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的思想 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
作者：钱理群
《当代中国研究》编者按：今年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纪念文章陆续见诸报端。但一些最应该被提起的人、最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这些人、这些事从来就不曾存在于中国当代史中。本刊这期选择了两篇文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其中钱理群的长文“不能遗忘的思想”，以1980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为主线，评述了多位参与竞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这次竞选活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勇敢的民间改革尝试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回顾这次竞选，不仅仅是拒绝遗忘；还因为当年北大竞选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全都可以看作对今天这种跛足改革的预言。
2008年正逢北大110周年校庆，我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写下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之所以要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一件往事：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曾经生活了18年的贵州安顺一份地方报发表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状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1]
人们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也是该文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80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当局与学界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当时我是北大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而我记忆的恢复，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也非偶然。正是这些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日益暴露，尖锐的体制性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
1、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系张炜等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竞选活动极有声势与活力，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胡平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2]
实际上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的10月16日，北大一分校历史系学生李盛平就在校园里贴了”竞选宣言”。11月初，和北大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3]而在此之前，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之后，从1980年2月起，选举在一些地方试点，就陆续出现民间的竞选活动，许多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都参与其中；[4]而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北大的竞选运动则把竞选推向了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2.5%的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5]而最早站出来发动和参加竞选运动的竞选人房志远则明确指出，“过去30年，我们采取的选举形式——领导内定候选人的等额选举形式是不合理的”，这一次的竞选，“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民主制度的条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如选举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民主竞选活动，都是培养大家民主习惯、民主意识的极好的方式和机会”。他同时提出，“这次竞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它不但是对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6]这表明，1980年10月、11月达到高潮的中国大学校园选举运动，是又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说“又一次”是因为在1957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也有过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在北大，称之为“5.19民主运动”(因1957年5月19日在校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辟“北大民主墙”而命名)。[7]这个运动随着毛发动“反右”运动而被镇压。——据说，在1980年竞选运动开始以后，社会上就有传言，说“北大又出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8]。
这情形真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说。[9]
是什么样的“春风”吹皱1980年中国校园的池水？这就需要将这次校园选举运动放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去考察，这里且对有关背景略作介绍。中国的改革原是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这两种力量之间曾有过暂时的“联盟”，以共同对付代表“文革”既得利益、反对改革，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凡是派”。“文革”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反对“凡是派”的基本胜利，重新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改革性质，改革方向与路线等问题引发了党内深刻的分歧与复杂的矛盾，也使党内改革派和民间的民主运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收收放放”的复杂态势。大体说来，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逮捕魏京生开始，到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禁止“西单民主墙”，再到1980年3月《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人民之声》等民间刊物纷纷被迫停刊这段时期，是“大收缩”时期，民间的民主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压，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但到了1980年5月下旬，邓小平又在党内另一种力量的推动下，发表了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内部讲话，并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始讨论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在思想文化上又出现了某种“放”的趋向，8月30日至9月10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成了一次空前的“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代表大会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根据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修改宪法。10月，党内组织了4千多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光明日报》召开理论座谈会，党内思想空前活跃。被打压下去的民间刊物和组织也开始重新恢复活动，并成立了“全国民间刊物协会”。于是，就有了“庚申改革”的说法。[10]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敏感的大学生及时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给民间的民主运动以新的推动。他们之所以提出要以“推动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宗旨，并且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动关于“改革”的“大动员，大讨论”，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到了要决定其改革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党内外的各种力量都在积极活动，企图影响最高决策，而邓小平这一时期在“收”与“放”之间的不断摇摆，也表明他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这一情况和1957年“反右”之前的毛泽东十分相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11月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试图在中国改革运动中发挥独立的影响与推动作用的自觉努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
机会源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校园竞选正是在这难得的历史缝隙中得以生存。对于竞选，来自官方的各种反应互相矛盾：11月3日，北大第一批学生宣布参加竞选；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11]北大一分校党委书记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据理力争”，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反击。[12]——这样的气氛与做法，都令人联想起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北大的竞选答辩会上就有选民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第二次“反右”的前兆？”。[13]
然而，北大党委副书记却在北京市委通知下达的第二天(11日)，亲自参加竞选人的答辩会。他表示：市委是有三条指示，但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11月13日，北大党委又向竞选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来”。[14]
到了11月22日，原来反对竞选的人大党委也改变了态度，宣布竞选者的活动是合法的、正当的，承认党员候选人也有权利宣传自己，并且透露“对市委的文件，我们也不理解”。据说“11月下旬和12月初，蒋南翔、于光远、胡耀邦等同志在分别了解校竞选情况后，予以肯定，并说：竞选是出人才的”。[15]“12月21日，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来人找北大的竞选人和选举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他们个人认为北大的选举基本上是成功的，希望北大能提供一些经验和资料，供以后修改选举法参考。”[16]
但北京之外的竞选运动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湖南师院的学潮就是如此，因为校方置法律与民意于不顾，粗暴干预选举并得到湖南省委的支持，学生不得不游行请愿，绝食，并到北京上访，最后却不了了之。——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背后，隐含着1980年中国党内外各种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从来都能触及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与此后的1989年也都如此。
2、“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耐人寻味的是，从1957年以来三次学生运动的辉煌，北大都处于中心位置，而且谈其渊源时也都必然上溯到以北大为发源地的“五四”运动。1980年北大竞选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也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选代表的胡平在其“竞选宣言”里，就明白地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60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当胡平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80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 [17]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是1957年“右派”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提出要为“右派”彻底平反。王军涛针对邓小平的“反右运动”必要论、正确论，指出“‘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是根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有计划地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他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8]
这些理解都很到位。
这种彼此的精神相通，显示着“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而王军涛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19]
以这样的气势，在80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中最有影响者，都有过怎样的经历[20]。从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1957年那一代)和后代(1989年一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在进入大学以后，仍然和体制外的民间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21]。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杨利川)。[22]。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80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种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他们必然面临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过程，其间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这些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与改革观中充分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1、“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成长于“文革”的这一代人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主要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结束的“文革”，当时流行的说法叫“恶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一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杨百揆、王军涛、胡平、张炜、杨百川等)，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房志远，夏申，张蔓菱等)，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姚礼明)[23]。
杨百揆在竞选中发表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对“文革”作了这样的概括：“政治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经济上农业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宗教式信条”。他指出，“文革”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要转化为一种封建式的东西”；而“文革”中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而是推行“更大的官僚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动乱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24]
王军涛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是17年的必然归宿，两者是同一社会模式的产物”。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在王军涛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其要害正是要强化“少数寡头可以撕毁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体制。——王军涛在这里强调“文革”是“17年的必然归宿”，确实抓住了1980年代，以至以后的中国政治的要害：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势力，他们否定“文革”，是为了回到“文革”前的“17年”，那“17年”才是他们“改革”的目标与理想王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要拼死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王军涛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帐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历史上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里提出的“文革”与“民主”的关系显然有现实针对性：1980年代党内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更长远，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革”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王军涛这里所说的“文革”“是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一基本事实。
王军涛还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25]——这一代人是不会被遗忘的，胡平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党内总有一种力量，试图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以至于“强迫遗忘”成了既定的国家思想文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王军涛等人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
另一位竞选人房志远则认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49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房志远看来，“文革”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26]
值得注意的是房志远由“‘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所得出的结论。在房志远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革”本应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其“根源之一”)；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日益尖锐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贴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这表明，这一代人对“文革”的“恶果”看得很清楚且心怀警戒，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房志远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27]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革”的“恶果”再度发生；如果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革”的理想化与现实中新的革命的期待，都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都是1980年的思考。现在，“文革”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人们。当年的思考或许因此依然保持了它的新鲜活力。
2、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革”。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及其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充满了困惑。一方面人们对毛泽东的敬意仍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28]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1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29]毛泽东的威望在急剧下降，是因为人们反思“文革”并上溯建国后的历史时，必然产生许多疑惑，而且都直指毛泽东。 在“答辩会选民问条选登”里保留着当年的提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说法对吗？”“在他(毛泽东)死之前，全党全国都跟着他走，全是‘盲人行路顺墙摸’吗？”“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你认为毛泽东对‘文革’是否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文革’中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有何不同？”“‘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八大中央委员中的70%，他依靠的左派仅有10%左右，另外20%是没有打倒的文革反对派，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分裂党中央，这是不是反党？” [30] 这些疑惑本身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长期营造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以至破灭。
在王军涛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革“中盲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武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王军涛还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31]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王军涛最先提出“毛泽东是革命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命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他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唯意志论”，认为毛“没有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这是他“在实践中一系列错误主张的深刻思想根源”，也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家”。[32]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有些问题，如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其实已经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则未能进入竞选人的关注视野。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3、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
对此，16位竞选人的回答却有三种：回答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有7人；回答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7人；回答是“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社会”)的有2人。[33]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张炜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34]可见，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房志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对“目前官方和老百姓”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35]王军涛的“社会主义观”大约类似。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36]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右派”，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37]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也因为拒绝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80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并不免产生这样的隐忧：中国能抓住这迟来的历史机会吗？
杨利川在竞选中写有“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38]另一位竞选人夏申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39]指出，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 [40] 显然，在夏申、杨利川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杨利川因此提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41]——这同样是对1957年右派代表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提出的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呼唤的一个遥远的回应。
以这样的社会主义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现行体制，就有了许多尖锐的批判。基于对现行体制中所有制、生产目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分配，以及干部与劳动者的关系的考察，房志远得出结论：中国的现行制度“带有很大的封建性”。[42]这一结论比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所说的中国社会是“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43]又进了一步。其实，竞选者在1980年讨论的“既得利益”等问题，正是1957年北大校园的热门话题。1980那一代人也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论证中国“已经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利益”，并发出这样的警告：绝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为基础就万事大吉，无需再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中国就将出现新的“特权阶级”。[46]1957年类似的分析与警告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遭到批判打击，结果就有了1980年新的一代在这里所发出的警告；但这样的警告又被视为“自由化”言论而拒绝，以致于到了2008年的今天，再来回顾当年(1957、1980年)的警告，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问题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当年讨论的前提“公有制”的外壳都成了问题，这已不能用“封建性”来概括与解释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1980年的北大校园：那一代人在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王军涛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45]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如前所述，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他们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特别重要。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这是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而后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都很有市场，人们常常将它视为“民主”。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运动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种“误解”有很深关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这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共产党)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种荒唐的历史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胡平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近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是欺骗”。因此，反对当代专制主义的当代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要警惕和揭露这样的欺骗，而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拒绝任何“为民作主”的“代表”。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胡平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民间“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47]
这里所说的几个要点：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行使改革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最根本的，是要使自己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与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构成了1980年校园竞选以及此前就已存在的“民主墙”和民间刊物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基本动因和追求。它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与命运。
2、争取人民权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争取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而“人民权利”当然包含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底层经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张炜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就提醒北大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48]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杨百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20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49]
夏申在“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文里，首先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50]应该说，这四大权利是抓住了要害的。到了今天，其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杨利川在其“主要观点介绍”里进一步提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51]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根本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房志远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论断代表了竞选人的共识。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对此，杨百揆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19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马克思、列宁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独立”， “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他们正以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正是出于这一全新的知识分子观，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权也当然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52]
3、以权利制约权力
胡平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一“规律”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权势集团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胡平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这里所说的，岂只是历史：在中国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以专制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改革路线，这就是后来终于成为主导的所谓“开明专制”的路线，其所追求的，就是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正如胡平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胡平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支持者的隐忧。事实上这样的危险正在逼近，在某种意义上，胡平们是在还可以说话的时候抢先说出他们的忧虑与呼喊：“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53]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一条最能显示1980年的北大校园竞选所要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
4、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渐进的改良
1980年的校园竞选还有另一面，即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响应与支持。
张炜的竞选宣言开篇就说：“党正在反省错误，政治、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我参加竞选，以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54]当16位竞选人被问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时，有10位回答“是”，有5位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式回答(“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原则上坚持”，“从根本是来说是应该(坚持)”，“要怎样坚持”)，只有一位提出：“领导一词，含义不清”，而未作正面回答。[55]
“党的领导”确实是现实中国政治生活，也是1980年竞选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竞选人不同程度的肯定性回答，不能只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有其真实内容的。首先，竞选之所以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具有合法性，确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一个成果。三中全会也正是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力量相互配合的结果。尽管在1979年曾发生过对民间民主运动的打压，但1980年下半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次提出，确实引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切立志改革者必须抓住的历史机会，尽管它已经预伏着危机。
而我以为，更重要也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代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思考“文革”以后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如王军涛(他是公认的竞选人中的“激进派”)所说：“我国的改革就其任务而言，无疑是一场质的革命，但其方式应尽可能地缓和与稳妥。在今天的国内外环境下，一系列的‘改良’，远远胜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56]胡平在“竞选宣言”中说，这一代人所理解、把握、推行的“政治”，已经不是前一代人的“革命政治”，而是“现代政治”：“政治是科学，它是一门关于在这个由有缺陷的人们组成的现实世界，怎样逐步改革得比过去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学问。” [57] 正是从这样一条理性的、渐进的、改良的路线出发，因此，即便是他们中的激进派也并不试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在现行权力结构下，力争扩大人民的权利以限制权力，并影响权力的运用方向。这样，他们在共产党的存在与领导问题上，也必然采取现实的态度。
当然，正如王军涛所说，“领导一词，含义不清”，同样承认或不否认“党的领导”，是包含了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有人追问“是什么样的领导”，是在不否认“一党专政”前提下的，依然建立在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并且是不可分享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基础上的绝对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是在接受权力限制、监督，权力分立、分离、制衡前提下的，作为执政党行使对国家的领导？这同时也就内含着一个“党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民间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以前者居支配地位，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吸纳后者(民间力量)的参与、咨询，实际处于统战对象的地位；还是承认民间运动的独立自主性，对于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既有支持，参与，又发挥监督、制约与压力的作用？——不过，在1980年的校园竞选的具体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明确提出问题的；事实上竞选者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充分的展开。当时的主导力量是希望参与改革，推动民间民主运动，并达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的改革者一直追求的梦想。1957年，当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北大的热血青年曾以为那是一个历史良机，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谭天荣)，互相支持，制约，以共同解决中国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背后的体制问题。[58] 1980年的北大新一代的热血青年，又抓住了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改革，又有什么结果在等待他们呢？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1957年的悲壮努力，1980年的竞选者当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强迫遗忘”的结果。而真正给他们以启示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南斯拉夫、波兰创造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范例。在北大校园竞选前夕的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房志远在竞选人联合演讲会上特意赞扬了波兰工人的觉悟与战斗精神，并这样提出问题：“在苏联，在东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致相同，但为什么波兰的工人就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就做不到这点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波兰工人的思想比其他国家思想要解放。波兰的工人有战斗性，他们有战斗的传统，战斗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战斗的觉悟”。他的这段讲话嬴得了热烈的掌声，[59]足见当时大学生们对波兰工人民主运动的关注与共鸣。在一次答辩会上，也有选民这样问道：“波兰工人求得自由工会，我们是否也应该搞？” [60] 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也有类似的国际背景，同样是中国大学生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回应。结果就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形势的急转——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北大竞选人的改革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王军涛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如是说：“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61]——这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
但如胡平所说，作为一个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必须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样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62]那么，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中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竞选人各抒己见，出现了对中国思想、政治来说已久违了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动、活泼的争鸣。房志远将其概括为四种主张的争论，即“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论，“经济体制改革”当先论，“干部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论，以及“思想解放(第一步是言论自由)”为前提论。[63]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论中，中国问题的各个侧面都得以呈现，并引发深入的思考，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
1、“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提到的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胡平是唯一当选的区人民代表，这并非偶然。一份有关竞选人评价的《北大民意调查测验表》表明，在“谁的理想最深刻”、“谁的知识最全面”、“谁的见解最切合实际”、“谁的口才最好”、“谁的答辩效果最好”5项中，胡平均居第一。[64]早在“文革”后期，胡平就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初稿，曾张贴于成都街头，可能因其理论性较强，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这次在竞选运动中，他加以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全文显示出他对民间民主运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入成熟的思考。“论言论自由”堪称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理论代表作，而且可以看作是自70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
在我看来， “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含义与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胡平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常识，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上胡适、罗隆基、储安平(后两位都是1957年的“右派”代表人物)等先驱的论著中都有深刻的阐发；因此，在竞选中就有人写大字报“评胡平的‘言论自由’讲演”，认为其观点是“穆勒《论自由》的翻版”。[65]但批评者却忽略了胡文是总结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并且也是对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改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里面包含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理论因素。
他首先要澄清的是自1949年以来经长期灌输所形成的两大“言论自由观”。
第一个误区是：言论自由就是“领导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言论自由观，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胡平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进谏纳谏之说”，而绝非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臣民的言论范围实际上是被帝王的意志决定的。由于各个历史条件的不同及各个帝王个性上的差异，这个范围有时稍宽，有时极狭。但无论如何这种限制毕竟是存在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由此确立的标准是：“只有在当权者没有权力惩罚不同意见者的人时，才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的言论权利无须善良开明的君主保护也能独立存在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预企图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同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误区是“区分‘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言论自由’”。
胡平对此作了严密的考析。他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可能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一，只允许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或是二，只允许发表从根本上不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的自由。前者是限制发言者的身份，后者是规定言论的性质”，“这种情况其实都叫言论不自由，而不叫什么‘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实际上，“民主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例如言论自由，本身并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言论自由“固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传播，但它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把这笔遗产拱手相送给资产阶级”。
而“论言论自由”的辨正中心，是所谓“思想罪”、“言论罪”的问题，这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被弄得极为混乱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实践问题。毛泽东1957年给右派定罪时，本人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忽而说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忽而说“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说，“所有上述各种人” “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还宣布一般“不必办罪”，“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66]。那么，“右派”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呢？而事实上所有的“右派”又无一不被定罪办罪。“反右”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确立了“言论有罪”、“思想有罪”的原则和法律(规定了所谓“反革命罪”)或不成法之法(最早还应追溯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文革”将这样的“思想罪”、“言论罪”推向极端，制造了无数耸人听闻的冤案。“文革”结束以后，“言论罪”、“思想罪”依然是当局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有效手段。1979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查院起诉魏京生，所加罪名之一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67]此后1981年对民间民主运动的大镇压中，对徐文立、王希哲等也是横加“反革命言论罪”。这样的“罪名”至今还是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剑。如果将1980年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的讨论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其意义了。
他所要做的，首先是再次进行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是“千万不可把言论与行动混为一谈”：“我们说宪法不可违犯，意指人们的行为；我们说宪法可以反对，意指人们的言论”，“只有言论直接与行动相关时，言论才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所谓诬陷、诽谤、煽动就属于这一类，我们必须对诬陷、诽谤、煽动作出明确的定义，提供切实的标准”，“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其二，胡平指出，“理论上最大的混乱在于：我们不给反动言论自由，而发表反动言论的人就是反革命”。这不仅混淆了言论与行动，而且隐含着“强权即真理”的逻辑，逆我(不同于我)者即“反动”。“反动派”(实际是“反对派”)是“客观存在”，“要否认也否认不了”；但能否允许反对派，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却是判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禁止发表“反动言论”，其实就是限定发表意见不能超过当权者允许的范围，其结果就既堵塞了言路，也拒绝了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自身的腐败。
胡平还澄清了第三个理论误区，即“国家要统一，必须有赖于人民的信仰的一致”，因此，绝不能给怀疑、批评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以自由。胡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人口中只是一个少数”，“一个国家倘若坚持用信仰与非信仰去区分公民和敌人，势必缩小自己的基础，无异于为渊驱鱼”，“历史证明，凡是否认持不同政见的人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上共处，势必造成分裂和内战”。
胡平要追问的是对言者判罪的内在理念与心理：这是他的思考特别有意思之处，而他的剖析相当犀利：“一，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神圣的，它把一切批评它的人都视作‘罪犯’”；二，当权者“还认定，每一个人对这种正确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有坚定的信仰”，“那应当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因此，凡是对这一套加以思考、怀疑，加以探求，讨论，产生不同和相反意见者，必然是居心叵测，怙恶不悛。所以除了以重刑伺候，恐怖威胁外，别无其他选择”；“三，当权者承认，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是反对自己的，至少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反对意见公开发表，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个相当的多数。所以有必要使这些潜在的敌人感到恐怖而实行杀一儆百”；“四，当权者对于和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赢得人心方面没有自信心，所以才采取这种不诉诸伸张理性而乞灵于封锁理性的手段”，这样做，一方面是将自我(个人及集团)的思想“绝对真理”化，执掌的权力也成了“天赋神权”，于是就产生了垄断思想言论，进而垄断真理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极度虚弱，不敢面对任何挑战，哪怕只是不同的言论：这大概就是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共同特点，而不管打着什么旗号。
因此，限制和禁止言论自由，必然要“愚民”。因为它“把人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占有一切真理，另一部分则只应张着嘴巴来接受。它让我们怀疑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力，却又让我们必须无限信赖一小部分人的绝对正确。一部分人永远是保姆，一部分人永远是婴儿”。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正是“纯正的愚民政策”。其结果就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胡平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在动辄“因言获罪”的社会气氛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胡平说：“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个预言！”
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极大可能是，权力者否定言论自由的逻辑成为全民的逻辑，于是就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全民共犯：这或许是最为可怕的。这也是胡平的一大发现，他指出：“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人真心实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了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而“当代专制主义的逻辑之一便是不容许中立，所谓‘不站在革命一边就必然是站在反革命一边’，无情地强使人们成为其统治的全部行动与罪恶的帮凶。这样，即使在专制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因此镇压和威胁人民的暴力工具，却也还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胡平的这些论述，在专题答辩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后来‘胡平问题’争论的中心”。[68]可见是抓住了中国体制下言论自由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与要害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胡平的第二个贡献：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胡平在总结近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权力的异化”：“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力量反过来成了压制人民自己的对立物。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垄断言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前文论述“以权利限制权力”以及“言论罪”问题时已有讨论，不再赘述。前文的讨论中也已涉及胡平的第二个发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但未及展开。因此，需要在这里再作讨论。
胡平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呢？于是，胡平注意到，“不少人习惯于低估以至否认民主本身的价值，仅仅当作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导致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当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民主就讲得多一些，一旦经济恢复了，‘左’的思潮就会喧嚣起来，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运。”更有许多人“把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寄希望经济发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这背后的理念，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开明专制论”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其要点有三：一是“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因此，“现代化”就是(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唯一”观。二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有人因此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三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想的民主化——应该说，这里所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现实问题，而且是1980年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开明专制论”与“经济决定论”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大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因为它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要求，有极大可能被接受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发出警告：“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必将贻害无穷！”他从学理与事实上，围绕“民主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讨论。
他提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抑或还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进生产的好处，而且它本身便有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全面和谐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民主，以及人的尊严、权利、人性的和谐自由发展，这都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
胡平同时指出：“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治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在给定的区间内，选择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陷入“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机械论”。“从历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国家，当初的生产力水平都并不发达，那里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却依然保留着一种专制形式”。
胡平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些”。他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具有效率的专制”，在这样的“专制下，实现现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还曾经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更简洁更有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疑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政权之一，但它却迅速地造成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当代的苏联，从很多方面都应该认为是现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很难称得上民主”。
胡平对专制体制下的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作出了这样的批判：“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是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伴以残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是短暂的，因为它不利于调动人们的首创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到头来总是日益加强了那个越来越异化的专制机器。这种发展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而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总是处于远远不相称的水平，它必然导致日甚一日的停滞与腐化，或者通过一场对外冒险，或者是勉强维持一个外强中干的架子，最终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了这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从而准备了下一次危机”。[69]
今天重读胡平1980年的论述，想到的依然是他当年的那句话：“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种预言！”
2、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与各种设想
这里有几个调查数据：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70]——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问及“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时，有10位的回答是：“民主改革”(“建立完整的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民主的法制化”，“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关注的重心。
《答辩会选民问题分类统计表》中，“竞选人个人情况”占第一位，占第二、三位的就是“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问题。[71]
如“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我国现在是否存在被剥削现象？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与工人阶级相异化？”“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出现个人迷信的问题？都出现接班人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今后的阶级对立将产生于官僚主义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对我国现今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这些阶级之间关系如何？”“在日本、美国，你骂总统，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自由的，可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这不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由吗？”“中国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半文盲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中央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你讲到军队只能对宪法负责，但军队只是一个工具，它怎么能独立呢？谁掌握军队，谁才能掌握国家，请把军队的领导问题讲清楚”，“应该由党领导军队，还是政府领导军队？”“你是否关心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为什么不能平等？你认为合理吗？”“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你认为民主改革是否应有某种限度？如何判断和估计这种限度？”“‘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与‘民主’相对而言)吗？”“你认为宪法是否应该写上指导思想？如果要，那么全国人民都要统一的思想吗？如果不要，会不会思想混乱？”“现在普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还是民主？”“请解释前一个时期提‘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共产党对政府也应绝对领导吗?”“文艺是否应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存在？而不仅仅作为政治的附属品？”“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会是党的傀儡？应如何改革？”“你不认为党会在87年再反一次右，96年再来一次大斗争，2006年再作一次深刻检讨，号召实现八个现代化吗？只要是一党专政就不可避免吗？”对四人帮的审判“感情高于法律”，“没有很好地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进行审判”，违背了《刑法》有关“与被告人有关系的人不能作为审判官”的规定，“由法庭处理党内斗争”，“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审判“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一点吗？”“如何切实保证新一代的充分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等等[72]——这些提问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
正是在这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群体性关怀、质疑、思考、探索的基础上，竞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设想。几乎所有的竞选人都认为，急需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以“高度集权化”(垂直、单向控制；行政式干预；缺乏有效监督)和“高度一体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对整个社会实行严格控制)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一方面，“还权于民”，全面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73]同时把政治体制引入“一个富于弹性、善于自我调节的政治民主轨道”。[74]
依据前述和平、渐进的改良路线，竞选人又在不挑战共产党执政(领导)地位的前提下，[75]提出了一系列“分立”、“分离”、“分权”、“分解”为原则的改革方案[76]。
其一是有步骤的、全面的“分权”：(1)“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实行党内“分权”(“废除个人集权制，成立中央委员会、检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三个独立机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保障党内外言论和出版自由”)。(2)“实行党、政分家”(“首先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实行基层党务工作专业化，高级党务机关工作经费要用党员交纳的党费开支)。(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政企分开”；“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舆论独立” [77] ；军队中立，“不得直接干预政治”)。[78]
其二是有步骤的全面“赋权”。除“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79]之外，还有“实行社会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的民主自治”，“实行地区的民主自治”，“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80]
3、经济改革的讨论与设想
张炜提出了不同于胡平、王军涛等人的另一条思路。[81]
他提出：“用牺牲‘民主’来求得暂时的稳定和繁荣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繁荣不属于人民，而且肯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可是，“的确有不少试图施用‘民主’政体的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由此，张炜提出了“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这一基本观点，以此作为他思考中国改革的基点。首先，他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绝不能“否认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几十年来，我们吃尽了照搬各种‘模式’的苦头”，因此，他提出对“只懂得西方民主模式而不懂得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者应有所警惕。其二，他又强调：民主化进程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他问道：“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他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的民主是内容，政治的民主是形式”，“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显然，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经济民主、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和中心”的发展思路。
他反复申说一点：“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他在文章里指出，工人农民“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的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利”；这样的看似“浅近的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满足的，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制约条件)，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只会给少数新贵族以投机的可能”。[82]
张炜的“经济改革中心”和胡平、王军涛等的“政治改革优先”，代表了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设想；[83]但张炜所强调的要“充分保障工人、农民，大多数老百姓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警惕“新贵族”的争夺利益，以及“注意改革的切实可行性的务实态度”，也反映了1980年校园竞选的共同追求与精神。而张炜视为基础与中心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包含了“经济民主”、“经济利益的分配”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说，1980年校园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中，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诉求：(1)反思“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推动“完善的商品经济”，“用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2)“分权”，改变“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一是向企业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建立企业法人所有权；二是向“地方”分权，“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向指导计划过渡”。[84](3)推动“经济民主”。如“各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企业自主权”；“职工自由选出工会，代表职工的个人利益，它与董事会一切磋商谈判工资、福利等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成立职业介绍所”；“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等等。[85]
4、“一切为了人”
这是北大竞选中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率先提出者夏申有如下说明:
“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现在的中国人，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感受社会的压抑。他们渴望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全面的，只有社会整体的改革，实现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提出的“整体现代化”的概念，反映了前文所说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的要求。而将其归结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点睛之笔。几乎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主旋律，就是“一切为了人”。贵州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罗布龙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86]。这样的南、北呼应，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带的相互呼应，绝非偶然，它是80年代人道主义的时代思潮在年轻一代的心灵回应。它的提出，承载了历史的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着(一种说教)：为了革命，为了未来，为了社会－－，为了这一切，人们(必须)牺牲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情感，他们广泛的生活欲望。为了这一切，人们心甘情愿地被铸造成和自我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工具。人们为了自己不是一颗闪光的螺丝而惭愧，为了自己某种享受的欲望而内疚，为了人性的自然流露而自责。然而人们最终还是要问：革命，未来，社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只应是为了人，首先是为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且人们终于懂得：“放弃了当代人的发展和幸福，鼓吹为终极目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对人的一种愚弄”。
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它确实与发源于北大校园的“五四启蒙运动”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对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
首先要问的是：“当我们的卫星升上高空漫游的时候，广大农民正使用着中世纪的镰刀和石滚；当我们的导弹飞越数千里坠落太平洋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竟落在印度的后面。这种农轻重、国防、科研各方面严重不平衡的畸形结构，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更要追问的是，“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我们在‘四化‘中正好找不到人的位置，‘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人的需要”。“人是物的主宰，但在这里，人却要为物的丰富而生产；‘四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而我们却在为手段而奋斗”，“既然人的需要被忽略了，那么，生产人民需要和消费资料的部门——农业、轻工业也很自然要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结论只能是这样：“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多少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平均每人得到的物质产品数量，也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根本标志”，“忽视了社会体——人的‘四化’口号，绝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康社会并不等于现代化”，因为“小康社会不等于小康之家”，“小康之家才是人民生活的富足”，而这也“只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善于思维，精神需求，创造性劳动等等仍受忽视”。因此，无论是“四化”，还是“小康社会”，都“不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也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社会目标”。[87]
这些话抓住了要害，其批判锋芒直指“四化”、“小康”之类口号背后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路线。这里所指的“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以后中国推行的“单一的经济改革”，都是这条“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改革路线的外在表现。
问题正是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即以“国家的物质的富有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民主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的“决定性的逆转”，发生在1980年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提出：经济方面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在政治方面，也是“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
邓小平一方面宣称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88]
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样的精神下，1980年的校园竞选自然也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遭到根本否定。接着而来的是1981年4月开始的对民间刊物负责人的大逮捕；北大选举的唯一当选代表胡平，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遭到了封杀。
对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可惜的是，仍然在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以及主张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时，他们令人痛心的沉默甚至是默认了。
1980年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
*《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注释】（略）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春季号
《当代中国研究》编者按：今年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纪念文章陆续见诸报端。但一些最应该被提起的人、最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这些人、这些事从来就不曾存在于中国当代史中。本刊这期选择了两篇文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其中钱理群的长文“不能遗忘的思想”，以1980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为主线，评述了多位参与竞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这次竞选活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勇敢的民间改革尝试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回顾这次竞选，不仅仅是拒绝遗忘；还因为当年北大竞选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全都可以看作对今天这种跛足改革的预言。
2008年正逢北大110周年校庆，我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写下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之所以要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一件往事：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曾经生活了18年的贵州安顺一份地方报发表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状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1]
人们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也是该文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80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当局与学界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当时我是北大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而我记忆的恢复，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也非偶然。正是这些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日益暴露，尖锐的体制性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
1、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系张炜等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竞选活动极有声势与活力，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胡平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2]
实际上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的10月16日，北大一分校历史系学生李盛平就在校园里贴了”竞选宣言”。11月初，和北大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3]而在此之前，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之后，从1980年2月起，选举在一些地方试点，就陆续出现民间的竞选活动，许多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都参与其中；[4]而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北大的竞选运动则把竞选推向了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2.5%的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5]而最早站出来发动和参加竞选运动的竞选人房志远则明确指出，“过去30年，我们采取的选举形式——领导内定候选人的等额选举形式是不合理的”，这一次的竞选，“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民主制度的条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如选举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民主竞选活动，都是培养大家民主习惯、民主意识的极好的方式和机会”。他同时提出，“这次竞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它不但是对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6]这表明，1980年10月、11月达到高潮的中国大学校园选举运动，是又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说“又一次”是因为在1957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也有过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在北大，称之为“5.19民主运动”(因1957年5月19日在校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辟“北大民主墙”而命名)。[7]这个运动随着毛发动“反右”运动而被镇压。——据说，在1980年竞选运动开始以后，社会上就有传言，说“北大又出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8]。
这情形真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说。[9]
是什么样的“春风”吹皱1980年中国校园的池水？这就需要将这次校园选举运动放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去考察，这里且对有关背景略作介绍。中国的改革原是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这两种力量之间曾有过暂时的“联盟”，以共同对付代表“文革”既得利益、反对改革，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凡是派”。“文革”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反对“凡是派”的基本胜利，重新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改革性质，改革方向与路线等问题引发了党内深刻的分歧与复杂的矛盾，也使党内改革派和民间的民主运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收收放放”的复杂态势。大体说来，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逮捕魏京生开始，到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禁止“西单民主墙”，再到1980年3月《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人民之声》等民间刊物纷纷被迫停刊这段时期，是“大收缩”时期，民间的民主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压，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但到了1980年5月下旬，邓小平又在党内另一种力量的推动下，发表了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内部讲话，并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始讨论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在思想文化上又出现了某种“放”的趋向，8月30日至9月10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成了一次空前的“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代表大会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根据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修改宪法。10月，党内组织了4千多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光明日报》召开理论座谈会，党内思想空前活跃。被打压下去的民间刊物和组织也开始重新恢复活动，并成立了“全国民间刊物协会”。于是，就有了“庚申改革”的说法。[10]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敏感的大学生及时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给民间的民主运动以新的推动。他们之所以提出要以“推动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宗旨，并且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动关于“改革”的“大动员，大讨论”，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到了要决定其改革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党内外的各种力量都在积极活动，企图影响最高决策，而邓小平这一时期在“收”与“放”之间的不断摇摆，也表明他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这一情况和1957年“反右”之前的毛泽东十分相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11月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试图在中国改革运动中发挥独立的影响与推动作用的自觉努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
机会源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校园竞选正是在这难得的历史缝隙中得以生存。对于竞选，来自官方的各种反应互相矛盾：11月3日，北大第一批学生宣布参加竞选；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11]北大一分校党委书记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据理力争”，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反击。[12]——这样的气氛与做法，都令人联想起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北大的竞选答辩会上就有选民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第二次“反右”的前兆？”。[13]
然而，北大党委副书记却在北京市委通知下达的第二天(11日)，亲自参加竞选人的答辩会。他表示：市委是有三条指示，但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11月13日，北大党委又向竞选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来”。[14]
到了11月22日，原来反对竞选的人大党委也改变了态度，宣布竞选者的活动是合法的、正当的，承认党员候选人也有权利宣传自己，并且透露“对市委的文件，我们也不理解”。据说“11月下旬和12月初，蒋南翔、于光远、胡耀邦等同志在分别了解校竞选情况后，予以肯定，并说：竞选是出人才的”。[15]“12月21日，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来人找北大的竞选人和选举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他们个人认为北大的选举基本上是成功的，希望北大能提供一些经验和资料，供以后修改选举法参考。”[16]
但北京之外的竞选运动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湖南师院的学潮就是如此，因为校方置法律与民意于不顾，粗暴干预选举并得到湖南省委的支持，学生不得不游行请愿，绝食，并到北京上访，最后却不了了之。——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背后，隐含着1980年中国党内外各种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从来都能触及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与此后的1989年也都如此。
2、“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耐人寻味的是，从1957年以来三次学生运动的辉煌，北大都处于中心位置，而且谈其渊源时也都必然上溯到以北大为发源地的“五四”运动。1980年北大竞选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也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选代表的胡平在其“竞选宣言”里，就明白地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60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当胡平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80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 [17]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是1957年“右派”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提出要为“右派”彻底平反。王军涛针对邓小平的“反右运动”必要论、正确论，指出“‘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是根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有计划地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他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8]
这些理解都很到位。
这种彼此的精神相通，显示着“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而王军涛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19]
以这样的气势，在80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中最有影响者，都有过怎样的经历[20]。从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1957年那一代)和后代(1989年一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在进入大学以后，仍然和体制外的民间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21]。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杨利川)。[22]。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80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种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他们必然面临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过程，其间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这些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与改革观中充分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1、“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成长于“文革”的这一代人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主要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结束的“文革”，当时流行的说法叫“恶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一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杨百揆、王军涛、胡平、张炜、杨百川等)，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房志远，夏申，张蔓菱等)，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姚礼明)[23]。
杨百揆在竞选中发表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对“文革”作了这样的概括：“政治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经济上农业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宗教式信条”。他指出，“文革”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要转化为一种封建式的东西”；而“文革”中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而是推行“更大的官僚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动乱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24]
王军涛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是17年的必然归宿，两者是同一社会模式的产物”。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在王军涛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其要害正是要强化“少数寡头可以撕毁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体制。——王军涛在这里强调“文革”是“17年的必然归宿”，确实抓住了1980年代，以至以后的中国政治的要害：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势力，他们否定“文革”，是为了回到“文革”前的“17年”，那“17年”才是他们“改革”的目标与理想王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要拼死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王军涛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帐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历史上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里提出的“文革”与“民主”的关系显然有现实针对性：1980年代党内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更长远，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革”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王军涛这里所说的“文革”“是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一基本事实。
王军涛还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25]——这一代人是不会被遗忘的，胡平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党内总有一种力量，试图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以至于“强迫遗忘”成了既定的国家思想文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王军涛等人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
另一位竞选人房志远则认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49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房志远看来，“文革”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26]
值得注意的是房志远由“‘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所得出的结论。在房志远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革”本应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其“根源之一”)；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日益尖锐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贴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这表明，这一代人对“文革”的“恶果”看得很清楚且心怀警戒，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房志远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27]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革”的“恶果”再度发生；如果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革”的理想化与现实中新的革命的期待，都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都是1980年的思考。现在，“文革”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人们。当年的思考或许因此依然保持了它的新鲜活力。
2、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革”。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及其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充满了困惑。一方面人们对毛泽东的敬意仍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28]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1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29]毛泽东的威望在急剧下降，是因为人们反思“文革”并上溯建国后的历史时，必然产生许多疑惑，而且都直指毛泽东。 在“答辩会选民问条选登”里保留着当年的提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说法对吗？”“在他(毛泽东)死之前，全党全国都跟着他走，全是‘盲人行路顺墙摸’吗？”“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你认为毛泽东对‘文革’是否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文革’中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有何不同？”“‘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八大中央委员中的70%，他依靠的左派仅有10%左右，另外20%是没有打倒的文革反对派，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分裂党中央，这是不是反党？” [30] 这些疑惑本身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长期营造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以至破灭。
在王军涛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革“中盲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武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王军涛还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31]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王军涛最先提出“毛泽东是革命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命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他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唯意志论”，认为毛“没有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这是他“在实践中一系列错误主张的深刻思想根源”，也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家”。[32]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有些问题，如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其实已经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则未能进入竞选人的关注视野。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3、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
对此，16位竞选人的回答却有三种：回答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有7人；回答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7人；回答是“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社会”)的有2人。[33]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张炜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34]可见，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房志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对“目前官方和老百姓”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35]王军涛的“社会主义观”大约类似。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36]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右派”，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37]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也因为拒绝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80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并不免产生这样的隐忧：中国能抓住这迟来的历史机会吗？
杨利川在竞选中写有“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38]另一位竞选人夏申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39]指出，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 [40] 显然，在夏申、杨利川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杨利川因此提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41]——这同样是对1957年右派代表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提出的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呼唤的一个遥远的回应。
以这样的社会主义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现行体制，就有了许多尖锐的批判。基于对现行体制中所有制、生产目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分配，以及干部与劳动者的关系的考察，房志远得出结论：中国的现行制度“带有很大的封建性”。[42]这一结论比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所说的中国社会是“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43]又进了一步。其实，竞选者在1980年讨论的“既得利益”等问题，正是1957年北大校园的热门话题。1980那一代人也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论证中国“已经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利益”，并发出这样的警告：绝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为基础就万事大吉，无需再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中国就将出现新的“特权阶级”。[46]1957年类似的分析与警告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遭到批判打击，结果就有了1980年新的一代在这里所发出的警告；但这样的警告又被视为“自由化”言论而拒绝，以致于到了2008年的今天，再来回顾当年(1957、1980年)的警告，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问题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当年讨论的前提“公有制”的外壳都成了问题，这已不能用“封建性”来概括与解释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1980年的北大校园：那一代人在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王军涛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45]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如前所述，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他们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特别重要。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这是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而后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都很有市场，人们常常将它视为“民主”。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运动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种“误解”有很深关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这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共产党)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种荒唐的历史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胡平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近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是欺骗”。因此，反对当代专制主义的当代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要警惕和揭露这样的欺骗，而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拒绝任何“为民作主”的“代表”。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胡平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民间“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47]
这里所说的几个要点：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行使改革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最根本的，是要使自己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与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构成了1980年校园竞选以及此前就已存在的“民主墙”和民间刊物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基本动因和追求。它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与命运。
2、争取人民权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争取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而“人民权利”当然包含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底层经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张炜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就提醒北大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48]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杨百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20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49]
夏申在“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文里，首先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50]应该说，这四大权利是抓住了要害的。到了今天，其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杨利川在其“主要观点介绍”里进一步提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51]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根本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房志远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论断代表了竞选人的共识。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对此，杨百揆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19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马克思、列宁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独立”， “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他们正以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正是出于这一全新的知识分子观，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权也当然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52]
3、以权利制约权力
胡平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一“规律”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权势集团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胡平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这里所说的，岂只是历史：在中国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以专制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改革路线，这就是后来终于成为主导的所谓“开明专制”的路线，其所追求的，就是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正如胡平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胡平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支持者的隐忧。事实上这样的危险正在逼近，在某种意义上，胡平们是在还可以说话的时候抢先说出他们的忧虑与呼喊：“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53]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一条最能显示1980年的北大校园竞选所要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
4、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渐进的改良
1980年的校园竞选还有另一面，即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响应与支持。
张炜的竞选宣言开篇就说：“党正在反省错误，政治、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我参加竞选，以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54]当16位竞选人被问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时，有10位回答“是”，有5位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式回答(“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原则上坚持”，“从根本是来说是应该(坚持)”，“要怎样坚持”)，只有一位提出：“领导一词，含义不清”，而未作正面回答。[55]
“党的领导”确实是现实中国政治生活，也是1980年竞选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竞选人不同程度的肯定性回答，不能只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有其真实内容的。首先，竞选之所以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具有合法性，确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一个成果。三中全会也正是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力量相互配合的结果。尽管在1979年曾发生过对民间民主运动的打压，但1980年下半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次提出，确实引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切立志改革者必须抓住的历史机会，尽管它已经预伏着危机。
而我以为，更重要也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代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思考“文革”以后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如王军涛(他是公认的竞选人中的“激进派”)所说：“我国的改革就其任务而言，无疑是一场质的革命，但其方式应尽可能地缓和与稳妥。在今天的国内外环境下，一系列的‘改良’，远远胜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56]胡平在“竞选宣言”中说，这一代人所理解、把握、推行的“政治”，已经不是前一代人的“革命政治”，而是“现代政治”：“政治是科学，它是一门关于在这个由有缺陷的人们组成的现实世界，怎样逐步改革得比过去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学问。” [57] 正是从这样一条理性的、渐进的、改良的路线出发，因此，即便是他们中的激进派也并不试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在现行权力结构下，力争扩大人民的权利以限制权力，并影响权力的运用方向。这样，他们在共产党的存在与领导问题上，也必然采取现实的态度。
当然，正如王军涛所说，“领导一词，含义不清”，同样承认或不否认“党的领导”，是包含了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有人追问“是什么样的领导”，是在不否认“一党专政”前提下的，依然建立在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并且是不可分享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基础上的绝对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是在接受权力限制、监督，权力分立、分离、制衡前提下的，作为执政党行使对国家的领导？这同时也就内含着一个“党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民间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以前者居支配地位，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吸纳后者(民间力量)的参与、咨询，实际处于统战对象的地位；还是承认民间运动的独立自主性，对于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既有支持，参与，又发挥监督、制约与压力的作用？——不过，在1980年的校园竞选的具体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明确提出问题的；事实上竞选者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充分的展开。当时的主导力量是希望参与改革，推动民间民主运动，并达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的改革者一直追求的梦想。1957年，当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北大的热血青年曾以为那是一个历史良机，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谭天荣)，互相支持，制约，以共同解决中国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背后的体制问题。[58] 1980年的北大新一代的热血青年，又抓住了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改革，又有什么结果在等待他们呢？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1957年的悲壮努力，1980年的竞选者当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强迫遗忘”的结果。而真正给他们以启示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南斯拉夫、波兰创造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范例。在北大校园竞选前夕的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房志远在竞选人联合演讲会上特意赞扬了波兰工人的觉悟与战斗精神，并这样提出问题：“在苏联，在东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致相同，但为什么波兰的工人就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就做不到这点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波兰工人的思想比其他国家思想要解放。波兰的工人有战斗性，他们有战斗的传统，战斗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战斗的觉悟”。他的这段讲话嬴得了热烈的掌声，[59]足见当时大学生们对波兰工人民主运动的关注与共鸣。在一次答辩会上，也有选民这样问道：“波兰工人求得自由工会，我们是否也应该搞？” [60] 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也有类似的国际背景，同样是中国大学生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回应。结果就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形势的急转——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北大竞选人的改革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王军涛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如是说：“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61]——这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
但如胡平所说，作为一个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必须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样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62]那么，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中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竞选人各抒己见，出现了对中国思想、政治来说已久违了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动、活泼的争鸣。房志远将其概括为四种主张的争论，即“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论，“经济体制改革”当先论，“干部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论，以及“思想解放(第一步是言论自由)”为前提论。[63]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论中，中国问题的各个侧面都得以呈现，并引发深入的思考，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
1、“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提到的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胡平是唯一当选的区人民代表，这并非偶然。一份有关竞选人评价的《北大民意调查测验表》表明，在“谁的理想最深刻”、“谁的知识最全面”、“谁的见解最切合实际”、“谁的口才最好”、“谁的答辩效果最好”5项中，胡平均居第一。[64]早在“文革”后期，胡平就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初稿，曾张贴于成都街头，可能因其理论性较强，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这次在竞选运动中，他加以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全文显示出他对民间民主运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入成熟的思考。“论言论自由”堪称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理论代表作，而且可以看作是自70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
在我看来， “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含义与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胡平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常识，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上胡适、罗隆基、储安平(后两位都是1957年的“右派”代表人物)等先驱的论著中都有深刻的阐发；因此，在竞选中就有人写大字报“评胡平的‘言论自由’讲演”，认为其观点是“穆勒《论自由》的翻版”。[65]但批评者却忽略了胡文是总结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并且也是对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改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里面包含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理论因素。
他首先要澄清的是自1949年以来经长期灌输所形成的两大“言论自由观”。
第一个误区是：言论自由就是“领导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言论自由观，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胡平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进谏纳谏之说”，而绝非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臣民的言论范围实际上是被帝王的意志决定的。由于各个历史条件的不同及各个帝王个性上的差异，这个范围有时稍宽，有时极狭。但无论如何这种限制毕竟是存在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由此确立的标准是：“只有在当权者没有权力惩罚不同意见者的人时，才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的言论权利无须善良开明的君主保护也能独立存在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预企图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同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误区是“区分‘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言论自由’”。
胡平对此作了严密的考析。他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可能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一，只允许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或是二，只允许发表从根本上不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的自由。前者是限制发言者的身份，后者是规定言论的性质”，“这种情况其实都叫言论不自由，而不叫什么‘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实际上，“民主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例如言论自由，本身并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言论自由“固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传播，但它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把这笔遗产拱手相送给资产阶级”。
而“论言论自由”的辨正中心，是所谓“思想罪”、“言论罪”的问题，这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被弄得极为混乱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实践问题。毛泽东1957年给右派定罪时，本人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忽而说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忽而说“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说，“所有上述各种人” “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还宣布一般“不必办罪”，“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66]。那么，“右派”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呢？而事实上所有的“右派”又无一不被定罪办罪。“反右”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确立了“言论有罪”、“思想有罪”的原则和法律(规定了所谓“反革命罪”)或不成法之法(最早还应追溯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文革”将这样的“思想罪”、“言论罪”推向极端，制造了无数耸人听闻的冤案。“文革”结束以后，“言论罪”、“思想罪”依然是当局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有效手段。1979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查院起诉魏京生，所加罪名之一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67]此后1981年对民间民主运动的大镇压中，对徐文立、王希哲等也是横加“反革命言论罪”。这样的“罪名”至今还是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剑。如果将1980年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的讨论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其意义了。
他所要做的，首先是再次进行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是“千万不可把言论与行动混为一谈”：“我们说宪法不可违犯，意指人们的行为；我们说宪法可以反对，意指人们的言论”，“只有言论直接与行动相关时，言论才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所谓诬陷、诽谤、煽动就属于这一类，我们必须对诬陷、诽谤、煽动作出明确的定义，提供切实的标准”，“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其二，胡平指出，“理论上最大的混乱在于：我们不给反动言论自由，而发表反动言论的人就是反革命”。这不仅混淆了言论与行动，而且隐含着“强权即真理”的逻辑，逆我(不同于我)者即“反动”。“反动派”(实际是“反对派”)是“客观存在”，“要否认也否认不了”；但能否允许反对派，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却是判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禁止发表“反动言论”，其实就是限定发表意见不能超过当权者允许的范围，其结果就既堵塞了言路，也拒绝了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自身的腐败。
胡平还澄清了第三个理论误区，即“国家要统一，必须有赖于人民的信仰的一致”，因此，绝不能给怀疑、批评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以自由。胡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人口中只是一个少数”，“一个国家倘若坚持用信仰与非信仰去区分公民和敌人，势必缩小自己的基础，无异于为渊驱鱼”，“历史证明，凡是否认持不同政见的人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上共处，势必造成分裂和内战”。
胡平要追问的是对言者判罪的内在理念与心理：这是他的思考特别有意思之处，而他的剖析相当犀利：“一，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神圣的，它把一切批评它的人都视作‘罪犯’”；二，当权者“还认定，每一个人对这种正确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有坚定的信仰”，“那应当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因此，凡是对这一套加以思考、怀疑，加以探求，讨论，产生不同和相反意见者，必然是居心叵测，怙恶不悛。所以除了以重刑伺候，恐怖威胁外，别无其他选择”；“三，当权者承认，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是反对自己的，至少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反对意见公开发表，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个相当的多数。所以有必要使这些潜在的敌人感到恐怖而实行杀一儆百”；“四，当权者对于和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赢得人心方面没有自信心，所以才采取这种不诉诸伸张理性而乞灵于封锁理性的手段”，这样做，一方面是将自我(个人及集团)的思想“绝对真理”化，执掌的权力也成了“天赋神权”，于是就产生了垄断思想言论，进而垄断真理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极度虚弱，不敢面对任何挑战，哪怕只是不同的言论：这大概就是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共同特点，而不管打着什么旗号。
因此，限制和禁止言论自由，必然要“愚民”。因为它“把人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占有一切真理，另一部分则只应张着嘴巴来接受。它让我们怀疑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力，却又让我们必须无限信赖一小部分人的绝对正确。一部分人永远是保姆，一部分人永远是婴儿”。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正是“纯正的愚民政策”。其结果就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胡平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在动辄“因言获罪”的社会气氛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胡平说：“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个预言！”
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极大可能是，权力者否定言论自由的逻辑成为全民的逻辑，于是就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全民共犯：这或许是最为可怕的。这也是胡平的一大发现，他指出：“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人真心实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了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而“当代专制主义的逻辑之一便是不容许中立，所谓‘不站在革命一边就必然是站在反革命一边’，无情地强使人们成为其统治的全部行动与罪恶的帮凶。这样，即使在专制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因此镇压和威胁人民的暴力工具，却也还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胡平的这些论述，在专题答辩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后来‘胡平问题’争论的中心”。[68]可见是抓住了中国体制下言论自由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与要害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胡平的第二个贡献：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胡平在总结近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权力的异化”：“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力量反过来成了压制人民自己的对立物。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垄断言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前文论述“以权利限制权力”以及“言论罪”问题时已有讨论，不再赘述。前文的讨论中也已涉及胡平的第二个发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但未及展开。因此，需要在这里再作讨论。
胡平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呢？于是，胡平注意到，“不少人习惯于低估以至否认民主本身的价值，仅仅当作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导致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当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民主就讲得多一些，一旦经济恢复了，‘左’的思潮就会喧嚣起来，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运。”更有许多人“把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寄希望经济发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这背后的理念，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开明专制论”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其要点有三：一是“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因此，“现代化”就是(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唯一”观。二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有人因此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三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想的民主化——应该说，这里所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现实问题，而且是1980年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开明专制论”与“经济决定论”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大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因为它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要求，有极大可能被接受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发出警告：“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必将贻害无穷！”他从学理与事实上，围绕“民主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讨论。
他提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抑或还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进生产的好处，而且它本身便有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全面和谐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民主，以及人的尊严、权利、人性的和谐自由发展，这都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
胡平同时指出：“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治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在给定的区间内，选择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陷入“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机械论”。“从历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国家，当初的生产力水平都并不发达，那里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却依然保留着一种专制形式”。
胡平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些”。他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具有效率的专制”，在这样的“专制下，实现现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还曾经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更简洁更有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疑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政权之一，但它却迅速地造成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当代的苏联，从很多方面都应该认为是现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很难称得上民主”。
胡平对专制体制下的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作出了这样的批判：“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是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伴以残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是短暂的，因为它不利于调动人们的首创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到头来总是日益加强了那个越来越异化的专制机器。这种发展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而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总是处于远远不相称的水平，它必然导致日甚一日的停滞与腐化，或者通过一场对外冒险，或者是勉强维持一个外强中干的架子，最终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了这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从而准备了下一次危机”。[69]
今天重读胡平1980年的论述，想到的依然是他当年的那句话：“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种预言！”
2、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与各种设想
这里有几个调查数据：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70]——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问及“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时，有10位的回答是：“民主改革”(“建立完整的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民主的法制化”，“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关注的重心。
《答辩会选民问题分类统计表》中，“竞选人个人情况”占第一位，占第二、三位的就是“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问题。[71]
如“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我国现在是否存在被剥削现象？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与工人阶级相异化？”“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出现个人迷信的问题？都出现接班人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今后的阶级对立将产生于官僚主义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对我国现今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这些阶级之间关系如何？”“在日本、美国，你骂总统，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自由的，可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这不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由吗？”“中国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半文盲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中央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你讲到军队只能对宪法负责，但军队只是一个工具，它怎么能独立呢？谁掌握军队，谁才能掌握国家，请把军队的领导问题讲清楚”，“应该由党领导军队，还是政府领导军队？”“你是否关心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为什么不能平等？你认为合理吗？”“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你认为民主改革是否应有某种限度？如何判断和估计这种限度？”“‘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与‘民主’相对而言)吗？”“你认为宪法是否应该写上指导思想？如果要，那么全国人民都要统一的思想吗？如果不要，会不会思想混乱？”“现在普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还是民主？”“请解释前一个时期提‘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共产党对政府也应绝对领导吗?”“文艺是否应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存在？而不仅仅作为政治的附属品？”“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会是党的傀儡？应如何改革？”“你不认为党会在87年再反一次右，96年再来一次大斗争，2006年再作一次深刻检讨，号召实现八个现代化吗？只要是一党专政就不可避免吗？”对四人帮的审判“感情高于法律”，“没有很好地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进行审判”，违背了《刑法》有关“与被告人有关系的人不能作为审判官”的规定，“由法庭处理党内斗争”，“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审判“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一点吗？”“如何切实保证新一代的充分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等等[72]——这些提问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
正是在这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群体性关怀、质疑、思考、探索的基础上，竞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设想。几乎所有的竞选人都认为，急需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以“高度集权化”(垂直、单向控制；行政式干预；缺乏有效监督)和“高度一体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对整个社会实行严格控制)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一方面，“还权于民”，全面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73]同时把政治体制引入“一个富于弹性、善于自我调节的政治民主轨道”。[74]
依据前述和平、渐进的改良路线，竞选人又在不挑战共产党执政(领导)地位的前提下，[75]提出了一系列“分立”、“分离”、“分权”、“分解”为原则的改革方案[76]。
其一是有步骤的、全面的“分权”：(1)“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实行党内“分权”(“废除个人集权制，成立中央委员会、检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三个独立机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保障党内外言论和出版自由”)。(2)“实行党、政分家”(“首先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实行基层党务工作专业化，高级党务机关工作经费要用党员交纳的党费开支)。(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政企分开”；“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舆论独立” [77] ；军队中立，“不得直接干预政治”)。[78]
其二是有步骤的全面“赋权”。除“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79]之外，还有“实行社会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的民主自治”，“实行地区的民主自治”，“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80]
3、经济改革的讨论与设想
张炜提出了不同于胡平、王军涛等人的另一条思路。[81]
他提出：“用牺牲‘民主’来求得暂时的稳定和繁荣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繁荣不属于人民，而且肯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可是，“的确有不少试图施用‘民主’政体的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由此，张炜提出了“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这一基本观点，以此作为他思考中国改革的基点。首先，他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绝不能“否认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几十年来，我们吃尽了照搬各种‘模式’的苦头”，因此，他提出对“只懂得西方民主模式而不懂得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者应有所警惕。其二，他又强调：民主化进程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他问道：“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他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的民主是内容，政治的民主是形式”，“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显然，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经济民主、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和中心”的发展思路。
他反复申说一点：“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他在文章里指出，工人农民“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的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利”；这样的看似“浅近的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满足的，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制约条件)，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只会给少数新贵族以投机的可能”。[82]
张炜的“经济改革中心”和胡平、王军涛等的“政治改革优先”，代表了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设想；[83]但张炜所强调的要“充分保障工人、农民，大多数老百姓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警惕“新贵族”的争夺利益，以及“注意改革的切实可行性的务实态度”，也反映了1980年校园竞选的共同追求与精神。而张炜视为基础与中心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包含了“经济民主”、“经济利益的分配”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说，1980年校园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中，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诉求：(1)反思“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推动“完善的商品经济”，“用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2)“分权”，改变“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一是向企业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建立企业法人所有权；二是向“地方”分权，“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向指导计划过渡”。[84](3)推动“经济民主”。如“各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企业自主权”；“职工自由选出工会，代表职工的个人利益，它与董事会一切磋商谈判工资、福利等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成立职业介绍所”；“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等等。[85]
4、“一切为了人”
这是北大竞选中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率先提出者夏申有如下说明:
“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现在的中国人，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感受社会的压抑。他们渴望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全面的，只有社会整体的改革，实现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提出的“整体现代化”的概念，反映了前文所说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的要求。而将其归结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点睛之笔。几乎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主旋律，就是“一切为了人”。贵州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罗布龙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86]。这样的南、北呼应，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带的相互呼应，绝非偶然，它是80年代人道主义的时代思潮在年轻一代的心灵回应。它的提出，承载了历史的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着(一种说教)：为了革命，为了未来，为了社会－－，为了这一切，人们(必须)牺牲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情感，他们广泛的生活欲望。为了这一切，人们心甘情愿地被铸造成和自我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工具。人们为了自己不是一颗闪光的螺丝而惭愧，为了自己某种享受的欲望而内疚，为了人性的自然流露而自责。然而人们最终还是要问：革命，未来，社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只应是为了人，首先是为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且人们终于懂得：“放弃了当代人的发展和幸福，鼓吹为终极目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对人的一种愚弄”。
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它确实与发源于北大校园的“五四启蒙运动”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对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
首先要问的是：“当我们的卫星升上高空漫游的时候，广大农民正使用着中世纪的镰刀和石滚；当我们的导弹飞越数千里坠落太平洋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竟落在印度的后面。这种农轻重、国防、科研各方面严重不平衡的畸形结构，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更要追问的是，“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我们在‘四化‘中正好找不到人的位置，‘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人的需要”。“人是物的主宰，但在这里，人却要为物的丰富而生产；‘四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而我们却在为手段而奋斗”，“既然人的需要被忽略了，那么，生产人民需要和消费资料的部门——农业、轻工业也很自然要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结论只能是这样：“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多少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平均每人得到的物质产品数量，也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根本标志”，“忽视了社会体——人的‘四化’口号，绝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康社会并不等于现代化”，因为“小康社会不等于小康之家”，“小康之家才是人民生活的富足”，而这也“只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善于思维，精神需求，创造性劳动等等仍受忽视”。因此，无论是“四化”，还是“小康社会”，都“不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也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社会目标”。[87]
这些话抓住了要害，其批判锋芒直指“四化”、“小康”之类口号背后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路线。这里所指的“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以后中国推行的“单一的经济改革”，都是这条“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改革路线的外在表现。
问题正是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即以“国家的物质的富有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民主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的“决定性的逆转”，发生在1980年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提出：经济方面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在政治方面，也是“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
邓小平一方面宣称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88]
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样的精神下，1980年的校园竞选自然也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遭到根本否定。接着而来的是1981年4月开始的对民间刊物负责人的大逮捕；北大选举的唯一当选代表胡平，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遭到了封杀。
对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可惜的是，仍然在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以及主张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时，他们令人痛心的沉默甚至是默认了。
1980年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
*《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注释】（略）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春季号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