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也谈陈寅恪

一

本来，陈寅恪三个字哪里是愚等凡俗之辈想谈便可以谈的呢？陈哲三转述其师蓝文征的回忆说：

陈先生讲演⋯⋯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1

陈哲衡说：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2

陈先生的学问，管你是汉学家也好，本国教授也罢，大多数是不懂的。这并不是什么夸饰之词。昔日如此，今天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几年陈先生之所以从门里热到门 外，连不通如敝辈者也来插一脚，自然有“重新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3等等的因素，但最主要还是由所谓陈先生的“晚年心境”引起的。

余英时先生在上引〈新收获〉一文中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个论题是我在十多年前引发的。”这是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面世算起的，严格说来当 然要早得多。正如《诗文释证》所说：“海外谈陈先生的晚年遭遇其实并不是陈先生身后的事。早在1958年《论再生缘》一稿流传海外时即已开始了。”但不论 从何时算起，都像余先生说的那样：“这件事我自己是始作俑者。”4陈先生去世时，海外多有悼念之文。这些悼文并不篇篇涉及1949年后，可涉及49年后那 些多少带点“反共”倾向的文章，比如“壶公”的那篇讲到“陈寅恪先生陷身匪区”“挺立在恶魔群中搏斗”的名文（有人说此文系抄袭香港《春秋杂志》“叔明” 文，可叔文不显），根据不外乎都来自《论再生缘》。而首发《论再生缘》“痛斥极权统治者钳制思想”“透露（陈先生）身居中共统治下之心境”之隐的，正是余 先生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

所以，长期以来，余先生一直被某些大陆学者自觉不自觉的当作最主要的论敌。奉胡乔木之命对簿公堂的“冯依北”不用说，严避“余英时”之名的不少文字亦复如 此。比如去年出版的专论《柳如是别传》的论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所有大陆学者都只字不提余先生和他的《诗文释证》，几位香港学者也仅在文末注出了 人和书名。你可以说这并没有什么异常，并不足以为怪，但这须有个条件，即：余著对《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无足轻重。这个条件能否成立呢？我们正好有一个来自 论集作者之一，因而比所谓“自有公论”更有力的评判。这个评判盛赞《诗文释证》使“久蓄之疑得以冰释，不禁称快！大作实可作读《柳如是别传》之导读指南 也。”（语出周一良1989年5月30日致余英时信，此信由上引〈新收获〉披露）周一良先生在其他场合自可不提《诗文释证》，可在以《柳如是别传》为主题 的论集中怎能不提？它可是“指南”呀！

像周先生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提或不提完全可能出自对分寸的把握。不过我更相信它不是各位作者的不谋而合，而是主持者的明确要求。因为论集中不少文章都脱不掉意在言外的影子，而这个“外”，余先生自然首当其冲。在此仅以这部论集主编自己文章中的一段话为例。其谓：

关于《柳如是别传》写作的原因，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在“缘起”部分已说清楚，不过仍有人从书中的议论，针砭时事，以及作者感怀身世而发的慨叹，便以为陈先生 有意将柳如是比附某人，是有针对性而为的。是否如此，我想读者只要不带成见，不作牵强的揣测，自会得出结论。这里我提供一件事实，或可帮助理解陈先生写作 本书的意图。“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些史学著作已被歪曲为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遭到批判，一天陈师母对我说，《柳如是别传》有为钱谦益申辩，有郑成功 从海外进攻南京之事，是否会被认为替汉奸翻案，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张目？要不要删改？我当时认为上述两点既非作者原意，应保持原状。由此可知，陈先生的著 述，避嫌惟恐不及，何至于故意比附？以史为鉴是史学的重要功能，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当然会有这方面的意向。但以史为鉴与隐射史学究竟是两回事，把陈先生晚年 花了十年功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且意为传世之作的《柳如是别传》视为是为了某种隐射，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5

此段引文颇可一议，俟下节另叙。这里的“有人”是谁？只要稍知陈先生“晚年心境”这一公案，或者哪怕只要对陈先生的学问和行谊有所关心，我想就可以不言自明。

二

上述引文，有些话可以不加理会，比如“不带成见，不作牵强的揣测”，因为这种话谁都会说，用来自封或责人都没有意义。对作者提供的“事实”，则不能忽略不 顾。我并不怀疑“陈师母”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放在文革前夕那样的背景下也很贴合。问题是唐筼夫人的“担心”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何以能说她不是欲擒故 纵，不是“故作狡狯”？何以能据此断言“陈先生的著作，避嫌惟恐不及”？这里有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陈先生真是没有异志，真是畏事到了“惟恐不及”的地步， 他完全可以去写那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6的东西，而不是“花十年功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什么让人一见即会顿生疑窦的《柳如是别传》。

陈先生晚年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不允人肆改，是人所共知的。在由郭沫若掀起的《再生缘》热中，曾发现一些新材料，其中有些可以修正《论再生缘》的个别疏 失，这本来不仅无伤大雅，而且是学术的常道，可陈先生却坚持“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论再生缘校补后序〉）。如果说陈先生对《论再生缘》的这 种态度多少有对郭沫若不悦的因素在，那也只是在这一具体事例中更坚其意志而已。新近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谓：

1949年以后陈寅恪的著述之所以出版不顺利，有很重要的一条是陈寅恪不肯改动原著中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有时甚至改动一字也不行。比如，在五十年代陈寅 恪一直坚持在他的论文著述中保留“朝鲜，小国也”等明显有违时俗、但也是千年前真实的历史词语。类似的例子不少，故其著述的出版被一拖再拖。7

“改动一字也不行”“故其著述的出版被一拖再拖”的陈先生，会不会轻易地要求作根本的“删改”，我想已无庸赘言。

然而，唐筼夫人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一议。《二十年》告诉我们，这位“提供一件事实”的先生，是在“党的委派”下于1959年起担任陈先 生助手的。《二十年》叙此事颇有讲究。它说：在此上一年的1958年，学校拒绝了陈先生要求一位普通学生做助手的请求，理由“据唐筼当年的一句话”是这位 同学不是党员。《二十年》在叙述了这位“党员教师”“担任了陈寅恪那一个空缺了好几年的助手一职”后，发了如下一段感慨：

中山大学在1957、1958年之际拒绝了陈寅恪的请求，可以说是在正常年代给陈寅恪一次最无情的打击。陈寅恪请求配备助手，其意义当与他一直坚持的“自 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相似。一句话，“有深意存焉”。从1952年陈寅恪选中“特殊身份”的黄萱到1958年再次物色到纯朴的高守真，陈寅恪这样出人意 料的选择助手，再次表明他对现实有很深的防范。故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请求与校方的拒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对峙。中山大学的拒绝，也是时代 的拒绝。8

这是不错的。这位“党员教师”充任助手，既非陈先生本愿，我们也就很可以想象陈先生夫妇内心的戒忌。可他既为“助手”，陈先生，大概尤其是唐筼夫人，也会有不得不与之周旋的为难。

《论再生缘》在海外出版案发后，中山大学曾就流出途径做过严厉追查。《二十年》说：当时“唐筼代表陈寅恪先生亲自向冯乃超作了说明。冯乃超即表示‘出版的 话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挑拨得逞’。”9唐筼夫人如何“说明”，今天已难得其详，即使有记录（上引冯语注明出自档案）， 我们这些无缘见档案的人也无从得知，不过，从使党“信任”的结果上，我们可以推想出大概。这和上述那位“党员教师”“提供”的“事实”有相通的一面。联想 到这些年大陆回应海外的一些文字都一致说陈先生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拥护的，对他们的关怀是感戴的。我于是想，陈先生，当然主要是唐筼代表陈先生，有过 一些表示恐怕不能排除。海外有些人在这点上为求得陈先生人格的“完满”而坚持质疑的立场，其“苦心”虽可理解，可终嫌太过。其实，像陈先生那样拒绝出仕 （在大陆，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人大代表之类的位子都是官），坚持以“知我罪我，以俟来者”的态度对待旧著和谱写新篇，如果有那个时代大陆生活的经验，我 想就一定会强烈体会到它已经实现了一种不可能，在受时代的“炫惑”上，陈先生已经比最坚贞的梁漱溟、熊十力显得更“缺乏弹性”，连“无关轻重的适应也渺无 痕迹可寻”10了。至于说没说过感戴的话，不论是出自敷衍，还是发乎真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关怀”总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完成的，所以说说感谢的话也是 人之常情），其实都已无足轻重。

三

这里暂且打断一下话脉，插几句对《二十年》的读后感。陈先生的“晚年心境”由余英时先生提出后，海内外有些人，更严格的说是大陆御用学者（不是泛指，也没 有贬意，只是因为“冯衣北”是奉胡乔木之旨行事才这样说）和余先生一直是各执一词的。对此，局外人或会有不同看法。就我来说，在十年前初来日本读到《诗文 释证》时就一心尽倾了。当时感到有余先生这样一位“后世相知”来“发皇心曲”，真是陈先生之幸。因为像此类暗藏深意的著述，总是“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 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11。不过同时也觉得它毕竟还只是一种“解释”，或者说，它的使人叹服多少还是靠着作者渊博和聪明的“雄辩”。因此，偶尔也难免会 有疑惑，妄测有些解释是否稍稍过头。比如解“癸巳七夕”用李义山句的“碧海青天月夜情”的“碧海青天”，为“象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在台湾， 所以又用‘碧海’两字。”12因为陈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即有“青天碧海能留命”这样的诗句13，“癸巳七夕”中的“碧海青天”必与“青天白日”和“国民 党”相连，似乎还应略加说明。即便是绝大部分使人叹服真正“凿通”了“暗码系统”的解释，说到底还是一种解释。所以我一直期待能有“事实”来证明余先生的 解释，或者说“雄辩”（虽说本身也是一种事实）。《二十年》正好提供了算得上充分的这样的事实。

《二十年》的最大价值是披露了不少档案。本来，这些档案既不涉及什么机密，更与党国大事毫发无关，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可因此类档案在大陆尚未开放，常人 极难一见，所以我们仍有必要感谢作者的发掘。余先生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后，我便用不着说任何话为我的《释证》作申辩了。”14我也觉得就 根本上说，陈先生“晚年心境”的问题援此已可以解决。有关此书的价值，它在哪些方面可以使哪些问题得以澄清，因为已有一些谈论，主要是此书流传很广，有兴 趣的读者以之与“冯衣北”、余先生等等相关的著述对读，自可得到有益的收获。所以这里不拟详述，只就上文已提及的举出两点。

我们都知道，蒋天枢先生是最得陈先生晚年信任的弟子。他秉承陈先生之命编辑的文集，在个别地方有所删略（非指应书局或环境要求的“违碍”字眼），其中最为 人说及的是删去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开头的一段引子，这段引子有对周一良“深为倾服”的赞赏。周先生说：“此无它，寅老目一良为‘曲学 阿世’（赠蒋序中语），故不愿再存此文也！”15我觉得在迄今大陆出版的有关陈先生的文字中，蒋天枢先生的《编年事辑》是和陈先生感情最近，最能反映陈先 生晚年心迹的。近年重读《编年事辑》，注意到蒋先生在引杨联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笔记第一讲〉叙当年在纽约和周先生谒陈先生的一段话中删去了一句话，因前 后句之间未加省略号（这或许是有意不让人注意），一般读者不易察觉。删去的一句话是说周先生为“当时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这和〈推论〉的删略一 明一暗，很可以看出陈先生晚年对周先生靠拢新政权的态度。但我们还无从确知陈先生有否更公开的表示。或者说一句极不妥当的话：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知道蒋 先生和周先生之间有否间隙。再说一句对蒋先生十分失敬的话：我们并不知道蒋先生在文革甫终时撰著的此书是不是有对周先生文革晚期经历不耻的情绪。（此事并 非无端怀疑，周先生自己在《毕竟是书生》中记录了文革后一老友给他一信仅书“无耻之尤”四字的事。）《二十年》引用汪篯衔命南下请陈先生北上就历史二所所 长职碰壁时记录的陈先生〈对科学院的答覆〉，才使我们确知早在1953年陈先生已不再认这个“最有希望”的学生了。陈先生说：

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 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16

（此后即讲出要历史二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石破天惊的话。下还讲到王国维碑文事，可证牟润孙当年在〈敬悼陈寅恪先生〉中说的“传说”。）

另一点是上已说到的，即《二十年》告诉我们陈先生晚年的那位助手是非如陈先生所愿由党硬派的。以前在读《编年事辑》时多少有些疑问，因为《编年事辑》在正 文中只字不及这位按理说和陈先生晚年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助手，而却在文末感言中特记陈先生次女小彭向此公“索讨多次”“先生手写诗稿”“未得”的事。不过当 时也并不太在意，因为文革中兄弟相煎、夫妻反目之类的事太多，师道当然更是荡然无存了。今天缘《二十年》我们才知道这位助手成为助手本来就非陈先生所愿。

此处所举，只是书中许多反映陈先生晚年心迹的两例。

四

现在再回到前面的话脉上去。近年来，像前引那位主编那样自觉不自觉的“维护”陈先生，在大陆有关陈先生的文字中仍然不少。但随着事实的不断发掘，忌讳的日 益淡化，这种“维护”和以前比已有若干不同。那种认为陈先生晚年的表现可以打“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一记响亮的耳光”17之类的话自然已经绝迹， 即使一般的从政治上来“维护”也已不多见，代之而用的是强调应从“文化”上来理解陈先生。另一个特点是避开直接点出对手，虽然有时对手已是呼之欲出（这大 概也是为了表明没有政治的用意），如前引那位主编的文章。《二十年》在这点上比较坦率，不但点出了对手（作者或许并不承认以谁为对手，但通览全书，其意甚 显，下将稍及），甚至说“论辩双方或许都无法抹掉‘弦箭文章’的色彩”18。在强调应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上，《二十年》和近年一些文章所强调的无异。

《二十年》说：“和前十年悼念陈寅恪的文章相比，八十年代海外一批学人研究陈寅恪的著作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其中突出者便有余英时等人。”19 这句话似乎不够确切，因为陈先生去世后的那些悼文，不仅大多数没能不“从政治的角度的生发开去”，而且情绪的激烈远过于“八十年代海外一批学人”的著作。 就拿收有俞大维、杨联昇、劳干、牟润孙等最少政治色彩的悼文的《谈陈寅恪》来说，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未能避免用“匪”字，“匪区”“匪酋”等比比皆是。不仅 是遣词，像“二十年来，余每悲父老之罹难者六千万以上，不孝子孙遗其亲而苟活海外，鲜能道父老之事者，肠寸寸断，而泪已枯矣。”20这样的话，大概怎么说 都不能不算是“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的吧？当年连台湾史语所为陈先生论集所作的前言，都免不了要写上几句“对于陈先生晚年的遭遇，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他 的反抗暴政和向往自由、维护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深心敬佩”21之类的话。你可以说这是时代的烙印，但你不能说这不是政治。如果这些不算政治，而八十年代 那些更学术化的著作反倒算政治，那也应该有所说明。不过我引《二十年》的这一看法不是为了辩明它的不确，这和本文的文旨无关。我的疑惑在于：为什么不可以 从政治上来说说陈寅恪？（《二十年》说由于政治的理解，使“九泉下的陈寅恪仍将遭受‘俗累终牵’的困扰”22）其次，是不是讲政治和是不是合事实哪一个更 重要？再次，《二十年》的企图和余先生的用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余先生一直强调的“陈先生是文化遗民而不是狭义的政治遗民”23不算数，而《二十年》靠着 自我加冕就算是从文化上来认识陈先生了？

五

年初在国内，报纸、电台都在大谈“讲政治”，但从出租司机、巴士乘客到大街上的行人等耳目所及的市民看，他们的话题，不用说生活了，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 中国的确已不复是当年的中国了。可我们不应该那么健忘的是，我们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不仅没有“讲政治”的自由，甚至连不讲政治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陈先生 由于年高失明等一些特殊原因，避免了一些被迫“讲政治”的尴尬，可他不能也没有能避免遭到“讲政治”的伤害。“厚今薄古”运动他是被批判的主角，这是人所 共知的。我们以前无从知晓、藉着《二十年》才得以了解（这些都要感谢《二十年》的作者）：陈先生这样在“引蛇出洞”时不说一句话，照理是没有任何把柄的 人，反右后仍被定为仅次于右派的“中右”，“从被划入‘中右’行列后，至死也未能升为‘中中’。”24在公开的批判，背后的划线之外，陈先生还一直受到暗 中监视，居然有一种叫“陈寅恪情况”的事无巨细都加以记录的材料！这种材料不知是不是起自1957年（《二十年》引这种材料始自57年），但打陈先生的报 告则由来已久。汪篯在1953年的那份报告中不仅记录了陈先生拒绝北行的情况，而且揭发陈先生〈改旧句寄北〉有“讽刺郭沫若”和“骂苏联”的内容。25 “讽刺郭沫若”这位红人已是一辜，而“骂苏联”更是罪不容赦的。不要忘了，这可是1953年！这说明陈先生晚年一开始就没有能躲过政治的“俗累”，远远早 于海外解陈诗之前，“陈寅恪的诗篇”已“被赋予了甚浓的政治意味”（《二十年》语26）。我觉得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维护”陈寅恪的人应该明白：你们不 能昨天想讲政治就强加政治于远离政治的陈先生之身，今天不想讲政治就要人家避上鸟嘴，否则就是曲解为中国文化所化的陈先生。无论在事理上还是道德上都无权 这样恣意和实用。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不是自认和那条强加政治于陈先生之身的脉络有关，更不必去作那种无谓的“维护”，难道那个给陈先生和多多少少生 灵带来精神和肉体痛苦的时代还值得“维护”么？！

陈先生晚年既然一直未免被政治化的解释，今天从政治的角度认识一下陈先生也就十分自然。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哪个角度，而在于合不合事实。被《二十 年》称为“八十年代海内（从上下文意看，似为衍字——引者）外陈寅恪研究领域中独领风骚”的余先生，他对陈先生晚年诗文释证有否价值，关键就看它合否事 实，或在多大程度上合于事实。《二十年》在这一点上的评价甚为含混。它说：“剔除其浓烈的政治倾向，余英时对陈寅恪生平学术的理解大致不差。”27可在前 引《二十年》的说词中我们已看到余先生的著作是被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生发开去”的。《二十年》更说：“余英时还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不自觉的将所有的论述归 到‘陈寅恪晚节’这一核心问题。”28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部分，而是“所有的论述”。既如此，“剔除”掉了不也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么？《二十年》对余先生 著作认识上的这种依违不决，当然是由于认定余先生有“政治情结”造成的。就像不少大陆学者一样，我也觉得余先生是有政治情结的，想必余先生自己对此也不会 否认。但一个作者有没有政治情结，和他在研究中是否带政治偏见，毕竟不是一回事。其实，《二十年》虽然在陈先生去留、“欠斫头”诗等问题上对余先生有较含 蓄的质疑，但只是提出自己的根据，并未对余先生的论据进行检讨和反驳。而通观全书提供的那些新材料，比如上已提及的汪篯的汇报和陈先生的〈对科学院的答 复〉（我以为这两份材料对了解陈先生晚年的“政治”态度最有价值，可惜汪篯的汇报未能全部公开），可以说与余先生的推断不仅没有捍格，反而为它提供了坚实 的事实证明。这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的偏见对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多么的有害。

说《二十年》有政治偏见似乎言之过重，但它回应海外的意图甚显，并没有放弃为陈先生一争。而所谓“争”，无非也就是想在政治上“维护”陈先生。这里仅以前 已提及的陈先生在1949年的去留问题为例。在海外，有人以为陈先生本来是打算浮海去台湾的。比如梁嘉彬说：“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 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29嘉彬兄方仲时亦在岭南大学历史系，且与陈先生交往颇密，他的“所知”自当较 为可靠。不过因为陈先生的去留已成为海内外争议的焦点之一，除非发现陈先生原信，这种话还不足以作为证据。在拿不出过硬证据的情况下，任何假设都不会有使 对方信服的力量。所以，虽然余先生提出的“避秦无地”和对新政权缺乏认识两点解释甚为剀切，我以为在这种无法见出分晓的地方过分强调会徒增“政治情结”的 印象。《二十年》是在辩去留中开始的（〈序 南迁〉和〈第一章 陆沉下的抉择〉），它没有说陈先生留而未去是拥护新政权（今天大概不会有谁再出此愚举了），而说“陈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便闪现了最朴质的文化灵 光”30。这句话似是而非，为什么留下来才闪光呢？陈先生早年起不就云游列国了么？如果求学不算，1939年他不是非常热盼去英伦教书么？“文化灵光”闪 不闪，不在于脚履故土，而在于心怀宗仰，此无须细述。（《二十年》501页又引所谓“何必去父母之邦”，此语据说为五十年代陈先生对王力所说，近年常为人 援引。我总觉得此语的确意，与其说表明了四十年代末选择去留的原因，不如说显示了五十年代进出之路已绝境况下的无奈。）《二十年》虽没有说陈先生留下来和 新政权有什么关系，但它却十分强调陈先生对国民党的反感和蔑视。比如说：“相当部分的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陈寅恪也不愿意。”31“陈 寅恪，显然始终都不屑这种机会”32（指国民党邀他离开）。1949年前国民党的腐败是无须否认的事实，陈先生也有过对时局的不满（如〈哀金圆〉33）， 可《二十年》强调的也太过分了一点。陈先生不是“逃离北平”了么？陈雪屏的飞机固然是国民党的飞机，胡适之的飞机不也是国民党派去抢救的飞机么？陈先生难 道连这种简单的道理都不能分辨么？依《二十年》之辩，问题显然不在于搭乘哪次航班，而在于是否“逃离北平”，在于是“避秦”还是留下来迎接“解放”。本 来，话是不必讲到这一步的，搭乘国民党的飞机没什么大不了，不见得就和“避秦”有什么关系，正像唐筼夫人后来在〈哭从姐琬玉夫人〉中说的“戊子避兵祸，暂 作岭表行”34那样。（这也可证陈先生后来说的“贪恋广州暖和”不过是虚应故事。）“避兵祸”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之常情。但《二十年》强要在这种没有胜机的 地方争胜，就让人不得不提出疑义。从这一例子即足见《二十年》并不如自我标榜的那样是“论辩双方”的局外人，它也有在政治上“维护”的企图，虽然他或许是 在“潜意识的支配下”的“不自觉”。

六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想讲两点余话。

（一）十几年前《编年事辑》出版时，读全书都像蒋天枢先生读“去年病目实已死”诸诗说的那样“令人读之凄绝”，尤其是丙午后的每一条，读之都有断肠之痛。 今天《二十年》向我们展示了更多椎心泣血的事实：如“革命群众”对陈先生家的洗劫，如陈先生向校方求乞“每日能得牛奶”“以维持生命”的〈申请书〉，如转 述甘少苏《宗岱和我》说的：陈先生受折磨“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被吓死了。”如和陈先生晚年关系最密切的陈序经、周寿恺（黄萱丈夫）、梁方 仲等的被折磨至死，刘节、吴宓、黄萱等的惨遭迫害35等等。如果我们再想一下陈先生晚年的际遇和他当年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铭〉中向往的“唯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是多么的南辕北辙，难道我们还能不醒悟到诸如“闪现”“灵光”之类的话是多么的不着边际么？难 道我们还能不醒悟到那种想为陈先生、实际是为那个时代在政治上一争长短的“维护”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么？

（二）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在说到陈先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说，当时连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未能幸免。原话已不能确记，但其中的“连”字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个 话并没有错，当时国家主席也是死于非命的；但这个话终显得对陈先生的盖世才华和无匹的渊博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尊重。陈先生的才华是不是像傅斯年说的“陈先生 的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前引陈哲三文）可另当别论，但陈先生的天才绝对是难得一显的，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是从来不缺的。我觉得正是在对陈先生的 认识和尊重上，海内外有大差别。海外对陈先生的评价大体如吴宓当年的名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6从陈先生 去世的悼念高潮到后来余英时的文章，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对陈先生都是绝口称赞的。大陆当然不乏像不学这样仰慕陈先生学问和人格的人，可在稍带官方 色彩的场合，对陈先生的评价是有“分寸”的。比如《陈寅恪文集》的〈出版说明〉说陈先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一个“较”字就和海外的界限分清 了。即使在说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之前，还要加一句限制“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不要以为这是八十年代初的“时代局限”，后来 也没有多大改变。《辞海》1957年由毛泽东敕命修订后，成为大陆最有代表性的辞书，在其1989年版的《中国古代史分册》（本人亦妄忝为编辑）所收的二 十一位1949年后去世的史学家中，陈先生条的释文的篇幅不仅只略当郭沫若条的五分之一，而且是二十一条释文中最短的。陈先生的头衔（辞书术语叫“概括 语”）是“史学家”，郭沫若则还有“杰出”二字。郭沫若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贡献”不止于学问领域，官方对他的褒扬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 就，这不足为怪。但事涉学术，就应坚持学术标准（这里还用不着说所谓“学术良心”），如果在这点上坚守不住，而援和学术没有关系的强势意识形态来作为评价 标准，厚此薄彼，那就很可悲了。（我注意到《二十年》在叙述《再生缘》热等处有对郭沫若的微讽。余先生对郭沫若的学问人格多有否定，二十四岁即著有〈《十 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出郭文的抄袭，令人难以置信而不得不信；近年他又提出郭治甲金之学是为了打倒胡适，其论似乎还未尽坚，去年《二十 一世纪》所刊一位台湾青年学者的商榷，私意还是有力的。）老同学虞云国允为拙刊9月号“上海学者专集”写一篇关于陈先生的文章，得告说题目套用《万历十五 年》的章名，叫“世间已无陈寅恪”。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社会对已有的陈寅恪都不能给予应有的认识和尊重，它还有什么资格再得到陈寅恪呢？

1996年7月25日

1 〈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8年再版，第95页。
2 〈国宝云亡〉，《谈陈寅恪》，第63页。
3 余英时〈大陆“陈寅恪热”的新收获〉，台北，《联合报》1996年7月1～2日副刊。
4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版，第44页。
5 《柳如是别传和国学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6 《学术研究》创刊号（广州，1978年）首次刊出《柳如是别传》〈缘起〉时编者按语。
7 三联书店，北京，1995版，第115页。如果确有“陈寅恪热”，此书为这一轮的热点。
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88～189页。
9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89页。
10 余英时语，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19页。
11《柳如是别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12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93～94页。
13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14 前引〈大陆“陈寅恪热”的新收获〉。
15 前引给余英时信。后在日文版《毕竟是书生》中亦提及。
16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
17 《学术研究》1978年创刊号。
1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1页。
19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0页。
20 《谈陈寅恪》，第85页。
21 《陈寅恪先生论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76年版，第1页。
22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0页。
23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155页。
24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09页。
2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08页。汪篯怎能这样对恩师以怨报德？《二十年》说汪的“某些人品道德，无不深深打上陈寅恪的烙印”（第99页），过于牵强。
26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1页。
27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1页。
28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00页。
29 〈陈寅恪师二三事〉，《谈陈寅恪》，第108页。
30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7页。
31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页。
32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7页。
33 《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34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42页。
35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474～475、481、480、485～490页。
36 《空轩诗话》，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