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一月 13, 2007

国不在大,有油则强

2007.01.13
有油便是强
过去对一个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是看它的国土面积和意识形态。现在则是看一个国家的资源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俄罗斯虽然在基础设施和贯彻民主思想方面有所欠缺,但是因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在全球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能源资源是有限的,从长远看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高。目前德国和欧盟在能源需求方面已经陷入了对外部进口的依赖。

俄罗斯的权力就是能源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俄罗斯早已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然而作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它却不容小觑。目前德国35%的石油消费依靠俄罗斯进口。在天然气方面俄罗斯也是德国最重要的供应商。德国通过自行开采只能满足本国3%的石油和16%的天然气消费。德国毫无疑问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市场。

整个欧洲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也是不言而喻。欧盟82%的石油和57%的天然气需求依赖进口。而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天然气进口几乎只有一个渠道,即俄罗斯。欧盟对这种外部能源的依赖还在不断加剧。

欧洲和德国一旦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将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一点从2006年1月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曾一度中断,以及不久前俄罗斯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石油纠纷中可见一斑。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意识到了能源资源带给他的巨大权力。在2006年7月的8国峰会上, 在这个首次由俄罗斯担任东道主的工业集团峰会上,全球能源供应问题就被提升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俄罗斯趁此机会再一次炫耀了自己的实力:世界6%的石油资源、34%的天然气资源和18%的石煤资源蕴藏在俄罗斯。

欧盟希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当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供气暂时中断并没有特别担心。她在夏季莫斯科8国峰会后曾表示,4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即便是冷战时期也是如此。

然而欧盟内部对俄罗斯在政治上一些做法感到不尽满意,也唯恐因此而引起严重摩擦。包括德国经济部长格罗斯在内的一些政治家纷纷表示,希望德国能够拓展能源进口渠道。格罗斯说:“如果这类供应中断,那将是无法忍受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将供应重点单纯放在东方。”

另辟油道谈何容易?

但是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和德国政府认为,尼日利亚这个拥有世界3%的石油资源以及伊朗这个拥有世界11%石油资源的国家,也同样有他们的问题。其实欧盟完全清楚不应当在能源供应上依赖政治上不可靠的国家。但是道理归道理,真正摆脱依赖并不那么容易。

欧盟也不是没有想办法。比如它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里海通过土耳其开辟一条新的管道,扩大欧洲的能源供应渠道。到2020年欧盟还准备减少13%的能源消耗,节省1千亿欧元的费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实行新的能源采购战略。迄今欧盟各国都是单独同能源供应商谈判。将来各成员国将通过布鲁塞尔统一下定单。

与中国和印度争油

整个欧盟有5亿居民。如果能够通过欧盟以一个声音说话,一起采购,这将不失为一步高棋。尤其是面对经济腾飞国中国和印度的竞争。 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这不能不引起欧盟的重视。从长远看,能源价格肯定将不断上扬。

印度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印度能源部负责人膳卡尔说:“我们的能源供应还缺6%无法满足。 在高峰期甚至缺少11%到12%。我们希望能在今后的2到3年内克服这种状态。”

专家估计,今后25年里,印度对能源的需求将增加三到四倍。这将给欧洲的需求造成巨大压力。

原载《德国之声》网站

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

作者:王思睿(陈子明) 何家栋

李慎之说:“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我们有顾准”,不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具有理论的意义。

顾准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的象征,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他在中国历史上专制恐怖统治登峰造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坚持理论探索和反思,是历代先哲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不愧为时代的良心,“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顾准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是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朱学勤说:顾准“穿透”了两大思想“要穴”:一是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苏联 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与此同时,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也有称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应该从头疏浚,非如此,难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这两大思想“要穴”,可以说是近代意识形态与学术神话互为奥援的脏腑之地。“在上述清理过程中,顾准还收获了一些其他认识,大概只能算作他整个理论研究计划的副产品,但是今天读来也还是令人震惊。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雅斯贝斯轴心时期理论、西方哲学当代语言学转向等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有哈贝玛斯,但是不知道哈贝玛斯,并未妨碍他认识到(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重要。不知哈贝玛斯,也许还有助于他避免今人那种照抄哈贝玛斯的恶习,有助于他从这一问题中剥离出两种极富现实意义的发展前景来讨论:一是具有法权体系上层建筑改革的配套条件,这样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同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甚至拒绝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即使发生某种萌芽,也可能演变为畸型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那样的黑社会。”

本文要讨论的是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他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与贡献。

(一)

议会政治或称代议政治,是民主政治制度乃至现代文明主流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胡适曾说:“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20世纪初的中国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梁启超和宋教仁为代表,曾经衷心地爱慕和热烈地追求过议会政治。胡适说:“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在亨廷顿所谓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亨廷顿认为始于1922年,因为一战结束后增加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民主国家,笔者认为按照中国的情况则可以提前至1919年)期间,中国思想家纷纷转向。

“信仰崇拜”议会政治的始作俑者梁启超,1920年3月访欧归国后《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中说:“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同年9月,由他起草的《改造》发刊词,“为同人所确信”“揭橥以质诸国人”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是“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直到去世前两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仍“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民主”与“科学”的热情呼吁者,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议会政治是立宪政治的主体,陈独秀否定立宪政治,自然是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到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彻底否定了“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他确认 “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陈独秀仍然低估了代议制在民主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譬如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在这里,他根据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政治思维,仍然把议会政治视为一种“形式民主”。

胡适在1935年写过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文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我们可以预料在将来的中国宪政之下,政党的竞争必定不会很热闹的。试看这四年的国难之下,国家意识越增高,党派的意识就越降低,这不单是中国一国的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德意志)的‘全国政府’的倾向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有远识的政治家应该抓住这种大趋势,公开的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造成全国家的,超党派的政治。”“况且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政’,如果真能逐渐实行,也可以防止政党政治的流弊。依我个人的看法,五权宪法的精神是‘无党政治’的精神。”“所以,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在上述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把 “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相提并论,说明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议会政治。胡适否定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抽掉了议会政治的精髓。

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也曾是《改造》杂志的重要成员。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明确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说:“今后立国之要义,……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但是,他的平衡显然是偏向权力的。“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欧战以后,或如俄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专政,或如德国一二年来根据总统大权命令励行节缩政策,或如英之联合内阁谋国内意见之一致,其间盖有一同一现象,是曰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他的具体政策主张也是指向“权力之集中”的。例如,“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联合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又如,“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后,张君劢积极推动战时宪政运动,在《宪法十讲》中提出“人权为宪政基本”,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提“修正民主”了。但他对议会政治的若干修正,仍体现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其流弊一直影响到现今的台湾政治生态。

1940年代中后期,议会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重新复活,但是好景不长,到1949年以后,在大陆再度被全盘封杀。现在发掘大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所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们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会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顾准那样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议会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顾准思想最为可贵之处。

(二)

重新皈依民主的晚年陈独秀曾说: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民主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以雅典民主、共和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民主,以英国大宪章至代议制度形成为主轴的中世纪和近代民主,以美国杰弗逊主义开其端绪的现代民主。下面侧重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审视民主的发展和进步。

以雅典民主为典型的希腊城邦民主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异数。顾准说:“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这种现象,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都事同一律,没有出现过希腊世界那种古怪现象。”民主政制,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上古四大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没有孕育出这个怪胎,但居然在历史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基因。

古代的城邦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顾准说:“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现在有人常常把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混淆起来。直接选举,不论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议士还是选举行政长官,都是一种间接民主的方式。间接民主意味着,选民只管选人,之后的决策和执行,就由选出来的人全权代理了。直接民主则不同,它是由选民直接决定大政方针乃至执行决议的,也可以说是“议行合一”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执行的机构。

在直接民主的雅典,公共管理机构还很不发达,专职的、领薪的公职人员很少,也没有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警察和法院。顾准写道:“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Bureau 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 现在许多由公共财政提供的服务,在雅典是由有意从政的私人提供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公民在广场上以公民大会的方式决定战争与和平之类的大政方针,也直接参与行使司法审判功能。雅典没有专职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其例为: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抽签从自愿者中挑选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主持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五到二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陪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较大的案件会有多达二千人的陪审团,而重大的案件则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第一轮投票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判其有罪,由于他玩世不恭,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参见黄洋:《雅典凭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载2001年3月《万象》第三卷第三期。)

雅典的元老院可以说是议会的雏形,但其成员与执政官一样,也是无给职,这与现在的国会议员是完全不同的。雅典的元老院的作用,似乎没有公民大会那么大,而罗马的元老院,则作用更为显著。顾准说:罗马的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我国解放以前的大学法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罗马法。契约、债权债务、所有权,他们都咬文嚼字地订成法律,如此等等。”

民心难测,既可载舟,亦可覆舟。雅典的公民大会实际上是非常缺乏理性,很容易受感情支配和被人操纵的。依照“贝壳放逐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投票时只要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不识字农民递过充作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问道,你既不认识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民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正者”,即感厌恶,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战争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使希腊盟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免遭波斯人奴役,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为全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至于在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他迈入运动场时,全场观众忘了比赛,将目光转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那个时候,他和斯巴达王宝桑尼阿斯是全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样投票放逐了他,随后又欲判处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敌波斯王的宫廷。(参见同上)顾准认为,“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希腊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雅典的直接民主,并没有给现代政制留下什么印记,倒是作为间接民主(议会政治)先河的罗马元老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治传统。

顾准说:议会,是在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西欧的等级君主制不同于中国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据英国的梅因考证,这种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顾准还注意到了西方中世纪日尔曼蛮族传统的骑士文明与罗马传统的教士文明并行的特征。他说,与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宗教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的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引颈就戮”。“这就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索取,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13世纪初期英国的大宪章,虽然不过是国王和诸侯间的一个协议,然而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使在其上长出来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克伦威尔(Cromwell)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近代议会民主的主要传统源于英国,而不是其他的西欧国家,这是“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的结果。但是,一旦历史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就从英国传播到欧陆、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李慎之说,顾准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红大紫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

以英国大宪章为源头的中世纪至近代民主,是一种等级民主或者阶级民主。顾准说: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一个等级:诸侯。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起来了,商业发达了,关税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从诸侯这一个成分,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议会内取不到妥协,就在议会外用战争来决定问题。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封建君主和诸侯的斗争,本来和农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因为诸侯不许王室向他们非份勒索,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从这里就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开始,它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号召。

“议会的演进史,又使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权立法权、统一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没有“朝廷”和“行政机关”与议会之间的对立。现在,议会是在诸侯对抗王室中成长起来的,议会代表立法权,而“朝廷”代表行政权。孟德斯鸠把它系统化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英国的议会政治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政治参与层面的逐步扩大,从诸侯到地主、大资本家,再到中小纳税人;一个是议会运作机制的日益精巧和成熟:议会内阁制、首相组阁制、议会委员会制、议会内政党制,等等。

然而,现代民主却不是首先产生于英国,这是由于英国贵族政治的传统过于深厚。顾准说:“直到1832年以前,英国议会实际上是贵族把持的。作为议员,是土地贵族的特权,王党由贵族组成,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后来的历史家说,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务,全由贵族包办。”现代民主的摇篮是由移民建立的新大陆国家——美国。

顾准说:“饶有兴味的是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军队。华盛顿当总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后来的几任总统,亚丹姆斯、杰弗逊都有名望,尤其是杰弗逊,罗素还立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杰弗逊民主主义,一种全力扶持独立小农场主(我们称做自耕农,后来的宅地法规定,国家以低价卖给每户3600亩土地)的民主主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来比喻1917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了总统。”“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反对袒护穷人的民主主义,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不过他的联邦党,和主流派的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华盛顿、汉密尔顿都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的倾向;而代表独立小农场主利益的杰弗逊(他本人也是一个奴隶主),则偏离了近代英国式议会民主政治的轨道,开启了现代美国式的大众民主政治。

当托克维尔于1830年代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他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已经在美国形成,并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亨廷顿依据乔纳森?桑沙因(JonathanSunshine)提出的两个最低限度民主资格的判断标准:⑴50%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⑵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的普选来产生;同样认为应当以1828年的美国作为全球民主化的起点。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说:由于东部诸州中废除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加上接纳进来的新州,1828年总统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超过了白人男性的50%,从而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民主化国家。

美国民主在两个方面修正了作为其母体的英国民主。一个是扩大了选民范围,也就是扩大了议会政治的社会基础。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相信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上帝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他们才设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大众民主也可以称之为平等的民主。不分等级、阶级、财产、教育水准、性别、肤色,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权,真正实现这一点,美国也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1828年只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另一个方面是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宪政设计对议会的专权进行制约。顾准说,“英国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光荣革命’ 以后,英国议会实际上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不过是傀儡。”英国的行政领导机构——内阁由议会产生,因而完全处于议会的掌控之中;美国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这样行政首长就获得了独立于议会的合法性来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美国法院系统的违宪审查权,即法院有权判断国会的立法是否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从而可以宣布国会的立法合宪或者无效,这样就限制了国会的立法权,确立了总统、国会、法院鼎足而三的地位。

尽管有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和法院系统对国会的双重限制,但是议会政治仍然是美国民主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国会的立法权、课税与财政审批权、重要人事批准权、弹劾权,美国总统就会成为为所欲为的无冕帝王。对于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国会则可以用发起修改宪法的方式来抗衡。

雅典民主和共和罗马,是议会政治的胚胎期;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是议会政治的崛起期;从美国革命到普选的实现,是议会政治的成熟期。

(三)

顾准认为,17世纪以来,世界上有两种革命和现代化的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潮流,一是法国(1789年、1870年)和俄国(1917年)的潮流。他虽然没有把英美所代表的潮流称为现代文明主流,但指出它有“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在顾准逝世之后,俄罗斯也再度走上彼得大帝的道路,重新回归世界文明主流。

议会政治是英美潮流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昔日的法俄潮流则是反对议会政治的。

顾准说: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议会,是英国式的。“到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了。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不过,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顾准评论道:“其实,1789年议会转为国民公会是复古。马克思说过,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而马克思本人也难免上演复古的笑剧。顾准说:“马克思对清淡馆的议会深感厌恶,十分向往雅典民主,这就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调。”“《法兰西内战》倡导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灭异化,一方面也是复古——复公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如果用一种客观的批判的眼光来读《法兰西内战》,为“新法兰西政制”描绘一幅图画,你会看到:1.它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决非代议政治的。乡村怎么办,说得很含糊。直接民主,当然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2.它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共和国要不要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们聚讼不休的条条块块问题如何解决?3.它主张,自大革命以来,历经两个拿破仑皇朝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要彻底打烂,要恢复雅典时代的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作法。4.取消常备军。这事实上是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这个主张,现在苏联和我国,只在“民警”这个词上留一了痕迹。可是,“民警”,难道是马克思的不领饷、轮流义务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吗?“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探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

1870年之后,现代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社会福利和保障以及国防总体战方面的职能急剧膨胀,直接民主——人民直接决策和执行——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根据新的历史情境,“考茨基说,当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机关(亦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完成的《国家与革命》中批判了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而坚持马克思的复古癖。“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实行的结果是: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

由于时代的变化,复“雅典民主”之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巴黎公社或者苏维埃与雅典的公民大会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反而在形式上与现代议会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在实质上则窒息了议会政治的命门,只留下一个华丽的躯壳。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现在的议会也是由普选产生,而且在恩格斯还活着的时候,英国、德国等国的议会中已经不乏工人出身的议员。“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现在各国议会议员的工资,也比一般工资水平高不了许多。“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现在的国会议员也是可以罢免和撤换的。当普选成为一种现实后,当年的“贵族议会”就逐渐演变成了“平民议会”。公社、苏维埃与现代议会在上述方面已经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了。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在马克思写作《法兰西内战》的年代,英国文官制度刚刚出台,美国文官制度尚未诞生,韦伯所谓行政 “官僚化”的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马克思让公社同时肩负行政和立法两种功能的设想,在当时还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尝试。而当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 “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此时工业化国家中行政“官僚化”的程度已非马克思当年能够想象得到,而且,正是在列宁、斯大林执政之后,一手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国家机器。苏维埃代表实行无薪给和非常任制,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专职的代议士;进而也就取消了苏维埃的立法和监督功能,取消了国家机关内部的分权制衡。苏维埃制度的第一步是把政治吸纳于行政,第二步是把行政吸纳于执政党的党务。因此,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以后的批评者又把它称为“党官僚制”。“党官僚制”与韦伯所说的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官僚化”不是一个概念。在民主国家,行政机关中的文官是考试录用的,是听命于选举产生的政务官的;而党国制中的官僚是“等级授职”的,是不受选民和议会监督制约的。“议行合一”的实质是行政集权,是官僚立法,是取消一切对“党官僚”的监督与制约。马克思厌恶“清淡馆”式的机构,那么试问,在美国的国会和中国的全国人大二者之中,哪一个更像“清淡馆”呢?一年只开十几天会的兼职人民代表,除了请谈,又能干什么呢?

顾准指出:“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现在来谈谈对两党的议会政治的一个主要批评:‘议会清谈馆’。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的议事程度,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语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一流人物)包办选举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是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从马克思起,社会主义在‘民主—专政’问题的争论中所要实现的是对人民的‘领导’ ——说得最彻底的是列宁:‘马克思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少数人搞出来向群众中灌输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议会清谈馆’格格不入,是因为那种清谈馆和 ‘领导’概念是大相径庭的。”在这里,顾准一语道破了天机。

在议会政治中,争论、分歧是常态,对行政“一元化”的牵制、妨碍也是常态,这与“领导”、“灌输”、“专政”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顾准说: “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你别小看‘清谈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减少。”顾准所说的“清谈”——财政专家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点意见,也只是在1950年代初偶尔出现过,1957 年“反右”之后,全国人大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大花瓶,只剩下一片“莺歌燕舞”,歌功颂德。

(四)

顾准说:“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卢梭也懂这条道理。他的《社会契约论》直截了当地指出过这一点,可惜当时的欧洲,能够做这样实验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内瓦共和国’之类罕见的例子,像瑞士这么大的国家已经嫌太大了。一句话,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发达,使直接民主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是不是就应该实行直接民主呢?顾准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还可以觉得政党、政派,无非是政客组成的集团,可以认为他们当主角的这种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这个原则不合,因此还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认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许不幸只好如此。到共产主义时代,谁都知识丰富,目光明澈,那就不会如此了。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

在顾准看来,“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当然,这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像我们这个农民占80%的国家,不仅现在的政治家(不论他原是工人出身的)是精神贵族,科学家、工程师是精神贵族,中学教师还是精神贵族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培养更多的贵族,‘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了。”况且,政治家这种“精神贵族”不同于昔日的“等级贵族”,“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

顾准在《补论:何以“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中作了进一步的“理论的探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历史学家写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顾准是知道熊彼特和波普的民主理论的,因此,他不仅是从可行性的角度质疑直接民主,而且是从根本上质疑“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直接统治”的合理性。熊彼特说:“人民从来没有统治过,但是他们总是可以被定义弄得他们像是在统治。”波普认为,多数统治的理论中包含着逻辑的悖论,柏拉图最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如人民的意愿是他们不应当统治,而应由专制君主来统治,将会怎么样?每当此种情况发生时,都使那些视多数人统治原则为政治信条基础的民主主义者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所采纳的这个原则要求他们只能赞成多数人统治而反对其他形式的统治,因此也要反对新的专制;在另一方面,这一原则又要求他们应当接受一切由多数人达成的协定,因此(多数人提出的)新的专制统治也不例外。这种理论上的不一致性,必然会使他们的行动苍白无力。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为了避免民主的悖论,熊彼特在其主要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译本的译者绛枫是顾准的笔名)中给出了民主的新定义:“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波普则说:“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

顾准对于现代民主的看法与熊彼特、波普一脉相承。他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 ‘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

只有理解了民主政治的新定义以及议会政治的实质——通过议会运作程序来培育和维持一个理性、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或反对党,才能真正领会顾准所说的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一个政府,一种政策,没有反对派是不可能的,如果反对派必须靠“武装力量”或者“流血”才有可能改变这个政府和这种政策,就不是民主政制。不给“觊觎”者以合法地位,就是逼迫他们去“造反”、去“革命”。顾准说: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怎么办呢?不许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作庄”。轮流作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轮流着来,走马灯——螺旋就转得起来了。

根据波普的试错论,一个独裁者也好,议会政治也好,“人民直接统治”也好,都避免不了犯错误。波普说,我们把创造、发展和保护一些政治建构以防止专制称之为民主政策的原则。“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加以发展的这种建构必定是毫无缺点的或万无一失的,或者能够保证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必定是正确的、好的、或明智的——或者甚至必定比仁慈的专制所采取的政策更好或更明智。”议会政治的好处只是相对而言的,通过议会中对立意见的反复争辩,听证,质询,三读……这样一套复杂的程序,比一个人拍脑袋或者在广场上通过群众呐喊声的大小作决定,出错的概率要小一些。如果只看一时一事,不乏“仁慈的专制”胜过“议会清谈馆”的例子。基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样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当年认为纯粹的直接民主不是一种优良政体,兼有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要素的共和政体才是最佳政体。现代民主政制也是一种混合政体,既以间接民主(代议制)为主体,也给直接民主(公决制,即直接决策,而不要官僚机构的直接执行仅在社区范围内有些许遗存)保留了一席之地。在现代民主国家,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琐碎事项,往往采取公决的方式来决定;在另一个方面,是一些最大的政治事项,例如修宪,需要通过全民公决来赋予合法性。而常规的政治事项,则通过代议制民主的渠道,委托给政治专家们去办理。试想,有没有可能把审议政府年度预算和制定物权法、修改公司法这样的事情,也交给全民去公决呢?重大事项的全民公决,往往需要一个三分之二甚至更大比例的多数才能通过,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少数。

顾准指出,“保护少数派”是两(多)党制议会政治的口号。“少数派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的政纲今天不被通过,今天不合时宜,若干年后,倒会变成时代的潮流。我们这个人间也是螺旋形前进的,看来像走马灯,老转圈,其实一圈转过来,向前进了一寸。”“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当年,列宁在以苏维埃制与议会民主抗衡时,是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与考茨基或其他任何人争辩的。九十年后,苏维埃制的反民主实质已经暴露无遗,它的拥护者全然没有了老祖宗的锐气,只能作“缩头乌龟”,“不争论”,死抱着既得利益“闷声发大财”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的政体设想,例如蒋庆主张,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政治实习和考核,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 “荐举制”与“科举制”。“庶民院”议长议员则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这一类的主张其实并不是对议会政治的替代,而是向议会政治的低级阶段——“三级会议”式的等级民主制的倒退。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于议会政治的严肃的理论挑战。所以顾准才会斩钉截铁地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与季羡林先生商榷

作者:何家栋

几年来,季羡林先生一直鼓吹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无疑是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因此,东方文化的世纪也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季先生带头“畅想”、“议论”之后,和者甚多,且调门越拔越高。直到此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乐观乃至狂热的情绪才稍稍降了些温。

针对这种议论,茅海建在四十余万字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结尾处写道:“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茅海建没有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他的怀疑与忧虑,尽在不言之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谁也不能否定。作为炎黄子孙,恐怕无人不乐观其成。但是,一种可能性何时变成现实性,就需要脚踏实地地算算帐,清一清自己的家底,再看看别人的进步程度。150多年来差距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我们在这里从经济、政治、科技几个方面粗粗地算一笔账。

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专家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已于1997年1月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不知何故,其中极为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至今鲜为媒体引用。该项测算没有提供1840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以1820年和1992年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基础。在GDP 总量(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方面:1820年,中国199212,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34829,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和法国;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6%还要多。1992年,中国3615603,居世界第二位;美国5675617,跃居世界首位;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和德国;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12.9%,既少于美国的20.3%,也少于日、德之和的13.5%,比1820年时的比重下降了15.8个百分点。显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的进步比不上别人的进步,在150多年的长时段内比不上美国,在最近50年的中时段内比不上日本。日本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2.9%提高到1992年的8.6%,百分点增加了近两倍;同一期间,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6.25%提高到1992年的12.9%,百分点仅增加了一倍。

再看人均GDP 水平(单位1990年国际美元):1820年,英国1756,是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中国525,是最高值的29.9%.1992年,美国21558,是当今的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大陆3098,是最高值的14.4%;台湾地区11590,是最高值的53.8%.结论不难得出:经过150多年的牺牲、奋斗和努力,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在于,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的人均 GDP 从922提高到11590,1950—1973和1973—1992两个阶段的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均为6.2%,总计增长12.6倍;大陆的人均GDP 从614提高到3098,两个阶段的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9%和5.2%,总计增长5.0倍。在此期间,大陆与台湾人均GDP 水平的差距由1:1.50扩大到1:3.74.抛开枯燥的数字,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历史事实。在鸦片战争时代,中国与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大致相当。150多年后,美国早已完成了城市化,城市人口长期稳定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而且出现了反城市化,即人口从城市向郊区的反向流动。而中国的城市化至今还没有完全破题,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下个世纪面临着严峻的城市化难题。尤为严重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台湾,都不存在所谓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因为在他们那里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不存在城乡之间的几十种制度壁垒和“九天九地”的身份、待遇、收入差距。这方面的差距究竟扩大了多少,显然无须再用精确的数字来衡量。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由于对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中国人之间还存在严重分歧,有人认为是普世价值,有人认为是西方价值,尽管已经有学者作过世界各国相关情况的计量、比较和排队,这里暂且不予考虑,我们反思的侧重点先放在国家行政方面。在鸦片战争时代,英国和美国尚未实行文官考任制度。那里的政治家还在把中国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作为行政改革的楷模。1853年,英国议会任命马考莱组织委员会调查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任用制度,拟成马考莱报告书。在此前后,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委派专人调查政府人事行政的状况,拟成屈维廉—诺斯科特报告书,即《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依据这一报告,英国政府于 1855年制定《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揭开了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序幕。在美国,直到1883年制定彭德尔顿文官法,才从实行了几十年的政党分肥制过渡到常任文官制。由此可见,在150多年前,中国的文官制度还是领先于西方国家的。此后,清廷在本世纪初废除了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文官考试制度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人民共和国到90年代初才制订了公务员条例,正式的法律尚未出台,公务员制度的推行阻力重重,步履蹒跚。 1997年香港回归时国人信心十足,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港英留下了一支精干的公务员队伍。西方文官系统的效能与廉洁,非眼下中国大陆的文官系统所能企及。进行长时段比较,这方面的形势显然发生了逆转,原来中国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

接下来考察地方自治。在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官署止于县级,乡级的粮长书手和村级的牌头甲长地方等等,都属于徭役的性质;当时英国的基层地方组织也不是由正式的官员在运行,而是依靠不领薪水的荣誉职乡绅;总之,地方自治均未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均未实现官僚化、专职化。19世纪末,英国通过一系列地方自治立法,确立了基层地方组织的公法人地位,实现了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的一体化。在地方自治被地方政府吸纳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的关键性转变:自治体的管理者由荣誉性的兼职改为职业性的专职,由无给职改为有给职,由民间精英或者叫乡绅变成了行政官僚。这同时也是权力从有钱阶级向更广泛的阶层和专家转移的过程,即民主化和专业化的过程。而中国到了20世纪末,仍将农村基层组织游离在地方行政之外,搞什么群众自治、村民自治,把类似150多年前英国初级阶段的地方自治视为一种最新的民主创举,这差距实在落得太大了。

在科技差距方面,情况比较令人宽慰。在鸦片战争时代,欧洲已经历了科学革命,产业革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立了几百年,皇家学会也成立了一个多世纪。而在当时的中国,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尚无几人能够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还完全没有进入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1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摘取了诺贝尔奖这一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他们大多受过中国的科技教育,李政道和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还没有加入美籍,护照仍是中华民国的。显然,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已经缩小,这正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如果仅仅凭借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片面地追求“科技兴国”,仍难免走入历史的歧途。

当中国人与现代西方文明刚一接触,有识之士就已指出,西方科技绝非“奇巧无用之物”,而是“船坚炮利”的本源。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洋务运动则把引进现代科技作为中兴、自强的中心环节。然而历史早已证明,科技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产业组织不发达,政府体制不改革,科技一花独放、一木擎天是不可能的。

同时应当指出,科学技术体系本身是一种现代社会组织,必须以一种现代精神原则作为运行动力,仅仅依靠增加资金与人员的投入,并不能获得所期待的科技产出。有人作过如下的比较:中国科学院有4万科研人员外加3万辅助人员,1万研究生,一年经费4亿美元,每年被SCI (国际著名的论文检索机构)引证的论文2000篇;德国的马普协会(相当于德国科学院的角色)有2900固定研究人员外加6500流动研究人员,一年经费 11亿美元,每年被SCI (国际著名的论文检索机构)引证的论文10000篇。1996年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以及企业研发人员均列世界第4位,而相应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只分别列第32位和第21位。中国科技界的种种“教规”严重束缚和压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学术研究和表达的自由空间,选贤举能的竞争环境,尊重和承认个人创造力的保障回馈机制,中国科技赶超世界最高水平就是一句空话。

尤其阻碍中国科技进步的是观念的误导。许多中国人其实并不重视科学,他们重视的只是技术。季羡林先生就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他还十分兴奋地援引波斯人的话说:“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 如果季先生所说的“河东”取代“河西”就是综合技术取代分析理论,这对于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来说,绝对不是一剂补药,而是致命的砒霜。正是由于受类似观点的影响,有关当局已经下手缩减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是现代应用科学与技术开发的源头,源头被堵塞了,又何来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的滔滔洪流,更那里谈得上“科技兴国”。

不论21世纪的中国人多么努力,都难以使中国恢复到18世纪时的世界地位。中国当时正处在“康乾盛世”,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强,GDP 占世界总量的三成;中国的典章制度受到欧陆的主要思想家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人的景仰和赞美;中国在周边几十个中小国家建立了朝贡体系,中国皇帝被奉为“天下共主”。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和GDP 充其量只能达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也不可能在任何范围内重建天下体系。因此,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如说18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论是中国人的世纪,英国人的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均已成为过去,21世纪将是多元一体的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如果中国人不能深刻地反思历史,痛下决心全面改革经济、政治和科技制度,而是陶醉于“半部论语治天下”或热衷于天马行空般畅想,即使不被开除“球籍”,也只能继续徘徊在人类文明的主流之外。

原载《何家栋文集》

The Store Behind "Before You Go"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a summer evening in 2002, Dr. Sam Bierstock was returning from a cross-country trip.

Better known as "Dr. Sam" to millions of people, the doctor had just performed an engagement with his band, "Dr. Sam and The Managed Care Blues Band". A professional musician and entertainer as well as a physician, Dr. Sam had been entertaining and making political commentary using satire, great music and humor since 1996 when he formed "Dr. Sam and The Managed Care Blues Band" ( www.managedmusic.com ). With performances in more than forty states, and many thousands of CDs sold, Dr. Sam had been taking on managed care and it's impact on health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uch riotous tunes as "You Picked A Fine Time To Leave Me Blue Shield", "You're One Hip Mama ('Cause They Won't Pay For Two)", and many others. His music with a message and good-natured humorous commentary had been featured nationally on CNN, National Public Radio, People Magazine, USA Today and many other national forums.

On this particular evening, Dr. Sam was tired. He had parted with his band members and was headed home from a cross-country gig that had returned him to his home base in Florida at 1 AM. After retrieving his car from the parking lot, he handed his parking ticket to the elderly man in the collection booth. Retrieving his change, Dr. Sam wished the attendant a good evening. He was somewhat startled when he received an unexpected angry and resentful reply. " I took two bullets for this country," the attendant responded, "and look what I am doing now!"

Uncertain as to how to respond initially, Dr. Sam pocketed his change, rolled up his window and began to drive off. The time that it took to drive ten or fifteen feet from the toll booth was enough for him to digest what had just happened. With no one behind him, Dr. Sam backed up, rolled down his window and addressed the elderly attendant. "Sir", he said, " I have had a wonderful life in this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what you did to preserve our way of life in this country." Saying nothing in response, the man began to cry.

As he drove home in those early morning hours, Dr. Sam was haunted by what had just occurred. As a 'Baby Boomer" his early years of life were within a decade of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 step-father had been wounded in Italy,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had served in the armed forces. Distant relatives had perished in the holocaust.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he thought, if we had lost World War Two to Hitler and his Nazi henchmen? He realized that not only would our entire way of life and system of freedom been destroyed, his parents and grandparent would have been killed, he would never have been born and his children would not exist. The same fate would have been met by virtually all other members of minorities, many religious groups, and the disabled. The personal freedoms that we take so much for granted would have disappeared. "How", he thought, "do you thank someone enough for the existence of your children, and for all of the freedom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we all take so much for granted?"

The next morning, Dr. Sam wrote the lyrics to "Before You Go". The lyrics came easily to him since they came so much from the heart. The challenge then came in setting them to music.

For months he struggled with finding just the right musical genre. Should it be a patriotic song resounding with majesty, or a country tune? He had consulted several well known and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song writers who felt that his lyrics were more of a "poem" than song lyrics and suggested that he re-work them. But what he had written was what he felt, so he resisted a change in wording. He sent the lyrics to fellow musicians, and to authors of film scores. No one seemed to take interest or express a willingness to tackle the lyrics and the message.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5, Dr. Sam was on his way to yet another gig with his band. The band had a new keyboard player, John Melnick. Classically trained as a pianist, and a seasoned singer and entertainer, John was on his first road trip with the band with scheduled stops in Philadelphia and Scottsdale. Walking through one of the airports, Dr. Sam casually mentioned to John that he had been struggling with putting some lyrics to music and couldn't seem to find the right fit. "Let me take a shot at it," john offered. The result was "Before You Go"

With the music provided by John Melnick, Dr. Sam went into the studio with John and his production team, John Catalano and Newell Bate. With Andy Russell on drums, John Catalano on guitar and bass, Dr. Sam on harmonica, and John Melnick providing both keyboard and vocals, and Peter White harmonizing, "Before you Go" became a reality at last.

Feeling that they had produced a very high quality "demo" recording, Dr. Sam and John began "shopping" the song in an effort to interest a well-known celebrity singer, certain that a highly recognizable and popular singer would assure that their message of thanks would be spread more quickly if it was recorded by someone of national stature as a recording artist. As negotiations continued, time continued to pass. Acutely aware that the veterans of World War Two were being lost to age and time at a rate of 1,000 to 2,000 per day, they made the decision to release their recording for free listening on the Internet, in the hope that the message would be spread by those who heard their tune and forwarded it on to others. To enhance the impact of the song, Dr. Sam created a visual presentation to accompany the display of his lyrics, attempting to include as many of the branches of service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allies, both sexes, and as many ethnic groups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fortify a recognition of all who had done so much to preserve our way of life - and our very lives.

Within one week, "Before You Go" was being downloaded at a rate of 400 to 500 downloads per day.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six weeks, downloads totaled more than 450,000 peaking at 50,000 per day at one point.

Emails began to pour in, with profound expressions of gratitude for the recognition extended to World War Two veterans by the song - not just from veterans of that war themselves, but from veterans of all of the wars since, people in active service, and especially from the sons, daughters and grandchildren of the veterans of World War Two.

As can be seen by reading page after page of excerpts to follow, these notes contained a common thread. Sons and daughters told of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never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had seen or experienced during the war. Just as "Before You Go" expressed;

"You never boasted, bragged or asked For adulation for your past You did the job you knew was right And quietly you cry at night."

Our thanks go to all of those who have listened to 'Before you Go" at www.beforeyougo.us, and passed it on to friends, family,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printed media, religiou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of all types.

Dr. Sam's and John Melnick's goal from the beginning has been to get this message to every surviving veteran of World War Two while we still have them, to their families and to their descendants. "Before You Go" has had its own life, thanks to all of you who have helped to spread this message of thanks.

原载Before You Go

仁义之雄成了笑柄--襄公之仁

作者:张远山

  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已经在泓水岸边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正准备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右司马走出队列,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说:“我曾经听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有害于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右司马说:“主公如此不爱惜宋国军民的生命财产,等到兵败国灭,还有什么仁义可言?”宋襄公喝道:“你再不退回队列,就要以违反军法论处。”右司马只好退回队列之中。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宋襄公击鼓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三天后死去。

  在古代战争中,对方没有列好阵就进攻,与现代战争中的不宣而战(比如偷袭珍珠港),一样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国耻。但是对于先秦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违反游戏规则才是游戏规则,不肯违反游戏规则的宋襄公只是笑柄。“迂腐”的宋襄公一定是这么想的:一旦游戏规则被普遍打破,那么以后就没有任何堂堂正正的对阵了。比如说,明知你可能会不遵守游戏规则,楚军为什么要傻兮兮地渡过河来与宋军决战?他可以邀你渡过河去决战,然后背信弃义地袭击你。可见宋襄公之仁,是要对得起楚军的信任。这是高贵者才可能有的行为。一切辜负对方信任的人,就与高贵无缘,就永远沦为下贱,枉称万物之灵长,比禽兽还不如。不幸的是,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正是如此。中国人从此以后以子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有高贵先民的神圣游戏规则全都被打破,互相比赛狡智,互相比赛谁更无耻。因此从孔子开始,中国人感叹了两千多年的礼崩乐坏。什么叫礼崩乐坏?众口一辞地嘲笑仁义的真正实践者宋襄公,就是礼崩乐坏。

  对宋襄公的嘲笑,始于韩非。泓水之战是史实,本来不该在本书中提及,然而韩非是把它当做寓言的,理由有三。第一、这个故事编在韩非的寓言专集《外储说》里。第二、韩非对史实进行了加工,比如宋襄公是在泓水之战后的次年死去的,他却改为三天之后,以增强他的谬论的说服力。第三、韩非加上了反常的评论,作为中国第一的刀笔吏,他为这一史实定了性,称之为“亲仁义之祸”。此语一锤定音,两千年来没有任何人翻案。直到翻案之雄毛泽东依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所以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中学课堂里听到老师批判宋襄公的蠢猪式仁义道德了。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岂止宋襄公的仁义道德是蠢猪式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乃至一切的仁义道德,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蠢猪式的。鲁迅曾说,正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好偏激而决不中庸,所以圣人才要用中庸来救治。同样,我认为,正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崇尚仁义,所以圣人才要用仁义来救治。

  中国人更推崇的是狡智,无论狡智多么违背仁义道德。与孔子同时的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就是说要勇于装孙子),是只有中国人才会奉为圭臬的。韩非本属弱智的儒家,但他是儒家仁义学说的最大叛徒。相反,他“解老”“喻老”(《韩非子》中的两篇),对道家祖师老子的狡智推崇备至。因此,真正的儒家信徒司马迁把两者相提并论,写了《老子韩非列传》,是极有卓见,颇有深意的。

  实际上,中国先民也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曾经有过非常骑士风度的战争规则,这从宋襄公的话里就能看出。但是中华民族太老了,也太聪明了,所以这样的禁忌早早地就被孙武、孙膑之类“杰出军事家”自作聪明地打破。或许其他民族至今还不失天真,至今没有礼崩乐坏,他们的廉耻心从来就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丧失殆尽,所以根本就用不着主张什么仁义道德。就像以前空气好得很,谁也不谈空气,简直就像空气不存在;现在空气被污染了,所以老拿空气来开涮。古人只谈天气,今人只谈空气。谈天气简称谈天,谈空气简称空谈。所以这仁义道德,在中国就空谈了两千多年。最后一个真把仁义当回事的宋襄公,倒做了两千多年的笑柄。

  上文提到孙膑,他的狡智是尽人皆知的:田忌与齐威王赛马,连输三阵。孙膑教田忌以妙计,以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输了第一阵,赢了后两阵,总比分赢了。推崇狡智的中国人都对孙膑赞赏有加,没有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犯规。当美国人谴责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不宣而战是不仁不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作为东方民族的老师,咱们在东方没有做出好榜样,没有带个好头,中国人在战争中的超越游戏规则显然影响了日本人。超越战争规则,在中国不叫犯规,而叫“妙计定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思想家对犯规者亮过黄牌,相反,所有的人都把犯规者称为智多星,《三国演义》中妙计定不了天下的妖道诸葛亮,就这样成了民族英雄。

  宋是商人之后,孔子则是宋人之后。好仁义的宋襄公被楚人打败,好仁义的孔子则被口是心非的中国人打败。孔家店是无须等到五四时代再来砸烂的!这座未经孔子本人同意就冒名开张的千年老店,从孔子的弟子曾子开始,就始终在挂羊头卖狗肉。孔子如果活过来,一定也会像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主张愚忠愚孝和假仁假义的。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仁学正是从商人的信仰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甚至疑心,被周武王消灭的商纣王,也可能是个真好仁义的宋襄公,只是由于他的身败,才导致了名裂。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死猪不怕开水烫,作为好仁义的蠢猪,商纣王只好任由站在周武王一边的后人痛骂诽谤了。反正中国的御用历史学家,都是与韩非差不多的历史化妆师和整容专家。

  老实说,如果非打仗不可,我欣赏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在战鼓声中的齐步挺进,也喜欢成吉思汗的蒙古马队没遮没拦的横冲直撞。那叫痛快!残酷吗?是的。但比把人卖了还让人帮着数钱要光棍得多,比杀了你剐了你还要你高呼万岁更强十倍。人死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小鬼在登记入册时问你:干什么来啦?欧洲鬼说得明白:被罗马军团砍死的,被蒙古马队踏死的;而中国鬼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正跟铁哥们喝酒来着,脑袋就搬了家。可见中国人吃饭不敢用刀叉,只敢用筷子,是有理由的。珍珠港的美国鬼恐怕十分埋怨哥伦布,要不是他多事,他们至少能像祖宗那样做个明白鬼,而不至于死得糊里糊涂。但中国鬼多是不明不白的糊涂鬼,地狱的鬼判不收糊涂鬼,这些屈死鬼两千年来只好在中原大地上阴魂不散,作祟人间。

  欧洲人经常有所谓“战争叫嚣”,希特勒就叫得凶。中国人准备打仗前,从来就没有“战争叫嚣”,而只有“友谊第一”的故布疑阵。看看三十六计吧,就知道中国人的所谓智慧是些什么东西了。在希腊,智慧是真理,是科学,是宇宙奥秘──这样的智慧,中国人并非不能领悟不能发现(比如有公孙龙),但我们中国人不把这样的客观真理叫做智慧。被中国人叫做智慧的,在所有其他的文化里,明明白白叫做骗术。既然骗术在中国被叫做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在中国就只配叫做骗术了。

  于是你计来我计去,你有连环计,我有计中计;你有锦囊妙计,我有将计就计。算计来算计去,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没有算计成一个堂堂的大民族,而是算计成了脸厚心黑、毫无诚信的狡诈的民族。硬碰硬的民族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英雄,他们不需要军师。而诈对诈的中国人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奸雄,更取决于军师是否有狡智。因此,狡智之奸雄战胜仁义之英雄,成了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主旋律。这种毫无诚信毫无禁忌的狡诈和欺骗,已经深入血液、深入骨髓、深入灵魂深处,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到了鱼对于水、人对于空气那样毫不自觉的程度,到了举手投足之间就会随机应发的最高境界──欺诈已经完全成了中国人的第二本能。直到现在,每天的报纸上还在不断报道着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文盲和半文盲无师自通地运用所有传统的欺诈手段骗钱坑人,这些骗术在《中国智慧大观》之类灰色读物里应有尽有。中国人对骗术领域的穷尽程度,早已到了不可能再有任何新发现的彻底地步。帕斯卡尔说:“所有美好的格言都已经有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狡诈的骗术在两千年前都已经有了,不肖子孙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就行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点不错,三个毫无文化的臭皮匠,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每时每刻都充满狡智的中国社会中,不聋不哑不太笨,耳濡目染,近墨者黑,他们就会成为刁民。臭皮匠们对欺诈的狡智早就习以为常,久而不闻其臭了。

  臭皮匠们一旦吃了别人的亏,会毫不气馁(我真不敢说这是否算一种好品质)地甩下一句很光棍的话:“老子今天认栽了!”亲爱的同胞们,何谓“认栽”?认栽者,我的狡智暂时不如你之谓也。但是接下去还有一句更光棍的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真是十足的小人口吻──既然狡智被称为智慧,那么小人自称君子也算不得咄咄怪事。你以为这位光棍“仁”兄十年里是去苦修正道吗?非也,他是去历练狡智呐!所有不懂狡智的读书人,一概被称为书呆子,像我这样深通狡智(此话既大言不惭又深为惭愧)而决不运用的人,就更是书呆之尤了──因为读书人一旦深通狡智,鲜有不运用者。大到升官发财,小到邻里折冲,哪里用不上呢!张良本来是个在博浪沙扔大铁椎行刺秦始皇的莽汉,自从跟黄石公进修了韬略狡智,就能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帝师了。

  中国人把最后的仁义之雄宋襄公嘲笑为妇人之仁,实在是颠倒了雌雄,违反了狡智之祖老子“知雄守雌”的教导,走上了不知雄而专守雌的不归路。由于雌雄颠倒,中国文化从此成了阳刚不足而阴气过盛的太监文化。由于推崇狡智,以狡智为万能,中国人从此不再注重提高实力。中国人在推崇狡智英雄诸葛孔明的时候,忘记了正是因为实力不济,孔明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故活剥杜诗曰:阴盛阳衰弃内功,“长使英雄泪满襟”。

张远山授权文集《寓言的密码》

星期五, 一月 12, 2007

波兰将立法惩处前秘密警察成员

BBC驻波兰华沙记者:依斯顿

波兰政府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内向国会提交法案,立法惩处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秘密警察成员。

根据有关计划,前特工成员将被禁止出任公共职务,并被取消国家福利。

与其他前苏联成员国一样,波兰一直在与共产政权的残余力量周旋。但是历届政府都决定不对前共党成员进行清算,以推广社会和谐。

不过目前担任波兰总统和总理的卡钦斯基孪生兄弟一直希望从政府中清除前共产党成员。

卡钦斯基兄弟是80年代反对派团结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一直把目标集中在那些曾经与秘密警察勾结的人身上。

但是,许多波兰人对大多数秘密警察没有受惩处感到不满。而且告密人往往是在给羞辱和恐吓之下被迫与特工勾结。

波兰政府去共产化法案的具体内容尚未落实,但人们普遍认为法案将禁止前特务出任某些公共职务,削减他们的退休金至最低水平,以及宣布共产党秘密警察机关为犯罪组织。

此前,波兰华沙主教维尔古斯在承认曾与秘密警察合作后突然辞职。

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说,这次丑闻带来的震撼将有助于增加法案获得通过的机会。

原载BBC Chinese.com

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一百年

翻译:彭定鼎

【本文为经济学家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稿,1982年之前从未公开发表,后收入作者《货币、方法和市场进程》一书。】

I

今年,1967年,芝加哥大学庆祝其75周年校庆,而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纪念其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一百年前,《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本人出版的唯一一本书--的出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基础。50年后,1917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在之前一直由俄国沙皇统治的广袤土地上建立。选择这些周年纪念时刻评价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演化上起过的并且仍然在起的作用似乎是恰当的。

卡尔·马克思一生只为没有影响的一小群人所知。在他所激励的革命鼓动家的圈子里,他的敌人多于朋友。他与1883年逝世时,许多报纸没有感到有必要报道。

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和社会学说及其所有对历史的诠释都被一劳永逸地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压倒性的成功--俄国和东欧其它斯拉夫国家以及中国采纳了其纲领--本身就构成了对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原理的无可辩驳的反驳;因为,根据这些原理,人们只能指望所有国家同时实现或者西欧和北美的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率先实现共产主义。

关于马克思的一切所谓的科学成就的空洞性人们说了许许多多了。但是说完这些以后,仍然有这样一个事实:这位甚至不为其时代大多数政治家和政客所知的一文不名的作家的观念比任何其它哲学都更多地影响了过去七八十年的世界事务。不论人们对马克思怎么看,都无法低估他在我们地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他是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或许是人们所知的最有影响的政治领袖。

文学史上记载了沉溺于制订人间天堂的无权无势的梦想家的名字,有时候他们的作品也存留下来。所有这些方按的共同特点是,这些乌托邦的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起初服从其奠基者后来服从其继任者的命令。乌托邦者向往的事实上是无所不在的监狱。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其中一些作者是精神变态。

启蒙运动产生的批判精神消除了所有包括共产主义观念在内的所有乌托邦方案的光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作用是,他教导了一种认识论,声名狼藉的观念借助它能够复兴并且被弄得似乎能够抗拒任何反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三个原理组成:

(1) 只要没有社会主义,人类就被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其根本利益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

(2) 一个人的思维必然总是被他的阶级归属决定。他的思想反映了他的阶级的利益,与所有其它阶级的成员的利益不可补救地对立。[1]

(3) 阶级利益的对立导致无情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数最为众多和最为受害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然后,社会主义的永久时代就降临了。

在这个学说看来,在属于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不可能有关于任何严肃问题的和平讨论。他们永远达不成一致;因为他们的思想永远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是由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决定的。阶级间的战争是永恒的。这场战争只有通过彻底“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及其“吹鼓手”--那些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同志的坏人--才能结束。

马克思之前很久就有教导发动全面战争彻底消灭或者奴役战败方的学说。有一个一再重复的不祥格言:只有害人才能利己。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伟大成就正是以无可辩驳的推理表明了一切个体和阶层的正确理解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论人们如何称呼这些阶层。

但是,所有这些为在社会框架内提供和平的人类合作的理性基础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全都是没有用的。只要“无阶级社会”没有通过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而实现,就不存在能够而且必然为所有有理性的人们接受的真理的学说。只存在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适用于思想者的阶级的与所有其它阶级级其成员的利益不可调和地对立的特殊利益的学说。对于剥削阶级的成员创造的意识形态没有该支持还是该反对的问题。打到它所需要作的一切就是揭示其作者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地导致理想的、在所有方面完美的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形态的建立。那些否认这个陈述的真实性的人有严重的成见,必须被无情地“消灭”。他们的事业必将成功,因为根据宇宙演化的不可抗拒的定律,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宣传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激励了其它尚武团体。一些社会主义的死敌宣称他们的种族或者语言群体在世界上享有霸权,正如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享有霸权一样。

在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时代,最言行一致的自由主义团体英国曼彻斯特学派期望,各国普遍采纳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将导致永久和平。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没有“消除战争”的问题了。一方面有人厌恶对外战争却宣扬革命和内战;另一方面有人希望本国或者本种族和平而对所有外国人发动无情的全面战争。

启蒙运动的哲学认为宽容原则--在宗教和哲学事务上持有个人的见解而不受政府的迫害的自由--是其最宝贵的成就。赋予每个人选择融入社会合作体系的方式的权利也同样迫切。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伟大理想是自由,每个人规划自己生活的自由。今天人们渴望“计划”并且千方百计要用“计划”取代市场经济。他们所谓的计划的意思是:其它人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该做什么、怎么做。我的一生都将像寄宿学校的孩子、像军队的士兵、像监狱的犯人一样度过,我将是当局操纵的巨型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们只能信仰并宣传一个哲学、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准宗教(quasi-religion)。任何偏离这个教条的言行都是死罪。

II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对所有自由理想的最彻底最无保留的拒斥。它不承认任何反对意见存在的权利。它根除任何它认定为异端的观点的所有踪迹的行径一点不比最黑暗时代的任何宗教迫害者、宗教审判官和猎巫者(witch-hunters,专事搜捕巫师者--汉译者注)差。但它却以所有过去为自由而做的斗争的合法延续的面目出现。

马克思主义尽管有这些内在缺陷却在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大地位,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家、政客们以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最显而易见的漏洞一无所知。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永恒幸福的伟大社会革命之不可避免性的学说。

马克思说,这场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必然使得工人阶级的“悲惨的、受压迫受奴役、受侮辱被剥削的大众”增长到一定程度,无产阶级最终将反抗,剥夺压迫者,建立永恒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据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将引起社会大动荡,最终的彻底革命因而还有永恒幸福的时代就由此诞生。

我们先比较一下马克思的无条件的预言和这过去一百年的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薪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料的速度改善。这些人享受着过去的世纪里最富有地王公贵族做梦都想不到的舒适。

马克思和其它发展出类似的学说的人都完全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为满足群众需求的大规模生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加工业只是为富人生产。资本主义带来的革新包括建立为多数人生产的车间。因此,举例说,纺织业和服装业并非从前为普通人纺线、织布和裁衣的手艺人的活动的替代。这样一类出售给人口中的“下等阶层”的工商业人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不存在。纺织和服装业取代的是家庭女性成员的活动。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生产消费品的工厂几乎全都是为人口中的贫困阶层。今天,工业产品中也只有小一部分是由高收入阶层人士消费,大部分是由在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工作的同一群人消费的。

所谓的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持续贫困化的规律已经被历史明白无误地证伪了。它对马克思来说今天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仍然是经济学和历史演化的两条基本规律之一。它的伴随定律在马克思采纳它之前很久就以“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为经济学家所知,这个词马克思出于纯粹个人原因不喜欢,尽管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阐述的所有经济学说都建立在这条铁律之上。关于这条铁律有两件颇为重要的事情要说:首先,在马克思出版《资本论》之前,它已经被所有理智的人认定为与事实不符的胡说了;第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基本定律--工薪群众日益贫困化定律--逻辑不相容。

所谓的工资铁律宣称工资永远不会超出维持劳动力最低生存所必需的水平。超过这个水平的任何工资增长将导致人口增加,于是增加了的人口的就业竞争会把工资再次压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不必再论述这条伪定律的内在谬误了。但是如果有人采用其推理以表明长期看来平均工资水平不可能超越最低水平,那么他也就必然得出结论说平均工资水平也不可能下降。《资本论》第24章结尾处的那些著名论述说到的劳动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在该书前几章里描述并分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发生。马克思的伟大历史预言的主要论题--工薪大众的日益贫困化--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主要论题--工资铁律--相矛盾。此外,我们已经指出,它已经被事实确切无疑地证伪了。

III

为了正确地评估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和历史后果,我们必须将其与19世纪中叶流行的经济学说对照。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所有阶层的物质福祉的改善取决于资本的积累。不仅资本家而且其它人也从人均资本的增长中获益。除了加速资本积累相对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之外,所有那些急于出售劳动力的人们的工资提高别无它途。

日常经验使得一切并非无可救药地陷入成见的人们明白,所有否定这个基本真理的企图都失败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事实--它的成就引起了反资本主义作者的嫉妒--过去和现在都是:其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辛勤生产它们的同一些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仅仅几年,门格尔(Menger)和瓦尔拉斯(Walras)就发展出了经济学问题的边际效用方法,清楚地表明了劳动者的地位由于资本的增加而越来越低。今天没有人敢于否认人们的物质福祉的改善最需要的是更加丰裕的资本供应。

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与贫困斗争的方法是慈善。有钱人被请求或者被强迫馈赠穷人。资本主义方法是生产得更多更廉价;它的实现要求通过储蓄积累更大数量的资本。慈善不能提高平均生活水平。储蓄和资本积累能够。

社会主义无法改变这些基本的事实。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先前积累的更多的资本。唯一成功的“反对贫困的战争”是铲除阻碍储蓄的障碍和去除导致资本流失的状态。

我们人类由于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错误不可能知道从一个超人的立场看我们人类事务会是甚么样子。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事实: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通过急切地抢购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产品事实上承认了我们的资本主义方法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他们以及他们在其它国家的朋友都确信他们的大肆宣扬的五年计划会使俄国变成人间天堂。现在世界上共产主义已经在欧洲和东北亚最利于农业生产的而且也有极其丰富的矿产和其它天然资源的国家实行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管理方法的结果根本就是灾难性的。没有必要强调那个任何神志正常的观察家都不会否认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方法优越许多。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优越性是由于它根据每个人为满足其它人做出的贡献决定他的酬报。因此它刺激每个人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内最大程度地努力。一个人服务它人越好,他就越受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至高的。作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每个人都被迫服务消费者。

工薪者的报酬是根据消费者愿意为他对产品生产所做的贡献支付的价格决定的。如果雇主愿意支付工人更多,他在出售商品后就会遭受损失。如果他支付更少,他会得到盈余,这个事实会吸引新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挖走工人的做法会使工资回到均衡水平。

人们从多少带些偏见的立场如何评判这个报酬体系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歌剧演员或者拳击冠军比搬运工人或者勤杂女工挣得多许多倍这个事实为不公平。但是我们只能指责大自然没有赋予更多的人歌唱或者拳击所需的天赋。

消费品的生产需要采用资本品,也就是工具和半成品。资本是通过储蓄也就是暂时克制消费产生的。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收益既不损害工人也不损害消费者。这是资本家的延迟消费的价格。

不存在所谓的一般性生产(production in general)。生产的主要问题是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么质量、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生产永远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由于未来状况是不确定的,生产永远是投机性的。它可能导致企业家的盈利或者亏损。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如何服务它人的计划。不存在迫使个体采取特定生活方式并赋予他在社会框架中的特定位置的强制--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过去的等级社会和当代独裁政权的集权专制的区别。对更多物品的永不满足的贪欲使主权在握的消费者总是急切地授予那些最适合于经营企业的人士以企业家职能。企业家们们总是寻求最好的管理和技术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能够最好地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也就是他的同类的位置。消费者的至高地位是任何资本主义机构都必须服从的。一切资本品投资都必须按照满足公众的最迫切的尚未完全满足的需求的要求进行。

资本主义的前所未有的成功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在该制度下,个体的长远利益总是与它人得长远利益一致。于是,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也促进了--至少没有损害--它人利益。社会主义社会的缺陷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精心谋划的个人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不一致。

在市场经济中,工人的报酬水平是由他的工作给商品增加的价值决定的。他干得越好,收入越高。做好工作对他个人有利。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没有个人发挥全部力量的激励。如果他更加勤奋地工作,所有的辛劳只会损害他自己;他最多只能享受到他的额外劳动带来的额外劳动成果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的劳动成果被生产管理的最高当局占有,然后在同志们中不论个体贡献大小分配,个体没有发挥力量的激励。日常经验一再佐证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没有人比那些指导共产党俄国的事务的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其真实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知道,他对其它人的福祉所座的贡献越多越好,他的日子就过得越好。在满足它人的过程中,他永远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如此,资本家和企业家是这样,工薪者也是这样。

所有反资本主义观念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未能理解资本主义储蓄及其后果--资本的积累--在人类生存斗争中的作用。动物和原始人捕猎采集为生。人的特点是,他积累物品,使他得以采取更加耗费时间的迂回(roundabout)方法满足其需求。人的文化和精神的优越是以资本的积累为条件的。使这些迂回生产方式成为可能的储蓄是改进人的生理、思想和道德状态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方式。美国和那些人们称为贫穷、落后、欠发达或者野蛮的国家的物质状况的区别全是由于美国积累的并且运用--投资--于生产过程中的人均资本较高。

大自然赋予世界上许多地方比发展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白种人起初居住的地区好得多的土地。西方文明的所有成就都是由于保护个人储蓄和为生产目的的投资免受统治者的掠夺的道德和法律的建立才得以出现。在东方,私有财产实际上是任由掌权者摆布的,而西方的司法制度却认为它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法则。

IV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被描述为每一分钱都有投票权的消费者民主。[2] 这样的比喻性描述总是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比喻,我们就一定不能忘记指出两个被称为民主的制度的一些重大区别。

首先:在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民主中,人们为人投票。投票者事实上将其权力让渡给当选官员。在市场民主中投票过程的目标不是人,而是人的成就,他的行动的产物。投票者并不是对某位候选人的未来举动表达盲目的信心。他是赞成或者反对候选人过去的服务。

第二:投票者一般没有能力形成对于政府政策问题的恰当判断。但是家庭主妇却一般大体上能够区分什么是什么不是对她的家庭有益的。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制度要么是家庭农场的所有者的原始群体的政治产物,要么是市场经济的政治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领导人的无限独裁权力。西方文明国家代议制政府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逐步取代了分崩离析的封建制度。正是政府对工商业的日益深入的干预开创了血腥的独裁的新世纪。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取消了市场的民主。它与政治民主同样不相容。大多数人在这方面被当今世界的政治语言的不恰当词汇--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错误区分--误导了。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议会,与绝对王权斗争要求更多议会权力的政党传统上坐在主席左边,他们的对手、绝对王权的走狗们坐在右边。今天在美国,人们称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倡导者为“右派”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独裁的拥护者为“左派”。地地道道的语言混淆!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就和一切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还有许多话可说。首先,有必要论述经济学家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批评,也就是这个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建立任何一种经济核算,因而没有办法区分满足人们需求的较好的和较差的手段。因此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配被称为经济体系。还不如说它是在黑暗中的摸索,它无法从自身的观点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经理人员和他们所供给的人民群众的观点区分哪些是更加迫切的哪些是不那么迫切的需求。今天,这种核算方面的无能为力还没有令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们为难。他们为此目的能够采用而且也确实采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上确立的价格。

市场经济的伟大和不可比拟的效率是由于所有经济行动都能够被核算这个事实。这意味着:有可能发现每个行动的成本,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付出的成本用货币形式度量是多少。还有许多行动超出了市场上有价的东西的范围。但是这些事情的价值是由那些享有它们的人直接决定的。如果一个城市考虑--除了货币成本之外--一个需要拆除一处历史遗迹的项目,它能够完全考虑其情感意义而不必诉诸货币评估。

经济核算是激励人们在被称为经济的事物中的一切行动和合作的动力。它是人类精神的成就,是使人得以创造超越动物的生活的精神工具。

对于我们来说,经济活动和技术成就的历史仅仅记载了重大的变化和革新、人类思想和经济史上的转折点。例如,历史记载了蒸汽动力的采用并且论述了所谓的蒸汽动力时代的状况。由于采取这样的简化,人们容易忘记“蒸汽动力”的概念包括运用蒸汽的许多方法。蒸汽机的最早的最原始的样本经过一系列众多的改革和改进发展为适合于不同目的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中,没有什么永久的或者稳定的东西,只有为了最好地最廉价地满足消费者需求采用日新月异的方法的持久趋势。数以千计的改变--当然了,其中大多数是细微的,只有一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把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汽车转变为今天的汽车。使得这种不断改进的内在趋向成为可能的是复式记账法。它使得企业家能够核算每一项产品的成本并因而发现最合适的经营方法。它是使人得以比较各种生产方法的有效程度的精神工具。它使人得以避免一些劳动力或者物资的浪费,也就是说,使劳动力或者物资以高效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过去两三个世纪的经济史提供了大量例证说明了这个资本主义方式的有利效果。西欧和中欧的大众平均生活水平从今天的观点看是令人震惊地糟糕。带来根本性改变的不是当局的法令,而是出于牟利动机辛勤劳作的工商业人士的观念和行动。正是这些人在一个幸运地仍在继续的进程中把本国的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化为以工业为主的体系,并且把隔离的各个经济区域转化为世界市场。这些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平与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相比是非常高的,这完全是由于制成品的出口,而其中大部分是用进口原材料制造的。经济核算使得所有这些改进成为可能,并且每天还在调整工商业活动以适应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不断变化的供需状态。

V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观念的创造者,他也没有贡献任何力量于表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的缜密性和可行性的薄弱尝试。他满怀激情地将所有这些努力斥为非科学的。就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到来的预言,他用了科学的这个定语。在他看来,这对于达尔文和麦克斯威[3]时代的人们就足够了。怎么会有任何一个体面人胆敢质疑科学!马克思主义诬蔑既有的一切都无可救药地被资本主义环境所玷污,于是它获得了代表纯粹科学的出类拔萃和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的光环。

马克思反对一切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主张。但是在那些促使人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因素当中,这些国家主义情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最初发端于英国。西欧和中欧的沙文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仅仅模仿英国人发明并完善的方法感到不快。随着资本主义方法在全世界的传播,这种不满日益增长。欧洲的斯拉夫人和亚洲非洲的人民痛恨这样的事实:在所有文学、艺术、科学、社会、技术和经济事务方面,他们都在步欧洲的先进民族及其后裔的后尘。通过谴责资本主义为降临人类的最大邪恶,马克思主义重建了他们的道德平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看,没有产生这个最为不公的有害的制度不再被视为道德和思想落后的证明,而是相反,是卓越性的证明。

在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开始把各个企业收归国有或市有。最彻底执行这些政策的是由被《社会科学大全》称为“他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的首要倡导者”[4]的俾斯麦王子(Prince Bismarck)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政府。但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在所有其它国家也都出现。早在19世纪80年代,费边社会主义的领袖韦伯(Sidney Webb)宣称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无意识地采纳了的社会组织原理的自觉的明确的表达而已”。他还补充说19世纪的经济史“几乎就是社会主义的进展的持续记载”。[5] 几年以后,一位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威廉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说:“现在我们斗士社会主义者。”[6] 1913年一位美国作家罗伯特(Elmer Robert)把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称为“君主制社会主义”。[7]

正是各国各地政府的这些社会主义行动首次把公众的注意引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企业公共管理的内在低效。差劲的服务和日益增长的赤字是几乎所有国有或者市有企业的根本特征。所有人都赞同它们的经营管理迫切需要彻底改革。但是人们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主张。

德国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剥夺了道德和政治的心理平衡,他们在1918年甚至比俄国人更加急切采纳全面社会主义。它们将此视为对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报仇雪恨的最好方式。但是首先需要克服一个巨大障碍;找到一个良好管理社会化企业的方法仍然是个未决问题。这个问题被德国革命党人交给一个由社会主义领导人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这真是个荒谬的景象。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完全相信由于他们的行动人类到达了历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然而他们却被迫承认不知道如何把纲领中唯一重要的这个最基本的一条付诸实践,并且期待专家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能告诉他们怎么办!当然了,这个委员会--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希尔菲尔丁(Hilferding)博士和熊彼得(Schumpeter)教授发表了大量论述各类问题的文献,但是却没有解决它为之成立的那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对于按照资本主义逐利法则之外的其它法则运营的企业,它没有给出的合理和成功的经营方法。

如果要理解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进程就要记住这些事实。西方文明化和工业化国家的群众被狂热的煽动家轻而易举地说服,接受了反资本主义学说并且投票支持主张将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权威命令下的政党。在铁幕的文明国家一侧,投票者大众和政府成员完全同情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在教育机构和媒体上,对社会主义观念的批评很少被容忍。但是存在社会主义工作方法不可补救的不适用性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更不必说绝无可能在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任何核算体系。任何项目的公共管理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务失败和差劲的服务。官僚经营的低效是众所周知的。扩大工业的公共管理的想法会使哪怕最顽固不化的社会主义政客不寒而栗。

俄国1917年实行了共产主义,许多半文明的国家步其后尘,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不知道任何无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学到的东西。举例说,列宁认为他指出社会主义组织将像邮局那样运转就能够有把握地消除一切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一切疑虑![8] 在他眼里,“组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要作的主要的事情”是“会计和控制”,而且他声称这些事情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极致,已经成为格外简单的查看、记录和开具收据的操作,任何能读会写懂得四则运算的人都会做。”[9]

如此赤裸裸的胡说八道能够被俄国无知的自封的知识分子接受,他们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因而以为捍卫进步和文明而自豪。它给予所有落后国家的沙文主义者以安慰,他们将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比时感到不快。但是它们对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毫无用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功并且会使每个人都幸福,因为它以邮局为模式并且把整个社会组织为“同工同酬的一个办公室一个工厂” [10],这样的承诺骗不了美国人。

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目前的状况。多数人热烈追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他们选出的当权者不会错过机会通过严重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表明他们反资本主义的狂热性。但是一旦有机会实践工商业的全盘社会化,他们就退缩了。不再有人指望西德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工党能够实行其社会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骚扰工商业者并以破坏工商业者改进生产方式的活动为乐。

今天划分不同国家的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在非共产主义国家,政府和绝大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也多少相信社会主义信念。阻止这些自封的自由分子和进步分子采取列宁的全盘社会化方法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被迫勉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的可悲的不适用性。他们明白,在企业社会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将严重损害每个行业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每个人都知道者将首先损害所有工人,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主要受益人是被雇佣在办公室和车间工作的群众。当然了,很少有人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每个人都知道。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作者们已经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和运营制定了详尽的计划。经济学家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表明这些设计的不可行和荒谬。马克思谨慎地回避论述这个复杂的问题并且谴责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为乌托邦空想。他再三重复说,社会主义最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必将到来,而且将以最佳方式安排一切事务。但是症结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个步骤都无一例外地导致并且总是将导致经济失败,而且社会主义者没有发现任何避免这个结果的方法。

过去和现在阻止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人们有机会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实际效果。自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的社会主义者当他们建造一座墙阻止同志们逃往德国的非社会主义地区的时候就明确地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梦想的破产。

[本文似乎写于1967年,以前未发表—编者注]

[1] 在这个论点上有一个漏洞,它把其作者,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例外了。他们属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些“把自己提升到在理论上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运动的水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2] [参阅Frank A. Fetter,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nd ed.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10), p. 394—编者注]

[3] [麦克斯韦(James Clark Maxwell)发展了电磁波理论—编者注]

[4]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 573.

[5] Sidney Webb in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首次出版于1889 (New York: Humboldt, 1891), p. 4.

[6] 参阅G.M. Trevelyan,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ongmans, 1942), p. 510.

[7] Elmer Roberts, Monarchical Socialism in German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13).

[8] V.I.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17), pp. 43f.

[9] 同上, pp. 83f.

[10] 参阅同上, pp. 83f.

摘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狼图腾』

2007.01.11

『狼图腾』能征服世界吗?

从“怪书”到“奇书”,『狼图腾』经历了丑小鸭的巨变。这饶有趣味的经历和作者犹抱琵琶的神秘,让国外读者耐不住好奇。

初识『狼图腾』

传说中的『狼图腾』,隐身的神秘作家。这一切令西方传媒好奇不已。英国企鹅出版社预付10万美金,一举拿下此书的全球英文版权后,06年春『明镜在线』驻华记者专访姜戎,德国读者由此初识作者本人;此后『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权威汉学家顾彬先生,老先生斥责该书“让中国人丢脸”,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众说纷纭中,『狼图腾』英、德文版终于即将先后登场。

狼“行”海外初战告捷,无疑中国出版业界的一针强心剂。尽管从全球通常的出版发行业务看,10万美元的预付和此后10%的版税算不得惊人数字,但是全权策划此书发行事宜的安波舜表示,该书在国内创下了版权贸易税收入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企鹅出版社正踌躇满志,希望借此合作在中国放宽外国出版商政策前抢占先机,以为将来打下铺垫。此前该出版社也同重庆某出版机构合作,以企鹅公司名义向中国读者推出英文经典作品的译著。他们还计划每年向全球英文读者推介四、五本中文书籍,『狼图腾』便是2007年的主打。

高投资会带来高回报吗?

首版『狼图腾』付印50万精装本,标价30美金,正等待向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北美等市场进发。企鹅公司相信不菲的风险投资能够转化为高额赢利:一来『狼图腾』情节扣人心弦,风格有别于通常的畅销书;二来此书有著名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保驾护航,他曾翻译过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业界名头不小。

有人不免要问,汉学家还没来得及下嘴去啃这大部头,出版社满怀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何二十种外语翻译权如此迅速地销售一空?『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引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的话分析说:中国即将主办奥运会,伴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上日益重大的影响,外国人会更希望了解中国,而『狼图腾』中介绍了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观念。2005年兰登书屋以两万欧元购下该书的德文翻译权,也选择了2008年这一最佳的出版发行时机。

“姜戎”与安波舜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劳滕伯格同时向读者透露,中国互联网上早已经传开,原来长期以来只读其文不见其人的姜戎就是中国知名女作家张抗抗的丈夫严嘉民,曾经『北京之春』的编辑。之前『明镜在线』记者也含糊提到过,姜戎的夫人是中国文化界一位名人。

劳滕伯格解释说,姜戎早期对真实身份密而不宣,一则是“井绳”心理,作为异议人士的他曾经因同天安门事件牵连经历过两年牢狱之灾,二来也可能出于市场运作的考虑,不可否认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激起了市场、媒体对其书其人更为强烈的阅读欲望。“姜戎的戎是少数民族的一支,或许是为了表达作者对少数民族的深厚感情。同受儒家文化影响、驯服于权威的汉人相比,草原蒙古人具有狼那种求生所需的顽强品质。以狼为图腾的蒙古人,生存环境正一天天受到羊(汉人)的威胁。”劳滕伯格简单叙述了内容概要。

这本书同资深发行人安波舜结缘正是由于张抗抗的引荐,曾经张所著的『情爱画廊』被收入其策划的布老虎丛书。安波舜在出版界被称为富有“狼”精神的出版发行人。在中国风行一时的布老虎丛书正是多亏了安的点金之手,奄奄一息的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于是起死回生。后来他又推出『上海宝贝』,帮助卫慧一炮打响,只不过该书被禁,安波舜一度关闭其在北京的办公室,面临发行生涯中的低潮期。“狼”一般顽强的他接手『狼图腾』之初,曾因小说难以明确定位被人嘲笑,如今“怪书”却在全球范围内被誉为“旷世奇书”,安波舜也由此被长江文艺出版社相中,负责北京图书中心的业务。目前他正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他的下一部“狼图腾”。(文卿综述〕

2006.03.22
《狼图腾》与影子作者

一部旷世奇书《狼图腾》自2004年问世以来持续热销,截至去年年底,发行量已经突破百万大关。外国出版集团也纷纷出高价买下《狼》书的英文及德文版权,《指环王》导演彼得•杰克逊还打算把它拍成电影。然而,隐藏在“姜戎” 笔名背后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影子作者,自发行之日起,就宣布“拒不接受记者采访、绝不参加宣传活动”,甚至连作品讨论会都一概缺席。迄今为止,确切知道这位神秘隐形人真实身份的仅有五人,其中包括德国《明镜在线》驻华记者。

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

中国人性格里究竟有多少狼的成分?有狼的风景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震撼与冲击?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姜戎借《狼图腾》一书大胆地提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任由铁骑和狼群纵横驰骋的蒙古草原正在遭到破坏,一切关于狼的故事或者传说也正在褪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史诗性著作是对人类记忆的一种珍贵补充,也给文化界、学术界带来极富争议性和震撼力的议题。

自作品面世以来,围绕《狼图腾》一书所进行的各种文化辩论便从未间断。有批评者认为,《狼》书想要承载的东西太多,超出了作者的驾驭能力,同当年的政论片《河殇》一样犯了简单化错误,并且传达了一种“伪蒙古文化”,“因为蒙古民族并没有对狼表现过敬畏或者保护意识”。而《狼图腾》的支持者则礼赞该书在揭示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历史提供了视角独特的解读。

对于《狼图腾》所引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作者“姜戎”早有预料。《狼图腾》最后一章指出:“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狭隘的小农意识在中国拥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根基,“狼”又是农耕民族最怕的“猛兽”,因此《狼图腾》必将遭到“强烈的批判” 。而竞争时代需要的又正是强悍进取、不屈不挠的狼精神。中国的国民性格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重视和解决的时候了,这也正是姜戎撰写《狼》书的动机之一。

创造畅销奇迹的影子作者

2004年4月首次出版发行的《狼图腾》如今已经创造了小说类图书排行榜神话,成为继《毛选》之后中国拥有读者人数最多的奇书。北京电台还在黄金强档时间播出由原著改编成的12集广播剧。不仅如此,《狼图腾》还成为外国出版商和影视集团竞相争夺版权的目标。据悉,东京一家公司为拿下日本动漫发行权不得不甩手30万美元,而好莱坞鸿篇巨著《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也同意将《狼》片搬上银幕,而且要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上映。另外,企鹅出版集团已经以10万美元的预付高价买下《狼图腾》的全球英文版权。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旗下的蓝登书屋(Random House)也为德文版权预先支付了2万欧元定金。

然而,炫目的成功光环笼罩之下的署名为“姜戎”的《狼》作者却迟迟不露真身,拒不接受记者采访、绝不参加宣传活动,甚至连作品讨论会都一概缺席。这种对于媒体的极端抗拒和疏离态度似乎与狼的强悍勇猛形象丝毫不符,反倒像一只沉默而害羞的羊。《明镜在线》驻华记者了解到了幕后隐情,并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座竹园里有幸揭开了作者的神秘面纱。

这是现年60岁,在北京某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姜戎”(真实姓名不便透露)第一次直接面对媒体。迄今为止,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包括他妻子在内只有五人。而这并不奇怪。如果当初不是因为 “马甲”的庇护,《狼图腾》根本不可能通过出版审查,因为作者的政治背景并不“清白”。六四事件曾令他蹲过两年监狱,其后期效应一直延续至今:不能公开授课,不能持护照出境。

中国版的《与狼共舞》

六年前,“姜戎”的妻子(她也是文化界名人)发现丈夫行为怪异,“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足不出户,也从不告诉别人,他究竟在干什么。”也许是上了年龄的缘故吧——姜夫人如此推测,并没有在意。

正是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满目皆书的狭小天地里,诞生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中国版的《与狼共舞》。作者用一种发自肺腑、充满张力的语言描述了一名北京知青在内蒙插队11年间与狼结下的不解之缘。

故事起源于1968年,姜戎被下放到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与当地的牧民们生活在一起。一次偶然的经历令他发现,被汉人憎恨唾骂的狼,其实是何等优秀的物种。它们懂得设下陷阱诱引羊群跌入山谷,然后利用“天然冷库”储存过冬的食物。姜戎爱上了这些强悍进取、勇敢无畏,富有不屈不挠的竞争精神、坚韧刚毅的团队精神,以及奋不顾身的战斗牺牲精神的草原狼,他开始痴迷地观察、搜集所有有关“狼”的真实故事和传说,并亲自掏狼窝、养小狼,以此来探究“狼”在整个草原生物链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草原民族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位置。

狼图腾也是现代的精神图腾

11年的草原生活改变了姜戎的很多观念,他发现,千年万年以来,直到知青到达草原的时候,蒙古草原还保持着水草丰美的原始状态,因为草原牧民具有天然原始但符合科学规律的环保意识和平衡手段。例如,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草原狼对于保护草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崇拜狼,从不将它们斩尽杀绝。然而,当大量汉人进入额仑草原之后,尤其是内蒙古兵团建立以后,草原开始迅速退化。姜戎试图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来揭露和批判农耕文明对草原的破坏,唤醒国人对民族弱点的反思,并大胆地提出,狼图腾精神不仅是古代草原民族的图腾,也应该成为现代的精神图腾。

姜戎指出,作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若是完全依赖西方民族的精神资源来振兴自己,终究是无根之木,即便是嫁接还需要有母本。游牧精神是现代西方精神的本源之一,而狼图腾精神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不过,作者的这一观点也很容易遭人误读。《南德意志报》记者凯·斯特里特马特认为,“狼图腾热”为中国的拉美式转型搭好了意识形态的框架,这表明一党专政下的中国有可能走上崇尚武力的军国主义道路。这番论调遭到了来自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作者本人的驳斥。

“狼图腾”文化有望指引中国走上强国之路吗?如果不是因为作者的历史“污点”,《狼图腾》有希望会被列入中共党校的必读书目,不过,当国安部调查到“与狼共舞者”的政治背景之后,他便永远被套在了笔名的面罩之下。 然而,这本书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和巨大成功却宛如无法堵截的滔滔江水喷涌而出。作过上千年温顺小羊的中国人是该认真反思了,与其让牧羊人的皮鞭打在自己的身上,不如作一匹独立而自由的狼,尽情地驰骋,释放自己所有的能量。

亚思明综述

原载《德国之声》

曾庆红要求胡锦涛放弃国家主席职位

(博讯2007年1月11日)

路透社星期三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说,胡锦涛目前正面临内部的压力,要求他在2008年交出国家主席的职位,而只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引述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和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曾庆红的政治盟友,要求胡锦涛在2008年本次任期结束之后,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而由曾庆红接任国家主席,这个要求在中共党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报道说,另外的消息来源表示,这样的安排,可以恢复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时期的政治安排,高级领导人由不同的人担任,这样胡锦涛可以集中精力处理中共党内的事务。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官员变动情况的作家高新表示,这种说法不符合邓小平后期所作的政治安排。

“和一系列内部讲话,内部文件包括邓小平生前留下的政治遗言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江泽民在十六大安排接班集体的时候强调了‘小平同志说还是把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个同志担任,工作上顺一些,利于开展工作。’”

香港动向杂志总编辑张伟国则认为,随着中共十七大前所进行的权力斗争角力越来越激烈,中共党内派别提出这种要求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并不惊讶,这表明了一个趋势就是胡锦涛的权威正在衰落当中,不是在崛起当中。所以国家主席分离出来,在政治逻辑上是很合理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张伟国分析说,不久前胡锦涛搬掉了上海帮重要人物陈良宇,是依靠了曾庆红的大力支持,因此曾庆红一方以此提出要求,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讨价还价。

“陈良宇的下台解决上海邦的问题,曾庆红帮了胡锦涛一个大忙,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帮你,外界看到好像曾庆红68岁年龄的这条线,通过解决上海帮立的大功,胡锦涛会在十七大的时候把他留下来,交易好象到此为止,但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明曾庆红的胃口远不只此,上海帮的问题,为什么陈良宇到一半就打不下去了?我想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

他表示,从最近的迹象来看,胡锦涛在中共内部的权威明显遇到了挑战,虽然胡锦涛采取了很多动作,作了很多讲话,但距离大权在握仍然很远。

不过,高新对路透社的报道内容有所怀疑。高新认为,作为中共第一把手,胡锦涛如果让出国家主席的职位,等于失去了在国际舞台进行正常交往的主要身份,会带来很多不便,对中共本身也有很大损害。

“我们可以假设,虽然我不相信曾庆红会篡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假设曾庆红能够提出这样的有违于邓小平当年的遗嘱、有违于江泽民交班时候对邓小平政治交班的重复,也对共产党这个政权,一党专制前提下还要对外开放,定出来方便的办法。曾庆红不可能提出这样对现在共产党政权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方式。”

张伟国则认为,无论真实性如何,这样的报道说明,在十七大之前中共内部各派已经开始放出政治气球,以为即将到来的权力激斗作好准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给“长沙刁民”陈洪投一票

请为我的博客入选《2006“社会责任”中国博客》投一票
发表者: 刁民无声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人民网》主办,博客网、新浪、搜狐、凤凰网、TOM、和讯、天涯、华声在线精英博客、博客天下、中国网、千龙网、万蝶移动博客等单位协办,《2006年度“社会责任”中国博客》评选经过网站推荐,评委会初评组审核打分,现已选出100博客进入网友投票阶段。我的这个《刁民无声》的博客也有幸通过专家评审组初审,而进入网民投票名单。评委会将根据网友投票数,选出50博客进行终评。投票日期:1月11日―1月23日。您如果支持我入选《2006年度“社会责任”中国博客》,请您投上您的一票。

投票网址: http://www.people.com.cn/GB/60833/75893/76842/index.html.

谢谢您的支持。

《陈洪博客》


附录: 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

作者:胡 平

最近,中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刁民”。这个刁民名叫陈洪,家住湖南长沙,自从今年7月28日建立“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至今不过四个月,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评论超过29000条.陈洪今年48岁,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4年,1978年进厂当工人,先后作过会计、供销,当过车间主任、车间书记,1996年工厂被兼并下岗。陈洪下岗10年,每月领遣散费230元(大约是30美元)。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殊不知“超市”一开张,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税务所,乃至居委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收费,陈洪不堪重负,只好把超市关掉。然后,陈洪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他只好每天17点以后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仅30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由于生活困难,老婆离婚而去,留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从九十年代起,陈洪开始上网浏览,偶尔发表文章。2005年,陈洪开始建立个人博客,但两次被人“黑” 掉。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过去写的文章贴出来,又写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0月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报道。《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网站邀请他做嘉宾与网友现场交流。

刁民即公民

“刁民”是个贬义词,陈洪为何自称刁民?陈洪首先为“刁民”一词正名。陈洪说:“没有人自愿充当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权贵阶层对不安于现实境况的低层人物的统称,历朝历代称‘为了生活抗捐避赋与权贵阶层言语争辩,而并不违反朝庭法度之人为刁民’。”陈洪认为,“刁民们的据理力争和监督将使刁官劣绅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贪官、劣绅们的眼中钉。”陈洪宣称:“我只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有限的的生存资源而以言语(文章)与地方官员争辩,而并不违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应该说是国家的良民,但却是刁官劣绅眼中的刁民。是呀,世无刁官,那有刁民?”由此可见,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平民,也就是敢于和善于行使公民权利的平民。实际上,这些所谓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陈洪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蜕化变质,成了伪改革,所以他坚决反对。陈洪说:“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通,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一句话就把这种观点驳倒了--“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陈洪理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

如今,厂长书记解雇工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觉得这很正常:本来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冗员太多,所以有必要减员增效。但是陈洪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诡诈,陈洪指出,国营企业的厂长本来只是“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厂长并不是资本家,凭什么现在“行使起资本家的权力”?雇主当然有权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并不是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厂子又不是你们厂长家开的,你们凭什么有权解雇我们?

陈洪文章描述了下岗工人的悲惨状况,绝大部分读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写信给陈洪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陈洪反驳道:“我们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说,当初我们年轻力壮,政府要我们一切听从它的安排,要我们努力工作,只付给我们很低的工资,但许诺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可是到后来,我们年老体衰,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而我们过去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则落入贪官污吏之手。众所周知,毛时代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当年的低工资是以铁饭碗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工人的工资低,那实际上是让工人买下了高额保险,如今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是吞掉这笔庞大的保险费。

洞见与常识

中国经济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许多人誉为奇迹。论者多半认定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至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许多论者也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后果。譬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陈洪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 ‘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这并不奇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去年10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就说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为陈洪是工人的先知。陈洪能看清的问题,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说,陈洪的文章也为自己招来了敌人。有人发贴恐吓陈洪:“你的博客会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陈洪一眼就看出发贴者“不是一个普通人”。陈洪机智地反唇相讥:你这不是在给党和政府制造麻烦吗?“万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会说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万一我有个三长二短,世人会说,这是政府官员在杀人灭口。您不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吗?”

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的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决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80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这种形式的改革,我们当然要反对。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例如他写道: “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享。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乍一看去,陈洪对中共当局还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政权还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因此,他们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因为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残酷打压呢?

答案就在于,正因为维权活动要面对政府的残酷打压,所以他们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十分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只好降低目标。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获得了集体抗争的手段,他们就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他们必将对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进行大清算。

原载《北京之春》07年1月号(总第164期)

星期四, 一月 11, 2007

采访录:中国盐城法院传德国博客合理吗?

2007.01.11

一个德国博客收到柏林法院转来的中国江苏盐城法院的一张传票,要他在2006年7月15日上午9点在盐城法院出庭。他在小博客里摘录了关于中国中大汽车公司仿冒德国MAN大客车的报导,并发表了简单评语,被指责严重伤害了该公司的声誉。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小博客希尔曼所委托的柏林律师亚历山大.冯.卡尔克洛伊特。他认为中国法院声称自己对德国博客的言论有管辖权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个起诉是荒谬的。

德国之声:有报导说,中国法院要让德国博客编写者,您的委托人Iven & Hillmann公司的代表到中国去出庭。您能描述一下这件事吗?

冯.卡尔克洛伊特(Alexander von Kalckreuth):这家被称为博客的公司是一个互联网小公司,有一个博客www.autoregional.de。由公司的合股人之一荣.阿荣.希尔曼出于业余爱好来操作的。这是一个小博客网,他在那里谈汽车领域的事情,其他人在这里发一些言。这个网站正如它的名字已经说明的:地区汽车,谈的就是德国的、地方上的汽车的题目,只用德语发表。就明镜在线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描写了MAN的大客车被中国公司中大汽车公司仿造并就此在中国发生了法律诉讼的事,他摘录了这篇文章,复述了MAN公司董事就这个题目、就中国仿冒问题的讲话,在下面他写上自己的看法,即,这事表明产品确有在中国被仿冒的事。

这实际上是明镜写的,德国电视二台,web.de等,许多大媒体都写过,他没有想过,这是相关企业不喜欢的一种意见表述。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对比照片,MAN客车的照片和中大客车的照片,自己就可以确认,或者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否是一种仿冒。这一切也有一段时间放在网上。上个星期,他忽然收到一个起诉书,这个起诉书起诉了MAN,起诉了生产这种客车的尼奥普兰(Neoplan,MAN的子公司),他们(尼奥普兰等)在中国还开了新闻发布会,也起诉了希尔曼先生。起诉书指责这三者,包括我们的委托人,说他们严重损害了这个中国企业的声誉,要求他们停止这样说,公开表示道歉,并支付赔偿金。

这个事件整体上之所以那么有爆炸性,是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德国法院起诉,不是对德国法院起诉一个用德语发表的东西,而是在一个中国法院,是在一个在江苏省盐城市的法院,这当然对我们的委托人是一个问题,他不知道那里法律上等待他的是什么。我个人根据国际法律规定认为,这个法院根本没有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尽管在那里也可以从互联网上收看这篇文章,一共也只有8到10次被人阅读过,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而这篇稿子,这篇博客明确地是针对德语地区的,小地方的,博客写主感兴趣的就是这么个小地区。假如这是对一个德国法院起诉,当然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比如柏林中级法院,但是在这里,法院肯定会根据基本法第5章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指出,根本没有机会来禁止这样的发表。

我认为,江苏的这家法院声明自己对此有管辖权,是个很大的危险,因为所有的博客,所有网上作者根本无法在一个中国的起诉面前抵抗。尽管有着几千公里的地理距离,但收到的是一个出庭传票,2007年,他要在那里为自己辩护,这在我的眼里实际上导致未来人们不能对中国发表批评意见了,因为人们将始终面临一个危险,即不是在一个德国法院被起诉,而是在一个中国法院,按中国的法律尺度,而恰恰在那里,在言论自由方面跟德国的尺度经常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言论自由被视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支柱,得到普遍的认可。

我们在这里采取的步骤首先是走向舆论界,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对于那个中国企业来说,他们认为媒体给他们造成了伤害,起诉一个很小的微不足道的博客。但他们最终会放弃这个起诉的,因为这根本不会带来什么伤害,中国只有8到10个人读了这篇博客日记,在德国同样的少,人们在这里根本不能够理解,那个中国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做到的是,通过舆论让那个企业知道,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关于这件事的报导现在已经在明镜发表,在商报发表,我们也接受了采访,一些报导正在准备中,德国之声报导此事,我也很感谢,希望这能够向这个(中国)企业表明,它选择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可以跟MAN或者尼奥普兰在法律上争讼,却不是针对一个记者或者一个小小的博客,他只不过是对这个题目自由地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德国之声:除了你们已经在走的公关道路外,你们还会做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

冯.卡尔克洛伊特:我们跟一个上海律师取得了联系。因为对一个普通的博客来说将会产生的法律费用是巨大的,我们考虑请中国律师在那里出庭,表明,那里的法院根本不具备对此的管辖权。即使那个法院自己声称是有管辖权的,即使它不认可这里认定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也应该让它认识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博客怎么可能给那个企业造成重大形象伤害,因为读者非常的少。我也要问那个企业,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小博客作对象,这只是一个搞点小编程的小企业,我要问那个企业,为什么不起诉世界报或者明镜周刊,他们对中国仿冒问题有大篇大篇的报导。

德国之声:这个案子也表明,中国和德国法院之间的交流好象是动起来了。您知道其它中国法院把德国人传到中国去出庭或者反过来德国法院把中国人传到德国来出庭的事例吗?

冯.卡尔克洛伊特:就发表言论而被要求在中国出庭而言,这个案例是个绝对的例外案。我没听说有类似的案例。其它领域的我就不清楚了。反过来,中国人被要求在德国出庭的事情,我想肯定不会因为发表言论而发生,这也因为中国的博客由于它的文字是德国人根本看不懂的。在中国,我想,99%的人也读不懂德语的博客,这是绝对的例外个案。我说它是荒谬的,因为我想,一个巨大的工业企业对一个小小的博客写手发表的言论大张旗鼓,我觉得是荒谬的,显然这个企业低估了这里媒体的普及度和力量。德国法院转递中国法院的文书,这只是一个转递,是平常的事,柏林市中心初级法院绝没有去审核这件事,它只是传递文件。如果我们要起诉美国的、中国的或者印度的什么人,也一样会通过德国法院,要求德国法院传递到当地法院去,经常通过外交、领事传递途径。(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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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10, 2007

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

作者:余世存

不管一般民众有多少意识,六四成了政府、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忌日已是一个事实。

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梦魇,是一代人的情结。说梦魇,那里有年轻学生要求民主的梦,自由的梦,有精英们要求共和的梦,有工人农民要求治理贪污腐败的梦;说情结,那时最具有清醒意识的中青年官产学精英,那时尚在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以及八九后入校自觉继承六四精神的更年轻的学生们,所组成的八九一代人,无论身在何地,都有昭雪六四,深化六四成果,宏扬六四精神,将六四的理念深入人心的情结。

我听说六四时,全国几乎每一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都有学生为主体的示威、请愿、声援活动,虽然我当时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也参与其中,但六四画卷的全部丰富性非我所已认知;我还见过比我年长的兄长一代人里,六四已是政府官员,后来下海,现在一年多在坑蒙拐骗,醉生梦死,但据说每到忌日前后,就有针刺之痛。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有多少证明力。这也正是我今天要来叙述的一个事实,我很久以来就想一吐为快的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我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谈论八九一代人,在我看来,就目前为止的作为来观察,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

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把一代人作为材料纳入诗意审美的视野,何也?因为我看到了笑蜀先生的“请不要让我来唱挽歌”,文字很短,却字字沉痛,这是比当下大多数的汉语写作更正当有效的写作,它本身是对我们民族文化非现代性的揭露,因为它的读者对象既是全民,又是当政者和制度机器,它试图跟读者对话,它“九死其犹未悔”。当下的汉语写作,多已“现代”得先锋实验去写买通向大师和不朽的门票了,或“后后现代”得为小众和市场写作了。但请原谅,在读笑蜀先生的文章时,我知道这也是真正的汉语,用鲁迅的说法,人生多苦辛,然而有时又极易得到安慰,我们小小的安慰也正是语言能够温暖洞明。笑蜀先生的文章可以给我们明确的生命意识,在悲怆里又给我们力量,用李猛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力量不是残忍无情的力量,而是苦弱的偶在的力量,尽管经常无法做出决断,经常失败,但能够在坚忍中捍卫我们的爱。我意识到自己是在读诗,绝望的悼词,“无韵之离骚”。我知道,用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就是,其意或有可商,而其对生命的信仰情怀,与天地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之先评述笑蜀先生的文字,是想说明,对民族社会的当下处境,只有像笑蜀先生这样的八九一代人才最清楚,最有力量。但事实上,我们社会当下缺少这样的“异行”。在瞒和骗中,在所谓的等待时机中,在自欺欺人中,糊涂地过日子。

上个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在事变应急地形成了各个时代的集体品格,因之人们今天得以对几代人进行归纳分析,甲午一代人,有康梁孙黄严章为代表;五四一代人,有陈胡鲁为代表;一二九一代人,有顾准李慎之们为代表;这以后是一代人的消失,完全成为无个性的人;再后来,是文革一代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这一代是无头脑同样不知生命为何物的一代,只有当他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来时,当他们的反思有所涉及自己和他人的意义时,才有可能接近天地大德的境界,才有可能知道文明和现代理性涵义,他们因此也有一个光荣的称号,四五一代人。再后来,就是八九一代人。

甲午一代人活动较早,可以不论。而似乎已成定论的五四一代人,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展开的八九一代人,也都可以暂且不论。从一二九到四五,三代中国人,六七十年的光阴,几乎白过了,甚至倒回去了。对于中国的历史,这只是一瞬间;对于世界文明浪潮,这也只是无时间的几群生物而已(如同我们眼里的非洲人,或当年阔气时眼里的化外之民)。但对于这几代中国人,十数亿的生命个体而言,不是太悲惨了吗?一二九一代人在悲壮的救亡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后来真的把自己献祭牺牲,救没了自己,且不说了;随后的无名的一代人,也许该命名为四九一代人,五十年代人,生活在新中国,工作在红旗下,在国家自豪感,在建设伟大国家自己也是伟大建设者的想象中,在整天没事非偷着乐公开咧嘴宣布自己幸福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但后来竟发觉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和虚无,一生白过,且不说了。今天还充壮盛的四五一代人,当年更幸福过,参加文革,上山下乡,其受环境的影响不亚于今天八九一代人,其作领袖作英雄作大师及其接班人的梦更纯粹更有力行精神,人生啊,你就是旗帜,你就是方向,但时过境迁,四五一代人而今安在?大部分下岗了,分流了,坐着奴隶位置的也失去了安稳感。用我的话说,他们完全消融到“中国”了。这样惨痛的教训难道还不值得八九一代人吸取吗?

做一个人吧,尊重生命吧。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世界的黄祸,成为文明的中国而不是群氓的中国,成为创造的中国而不是弱傻的中国。这是文明的谕示,是几代人的历史任务。几代人的宿命般地为专制文化所轻贱已经给八九一代人启示了。

可是,事实不,八九一代人也是因循的,不自觉的,是丑陋的。

八九一代人曾经嘲笑过知青一代的自私。当是时也,八九一代人在广场上为全民争取权利时,知青一代人多在工厂里,在乡下,做工种地,尤其是工人们有安定团结费可得,有还算稳当的饭碗,他们没能倾力支援那健康的力量。暂时坐稳的位置很快就不稳了,到九十年代中期,他们纷纷面临下岗和谋生的艰难,社会主义真的会饿死人。歌曰:三十以后才明白。他们的三十应是上山下乡之后,应是四五运动前后,可惜自觉者太少,他们年过半百才明白。黄仁宇在他有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里明明白白地实证地描述了中国专制文化的可怕,其机器之下无生命,无人,任何人都会迟早地被机器吃掉,没有人能侥幸逃脱。而知青一代阅历可谓多矣,你们却仍侥幸地以为自己例外,看来是年轻时在伟大领袖与天地斗其乐无穷的造反有理的号召里,真以为“世界是你们的”了,你们的反思不过是八九年做好孩子做顺民,机器碾压之下岂有完整的生命,到后来让你们挨饿受穷时你们想求学生带着你们向专制机器要求权利而不得。活该。你们中间侥幸逃脱的一些人,成为暴富,成为学者名流,成为官员者流,仍没有生命的自觉,你们的反思不过又到年轻时的自信水平,你们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世界是你的,你注定要大有作为,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出将入相,作大师状。你们以为自己是谁?知青或四五一代人就这样在八九一代人眼里成为一个穷折腾的闹剧。在2000年长江读书奖之后,这代人中的知识精英们在八九一代人眼里完全消失了。

该上场了。四五一代人最有野心抱负者不过在自我幻想,最平实的也不过在做经院的事业,做“善终考”的功夫,最忧患的也不过在做敲边鼓的呐喊,做“口吐真言”的言说。

何况已经上场了。在官场上,八九一代人多已位居处室,做业务,担负具体工作,有的甚至已经做到一市一县的地方长官。在商场上,王志东张朝阳们只是一个代表,只是八九一代人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在传媒市场上,八九一代人则几乎占领了主持人、制片人、编辑部主任、主编的位置。在网络赐福中国时,八九一代人的思想精英们也趁机浮出海面,李朝晖、任不寐们用自己的心力重新认识中国解释中国。

可以说,当代中国最活跃的社会文化现象多是八九一代人创造制造生产的。

但中国仍旧是那个中国。用闻一多先生的诗说,不过是死水里泛起了五彩的斑斓而已。死水是丑陋的,在死水里得意的昆虫青蛙同样是丑陋的,在死水里搅拌使水好看的八九一代人也是丑陋的。

八九一代人忘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活力,带给他们的生活,除了生活水平上可以比上几代人骄傲外,他们所体验的,既无一二九一代人的悲壮,又无四九一代人的幸福,更没有知青或四五一代人的崇高。八九一代人嘲笑知青或四五一代人的自私,问题是八九年之后,当知青一代受报应下岗时,八九一代人也自私地没有声援。八九一代人以为网络热、媒体热、影视热等等将使自己永远地脱离了中国,永远地告别了黄皮肤,而进入到人类的自由世界里了。

他们忘了,他们的这种“以为”,不过是在自己的父老乡亲面前充大而已,他们不过炫于中国而已。当年的知青或四五一代人却曾经震憾过世界,当年的知青或四五一代人曾经以为自己将救世界万民于水火。境界孰高孰低,难道还不知道,但是不,八九一代人仍津津有味于自己一代的生活、幸福,满足于眼前的“简单的占有感”(马克思)。

也许八九一代人以为,他们跟上几代人不同,知青一代的极端是一个错误,这一次自己跟上人类文明时务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永远是站在文明世界的前沿了,自己与文明始终了。他们忘了,他们不单是由自己来说明的,他们也是由乡土父老来生成的。这里倒用得着季羡林的一句糊涂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假若他们也敢拔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他们在河东之后河西地会与大地亲吻得灰头灰脸。因为即使八九一代人真的跟上文明的时务成为俊杰,那将跟从或将反抗的中国人也会迫使八九一代人的回应。这里也用得着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身边一切已死和健在的亡灵,会梦魇般地压在他们心头。

丑陋者不知道自己是丑陋的,他们只知道上辈们丑陋(无论上辈们自己的审美如何),他们只知道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是丑陋的(无论后者的精神如何自足),他们只知道在一个社会里不成功是丑陋的(无论这个社会是否不义)。

洪水会来,报应也会来。我为八九一代人痛惜。我更为中国痛惜。

也许,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上,只有五四一代人的生命更丰富,更宽广,更厚重。因此才了一个世纪里的代际奇观,即祖辈比孙儿辈们要进步,孙女们比奶奶们还要封建,也因此,在几代中国人里,只有五四一代人活得更像个人样,他们更有个性,更自由,更有思想和创造的活力;只有他们经受住了时间风雨的考验,反而是后几代人,一会儿自以为或社会以为是天上人间,是天之骄子,一会儿是社会作贱或自暴自弃成人渣或垃圾。可笑的是,今天的孙子们重孙子们反而论证说,五四一代人太偏激了,中国就是他们给搞坏了。用毛泽东的诗说,那真是,斥安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八九一代人至今没有总结出自己一代人的性格、精神和使命,因为八九一代人跟上几代人一样仍未能展现自己的个性、畏天悯人的生命厚味和关怀广大的热诚,甚至至今跟政府一样不敢直面六四,不敢直面六四那跪着造反的事实。因此,八九一代人也糊涂地过日子,感伤和激昂者仍不解造反革命与跪着之间的同质性。他们忘了,真正的革命不是除去这一个人或这一代人,不是砸碎一种制度机器,而是更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创造制度更新的环境,使之适应内在自由的需要和世界的发展,使之符合人类的自我完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八九一代人在制造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景观的同时,在新闻舆论和知识生产方面表现的丑陋令他们自己都震惊不已。

法轮功来了,又去了;石家庄爆炸了,又平静了;严打来了,又去了;法治来了,德治也来了;哈贝马斯来了,又走了;台湾、美国、日本惹麻烦了,又过去了;……像看西洋景一样,东洋景、本土景、在地景原来也这么有意思。只是全然跟自己无关,小学生跟自己无关,城市居民跟自己无关,农民工跟自己无关。

那么,有关于中国前途的言说呢?这牵涉到社会政治学术思想。但有批判精神的“大师”严厉批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取向时(据说知识分子、老百姓和官府是合谋的新自由主义),新的建构性的生活又在哪里呢?不过,可以肯定,跟我们无关,生活不是我们的,前途也不是我们所能言说的。当神学大师指出真理应该秘传时,我们能肯定的是,真理也不再是我们的了,谎言也不是我们所能给出的。当知识界为自由和平等都争得一团热闹时,我们明白了,自由也不是我们的,平等也不是我们的。当读经典的朋友们例如李猛先生为“爱与正义”写下洋洋万言的知识史的进路时,我们惶惑,原来爱也不是我们的,正义也不是我们的,至少,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

我们,中国人,除高等华人和精英之流外,原来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因此,我们这么卑怯而丑陋。

但是,我要说,包括所有精英或社会成功人士在内的八九一代人都是丑陋的。

他们沉默,他们以为自己是腹诽而不服从;他们在网上冲浪,他们以为自己是创造为了中国;他们嘲笑上辈和政府,他们以为自己在抵抗和革命;他们在体制内刻苦而敬业,他们以为自己将会是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他们以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他们以为自己是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独立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外。实际上,全然错了,他们仍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中国政府的臣民。他们沉默,因为他们腹诽而驯从;他们只能在网上冲浪,因为他们看护不了自己的本能,只能盲目地发泄而自以为是。同时,他们嘲笑上辈和政府,他们以为后者都已定型而静止,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仍在颤动,仍在维持,仍在举手投足。

的确,批判的眼光看到了,他们越在都市里繁荣似锦,他们就越跟官府合谋。对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事件,每一情境,每一法律政策的运行,他们本来是可以有所言说,有所行动的。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一九八九年所诞生的现代公民,他们本来可以选择公民的不服从。但他们大多数以为自己是革命者的抵抗,是堡垒里的奸细。所以,他们窥伺,试探,等待。先是,上几代精英曾预言说,两三年内中国将会大乱,他们等了,等来了小平南巡;又有人说金钱里面出民主,经济改革将带来政治改革,虽然马克思不承认但唯物主义确实承认经济决定一切的,所以,八九一代人等着,等着拜金主义来销磨专制,他们还想等着小平同志去世,小平同志确实被他们等走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等着西方文明生活方式的进入,等着好莱坞的大片,后者确实让他们等来了,北京等城市据说被等得已经 “后后现代”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等着美国等国家为他们争取人权、自由、幸福,但等来了炸弹、TMD、NMD,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可能技术会决定一切,美国文明送来了互联网,新的生活空间,他们在网上却又等着,等着权力的接收征用,等着一个个的论坛消失,甚至一个个纸质媒体的变质。他们说,我们还在仰望星空,我们还在仰望哈耶克,哈贝马斯,哈威尔,还在哈哈哈,他们惟独不平实地观察他们身边的社会,不切实地改变身边的环境。他们热热闹闹地创作了影视、诗歌、散文、报纸、时尚、网络、学术、思想,惟有跟生活、生命的现实实践无关。他们热热闹闹地制造了都市的繁荣,让工人农民目瞪口呆,付出一生的努力都无法理解,学习跟进也无可奈何。他们等待底层的洪水革命,他们就可以跳入其中作冲浪健儿,在底层的牺牲里成就自己。但他们不过仍是老百姓,是传统意义上的造反者,他们连孙中山那样的革命精神都不具备。

他们永远不理解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不能再等了;他们永远不能理解安提戈涅所说的,现在就要兑现一切。但他们是可以等的,他们是可以在将来的好梦里兑现梦想的。

他们仍未能摆脱毛泽东诗的梦魇,他们忘了,真正的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绣花,就是温良恭俭让,就是一个阶级与另一阶级的共和共生,是一个集团跟另一集团的布施同事。

但八九一代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而转眼十多年的放逐已过,历史还有多少时间让他们施展?也许,最终他们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我只是说出一点意见,用笑蜀先生的话说,请不要让我来为你们唱挽歌。

注:此断想部分写于2001年六四前,部分写于六四后。

原载博讯《余世存文集》

互联网诞生十五载 科技日益更新

VOA记者: 伍德 旧金山 2007年1月7日

国际互联网从诞生到现在只有15年的时间,但是它已经改变了人们工作、交流甚至购物的方式。专家们相信科技创新的步伐仍然在不断加快。美国旧金山湾区以及邻近的硅谷在科技的快速发展中仍将会保持领先地位。

*电脑融入生活每个角落*

高科技企业家凯文.杰尼根相信科技创新的步伐正在加快。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电脑专业毕业生,杰尼根认为现在的电脑运用已经到了人们原来意想不到的领域。

杰尼根说:“你的车里有多少电脑?有好几百个,那些小的电脑芯片到处都是,他们都各有用场。管理引擎、安全气袋、煞车片。10年前,这种芯片可能只有一二十块,甚至更少。20年前,这些芯片根本不存在。这种增长是呈指数曲线上升的,就是这么简单。”

*网络改变交流方式*

班比.弗朗西斯科是道琼斯《市场观察》的网络版编辑。他说,网络改变了新经济的运作方式。网络日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博客,基本上来说是允许任何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创建并展示任何内容。读者可以和作者进行沟通,创造出即时的网络交流。

弗朗西斯科:“就我自己的博客来说,我可以用5分钟写一个短故事,或者做一段小录像,然后我过24小时以后再回来,观众或者读者就已经发表评论了,他们在那个页面上花了时间,和其它读者建立对话。这样一下子,我的5分钟的内容就有了10倍的页面浏览量。”

弗朗西斯科表示,那些新的交流网站,比如FaceBook和 My Space,正改变着年轻人使用网络的方式。用户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再需要一连串的电子邮件,而是可以非常有效地在一个页面上就完成了。

他说:“举个例子,假如我想去夏威夷,而且我希望我的其它四五个朋友和我一起去,我就创建一个夏威夷网页,收集一些夏威夷餐馆和一些体育活动的网络链结,然后我把这些内容全部放到网页上,还让每个人都在网页上加点内容。然而我们要是用电子邮件来达到这个目的,那恐怕少说也得来回传递二三十个电子邮件。不过有了博客,只要这么一个网页就行了。”

*电子邮件已经过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电子邮件将不再得宠了呢?高科技企业家凯文.杰尼根的回答是:是的,恰恰如此。

杰尼根说:“年轻人说电子邮件已经过时了。电子邮件是给老年人用的。年轻人都不用电子邮件了。对他们来说电子邮件有负面含义。”

可是拥有2亿5千万电子邮件用户的雅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迥然不同。雅虎拥有这么多电邮用户,观点不同倒也不足为奇。

萨布里娜.埃利斯是雅虎电邮部门的产品开发总监。

她说:“这种说法听上去当然很时髦。但事实上电子邮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互联网的基础所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子邮箱。虽然大家说年轻人并不很经常使用电子邮箱,但是我们有数据显示他们仍然每个月都登陆雅虎的电子邮箱并使用电子邮件。”

*书籍网络化*

雅虎的主要竞争对手谷歌公司的总部也设在硅谷,两家公司相距只有几公里远。1998年,两个读研究生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来组织网络资料,从而创建谷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目前,谷歌不仅成为全世界互联网搜索的龙头老大,而且还进一步拓展新的商业领域比如音像、地图,并把世界上的很多书变成电子版本。

亚当.史密斯是谷歌公司的项目经理。

他说:“谷歌的书籍搜索是一个国际性的项目。我们总的目的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书籍,包括各种语言各种文化在内,把这些书籍的全部内容放到网上变成可搜寻的东西。”

史密斯表示,他们的书籍搜索项目并不会对作者和出版商构成威胁。

他说:“从谷歌的角度来讲,我们事实上提高了这些书籍的价值,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把书籍和那些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书存在的用户联系起来。所以如果一本书已经不再印刷了,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但是突然某个用户在我们网站上发现了这本书,就可以和出版商联系,让出版商重印。”

*旧金山湾区将保持科技领先地位*

高科技企业家凯文.杰尼根表示,随着技术更新的步伐加快,旧金山湾区仍然会保持其领先地位。因为湾区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到位,公司文化欢迎创新精神,而且资金也集中在那里。

他说:“硅谷有很多风险投资公司,可是如果一家企业不在20到30分钟车程以内,他们是不大会冒险注资的。如果你住在爱奥华,而且非常聪明,并在寻找风险资本,他们可能也会感兴趣,不过他们会让你搬到硅谷来。”

去年,在美国国内新成立的所有高科技公司中,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商。高科技产业已经在湾区扎下根,位于这个地区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源源不断地为高科技产业提供人才。这两所走在科研前沿的大学都提供计算机和商业方面的高级课程。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俄罗斯高度重视保持战略核武优势

VOA记者: 白桦 莫斯科 2007年1月10日

各种迹象显示,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的比重大大下降,但是,它仍然高度重视发展自己的战略核武力量。专家们分析说,在战略核武领域,俄罗斯仍然有能力可以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同世界主要大国保持战略平衡。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年底亲自签署通过了一个新的、有效期持续到2015年的军备采购计划,这项军备采购计划是在最近两年内编制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仍然高度重视发展自己的战略核武器系统。

*白杨-M型洲际战略导弹*

俄罗斯计划在未来的10年内采购大约70枚俄军工企业研制的目前最先进的白杨-M型洲际战略导弹。这其中20多枚导弹将装备在发射井中。而剩下的导弹属于移动车载型导弹。在今年,俄罗斯将总共采购17枚洲际战略导弹,其中5枚是白杨-M型导弹。这其中的3枚属于移动车载型导弹。

去年年底,第一批3枚白杨-M移动车载型洲际战略导弹开始服役。俄罗斯主要电视台都播放了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视察移动车载型导弹投入服役的报导。这批车载型战略导弹装备在了驻扎在莫斯科北部数百公里远的伊万诺沃州森林中的一个俄军战略导弹师中。

*白杨型导弹上装备分弹头*

俄罗斯媒体报导说,移动车载型白杨导弹经过特别设计,特别是导弹装载车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存防护系统可以在俄罗斯全境任何地方行走移动,在俄罗斯森林茂密以及特殊的气候条件下一般很难被敌方卫星捕捉发现,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生存能力。

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司令索洛夫佐夫表示,从近期开始,俄罗斯还将会在白杨型导弹上装备分弹头,分弹头的数量从3枚到7枚不等。

*战略核武俄仍处于领先地位*

苏联解体后至今,同其他兵种相比较,俄罗斯对其战略核武力量的拨款一直很充足。

国际安全研究所莫斯科代表处的萨夫兰丘克认为,在战略核武方面,俄罗斯目前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他说:“在世界核大国中,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拥有穿透克服反导弹防御系统能力的国家。”

*白杨-M型导弹很难捕捉拦截*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导,白杨-M型导弹由于装备有很多辅助发动机,所以导弹在飞行的最后阶段,经常变换飞行轨迹使敌方的反导防御系统很难捕捉拦截。

军备专家萨夫兰丘克分析说:“很显然,在未来的10年、20年内,美国的反导防御系统仅仅有能力拦截20到50个目标,所以,这样的反导防御系统会很容易被俄罗斯的导弹穿透。”

*俄核弹头数量不会减少很多*

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司令索洛夫佐夫透露,目前70%的俄罗斯战略导弹都已经过时需要退役更换。专家们认为,俄罗斯战略核武库的老化速度仍然非常快,所以按照目前的采购速度和规模,俄罗斯的战略导弹的数量在未来仍然会继续大幅度减少。但虽然如此,俄罗斯所拥有的核弹头的数量将不会减少很多,所以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俄罗斯仍然有能力可以保持战略平衡。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中国舆论监督网板主李新德个人网站被封

2007.01.09

运行了两年多的舆论监督网站版主李新德的个人网站星期一被厦门有关当局以里面大都是有害信息的理由关闭,有网络人士认为;李新德的文章可能得罪了当权者,因此被封杀,这暴露了大陆法律上的漏洞。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中国舆论监督网网页照
李新德的网站的文章大多以揭发官员腐败为基本出发点,他自03年10月创立中国舆论监督网,并于2004年首发“下跪副市长丑行录”一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之后他的网站经常被大陆有关当局关闭,因此他把网站服务器转往国外,目前国内网友需要利用代理服务器才能上到他的舆论监督网站,而李新德在两年前成立了他的个人网站,近期引人注目的报导有:《辽宁省纪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国最“牛”的社长和他神秘的“爱人”》等。在后一篇报道所讲的是食品日报社社长兼消费日报社社长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他拥有七辆高级轿车,两座别墅和两栋商品房,因此被人举报。

据本台了解,李新德在两年前开启的个人网站服务器以前在浙江金华,服务器移到厦门才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他经常的受到骚扰,尤其在此前的一个月里,他的网站经常被有关当局关闭,李新德星期二向本台表示:“昨天服务器彻底给他封闭,厦门服务商接到厦门公安局网络警察的通知,说里面大部分都是有害信息,而且在被封闭的一个月多月,他们经常不断的侵入我的网站,然后发信息说这是有害信息,今天发一个,明天又发一个,技术员查找的所谓有害信息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前的文章。”

李新德无奈的表示为了这个网站能够生存,他一直忍气吞声的按照网络服务商和网络警察的要求,把他们指定的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前的所谓的“有害信息”一个个删除,但仍然不能使厦门的网络警察们满意。”但是他不明白的是,他的个人网站已经在浙江的金华运行了两年多,这段时间相安无事,为何到了厦门网站就无法运行,难道一个国家不同城市对所谓有害信息的标准都有所不同?他说:全国人大颁布的有害信息的标准是黄色的,反动的,违反国家安全的,这些情况我这里都没有,怎么叫有害呢,并且以前在其它地方相安无事,一到厦门就说是有害信息,这说明各地公安对有害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他高兴就说你是有害信息。

而大陆公民维权网版主李健对本台表示,可能李新德的文章得罪了当权者,因此被某人勒令关闭,在大陆法制混乱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并不出奇,他说:可能他最近报的案例得罪了谁,他们就转弯抹角地做工作,因为中国还不在一个法制的状态,权力起了决定作用,掌握权力的人可以随意使用权力,在互联网管理的灰色状态下,关一个公民的网站是非常容易的,他整个执法都不是在阳光下,我们无法监督和质疑,最终导致的是他们糊涂的关,大多数人糊涂的承受,这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还不是法治国家,如果在法制状态下,这样的事情一整套的程序在后面跟着,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而这结果自己还是可以修正的。

“...中国还不在一个法制的状态,权力起了决定作用,掌握权力的人可以随意使用权力,在互联网管理的灰色状态下,关一个公民的网站是非常容易的,他整个执法都不是在阳光下,我们无法监督和质疑,最终导致的是他们糊涂的关,大多数人糊涂的承受,这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还不是法治国家...” --公民维权网版主李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抗争多半由腐败引起

2007.01.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山东视察时要求公安司法部门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这一指示与今年秋季中共十七大和明年夏季北京奥运会有关,是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抗争民众前往中央上访。该报写道:

“中国民众的抗争大多因地方当局的违法行为和干部腐败而引起。尤其各省当局非法征收土地造成了社会动荡,干部和地方行政部门没收土地,用于建筑项目,只给农民少量或根本不给补偿,然后卖出土地获取高额利润。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办案,遇到疑难问题时听从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指示,所以受到损失的人大多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多数农民也没有钱获取法律帮助。这种无奈的不满往往发展为示威、与保安人员厮打或占据地方政府部门的行动。”

如果对动荡不以为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新苏黎世报认为,中国离和谐社会相差甚远,虽然社会动荡并非偶然,但这些现象还没有构成对现行体制的威胁:

“尽管社会动荡事件很多并包括了不同的居民阶层和许多地区,但不能说这种动荡已形成全国趋势或甚至发展成为全国运动。大多数事件都是自发形成,只涉及某一地方的不满民众。在邻村或邻近的工地,情况就已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在出现大规模民众、如广东省一万名农民奋起抗争时,当然就应该说是重大的秩序问题了。

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警察对民众抗争采用残暴手段,也出现了抗争者被打死的少数情况。但与1989年相比,在与抗争群众打交道方面,今天中国的保安力量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此外,城市中产阶层只把精力集中在职业升迁和增加财富之上,他们的去政治化迎合了北京的需要。这个阶层的新生代还在大学学习,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比尔•盖茨,而不是某些指导政治的人物形象。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如果对这个庞大国家发生动荡的潜力不以为然的话,当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经济快速增长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如果经济停止增长,如果城市民众和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期待的美好明天失去了生成的土壤,气氛可能会很快发生变化。在一个由许多利益集团和阶级严重对立组成、受一个唯一政党领导的社会,蛋糕不再增大、反而缩小,那么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

原载德国之声网站

没有网上的日子

作者:亚思明 2007.01.09
网警也心平气和
有一首歌,唱的是《没有烟抽的日子》,但是网友们发现,同样的心情也适用于断网时期的非正常体验,歌词可以改编为:“没有网上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唯一的一份希望……”。

12月26日晚间发生在台湾南部海域的里氏6.7级地震,断裂的不仅仅是铺陈在海底、包裹在绝缘保护层里的光纤束,还有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纵横网海、来无影去无踪的“数字化”生存方式。

非正常生活

维多利亚港湾的海水依旧湛蓝,天气依旧晴朗,不同寻常的是,来往于亚洲信息之都的数据传输骤然减半。入夜,拨开香港旺角的一片霓虹灯丛林,听不到“网络狙击手”的枪炮轰鸣、喊叫笑骂。四周安静下来,大多数电脑闪烁着黑屏。I-One网吧老板现在特别关心光缆维修船只的海上动态。“修不好电缆,我的生意也完蛋了。”

再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大陆。断网事故也切断了一些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形成了许多信息的孤岛。武汉一家报社的体育部主任蒋文表示:“我本人是北外德语系毕业的,平时有浏览国外网站的习惯,但是前一阵子突然完全登陆不上。这对于我们搞国际体育的记者来说,等于是失去了获取信息的渠道。”

据中国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网民认为这次事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52.13%的人称断网给自己或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一些损失。

不过,就德国驻华企业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场意外的互联网之灾并没有严重干扰到大众汽车、西门子、巴斯夫等跨国集团的日常运营。据巴斯夫发言人表示,除印度尼西亚工厂暂时停产之外,亚太地区的其它180家厂房都能继续维持生产。

国际业务最为频繁的中国银行及时启用了卫星通讯系统,力图将经济损失控制到最小。各大机场没有发生混乱。银联卡、信用卡基本恢复了自由交易。

敲响警钟

“因为正好碰到了假期:圣诞、元旦,这次造成的影响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中国知名新闻人、博客安替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这几年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通过互联网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和自由,但是如果自由过分集中的话,就会违背互联网创造的本意。”

2006年底,中国网民的官方统计人数上升为1亿3200万,比2005年增长30%,不仅在数量上脱颖而出,还以其异常活跃的信息流动被《亚洲周刊》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新年以来,中国大约1500万习惯在MSN上呼朋唤友的活跃用户忽然回归传统通讯方式,令邮递公司意想不到地生意爆满。除了私人信件、新年贺卡之外,很多投递邮件属于报价单、图片之类的商业资料。

网路受阻以来,体育记者蒋文突然多出来很多下线时间,他得空看看电影看看书,还外出活动了一下身体。看来,远离电脑并非绝无好处。安替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中国人这几年对网络太依赖了,信息的多元化渠道太集中在网络了。但是要解决它却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今后我会更多地打电话,跟朋友会面,多做一些非网络的事情。”

专家认为,此次光缆受损事件是200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与近年来全球光缆投资放缓有关。铺设海底光缆的成本大约在每公里10万至50万美元之间,连接不同大陆的电缆网络价值可能高达10亿美元。随着亚洲地区近年来互联网服务的迅速增长,光缆容量越来越吃紧,而且有些在技术上已经过时。

经过两周来的抢修,目前中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水平正在接近正常水平,但全面恢复还要到1月16日之后。

原载《德国之声》

星期二, 一月 09, 2007

今天怎样读历史?

余世存2006年4月14日在万通《生活家》悦读俱乐部

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海外的胡平和大陆的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 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 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 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丹、陈子明,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他知道特务满城走,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 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 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晗。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吴晗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晗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1997 年10月11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拥抱着主讲人辛灏年流泪,这位有着近60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去年在大陆流传的蒋公和毛泽东后人的对比照片,使人对因果论有更深的理解。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

你们可能还会想起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但只是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宋美龄说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因为正直,多数被皇帝贬官下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倒霉的,他的言行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他自己认识到,仲淹三贬而光,多次被贬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我们还可以举例,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在大众心中只具有戏子的意义,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劝经济学家不要帮闲帮凶,不要主动做替罪羊,不要活着时看到自己的葬礼。因为确实,社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埋葬了他们。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历史感在各个阶层里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们简化一点说,它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阶层那里是因果律,它在统治者那里是天象天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识背书机制,比如个人修史传统和朝廷修史传统,无论哪一种历史写作,都是要进行道德审判,在这种审判里,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认同。它当然也有物质财的表现形式,比如宗祠、庙堂、各种民间组织,有仪式、节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处理态度。现象学有一个词叫悬搁,直取本质,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把客观规律或上帝什么的都悬置起来,中国人的历史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是孔子说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说的,信则有;为什么要祭,要信,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精神或心理问题。中国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在于中国人求放心,在于救济中国人自己。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 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We 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 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 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 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史观延续了传统史观,又有所变化,孙中山承继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统;又有人说中共的史观早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式的,把传统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状态,把中国历史看作一片黑暗,只有自己能把中国人带入新天新地;后期史观则是黑格尔式的,把执政当作现实存在,现实的是合理的,它的执政是中国特色的绝对精神。

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 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 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 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还有一些史观,比如大家熟悉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灾民史观,还有我本人的类人孩史观。

这些个人史观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们跟传统中国史观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就是从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怀抱。这些史观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一大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这些史观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凯恩斯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当代中国人在这样的知识面前绕不过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只是有个体自觉,只具有个案意义。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离开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谋生,但他们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称义,因名称义,他们信仰宗教,去做礼拜,热爱自由主义,去读经典,但他们仍有不安;这都是离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历史去寻找一种替代方案。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通过除魅化的世俗过程,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在他们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虽然也有审判监督意愿,但我们的社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意识走在社会机制的前面,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们之所以还能够做秀、表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来审判他们、来认识自己。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正在从个案向普适性转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民间对陈寅恪、顾准、林昭、王小波、黄万里、李慎之的纪念活动,都表明一种历史价值评判机制的启动;比如网络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们说那些民意多么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网民要求自己选择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还有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我相信,假以时日,一种以因果论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文明重建工作也会卓有成效。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跟传统历史感的个人领悟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现代化历史里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一定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要使自己充分社会化。这种公共参与要通过知识产品、人物事件、社会运动来实现。比如,行己有耻一条,你不能说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才知道什么是光荣耻辱,你也不能把这些光荣耻辱灌输给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打小就知道耻辱所以不屑于别人讨论什么是耻辱,一切都取决于互动之中。传统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是需要在今天以制度化和其他方式来保守下来的。我记得在民族危机的时候,章太炎讲学的核心就是讲行己有耻。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识系统不一样,就妄想重构我们的现代化,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标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知识工具,来加深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像我前面说的,江南几百年的家族变迁,就完全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作品来。这种公共参与就是要把儒生们说的“智的直觉”转换成社会秩序建设上来,把人的充分个体化跟充分社会化结合起来了。伦理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就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我们生活其中就会免于恐惧和匮乏,我们也有着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这样的现代公民才是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原载《民主中国》

中国开始补养老金的天

2007.01.08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保险这个前所未有的东西够让人头疼的;再加上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先老后发展的社会;再加上社会上有一批蛀虫:中国的养老金保险所缺的资金现在可能已经大大超出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政府现在采取了措施。然而,这是与时间赛跑,艰难可想而之。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天大的洞

给中国政府当顾问的香港养老金问题专家斯图亚特.莱基(Stuart Leckie)对德国金融时报驻北京的记者说,根据不同的估计方法,中国养老金保险的资金大洞在18260亿至3651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至140%。

第一个原因: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产生这么大的资金洞,有若干原因。第一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一开始,社会保险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中国的社会保险起步很晚,关键原因是没有一笔起步基金。采取的办法是企业和员工各支付一部分。但是,就那些国有企业而言,有不少员工本身就是不支付的,这里包括退休员工,包括生病的工伤的。而且,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养老金支付金额也在不断上涨。

从一开始,企业就支付得太少,但这个负担本身已经使许多国营企业不堪重负,成为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国家本身缺乏一笔养老基金,问题更大,因为不能享受养老金的人比例极大。最近中国在北部搞的一个先锋项目表明,城里人有一半拿不到养老金,农村的无养老金人口比例更高达90%。

第二个原因(同时是问题):所谓“四二一”

于是,第二个原因来了:那么多没有养老金待遇的人怎么办?除了孤独的老人外,主要应该是靠子女来养。可是,中国人早已看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副产品,归纳成“四二一问题”,即一个在职员工要养两个父母和4个祖父母。

联合国一份报告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在发展阶段就开始老化的。德意志银行的一份调研报告称,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一颗“人口定时炸弹”。意思是:通过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的老年化象工业国家发展得一样快。按现在中国女人50岁男人60岁退休的政策,德意志银行的专家们认为,到2050年,中国就将是100个在职员工养79名退休者。莱基说:“德国人、瑞典人或者日本人是先富再老的。而中国未富先老了。”

显然,德意志银行的这个数据远不完整。如果算上城市和农村不能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多数人,一个既是旧的又是新的问题提出了:要给这些人也提供养老金吗?怎么提供?随着中国不间断的城市化进程,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尖锐的。不仅仅是养老金问题,全部的社会保障都面临着长期的巨大考验。目前最突出的恐怕还是医保问题。这部分人拿什么看病?

第三个和第四个原因:国家提取和腐败

国际劳动组织ILO指出,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基金,本身就受到国家的大规模抽提;在许多地方,这个社保基金“仅仅是一个名义数额”。专家莱基也认为,许多地方缺乏资金,来支付所有相关的需要。

上海的社保基金案又揭开了一个大问题。国家的社保基金已经远远不足了,却还有不少腐败的蛀虫要吃掉许多。问题绝非一个上海,一个陈良宇。新华社公布的数字说,从1988年以来,并非法挪用而大部分从此再见的社保基金总额高达16亿欧元。

女娲何在?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已经“温柔地”(德国金融时报语)开始了养老金储备金的灵活化:将来,更多的储备金可以投入股票和企业债券和境外投资中去。而这些钱至今为止主要是体现在国家债券里的。莱基的评价是:“改革是在走向正确的方向。但这是与时间赛跑。”

在养老金制度里,中国选择了两个支柱:企业承担的养老金部分用来直接支付现有退休者的养老金;职工承担的养老金部分作为职工将来自己的养老金的储备。

在中国的新措施里,人寿保险公司现在可以把帐上的人寿保险费用的5%直接用于炒股,15%可以投入投资基金。中国人寿和泰康人寿现在可以把人民币换成外汇,用于境外投资。政府要求企业把海外上市聚拢来的资金的10%注入社保基金,把这个基金的管理交给了外国基金管理商。

可以说,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开展了近30年的今年,中国社保的改革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需要更多的措施。包括:如何处理没有社会保险保障的那些人的“病”和“老”的问题。光靠“四二一”体系从长期看恐怕是行不通的。

专家莱基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国必须提高退休年龄。”这样的建议在德国也在讨论(比如把退休年龄升到67岁)。但在中国还有许多其它问题:那么多提前退休,是为了“裁减”本身已经非常庞大的失业大军。许多问题和可能的措施是相互冲突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真的相当困难。看来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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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一月 08, 2007

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

作者:贺卫方

崛起为何?

最近《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个系列政论电视片立意不凡,制作用心,以国家富强为中心,展现和分析了近代以来九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确是近二十年来罕有的严肃之作。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制度是否只是形诸于书面的规范?为什么在许多地方,规范很多而秩序却很少?为什么近代以来那么多的国家制定了宪法,确立了权力分立原则,也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广泛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宪法与事实各归各?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国的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只是它的财富的拥有量?或者它的军队强大到足以攻城掠地、战无不胜?当我们揭示了法治或者宪政乃是一国富强的根源时,我们是否应当接着追问:难道说人类建设法治以及民主就是为了招财进宝、荣华富贵,抑或做国际强权,令万国闻风丧胆?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小国又何以能够傲然屹立在今日的世界上,那里的国民以自己为瑞士人而自豪岂非怪事一桩?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让我们对于国富民强的期盼变得如此迫切。这样的心态塑造了我们的一部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目的有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理解。综观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高人学士的各种议论,大多以这样三个目标为依归:一、民族独立,二、国家统一,三、国富民强。虽然极少数有识之士也强调个人自由、社团独立等价值,但是在举国上下求富求强求崛起的大潮面前却显得如此迂阔迁远,完全无法获得广泛的受众。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揭示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吧。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我们办工厂,建新军,“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取法苏俄,倡导“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我们计划经济,赶英超美;我们压制不同声音,舆论一律;我们“打倒党内走资派”,“大革文化命”。即便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率先提出的口号不也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么?现在提起大国崛起,人们把它等同于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恐怕也是循着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

法治的缘起

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限制。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如何让一个权力本来不受限制的君主——当然也包括其他权势机构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循规蹈矩,这却是一个大挑战。

民主本身正是这种限权努力的一部分。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自雅典开始的这种民主实践的效果便是与君主制下全然不同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

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被少数人掌握。解决个人争端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比别人优先担任公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是某一特殊等级的成员,而是他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对于那些将我们置于当权地位的人[指人民],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便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本人的行为给民主如何严格拘束有官职者作出一个很好的注释。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一走上政坛就——

……强迫自己过另一种生活。人们只能在城里唯一一条道路上见到他,这是通往广场和参政院的那条街。他谢绝所有赴宴邀请,不参加任何朋友和同事之间举行的这类聚会,以致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到任何一位朋友家吃过饭,赴他堂兄厄里普托雷莫斯的婚宴除外。

当统治者或各种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严格遵守事先确立的规则,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开始。当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完全凭借良心而遵循法度;“就范”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权力被迫进入规范状态。在英国的宪政史上,约翰王被迫与贵族订立城下之盟《大宪章》,是贵族们以宪法性规则约束王权的里程碑事件。虽然迟至1528年,一位备受国王欺凌者还感叹说“国王处于法律之外,他依己之所欲,为善或为恶,只对上帝负责”,但是,议会在英国的发展还是最终确立了“王在议会”的准则,那就是说,国王行使任何权力都必须听命于议会,遵守王国的法律。日渐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成为政府内部制约任何滥用权力行为的最有效途径。于是,资本主义便在这种权力受制于法治的状态下勃然兴起。李约瑟和黄仁宇曾合作对于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化过程。这样的法治化“总以在民主和立宪君主制下容易展开。极权政治一般趋向会阻碍私人资本的成长。”

所以,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的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和法治的成长,其中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独立的司法权所提供的既对公共权力也对民众意志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所带来的政治开放与透明,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后者也许只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走向法治之后的结果而已。这便是历史的写照。

若为自由故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进,今天的世界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曾盛极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所经常倡导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准则尽管还有些名实不符,但是,弱肉强食毕竟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制约。一个国家受到他国的尊重的确不再仅仅依靠它的富裕和武力强大,而更多地取决于自由和人权的保障,依赖在国内和国际推行正义。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卢梭不妨迁居日内瓦。如果崛起的代价是国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那么,这样的崛起对于我们又何益之有?不妨套用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原载《贺卫方的博唠阁》

中共弃斗争哲学 将弃马列主义?

VOA记者: 江河 2007年1月8日

中国具有政治指标性的刊物《了望东方周刊》在其新年特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解决公众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增进社会和谐的重点。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摒弃斗争哲学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还需要加强法治建设。

*和谐社会取代阶级斗争*
马列斯毛肖像犹在,阶级斗争理论风光不再
《了望东方周刊》是很有政治份量的刊物。它在新年特刊上登载了中国社科院当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杰主编的2006年政治发展报告。

该报告指出,去年10月11日,中共16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构建和谐社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和谐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发生改变,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台湾中国时报刊登的彭志平的评论文章说,这是个相当值得注意的信息。因为,它很可能象征着中共政治思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旅美政论家严家其在接受采访时说,实际上,共产党在1979年的11届3中全会时就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是当局后来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时开了倒车,而现在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有所进步。

“提倡和谐社会从理论上来讲,从意图上来讲当然是好的。但问题就是要看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修改过的宪法里面有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根本目标的说法。我认为只有建设法治国家才可能避免以阶级斗争为纲,才可能避免斗争哲学。因为法治的核心就是不仅人民要遵守法律,政府也要遵守法律。政府遵守法律就是要保证它的权力受到限制,而且要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各种权利。”

*用新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

严家其说,他认为胡锦涛的做法实际上是要用新的意识形态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进步,值得肯定。他说,马克思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要完全公有化,而当前的中国社会现实则完全与之相反。

“现在提倡人本主义,和谐社会,我感到从根本上来讲它具有另外的意义。我感到,这是一个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么多年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而且中国的私人经济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并且出了很多资本家,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有一个新理论来代替它。这个理论就是人本主义的理论或者说是和谐社会的理论。”

*方向可期 距离尚远*

中国时报的评论员彭志平的文章说,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内部问题,中国大陆距离和谐社会的境界都还有待努力,可以说目前还只是大陆构建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甚至只是初级阶段前的准备期。他认为,和谐社会以及扬弃斗争哲学都是值得期待的方向,但还是要看政府采取的实际行动和取得的具体成果。

星期日, 一月 07, 2007

生死博弈与刑法改革

作者:季卫东

从今年1月1日起,死刑核准权彻底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有关当局特别强调这是贯彻“少杀、慎杀”原则的需要。但在岁末,有些地方匆忙赶在时限之前确定死刑判决并立即执行,显得既不“少”也不“慎”,引起舆论界的错愕、质问以及指责。

以最大的善意进行推测,或许高级法院刑庭是要清算旧帐,免得烫手山芋接二连三滚进新盘子里,让 “正义路一号”里的那些刚刚重掌生杀复核权的法官们措手不及,造成死刑执行件数继续居高不下。即使这样的分忧假设可以成立,也在不经意之间揭露了一个问题:目前的死刑案件偏多,与国际人权公约关于严格限制死刑的原则有所违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1996年提交的一份关于合并和削减刑法死刑条款的调查报告,当时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达74种,除刑法的40多个死刑条款外,1980年代以来颁布的20多个单行刑事规定其中有16个也设立了死刑条款,为世界之最。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修改刑法之后死刑条款还有30多个,除军职罪外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仍然达到27种,属于世界上保留死刑条款最多的刑法之一。在2005年,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执行的死刑数目为1770件,占未废止死刑的其他国家已知的执行死刑总数2148件的八成以上,引人侧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声声“刀下留人”的呼喊,使各地刑场突然变成了年关的新闻焦点,引起空前广泛的关注。很多善良的公民和法律人在讨论∶中国能不能也像全球过半数的那些国家一样,干脆废除死刑或者完全不执行死刑?不言而喻,这是个争议极大的问题。

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语出《荀子·正论》)就成为社会共识。连鼓吹“兼爱”、“非攻”的墨翟也曾发表同样的主张。这样的简素惩罚观则还因为刘邦“约法三章”的故事而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汉代以降法律明文规定的死刑执行方式主要有大逆不道罪的“腰斩”和一般死罪的“弃市”这两种,都具有示众的属性。制度设计的原意显然着重于因果报应的残忍场面对不法之徒的震慑力,但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反而煽动、激活了那种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嗜血魔性。

上述恫吓犯罪的思路延伸到现代,则表现为举行公审大会和开放刑场观看,也表现为重大节日之前的宣判和执行,还表现为所谓以重典治乱世的“严打”型司法政策。这一切意味着治安主义司法观只能在死刑中寻找安全的最终屏障,根本无法避免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所指出的在威慑、报应、隔离以及改造等四种层面上徘徊的刑罚目的论的自相矛盾,同时也证明了同态复仇观念的根深蒂固。

不仅中国,在欧美各国,对于废除死刑的利弊其实也一直存在不同主张。众所周知,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经典命题为人权理论作出了伟大贡献。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他却赞成维持死刑制度。透过这个典型的实例可以看到价值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正如雷德(Karl B. Leder)在《死刑――起源、历史以及牺牲者》(1980年)一书中介绍的那样,直到1960年代为止,虽然存在关于废除死刑的呼声,但英国和美国都以死刑适用的范围较广、数量较大而著称的。根据新近的报道,迄今为止,美国不仅还没有废除死刑,甚至反倒有所强化,例如2005年执行件数与1995年相比成倍增加。

日本虽然保留死刑,在适用方面一直非常慎重,然而最近几年出于尊重被害者亲属感情以及国民道义观的考虑,关于加强惩罚力度的主张也略微抬头。

旧苏联的制度变迁更加曲折,在建国之初的1920年代就基本上废除了死刑,立法精神非常前卫,但实际上却存在极其严重的“国家杀人”问题。也就是说,在形成和维持秩序的日常活动中,暴力撕破法律的假面具、挣脱程序规则的束缚,赤裸裸地横行无忌、蹂躏人权。后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显眼,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在1950年通过立法重新导入死刑制度。

尽管在废除死刑方面暂时还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但无论如何,至少对于以下两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第一、当社会处于正常状态,各种有序化机制顺利运作时,死刑是既没有益处、也没有必要的。反过来也可以推论,如果国家权力只有在执行死刑之际才能找到自己的认同或者慰藉,那么必然存在异常的因素,或者是结构不成熟、不健全。进而还可以推论,废除死刑首先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从而受制于历史发展的进程。

第二、任何生命都只诞生和存续一次,不能死而复生,不能估量其价值。所以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任何场合,对于死刑的宣判和执行必须慎之又慎,加以严格的限制――既包括基于正当程序和证据规则等质量上的限制,也包括尽量少杀或不杀的数量上的限制。因而不仅要强调对死刑的核准,还有必要更进一步把视野拓展到刑法以及相关制度的改革,争取大幅度削减适用极刑的刑事规定,尤其是争取尽早废除财产犯的死罪条款。

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之后,统一死刑的判断标准并从严把握衡量尺度已经具有客观可行性,误判以及滥杀的责任归属就更明确、更集中了,预防措施也更容易见效。因此我认为,现阶段依法维权运动应该围绕死刑核准权的所在地展开,其基本目标是防止冤案、削减死刑,并以刑事审判庭为论坛推动刑法的进一步改革。可以说,这是一种生与死的反复博弈,整个过程都富于悬念、韧性以及合理证明的契机。置身于此情此景,法律人以及民众不仅可以在具体案件的审理程序里为正义找到稳固的支点,而且还可以就人权保障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展开立法论乃至宪法论的讨论,并从中发现有力的制度化杠杆。

其结果,也势必极大地促进最高法院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步增强终极性审判机关的影响力和威信。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死刑核准权的归位,最高法院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机构和编制。这样的规模扩张,加上生杀大权的把握,在客观上有利于改变现有的“庞大审判队伍、弱小最高法院”的畸形格局,或多或少也有利于纠正国家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使中央的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渐次呈现出一种“鼎足而三”的新格局。

2007年1月4日初稿,原载《财经》总第1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