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九月 03, 2008

季卫东:谈中国政治改革——在北京大学“法治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的专场报告

[讲演部分]

今天能回到母校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感到很高兴。首先要感谢王锡锌教授提供这个对话平台,感谢陈端洪教授担任本期论坛主持人,感谢李强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进行评议。

我这次选择了关于政治改革方面的内容作为讲演题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讲台上提出民主化制度设计之议,主要出于我对母校精神的一种认知。我认为,在这里面对的听众,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精英”,至少应该是北京大学更需要着重培养的那种肩负民族使命的精英。根据我的理解,真正的精英是能够超越世俗的、功利的目标的,要考虑本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精英当然必须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实务技能,同时也要广泛涉猎那些本行以外的各种领域,要有全面的教养和政治责任心,要有极其广阔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对专业的或者非专业的问题进行富于远见卓识的判断。也就是说,真正的精英既能务实,也善于务虚,特别是应该具有一种超越目前现实的洞察力和综合判断力。于是我选择这个题目对你们说。
    
另外,我的发言还出于这样的社会判断: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今年(2007年)3月全国人大刚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三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在今年2月出版的《炎黄春秋》里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前面那篇可谓中国建国五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当局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 1992年署名“皇甫平”写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次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1986-87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目前在中国谈论民主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比如,谢韬先生已经年过八十好几了。按说,更有激情和现实需要来谈民主的应该是年轻人。在国外,民主化诉求往往首先由大学生和中青年市民提出来。在中国,历来谈民主谈得最热烈的是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似乎倒过来了,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好像一群八十多岁的老人是要以另一种方式“为民作主”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党内非主流派的两篇政论外,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2月下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1987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法制——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的蔓延、政府的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民主化这一点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了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从二十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像社会民主党了。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最近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他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日报》的论坛里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做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希望中国正在走向关于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决断。
    
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比较着急,追问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做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高官阻挠财产申报制,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以致引起大面积的制度失灵,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不涉及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但对政治改革的严防死守导致在这方面的言行风险极大,导致普通群众噤若寒蝉,只等待别人或者上层来捅破窗户纸说亮话。所以目前要推动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打破各种顾忌和禁区。所以,减少民主化努力的社会代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了,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贫富悬殊导致个人诉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又缺乏把各种选择加以组织化的机制,这时不扩大普通选举的范围,弱势群体就会感到求告无门;而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可能使政治决策被某些情绪或短期行为左右。这里存在着投票权悖论。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妨碍决断。
    
由此可见,降低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尽量确保优化选择、正确选择,是促进决断的重要条件。所以,为了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断,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来看政治的本质,来把握改革的方向。
    
李强教授是政治学专家,关于什么是政治,他可以给出很多定义。我们在这里先不谈理论,只从身边的事实出发。其实,我们每天都与他人打交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就是政治性活动。所以不妨给政治下个简单的定义,即对那些涉及众人的事情作出决定就是政治。一般说三人成众,但是最简单的两人互动也可以有政治。比如一对恋人约会,是到餐馆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是游公园还是逛马路?都需要共同决定。有的人是完全照女朋友说的做,有的人是男朋友的意见都不反对。这意味着一方决定,一方服从,究竟谁服从谁,要看力量对比关系。当然,这时的力量对比是指魅力,而不是暴力或其他实力。如果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比较均衡,就会采取其他决定方式。例如摆出理由来互相说服,或者协商到意见完全一致,或者抓阄,有很多选项,可以从中择优采用。如果是三个人甚至更大群体的决定,就会更加复杂,可能按照先例办,也可能推举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聪明人作决定,也可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什么神奇或可怕的,无非是对公共事务作出适当的决定而已。
    
应该首先从如何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开始谈政治改革。现在讲民主化,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就像洪水猛兽。政治话语里有好多禁忌。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映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健全的民主政治,会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所以俞可平教授要强调民主是好东西。另外,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刚才两个同学介绍的本周法治热点和实例已经说明了这点,如漫游费该不该收、“牙防组”为什么能忽悠全国人民、“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这些事情上看政治改革,民主化就比较容易找到共识,能找到切入点。
    
我还要特别强调,透明财政和集体谈判是从身边事情开始推动民主发展的双轮。基层政府的财政,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决定很重要,这就是极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围绕分配公平,当然会出现谈判现象。在谈判当中,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交涉能力也不一样,很难对等,也就很难实现公平。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增强弱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交涉力呢?这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民主化也就有其必然性。弱者如果有了投票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免得他们以强凌弱、仗势欺人。所以民主选举有利于弱者。弱者如果还有团结权、那么投票权的行使就不会分散,就更有目的性。弱者组织起来很重要,这个命题毛泽东早在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提出来了。比如同性恋是少数派,在欧美各国他们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进城农民、下岗职工当然也属于弱势群体,但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抵制侵权行为呢?可以容许性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组织,就应该容许我们的农民工人兄弟们也组织起来自治和自救,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处在民生与民主的结合点,很有探讨的必要。
    
至于国家政治,涉及到社会结构、规范、制度等等。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以家族为模式来设计的。国与家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所以政治生活称为“国家”。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家族格局和父权家长制统治方式。197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彻底的核家庭以及“80后”独生子女时代。再按家族模式重建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国家统治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公司治理的模式。
    
大家都知道,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出于生存、营利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不断合理化。作为组织系统,公司的治理原理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启示的。国家要强盛,也必须使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断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一个国家如果管理得像优良企业那样高效,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经营,还要关注国家经营。“国家经营”的说法不是我的发明,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他早就提出了“国家经营”的说法。对照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来检查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应该是简便易行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判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首先要看收入和支出,然后再考虑改进收支状况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现状,有两个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95%来自税金。这是很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再靠国营企业或政府直接经营的收益来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纳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国家经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问题:既然政府收入的95%来自纳税人,那么它的行政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能不能让95%的纳税人满意?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过去25年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了八十三倍。财政开支增加了,城市变得更漂亮了,公共设施改善了,这都很好。但是收入与开支是否达成平衡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向社会汲取过度啦?这么大笔的开支,钱都是怎么花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引出国家经营的主张,也会导致政治改革。所以,民主化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表现,也不是谁吃饱了撑得拍脑袋异想天开。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需要。
    
从公司经营看国家经营,参照公司法再来探讨国家治理的规范,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从财权与事权的配置上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理解技术性的“预算议会”的作用,把股东代位诉讼与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联系起来,等等。
    
最后我要强调,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有一点变化是国际社会瞩目的,这就是公司经营中党组织定位的问题。其实国家经营中党组织究竟应该怎样定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定位的一些变化。例如“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还要求党代表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当然,它还是集中化程度很高的“组织型政党”,并不是议会政党。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否适应社会已经多元化了的格局,现在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于是才有“党内民主”之说。“党内民主”可以使党的科层制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党员代表常任制、党内分权制衡等改革举措使党的组织结构更有弹性,进而可以对“组织型政党”的定位进行调整。
    
从政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我们是不是要干脆来个西方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在政治理念上,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样的政党政治的确更适应社会多元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民主决策。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有些偏颇急躁,会造成欲速不达的后果。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也有优势,这就是可以深谋远虑,不必顾忌社会短期行为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既有的社会构造进行改造的历史阶段,政府的合理化举措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出生的阵痛,未必总是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时,如果存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对手很容易提出讨好选民的口号,很容易把眼前的利益变成政治对立的焦点,很容易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为了避免落选,执政党不得不迎合世俗倾向,牺牲长期合理性。但在一党制下,推动改革的领袖集团更有力量克服保守势力的抵抗。尽管一党制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根本感觉不到正当性竞争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就难以反映社会不同诉求,举措就会僵硬,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深谋远虑的决策在执行阶段也很容易被扭曲。
    
换句话说,即使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党制是必要的、有某种优势,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限制过度集中化、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要精心设计良好的制度框架,让长期执政的那个政党感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它的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各种必要的限制。与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同,但又能避免一党独裁流弊的制度框架应该怎样设计?在一党制下能否模拟两党或多党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在这里,日本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我提请大家注意日本政治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一个半政党制”。这个说法是一个叫冈义达的评论家在1958年提出的,能充分反映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年体制的本质特征。顺便说明一下,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的说法出自著名的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自1955年保守合同起,自民党长期执政达三十八年,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共同主导政局。日本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加起来议席数只有自民党议席数的一半,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只相当于半个政党。所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那相当于“半个政党”的在野党派,虽然没有能力夺取政权,但却有足够的能量通过选举运动和民意支持率变化对自民党施加正当性压力。这样的经验对我们考虑今后政党制度的改革很有启迪。
    
另外,日本自民党内部模拟多党制的作用、实现组织结构弹性,通过派阀政治保持多样化与整合化的平衡的经验,也可供参考。日本自民党内一直存在8个派阀,中国共产党外一直存在8个民主党派,两者可有一比,很有趣。日本自民党内的8个派阀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分化组合,很有些纵横捭阖,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派阀政治。在那里,政策主张是多样化的,接近多党制的政策竞争机制。但因为同属一党,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但是,真正要模拟多党制的活动,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压力,否则就容易出现黑箱操作、密室交易、结构性腐败不断蔓延的局面。在这里,自民党以外的那“半个政党”以及选举投票就起作用了。除了“半个政党”的外部竞争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至关重要,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不受政治讨价还价左右的行政官僚制度,加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半个政党”在野势力,划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疆界,为政治腐败构筑了两道防火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机制。
    
但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过长,那“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就越来越没有干劲了,越来越失去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行政官僚也逐步产生对执政党的政策依赖感,与有力政治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状况形成后,“一个半政党”加派阀政治的格局就逐步变质,结构性腐败开始蔓延,民众失望之余开始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于是无党无派的选民群体陡然增大,他们的易变性投票行动对政局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无党派群体的涨落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但从 1991年起,上层的渎职丑闻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的幅度与无党派群体的增长幅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此起彼伏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最后在1993年引发政治大地震,自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惨败,政权易手,党派大洗牌。后来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重新执政,到小泉内阁时期特别注意争取无党派群体,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明显回升,并以民意为杠杆调动各个派阀的力量、推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我们能否借鉴日本“一个半政党制”和党内派阀政治的经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选项?能不能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佳组合,或者最佳设计方案?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设问,怎样才能减少政治改革的代价?怎样才能以社会的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
    
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在政治改革中要减少社会代价,首先必须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防止各种政治机关的角色错位引起混乱。这个从日本的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后,虽然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是其能模拟多党制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一党执政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行政官僚逐步受制于政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出现了,欧美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在法国、意大利就是一党长期执政,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勾结流弊。这样情形会影响到政治改革。在1993年日本自民党突然下台后,出现了政府机构不知道如果实施行政举措、新的执政党议员不知如何运用官僚组织之类的混乱局面。政治改革后党政关系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两者之间协调变得很困难。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现在我们加强学习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党政分离让行政部门独立自主地直接面对社会诉求,就是很好的应对之策。另外,政治改革中很容易出现的权力真空,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司法权来填补。这注定了尽早建构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在座的各位大有可为哟。
    
其次,在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方面,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适当模式的问题,需要研究宪政发展史,透彻地理解不同制度设计的原理。众所周知,英国是现代宪政之母。从英国宪政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到四个基本阶段和类型。即:绝对君主制,然后是限制君主制,接着出现了二元议会内阁制,最后发展到现行一元议会内阁制。欧美其他主要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或者某个类型的翻版或改良品种。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实际上就是限制君主制的变种。法国第五共和制则是很典型的二元议会内阁制。德国虽然也属于一元议会内阁制,但没有英国那样的虚君,只有象征性总统。可见,各国虽然各有特色,但又有共性,不同模式之间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的设计,更要注意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在这里,比较适合于当前中国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从传统的强人政治出发,选择类似美式总统制那样的制度设计,使国家元首实权化。另一个是从社会稳定以及协调的需要出发,选择类似德意志联邦共和制那样的一元议会内阁制,使国家元首象征化。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组合或者新的制度设计方案,这里仅限于提出问题。
    
在讨论减少政治改革的社会代价时,不能不指出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这样的渐进做法使我们避免了混乱,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最小代价、最大收获。因此,中国政治改革也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路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政治改革在渐进中也有需要当机立断之处,渐进举措也不一定都能减少代价,在有些场合可能反倒增加制度成本。例如中国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潜规则”。当渐进改革始终在回避对政治理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表白时,国家实际上是在默许某种非法化的状态。国家可以知法违法,那么民间或许就会在非法化方面走得更远。结果是非正式的规则压倒了正式的规则,政治活动失去所谓“法律确信”,变成无原则的、无止境的利益博弈。这个问题现在异常突出。就好比大家在剧场看戏,中间有少数人不守规矩,为了自己看得清楚,站了起来。如果这时没有人制止,那么后面的人就会无法欣赏表演,只好也站起来。你也站起来,我也站起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只好站起来。结果可能还是有一部分人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视线,大家还都无法舒服地坐下来,从总体上看效益反倒更低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抢先行为会引起交通阻塞,结果谁也快不了,这样的情形大家在北京经常碰到。诸如此类的结局是荒唐的,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代价。
    
渐进改革减少制度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利益驱动。与在座的各位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利益驱动表现为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但结果怎么样?本来现阶段中国推行法治是很需要法律人才的,但在毫无计划的发展之后,全国的法学教育规模突然增加到将近600所法律院系,在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达到30万人,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于是造成高等学位贬值,于是加大就业的社会成本――让高中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大学毕业生去做,让本科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硕士或博士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待遇不高,个人家庭得不偿失,青年就有失落感甚至绝望轻生;如果实行差别待遇,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成本,用人机构得不偿失,企事业单位就只好减少雇用,进而促成恶性循环。这样的怪事也提醒我们,如果利益驱动的非合理性不能克服,民主化也缺乏慎密的制度设计,就很可能导致某种昂贵而腐败的民主政治形态。所以我认为,要从国家经营的角度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
    
鉴于上述各种情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的决断是必要的,不能再继续拖延了。其实任何大的改革举措,从引进到稳定和协调地发挥作用,一般需要经历二十来年的时间。假如今年达成共识,奥运开完后不加大实施力度,那么到20多年甚至更晚一些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不能使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市场经济相吻合。中国两极分化很利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代表,他们有没有耐心再等几十年呢?没有制度化的谈判机会和救济,有些个人很可能铤而走险,形成破坏性力量。到了那样的场合,维持现状的制度成本显然远远高于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对律师维权活动限制太多,等于堵塞了在体制内寻取解决方案的渠道。另外,连半官半民的非政府组织都严加限制,等于不给政治改革预备缓冲的气垫和接替的托盘,使政府始终无法从某些领域中抽身并重新定位,结果只留下要么旧态依然、要么全面崩盘这样二者取其一的简单选项。所谓政治改革的决断,至少应该从这样的依法活动过程中开始进行吧。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地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到了需要对政治改革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因为在物权法通过之后,体制的改宪活动就走到尽头了,所以从此以后,法律人的共同诉求应该从“护宪”转变成“改宪”,以便明确国家经营的目标和事业范围。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这本书中指出,当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既有利又有弊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就非常重要;如果宪法设计得好,民主化就可能成功;如果设计不好,即使推行政治改革了,仍然可能失败。中国在目前谈民主,条件的确有利也有弊,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改宪的要求,精心设计一部好的宪法,就是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必要保证。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改宪的主张,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点,关于改宪的基本宗旨,我认为要以财政预算案的审议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对行政服务和分配过程的民主监督。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前不久指出,对于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而言,如何寻求一种机制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这是个关键。依我的看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党政官僚的高效管理就是精英主义,加强财务透明化和预算审议就是平民主义,也就是应该把“行政支配”与“议会监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党制下的腐败和权力滥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点看法涉及如何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要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广泛的共识不行。关于民主化的决断,在平民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但在官僚集团里、在权力精英阶层里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容易了。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更需要说服官僚们,否则再好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嘴边纸上。我认为,目前反腐败的严刑峻罚就构成说服官僚集团同意改革的很有利的契机。不信你看看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贪官忏悔录,在为自己开脱的时候都强调客观原因,急于证明腐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来治病救人好了。与死活的问题比较起来,民主化的问题就显得容易达成共识了。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谈政治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的举措,并使之制度化。至于什么是有效的外部监督,答案也就不难得出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都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硬性框架,让自由竞争的激流在其中转来转去、形成一片又一片湍急的漩涡,还是建立某种多样化的弹性结构,使翻腾的洪水能够得到因势利导、分流以及趋于和缓?也就说,中国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实现体制转型软着陆,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全球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要靠在座的各位群策群力。因为你们是中国真正的精英,应该意识这一点,去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谢谢大家。

李强:

刚才季卫东教授从法学家的角度讨论了民主和政治改革的问题。我希望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些补充。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关注政治改革问题。就民主问题而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知识界的主流是赞成民主的,认为民主化可以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从90年代中期之后,对民主的质疑愈来愈多,觉得民主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会很多。最近,理论家似乎又出现了不少呼唤民主的声音,最形象的说法是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完全赞同民主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业。为了理解民主的价值与建立民主的困难,我们首先必须理解民主的内涵及基本要素。不少学者在讨论民主时赋予民主这个词太多的含义,譬如民主作风、允许人讲话等等。这些都是建立良好的政治治理所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质内涵。许多事情,如允许人讲话,广开言路,作风民主等,在一个并未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也可能存在。
   
 民主的最基本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威的产生甚至重大决策是通过选举投票的方式决定的,或者用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是通过数人头的方法决定的。民主最核心的制度是权威的产生需要选举。从西方民主实践几百年来看,民主最大的价值,就是较好地解决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托克威尔所谓的“单子化”,即个人主义化。在现代社会,随着交通的发达,知识的普及,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出现,传统社会中那种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分野不复存在。人和人变得差不多,托克威尔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将现代社会的这种平等化特征概括为“拉平”(equalizing),所有人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方面趋于平等化。在一个拉平的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传统上,皇帝、国王、教皇等可以诉诸上帝的意志、天命或传统支持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在一个拉平的现代社会,这些诉诸都失去力量。民主制度是在现代社会解决政治权威合法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实践。既然是一个拉平的社会,既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和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通过数人头的方式选择领导人,决定重大政策,当然就是最具合法性的方式。
    
从西方的实践看,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权威合法性问题有利于民族国家构建和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培植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利于政治权威考虑大众的利益,有利于公共政策反映大众的意志。
    
但是,民主制度尽管具有众多优点,实现民主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实现民主制度有很多颇难克服的困难。

第一,中国在传统上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世界上并无在这种格局下实行民主的成功先例。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讲,民主制度实现的前提之一是社会的同质化,在一个存在多元认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可能会强化不同群体的认同,削弱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西方在向民主化过渡进程中,曾有思想家担忧,由于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在任何社会,穷人总会多于富人,民主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主义,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中国有均富的传统,有孕育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这使得民主转型更为困难。
第三,国际环境。西方实现民主转型时,基本不存在敌对的外部环境。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远非友善。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国家往往利用一些国家刚刚建立的民主框架直接或间接干预其内部政治,增加了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困难。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远超过许多小国。这是在考虑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时不得不倍加重视的现象。

第四,文化传统问题。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数人头是一种程序正义。只要某人得到多数选票,不论其品行如何,政绩如何,人们必须忍受他在任期内的统治。中国文化有重视实质正义的传统,一个领导人即使在数人头过程中得以胜出,如果他被认为品行不端,或行政无能,人们往往不会接受他具有合法性。在这种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中实行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期望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类似圣人般的德才均备,一心为公的领导人。

由于民主的数人头方法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往往会很快转为失望。美国著名汉学家墨子刻教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概括为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总觉得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想的乌托邦,总觉得政治可以达到完美,因此总会对现实不满,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难以支撑程序性民主。
    
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民主可能产生的弊端以及实现民主的困难有愈来愈清晰的认识,近年来理论界开始有一些新的探索,其中之一就是提出“协商民主”的理念。有的学者将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以前通常译为审议式民主)翻译为“协商民主”,认为中国可以在强化协商民主方面有较大突破。我觉得,将审议式民主翻译为协商民主,并将其与中国现有的各种协商制度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事情。

不过,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西方提出审议式民主的背景和希望解决的问题,然后看看这种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国希望解决的问题。我理解,西方提出审议式民主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数人头民主的不足。因为最初追求民主制度的目的是实现一种基于理性而非暴力的政治,追求理性是政治的最高目标。

早期民主理论的倡导者批评君主统治等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不能反映大众的利益,不是基于公共理性,他们以为,民主选举与投票的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理性。但是,在民主的实践中,人们发现,数人头并不能实现公共理性,51%的人同意,49%的人不同意,最后按照51%的意志做,这在本质上还是基于暴力,而非理性。所以,一些理论家便提出要在民主选举或投票之外加上一个审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彼此表达意见及理由,互相交锋沟通的过程。他们认为,加上这一过程,选举和投票便会更体系公共理性,更少暴力。从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审议式民主是在选举民主之上又增加一个环节,仅靠审议式民主无法解决民主制度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政治中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今天季卫东教授从维权的角度谈民主问题。维权以及季卫东教授所列举的其他措施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们都有利于改善政治治理,但同样都无法解决民主政治试图解决的问题,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譬如维权,如果某一维权行为的目标最终得不到实现,人们就可能将原因归之于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不但无法加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再如季卫东教授多次谈到的议会监督,西方议会监督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议会选举这一程序。若没有这一程序,议会自身便失去合法性渊源。至少大众会作出这种解释。最近一段舆论界讨论颇多的交强险便是这方面的例子。该险种是经过正式立法程序通过的,但根据一些批判者的观点,它是政府给保险公司的大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在议会选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赋予其过大的权力不仅不会强化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反而会敞开利益团体影响政治的机会,甚至造成多种法律互相冲突、矛盾,缺乏统一的法源,削弱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公共意志体现者的角色。
    
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呢?我自己感觉,自80年代以来,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试图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现代国家构建问题,第二是民主化问题。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全能主义政治框架向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协调、有限、高效、廉洁的政府转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结构是全能主义结构,下到单位,上到中央,各个层次中的政治权力居于核心地位,全面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传统的政治框架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控制资源,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也影响经济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无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这两方面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1978年以来政治改革的核心一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减少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构建有限、高效的政府,也就是现代国家体制。这些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最近若干年来,由于社会要求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大众又把实现公正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身上,这种要求又和政府部门所具有的自我扩张的冲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这种趋势若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对此必须高度警觉。我自己感觉,在这方面的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问题即民主化问题,我在上面已有较多的讨论。民主化很重要,但难度颇大。如果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作某种路径探讨的活,我的想法是首先坚持第一方面的改革,致力于构建有限、高效的现代国家体制,防止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第一方面的改革相对比较容易,不触及根本的政治框架,而且会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这种改革会触及诸多既得利益,也会遇到巨大阻力。第二方面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探索。
    
问答部分
    
问1:从历史来看,中国老百姓对合法性没有什么意识,这个怎么解决?季先生,谈到官僚问题,可能是公民的意识问题,可能是体制外的问题。这个怎么看。

李强: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季卫东:你提到关于合法性的公民意识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未必仅仅是认同感和秩序,与利益之争的正当性也有关系。我们看到中国是有利益之争的。我们中国的公民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很有意识的。如果通过制度渠道来追求利益,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规范根据来,就转换成合法性问题。

至于公民是否具有关于合法性的知识,其实我们只要去农村走走,只要看看村民选举以及上访的实际情况,就知道,即使最基层的群众也清楚自己的利益或者权利在哪里。他们会比干部甚至大学生更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有哪些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就会有理有据地进行正当化的论证,就会表现出合法性意识。

至于官僚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到体制,那要看公民能不能对干部进行监督,通过法律手段防止权力被滥用,从而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如果不行,官僚胡作非为的问题就与体制有关,不是体制外的。如果我们把问题还原到这个层面,民主能找到切实的根据,公民也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秩序的合法性。
    
问2:日本的腐败您很清楚,如何看待结构性的腐败。如果透明化,民众和政府较真了,日本怎么看待?中国,民众应该选择程序上争斗,还是选择无诉讼的状况?

季卫东: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有在一个比较均质的社会才能实现民主,所以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当社会很不平衡、缺乏均质性,当现实不能达到比较平等的水准时,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在一定条件下的平等性,强者与弱者至少在法律装备上应该是对等的,至少存在制衡的手段和机会。所以我认为民众应该选择在公正的程序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选择无诉讼、息事宁人的态度,那就等于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选择法律程序之外的非正式的解决,很容易导致被事实上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的结局,或者逼得兔子急了咬人,引起暴力冲突。在农村强调权利保障问题,不是强调你争我夺,而是强调所有的正当诉求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制度化保障。

至于日本的腐败问题以及怎么预防和治疗腐败的方式。我们知道,日本的确存在“金权政治”的说法,一些政客与财界的勾结和腐败也很严重。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国家对腐败的追究和制裁是很严厉的。日本检察厅可以逮捕田中角荣总理,或者金丸信副总理,追究这样顶层政治人物的渎职行为,可见日本的法律是起作用的。另外也要看到,其实日本的问题主要出在政界,行政部门很少见,所以腐败程度还是很有限的,拿公务员制度以及官僚操守进行国际比较,日本的情况很廉洁、有效率。比如企业请高级官僚打场高尔夫、吃顿每人5万日元的盛宴,就有可能被新闻披露,甚至被追究责任。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算什么?总之,日本的民众还是很较真的。另外,日本还提出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制度,清除结构性腐败,这些举措我们都可以借鉴。
    
问3: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不公平,这个时候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中国如何平衡?党内民主或者协商民主能否解决这类问题,保证人们的利益不被侵害?

李强:关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我只想讲几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改革开放。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经济面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上有巨大影响的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这几十年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近代世界发展史上都是辉煌的几十年。忽视或贬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领导、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人们的亵渎。当然,现在人们对前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如公平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一个有智慧的民族的突出特点是当新的问题变得明显时能够审时度势,面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怨天尤人,幻想从一开始就可能提出一套尽善尽美、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就社会公平而言,我在前面反复谈到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我以为,目前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大,造成权力寻租,导致官商勾结,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能够在这方面作必要的改革,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中起点的平等,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顺便说一下,我强调国家构建本身是和任何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不相容的。

季卫东: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是配套的。刚才李强教授说这个是中国特色,我同意。

什么叫协商民主,必须把概念内涵整理清楚。其实只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协商。要让人说话,否则无法协商。当然,协商的目的是要作出决定。如果说决定要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做,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协商民主,那是很难实现的。即使有时能达成一致,也会比较脆弱。所以,要保证最后能作出决定,避免各说各话的混乱,不得不导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不得不承认投票政治。另外,我们只要谈协商民主,其实是不能回避谈判的。所谓协商,就是谈判,否则就没有平等的协商。谈判这个说法就是承认对话或者讨论参加者的对等性和主体性。为了切实保障这样的对等性,需要公正程序的规则。我们必须从这个法律角度考虑协商政治。

再来看党内民主。这里也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应该强调选举、票决以及政策竞争。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各国是党外讲民主,党内讲集中,有寡头化倾向。只有这样,政党才能有统一的竞选纲领与其他党派竞争。在中国,因为执政党是全能的,所以它要反映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须搞党内民主,这样做是现实的,是中国特色。在考虑一个政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时候,要注意法律上的禁止利益相反代理的原则。因此,一旦承认党内民主,就意味着党内要承认不同的声音,甚至承认不同的政策团体进行党内竞争,以全面反映不同群体的要求,模拟多党制的功能。这会导致政党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类似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那样的机制。

我已经说过,从模拟多党制功能的角度来看,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独立自主的公务员系统,还需要党外的正当性竞争的压力。这就要回过头来看协商政治。所以我说党内民主与协商民主是配套的。如果从目前政协的模式来把握协商民主,那意味着大胆发言,无权表决。这很难产生压力。如果大胆发言了,别人不听怎么办?这样的协商民主不可能防止像“反右”或者“文革”那样的事态重演。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谈判、投票的权利,要考虑类似“一个半政党制” 那样的设计。至于中国的那“半个政党”从哪里来?答案要靠大家寻找。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问4:实现民主化,谁指挥枪?如果我们不民主,那么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带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灭亡。

李强:你在提问中谈到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并担心民主化是否可能导致这种状况重演。我觉得问题没有这么严重。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清朝在太平天国时期,政府军队无能,兴起地方武装,进而演化为地方化的独立的军事力量,种下后来军阀混战的种子。我们现在的基本制度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制度,党和政府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一制度的民主化过程如果处理得好,不会破坏这种统一性。

季卫东: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这本书中说过,如果军队和警察力量没有完全控制在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些官员手里,民主政治制度就不能维持和发展。也就是说,稳定的健全的民主必须处理好谁指挥枪的问题,实现对军队的文民统制。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出现“用枪来指挥枪”的事态。一种情形是军阀混战,这就是中国20世纪前期悲剧的重演。我们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另一种情形是武装起义,在制度上求告无门的时候,基层群众诉诸暴力解决,这意味着我们还是没有跳出历史的轮回。要跳出这样的怪圈,只有民主化。与其面对是军阀混战、还是民间持枪这样代价惨重的选择,还不如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包括军队的国家化。那么在这项改革成功之前究竟应该由谁来指挥枪呢?现在中国军队的文民统制还是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来实现的。
    
问5:民主可以使统治强化。但我总觉得民主是使得权力分散的。一个权力分散的政府,如何强化?

季卫东:民主并不导致分散,相反,是一个通过政治参与做出公共决定的程序。在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才更有约束力、才让人服气。我们现在看到在处理问题时的扯皮,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独裁使人心涣散,又往往力不从心。正因为不民主,才会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事,才会授人以柄来嘀咕凭什么服从之类的问题。民主使政权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可以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防止离心力造成的分散。尽管这么说,我们还是要看到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一套严密的制度框架对民主是否成功至关重要。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民主就有可能导致权力分散以及无法作出决定的结果。

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加强民主的功能、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这是在座的各位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大家把制度设计考虑好了,中国在21世纪才有希望,民主才不会混乱。只有这样,民主化才能给中国真正带来文化上的软权力。当然,这种民主模式必须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外国的压力下形成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只有这样,民主化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在中国行之有效。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因民主化而混乱,政治改革才能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所以我强调精心设计制度的重要意义。我寄希望于大家。
  
法学时评网,2008,8,21

星期二, 九月 02, 2008

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按:特摘此文,有感于某当世文人故居被当地政府申请为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五道口商场

一:已经娶妻生女的太监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德国的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以此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屁股后面,由于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基于他的家境以及个人名声,他的老婆只能是一个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庸的村妇。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对付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打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氏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寥寥数十字的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藉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而这种做法又给他带来整个家族和村里的冷眼和厌弃,村里人甚至以他为反面典型,教育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和他一样。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何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像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跟在皇帝身边—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想像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以前的哥们见了他,纷纷在马头前下跪。想像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就不再是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而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和最大丧失了。

  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白受罪。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像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二: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作,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然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涌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都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这些落选者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部情节相似的悲剧,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卤劲。他说动家里,同意他去作此生死一赌,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毕竟,这次赌博成本不大,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条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的。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屠刀的一刻化为了浓黑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就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恶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三: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

  像所有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辞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有数千人,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两字沾不上光。在与太监们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四:“魏傻子”被捉弄了一把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子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猜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目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受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听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对小皇孙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在和小皇孙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而已。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的天启五年五月,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那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是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五:意想不到的转折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昏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儿”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魏朝,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让当时这个宫中最尊贵的女人心动不已。

  不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成了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六: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倍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多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颗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虽然缺少机心,但他并不是没有机心: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之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直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昏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品尝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清河晏,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七:缺乏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魏忠贤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炙手可热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天启六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八:当官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九:“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十:魏忠贤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十一:他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建宗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拷打周建宗时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毫不防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中书舍人朱慎坎,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五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国家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进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代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很快到达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以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作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十二:魏忠贤的拯救计划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十三:魏忠贤成了吊死鬼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十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又全部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原址《二闲堂》

不能遗忘的思想 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

作者:钱理群

  《当代中国研究》编者按:今年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纪念文章陆续见诸报端。但一些最应该被提起的人、最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这些人、这些事从来就不曾存在于中国当代史中。本刊这期选择了两篇文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其中钱理群的长文“不能遗忘的思想”,以1980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为主线,评述了多位参与竞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这次竞选活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勇敢的民间改革尝试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回顾这次竞选,不仅仅是拒绝遗忘;还因为当年北大竞选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全都可以看作对今天这种跛足改革的预言。

  2008年正逢北大110周年校庆,我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写下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之所以要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一件往事: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曾经生活了18年的贵州安顺一份地方报发表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状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1]

  人们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也是该文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80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当局与学界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当时我是北大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而我记忆的恢复,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也非偶然。正是这些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日益暴露,尖锐的体制性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

  1、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系张炜等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竞选活动极有声势与活力,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胡平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2]

  实际上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的10月16日,北大一分校历史系学生李盛平就在校园里贴了”竞选宣言”。11月初,和北大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3]而在此之前,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之后,从1980年2月起,选举在一些地方试点,就陆续出现民间的竞选活动,许多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都参与其中;[4]而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北大的竞选运动则把竞选推向了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2.5%的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5]而最早站出来发动和参加竞选运动的竞选人房志远则明确指出,“过去30年,我们采取的选举形式——领导内定候选人的等额选举形式是不合理的”,这一次的竞选,“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民主制度的条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如选举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民主竞选活动,都是培养大家民主习惯、民主意识的极好的方式和机会”。他同时提出,“这次竞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它不但是对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6]这表明,1980年10月、11月达到高潮的中国大学校园选举运动,是又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说“又一次”是因为在1957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也有过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在北大,称之为“5.19民主运动”(因1957年5月19日在校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辟“北大民主墙”而命名)。[7]这个运动随着毛发动“反右”运动而被镇压。——据说,在1980年竞选运动开始以后,社会上就有传言,说“北大又出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8]。

  这情形真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说。[9]

  是什么样的“春风”吹皱1980年中国校园的池水?这就需要将这次校园选举运动放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去考察,这里且对有关背景略作介绍。中国的改革原是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这两种力量之间曾有过暂时的“联盟”,以共同对付代表“文革”既得利益、反对改革,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凡是派”。“文革”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反对“凡是派”的基本胜利,重新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改革性质,改革方向与路线等问题引发了党内深刻的分歧与复杂的矛盾,也使党内改革派和民间的民主运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收收放放”的复杂态势。大体说来,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逮捕魏京生开始,到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禁止“西单民主墙”,再到1980年3月《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人民之声》等民间刊物纷纷被迫停刊这段时期,是“大收缩”时期,民间的民主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压,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但到了1980年5月下旬,邓小平又在党内另一种力量的推动下,发表了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内部讲话,并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始讨论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在思想文化上又出现了某种“放”的趋向,8月30日至9月10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成了一次空前的“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代表大会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根据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修改宪法。10月,党内组织了4千多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光明日报》召开理论座谈会,党内思想空前活跃。被打压下去的民间刊物和组织也开始重新恢复活动,并成立了“全国民间刊物协会”。于是,就有了“庚申改革”的说法。[10]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敏感的大学生及时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给民间的民主运动以新的推动。他们之所以提出要以“推动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宗旨,并且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动关于“改革”的“大动员,大讨论”,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到了要决定其改革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党内外的各种力量都在积极活动,企图影响最高决策,而邓小平这一时期在“收”与“放”之间的不断摇摆,也表明他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这一情况和1957年“反右”之前的毛泽东十分相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11月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试图在中国改革运动中发挥独立的影响与推动作用的自觉努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

  机会源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校园竞选正是在这难得的历史缝隙中得以生存。对于竞选,来自官方的各种反应互相矛盾:11月3日,北大第一批学生宣布参加竞选;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11]北大一分校党委书记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据理力争”,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反击。[12]——这样的气氛与做法,都令人联想起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北大的竞选答辩会上就有选民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第二次“反右”的前兆?”。[13]

  然而,北大党委副书记却在北京市委通知下达的第二天(11日),亲自参加竞选人的答辩会。他表示:市委是有三条指示,但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11月13日,北大党委又向竞选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来”。[14]

  到了11月22日,原来反对竞选的人大党委也改变了态度,宣布竞选者的活动是合法的、正当的,承认党员候选人也有权利宣传自己,并且透露“对市委的文件,我们也不理解”。据说“11月下旬和12月初,蒋南翔、于光远、胡耀邦等同志在分别了解校竞选情况后,予以肯定,并说:竞选是出人才的”。[15]“12月21日,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来人找北大的竞选人和选举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他们个人认为北大的选举基本上是成功的,希望北大能提供一些经验和资料,供以后修改选举法参考。”[16]

  但北京之外的竞选运动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湖南师院的学潮就是如此,因为校方置法律与民意于不顾,粗暴干预选举并得到湖南省委的支持,学生不得不游行请愿,绝食,并到北京上访,最后却不了了之。——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背后,隐含着1980年中国党内外各种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从来都能触及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与此后的1989年也都如此。

  2、“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耐人寻味的是,从1957年以来三次学生运动的辉煌,北大都处于中心位置,而且谈其渊源时也都必然上溯到以北大为发源地的“五四”运动。1980年北大竞选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也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选代表的胡平在其“竞选宣言”里,就明白地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60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当胡平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80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 [17]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是1957年“右派”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提出要为“右派”彻底平反。王军涛针对邓小平的“反右运动”必要论、正确论,指出“‘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是根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有计划地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他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8]

  这些理解都很到位。

  这种彼此的精神相通,显示着“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而王军涛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19]

  以这样的气势,在80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中最有影响者,都有过怎样的经历[20]。从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1957年那一代)和后代(1989年一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在进入大学以后,仍然和体制外的民间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21]。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杨利川)。[22]。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80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种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他们必然面临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过程,其间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这些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与改革观中充分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1、“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成长于“文革”的这一代人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主要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结束的“文革”,当时流行的说法叫“恶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一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杨百揆、王军涛、胡平、张炜、杨百川等),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房志远,夏申,张蔓菱等),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姚礼明)[23]。

  杨百揆在竞选中发表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对“文革”作了这样的概括:“政治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经济上农业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宗教式信条”。他指出,“文革”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要转化为一种封建式的东西”;而“文革”中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而是推行“更大的官僚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动乱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24]

  王军涛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是17年的必然归宿,两者是同一社会模式的产物”。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在王军涛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其要害正是要强化“少数寡头可以撕毁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体制。——王军涛在这里强调“文革”是“17年的必然归宿”,确实抓住了1980年代,以至以后的中国政治的要害: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势力,他们否定“文革”,是为了回到“文革”前的“17年”,那“17年”才是他们“改革”的目标与理想王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要拼死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王军涛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帐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历史上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里提出的“文革”与“民主”的关系显然有现实针对性:1980年代党内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更长远,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革”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王军涛这里所说的“文革”“是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一基本事实。

  王军涛还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25]——这一代人是不会被遗忘的,胡平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党内总有一种力量,试图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以至于“强迫遗忘”成了既定的国家思想文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王军涛等人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

  另一位竞选人房志远则认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49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房志远看来,“文革”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26]

  值得注意的是房志远由“‘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所得出的结论。在房志远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革”本应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其“根源之一”);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日益尖锐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贴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这表明,这一代人对“文革”的“恶果”看得很清楚且心怀警戒,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房志远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27]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革”的“恶果”再度发生;如果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革”的理想化与现实中新的革命的期待,都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都是1980年的思考。现在,“文革”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人们。当年的思考或许因此依然保持了它的新鲜活力。

  2、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革”。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及其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充满了困惑。一方面人们对毛泽东的敬意仍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28]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1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29]毛泽东的威望在急剧下降,是因为人们反思“文革”并上溯建国后的历史时,必然产生许多疑惑,而且都直指毛泽东。 在“答辩会选民问条选登”里保留着当年的提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说法对吗?”“在他(毛泽东)死之前,全党全国都跟着他走,全是‘盲人行路顺墙摸’吗?”“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你认为毛泽东对‘文革’是否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文革’中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有何不同?”“‘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八大中央委员中的70%,他依靠的左派仅有10%左右,另外20%是没有打倒的文革反对派,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分裂党中央,这是不是反党?” [30] 这些疑惑本身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长期营造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以至破灭。

  在王军涛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革“中盲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武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王军涛还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31]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王军涛最先提出“毛泽东是革命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命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他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唯意志论”,认为毛“没有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这是他“在实践中一系列错误主张的深刻思想根源”,也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家”。[32]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有些问题,如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其实已经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则未能进入竞选人的关注视野。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3、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

  对此,16位竞选人的回答却有三种:回答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有7人;回答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7人;回答是“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社会”)的有2人。[33]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张炜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34]可见,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房志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对“目前官方和老百姓”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35]王军涛的“社会主义观”大约类似。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36]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右派”,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37]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也因为拒绝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80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并不免产生这样的隐忧:中国能抓住这迟来的历史机会吗?

  杨利川在竞选中写有“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38]另一位竞选人夏申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39]指出,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 [40] 显然,在夏申、杨利川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杨利川因此提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41]——这同样是对1957年右派代表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提出的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呼唤的一个遥远的回应。

  以这样的社会主义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现行体制,就有了许多尖锐的批判。基于对现行体制中所有制、生产目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分配,以及干部与劳动者的关系的考察,房志远得出结论:中国的现行制度“带有很大的封建性”。[42]这一结论比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所说的中国社会是“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43]又进了一步。其实,竞选者在1980年讨论的“既得利益”等问题,正是1957年北大校园的热门话题。1980那一代人也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论证中国“已经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利益”,并发出这样的警告:绝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为基础就万事大吉,无需再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中国就将出现新的“特权阶级”。[46]1957年类似的分析与警告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遭到批判打击,结果就有了1980年新的一代在这里所发出的警告;但这样的警告又被视为“自由化”言论而拒绝,以致于到了2008年的今天,再来回顾当年(1957、1980年)的警告,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问题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当年讨论的前提“公有制”的外壳都成了问题,这已不能用“封建性”来概括与解释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1980年的北大校园:那一代人在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王军涛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45]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如前所述,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他们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特别重要。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这是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而后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都很有市场,人们常常将它视为“民主”。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运动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种“误解”有很深关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这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共产党)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种荒唐的历史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胡平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近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是欺骗”。因此,反对当代专制主义的当代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要警惕和揭露这样的欺骗,而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拒绝任何“为民作主”的“代表”。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胡平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民间“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47]

  这里所说的几个要点: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行使改革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最根本的,是要使自己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与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构成了1980年校园竞选以及此前就已存在的“民主墙”和民间刊物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基本动因和追求。它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与命运。

  2、争取人民权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争取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而“人民权利”当然包含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底层经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张炜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就提醒北大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48]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杨百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20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49]

  夏申在“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文里,首先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50]应该说,这四大权利是抓住了要害的。到了今天,其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杨利川在其“主要观点介绍”里进一步提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51]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根本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房志远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论断代表了竞选人的共识。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对此,杨百揆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19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马克思、列宁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独立”, “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他们正以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正是出于这一全新的知识分子观,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权也当然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52]

  3、以权利制约权力

  胡平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一“规律”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权势集团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胡平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这里所说的,岂只是历史:在中国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以专制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改革路线,这就是后来终于成为主导的所谓“开明专制”的路线,其所追求的,就是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正如胡平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胡平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支持者的隐忧。事实上这样的危险正在逼近,在某种意义上,胡平们是在还可以说话的时候抢先说出他们的忧虑与呼喊:“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53]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一条最能显示1980年的北大校园竞选所要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

  4、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渐进的改良

  1980年的校园竞选还有另一面,即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响应与支持。

  张炜的竞选宣言开篇就说:“党正在反省错误,政治、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我参加竞选,以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54]当16位竞选人被问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时,有10位回答“是”,有5位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式回答(“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原则上坚持”,“从根本是来说是应该(坚持)”,“要怎样坚持”),只有一位提出:“领导一词,含义不清”,而未作正面回答。[55]

  “党的领导”确实是现实中国政治生活,也是1980年竞选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竞选人不同程度的肯定性回答,不能只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有其真实内容的。首先,竞选之所以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具有合法性,确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一个成果。三中全会也正是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力量相互配合的结果。尽管在1979年曾发生过对民间民主运动的打压,但1980年下半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次提出,确实引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切立志改革者必须抓住的历史机会,尽管它已经预伏着危机。

  而我以为,更重要也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代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思考“文革”以后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如王军涛(他是公认的竞选人中的“激进派”)所说:“我国的改革就其任务而言,无疑是一场质的革命,但其方式应尽可能地缓和与稳妥。在今天的国内外环境下,一系列的‘改良’,远远胜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56]胡平在“竞选宣言”中说,这一代人所理解、把握、推行的“政治”,已经不是前一代人的“革命政治”,而是“现代政治”:“政治是科学,它是一门关于在这个由有缺陷的人们组成的现实世界,怎样逐步改革得比过去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学问。” [57] 正是从这样一条理性的、渐进的、改良的路线出发,因此,即便是他们中的激进派也并不试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在现行权力结构下,力争扩大人民的权利以限制权力,并影响权力的运用方向。这样,他们在共产党的存在与领导问题上,也必然采取现实的态度。

  当然,正如王军涛所说,“领导一词,含义不清”,同样承认或不否认“党的领导”,是包含了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有人追问“是什么样的领导”,是在不否认“一党专政”前提下的,依然建立在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并且是不可分享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基础上的绝对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是在接受权力限制、监督,权力分立、分离、制衡前提下的,作为执政党行使对国家的领导?这同时也就内含着一个“党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民间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以前者居支配地位,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吸纳后者(民间力量)的参与、咨询,实际处于统战对象的地位;还是承认民间运动的独立自主性,对于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既有支持,参与,又发挥监督、制约与压力的作用?——不过,在1980年的校园竞选的具体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明确提出问题的;事实上竞选者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充分的展开。当时的主导力量是希望参与改革,推动民间民主运动,并达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的改革者一直追求的梦想。1957年,当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北大的热血青年曾以为那是一个历史良机,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谭天荣),互相支持,制约,以共同解决中国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背后的体制问题。[58] 1980年的北大新一代的热血青年,又抓住了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改革,又有什么结果在等待他们呢?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1957年的悲壮努力,1980年的竞选者当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强迫遗忘”的结果。而真正给他们以启示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南斯拉夫、波兰创造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范例。在北大校园竞选前夕的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房志远在竞选人联合演讲会上特意赞扬了波兰工人的觉悟与战斗精神,并这样提出问题:“在苏联,在东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致相同,但为什么波兰的工人就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就做不到这点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波兰工人的思想比其他国家思想要解放。波兰的工人有战斗性,他们有战斗的传统,战斗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战斗的觉悟”。他的这段讲话嬴得了热烈的掌声,[59]足见当时大学生们对波兰工人民主运动的关注与共鸣。在一次答辩会上,也有选民这样问道:“波兰工人求得自由工会,我们是否也应该搞?” [60] 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也有类似的国际背景,同样是中国大学生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回应。结果就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形势的急转——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北大竞选人的改革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王军涛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如是说:“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61]——这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

  但如胡平所说,作为一个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必须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样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62]那么,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中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竞选人各抒己见,出现了对中国思想、政治来说已久违了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动、活泼的争鸣。房志远将其概括为四种主张的争论,即“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论,“经济体制改革”当先论,“干部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论,以及“思想解放(第一步是言论自由)”为前提论。[63]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论中,中国问题的各个侧面都得以呈现,并引发深入的思考,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

  1、“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提到的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胡平是唯一当选的区人民代表,这并非偶然。一份有关竞选人评价的《北大民意调查测验表》表明,在“谁的理想最深刻”、“谁的知识最全面”、“谁的见解最切合实际”、“谁的口才最好”、“谁的答辩效果最好”5项中,胡平均居第一。[64]早在“文革”后期,胡平就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初稿,曾张贴于成都街头,可能因其理论性较强,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这次在竞选运动中,他加以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全文显示出他对民间民主运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入成熟的思考。“论言论自由”堪称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理论代表作,而且可以看作是自70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

  在我看来, “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含义与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胡平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常识,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上胡适、罗隆基、储安平(后两位都是1957年的“右派”代表人物)等先驱的论著中都有深刻的阐发;因此,在竞选中就有人写大字报“评胡平的‘言论自由’讲演”,认为其观点是“穆勒《论自由》的翻版”。[65]但批评者却忽略了胡文是总结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并且也是对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改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里面包含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理论因素。

  他首先要澄清的是自1949年以来经长期灌输所形成的两大“言论自由观”。

  第一个误区是:言论自由就是“领导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言论自由观,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胡平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进谏纳谏之说”,而绝非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臣民的言论范围实际上是被帝王的意志决定的。由于各个历史条件的不同及各个帝王个性上的差异,这个范围有时稍宽,有时极狭。但无论如何这种限制毕竟是存在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由此确立的标准是:“只有在当权者没有权力惩罚不同意见者的人时,才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的言论权利无须善良开明的君主保护也能独立存在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预企图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同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误区是“区分‘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言论自由’”。

  胡平对此作了严密的考析。他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可能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一,只允许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或是二,只允许发表从根本上不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的自由。前者是限制发言者的身份,后者是规定言论的性质”,“这种情况其实都叫言论不自由,而不叫什么‘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实际上,“民主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例如言论自由,本身并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言论自由“固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传播,但它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把这笔遗产拱手相送给资产阶级”。

  而“论言论自由”的辨正中心,是所谓“思想罪”、“言论罪”的问题,这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被弄得极为混乱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实践问题。毛泽东1957年给右派定罪时,本人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忽而说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忽而说“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说,“所有上述各种人” “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还宣布一般“不必办罪”,“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66]。那么,“右派”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呢?而事实上所有的“右派”又无一不被定罪办罪。“反右”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确立了“言论有罪”、“思想有罪”的原则和法律(规定了所谓“反革命罪”)或不成法之法(最早还应追溯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文革”将这样的“思想罪”、“言论罪”推向极端,制造了无数耸人听闻的冤案。“文革”结束以后,“言论罪”、“思想罪”依然是当局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有效手段。1979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查院起诉魏京生,所加罪名之一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67]此后1981年对民间民主运动的大镇压中,对徐文立、王希哲等也是横加“反革命言论罪”。这样的“罪名”至今还是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剑。如果将1980年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的讨论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其意义了。

  他所要做的,首先是再次进行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是“千万不可把言论与行动混为一谈”:“我们说宪法不可违犯,意指人们的行为;我们说宪法可以反对,意指人们的言论”,“只有言论直接与行动相关时,言论才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所谓诬陷、诽谤、煽动就属于这一类,我们必须对诬陷、诽谤、煽动作出明确的定义,提供切实的标准”,“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其二,胡平指出,“理论上最大的混乱在于:我们不给反动言论自由,而发表反动言论的人就是反革命”。这不仅混淆了言论与行动,而且隐含着“强权即真理”的逻辑,逆我(不同于我)者即“反动”。“反动派”(实际是“反对派”)是“客观存在”,“要否认也否认不了”;但能否允许反对派,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却是判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禁止发表“反动言论”,其实就是限定发表意见不能超过当权者允许的范围,其结果就既堵塞了言路,也拒绝了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自身的腐败。

  胡平还澄清了第三个理论误区,即“国家要统一,必须有赖于人民的信仰的一致”,因此,绝不能给怀疑、批评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以自由。胡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人口中只是一个少数”,“一个国家倘若坚持用信仰与非信仰去区分公民和敌人,势必缩小自己的基础,无异于为渊驱鱼”,“历史证明,凡是否认持不同政见的人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上共处,势必造成分裂和内战”。

  胡平要追问的是对言者判罪的内在理念与心理:这是他的思考特别有意思之处,而他的剖析相当犀利:“一,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神圣的,它把一切批评它的人都视作‘罪犯’”;二,当权者“还认定,每一个人对这种正确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有坚定的信仰”,“那应当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因此,凡是对这一套加以思考、怀疑,加以探求,讨论,产生不同和相反意见者,必然是居心叵测,怙恶不悛。所以除了以重刑伺候,恐怖威胁外,别无其他选择”;“三,当权者承认,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是反对自己的,至少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反对意见公开发表,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个相当的多数。所以有必要使这些潜在的敌人感到恐怖而实行杀一儆百”;“四,当权者对于和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赢得人心方面没有自信心,所以才采取这种不诉诸伸张理性而乞灵于封锁理性的手段”,这样做,一方面是将自我(个人及集团)的思想“绝对真理”化,执掌的权力也成了“天赋神权”,于是就产生了垄断思想言论,进而垄断真理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极度虚弱,不敢面对任何挑战,哪怕只是不同的言论:这大概就是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共同特点,而不管打着什么旗号。

  因此,限制和禁止言论自由,必然要“愚民”。因为它“把人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占有一切真理,另一部分则只应张着嘴巴来接受。它让我们怀疑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力,却又让我们必须无限信赖一小部分人的绝对正确。一部分人永远是保姆,一部分人永远是婴儿”。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正是“纯正的愚民政策”。其结果就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胡平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在动辄“因言获罪”的社会气氛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胡平说:“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个预言!”

  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极大可能是,权力者否定言论自由的逻辑成为全民的逻辑,于是就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全民共犯:这或许是最为可怕的。这也是胡平的一大发现,他指出:“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人真心实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了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而“当代专制主义的逻辑之一便是不容许中立,所谓‘不站在革命一边就必然是站在反革命一边’,无情地强使人们成为其统治的全部行动与罪恶的帮凶。这样,即使在专制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因此镇压和威胁人民的暴力工具,却也还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胡平的这些论述,在专题答辩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后来‘胡平问题’争论的中心”。[68]可见是抓住了中国体制下言论自由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与要害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胡平的第二个贡献: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胡平在总结近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权力的异化”:“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力量反过来成了压制人民自己的对立物。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垄断言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前文论述“以权利限制权力”以及“言论罪”问题时已有讨论,不再赘述。前文的讨论中也已涉及胡平的第二个发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但未及展开。因此,需要在这里再作讨论。

  胡平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呢?于是,胡平注意到,“不少人习惯于低估以至否认民主本身的价值,仅仅当作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导致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当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民主就讲得多一些,一旦经济恢复了,‘左’的思潮就会喧嚣起来,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运。”更有许多人“把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寄希望经济发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这背后的理念,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开明专制论”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其要点有三:一是“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因此,“现代化”就是(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唯一”观。二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有人因此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三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想的民主化——应该说,这里所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现实问题,而且是1980年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开明专制论”与“经济决定论”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大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因为它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要求,有极大可能被接受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发出警告:“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必将贻害无穷!”他从学理与事实上,围绕“民主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讨论。

  他提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抑或还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进生产的好处,而且它本身便有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全面和谐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民主,以及人的尊严、权利、人性的和谐自由发展,这都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

  胡平同时指出:“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治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在给定的区间内,选择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陷入“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机械论”。“从历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国家,当初的生产力水平都并不发达,那里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却依然保留着一种专制形式”。

  胡平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些”。他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具有效率的专制”,在这样的“专制下,实现现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还曾经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更简洁更有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疑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政权之一,但它却迅速地造成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当代的苏联,从很多方面都应该认为是现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很难称得上民主”。

  胡平对专制体制下的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作出了这样的批判:“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是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伴以残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是短暂的,因为它不利于调动人们的首创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到头来总是日益加强了那个越来越异化的专制机器。这种发展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而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总是处于远远不相称的水平,它必然导致日甚一日的停滞与腐化,或者通过一场对外冒险,或者是勉强维持一个外强中干的架子,最终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了这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从而准备了下一次危机”。[69]

  今天重读胡平1980年的论述,想到的依然是他当年的那句话:“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种预言!”

  2、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与各种设想

  这里有几个调查数据: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70]——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问及“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时,有10位的回答是:“民主改革”(“建立完整的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民主的法制化”,“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关注的重心。

  《答辩会选民问题分类统计表》中,“竞选人个人情况”占第一位,占第二、三位的就是“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问题。[71]

  如“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我国现在是否存在被剥削现象?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与工人阶级相异化?”“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出现个人迷信的问题?都出现接班人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今后的阶级对立将产生于官僚主义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对我国现今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这些阶级之间关系如何?”“在日本、美国,你骂总统,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自由的,可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这不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由吗?”“中国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半文盲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中央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你讲到军队只能对宪法负责,但军队只是一个工具,它怎么能独立呢?谁掌握军队,谁才能掌握国家,请把军队的领导问题讲清楚”,“应该由党领导军队,还是政府领导军队?”“你是否关心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为什么不能平等?你认为合理吗?”“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你认为民主改革是否应有某种限度?如何判断和估计这种限度?”“‘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与‘民主’相对而言)吗?”“你认为宪法是否应该写上指导思想?如果要,那么全国人民都要统一的思想吗?如果不要,会不会思想混乱?”“现在普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还是民主?”“请解释前一个时期提‘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共产党对政府也应绝对领导吗?”“文艺是否应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存在?而不仅仅作为政治的附属品?”“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会是党的傀儡?应如何改革?”“你不认为党会在87年再反一次右,96年再来一次大斗争,2006年再作一次深刻检讨,号召实现八个现代化吗?只要是一党专政就不可避免吗?”对四人帮的审判“感情高于法律”,“没有很好地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进行审判”,违背了《刑法》有关“与被告人有关系的人不能作为审判官”的规定,“由法庭处理党内斗争”,“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审判“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一点吗?”“如何切实保证新一代的充分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等等[72]——这些提问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

  正是在这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群体性关怀、质疑、思考、探索的基础上,竞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设想。几乎所有的竞选人都认为,急需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以“高度集权化”(垂直、单向控制;行政式干预;缺乏有效监督)和“高度一体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对整个社会实行严格控制)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一方面,“还权于民”,全面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73]同时把政治体制引入“一个富于弹性、善于自我调节的政治民主轨道”。[74]

  依据前述和平、渐进的改良路线,竞选人又在不挑战共产党执政(领导)地位的前提下,[75]提出了一系列“分立”、“分离”、“分权”、“分解”为原则的改革方案[76]。

  其一是有步骤的、全面的“分权”:(1)“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实行党内“分权”(“废除个人集权制,成立中央委员会、检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三个独立机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保障党内外言论和出版自由”)。(2)“实行党、政分家”(“首先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实行基层党务工作专业化,高级党务机关工作经费要用党员交纳的党费开支)。(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政企分开”;“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舆论独立” [77] ;军队中立,“不得直接干预政治”)。[78]

  其二是有步骤的全面“赋权”。除“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79]之外,还有“实行社会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的民主自治”,“实行地区的民主自治”,“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80]

  3、经济改革的讨论与设想

  张炜提出了不同于胡平、王军涛等人的另一条思路。[81]

  他提出:“用牺牲‘民主’来求得暂时的稳定和繁荣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繁荣不属于人民,而且肯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可是,“的确有不少试图施用‘民主’政体的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由此,张炜提出了“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这一基本观点,以此作为他思考中国改革的基点。首先,他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绝不能“否认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几十年来,我们吃尽了照搬各种‘模式’的苦头”,因此,他提出对“只懂得西方民主模式而不懂得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者应有所警惕。其二,他又强调:民主化进程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他问道:“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他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的民主是内容,政治的民主是形式”,“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显然,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经济民主、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和中心”的发展思路。

  他反复申说一点:“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他在文章里指出,工人农民“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的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利”;这样的看似“浅近的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满足的,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制约条件),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只会给少数新贵族以投机的可能”。[82]

  张炜的“经济改革中心”和胡平、王军涛等的“政治改革优先”,代表了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设想;[83]但张炜所强调的要“充分保障工人、农民,大多数老百姓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警惕“新贵族”的争夺利益,以及“注意改革的切实可行性的务实态度”,也反映了1980年校园竞选的共同追求与精神。而张炜视为基础与中心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包含了“经济民主”、“经济利益的分配”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说,1980年校园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中,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诉求:(1)反思“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推动“完善的商品经济”,“用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2)“分权”,改变“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一是向企业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建立企业法人所有权;二是向“地方”分权,“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向指导计划过渡”。[84](3)推动“经济民主”。如“各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企业自主权”;“职工自由选出工会,代表职工的个人利益,它与董事会一切磋商谈判工资、福利等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成立职业介绍所”;“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等等。[85]

  4、“一切为了人”

  这是北大竞选中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率先提出者夏申有如下说明:

  “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现在的中国人,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感受社会的压抑。他们渴望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全面的,只有社会整体的改革,实现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提出的“整体现代化”的概念,反映了前文所说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的要求。而将其归结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点睛之笔。几乎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主旋律,就是“一切为了人”。贵州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罗布龙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86]。这样的南、北呼应,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带的相互呼应,绝非偶然,它是80年代人道主义的时代思潮在年轻一代的心灵回应。它的提出,承载了历史的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着(一种说教):为了革命,为了未来,为了社会--,为了这一切,人们(必须)牺牲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情感,他们广泛的生活欲望。为了这一切,人们心甘情愿地被铸造成和自我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工具。人们为了自己不是一颗闪光的螺丝而惭愧,为了自己某种享受的欲望而内疚,为了人性的自然流露而自责。然而人们最终还是要问:革命,未来,社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只应是为了人,首先是为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且人们终于懂得:“放弃了当代人的发展和幸福,鼓吹为终极目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对人的一种愚弄”。

  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它确实与发源于北大校园的“五四启蒙运动”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对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

  首先要问的是:“当我们的卫星升上高空漫游的时候,广大农民正使用着中世纪的镰刀和石滚;当我们的导弹飞越数千里坠落太平洋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竟落在印度的后面。这种农轻重、国防、科研各方面严重不平衡的畸形结构,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更要追问的是,“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我们在‘四化‘中正好找不到人的位置,‘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人的需要”。“人是物的主宰,但在这里,人却要为物的丰富而生产;‘四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而我们却在为手段而奋斗”,“既然人的需要被忽略了,那么,生产人民需要和消费资料的部门——农业、轻工业也很自然要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结论只能是这样:“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多少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平均每人得到的物质产品数量,也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根本标志”,“忽视了社会体——人的‘四化’口号,绝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康社会并不等于现代化”,因为“小康社会不等于小康之家”,“小康之家才是人民生活的富足”,而这也“只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善于思维,精神需求,创造性劳动等等仍受忽视”。因此,无论是“四化”,还是“小康社会”,都“不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也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社会目标”。[87]

  这些话抓住了要害,其批判锋芒直指“四化”、“小康”之类口号背后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路线。这里所指的“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以后中国推行的“单一的经济改革”,都是这条“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改革路线的外在表现。

  问题正是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即以“国家的物质的富有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民主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的“决定性的逆转”,发生在1980年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提出:经济方面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在政治方面,也是“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

  邓小平一方面宣称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88]

  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样的精神下,1980年的校园竞选自然也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遭到根本否定。接着而来的是1981年4月开始的对民间刊物负责人的大逮捕;北大选举的唯一当选代表胡平,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遭到了封杀。

  对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可惜的是,仍然在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以及主张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时,他们令人痛心的沉默甚至是默认了。

  1980年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

  *《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注释】(略)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春季号

周文之死

作者:胡发云

1.谁是周文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45岁生日。

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赴京参加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连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也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她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个极其复杂怪异的动荡岁月。当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们,14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三十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平反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1976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标记为1975年第263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毛泽东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发布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从此,周文那张清癯、文静又隐隐透着川人倔强的照片开始挂在家人子孙的厅堂里。这张脸渐渐开始为我们熟悉了。但这一切,周文都一无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1978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对周文一无所知的男孩与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统,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岁以前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在他动笔写小说之前,读过的文学经典,不会超过十部。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一个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茶马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伦河畔的萧红。

周文几乎是一脚就踏入了中国文坛,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鲁迅先生看作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23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军,肖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成他跌宕复杂的人生。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划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周文的两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23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33岁。

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却是归去不再来兮……

2.披云出夔门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林木森森的荥经,这里还保存着数人环抱的古树,保留着数百年前的老屋和风情如梦的旧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与世隔绝,又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4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15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16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18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20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本原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几次关键当口,都被某种偶然遇上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秀才,中医,开了一家药铺。父亲在他5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为家庭栋梁。在他16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两岁,是临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个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1]

无爱的婚姻,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200银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200银元。于是,1930年3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三月出发,五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Q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50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到得后来,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乐。他不喜欢整日在身边蝇蝇嗡嗡的那些想从他身上讨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一次接报有豪绅聚赌,抓还是不抓,局长很是犹疑。周文坚决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还亲自审问施以处罚。果然就弄到县长跑来责问局长,被抓者放出后扬言报复,让局长非常狼狈,只好赔罪道歉。刚刚到任几个月周文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40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共产党在那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我认为要找寻共产党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共产党。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2]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50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14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叶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这也是这位革命领路人当年不曾料想到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他:“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还说的过去的褒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化为右派。

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周文说:“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3]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的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9?18”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那一堂课之后,那位老师给她们几个要好的学生讲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作家胡也频。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分三路猛烈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奋起抗敌,史称“1?28”事变的第一次沪淞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多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1649弄,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革命说完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这一年,周文26岁,郑育之20岁,正值豆蔻年华。

3.上海滩传奇: 革命-文学-爱情

动荡的岁月总是青年的节日,但他们的父母不会这样感受。郑育之和她的同志们开会,学习,刻钢板,发文件,到先施公司楼顶撒传单,到沪东工厂区贴壁报……这些危险的活动大多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郑育之的父亲对女儿这样鬼鬼祟祟夜不归宿既担心又恼怒,训斥无效后,常常不给她开门,甚至下了逐客令。郑育之也早已做好准备,陆陆续续将自己的衣物用品转移到周文住处,终于在某一天,住到了周文家。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与家庭断绝了往来。郑育之后来这样回忆他们的那一段岁月:“同居后,为了节约开支,开始了自煮饭菜,我既不会烧饭菜,也不会生炉子,于是由周文独自挑起来,但他计划得很有秩序,只在晚上,用煤油炉烧一锅饭,吃剩的留到次日早晨,用开水泡热两人吃了分头参加组织上安排深入工厂,进行女工的宣传组织工作……两人都无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艰苦。如果有了两三元钱,那么个人拿一半作为车费,到了中午,买上两只烧饼充饥。晚饭只有咸菜烧豆瓣下饭。实在开不了锅,就到叶以群家混口饭吃。路上经常会遇到盯梢及密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设法摆脱。于是前车门上车,再逐步移到后车门下车。必要时,还得转小街,走小巷。在棚户密集的地带找到只有女性的居户,要求在他们家小便,或要求脱衣等拖长时间,让密探找不到……”[4]

这个小小的亭子间同时还是左联机关所在地。像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的一样,他们两人拉上厚厚的窗帘,通宵达旦写文件,刻钢板,拟飞行集会上用的口号传单,与上下级秘密接头……

革命,爱情,文学……编织成了周文在上海时代的色彩斑斓的背景。这种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危险的。也是浪漫的,自由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

下面是从《周文年表》1933年段中摘出来的一些内容: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周年纪念大示威。文艺杂志《春光》在光华书店出版发行。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改编缩写为通俗本完稿, 5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发售第三天,被当局查禁。参加青年文学研究会开展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发展了王尧山等人加入左联组织。与汪仑、周钢鸣、刘丹在四川北路跟台湾人张庆璋先生学习日语。在内山书店遇到鲁迅先生并向先生请教。鲁迅向他们介绍了《志贺直哉集》等作品。在圣公会教堂(现山东路145号)楼上秘密地召开新选出的左联第二届执委会,鲁迅参加会议。丁玲约楼适夷到周文住处商讨传单口号内容,周文刻印并带传单参加飞行集会。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长篇小说《铁流》改编为缩写通俗本,由光华书局出版。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周文迁居。国民御侮自救会总会、分会被封闭,小组转入地下活动。周文夫妇再迁居海宁路。筹款寄给丁玲湖南家乡的寡母。将美国作家迈克.果尔德长篇革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缩写为通俗本。参加左联创作理论座谈会,鲁迅在会上提出认真创作,努力培养新人。参与组建现代文艺研究社,成员有何家槐,周文,夏征农,叶紫,欧阳山、杨刚、草明、艾芜、聂绀弩,吴奚如,丘东平、杨潮、卢梦等。进入左联党组,担任组织干事,周扬出席会议。联系并指导复旦大学左联成员工作。出席暨南、光华大学小组会议。参加左联小组会。联系并指导玻璃厂、印刷厂等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的工作。楼适夷被捕,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由周文接替。郑育之娘家被搜,周文夫妇又搬家离开四川北路到赫德路居住在一个亭子间内。由于叛徙出卖,郑育之被捕。周文避住工人区。一个多月后,郑育之被娘家人疏通暂释,保人将她送回娘家,关在家中。在此期间,周文接到母亲来信,弟弟何开富在军阀混战中阵亡。母亲寄来路费要求周文回家,周文退回钱,表示不能离开革命工作……

1933年,周文来到上海的第一个年头是如此多姿多彩。

就在这样如火如荼的一年中,除了上面说到的改写了那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另一件事,则让他进入了现代革命史。

1933年9月27日,上海福州路上(今上海汉口路613号),那家在当时看来很气派的东方旅社,入住了一对衣饰华贵的新人。这对新人就是周文与郑育之。这是他们结合半年以来,最像新郎新娘的一天。从第二天开始,他们陆续购进了锅、盆、碗、碟、茶杯、刀叉、汽炉以及许多罐头、汽水、苏打水等食物,还有两只硕大的樟木箱,里面装满面包。看起来,像新人为新生活添置的一应居家用品。这是他们为一次重大的秘密会议做的后勤准备。

此时,由英国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高尔基,法国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鲁迅、宋庆龄等发起参与的国际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团来到上海,准备召开远东反帝大同盟会议,由于当局阻挠与监控。会议只好转入地下。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筹备此次会议。周文夫妇购买的那些饮食器具,就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

会期临近,地下党交通前来带领周文夫妇将一应物品运送到开会地点。这对新人上车,直到确认没有盯梢,周文半途下车,他的新郎角色到此结束,因为他还要去起草刻写此次大会的宣传品。到了会场有另人继续扮演新郎。

会址在唐山路附近一幢僻静的红砖洋楼里,临时租用的,里面各种古色古香茶几,长桌,椅子也是临时租来的,连屋里的公公,婆婆,新郎一应亲属也是临时扮演的。当郑育之一行将一应嫁妆搬进屋时,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幢居家小楼,数日之后,将有近百人潜藏在里面开一个国际性会议。多年之后,郑育之回忆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层楼上已来了六七十个人,在地板上有睡有坐,鸦雀无声。有纪律规定不能立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不能开窗,又不能在窗前眺望,既不能跑到楼下,更不能出大门,只有大小便才能离开房间到厕所。这些人中,指定了两三人,做房主人的厨师和听差,有的派出去买米、买菜、买汽油,有的煮饭吃,因为新搬入这房子,水电还未接通,所以有的还要到老虎灶买水。第一天大家用面包充饥,第二天一听说烧饭吃,都很高兴,都想插手。但是,哪有少爷少奶奶动手做饭的。我们只好闲坐在楼下,警戒着户外动静。饭是一锅接一锅的煮,由于米多,锅又小,烧的饭既生且焦,而且只有咸菜下饭,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烧了一天,也吃了一天,还轮不到吃第二顿。到夜深人静时,不应再烧了,才各自休息。马桶又无水冲洗,于是塞起来了。挑来的水冲进去也漫出来,怎么办?群众有办法,索性把三楼的浴缸当作马桶使用。傍晚,江苏省委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冯雪峰同志到会场检查工作,并带来两个消息。一是说我们左面邻居,是公共租界捕房的侦察头子,另一个是说今晚有重要代表到来,要更加提高警惕,注意作好掩护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掩护工作中的缺点,一致认为没有准备好对付强行入内的军警,也没有准备好通知楼上准备战斗的方法。于是我们又做了细细研究,决定采用飞行集会、罢工游行时使用石灰包朝追近来的军警的眼睛扔去,再用铁器与之搏斗的办法。用绳系一铃在三楼,如杂人来,即拉一声,通知代表做好隐蔽;如拉乱铃,即是有军警要上楼,要做好战斗准备,并决定,如来三五个军警,就在楼下干掉,如人多,就引上二楼干掉。这样决定了就分头去购买石灰和废铁棒,又到厨房拆炉台,取炉柱,找砖头。同时迅速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以免暴露。

夜幕降下了,后门传来暗号声,代表们又到了,三、五人成一批地引进来,摸索着上楼。夜深人静了,我们还轮流隐蔽在后门右侧汽车房前守候着,不时注视着右侧邻居侦察头子家中的动静。那一夜,除一老一小睡了以外,都不肯睡,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愉快的,精神是饱满的。夜半一时左右,三个重要代表来了,一看全是外国人,他们也是摸黑以脚尖轻轻地走上楼梯,被引上了四楼。我以为重要代表到齐了,有部分人可以休息了。后听说还有个重要代表未到。于是我们继续等下去。黎明快到了,门外还没有代表到来的暗号,我们开始紧张起来了,以为这位代表出事了。又听说如果这位代表出了事,这个会就开不成了,而且到会的代表们必须迅速转移。好焦急啊!天已蒙蒙亮了,暗号声才传来,引进一位穿黑旗袍的妇女,一看是宋庆龄先生。当时敌人对她监视很严,出门就有特务尾巴跟着,那天她好容易才甩掉尾巴来到这里。”[5]

第二天,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就在这幢小楼里主持召开了上海远东反战大会。会议决定由宋庆龄,两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一名比利时人共同调查中国被侵略的实情。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工农代表,中央苏区派来的红军代表和其他爱国军队的代表一百多人。

会议顺利结束,代表顺利撤走。第三天,家俱店搬走了家具,租房人退掉了房子,像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是,此次活动还是被发现了——一百多名代表,在马桶里,浴缸里留下的那些东西。

那次会议上被选为名誉主席的鲁迅先生没有参加会议,稍后在给肖军、肖红的信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

周文来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最后的那些天不知他如何过的。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以下几条:

12月15日:下午得谷天信并《文艺》(三)一本(谷天即周文)。

12月22日 “上午寄俊明信”。(俊明即周文)。

12月30日: “上午得谷天信。”

鲁迅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艺》月刊,此时已经被禁。现代文艺研究社也停止了活动。郑育之依然被软禁家中。
1933年,是周文凤凰涅槃的一年。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其后几年中,周文依然过着这种风雨飘摇或曰风雷激荡的日子。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他竟然总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断写出一些作品来,甚至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自由与崇高。

1934年开始后,随着日寇侵华的脚步声一阵阵逼近,随着国共两党较量的升级,上海滩上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周文曾这样说到那一段时期左联的境况:“不久,组织部长被捕了。党要我担任组织部长。参加党团。党团是周扬同志任书记,由文委林伯修同志出席领导。这期间,上海的白色恐布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过去“左联”的工作过“左”,弄得和党一样,参加小组的联盟员的日常工作是贴壁报,散传单之类,在文艺工作上发展得太少,因此有的同志很容易遭到破坏了,有的不愿意作这种散传单的工作,便不参加小组生活,和“左联”的个别负责人发生着不大密切的关系,有的则认为“左联”的工作还不够“左”,便转到别的组织去了。使“左联”的工作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于是提出意见,要加强联盟员的文艺教育和文艺工作。一方面在组织工作中逐渐改变着过去的作风,帮助联盟员研究文艺写作问题,帮助介绍稿子出去发表,我自己在这时期,除了经常领导各小组外,也抽出时间来写东西,断断续续的又写了好几篇!这期间的生活全靠这些文章的稿费维持的。”[6]

左联的工作方针调整之后,受到的破坏迅速减少,成员渐渐增加,胡风调来任宣传部长,各项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周文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坏,肺病复发,痔疮加重,走在路上也会掉出来。

这期间他两次被捕,一次是误捕,他们夫妇和彭柏山一起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循环》,因为衣着太差,被一俄国商人指认为偷了他钻石的窃贼。虽然没有定罪,但是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一次是接头人被捕,他们被守候在那儿的巡捕抓住。这两次最后都由郑家出面,花钱具保化险为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反叛的儿女们,总还有一些仁爱之心,骨肉之情,和许多年后,他们的革命儿女对他们的大义灭亲不太相同。

周文向组织请假,得到了批准。他一边写作,一边用写作换来的稿费养病。周文后来说:“因为肺病,因为两次的被捕,因为一次挨了毒打,我便作较长期的休养。为了文艺工作,也为了生活,这以后的一年半我完全是在写小说,而我这时期的小说也特别写得多,有二十篇之多,当时曾被傅东华在文章上说我多产。其实我还开始了写长篇《烟草季》。至于我们这一年多党的关系仍然是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联系的。”

三十年代中后期,周文几乎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八十年代后出版的几个集子,收录的也大都是这些。其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又写下了各类文字数百万,我想,今后能留下来的,还是那几年的。那是他一生中任情率性的一段岁月。许多文学界老人,都记得他和傅东华的那一场“盘肠大战”。

傅东华该算是周文的前辈了,周文出道之初,傅东华已是著名的学者、编辑、翻译家,1935年,傅东华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周文的《在山坡上》,小说中写道,一场血腥混战之后,战场死伤一片,夜半,一个腹部刺破肠子外流的士兵醒来,发现与他肉搏的敌手也受伤未死,于是又是一场残忍的带伤厮杀。傅东华认为这一细节不真实,未与作者商量,擅自删去与此情节相关的两千字。这本是一桩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的事情,再说傅先生主持《文学》以来,已发过多篇周文的作品,似乎并无个人嫌隙在里面。但有着战场生活并亲眼见过类似场景的周文较真起来,写了文章为此辩解,对傅的删稿表示抗议。傅东华也迅即回应,周文再作反驳,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紧接着,又有观者参战,拥傅的,挺周的,有的说文学与生活,有的说作家与编辑,有的由两人的身份背景牵扯到各自的文学派系……一时间,上海滩打起了一场文坛“盘肠大战”。这官司就打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了。

鲁迅先生亲自向日本军医了解腹破肠出,是否仍可继续搏斗,得到肯定答复,但又担心周文过于执着,陷于长期纷争,反误了自己的写作。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写信给胡风说:“前天得周文信,他对于删文事件,似乎气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干他一下之慨。我对于他的办法,大有异议。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此事已曾面托肖吟太太(即肖红)转告,但现在闲坐无事,所以再写一遍。也因心血来潮,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

一月廿九日,当胡风代鲁迅邀周文到陶陶居吃饭,鲁迅先生对周文说:“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的太历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转身去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周文深受启迪,感动至极,将这一场大战打住。后来,鲁迅先生还是在《半夏小集》一文中,批评了《文学》杂志主编对待青年作家的态度。

傅东华先生因这场笔墨官司及其他非难,辞去了《文学》主编一职。他长周文20岁,但比周文多活了近20年,也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翻译的《飘》,《红字》,《琥珀》,都是我年轻时代爱读的书。现在看当年那一段删稿之争,与今天的一些事儿相比,觉得是太过轻巧了。只是周文那种可爱的执着率性,到得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读中学时,方志敏那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清贫》、《可爱的中国》,也与周文夫妇有关。

当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学生们已经进入中年时,郑育之回忆了当年的往事:

“一九三六年,冯雪峰同志来上海后,有些东西交给周文保管,周文管不了,就交给我保存。王稼祥同志来前,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存放的许多文件除由冯雪峰同志拿走外,其余都烧毁了,只有卷成一卷的《清贫》和《可受的中国》两份手稿,冯嘱我暂存。王稼祥同志来沪后,先到我们旧居住,然后一起搬进新房,这两份手稿也带到新房子去了。不久,王稼祥同志要我们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留给敌人以借口整人的证据时,我就提出这两份手稿,恰巧那天潘(潘汉年)、冯(冯雪峰)先后来到,我把两份手稿的事提出来请示处理意见,他们当着我的面跟王稼祥同志一起研究、讨论,一致意见是要很好珍藏起来,以免丢失。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著。过了两天,潘、冯一起来,潘还带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同志转移到别处保存。六十年代,我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展出《可爱的中国》,惊喜交加,喜的是这文稿保存下来了字迹还非常清楚。我想,三十多年的战争岁月中能够保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冯雪峰同志将原稿转移到哪里保存,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保存这两份手稿,王稼祥、潘汉年、冯雪峰同志确实有很大功劳,虽然主意是三个人研究定下来的,但估计王稼祥同志的意见要多一些。[7]

……我常想,如果让周文一直活下去,给他一个清明安宁的环境,他该可以写出许多奇谲瑰丽惊心动魄的作品来的。这世界上许多的精彩,都随了他们的主人永远埋入地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16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一切,周文都很少说起,也很少见诸于他的文字,连到了延安之后的那份向党中央交心的万字自传里,也一字未提他与鲁迅那些足以耀人的私交和地下党时那些重要活动。周文是一个自尊的,内敛的,甚至是慎独的人。

4.大风起兮云飞扬:在抗战的成都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沪淞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说:“我己懂得了许多,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我更觉有了很多把握。潘汉年同志和冯雪峰同志都愿意我去,由潘汉年同志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并带一份关于成都救亡活动分子的秘密调查报告给李一氓去。”[8]

1937年9月,周文经南京到武汉,找到胡风与董纯才,稍事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这是他7年前乘风破浪下江南时的同一条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是逆流而上。

离家七载,周文返川。船入夔门的时候,不知他还记得当年永不还乡的誓言否?

曾给周文许多关怀与帮助的恩师刘伯量先生,此时也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周文一到成都,就去了文庙前街15号的刘伯量先生家,还在他家吃住了一段时间。周文说:“他这人是一个学者,爱好文艺,他知道我离开他以后的几年来,不断的努力创作,出过好几本书,在他看来在创作上是算得有了点成就,在社会上己小有地位,对我过去的对他断绝关系并不介意,而且对我更好些。我到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从他那里认识了许多他的同事和教授之类,渐渐扩大我的社会范围,我到的第二天,正是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开成立大会的一天,他约我一同去参加,他还要我作一番演说。”[9]

潘汉年要周文去接头的李一氓却没有找到,他已经到南昌新四军去了。周文立刻写信与潘汉年、冯雪峰说明情况。决定自己独立开展工作。

7年前,周文以一个彷徨苦闷的文学青年之身出川,7年后,他重返故里,已是一个知名作家,文学组织者,坚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者了。

在这块当年被诅咒的土地上,周文如鱼得水,纵横捭阖。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他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做过创办文艺刊物梦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到成都之后,周文才知道,老家的元配在失去周文音讯多年又听说他已经死亡的传言之后,改嫁他乡,不知去向。周文从荥经接来了母亲、七年未见的大女儿和出走后才出生的小女儿,郑育之也取道香港来到成都。周文一边做着自己的文化活动,一边过起了老少三代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在日后远赴陕北的时候,带上了一直未尽为父之责的两个女儿,于是,数十年后,才有了我的妻子李虹和我的岳母何靖康。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许多年后,我和周文的成都老乡谢韬先生聊天,谈到周文为了工作方便,买了一辆自行车,还请了保姆,每月给工薪5元。谢韬先生说,5元?很高的工薪啊,那时候,请一个保姆2元就很高了,自行车更是稀罕物,比现在小车还时髦。

周文并无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轻佻,也没有乱用自己在党内的身份与人脉,他将自己的使命深藏起来,以一个文化人本份踏踏实实做一些他热爱的工作。以至于一些左倾青年私底下说他很灰色。

2007年7月,在成都,我寻访了许多周文当年活动过的遗迹旧址,秘密接头的努力餐馆,碰头聚会的望江楼,居住过的桂花巷,举行集会的人民公园,办过鲁迅纪念展的图书馆,还有他当年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有些建筑还在,有些连一整条街巷都消失了,满大街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些个激越又紧张的日子吗?努力餐馆已经重新改建装饰一新,要不是招牌上那几个字,便是周文再世,也不会认出它来。他的老板车耀先是我少年时读《红岩》就铭记在心的人物,还有罗世文,朱亚文,这些周文当年的战友,都死在他们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

1939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后来说:“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在这抗战期间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会写出有力作品来的。我很想到延安来走走,再到前方去。我把这事提特委讨论,特委同意我来延安。恰巧林老(林伯渠)、吴老(吴玉章)、王明同志到成都,他们向我说,还是到民大去的好,到那里可以埋藏下来在那里工作。我便决定往民大去。”[10]

5.擎火出剑阁:向延安

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0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磨擦了。于是带上队伍直奔延安。

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生活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样式——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以一种庄严,热烈,严谨,朴素并不可变更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几乎所有的人一进入这样的新生活,都会热血沸腾。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首先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和他的团员们。柯仲平与周文紧紧拥抱,然后将他们送到青干校落脚,召开欢迎大会,冯文彬致欢迎词。周文一家先被安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下榻。第二天,丁玲接周文一家到延安文协的窑洞住下,那是他们的新家,再也不需要自己东搬西迁找住处了。一天三餐都由组织供给,再也不需要奔波一天回来还要用汽油炉子煮泡饭了,这里没有工资,但是一应物品都由组织上供给,还有免费的医院,卫生所,和上门服务的医生和护士,再也不需要用稿费养家糊口治肺病了……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关于周文三十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二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是丁玲主持设计的,窑洞内有土沙发、土床架、土书架、土食品架等。一切都是这样高效,快速,井井有条,和上海滩的那种自由散漫各执一词判若天壤。那时候,可以不辞而别,可以请假养病,可以争辩,可以抗拒,可以把论战打到各种报刊媒体上去,也可以随意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都是周文从未经验过的。

周文带着家小和一百多新生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曾向那位做了军官夫人的表姐借了200大洋,以备路途不时之需,到了延安,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也没有钱来赡养家中老人。他跟周恩来说起此事,周恩来在一次去成都时,带了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偿还了这一笔债务,同时安排四川有关人员,照顾周文家人,一直到后来周文接母亲进京。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直到1952年7月1日嘎然而止。我手里一部长长的周文年表,这一段时间的各类活动,占去年表篇幅一大半,满满当当几乎都是以日记载的,一天紧跟一天。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与周文年表中密集的工作记载相反,赴陕后的12年里,却再也见不到与他内心相关的文字了,也见不到他一生钟爱耿耿于怀的文学创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好奇,周文,这个被自由,民主,思想解放为标志的五四精神滋养的文化人,以他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社会关系,文学背景及思想观念,是如何经历了踏上延安土地之后,那些疾风暴雨的岁月——特别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第二次出川,来到革命的摇篮新中国的发源地延安后,周文的内心世界。

1942年,周文也参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高层一声“特务如麻”,边区顿时坏人遍地,整风运动迅速升级,晋绥,晋察冀,太行根据地也一片风声鹤唳。大批党政文化干部,特别是那些白区来的大小知识分子顿时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人自危。周文的师友同道也一个个陷落。《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第一个被送上祭坛,紧接着是周文的入党介绍人,被毛泽东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然后是他们夫妇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吴奚如,还有艾青,肖军,艾思奇……数以万计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被揪出。关押,批斗,肉刑,自杀,逃跑,痛哭流涕或乱说乱咬,成为这些知识分子拥抱新生活的第一份作业。

从1927年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中共的党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偏安一隅的延安,开展如此漫长,如此浩大,如此残酷的运动,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这一切,都是周文从未经历过的——当那些师友同道历尽屈辱甚至丢了性命的时候,他内心又是何种状态呢。他这个出身旧式家庭,有过复杂经历,两次被捕,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躲过劫难反而一步步升迁的?依他当年在上海滩与傅东华先生论战的脾性,他又是如何免却了口舌之灾的?

我一直想看看他的日记,他的信件,和所有与他内心有关的文字,竟都没有。

八十年代初期,我出差上海,在郑育之(当时我已随夫人李虹叫她姥姥了)家住了几天。第一次见到这位与中共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的上海滩上传奇人物。让我很意外——她已经全然一副里弄老太的模样,一身灰暗的老式春秋装,短发花白凌乱,步履琐碎,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信函,文件,书刊一摞一摞堆得到处都是。郑育之极节俭,周文家的后代,都能说得出郑育之几件“抠门”的故事,旧信封要翻过来用,写东西常在字纸的背面,所有的废旧零碎都宝贝一样收藏着,买一只咸蟹切八瓣当一家人的下饭菜……我陪她去买菜,两只萝卜,一把小葱,几两肉。只有一样,为了周文的事儿,多少钱都舍得花出去。

周文去世时,她39岁,从此没有再嫁,一直到90高龄辞世。整整半个世纪,她除了几段岁月有一些降职安排的工作要做,几乎全部生命都在为周文忙碌奔波,为周文的昭雪一次一次赴京申诉,有时候在那里一住数月,招待所,地下室,有一餐,没一餐,就像现在那些专业访民一样。四处探访周文故旧老友,仔细搜寻周文的每一个字——我今天所看到的百万资料和大量图片,都凝结着这位执着老太的血泪与痴情。

在郑育之家的那几天,她刚好在清理文件,我便要她给我找找我想看的那些东西。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本四十年代的日记。郑育之说,周文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便是在地下斗争的危险中和抗战初期的繁忙中,他也尽可能写着日记,还保留大量信件。这些文件——包括鲁迅先生给他的信件及赠书,在他第二次出川时,都放在一只箱子里,交给刘盛亚保管,后来在日寇轰炸成都中遗失了。

兴致勃勃读起这本日记,发现全是公文——工作笔记,会议纪录,事务安排,有几处写到与生活相关的,也是衣食住行开荒纺纱之类。有一些页面或段落被浓重的墨迹涂抹,用尽办法,也看不出原来的文字。后来,周文的夫人与子女整理出能找到的所有这一类文字,依然没有我想知道的内容。周文的日记从1940年3月到1944年2月,整整4年间全部缺失。1944年之后的日记,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一本一样。

那些年,他写下的文字数以百万计。而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字中表达的个体思想和心绪,也是缺失的。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任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前些年的一本书《历史的先声》,里面文章大多来自于这两份报纸: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里面那些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张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教育鼓励和召唤了无数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人们,直到今天,里面的许多话依然掷地有声。作为副社长和主笔,其间想必留下了周文的许多文字或思想。如果是这样,我想那就是周文在他的文字生涯中又一段值得珍视的岁月。只是他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当年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查禁的文字,被自己的机构查禁了。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其后的五六年岁月,风雷激荡气象万千如梦如幻。根据地土改,内战,建国,镇反,全中国土改,审干,抗美援朝,批《武训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每一样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建国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他文心涌动烦乱不安,觉得自己多年已经没有作品问世,无颜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盛会,也无颜去见那些多年未见的各方文友。他婉谢这样的安排,提出另换他人前往。被说服后,他终于去了。

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在这次大会上,他与冯雪峰,丁玲,胡风等一大批故旧相逢,再一次燃起了重返文坛的欲望。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当时,西康还是一个独立省份。周文异常兴奋,那是他的故乡,那儿有自己阔别多年的亲人友人,有自己熟悉的土地山川,他准备在那里续写《烟苗季》的姐妹篇。还要让又是一别十年的母亲看看新添的孙儿孙女——周文的两个弟弟逝去之后,那宝贝孙儿,成了何家唯一续接香火的独苗。

正在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周文的文学梦再一次破灭,他有些沮丧。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后,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付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我不知道周文提出这一要求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真想加强理论修养,还是回避那种公务写作,寻机迂回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中来?到马列学院之后,他参加谢觉哉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去了南方数月,收集了许多素材,想回来写小说,依然没能如愿。

周文接来了母亲和岳父。大女儿何文康,二女儿何靖康也已经工作数年,两个女婿都是年富力强的红军干部,一跨下马背,就接二连三地给周文添了一群外孙、外孙女,四世同堂了。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披肝沥胆,终于换来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这样的日子将会长长久久地过下去,他总有机会写出许许多多的好作品。

6.周文之死

谁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一年之后,他会忧愤而孤独地死去。

周文死在三反运动末期。他本人当然不是老虎。个人品质上,他是一个清正廉洁到无可挑剔的人,他身上有着中国旧式文人不可救药的道德洁癖。他受命打老虎。老虎没死,打虎的死了。中国的事情常常如此乖谬。关于这一个微妙,复杂,充满中国政治诡秘色彩的过程,至今也没有谁人将它说明白。

1951年末,毛泽东发动了 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这是建国后短短两年中,继“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查运动”,“民主改革运动”,“批武训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等大大小小十几次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前者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党内的。

随着中共进城执掌政权,一大批共产党人迅速蜕化变质,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勾结奸商,中饱私囊,吃喝玩乐,吸毒嫖娼,投机倒把,生活腐化……这一幕幕,让半个世纪后的我们是如此眼熟。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随着朝鲜战局进展和财政困境的出现,这位东北王首先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口号——让人震撼的是,两年多后,这个率先提出“三反”口号的人,因另一类罪名举枪自尽。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个令他焦虑的现象。

不久,著名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一案浮出水面,两人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一元,后同)左右。紧接着各地一批大案要案的报告送上毛泽东案头。毛泽东震怒,发出号召:“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并且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1]

马列学院成立于1948年7月,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周文任秘书长,主管教学。

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中直机关动作缓慢。毛泽东很不满意,指示说:发动不起来,一律撤职。如有不干净,撤职加开除党籍。

马列学院也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1952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与马列学院的重要领导关系也非同一般,给这样的“老虎”拔牙有何风险,周文这一介书生没有好生思虑。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2.33亿元。主要是四笔款项:

1:刘元士与进驻东北兵工制材厂的私商李德庆联手,“私用马列学院名义要了49个车皮”,贩运出1300立方米木材,并替宝隆商行以每立方米172万元的价格介绍卖给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所属光华木厂700立方米。仅此一项,李德庆按成交价的10%给予刘元士报偿,刘自己坦白,李德庆给了他一亿两千万,他曾一度说他因此成了宝隆商行的半个老板。

2:在这1300立方米木材中,刘元士经手为马列学院购买700立方米,价格为每立方米98.8万元,但其中有130立方米报价每立方140万元,冒报5356万元。此款虚悬在修建科账上,已经半年,成为黑钱,刘坦白,想上腰包,但因有沈瑛、于维琛等几个都知道此款,还未下手。

3:刘元士挪用马列学院修建款12亿元,与私商大鹏汽车修理厂合伙倒卖汽车,刘坦白,大鹏老板给了他5000万元。

4:刘元士替大鹏汽车修理厂介绍2部汽车,卖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坦白,其中一部,他从大鹏汽车修理厂取得200万元的佣金。[12]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1000多万元,帮献珍同志做皮袄子贪污了5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款,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

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关于报告形成经过,周文后来说:“党委会的三反总结,是党委分配了几个同志分担了各段的初稿,党委开会分配的那天,我不在家,几个同志写好交党委看后,党委指定由我执笔把它综合起来。”“我当时想到那经验的内容,在学校报告过两次,在中直党委召集的大会上报告过一次,后来又征求过打虎队一些同志的意见,没有了意见,由于中直党委指定写并催着要,我就没有再交党委看就直接送去了。”[13]

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这是周文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领导党内的政治运动。他太幼稚。竟然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文字:(刘元士)是1926年的党员,‘资格’很老,曾和伯达、献珍同志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到马列学院以来,他认定献珍同志一直对他很信任,在公审大会以后他还在念叨着。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党报,长时期不缴纳党费,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三、有流氓性。他过去作地下工作时和京津一带的流氓关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贪污手段相当老辣,有好些事情从表面看来都可以作两种可能的解释……[14]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强化个人权威的角度发动了这一场运动,我想,周文则更多是从道德立场来看待这些贪赃枉法的人们。

周文是从一个污秽的环境中出来的,在他青年时代的各种任职中,有无数的机会收受贿赂敲诈勒索而发财,也有无数机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升官,他所以厌恶并拒辞这一切,是因为他希望进入一个更纯美的世界。这也是当年许多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而全心拥抱革命的知识分子们的乌托邦。

周文太单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桩正义在手天经地义的事,到后来变成自己的炼狱。

像中共的许多运动一样,势如破竹排山倒海地开场,柳暗花明和风细雨地谢幕。作为非法制化的一场全国性运动,“三反”“五反”带有天然的弊端。最高领袖强力推进,“打虎”指标层层加码,时间紧,任务重,不少单位沿用多年以来的关押、吊打、车轮战、逼供信等手段,打虎越多越光荣。造成冤假错案无数。数月下来,有人杀人,有人放火,有人发疯,光中直机关就有22人自杀或自杀未遂,14人逃亡。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三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在学者朱鸿昭的《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刘元士与杨献珍曾经于1930年代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1~1936年期间被逮捕同时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后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报请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洛甫(张闻天)批准,同意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理手续出狱。同时出狱的六十一人中还有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等。刘元士不在这六十一人之列,但他与杨献珍、安子文等人在草岚子监狱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

而杨献珍被捕,是因为此前中共顺直省委交通科科长周斌(周仲英)和秘书长徐子文(安子文),以及由组织安排刚从上海到天津的陈伯达(被捕后化名王通),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中共顺直省委招待处被捕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派胡鄂公、杨献珍乘船从上海到天津,‘设法通过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他们积极活动,四处奔走,始料不及的是,1931年7月24日杨献珍在北平虎坊桥刘少白家被捕。

这一段极其复杂曲折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刘元士、杨献珍、陈伯达、安子文、薄一波、刘少奇之间,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15]

也是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情谊,让上述各位在文革中陷于灭顶之灾,那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61人叛徒集团”案——不过这已是后话。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甄别平反材料,也没有查出任何逼供信捏造罪名的事实。对此,朱鸿召诘问:“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份材料的确凿可靠,才有那么大的份量,足以动摇与刘元士有利益关系者的地位,于是,招致政党政治体制中某些利益群体的迅速反击。”

5月,继刘少奇来到马列学院之后,安子文也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将问题引向周文的政治野心:“周文在此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三反一开始就对准献珍的,那就很不应该的。马列学院在三反中有一股歪风,周文要负很大责任的。犯了这个错误,应受适当处分。”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于无休无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在1952年5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晚上和伯达同志谈我最近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我谈话时很激动,哭了,但我又忍耐着。我希望他最近多注意学校的问题,帮助加以解决。我也谈到我近来的痛苦,这痛苦是这两年就积压下来了的。”[16]

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早年失怙,家族倾轧,母亲专断,婚姻不幸,周边世界又是那么残酷污秽,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记。他内心敏感而丰富,却喜怒不形于色,连他那些写生死搏杀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许多五四以来的作家诗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读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见到他说自己哭了。并说到自己的痛苦已有两年之久。

周文青年时代就职多次,一旦不适便会拂袖而去——包括一些在人看来安稳舒适的肥差。但此刻,他只能痛苦,只能饮泪,只能任由一张无形的罗网将自己紧紧缠住而不得脱身。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

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将他调来北京的周恩来,也没有诉诸于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毛泽东。他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将母亲接来之后,努力竭尽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亲卧室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再工作到夜深。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他对母亲说,许多天没有睡好,今晚就不来了。母亲不知道,这是儿子最后的诀别。

周文回到房间,在外间桌子上放置一张纸条,然后将卧室门闩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亲来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没有动静,老人捅破窗纸,从窗棂中看去,他躺在床上,满嘴白沫,一动不动。母亲叫来人破门而入,周文已经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着的一张纸条。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 “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后来,在周文口袋里发现了一封给安子文的短信:“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是诚恳接受党的任何处分的。我在近月来对自己作了痛苦的斗争,决心彻底检讨自己的思想。我在前天晚上的检讨,在我自己觉得是把我自己的思想毛病都检讨出来了,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来说出我这些毛病,并决心来改正这些毛病的。但是昨天晚上有些同志又对我提出许多疑问。当然也由于我有这样的错误,所以才引起别的同志的种种猜想。我自己的毛病是严重的,但我绝对没有害人的思想。但我自己觉得像在这样形势,我已无法说清楚了。我实在很对不起党,实在是很难受的。”[17]

当时常住城内全国妇联机关的郑育之赶回来,悲恸之中,对周文死因有疑。因为几天前她与周文分别前,周文还说起想通过丁玲,冯雪峰重返文坛。

马列学院迅速宣布周文为自杀。

数十年来,关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语境、不同政治气候下,一直有着不同的解说——自杀,病逝,药物过量,便是对那一份结论模糊的尸检报告,也做出着不同解说。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为重要。

当“自杀”成为对一个人最后一击的锐器时,杨献珍们选择了“自杀”说。

当杨献珍们又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时,毛泽东说:“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晚年毛泽东,依然是一个语言大师,他没有说自杀,也没有说不是自杀,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被迫死的”。

而郑育之和周文的大多亲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药物过量”说。除了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外,“自杀”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紧接而来的严重后果,也许是重要原因。死,成为一种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觉得,他已经心死。

其实,与他之后罹难的57年人和66年人相比,他在52年的遭遇,已经是非常温良恭俭让了。

他是文静的,又是刚烈的。他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团泥,烤着烤着,最后突然迸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着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之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一直担承着沉重浩繁的事务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行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浊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被文学之光照耀着的周文,心怀对黑暗时代深恶痛绝的周文,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没有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几年中的创作,也足以能奠定他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从一个自由写作的左翼作家,到一个严酷环境中党的工作者,是周文一生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似乎在冥冥之中,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周文死在建国初期,是幸耶?还是不幸?说不幸,可以说,周文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跋涉山山水水,历尽风风雨雨,甚至放弃自己一生所爱的文学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并在这变化中获得了自己该有的地位与声望,却在这花团锦簇时刻绝望离世,并给家人后代带来长久的阴影和苦痛。说是幸运,往后看一看其后数十年中,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动荡,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躲避过去吗?如果万幸能躲避过去,又能保全自己不被一次又一次的污染与亵渎吗?看看在他之前已经历尽坎坷但活得比他更长久的那些人:胡风,丁玲,冯雪峰,夏衍,田汉,艾思奇,靳以,以群,吴奚如,聂绀弩……有谁能够平安渡过一轮又一轮的汹涌劫波呢?甚至包括当时与周文发生龃龉并给了他许多压力的人们,后来也河东河西,或久羁牢狱,或死于非命。

这些人大多是周文的挚友、师长甚至生死之交,即便他有幸没有被列入另类,他又能逃脱装作一脸凛然向这些人大吐口水的窘境吗?又能逃脱刚刚吐了人家口水又被人家的口水淹没的羞辱吗?周文去世三年,胡风落难,他当年那些至交好友瞬间变脸,用最锐利最恶毒的语言砸向他,最惨的当算丁玲,胡风案尚未落幕,她就落入“丁陈集团”陷阱,整个抗战时期与胡风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老舍,闭眼就说他是美蒋特务,十一年后,1966年酷夏,老舍遭受更加猛烈的折磨之后悄然投湖自杀……周文如果活下来,会如何对胡风?对丁玲,对冯雪峰?对那些曾经敬重或喜爱的文友?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文的早逝,让他避免了更多的不堪,煎熬和凌辱,让他保留了些许人格的清白与单纯。

周文后半生撰写公文无数浩如烟海,大多还可以看成职务之为,检读他的各类文字,有两篇以个人名义写的杂文让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批判王实味的《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18],写于延安讨伐王实味的高潮之中。文字当然是那种充满教条主义挞伐之气的,有许多看似说理其实蛮横的东西,和他原来的文风相去甚远,但和当时许多谩骂之作相比,还是多了一份克制,特别是他还称了一声“实味”。另一篇是《关于武训“苦行”和“兴学”》,也是干涩空洞,既无见解也无性情,但是,周文内心的一丝温情总是掩藏不住,到得后来,还是说了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当然,陶先生是热心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他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武训算什么东西呢?那是根本不能和陶先生相提并论的……” [19]不过,我心里总有一种后怕。如果周文一直这样勉为其难地活下去,会不会也像他当年在左联党团的同仁周扬一样,终于炼成了一根无往不胜的金箍棒呢?

与周文同代的人们,在其后的五十多年中,几乎都已相继离世。时至今日,周文又被人们记起,我想是因为他的为人——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品性,比他一时的对错正误,存在得更长久。况且,周文还留下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年的作品,因为他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记录,因为他尚在一种自由的表达之中,那些作品将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周文的第一次出川,是对旧式家族桎梏与黑暗社会网络的一次勇敢冲决。

周文的第二次出川,是进入了一架更加严密更加强大的革命机器。这一次,他再也无力冲决,几乎所有进入的人都无力冲决。

而周文之死,似乎是一代左倾知识分子命运的先兆。

1994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从那开始,十多年来,关于周文的各类学术,纪念活动已有十多次。关于周文的书也出了不少。今年是周文百年诞辰,北京,上海,四川荥经分别开了三个会。周文夫人郑育之数年前以九十高龄谢世,他的儿女们也进入了老年。活动完了,他们多少都有些伤感,说:怕是最后一次了。

也许是。

但是,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命运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说完。

2007年6月8日 初稿于武昌关东
2007年11月9日改定于武昌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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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2]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3]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4] 郑育之:《多年的心愿》,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4月。
[5] 郑育之:《掩护召开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的经过》,《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6]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7] 郑育之:《王稼祥同志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9]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0]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1]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48-549页。
[12] 周文:《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油印稿,第2-3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印(1952年2月20日)。
[13] 周文:《周文的检讨》,油印稿,第16~17页、第14页。
[14]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他们称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组部调查证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一个重大错案,给予彻底平反。1950年2月16日、1960年4月12日,在京部分原被捕同志聚集草岚子合影照相中,刘元士都参加。转引自朱鸿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周文研讨会会议稿)
[15] 朱鸿召:《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周文研讨会会议稿)。
[16] 《周文日记》,手稿(1952年5月19日)。
[17] 《周文致安子文信》,手稿。
[18] 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群众》第7卷第16期(1942年8月31日),第392~394、402。但是不知为何,在1980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选集》中,将此篇改名为《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
[19] 周文:《关于武训“苦行”与“兴学”》,《学习》第4卷(1951年5月6日)。

本文责编:frank
文章来源:天益首发

附:十字路口上的周文研究

作者:张宁

  虽然在做“鲁迅和左翼”的课题,但除了在鲁迅和冯雪峰史料中接触过周文外,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今年春节前后两位老先生推荐我参加周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而周文家属突然寄来周文作品和资料,我才正式接触周文的创作、生平和言论;直到在逐渐的好奇中有一天读到了朱鸿召那篇注定在国内发表不出的《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我才怦然心动,真正进入了状态。

  但阅读一直是断断续续的,直到研讨会召开,我也没能最后完成论文,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发言。作为川康走出去的左联作家,作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作为“悲剧的诞生”的承载者,周文那里有着太多的话题,然而,周文研究却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我发现,这并不是研究者不努力,甚至十几年前,就有了一个专门的周文研究会,但周文研究现状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周文写作即成名,对他的评论出现也较早,但学术研究却出现很晚,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原因当然是周文之死。这使得周文研究,与其他左联作家的研究相比,有其不合常规之处。周文的平反本身就存在着非常规性质,他不是平反于“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而是平反于“文革”结束之前;在作为拨“文革”之乱的新时期,周文“文革”时期的平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而且对周文的纪念活动也越发频繁和隆重。

  周文研究近30年来基本沿着三条脉络进行。第一条脉络是传记研究,主要是关于周文各个时期的回忆录,亦有一些后人的发掘和研究。这方面的文字很多,几乎涵盖了周文整个革命生涯,从最初的《访问郑育之》(《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上师大鲁注组),一直到《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2002,朱鸿召)。这个脉络里的大量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周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二条脉络是文学史研究。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从不提周文,关于周文创作的研究始于1982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作家作品研究40余篇,作家思想研究近20篇,涉及到周文创作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如果说80年代的研究,来自一种发掘被人为埋没作家的动力,90年代的研究,一度来自周文周年纪念的推动,那么近年来,一些青年研究者,更为冷静、深入地探讨周文小说的风格、人物、主题、价值及当代意义,则显示了周文研究的新迹象。

  第三条脉络是新闻传播研究。周文曾先后主持过延安大众读物社(1940-1942)、《晋绥大众报》(1942-1946),并曾任《新华日报》副社长兼主笔(1946),有关周文新闻传播实践的研究也已开始。胡发云曾特别提醒《历史的先声》中的社论文章与1946年的周文之间的关系。

  但周文研究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在于三个脉络的研究都是静态的。如在传记研究里,过于单一的党史化倾向,使周文身上所隐含的更为丰富的内容,难以得到揭示。这种统一的叙事模式,塑造出的仅仅是一个坚强的左联战士、人民大众的报人和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形象。而在文学史研究中,由于周文创作时期较短,其创作才华因他后来投入实际工作,又英年早逝,并未得到应有的呈现,对周文创作的静态的文学史研究,正如张大明先生所言,似乎已近穷尽;雅安会议上周文研究会的学者也在失望之下打算撤销研究会。至于新闻传播脉络的研究则相当薄弱,与目前卓有成果的邓拓和《晋察冀日报》研究根本构不成比例。

  但我感到周文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只是需要引入新的更为动态的研究视野,比如思想史和文化史视野。

  周文一生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他走向左翼文化运动,并非像夏衍、胡风那样是一种政治选择,也非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式的理论选择,也不是像柔石、雪峰、太阳社诸君那样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却中的进取,同样不是霍之远[1]式为了一种非颓废的更有意义的生活,而是被现实逼迫的。依照旧有生活轨迹,他大概能够活下去,但却必须付出道德和精神代价。他后来出川流浪了,马上遇到了活不下去的生存的逼迫。这种生存的逼迫有两个层面,一是生存层面——活不下去了,二是道德层面——必须堕落才能活下去,于是碰巧遇到的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便为他提供了新的生存-道德空间。这样一种选择的必然性,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是很难想象的。在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祛左翼化”知识氛围中,人们通常会把当时“向左转”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选择,这样虽然可得出一个“政治正确”的“历史后”结论,却难以走进“历史之中”,周文的选择中蕴涵了“历史之中”的历史。

  其二,周文参加左联后的经历也很有特点。他是鲁迅关心的作家,但却不像胡风、萧军、萧红那样属于鲁迅“圈里”人;他又是左联的一位实际工作者,创作反而是业余的,但却是一位公认的“多产”作家。“多产”在当时是贬义的,但今天回看他左联时期的作品,却不能不承认他的出色才华。但他左联时期的某些方面却是空白,如在周扬夏衍们控制左联的中后期,担任过左联组织部长的他,是如何与周扬、夏衍们相处的?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为何找不到周扬夏衍们的哪怕是应景之作?除了有关他自己创作的“盘肠大战”,他从未卷入过纷繁的左联内部之争,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历史的空白恰恰是某种更加有揭示力的场所。我们仅仅知道的非空白的历史是,他没有像徐懋庸那样,基于政治利害做出选择,既没有参加两个口号论争,也没有按照他人旨意行事。显然,他骨子里面像冯雪峰那样有一种“政治道德”的东西,这种道德使他本能地产生了一种不“同流”的直觉,这种不“同流”的直觉可作为一种标识,标识着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另一种潜在的独立性。

  其三,周文并不像胡风那样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他几乎是未加准备就走上创作之路了。胡发云同样提醒注意周文在正式走入创作前,阅读的作家仅仅是像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这样的新文学作家,而且不足十人。我自己阅读《周文自传》(一份写于1940年属于向党组织交代自己历史的资料)时也惊讶地发现,他直到1928年,才首次接触到三民主义和五四新文学;直到出川后,才知道有共产党;直到1931年去江西修水任职时,才知道红军是中共领导的。可以说,无论是理论的敏感性,还是政治的敏感性,他都是不足的,滞后的。他所谈的理论最多是大众化问题,并身体力行去实践。因此,在周文那里不大可能像在胡风那里样,梳理出另一种左翼文化思想脉络。但正像有学者在北京会议指出的那样,从周文1942年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

  其四,周文一生似乎都处在不“僭越”的状态。在“为文”上,他写小说只写他熟悉的,当左联内部号召写工农时,他产生了“苦恼”;他到延安和晋绥后,虽也以写作为梦想,但却没有轻易动笔,显现了拒绝把创作当作工具的潜在心理;他谈理论也多是在他理解和能实践的范围,也就是说,周文“为文”很有度。在 “为人”上,他和鲁迅有交往,受到鲁迅提携,但却从没产生过徐懋庸式的幻觉,以为是鲁迅的朋友,可从党的立场上规劝鲁迅。他甚至在自传中没有专门谈过与鲁迅的交往,鲁迅的名字也仅仅出现过一次,远不如另一位老师、自由主义者刘伯量(刘运筹)被提到的次数;他长期默默地做事务性工作,而且甘于做这种工作,不超越本分,更不落井下石,这说明周文“为人”也很有度。

  但所有这一切,倘若没有发生“周文之死”这个事件,都无法被所照亮。正是“周文之死”,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悲剧的诞生”。朱鸿召先生称“周文之死”,是“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但从历史真实来说,“周文之死”算不上一个文人案,因为周文涉事的身份,恰恰是事务性的;但若从象征的意义来看,从周文一贯坚持的“左翼政治道德”来看,这也的确是一桩文人案。在详细了解了“周文之死”的背景和细节后,我感到“周文之死”在一定程度上,可与“胡风事件”相提并论:如果说“胡风事件”标志着革命成功后,独立的左翼思想没有出路,你只能做一个没有思考、盲目信从的人;那么,“周文之死”则标志着革命成功后,独立的左翼道德同样没有出路,你只能做一个竭力领会上级意图的俯首帖耳之辈。“母亲吞吃自己的儿女”的悲剧,成为这两个事件的共同特征。

  周文的选择和命运最能够透射出中国现代史的背谬之处。而今天纪念这个不朽的左联战士,最好的办法也是从“周文之死”回溯他的一生,在具体的“历史之中”而不是从抽象的历史之外把握他,不论是党史叙述式的“历史之外”,还是“祛左翼化”的“历史之外”。我固执地认为,只有通过引入动态的思想史、文化史视野,才能把周文研究深入下去。

  需要记住的两个年份:1952和1955;

  需要关注的两个人物:道德独立的周文和思想独立的胡风!

  [1]洪灵菲《前线》:“他是S大学的正科三年级学生,(自然是个挂名的学生,因为他近来从未曾到课堂上课去),一向是在研究文学的。他本来很浪漫,很颓废,是一个死的极端羡慕者。可是,近来他也干起革命来,不过他对于革命的见解很特别,他要把革命去消除他的悲哀,正如他把酒和女人、文艺去消除他的悲哀一样。他对于人生充分的怀疑,但不至于厌倦;对于生命有一种不可调解的憎怨,但很刻苦地去寻求着它的消灭的方法。他曾把酒杯和女人做他的对象去实行他的慢性自杀;但结果只令他害了一场心脏病,没有死得成功。现在,他依然强健起来,他不得不重寻它的消灭的对象;于是,他便选中革命这件事业了。”

转自《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