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三月 30, 2007

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

--试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历史地位

作者:金 钟

编者按: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运动,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群起批判中共专制制度的弊端与罪行,本文透过右派四大类别的背景与特质分析,显示右派的抗争,是中共统治下第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谁被残酷镇压,但其反抗的广度与深度,迄今无与伦比。

当我们深入认识林昭之后,自然会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有运动,究竟是什么性质?它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已经清楚?中共方面迄今为止不改“右派向党进攻,但严重的扩大化”的定性,海外非共地区有代表性的判断是一场“阳谋”,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残酷的运动。更多人相信是一场旷古未有的“大冤案”,所谓右派,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为了党好而提提意见罢了,因此,戴右派帽子极不公平,应予平反,还其公道。

为右派正名:非共的民主派

但是,深入研析反右运动材料和中共历史,可以有一些新的看法。林昭案就是一个例子,她目睹反右运动的欺骗和横暴后,写下的大量文字,已明白显示,她对中共已从失望转向反抗,中共乃至毛泽东的理论与政策,都成为她批判与反对的对象,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说反右是冤案,是阴谋,也没错,但这种正确性只是针对中共统治者对言论自由卑鄙镇压而言,“阳谋”只不过是镇压的方式与手段。但本质上,右派鸣放应是一场民主运动。是矛头指向以毛为首邓小平为次的专制集团的一次反抗,只是这次反抗是带着被诱惑的形式出台的。

诚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约一百万人之中,不少是并无政治含意或纯属个人意气或完全误会,甚至为充数而落网的,但是在广义的知识界,有过“言论”而遭批斗者,无论激烈与否,轻重与否,“善意”与否,从政治意识角度而言,客观上皆可以视为中共专制制度的异见者,如果按俗称中共为左派(如香港)这些异见者被称为“右派”,应该是名正言顺。毛共常常自命左派,这些异见者,自然可以列为右派,或者民主派。平反,乃是按照法制原则,纠正对这些无罪的言者的不公正待遇,恢复他们应有的权利与社会地位,而不必把他们摆在拥护党忠于毛的队列中。当然,在把“右派”极度丑化扭曲的中国大陆是不可能这样正面界定右派性质的(甚至香港也难)。

然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后,中共治下的“右派”,必有正大光明受人尊重的一天,而不是如朱镕基做了堂堂的总理,也羞于面对自己的右派历史。而那些如林昭一样进行过英勇抗争者,绝对可以列入先烈和英雄的光荣榜。

章罗等民主党派挑战中共独裁

为了支持上述论点,可以对右派的四大类别作如下分析,先看看究竟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及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是多少?官方引用的数字“五十五万多”人,传是前统战部长李维汉透露的,但作家刘宾雁据一位党内机要人士透露是一百零二万人。留美学者丁抒多年考证结果,五十五万是县以上城市内的右派,加上县以下的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总数有一百万人,另有数十万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在反右运动中制造出来。诗人邵燕祥认为,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是五十三万多人,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可以相信,反右的生死簿密藏在中共的档案柜中,不像大饥荒与文革乱局,当局掌握相对准确的数字。

毛反右派的第一目标是“民主党派”,一批头面人物被他钦点,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黄绍竑等。毛还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怒批“章罗同盟”和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同盟之说,无中生有,但章罗言论并非一般,章伯钧不满“一党独占政府机构”,“人民没有说话余地,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提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至少先交他们讨论。”挑战中共一党独裁。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直接向“老和尚”毛周提意见,批评每单位都派党员做领导,是“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质问,十二名副总理怎么没有一名党外人士?“党天下”之说,传遍天下。肃反运动,是中共专政的敏感问题,虽然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反右前内部讲话中可以承认“有些干部对犯人比奴隶主对奴隶还残忍,简直是惨无人道。”但是罗隆基质疑年年肃反,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历次运动受冤屈者平反时,就罪莫大焉。罗还要求共产党员退出民盟,因为所谓民主党派的不少领导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还有如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尖锐抨击苏联是党和领袖独裁,党内党外皆无民主,中共学苏联太危险了。

今天,人们对章罗储等言论自然有无限制同情,殊不知这些意见同今天“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六四”的口号,性质完全一样,是对中共专制最直接的挑战。而毛把他们列为首要打击对象,不仅针对其言论,而且深知章罗等人是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国民党时代或为中共同志、同路人,或为支持者,而且都是向蒋介石争民主的独立之士,有才能,有影响,章罗当时还是部长级统战人士。

必须指出,他们对中共专政的不满,对中共本质认识之深,绝非一般知识分子可比。他们是受过西方民主自由薰陶的人,又有政治斗争经验,章伯钧是中共南昌起义的重要干部,储安平则早就有过“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的精彩之论。因此,在观念上,他们是非共(或反共)的右派,是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的言论,可能只是观察所及的冰山一角。一九四九年艾奇逊白皮书寄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首先是这班人,毛当然早有提防。

知识分子:专制的天然反对派

毛打右派的第二目标是“知识分子”,包括文艺界、新闻界、技术界的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演员、编辑、记者等。

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大多根据自己在“外行领导内行”下的经历见闻而出不平之鸣,但是也有相当的尖锐性。如京剧名角李万春说:“党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吓唬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得正确。”

著名外交专家,曾在审判日本战犯中为国争光的梅汝璈批评党领导不等于包办一切,党政要分开,党应给人大以实权,他成了反党的右派,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尼赫鲁中间路线(他死于劳改营)。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不赞成中共把报纸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剧作家吴祖光批评禁戏(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曲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句戏在舞台苟延残喘。”

沈阳师院教授徐公振说:“我国自古以来是尊重教师的,天地君亲师。只有今天教师才没有地位,共产党不尊重教师。”北大王铁崖教授等也批评学校机关化衙门化,教条主义长期统治,学术自由,已近窒息,学者专家变成鹦鹉。法律学者尤其不满中共一九五二年强令解散法学院,指教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连根拔除。” 社会学院命运也一样,五二年被取消,教授在学校打散工。前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景汉气很大,鸣放时说:“于今党不仅要洗去脸上的尘埃,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他要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河南文联创作部负责人栾星认为,胡风集团案是“一个大的文字狱”。“当今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比清朝文字狱还要凶,还要厉害。”上海一位教授调侃毛是“秦始皇、孔夫子加马克思的混合体”。

这些知识分子开口鸣放之前顾虑重重,怀疑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四川一教授在家中贴上八个大字“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绝不上当,但是,这些善良的读书人终于招架不住毛假惺惺的诱惑,毛一再高调鼓动鸣放“言者无罪”,并赞同党委治校不合适,要出版《蒋介石全集》。电影女演员吴茵基甚至感动得对人说:“怕什么?什么都可以说,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他们哪里知道毛早已制订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看看毛选第五卷,可以洞悉毛在五七年一月已虎心积虑“一定要把社会上的歪风打下去。”

这些知识分子多数已届中年,他们在国民党时代受教育或者留洋回国,接受过西方价值观的洗礼,面对中共执政以来的劣迹,他们当然有种种不平、不满和愤慨,化作鸣放言论时,无论如何以事实为据,出于改良的善意,但必然与中共的权威与教条相冲突,而被视为反党,这是他们悲剧的根源,也反映右派与共产党之间的本质分歧,无关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动机与气度。质言之,五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与中共的矛盾,仍然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一党独裁、共产专制主义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对立。从这点上说,二者有不可调和的性质。

深受苏东自由化影响的青年右派

毛的第三个反右目标是“青年右派”。这个群落以大学生为主体,他们批评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和前述两类区别较大。这批青年学生,以其中两名鼎鼎大名的林希翎与谭天荣而言,反右时都是二十二岁。对这两位右派学生的处理,是毛亲自批示的:“开除学籍,留校劳动,当反面教员。”而有五四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则成为全国青年右派的一面旗帜。北大一批激进学生在鸣放高潮的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号召“年轻人放开嗓子唱”“举起火炬埋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随即大字报在校园铺天盖地而起,名曰“民主状”,开大陆以大字报为诉求手段的风气之先,直至一九八○年被邓小平禁止。

北大右派学生深受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自由之风影响,他们同情波匈暴动,欣赏南共纲领,林希翎的演讲,谭天荣的文章是两个万从瞩目的标杆。林赞扬铁托,抨击中共肃反,逮捕胡风是破坏法制,指“中国杀了七十七万人,冤枉的人也有七十二万。”她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应是很民主的,但中国不民主,只能叫封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她指责中共的愚民政策,封锁新闻,军队是教条主义大本营。

谭天荣的批判不如林泼辣,更带理论色彩,他自称是恩格斯的崇拜者(二○○一年来香港里北大校友会上作自称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他点名批评毛是帝王思想变相复活,刘少奇、郭沫若、李政协道、杨振宁等人无知,无耻,形而上学,自命认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他宣称,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他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反对的是如波共领袖哥穆尔卡所说的“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谭天荣要求全民直选,对地主也给以选举权,反对法律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可见,他们是一批“二十大的孩子”(如苏联戈尔巴乔夫们一样),他们没有借助于西方民主自由理论的思维惯性,他们是在中共正统马列教育下(八年)成长的一代,鸣放中大量社会黑暗面的曝光,使他们感到自我奴化的威胁,便以青春的热情和优异的理性走上反叛专制之路,他们的思想与言论便带有自发性与启蒙性。

中共为何要对这批青年右派压加处理呢(不少人被判刑、劳改)?明显的原因是,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属于毛宣扬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和章罗及那些年长的知识分子被诱在座谈会发表言论不同,他们有主动性,并把鸣放变成了民运,造成各地的“闹事”(陕西师院学生甚至封了党委办公室,钉上木条)。他们年轻,还有机会。因此,北大近千名学生打成右派,甚至在文革后,予以平反“改正”,仍不让他们留在北京,多数都被发落回原籍,以防他们东山再起。

党内右派的反叛力度不弱

毛反右的第四个目标‘党内右派’。毛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北京学校中的党员大概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还多一点。”

其实,中共内划的右派分子并没有北京的大学中那么多,其特征都属党内知识分子而且多有前科,如毛点名的丁玲、冯雪峰(毛指他们是共产党员反共),他们在反右前就因历史和文艺派系挨过整,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顾准,三反时曾被撤职;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常青,在反高岗时受过陷害;另如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也成了右派。这些都是十足的知识分子。和后来反彭德怀及文革不同,党的各级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反右的打手。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因批评对台工作被划右派,但她不是党内当权派。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内部划成右派高干,有一个外界少知的群体,即省市一级的司法干部。因反右前中央提出加强法制,实行“公检法”三权制约,曾给肃反中一些错案平反,结果,肃反扩大化成为右派“进攻”的主要目标后,这批检察院法院的副院长、副厅长,很多被划为右派分子。

北京的大学院校中,确有不少党支团支部成员大比例地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无他,这些青年党团员是学生中最关心政治的部分,身处大动荡之中,他们的反应当然十分敏感。(另一特别现象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的右派占全校右派三分之一,清华工程物理系约一半学生当了右派,据谭天荣对笔者解释,那是因为学物理的喜欢“刨根究底”所致。)沈阳师院共青团宣传部长张百生的鸣放言论可为代表:

中共执政以来“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是太上皇,一手托马列主义圣经,一手执国家政权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扣上反马列主义铁帽,就是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

清华大学一党员,当过兵,他的控诉直指毛泽东:“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的讲话,皇上哟,你镇压人民,已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一九四年年以后,你杀了七十多万人民!杀吧,把中国人民杀绝吧……独裁者,你们已是残暴成性了。”

五七年右派的历史功绩

综上所述,作为毛打击的主要对象的四类右派,尽管他们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地对中共执政八年所呈现的专制劣迹,作了广泛的质疑与抨击,可以说,反右迄今,海内外一切对中央的批评与反抗的议题都包含其中,而且批判的深度超过文革到“六四”的抗争,足以享有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的荣誉。章伯钧、罗隆基以英国大百科全书对他们在反右运动中要求民主政治的高度评价感到自豪,是一个重的的历史注脚。

因此,对反右运动的整体观察,不应停留和局限于谴责一个暴君的政治手段(如阳谋)之上,应看到这是对共产主义透过中共在中国这块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粗暴统治的一次全民否决。虽然不是普选式的否决,但人民已让他们的优秀代表响亮地、毫不含糊说“不”。(被认为是务实派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右中坚定地站在毛一边,邓至八十年代也不为反右认错,可见反右有更深的基础)。这是和波兰的工人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一样,可以名垂青史的中国士人对联暴政的一次起义。

在毛泽东卑鄙野蛮的阴谋与镇压中,这次伟大起义悲惨地失败了,这失败不仅是沦为“贱民”的百万右派的家破人亡,自身的无比摧残,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压重受挫,而且,在精神层面斩断了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大陆艰难成长的自由民主命脉,这种巨大的不幸,是全民的言路被堵塞,更是在毛以百倍疯狂走向灭亡的辽阔地平线上,一批又一批反抗者,失去了作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理性依据和道德依据。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可怕的和战后潮流隔绝的断层,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大跃进”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和文革中传统文化的濒临灭绝。

林昭就是在这个历史的大断裂的背景上,作出了自己的英勇抉择并洒尽最后一滴血。她以弱女的一身挑起五四民主精神,苏东自由思潮乃至基督仁爱之心的道义重担,完成她玉洁冰清的人格,她是中国当代普罗米修斯,她留下的思想和道德遗产,是我们这个可悲的民族尚能苟存于世的珍贵的基因。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被迫承认反右扩大化,给右派“改正”,恢复工作。笼络了王蒙、朱镕基等一批右派,大多数右派则在九十年代先后淡出社会舞台,少数右派出国谋生,承继五七年的传统,磨励他们不懈的斗志,从和癌症搏斗的刘宾雁到致力于劳改研究闻名国际的吴弘达及许多老当益壮的流亡者,留下可观的功绩。留在大陆的右派,饱经忧患,虽已垂垂老矣,但仍不乏在改革开放时期大胆敢言,著书名志之士。虽然四十年前右派抗争的目标大部分在中国仍是遥遥无期,但这分散在海内外的一批幸存者仍相信,火种在,必有后继者,他们一九五七年的梦想,终将实现。

[本文资料参考:丁抒著《阳谋》、思忆文丛《原上草》,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胡平著《禅机一九五七》、章诒和《最后的贵族》、毛选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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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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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英雄冯元春

作者:晓枫 (又名铁流,原名黄泽荣)

明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在這五十年的岁月里我时时刻刻记着一个人,她就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可惜她早已离开人世,在毛泽东血腥的“十年文革”开始,被杀于四川省第二监獄南充,死时不足三十岁,一个多么年轻美丽活脱的生命。下令杀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記,毛泽东豢养在四川的一条恶狼李井泉。

我和冯元春只有过一次照面,还是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参予批判者立场。我没有见过林昭,只读一些写她的回忆文章。她们倆人都是大学生,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同是学生中的“大右派”,我似乎觉得冯元春的观点更为激进,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剖析更为深刻,简直到了一針见血的地步,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由于历史的尘封和资讯的闭塞,直到今天还鲜为人知。我有责任把她介绍出来,让更多了解和认识她的人去补充去完善,在中囯争取自由的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当时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刋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辯才的年轻编辑、記者,去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辯论会。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我骑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辞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掛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置疑和质问。記得有张大字报上這样写着: “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已的头脑,自已的思想,自已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這样和那样。”我读了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不可避免的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吴若萍先生(后划为右派),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辯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殘酷的集团”,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震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殘酷的剥削集团”!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材一般,个儿中等,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参加她鸣放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兩三千人。她不惊不吓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這一詞,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冶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軍队、警察、监獄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尊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和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吳若萍说:“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吳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她接着提出几个不可辯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䜣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

他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說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 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已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搗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 “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辯论无疾而终,后来全国在《人民日报》社论《這是为什么》的诱导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发起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獄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䜣我说:“官方以现行反革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二十年,后送到南充监獄改造,长期不服,经常上䜣,文革中呼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被处决。她死得比张志新还惨。”又听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分内部文件,决定全省有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就有冯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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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23, 2006

独立思想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

作者:王力雄

所谓“独立思想者”含义广泛,这里特指在体制外对中国政治转型进行思考的人士。“独立”的含意是不依附政权体制;“思想者”并非汉语词汇的“知识分子”,而不拘来自社会任何阶层。

独立思想者并非是一个整体。他们可能互无联系,观点相左,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民间思想资源。当政集团无法逾越的局限,只有他们才能突破。由此可以说,独立思想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

独立思想者并非都自创体系,他们专业不同,兴趣不同,关注对象分散于不同领域,但批判现实、警告危机、“报忧不报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虽然预言灾难不受欢迎,发生作用的方式又是“预言的自我否定”--即危机可能被预言引起的防范避免,从而使预言沦为虚假,然而这种批判、警告和经常不兑现的预言,对保持社会清醒,促使当政者自我改革,却是必不可少的棒喝。

独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包括寻找中国政治转型方向与路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终极正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善于从“能够怎样”入手而不浮夸于“应该怎样”的空谈,却又不把“能够”仅当成无可奈何的妥协,而是推动“能够”不断扩大,并在其中埋设下达到“应该”的脉络。

如何避开转型过程的险境,防止失控和乱局,这种思考对今日中国绝非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改革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独立思想者充当了当政者能否出“圣人”的前提。虽然有了这种思考不一定就会出“圣人”,但是没有这种思考则一定不会出“圣人”。

独立思想者不会把希望寄托给“圣人”,却会尽最大努力争取这种于社会最有利的和平之路。从这个角度,独立思想者虽然不会成为“幕僚”、“智囊”、 “帝王师”,却不怕被当政者“利用”——因为思想实现的方式就是被利用。权力利用思想之时,也就是思想利用权力之日。

独立思想者不追随权力,也不追随群众。以往靠战争、夺权进行社会变革,人多势众最为有效,群众因此是需要依靠的对象,而今中国的困境深入到文化与生态层次,恰是在这些方面--道德丧失、信仰沦落、物欲横行、掠夺和破坏生态--群众本身即是危机本身。通过人多势众的方式解决这种危机,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保持对群众的批判和引导,找到使群众自我节制的方式,是独立思想者的另一使命。

任何时代都有独立思想者存在,今日中国对这种角色的需求最为迫切。

王力雄专栏

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问题

作者:董德刚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已经有过两次:一次是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一次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后一次,总的说是比较成功的,但也留下了若干值得吸取的教训。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内容,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强调“最新”的本义,作狭义的解释,仅指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等;另一种是对“最新”作宽泛的解释,系指我国新时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解各有一定道理,可以在不同场合使用。譬如,在强调它是我们党和国家总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作为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用它来武装全党时,前一种理解显然过窄,而后一种理解则更为妥当。但在专指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创新、强调当前工作的实际指导方针时,又只能作前一种理解。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应当作广义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还有一个主体问题,对此也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是单指中国共产党包括其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它们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献之中;另一种虽然主要是指前者,但还包括其他人特别是我国理论界的创新。前者可以说是原始的和权威的文本,内容相对简单和确定,后者则对前者作了很多论证、阐发、补充和系统化的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尽管各种理解不尽相同。当然,这二者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前者的不少内容就是从后者吸收而来。这就是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应当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献为主要根据,但又不限于它们。

一、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已经有过两次:一次是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一次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前一次,经过近20年的孕育、提炼、宣传和实践检验,以我国新时期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根基,得到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取得了水到渠成、人心大顺的效果。后一次,总的说是比较成功的,但也留下了若干值得吸取的教训。

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发展和创新,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笔者也作过不少研究和宣传。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指导思想,总体上已经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赞同。但也必须看到,至今尚有为数不少的同志(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和老同志)还有这样那样的保留,更不消说在私下、在互联网的帖子中大量存在的冷嘲热讽、诋毁漫骂该理论等现象。这里,无疑存在一些同志学习领会不够的问题,也存在少数对社会不满的人甚至敌对分子的恶意攻击,但从党和国家自身的角度看,恐怕也有需要反省之处。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刚刚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把它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五大报告还强调:“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随后,学习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在全党全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可是,时间不长,2000年春天,就提出了 “三个代表”这个新的理念,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将它初步系统化,2002年就把它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又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间过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它的了解、熟悉、接受程度都很有限。特别是能够列入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更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有人们公认的重大实践成果,具有划阶段甚至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在同一个阶段的不长时间里,新理论接二连三地提出来,人们就会感觉理论的变化太快,目不暇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四五年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也影响它们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显得不够慎重。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发展的战略道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等重大问题的论断就是如此,新理论在质上有何飞跃并不十分明显。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具有某种质的区别(如前者的中心内容是建设,后者的中心内容则是革命),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更多的是共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理论也有一定难度。

第三,二者的内容有部分交叉。譬如,1995年党中央批准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十五大报告,都把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内容。而近年来,中央有关文献又将它看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如,在2000年以前,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被列入邓小平理论,而后来,又把它归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前后矛盾的现象,也使很多干部群众感到困惑。

第四,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起点,固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它确是党中央新老领导集体开始交替的时间。但十三届四中全会能否作为中共党史的分界线,还需要认真研究。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看,1992年无疑比它更为重要,因为这一年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新阶段。以十三届四中全会作为中共党史的分界,也给一些人揣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同确立个人历史地位有关提供了口实,使“一届领导一套理论”的说法有了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负作用。

第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一些提法,也有可以讨论之处。例如,一些领导干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重要”?毛泽东思想没有 “重要”二字,难道就不重要了?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的“三句话”——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语句太长,而且比较拗口。以其中第二句话为例,“文化”就比较抽象,“先进文化”就更加抽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抽象之抽象,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很难准确记住更难以充分理解它们。这些话中个别表述还有重复,如“最广大人民”:人民就是指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是 “最广大”了,现在,还要把“最广大”同“人民”叠加起来,有同义反复之嫌。对于这些问题(包括现在众说纷纭的“以人为本”),如果能够事先在较大范围内特别是理论界认真研究一下,可能会更好些。

二、 一点设想和建议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假如不用“三个代表”这一新的名称,而是继续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提法,把我们党后来的理论创新成果都纳入到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范畴之内,或者虽然也使用“三个代表”这个名称,但不把它同邓小平理论并列起来,而是同样作为后者的丰富和发展,是不是党心民心会更顺、阻力会更小、对党和国家更为有利呢?

这涉及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原名、本名。狭义的邓小平理论则是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理论创新成果,其时间大体可以界定为从1978年到2000年(因为在“三个代表”提出以前,邓小平理论一直是我们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狭义的邓小平理论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并列的关系,即属于同一层次。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广义的邓小平理论则是种属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前者隶属于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一个层次的一种形态、一种阶段性的成果。现在,我们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并列起来,等于对邓小平理论作了狭义的限定(其时间下限还很模糊,似乎为1989年),完全忽视了它的广义,而且,未作任何解释说明,这是有欠缺的。

对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定位,党内会有不同认识,这是完全正常的。不过,由于作出这些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往往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而评价者一般都是其下级(包括影响很大的省部级主要负责人),因此,对这些创新成果的评价常常带有下级评价上级的性质。而下级对上级的评价尤其是公开场合的评价,通常是高估的多,低估的少,而且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的随波逐流、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所以,容易出现一面倒的现象,不同意见很难发表,评价结果往往偏高。对此,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急于作出决定,而应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宁可多检验一段时间。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因此,对待“旗帜问题”即党的基本理论或指导思想问题需要特别慎重。

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注意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层次性、稳定性和可接受性。既要注意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如漠视、低估、庸俗化等倾向,更要警惕过急、过高、过分追求体系化的倾向,不要神化,不要故作“高、大、全”的阐释(例如动辄宣传“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之类),不要轻言“完备”。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应当重点警惕后一种倾向。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都在一定条件下实践和认识,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要充分考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接受程度,充分考虑理论的实际作用,力求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谨防人为“揠苗助长”、“随意拔高”。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对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定位问题提出以下一孔之见:暂时(三五年内)不要把科学发展观等成果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起来,不要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理论成果,而是把科学发展观等成果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样,党员、干部和群众比较容易接受,不会产生所谓“转弯子”的问题,统一思想所需的社会成本也比较低。注重现实和当前是正确的,但也不宜动辄把当前的一些提法都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即使把这些新提法摆到低一个层次,也并不影响它们实际的指导作用。而且,这也并不排除在将来,在新的理论得到很大发展、时机比较成熟时,把科学发展观等成果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三、表述和定位问题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表述人名太多,文字太长。而且,按照现有的这种做法,以后还可能增加新的语句,那就更加繁琐。作为《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不必罗列很多具体层面的东西,只需列出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因此,可以修改有关提法,不要那么多理论名称。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

将来,可以考虑,用一句话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并强调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提法很好,它简约地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又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必须有新的发展。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基本精神:它们都同时讲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已经表明,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而单靠马列主义也是不够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列出后三大成果。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还表明了我们指导思想的历史渊源、深厚基础和与时俱进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我们指导思想的源头,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是其基础,二者结合的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等丰富的内容,而且在不断“发展着”。这个提法既保持了我们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易于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又体现了注重创新的时代精神和重要导向,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能够适应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要求。

以上表述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层次性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第一层次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总概括,是我们指导思想的总体。其下是第二层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者是我们现阶段指导思想中的中心和重点。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下则是第三层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理论发展的新成果。

当然,也可以考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理念来表述我们的指导思想,譬如,富强、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谐等。它们在党的一些文献中已经开始部分使用。这类表述的优点是突出了核心价值取向,内容明确又很简洁。不过,它无法涵盖“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科学规律、科学方法等丰富内容,况且目前我们对于核心价值取向的研究还很不够,党内和社会远未形成共识,所以,核心理念还不能取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提法。今后很长时期内,都可以而且需要两种提法同时并用。

附带指出,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指导思想、社会或民众思想应当有所区别。这也是三个层次的问题,不宜混同。这是需要另文专门论述的问题。

原载学术文摘

党校学者炮轰江泽民三个代表

星岛日报

中共中央党校哲 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提出,要吸收「三个代表」理论匆匆写入中共党章的教训, 建议在今秋中共十七大,不要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 他批评一些官员在评价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时,出于私利而「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 并且提出「要警惕过急、过高、过分追求体系化的倾向」。

董德刚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二○○二年的中共十六大, 将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中共党章和宪法的指导思想, 「必须看到, 至今尚有为数不少的同志(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和老同志)还有这样那样的保留」。

吸收「三个代表」教训

他指出,中共十五大刚刚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 五年之后又将「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宪法,四、五年便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 影响权威性和稳定性,显得不够慎重。

官方将一九八九年江泽民上台作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起点。董德刚说,这使「一届领导一套理论」的说法有了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认为是为了确立个人历史地位。

董德刚指出,由于作出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往往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评价者一般都是其下级(包括影响很大的省部级主要负责人)。 因此,「通常是高估的多,低估的少,而且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的随波逐流、看风使舵、 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所以,容易出现一面倒的现象,不同意见很难发表, 评价结果往往偏高。对此,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定要心中有数, 不要急于作出决定,而应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 宁可多检验一段时间。」

称须注意各方认受

文章指出, 必须注意中共理论创新成果的层次性、稳定性和可接受性,「要警惕过急、过高、 过分追求体系化的倾向,不要神化、不要故作『高、大、 全』的阐释(例如动辄宣传『高屋建瓴,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之类)。」要力求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谨防人为揠苗助长、随意拔高。 因此,董德刚婉转地建议十七大不要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文章说,暂时(三、五年内)不要把科学发展观等成果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起来,不宜动辄把当前的一些提法都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

「三个代表」涵意抽象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 即「中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外界评论这是他为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将中共由革命党转型为全民党。

文章指语句太长难记

中央党校学者董德刚指出,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一些提法, 也有可以讨论之处。 一些领导干部提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重要」? 毛泽东思想没有「重要」二字,难道就不重要了?

文章批评,概括「三个代表」的「三句话」,语句太长,而且比较拗口。 以其中第二句话为例,「文化」就比较抽象,「先进文化」就更加抽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抽象之抽象,普通党员、 干部和群众很难准确记住更难以充分理解它们。文章又指,这些话中个别表述还有重复,如「最广大人民」:人民就是指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 已经是「最广大」了,现在,还要把「最广大」同「人民」叠加起来,有同义反复之嫌。

中共官员建议胡锦涛理论不进党章

VOA 2007年3月29日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建议,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17大期间不要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


香港星岛日报报导,董德刚提出,要吸收“三个代表”理论匆匆写入党章的教训,不要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

*董德刚:阿谀奉承和过份吹捧*

董 德刚说,一些官员在评价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时,出于私利而阿谀奉承和过份吹捧。他指出,中共15大刚刚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5年后又将江泽民的“三个代 表”写进党章和宪法。他说,这样四五年就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不但严重影响党章和宪法的权威性,而且充份显露出不够慎重。

香港开放杂 志主编蔡咏梅女士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也表示,这样的作法简直是对党章或宪法的一种嘲弄和践踏,形同闹剧。她说:第一个教训就是,这样子贬低了无论是党章 还是宪法的神圣性。因为写进去之后,他一下台,这个东西就作废了,这是不是对宪法一个很大的嘲讽吗?对宪法的一个践踏吗?简直是把党章和宪法完全丑化了。 所以他们现在也觉得那是一个闹剧。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再出现,以后就不要再搞这种东西了。”

*蔡咏梅:权威一代不如一代*

董 德刚指出,由于做出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往往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评价者一般都是其下级,因此通常都是高估的多,低估的少,而且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 而随波逐流,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很容易出现一面倒的现象,不同意见很难发表,评价结果往往偏高。他说,因此,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 人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急于做出决定,而应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宁可多检验一段时间。

蔡咏梅女士说,由于中共领导人的 权威已经一代不如一代,加上宪政意识逐渐在中国大陆萌芽,因此她推断,这次要将胡锦涛所谓的理论写进党章可能很难。她说:“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是一代不如一 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想要把胡锦涛的什么理论写进党章,可能很难得到党内的共识。因为最近几年宪政意识开始在中国大陆启蒙,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搞以前那 种随随便便,把某个领导人政策性的一个什么所谓的理论写进宪法,在目前状况下可能就比较难了。

美国之音

星期四, 三月 29, 2007

厚黑的人民好统治

作者:黄钟

《厚黑学》要比它的作者李宗吾名气大。

十几年前,《厚黑学》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也赶时髦读过一通。书里那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过了十多年,笔者依然记忆犹新。如今,《厚黑学》的吸引力似乎不减当年。

虽然李宗吾称厚黑之学是“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可是平心而论,对于什么什么“学”,国人关心的,委实不多。买《厚黑学》,读《厚黑学》,恐怕大都是奔着“厚黑”二字去的,为的就是不“学”也有“术”。

尽管林语堂称李宗吾是“盖世奇才”,近代“新圣人”,可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知厚黑,懂厚黑,用厚黑,却对李宗吾是啥样人物不甚了了,也就不奇怪了。就像陈远先生所说的那样,李宗吾成了一位被忽略、被误解的大师。通过四五年的点滴积累,一番精心钩沉梳理,陈远向我们娓娓开讲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的《李宗吾新传》是想尽可能向读者还原一个本真的李宗吾。

李宗吾自称“厚黑教主”。其实,在许多认识他的人眼里,却是另一种印象。比如,南怀瑾就说他“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半辈子大讲特讲厚黑学的李宗吾,一生并不发达,而且就连寿命也不长,1943年去世时才64岁,弄得那巴蜀鬼才几十年后还一个劲地感慨,厚黑教主“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惨死!”鬼才断言暗合了我湖南老家那句苦命人常常念叨的话:早死早好。

当然啦,李宗吾为人厚道并不妨碍他对世道人心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厚黑学》成于“旧社会”,能风靡“新中国”,自有它的道理。不过,林语堂年那句“世间学说,每每误人,惟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是说过了头。批判成了教唆,那是常有的事。就像全世界打菜刀的人,大概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一小撮一小撮是想给顾客拿去杀人的。尽管如此,拿两把菜刀砍翻税务局的,剁了邻居阿毛之类的事情,也还总是有的。这事是铁匠管不住的。李宗吾可以宅心仁厚地写《厚黑学》,但人们《厚黑学》读了之后会怎样想怎样用,恐怕就难说了。

人们读厚黑学干嘛呢?不见得只是看清刘邦张良之流的开国领袖开国元勋的厚黑嘴脸,从而对专制政治多一份冷静,添一份理性,而是愈加坚信要在这个世道里混得人模狗样,就得面厚心黑。虽然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哪会是厚黑两字就能通吃,那刘邦当上皇帝,不只是因为黑透了,那刘备弄到荆州占据巴蜀,也不只是因为厚极了。但是,简单才有力量。一般人并不需要复杂,而只是需要他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确定答案。

尽管李宗吾自己标榜的是“思想独立”,还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我的思想,可说是建筑在厚黑史观上。”可是倘若像他那样思想独立地“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考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无论是看千年历史,还是环顾四周,瞪大着眼睛也只能看出厚黑两字来,大概会常常启发人性中的弱点和阴暗,而光明和积极的一面则被蒙蔽了。于是,《厚黑学》就很容易成为对一个民族的心理暗示。

厚黑之外皆虚无。精通了厚黑学,即使害人之意不生,也是防人之心已有。结果恶性循环。不仅自我贬抑,而且还整个民族自我贬抑,以为不仅个人又厚又黑,国民性也是这德行!用厚黑去看,见那帮我打跑强盗的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说声谢谢,而是先想到这人怕是别有用心。厚脸黑心的另一面是死心。而哀莫大于心死。你笼罩在这样的人群和氛围里,不绝望才怪了呢!于是,放下《厚黑学》,再想想周围的人和事,就会对李宗吾佩服有加。因此,更增对《厚黑学》的需求。遗憾的是,鬼精鬼精的个人不见得就会组成一个大智大慧的民族。

老蒋当年禁《厚黑学》,还通缉李宗吾,认为他“败坏人心”,实在是有点傻。他真的没有悟出厚黑的人民好统治这样的道理。在一个真正拒绝自由的时代,李宗吾的书是绝对不会成为禁书的。固然不会有人大张旗鼓地像祭孔那样膜拜厚黑教主,官方史书里也不会给他留个什么位置,但会静悄悄地让他活在人民的心中。厚黑长存,教主不死。浸染着厚黑学的人民面对强权就只会是一个个抱成团的刺猬,一盘盘拢不起来的散沙。缺乏自由的环境里,大概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

2006年7月20日

黄钟博客

星期二, 三月 27, 2007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谢韬:《给丁弘的一封信》,原载《动向》2006年11月号 11/17/2006

原载: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
作者:谢韬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00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 ,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部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我们党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 “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 ,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00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附录:上海召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

2007年3月17日下午1点,由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大江书社共同举办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在上海举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冯金华和上海大江书社大江书友会等50余位书友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上海大江书社顾问、原上海感光胶片厂厂长肖景祥同志主持。

座谈会上同志们满怀义愤,畅所欲言。座谈会开了三个小时,大家都言犹未尽,甚至出现了“只要一分钟”、“只说一句话”的场面。

肖景祥同志说:“《炎黄春秋》在今年第2期刊发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所论述的问题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还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走向,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要看清楚。民主社会主义论再次抛出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谢辛二人通过歪曲、篡改、抹黑的种种方法,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等等。这些反动言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不把它彻底批倒,将会给国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到国家、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冯金华同志在发言中介绍了“民主社会主义”产生的来龙去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及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好听的、抽象的名词堆砌成的假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民主、自由、平等。他认为,我们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中合理的东西,但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垃圾、糟粕,我们要坚决扬弃并彻底声讨、批判。

蔡仲德同志认为,我们要学会如何识别骗子。谢文中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旗号,干着浑水摸鱼、混淆视听的勾当。他所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就是在中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我们要深刻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源和条件,要正视民主社会主义流行的现实。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在谢韬一类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理论探讨、学术争鸣。谢文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年来的 “主流意识”。从去年的新西山会议,到今年再次抛出民主社会主义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和“改造”,而且越来越如此。认同他们并同他们产生强烈共鸣的,大有人在。这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正视的现实。这种情况,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看来还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如毛主席当年所示、如列宁当年所示,认真学习马列毛原著,识别“骗子”,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根源、条件以及应对之道。

刘云同志对民主社会主义论调表示强烈质疑与愤慨。她说:“谢韬在文中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才是修正主义者;说什么左派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这说的是谁?这不是说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同志实质上在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是我不理解,还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搞鬼、在抹黑,我干了几十年的革命工作,我不理解。”

高为学同志在以《岂能以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为标题的文章中谈了自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认为:《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其要害是以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妄图在中国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来复辟资本主义。谢韬的所谓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是用资本主义来害中国。现在,除了谢韬等人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以外,还有人用“人民社会主义”来推销“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同样是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这种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印证了毛泽东同志五十年前对我们的一段警告:“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最好的助手。”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的这段话,高度警惕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思潮,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杨向荣同志发言很短,但是一语中的。他认为,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座谈会,不是学术讨论,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信号。经济基础改变完了,必然要改变上层建筑。而要改变上层建筑,就需要作出舆论准备。因此,谢韬等人再次抛出民主社会主义论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大模大样地跳出来,敢这样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行动,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时机到了,已经到了清算的时间了!

因为时间关系,董乐辅同志以《“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是亡党亡国论》为题做了书面发言。发言中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决不是挂上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就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是有它几个必须具有的条件的:(1)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国家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同样性质的);(2)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不具备这三个条件,抛弃了这些本质特征,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个社会主义的条件(本质特征)都不存在,怎么能是社会主义呢?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场严重的斗争,必须利用这个反面教员,对它进行狠狠批判,从中接受教训、获得教育。《上海宣传通讯》今年第2期对意识形态工作做了重要介绍。第2期第14 页传达了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重要的讲话:“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宣传通讯》用黑体字引起重视。指出“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渗透出新特点,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旗号,内外勾联,借题发挥,蓄意炒作;国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杂音时有出现,今年下半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思想领域的噪音、杂音会增多,敌对势力干扰破坏会增加。”所以“在集中力量进行建设的同时,可不要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李云山同志在书面发言中用事实和具体数字批判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辛子陵和谢韬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修正了他们早年即在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那个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救中国”的论调。

同志们纷纷表示,本次座谈会开得非常好,对于揭露谢韬等人妄图借民主社会主义行资本主义之实的行径,对于端正视听、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大有好处。这种座谈会要多开一点。

星期一, 三月 26, 2007

中共党报吁地方政府和平处理民乱

2007年3月26日

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呼吁地方政府在应对群体事件时避免使用武力。有分析认为,《学习时报》是在做官样文章,因为中央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地方政府对抗议民众使用高压手段。

*群体抗议此起彼伏*

中国近年来民众抗议事件急剧增加,普通老百姓由于不满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和土地被无理征收等原因走上街头。这种抗议活动有时因为当局应对不当而升级,乃至失控。

湖南省永州这个月早些时候一些民众因不满公交车涨价而举行的抗议最后吸引了约两万人参加,并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导致多人受伤,有关当局甚至调派军队前往维持秩序。

上星期三,江西省贵溪市再次发生群体性抗议事件。目击者说,反对贵溪与临近的鹰潭市合并的数千名抗议者堵塞了一条主要铁路长达几个小时。最后,当局出动防暴警察,用催泪弹驱散了抗议人群。

*胡平:当局无力无心解决问题*

旅居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中国各地有关当局大多以暴力手段来对付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抗议事件,对所谓“和谐社会”的外观,有相当负面的影响,但各级政府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倾听民众的诉求。

胡平:“各级政府也清楚,对于民众的要求,他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解决,所以唯有采取压制的办法,提高要求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的成本,使得更多人 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忍了,因为去抗争,风险非常大,往往会招致镇压,实际上得不到什么积极的效果。所以他就通过这种办法,使很多人最后放弃这种抗 争。”

*学习时报:别激化 勿动武*

《学习时报》的文章指出,政府应当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解决抗议者提出的问题,避免以武力来控制抗议活动,因为这样会激化矛盾。文章还敦促地方政府和警方区分集体求助和违法活动,并要求各级政府做出更多努力,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来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

*胡平:地方动铁腕中央未制止*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面对不断出现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共高层总要有所表示。但《学习时报》的文章基本上是官样文章。因为从目前群体事件来看, 民众提出的大多是一些非常基本的要求,是符合现行政策法规的合理要求,但地方官员不但不允许民众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实现这些合理愿望,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此,中央政府并没有强力制止。

胡平:“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得到实现,那么人们可能就会提出进一步更高的、同样是非常合理的要求,所以必须不断压制人们的胃口,让人们不会提出一些更高的、更根本性的主张。广东的太石村事件、汕尾事件,就看的很清楚,这些事情都闹这么大了,都出了人命案了,流了血了,中央也听之任之,那你现 在说这种话会有多大意义呢?”

有分析指出,中共高层把日益深化的官民矛盾、警民矛盾看作是对其统治地位的潜在威胁,因此高调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如果《学习时报》的文章传达的是中共高层的信息,其目的也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

星期日, 三月 25, 2007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设立“新闻灭火队”

2007.03.24

有香港媒体披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阅报组”。专门监控有关人大的负面消息或不利报道,被称为新闻灭火队。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据 香港《亚洲周刊》日前报道,近年来,在主管中国全国人大日常事务的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的指挥下,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一个名叫“阅报组”的新机 构,功能有些类似中宣部的“新闻阅评组”,专门监控各地报刊杂志互联网络登载的有关中国全国人大的新闻报道。这个也被人称为“新闻灭火队”的机构,一旦发 现有关全国人大的负面消息或不利报道,就马上组织封杀,避免效应扩大,以达到捂盖子的目的。就此,在西安的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说,中国人大的这一做法 并不让他感到意外:

“中国人大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一个工具,专制政权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组织,再一个是地方组织,其他就是所谓的中共操控下的法律、中共操控下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包括工会、妇联、军队等等都是它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杭州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表示,中国全国人大设立专门机构封杀负面新闻是不务正业:

“人大作为具体机构来监督这种事,我认为是没必要。人大是立法机构,是监督一法两院的,没必要监督网络,新闻媒体。新闻媒体批评人大,人大应该闻过则喜,把批评报道传到吴邦国那边去,让他来改进。如果一出现就删除,那就会起反作用。”

中国全国人大 “阅报组”封杀批评报道和负面新闻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昝爱宗认为,人大的这一做法没有正确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不利于媒体的舆论监督。他指出,目前中国腐败问题严重,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而不是控制媒体,封杀负面新闻:

“我认为最重要的监督就应该是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这种力度是特别不可缺少的,一旦媒体获悉腐败的一些线索,马上这个人就会身败名裂。比如黑龙江省的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就因为宝马案被判刑,这就说明舆论监督很重要,但是管运论监督的太多,所以比较艰难。”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说,中国全国人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花瓶,根本不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

“所 谓的人民代表大会,最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全国人大举行的每年的大会期间,数以千计的、上万计的上访人员涌到北京去上访,结果不但见不到一位所谓的人民代表, 而且被打,被抓,被关押、被劳教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声动的画,画出了中共人民代表制度的实质、画出了中国老百姓所处的悲惨处境。”

“亚 洲周刊的”的文章还指出,中国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除了立法工作之外,还要监督政府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又有谁来监督全国人大呢?这始终是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连现在有限的媒体批评也遭到全国人大有组织的封杀,那么全国人大就果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法外之地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