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王康与刘宾雁通信录

刘老师：

小雁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这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这两年我认真思考了一些问题，简要地向您谈谈。

一、中国统一问题可能是今后若干年内最重要的事象。当然这种统一决不再是如秦汉明清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也不简单地是如北伐和抗日那样国共两党的“合作”，而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具有现代社会制度并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的重新建设，这些条件主要有：①大陆十年改革带来和造成的现代民主意识；②大陆东南沿海与内地在经济和社会展上的不平衡；③大陆占总人口不足4%却占国土1/6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潜在冲突；④中央权力历史性的衰落与地方权力不可扼止的增长的矛盾；⑤台湾经济、尤其是民生演变（包括台独运动）对大陆的影响；⑥1997、1999年港澳回归祖国后对大陆的纵深影响以及对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影响；⑦俄罗斯在若干年后与东北地区的地缘关系；⑧以美国、日本为首的亚太国家对中国未来统一问题的关注形式；⑨大陆政治老人对统一问题的心态和能量；⑩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海外知识分子、国内学术界和“第三代”知识分子）对统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参予程度。

也许，与苏俄帝国的解体不可避免，从历史角度看是根本的进步一样，中国恰恰需要以走向新的大统一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这种统一的性质、过程、方式和目标只能有待于中国人民的合力选择，但它肯定会大大改变中国的现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恐怕是如何将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与人类进步潮流的正面结合，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分外重要的。

反之，如果中国不走向一种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联邦的和民主的统一，则很可能陷入内战或内乱，中国历史将倒退若干年，并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造成混乱。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人民价值观念的现状，社会震荡将是启示录式地剧烈可怕的。

可以预期，一旦国家统一问题成为公开话题，中国人被压抑多时的历史政治热情将会迸发而出，因而，目前就有较为成熟的思考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大陆知识界现在不可能正面讨论这一问题，但为期也不会太远了。

如能在海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声音，并有一专门研究和讨论中国统一的刊物，则是中国的幸事。

二、和平演变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唯一和最少震荡的方式。尤其是把“现代性”理解成经济发展与人的需求、社会发展理解成人的保障、政治发展理解成人的解放与共处，并考虑到法律体系和社会具体工程的积累性和连续性，那么应当承认，即使在专制社会里，现代性也可以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当然是非暴力、和平递进，改良、嬗变和数量取胜的性质。严格说来，和平演变首先就有利于专制统治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历史责任心的最低程度的检验，和平演变从历史进步的方式上根本结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种以权力为目标、以土地为中心的武装斗争方式，它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自身的性质之中，同时也是对以往暴力手段的历史性扬弃；在深层观念上，能真正改善一个世纪来，尤其是1949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和进步观，缓解中国社会的重大危机，提供一个新的有希望的社会发展的整体哲学。和平演变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人民，您曾经有过许多思考。

三、中国的文学艺术是转向中国人现状和命运的时候了，“文以载道”应当成为新的艺术标准，中国文学艺术家对中国人所负责任是无可脱逃的，这是中国作家的大幸而非大不幸，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西方现代艺术及其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已成枯竭之势，而俄国作家很可能重新成为中国作家的同志和兄弟。中国文学艺术何去何从，这在文艺界内部就从未解决，应当说是有负于中国历史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家确实应当是民族的“马”，十数亿生灵太需要如“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一类大作品了，中国人在内心精神上的虚空和混乱是最令人忧心的情况。我看到在奥斯陆复刊的《今天》，为其丧失中国诗人本质的选择深感失望。

四、历史宿命论、新权威主义和单纯经济决定论以及虚无主义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上的四大迷误。其中经济决定论因有其相当合理性，但我担心它更会导致权力经济和中国人过早的、畸型的商品意识，在政治结构继续强化的条件下，经济目标会使市侩庸人哲学更为泛滥，而使中国人亟需要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追求更为萎缩，这根本上恐怕更有利于现代权权主义，而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

五、六四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时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越来越重要。只有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从这一角度反观中国问题，才可认清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生活在大陆的人可以感觉到经济发展背后当局的新世界观和世界战略眼光，一当中国政治权力以某种方式完成新的变异，一个第五罗马、亚细亚式的大帝国应运而生，西方和世界将重新面对冷战，甚而比冷战争更危险的危局。

刘老师，生为当代中国人，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您身上早已体现了的品质。刘亚平女士已转达您的意思，我慎重想过后，觉得是否能推迟安排。

近期与二、三朋友商议，先去南方数月（或数年，允洲等也已到海南），以便有一相对安宁稳定的小环境做些实事。这两年多辗转迁徙，难以长久维持，也难以尽责。

此事可能否，盼空时示之。可直接写信到：（略――编者）

好，就写到此，祝您与朱老师

大安！

W.K.
2.8.1992
----------------------------------------------------------------------------

王 康：

手稿(指王康1988年著《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编者)传来，先是“乱码”，设法解决以后，由于原稿无页码，印刷中又不慎落地，又由于脚注与本文界限不清，很难整理成序。其间一度辍止，我的“书房”又太乱，现在手头仅有四十余页（目录应是六十余页），但从章节看又似乎全了。总之，很不顺利。但我仍然非常高兴：这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有关我的文章、著作中最深刻的一部,我本人也受到启发，比如 于“人妖之间”，我就一直未从权力这个角度看 。

今天只能初步写几点想法。待细读全文后，也许还能说得详细一些。

一、这部著作对于今日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当代中国的论述。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一本书，而这个主题如你的许多思想，对中国中青年人认识眼前的中国以及1949年时的中国何以会蜕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将大有助益。

二、1979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在你1988年写此书时尚不明显，我却已有察觉。知道林贤治这个人吧？他在《书屋》（2000年3月号）上的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对于作家、特别是五七年右派作家的分化有精辟分析，可供参考。王蒙所代表的那支力量，是从“改正”那个时刻起便决心走另一条路了。我看过几本当代文学史的同一主题的论文，大都态度暧昧，含混其词，唯林这一篇最彻底，深刻。我认为89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放弃责任造成。……(此处略有删节－－编者)

三、你写到五七反右时，对于毛的谋略暂时搁置未写。现在，“引蛇出洞”早有预谋一事已成定论。那是他在延安整风中和后来1959的庐山会议上都用过的一招。近读几本有关胡风的书，发觉过去我们对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及其后果完全无知。有胡风及其同道在，中国三十年文学就不会是一片沙漠了。我觉得，无论反胡风反右派，毛都另有所图。1955年，是为了震慑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反对盲目加速农业合作化那派力量；1957年则因毛已有搞“大跃进”之意，反右是为了扫除这方面的障碍。无论如何，以毛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对于胡风一小批文人完全不必采取那样野蛮的和不顾起码信义的手段，右派也完全不必打那么多（1962年毛反对对右派甄别，就是因为他明知冤枉者太多，一平反他就难堪了）。为的就是做给党内反对派看——果然很灵。

四、1979后我的行动，端赖人民大众的支持（包括党内同情者），而这又是文革带来的巨变。你本人和你同代人（乃至更年轻的，如何清链，文革时不过十四、五岁）文革中的觉醒，我认为是1949年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也不仅是“知青”，我见到不少工人、农民、下层干部，同样摆脱了奴性，有了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苏联、东欧（也许波兰除外）就缺乏这样一支平民反对派，全是知识分子，且是“精英”，远离工农。Sakharov和他夫人便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劲头很足。我自知从来不是个勇者，也非你这样的智者，79后坚持走下来，并非由于不怕牺牲，而是“起初心地单纯，不觉得有何危险，而当危险出现时，已发现我背后的力量可以依恃，这才继续走下来”。

五、1985年很重要，世人只知1981、1983和1987三次逆流，其实85这次反对改革的反攻更强大，只不过未采取运动的形式而已。那年三月（？）胡耀邦被逼得发表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交出了已争得的全部新闻自由。改革派主将项南、雷宇被撤职。从事经济改革的中、下层干部纷纷受审、下台甚至入监，中纪委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对我进行长时间的全面审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三十八年是与非》后，陕北帮大兴问罪之师，逼得胡耀邦一个月不敢开书记处会议（因为一开就必定要讨论我的问题），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说了几句于我不利的违心的话，还要习仲勋出面以违背事实指我有错的方式向陕北帮求和。《第二种忠诚》在那种情况下能问世是很难得的。1988年在美国的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刘宾雁到1985年还提倡‘忠诚’，保守到什么程度！”刘晓波、陈军拟于 89年春在New Youk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批我，放出的流言是“刘宾雁是在待价而沽，随时准备投降中共”。他们不懂中国国情，不能理解在那个时候以“二忠”方式反对中共是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中国是索尔仁尼琴无法存在的国度；“打倒中共”连平民反百姓都难以接受。

1985年，报告文学已难发表。对于文革20年，我也只能以写西德的方式提醒大家反思。无计可施，我才在《文汇月刊》上发《我的日记》，因为可以绕开“凡批评稿件必须经被批判者上级审阅，本人过目”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又把有些事情捅出来，或使有些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也真起到了这个作用，为鞍山三律师，朝阳文化馆被逼婚的姑娘等）。

六、“二忠”中提倡的那种精神，是我1952—57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期间就极力提倡的。那时是发动青年工人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到很多工厂找这类人物，结果只报道了一、二人。原因是国营厂矿青工几乎全是农村来的，生活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精神。“干预生活”口号我是1954年从苏联引入的，但我在精神上、心理上亟欲对周围世界有所影响的意愿却早已有之。也许可以说这同胡风40年代在文学理论上所提倡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不谋而合。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敌视的——他要你出大力、死卖命，但不能自发、独创，尤其不能有怀疑和叛逆精神。1958年我已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山西农村，人民日报一日转载了北京日报社论“共产党员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我读后心中很不舒服，几日闷闷不乐，觉得那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文革期中四人帮为什么年年五月都要纪念延安文艺讲话周年？猜想一是由于毛对知识分子的贬损，一是奴录主义吧——从文艺到生活。

七、1983年（？）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同志出于好心（他也是五七难友）让我采访张海迪，朱伯儒，说“也好改变一下形象——他们老说你只写阴暗面”，我本来对这种先进人物是没有兴趣的，但采访中发现也还有些可贵的东西：我有意强调了张海迪身上那点“异端”色彩，如朱伯儒与雷锋之不同（我特别征求过他本人的意思：你做好事，是在和雷锋不同的时代，有些事分明就出在地方党委门前，本该他们管的，因而——你是否时常是蹩着一口气在做好事？他完全同意），那两篇东西是张、朱在写他们事迹的文章中最满意的。我更喜爱的人物还是《孤雁失群记》的主人公及他的同情者，以及其他敢于抗争的人物。最后一位，是我出来后1988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的“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中所写的王福锦。

听朱洪说你已迁居，E-mail号码也变了，此次朱先生来证实果然变了。能偶然结识朱君，是一幸事。他常往来于大洋两岸，我可以多听到些你的消息了。此次带来你的又一部TV作品，我还要过几日方能欣赏。

顺便问你：关于胡风，我手头有梅志的《胡风传》，万××的《殉道者》和林贤治一文。写他的书有多种，你觉得哪本最好？还有什么其他好书？我可以让女儿买来。

也许已告诉你了：我去年就该完成的一本书，刚刚动笔。是透过我一生经历（不是自传）写1949年以来中国、中共何以会以及怎样沦落成今日这个样子的。工程浩大，计划、提纲（思想）多次变动，我一边学电脑汉字输入，一边想一边写，打字速度居然进度不慢，甚是欣喜。

美国历史学家Habsbawn的20世纪史——“The Age of Extremes”，中国译为“极端的年代（世纪2）”很好，不知你读过否？奉劝一读。

我的E-mail地址更变：（略――编者）

新年－春节快乐！

你的信不在手边，写了这些，也不知是否你所需要。有何意见、要求请随时告我。

宾雁
00.12.31

转自博讯《王康文集》

主编交接 《百姓》媒体人：“不为瓦全”

2007.01.04

北京百姓杂志前主编黄良天去年年底被调职，星期四，该杂志社举行了交接仪式，黄良天与原《农产品市场周刊》主编李炜交换职位。百姓主要编采人员暂时停工，表示去留取决于杂志是否能保持原有风格。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照片来源：博讯新闻（www.boxun.com）

星期四-元旦假后第一个工作天，百姓杂志社举行了新旧主编的交接仪式，由原同属农业部旗下的《农产品市场周刊》主编李炜和原《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进行职位交换，黄良天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今天仪式就是大家和新同事见见面，我和我的前同事告告别，有一些领导在场。我真舍不得我的百姓杂志，舍不得跟我工作了27个月的年轻的同事们，因为这27个月我们像兄弟一样生活，我们对媒体事业有共同的志向，尽管我的年纪比他们大二三十岁，所以我的同事们也非常难受。（记者：新接任的主编是怎样的？）我不想对我的后任进行评价，因为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和同事们，应该说前同事没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百姓还能按原来的方向往前走，为中国媒体建设做出贡献，而我的前同事也在新主编领导下继续我们原来的信念。”

随着黄良天被撤换，不少百姓编采人员考虑离职，在星期四的交接仪式举行一半时退场的编辑徐峰当天对本台说：“新来的领导在那里长篇大论的讲不少套话，可能大家心情都不太好，包括黄主编和以前的各位同事，他还在哪里说，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中途离场了。（记者：听说一些编采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有去意）有，包括我本人，有去意。可能大家的想法是这样，黄主编被换了以后，可能就不走这个路子了，又倒退到做政府二奶的位置了。政府拿点钱过来，养起来，一不要搞什么报道了，活下去就行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反正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很多工作人员一些已经离开，一些明确表示不会再在这里做了。”

百姓杂志是农业部旗下月刊，人事上属于行政机关架构，虽然上级单位称黄良天的调职是岗位轮换，但内部人士透露，当局因忌讳百姓杂志在黄良天领导下不断揭露征地、拆迁等等当局视为敏感的问题，借撤换主编改变杂志风格。同时，黄良天被安排到的《农产品市场周刊》本身也被限定了不涉及社会新闻报道。

黄良天认为这次调职意味着他媒体人生涯的结束，但是他希望百姓杂志能够继续好好走下去，他说“我羞于把我的名字与那个新的杂志联系在一起，你这可能是第一次报道的，也是第一次跟你透露的，农产品市场杂志，我说它是个宣传资料。严格意义上今天已经上班了，他们要求我今天就得上班。我今天在百姓杂志交接仪式那里跟我的后任说了，希望你和我先前的同事们一起，踩着黄良天的政治死尸，带领百姓往前走，这两年不容易，百姓能发展到今天也不容易，不要糟蹋它。（记者：感觉上好像你的媒体人生涯已结束了？）应该是这样，你说农产品市场周刊算是媒体么，没有任何新闻意义，就是根据农业部的职能进行宣传或什么的，我这辈子没有从事过这样的东西，号称主编但可以编什么？它职能已规定了你不能介入社会生活。（记者：有机会再调回百姓么？）很小很小了，这次轮岗的目的我心里很明白，我的领导们很明白，我的同事们应该也很明白，因为一本杂志、一张报纸的风格应该是他的主编或总编辑的性格所决定的，不改变我，就不可能改变百姓杂志。”

据了解，百姓杂志分管各地区编采的主管星期四都没有照常回北京办公室，编采工作暂时停顿，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主要编采人员星期四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除非百姓杂志维持原本风格，否则他和其他一些同事将自动离职：“ 只要李炜能够保持我们杂志的风格，仍然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那我们就会留在他的周围；如果他要设法将我们的杂志变成宣传口号，像大字报，墙报那样，我们是不会干的。”

另一位在停工状态的百姓杂志西南区编采负责人王恒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对黄良天离职表示无奈和遗憾，他说：“两年以来，他顶住了很多压力，为老百姓说了很多真话，而且让许多弱势群体看到了媒体的一些希望，至少在百姓杂志上看到了一些希望，也包括其他媒体的一些朋友也有这种感觉，也这样说过。但是。。挺遗憾。（记者：新一期编采是不是暂停了？）我只能说我没做，不能代表大家。但应该说是大家感觉到忧心忡忡。”

不管未来去或留，灵魂人物黄良天被不正常调职本身，对百姓杂志的团队的媒体人是很大打击，徐峰说：“这种事情出来以后很灰心，我个人也觉得很难接受。虽然这种事情我们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但是真正发生到你身上，亲眼看着和同事们一起合作的辛辛苦苦做起来的东西，就这样自己再把他糟蹋掉。现在大家的失望不是针对哪个人，而是这种事业做到这一步大家觉得很寒心，另外新来的领导一定是上面比较放心的人，用大陆的话说是政治上很可靠的人，在这种政治可靠和媒体的工作间往往是矛盾的。　”

黄良天被调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谴责中国当局再一次整肃感言媒体，新闻稿说：“继０６年年初整肃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和冰点周刊，中宣部又用突然革除敢于谴责贪腐，和征地问题的杂志主编（黄良天）来结束０６年。”

该舆论自由监督组织又称：“中国当局一方面放松外国媒体采访限制，另一方面境内的媒体却依然在中宣部和地方当局的严格监管之下。”

大陆的媒体对黄良天被调职事件噤声，百姓杂志内部人士透露，他们在各大陆网站，包括记者家园网上张贴有关事件的帖子，迅速遭到删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我们的精神坎陷

作者：王 康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1933年3月10日，美国帕萨迪纳）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全世界第一任宣传部长－－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焚书是一件特别重大的精神暴行，当一个新政权用焚书行为向世界宣战时，它行将带来的，要么是一个千秋帝国，要么是万劫不复的黑暗。

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度狂妄，由于对犹太民族的过度残忍以至招致战争和道义的失利，第三帝国很可能如其缔造者构想的那样，代表着德国的某种复兴，一直存活到现在。

1946年，83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和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柏林的废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国的灵魂，它的整体轮廓虽然还很模糊，却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德国的未来应该诞生于重新倾听和诵读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重新欣赏和凝视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当德国重新沉浸在这些灵心善感的精神世界时，才会在山河破碎和历史浩劫之余，“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消殒的力量。”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此乃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

五十年代，新政权在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将近百万知识精英加以诱害，加以公开践踏。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焚书坑儒”，—— 其始作俑者甚至公然自诩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次事件，其用心之险恶阴毒，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对于一个几千年来景仰道德、服膺气节的国度，其在精神上的沦丧和毒化，不啻抽掉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更严重的是，这场以知识界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开辟了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参与精神围剿的恶例，诱迫部分国人——最终几乎全体民众——参与从兹开始长达几代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围剿。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天然母体不复存在，又使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闭，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中国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从此开始。

不到十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大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精神荒原。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开鼓吹并大规模长时期实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斗争、镇压、专政，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统绪和土壤几乎荡然无存。其为害之烈，恐非鸦片战争以来外族列强加于中国的直接伤害所可比拟。一种内部的异族统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李慎之）这些明达之士直接面对的是肉身的凌辱、人格的摧残。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三千年来从未遭受如此深巨惨烈的奇耻大辱。相比之下，当年纳粹德国还有并未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挥家理查德•斯特劳斯、剧作家霍普特曼、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席之地，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纳粹科学院将爱因斯坦公开“开除”时，可以同样公开为后者辩护而不受任何惩罚：“爱因斯坦先生的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文化大革命”对人本身的进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见绌。中国先哲深谙文明的脆弱，他们坚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线乃是“人禽之辨”，因为人与禽兽之间只存“几希”之距。对中国人而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文革”就是中国人最深以为惧的“亡天下”，彻底的礼崩乐坏。

经历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决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直到今天，十九世纪的一名普鲁士哲学家、一名英国工厂主、一名俄罗斯职业革命家和一名格鲁吉亚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还被尊奉为中国人的国家原则，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全部传统、道德、文化、礼仪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立于天地之际的风范、矜持、气象和神韵仅仅作为我们精神坎陷的虚饰缀物，继续历史性得外化于民族生命，仅仅从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毁的绝境上升到了可资利用的地位。以至张艺谋一类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导演，在向“焚书坑儒” 始作俑者献媚后，又率领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员，在雅典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艺术盛典后，竟敢把一出低俗表演称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作，我们精神的坎陷可见一斑了。

勿需细论，只要把奥运奖牌的飚升和诺贝尔奖的继续缺失相比较，只要把中国GDP总量与死刑总量相比较，当可看出，中国确实更加强大了，甚至太强大了－－在物质上；中国也更加贫困了，也许太贫困了－－在精神上。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虽然曾写下千载之后也必令人唏嘘长叹的绝命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但这位中国学术精神“百年来第一人”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厦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两名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李慎之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他们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前者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之前早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后者更以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的“希望与信念”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令人深感抑郁痛惜的是，尽管他们是中国真正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他们之于中国正如康德、歌德之于德国，他们作为中国良知、勇气和智慧的真正代表一再发出的告诫和预言是中国真正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泣血福音，这个浮嚣、虚骄而危殆的时代对这一切连同他们的死亡却置若罔闻，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寻常的错乱、混沌、危机皆不足畏，中国在二十世纪历经的磨难与浩劫，使我们几乎能承载和抵御一切普世困厄。但是，如果中国一味罔顾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继续沉迷于内部异族精神统治，找不到争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凭自己在物质扩张和精神坎陷严重失衡的歧路上渐行渐远，始终不愿或不能迷途知返，那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诅咒，恐怕将在萧墙之内酿成弥天大祸。

西谚道，上帝欲让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9•11”恐怖悲剧中中国年轻一代（我们的精神继承人）令世界震惊、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任凭我们的精神坎陷日益深巨，从1957年到1976年的邪恶而荒诞的历史纪录，将被并未价值中立和意识形态虚空化的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无聊的预演。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十几天，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该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做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象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历史已证明，是孤独却以复兴祖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爱因斯坦，而不是德国内部强悍而狂妄的“异族统治力量”，为德国赢得了新生和未来。

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天，曾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最后一次签名。作为一名对自然奥秘和人性底蕴都有先知般洞察力的世界主义者，爱氏的临终遗言是留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类的：

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忧心忡忡。

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摘自博讯新闻网《王康文集》

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

作者：胡 平

最近，中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刁民”。这个刁民名叫陈洪，家住湖南长沙，自从今年7月28日建立“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至今不过四个月，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评论超过29000条.陈洪今年48岁，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4年，1978年进厂当工人，先后作过会计、供销，当过车间主任、车间书记，1996年工厂被兼并下岗。陈洪下岗10年，每月领遣散费230元（大约是30美元）。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殊不知“超市”一开张，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税务所，乃至居委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收费，陈洪不堪重负，只好把超市关掉。然后，陈洪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他只好每天17点以后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仅30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由于生活困难，老婆离婚而去，留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从九十年代起，陈洪开始上网浏览，偶尔发表文章。2005年，陈洪开始建立个人博客，但两次被人“黑” 掉。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过去写的文章贴出来，又写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0月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报道。《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网站邀请他做嘉宾与网友现场交流。

刁民即公民

“刁民”是个贬义词,陈洪为何自称刁民？陈洪首先为“刁民”一词正名。陈洪说：“没有人自愿充当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权贵阶层对不安于现实境况的低层人物的统称,历朝历代称‘为了生活抗捐避赋与权贵阶层言语争辩，而并不违反朝庭法度之人为刁民’。”陈洪认为，“刁民们的据理力争和监督将使刁官劣绅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贪官、劣绅们的眼中钉。”陈洪宣称：“我只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有限的的生存资源而以言语（文章）与地方官员争辩，而并不违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应该说是国家的良民，但却是刁官劣绅眼中的刁民。是呀，世无刁官，那有刁民？”由此可见，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平民，也就是敢于和善于行使公民权利的平民。实际上，这些所谓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陈洪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蜕化变质，成了伪改革，所以他坚决反对。陈洪说：“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通，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一句话就把这种观点驳倒了－－“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陈洪理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

如今，厂长书记解雇工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觉得这很正常：本来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冗员太多，所以有必要减员增效。但是陈洪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诡诈，陈洪指出，国营企业的厂长本来只是“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厂长并不是资本家，凭什么现在“行使起资本家的权力”？雇主当然有权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并不是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厂子又不是你们厂长家开的，你们凭什么有权解雇我们？

陈洪文章描述了下岗工人的悲惨状况，绝大部分读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写信给陈洪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陈洪反驳道：“我们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说，当初我们年轻力壮，政府要我们一切听从它的安排，要我们努力工作，只付给我们很低的工资，但许诺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可是到后来，我们年老体衰，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而我们过去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则落入贪官污吏之手。众所周知，毛时代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当年的低工资是以铁饭碗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工人的工资低，那实际上是让工人买下了高额保险，如今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是吞掉这笔庞大的保险费。

洞见与常识

中国经济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许多人誉为奇迹。论者多半认定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至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许多论者也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后果。譬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陈洪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这并不奇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去年10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就说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为陈洪是工人的先知。陈洪能看清的问题，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说，陈洪的文章也为自己招来了敌人。有人发贴恐吓陈洪：“你的博客会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陈洪一眼就看出发贴者“不是一个普通人”。陈洪机智地反唇相讥：你这不是在给党和政府制造麻烦吗？“万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会说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万一我有个三长二短，世人会说，这是政府官员在杀人灭口。您不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吗？”

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的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决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80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这种形式的改革，我们当然要反对。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例如他写道： “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享。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乍一看去，陈洪对中共当局还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政权还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因此，他们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因为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残酷打压呢？

答案就在于，正因为维权活动要面对政府的残酷打压，所以他们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十分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只好降低目标。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获得了集体抗争的手段，他们就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他们必将对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进行大清算。

原载《北京之春》07年1月号（总第164期）

1980年竞选运动中的政见

作者：（北京）陈子明

在竞选运动中，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和候选人所发布的政见，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王康指出：“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集会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有人对北京大学各次答辩会上选民所提问题进行了归纳，包括政治与理论，经济问题及其改革，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文化教育，青年、妇女、婚姻、家庭，有关竞选人个人，其他，一共7大类问题.政治与理论方面的提问又分为8个部分。涉及“理论”的有：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判断，是否正确？为什么？共产主义是否是一种宗教？“白猫黑猫论”是否是实用主义？涉及“社会制度”的有：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两种社会形态？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你是否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是农业社会主义？涉及“民主与法制”的有：“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邓小平说过，魏京生一案是判重了，但为了制止这股风就要判重些。还有没有法律？“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涉及“人物”的有：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鲁迅若活着，是否成为右派？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毛泽东错误观点持不同态度，你现在更尊重谁？学习谁？涉及“历史事件”的有：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是否属于个人权力之争？文化大革命是八亿人民被愚弄了，还是历史的必然？涉及“党”的有：你对民主集中制看法如何？对“政治多元论”看法如何？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涉及“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有：你不认为这次审判感情高于法律吗？这次审判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法律的不准确性，为镇压思想犯制造了最有力的例证，这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点吗？涉及“竞选”的有：你们的竞选与资产阶级的竞选有无区别？区别何在？校外有人传：北京大学出现了和57年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你认为此话对不对？如果北大的竞选运动被压制，你同意用罢课、游行的方式进行斗争吗？

“经济问题及其改革”方面的提问有：你对目前农村中的包产到户怎样看？随着经济改革出现的一系列过去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看？“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提问有：是否可以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对我国教训越南有何看法？是否有点大国霸权的味道？你怎样看待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文化教育”方面的提问有：对学分制、奖学金怎么看？你认为大学生应上政治课、党史课吗？“青年、妇女、婚姻、家庭”方面的提问有：性自由是青年中很敏感的问题，你认为西方目前的性解放是人类进步还是堕落？你认为中国人性道德将向何处去？你怎样理解“男性雌化”、“女性雄化”？“有关竞选人个人”方面的提问有：你是否想将一生投入中国政治活动，不怕遭到政治诬陷吗？你有退党的打算吗？你为选民服务分不分阶级性？“其他”方面的提问有：人类有无自我毁灭的危险？《圣经》一无可取吗？

还有人对北京大学胡平、王军涛、张炜、房志远、夏申、杨百揆、张曼菱、杨利川、刘娟、易志刚10名竞选人答辩会上的2620个提问条进行了统计。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占2.1%，涉及毛泽东的占3.7%，涉及民主墻、四大、魏京生案件的占5.3%，涉及干部制度及其弊端的占3.0%，涉及其他领导人的占4.2%，涉及党的领导的占5.0%，涉及民主与法制的占10.8%，涉及这次竞选的占8.4%，涉及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占1.3%，涉及教育问题的占 0.9%，涉及妇女问题的占6.7%，涉及国际问题及对外政策的占4.1%，涉及知识分子的占0.6%，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占3.9%，涉及林彪、四人帮的占2.5%，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占10.0%，涉及马列主义的占2.6%，涉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占0.4%，涉及竞选者个人情况的占18.0%.占据前三位的（均达到或超过全部提问条的10%即262条）是竞选者个人情况、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其他问题大多数也都是一些宏观政治与理论问题.绝大多数竞选人对于各种尖锐的政治问题均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模棱两可的回答，会被选民认为是“泥鳅”；拒绝回答问题，会被认为在政治上缺乏勇气和智慧；都是会失去选票的。

极化与共识

毛泽东在“反右”时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1“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祇要不把左、中、右划分与“敌我矛盾”、“你死我活”、“彻底打倒”、“砸烂狗头”联系起来，就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竞选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即使没有面对面的争论，旁观者也会自然而然地把他们进行两极化的归类排队。譬如说：激烈与温和，激进与稳健，务虚与务实，草民与贵族，等等。

在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观察家和评论家把王军涛、房志远划为“激进派”，把张炜、杨百揆、杨利川划为“温和派”、“稳健派”。也有人把胡平定位为 “务虚派”，把张炜定位为“务实派”，夏申则是“即务虚又务实的竞选者”。在北京师范学院，刘少奇之子刘源被认为是“贵族代表”，农民的孩子张中天则被认为是“草民代表”。

王军涛之所以被认为是“激进派”，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爆炸性问题”。相形之下，“温和派”张炜则与多数竞选人意见相同，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军涛明确表态魏京生一案是错案，张炜则说：不了解实情，如事实上出卖了情报，应该判刑，但判重了。张炜和绝大多数竞选人都同意，在现阶段提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房志远祇是在“原则上”同意，王军涛则以“领导”一词含义不明为理由，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张炜在答辩会上表示赞赏“求实”的态度，后来又撰文解释了“求实”的三点含义：一是指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不应包括那些空洞的口号、乏力的诡辩、生吞活剥的概念。理论的实要实在研究的深刻上，尤其要实在面对中国的现实这一点上。二是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想作人民代表，可是一点也不具备实际的工作能力，尤其是公开表示不必努力去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三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好品质.不要做假。对领导阿谀奉承，随声附和叫做假，为某种私利而去迎合群众，常常不假思索地改换着脸谱也是做假。他说，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正对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和对能独立行使生产队（或生产作业组）的耕作、经营权而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种现状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不能靠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轻浮的人们。2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显然是针对着大声疾呼首先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胡平。

张曼菱在竞选中提出“男性雌化”、“女性雄化”、“东方美”、“传统美”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明显采取了一种务虚的态度。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一名女性竞选人刘娟，“在竞选中，刘没有抛出过长篇大论，自有一种务实精神”。她不赞成过分强调“女性解放”，提出“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她还进行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调查，如“北大部分女生情况调查”、“学生健康情况咨询”等。在此期间，刘娟还就学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有： “建立学生保健网”的提议：“改进奖励学生的办法”：“多学会几种生活本领”等。在女性竞选人中，张曼菱与刘娟构成务虚与务实的两极.草民与贵族的分野，涉及到德热拉斯所谓的“新阶级”或者说特权与特权阶层的问题，不论是在“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导致政治对立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1980年代后期的“反官倒”、“反腐败”，实质上仍然是“反特权”的延续.在竞选运动中，草民与贵族的分野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中天与刘源之争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在其他学校也有一定的体现。比如说，胡平的出身问题（他的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并没有成为竞选中的负面因素，王军涛的革命军人出身反而成为他丢掉一部分选票的原因。

但是总的来看，竞选运动中的政见极化并不是十分突出，因为在竞选者中间首先有着广泛的共识。北京师范大学6名主要竞选人在“对改革看法”上，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改革“势在必行，但要一步步来”：“应慎重并切实行事”，“稳步地进行改革”；改革“如逆水行舟，须坚持不懈”；祇要“上下结合”，“共同努力，搞好改革大有希望”。中国人民大学的6名竞选者始终“为的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而不是任何个人私利”，“祇要这种民主形式获得胜利，无论谁当选都是一样的。”他们召开了多次联合座谈会，共同分析形势，提出方法。他们互相提浆糊桶刷大字报；有时还组织联合宣传活动。他们是忘我的真诚的战友，丝毫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

针对中共北京市委发出的压制竞选运动的“三点指示”，北京大学于大海、王军涛等16名竞选人发表了《告北大同学书》，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我们竞选的目的是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体现人民的意愿。我们参加竞选，是为了接受人民的挑战；我们的行动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合法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北大民主选举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我们衷心感谢广大选民对我们竞选所予以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们民族民主的摇篮。我们认为，北大民主选举运动如此迅猛深入的发展，标志着北大民主运动的不断成熟。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决心使之发扬光大。我们深信：北大民主选举成功的经验，将会对北京以至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是民主改革的探索者，我们正在开拓一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我们能够克服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我们有信心和有决心使我们的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使民主选举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的竞选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是人民竞选。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政客式的互相拆台，尔虞我诈的行为，我们尊重法律，反对强奸民意，反对人身攻击以及任何把民主选举引入歧途的行为。我们将同心同德，携手并肩，绝不向任何阻力和压力屈服。我们坚信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合法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本着顾全大局，顾全同学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思想，我们将协调一致，努力保障北大民主选举运动顺利地发展。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奋斗！为了民族的崛起，为了祖国的振兴，我们要努力奋斗！

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 娟，刘 卫，房志远，杨利川，杨百揆
易志刚，胡 平，夏 申，袁红冰，张曼菱，张 炜，姚礼明，薛启亮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参加者们都意识到，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当选一个基层人民代表，更不是要通过这条道路飞黄腾达，而是要发扬光大北京大学的民主传统，争取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们才会自豪地说：“我们是民主改革的探索者，我们正在开拓一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全面改革：孰先孰后

笔者在1989年曾撰文指出：1980年前后的改革派，大致包括两个分支、四个类别.改革派的第一个分支是经济改革派。他们承认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们主张大幅度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以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他们通常都赞成实行彻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和程度，则存在某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一般都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基本上应予肯定，祇须清除“文化大革命”给它蒙上的污垢，就可以使其显现出固有的光彩。

改革派的第二个分支是全面改革派。他们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主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认为，1949年后基本上沿用的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不仅包括经济体制上的产品经济、工农业剪刀差等，而且包括政治体制上的党政不分、个人迷信、权力高度集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等。“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正是现行政治体制弊病的集中体现和恶性发展。因此，必须全面探索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全面改革派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经济改革先行论者。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不先行改革，群众从改革中得不到实惠，就不会真正关心改革，参与改革，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类是政治改革先行论者。他们认为，政治是先导、是统帅，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来看，不首先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任何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良好愿望都祇会终成泡影。如果不先行对干部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和动员，对机构进行改组重建，任何可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制定出来，即使制定出来了也无法顺利地贯彻推行。

第三类是经济政治并行论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和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在其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中国的改革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推出，每一个步骤和程序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论之。他们主张对前两类人的意见兼容并蓄，审时度势，择优而行。

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尤其是在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基本上没有单纯经济改革派的声音，即使是具有官方学生会负责人身份、观点最为温和与务实的张炜，也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他说：“民主和富强不可分割，没有富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富强便不会属于人民，因此我们应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下，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都应该而且可以加快，其中，加快政治民主化的确是一个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我拥护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因为如此，我站出来竞选以实际地推动这种改革。”全面改革派的三个类别，在竞选运动中则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以北京大学作为典型，那么可以说，张炜和杨百揆是经济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胡平是政治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军涛是经济政治并行论的代表人物。

张炜认为：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凡是符合这个历史进程，提出正确的口号和要求，建立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人们就会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凡是不了解这个进程，自以为是地照搬别人的做法的人们，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停滞。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否认了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实质上也就是否认历史的发展。不少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或更早一些时间里，建立了民主政体和一些相应的符合他们国情的具体制度，为后来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对于具有惰性的人们来说这反倒成一件坏事，他们以为照搬那些做法便可以使自己国家发展起来，结果收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民主化进程的制约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人们可以想像，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我们的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否则，那种“民主”是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充其量不过是在各级领导岗位或“人民代表”的席位上换上了一批能说会道的新贵族。要举例吗？请君回顾文化大革命！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教育程度是民主化进程的客观制约条件，这种制约条件具体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浅近的目标上。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

张炜又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那些目光远大立志改革的人是不多的，这批人目前正在困难中前进.大多数人有改革的愿望，但他们对前景持观望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既得利益而又不愿放弃过多的既得利益，他们也了解群众的愤慨和改革的呼声。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顽固的保守派，出于个人的私利，他们竭尽全力地反对改革，他们人数并不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能量不少。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因此也就希望阻力更小一些，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提出一些根本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去吓走大批的干部。要分析干部现状，支持立志改革的干部，争取中间干部，反对一概排斥现有干部的幼稚观点，争取加快改革步伐，并逐步形成一个谁也阻止不了的改革的势力。基于唯物史观理论和政治斗争策略的双重考虑，张炜主张由易到难，由浅近目标到长远目标，由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

杨百揆在主张“改革必须全面进行”的同时，明确表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个方面，我认为经济改革才是最重要的。祇有经济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或者说从根本上突破封建因素对中国的束缚.”但是，杨百揆的思路又与张炜不同。他认为，没有彻底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引出真正的政治改革；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是比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更重要的方面；政治民主制度祇能建立在经济“商品化”（实质上即市场化）的基础上。

杨百揆指出：中国过去的经济结构使人处于半依附状态.五十年代初到“四人帮”倒台，中国经济经过四个时期、二大形态，这二大形态构成的二类社会结构都不能有真正的民主。现在我们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吸取南斯拉夫、匈牙利和北美、西欧一些东西，正在改。这种改革实现，能够走向民主。经济改革必然引起政治改革，比如干部制度不改就不行了。可是政治改革不一定引起经济改革，我国历史上就有得是这种例子。毛泽东就认为祇要老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就能解决问题，这正是他犯错误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我们建国初也有政协，后来又召开人大，一“反右”也没什么宪法不宪法了，“文化革命”一来，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民主党派、言论自由都名存实亡了。这都是因为没有一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少数人不能随便取缔民主。美国一个总统再反民主，他也不能把美国那套制度取缔了。民主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我们过去都没有，现在就是要着手建立结构和培养习惯.杨百揆说：“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劳动者以至大批向往‘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们的基本经济来源和生杀大权都操在专制统治者手中。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半宗法经济和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不深入进行经济改革，不加速经济改革，不解决人身的半依附状态，不取得人身自由，其它自由、民主怎么能真正实现！设想，一个农民生活来源在生产队手里，一个工人工资收入操在工厂车间头头们的手中，一个教师的薪金、住房完全根据书记的意思，怎么能设想让这些人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不仅是一个不受非法逮捕和住宅不受侵犯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地位问题.每一个要求民主的人必须注意经济改革，推进经济改革，加速经济改革！为经济改革奔走，成为经济改革的积极分子！”

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杨百揆的阐述——商品化、多种所有制和统一市场——比张炜更加清晰。杨认为：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商品化！社会主义商品化就意味着在大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下，产品依价值规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计划也是按经济规律计划，过去搞的人为的统制生产、统制交换、统制分配将统统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是经济的杠杆，它对企业不再是不计效果的拨款，而是收取利息的贷款，各企业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于商品竞争规律的作用，它们将会主动地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管理，提高有技术和能干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工资.农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搞什么副业，基本上由农民自己决定。人们干什么，干多少，干好干坏，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选择，所有这些都和自己的收入状况联系起来。如何使用自己的收入，即消费些什么，也就会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房屋将逐渐不再是一种别人分配给自己的福利，它将像衣服一样，是根据价值一次付款或分期付款出售的东西，房租也是根据房屋的价值确定。统一的市场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庄园经济，社会主义商品化将荡涤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封建遗毒，人身的依附被铲除，人身的自由就有了基础，民主和言论自由才有了根基。

当张炜重申毛泽东“青年知识分子如不与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观点的时候，杨百揆提出了“知识分子是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解放，它不仅要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解放全人类。知识分子自己也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改造。这种改造包括摆脱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克服文人相轻的分裂习气，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壮大知识分子队伍。在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消灭与生产相联系的阶级就是这种社会改造的第一步。近代离开了知识分子的领导，社会革命就不能胜利，打击知识分子就是反动行为，这一点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些言论表明，杨百揆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阶级观点划清了界限。

胡平认为，改革好像下围棋。“弈棋中，谁不愿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棋子布满整个棋盘？可是，我们祇能一步步地走。所以问题就不在于我们要说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是我们先说些什么，先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置‘金边’、‘银角’于不顾（因为它们看起来那么不显眼），而把大量的棋子投入到中看不中用的 ‘草肚’中间，……不论我们一时取得多少表面上引人注目的胜利，那么魔鬼也可凭藉它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纠缠，使中国的历史再中止若干年。”“经济是基础，但是从目前的改革而言，政治方面的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的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竞选这种选举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就全活了。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

胡平指出：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到“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政治学的重要规律，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做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垄断舆论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利斯（古希腊神话人物）的致命处在脚后跟，当代专制主义的致命处在垄断言论。因此，“第二个（但绝非第二重要的）目标是推进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有了它们，不等于就有了一切；但失去了它们，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它们有如杠杆的支点，虽然自己不能作功，但唯有在它们之上，作功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早就指出，它们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历史上、逻辑上都表明，比三权分立更重要、更基本的，是舆论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诉诸舆论，根据公众意见构成一种影响或压力，是民主政治的最有力一着。”

胡平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一种机械论，似乎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祇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对应。当不少聪明人告诉我们：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因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等等。我们感到这个结论未免太轻率了些。”“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根据认定：目前我们的民主就已经达到了现实生产力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极限，也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些而不是更专制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不一定总是能通过经济增长而自行克服，相反，经济成功有时反而会掩盖住它们，甚至悄悄地强化着它们。”“为了不重蹈前人覆辙，出路在于切实地加强民主。我们不应该操之过切、求之过急，但我们必须为民主奠定一个立于不败的基础，保证民主大势与日俱增，永不失其前进的势头.这就要求让人民真正享有一种任何权力也无法剥夺的政治权利。——首先，就是言论自由。”

应当说，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胡平的先见，经济发展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民主，从政治现代化的许多方面——譬如说人民代表选举方面——来看，现在都比1980年代初倒退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选民，被胡平的雄辩所折服，成为政治改革先行论的支持者。但是从当时全社会的角度包括从中共领导集团的角度来看，更能接受的则是单纯经济改革论或者经济改革先行论的观点.相对于经济改革先行论和政治改革先行论，王军涛则提出了因势利导的均衡改革论。他提出了中国改革必须注意的五点事项：第一，改革应当以尽量稳妥、安定的方式进行，不要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动乱，中国人口众多，国衰民贫，又值浩劫之后，无法承受动乱的破坏。若真发生动乱，将使改革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害中国，使改革不得人心。最后导致改革与改革者同归于尽.因此，改革应当是彻底的，但这种彻底应当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式完成。

第二，改革应当是全面的，应当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全面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东方的政治集权特点是：不变革政治体制，将不能进行任何改革。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原因和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改革是片面的，这些弊病会一起爆发，从现象上看容易使人误以为是改革所致，从而使改革受到挫折和流产.第三，改革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所动员的社会力量应尽可能的广泛，毫无疑问，改革的结果无异于一场革命，它将会引起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抗，为了使改革能不停顿地进行下去，就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就要争取更多的改革支持者，使改革保持足够的推动力量。

第四，改革不要急于求成，在改革的计划安排上，应扎扎实实，巩固每一个阶段的改革成果。逐步实现体制上的新陈代谢.祇要确定改革的决心和方向，实践上不妨慢些而不要急于求成，这样有利于稳定民心，安定秩序，有利于通过比较和反馈使改革尽量少犯错误而达到最大效果。

第五，改革应当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在旧体制中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当然要有权术，但切不可贪恋权术，否则改革必将引入歧途。随着改革的深入，必须逐步以科学取代权术，调节指导改革的原则，这就要坚定地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要广泛研究各门社会科学，要改变我国旧的“经学注释”式的社会科学状况，发展 “实验”的和“应用工程”式的社会科学，要大胆借鉴东欧和西方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要做到上述一切，一定要有思想解放运动，承认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但是不可以此为大棒，打击其它“异端”，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财富，但不是所有财富，或所有财富中的“顶峰”，“顶峰”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王军涛有意识地使自己站在胡平与张炜二者之间，但事实上他的观点更偏向胡平，也就是说，更强调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他在竞选宣言中指出：“历尽磨难的中国人民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贫困落后，几经劫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专制性的政治，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一定要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条件。这次选举应作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选举制度的一次尝试，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北京大学的选民也是这样看待他的，有人甚至认为他比胡平更激进，更强调政治改革。

掩饰与假借

笔者在《提纲》中指出：“我们坚持在现存体制中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为了防止“使政局再次发生去年十月份以后出现的那种曲折，从而因小失大”，就不能不在竞选运动中有所克制，避免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发生正面冲撞。即使认识到，“如果我们在竞选中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支持党中央的改革派，可能会失去一部分选票”，但也还要这么表态.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真实的观点，就不能不有所掩饰，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也要有一套不同于官方的阐释方式。

我在竞选宣言中提出了四点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第一，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把“分权”的原则运用于党内。第二，实行党政分开，逐步由人治、党治走向法治、民治。党要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不是国库的资金来支付各项开支。第三，政府三权分立，缩小国家的职能，发挥各个社会细胞组织和个人的能动性。第四，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来改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人民代表制度的改革处于核心地位。人大必须由一个橡皮图章变为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的机关，最终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也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和国家主席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具体设想。5但是，我没有提多党制，因为我知道，祇要实行竞争性的直选就必然会推动多党制的形成，而现在立刻提出实行多党制，就犯了政治上的忌讳，会使竞选运动遭到灭顶之灾。

李盛平在竞选宣言中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坚决支持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强调，他拥护的不是被林彪、“四人帮”用现代迷信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还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除了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处在绝对的运动中以外，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这一精神对于它自己也是完全适用。李盛平在答问时说，我们的课堂上既可以讲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讲三民主义，让大家来判别.王军涛指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财富，但不是所有财富，或所有财富中的‘顶峰’，‘顶峰’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可以用它来指导改革，“但是不可以此为大棒，打击其它‘异端’”。陈子华在竞选宣言中说：正如马克思不愿意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么一种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绝对真理”的体系中，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不过是受某种“客观规律”操纵的棋子，或者实现某种“最高利益”的工具，为了强化统治机器，不惜使人的异化变本加厉。这种体系不承认“彻底的人道主义加上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给人们展现出一幅阶级斗争日益残酷，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灿烂前景”。这种体系是一本新的圣经，它为宗教法庭准备了千百条对“异教徒”、“反革命”和“执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书。这种体系是大观园中的三流婢女，它随时准备委身于任何一位有权势的主子。不！我们不要这种“马克思主义”，我们祇承认“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马克思主义服务。

李盛平在竞选宣言中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当然，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不是假左派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文化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我认为，深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是当前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由于我国民主革命不彻底，致使封建主义在现代迷信的外衣下，以新经学的形式出现，领袖被神化，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这种新经学窒息了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如果不批判封建主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有被断送的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反对产生官僚的官僚体制，即等级授职制和干部终身制。官僚是 ‘毛’，体制是‘皮’，‘皮’之不毁，‘毛’将焉除？应当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消除家长制、一言堂、特权、终身制、等级授职制。”

陈子华则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全民所有制。在理论上很容易区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是在现实中，却必须把全民所有制作为一种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统一的社会实体.全民所有制意味着一切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并与享有同等权利的人按劳分配个人或集体消费的国民收入，惟有人民及其选举产生的代表才有权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全民所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在全民所有制下，按照法律的规定，实现集体经营、国家经营、个人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制，在实行不同经营管理制的劳动者之间，政治、经济权利完全平等，他们是各自的劳动组织的主人，但同时受到国家统一法律的制约，国家有权通过立法改变劳动组织的经营方式。实行何种管理体制，应当根据不同行业的生产力发达程度和劳动者的愿望来决定。目前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实现从苏联模式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政治上，改革重点是把人治、党治转变为法治、民治，在经济上，改革的重点是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把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全部转移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全面地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把它们与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相结合。”她的论述策略是，第一，把现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区别开来；第二，指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全民所有”，也就是把“全民民主”、“选民直选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最高权力”作为“全民所有”的前提条件；第三，把全民所有制虚拟化，将其分解为“集体经营、国家经营、个人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制”，也就是实行混合经济。笔者在竞选运动前撰写的社会幻想小说中也曾借主人公之口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家、集体、个体三种经营方式应当在全民所有制下并存共荣.总之，要把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区别开.”通过一种暗渡陈仓的方式，这里所谓的“全民所有制”被等同于“全民民主”，即置于经济管理制度之上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在其他竞选人的竞选言论中，也都有或多或少的掩饰和假借的成分。这就是说，他们内心的政治观点，要比他们公开发表的政见更加激进，改革色彩更加浓厚、更加彻底。袁红冰后来以文学的语言写道：“答辩会前一天，袁红冰整整一夜都在未名湖边漫步。一想到在一场具有历史价值的运动的讲台上，他却不能真实地裸露出灵魂，而祇能说出一些半真半假的谎言，袁红冰的手臂就会在痛苦的痉挛中下意识地攫住自己的胸襟，仿佛有生锈的铁锯正在血淋淋地撕扯他的心。”

（本文为作者所编《宪政的萌芽：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书中的一节，本刊发表时删去了注解）

原载《北京之春》07年1月号（总第164期）

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

作者：胡 平

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轰动。论者蜂起，众说纷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文本、编导者自己对编导意图的说明和观众的评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观众的评论尤其五花八门，这中间除了一般的见仁见智之外，又免不了有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各取所需的成分。这就构成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如何评价《大国崛起》，一是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应该说《大国崛起》拍得还不错，其论说大体摆脱了马列教条和毛主义，文字也不浮夸煽情，多少反映出当今中国学界对近代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对一般观众不无教育和启迪作用。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譬如讲英国而不提洛克，讲法国不提孟德斯鸠，讲苏联不提大饥荒、大清洗和古拉格，等等。不过我以为，《大国崛起》的最大问题是出在题目上。

诚然，讲述大国的兴衰不失为一种读史的方式，但这也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成为大国就是好的，没成为大国就是差的，大国崛起就是好的，衰落就是不好的。首先，成为大国未必就是好事，大国未必比小国好。东方西方的先哲们所设想的理想国都是小国寡民，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次，例如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它们的崛起都带来了大灾难，类似的崛起是我们要防止的，而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三，今日英国早已不再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发源于英国的现代社会三大支柱——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却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效仿。这岂是“衰落”二字可以概括？

《大国崛起》引起轰动，也因为它触动了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国情结.犹记少年时，学历史学地理，常常会涌起一种自豪感。不为别的，单单为自己出生于一个堂堂大国。有时，我忍不住要替中小国家的人民发愁：自己的国家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那该是何等的不幸。然而，我后来读到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仑兹的一句话：“幸好我的祖国太小，不足以作出太大的罪恶。”我深受震撼。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推想起来，此话确也有它几分道理。强国当然并非都是恶国。但问题是，在追求强大的愿望和争取强大的过程中，人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无视平等、忽略自由？爱国主义倘不是建立于珍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之上，它就很容易反过来成为压制个人权利的有力藉口。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在谈起百年来自由民主迟迟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原因时，李泽厚将之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我对这种观点颇有保留，此处不论。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因素有意无意之中构成了对“启蒙”的压制的话，那么这个因素并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包括毛时代，毛泽东发明大跃进，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一时间能得到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热烈响应，那也是因为它激发起我们的大国情结.在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而专制依旧，多多少少也可以解释为“强国”压倒“启蒙”。

尽管在《大国崛起》电视片的最后一集《大道行思》里，编者在总结成为大国的各种因素时也讲到了制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甚至也提到了自由民主的因素。但问题是在这里，自由民主仅仅是被当作崛起的手段，崛起才是目的。这就意味着，为了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要自由要民主，也可以不要自由不要民主。这就为“强国”压倒“启蒙”大开方便之门。

《大国崛起》中有两集是讲美国的。我们正好拿美国作例证.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般人也都承认，美国的强大是和它的自由民主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是为了追求强大才采用自由民主的。其实，美国人本来追求的就是自由民主，早期的移民离开繁盛的欧洲来到荒芜的新大陆，不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早在美国进行革命与制定宪法之初，美国人就打定主意，创建一种崭新的制度，确保人民的自由，确保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人权是美国立国之本，强大不过是其副产物。

因此，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不是如何促进中国的崛起，而是如何促进中国人自由。

原载《北京之春》07年1月号（总第164期）

《百姓》总编黄良天：我坚持了我自己的信念

(博讯2007年1月04日)

受大陆百姓喜爱的敢言杂志《百姓》及其网站两年来数度面临被关停的威胁。上月底(12月31日)，总编黄良天先生被调离。

黄良天先生1月3日晚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从我到《百姓》担任总编、把《百姓》定了那么一个目标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这么一个准备。” “我不后悔。起码在我主持《百姓》期间，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坚持了我自己的信念，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品质。”“我不会改变自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我也从来没有为我自己做过的任何正直的事情感到后悔过。”

《百姓》杂志是隶属于农业部的国家级综合性时政杂志，自两年前黄良天任总编以来，本着“透视社会、追求正义、探寻真理”的宗旨，作了不少为民呐喊的报道，受到广泛欢迎；尤其是几个月前有关江苏江阴市野蛮拆迁导致人命案、江西民办大学学生事件等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撼，也同时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

以下是访谈内容。

记者：黄先生您好，听说您被调离《百姓》杂志总编的职务？

黄良天：是的，31日上午我的上级，在公共场合正式宣布我被免职，他们调动的依据是说根据中央有关文件，不是现在的，而是曾经的文件。理由是“轮岗”。

他们重新安排了我一个工作岗位，也是农业部下属的一家所谓的杂志，是一个没有新闻涵义、也没有媒体涵义的所谓的杂志，中国的杂志很多不是媒体。

记者：您认为调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黄良天：可能是因为我们《百姓》杂志的宗旨：说真话，办真事，为民呐喊，揭露社会黑暗面……还有我不听上级的“招呼”，各方面原因都有。

记者：您是指，不听上级的警告吗？

黄良天：不说警告，权且称为“打招呼”吧。我们也只能用更善良、更阳光的心态看待他们，是我“不识时务”。只能用这种阿Q的想法认识，心态才会慢慢的调整过来。

记者：他们有没有说您工作中有问题？

黄良天：他们起码在表面上和公开场合，没有认为我有什么过错，他们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

他们挑毛病肯定能挑得出来，但这种所谓的毛病肯定是见不得阳光的。一切假话和套话只能骗自己。

记者：《百姓》杂志现在有新的总编吗？

黄良天：是的，被任命了另外的总编，都是一个系统的，我是指：都是农业部系统的，而不是媒体系统的。

我不想对我的后任发表任何评论，我只能希望他沿着我们《百姓》原来的办刊方向和办刊风格、以及我们说真话的精神，继续带领我们原来的那些同事往前走。我只能这么期望他们。

记者：您对此有信心吗？

黄良天：我基本上没有信心。但是毕竟《百姓》是我和那些同事们通过两年多的时间，培育起来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比较新兴的、能够被称得上媒体的媒体，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人事变动，影响到《百姓》杂志向前发展的势头，我很不想看到这个情况。

我被调离的决定宣布后，我的同事都表示不理解，我告诉他们说：这是我们心血的结晶，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闹情绪，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信念继续往前走。不要因为一点人事的变更，使我们《百姓》杂志淹没在什么之间。

记者：人事变动只有您一个人吗？您的同事有为此辞职的吗？

黄良天：是的，只变动了我一个。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同事们辞职，因为我们现在的媒体资源都在政府手里，辞职后就面临着我这样的困境，很难再从事我所热爱的职业了。

我的同事都很年轻，我比最年长的同事都大了将近20岁。我告诉他们说：中国会好的。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使他们的前途受到任何影响。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

黄良天：走着看吧。我无法展望。我当过兵、下过乡，大学毕业后一直主持新闻工作，我无法想像我有一天会在这么一个所谓的杂志里头从事一种编辑工作。

记者：大陆好像还有其它敢言的媒体，您是否想过去那里工作？

黄良天：我现在处于这种环境和状况，他们敢聘我吗？！我也得为他们着想。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从我到《百姓》担任总编、把《百姓》定了那么一个目标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这么一个准备。我儿子也说：爸爸像你这样，这是迟早的事儿。

记者：您有后悔吗？

黄良天：不后悔。起码在我主持《百姓》期间，我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坚持了我自己的信念，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品质，我坚持了我自己的品质。

记者：您将来会改变自己吗？

黄良天：我不会改变自己。我今年已经50岁了，我不想改变自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我也从来没有为我自己做过的任何正直的事情感到后悔过。

记者：这样做人，活得踏实？

黄良天：对。也活得有意思。我起码是站着活的。有这点，我觉得一个人也就够了。什么名啊、利啊，那都是身外之物，应该自己感觉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那就够了。生活的意义在于坚持自己的信念。毕竟我走过了两年多的时间，《百姓》杂志也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媒体。

记者：您是否接到一些读者的来电询问此事？

黄良天：是的，我接到了很多电话。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希望他们继续按照他们原来的生活往前走。

一些读者来电话问以后怎么办，我说，让我们也抱着一种阳光的心态，看《百姓》的将来。

我们期望《百姓》不会改变我原来定下的说真话的办刊方向，我也期望我的继任者能够保持一种正直的精神，办好《百姓》杂志。

让我们一起祈祷，《百姓》杂志能够沿着原来的方向往前走。我相信在中国的媒体界，不仅仅只有一个黄良天。

记者：从您的谈话中，我能感到您对《百姓》杂志的深爱和对读者的负责。

黄良天：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事业，因为《百姓》不是我的。我们好不容易培育起来，也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人事变动而改变它。

可能有人想改变它，但是希望我的继任者不会改变它，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能够为中国的历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尽一点媒体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也为了培植中国的公民社会，贡献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做到这样：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读者的信任，这就够了。

尽管我干的时间不长，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为我的后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真正媒体的基础。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百姓》杂志就会健康的成长起来，得到更多的社会承认，树立更加良好的社会形象，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我的很多同事有怨言，我都是这么跟他们讲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祝您新年顺遂。

黄良天：谢谢你们的关心。也祝你和读者朋友们新年快乐。

(博讯 boxun.com)

附录：《百姓》杂志网站第四次被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大陆的《百姓》杂志网站近日被关闭，《百姓》杂志还在正常出版。这是《百姓》杂志网站第四次被关。

据博讯网的消息，总部设在北京的《百姓》杂志于星期四（11月2日）晚间接到伺服器代理商通知，广东中山市公安局网监部门近日打电话给该伺服器代理商，要求立即拿掉《百姓》网站，并且保证以后不再挂上，公安局没有给出具体原因。《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黄良天：被关的是我们自己的网站。

记者：为什么是广东那边给关掉的？

黄良天：我们的伺服器在广东。

记者：是不是报导了跟广东有关的事情？

黄良天：这次我们跟广东没有关系，我也觉得很蹊跷。

黄良天向记者介绍了《百姓》杂志网站前几次被封的原因：

黄良天：第一次我们的伺服器在福建。网路里有网路论坛，经常报导一些跟我们杂志有关的评价，或对我们杂志报导的事件的一些追踪报导。我们杂志是月刊，对一些新闻事件不能及时跟进，所以有的就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公布。

我们第一次披露了福建发大水中的死亡人数，当地的公安机关通知我们的伺服器出版单位把我们的网站关闭了。第二次，我们报导了江阴野蛮的看法，然后许多的知情者对事件进行了跟进，于是又遭到有关部门的关闭。

记者：第二次的时候，你们的伺服器在江苏吗？

黄良天：对，然后我们马上移到广东。第三次怎么关闭的我印象不深了。

对于这次《百姓》杂志网站被封的原因，黄良天推测说：

黄良天：本来我们发表了一些比如说最近发生的在网路论坛里头，有网友发布的一些江西学生抗争事件的情况；还有网友发布的山西科协副秘书长在台湾和香港要求政治避难的一些消息。我估计可能是这些。

记者：网友发布的这些东西，你们没有及时清理掉，是吗？

黄良天：我们看了，基本上是一种事实的表达，没有什么太恶毒的东西。

记者：新华社的通稿在上面是吗？

黄良天：不是新华社的，新华社不报导这些。对江西学生抗争事件和山西科协副秘书长要求政治避难的事件，好像内地媒体没有报导。

根据龙源期刊网的简介，《百姓》是一本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的国家一级期刊。对于《百姓》杂志网站这次被封，现在旅居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评论说：

刘晓竹：中国的新闻舆论是中宣部一手管理的，随时监控的。在网路上任何不利于中共的信息在《百姓》杂志反映的民意实际上只是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的民意对胡锦涛来说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民意一旦反映出来以后，哪怕是5％，胡锦涛的假和谐社会就被戳穿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森海塞尔倾倒麦当娜不怕中国造

2007.01.03
森海塞尔满足你的所有姿势
不光是汽车，其它领域也有德国名牌当家的。麦当娜千挑百选，最爱还是德国森海塞尔（Sennheiser）的麦克风。岂止麦当娜，高质名牌的森海塞尔麦克风已经获得了许多许多明星的追捧，已占据世界第一位。岂止麦克风，森海塞尔的耳机也正在雄心勃勃地走向世界第一。就连中国的廉价仿造，这家公司也不十分放在心上。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登上世界之巅征服麦当娜

去年，不老巨星麦当娜名为“Confessions”的巡回演出再次引起不老的轰动。尤其在汉诺威旁边的维德马克市（Wedemark）那场，欢呼声把天都给掀了。这里正是森海塞尔公司所在地，而麦当娜拿着的正是这个公司生产的名牌SKM3072型麦克风。

在Confessions巡回演出之前，麦当娜面前放着10种顶尖麦克风。她要再试一下，重新选择。这10种麦克风里，8种是德国森海塞尔的产品，2种是森海塞尔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舒尔（Shure Inc.）的。最后，麦当娜的决定还是落在她已经用了多年的森海塞尔的SKM3072。森海塞尔总裁洛尔夫.麦耶的解释是：“艺术家是保守的人。”他说，尤其是歌星们，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无错误地，无干扰地传播出去，不太愿意做新的试验。

森海塞尔已经成功地从它的最大对手舒尔那里夺来了一大批明星：Sting, Shakira, Avril Lavigne, Céline Dion, Beyoncé Knowles, Scorpions, Nena, Rosenstolz, Jamiroquai，等等等等。据森海塞尔自己说，它已经占有世界麦克风市场的30％左右。用麦耶的话说：“我们成了世界第一。”美国舒尔公司现在只占有28％了。而：10年前美国舒尔公司还占有世界60％的份额。

中国仿冒者越来越狡猾但“我们不怕”

市场竞争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尤其是中国的仿冒者一直努力用他们的廉价模仿品来分得一份蛋糕。麦耶总裁说，就在2006年圣诞节前不久，在中国城市恩平（Enping）的一次突击检查中，查获了几百个仿冒的森海塞尔麦克风。

他指出：“在4年前我们第一次突检时，还查出了几万个仿冒的麦克风。今天，这些仿冒生产者遍布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这些麦克风或者麦克风系统在最终出售前才由许多零散件拼装起来。直到它们拼装成完整的了，当局才有权力下手。”

但麦耶并不担心中国仿冒者破坏森海塞尔的销售大局。他说，大的公司客户根本不可能不直接找森海塞尔。比如，美国最重要的体育盛会橄榄球决赛Superbowl不是用美国制造的，而是用德国制造的麦克风和高频技术来播音和转播的。欧洲流行歌曲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年复一年也是用的森海塞尔的技术传播。麦当娜的表演现场充分说明这种技术能够怎样稳定地无声音漏洞地传播：60个电视台、广播电台在那里现场转播而毫无问题。

靠的是高技术高质量

森海塞尔是靠了高技术、高质量一步步走上世界之巅的，这是仿冒者们无法做到的。他们只能是满足一下顾客的虚荣心，而无法欺骗专业人士专业爱好者的耳朵。

1959年，当时的娱乐天王彼得.弗朗肯费尔德（Peter Frankenfeld）在表演当中兴致到处要求把麦克风的接线给剪了。接下来，全场那么多观众仍然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歌声，这应该归功于森海塞尔发明的无绳技术。

企业近年来发展迅猛。麦耶说：“我们从市场后面追上来，从1995年以来，我们的销售额翻了三倍。”这一成绩主要归功于无绳播音技术的不断发展。2005年，营业额再增15％，达3亿欧元。在刚结束的2006年，麦耶估计营业额应该达到了3.4亿欧元，甚至可能达到了3.55亿。而税前利润可达8％。他说，长期目标是税前利润达到10％；到2009年，营业额要达到5亿欧元的规模。

在耳机领域也要做世界第一

耳机是森海塞尔第二条大腿。森海塞尔在这方面目前是世界亚军，夹在老大索尼和老三菲利浦当中，年营业额1亿欧元。

但麦耶在这方面同样的野心勃勃：“在两、三年内我们要成为第一名。”成为老大的钥匙他认为掌握在技术革新力量手中。诞生不到两年的新产品创造了企业营业额的45％。此外，成本也降了下来，劳动密集度高的耳机生产已经转移到了相对便宜的爱尔兰去。

尽管有所转移，森海塞尔在它的家乡仍然在不断地长高长大。这个1945年由弗里茨.森海塞尔（Fritz Sennheiser）建立的企业在2006年还在德国新聘了120名员工。现在这个企业共有1800名员工，其中1040名在德国。

森海塞尔的大名吸引着许多业内人、投资者。约尔格.森海塞尔说：“不断有人提出收购意向。但为此进行的谈判总是很快就结束。”约尔格.森海塞尔是公司创建人的儿子，现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他的意思很清楚：公司是非卖品。他的总经理麦耶说，公司没有债务，进一步的发展都不用贷款。（平心编写）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http://www.dw-world.de

《维吉尼亚权利法案》介绍

作者：Hugo 2007年1月4日

在大陆共产党即将走入历史灰烬前，兹介绍美国《维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1776)，以便作为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各地区建立自治国与推动亚洲联邦(United States of Asia)政治之重要依据。

《维吉尼亚权利法案》，即维吉尼亚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Virginia)的宪法草案(Mason had drafted the Virginia state constitution in 1776.)；它被称为美国的第一部独立国(Independent State)的宪法(The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American bill of rights.)；它特别强调人的权利不能被剥夺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alienable rights--certain individual rights that cannot be taken away.)。

英国洛克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不应受到不正义的侵犯”、“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政府论下篇》)、“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的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洛克是基督徒，他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概念，源于《圣经》中“人人为God所造，人人在God前平等”等理念；洛克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梅森(George Mason)，梅森是起草《维吉尼亚权利法案》的人，梅森也是主张“反对奴隶交易”的人。

梅森认为，“奴隶交易根本就是对人类的不尊重，奴隶也应该得到自由与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他的这个思想并没有获得当时的宪法会议与许多人的认同，这项“奴隶交易”的议题，后来导致了可怕的南北战争。

《维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declaration later was a model for the first 10 amendments to the U.S. Constitution, known as the Bill of Rights, as well as the famou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produc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789.)的每个概念与精神，直接影响了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起草的《权利法案》，麦迪逊(The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也支持梅森的人民应该“拥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与“要求由陪审团审判”等理念。

1789年9月，国会批准了宪法的第一至第十修正案，总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791年12月15日，美国11个成员国(States)认可了《权利法案》(宪法十项修正案)，并且正式生效；至今，《权利法案》没有被修改过一个字，它是美国宪法(supreme law of the land)的主要核心与立国基础。

为何会出现《权利法案》呢？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签署通过美国的宪法草案；1788年，各State批准宪法，然而New York，Massachusetts，Virginia等State，认为宪法草案给联邦政府的权力过多，使个人的权利严重地受损，从而要求宪法须增加关于人民权利的修正案，否则便要拒绝此宪法，因此才有《权利法案》的产生，《权利法案》代表美国人民的个人的不可妥协与被剥夺的权利。

1776年6月12日，维吉尼亚议会(The Virginia Assembly)，通过了《维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这部草拟的《宪法》是美国各殖民地国的先驱与范本(The state constitution begins with the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 which George Mason wrote.)，美国各State的宪法，都在1776至1789年间制定。

这部《维吉尼亚权利法案》发表后的一个月，诞生了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出现了《独立宣言》后，法国也接着产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1789)，此三份文件，都建立在“人权是天赋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来是自由的，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等理念上。

《维吉尼亚权利法案》，共计16项，其内容如下：

维吉尼亚善良人民的代表，在其全体和自由的大会上制定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所列权利属于他们及其后裔，是政府的基础。

1. 所有人都是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当他们组成一个社会时，他们不能凭任何契约剥夺其后裔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

2. 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人民，因而也来自人民；长官是他们的受托人与仆人，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他们。

3. 政府是为了或者应当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障和安全而设立的；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防止弊政危险的政府；当发现任何政府不适合或违反这些宗旨时，社会的大多数人享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得以公认为最有助于大众利益的方式，改革、变换或废黜政府。

4. 除非为了服务公众，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自社会得到独占的或单独的报酬或特权；公务职位不能相传，行政官、立法者与法官等职不应世袭。

5. 州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与司法分立，并应有明确界限；前两者的成员如能感受并分担人民的疾苦，就可以不致压迫人民；他们应在规定的期限，恢复平民身分，回到他们原来的单位去，其空缺则通过经常的、确定的、定期的选举来填补；在选举中，将按照法律规定，确定以前的所有成员或部分成员是否仍符合条件。

6. 遴选议会人民代表的各项选举，并均应自由进行；举凡能够证明与本社会有永久性共同利害关系并属于本社会的人都享有选举权；未经其本人同意，或其选出的代表同意，不能对其征税，或剥夺其财产以供公众使用；也不受任何未经他们为公益而以同样方式同意的法律的的约束。

7. 任何当局未经人民代表同意而中止法律或执行法律，其与此有关的所有权力都有损于人民的权利，均不得行使。

8. 在所有可判死刑案件或刑事诉讼中，人们有权要求知道对其起诉的理由和性质，有权与起诉人和证人对质，要求查证对其有利的证据，并有权要求由来自其邻近近地区的公正陪审团进行迅速审理；未经陪审团的一致同意，不能确认他有罪，也不能强迫他自证其罪；除非根据当地法律或由与其地位相同的公民所组的陪审团裁决，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

9. 不得要求缴交过量的保释金或判处过重的罚金，也不得判处残酷而非同寻常的刑罚。

10. 对官员或执令人员签发一般搜捕令，使其在没有获得所犯事实的证据时，即行搜查可疑地点，或拘捕未经指名或其罪行 未经阐明且且无实据足以左证的人；这种搜捕令实属不可容忍并且是压制性的，绝对不应签发。

11. 在财产纠纷和人与人之间的诉讼案件中由陪审团进行裁定，这一古老的审判程序比任何其它程序均为可取，应予以保 持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12. 出版自由乃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绝不能加以限制； 只有专制政体才会限制这种自由。

13. 由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民组成并管理得当的民兵，乃自由州的妥善、自然而安全的保障；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会危及自 由，应避免设置；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应严格服从文职权力，并受其统率。

14. 人民有权享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因此，在维吉尼亚地区内，不得于维吉尼亚政府之外另行设立或成立任何政府。

15. 必须坚持公正、适中，节制、勤俭和优良品德，经常谨守各项基本原则，否则任何人民都不能保有自由的政府，也无法享有上苍所赐的自由。

16. 宗教、亦即我们对创世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尽这种责任的方式，只能由理智和信念加以指引，不能借助于武力或暴行；因此，任何人都有按照良知的指示，自由信仰宗教的平等权利；所有人都相互有责任以基督的克制、博爱和仁慈对待他人。

摘自右派网

附录：权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美国宪法的草创人没有在宪法中拟订一项权利法案。此一缺漏的原因并非由于他们不关心基本人权，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宪法既没有特别授权管理出版或集会自由之类的事务，当然也就不需要特别陈明不存在这种权力。这一立场从逻辑上讲是正确的，但从心理上讲则不然；美国人民普遍希望宪法中明文规定他们的福利。第一届国会集会后不久，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一项很长的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国会一共通过了十二条修正案。但是，只有十条为各州所批准，并于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些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法案中大部分是对政府施加限制－－规定联邦政府所不能做的事。结果，在一般情形下，这项法案也被解释为适用于州政府。既然几乎各州都有一项权利法案，或作为州宪法的一部分，或作为州宪法的修正案，因而可以准确地说，所有美国人在全国各处均享受此类权利法案的保护，不受任何地方、州与联邦政府的侵犯。

第一条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第二条修正案

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

第三条修正案

任何兵士，在和平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

第四条修正案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第五条修正案

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第六条修正案

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修正案

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者价值超过二十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并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第八条修正案

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不得课以过高的罚款，不得施予残酷的、逾常的刑罚。

第九条修正案

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轻视人民所拥有的其它权利。

第十条修正案

举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行使，而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行使之。

摘自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我的梦想

作者：肖雪慧

我曾经有过一批好友。我和他们从同一所大学毕业，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却不离文化圈，重要的是，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对真实的追求，对问题刨根究底的嗜好，喜欢聚在一块谈天说地、神侃神聊、争论辩驳。不知不觉，我的家成了大家的聚会场所。朋友们隔不多久就会来我的小房子聚首，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讨论内容，学术性居多，所以大家把这聚会叫作“学术沙龙”。大体上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中心发言人。当这中心发言人可不轻松。辛辛苦苦作了系统发言之后，便有一大堆诘问、驳难涌来。如果事前准备不充分，或是缺乏足够的应对种种诘难的敏捷，多半会被拿怪问与驳难来穷追猛打的朋友们“撕扯得血淋淋的”。

这样的经历，我们中没谁逃脱过，但个个都乐此不彼。因为，在这种聚谈中，可以找到一种自己仍然保存了学生时代的单纯与锐气的感觉；在坦率的言辞、热烈的争论和尖锐的辩驳中，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共同的梦把我们这群性格各异、经常见解相左、常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的朋友们系在一起，这就是：对一个民主、自由、宽容、文明的制度和氛围的期盼。这个共同的梦给人一种在茫茫人海中有一批精神伙伴与自己在一起的感觉。大家珍惜这个感觉，所以，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朋友们都会大老远地骑车而来。

沙龙持续了好几年，即使一些有禁锢思想自由之癖好的人不时地要凭借权力捣鼓起运动群众的把戏，弄得思想、文化界浊浪翻滚，但我们始终拥有一艘精神之舟，友谊之舟；纵然面对那想把人变成为白痴的企图有无比的不痛快，聚会总能给人好心情。

然而，一场事变撞碎了这艘小舟。事情起因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美丽梦想与另一种梦的紧张对峙。我们这个圈子习惯了沙龙中百无禁忌的讨论，这持续的精神探险活动对心灵中非功利性热情和冲动的激扬，使得圈内人多半都有点唐吉柯德气质。禀有这种在此间大概最不合时宜的气质，再加之做着一个在此间最不合时宜的梦，这梦恰好又与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梦不谋而合，当这个梦被击碎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我突然置身于一种最险恶的处境。虽说这处境来得邪门，但细想想，也是在劫难逃。我天性不受约束，还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非得相信自由地思考和言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权利不由谁授予，更没谁有资格拿掉。所以，平日里口无遮拦，笔写我心。对于一些人自称掌握了一切真理，自称手里攥着进天堂大门的钥匙，还动不动拿起教师爷甚或教主的架子教训众生，我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想要嘲弄、揭底、寻开心一番。这般作为，自然痛快，但在一干业余的或专职的思想警察眼中，我也就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异类标本，他们拿灵敏的鼻子在我周围嗅个不停，我自己又拿太多的事让他们在一个小本子上忙个不停。这小本子平时秘不示人，时机一到，里面的材料就派大用场了。如此，大学毕业不久就撞上的清什么“污”、反什么“化”，一次都没忘了小小兴顾我一番。这一次当然是大大光顾了。恶运要光顾，我奈何它不得，但许多梦还留在心中。那时做得最多的一个梦，是朋友们重逢时的喜悦，沙龙恢复后更丰富的活动、更坦诚的讨论、更牢固的友谊……

然而，重逢带来的喜悦是短暂的。很快，我发现，曾经令朋友们流连忘返的聚会之所，似乎成了不祥之地，人们惟恐避之不及；这个曾经常常争吵、论战、众声喧哗，热闹得像炸了棚似的地方，后来之冷清，如果用“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形容，肯定与真实相差太远，说像鲁滨逊的荒岛，倒更合适一些。好在，我习惯于书斋的清静生活，这份清静，给了我更充足的时间去读书、思考和写作，倒也自得其乐。

说到写作，免不了要与编辑打交道。结果，又有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际遇。最怪异的是，有好几年，我的姓名竟成为一个问题。这个由我的祖母给取的名常被人委婉地暗示：“不便使用”。尽管过去无论出版书籍、发表文章，还是在其他任何需要使用姓名的场合，我都一直这么用着，没谁提过异议。虽说姓名不过就一个符号，但我天生牛脾气，别人说不便用，我倒较上劲非用不可了。于是，为着这符号，有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的令我啼笑皆非，有的惹得火冒三丈。最叫我啼笑皆非的是四年前的一次。我收到北方一家报纸寄来样报，发现名给改了，改得也巧，刚好与邻居家的狮子狗同名了。幸亏这狮子狗没看到这份报，要不然，准会冲我“汪汪”，抗议我冒用名字。擅改我名的编辑，与我一向合作甚好，突然来这一下，不用问，准是我又蒙特殊关心了。另一报社编辑更有意思。这位老兄约稿时自我介绍，说是我的同学。不料，这家伙稿子一到手就不认同学了。头一篇稿被他给瞎安了个莫名其妙的署名。我抗议，他诺诺，但背过我又继续改名。我瞅着两篇文章的两个署名，横竖不顺眼，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弱智。有两位文坛长者听了这段奇事，乐了，玩笑道：干脆取名“弱智”算了。这主意妙。这地方，不就弱智最让人放心吗？

另一则名字的故事可就没法让人有心情开玩笑了。几年前一本小书出版。从出版社取来样书，看封面，楞了：署的根本不是事前约定的笔名，甚至连姓都给改了。一种被冒犯感使我愤怒之极，质问编辑，此人竟理直气壮：“那是你自己的名字不能用嘛！”我拿“谁说我的名字不能用”这问题质询某些机构，自然是找不到答案的，哪个机构都不肯要“你的名字不能用”之说的发明权。诉诸法律，也白忙了。据说：连立案条件都不具备，尽管有著作权法，尽管按该法条例，我这个著作权人最重要的人身权被侵犯了，而且握有被侵权的物证。

如此经历，在另一文化圈多半只能看作天方夜潭。而在这里，怪则怪矣，却并不少见。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力量总是与人的尊严和权利过不去，总是不断制造诸如此类怪事。怪事多了，许多人也就见怪不怪，安之若素了。在一个能使最无理的事显得最理直气壮，使最理直气壮的事落入最深刻的无奈之中的地方，安之若素也许是个不坏的选择。可我做不到，我不相信这地方就命定如此，所以我仍然要保有自己的那个做了很久的梦－－一个关于和平、民主、自由、宽容的未来中国的梦。

而有了与厄运相随的特殊经历的滋养，这个梦比过去更清晰，更充实。我梦想，历史不再由暴力来塑造，不再任由强权随意涂抹；人们因享有不虞恐惧不虞匮乏的权利和思想言论自由而变得自豪、高贵，友谊不再被恐惧所摧毁，人群中不再充斥着思想警察和密告员，至少，有这种窥探和记录他人言行之嗜好的人不再具有能贻害别人的条件和毒化人际关系、败坏社会风气的能量，不再有谁的姓名成为禁忌，可以让什么人振振有词地抛出“你的名字不能用”之类热昏胡话；没有谁可以制造任何形式的国家宗教去凌驾于个人选择之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在全社会强制推行任何一种观念和信仰。纵然宣称自己享有对真理的独占权，自诩有权用拳头、棍棒、抢炮、镣铐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见解和信念的自大狂不会绝迹，但不再拥有可以威逼人就范的力量。如果有谁不知趣，摆出要统一别人思想、指导别人言行举止的架式，人们可以把他当作一景、可以哄然一笑，可以幽他一默，却不必再担心被谁录入 “密札”……

未来的中国，人们有权做不同的梦，没有谁再能够为了维持一种梦想的独占地位而无情击碎别的梦想……

2000年3月3日　摘自独立中文笔会

肖雪慧简介

肖雪慧，女，伦理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供职于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主体的沉沦与觉醒》、《自我实现—— 主体论人生哲学》、《理性人格——伏尔泰》、《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视野》、《复合人格——马基亚维利》、《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萧雪慧教育随笔》、《独钓寒江雪》等。另发表有大量学术文章以及随笔杂文等。

引申阅读：肖雪慧《告密现象之盛衰》

意大利将发起全球禁死刑运动

2007年1月3日

意大利说，将在联合国发起全球禁止死刑运动。在此之前，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绞刑处死的图像震撼了全世界。

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星期二说，他的政府将利用意大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新席位推动全球禁止死刑运动。意大利今年1月1号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

意大利各政党的政治人士对萨达姆被处以绞刑表示厌恶。

伊拉克政府则指责意大利虚伪。伊拉克政府说，意大利1945年公开处死了前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并把他的尸体倒挂在米兰的广场上。

8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去年12月签署了一项不受约束的禁止死刑宣言。意大利和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禁止死刑。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意大利促国际社会废除死刑

刚刚以非常任理事国身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意大利表示，意大利将会在联合国倡议全球废除死刑制度。

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指出，任何人都没有夺取他人性命的权利，不管他们犯下什么罪行。

不过新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否执行死刑应该由各国自行决定。"

这一说法与联合国在死刑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相悖。联合国一向反对死刑，潘基文的前任安南曾多次重申这一立场。

但是潘基文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罪行的受害者。"

潘基文的发言人稍后解释，联合国对死刑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而潘基文只是让各国自己做出选择。

伊拉克当局对前总统萨达姆执行死刑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引发针对死刑制度的争论。

欧洲国家普遍反对死刑，意大利驻联合国大使呼吁联合国大会重新讨论在12月提交的一份有关禁止死刑的议案。

萨达姆被绞死过程的录像外泄后，意大利媒体同声谴责，并指出这种做法违反基本人权。

但是伊拉克政府则反驳说意大利无权批评萨达姆的死刑，因为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二战后也被处决，他的尸体还被倒挂在米兰广场示众。

死刑在美国、中国、俄罗斯、中东国家以及潘基文的家乡韩国仍是合法的。

原载ＢＢ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爱国主义”辨析

作者：肖雪慧

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误导。何况，同一个“爱国主义”词汇之下，可能有着非常混杂甚至截然对立的情感、心态、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当近年来“爱国主义”频频出现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现于大报社论、广电传媒和各类文章中之时，当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某些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情绪亢奋之时，对它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实，这种审视和辨析早就有人进行过，只是，此间以“爱国主义”要求于人的人从不声张这一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解先贤们的见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维尔和海涅如是说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力量，却难以持久。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著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国是个文明之邦、人道之邦、进步之邦。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二.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及其变种

海涅说的两种爱国主义，前一种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早已遗祸无穷的民族主义。鉴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反复引发战乱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有一个论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这话很刺耳，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代价提供了证明，当代世界那几个饱受战祸之苦的地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

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极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专制国家的当权者对这种爱国主义情有独钟。因为，当他们祭起这面旗帜时，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却可收获由它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他们既可以在自己已经丧尽人心，统治不能照旧进行下去时利用爱国主义口号来蛊惑人心，摆脱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义狂热，让人民心甘情愿为自己的野心卖命。民族主义狂热在极权主义国家很容易煽起。这是因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体亢奋所造成的眩晕中暂时产生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还由于自己附着于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量感，这种幻觉掩饰了他们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压迫机器时的软弱无力。而民族主义对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纳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它调动起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把人从文明社会的共同道义标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锣紧鼓的“爱国主义”宣传便成了大规模杀人的前奏。而为政者在无理性地摆弄国家力量挑起争端后，当情况便得于己不利时，还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作人肉盾牌。有鉴于此，当代一位思想家把当权者挂在口头的“爱国主义”视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

这种败坏人心的“爱国主义”有许多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无论这权力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无论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无恶不作的势力，国家越来越成为恶棍加庸才的乐园，官方的爱国主义者都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还拿痈疽当宝贝，把分明导致国家衰颓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艳若桃花。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当权势者屠刀高举，他们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辩解。而他们攻讦的矛头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官方的爱国主义好处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当。在普希金时代，有个臭名昭著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其成员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下作出的著名爱国行动就是写了许多诗来赞美沙皇，写了不少密扎和檄文来密告和讨伐沙皇的眼中钉。像普希金这样思想自由、独立不羁的作家正是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的 “爱国”行为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犒赏：对结社防范甚严的沙皇对这个“文学团体”的承认和扶持。

19世纪的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是政治上最落后最专制的。对于优秀的德国人来说，受迫害被放逐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像海涅等继承了18世纪启蒙传统、对黑暗决不妥协的伟大诗人遭受的不仅是放逐，还有断其生路的对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国的腐败和堕落，讽刺了德国人的奴性，又致力于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的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致力于消除法、德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而民族隔阂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赖以保持权力的堡垒。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心领神会，千方百计诋毁流亡中的伟大诗人。他们就海涅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而诋毁他“无祖国观念”，就海涅接受法国政府年金一事而诋毁他被法国收买，就海涅揭露德国的黑暗、讽刺德国君主而诋毁他污蔑德国的贞洁。对这些恶意中伤，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兰茨·梅林给以了狠狠回敬。指出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偏见而诋毁海涅。就崇拜拿破仑，梅林说：“拿破仑从犹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去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他们真是傻瓜了”。关于海涅同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法国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海涅全部著作，陷诗人于无计糊口的境地。他说：“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么，这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因为他没有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殍”；“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至于海涅关于德国状况的诗文，任何一个有良种、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会感受不到字里行间搏动着诗人对故国的忧心和深沉的爱。

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我们身边也不乏表现。那些公款出国溜达过一遍又一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条件。

三. 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

海涅赞扬的使人温暖和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是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在欧洲，这种爱国主义几乎是启蒙时代以来包括海涅在内的所有先进分子共同遵奉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在这双重身份中，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有这种双重认同的人热爱和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但在这种爱和忠诚之上还多了一份对人类的忠诚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正是后一种忠诚和关怀使得对祖国的爱并不模糊他们的是非感，不削弱他们对公义的尊重。在这些人身上，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对于祖国文明、进步的热望和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这种爱类似于托克维尔说的富于理智的爱，但又超越了它。因为，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又是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这方面，请想一想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席勒、海涅们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扩大了的爱和忠诚也使他们注视着更广阔的世界，与所有人的命运发生共鸣。由于这种世界主义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当自己的国家处于非正义地位时，出于对人类的忠诚，他们甘冒被同胞误解、孤立、围攻的危险起而反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一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他还向自己的民族、也向全世界发出尖锐的提问：“公正还是祖国！”“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

无疑，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更高的爱国主义。无论像海涅那样称之为世界主义，还是如当代许多思想家说的对“公理和良心的共和国”的忠诚，今天，这种爱的存在对于到处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是一种矫治，对于饱受其苦的人们是一种慰藉；而无论在各个民族国家还是在整个世界，这种爱也是一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四.不同的爱国主义者，不同的际遇

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不是赞美病态，而是为着国家的前途向它们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样的爱要不断的同偏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常常是沉重的，甚至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为此，伏尔泰一生与巴士地狱和逃亡生涯结下不解之缘，海涅只能在异国他乡痛苦的遥望和思念故国，与群众性迷狂进行艰苦斗争的罗曼.罗兰不得不承受误解、孤独和敌意......。

与此相反，那些爱现存秩序，媚上媚权、戴着镣铐卖弄风骚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爱国爱得十分轻松。他们无须为国家的前途焦虑，只要能捞到好处就爱；更无须为大众的生存状况忧心，他们经常挂在嘴里的无论“人民”也好，“群众”也罢，不过是只具统计意义的抽象数据。在他们那里，“爱国”成了邀功请赏的工具。而腐败份子的爱国则是对保护他们鱼肉乡里、蹂躏人民的机制的真情实意。至于专制者的爱国主义却是拿无数人的生命来作诠释的，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而需要流血的正好是那些被煽起狂热，把仇外排外当爱国主义的普通民众。

在这许多爱国主义中，前一种爱国主义不仅需要辩识是非的智慧，还需要极大道义力量的支撑。专制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需要的是权谋和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冷酷无情。而另几种爱国主义只要有愚蠢或无耻就够了。

由于爱国主义种类繁多，善良的人民不能不留心有人拿它编织美丽的陷阱。

2000年7 月23日 原载独立中文笔会

读书

作者：李银河

最近出差去了，今天刚刚回来。

花了大约一周时间仔细读了一本关于毛泽东的最新著作。感觉十分震撼。我还没有看过什么比这本书更震撼的书。感觉上一个像是炸了一颗原子弹。当然，如果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也会在社会上炸一颗原子弹。另一个感觉就是很多事情搞清楚了，过去对于刘少奇呀、林彪呀、彭德怀呀、周恩来呀、刘志丹呀，都有很多事弄不明白，这下大概明白了。

几个主要的感觉需要在这里记录一下：

理想主义是完全没有的，只有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而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只能遭到惨败，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最终胜利。这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对于中国究竟最需要什么，过去一直想不清楚，大家也有很多争论，新左派要社会主义，自由派要资本主义，比较浅薄的人要爱国主义。各有各的道理，人们都想不清楚在现当代我们到底应当追求什么。看完这本书，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几千年来包括现在最缺少的东西（观念、价值、制度和文化）是自由和民主。这两样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最应当追求的东西。无论你在经济上有什么样的主张，都绕不开这个东西。这应当是各种思想流派在激烈争论中一个公认的前提。

我不能在这里提到这本书的标题和作者，否则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看到以上文字。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没有民主和自由的证据。

谨在此向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原载李银河博客

深圳市迫台资公司富士康组建工会

VOA 记者：田野 华盛顿
2007年1月2日

深圳市总工会12月31号派人到台资公司富士康吸引员工加入工会，并表示，今后会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采取同样做法。有分析指出，工会本应是工人自发建立的组织，但是，在中国，组建工会的过程中看不到工人的参与；至于派出工会如何代表工人的利益，还有待观察。

*员工20多万却没有工会*

由台商郭台铭投资创建、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目前是深圳最大的台资企业，据称仅在龙华的鸿富锦保税工厂就有员工20多万人。

富士康集团一直没有成立工会。深圳市总工会与富士康曾多次磋商，达成年内建立工会的共识，但眼看2006年就要过去，工会仍未成立起来。

*采取强制措施*

于是，深圳市总工会12月31号采取强制措施，在富士康员工聚居区设会场，悬挂“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等横幅标语，现场招收了118名富士康员工登记加入工会。

深圳市总工会公交工会负责人说，市总工会是为了兑现富士康年底前成立工会的承诺才采取这种不同寻常的措施，向富士康派出工会的。他并且表示，这个做法得到深圳市政府部门的支持，今后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建立工会时，如果遇到阻力也会采取这种做法。

*龚小夏：应是工人自发的事情*

美国劳联产联的中国问题专家龚小夏分析说，按照中国的工会法，企业成立工会只要有25名以上员工自愿加入工会就可以成立，所以，成立工会应当是工人自发的事情，至于深圳总工会向台资企业派出工会，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法律。

龚小夏说：“从一方面说，可以说是中国工会要扩大影响力，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工会的官办性质是不是也太明显了一点。在自己的工人没有投票或没有以某种方式表示要成立工会之前，这个工会是不应该存在的。”

*深圳市总工会与富士康集团*

深圳总工会方面表示，即使将来富士康集团内部成立了工会，市总工会的这个派出工会也不会撤销。至于派出工会的作用是什么，未来两个工会的关系如何并存，现在似乎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美国劳联产联的龚小夏说，工会的作用首先是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也只有企业内部自己的工人才最知道自己希望争取什么东西。但从有关官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深圳市总工会一直在与富士康集团、而不是与工人磋商建立工会的问题。

龚小夏说 ：“这中间工人到哪里去了？工会本来是工人的事，但工人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到底应当如何去做*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一般来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合资或独资经营的企业中，工人的福利相对比较好，但在许多台资、港资或韩资企业中，工人福利和劳动条件都比较差，有关资方不善待工人的报导时有所闻。

龚小夏说，从2004年开始，中国工会方面要求合资和外资企业成立工会，但在这方面，无论是中国工会、还是中国工人，其实都不知道到底应当如何去做。

龚小夏说：“中国工会自己是从来没有真的去组织工人的经验的 ，中国工人也没有工会真的能够代表自己去和资方讨价还价的这种观念和经验。所以，派工会这个事情采取的还是中央集权的模式， 但派进去的工会是和资方关系更近呢、还是能代表劳方的利益呢，或者是中国根本就不承认有劳方存在呢，这个东西恐怕就要看它怎么发展了。”

原载美国之音

萨达姆绞刑录像引发新一轮暴力

2007.01.02
逊尼派穆斯林在提克里特游行抗议
互联网上出现的手机录像视频显示，萨达姆在被执行绞刑前遭到行刑者的侮骂和有什叶派穆斯林行刑见证人在欢呼。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用新一轮暴力来进行报复。欧洲国家对执行死刑表示了谴责。

萨达姆死前最后几分钟的手机偷拍录像使得伊拉克再次陷入紧张状态。这一段长2分38秒的萨达姆受刑录像视频2006年12月30日晚些时候出现在互联网上，与官方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它显示萨达姆在被执行死刑前受到了行刑者的辱骂和嘲讽。通过录像可以看到和听到，行刑现场的见证者有节奏地呼喊激进什叶派武装领袖萨德尔的名字，并向萨达姆高喊“你去下地狱吧！”在萨达姆被绳索勒死的一刻，现场还爆发出欢呼声。

这一段录像显然是现场的什叶派穆斯林目击者偷拍并作为“战利品”放到互联网上流传的。伊拉克当局正在调查偷拍者和追究现场谩骂者的责任，也希望搞清楚录像是怎么流传到网上的。

在伊拉克北部的莫索尔城，一座主要是关押逊尼派穆斯林囚犯的监狱发生了暴动，原因是一位探监者讲述了手机录像显示的萨达姆受辱的状况，引起了囚犯的愤怒。据当地官方的报道，暴动中有七名狱警和三名囚犯受伤，而一名自称是目击者的人称暴乱中有一名囚犯被开枪打死。

死刑加深宗教派系仇恨

萨达姆被执行死刑引起了整个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的愤怒和报复心理。行刑后几小时，伊拉克就发生了几起汽车炸弹事件，导致了大约70人丧生。在逊尼派穆斯林人居多的城市萨马拉，游行者抗着镶有萨达姆画像的空棺，走过去年二月在逊尼派穆斯林制造的爆炸中几乎被摧毁的有几百年历史的什叶派穆斯林金顶亚清真寺。在巴格打北部，也有数百人上街游行抗议他们的前总统被处死。

在萨达姆被下葬两天后，仍有不少人到萨达姆家乡萨拉赫丁省的提克里特市奥贾村吊唁。萨达姆被安葬在一个朴素的坟墓，下葬仪式非常简单，整个过程有警方保护，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最后一个月里，伊拉克暴力事件中丧生的人数又创新的纪录，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导致了1930人死亡，是2006年一月份的三倍之多。整个2006年，伊拉克频繁的暴力事件中总计有1万2000平民死亡，大约2000名警察丧生。近来，伊拉克暴力事件更加频繁，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几乎是每天平均有120人在暴力袭击中丧生。

欧洲对处死萨达姆持批评态度

欧洲国家对萨达姆被处死普遍表示谴责。英国外相玛格丽特.贝克特呼吁不管罪犯犯了什么罪，都应该废除死刑。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克特还谴责了公布萨达姆被执行死刑的图片，认为“不管对死刑持何态度”，都不该公布这样的图片。

欧洲的一些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批评将萨达姆处死的做法。法国“十字报”评论说，伊拉克政府把萨达姆变成了一个烈士和英雄，比利时的“自由报”称死刑是一种低级的报复，并不能代表公正。奥地利维也纳“传媒报”认为，处死萨达姆不但不会结束伊拉克的暴力冲突，反而可能会使暴力更加升级。

原载德国之声

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全文）

作者：阿玛蒂亚•森

【一九九八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下面这篇论文是他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设世界民主运动”讨论会上的主调演讲。此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产业联盟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赞助。美国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玛蒂亚•森《自由的发展》一书，更详尽地讨论了本文的论点。】

　　一九九七年夏天，日本一家重要报纸问我，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麽？这是一个启人思迪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纪世界的一些欧洲帝国，特别是英帝国和法帝国，已走向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和灭亡。共產主义的兴盛和衰亡（如前苏联/东欧集团），或发生剧烈改变（如中国）。西方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日本、东亚、东南亚具有更大优势的世界经济。虽然後者目前出现了一些金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转变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过去的一百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民主的观念当然起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尝试，但民主的观念确实形成於希腊，而且，在希腊崩溃并被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认真地，尽管是在一种有限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作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後，才慢慢重新出现并获得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件帮助了民主的复苏，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然而，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用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反叛者们，将民主制完全视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下，追求美国独立的战士和法国革命者，对於民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发展贡献极大，但其实际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仅限於大西洋两岸，并且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

　　在整个十九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纪，这种讨论才发生变化。政治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正是在本世纪，人们终於接受“所有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成人”，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女人。今年一月我见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 ---- 瑞士总统露丝。德雷佛斯，她使我回想起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我们终於认识到，民主的普遍性就像善行一样，是没有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受到了来自各种方向、采用各种形式的挑战。这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不得不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观点及其相关的争论。但在讨论之前，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中一种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

　　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一些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它们就像电脑程序中的预设（default ）指令组，被当做一种应该普遍遵守的规则。除非以某种方式明确地加以否定，它们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在世界各国尚未全部接受民主观念、也未全部采用民主制的情况下，民主制现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正确的制度。诋毁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人，现在完全处於守势地位。

　　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当时主张民主制适合於亚洲和非洲的人处於绝望的境地。虽然我们现在有充足理由与那些公开或隐含地反对民主制的人展开论战，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和数世纪以前相比，普遍的观念环境发生了多麽大的变化。某个国家（南非、柬埔寨或智利）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类问题，尽管在十九世纪的话语中非常流行，我们讨论时却无需每次都从头开始，因为我们现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就是我们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时所处的大环境。

　　印度的经验

　　民主的实践效果如何？现在没有人会真正怀疑民主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所起的好作用，但对於世界上许多较穷的国家，这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不打算详细探讨民主的历史记录，但我认为民主的实践效果相当好。

　　印度当然是这种争论的主要战场之一。英国人在反对印度独立时，非常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印度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的状况确实非常混乱。印度政府缺乏经验，分治状态极不稳定，政治组合不明朗，加上普遍存在种族暴力和社会动乱。人们对於印度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国家缺乏信心。但半个世纪以後，以和平手段解决困难问题的印度民主制，其实践效果相当好。政治分歧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按照选举和国会规则来组织政府。印度这个由各种不同成份草率组合起来的国家，却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单位而生存下来，并运作得相当好。它确实是通过实行民主而结为一体。

　　印度的生存经历了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解决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的问题。宗教和种族上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宗派政客利用，而且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受到利用（例如最近数月发生的事件），从而引起全国的极大惊恐。但实际上，宗派暴力引起的惊恐，受到全国各阶层的谴责，这就为反对狭隘宗派主义最终提供了重要的民主保障。对於印度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印度不仅有其主要的教派印度教，还拥有人数居世界第三的穆斯林教徒，数百万基督教和佛教徒，以及居世界第一的锡克教徒、帕西教徒和耆那教徒。

　　民主与经济发展

　　人们常说，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这种观点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领袖和前总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说”。的确，南韩、新加坡和改革後的中国等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於印度、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威权性较少的国家。然而李氏假设的根据是一些零星经验，和非常有选择性的有限资料，而不是对范围广泛的现有资料进行的普遍性统计研究。根据非常有选择性的资料，不可能建立这类普遍关系。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威权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其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没有可信的普遍证据可以证明，威权统治和压迫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确实有助於经济发展。普遍的统计资料的确不支持这种推论。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或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系统性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政治权利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定向关系可能取决於许多其他环境条件。有一些统计学研究提出，两者存在一种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却提出存在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所有的比较研究之後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我们不仅研究统计学联系，还要研究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因果过程。对於导致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条件，我们现已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尽管各种经验研究具有不同的重点，对於一系列有助於经济发展的政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扩大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其他社会机会。然而，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与民主相冲突，因而必须用南韩、新加坡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强力压制民主。相反，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为了全面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领域，考察更宽阔的经济发展需求，包括对经济与社会安全的需求。我们必须考察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和防止严重灾难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使人民获得一个好机会，来提醒政府注意普通民众的需要、採取合适的措施。政府对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反应，取决於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政治权利的表现，确实能够对政府的运作提供一种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励机制。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於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獨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失败後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德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國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黨制选举。由於没有人敢批评中國政府，即使每年饿死数百万人，其错误政策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於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乾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画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黨和独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独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後一次饥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独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黨制和新闻自由之後，饥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我和让•德累兹（Jean Dreze）的合作研究，考察过这个课题，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饶舌。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方面，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励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

　　这里有一个重要教训。许多专家治国论者在宣传市场制度可以提供经济鼓励机制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鼓励机制。他们选择了是一组极不均衡的基本规则。一个国家在走好运，没有严重灾害威胁，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不大会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但如果经济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失误，一个似乎是健康的国家就潜伏著不安全的危险性。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民主制度带来的惩罚。这在两个方面特别明显。首先，南韩、泰国、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的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特别是与金融政策缺乏公众的监督密切相关。导致这一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其次，一旦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衰退，印尼等国的人们就特别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即民主国家防止饥荒的那种保护功能。在非民主国家，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

　　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百分之十似乎并不算严重问题。但如果经济收缩的负担没有被广泛地分担，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於悲惨境地。在经济良好时，印尼人民可能并不怀念民主。但在经济危机的分担很不平等的国家，民主的缺乏使人们发不出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

　　民主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分析局限在民主的批评者、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批评者所限定的范围。在後面我将讨论民主的文化方面批评者的论点。我现在要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所做的事，以及说它是一种普遍价值的根据。

　　民主究竟是什麽？我们绝不能把民主等同於多数人统治。民主的内容很复杂，它的确包括投票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它还包括保护自由，尊重法律机构，保障自由讨论，和发表新闻和公正评论时不受政府的检查。如果不同派别没有获得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和思考不同观点的自由，选举也会变成一场大骗局。民主是一套需求系统，而不仅是在孤立情况下所选择的某种机械性的方法（如多数决）。

　　用这种观点来看，民主及其是普遍价值说法的优点，与某些特定美德及其自由实际很相似。我们可以分辨出民主丰富公民生活的三种方式。

　　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普遍自由的一部分。实行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其幸福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对於人类的幸福生活具有天然的价值。人民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处境。

　　第二，正如我在驳斥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时所指出，在促使政府倾听人民发出的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各种需求的声音方面，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

　　第三，实行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并有助於整个社会形成价值观和找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即使是理解“需求” （包括“经济需求”）的概念，也必须让公众对各种资讯、观点和分析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在这种意义上，民主除了具有在公民幸福生活的天然价值和政治决策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普遍价值时，必须进行这种多方面的分析。

　　要了解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人民的各种“需求”，就需要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要真正掌握经济需求的内容和及其影响，必须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特别是与保障人民公开讨论、辩论、批评和坚持异议有关的权利，乃是制订出资讯充分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这一过程的核心。这种过程对於形成社会的价值观与发现重要问题也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没有公开的讨论，不进行公开地交换意见和争论，我们就不能发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问
题。

　　事实上，在评估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果往往被低估。例如，公开讨论对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的降低，起著重要作用。大量证据表明，公开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的恶劣後果，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生活的恶劣影响，对於印度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喀拉拉邦或泰米尔纳德邦现在开始形成现代幸福家庭是小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就与公众的广泛讨论有密切关系。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百分之一点七，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百分之一点九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於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文化水平较高（比中国任何省份都高），这也是社会政治对话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

　　人类社会存在著各种悲剧与危险处境，其中有些比较容易通过社会手段来加以克服。人类的各种危险处境应该是我们辨识自己“需求”的根据。例如，有许多我们很向往的东西，可能被我们视为自己的“需求”。例如，我们可能像古人那样，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但我们并不把长生不老视为一种“需求”，因为显然做不到。我们关於“需要”的观念，与我们知道有些危险处境可以预防，而且知道其预防办法，有著密切的关系。在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相信政策的可行性（特别是社会可行性）的过程中，公共讨论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权利，不仅对於促进政府对经济需要作出反应很重要，对於了解经济需要的过程本身也非常重要。

　　价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於它具有某一项优点，而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有时说，并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把民主与引起我们向往的其他东西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情况的确如此，这里不存在共识。但有些人将不存在共识当做民主并非普遍价值观的充分证据。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开始讨论：什麽是普遍价值？某种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东西是否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共识？如果必须如此，那麽普遍价值就可能不存在，因为没有哪种价值（包括母爱）没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我认为，普遍价值并不需要人人赞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关於某种东西是普遍价值的任何主张，都与某些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分析有关，尤其是人们是否可以在他们尚未充分思考过的主张中看到某种价值。不仅是关於民主，所有关於普遍价值的主张，都隐含著这种假设。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隐含性的假设方面，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最大的转变。对於某个没有民主的、许多人没有机会考虑民主制的国家，我们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假设一旦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现实，那里的人民就会赞同它。十九世纪的人通常不作这种假设。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假设（即我前面所说的“预设”立场）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

　　我还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二十世纪历史的考察。随著民主的扩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起源於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已扩散到地球的许多遥远角落，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参与并接受民主制度。而且，如果某个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众就会举行广泛的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後来往往遭到残酷镇压。许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险为恢复民主而战斗。

　　有些人反对民主是普遍价值，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没有得到所有人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些不同的国情有时是指某些国家的贫穷。按照他们的说法，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於穷人特别重要。显然这适用於面临饥饿的饥荒受害者。它也适用於金融危机中从经济阶梯上摔下来的赤贫者。有经济需求的人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宣布在“紧急状态”取消各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时，也提出了类似理由，在随後的选举中，选民们以不同的立场而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在这场至关紧要的选举中，这个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选民坚决反对取消基本的政治与於公民权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选民对於其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於经济困境的重视。

　　印度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公民政治权利的说法。考察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後，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迫的运动与抗议。

　　来自文化差异的理由

　　还有一些为民主的地区差异性辩护的论点，不是与经济环境有关，而是与文化差异有关。这些论点中最有名的也许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据说亚洲人具有重视纪律而不重视政治自由的传统，因而这些国家对民主必然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道德与国际事务理事会”的讲座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观点。

　　在亚洲文化史上，尤其是在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中，我们很难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任何确实根据。例如，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帝王 Ashoka的铭文中就有关於容忍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是国家职责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对亚洲的多种民族归纳出普遍的结论很不容易。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有时首先将东亚当作特别适合这种主张的地区。尽管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亚洲各国都很相似，但关於东西方差异的普遍命题往往以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为例。我们应该感谢李光耀，他清晰而充分地解释了这种观点，而其他人的解释往往模糊不清。李光耀说，“西方关於社会和政府的观念与东方有根本不同”，“我所说的东亚，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後者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和物，尽管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类似的价值观”。

　　然而，在东亚的内部，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存在著的差异很大的文化成份。人们在解释“亚洲价值观”时经常引用孔子的话，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不仅受到孔子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影响。例如，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佛教传统，历史悠久而影响广泛，在一千五百多年内具有很大势力。另外，这些国家还受到基督教的相当大影响。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存在一种崇尚秩序胜於崇尚自由的均质文化。

　　而且，孔子本人也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子路曾向他请教如何为君王服务，孔子的回答可能要引起当今威权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怀疑。他说：“即使得罪君王也要讲真话”（《论语。宪问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并非反对在现实中要谨慎和讲究策略，而是主张在必要时人民可以反对坏的政府。他说：“如果政府表现好，要大胆说话和行事；如果政府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论语。宪问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

　　孔子确实明确指出，想象中的宏伟“亚洲价值观”的两个标尺，即对国家的忠诚（忠君）与对家庭的忠诚（孝）之间，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许多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认为国家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叶公对孔子说：“我有一个刚直不阿的邻人，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他就谴责自己的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邻人中间，刚直不阿的人行事不同：父子相互掩盖，这也是刚直不阿。”（《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责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将亚洲价值观单一地解释为反对民主与政治权利，这种观点经不起严格推敲。我们不应该过於严格地批评这类观点缺乏学术证据，因为提出这类观点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客，而且往往是威权政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言人。有趣的是，我们学者对实际政治的态度也许不大现实，但现实政客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却非常不实事求是。

　　当然，在亚洲传统中不难找到关於威权主义的记述，但西方经典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类记载。只要查一下柏拉图或者阿奎纳（Aquinas ）的著作，就可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的专利品。仅仅因亚洲存在一些关於纪律和秩序的记载，就否定民主是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就犹如根据柏拉图或阿奎纳的著作（姑且不提欧洲中世纪的大量赞成宗教裁判的著作），而反对民主可能是现今欧洲或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由於当代世界尤其是中东的政治斗争经验，人们常常把伊斯兰教描绘成根本不容忍或敌视个人的自由。但同一文化传统内存在著多样性的规律同样适用於伊斯兰教。印度的阿克巴及其他大多数莫卧尔王朝帝王（Aurangzeb 是明显例外），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实行政治宽容和宗教宽容的的最佳范例。土耳其的帝王比同时代的欧洲帝王更为宽容。开罗和巴格达也有不少类似例子。十二世纪的伟大犹太学者 Maimonides 不得不逃离其出生地 －－不宽容的、迫害犹太人的欧洲，在宽容的开罗得到萨拉丁苏丹的庇护从而获得安全。

　　多样性是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的特徵。西方文明也不例外。民主在现代欧洲国家获得胜利，这主要是欧洲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一项共识的结果。把这个现象解释为西方一千多年来对於民主的历史使命，然後与非西方传统（把每一种非西方传统视为一种单质文化）对比，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这种过於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存在於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著作，也存在於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

　　让我举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为例，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位学者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杭亭顿关於文明冲突的著作。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多元性。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在文明社会中处於独特地位的西方，存在著“一种个人主义观念和关於权利与自由的传统”。杭亭顿还说：“在西方现代化之前，西方文明就出现了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核心特徵。”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很久，西方就已经是西方”。我认为，这一论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对於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与所谓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每一种说法，似乎存在著西方知识份子从另一角度得出的相应说法。假设对於亚洲的每一种说法，西方都有势均力敌的说法与之相对应。即使把双方的说法加在一起，也无法否定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结论

　　我已经讨论了有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许多问题。民主的价值包括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产生政治鼓励机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会价值，在了解民众需求、权利、职责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设性功能。这些优越性并不具有地区性特徵。崇尚纪律与秩序也不具有地区性特徵。价值的多元性似乎是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文化差异方面的讨论并不排斥，也不能限制我们现在可以作出的选择。

　　我们现在必须作出这种选择，特别是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当今世界的民主制赖以立足的基础。我已经指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主张，其最终的理由就来自这种分析。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如果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假设的文明先决条件出发，就不可能得到这一结论。

（曹思华译，参考文献从略。）摘自《中国报道周刊》

文艺复兴，就从博客开始！

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三 作者：刘军宁

中国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许多朋友不以为然，他们举出许多实实在在的例证：有大师吗？有制度保障吗？有舆论环境吗？有进取向上的道德风尚吗？有充分发育的市场吗？有像美第奇家族那样慷慨赞助艺术家的银行家吗？有懂得艺术包容艺术家的教皇吗？有像教堂墙壁那样供施展才华的现场吗？

如果让我来回答的话，答案肯定也是：没有。都没有。至少很不够！但是，没有文艺复兴，没有个人的觉醒，上面的条件能充分的具备吗？不。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如果中国尽善尽美了，个人充分觉醒了，个人的尊严得到了认可，个人的自由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文艺复兴，或者说文艺复兴，已经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绝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尽善尽美，而是因为太多的地方还不善不美。所以，能举出的中国不善不美之处越多，越证明中国更迫切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而不是相反。

那么，面对种种的困难，这场文艺复兴从哪儿开始呢？其实，这场文艺复兴已经在互联网上拉开了序幕，在博客上吹响了号角。而其中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以近亿记的博客、播客、访客！为什么这样说？不信，请看：

“博客提供了畅谈人性的场所，提供了传播艺术的场所，提供了激情辩论的场所，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现‘小我’的场所，提供了‘个体对个体’交流的平台，提供了表现自我的机会，提供了‘平等、自信、独立’的舞台。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虚伪的掩饰和矫揉造作，没有上下尊卑，正是个性张扬的理想平台。”

“这里有人谈文学，有人书野史，有人话两性，有人论政经，有人论美学，有人宣扬行为艺术。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今天这样自由而畅快的交流平台。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正从博客文化中兴起。”

“每一个上网的你，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避免恶意、更没有一成不变客观的是非；每一个你各说各话，每一个你各执己见，每一个你各有分辨；每一个你看到的花儿都有各人眼里的美，每一个你感受的冷暖都有各自的差异，每一个你对身外的鉴别都有特殊的见地，这，才是个人主角的珍贵。惟有这珍贵，你才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命运的主人、机遇的主人、幸福的主人。惟有你是主人，你才有别于机器、有别于动物、有别于植物、有别于空有人身而无人格的奴隶。

每一个上网的你，也许恶搞、也许杜撰、也许悲情、也许倦厌、也许怨毒、也许……；每一个上网的你，也许开怀、也许清闲、也许逗趣、也许明快、也许憨厚……。输入的信息一般是海洋里悠忽不见的滴水，总在海里；键入的字码偶尔激起一朵绽放七彩的阳光浪花，终会消弭；录进的符号或成飓风肆虐喧嚣，还将无息。悄悄进来又无声无息退出、抑或把地球抡翻了一回身。做自己的主人别希冀是别人的主人，改变自己的一切不期待改变别的主人，踏实了的你永远是时空一瞬。做细微之主始能为自己生存之主，吸附于时代之主始能立足自己之主；小自我始能成众大，视自悠忽始能成众之永恒。吃饭睡觉有次数，思维发散无止境；细微处个人得见民众明天久远，悠远广阔里公众视野显微私自存高绝；小独立于大小始成大，忽离别于悠忽始聚悠。”

“网民在网上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人生’。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第一人生’，但却可以在网上掌握自己的‘第二人生’。他们不满‘第一人生’中的信息被阻塞、言论自由被压制、个人权利常被剥夺、经济权益被剥削；但在网络这个‘第二人’中，他们发现了新的快感与满足感，弥补现实生活的苦楚。也恰恰是这种快感与满足，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他们与全球的普世价值接轨，不断推动‘第二人生’与‘第一人生’融合。让颠覆主流的权力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和语境，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让‘第二人生’的生活方式，最终成为‘第一人生’的生活方式。”

中国文艺复兴的“主体是上千万在读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先锋队是80后社会活跃分子，包括作家、娱乐明星、记者、商人和信息产业从业者等等，社会基础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潮流，推动力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的信息传递方式。”

“没有每一个上网的你，就没有信息的海洋汇聚；没有每一个上网的你，就没有传媒的进入大众主体。你活跃了思想，思想活跃了你；你交互了信息，信息交互了你；你造就了时代，时代造就了你。益害有论，益害无定，益害从眼前长远，益害在时空更替。有心无心，在你，你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巨人。”

“感谢科技，让国人与时俱进；感谢网络，让《皇帝的新衣》里说真话的孩子有说话的地方；感谢网络文学，作为海量、即时、互动、自由、时兴的载体，她承担了新一代中国文人的光荣和梦想。如果会产生文艺复兴，也许是从博客开始，因为这里是没有经过过滤的思想交汇的大海，孕育着巨大的能量，说不定哪天就会爆发出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命运。信息闭塞的时代过去，你可以控制传统的传媒，但是你无法控制网络。网络也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观点和想法有了表达的可能。”

“时下已到了网络时代，文化艺术的希望，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独立的个体才是最尊重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比‘文学’更重要。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这些不是我的论证，而是我辑录的博客共和国公民们的心声。那些通过网络否认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人，不也是再努力去表达一种自我的见解，努力自发说出自己的声音吗？

我以为，中国的希望，都在于曾经沉默数千年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长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们，开始在网上争辩着、表述着、呐喊着、呼唤着、参与着、推动着！如果一个人的声音不够大，大家就一起写、一起喊、一起画、一起唱、一起播。这不正是博客、播客、访客们个人的自我发现，个人意识的自我觉醒吗？这不就是文艺复兴码？

摘自刘军宁文集

萨达姆的道路——西方先扶起而后推倒的人

2006.12.30


原伊拉克掌权人萨达姆.侯赛因死了。2006年12月30日，他在巴格达上了绞刑架。德国之声中东西亚问题专家彼得.菲利浦描述了这个先是得到西方支撑，后来又被西方推翻在地的人。他从一个暴力继父那里走来，从小就会使用暴力，包括获得毕业文凭。他的榜样是希特勒和斯大林。

“人民万岁”

被告的吼声压倒了法官拉西德.阿贝尔.拉曼的声音：“人民万岁！打倒叛徒！天主是伟大的！你们是人类的敌人！”然而，法官仍然能够清晰明确地宣布：“法庭判处被告萨达姆.侯赛因.阿尔马吉德绞刑。”

那是2006年11月5日。伊拉克原独裁者至此已经连续11个月面对巴格达的法庭。先是由于1982年谋杀杜吉尔的143个居民，然后，在第二个诉讼里，由于80年代末在所谓安法尔运动里杀害和驱逐10多万名库尔德人。

萨达姆.侯赛因的判决是针对他对杜吉尔事件的责任的。第二个诉讼将在他被处死后继续进行。至于是否还会有其它诉讼，情况不明。在主要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其它诉讼看上去意义不大了。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萨达姆诉讼案是“伊拉克人民以法治代替暴君治的努力的里程碑。这是对伊拉克年轻的民主作出的伟大贡献。那个政权的受害者们获得了正义，这是许多人认为他们也许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全世界都有对处死萨达姆的批评。不是出于被推翻的独裁者的同情，而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欧洲人已经废除死刑，梵蒂冈也警告说，不能以罪罚罪。

死刑早已注定

华盛顿却是不同意这类观点的，伊拉克政府就更不用说了。通往执行的道路在巴格达铲平：当美国2004年夏把主权正式交给一个伊拉克过渡政府时，新政府最急迫的事莫过于重新让死刑“入境”。在此之前，美国刚在伊拉克废除了死刑。

萨达姆.侯赛因也必然一开始就明白，他是不可能生离这个或这些诉讼的。故意采取历史性姿态，他在诉讼开始时扮演着一个壮士形象，一个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愿意为祖国捐躯的人：“在我讲话的时候，你们应该把我看成你们的兄弟，作为伊拉克、国家意义上的兄弟。你们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熟悉我。谁也不必讨论我从1959年至今的道路。”

美国人以萨达姆的罪行作为进军伊拉克的理由。在2003年占领了巴格达，象征性地推倒了萨达姆的塑像后，美国军队长时间地寻找前独裁者。然而，美国缉捕名单上的头号种子却象是被大地吞没了。甚至高达100万的悬赏也没有效果。萨达姆显然有着太多的朋友和追随者，这使他那时能够隐身。

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3年12月15日。在这天，当那时管理伊拉克的美国人保尔.布莱默在巴格拉走到记者们面前时，他毫不拐弯抹角地说：“女士们，先生们，他在我们手里了！”几小时之前，人们找到了萨达姆，在离他正式的出生地梯克里特不远的地方，他躲在一个农居的地洞里。估计是一个叛徒的指引把美国步兵带到了那里，而萨达姆没有抵抗。满脸的大胡子让他的外表陌生化了。但最迟在一个通过电视全球转播进行的牙齿辩认过程里，事情得到了肯定：这就是萨达姆。

曲折人生

这个一度炙手可热的人，这个从那时开始居住在巴格达郊外占领军的一个监狱里的人，有着曲折的生平。他出生于最普通的家庭。他在一个叔叔家里长大，这个叔叔的民族主义和对纳粹的崇拜、这个继父的卑鄙可恶，两方面的因素培育着塑造着少年萨达姆。没有记载说明他受到过浓郁的宗教熏陶教育。萨达姆的宗教虔诚言论，比如他的信徒的位置“将是坚定不移的，没有纰漏的“，显然纯粹是一种获得大众支持的手段。

在现实生活里，萨达姆.侯赛因其实更是苏格兰威士忌、古巴雪茄、金发女郎和个人颂歌的信徒。目标明确的他一路杀着人走到国家顶层，他清除着自己阵营里的竞争者，大批量地处决共产党人、犹太人或者他讨厌的军官。即使亲戚和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伴君如伴虎。他的话足以解开一切怀疑：”宁可错杀一个无罪的，也不能让一个有罪的活着。”

青年时代，他试图谋杀他的前任之一、当时的暴君而未能成功。接下来是逃跑和流亡，再接下来是返回家园和他向他那自恋的、自视过高的总统位置上升的漫长过程。这种目空一切的脾性不断地把伊拉克扯入不幸之中：先是对伊朗的长期战争，然后是占领科威特，这在1991年导致沙漠风暴大行动，最后是2003年美国的进攻。

还是小伙子的时候，萨达姆在开罗就已经在用暴力开辟自己的道路了，通过暴力威胁，他才得以高中毕业。以同样的方式，他在巴格达获得了法学学位。他没有受过任何军事学教育培训，便自封为大元帅。他始终坚持自己来作出决定。他不相信任何建议。

世界造就了他

萨达姆的老师有希特勒，有斯大林，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领导一个极权国家的办法，从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控制，到对最轻最小的批评的镇压。法国帮助他，让他几乎造出原子弹来；德国帮助他，让他也许已经造出化学武器；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他获得了美国CIA的帮助和第一批生化武器。然而，这个合作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科威特战争之后，华盛顿和巴格达之间只剩下了公开的敌意。萨达姆认为，原因完全在于美帝国主义，它追求的是“统治世界，控制中东石油。”

人们太长时间地看错了萨达姆.侯赛因，看错者是伊拉克人自己，但更是外国。否则，华盛顿、巴黎、莫斯科和其它地方就不会那样目标明确地支持他了。假如对德黑兰伊斯兰政权不信任，又怎么会有这种支持呢？没有这些支持，这个独裁者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是世界造就了他。

也是这个世界，这同一个世界，后来要求审判萨达姆。一开始不明确，何时，何地，由何人进行。本来海牙的国际法庭是个合适的地方。但这个法庭只可以审理2002年7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华盛顿把这第二场纽伦堡审判看成为伊拉克战争合法性辩护的好机会。但一个纯美国的法庭太容易给人以“战胜国司法”的印象。对一个联合国法庭，人们意见不一：联合国不愿意成为美国延长的臂膀。尤其在伊拉克政治家们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要求判处死刑的情况下。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http://www.dw-world.de

萨达姆被处死 各国立刻作出反应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星期六（12月30日）在巴格达被处死。各国立刻做出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

"萨达姆·侯赛因在受到公正审判后今天被处决。在他的残酷统治下，众多受害者都被剥夺了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萨达姆·侯赛因的绞刑发生在年尾，这一年无论对于伊拉克人民还是美军来说都是困难的一年。将（他）正法不会结束伊拉克的暴力局势，但这是伊拉克走向成为可管理、可持续以及可自卫的国家并成为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盟友的路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未来我们仍需要做出很多艰难的抉择和牺牲。但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安全，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伊拉克年青的民主政治继续成长下去。"

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

"萨达姆至少就他对伊拉克人民犯下的部分可怕罪行受到伊拉克法庭的审判，我对此表示欢迎。他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英国政府不支持死刑，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制度，不管罪犯是谁以及他犯下什么罪行。

"我们已经向伊拉克政府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不过我们尊重他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做出的决定。"

巴基斯坦宗教党派联合行动同盟领导人巴罗奇：

"我们并不同情萨达姆·侯赛因，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他得到了公正的待遇。

"处决萨达姆·侯赛因会令伊拉克陷入更加不稳定的局势。伊拉克会出现更多派系暴力问题。我们认为处决萨达姆·侯赛因是美国分裂伊拉克的企图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

“伊拉克的事务应由伊拉克民众决定。中国希望伊拉克早日实现稳定、发展。”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

"不管我们各自对死刑制度持什么观点，而且伊拉克政府清楚了解澳大利亚政府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必须同时尊重一个主权国家就对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根据本国法律作出裁决。

"（萨达姆）他在公正的审判和上诉程序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而他在自己统治时期却剥夺了数以万计受害者的这一权利。

"他的死是将他的暴政交给历史评判并在伊拉克努力实现和解的的重要一步。"

法国外交部：

"法国希望所有伊拉克人民寄希望于未来，努力实现和解和民族团结。现在他们的目标尤其应该是在伊拉克恢复主权和稳定。

"法国及其欧洲盟友都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制度。我们认识到萨达姆·侯赛因在星期六被处以死刑。

"这是由伊拉克人民和主权政府作出的决定。"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尔巴：

"国际社会不赞成对萨达姆施行绞刑，同时对有关的法律程序存在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当局仍然坚持行刑的做法令我们感到惊讶。我认为这一事件必将引发一定的后果。

"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够控制住局势。因为冲突不会结束。这不是答案。"

意大利总理普罗迪：

"意大利反对死刑制度，因此即使在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上，我们仍然认为绝不应该执行死刑。

梵蒂冈发言人隆巴迪：

“即使死刑惩罚涉及到一个犯下重罪的人，总是一个悲哀的消息，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原因。”

“将罪人处决并不是重建公正，促进社会和解的方式。正相反，这样做会造成刺激仇杀情绪、引发新暴力的危险。”

“在伊拉克人民度过的黑暗时代，人们只能期待所有各方真正做出最大努力，在这种剧烈形势中找到和解与和平的希望。

伊拉克政界人士阿尔基法耶：

"这是正义的胜利，是普通伊拉克人民击败暴政的胜利，是理智的胜利。这是全人类，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应该感到欢乐的一天。

"我很高兴正义终于得到伸张，萨达姆受到惩罚。"

人权观察组织发言人迪克尔：

"检验一个政府是否尊重人权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看它如何对待它最大的对头。

"历史将会对缺陷重重的杜贾尔审判以及对萨达姆的死刑作出严厉的裁定。"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尔：

"在伊拉克法律下做出的死刑判决只有在经过一个公平、可信而且公正的审判和上诉程序后才能最终行刑。保证有关审判和上诉程序的公正和可信性及外界对其的看法符合伊拉克社会各界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做到这一点尤其重要。"

BBC Chinese.Com

中国著名Blogger和菜头：

“这些滑稽的仪式，仿佛是在问顾客餐前酒是选择什么，但实际上却是要剥夺这个人的生命。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从十英尺高的台子上扔下来，好让他的脖子因为无法承受体重的冲击而断裂。平常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是处死独裁者的录像却能让人们看到人是如何剥夺别人的生命的。这是多么荒唐的做法？创造物杀死了创造物，还煞有介事地弄出一整套仪式来，把这种谋杀粉饰成某种正义的行为。罪犯杀人是邪恶的，而用邪恶的手段去对待邪恶，难道这就是正义了？ ”

摘自《槽边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