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王康与刘宾雁通信录

刘老师：

小雁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这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这两年我认真思考了一些问题，简要地向您谈谈。

一、中国统一问题可能是今后若干年内最重要的事象。当然这种统一决不再是如秦汉明清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也不简单地是如北伐和抗日那样国共两党的“合作”，而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具有现代社会制度并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的重新建设，这些条件主要有：①大陆十年改革带来和造成的现代民主意识；②大陆东南沿海与内地在经济和社会展上的不平衡；③大陆占总人口不足4%却占国土1/6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潜在冲突；④中央权力历史性的衰落与地方权力不可扼止的增长的矛盾；⑤台湾经济、尤其是民生演变（包括台独运动）对大陆的影响；⑥1997、1999年港澳回归祖国后对大陆的纵深影响以及对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影响；⑦俄罗斯在若干年后与东北地区的地缘关系；⑧以美国、日本为首的亚太国家对中国未来统一问题的关注形式；⑨大陆政治老人对统一问题的心态和能量；⑩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海外知识分子、国内学术界和“第三代”知识分子）对统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参予程度。

也许，与苏俄帝国的解体不可避免，从历史角度看是根本的进步一样，中国恰恰需要以走向新的大统一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这种统一的性质、过程、方式和目标只能有待于中国人民的合力选择，但它肯定会大大改变中国的现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恐怕是如何将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与人类进步潮流的正面结合，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分外重要的。

反之，如果中国不走向一种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联邦的和民主的统一，则很可能陷入内战或内乱，中国历史将倒退若干年，并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造成混乱。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人民价值观念的现状，社会震荡将是启示录式地剧烈可怕的。

可以预期，一旦国家统一问题成为公开话题，中国人被压抑多时的历史政治热情将会迸发而出，因而，目前就有较为成熟的思考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大陆知识界现在不可能正面讨论这一问题，但为期也不会太远了。

如能在海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声音，并有一专门研究和讨论中国统一的刊物，则是中国的幸事。

二、和平演变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唯一和最少震荡的方式。尤其是把“现代性”理解成经济发展与人的需求、社会发展理解成人的保障、政治发展理解成人的解放与共处，并考虑到法律体系和社会具体工程的积累性和连续性，那么应当承认，即使在专制社会里，现代性也可以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当然是非暴力、和平递进，改良、嬗变和数量取胜的性质。严格说来，和平演变首先就有利于专制统治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历史责任心的最低程度的检验，和平演变从历史进步的方式上根本结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种以权力为目标、以土地为中心的武装斗争方式，它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自身的性质之中，同时也是对以往暴力手段的历史性扬弃；在深层观念上，能真正改善一个世纪来，尤其是1949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和进步观，缓解中国社会的重大危机，提供一个新的有希望的社会发展的整体哲学。和平演变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人民，您曾经有过许多思考。

三、中国的文学艺术是转向中国人现状和命运的时候了，“文以载道”应当成为新的艺术标准，中国文学艺术家对中国人所负责任是无可脱逃的，这是中国作家的大幸而非大不幸，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西方现代艺术及其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已成枯竭之势，而俄国作家很可能重新成为中国作家的同志和兄弟。中国文学艺术何去何从，这在文艺界内部就从未解决，应当说是有负于中国历史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家确实应当是民族的“马”，十数亿生灵太需要如“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一类大作品了，中国人在内心精神上的虚空和混乱是最令人忧心的情况。我看到在奥斯陆复刊的《今天》，为其丧失中国诗人本质的选择深感失望。

四、历史宿命论、新权威主义和单纯经济决定论以及虚无主义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上的四大迷误。其中经济决定论因有其相当合理性，但我担心它更会导致权力经济和中国人过早的、畸型的商品意识，在政治结构继续强化的条件下，经济目标会使市侩庸人哲学更为泛滥，而使中国人亟需要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追求更为萎缩，这根本上恐怕更有利于现代权权主义，而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

五、六四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时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越来越重要。只有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从这一角度反观中国问题，才可认清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生活在大陆的人可以感觉到经济发展背后当局的新世界观和世界战略眼光，一当中国政治权力以某种方式完成新的变异，一个第五罗马、亚细亚式的大帝国应运而生，西方和世界将重新面对冷战，甚而比冷战争更危险的危局。

刘老师，生为当代中国人，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您身上早已体现了的品质。刘亚平女士已转达您的意思，我慎重想过后，觉得是否能推迟安排。

近期与二、三朋友商议，先去南方数月（或数年，允洲等也已到海南），以便有一相对安宁稳定的小环境做些实事。这两年多辗转迁徙，难以长久维持，也难以尽责。

此事可能否，盼空时示之。可直接写信到：（略――编者）

好，就写到此，祝您与朱老师

大安！

W.K.
2.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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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

手稿(指王康1988年著《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编者)传来，先是“乱码”，设法解决以后，由于原稿无页码，印刷中又不慎落地，又由于脚注与本文界限不清，很难整理成序。其间一度辍止，我的“书房”又太乱，现在手头仅有四十余页（目录应是六十余页），但从章节看又似乎全了。总之，很不顺利。但我仍然非常高兴：这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有关我的文章、著作中最深刻的一部,我本人也受到启发，比如 于“人妖之间”，我就一直未从权力这个角度看 。

今天只能初步写几点想法。待细读全文后，也许还能说得详细一些。

一、这部著作对于今日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当代中国的论述。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一本书，而这个主题如你的许多思想，对中国中青年人认识眼前的中国以及1949年时的中国何以会蜕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将大有助益。

二、1979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在你1988年写此书时尚不明显，我却已有察觉。知道林贤治这个人吧？他在《书屋》（2000年3月号）上的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对于作家、特别是五七年右派作家的分化有精辟分析，可供参考。王蒙所代表的那支力量，是从“改正”那个时刻起便决心走另一条路了。我看过几本当代文学史的同一主题的论文，大都态度暧昧，含混其词，唯林这一篇最彻底，深刻。我认为89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放弃责任造成。……(此处略有删节－－编者)

三、你写到五七反右时，对于毛的谋略暂时搁置未写。现在，“引蛇出洞”早有预谋一事已成定论。那是他在延安整风中和后来1959的庐山会议上都用过的一招。近读几本有关胡风的书，发觉过去我们对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及其后果完全无知。有胡风及其同道在，中国三十年文学就不会是一片沙漠了。我觉得，无论反胡风反右派，毛都另有所图。1955年，是为了震慑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反对盲目加速农业合作化那派力量；1957年则因毛已有搞“大跃进”之意，反右是为了扫除这方面的障碍。无论如何，以毛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对于胡风一小批文人完全不必采取那样野蛮的和不顾起码信义的手段，右派也完全不必打那么多（1962年毛反对对右派甄别，就是因为他明知冤枉者太多，一平反他就难堪了）。为的就是做给党内反对派看——果然很灵。

四、1979后我的行动，端赖人民大众的支持（包括党内同情者），而这又是文革带来的巨变。你本人和你同代人（乃至更年轻的，如何清链，文革时不过十四、五岁）文革中的觉醒，我认为是1949年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也不仅是“知青”，我见到不少工人、农民、下层干部，同样摆脱了奴性，有了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苏联、东欧（也许波兰除外）就缺乏这样一支平民反对派，全是知识分子，且是“精英”，远离工农。Sakharov和他夫人便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劲头很足。我自知从来不是个勇者，也非你这样的智者，79后坚持走下来，并非由于不怕牺牲，而是“起初心地单纯，不觉得有何危险，而当危险出现时，已发现我背后的力量可以依恃，这才继续走下来”。

五、1985年很重要，世人只知1981、1983和1987三次逆流，其实85这次反对改革的反攻更强大，只不过未采取运动的形式而已。那年三月（？）胡耀邦被逼得发表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交出了已争得的全部新闻自由。改革派主将项南、雷宇被撤职。从事经济改革的中、下层干部纷纷受审、下台甚至入监，中纪委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对我进行长时间的全面审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三十八年是与非》后，陕北帮大兴问罪之师，逼得胡耀邦一个月不敢开书记处会议（因为一开就必定要讨论我的问题），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说了几句于我不利的违心的话，还要习仲勋出面以违背事实指我有错的方式向陕北帮求和。《第二种忠诚》在那种情况下能问世是很难得的。1988年在美国的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刘宾雁到1985年还提倡‘忠诚’，保守到什么程度！”刘晓波、陈军拟于 89年春在New Youk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批我，放出的流言是“刘宾雁是在待价而沽，随时准备投降中共”。他们不懂中国国情，不能理解在那个时候以“二忠”方式反对中共是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中国是索尔仁尼琴无法存在的国度；“打倒中共”连平民反百姓都难以接受。

1985年，报告文学已难发表。对于文革20年，我也只能以写西德的方式提醒大家反思。无计可施，我才在《文汇月刊》上发《我的日记》，因为可以绕开“凡批评稿件必须经被批判者上级审阅，本人过目”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又把有些事情捅出来，或使有些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也真起到了这个作用，为鞍山三律师，朝阳文化馆被逼婚的姑娘等）。

六、“二忠”中提倡的那种精神，是我1952—57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期间就极力提倡的。那时是发动青年工人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到很多工厂找这类人物，结果只报道了一、二人。原因是国营厂矿青工几乎全是农村来的，生活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精神。“干预生活”口号我是1954年从苏联引入的，但我在精神上、心理上亟欲对周围世界有所影响的意愿却早已有之。也许可以说这同胡风40年代在文学理论上所提倡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不谋而合。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敌视的——他要你出大力、死卖命，但不能自发、独创，尤其不能有怀疑和叛逆精神。1958年我已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山西农村，人民日报一日转载了北京日报社论“共产党员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我读后心中很不舒服，几日闷闷不乐，觉得那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文革期中四人帮为什么年年五月都要纪念延安文艺讲话周年？猜想一是由于毛对知识分子的贬损，一是奴录主义吧——从文艺到生活。

七、1983年（？）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同志出于好心（他也是五七难友）让我采访张海迪，朱伯儒，说“也好改变一下形象——他们老说你只写阴暗面”，我本来对这种先进人物是没有兴趣的，但采访中发现也还有些可贵的东西：我有意强调了张海迪身上那点“异端”色彩，如朱伯儒与雷锋之不同（我特别征求过他本人的意思：你做好事，是在和雷锋不同的时代，有些事分明就出在地方党委门前，本该他们管的，因而——你是否时常是蹩着一口气在做好事？他完全同意），那两篇东西是张、朱在写他们事迹的文章中最满意的。我更喜爱的人物还是《孤雁失群记》的主人公及他的同情者，以及其他敢于抗争的人物。最后一位，是我出来后1988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的“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中所写的王福锦。

听朱洪说你已迁居，E-mail号码也变了，此次朱先生来证实果然变了。能偶然结识朱君，是一幸事。他常往来于大洋两岸，我可以多听到些你的消息了。此次带来你的又一部TV作品，我还要过几日方能欣赏。

顺便问你：关于胡风，我手头有梅志的《胡风传》，万××的《殉道者》和林贤治一文。写他的书有多种，你觉得哪本最好？还有什么其他好书？我可以让女儿买来。

也许已告诉你了：我去年就该完成的一本书，刚刚动笔。是透过我一生经历（不是自传）写1949年以来中国、中共何以会以及怎样沦落成今日这个样子的。工程浩大，计划、提纲（思想）多次变动，我一边学电脑汉字输入，一边想一边写，打字速度居然进度不慢，甚是欣喜。

美国历史学家Habsbawn的20世纪史——“The Age of Extremes”，中国译为“极端的年代（世纪2）”很好，不知你读过否？奉劝一读。

我的E-mail地址更变：（略――编者）

新年－春节快乐！

你的信不在手边，写了这些，也不知是否你所需要。有何意见、要求请随时告我。

宾雁
00.12.31

转自博讯《王康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