且深知邓小平等元老保守思想的赵紫阳何以作了危险的选择?文中引述赵紫阳于公元两千年五月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发言指出,公安人员针对四月十八日学生前往新华门示威事件拍摄的录影带显示在队伍前面的数百名学生遵守纪律,且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大会,虽有数万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但整体而言是守秩序,并未发生任何事情。

“秘录”指出,赵紫阳对学生示威情况的看法和李鹏等保守派形成对比,他私下一定认为学生运动是针对保守派而有利于自己,提供挽回一九八八年秋天以后所失去实权的机会,若访问北韩期间,事态能够加以收拾的话最好,否则将是轮到自己表现的机会。

赵紫阳的误算是他出发前往平壤不久,李鹏总理等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方针,封锁学生示威运动,当时最高权力者支持这项方针。

邓小平秘录:保守派决定制压学运(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一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中共党总书记赵紫阳对学生运动向党提出较具弹性的对策后,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启程访问北韩,随后,学运的情况出现变化,留守的李鹏总理等保守派掌握主导权,在获得邓小平的同意下,决定对学运采取坚决制压的手段。

“秘录”指出,党总书记赵紫阳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搭乘专用列车由北京启程前往北韩访问后,留守的李鹏总理等保守强硬派就掌握了主导权。赵氏出发的次日,学生民运的状况一变,北京二十一所大学的四十多名学生在“圆明园”会合,决定成立“北京市学生临时准备委员会”,商议罢课和派遣组织干部前往地方的事宜。

北京市书记李锡铭和陈希同市长获知此一情报向中南海报告有必要尽早采取对策。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李锡铭报告,学生运动越来越严重,已有三十九所学校的五万名学生参加,最凶暴的是北大的一部份,由方励之的太太李淑娴下指示,方励之则扮演学生与外国媒体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真相”指出,万里接到此一报告非常吃惊,前往和李鹏见面,李鹏当晚召开政治局常委非正式会议,听取北京市党委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报告,由于会上是清一色的强硬派言论,改革派的万里和田纪云只有默不作声。

天安门事件后的六月三十日,陈希同在全人代报告时指出,四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学运是由少数人操纵与策划,党面对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因此决定由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邓小平年谱”记载,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拜访邓小平,报告前一天常委会议内容。邓氏表明完全支持常委会的决定,并发表讲话指出,此非通常的学生运动而是动乱,需以强烈手段加以制止,不要担心国际的反应,中国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才可获得真正的名誉。

邓氏接着指出,有必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使用人民民主专制的手段,刊登社论,并有必要立法,准备全国性斗争,坚决制压动乱,这次的动乱是完全性计划的阴谋活动,重点是否定共产党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背后有黑手及其打手,方励之夫妇是典型。

邓小平的讲话和前一天晚上的常委会决定在二十五日当天晚上转告人在平壤的赵紫阳,这项决定是与两天前赵氏提出的“三项意见”完全相反的强硬路线,赵氏于二十六日早上回话表示完全同意。

邓小平秘录:人民日报社论反使学运全面化(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二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人民日报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发表谴责中国大陆学生示威运动的社论不仅未达到威吓目的,反而促使一度呈现分裂情况的各大学学运迈向全面化,加上,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受到中共当局镇压,知识份子也展开行动。

“秘录”指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标题“反对旗帜鲜明的动乱”的社论,断定学运是有计划的阴谋动乱,是少数别有居心者利用学生反对党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表示坚决反对。这篇社论完全是邓小平二十五日谈话的内容,未反映三天前赵紫阳的“三项意见”。赵紫阳后来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指责李鹏歪曲事实欺骗邓小平,诱使后者发表镇压学运发言。

邓小平曾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学生运动对胡耀邦等发表内容主调相同的发言,次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对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自由化”后,学生示威运动趋于平静。但是,一九八九年的学运情势相反,社论一出来,反而重新点燃由于内部意见对立而一度失去目标的学运,并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人民日报刊登问题社论前夕的二十五日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先行播放内容后,王丹在北京大学召开“民主沙龙”讨论对策,各大学的学运迈向全面化是在社论发表当天的二十六日,学运人士呼吁二十七日一起前往天安门进行示威,北京市内有数万人在市内示威游行至傍晚,市民沿道欢呼,送给学生饮料乃至于捐出现金。

就在那个时候,知识份子也展开行动,背景原因是上海最进步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遭到镇压。

邓小平秘录:邓图以社论阻止学运是误算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以人民日报刊登指控学生运动社论和解除上海周刊“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方式企图阻止学生的民主运动是项大误算,反而使得学生和知识份子联手,使事态更趋严重。

“秘录”今天报导,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学生运动定位为“动乱”,引起学生的反弹,次日出现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当时学生高举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和“维护社会主义”,令采访的中国记者感到困惑。

其实这是学生方面针对人民日报社论的指控采取的高级战术,表明并非反体制运动,而是要求消灭腐败和确立民主政治和法制,这项口号获得不关心政治的学生和一般市民的共鸣。

天安门事件后被以“反革命阴谋的黑手手下”罪名判刑十三年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主要成员王军涛在二零零四年刊登的专文指出,他虽避开直接参与追悼胡耀邦的示威,但应北大学运领袖要求提出建言,忠告示威运动保持行进的秩序以避免镇压。

王氏所属研究所的成员也在当时由“观察”学运转为“支援”学运,背景原因是被视为当时最进步新闻的上海的周刊“世界经济导报”遭到镇压。由已故的当时总编辑兼社长钦本立负责的这份周刊于四月十九日和月刊“新观察”共同主办追悼胡氏的座谈会,有二十多位著名知识份子出席,并计划于四月二十四日在追悼胡耀邦特集刊出会议内容。

造成问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等发言批评党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解除胡耀邦的职务,要求恢复胡氏的名誉。上海市党宣传部在特刊发行前一天下午获知内容,当时的市党书记江泽民指示将问题部份删除,但钦本立拒绝,上海市决定禁止这份周刊发行,但已印好的一部份则已对外发送,江泽民于人民日报问题社论同一天的二十六日将钦本立解职。

江泽民由于这项表现赢得邓小平等元老的信赖,是使得他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提拔为党总书记的重要理由,但是,这项事件也引起知识份子和媒体界人士的强烈反弹。严家其等三十三名知识份子和北京的媒体界人士数百人连署对上海市党委的抗议文于二十八日发表,知识份子的危机感和学生要求报导自由结合在一起。

中共党中央意图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来收拾学运,未料反而造成事态的扩大,对邓小平来说是一大误算。赵紫阳在二零零零年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指出,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决定发布戒严令和他本人事实上下台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邓小平向李鹏表示,不要再度出现造成他发动戒严令的事态。

人民日报刊出问题社论后的情势令元老们感到不安,前全人代常务委员长彭真电话指示党中央办公室(当时的主任是温家宝),要求党中央自制,不要扩大矛盾。中共当局于二十八日改变态度,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是,二十九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作法对学生造成刺激,因为获准参加对话的四十五名学生之中,有四十三名是与政府息息相通的官派学生会的成员。

正当李鹏等保守派被迫处于守势之际,赵紫阳结束了访问北韩之行于四月三十日返回北京,揭开了保守派和改革派激烈斗争的序幕。

邓小平秘录:李鹏赵紫阳常委会上针锋相对(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四日讯)

产经新闻连载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五月有两件国际大事,倘若学生运动处理不妥,共产党的领导力将备受考验。常委会上,赵紫阳希望尽可能因应学生对民主化的要求,但总理李鹏却与赵意见相左起敌意。

由伊藤正撰写的“邓小平秘录”刊载,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结束七天的平壤访问返国,李鹏到北京车站迎接并告知赵翌日将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赵在二十三日出发前往平壤前,提出“三项意见”以期平息学生运动,但李鹏的强硬政策使得事态扩大,导致赵对李颇为不满。

“秘录”引述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专访赵紫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指出,邓小平讲述强硬方针的四月二十五日的谈话,听说不受好评,邓对自己的谈话被披露感到不悦。此外,赵紫阳受专访时说:“李鹏也在四月二十七日大规模示威活动之后,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失败的,但仍拼命维护该社论,他们最怕的是我不支持社论”。

“秘录”根据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简称“真相”)一书指出,五月一日下午,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赵首先表示,有关学生运动,他支持邓的谈话与二十四日常务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在这之前,赵在平壤就表态“支持”,以期整合领导阶层,挽回主导权。

另一方面,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大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连”)成立,预定在五月四日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示威。五月一日高自连的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召开记者会,向北京政府提出推动民主化运动的七项要求。

“秘录”指出,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在会上报告说,上海知识份子和新闻记者不满“世界经济导报”(四月二十六日总编钦本立遭解职)遭打压事件,上海的大学方面情势紧迫。赵也批评说:“上海市党委的处理太草率”,但赵表示,既然是党中央支持如此做,还是得维护。秘录说,这是赵不希望强硬派面子挂不住。

“秘录”也引述“真相”一书指出,五一的常务委员会上,由赵主导议程,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成为关键。杨说,五月有两件国际大事,亦即,四日中国首度举办亚洲银行开发会议(ADB)与中旬苏联共产党书记长戈巴契夫的来访。杨说,若学生运动处理不妥,在国际上的影响极大,党的领导力备受考验。因此,希望提出有利的战略,透过对话,指导学生并避免矛盾扩大。

于是,赵表示将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出政治改革方针,以让学生重返教室。政改方针的演说重点为:一、确实掌握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四原则),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认为虽不采西方的多党制,但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将加以因应。

不过,李鹏强烈反驳赵的看法,他认为学生示威运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有部分学生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求自由化,攻击邓小平同志等人,这是在持续搞非法的运动。

“秘录”说,会议就在赵、李两人意见严重冲突之后闭幕,两人之间的敌意也就此点燃。

邓小平秘录:反扑致赵紫阳路线成梦幻(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五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五四运动”显示出四月底人民日报主论的强硬路线出现破绽,中共转向总书记赵紫阳柔软路线明显化,学生运动出现和平终止的希望,但是,随后由于保守派的反扑,赵紫阳路线成为梦幻。

“秘录”指出,赵紫阳在五四前一天的演讲表明推动改革和建设的决意,强调社会安定的必要性,对学生的改革要求肯定为爱国的行为,没有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那种高压的表现。这项发言带给学生好感,五四当天数万学生在北京市中心的游行井然有序,学生们的表情开朗,集合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政府对话后宣布中止罢课,次日开始返回学校上课。

五月四日下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赵紫阳接见各国代表,针对学生示威指出,学生是批评政策运作的缺点,并非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体制,难以避免少数人利用运动图引起动乱,但确信示威已迈向结束,不会成为动乱。赵的这项发言后来成为他的罪状。

天安门事件后的六月二十三日,总理李鹏在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四中全会)提出赵紫阳的罪状时,严厉指责后者在五月四日的发言是鼓舞策谋动乱者。然而,实际上五月四日内赵紫阳的讲话赢得党内压倒性的称赞和支持。

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李鹏曾在五月四日称赞赵紫阳的讲话内容,并表示次日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时将表达相同的看法。事实上,李鹏在次日的会谈向亚银代表作了相同内容的发言。

赵紫阳当时曾对李鹏表示,使用柔软的语调是为促使学生示威早日结束,让外国资本家确信中国的安定,他向后者探寻修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可能性,但是被以这篇社论是根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及邓小平讲话内容为而遭到拒绝。

赵紫阳为改变社论将学运定位为反党动乱的定义,打电话给友人、新华社香港分社主任许家屯,请他来北京一趟。许家屯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指出,五月三日和赵紫阳见面,两人对情势的分析和意见近乎一致。赵接着提出四二六社论问题指出,常委中,乔石和胡启立赞成他的看法,问题出在李鹏和姚依林,拜托许家屯协助拉拢与邓小平有深交的国家主席杨尚昆。

五月四日,许家屯前往杨尚昆家,杨完全同意许转达的有关赵的看法,并称赞赵紫阳对亚银代表的发言,但是对要求邓小平改变四二六社论的主张表示有困难,指出他可试着向邓小平说,但以邓小平的性格恐不会接受。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的“六四内部日记”指出,五月四日,社长钱李仁通知编辑部,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两度来电话,指出赵对亚银代表的谈话极为重要,要求在版面上大加报导。人民日报在五日以头版头条报导这则消息。

赵紫阳在五月三日的演讲,四日对亚银代表的发言内容都是鲍彤起草,反映出赵让学生运动迈向结束的强烈决心,若是成功的话,赵将可重回权力中心,出现全面推动改革的可能性。赵紫阳掌握趋势是事实,但是,挡在前面的四二六社论是道很厚的墙壁。

前年秋天前往杭州别墅静养的保守派大老,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于五月七日回到北京,不久,保守派开始对改革派进行反击。

邓小平秘录:老爷子为了民运对策态度犹豫(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六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党总书记赵紫阳对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大会说明对大陆民运的看法后,拟以对话来收拾事态,邓小平对民运对策曾态度犹豫,学运领袖王丹等采取绝食抗议行动使得情势为之一变。

“秘录”指出,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在北京召开理事总会后,党总书记赵紫阳有意经由对话收拾学运。中共于八日和十日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决定促进与劳工界、媒体和学生的对话,早日召开全人代常委会及检讨处理腐败和民主政治建设具体案。全人代常务委员长万里决定六月二十日前后召开常委会。

中共党中央对民运改以柔软路线因应并非未遭到保守派的抵抗,且在社会各界引起复杂的反应,多数学生回到教室,五月八日时,只有北大等少数学生继续罢课,反应最敏感的是媒体界和知识份子,五四以后,要求新闻言论自由的气势增高。

五月九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千名以上新闻从业人员要求和政府对话的信函,新闻报导和社论也出现很大的变化,支持赵紫阳路线的色彩升高。人民日报高层在内部达成共识,采取慎重态度未像中国青年报那样积极报导,主要是担心这种作法会提供反对赵紫阳讲话的藉口而挑拨激化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矛盾。

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杨尚昆国家主席于五月十一日和邓小平见面,指出王震虽反对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内容,但是这项讲话确实有助使得示威趋于平静。邓氏则指出,李先念和王震等元老曾来电话要求他留意赵紫阳讲话。他接着指出,数天来一直思考到底是柔软对策还是强硬对策有利于解决问题。

杨尚昆随即向邓小平试探修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强硬路线的可能性,表示赵紫阳希望能稍微淡化社论的语调。邓氏只回答表示有意了解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并未表示反感。

当时邓小平脑中最在乎的是四天后苏联共产党书记长戈巴契夫的访中,他和杨尚昆有相同看法,认为历史性的中苏和解不宜在民运示威中进行。

就在邓小平对如何处理民运表现出犹豫之际,北大的王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等激烈派学生领袖开始焦躁,主要是由于五月四日以后学运内部出现分裂而失去方向性。他们为了夺回学运主导权采取激烈的战术,进行造成情势陡变的绝食行动。


邓小平秘录:保守派主张不能对民运让步 (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九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在邓小平家召开的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事 实上决定了北京宣布戒严令和党总书记赵紫阳的下台,赵紫阳在会上反对戒严令而表达辞意,显示他看清戒严令将导至动武。

「秘录」指出,与会者多数表示,当前的情势极为严重,绝对不能对民运让步,和主张撤回或修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定位学运动乱的赵紫阳的意见对立。会上决定对北京部份地区实施戒严。

对赵氏表示理解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上指出,若让步将造成堤防溃决。邓小平表示宜下戒严令,并徵求与会者的看法。以观察员身分出席的薄一波提议表决,结果李鹏和姚依林两票赞成,赵紫阳和胡启立两票反对,乔石弃权,邓小平的一票具有了决定权。

赵紫阳在会上突然表达辞意,薄一波和杨尚昆表示慰留。十八日上午,赵紫阳和李鹏等前往市内医院探望绝食学生后,赵回家写辞呈,但杨尚昆仍然慰留,拒绝收件。

赵紫阳在一九九一年对友人宗凤鸣指出,他的辞职是不想在历史上留下丑名。他的发言显示已看清楚戒严令势必造成动武。他后来在接受访问也承认,向访中的苏联共产党书记长戈巴契夫透露「邓氏是最高决定者」的党秘密决定是造成北京下戒严令的导火线。

党秘密决定暴露后,知识份子和学生对邓小平的攻击一天比一天激烈,邓小平想必重新忆起文革时代挨红卫兵批斗的恶梦。毛泽东指出枪杆里出政权,邓小平也示意经由枪杆来保护政权。

邓小平秘录:赵紫阳向绝食学生抱歉来迟了(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清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流泪表示歉意的作法激怒邓小平,决定下戒严令,学生当晚宣布中止绝食后的三十分钟,中共发表实施戒严令,新的一幕开始上场。


“秘录”指出,胡耀邦解任两年四个月的一九八九年五月,邓小平又失去了他的改革帮手赵紫阳。四面楚歌的邓小平依赖的是解放军。决定戒严令和赵紫阳表明辞意次日的五月十八日,邓小平召集元老会议,恢复了“元老政治”。元老们严厉谴责赵紫阳,坚持支持戒严令。

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元老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凌晨零时开始实施戒严,国家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十八日下午召集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在派兵命令书上签名,杨氏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下令北京、沈阳和济南军区司令官派兵,十九日晚上,一部份部队秘密开始向北京移动。

天安门广场学生仍在绝食,但示威的主体已非学生,而是劳工及一般市民。十九日凌晨五时前,赵紫阳和李鹏等在未事先通知下出现在绝食学生前面,赵表情憔悴,拿着扩大器向学生表示抱歉来迟了。他指出现况严重,党和国家非常着急,希望学生中止绝食。

学生之间响起热烈的鼓掌声,并可听到呜咽声,大家争着和赵紫阳握手和签名,当时谁也未想到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真相”报导,邓小平当天早上看到电视播放赵紫阳的镜头后极为生气,立刻把杨尚昆叫到家里,指出赵紫阳痛苦的脸上流泪带给了遭到迫害的印象,违反组织原则。杨尚昆回答指出,赵紫阳的作法是公开党的分裂。邓小平表示决定下戒严令,既然赵紫阳不合作,没有其他方式可行。

担任绝食团总指挥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柴玲,成功地说服绝食学生宣布中止绝食是在五月十九日晚上九时,三十分后,位于北京市西北郊外的国防大学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发表实施戒严令。新的一幕开始上场。

邓小平秘录:民运对万里的期待遭到出卖(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三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曾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万里表示期 待,结果遭到出卖而落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严令后,全无同意学运要求的气氛,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日益增高。

“秘录”报导,新华社当年五月十七日报导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发言肯定学运升高了社会对他的期待。万里谈话被报导的当天,北京有一百万人示威,谴责邓小平和李鹏的强硬态度,声援绝食学生达到高潮,中共宣布戒严令之后,民运对政府的抵抗色彩更趋浓厚。

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指出,赵紫阳于五月二十一日经由秘书鲍彤要求万里早日返国,社会各阶层和学生对万里的期待升高,学生计划二十五日热烈欢迎万里返国,但是,这项期待遭到出卖。

万里虽提早于二十五日凌晨返国,但是并非回到北京而是上海。没有人相信新华社所报导的,万里是为治病,两天后万里表明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万里的返国问题显示元老主导下的强硬派正在控制局势,加强对各方面的取缔,并着手准备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出现戒严令之后最大规模的数十万人的示威后,中共有关当局下令各部门和工作场所禁止示威,二十四日以后,参加示威者急速减少, 中共元老们的动向也逐渐明显化。大陆知识份子预感党中央行使武力的行动已接近,继续说服学生撤出广场,学生也曾决定撤出广场,但是悲剧仍然发生。

邓小平秘录:六四悲剧是学运卷入权力斗争(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八日讯)

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的“邓小平秘录”今天报导,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但坚持共产党独裁的毛泽东遗训,天安门的悲剧在于赵紫阳支持学生,造成学生要求民主和反对腐败运动被卷入中共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招致最后的血腥镇压。

“秘录”指出,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门事件今年将届满十八年,中国不知道“六四事件”的世代增加,北京市民也将当时的体验关闭在记忆的抽屉里,中国媒体在上个月刊登邓小平去世十周年的特别报导都未提“六四”,有关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报导管制的结果。

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后的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干部致词时指出,这次的风波迟早要来,那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本身的小气候来决定,不是人的意思可以改变。

邓小平所提的“大气候”是指一九八零年代后半,戈巴契夫的上台加速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及政治变革的潮流,“小气候”则是指中国自一九七零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政权内外升高对同样改革的要求。

一九八九年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崩溃,一九九零年苏联也放弃一党独裁,次年苏联瓦解,但是,邓小平与内外潮流背道而驰,以武力粉碎民意坚守一党独裁的社会主义。他在接见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时强调,中国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指责胡耀邦和赵紫阳未实行而犯错。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市场经济化和国际化为基本的经济建设,与毛泽东路线是不相容,但是,他坚持的四原则就是毛路线,特别是核心的“共产党领导”的一党独裁是毛遗训,成为保守和改革斗争的种子。

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出现激烈的变化,人民意识思想倾向欧美,但是一旦发展成为对党的批评,邓小平和保守派联手以四原则为盾牌展开镇压,为的是坚持政治权力和生活特权的金字塔型党统治制度。

在一党独裁的制度下,一九八零年代官僚腐败大增,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学生运动除要求民主化,也反对腐败,邓小平等元老和李鹏的保守派将之视为企图颠覆党领导体制的挑战。

天安门的悲剧在于赵紫阳支持学生,造成学生要求民主和反对腐败的运动被卷入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少人认为邓小平是被保守派的谋略所利用。邓小平为何对民运决定使用武力?尚有值得检验查证之处。

星期四, 三月 08, 2007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

前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但因迫于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611日至9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龢、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第一、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复早在1896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 “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省,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于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着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王垲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系,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
  
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罕讲家人礼。
  
关于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
  
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
  
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于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
  
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于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 “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龢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際,驱逐翁同龢,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此节叙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龢、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于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 “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于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什么终于失败。对于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虽近于杜撰,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程兆奇:也谈陈寅恪



本来,陈寅恪三个字哪里是愚等凡俗之辈想谈便可以谈的呢?陈哲三转述其师蓝文征的回忆说:

陈先生讲演⋯⋯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1

陈哲衡说: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2

陈先生的学问,管你是汉学家也好,本国教授也罢,大多数是不懂的。这并不是什么夸饰之词。昔日如此,今天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几年陈先生之所以从门里热到门 外,连不通如敝辈者也来插一脚,自然有“重新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3等等的因素,但最主要还是由所谓陈先生的“晚年心境”引起的。

余英时先生在上引〈新收获〉一文中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个论题是我在十多年前引发的。”这是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面世算起的,严格说来当 然要早得多。正如《诗文释证》所说:“海外谈陈先生的晚年遭遇其实并不是陈先生身后的事。早在1958年《论再生缘》一稿流传海外时即已开始了。”但不论 从何时算起,都像余先生说的那样:“这件事我自己是始作俑者。”4陈先生去世时,海外多有悼念之文。这些悼文并不篇篇涉及1949年后,可涉及49年后那 些多少带点“反共”倾向的文章,比如“壶公”的那篇讲到“陈寅恪先生陷身匪区”“挺立在恶魔群中搏斗”的名文(有人说此文系抄袭香港《春秋杂志》“叔明” 文,可叔文不显),根据不外乎都来自《论再生缘》。而首发《论再生缘》“痛斥极权统治者钳制思想”“透露(陈先生)身居中共统治下之心境”之隐的,正是余 先生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

所以,长期以来,余先生一直被某些大陆学者自觉不自觉的当作最主要的论敌。奉胡乔木之命对簿公堂的“冯依北”不用说,严避“余英时”之名的不少文字亦复如 此。比如去年出版的专论《柳如是别传》的论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所有大陆学者都只字不提余先生和他的《诗文释证》,几位香港学者也仅在文末注出了 人和书名。你可以说这并没有什么异常,并不足以为怪,但这须有个条件,即:余著对《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无足轻重。这个条件能否成立呢?我们正好有一个来自 论集作者之一,因而比所谓“自有公论”更有力的评判。这个评判盛赞《诗文释证》使“久蓄之疑得以冰释,不禁称快!大作实可作读《柳如是别传》之导读指南 也。”(语出周一良1989年5月30日致余英时信,此信由上引〈新收获〉披露)周一良先生在其他场合自可不提《诗文释证》,可在以《柳如是别传》为主题 的论集中怎能不提?它可是“指南”呀!

像周先生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提或不提完全可能出自对分寸的把握。不过我更相信它不是各位作者的不谋而合,而是主持者的明确要求。因为论集中不少文章都脱不掉意在言外的影子,而这个“外”,余先生自然首当其冲。在此仅以这部论集主编自己文章中的一段话为例。其谓:

关于《柳如是别传》写作的原因,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在“缘起”部分已说清楚,不过仍有人从书中的议论,针砭时事,以及作者感怀身世而发的慨叹,便以为陈先生 有意将柳如是比附某人,是有针对性而为的。是否如此,我想读者只要不带成见,不作牵强的揣测,自会得出结论。这里我提供一件事实,或可帮助理解陈先生写作 本书的意图。“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些史学著作已被歪曲为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遭到批判,一天陈师母对我说,《柳如是别传》有为钱谦益申辩,有郑成功 从海外进攻南京之事,是否会被认为替汉奸翻案,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张目?要不要删改?我当时认为上述两点既非作者原意,应保持原状。由此可知,陈先生的著 述,避嫌惟恐不及,何至于故意比附?以史为鉴是史学的重要功能,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当然会有这方面的意向。但以史为鉴与隐射史学究竟是两回事,把陈先生晚年 花了十年功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且意为传世之作的《柳如是别传》视为是为了某种隐射,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5

此段引文颇可一议,俟下节另叙。这里的“有人”是谁?只要稍知陈先生“晚年心境”这一公案,或者哪怕只要对陈先生的学问和行谊有所关心,我想就可以不言自明。



上述引文,有些话可以不加理会,比如“不带成见,不作牵强的揣测”,因为这种话谁都会说,用来自封或责人都没有意义。对作者提供的“事实”,则不能忽略不 顾。我并不怀疑“陈师母”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放在文革前夕那样的背景下也很贴合。问题是唐筼夫人的“担心”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何以能说她不是欲擒故 纵,不是“故作狡狯”?何以能据此断言“陈先生的著作,避嫌惟恐不及”?这里有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陈先生真是没有异志,真是畏事到了“惟恐不及”的地步, 他完全可以去写那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6的东西,而不是“花十年功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什么让人一见即会顿生疑窦的《柳如是别传》。

陈先生晚年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不允人肆改,是人所共知的。在由郭沫若掀起的《再生缘》热中,曾发现一些新材料,其中有些可以修正《论再生缘》的个别疏 失,这本来不仅无伤大雅,而且是学术的常道,可陈先生却坚持“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论再生缘校补后序〉)。如果说陈先生对《论再生缘》的这 种态度多少有对郭沫若不悦的因素在,那也只是在这一具体事例中更坚其意志而已。新近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谓:

1949年以后陈寅恪的著述之所以出版不顺利,有很重要的一条是陈寅恪不肯改动原著中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时甚至改动一字也不行。比如,在五十年代陈寅 恪一直坚持在他的论文著述中保留“朝鲜,小国也”等明显有违时俗、但也是千年前真实的历史词语。类似的例子不少,故其著述的出版被一拖再拖。7

“改动一字也不行”“故其著述的出版被一拖再拖”的陈先生,会不会轻易地要求作根本的“删改”,我想已无庸赘言。

然而,唐筼夫人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一议。《二十年》告诉我们,这位“提供一件事实”的先生,是在“党的委派”下于1959年起担任陈先 生助手的。《二十年》叙此事颇有讲究。它说:在此上一年的1958年,学校拒绝了陈先生要求一位普通学生做助手的请求,理由“据唐筼当年的一句话”是这位 同学不是党员。《二十年》在叙述了这位“党员教师”“担任了陈寅恪那一个空缺了好几年的助手一职”后,发了如下一段感慨:

中山大学在1957、1958年之际拒绝了陈寅恪的请求,可以说是在正常年代给陈寅恪一次最无情的打击。陈寅恪请求配备助手,其意义当与他一直坚持的“自 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相似。一句话,“有深意存焉”。从1952年陈寅恪选中“特殊身份”的黄萱到1958年再次物色到纯朴的高守真,陈寅恪这样出人意 料的选择助手,再次表明他对现实有很深的防范。故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请求与校方的拒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对峙。中山大学的拒绝,也是时代 的拒绝。8

这是不错的。这位“党员教师”充任助手,既非陈先生本愿,我们也就很可以想象陈先生夫妇内心的戒忌。可他既为“助手”,陈先生,大概尤其是唐筼夫人,也会有不得不与之周旋的为难。

《论再生缘》在海外出版案发后,中山大学曾就流出途径做过严厉追查。《二十年》说:当时“唐筼代表陈寅恪先生亲自向冯乃超作了说明。冯乃超即表示‘出版的 话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挑拨得逞’。”9唐筼夫人如何“说明”,今天已难得其详,即使有记录(上引冯语注明出自档案), 我们这些无缘见档案的人也无从得知,不过,从使党“信任”的结果上,我们可以推想出大概。这和上述那位“党员教师”“提供”的“事实”有相通的一面。联想 到这些年大陆回应海外的一些文字都一致说陈先生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拥护的,对他们的关怀是感戴的。我于是想,陈先生,当然主要是唐筼代表陈先生,有过 一些表示恐怕不能排除。海外有些人在这点上为求得陈先生人格的“完满”而坚持质疑的立场,其“苦心”虽可理解,可终嫌太过。其实,像陈先生那样拒绝出仕 (在大陆,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人大代表之类的位子都是官),坚持以“知我罪我,以俟来者”的态度对待旧著和谱写新篇,如果有那个时代大陆生活的经验,我 想就一定会强烈体会到它已经实现了一种不可能,在受时代的“炫惑”上,陈先生已经比最坚贞的梁漱溟、熊十力显得更“缺乏弹性”,连“无关轻重的适应也渺无 痕迹可寻”10了。至于说没说过感戴的话,不论是出自敷衍,还是发乎真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关怀”总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完成的,所以说说感谢的话也是 人之常情),其实都已无足轻重。



这里暂且打断一下话脉,插几句对《二十年》的读后感。陈先生的“晚年心境”由余英时先生提出后,海内外有些人,更严格的说是大陆御用学者(不是泛指,也没 有贬意,只是因为“冯衣北”是奉胡乔木之旨行事才这样说)和余先生一直是各执一词的。对此,局外人或会有不同看法。就我来说,在十年前初来日本读到《诗文 释证》时就一心尽倾了。当时感到有余先生这样一位“后世相知”来“发皇心曲”,真是陈先生之幸。因为像此类暗藏深意的著述,总是“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 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11。不过同时也觉得它毕竟还只是一种“解释”,或者说,它的使人叹服多少还是靠着作者渊博和聪明的“雄辩”。因此,偶尔也难免会 有疑惑,妄测有些解释是否稍稍过头。比如解“癸巳七夕”用李义山句的“碧海青天月夜情”的“碧海青天”,为“象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在台湾, 所以又用‘碧海’两字。”12因为陈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即有“青天碧海能留命”这样的诗句13,“癸巳七夕”中的“碧海青天”必与“青天白日”和“国民 党”相连,似乎还应略加说明。即便是绝大部分使人叹服真正“凿通”了“暗码系统”的解释,说到底还是一种解释。所以我一直期待能有“事实”来证明余先生的 解释,或者说“雄辩”(虽说本身也是一种事实)。《二十年》正好提供了算得上充分的这样的事实。

《二十年》的最大价值是披露了不少档案。本来,这些档案既不涉及什么机密,更与党国大事毫发无关,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可因此类档案在大陆尚未开放,常人 极难一见,所以我们仍有必要感谢作者的发掘。余先生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我便用不着说任何话为我的《释证》作申辩了。”14我也觉得就 根本上说,陈先生“晚年心境”的问题援此已可以解决。有关此书的价值,它在哪些方面可以使哪些问题得以澄清,因为已有一些谈论,主要是此书流传很广,有兴 趣的读者以之与“冯衣北”、余先生等等相关的著述对读,自可得到有益的收获。所以这里不拟详述,只就上文已提及的举出两点。

我们都知道,蒋天枢先生是最得陈先生晚年信任的弟子。他秉承陈先生之命编辑的文集,在个别地方有所删略(非指应书局或环境要求的“违碍”字眼),其中最为 人说及的是删去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开头的一段引子,这段引子有对周一良“深为倾服”的赞赏。周先生说:“此无它,寅老目一良为‘曲学 阿世’(赠蒋序中语),故不愿再存此文也!”15我觉得在迄今大陆出版的有关陈先生的文字中,蒋天枢先生的《编年事辑》是和陈先生感情最近,最能反映陈先 生晚年心迹的。近年重读《编年事辑》,注意到蒋先生在引杨联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笔记第一讲〉叙当年在纽约和周先生谒陈先生的一段话中删去了一句话,因前 后句之间未加省略号(这或许是有意不让人注意),一般读者不易察觉。删去的一句话是说周先生为“当时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这和〈推论〉的删略一 明一暗,很可以看出陈先生晚年对周先生靠拢新政权的态度。但我们还无从确知陈先生有否更公开的表示。或者说一句极不妥当的话: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知道蒋 先生和周先生之间有否间隙。再说一句对蒋先生十分失敬的话:我们并不知道蒋先生在文革甫终时撰著的此书是不是有对周先生文革晚期经历不耻的情绪。(此事并 非无端怀疑,周先生自己在《毕竟是书生》中记录了文革后一老友给他一信仅书“无耻之尤”四字的事。)《二十年》引用汪篯衔命南下请陈先生北上就历史二所所 长职碰壁时记录的陈先生〈对科学院的答覆〉,才使我们确知早在1953年陈先生已不再认这个“最有希望”的学生了。陈先生说:

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 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16

(此后即讲出要历史二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石破天惊的话。下还讲到王国维碑文事,可证牟润孙当年在〈敬悼陈寅恪先生〉中说的“传说”。)

另一点是上已说到的,即《二十年》告诉我们陈先生晚年的那位助手是非如陈先生所愿由党硬派的。以前在读《编年事辑》时多少有些疑问,因为《编年事辑》在正 文中只字不及这位按理说和陈先生晚年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助手,而却在文末感言中特记陈先生次女小彭向此公“索讨多次”“先生手写诗稿”“未得”的事。不过当 时也并不太在意,因为文革中兄弟相煎、夫妻反目之类的事太多,师道当然更是荡然无存了。今天缘《二十年》我们才知道这位助手成为助手本来就非陈先生所愿。

此处所举,只是书中许多反映陈先生晚年心迹的两例。



现在再回到前面的话脉上去。近年来,像前引那位主编那样自觉不自觉的“维护”陈先生,在大陆有关陈先生的文字中仍然不少。但随着事实的不断发掘,忌讳的日 益淡化,这种“维护”和以前比已有若干不同。那种认为陈先生晚年的表现可以打“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一记响亮的耳光”17之类的话自然已经绝迹, 即使一般的从政治上来“维护”也已不多见,代之而用的是强调应从“文化”上来理解陈先生。另一个特点是避开直接点出对手,虽然有时对手已是呼之欲出(这大 概也是为了表明没有政治的用意),如前引那位主编的文章。《二十年》在这点上比较坦率,不但点出了对手(作者或许并不承认以谁为对手,但通览全书,其意甚 显,下将稍及),甚至说“论辩双方或许都无法抹掉‘弦箭文章’的色彩”18。在强调应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上,《二十年》和近年一些文章所强调的无异。

《二十年》说:“和前十年悼念陈寅恪的文章相比,八十年代海外一批学人研究陈寅恪的著作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其中突出者便有余英时等人。”19 这句话似乎不够确切,因为陈先生去世后的那些悼文,不仅大多数没能不“从政治的角度的生发开去”,而且情绪的激烈远过于“八十年代海外一批学人”的著作。 就拿收有俞大维、杨联昇、劳干、牟润孙等最少政治色彩的悼文的《谈陈寅恪》来说,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未能避免用“匪”字,“匪区”“匪酋”等比比皆是。不仅 是遣词,像“二十年来,余每悲父老之罹难者六千万以上,不孝子孙遗其亲而苟活海外,鲜能道父老之事者,肠寸寸断,而泪已枯矣。”20这样的话,大概怎么说 都不能不算是“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的吧?当年连台湾史语所为陈先生论集所作的前言,都免不了要写上几句“对于陈先生晚年的遭遇,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他 的反抗暴政和向往自由、维护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深心敬佩”21之类的话。你可以说这是时代的烙印,但你不能说这不是政治。如果这些不算政治,而八十年代 那些更学术化的著作反倒算政治,那也应该有所说明。不过我引《二十年》的这一看法不是为了辩明它的不确,这和本文的文旨无关。我的疑惑在于:为什么不可以 从政治上来说说陈寅恪?(《二十年》说由于政治的理解,使“九泉下的陈寅恪仍将遭受‘俗累终牵’的困扰”22)其次,是不是讲政治和是不是合事实哪一个更 重要?再次,《二十年》的企图和余先生的用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余先生一直强调的“陈先生是文化遗民而不是狭义的政治遗民”23不算数,而《二十年》靠着 自我加冕就算是从文化上来认识陈先生了?



年初在国内,报纸、电台都在大谈“讲政治”,但从出租司机、巴士乘客到大街上的行人等耳目所及的市民看,他们的话题,不用说生活了,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 中国的确已不复是当年的中国了。可我们不应该那么健忘的是,我们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不仅没有“讲政治”的自由,甚至连不讲政治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陈先生 由于年高失明等一些特殊原因,避免了一些被迫“讲政治”的尴尬,可他不能也没有能避免遭到“讲政治”的伤害。“厚今薄古”运动他是被批判的主角,这是人所 共知的。我们以前无从知晓、藉着《二十年》才得以了解(这些都要感谢《二十年》的作者):陈先生这样在“引蛇出洞”时不说一句话,照理是没有任何把柄的 人,反右后仍被定为仅次于右派的“中右”,“从被划入‘中右’行列后,至死也未能升为‘中中’。”24在公开的批判,背后的划线之外,陈先生还一直受到暗 中监视,居然有一种叫“陈寅恪情况”的事无巨细都加以记录的材料!这种材料不知是不是起自1957年(《二十年》引这种材料始自57年),但打陈先生的报 告则由来已久。汪篯在1953年的那份报告中不仅记录了陈先生拒绝北行的情况,而且揭发陈先生〈改旧句寄北〉有“讽刺郭沫若”和“骂苏联”的内容。25 “讽刺郭沫若”这位红人已是一辜,而“骂苏联”更是罪不容赦的。不要忘了,这可是1953年!这说明陈先生晚年一开始就没有能躲过政治的“俗累”,远远早 于海外解陈诗之前,“陈寅恪的诗篇”已“被赋予了甚浓的政治意味”(《二十年》语26)。我觉得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维护”陈寅恪的人应该明白:你们不 能昨天想讲政治就强加政治于远离政治的陈先生之身,今天不想讲政治就要人家避上鸟嘴,否则就是曲解为中国文化所化的陈先生。无论在事理上还是道德上都无权 这样恣意和实用。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不是自认和那条强加政治于陈先生之身的脉络有关,更不必去作那种无谓的“维护”,难道那个给陈先生和多多少少生 灵带来精神和肉体痛苦的时代还值得“维护”么?!

陈先生晚年既然一直未免被政治化的解释,今天从政治的角度认识一下陈先生也就十分自然。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哪个角度,而在于合不合事实。被《二十 年》称为“八十年代海内(从上下文意看,似为衍字——引者)外陈寅恪研究领域中独领风骚”的余先生,他对陈先生晚年诗文释证有否价值,关键就看它合否事 实,或在多大程度上合于事实。《二十年》在这一点上的评价甚为含混。它说:“剔除其浓烈的政治倾向,余英时对陈寅恪生平学术的理解大致不差。”27可在前 引《二十年》的说词中我们已看到余先生的著作是被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的。《二十年》更说:“余英时还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不自觉的将所有的论述归 到‘陈寅恪晚节’这一核心问题。”28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部分,而是“所有的论述”。既如此,“剔除”掉了不也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么?《二十年》对余先生 著作认识上的这种依违不决,当然是由于认定余先生有“政治情结”造成的。就像不少大陆学者一样,我也觉得余先生是有政治情结的,想必余先生自己对此也不会 否认。但一个作者有没有政治情结,和他在研究中是否带政治偏见,毕竟不是一回事。其实,《二十年》虽然在陈先生去留、“欠斫头”诗等问题上对余先生有较含 蓄的质疑,但只是提出自己的根据,并未对余先生的论据进行检讨和反驳。而通观全书提供的那些新材料,比如上已提及的汪篯的汇报和陈先生的〈对科学院的答 复〉(我以为这两份材料对了解陈先生晚年的“政治”态度最有价值,可惜汪篯的汇报未能全部公开),可以说与余先生的推断不仅没有捍格,反而为它提供了坚实 的事实证明。这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的偏见对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多么的有害。

说《二十年》有政治偏见似乎言之过重,但它回应海外的意图甚显,并没有放弃为陈先生一争。而所谓“争”,无非也就是想在政治上“维护”陈先生。这里仅以前 已提及的陈先生在1949年的去留问题为例。在海外,有人以为陈先生本来是打算浮海去台湾的。比如梁嘉彬说:“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 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29嘉彬兄方仲时亦在岭南大学历史系,且与陈先生交往颇密,他的“所知”自当较 为可靠。不过因为陈先生的去留已成为海内外争议的焦点之一,除非发现陈先生原信,这种话还不足以作为证据。在拿不出过硬证据的情况下,任何假设都不会有使 对方信服的力量。所以,虽然余先生提出的“避秦无地”和对新政权缺乏认识两点解释甚为剀切,我以为在这种无法见出分晓的地方过分强调会徒增“政治情结”的 印象。《二十年》是在辩去留中开始的(〈序 南迁〉和〈第一章 陆沉下的抉择〉),它没有说陈先生留而未去是拥护新政权(今天大概不会有谁再出此愚举了),而说“陈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便闪现了最朴质的文化灵 光”30。这句话似是而非,为什么留下来才闪光呢?陈先生早年起不就云游列国了么?如果求学不算,1939年他不是非常热盼去英伦教书么?“文化灵光”闪 不闪,不在于脚履故土,而在于心怀宗仰,此无须细述。(《二十年》501页又引所谓“何必去父母之邦”,此语据说为五十年代陈先生对王力所说,近年常为人 援引。我总觉得此语的确意,与其说表明了四十年代末选择去留的原因,不如说显示了五十年代进出之路已绝境况下的无奈。)《二十年》虽没有说陈先生留下来和 新政权有什么关系,但它却十分强调陈先生对国民党的反感和蔑视。比如说:“相当部分的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陈寅恪也不愿意。”31“陈 寅恪,显然始终都不屑这种机会”32(指国民党邀他离开)。1949年前国民党的腐败是无须否认的事实,陈先生也有过对时局的不满(如〈哀金圆〉33), 可《二十年》强调的也太过分了一点。陈先生不是“逃离北平”了么?陈雪屏的飞机固然是国民党的飞机,胡适之的飞机不也是国民党派去抢救的飞机么?陈先生难 道连这种简单的道理都不能分辨么?依《二十年》之辩,问题显然不在于搭乘哪次航班,而在于是否“逃离北平”,在于是“避秦”还是留下来迎接“解放”。本 来,话是不必讲到这一步的,搭乘国民党的飞机没什么大不了,不见得就和“避秦”有什么关系,正像唐筼夫人后来在〈哭从姐琬玉夫人〉中说的“戊子避兵祸,暂 作岭表行”34那样。(这也可证陈先生后来说的“贪恋广州暖和”不过是虚应故事。)“避兵祸”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之常情。但《二十年》强要在这种没有胜机的 地方争胜,就让人不得不提出疑义。从这一例子即足见《二十年》并不如自我标榜的那样是“论辩双方”的局外人,它也有在政治上“维护”的企图,虽然他或许是 在“潜意识的支配下”的“不自觉”。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想讲两点余话。

(一)十几年前《编年事辑》出版时,读全书都像蒋天枢先生读“去年病目实已死”诸诗说的那样“令人读之凄绝”,尤其是丙午后的每一条,读之都有断肠之痛。 今天《二十年》向我们展示了更多椎心泣血的事实:如“革命群众”对陈先生家的洗劫,如陈先生向校方求乞“每日能得牛奶”“以维持生命”的〈申请书〉,如转 述甘少苏《宗岱和我》说的:陈先生受折磨“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被吓死了。”如和陈先生晚年关系最密切的陈序经、周寿恺(黄萱丈夫)、梁方 仲等的被折磨至死,刘节、吴宓、黄萱等的惨遭迫害35等等。如果我们再想一下陈先生晚年的际遇和他当年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铭〉中向往的“唯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是多么的南辕北辙,难道我们还能不醒悟到诸如“闪现”“灵光”之类的话是多么的不着边际么?难 道我们还能不醒悟到那种想为陈先生、实际是为那个时代在政治上一争长短的“维护”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么?

(二)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在说到陈先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说,当时连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未能幸免。原话已不能确记,但其中的“连”字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个 话并没有错,当时国家主席也是死于非命的;但这个话终显得对陈先生的盖世才华和无匹的渊博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尊重。陈先生的才华是不是像傅斯年说的“陈先生 的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前引陈哲三文)可另当别论,但陈先生的天才绝对是难得一显的,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是从来不缺的。我觉得正是在对陈先生的 认识和尊重上,海内外有大差别。海外对陈先生的评价大体如吴宓当年的名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6从陈先生 去世的悼念高潮到后来余英时的文章,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对陈先生都是绝口称赞的。大陆当然不乏像不学这样仰慕陈先生学问和人格的人,可在稍带官方 色彩的场合,对陈先生的评价是有“分寸”的。比如《陈寅恪文集》的〈出版说明〉说陈先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一个“较”字就和海外的界限分清 了。即使在说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之前,还要加一句限制“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不要以为这是八十年代初的“时代局限”,后来 也没有多大改变。《辞海》1957年由毛泽东敕命修订后,成为大陆最有代表性的辞书,在其1989年版的《中国古代史分册》(本人亦妄忝为编辑)所收的二 十一位1949年后去世的史学家中,陈先生条的释文的篇幅不仅只略当郭沫若条的五分之一,而且是二十一条释文中最短的。陈先生的头衔(辞书术语叫“概括 语”)是“史学家”,郭沫若则还有“杰出”二字。郭沫若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贡献”不止于学问领域,官方对他的褒扬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 就,这不足为怪。但事涉学术,就应坚持学术标准(这里还用不着说所谓“学术良心”),如果在这点上坚守不住,而援和学术没有关系的强势意识形态来作为评价 标准,厚此薄彼,那就很可悲了。(我注意到《二十年》在叙述《再生缘》热等处有对郭沫若的微讽。余先生对郭沫若的学问人格多有否定,二十四岁即著有〈《十 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出郭文的抄袭,令人难以置信而不得不信;近年他又提出郭治甲金之学是为了打倒胡适,其论似乎还未尽坚,去年《二十 一世纪》所刊一位台湾青年学者的商榷,私意还是有力的。)老同学虞云国允为拙刊9月号“上海学者专集”写一篇关于陈先生的文章,得告说题目套用《万历十五 年》的章名,叫“世间已无陈寅恪”。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社会对已有的陈寅恪都不能给予应有的认识和尊重,它还有什么资格再得到陈寅恪呢?

1996年7月25日

1 〈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8年再版,第95页。
2 〈国宝云亡〉,《谈陈寅恪》,第63页。
3 余英时〈大陆“陈寅恪热”的新收获〉,台北,《联合报》1996年7月1~2日副刊。
4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版,第44页。
5 《柳如是别传和国学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6 《学术研究》创刊号(广州,1978年)首次刊出《柳如是别传》〈缘起〉时编者按语。
7 三联书店,北京,1995版,第115页。如果确有“陈寅恪热”,此书为这一轮的热点。
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88~189页。
9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89页。
10 余英时语,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19页。
11《柳如是别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12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93~94页。
13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14 前引〈大陆“陈寅恪热”的新收获〉。
15 前引给余英时信。后在日文版《毕竟是书生》中亦提及。
16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
17 《学术研究》1978年创刊号。
1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1页。
19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0页。
20 《谈陈寅恪》,第85页。
21 《陈寅恪先生论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76年版,第1页。
22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0页。
23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155页。
24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09页。
2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08页。汪篯怎能这样对恩师以怨报德?《二十年》说汪的“某些人品道德,无不深深打上陈寅恪的烙印”(第99页),过于牵强。
26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1页。
27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1页。
2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0页。
29 〈陈寅恪师二三事〉,《谈陈寅恪》,第108页。
30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7页。
31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页。
32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7页。
33 《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34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42页。
3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474~475、481、480、485~490页。
36 《空轩诗话》,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