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二月 10, 2007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作者:汉娜•阿伦特 林骧华 译
  
我们在前面各章里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何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了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处理其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如果说,从追溯历史和分析我们通常所谓的本世纪危机,可以发现极权主义的成分,那么结论就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并非来自外部的纯粹威胁,并非德国或俄国某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纯粹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根据这种思考才提出一个问题: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于这种危机同时表现出最清晰的征兆,它究竟是否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归因于各种传统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共和制或寡头制,独裁主义或民主主义——可悲的但或许是偶然的失败。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质,可以与其他政府形式(例如自从古代哲学以来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认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较,像它们一样下定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形式和行动路线必定依赖很少的几种基本经验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关注公共事务、这些经验就会产生。如果右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现途径,那么,考虑到极权主义政府的创新形式,不管出于什么原由,这种经验以前必定从未用作一种政体的基础,它的一般情绪——尽管在其他每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人们熟悉的——从来流行过,从未有指引过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向。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它似乎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经验过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这些形式很早就被发现、希腊人对它们作了分类,它们早已存在很长的时间。假如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的基本思想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是在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以来并无变化),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我们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探索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政治学中,关于政府本质的一切定义都以此为基础,这种选择是在守法的和不守法的政府之间,在任意独断的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权力,另一边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权力,两者互属而不可分,这从来就毫无疑问。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但是它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指导,亦非恣意行事,因为它宣布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一切成文法都从这两者而来。

极权统治的畸形主张似乎是没有回应余地的,它不是“毫无法纪”而是诉诸威权之源泉(积极的法律从中获致最终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它之蔑视积极的法律,宣称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为它出自法律之源,那么就可以踢开小小的法律。极权主义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装发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统治的道路——这是成文法承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法律性。法律性与正义之间的落差不可能泯除,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成文法以此为自己的权威根据)——“自然法则”统治整个宇宙,或者在人类历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习俗和传统表达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则——必然是普遍的,必须对无数的、无法预计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个别案件有许多不重复的情况.因而多少会避开普遍标准的适用。

极权主义之法律性是蔑视合法性(legality),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而不落实到个人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标准。它不麻烦地针对人的行为而直接将法律运用到人类。假如恰当地执行,那么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就能制造人类作为它的最终产物;而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宣称要将人类物种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永不失败的法律载体(carrier of law),否则人就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法律。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巨大罪行而中断,那么也可以说,这种罪行不应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阴险,而应该归咎于有意识地打破组成如西塞罗所谓“民族”的“共识法规”(consensus inris),而且只要国际法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哪怕是在战争条件下,它已在现代构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审判和法律惩治预设这种基本的容认(consent);正因为罪犯参加了“共识法规”,所以他才能被审判,甚至连上帝启示的法规也能在人际中产生作用,只要他们听从和赞同它。

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其他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显现了。极权主义政策并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识法规”,并不用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共识法规”而行事,并且仍然不使自己落人毫无法纪、恣意妄为和恐惧的专制暴君状态。它可以不需要“共识法则”而行事,因为它保证使执法不受行动和人的意志束缚;它也保证大地上的公正,因为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

人与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与公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自从古代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这种一致性也根本不同于自然法则或良知的呼声(自然或神性作为权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绝不会使人成为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别于作为要求赞同和服从的权威之人。自然或神性作为成文法之权威源,这一点曾被认为是永恒的;成文法根据环境变化,而且是可变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正迅速的行动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成文法的持久性产生于它们永远存在的权威来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针对人的永恒变化运动,作为一个稳定因素。

在解释极权主义时,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律。 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当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尘世人的行动之稳定的权威来源;它们本身成了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其背后是达尔文关于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认为自然发展并不一定停止于人类的目前种类;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表现,其背后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的观念,历史运动根据它自身的运动规律的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结,到那时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方法与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一般都正确地倾向于马克思的方法。这一点会使我们忘记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积极的兴趣;恩格斯在想到马克思学术上的伟大成就时,称他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如果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基本哲学,就会发觉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以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另外,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化表现,而生产力却源自人的“劳动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自然新陈代谢”而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复制物种。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关于发展的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拒绝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释每一种事物都只是进一步发展之前的一个阶段。这种发展的动力究竟称作自然还是历史,相对地说来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国”(law)一词本身含义改变了:原先将它看做一种稳定性架构的表现,人的行动和运动在其中发生,现在却看做是运动本身的表现。

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揭露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清楚地显示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说,自然法则是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新种类,就会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如果说,历史法则是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萎缩消失”,那么如果初步的新阶级并未形成,不能反过来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萎缩消失”,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到了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行使权力的屠杀法则如果能成功地使全人类服从于它的统治,那么就会继续成为运动的法则。

根据我们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种政体,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释和实现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恒戒律,成为正确或错误的衡量标准。只有根据这些标准,根据每一个国家的成文法本体,才能从政治上实现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戒律。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极权恐怖占据,极权恐怖旨在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变为现实。正如成文法(虽然它们界定侵越范围)独立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任何社会用即使没有犯罪现象,也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种纯粹压迫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还用于这种目的。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torror)变成了全面(total);当谁也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

恐怖即运动法则的现实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过人类,不落后于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恐怖本身寻求“稳定”的人,以便解放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正是这种运动别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针对他们而发作,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清除其“客观敌人”的工作。有罪和无罪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对“不适宜生存”的个人、对“垂死阶级和没落民族”进行审判的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恐怖执行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关的人主观上都是无罪的:被杀者并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杀人老并非真正谋杀,而是执行某种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并不自称公正或聪明,而只是执行历史的或自然的法则;他们并不运用法则,而只是根据内在法则进行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执行运动法则,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个人,为了“整体” 而牺牲“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实际生命的终结才能阻挠这种力量。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在人际设置界线,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际社会由于新成员的出生加入而不断受到威胁。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对于世界来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潜在的新世界开始形成。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人类一切事务的恒常运动,人的生生死死使这种运动绝不停止。法律对每一个新的开端设置障碍,同时也保证它的运动自由,这种自由是其种全新的、无法预言的事物的潜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说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记忆说明他的历史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预先存在,某种连续的实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由它们来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误解为暴政的征兆,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消除人为的法律界线。但是极权恐怖之后并无恣意的无法律现象,没有出于某种任意的意志而发怒,或者为了一个人的专制权力而反对一切人,更不是为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在个人之间替界线和沟通渠道换上了一条铁带,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变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一样。撤除人际法律的藩篱——例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夺走人的自由,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由法律圈围出来的人际空间,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同时也摧毁了暴政留下的恐惧和怀疑的毫无法则、毫无阻隔的荒野。这块荒野无疑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空间,但是它仍然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惧引导的运动和满心狐疑地行动的空间。

极权恐怖用迫使人们互相反对的方法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它在铁带之中的条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种空间,它就会显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能成功地从人们心目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毁了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是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即不能存在。

极权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存在,既不赞同人也不反对人。它假设是提供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的,以那无与伦比的工具加速运动进行。这种运动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开始运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力量最终总会比由行动和人的意志产生的最强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减慢速度,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已被人的自由减缓了,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他们以为是不恰当的。任意妄为的——与一种事实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个人成为一种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开始更新。从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做一种令人烦恼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清除具体意义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随着人的出生而获得,并且处在他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摧毁人的多元性,从多中选一,使他那种永不失败的意志产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进程或自然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被发现来解放历史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自然对“不适宜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阶级”宣判的死刑,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质变成活动(motion)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问题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类似于一种早已被注意到能解决合法性和正义之间的差异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定义为守法,假如能够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是(自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向大神宙斯祈求以来便一直如此),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为法律性行动设定了界限,但是并不激发行动;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性(同时也是错综复杂)在于它们只说人不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说人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的本质——同样自从柏拉图以来——一向根据它的永久性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本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明确标准之一是它的延续性。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暴政的坏处之最高证明是它们能从内部被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是从外部环境被摧毁的。所以,我们历来需要的关于政府的定义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的原则”,这在各种政府中是不同的,会同样激励政府和公民对待公共活动,它用作一种判断一切公共事务活动的标准,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是君主政治的光荣、共和政体的优点、暴政的恐惧。

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的人类之一部分,那么,无法完全实现的不是行动,而是活动。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够利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原则,因为它恰恰会消除人的行动能力。在极权恐怖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涉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根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同情政权或支持政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极权恐惧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它在选择执行者时,也尽可能不顾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地在清除作为行动之动机的信念。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希姆莱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最大发明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粹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清除,也决定谁应该被训练成杀人者。

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又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后见之明,才能从中发现某些使它们对于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未被发现过。)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性而闻名:它们将科学方法和相关的哲学结果结合起来,伪装成科学哲学。“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正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zoology)的题材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也有一个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门“逻辑知识”,关于其题材的科学陈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就会变成一门伪科学和一门伪哲学,在同时跨越了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研究关于神的观念与此相关的是哲学。而它又以神学(theology)的科学方式出现,其中上帝是一种启示的实在。(如果神学不以启示作为既定的实在,而只是将上帝当做一种观念,那么神学就会像动物学一样疯狂,不再确定各种动物是否有肉体的、可触及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简单地将只是一种“观念”(idea)的上帝处理成“科学的”陈述,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题材,而logy这一附尾字,也从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

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足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各种意识形态和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关注的是历史,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甚至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种族主义中的“种族”一词并不意指将人类各种族当做一个科学探索领域的任何真正兴趣,而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集思维的眼睛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历史并不显示为一种观念(这里指的是将历史看作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的永恒状态下从属的一个分类),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估算的事物、使这种“ 观念”适合于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是“观念”本身引起的运动,无须外界因素使它启动。种族主义因此是相信种族观念有内在运动,正如自然神论是相信上帝的观念有内在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假设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惟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thesis)通过反题(antithesis)走向合(synthesis),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它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中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解释为一种一致的、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的必要特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从事这一类逻辑推理,早在它出于极权主义之因而变得富有成果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多产”,以至于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压制思想,用单一的辩论来得出结论。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新观念(它会变成另一个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打断,也不会由新经验打断。各种意识形态一向假定,用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因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中。在从整体上解释一种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时交换必要的哲学思想,其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之险,而是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之发生,原因是它们原先根据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印象,好像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事实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于一切意识形态思想来说,有三种具体的极权主义因素显得很奇特。

第一,各种意识形态在宣布它们的总体解释时,倾向于解释的并非“是什么”,而是“变成什么”,凡生者皆死。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只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中的通常含义。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辑前提开始,情况亦如此;自然在这里只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它们降低到自然问题。宣称从总体上解释,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作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作作可靠预言。

第二,根据这种能力,意识形态思想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它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思想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来控制事物,并且要求有一种第六感,使我们能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特别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机构的设立也完全出于这个目的,在纳粹的奥登斯堡里或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情报局里训练“政治军人”。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它总是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秘密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秘密意图。一旦运动取得权力,他们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的概念取代了敌意,这就产生了一种心态,使现实--真实的敌视或真实的友谊--不再凭本来面目被体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地假设有别的含义。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无力改变现实,那么它们从经验之下达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过某些方法来显示。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假定它能够理解超人类运动、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来达到的,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模仿的是“科学地”建立的运动法则,通过模仿过程使理解整合起来。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因素--运动的因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因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的,其次,因为它将取自经验的现实中惟一要点转变成一个公理的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完全脱离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能由现实来教导。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进人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们因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人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心日耳曼民族--而是从中可以发展的逻辑过程。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群众时,就产生了力量;发现力量,不是为了用于观念,而是为了用于它的逻辑过程“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只有当实现极权主义的主张--实现无阶级社会,或成为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赖以为基础的原初实质问题--剥削工人, 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地失去了,好像已被过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都能准许的那些权利,德国民众蒙受战争苦难,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中--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权力而产生背叛--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观念”(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现在却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 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B和C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A。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说的A,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依靠强迫力(compulsion),使我们能够强迫自己,为了有限动员那些统治者仍然需要的群众;这种内在的强迫力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价创造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思维服从逻辑这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 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他的思想。由于这种服从,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行动自由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心自由。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与他开始做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逻辑和有说服力的推论无法控制事物的开始,因为逻辑之链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设了开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量也必须动员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一切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行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发动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与死为何物。

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的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又相互对应,相互需要,目的是启动恐怖统治的运动,并且使它不停地运动。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我们在做这些考虑的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在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渗透进了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很明显,在先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未使用过这种组合。还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类经验和人们熟悉的经验,因为在一切政体中,即使这种最“有创造性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是指社会交往方面的孤独。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制造(fabrication;poiesis,指制作物品),一方面与行动(action;praxis)有区别,另一方面与单纯的劳动有区别,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注的孤立状态下进行,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中仍然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了,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在这种条件下 只有纯粹的劳动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抛弃,而人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做是制作工具的人,而被看做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孤立因此就变成了孤独。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地成为对孤独(而不仅仅是对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他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因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氛。例如古图(Cato)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首先区别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立。埃皮克提图认为(《论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他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 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仅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孤寂中思想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席斯 玛莉亚》[Sils Maria]及《 来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惟一能力(人类思维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惟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使让人能够相信”。)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人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用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拳,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对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他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三章) 转自《中国学术论坛》

钱钢:《风云侧记》何罪之有?

近日海内外议论纷起的“八部禁书”中,发现一本我喜爱的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袁鹰先生是党内资深报人,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办过中共地下党的报纸(他的同事有王元化、乔石)。他的文章有何罪过,令检查官动用重典,就像当年国民党查封他所参加编辑的上海《联合晚报》一样,必欲除之而后快?

对“阴谋论”我毫无兴趣,不想循着报道,从《风云侧记》中探什么蛛丝马迹。说到底,我根本不相信,在袁鹰先生毕生服务的新闻文化领域,会有什么可资泄露的国家机密。《风云侧记》的数十篇回忆文字,是从“人民日报”这特殊窗口,透视大陆半个多世纪的诡谲风云。其实,这并非袁鹰先生“重写”的历史,更没有颠覆性惊人之笔。那是大家一同走过的从前,只是在袁鹰先生笔下,往事昔人,皆有血有肉,把我们带回真实无伪的历史现场——在历史被刻意遗忘、面目变得越来越糊涂的今天。

那里有柔和的笔墨,记述袁鹰先生和诸多文化巨擘的交往:冰心、夏衍、周扬、胡乔木、邓拓、郭沫若……。他不遮掩真实,也宽容各色人生。他的文字,有时会流露出老一辈党内宣传战线领导者常有的语调,“同志”之称谓随处可见,“顾全大局”的分寸感使我感到熟稔。然而这位宽厚长者记录的斑斑点点,有时竟让人拍案称奇。

《夏衍教我编报纸》,回忆夏衍为人民日报副刊写杂文《“废名论”存疑》的经过。夏文反对革命后废弃传统、消灭个性的虚矫风气,委婉批评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最后引出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狂飙为谁从天落?》,回顾的是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电影《武训传》讨论”,它开启了共和国历史上向文化界动粗的恶劣先例。插图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版面。社论系毛泽东的手笔,厉声呵斥的文字下面,赫然列有四十三篇“有问题”的文章篇目和四十七位作者的名字。黑压压的名单,让人不能不身临其境地联想,当年人们读到这篇社论时的震惊,狂飙突降,那些被示众者的厄运。

读着那些史实,时而为悲剧酸鼻,时而为荒诞剧哑然。《狂热年代的几支小插曲》里,我们看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砖,在“大跃进”中被一块块撬走,去砌高炉“大炼钢铁”。《书生办报》,让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笑雨被揪斗被羞辱,在投水自尽前写给妻子黄寅的短得不能再短的遗言:“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袁鹰先生还记述文革前在报上开设“长短录”专栏的往事,这篇文章的题目,恰似今日传媒人的诉求:《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

“……六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的气氛渐渐紧张。作家们手中的笔也渐渐枯涩,人人头上似乎都悬着一柄随时会落下的剑……”(《冰心老人与< 人民日报>》)。此时此刻读着这样的文字,实有时光倒流之感!

许多文字写到周扬。这位大陆意识形态领域前“掌门人”,在那个年代留下许多错误甚或罪孽。但他又是袁鹰先生尊敬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为一个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这尊敬,来自周扬虔诚的忏悔。《风云侧记》描述,文革结束后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作长篇发言,向过去被自己粗暴伤害过的同志一一赔礼道歉。老作家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有错误,承认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周扬是个生机勃勃的人,晚年却突然失语。袁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周扬病重的经过:一九八四,他刚摔了一跤,文联来了一个干部,向他汇报文联机关学习“反精神污染”的体会。周扬问:“你们现在还在学习这个东西,一年多了。”回答说这是长时期的任务。受到精神刺激的周扬,自那次以后就发生严重语言障碍。一次和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见面,他断断续续吐出“广东改革好,不要走回头路”的话,任仲夷看他说话困难,劝他不要多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周扬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就这样无言辞世(《与李辉谈周扬》)。

袁鹰先生写到胡耀邦:

……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一九八○年二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风云侧记》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编辑部的故事”,篇章不多,却字字激活我们“八十年代”的记忆。如《<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讲述一篇来稿在读者中引起的罕见反响。大陆之外的人很难置信,私人日记、信件,在那个年代随时会被揭发检举,一夜间祸起萧墙。《“假如鲁迅还活着”》,讲述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诗人想像鲁迅如果还活着,“他也许已得到了种种荣誉,/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他也许成为高官,要出席重要会议,“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该诗刊登后,受到“中央某领导同志”的追查,甚至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幸而已是“后文革时代”,袁鹰先生一通检讨,幸免于一劫。

珍贵的史料,有回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发表经过的《“赵丹遗言”前前后后》。赵丹在弥留之际说:“‘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一九八○年我已当记者,人民日报在赵丹临终前两日刊出此文的那声平地惊雷,至今铭心刻骨。还有《“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回忆的是一九八四年底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当时,胡耀邦勾销了“人事安排小组”内定的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说那名单“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大会上,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贺词,说“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

袁鹰先生所记,全都是中共的“党内故事”,其中多数发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风云侧记》,红色的书名,洁白的封套,将封套解下,我惊讶地发现,反面竟是一整版发黄的影印旧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九四九十月二日的人民日报。我尊敬人民日报。那里出过邓拓和刘宾雁,出过王若水和胡绩伟。我尊敬一息尚存就要为民主奋斗的中共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中,有李慎之、李锐、何家栋、钦本立、戈扬、曾彦修、李普、戴煌、钟沛璋……。这事实耐人寻味,又令人沉痛。《风云侧记》引述夏衍晚年的感叹:“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与李辉谈周扬》)

袁鹰先生的书,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著作,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合乎党纪的正大光明之言。他的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也有过深深的歉疚,有过彻底更新的铮铮誓言,就像萧军所说:“有错误,承认了就好!”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内,良善未泯,正义犹在,为真理不惜生命的热血之士代有其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顶着共产党官帽的“年轻化”的思想管制者,他们对党的历史所知寥寥,对袁鹰这样的老党员冷酷无情,他们甚至也没有上一代“左棍”对主义的僵硬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操守。他们有的只是现实算计,两眼紧盯官市行情;贪婪,粗鄙,毫无掩饰地追逐权力,言语散发着匪气。他们每每揣摩上意又放大上意,“辖区内”出一星点“不安定因素”,只因可能妨碍仕途,他们的狂疾就会发作,无论面对右派左派,党内民间,动辄高压,举动之野蛮荒谬,时令海内外惊愕。他们的每一个劣行,都足以让高层话音未落的“开明”宣示,顷刻变成谎言;他们是中共国际信用的最成功破坏者。

再说一遍:我对检查官给袁鹰先生罗织何种罪名毫无兴趣。《风云侧记》让他们辗转反侧寝食不安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就有这种魔力。我也不相信,他们真的还能禁得了什么,不看看今夕何夕!一阵小小的“倒春寒”,没什么了不起。好朋友,让我把袁鹰先生这本温暖的好书推荐给你。

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写于“冰点事件”一周年纪念日

转自《青蒙赤汉》

请做一个有尊严的统治者

作者:笑蜀

首先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胆小鬼。当2000年初,我的两本书,即《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和《刘文彩真相》相继被非法查禁后,我虽然极其愤怒,但一直不敢吭声。所以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章诒和大姐,她不仅是为自己出头,也是为大家出头,其中就包括了我。该我们所有人做的事,结果是章诒和大姐一个人去做。这是章诒和大姐的光荣,但却是大家的耻辱,也是我个人的耻辱。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我们的这种集体耻辱,纵容了非法禁书这种21世纪的野蛮,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自作自受。

章诒和大姐一再强调她没有政治企图,作为作家,她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跟她这点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都不是造反派,都没有推翻谁,取代谁的企图。纯粹就个人立场而言,我当然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天性注定了我厌恶任何形式的专横统治,不管是显形的还是隐形的。但我手无缚鸡之力,并因为无力而无奈,我不可能改变现实,我也厌倦了暴风骤雨。所以我愿意有条件的妥协,有规则的专横统治,在接受的前提下一点一滴地改进规则,使统治者有机会跟着我们的时代一起进步,从野蛮进步到文明。

给统治者以退路,给统治者以前途,给统治者以希望,以此避免统治者破罐子破摔,避免玉石俱焚,这是我现在的理念。我现在把统治者看做看家狗,我要做的并不是杀掉这条看家狗,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史的人我深知,人们总需要看家狗,杀了这条狗还得重新找狗看家,但谁都不能保证重新找来的狗不跟原来的狗一样乱咬人。所以与其杀狗,不如驯狗。这么做不仅务实,而且能省去血腥。狗咬人固然不对,人杀狗也未必都对。毕竟在文明社会,即便野狗也属于保护动物,也有生存权。

我是一个不愿手上沾血的人。不愿自己沾,也见不得别人沾。而统治者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则是避免任何人手上沾血的前提条件。统治者尝试从不懂规矩到懂规矩,从不守规矩到守规矩,是我个人接受专横统治的前提条件。

从不懂规矩到懂规矩,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是大致完成了。中国现在的统治者,不是不聪明,不是不明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实在太聪明太明白了。他们知道世界潮流什么样,他们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不要以为这些方面他们比我们蠢,他们知道的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知道的还多。但懂规矩不等于守规矩,从懂规矩到守规矩,这个过程在中国更艰难,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起步。

统治者绝不蠢,但他们的过度的自卑和过度的自大、他们过度的心虚和过度的狂妄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神经极度衰弱的人,有一点亮光有一点声响就睡不着觉。统治者现在正是如此,极度的自卑和心虚使他们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本来很小的事情,他们总要无限放大,实际上是自己吓自己。极度的自大和狂妄又使他们对自己估计过高,以为有权就能摆平一切,肆无忌惮。这两种变态心理叠加的结果,就是反应过度,不该出手也出手。他们以为他们踢的永远是豆腐,却不成想往往一脚踢到铁板上,只好呲牙咧嘴地退回去。

具体到新闻出版领域,他们明明知道在真正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尚不可期的情况下,对新闻、出版的管制应该有规矩,应该遵循法制的轨道。我个人也不完全排斥现实条件下的禁报、禁书,假设我个人的作品被查禁,但都是依据公开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去查禁,并且给了我充分抗辩的机会,亦即在查禁程序上完全经得追问,那么我即使不服,也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这种查禁,多少有形式上的文明可言,因此多少有一些尊严可言。但他们偏偏不那么去做,偏偏要废弃一切可以给他们带来尊严的文明形式,而采用吹风会,电话通知等他们自以为踏雪无痕的招数,不讲任何道理任何规矩的蛮横招数,想查禁什么作品就查禁什么作品,想怎么查禁就怎么查禁。他们追求无限的权力,却不想履行任何义务。他们想束缚所有人,自己却不想受任何制约。他们既要在现世作威作福,又要避免在历史上留骂名。他们的算计真精明啊,恐怕全世界的奸商都要望尘莫及。但他们忘记了,最精明的算计,恰恰是最愚蠢的算计。上帝给你某些东西的同时,必然要从你手上拿走某些东西。不可能便宜都自己占完。想便宜都自己占完,一点代价不付,根本就行不通。连这点做人的常识都没有,既是一种无知,更是基于无知而生的一种无耻。

盗亦有道。只要有道,即或为盗,我仍然抵触的同时,多多少少会尊重他一些。但如果不仅为盗,而且连古往今来强盗最起码的规矩都丢的干干净净,这种人就不只是可恨。这种人无论多么强势,都不可能在我眼里建立起半点人格。

“我知道不该流氓。但今天我就流氓了,你能怎么着?”这是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通常的心态。他们不仅迷信自己手中的强力,而且迷信自以为具备的所谓高智商,得意洋洋地公开嘲笑被统治者“智商不够”、不配在中国做事。的确,人们现在真的是拿他们没多少办法,他们还可以继续耀武扬威下去。但无道之盗,哪里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有权力但无尊严,这就是他们的现实写照。而一个没有尊严的统治者,实际上是自断退路,自己葬送和解的可能,自己葬送得到人们宽恕的可能,实际上等于自取灭亡。这简直是愚不可及。

我承认你是统治者,但请你做一个有尊严的统治者,为大家好,也为了你自己好。我姑且承认你可以查禁我的书,但是,请你补给我一个法律上的完整程序,OK?

转自《青蒙赤汉》

杨继绳: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心酸,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并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贫富差距的书,出的题目是“新富与新贫”。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书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但此时,今日中国出版社由于连续出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李铁映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李铁映对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李铁映说了上面的话。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中宣部、也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而是李铁映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李铁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李铁映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不是在香港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吗?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送给他看看。钟洁玲把书稿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中宣部出版局长张小影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张小影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刘云山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中宣部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刘云山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刘云山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张小影谈谈。我敲了敲张小影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刘云山的信的复印件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中宣部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张小影在新疆说过话。他说:“张小影没说封书的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张小影,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告谁呢?告张小影,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对甘肃人民出版社遭到如此重罚,我深表痛心。但令我欣慰的是,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几家报刊上发登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肯定的。

从这本书的辛酸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中国知识分子劳动产品的发表权完全掌握在少数文化官僚手中,文化官僚对他们不满意的作品可以随时、随意横加扼杀;二,文化官僚们扼杀知识分子的劳动产品时不顾法律、不讲政策,不经过任何法律和政策程序,以言代法,说封就封;三,文化官僚们封杀作品时胆怯心虚,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电话录音,还要执行者为他保密,要求“低调处理”,让执行者为他们承担历史责任;四,文化官僚们是因人废言的,不管他们那里有没有一个被称为“黑名单”的东西,但对有些作者,他们不看作品,只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横加封杀。

中国的文化官僚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专以违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己任,他们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仇寇,他们的作为,既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方针。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的文化不是少数文化官僚所能扼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在打压中奋起,而那些扼杀文化的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附件1:给刘云山部长的信。

尊敬的刘云山部长:您好!

今年6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这是一部40万字的学术著作,意在分析如何建立阶层之间的和谐。其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一致。书中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和权威调查机构的公开发布,资料取自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了宣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广东花城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今年重点选题,初版印了8000册,6月中旬赴新疆参加书展。

然而,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

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共18章,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如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促进阶层和谐、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全。我深知阶层问题较为敏感,因此特别注意防止出版后产生负面影响。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停止销售,主要原因是“工人阶层”那一部分某些论述有可能被组织群体事件的人利用。我吸收了他们那本书的教训,在资料运用、思想分析、甚至遣词用句上特别小心谨慎。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

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最近几天,知识界的朋友们对我这件事十分关心,他们认为这不是对一个人、对一本书的事。我劝他们不要炒作。同时,我已接到几位境外记者的电话,他们询问此事,我一一婉拒,并说可能是一时误会。

刘部长,我们曾有幸同为新华社记者,我想你一定会知道我只是一介书生,我也知道你的政策水平和宽厚性格。我相信,你一定会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会使误会成为现实。

敬祝

勋安!

(杨继绳签字)

2006年6月27日

附:花城出版社审读小组对这本书的审读意见。

《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审读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正是为响应这一目标而撰写的。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因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导致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社会和谐受到了威胁。

在本书中,作者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大标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八个群体,即:农民阶层、工人阶层、流动民工阶层、私有企业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官员阶层、新买办阶层和社会有害阶层。通过大量事例、数据和列表,把社会阶层切成一个一个的横断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以及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流动及诉求渠道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不公的原因及其危害,呼吁建构和谐社会,并指出:要建构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结构,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研究各阶层的既得利益和预期目标,研究阶层流动的规律,明确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并大力呼吁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承担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权威机构。在把稿件交与出版社之前,作者对全部数据进行了复核。

本书作者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目击者、采访者和研究者。从业30多年来,除了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上百篇经济评论,著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邓小平时代》(上,下)、《社会奥秘之门》等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有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使命感,在描述国情的时候,袒露真情却不失分寸,有纵向比较,有横向分析,既指出危机也提出解决的方式,持一种严谨的研究态度,本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以作为了解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国情的一部严肃读物。

花城出版社审读小组

2006年4月17日

附件2: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的信和“出版合同终止协议”:

建国同志:你好!

我们间的关于出版发行《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的合同由于遇到了不可抗力,无法继续执行下去,我对你的处境表示充分理解。在我的书遭到封杀的情况下,你们还是向我支付了第一次印数的稿费和样书,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被封杀的事在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中引起了愤慨。这种愤慨是有充足理由的。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和谐关键是阶层和谐。我的这本书是专为阶层和谐而写的。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我的书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说明,封杀我的在政治上毫无理由。

为写这本书我生了一场大病。书中的大量数据是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一核对的。书被封杀,读者看不到我的书,我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现在我的这一权力横遭剥夺。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有的人在没有看到书的情况下,就以言代法,不让发行。

兔死狐悲,知识界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声援。十多天以前,我在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在这里听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青年记者。他们要拿起笔,为这件事件说公道话。我说:“拜托,拜托,请大家暂时不要写,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你们。”不少人鼓动我诉诸法律,几位律师朋友也表示要给我以法律援助,我也暂时谢绝。

由于我刚出院不久,体质尚差,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鼓动我不能退让,他们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去年茅以轼先生一本书封杀后,他打官司,最终取胜,知识界颇为振奋。朋友们希望出现一个又一个茅以轼,从而为知识分子逐步扩大言论空间。

钟洁玲同志为这本书费了很多心血,为出版发行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听小钟说,你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的身体又不很好,如果把事情大,对我的身体,对小钟,对你,会有很大影响。鉴如此,我还是想不把事情闹大。为此,我想搞一个终止合同的协议。我可以向一些朋友展示,让他们知道我不把事情闹大的决心。

我现在寄上了这个协议两份。你签章后寄给我,我再签字寄给你一份。

杨继绳

2006年7月31日

出版合同终止协议

2006年二三月间,杨继绳(甲方)与花城出版社(乙方)就《中国各阶层的分析》签订了出版合同。现乙方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不能将该书发行。甲方对乙方的困难表示充分的理解,并对乙方不能执行合同的行为不予追究。双方原来的出版合同就此终止。

甲方杨继绳 签字:

乙方花城出版社 签章:

2006年7月31日

转自《青蒙赤汉》

邬书林先生来访谈话纪要

(2007年1月31日上午,袁鹰记)

1月29日,我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寄去一封信,内容如下:

新闻出版总署

邬书林副署长并转龙新民署长:

你好!我是《人民日报》一名离休干部(原任报社文艺部主任)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一书的作者。

近日听说邬书林副署长在1月11日全国图书订货会的“通风会”上宣布了一份“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点入了八本书的名,其中列了我这本书。据说邬副署长给此书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听到后非常惊讶,不知道此书哪篇文章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我入党六十年,长期在党报工作,当然明白“泄露国家机密”六个字的性质和份量,工作中战战兢兢,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此书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三十多年亲历和见闻的追叙,所记事实都是真实的,书中大部分文字先后曾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出版报》、《炎黄春秋》、《纵横》等报刊发表过,也从未被认为有“泄密”问题。事关本人名誉,也为了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务请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一直在等待新闻出版总署给我发来正式通知,但至今已近二十天,迄未见新闻出版总署或邬副署长有只字通知,倒是听说网上已经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我自己未上网,是听朋友转告的)。我很不理解邬副署长既认为此书有问题,为何在“通风会”之前不先向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查,听取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就草率地在有各地出版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宣布,事后又迟迟不向作者通报,这种粗暴的方式,是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我不得不表示不满和抗议。

我已耐心等待多时,急盼回音,以释悬念。

此致

敬礼

袁鹰谨上

2007年1月29日



1月30日上午,报社文艺部主任郭运德来电话,说邬书林先生给他去电话,刚收到我的信,表示要前来当面说明有关情况。我在电话中请运德转告邬先生给我回一封信即可,不必前来。十分钟后运德同志又来电话,说邬副署长坚持要来我处,并说已报告龙新民署长,龙署长也要他尽快来说明,约定31日上午10时来我家。

1月31日上午10时,邬副署长偕秘书由郭运德同志陪同前来,我和老伴吴芸红(团中央离休干部)接待。谈话约一小时。以下是谈话主要内容(客人离去后,我们两人根据记忆追忆):

邬: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昨天上午接到你的信,我就报告龙署长,表示要亲自向袁老说明真相。龙署长说你应该尽快去。本来我昨天下午就想来,运德没有空,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来。现在外边传说很多,传闻失实。我首先要向你说清楚,1月11日的会上,我主要是谈一些出版社违规问题,没有涉及作者,甚至没有提作者的名字,也没有说要查禁书。

袁: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查禁了八本书,说我这本书里“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在党报工作多年,当然明白“泄露国家机密”这六个字的严重性,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许多朋友纷纷来电话询问,都表示非常惊讶,对你们的做法也表示不满……

邬:我绝对没有说过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我今天特为带来我那天会上宣读的原文。(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字材料,翻到其中一段。)请你看看,有没有提到“泄密”?

袁:(看了以后问)我可以抄下这一段吗?(经他同意,抄录原文如下)

“关于对中国档案出版社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处理:中国档案出版社未经批准,于2006年10月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担任主编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决定对该社违规通知单一次,2007年不再为该社增加书号。”

邬:现在都说八本书,其实只有五本,在内部讨论时根据送来的材料,提到了八本。五本书中有你这一本。

袁:这就奇怪了,你这份文字稿上虽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字样,但是外面流传很广,沸沸扬扬,许多来电话的朋友,都说网上看到这本书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他们从哪得到的信息呢?总不会都是无中生有吧?

吴:我们两人入党都六十年了,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泄密”的错误。

邬:我确实没有说过你的书“泄露国家机密”,不知网上是怎么传的。网上炒作,传闻失实的东西很多。比如章诒和发的那个声明,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她引用我说的话有的地方不全,说错了。(他随手翻到那份文字材料上有关段落,念了一段。因念得快,不曾记住。)这样,越传就越走样。我向袁老郑重声明:这次的事,完全是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

袁:你看过我这本书吗?

邬:坦率说,我还没有看过,是别人看了告诉我的。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任务很重,看不过来,只能请有关部门的同志看。

吴:虽然说是针对出版社,但是实际上必定影响到作者,现在影响已经很大了。

袁:不可能不对作者有严重影响。这几天我每天都接到好几个电话。朋友们告诉我网上每天都出现不少对你们这样做法的批评,还下载一些有关材料寄给我。

邬: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就有很多,我们也听到不少反应。《沧桑》里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这次提到的书,都是涉及规定里所列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必须履行报批立案的程序。

袁:这是你们内部的规定,作者并不知道,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几条规定范围太广,很多书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难道都要事前送审吗?

邬:这是上面规定的。有两位老同志就问过我,这些方面会有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比如事实有误啊,泄密啊,记载的话与原话有出入啊,有这些内容的书,都应该报批立案,送到有关方面去审阅。这些规定必须执行。

袁:社会上的反应和网上的议论,并不注意是哪家出版社违反什么规定,而是你们这样做,影响作者的名誉和权利。我接到的许多电话,也都是问这本书,他们并不管是哪一家出版社。

邬:这事给袁老造成许多麻烦。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执行,请你能谅解。

袁:你一次点了八本书,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在读者和作者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看到朋友寄来网上的批评,都是批评这种违法的查禁行为。有的说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文代会上号召作家艺术家讲真话,你们却这样做,不是对着干吗?可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我认为你们现在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影响。我建议你将刚才那份文字材料公之于众,或者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网上公开发表,让大家都看到。

邬:我也的确也想这样做。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啊。

吴:现在网上反应很强烈。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我们两人作为入党六十多年的党员,都觉得这样做很不好。

袁:前天我还接到过去的学生从美国和加拿大来的电话,他们在那边也知道了这件事,海外媒体也有报道。他们都很吃惊,问怎么现在还会发生这种禁书的事。你们现在要赶快挽回影响。很快要开“两会”了,会有许多国外和港台记者来,这件事很可能成为热点,会有记者找你们。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会更被动了。

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要尽快向外界说清楚,不然的话,影响太大,社会上也不满意。

邬:我们没有查禁书。当时我跟出版社都讲清楚了,没有查禁什么书,是你们违规了。有的出版社也承认没有履行报批备案的程序。你那本书,我也跟档案出版社负责人说过,他们要补个备案程序,以后如果想重印再版,也是可以的。

袁:你们那些“规定”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修改?范围搞那么大,卡得那么紧,那样对写作和出版都不利。

邬:是的,是的。现在只能这么执行。(起身告辞)袁老你以后有什么事要我们办,请你随时提出来。

袁:谢谢。我个人没有什么事,只希望你们尽快将这回的事处理妥当,越快越好!

(根据记忆整理,可能有不完整不准确处。邬书林先生的话未经本人过目,如有出入,希望他能公开说明。)

转自《青蒙赤汉》

“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

作者:徐贲

  冷战结束后,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曾预言,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必然把世界带入繁荣和平的时代。去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出版了一本书《着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是如何造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的?》,对上述乐观看法提出了质疑,而蔡美儿本人在此书中的观点也引起了许多讨论。

  蔡美儿认为,全球化匆匆将自由市场制度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了原有的贫富悬殊,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火药,而缺乏宪政法制和公民政治文化基础的民粹式民主则随时都可能将之引爆[1]。蔡美儿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在华尔街当过律师,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她认同市场,认同民主,虽然抨击全球化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却无意参加反全球化的合唱。她既不同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那样的全球化乐观派,也不同于对全球化决不说好的攻击者。她对当前全球化的主要问题有所批评,但对未来全球化的成功又有所期待。这使得她象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2]那样,成为全球化的批评者,而不是反对者。蔡美儿曾参与墨西哥电讯业的私有化转制,她承认自己在90年代是医院、学校、交通道路等私有化的支持者。但今天她看到了急速私有化的恶果,她同意一家墨西哥报纸的批评意见:“私有化的赃物成就了13家千万富翁,而其他近800万墨西哥人却象被战争蹂躏过一样,陷入越来越深的贫困[3]。”

  一、“密友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两极分化及其政治后果

  经济全球化和它在一些国家中所推动的私有化,的确提升了某些经济指标数(如工资的提高、商品的丰富等),但这些改善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普遍的社会结构性腐败、生态的急剧恶化、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涨、基本的福利保健和教育转嫁到个人和家庭等等。在许多国家里,私有制转型过程中的权金勾结、违法谋利、行贿受贿和裙带关系使得那些能从中得利者急剧暴富,敛聚了巨大的财产,成为主宰市场制度的少数人。蔡美儿所观察的这种初级市场系统其实不是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由制度,而是出现在极为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的、以权金勾结为特点的“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市场系统[4],“密友资本主义”就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资本主义。

  在蔡美儿所观察和分析的国家里,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间是按种族区别来划线的,她称这样的少数为“主宰市场的少数族群”。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世界银行称之为“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潮涌中实行了市场经济,私有化成为最核心的内容。市场化的过程造就了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的华人总数只占全国人口的3%,但其财富却占整个国家财富的70%。除了原来的苏哈托家族之外,印尼的亿万富翁和大型企业主都是华人。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情景也是一样。玻利维亚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间开始实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结果产生了富有的白人群体。同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表现,如俄罗斯的犹太人和喀麦隆的伊博人等。

  自由市场经济在造就暴富少数族群的同时也造就了贫穷的多数族群,后者往往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族群。虽然市场经济可能提高贫穷多数者的绝对生活水平,但与那些迅速暴富的少数者相比,前者的相对生活水平却下降了。一个社会中贫富差别越大,它的分配正义问题也就越严重。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钱的多寡,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团结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遭到破坏,社会群体就无可避免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甚至相互暴力冲突的集团。

  随着这些国家引入民主体制,一人一票的选举成为其民主化的基本标志,票箱民主使多数人的意志得以左右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给了贫穷落后的多数群体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他们将自己的代言人选为国家领导人。正像蔡美儿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市场将财富(往往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族群手中,而民主则增强了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自由市场民主就可能成为灾难性民族主义的动力,很容易使众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选票的政治家的鼓动之下,奋起反抗他们仇视的富有少数族群[5]。”

  多数人的政治权力和少数人的经济财富这二者间的对立不仅会导致种族冲突,而且很容易造成整个全国性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市场和民主的冲突往往会造成三种强烈的破坏性反弹。第一种是要求停止市场化改革。例如,在俄国和一些前东欧国家,由于普通的高失业率、贫困和丧失各种先前由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出现了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怨愤,甚至还出现了对旧时代国有经济体制以及专制政治制度的怀念。第二种是开民主的倒车。不久前在委内瑞拉出现了反对民选总统切维斯(Hugo Chavez)的政变,这是因为切维斯的国有化计划威胁到了石油豪富的利益。反切维斯的政变看起来是由石油工人的罢工为前奏,实际上在背后操控的却是那些代表主控市场的少数富人利益的石油巨头。第三种是仇富和杀富。印尼和菲律宾一波又一波的排挤和杀害华人的浪潮,俄国出现的针对犹太企业家的迫害,津巴布韦总统莫加比所动员的没收白人农场运动,都是现实的例子。

  市场和民主的冲突中最具暴力破坏作用的便是绝大多数贫困者对富人的仇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自古便有,但是全球经济体制下的自由市场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贫富的差距,也正在前所未有地加深这种仇恨。不仅如此,全球范围内的票箱民主机会使得大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仇恨有了前所未有的公开表现机遇和空间,也使得这种仇恨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它的暴力倾向。

  二、制度型贫富差别的非正义性及其成因

  市场和经济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问题。按理来说,自由市场制度应当让人人有平等的机会,为什么“密友资本主义”只让某些少数人成为受益者呢?蔡美儿在书中试图从文化角度加以解释,譬如白人有殖民时代传承的社会经济优势,华人、印度人、黎巴嫩人和犹太人有生意头脑、创业精神和家族观念等等。但她也承认,别的族裔,如墨西哥人和阿拉伯人,家族观念也很强,但却并未因此而成为主宰市场的族裔。这种浅表的经验观察无法就贫富差别的非正义社会结构因素作深入分析。蔡美儿也指出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市场经济的一些内在缺陷,如缺乏财富再分配机制、应有的政府管理和法律制度等等。但她仍然无法回答,在象中国这样的社会里,为什么必然是某一些人而不是其余的人能利用自由市场的这些弱点对大多数社会成员造成极大的社会非正义?在贫富不能以种族划线、暴富无法以族裔文化解释的中国,非正义社会结构的问题变得加倍尖锐起来。说到底,非正义社会结构是由于不平等或缺乏正当约束的政治权力结构造成的。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社会非正义,自由市场论者或许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可能认为,贫困是自由市场制度运作和竞争的产物,自由市场制度向所有的人敞开,为所有的人提供同等的机会;尽管贫困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了提升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贫困也是一种值得付出的社会成本。在抹煞社会正义的情况下,自由市场论很容易和专制政治结成不神圣的同盟[6]。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新引入的市场制度都只能、也必然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社会制度架构中。这些政治社会制度架构由早已存在的一套正在运作、并与现有权力结构秩序相一致的利益结构、等级体系和附庸关系所组成。这些制度架构决定了社会正义的现状,也必然约束引导着市场化的演变趋势。

  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贫困现象,它的成因确实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有相似之处,如缺乏财富再分配机制、缺乏应有的政府管理和法律机制等等。但是我们必须问: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利用初级市场体制的这些弱点的是社会中的哪些人?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会受到制约吗?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什么特征使得这些人能够如此方便地利用初级市场体制的弱点?我们还必须问,发现初级市场体制的缺点并非难事,为什么中国的主导政治力量并不想尽快克服这些缺点,即便想克服似乎也无法做到?是哪些制度因素在阻挠社会正义的实现?当我们关注贫困现象的时候,曾经认真讨论过上述与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体制有关的问题吗?

  在中国,贫富差距有两种,一种是中等收入阶层和贫困人群间的差别,测度这一差别主要看生活水平,比如在吃饭穿衣之外,是否还有房子、存款等。据计算,中国目前的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8万多亿人民币,假设全国的人口总数是13亿,人均存款是6千多元;若按平均水平计算,一个三口之家的存款不会超过2万元,但事实上许多城市家庭都有10万元以上的存款(相当于人均3万),这样的家庭只能算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绝对算不上富人。由此又可以进一步推算出,总人口中每有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口,就至少存在着5个赤贫人口;更何况中国有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又意味着多少人的赤贫[7]?

  第二种贫富差距是掌握庞大私有资本的少数富人和其它人群之间的差距,测度这一差别主要是看资本。资本是指投资到产业中的资金,而不是个人手头的现金或存款;只有当现金投资于产业,资金才转化为资本,才能使那些掌握资本的人成为主控市场的少数人。这些人便是一般民众眼中的“富豪”。现在掌握庞大私有资本的个人或集团都经历了淘“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过程,虽然手段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第一代富豪,也就是普通人说的“暴发户”。同时,他们大都是“问题富豪”,因为致富的过程往往具有不正当、不合法的色彩。因此在一般人眼里,他们手里的是“不义之财”。这样的“富豪”能在社会中迅速发迹、飞黄腾达、成为名流,这本身就是社会缺乏正义的征兆和结果。

  贫困首先指的是社会非正义所造成的人生逆境,即因为生活资源的匮乏对贫困者造成的严重伤害,如缺衣少食、有病得不到治疗、孩子上不起学、老无所养、受人歧视、没有尊严等等。还需要补充的是,贫困是不能用绝对的收入标准来衡量的。拥有同样收入的人在一个国家可被视为贫困者,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可以算作富裕者。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变,他可能昔日是富裕者而今日却沦为贫困者。所以,贫困并不只是穷,贫困是社会非正义的穷。如果把贫困当作一个实在的社会非正义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数字表述,那么贫困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匮乏,而是“一种给人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制度性非正义[8]。”一个人受穷,单单这个事实并不就等于他是一个贫困者;只有当一个人受穷成为一种具有伤害性的社会非正义时,他才是一个贫困者,他的贫困也因此应当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个人成为贫困者大致与三种情况有关:不愿受穷,贫富悬殊和受穷者的人生伤害。只有当他至少符合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他才能算是一个贫困者。贫困者之所以贫困,首先是因为他并不自愿受穷。有人会因不同生活理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原因而选择受穷。如果一个人穷得自觉自愿,那他的穷就不一定是一种社会非正义。当然,如果选择受穷是某种洗脑的结果,那算不上是真正的自觉自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自愿受穷。

  贫困的一层含义(绝对贫困)是指不能满足社会认可的最低需要,而另一层含义(相对贫困)源自极端的贫富差别,这两层含义都很重要。说一个人贫困,还因为在他受穷的那个社会中有别的人占有极大的财富。有贫富悬殊才有贫困。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都过着差不多匮乏的生活,把谁家的财物重新分配给其余的人也不见得能改善大家的匮乏,那么重新分配财富的分配正义也就不甚迫切。“路有冻死骨”的极端社会非正义是在与“朱门酒肉臭”的强烈对比中形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并无明显的贫富悬殊,但却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那么这个社会中贫困的非正义问题也就非常严重。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的成员无法维持这个社会共同认可的需要,那么他们所遭受的便是绝对贫困;他们被剥夺的不只是公平的物质分配,而且更被剥夺了作为社会成员应有的尊严。这是一种双重的社会非正义伤害。一个社会即使在所有成员都能维持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也还会因为贫富悬殊而存在贫困。就其非正义性而言,这种贫困所造成的伤害一点也不比绝对贫困来得差。

  在中国,贫困对贫困者的伤害是多重的,这些伤害不仅施加在贫困者本人身上,而且还影响到他们的子孙后代。贫困对贫困者的伤害涉及到他们的所有基本人权。贫困使贫困者生活在匮乏、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恐惧之中。贫困也使贫困者饱受他人的歧视,无法有效地参与群体生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无法与他人公平竞争,也使他们无法争取自己应得的生产就业机会。贫困更使贫困者不得不从事他人所不愿去做的苦重工作,不得不接受他人所不能忍受的恶劣工作环境,不得不承担这些工作和环境所带来的生命伤害和危险。贫困给贫困者带来了数不清的夫妻、子女关系困扰。贫困甚至把贫困者逼向犯罪。贫困使贫困者实际上成为群体中的劣等或次等成员,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

  总之,贫困是一种社会之恶。消除贫困之道并不只是增加物质生产,还必须改变社会人际关系和制度。说到底,贫困者所受的伤害是人对人造成的伤害,不是物质对人造成的伤害。贫困的伤害可能由个人有意无意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贫穷地区的许多人缺衣少食、孩子失学、缺乏基本的医疗条件、生存环境恶劣,而富裕地区的有钱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缺乏慈善同情之心。贫困伤害还可能由集体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政府不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听任教育和医疗“产业化”,不惜以牺牲环境生态来保证增长指标等等。后面这种伤害的根由是体制结构性的弊病,如有关社会财富分配的法规、制度、经济关系、政治权力结构等等。现有的制度、法规、权力关系使得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舆论空间,没有表达自己要求的议政渠道和代表机制。有严重缺失的社会制度结构是造成贫困伤害的重要原因,它甚至会使一些本不缺乏慈善同情心的个人因反感于制度的伪善而对公益事业失去信心和兴趣。

  三、对贫困者的结构性暴力和贫困者的暴力

  当前中国正受害于关系网资本主义体系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的贫富悬殊。但是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贫富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的种族之间。而且,在中国这种贫富矛盾尚未积蓄足够的可以导致贫富冲突全面爆发的能量。

  中国的大多数人对少数富豪的秘密是无缘窥视的。数不清的口耳相传的腐败“故事”和日常生活经验是大多数人感知富豪们为富不仁的根据。对民众来说,感觉就是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少数富豪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实际经济差距反而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经济上的差距变成了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之间各种不可逾越的政治和道德鸿沟,变成了一种“我们”和“他们”之间对立、甚至仇恨的关系。越是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他们的对立和仇恨感越是强烈。

  在《着火的世界》一书的引言部分,蔡美儿讲述了她姑妈的故事。她的姑妈是一个富有的华裔菲律宾人,被自己家雇用的菲律宾司机所杀,她家的两个菲律宾女佣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凶杀事件发生时,她姑妈家的许多贵重珠宝失窃,当地警察明显地同情罪犯,查案时敷衍了事,警察局对这起案件所记录的作案动机更简单──“复仇”[9]。此案的前后经过令人深思。在菲律宾人眼中,富裕的华人本是不义的一群,于是对他们夺财害命乃是伸张正义。这种恶有恶报、替天行道的古老正义观在法制不彰的社会中至今仍极有影响力。

  从2003年初开始,中国各地接二连三地有富豪被杀的消息传出[10]。上述正义观也在这一系列“杀富”事件以及事后的舆论反应中表现出来。每当富豪出事,在新浪、搜狐网的网友评论里就会出现大量的“该杀”、“该死”等字眼,最强烈的反应不是呼吁缉拿凶手,而是表露无疑的仇富心态。一位署名“蜀帖龙”的网客在对北京特大劫车杀人案的评论中表述了他为什么同情此案第一被告人李小平的理由:“李小平等劫持奔驰牌、奥迪牌高级轿车6辆,杀害6人,抢劫数额价值人民币

  593万多元。很显然,李小平犯罪集团劫杀的对象非比寻常,(他们)锁定目标人群定向抢劫,所谓报复社会,其实是报复社会精英,所谓恨,也是恨极少数人,简而言之,仇富、劫富而已。”这位网客的同情和认同里体现出一种他心目中的民间正义观,即以个人力量去纠正那种由社会制度所保护的不义行为的结果:“巧取豪夺,穷凶极恶,聚敛与暴发,不当、不法而为富。为富不仁,为富寡耻,当代中国富豪阶层肮脏、龌龊、卑劣。有意无意地替天行道,李小平等人,搁中国,梁山好汉;撂国外,侠盗罗宾汉而已。”出于这种民间正义观,这位网客吁请打劫者要“尽快提高自身素质与觉悟,千万不要与普通老百姓,与工农大众过不去,节日期间,特别不要与苦寒的下岗工人,与外出打工回家农民过意不去。冤有头,债有主,要劫要杀,冲着凶狠卑污的富豪,以及为富豪们保驾护航的黑恶官僚去[11]。”

  贫困者对富人的仇恨和对立常常会有暴力倾向,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谩骂(语言暴力)、抢劫和凶杀(身体暴力)。仇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暴力,仇恨同时也是其它暴力的能量积累。在没有外力严厉约束的情况下,仇恨会迅速地转变为直接暴力。当今中国社会一些群体所怀有的仇恨,即使看上去尚属平静,其实已经进入了极不稳定的前动乱状态。以强力压制来维持的这种平静已经失去了维护稳定的真正意义。

  进一步看,单单谴责贫困者个人暴力,而忽视社会对贫困者所施行的结构性暴力,是不能真正认识暴力伤害的。强调社会结构性暴力与贫困的关系,是因为“暴力”不只是一种行为描述,而且更是一种严重的道义批评。暴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义负面评断。一切被称为暴力的行为或现象都是非道义的,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暴力。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W. Galtung)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12]。”这种“限制”也就是我们这里所强调的“伤害”。

  加尔顿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性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性暴力”(杀戳、残害、肉体折磨等)和与直接暴力有关的各种压迫(监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会、政治恐惧的最直接原因,也是最赤裸裸的暴力形式。社会越现代化,“直接性暴力”就越为“结构性暴力”所代替。“结构性暴力”是通过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来起作用的,它并不需要直接施加于暴力对象的肉体。加尔顿把“结构性暴力”总结为四种表现: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他对这四种表现的分析和说明都是从压迫着眼的:剥削是一种使一方受惠的“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渗透是指“统治的一方通过控制被统治者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来占据中心位置”;分裂是指“分裂和隔离被统治者,将之分而治之”;排斥则是将被统治者置于边缘地位。尊卑等级、贫富差别、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结构性暴力的主要形式。无论是“直接性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内容[13]。为贫富悬殊或暴富辩护的“自由市场论”,或者“要市场、不要民主”的说辞,都是这样的文化暴力。

  贫困与社会性结构暴力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暴力对维护社会现实制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没有人会自己选择贫困,也没有人会自得其乐地接受贫困。贫困者常常会有怨恨,会有违背或破坏现有秩序和规则的强烈意愿。贫困者会偷盗、抢劫,逼急了还会行凶杀人。这些都不单单是刑事犯罪行为,而是斯考特(James C. Scott)说的“弱者的反抗”,或如另一位论者所说的“黑夜政治”:“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这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你擦鞋的下人[14]。”无论是对付贫困者的反抗行为还是反抗意愿,国家暴力都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国家暴力并不总是表现为一时一地的惩处犯罪、关押罪犯、强行遣返“盲流”人员等等。它还表现为一种震慑威力,因为国家暴力可能对贫困者造成比贫困本身更严重的伤害,以致于绝大多数人权衡之后觉得,与其犯罪还不如接受贫困。

  在当今的中国,对贫困者的许多社会措施都以强制或强迫为主要手段。这些措施本身就具有暴力性,如对农民强制征缴各种税收和收费,强行让工人下岗或退休等。而对受害者的任何具有抗争意义的行为,如抗税、抗议、申诉、上访等等,现行体制都以妨害社会稳定为由强行制止或加以惩罚。对贫困者的强制、强迫和惩罚手段,都是以现有法规为依据的。现行体制不仅以法规来限制、禁止和处罚贫困者的逾越或抗争行为,而且还用法规来堵塞贫困弱者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几乎所有公民政治途径,如禁止他们组织自己的政治或社会团体、出版自己的刊物、拥有自己的言论场所、议政渠道和司法诉讼代表。即使对“安分的”贫困者,如进城打工的农民,现有的城市法规也明目张胆地将他们(包括他们的家人子女)当作二等公民。运用于贫困者的许多法规都是一种以法律为名的高压统治手段,都是社会结构性暴力的体现。

  在贫富悬殊严重而持久的状态下,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滥用必然导致弱势群体更大的不满,而其中部分人则可能铤而走险,采用个人暴力实行社会报复。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结构性暴力和个人暴力可能构成一种正反馈,社会结构性暴力用得越多越普遍,个人暴力的发生也越频繁,由此又引起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性暴力,那样将形成难以化解的社会仇恨,缓解社会矛盾的机会就越来越小了。

   四、通过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来化解社会冲突

  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以消除贫困为正义目标的经济发展才能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只有这样的经济发展才能营造社会的融洽和长远安定。任何有道义价值的经济发展都不允许以产生和扩大贫困为其代价。正如《联合国发展计划》所说的那样:“为了增强人的安全,需要一种新型的发展,需要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把经济增长当作手段而非目的,需要保护这代人和后代的生命机会,尊重所有生命都赖以存在的自然世界”,“说到底,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是为个人、为工作和为自然的。它的最首要任务是减少贫困,增加生产性就业,增进社会融洽和改善环境。”总之,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变得更有力量”,更能有效地“参与到他们生活的过程和事件中去”[15]。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一种同时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在内的新型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公正合理的经济分配与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参与相辅相成。二者皆缺的社会虽不一定立即就会发生动乱,但二者皆备的社会却一定能够长治久安。

  在中国,虽然宪政民主对绝大多数国民来说仍然十分陌生,但贫困者对富人的仇恨和暴力却早已构成了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远的如梁山泊好汉劫富济贫,近的如打土豪分田地或者造反闹革命。这种暴力有许多非理性因素,它可以用来反抗官商勾结和权势者欺压百姓,但也可以用来集体惩罚普通的有产者,更可以被用作随意占取他人财物的借口。如果我们把反对一切暴力当作一种基本的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那么我们就应当既反对造成贫困的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也反对任何以贫者反抗为名的个人暴力。即使贫困者的暴力找准了它的仇恨对象,它仍然不能代表所谓的“报复的正义”。

  真正的正义只能产生于公共政治,因为正义是一种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决。个人的暴力行为毕竟不能主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张正义,也才具有正义权威。在非民主的社会中,贫困者运用暴力,并不是因为不懂或不想通过法律来申张正义,而是因为现有的法律并不申张他们心中的正义。贫困者的铤而走险,与其说是他们对法制无知,还不如说是社会公共政治失败的结果。个人暴力的流行往往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提醒我们:公共政治消失之日,必然就是各种暴力开始之时。从逻辑上看,个人的暴力行为不是公共政治失败的原因,而是公共政治失败的产物。

  公共政治的根本特征是说理,而暴力的根本特征则是沉默。阿伦特曾指出,在言论说理的公共政治中,人们彼此以明理之人相待;相反,在单凭强制的暴力中,人们彼此视对方为武力压制的对象。因此,“暴力只是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由于战争和革命都以暴力为主,它们都是严格意义政治领域之外的行为[16]。”同样,任何暴力型“申张正义”也都是严格意义的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行为,都不值得赞许和提倡。

  没有公民文化作为坚实基础的民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政治,它必然会沦落为民粹政治或者群氓政治。蔡美儿在一些动乱地区观察到的正是这种民粹民主。从民粹政治或者群氓政治的危害来看,在贫富悬殊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诱发社会冲突。依据这种看法,似乎中国就应该庆幸过去25年来实行了拒绝政治民主化的经济市场化;沿着这一逻辑进一步推论,甚至可得出政治专制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更有利的结论。中国官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其实就是这种逻辑。然而,把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分割开来,试图以取消或拖延民主来应付自由市场带来的巨大贫富差别、糜散性结构腐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多数人的愤懑不平,这样的策略真的能使中国躲过一场社会冲突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得了解什么是民主。“民主”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民主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实质意义。民主可以是一种自发或奉旨的民粹式民主(如“文革”中的“大民主”),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民主极易沦落为无政府主义和受个别人蛊惑操纵的政治专制。民主也可以是一种既体现多数人意志又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民主宪政秩序,它旨在保障不同阶级和利益群体的和平共处;其合法性来自宪政法制,而不是直接来自多数人的意志;它贯彻理性协商的原则,摈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以民主名义施行的暴力。用后一种民主的标准来看,无论是造成贫困的经济暴力,还是报复经济暴力的民粹式或个人暴力,或者甚至以维持稳定为名义所施行的国家暴力,都是应当谴责的暴力形式。后一种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在当今的中国,国家政治权力所取消或拖延的恰恰正是这样一种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公民政治的基础之上的。畏惧公民政治的政权必定仇视真正的民主,但却能容忍和利用市场。但问题是,没有公民政治的限制和规范,市场则必然成为腐败的滋生之地,而公民政治民主拖延得越久,民粹民主也就越有可乘之机。现代公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伦理规范之所以代表社会正义,是因为这种伦理规范来自公共群体本身。这和前现代社会群体道德规范主要来自宗教、行会、合作夥伴或熟人顾客关系等等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规范不是一套一成不变的道德原则,而是一个形成价值共识的机制和过程。社会正义的“社会”不只是指一个人群,而更是指一个维护价值共识的舆论人际关系,也就是公民社会。

  比较健全的市场和民主都是存在于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之中的。蔡美儿所说的那种“密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票箱民主之所以不健全,乃是因为它们没有好的公民社会基础。市场和民主都必须有所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来自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和体现这种参与结果的政府法令和政策措施。在公民社会中,放任式自由市场必须接受有效的财富再分配、社会福利保障、公共资源政策、透明信息和竞争程序的限制。多数人意志民主则必须接受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法制秩序、公正程序和宪法绝对权威的限制。当市场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作为一种应付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措施匆匆引入后“文革”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遭受过了“文革”时期的致命摧残。由于市场和民主被强行隔离,市场被当作一条与公民群体的共好价值观全然无关的发财致富之路,公民社会建设问题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只有在加强公民社会,健全公民政治的前提下,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民主体制运作(如实施民主宪法、透明立法、独立司法、限制官员权力、自由舆论的监督、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下的公民参与等)来有效地避免暴力的激化,消除暴力的危害。中国要长治久安,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突发的暴力冲突,就必须实行这样的民主。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注释】

   [1] Amy Chua,World on Fire: How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p.263.

   [2] 斯蒂格里兹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也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重要职务,他是原教旨自由市场论的强烈批评者。

   [3] 转引自Greg Grandin, "What's a Neoliberal to Do?"Nation, March 10, 2003, v276, i9, p.25.

   [4] Amy Chua, pp. 6-7.

   [5] Amy Chua, p. 147.

   [6] 刘海英、杨静,“十年不变: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访谈录”,http://www.cc.org.cn/newscc/browwenzhang.php (2004/2/13)。

   [7] 马修,“中国已进入恐怖时代”,http://www.cc.org.cn/luntan/China (2004/2/7)。

   [8] Steve Lee, "Poverty and Violence,"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 No.1 (Spring 1991): 67-81, p.69.

   [9] Amy Chua, pp. 4-5.

   [10]2003年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紧接着第二天,南方的福建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被员工连刺四刀身亡;半个月后,北京的富豪周祖豹返乡过年,在自家门口遭歹徒连刺14刀,当场死亡。8月,兰州富豪刘恩谦意外地遭枪杀;9月,10亿富豪乔金岭莫名地自杀。

  [11]蜀帖龙,“‘双抢’分子应向李小平学习”,http://www.wforum.com/wef/posts/58916.shtml(2004/1/31)。

   [12]Johan Galtung, "Peace Problem: Some Case Studies,"Essays in Peace Research, Vol. V (Copenhagen: Christian Ejlers, 1980), p.407;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 No.3 (1990), pp. 291-2.

   [13] 出处同上。

   [14]James C. Scott,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社会断裂”,http://www.lctz.com(2004/2/29)。

   [1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4.

   [16]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77, c1965), p. 19.

  (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

转自《学术中国》网站

星期五, 二月 09, 2007

阿伦特论“平庸的邪恶”

作者:徐贲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75年去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整个的政治哲学生涯中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六十年代初,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由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事件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因此而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由原先为《纽约客》所写的五篇报道修改而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恶”一说。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

  阿伦特在她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中,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在阿伦特看来,激进的邪恶有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注1〕

  阿伦特提出的关于极端邪恶的三个特征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前两个特征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邪恶,”第三个则是关于“邪恶是什么。”前面的两个特征可以用普通人对大恶的一般看法来映证,后一特征则必须在道德哲学中才能得到说明。我们常说的“死有余辜”或“罪不可赦”指的就是大恶的前两个特征,死是惩罚邪恶的极限,大恶的不可罚不是指不可以以死罚之,而是指虽死不足以罚之。至于“大恶不可知”这个大恶的第三特征,它提出的则是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邪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极权专制是阿伦特思考邪恶的具体对象。在她那里,了解专制邪恶的一些现象,如灭犹行动或集中营,并不等于就知道了专制邪恶是什么。阿伦特要从哲学上来思考专制邪恶,但思考邪恶却没有一个可以借助的哲学传统。哲学对邪恶思考的贫弱似乎证实了一些人“恶不可认知”的想法。但阿伦特“邪恶不可知”却与这种“恶不可认知”论有根本的区别。恶不可认知论认为,善恶的概念所表示的不过是说话人的个人喜恶,天下并不存在人人都应视之为恶的恶。即使如纳粹、斯大林主义、红色高棉这样的大恶,也只是一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主观看法而已,未必人人都视其为恶,也未必人人都应当视其为恶。恶不可认知论自然而然地导致逃避对恶的道德判断和批判。阿伦特在极权主义邪恶问题上所持的道德批判立场正与此相左。她坚持,人们对极权主义邪恶可以形成普遍的共识和道德批判,极权主义的邪恶具有可认知的特点(尤其是它的危害程度和组织形式),只是它前所未有的本性超出了人类对恶的现有了解。极权邪恶因其史无前例性而超越了人对恶的思想极限。

  阿伦特在思考专制邪恶本性的时候,提出“邪恶是什么?”这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阿伦特的“大恶不可知”其实已经包含了她对于“极权邪恶是什么”的回答。在阿伦特看来,极权邪恶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有必要将它与过去一般的专制行为(包括不民主和违反人权)区分开来。过去的专制无论怎样残暴,都只能是针对具体个人的,都没有能象极权一样,划分出“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没有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对他们进行集体改造或屠杀;过去没有一个政体象极权这样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或“你不能做伪证”这样的人类道德信条,而把杀人和说谎变为公民应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毫不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如极权一般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用“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来从事人性的改造。

  对人类的罪行,是由什么样的人具体执行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到阿伦特1961年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见证了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才算有了答案。在她成行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中,她写道:“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报道这次审判;我没能亲眼见证纽伦堡审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人活生生的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是我的唯一机会了。”〔注2〕阿伦特事后称参加对艾克曼的审判是一种“迟来的治疗”。在受审者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是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克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邪恶平庸的活生生的体现,“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克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注3〕

  艾克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犯下了普通的罪行,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邪恶的艾克曼并不是另一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而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中的熟悉人物。正如凯诺文(Margret Canovan)所说的,“要表述那种在极权主义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为二脚动物,实在没有比‘平庸’二字更确切的了。”〔注4〕

  艾克曼事件使阿伦特改变了她原先对极权邪恶第三个特征的看法。她认识到,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邪恶的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平庸的邪恶指的不是邪恶不凶残,而是再凶残的邪恶也是空洞的。邪恶的空洞,而不是它的深奥,使得哲学思想对邪恶的探究不能有所进展:“我的意思是指大恶虽然极端,但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象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进)原创。”〔注5〕

  阿伦特对邪恶的重大认识转变在于,她把邪恶的难以探究归结为邪恶的平庸本质所至。在她原先的“激进的邪恶”说中,恶和善都是第一性的,我们无法了解大恶,那是因为它的第一性和原创性超乎了我们思想所能企及的极限。在阿伦特经过修正的平庸的邪恶说中,只有善才是第一性的,邪恶是第二性的,邪恶是缺乏善或是善的丧失。以平庸的邪恶说来看,魔鬼撒旦不是天生的邪恶,而是堕落的天使。当然,阿伦特注视的是极权专制,她要为邪恶提供的不是神学的解释,而是世俗的解释,尤其是政治道德的解释。

  以政治道德谈平庸的邪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便是拒绝深化专制的邪恶。深化邪恶的必然结果是将邪恶道德化或者神秘化。极权专制的暴行无不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宏扬纯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它们深刻的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启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经过深化的邪恶显得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决非普通人可以理解。深化邪恶,拔高邪恶,贬抑普通人的认知能力,强迫普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邪恶“大智大觉”的开启和领导。邪恶所造成的苦难于是成为实现某种光辉灿烂未来的必要代价,理解的、不理解的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

  阿伦特报道艾克曼,着重在他的官僚心态。艾克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人,也是一个纳粹制度的运作者。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难以启及的理想或思想能力。恰恰相反,他在邪恶当道时为虎作伥,是因为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注6〕

  阿伦特强调“知善”和道德自我启蒙的重要性,不是重申柏拉图的知善即为行善,而是说,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因为思想可以产生(虽然不一定总是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在她最后一部著作《思想的生命》中,她所讨论的正是不思想造成的无判断;不思想使得人不能果断地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事实也证明,专制暴政无一不是以愚民政策、思想钳制为其存在条件。

  面对艾克曼这个平庸的邪恶的化身,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以谁的名义审判他?任何局部的名义(如还受害人一个公道,恢复正确路线,或纠正冤假错案等等)都只能使此类审判沦为某种政治报复。阿伦特认为,应该给艾克曼定罪的不仅是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而是全人类。她指出:“毫无疑问,无论在当时有何国籍,犹太人都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被屠杀的,”但是这一史无前例的罪行“却是一种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针对人类的罪行。”〔注7〕阿伦特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极权主义之源》的初版序言中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她指出,极权主义的危害是针对全人类的:“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注8〕阿伦特强调,侵犯和伤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的极权邪恶的道义根据。

  阿伦特思考邪恶,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或政治哲学问题,而是实际的道德判断问题。“对人类犯罪”只是一个区别和判断的基本原则,它并不能代替人们对每一桩对人类犯罪具体事例的判断。从德国纳粹到红色高棉,每一桩与专制暴力有关的具体事例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无论是当事人或旁观者,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具体道德判断,都不会因为有了普遍的原则而变得轻松容易。道德判断的困难是因为没有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然而,也正是因为没有现成的准绳和结论,强调道德判断才更为必要。

  在阿伦特看来,没有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并不等于没有客观标准。她坚持认为,专制邪恶“对人类犯罪”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政党和政府组织来压制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使它成为一种与一般“国家理性”不同的有组织犯罪。〔注9〕因此,“什么是邪恶”可以具体化为“什么是邪恶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抽象的,后一个问题则有具体标准可以衡量。前一个问题为道德相对论式的辩解留下了空间。专制政权在受到别国批评时总是可以反诬别国不民主、反人权,而自夸为是具有某国特色的民主和人权。后一个问题则允许由现有标准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国际社会在判断国与国之间的民主优劣时,可以根据落实公民自由、权利、政治程序的区别而达成相当的共识。

  阿伦特从组织原则谈邪恶,除了强调人类道德共识的可能,还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邪恶究竟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体制)形式?人们又是如何深陷于这一体制而混然不觉,不能自拔?从组织原则谈极权专制的邪恶,实际上也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阿伦特看来,不是原罪形式的人本性恶或人本质恶使人和社会陷入大恶。使人陷入专制之恶的是人自己的不思想,人自己的丧失道德判断能力和各种形式的逃避政治责任。最上层的极权主义者一方面无限夸大人的战天斗地力量,以“没有不可能的事”的态度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以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洞察者和执行者自居,以外界规律代替人自己的价值选择,造成完全丧失“政治责任”理念与承担。极权体制中各层次的体制运作者,上至各级“首长”,下至各级官员、干部、党团积极分子,皆以执行上级决定为最高行为规范。在这个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

  如何才能避免陷入这种集体之恶呢?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道德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重点放在前者。她一方面坚持知善行善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了解知善并不足以行善的现实。知善行善的条件是保持判断和行动的极大独立性。阿伦特在1964年发表的演说《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指出,“不参与者……是唯一能够自己作出判断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比别人优秀的价值观,也不是因为旧的是非标准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或良心之中。那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尚未进行所谓的自动运作,也就是尚未形成一套学来的或天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他们的标准不同于(一般的大多数人):他们会问自己,我干过这种事情后,究竟还怎么能心安理得?……这种判断的先决条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智力或者对道德的精细分析,而只是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自己和自己默默地对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称此为思想。”〔注10〕知善行善者面对的是自己,他对善的认知便是他拒绝恶的充足条件。

  面对自己,独自担负专制制度下个人的道德责任,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太高的要求,连阿伦特自己也只能想象两种人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一种是有大信仰者,另一种是有大智慧者。前者是近于顽固的执着,后者则有近于傲慢的孤独。艾克曼让阿伦特看到了在专制条件下的知善之难,也让她看到了人的道德动机和行动之间的非直接因果关系。象艾克曼这样的行恶者,他们自己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动机。行恶者可能不清楚自己针对别人的下意识的敌意,不清楚自己在推卸责任,拿别人当替罪羊。他们的动机甚至可能是为了实现某种美好的明天,而把对别人的侵犯和伤害看成是为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阿伦特基本上是从道德内因论去看待艾克曼的动机和行为关系的,因为艾克曼的情况仍然是不知真善而行恶。

  尽管阿伦特对极权邪恶行使者的分析着重于道德内因,但它却并不排除一种可以与之衔接、互相补充的道德外因思考。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之源》中已经看到,极权统治可以用它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器对一般人进行洗脑,其全能性不只在于扑杀一切异端思想,更在于封杀一切可能产生独立思想的社会空间。具有独立道德判断力的思想,即使产生了,也只能偷偷存在于个人的隐私领域中,一旦公开表现出来,必然给思想者招致杀身之祸。在这种社会中的个人道德选择已经不再是你是否辨别是非,是否说真话的问题,而是你能否公开表示独立判断,能否说真话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阿伦特要追问的不仅是,在纳粹统治下为什么还能有人拒绝参与暴行?而且更是,人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从不说真话走到再不能说真话的地步?正如杨布路厄(Elisabeth Young-Bruehl)所指出的,阿伦特“不是在抵抗已不再可能的时候,呼吁抵抗和不合作。”阿伦特要使人们永远从犹太人的遭遇记住这样一条真理:“合作是一步一步的,很难知道究竟何时就越过了那道永远不应该逾越的界线。”逾越了这条界线,极权的邪恶也就成为日常化的恶,成为习以为常的恶。〔注11〕

  因此,关注专制制度下个人的道德选择,光注意人们在一些极端残酷的环境时刻(如文革高潮时期)中的恶行,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使这些恶行成为可能的道德总体外因环境的恶化过程。这些一步一步演化而成的道德外因环境并不随着极端的恶行结束而消失,它们对群体和个人道德具有持久的腐蚀作用,随时在为下一个极端残酷的人类灾难做着准备。在讨论专制制度下的个人道德责任问题时,外因同内因一样重要。内因论强调的是通过增强个人辨别是非(即思想)的能力来抵抗恶,拒绝介入恶;外因论则强调要通过改善人的行为动机环境来减少作恶的可能。内因论注重在专制体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为的是不让个人有身不由己、动机善良、上当受骗等等的推诿借口;外因论则注重在环境对于个人道德选择的制约作用,以避免在道德判断问题上滑向唯意志论,把出污泥而不染或独善其身误当成解决专制制度下道德危机的主要途径。道德外因思考不是要否定内因论所说的知善行善的可能,而是要强调,由于专制制度的暴力、强制和恐惧等政治文化因素,一般人知善行善要比在民主理性政治文化制度下困难得多。这正是在强调个人道德判断的同时必须强调民主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因。

  注释:

  1. Hannah Arendt,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pp. 458-59.

  2. Arendt to Thompson, Rockfeller Foundation, 20 Dec. 1960. Library of Congress. Quote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29.

  3, 6, 7.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pp. 287; 287, 267.

  4. Marg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 no. 30.

  5. Quote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 369.

  8. Hannah Arendt, "Prefac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1), p. iii.

  9. Cited by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p. 411.

  10. Hannah Arend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 delivered in Boston on 15 March 1964 and broadcast over Pacifica Radio. The BBC broadcast was published in the Listener 6 August 1964, pp. 185-187. Quote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p. 376.

  11.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p. 345.

原载《学术中国》网站

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作者:刘晓波 文章来源:观察

大陆自由主义知识界对自由民主的学术性论述已经很多,其中不乏深刻、详尽的理论阐述,甚至不乏贴近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述,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篇文章的影响能够超过俞可平先生的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文之所以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固然与谈民主的普世主义倾向有关,与此文被中共重要喉舌的首发和转载有关(首发于《北京日报》,继而由《学习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重要喉舌广泛转载),更与他的党内职务、智囊身份有关。正因为他的身份,舆论才会猜测其出台的高层背景及其政治动态。如若该文出自某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笔下,相信不会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如此关注。

我认为,俞文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在大陆民间的影响,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也与其通俗的表述方式有关,但在对俞文的相关评论中,几乎鲜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俞文对民主的理解与目前大陆自由知识界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区别。俞文所讲的民主常识,不仅早已成为民间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也早已成为党内开明派的共识。但在表述方式上,俞文却具有少见的简洁性和通俗性。所以,俞可平在此前出版过多部有关民主、宪政、民间自治的理论著作(如《政治与政治学》、《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民主与陀螺》等),但这些著作对大众的影响,远不如他这篇不到二千字的短文。

俞文没有长篇大论的抽象论证,也没有半生不熟的概念。全文不到二千字,用的是大众化语言,简明扼要且针对现实,基本说清了民主常识。特别是“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标题,采取了最为通俗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具有直接打动大众的穿透力。

我预测,“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必将变成广为流行的公共话语。

在如何把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变成大众常识这点上,俞文值得自由知识界的学习,学习其通俗化表达的技巧,学习其制造流行观念的能力。只有表达的通俗化大众化,自由知识界多年来积累的有关自由民主的理论成果,才可能逐渐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从网民到学者、从主持人到官员都常用的公共话语。

在这点上,吴思先生的历史研究为自由知识界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吴思先生的写作少而精,仅凭一本《潜规则》就迅速地进入了公共领域,取得远必其他史学家更为广泛的影响力。这不仅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进入中国历史,提炼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概念,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在于他的写作方式——以生动通俗的叙述语言来表达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而独到的思想透视。或者说,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写作中,他的叙述语言堪称独创,他用“重讲历史故事”的方法,层层剥掉大话厚硬的历史包装,以简洁有力、直率跃动、不乏幽默的叙述方式,引导读者渐入中国文化的内核。故事讲完,读者豁然开朗。

换言之,正因为吴思独创的“潜规则”概念借助于雅俗共赏的表达,才能使之变成中国当代公共话语领域的常用词之一。

如果说,吴思先生是以自己的写作为大陆知识界作出了普及思想观念的范例,那么,刘军宁先生就是第一位公开倡导自由主义大众化的著名学者。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刘军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他所呼唤的“中国文艺复兴”,意在宣扬“天地之间,个体为尊”的自由主义价值,使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变成中国民间的主流共识。而要想让书斋中的自由主义变成社会化的大众常识,中国自由主义者必做的功课就是通俗化。刘军宁大力提倡通过通俗形式和互联网来普及自由主义理念,意在唤醒自由知识界创造通俗观念和普及自由的意识,使自由主义走出书斋、走出理论、面向大众。

在“博客中国”1月23日举办的“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研讨会上”,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刘军宁在回应质疑时,他更明确地表示,为了以防止自由主义理论的学院化,他甚至愿意抛弃学者化的精英身份,而为自由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尽力。他说:“我要防止学院化,如果仅仅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变成论文,或者晋级的论文、争取国务院特别津贴的论文,那就完了。不想把这个讨论变成极少数人需要大量注释才能阅读的东西。为此,我尽量把学术的东西全部抛开,别人说我不学术也是OK的。”

为了强调自由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刘军宁专门写了《文艺复兴,就从博客开始!——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三》的网文。他说:“面对种种的困难,这场文艺复兴从哪儿开始呢?其实,这场文艺复兴已经在互联网上拉开了序幕,在博客上吹响了号角。而其中风云人物正是那些以近亿记的博客、播客、访客!”因为,“博客提供了畅谈人性的场所,提供了传播艺术的场所,提供了激情辩论的场所,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现‘小我’的场所,提供了‘个体对个体’交流的平台,提供了表现自我的机会,提供了‘平等、自信、独立’的舞台。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虚伪的掩饰和矫揉造作,没有上下尊卑,正是个性张扬的理想平台。”“这里有人谈文学,有人书野史,有人话两性,有人论政经,有人论美学,有人宣扬行为艺术。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今天这样自由而畅快的交流平台。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正从博客文化中兴起。”“中国文艺复兴的主体是上千万在读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先锋队是80后社会活跃分子,包括作家、娱乐明星、记者、商人和信息产业从业者等等,社会基础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潮流,推动力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的信息传递方式。”“时下已到了网络时代,文化艺术的希望,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独立的个体才是最尊重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比‘文学’更重要。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我以为,中国的希望,都在于曾经沉默数千年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长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们,开始在网上争辩着、表述着、呐喊着、呼唤着、参与着、推动着!如果一个人的声音不够大,大家就一起写、一起喊、一起画、一起唱、一起播。这不正是博客、播客、访客们个人的自我发现,个人意识的自我觉醒吗?这不就是文艺复兴码?”

在这点上,我高度认同刘军宁先生的观点。因为,博客这种新型媒体为“个人觉醒”提供了最好的平台。首先,个人博克本身就是高度个体化的,每个博客都是个体生命的表达。其次,网络和博客具有高度平民化大众化的特征,它冲破了精英阶层通过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踏平依托于传统媒体的话语等级制,而为每个能够上网开博的人提供了平等的表达平台。近年来,网络在不断地造就全新的话语明星,许多在传统媒体下只能默默无闻一生的平民百姓,通过网络发言而变成知名人物。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的知识人和维权者,他们大都成名于互联网平台。

俞可平、吴思、刘军宁三位,身份不同,专攻各异,但他们三人却以各自的方式凸现出同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让自由、民主、宪政由精英话语变成大众常识。

刘军宁先生说:“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正从博客文化中兴起。”

我的补充是:“自由主义的大众化早已在互联网开始。”

2007年2月6日于北京家中

自由思想家王小波

作者:肖雪慧

现在的文章,套话、空话、废话、蠢话多,把自个儿的牙疼当世界性事件渲染的无病呻吟多,追星、傍“款”、媚权的屁话、混账话多;难得见到显出智慧和真性情、一读到就忘不了的文章。王小波的文章是为数不多、读了难忘的一类。

我是偶然从《读书》和《东方》杂志上读到他的文章的,直扑而来的自由气息一下子就吸引住我,从此记住了“王小波”这个名字。我发觉,王小波的文字十分独特;精妙之极但又随意得如同天马行空。这种文字决不是写听命文章的人或者给自己的思想和眼界自设藩篱的人能拥有的。与他无碍的文字浑然天成的是训练有素但又不受限制的思维。不拘的思维凭借着不拘的文字自由活动,这样顺势而出的文章如行云流水。但是倘若单是流畅,中国文坛不过多一个善写之人。他的文章篇篇充满幽默、调侃,辛辣的讽刺冷不防就冒将出来。乍一看,使得王小波有点象那些声称调侃一切,把无价值无信仰标榜为前卫的顽主。果真这样,中国文坛不过多一个在基本信仰上无所秉持、在价值问题上耍滑头的人。这种人在“躲避崇高”或“价值中立”的说辞下,势利地讥笑、嘲讽正在受难的思想和正伴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挣扎而出的自由价值,并以此向恃权而强的价值观递送秋波。

然而,王小波与此判然相对,形同水火。他决不回避信仰和价值。在他的杂文自选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铙,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他认为后一种罪过更大。其间,透出的价值信息明确无误,这就是:对理性、思想自由、精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的崇尚和对宽容精神的倡扬。基于这种自由价值,他憎恨“罢黜百家、独尊一术”后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专横、独断、偏执、单调,尤其痛恨汉代以后动辄进行的“思想上的大屠杀”。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他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国人健忘,加上有人千方百计要阻断人们本来就短暂的历史记忆,再大的灾难和罪孽也过后便忘,所以老是吸取不了教训。王小波有点“哪壶不响拎哪壶”,别人不想提的事他偏提。刚过去也就二十年的那个登峰造极的不理智年代,在他的文章中以一幅既荒诞又狰狞的面目反复出现。他揭出:那个时期“就是好,就是好”的嚎叫“根绝了任何讲道理的可能”。于是便会有八亿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这种彻底摧毁人的尊严的场面;有教师光着身子被自己的学生驱赶到冰上卧冰求鱼蒙羞受辱的情景;有无数无辜者在这种极端体验中跳楼、上吊以求解脱苦难的惨烈图画……王小波毫不留情地用文字重现了这一切,以此来猛刺人们迟钝的神经。

在普遍的不理智中,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结果导致一种令知识分子汗颜的“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充斥着傻话的环境盛产愚蠢。王小波痛恨愚蠢,大声喊出:“我要反对愚蠢”。但王小波有一种智者气质,他不光反对愚蠢,反对卖傻,还出其不意地甩出最切中要害的一笔:喊傻话的人不一定真傻,“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智者气质使他总在人们熟视无睹之处见出荒谬,在天花乱坠的蛊惑中抓出蝎子。这些年,比起最不理智的迷狂年代,社会已有了很大进步,知识分子也有了不小的长进,但在重要问题上还是常犯糊涂。然而管他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一一让王小波给抖了个底朝天。人家闹“国学热”,他却揭底:“国”字可怕和诱人处是,“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有莫大的诱惑力”,而且“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他就势揭出,由现今流行的“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来标示的“救世情结”,其实隐着一种盼人家倒霉然后自己去充当救世军的不良心态。对鼓吹者,他用了一句很不雅但很传神的话:他们“终日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对那些憋足劲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者,王小波提醒善良而轻信的人们,他们是想“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不花成本地提供给大众一种现实的快乐,结果是煽起非理性狂潮,这种狂潮祸国殃民,却可成为蛊惑者的进身之阶。至于我们的文学一直被要求面向社会面向生活,被要求对现世的人有益,而且还要承载起弘扬民族文化的职责,对这一众人早习以为常的说法,王小波见出了隐在其中把文学“越说越小”的狭隘性。文学不再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人们用三姑六婆评价身边琐事般的标准来评价文学,导致人思想和情感的收缩,以致于从《茶花女》看到的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从《廊桥遗梦》看到的是婚外恋。国人对文学惯常持有的狭隘功利立场,在王小波锐利的笔下,其荒唐可笑之处变得如此昭彰,他在彰显这荒唐的同时,对创作自由的维护则在不言之中。维护创作(或言论)自由不等于对谬误不表态,针对近些年在我国颇为时髦的文化相对主义,王小波指出,文化相对主义在西方本是人类学家提倡的一种对外来文化的宽容理解态度,却被我们一些人拿了来为传统中残害人的东西辩护,甚至拿来证明国人没资格享受别国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在王小波的文章中,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清晰可见。有健全理性和判断力的人读到他的文章会产生一种深度共鸣,不是在他抖出的底面前会心一笑,便是在他剥开的荒谬面前爆发出开心大笑。

王小波象个独行狭,哪里有愚蠢、专断、欺骗、偏执,他就向哪里出击,尽管偶而也击得不太准,例如他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而发的议论,多少含有一些对呼吁人文精神的学人的误解。不过,这却再典型不过地表明了他作为自由知识份子的特点绝不抢滩占码头划派别,甚至不把自己归属于任何一群人,哪怕是那些显然跟他精神上最有共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在四面出击时,展现出极其尖锐刻薄的一面。但我敢说他不是一个刻薄的人,因为他的文字中既有着对无辜受难者和弱势群体掩不住的同情,又到处见出一种关注整个人类境况的博大胸襟。我以为,是这两种情愫使他表达出国人颇为陌生但却越来越重要的信念:“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基于这种信念,他不放过任何一种罪恶。

我们这个民族,才华横溢的人不算少,但自由思考并且诚实地说出来的人太少,自由思考而又有杰出的理性能力和深邃智慧的思想家更少,王小波却集于一身。不幸,他正当盛年,猝然而逝。即使在此间人们有时冷漠得令人寒心的环境,这个不幸事件也引起了震惊和惋惜。现在,一年过去,不再震惊了,但仍在惋惜,而且我相信这惋惜还会继续下去。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原载《肖雪慧文集》

国家出版署高官再次回应禁书一事

2007.02.08
被禁的八本书之一《我反对 --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封面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两位副署长,再次公开回应由禁书事件所引发的强烈批评。但有关作家驳斥他们不能自圆其说,并要求说明出版署查处书籍的具体原因。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香港星岛日报星期四报道引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表示,他们的确有按法例查处8本书,原因是当中部份涉及色情部份会引起民族及宗教问题,部份涉及国家安全秘密,但最终并无查禁,仍然可以在书店买到。

这次传被禁的八本书之一《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的作者,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朱凌,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自己的这本书似乎并不在阎晓宏所说的几样犯规范畴之内,她希望当局能更清楚地解释处分原因:“我写的是一个人大代表履职的历程,国家安全、宗教等问题,不涉及吧!就是查禁我也是出版社通知,然后也在网上得到一些消息。但是这事情,出版署已开始有消息说查禁,后来又说没禁,最后又从查禁变成查处。我确实不太明白,我自己的书查处也好,查禁也好,我不知道原因。如果你能说这本书真的有哪些地方歪曲事实,或是违反法律,你一二三四五说清楚了,我们可以改正嘛!”

除了阎晓宏,被章诒和指在出版吹风会上下令禁书的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也在公开场合回应事件。据台湾中央社星期四报道,邬书林当天上午出席福建人民出版社一出版座谈会,会后被记者问道是否曾在吹风会上说要“因人废书”时,他回答当时说的是 “不得因人废书”;而当记者追问他对这次禁书风波在中国海外引起的争议时,邬书林说,新闻出版总署已透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权威发言澄清,“不需要再说明。”

上周联合早报引述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说 “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只是在例行的内部工作会议中批评九家出版社,其中包括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受到批评。

据了解,在北京一些书店的确仍能买到章诒和《伶人往事》,但已经不准再版,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因出版该书被扣年度书号。而朱凌的《我反对—一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则一出版就遭到封存,海南出版社除了被扣书号,负责人还要写检讨和扣发奖金。

曾经也有作品在大陆被禁止传播的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星期四接受本台访问时质疑新闻出版总署官员的公开言论:“批评这本书(伶人往事)出版他是承认过的,因什么理由批评湖南文艺出版社呢?(邬书林)这完全是蒙混过关。(阎晓宏说的查处,没有查禁)更是胡扯,别的不说,涉及国家机密你还不管?禁还是历来在禁的,他只是矢口否认罢了。包括我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书(《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杂志纪事》),还没开印,就全国封堵了。记者去问,他说压根没有。在网上我自己都看见好几个县的工作汇报里都有,这不是不攻自破么?你可以做出处理,但一定要依法、一定要依程序、一定要公开、其实作者要求的就是这些。你要禁也可以,你说它违反了什么,公开说,可以辩论嘛! ”

即使新闻总署官员对禁书事件一再的澄清,对作者及公众来说并不具说服力,然而有作者认为,官方出面做回应和解释,也是一项进步,朱凌说:“禁书在中国是一个很灰色的事情,年年都在禁但不是每年都会出来对公众有所说明,相对于闭口不说,说一点点总是开明一点了嘛!我愿意从好的角度来想,希望我没有想错。”

然而,在官方似乎不再逃避禁书话题的同时,民间的相关讨论却依然受到打压。以禁书事件及言论自由为讨论主体的国际笔会香港举行的亚太区会议,组织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在结束会议返回家乡途中,被边境人员以违反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入境,并勒令飞返香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珍貴的記錄

作者:李 銳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部書稿終於要出版了,可喜可賀。宗鳳鳴同志囑我為此書作序,當是義不容辭事。

我是湖南人,紫陽是河南人,都在湘豫兩省之間的武漢讀過書。我比他大兩三歲,我在武漢大學時,他在武昌高級中學。「一二.九」運動時,我參加武漢秘密學聯活動,他的同班同學密加凡和孫士祥同我關係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國務院工作,我們才常見面。

八十年代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過兩次重要接觸。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談三峽問題。他是比較贊成我的看法的,曾將我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批轉給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會議一號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談鄧力群問題。我告訴他有人正活動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並談了我對此事此人的看法,隨後又寫了一封致「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的信。紫陽很快就將此信轉呈鄧小平。鄧也很快就作出「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的批示。前後僅三四天時間。

紫陽被軟禁後,我同他有過三次直接接觸,兩次是在他的家裡,一次是在他的病房裡。

在紫陽家裡的這兩次接觸,一次是我單獨去的,一次是我同宗鳳鳴一起去的。我們談了許許多多問題。

決意改變黨壟斷一切的狀況

記得當時自己曾建議紫陽寫回憶錄,把他的重要經歷尤其是「六四」經歷寫出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他是當代中國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他要是不說,後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這些重要歷史事件。紫陽說,他會考慮我這個建議的。後來,他專門托宗鳳鳴轉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會把有關「六四」的材料留下來,把他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有關「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後人。

還記得當時紫陽對吳江誤寫他的一件事耿耿於懷。吳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趙紫陽曾於一九八四年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告胡耀邦的狀。紫陽同我說,當時的確給鄧小平和陳雲寫了一封信,但信的內容是談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狀;幸好還留下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複印件。紫陽還說,自己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站出來說明情況,辨析真偽,曾希望吳江能夠做一個更正說明;可是,吳置之不理,令他十分傷感。我聽了他的這番說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覺得他講的是實情。

在紫陽病房裡的那次見面,是我與老伴一起去的。由於老伴的堅持,我們在門口磨了半個小時,才被允許入內探視。見面後,我首先代表許多老同志向紫陽問好,希望他多加保養。在隨後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宗鳳鳴寫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兩本書都談到了紫陽,談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國改革路線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陽很關心這兩位作者的處境,生怕這兩位作者因替他說話而受到連累。我告訴他,這兩位作者所在單位的領導都找他們談話了,查問他們為什麼要出這兩本書;不過,他們目前都還能正常生活。紫陽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我同紫陽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在十餘天後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後見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這個黨的歷任領導人中,趙紫陽是很難得的一位。他能夠吸取這個黨的歷史教訓,還能夠吸收西方的一些好東西,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世規律,竭力要把中國帶到正確的道路上。

他主張中國不僅要搞經濟發展,還要搞民主與法治建設,並因此而同鄧小平發生分歧。這一分歧集中地表現在當代中國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這一問題上。

鄧小平只贊成搞經濟改革,不允許搞政治改革,主張在強化黨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場經濟。結果搞出來的只能是腐敗叢生的市場經濟,或說是權貴肆行的資本主義,其間充斥著大量的權錢交易現象和社會不公正現象,並因此而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如幹群矛盾、貧富矛盾、城鄉矛盾,等等。如今這些社會矛盾仍在發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種社會危機。

趙紫陽則主張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他決意要改變這個黨的由個人說了算的體制,力主擴大黨的民主,變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不設總書記的職務,採取中央常委輪流坐莊的方式,以防止個人專權。

他還決意要改變這個黨在這個國家裏壟斷一切(包括壟斷人的一切權利)的狀況,力主擴大社會民主,變一黨專政國家為民主法治國家。他主張要實行黨務公開、政務公開、財務公開;直接選舉村、鄉、縣、市級領導幹部,差額選舉省級和省以上級領導幹部;真正做到黨政分開,國務院各部委不設黨組,黨委不設對口部門;同時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實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給人們以言論自由。

紫陽還積極反「左」。一九八三年,他與耀邦聯手制止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鬧劇,使得這場左派復辟活動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辭職,左派再次反撲,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狂潮。紫陽及時發表「五.一三」講話,堅決阻止這一狂潮的蔓延,隨即拆掉鄧力群的「左廟」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更名《紅旗》雜誌為《求是》雜誌。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學潮驟起。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處理這一突發事件,主張和平對話,反對軍事戒嚴,不惜為此而丟棄權位,並失去自由,遭受漫長無期的軟禁,直到去世。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後者是這個黨的「大腦」。

這兩任總書記都積極推進改革事業,並且都主張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問題上超越了鄧小平,並也因此觸怒了鄧小平,引發了歷史悲劇。

不過,這兩任總書記也有些區別。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陽則走得要遠些,如為淡化黨的領導而要取消國家機關黨組。在個人政治結局上,耀邦最終做了違心檢查,紫陽則拒絕做出違心檢查,並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

我曾當面問過耀邦為什麼要做那個檢查。他答道,我還要顧及這個家。他是擔心因自己的問題而連累家人。

後來紫陽也面臨當年耀邦曾面臨的問題,也要考慮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有可能連累家人的問題。為此,他召開了家庭會議,徵求家人意見。家人都表示支持他,無怨無悔。

紫陽也就沒有許多後顧之憂了,於是做出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的決定。他的這個決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

一是為堅持真理而準備犧牲自己的決定──他當時已做好了要坐牢的準備;

二是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史的決定──他是中共建國後第一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也是中共建黨後繼陳獨秀後第二位拒絕做檢討的下台總書記。

總之,紫陽做出這個決定,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

用心地看過初稿和二稿

受宗鳳鳴委託,我看過這本書的初稿。後又受宗鳳鳴和趙紫陽家人的委託,我又看過這本書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較用心,記得看第二稿前前後後看了很長時間,看得視力模糊。

我看得比較用心就是考慮到,由於紫陽本人沒有留下回憶錄,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這長達十幾年時間裏頻頻與他作傾心交談並作詳細記錄;因此,宗鳳鳴這本書就具有了填補空白的意義。

這本書真實地記錄了紫陽在軟禁中的許多次談話,許多次有關這個黨、這個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談話,尤其是有關當代中國改革問題的談話。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本書,紫陽的許多重要思想就不會保存下來,至少不會保存得像這本書所記述得那樣清晰。

當然,這部書稿所記述的,只能說是紫陽的一些重要思想,還不能說是紫陽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過,這部本書稿從總體上看,還是非常珍貴的。可以這麼說,這部書稿最突出的價值,就在於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續地記述了趙紫陽在被軟禁十幾年間的上百次談話,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軌跡。

宗鳳鳴是我們和紫陽的聯絡員

在同宗鳳鳴多年接觸中,我能感到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人,很謙虛,也很實在。

我們許多老同志還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仗義的人,能夠為探視被軟禁的老戰友,而敢以「氣功師」的名義去闖戒備森嚴的趙家門衛,居然闖關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這十幾年中,事實上成了我們這些老同志與趙紫陽之間的聯絡員。一方面,將我們所瞭解的情況以及我們對時局的看法帶進去告訴紫陽;另一方面,又將紫陽的反饋意見帶出來告訴我們。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十幾年中,認真地記下了他同紫陽的許多次談話,並把這些談話集結整理成了我們眼前所看到的這本書。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說過,趙紫陽反對戒嚴和拒絕檢討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我在此處還要說,宗鳳鳴寫出這本書,不僅是對這個黨、這個國家、這段歷史負責,而且是對趙紫陽個人及其歷史負責。所以,我們這些老同志都為紫陽交了這樣一個俠義老友而感到慶幸。

總之,宗老寫出這本書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爾地記下了紫陽的某幾次談話,而是持續十多年地記下了紫陽的上百次談話。另外,他也不是寫文章出身的,也沒有做過記者,只是到了晚年才開始寫書,並且一寫就寫很重要的書,其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們應當向宗老致敬。

聽說有關部門已經找宗老談過話,查問他寫這本書的事,不知會查問出什麼結果來。我想時代已經進步了,總要講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後,我這個已九十歲的老頭祝他這個快九十歲的老頭,高高興興地寫書,平平安安地出書。

原载《開放》杂志 2007年2月号

星期四, 二月 08, 2007

讼界悲心浦志强

作者:萧瀚 博讯2007年2月08日 首发

富于想象力的人,就会同情那些聋哑、残废、穷苦的人,以及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小动物。如果他想要逃避世界上的苦难,就必须心肠变硬,掩耳闭目,对外在世界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美】丹诺

说起浦志强律师,有人会以为他仅仅是一堆概念的组合——“公益律师”、“维权律师”、“大律师”…,但跟他接触过,就会发现,至少没那么简单,并且要有趣得多。

志强的个头,我看足有190㎝,古代章回小说里常说某豪杰“身长八尺,腰大十围”,他基本合乎这个标准;《麻衣神相》里还论及“声如洪钟”,这一条,他也合格。因为抽烟太多,他的声音常带着沙哑,而且平时说话常常会拖长了音节,很厚,瓮瓮的,像从肚子里发出来。他那张标准的国字脸,说得俗一点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看人的时候,眼神炯炯的,但总脱不了顽皮的味道,因此仿佛很有点稚气,有时是一种假冒伪劣的玩世不恭,很悲惨——这玩世他从来没装像过。

有人第一次见他,就跟我说:“志强高高大大,声音又字正腔圆的,一看就像电影上的好人。”确实,他像是按照古代小说家和相师所定标准长的。

因为是律师,所以志强总是一身的西服,出庭的话当然还有领带,除了藏蓝色,我没见过他穿其他颜色的西装,他的风衣好像都是黑色的,敞着扣子,远远走过来,颇有点银幕硬汉的味道,挺潇洒。他的皮鞋是黑的,电脑是黑的,包是黑的,他的车还是黑色的,我想他可能就是喜欢深颜色的东西。

认识志强年头不算很长,我们正式见第一面之前,文交、以致神交已久,所以都不记得具体见面的时间。2001年的时候,我写过几篇文章,探讨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护,以及中国当代该领域的问题,正好他在诉讼过程中能够用到一些,后来的交往也多与我们的本行有关。

因为工作,我们有过不少合作,一起讨论案件就不必说了,我们也一起出庭。《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让某利益集团恼羞成怒,引来一场名誉权诉讼,志强和我一起代表《财经》杂志,2004年初,那时天气还很冷,在戒备森严得像监狱的北京东城法院,在那个小法庭里,志强和对方律师展开了唇枪舌剑,这次庭审过程,我想可算个不错的律师职业技术课堂,虽然这并不是他最精彩的一次。志强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和材料功夫上,所以根本不需要用那些下三滥的所谓技巧,他是我见过台风最正的律师之一,他尊重对手的人格,即使对手的辩风很猥琐。法庭上的志强,辩才是一流的,多有急智——这是我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特别佩服,他常常在对方的陈述中,找到他们自己疏忽了的大漏洞,把对方逼得嗫嗫诺诺很难堪,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入流的律师常常会被激出他们本性中的流氓劲儿,强词夺理。时间过得太久,我记不起细节,本来可以举点有趣例子的。有时我想,志强的这种特征好像有点“人来疯”,听审的人越多,他会越来劲,发挥得越好。庭下,他常像个懒猫,一上了庭,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十八般武艺抡开耍。他的法庭风格完全是英美派的,他用常识诉诸人的善良天性和情感,所以往往很动人,法庭陈述常常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词。如果对方千方百计回避人的正常情感,就会很厌恶他的这种风格,甚至嫉恨他,而这正是他能成为公益律师的基础。

如果把律师仅仅看作一种职业,而且按照据说现在最流行的“利益最大化”——所谓经济学解释,志强是个傻律师,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案、《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权案、奥美定美容案、广州电动车案…,他都是免费代理人,说他是维权律师,是因为他总是代理弱势一方,这当然也是他被认为当代杰出“公益律师”的原因之一。

对许多人来讲,志强首先是个侠客,其次才是律师。在奥美定诉讼案中,当张慧琴女士感到完全无助的时候,志强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你的案子我接了,免费代理。”张女士万分感激——她在深圳找过三个律师,都被拒绝了,据说经历了那三个律师之后,她很悲哀,觉得在深圳2300个律师里,怎么就没人能帮她?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必详举,受惠于志强的无助者又何止于张女士一个呢?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散财童子”,见到人家有困难,就会看不过眼,随机资助别人那是常有的事,他的心原本是颗慷慨之心。

志强的侠性造成他性格中特别稀见的一种特性,与人交往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没什么来往,有事了才会找你,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缺席。他经常会问朋友们需不需要帮忙,如果需要帮忙,他会很及时,想尽办法。去年夏天就有一次,他在西安出差,一个北京的朋友有急事找他化缘,他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解决,而且回来后立刻补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至少可以说明,志强要是说帮不了忙,那就一定是真的,只要他还有点机会就不会拒绝。当然他也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要是瞧不上谁,别说帮忙,这人还会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轻慢。

即使和陌生人交往,他也几乎完全没有防范之心,这确实很少见——当然并不是说他容易上当,而是他与人交往几乎过度的善意预设,前段时间他还在博客上声称有骗子打他主意,想想挺好玩的——骗到大律师头上了,呵呵。

志强有侠心,更有童心,我想这两样从来都是孪生的。他大大咧咧,跟女性朋友在一起,把人家当哥们,没啥温柔的“绅士风度”;他有时无所顾忌,说话带锋露刺的,有一回就当很多人面说其中某某人办案子不行,只适合搞理论研究——这符合事实,因为那个人不喜欢律师职业;他的办公习惯凌乱不堪,到法庭上常常找资料找半天,有种人就是这样,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行动的时候却一锅粥,但居然不出错;他最有意思的习惯是,动不动就要带点自嘲地自吹自擂,这种习惯要放别人那儿就是过于自恋,但在他那儿却并不叫人厌烦,反而增加他的魅力,这真是件古怪的事——他成天“臭美”,人家也跟着“臭美”他,变得跟他一样“弱智”?不是的,这种表面上的自吹自擂,骨子里并没有当真,他只是觉得好玩,是那种孩子式的既单纯又笨拙、全无机心的玩笑虚荣心,所以人不会腻味,倒有点审美意趣。这一切在他的同事们那里都成了宠他的理由,由着他胡闹,他在事务所是个“屡教不改”的顽皮“一霸”、“胡闹”大王,一定程度上,他们把他当孩子疼,我猜。

侠心与童心确乎是同在的,志强不仅仅在做律师,做公益律师,他还常常是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公开评论者,像那个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孩子,所以不能发表、发在网上被删除,自然也是常事。

在律师界,志强的文字能力要算相当好了,机趣、有想象力、有表现力,能感性,也能理性,但是有一个阶段,他的文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有时不必要的枝蔓过多,我直接跟他提过,建议他的语言方式与文体应该协调。志强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不多久,他的文字又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了,而且更见内敛、凝重。最近他的那份《就广州电动车维权行动的个人声明》就很具典型性,严肃、庄重、心存善意但坚持原则,感情充沛但文采适度,且保有一份相应的职业性矜持,即使面对如此…(我现在尽量克制粗口)的地方政府,他也态度友善,这很不容易。是的,一般而言,他对谁都是友善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有时候东西厂会派人关心他,一个冬天的早晨,志强出门上班,看到楼道里躺着他们的人,他心疼这些人的辛苦,歉意地跟人说:“我又不会跑,你们昨晚干吗不打个招呼?回去睡就是了!”他眼里没有敌人,孟子所谓“仁者无敌”,我想该这么理解。

所以呢,仅仅说志强有侠心是不够的。《南华早报》的记者吴薇女士告诉过我,说她采访志强的时候,他谈起过一个案件,当事人被当地政府戕迫得几乎山穷水尽,吴薇说志强讲着讲着,“黄豆大的泪珠,啪嗒啪嗒地一颗颗往下掉”,我能想象当时他拿烟的手一定是颤的。吴薇说她当时很震惊,完全想不到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竟然会为了别人如此常见的事落泪。虽然我未曾亲见,但我相信这是真事。我也不想去问志强,因为男人之间是不能打听眼泪的。他身上有高于侠心的东西,便是佛门所谓悲心,就是儒家所谓的悲天悯人,它是侠心的起点。正因为如此,他表面上大大咧咧的背后,藏着敏感和细腻——他会放过那些庸常的细节,却不会忽视需要他关心和帮助的小事。

志强最大的缺点是像个“劳模”——完全没有闲暇,他只有工作,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处在工作状态,几乎没有生活,这是我最不习惯、也最不赞成的,我认为拔刀相助、行侠仗义的事业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是全部——虽然我知道不能求全。

我曾说过,并不是哪个律师都有资格被冠以“大”字称号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此之谓大,志强正走在这条“远大路”上。虽然离功德圆满还早,但大律师的“初级阶段”,他早已到达。有时我想,浦志强这人该说是个既复杂又单纯的人——这是杰出律师最重要的素养,如果给志强画幅漫画,该是怎样?

——板寸头、黑风衣、叼着烟,眼睛有点被烟熏眯着,眼神里盈着笑意——再加点顽皮和微微的嘲讽就全了,左手端着《大悲咒》,横在胸前,右手捏着《宪法》,垂在大腿边…。

可惜我不会画画,只能写点散感,给想了解他的人留点印象,毕竟这个时代大律师太少了。

2007年1月18日于追远堂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國禁書風波 鄔書林:我說不得因人廢書

今日晚報 2007.02.08  中央社

中國女作家章詒和近日發表聲明,指著作「伶人往事」等書遭官方查禁。被指主其事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今天說,章詒和的說法有誤,他當時的發言是「不得」因人廢書。

章詒和於一月十九日發表聲明表示,「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召集了一個『通風會』。會上,副署長鄔書林先生以宣讀方式公布了一份『二零零六年出版違規書選』,被點名的書裡,『伶人往事』列於三。」

聲明說,「鄔先生對出版此書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說(大意):『這個人已經反覆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你們還真敢出……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著,自然是對該社的嚴厲懲處。」

鄔書林上午出席福建人民出版社召開的「閩南方言大詞典」出版座談會。會後,記者詢問鄔書林,是否曾在會上說要「因人廢書」?

對此,鄔書林表示,「我前面加了『不得』!」記者追問,當時他是在會中表示「不得因人廢書」?鄔書林回答:「對呀!」

對於這次禁書風波在中國海外引起的爭議,鄔書林說,新聞出版總署已透過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權威發言澄清,「不需要再說明。」他對這些爭議沒有評論。

根據二月一日的「聯合早報」報導,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負責人表示,出版總署於一月十一日召開例行的內部工作會議,會中批評九家出版社涉及買賣書號、冒用「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工程」的名義、出版前未向當局備案或內容不良等問題。湖南文藝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會議上也受到批評。

這名官員說,「這次我們一本書都沒有查禁。」

他並轉述鄔書林在內部會議上的發言說,「作者怎麼寫、寫什麼,這屬於作者的創作自由。我們不搞因書廢人,或者是因人廢書。但是,出版社應該遵守國家關於出版的法令規定。」

外傳被查禁的八本書包括「伶人往事」、「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如焉」、「滄桑」、「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年代懷舊叢書」、「新聞界」。

原载《中時電子報》

星期三, 二月 07, 2007

米奇尼克 人·角色·思想

作者: 胡 平

Adam Michnik
一.從《獄中書簡》到《自由書簡》

今年(1998年)八月,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波蘭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新著《自由書簡》(Letters from Freedom);這家出版社曾經在一九八六年出版過米奇尼克的《獄中書簡》(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其間整整相隔了十二年。

這十二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二年。就在這十二年間,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一大批共產專政的國家義無反顧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這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它的意義足以和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胜利相媲美。

在這一偉大的歷史巨變中,波蘭是光榮的火車頭。在共產党國家的民主運動中,波蘭至少有三個“第一”:第一個贏得合法存在的、真正獨立的、有上百万民眾參加的民間組織--團結工會(1980年10月),第一次成功地由共產党當局和民間反對派共同舉行的圓桌會議(1989年2月),第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由非共力量組成的中央政府(1989年8月)。

提到波蘭的民主運動,除了瓦文薩之外,還有一個名字不能不提到,那就是亞當·米奇尼克。米奇尼克是波蘭著名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工人自衛委員會 (KOR)的創建人,團結工會顧問,民主運動戰略家;波蘭民主化後曾當選為國會議員,擔任波蘭最大日報《Gazeta Wyborcza》的主編至今。

米奇尼克被視為杰弗遜(美國開國元勳,獨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式的人物,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動家。由於他在非暴力斗爭的理論和實践,波蘭流亡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茲(Czeslaw Milosz)把他比作甘地。三十多年來,米奇尼克一直是波蘭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靈魂人物。

自波蘭的團結工會誕生之日起,我就對波蘭的事態保持密切的關注。八三年,北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翻譯了一本記敘團結工會運動的書《波蘭在十字路口》。我從這本書里第一次知道了米奇尼克的名字。八七年來美後,我有机會閱讀到更多的關於波蘭民運的書籍文章,其中就有米奇尼克的那本《獄中書簡》,還有阿希 (Timothy Garton Ash)寫的《波蘭革命:團結工會》(Polish Revolution:Solidarity)。八八年的一期《紐約時報雜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出長文專題介紹米奇尼克,我請人譯成中文發表在《中國之春》。

不過据我的觀察,在中國人中間,甚至在中國的异議人士和民運人士中間,了解米奇尼克其人其事的仍然不多。這不能不是個缺憾。在此,我不妨借評述《自由書簡》之机,對米奇尼克的思想略加介紹。我深信,正在為自由民主而進行艱苦奮斗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從中吸取許多寶貴的教益。

《自由書簡》一書的副標題是《冷戰后的現實与展望》(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tiyes),全書共348頁,收有米奇尼克的二十五篇文章(包括對話錄),按內容分為三部份:一.無望与希望,二.對1989-1990年革命的評論,三.講演錄与對話錄。

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有的是對當下發生之事的評論和指點,有的是對過去發生之事的回顧与反思。几篇對話錄尤其精彩。一篇是和詩人米洛茲的對話,這是兩個知識分子的對話,談的是歷史和文化;一篇是和捷克總統哈維爾的對話,這是兩個持不同政見者、兩個民主政治家的對話,談的是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和共產主義之後的新時代;還有一篇是和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這是兩個舊日的政治對手的對話,一個是先前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反對運動的領導人,一個是前共產党專制政權的第一書記,戒嚴令的頒布者,談的是團結工會運動和波共當局鎮壓的那段歷史。

二.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用他自己的話,可謂“既典型又不典型”。典型之處是,和許多人一樣,米奇尼克也是先從正統意識形態的虔誠信仰者變成体制內的批評者,然后又變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最后再成為政治反對派。至於他的不典型之處,看來則与他的背景有關,和他的個性有關。

1.“因為我無知,所以我無畏”

米奇尼克出身於一個紅色家庭,父母都是老共產党員。從少年時代起,米奇尼克就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有趣的是,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很早就開始成為叛逆者。

米奇尼克說,他和別的許多波蘭人不一樣,別人對党不滿,但因為害怕而不敢公開批評;米奇尼克不害怕,因為他天真地認為,党是我的党,國家是我的國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党不是一直號召我們要為真理斗爭,為正義斗爭嗎?因此,米奇尼克見到了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義的事就毫無顧忌地大聲講出。米奇尼克說:“因為我無知,所以我無畏。”

在一堂歷史課上,米奇尼克站起來發問,就二戰期間蘇軍秘密殺害大批波蘭軍官一事提出質疑:“既然共產党提倡講真話,那為什么不告訴我們這件事的真相呢?”結果他被老師赶出課堂。那時他才十三歲。

接下來,有兩件事給予米奇尼克极大的震撼。米奇尼克父親的一個朋友,也是個老党員,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關了整整二十年後才重返波蘭。另外,米奇尼克的一個親戚也曾在西伯利亞關了十年,只因為他過去參加過波蘭的國軍(注:波蘭的國軍是二戰時的一支地下武裝力量)。象小說《牛虻》里的亞瑟猛然醒悟到自己受了神甫的欺騙,米奇尼克頓時失去了對共產党的信仰。他對自己說:“信上帝,但不信教會。”這意思是信共產主義但不信共產党。

2.“我不知道要是沒了共產党我該作什么”

那以後,米奇尼克拼命地研究理論,努力地思考各种敏感的政治問題。他結識了一批華沙最优秀的知識分子,包括庫隆(Jacek Kuron)和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庫隆後來也是團結工會的顧問,米奇尼克稱他是”團結工會的教父”。克拉科夫斯基後來流亡西方,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和牛津大學,有《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等書問世,在中國哲學界應不是陌生人物。

在此期間,米奇尼克還結識了地位顯赫的哲學家沙夫(Adam Schaff)。沙夫當年是波共的頭號理論權威,是波蘭的胡喬木。但沙夫的思想比較解放,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寫過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著作。這些觀點直到八十年代還被中共的胡喬木視為异端。另外,沙夫也更博學,對當代西方哲學相當熟悉,從他寫的那本語義學引論(也有中譯本)便可見其功力。由於沙夫的自由化傾向,后來被撤銷党內職務。

米奇尼克對沙夫說,我想成立一個研究小組,行嗎?這時的沙夫已經頗有些犬儒味了,不過沙夫畢竟也年輕過,他大概在十五歲的米奇尼克身上看到了少年時代的自己,所以欣然認可了米奇尼克的意愿。沙夫說:“哦,你們是想成立你們自己的俱樂部吧,行啊。你們可以在這里見到華沙的知識精英。要是有人找你們麻煩,找我。”於是,這個由一幫十几歲的少年組成的、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子”的小組織就成立了。

在當時的波蘭,任何自發性組織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樂部卻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這或許与沙夫這頂保護傘有關,大概更与這幫孩子們都太年輕,當局起先根本沒當回事有關。再說,俱樂部的成員基本上都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當局沒有從一開始就把他們當外人。

米奇尼克說,他們這伙少年的共同之處,一是都很聰明,二是都特天真。天真給了他們力量,天真給了他們勇气。他們自稱為“尋找矛盾的人”,專門討論各种犯禁的問題,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自由問題,蘇聯干涉匈牙利的問題,波蘭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問題。

俱樂部終於被解散了。米奇尼克的言行甚至傳到最高當局。波共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在中央全會上對米奇尼克點名批判--那時他剛十六歲。下來,庫隆把這件事告訴了米奇尼克。米奇尼克不信:“我沒功夫听你瞎掰,我還得補習物理呢。”庫隆說:“哥穆爾卡同志不用補習物理,所以他有功夫干這些瞎掰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八歲的米奇尼克第一次被抓進監獄,因為他參加了反對當局打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抗議活動,還深深地介入了由庫隆等人發起的致波共中央公開信的活動。起先他沒料到警察會找上門。抓進監獄之初,他以為只會關兩天--因為連庫隆也只關了四十八小時,但結果被關了兩個月。

自那以後,米奇尼克就和比他年長的一批异議人士(庫隆等人)站到了一起,不過他的觀點比那些人還要激進些。他主張波蘭擺脫蘇聯控制真正獨立,主張重建議會民主制。年輕的米奇尼克現在已是揚名全國的异議人士了。他決心把反對共產党專制作為畢生的使命。他說:“我的一切都歸於共產党。我不知道要是沒了共產党我該做什么。”

此後,米奇尼克度過了三年(1965-1968)有聲有色的大學生活。拜校園小气候之賜,他和几個朋友甚至扮演了某种合法反對派的角色--在一個不允許反對派合法存在的國家。一次,拉科夫斯基參加了他們的一場討論會(拉科夫斯基屬党內自由派,後來作過波共的末代總理)。米奇尼克們与拉科夫斯基展開了如下一番問答: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理論嗎?” “是,當然是。” “馬克思主義者信上帝嗎?”“不,不信。”“哥穆爾卡是人還是神?”“自然是人。” “既然是人,那么,他能象神一樣不犯錯誤嗎?” “不能,不可能。” “好了,拉科夫斯基,那他為什么從沒犯過錯誤給人批評呢?”

3.“我要和這個制度一刀兩斷”

一九六八年是一個轉折點。

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上下結合的自由化運動,史稱“布拉格之春”。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十分激動。他們希望波共當局也能推動同樣的改革,他們呼喊:“波蘭在等待她的杜布切克!”

在華沙,米奇尼克帶領著一群學生前往波蘭詩人密凱維茲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象征性地表達了對當局的抗議。那時,華沙正在上演密凱維茲的名作《先人祭》。劇中有些台詞表達了詩人反對沙俄控制,追求民族獨立,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信念与激情。波共當局心中有鬼,責令刪除掉那些可能會引起人們聯想對比的詞句,后來又干脆禁止演出。据說在《先人祭》的最后一場演出,當演到被當局動了手腳的那些段落時,台下的觀眾几乎全部站立起來,齊聲朗誦著被刪除的那些詩句,這時已分不清台上台下,分不清演戲与現實,整個劇場充滿悲壯的气氛。

這种場景只有在共產國家才能見到,也只有在共產國家的這一階段才能見到。在這之前,民眾缺乏反抗的覺悟,因此不能對一個信號心領神會,引發強烈共鳴;在這以後,窗戶紙已經捅破,民眾要表達反抗情緒不必再借助於隱喻和象征。唯有在這一階段,民眾已經萌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并且多少感覺到這种情緒的廣泛性,但由於專制所織造的輿論一律彌天大网在表面上還未出現裂痕,每個人心里都還對普遍的社會情緒把握不定,這時如果出現了偶然的或有意人為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借古諷今的、指桑罵槐的信號,這就使得人們能夠以一种間接的方式、因而也是較小危險的方式,直接地渲泄壓抑多時的情感和公開地挑戰禁忌。

局外人很容易低估這种反抗活動的現實意義,因為它看上去太間接、太含蓄、簡直是隔靴搔痒。他們也不大明白,為什么這种僅僅是象征性的反抗活動竟會激發民眾如此的熱情和當局如此的惊恐。問題在於,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所謊稱的民意之上的,所以它最怕這种謊言被公開揭穿。

然而,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下去了。蘇軍的坦克開進了布拉格的街頭。波共當局和波共的軍隊也參加了鎮壓行動。一种希望、一种幻想破滅了。

在波蘭,當局也發動了一輪反自由化運動。米奇尼克又一次被投入監獄,這次他被關了十八個月--他本來以為至少要關八年。就在這時,米奇尼克完成了思想的一次重大飛躍。象索爾仁尼琴一樣,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說:“監獄,你塑造了我。我感謝你!”体制內批評者的階段從此結束,米奇尼克對自己說:“我要和這個制度一刀兩斷。”

這樣,米奇尼克開始進入了体制外持不同政見者的階段。“我們不再試圖在官方那里尋求一席之地。持不同政見者建立自己的体系,創造适合自己的環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給官員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發行。當你路見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聯合受害者,幫助他們。”

在持不同政見者階段,米奇尼克除了直言不諱,對共產党專政發出道義譴責之外,還在一九七六年積极協助創建了保衛工人委員會。

在第二次出獄之后,米奇尼克被當局強制下放勞動,在華沙的一家燈泡厂當了兩年電焊工。這使他獲得了很多工人朋友。波蘭的經濟改革起步很早,這時已經有大量工人下崗失業,物价也不斷上漲。許多工人的生活陷於困頓,有的工人試圖抗爭,結果還遭到當局的毆打迫害。保衛工人委員會竭盡所能,給工人家庭提供幫助,并由此建立起知識分子与工人的聯盟。

作為身受共產党無神論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米奇尼克自己不信神,并習慣於把天主教的傳統勢力視為愚昧、保守、反動。但是現在,他開始對天主教有了新的看法,他開始考慮把傳統的左派力量与傳統的天主教力量結合起來。他在一九七七年把自己的書稿《教會与左派》偷送到法國出版。這本書為形成反共產專制的大聯合提供了思想基礎。

4.“我開始從政”

事後米奇尼克回憶到,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是最輕松的。

這倒不難理解,因為你既擺脫了謊言的迷惑,又走出了恐懼的陰影。你完全按照良心生活,按照信念生活。你有一种道德自我完成的美好感覺。你知道你發出的聲音,盡管相對微弱,但終究在發生影響。不錯,你在遭受壓迫,但正因為如此,你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另外,今非昔比,壓迫已經不那么嚴酷,因此也不難承受。再說,整個社會的气氛大變,一個象米奇尼克這樣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越來越廣泛的尊敬。

但是,米奇尼克也清醒地認識到,“持不同政見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達了某一點,我還不能找出一條政治出路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索然無味的說教者,成天在那里翻來复去的講大實話,好象那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樣的話我就完了。”

在一九八零年炎熱的夏天,波蘭北部的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團結工會應運而生。米奇尼克立即投入,“從那以後,我不再公開為某一道義上的事而表態,我開始從政。” 以上是對米奇尼克心路歷程的一番簡述。在波蘭實現民主轉型后,米奇尼克又經歷了兩次角色的轉換。先是當選為國會議員,由在野政治家變成在朝政治家,然后又退出政壇,專務寫作与報紙的編輯,成為一個公眾知識分子。不過,這种角色轉換和思想演變沒有多少關系,故此處不再多說。

三.感慨与聯想

閱讀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令人頗多感慨和聯想。

1.關於勇气

少年時代的米奇尼克一直把共產党看成自己的党,把自己看成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放言無忌。不過這里也有不合邏輯之處,米奇尼克自己后來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既然我們早就知道了別人、包括父親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我們早就該知道共產党是什么樣的党,那為什么我們當年在批評党的時候,沒有估計到自己的遭遇呢?我們為什么會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就不會同樣的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米奇尼克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此,我不妨試圖給出一些解釋。

首先,我以為這是出於以己度人的人之常情。正如米奇尼克所說,盡管他當初已經認識到共產党的許多錯誤,但主觀上還并沒有所謂反党的動机。你不對党有敵意,你就不容易充分估計到党會對你有敵意。一般人常常弄不清什么是敵人,他們常常把他們恨的人當作敵人,但其實所謂敵人,不必是你恨的人,而是恨你的人。

另外,极權專制不同於傳統專制。在傳統專制下,臣民還多少有一點批評的空間,專制者有時還不得不下“罪己詔”;极權專制則連這一點空間都取消干淨。如果你只知道共產党的專制性,但還不知道它的极權性,你就有可能留下和當初米奇尼克一樣的盲點,誤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不會同樣發生在自己身上。

米奇尼克說,他早年的反抗純粹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要是我們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蘭人所知道的,我們就不會那么勇敢了”。的确如此。早期大部分反抗者的勇气是來自天真,無畏是出於無知。例如中國五七年的右派,十之八九是中了“陽謀”,本來是“響應党的號召給党提意見”,并不是要“向党進攻”。是故,許多早年的反抗者,當他們不再天真不再無知,他們也就不再勇敢不再反抗了。

可是,當米奇尼克從小牛長成大牛,几次被老虎咬傷,但依然英勇無畏,一如往昔,可見米奇尼克上面那句話也只是一面之詞。

勇气這東西,部份來自先天,部份來自后天。在后天中,早年經驗又很重要。勇气象肌肉,是練出來的。但若一開始,負荷量就大大超過身体的承受力,其效果便可能适得其反。共產制度下的人,大部份都變得很怯懦,有的是壓成的,有的是嚇成的。米奇尼克由於出身紅色家庭而比別人更幼稚,目睹恐怖卻未受惊嚇。另外,他又成長於非斯大林化之後的波蘭,雖然小小年紀就屢遭迫害,但迫害的份量比先前已大為減輕,所以他的勇气非但沒有被壓垮,反倒因之而增強。

米奇尼克的這段故事如果發生在同時期的中國,至少得判十年八年。在文革前,張郎郎和一幫少年朋友組織過一個名叫“太陽縱隊”的文學沙龍。和米奇尼克們相似,張郎郎們也是出身革命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甚了解,至少覺得与我們無關”。事後張郎郎也問過自己,既然當時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環境,對寫詩搞文學的危險性“也有所覺察,但怎么還那么膽大包天呢”?張郎郎也同樣歸結為“初生牛犢不怕虎”。雖然從父輩的私下言談中,張郎郎也知道了一些諸如延安時期文藝界內部斗爭的殘酷与荒謬的故事,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覺得搞藝術的人就得有這么個气魄”。要說思想上的离經叛道,“太陽縱隊”--那畢竟只是文學沙龍――比“矛盾尋求者”差得很遠,但張郎郎后來的命運卻是被判處死刑,几乎送命,另有成員自殺身亡。

2.關於波共

這就有必要講一講波蘭共產党的故事了。

借蘇共二十大的東風,早在一九五六年,波蘭就開始糾正斯大林時代的极左路線。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報告本是党內高層机密文件,但波共政治局的一些人卻公開翻印了一万五千份,還直接送交西方記者,惹得赫魯曉夫都很生气。該年六月,波茲南爆發工潮,示威者沖擊當地公安局和党委會,放出政治犯。波共當局下令鎮壓,釀成流血事件。

波茲南事件使當局深感改革的必要,於是大力改革領導班子。這年十月,波蘭的鄧小平--哥穆爾卡,在結束了五年的監禁生活后,在万眾擁戴下當上了波共第一書記,從此開始了所謂”波蘭的十月”的充滿希望的新階段。這比起”中國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早了整整二十年。

在這時,波蘭已經著手進行經濟改革,領導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進行的新的議會選舉,開始實行了差額選舉制(早於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還公布了投票結果(今天的中共做到多少?)。意識形態控制顯著放寬,人道主義的研究勃然興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歷史事件的電影公開上演,在國際上都造成相當影響。

可是很快地,自由化趨勢遭到哥穆爾卡的壓制。先是反知識界的自由化,隨之而來是壓制大學生,最后則是同工人發生沖突。一九七零年冬天,由於經濟改革引發物价上漲,導致大規模工人罷工,罷工遭到了鎮壓,但哥穆爾卡也隨之下台。

新上台的蓋來克執行了一條比其前任更改革的路線。波蘭的經濟确有好轉,人民的生活也明顯提高。到了七十年代末,波蘭已成為中度發展國家。在政治上,蓋來克几乎每天會見群眾代表,并四處視察。政府的“透明度”大為提高,老百姓都知道,政治局每個星期二召開會議并發表公報。開始出現了為數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也出現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的組織。當局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會打壓,一會不管。在團結工會興起之前,波共的情況大抵如此。

有人說,現在的中共已經很開明了,改革也搞得很不錯;因此再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就未免奢侈,不知足。讓他們和二十年前的波共比比吧。在蘇東波過去十年之後,中共的一党專制還沒有結束,有人說是因為中共的政績更出色。其實分明是中共的專制更惡劣。天下的共產党專制都是靠暴力維系的,哪里的共產党越開明,哪里的一党專制就結束得越早。

3.關於反共

米奇尼克在領略到共產党的厲害之后,還要堅持反抗。這又是為什么?

米奇尼克寫道:“為什么我們要反對共產主義?為什么我們甘愿成為受壓制的少數派,而不愿意加入所謂大多數在极權專制的世界里討生活?”

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樣。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与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你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你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為什么能夠形成反對共產專制的大聯合,道理即在於此。

米奇尼克堅決反共,但是他不同意把共產主義學說僅僅視為一派胡言。詩人米洛茲講起,有一次他對一個西方人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种有力的思想理論。對方立刻指責他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詩人對此大不以為然。米奇尼克深有同感。他補充道:“誰要是說馬克思主義除了恐怖就再不是什么東西,就證明誰不能理解別人的經驗,別人的經歷和別人的痛苦。”

我想,米奇尼克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經歷。象他這樣聰明勇敢的人也一度迷戀過共產主義,可見那套理論本身絕不簡單。我們不愿意我們千辛万苦思考探索的那段精神歷程,到後人手里只變成一個簡單化的武斷結論。共產主義惡夢已經過去,我們需要認真地從中吸取教訓。如果只是簡單地把這一切說成是愚蠢,那并不能使我們由此變得聰明,而只會使我們陷入另一种愚蠢。

4.關於六八年人

對米奇尼克而言,六八年是難忘的一年。我們知道,就在這一年,在西方也發生了學生造反運動。二十年後,米奇尼克有机會和當年美國的、法國的學生領袖交談,雙方都有相見恨晚之感。米奇尼克總結道,雖然當年彼此的抗爭目標和抗爭手段都不一樣,有的還互相對立,但仍然惺惺相惜,因為同是六八年一代人,我們畢竟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權威。

無獨有偶,國內學者朱學勤也提出過“六八年人”這個概念。不過,朱學勤筆下的“六八年人”是指當時一小批較早擺脫狂熱,對文革開始進行某种批判性思考的青年,不是統指所謂紅衛兵一代。

近些年來,海內外都有一些老三屆或當年紅衛兵与造反派致力於中國的文革造反運動与同時期西方學生造反運動的比較研究。我的一個老朋友以任之初的筆名寫了一本書《紅衛兵与嬉皮士》,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

我還讀到過作家張承志(當年紅衛兵的創始人之一和它的命名者)的一段話。他強調紅衛兵運動的青春性和叛逆性。他寫到:“應該說,不是法國五月革命的參加者,不是美國反戰運動的嬉皮士,是我們--我們這一部份堅決地与官僚体制決裂了的、在窮鄉僻壤、在底層民眾中一直尋找真理的中國紅衛兵--才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強調文革的所謂反官僚体制的積极意義,對毛澤東身為最高統治者卻又主張不斷革命、造反有理總有些敬佩。這些人不知道,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体制的,雖然他事實上又离不開官僚体制,正象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但又离不開中間商一樣。一個人不斷地造反、反叛權威,其邏輯后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是讓天下只留下自己一個人的權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還能有別的結果嗎?

紅衛兵運動貌似反叛權威的運動,其實,它恰恰是權威主義的運動。就象”毛主席領導我們反潮流”這句悖論式口號所揭示的那樣,它是在權威的指揮下釋放某种青春反叛性,因此當然是被扭曲的反叛性。紅衛兵自稱“毛主席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不是指職位低下,不是“小官”的小,它是指幼小,表示對一個“大”的依賴,并以此為榮。

至於對所謂底層民眾的崇拜,看上去象是民粹主義,其實還夠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國,誰最是底層民眾呢?黑五類。毛思想的最荒謬之處在於,先是以被壓迫者的名義打倒原先的所謂壓迫者,從而使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大的壓迫者,但同時還要壟斷著“被壓迫者”的美稱,另一方面,則是使別人成為最悲慘無助的被壓迫者,但同時還背著“壓迫者”的罪名,以便進一步加強對別人的壓迫,并把它叫做“反壓迫”。

米奇尼克對西方的六八年人有相惜之感,但他并不贊同他們的很多觀點。譬如說,他堅決不同意把西方學生抗議美國人的越南戰爭和他們抗議蘇聯人入侵布拉格這兩件事相提并論。他的導師、克拉克夫斯基干脆指出,西方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帶有法西斯傾向。

四.在民主運動中

1.自我克制的革命

米奇尼克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運動戰略家。他審時度勢,為波蘭民運提出了一套”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理論。

考慮到共產党力量的強大,尤其是還有東鄰蘇聯的虎視眈眈,米奇尼克深知,波蘭的自由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認為首務之急還不是建立民主,而是贏得自由;不是向共產党奪權或是分享權力,而是限制共產党權力的范圍,是在共產党政府之外開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動空間,建立起真正的民間社會。

關於自由优先的思想,關於民間社會的思想,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早就提出過,因此并不新穎。但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能把這种思想運用於极權社會中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那無疑是個創舉。什么叫獨創性?獨創性并不是無中生有。獨創性就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又向前跨出一步。

團結工會不是共產國家中第一個獨立工會,但它是第一個迫使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獨立工會。人們愛談論”第一”,由於共產專制只手遮天,它能把最初的抗爭消滅得不留痕跡,因此,我們所能知道的种种“第一”,其實都不是第一,而是“第N+1”。包括最近國內的組党活動,有人說這是第一,以前只有秘密組党,公開組建獨立於共產党之外的党,這次應是第一。這些朋友忘記了,如果不是有人公開組党遭到鎮壓,後來者何苦轉入秘密?

團結工會成立的那天,米奇尼克并不在場。他本來是想勸阻工人們不要急於成立工會的,因為他耽心當局會鎮壓。當他正打算從華沙赶到格但斯克時,卻被當局扣住。於是,工會就在沒有听到他的意見、又出乎他的估計、但絕非違背他的理念的情況下破土而出了。

由不同政見者轉變成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家,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因為這兩种角色有不同的要求。米奇尼克說:“俄國人建立了一個高度發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化,其中有兩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他們是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但是他們的觀點不能從道義上轉移到政治上來。”“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不是政治性的,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意味著始終堅持一种道義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政治就不同了,政治總是需要妥協的。”

有些品質對不同政見者是必備的,也是高貴的,但對於政治家卻完全不适用。“突然,要取胜這一點變得十分重要”,而不同政見者的崇高之處恰恰在於他不在乎成敗。一個因為堅持自己主張而不惜走進監獄的不同政見者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持不同政見者,但是,一個因為堅持自己的策略而使運動遭到鎮壓的政治家卻只能是蹩腳的政治家。

另一個問題是与群眾的關系問題。作為不同政見者,你不怕群眾不理解不追隨;但是作為政治家,你必須要得到群眾的理解、支持和參与。孤家寡人可以是不同政見者的驕傲,但卻是政治家的失敗。身為不同政見者,你自己堅信你是在代表人民講話,但是,除非人民認同你的講話,否則,你的自信、你的自我感覺良好在政治上就沒有什么意義。另外,如果大多數民眾雖然在暗地里贊成你的主張,但懾於專制統治的淫威而不敢公開地站出來支持參与,那同樣於事無補。所以,作為民主運動的政治家,你還必須在激發起群眾道義熱情的同時,考慮到群眾的風險意識,找出一种能讓他們切實投入的辦法。在這一點上,團結工會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2.米奇尼克与瓦文薩

對手常常比朋友看得更清楚。雅魯澤爾斯基正确地指出,瓦文薩、米奇尼克在戰略上是鷹派即激進派,在策略上是鴿派即溫和派。用瓦文薩的話:“我激進得很,但我不想找死。我非贏不可,我可不愿意輸。”

說來也有趣,米奇尼克与瓦文薩雖然在戰略上和策略上都很一致,但兩人的關系一度搞得很僵。團結工會運動雖然是在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保衛工人委員會多年活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主体畢竟是工人,因此,作為工人領袖的瓦文薩便有些自大,不大瞧得起知識分子异議人士。再有,波共當局拿著龐大的工人群体不好辦(就象八九期間中共當局拿著龐大的學生群体不好辦一樣),於是就用抓”幕后黑手”的策略,挑出庫隆、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重點攻擊,說是只有和這些”黑手”划清界限才肯和團結工會達成協議。瓦文薩一來是避免對手抓把柄,二來是趁勢強化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些小動作排擠米奇尼克等人。這讓米奇尼克很惱火。事後瓦文薩說的也坦率:“站在你的位置,碰上和我這號人打交道,如果我是你,早把別人打破頭了。你這人很君子,我的頭還好好的。”也許是身為“老革命”卻受排擠之故,那時,米奇尼克很不相信瓦文薩,疑心他向共產党讓步太多,到頭來把團結工會弄的和共產党官辦工會相差無几。直到當局突然襲擊實施軍管,瓦文薩和米奇尼克一道被抓,這种猜疑才冰消雪融。米奇尼克說,那以後,我和瓦文薩好得象同性戀。

瓦文薩堪稱政治奇才。他老謀深算,冷靜清醒。團結工會贏得合法存在,一位西方記者問,你們干嘛不改為政党呢?他說不愿意,“既然可以用錘子敲,為什么非要用腦袋撞”?記者說,今天的波蘭,最惊奇的是人民已經毫無恐懼。你同意嗎?瓦文薩立刻警覺起來,他說:“等等看......我听說有一种海洋動物會游到沙灘上自殺。我有點怕。可能我們也在干著類似的傻事。你不能不顧現實,自我陶醉,不好好想一想會不會是錯誤。万一錯了,后果不堪設想。”

不幸的是,許多團結工會的人讓胜利沖昏了頭腦,結果遭到波共當局的重重一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雅魯澤爾斯基宣布全國戒嚴,實施軍管,取締團結工會。

團結工會運動遭到嚴重的挫敗。米奇尼克也被捕入獄。一年后他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波蘭的教訓,文中講到團結工會內部的兩派之爭,在後期,運動開始失控,溫和派不能掌握形勢。盡管在兩派之爭中,“很難說哪种聲音占上風,不過激進派的嗓門更大。常常是那些來自大工厂的年輕工人,迫使團結工會的頭頭們采取更激進的步驟,結果是越來越收不住,盡管瓦文薩和庫隆好几次都想收。”
在极其艱難的條件下,團結工會進行了頑強的、堅韌不拔的抗爭,終於在八年多後,再一次使波共當局坐上了對話席,開始了解束一党專制的胜利進軍。

一九九二年四月,米奇尼克和雅魯澤爾斯基進行了一次長談。由於雅魯澤爾斯基同意召開圓桌會議,朝野雙方共同推動民主轉型,米奇尼克原諒了雅魯澤爾斯基。他倆已從冤家對頭變成了朋友。

這次對話十分珍貴。因為在這次對話中,兩個先前的對手各自交換了彼此的想法。這在雅氏方面尤其難得。你几時讀到過一個專制者吐露心聲呢?

五.兩個前政治對手的對話

1.雅魯澤爾斯基其人

說來頗有諷刺意味,反共的米奇尼克出身於共產党家庭,父母都是老党員;波共頭號人物雅魯澤爾斯基卻是出身黑五類,出身地主家庭。如果說,早年的米奇尼克由於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而不怕共產党,不知利害地批評共產党,到頭來變成反共的异議人士,那么,雅魯澤爾斯基的情況看上去正好相反,雅氏是由於從小就怕共產党因而忠於共產党,以至於最後成為共產党的最高領導人。

准确地說,雅魯澤爾斯基對莫斯科是既害怕又忠誠。和他的許多同時代的軍人一樣,雅氏崇拜蘇聯,既崇拜蘇聯的理想,又崇拜蘇聯的強大。雅魯澤爾斯基不是不知道共產党的嚴酷無情。在二戰期間,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少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一家人被蘇聯當局強行下放到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死在那里,母親和姐姐差點被餓死,雅氏本人,也由於受西伯利亞長年白雪的刺激而傷了眼睛,以後一直戴著黑眼鏡,并由於從事繁重的体力勞動留下腰病。

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既然雅氏早年就深受共產党迫害,怎么還不反抗,怎么還會忠於共產党呢?其實這种情況在當時相當普遍,很多人都是對共產党既害怕又忠誠。對很多人來說,這兩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感情非但沒有彼此沖突,反而互相強化,越忠誠越害怕,越害怕越忠誠。

在《君主論》一書里,馬基雅維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身為君主,”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說: 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因為畏懼常常意味著憎恨”,不過“一個人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為人們所憎恨,這是可以很好的結合起來的”。有些當父母的,就能夠使小孩子對他們既愛戴又畏懼。

共產党曾經做到了這一點,斯大林、毛澤東曾經做到了這一點。問一問那些老革命、老干部,有几個不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既畏懼又愛戴,既害怕又忠誠呢?

分析起來,這种敬畏心理的形成并不复雜。一方面,他們相信共產党的事業是正确的,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為了事業的成功,必須要有堅強的領導和統一的意志,這就需要在內部實行嚴格的紀律并隨時清除敵對思想和敵對份子。他們何嘗不知党的領導人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有可能成爲犯錯誤的犧牲品,但即便遇到這种情況,党的統一仍是至高無上的,因此個人就該逆來順受,個人仍然無權反對党。

正是在這种自覺自愿的絕對服從的基礎上,一個強大的党机器就出現了,而高居於党机器頂端的領袖,也就因此而獲得了絕對權力。党員們忠於領袖,因為他們把領袖視為事業的化身,党員們又害怕領袖,因為領袖隨時可以把自己壓成粉末。他們越是害怕自己被領袖鎮壓,他們就只好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就越是賦予領袖更大的力量,從而使自己越是陷於孤立無助,因此也就越是害怕領袖。到後來,人們對領袖的迷信已經削弱,但恐懼心里卻依然存在。雅魯澤爾斯基始終害怕俄國人,据他說,這就是他要實行軍管的主要原因。

2.雅魯澤爾斯基是怎樣為軍管辯護的

米奇尼克与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中心議題是軍管。

雅魯澤爾斯基為軍管辯護,他說實行軍管是為了避免蘇聯的武裝干涉。”兩害相權取其輕”,雅氏說,如果我們不軍管,蘇聯人就會出兵干涉,波蘭將淪為第二個匈牙利,第二個捷克斯洛伐克。

平心而論,雅氏的理由并非全無根据。團結工會的興起,在共產集團內部引起极大的恐慌。捷克和東德的共產党頭頭先後發表講話,聲稱對波蘭的“反革命活動”絕不能坐視不理,任其發展。蘇聯的勃烈日涅夫多次向波共當局施加壓力。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云集波蘭邊境,以演習為名行威脅之實。我們知道,早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時,勃烈日涅夫就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按照這套理論,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同屬於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因此,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國家出現了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逆流,其他國家都有權利、有義務去干涉,去制止。雅氏強調,問題還不在於蘇聯人是否已經下定決心要派兵干涉,問題是一旦蘇軍入侵,後果不堪設想,“這個錯誤我們犯不起”。

但是,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解理由并不充分。因為在當時,蘇聯人自己的處境就十分困難。新上台的美國總統里根對蘇態度相當強硬,而美蘇兩國間的實力差距也比前些年要大得多。一場侵占阿富汗的戰爭就已經使得俄國人身陷泥潭難以自拔,波蘭是東歐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俄國人要下決心武裝干涉,真是談何容易。

再說,團結工會運動是一場自我克制的革命。在八零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協議上,團結工會方面作出了兩個重大妥協,一是承認共產党的執政地位,一是表示不脫离華約。這就在爭取最大自由的同時,盡量避免給共產党鎮壓和蘇聯干涉留下口實。因此應該說,在當時,蘇聯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米奇尼克進一步指出,就算波共實行軍管客觀上避免了蘇聯入侵的危險,那也只好比一個竊賊從水中救出一位女士,他不是為了救出女士本身,他是為了取下女士脖子上的金項鏈。米奇尼克認為,波共實行軍管的直接動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權。

雅魯澤爾斯基承認,刺激他們作出軍管決定的直接原因是出於保護政權的考慮。他一再提到團結工會方面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Radom會議,在這次會上,連瓦文薩都講到“打倒共產党”,這使得當局大為震惊。後來,波共當局在廣播上多次播出Radom會議的錄音--當然經過官方的剪輯,用來為軍管作辯護。

雅魯澤爾斯基對米奇尼克說,有時他自己都納悶,當時他干嗎不跳上飛机,找到瓦文薩,勸告他冷靜點呢?米奇尼克說,“打倒共產党”這句話只是說說而已。雅氏抱怨道,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們一下那只是說說而已,讓我們知道你們并不希望硬碰硬。“不過”,雅氏說,“我不可能去找瓦文薩,就是去了也沒用。我知道瓦文薩當時在工會中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他後來在自傳里寫到這一點,他不可能不作出強硬的姿態”。

“可是”,米奇尼克說,“据Kiszczak將軍說你們在兩個月之前就作出了實行軍管的決定”。

雅氏回答道:“我們只是在技術上作好了准備,但是還沒有到必須按電鈕的地步。”後來,由於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蘇聯方面的壓力增高,整個气氛越來越緊張,這樣他們才邁出了這一步。雅氏解釋說,起初,他們也試圖先采取緩和一點的措施,首先下令禁止罷工,如果這招不靈,再采取更嚴厲的措施。不過有人担心,如果團結工會不理睬罷工禁令,發動總罷工以示抗議,當局就只有采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所以還不如一出手就強硬些。雅魯澤爾斯基說,當他決定按下電鈕時,他得到了同僚們的一致支持。

雅魯澤爾斯基認為,軍管這件事要從兩個角度去看。第一,軍管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軍管,情況又會怎么樣?第二,軍管是怎么貫徹的?它造成了什么後果?雅魯澤爾斯基說,他下令軍管是不得已,是兩害取輕,但是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連他也認為太過份。他還說:“我承認,在軍管後,我們沒有勇气再開展對話。毫無疑義,我們本來是該早一點恢复對話的。”

3.米奇尼克的反駁与應答

認真研究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護詞,你會發現要駁倒它還并不那么容易。我想,關鍵的一點是:後來,雅魯澤爾斯基又同意与團結工會談判,并共同開始了波蘭的民主化。有了後來的這件好事,連帶著也就使原來的那件坏事顯得還不是那么特別的坏,好象還真的是情有可原。

米奇尼克指出,如果說在下令軍管時,你得到了同僚的一致支持,那正好說明你們在維護專制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證据可以顯示出你們之中有誰想到過放棄舊体制建立新秩序。

米奇尼克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不錯,在軍管前夕,團結工會運動內部激進派越來越占上風,但是這里的激進派,無非是不滿足於已有的自由,還進而要求民主罷了。所謂”打倒共產党”的口號也絕不是要用暴力推翻,而是希望通過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團結工會沒有作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備,這一點共產党也是很清楚的。

當時的波蘭,國家与社會呈尖銳的二元對立:國家(即政權)完全掌握在共產党手里,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連米奇尼克這种“自我克制的革命”的倡導者也憂心忡忡,生怕共產党搞“秋後算賬”。畢竟,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共產党從來沒有向民主力量作出過實質性的讓步,現在,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夠享有某种自由的空間,完全是他們奮力爭取的結果,當局方面的讓步則完全是被迫做出的,很可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一旦讓運動停止下來,當局難道不會反攻倒算嗎?

正是在這里,正是在“自我克制的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時候,我們看到了這种革命的最大困難。依照當時的內外形勢,團結工會只可能贏得一場有限戰爭,事實上,他們本來就只打算贏得有限的胜利,而且,他們已經贏得了有限的胜利。問題是,因為胜利的有限性,總是顯得很不可靠,總是讓人覺得芨芨可危。共產党方面也有同樣的不安全感。共產党方面唯恐讓團結工會趁勢奪了權,團結工會方面則唯恐讓共產党搞反攻倒算。雙方本來都未必有進攻的意圖,團結工會并沒有指望馬上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共產党也沒有打算消滅團結工會复辟极權統治;但是為了自保,雙方都表現出某种進攻的姿態。這樣一來,沖突就很難避免了。

沖突是可以避免的,米奇尼克說得對,只要當局明确作出民主的承諾。關於蘇聯入侵的疑慮問題也是一樣,因為團結工會也同樣耽心蘇聯人找到借口出兵。為了避免這种最坏的可能,團結工會完全樂意和當局達成協議。米奇尼克對雅魯澤爾斯基說,如果你們向我們坦誠相告:喂,伙計,別走得太遠,否則蘇聯人就要打我們了,而我們打不過蘇聯人。可是,你們從來不用這种語言和我們說話,你們總是用舊的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說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說什么要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這只能讓我們認定你們還愿意當莫斯科的代理人,還愿意复辟极權統治。簡言之,如果你雅魯澤爾斯基在當初就用現在這樣的語言和我們對話,講明你的苦衷,表明你确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一切都好說好商量,有什么困難解決不了的呢?

軍管造成的悲劇是不容否認的。米奇尼克說:“你問我該怪誰,對此一問題我有不同的答复。”

第一個答复:米奇尼克在下令軍管的當天發表聲明,憤怒指責共產党是強盜,是罪犯,你們打從一開始就妄圖鎮壓我們。

第二個答复:米奇尼克對庫隆等朋友講起過,也該怪我們,我們錯誤地判斷了形勢,我們以為共產党還會作出更多的讓步。共產党下令軍管當然是共產党的錯,但是我們事先沒有估計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的錯。

第三個答复:在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莫斯科,米奇尼克告訴俄國的民主派:“你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和戈爾巴喬夫達成協議,因為俄國要是實行軍管,連西方都會支持他。”米奇尼克反复勸戒他的俄國朋友:“你們千万不要老想著你們自己多正确,老想著你們是如何的有決心堅持你們的立場。”米奇尼克說:“那時,我講出了以前我從未講出的話--對於波蘭的軍管,我們這一邊也有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未能創造出一种對話的語言。如果一种妥協破裂了,各方都是有責任的。”

4.要成功,不要成仁

波蘭民族是悲劇性的民族。波蘭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劇的歷史。

由於身處德、俄兩大強國之間,波蘭的獨立一直受到嚴重的威脅。波蘭人民舉行過一次又一次英勇的抗爭,但因強弱懸殊,每每以失敗告終;豈只是抗爭失敗,甚至往往是比不抗爭還更糟糕。有几次爭取更大獨立的斗爭,最後斗爭失敗,比原來還更不獨立。

最悲壯、也最慘重的一次抗爭是一九四四年的華沙起義。當時,波蘭仍被德軍占領,但德軍在東西兩線都已經陷入困境,蘇聯紅軍和西方盟軍都已經展開戰略反攻。在這种形勢下,波蘭軍隊決定舉行起義,一來是為了早日赶走德軍贏得獨立,二來也是為了避免讓紅軍“解放”又落入蘇聯之手。可是這場起義舉行得太早了點,波蘭軍隊遭到德軍的毀滅性打擊。最後,波蘭只有接受蘇聯紅軍的“解放”而被迫納入“社會主義陣營”。如果波蘭人稍微再等待一下,准備得再充分一些,此後的歷史將完全改寫。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天生不幸、多災多難的國家,卻最早實現了由共產极權轉入自由民主的偉大變革。這是個奇跡,而造成奇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波蘭人民從自身的經驗中吸取了寶貴的政治智慧。從團結工會的誕生、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在軍管後受打壓的階段,波蘭民主派顯示了令人贊歎的政治智慧与斗爭技巧。他們決不是一味地猛打猛沖,只知道去當英雄當烈士。正象一位作家所說:“波蘭的英雄烈士已經夠多了。”問題是我們必須贏得成功,贏得胜利。如果說在民運初期,當烈士是在所難免,并且具有震聾發聵的啟蒙意義和榜樣意義的話,那么到了民運的發展階段和爭取胜利的階段,更重要的問題就該是爭取成功而不是追求成仁。

六.民主化後异議人士的處境

1.一個值得注意的普遍現象

在和哈維爾的對話中,偶爾涉及到民主化後,許多前异議人士反而失落,反而被邊緣化的問題。据米奇尼克說,這种現象在前蘇東各國很普遍。

哈維爾講到,在民主化後的捷克,年輕的一代和原先的异議人士之間存在一种隱蔽的沖突。前者不大買後者的賬。他們引用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頭來把自己都變小了”。那意思是說,前异議人士在反專制的長期斗爭中已經耗盡了心力,他們的歷史使命現在已經結束。

哈維爾還講到認同的問題。由於大多數老百姓既不屬於專制集團,也不屬於异議人士,所以他們在選舉中,往往把票投給那些和他們類似的人,因為彼此更容易有認同感。米奇尼克補充說:“許多人過去在共產制度下當順民,現在又高喊非共產化,那些早就在反抗共產制度的前异議人士們令他們問心有愧。”因此他們不肯正視,反倒背過臉去。

這話听上去似乎刻薄,但确也揭示了部份實情。有時,先行者們會發現,當他們為之奮斗多年的理想實現時,許多後來者完全接過他們的理想,但并不追隨他們的隊伍,宁可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聲勢反倒可能蓋過前人。無怪呼有人要感慨說:“先知在本土永遠得不到承認。”

當然,所謂异議人士邊緣化也是相對而言。事實上,在民主化後的前共產國家,不少前异議人士或反對人士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一般為時不久。這大概是過渡時期的一個特點。在過渡時期,政治格局還在塑造過程之中,於是,各党各派分分合合,政治人物上上下下,政壇上折舊率很高,各領風騷二三年。我想這不只是前反對派獨有的問題。

依我的推測,別的不說,單單是社會轉型這一變化本身,恐怕就會引起不少人的失落之感。在專制社會里,异議人士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這种身份會給你帶來很多麻煩,另一方面,這种身份又能夠使你顯得与眾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見解上高人一頭的优越感。一旦實現民主轉型,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個個都能發表不同政見。异議人士作為一個名詞走入了歷史,而异議人士本身也變得和一般大眾沒有區別。如果你已經習慣於被視為与眾不同,那么,由於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實現,你說不定倒會有某种失落感。

有人講過一句俏皮話,說:“為理想奮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為你的理想沒准會真的實現。”問題在於,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一种比他的存在更偉大的事物,這种不尋常的經驗和記憶就將伴隨他的整個後半生。据說,一些參加過南北戰爭的老兵,戰爭結束後返回故鄉,發現自己很難适應那种無風無浪的平凡生活。

2.打天下与治天下

隨著民主運動大功告成,前反對陣營勢必發生分化。有些人選擇從政,有些人選擇其他。兩种人都會面臨新的問題。

譬如一個學者,由於投身异議活動或反對運動,或多或少遭受到當局的迫害,從而影響了以至中斷了他的學術生涯。如今他要重新回到學術界,其處境便可能反不如那些沒有參加過异議活動或反對運動的同事。這是一种情況。

還有一种情況。譬如一個持不同政見的詩人,其詩作本屬平常,但因為敢於在詩作中或詩作外抨擊專制,批評政府,故而贏得盛名,等到自由民主實現之後,專制既不复存在,批評政府也不再需要勇气,於是,作為一個詩藝平平的詩人,他也就很快地淡出於人們的視野了。

選擇從政者也有類似的困難。首先,民主政治不同於民主運動,善於打天下者不一定善於治天下。瓦文薩可謂突出一例。作為反對運動的領袖,瓦文薩的表現令人贊歎,可是他在總統任內的政績卻乏善可陳。

順便一提,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波蘭實行總統大選。團結工會方面先是推出時任總理的馬佐維奇為候選人,但後來瓦文薩要自己出馬,團結工會一派有很多人不贊成瓦文薩競選總統。米奇尼克就公開表示反對。米奇尼克指出,瓦文薩想當總統,完全仗的是他的個人魅力。為了戰胜馬佐維奇,瓦文薩不惜肆意貶低以馬佐維奇為首的團結工會政府的成就,而他自己又提不出任何象樣的政綱政見。後來,瓦文薩憑著他在反對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廣泛聲望,贏得了總統職位,但沒做出什么成績,在下一屆選舉中輸給了前共產党一派推出的一個年輕人。如此說來,米奇尼克當初的批評大概還是有些根据的。

問題是,在前反對人士一派里,恐怕有不少人和瓦文薩相似,打天下是內行,治天下是外行。這种人會在民主化後逐漸淡出政界,應該說不足為奇。直到總統卸任,瓦文薩一直處於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他的故事還不屬於邊緣化的問題。倒是另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前反對人士,本來被認為在民主化後正該大展宏圖,殊不料卻在開放的形勢下几乎找不到什么支持者追隨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免令人為之感歎。

例如俄國的布科夫斯基。布科夫斯基是前蘇聯最著名的异議人士之一,曾多次入獄,表現极為英勇,後被蘇共當局放逐到美國,受到西方世界的熱烈歡迎,福特總統專門邀請他在白宮會見。和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這些作家、科學家不一樣,布科夫斯基一直熱心從政,他發起和組織了國際反极權聯盟,并擔任該組織的主席。蘇聯民主化後,布科夫斯基興沖沖地赶回蘇聯,結果卻發現和一般民眾格格不入,沮喪之余,只好又回到西方,現在定居於英國,變得很有些憤世嫉俗。

造成上述一類情況的原因很多,估計也和個人的性格、气質或思想有關。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优點常常和他的缺點互相糾纏,因此,在某种情形下使一個人贏得偉大成功的那些品質,完全有可能使得他在另一种情形下陷於失敗。布科夫斯基敢於單槍匹馬挑戰強權,可是,在“單槍匹馬”的背後,是否也表明了他本來就不善於和別人合作,不善於爭取群眾團結群眾呢?

講到治天下的內行外行,那情況對反對人士來說似乎不大有利。由於你長期受打壓,不僅被排除於權力机构的運作之外,甚至還被隔离於普通民眾的生活之外,這對於增長你的治國經驗多半是弊大於利。不錯,由於你為民主事業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你可能贏得更多的信任与尊敬,因此你可能在競選中占有道義上的优勢;但這并不等於說你就一定比別人更了解選民的現實需要,更能夠提出既有吸引力又有可行性的主張和政策,或者是更善於實際的管理和運作。於是就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政治開放後,不少前反對人士未能當選,有些人雖然贏得了選舉但未能作出漂亮的問政或施政的成績,所以無法持續的發揮作用。於是,不少在民主運動階段光芒四射的人物,到了民主政治階段卻反倒相形失色。

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象哈維爾,從未有過施政經驗,可是能把總統工作做得很出色。哈維爾說,正因為他出身資產階級家庭,且長期生活於社會基層,因此使他能夠從“下面”這种特殊角度更深刻地認識社會,認識政治。我們都還記得,米奇尼克在講到自己的成長過程時,也提到家庭背景的影響,可是他的家庭屬紅五類,正和哈維爾的情況相反。這恰恰證明家庭背景其實并不重要,恰恰證明人的思想發展和生活道路的選擇其實取決於個人自身的因素。哈維爾和米奇尼克都能在本國的政治生活中長期地發揮重大影響力至今不衰,可見所謂异議人士邊緣化現象也不那么普遍。

3.“美德的報賞在於美德自身”

說起打天下者坐天下,歷史上沒有人比共產党做得更徹底。中共奪得政權後,立刻按功行賞,論資排輩,把大小權力全分給了自家人,形成“党天下”。這當然就沒有邊緣化的問題了,敢情!

党天下的惡劣程度超過古代王朝。古時候改朝換代也實行打天下者坐天下,不過,古人多少還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因此注意到把權力和地位相區分,把職務和榮譽相區分。皇帝對開國有功者或給予榮譽地位,封侯封爵,或給予物質獎賞,贈田地贈奴婢,但不一定授實權授實職,免得外行領導內行。同時采用開科取士一類辦法選拔治國之才,授實權授實職,讓內行領導外行--起碼在這一點上比共產党高明。

自由革命不同於其他革命,就象福山說的:“自由革命成功後,每個人都變成新權利体系的受益者,不管是否曾為自由而戰,或曾滿足於舊体制下的奴隸式存在,甚或曾為前政權的秘密警察工作,每個人都同樣成為受益者。”這正是自由革命的偉大無私之處。記得當年瓦文薩爭取連任總統落選,中共報刊上就有人嘲笑瓦文薩是“曇花一現”,一副勢利小人嘴臉,几天後就見到有人撰文提出嚴正批評:難道說戀棧貪權、搞終身制才好嗎?

誠如哲人所言:“美德的報賞就是美德本身。”我們為正義而奮斗,最大的報偿就是,我們知道,在正義的斗爭中,我們盡到了一己之力。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一個人為自由事業貢獻出巨大的心血,他總是希望自己的奮斗、自己的貢獻能夠得到承認,得到肯定;許多人為爭取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會應當給他們某种補償。有的國家做得比較好,譬如,捷克總統向民運老戰士頒發自由勳章,台灣政府給前政治受害者發放一定數額的補償(注意,是給補償不是給賞賜),等等。通過這种肯定和補償,社會表明它對歷史傳承的尊重以及對不義行為的糾正。

七.米奇尼克的民主觀

1.“灰色是美麗的”

《自由書簡》的後記,題為“灰色是美麗的”。米奇尼克把民主比作灰色,意在表明民主是承認人性的多樣化,兼包并容。另外,灰色并不亮麗,意味著民主并不是烏托邦。旅德友人劉毅寫過一首小詩歌詠灰色,說“灰色平淡無奇”,“灰色朴實”,說“五顏六色組成灰色,這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那意思正与米奇尼克不謀而合。

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共產主義是烏托邦。這里所說的烏托邦,意義有二:一是指十全十美,一是指不可能。過去,許多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醉心於共產主義,首先是被它所描繪的完美社會的理想遠景所迷惑。他們感受到現實社會的种种弊病,因此尋求一种理想的社會秩序或社會制度。他們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嫌它還不夠完美,很不完美,甚至在理論上就不完美,所以還是不合他們的心意。抱著尋求完美的愿望,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共產主義,要么就是無政府主義。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如毛澤東、瞿秋白等,差不多都是從無政府主義轉的向。其間的軌跡倒也簡單清楚,因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都給出了完美社會的動人許諾,但無政府主義顯得是太一廂情愿,缺少實現的手段,唯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才指明了從現實到理想的過渡橋梁,那就是開展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實現無階級、因而也無剝削無壓迫人人幸福美滿的共產社會。

用不著再去陳述共產革命和共產專制犯下的滔天罪惡,我這里要說的是,不少人在反對共產制度、追求民主制度的斗爭中,又墮入另一种烏托邦--民主烏托邦。他們認為現今中國的一切弊病都是來自共產專制,只要打倒了專制,建立起民主,所有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有些人也注意到,現實的民主社會也存在許多弊病,因此并不完美,但他們把這些弊病通通歸結於社會的不夠民主,因此他們要求進一步的民主,更充分的民主。這就假定了,一旦社會實現了最充分的民主,社會也就趨於或達到完美。

米奇尼克沒有這种幻想。米奇尼克深知,無論社會民主化到什么地步,社會依然會充滿弊病。沒有什么完美的民主制,更沒有什么完美的社會。其實,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制度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區分開來,人類社會的种种弊病,有的是制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論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達到完美。

米奇尼克強調,從一開始,團結工會運動就是非烏托邦、反烏托邦的。這就是說,團結工會運動不但否定共產党的烏托邦,而且它自己就從來不是烏托邦,也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烏托邦。團結工會運動無疑是一場偉大的運動,但其內部決不是一派光明,而是充滿各种矛盾,也有很多卑鄙肮髒的東西。舉一個例子就夠了。米奇尼克是猶太人,在波蘭也有著反猶太人的陋習。當米奇尼克反對共產党時,共產党罵他猶太人,把反對運動罵成是猶太人的陰謀;等到後來他反對瓦文薩競選總統,瓦文薩一派也有人罵他猶太人,也把他們的活動罵成猶太人的陰謀。可以想象,米奇尼克對瓦文薩一派的惡意攻擊一定非常憤慨,但他不會感到意外。

2.理想主義加現實主義

民主運動無非如此,民主社會無非如此。米奇尼克說,民主就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戲的大雜拌”。

這話講得很挖苦,不過很值得人們思考。有些好心的朋友,原本都是同情民運,向往民主的,可是等他們實際地接触到民運,實際地領略到民主,不禁大失所望。於是,他們怀疑,這樣的民運是否還值得參加,值得支持?這樣的民主是否還值得爭取,值得捍衛?

米奇尼克的回答是堅決肯定的,因為民主的對立面--專制更百倍的可惡。“專制摧毀人們的創造能力,扼殺人類生活的品味,并最終扼殺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才能保障人權,才能以爭論取代屠戮。我過去讀過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的一篇文章《為頹廢的歐洲辯護》。阿隆毫不諱言歐洲(指西歐,也就是民主社會)的种种弊病,但是他還是堅決地為之辯護。這也就是邱吉爾的那句名言:“民主制很不好,但是別的制度更不好。”在那些還抱有烏托邦幻想的人看來,這种辯護未免太低調以至太軟弱,其實它最有力最堅強。

米奇尼克否認烏托邦,否認社會可以達到完美,這并不等於說他否認理想主義,這并不等於說他否認人應該怀有追求完美的精神。比如說,我們可以、也應該要求自己成為君子,但我們不能指望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其中的每個人都成為君子,我們不能指望人間會出現君子國。如果你說,既然不可能有君子國,所以我也不去當君子,所以我也要去當小人。這當然不是米奇尼克的意思。

米奇尼克說,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專制是禁止對自身怀疑和批判的。也只有民主制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可是,”或許有人會說,“共產党不也說,共產党犯了錯誤,共產党自己能夠糾正嗎?”

我要指出,這里有三大區別。首先,由於基本人權受到保護,因此,民主制所犯的錯誤有它的限度。譬如說,民主制下不可能有文字獄。

其次,由於權力的分立与制衡,民主制不容易犯特別重大的錯誤。譬如說,根据阿馬蒂亞•森的調查研究,民主國家從沒發生過大饑荒。另外,民主制還有定期改選,有錯誤也能比較及時的糾正。

第三,民主制犯錯誤是自作自受,專制犯錯誤卻是自己作別人受。在民主制下,如果政府無能,實行了錯誤的政策,倒霉的自然是人民,但政府既然是你人民自己選出來的,誰叫你當初不辨賢愚?專制的政府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強加於人民的,在專制下,犯錯誤的是政府,承受錯誤後果的卻是人民。這就好比自主婚姻与包辦婚姻的區別:自主婚姻是你自己做錯了事自己受苦,包辦婚姻卻是父母做錯了事儿女受苦。

八.一面借鏡

米奇尼克三十多年的思考、奮斗与寫作,以相當罕見的完整性表現出共產國家向自由民主轉型全過程的諸多方面:它的理想与現實,它的失望与希望,它的困境与出路,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的陰影与它的輝煌。這對於仍處在轉型艱難期的中國人來說是一面极好的借鏡。通過這面借鏡,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過去發生了什么,現在經歷著什么,未來可能會出現什么;從而提醒我們,應該堅持什么,發展什么,修正什么和避免什么。

原载《胡平文集》

附录:米奇尼克文集

《通往公民社会》目录

  亚当·米奇尼克著

  崔卫平等译

  目录

  何家栋 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

  傅国涌 权利,而不是权力

  《狱中书简》英译者序

  新演进(1976)

  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1979)

  蛆虫与天使(1979)

  波兰战争(1982)

  你为什么不签字(1982)

  你为什么不移民(1982)

  论抵抗(1982)

  格但斯克狱中书简(1985)

  堂·吉珂德与开骂(1986)

  反权威的造反(1987)

  两难处境(1987)

  通往公民社会(1988)

  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1989)

  革命散记(1990)

  我投票反对瓦文萨(1990)


  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1991)


  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1991)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1991)


  人在清晨需早起(1991)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1993)


  灰色是美丽的(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