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九月 13, 2008

三聚氰胺

【按】三聚氰胺去年被送去毒害美国宠物,今年用来毒害中国孩子。美国的相关机构连小猫小狗的食品安全都管,中国的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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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PAC英文名 1,3,5-Triamine-2,4,6-Triazine
IUPAC中文名 1,3,5-三氨基-2,4,6-三嗪
其它名称 蜜胺、氰尿酰胺、三聚酰胺
识别
CAS号 108-78-1
PubChem 7955
SMILES Nc1nc(N)nc(N)n1
性质
化学式 C3H6N6
摩尔质量 126.12 g mol-1
外观 白色固体
密度 1.574
熔点 250 °C (523 K)
沸点 升华
在水中的
溶解度 3.1g/L,20°C
若非注明,所有数据都依从国际单位制,以及来自标准状况(25 °C, 100 kPa)的条件。

化学品框的说明和参考文献

三聚氰胺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被用作化工原料。微溶于水,可溶于甲醇、甲醛、乙酸、热乙二醇、甘油、吡啶等。

合成

三聚氰胺最早被李比希于1834年合成,早期合成使用双氰胺法:由电石(CaC2)制备氰胺化钙(CaCN2),氰胺化钙水解后二聚生成双氰胺(dicyandiamide),再加热分解制备三聚氰胺。
目前因为电石的高成本,双氰胺法已被淘汰。工业合成主要使用尿素为原料,在加热和一定压力条件下:

6 (NH2)2CO → C3H6N6 + 6 NH3 + 3 CO2

按照反应条件不同,三聚氰胺合成工艺又可分为高压法(7-10MPa,370-450℃,液相)、低压法(0.5-1MPa,380-440℃,液相)和常压法(<0.3MPa,390℃,气相)三类。

化学性质

三聚氰胺呈弱碱性(pKa=8),可与多种酸反应生成三聚氰胺盐。 遇强酸或强碱水溶液水解,胺基逐步被羟基取代,先生成三聚氰酸二酰胺,进一步水解生成三聚氰酸一酰胺,最后生成三聚氰酸。

用途

三聚氰胺是制造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密胺塑料)的原料。该树脂有时也被俗称为三聚氰胺,被用于制造日用器皿、装饰贴面板、织物整理剂等。 三聚氰胺还可以与乙醚配合作纸张处理剂,在一些涂料中作交联剂,以及阻燃化学处理剂等。

三聚氰胺用于食品工业造假

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测定食品的蛋白质含量,由于直接测量蛋白质技术上比较复杂,所以常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测定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由于三聚氰胺与蛋白质相比含有更多的氮原子,所以最早被中国造假者利用,添加在食品中以造成食品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假象。

典型案例是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和2008年中国三鹿奶粉事件。

毒性 目前三聚氰胺被认为毒性轻微,大鼠口服的半数致死量大于3克/公斤体重。[2]其根据是1945年的一个实验报道:将大剂量的三聚氰胺饲喂给大鼠、兔和狗后没有观察到明显的中毒现象。[3]

然而,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认为:掺杂了≤6.6%三聚氰胺的小麦蛋白粉是宠物食品导致中毒的原因,为上述毒性轻微的结论画上了问号。但为安全计,一般采用三聚氰胺制造的食具都会标明“不可放进微波炉使用”。动物长期摄入三聚氰胺会造成生殖、泌尿系统的损害,膀胱、肾部结石,并可进一步诱发膀胱癌。[4]

2008年中国婴幼儿奶粉污染事件再次将三聚氰胺的毒性引入公众视野。

中国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11日晚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三鹿集团决定立即全部召回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影响的省份已达数个,中毒婴儿罹患泌尿系统结石、肾衰竭。中国卫生部提醒公众,立即停止使用该品种奶粉,已食用该奶粉的婴幼儿如出现小便困难等异常症状,要及时就诊。同时,卫生部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报告类似病例。中国卫生部已将事件有关情况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通报。有关调查处理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发布。[5]

参考文献


^ Merck Index, 12th Edition, 5853.
^ 三聚氰胺MSDS
^ W.L. Lipschitz, E. Stokey,(1945年),The mode of action of three new diuretics:melamine, adenine and formoguanamine,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Vol. 83, Issue 4, 235-249,1945年
^ International Chemical Safety Card,英文
^ 石家庄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 中国有关部门紧急展开调查

参见

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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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是指2007年3月16日至今,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宠物食品厂家菜单食品(“Menu Foods”)因其原料涉嫌污染导致猫狗宠物死亡,而紧急回收产品的事件。

此次事件的原因、经过、污染范围等均在调查之中。中毒宠物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肾衰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初步调查结果认为,涉嫌污染产品使用了2006年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在中毒宠物的肾脏中也发现了含这两种物质的晶体。但具体的中毒机制目前还未有定论。

调查进展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调查发现,从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口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并初步认为宠物食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

政府反应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7年5月8日发布调查结果,认为安营生物和滨州富田两家公司因其部分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不能达到合同的要求,而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其产品并以非法检商品名义报关出口,来逃避检验检疫机构。[1]

媒体报道

^ 中国通报两企业输美植物蛋白涉违规添加三聚氰胺

参见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三聚氰胺
en:Food safe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星期五, 九月 12, 2008

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

作者:余世存

【按:余世存先生此文曾发表在2000年第1期的《书屋》杂志上,但被删节了约七、八千字。全文如下。】

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忏悔问题。舒芜这个人,这个人物,因此被归纳进人心的某种秩序而使后者(今天谈论、关注舒芜的人,大多数是读书人、文化人或自觉为知识分子者)获得了人心秩序的一种超稳定的安宁(卫道者们自觉获得的胜利)。

不过,由文苑儒林宣布他们已然在心中解决了舒芜问题,而不是越出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将触角深入中国社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舒芜的意义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成为历史,成为古董。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已被纳入世界历史的体系之中。科索沃战争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已对人们的言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涉及自我封闭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如关于舒芜的言路与思路似乎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为文人学者们谈论过,也就解决了,如此而已。

因为道德问题、忏悔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算是问题了,至多被当作个人恩怨中的要债心理,再退一步,在今天普通人即已感受到的“末法时代”或“法灭时代”的沉沦中,道德问题算什么问题呢?权力消费式的市场经济也使人们的交往规则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叛徒、告密者、变节者、杀熟、出卖朋友……在今天是用成本概念来表述的;知识分子问题则早已让文化人、“文化庸众”、学者专家、“符号资本”、后现代大师……这类社会结构消解了。

那么,谈论舒芜,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本姓方名管,是安徽桐城县人,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流派清朝桐城派的方家有亲缘关系。中国传统学风流被,在现代桐城,读书的空气还很浓厚,舒芜幼读诗书,有着极好的旧学底子;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新月派的重要诗人方玮德、方令孺是其表兄姑母,旧学新知都让舒芜无限神往。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新生时的伟大创造过程,在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中,民族社会的精英里的知识分子群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伟大的补天者、立法者,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健康的、大气的,都成为后来者钦慕的不可企及的人的典范。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一个知识者的魅力有如神话中的英雄巨人的时代,蔡元培长校时的风云际会,新青年的启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这被概括为伟大的五四精神给后来的精神战士们明确的号召:必须张扬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和当时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舒芜也受到了影响,并像领受了神谕一样领受了此生的抱负(虽然大多数人在随后的生活里忘记了自己曾有这样崇高的使命感)。十几岁时舒芜即流浪四川,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流浪中读了不少中外文化经典。据他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极为清贫(经常是一碗白饭泡上酱油成为他最高的享受),然而他的读书生活却异常充实(他会在书坊间站上一整天读书,经常折好页码第二天接着读),他内心里极为满足。凭借非凡的才学,他年少即受聘中学、大学教书,很快结束浪子生活(但抗战后期和随后的国共战争期间,教授们的生活已沦为贫困阶层,与流浪人的生活相差无几了)。年轻的舒芜进入了文化界和学术界,他与名教授、名作家台静农等人用诗词唱和酬酢。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构想并撰写他的理论文章。《论因明》、《释无久》、《论主观》、《论中庸》……也许能见着康德、黑格尔的影子,但更是一个受了五四启蒙与救亡思潮影响的青年思想家的精神创作。舒芜因此年少而“暴得大名”,但他是名实相副,他的才华学识受到了同龄人的景仰和长辈们的奖掖。的确,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史上由着有生机心气的知识分子的读解传播,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其客观的思辩分析能力和对人的关怀理应在中国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的丰收季节,由这理性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文化创造出了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舒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间已进入80年代,受文化启蒙影响,中国的青年学子再一次喜欢上西方的哲学大家并在思辩层面上下功夫,舒芜已是暮年,他在私下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喜欢年轻人晦涩难懂的做作文风,他说,他年轻时不是没有读过黑格尔,在思辩层面上,他也不输于当今的任何人。但这种青年的自负在当时很快为了新结识的胡风所化解。胡风在读了他的文章后给他写过很长的信,劝导他文章应为现实服务,他终生铭记了这一教诲。舒芜说,正是胡风改变了他一生治学的方向。胡风是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之一,他是鲁迅的学生兼朋友,为人耿直、热情,强烈的现实感使他的世界丰富远不同于学院教授生活的单一,诗人和理论家统一于一身,他的激情、敏感、对新文学建设的关注、对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使具有理论关怀和现实关怀的青年舒芜在他身上发现了五四精神的流风余韵,这一切使得年龄、名气比舒芜大的胡风成了舒芜尊崇追随的兄长。这段时间是舒芜个人精神创作最好的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文章结集为《挂剑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精神世界里的自在舒展。

但是,胡风已不仅是以主观战斗主义为现实服务,他也与政治结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领导底层人民起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与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争夺统治中国的权力。势、力、形并不一致,中国共产党名为服从中央政府,但自有政权和军队,三分天下有其一,政府的政令军令已不行于共区,国民政府的代表机构及其他党派组织在共区均不能存在,共产党却能在政府辖区内办报纸,建组织,并以统一战线的结盟方式将国民政府周围的形势拉到自己一边,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竭力一统自己的观念。胡风身处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自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名义上尊奉鲁迅和五四精神,实际上已背离了民族社会的这一伟大传统,并且把不可分割的五四传统抽离其启蒙精神,换上由自己解释的爱国救亡精神。胡风以鲁迅传人和左翼传统代表自居,在共产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共产党是可以容忍的。胡风主张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这也正是左翼的传统,是鲁迅和五四启蒙的传统),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共产党也是欢迎他的这一主张的(因为批评国区无形中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盟友)。但共产党的默认使胡风有了一种误解,他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是非党布尔什维克。这一误解使胡风在自己的道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更热情地自以为是在为党而努力地工作。热情和努力与共产党在国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的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定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据,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胡风显然不明白,他本人已成为共产党争夺文艺领导权的对手之一,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共产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一统自己的理念,如何强力乃至暴力要求文艺界遵奉共产党及其原则和纪律的,那也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现实主义)在延安(共区)扎根落脚的结果:破产、绝望、人身从社会上消失。仅仅因为鞭长莫及,胡风才在这经事者莫不噤若寒蝉的精神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精神界经历的第一次极权主义运动)中置身事外,胡风并不明白从意识形态的斗争出发,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也没有忽视他的存在。从精神传统的权威和理论的自负出发,胡风甚至以为自己更能够为党的文艺理论工作作解释和规划。他与周扬的不和要么被当作个人恩怨,要么当作对解释权和解释内容的不同意见的体现,而他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是能够(从党的纲领出发他以为)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领袖还是其身边信任的官员)平等地讨论的。

但权力的存在显而易见,在权力秩序牢固地扩张渗透的共产党社会里,胡风不得不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宠邀功发挥自己理论和组织才能的胡风在毛泽东那里只是可资利用的工具,胡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遇到了为历代圣贤等待已久的明君,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甚至从五四的精神出发,他以为他已经生活在一个个性自由的社会里了。他也不明白他像历代建立政权伊始的文人士大夫们一样,因为巨大的荣誉感和新鲜的开国气象给予人们外在活动的无限可能,使他也急切地要求加入新政权的行列,而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是“壮夫不为”的。但是,自觉有功的胡风却被排斥在欢庆的队伍之外,他随喜也被明确得到封赏的“功臣”们怀疑。他只能把他身边的资源竭力利用(让朋友们尽量施展才华以露锋芒)以加大自己的份量(扩大自己影响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是一支力量,是一个代表(他是功臣,他是一支有才华有个性的队伍的领袖)。在共产党人文化战线上,他是决定文化战线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当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官员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统一知识界时,胡风及其同仁们与党的文化官员的分歧(在边缘在主流在真理在正统的公私分歧)公开化了,胡风与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文化官员周扬蔑称其为“才子集团”)配合延安整风写文章反对教条主义,同样反教条,毛泽东与胡风所指的其实都是对方。胡风们反对思想上的重意识轻感性和文艺上的重政治轻艺术倾向,因为胡风们是在国民政府的管辖区内,似乎不是毛泽东指斥的直接对象。但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即党内的苏联派和上海亭子间的人即左翼一帮人,胡风显然“与有荣焉”。从思想路线看,胡风与延安的丁玲、王实味们是在一边的。延安整风以丁玲检讨、王实味托派案达到高潮,知识分子在这“敌我”问题面前不得不宣告投降。这次整风也是毛泽东“两类不同矛盾”(无师自通的施诸政敌和挑战者的极权主义方式之一)的第一次应用。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路一遇上共产党人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评判立即求饶、忏悔、认罪。

胡风们的表现与延安没有合拍,因此遭到权力者(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权力者们)们的批判。只是因为身处国民政府管辖区,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批判还在文字论争的范围内,还在讲道理、争是非。年轻的舒芜在当时写作《论主观》一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舒芜本意是要衔接“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证明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发挥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舒芜的理论阐述历数斯大林、黑格尔、马克思,洋洋洒洒,淋漓尽至。这客观上声援了“才子集团”,颠覆了共产党人纪律和舆论一律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舒芜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虽然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实践精神完全吻合,虽然与毛泽东的心物一元的实践主张相吻合,但毛泽东的重点在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对于五四的反动,《论主观》针锋相对,反对改造。这就为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了。文章因其坚硬的质地和现实的锋芒一时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事件,连茅盾这样有声望的作家也在党的大旗之下披挂上阵声讨反击。胡风一方面写信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上却说,发表此文是为引起争鸣和供批判用。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几十年后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舒芜当时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无论他对周恩来们所说的话是否违心,舒芜已经成为他生存和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棋子,即使真的是违心、一种策略,也说明自信在形势左右下的转移,胡风已决定追随主流、权势了。舒芜只是知道胡风对他的教诲和敦促,胡风没有告诉他那一“策略”,被出卖或被抛弃或被当作工具的情形不难为敏感的舒芜察觉,在后来胡风及其同仁疏离舒芜的过程里为舒芜更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已为舒芜的“背叛”埋下了种子。他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中,孤立无援。舒芜就在当时还是良师益友的胡风的督促下一头走到黑。《论主观》及其捍卫的胡风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唯一引人注目的一大挑战思潮,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颂神的歌谣)在众人合唱体悟颂扬声中的不合谐音符。而当舒芜一旦发觉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整个民族社会和时代精神相对立)时,他之投向主流也是必然的了;一旦发觉自己过去的同道师友已为主流所震慑,那么投向主流也就唯恐其落后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般的教义渗透中采取的手段是不留情面又光明堂皇的。但在建立政权之前和建立政权之初,战争、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发展等一系列眼前的任务纠缠着他们,他们还来不及将严格的统治者的专制思维贯彻到全社会,还来不及让整个民族接受它的极权心理要求。即使这样,建立政权之后一日加剧一日的运动仍让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不安。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受各种考验的知识分子,长期的国家出路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着他们,但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给了他们混乱中的自由,听任他们创作、思考、批评。传媒与世界文明国家同步性的事实使他们获具世界性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他们拥有了思维活动无限可能的空间,他们中间出现了有与同期世界范围并肩的一流的学者、作家、哲人、科学家。这些在民族忧患思维里成长并定型的知识分子,数代的才华集中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共产党人思维的洗礼或抚慰。尽管苏联的实践、叶赛宁的自杀和高尔基的流亡都曾早为他们所知,但当历史来临时他们仍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地甚至天真地迎接辗压而来的巨轮(也许过早过世也很早领教了周扬这样的奴隶工头的皮鞭的鲁迅预感到了)。但在风声日紧时,敏感的胡风及其同仁们也还是感受到了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冷漠悬空的恐惧,在时代精神、民族心理、社会意识等弥天无声的崇拜和恐吓(极权主义实施的重要背景)里,他们甚至愿意放弃跟共产党人公开的敌意,愿意同化认知一些保护色以保护自己。

但是在毛泽东掌握之中的胡风已无路可逃了。胡风从未由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启示。他在信中抨击毛泽东延安整风期间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图腾”,他清楚他与毛泽东的分歧。他给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出于策略的需要而以周扬为攻击目标,其意却为“清君侧”。毛泽东也清楚胡风在文艺上的份量,对于唯一一个不愿向他低头反而向他挑战争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权的人,他恨之入骨。毛泽东的处理是残暴的、无人性人格可言的。他本来可以招纳胡风(那正是胡风梦寐以求的),然而他反击得不给胡风们任何存在的身份。在建立政权初期的空隙里,他腾出手来,亲自领导了这场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杀一儆百的战斗,以极权社会里最平常的方式把不可忽视的胡风及其同仁们赶离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处理胡风的手法、政策与对王实味的处理完全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使用得更熟练、使用的范围规模更大了。在胡风反革命罪面前,知识分子人人表态、个个要求向党效忠归顺。

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地走出了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教义的笼罩中。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作为,人民有目共睹。嫖、赌、毒等社会恶习和各种顽症在很短的时间里清除干净。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舒芜在广西参加了实际工作,感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论主观》已经成了他的一大包袱。素爱写长信的胡风在建国后给舒芜写的第一封信,给舒芜印象最深的,就是胡风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历史公案问题。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大概没有想到是他本人把舒芜推向毛泽东一边。既然胡风们都已表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了,那么舒芜将被置于何地,舒芜的出路何在?也许他真的错了,因为一个取得了史所未见成就的政权的理论会是错的呢?何况他本来以为胡风和他自己在共产党开展文化战线工作始终被批判是与周扬有关,他们的遭遇是与周扬的私人恩怨造成的,但是,当他知道在延安整风时周扬也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了深刻检讨才又恢复了工作,他对周扬的恶感消除了,他对周扬的怀疑打消了,他开始想到共产党人的整风、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真的是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决定认真反思自己;何况他的思想家的气度和境界与胡风组织的“小圈子”并不能长期相容,他并不赞成胡风们的“小动作”,因此当共产党组织起对路翎等人的批判,他是赞同共产党的;在《论主观》等历史包袱问题上,他参加了具体工作,在他负责领导的工作中遇到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脱离群众等现象,已被他等同于《论主观》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他年轻时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就是这样,思想压抑了常识,环境取代了内心,舒芜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思想改造”运动里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给从前的朋友们如路翎写公开信,反思自己并真诚希望朋友们和他一起过思想关。在整个文艺界对胡风同志(极权社会惯有现象,开始还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不小心更多是必然地由同志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舒芜应《人民日报》编辑部之邀写作《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为谈得具体并遵嘱“言之有据”,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的话。由此,胡风写给他的信件被借阅,被借阅的信最终被毛泽东升级成为打击胡风的可以说得过去的“把柄”,毛泽东以此罗织罪名,由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最终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舒芜交出去(他自己借出去)的信件成了毛泽东投向胡风们的重磅炸弹,胡风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没有机会也不必还手,他们被公安机关拘捕。非法的手段、莫须有的罪、政治镇压的方式、法律程序也不屑经过的从人的社会身份上消灭人的残暴,……这为林贤治称说的20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舒芜竟起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结局如何呢?在毛泽东随后对知识界更大规模的迫害凌辱的凯歌声里,他也被打翻在地。

舒芜为什么要交信?虽然他自己一再说是借阅出去的。也许事实确实是由这么一个借阅信件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因为他只是交了信而没有“交代”胡风们的阴谋活动,或捏造事实以取宠,这一切说明他只是想做到纯客观立场,而不加主观判断。因为他只是把信借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的官员背着他把信件送到中宣部最终送到毛泽东那里,已不是他所能把握了,人们已难以想象那时文艺界官员(领导)和毛泽东的权威,由他们指令舒芜对信件进行分类、摘编,舒芜只能奉命而行;后来“胡风分子”们也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舒芜,胡风都是逃不掉的。但是,但是,舒芜确实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此不能说他不是在“出卖”朋友,让朋友自己证明自己,因为他在文章里是这样站在朋友的对立面对待朋友的。他追随了朋友的对立面,那么对他过去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对胡风他是告别还是背叛?在胡风给伙伴们的信中,已经在骂舒芜无耻,胡风甚至叫人跟舒芜虚与周旋,早已经把他当敌人看待了。在孤独中,在冷漠和敌意里,舒芜如果还想有所作为,还想走出一条生路,他的路几乎是必然的。

何况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舒芜今天也清楚地理解过去(大多数人仍是今是昨非,守今日的自己而痛骂昨天的自己只是一个迷失的羔羊失心疯魔):今天一提起“毛泽东思想”,似乎就会联想到“主流意识”“权力意识”什么的,解放初期可不一样,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的确,不经历那样一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那比皇上、领袖、设计师、核心、神、导师还要难以言喻的绝对真理,那是地上的灵,是此岸的彼岸,是现实的理想。这里就是罗马,这里就是曼陀罗,就在这里跳舞吧。(即使经历过的人今天也大多忘记了自己曾有那样圣愚的心地,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不可能还有自己的感觉更不用说还有任何独立见解,感觉的迟钝甚至连毛泽东放的屁也是感觉如芝兰满室)。共产党人铁一般严明的组织纪律、清教徒般的忘我作风、优秀的控制和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大陆的天命都使得人们为之吸引。建立政权初期的共产党人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一样健壮、自信、朝气蓬勃。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激起了农民的热情,共产主义的革命教义宗教般地扫荡网罗了知识分子,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的宠儿。空前的团结,近五万万人的团结,所焕发起的向政权和教义献身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今天以长久遗憾而伤感的心情记住了这一事实,我们也须以同情的理解记住这一事实,我们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思维上失去了郭沫若、茅盾,失去了费孝通、冯友兰,失去了年轻的舒芜,失去了最富有创造的一群……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场事件。后来人从中读出了深长的意味。人们痛骂舒芜的变节。的确,在胡风集团里,除了舒芜以今日之我(毛泽东的教义)反对昨日之我外,几乎所有的人基本上是“铮铮铁汉”,胡风、路翎、阿垅、绿原、鲁藜、耿庸、牛汉、化铁、彭柏山、芦甸、欧阳庄、贾植芳、胡征、张中晓、罗飞、刘雪苇、方然、曾卓、彭燕郊……他们为毛泽东打倒,投入大牢,全国株连无数(虽然他们仍颂扬毛泽东,认为自己不过受人所冤。是“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舒芜一生的意义定格于此。他一生的劳作、思考都比不上在胡风事件中的意义。无论他早年引起轰动的《论主观》,还是他此后直至晚年大量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创作,都比不此刻的“辉煌”。中国人的仇恨是可以想见的。无形的复仇对象难以平息人们心中比天大比海阔的冤枉,具体的有形的舒芜就是人们可以报复可以在世索债的。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分析舒芜的人格、阴德和自私,他是如何表现了知识分子最可耻的一面的;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在公开的场合羞辱舒芜(事发前胡风就已对投靠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营里--在他看来是投靠到周扬一边--充好人的舒芜羞辱过了),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舒芜必须认罪、道歉、忏悔。

但是,舒芜没有如人所愿。他也在复仇,是鲁迅笔下的给看客们失望的复仇者,他以拒绝的方式复仇,如同海德格尔,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以沉默的方式向历史复仇而不屑于具体的人事纠葛,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私德有亏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神经(他过早地为病苦老苦也许是隐喻或明证)。人们要求舒芜悔改,悔改什么呢?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真要悔改,交代胡风事件中的个人作为,就需要说明许多问题,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又舒芜所不愿为的,因为那只是今天的明星贤达者流玩的把戏。舒芜的沉默又何尝不是对昔日朋友的宽容呢?“事已过去,各奔前程,不要再提”。共产党人在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也经常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丢掉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舒芜的沉默也许是面对无可挽回之事(尤其是交信前的事)较为明智的态度。人们要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胡风冤案的铸成并不是信件的问题,而是对信件的解读出了问题。舒芜批判胡风(向朋友告别)也只是把他当作人生一站(朋友的宗派色彩和理论影响都让他有必要尽快摆脱),他从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这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从事后看,无论胡风和舒芜的对错,毛泽东确实错了,确实犯了罪,舒芜的沉默也许在他自己有一种对生命历程深深的耻辱和恐惧感,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这里既包含着对朋友的失望,又包含着对自己成为政争工具的无奈。他确实没法发言,一说话就要陷于另一种人事纠葛的难堪,受中国旧学薰陶极深的舒芜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要求他忏悔的人是在以一种二分法的方式要求他,但舒芜并不认为在他和胡风之间有对错争辨的必要,他有必要对胡风再大加挞伐吗?舒芜的悲剧命运因此铸定。他一方面欲摆脱命运的阴影,一方面为命运深罩。这使得他晚年的写作只能是回到他早年写作的起点--五四。他没有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成就更丰富的思考。这位20世纪不可多得的最有思想天才的人物因此在历尽坎坷屈辱后少有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社会及其新生旅途的洞见。

这说明了什么呢?思想王国的天马不能行空反证我们时代仍与刚过去的时代一脉相承,扭曲舒芜人性才华自然开展的时代仍然存在,在同样极权的民族社会和集体记忆里,他只能沉默,而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时代更为悲惨的,它设定了我们思维的边界还让我们在这边界内自以为自由得从心所欲。



忏悔。反思。今人究竟要求历史人物作什么样的忏悔、反思呢?恐怕模糊得很。人们不满意舒芜的顽固,然而,在“元帅”(鲁迅语)“黄袍马褂的钦差大臣”(胡风语)周扬威风大半生之后晚年多次在公开场合为他迫害过的丁玲、胡风等人忏悔、道歉而泪流满面时,人们或者原谅了他,或者仍不满意。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似乎重了,又似乎轻了。那么什么才是反思的度?从历史和社会舞台上消失,走海德格尔那条“林中路”,让舞台来寻找自己?或者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于“我竟不知道冬天……”而使人由责怪到同情再到厌烦?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追问反思。

假如毛泽东都被原谅了,为毛泽东借口遮羞的舒芜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是的,在人类的历史里,一切如昆德拉说,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被允许了,一切已被可笑地原谅了。但是,中国人对犹大而不是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的仇恨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在整个民族追随毛泽东的队伍里,那些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们“愤怒声讨”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时,他们今天隐匿他们昨天的行为而仍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着,他们隐匿的行为与舒芜当年明确的行为有无轻重呢?别人只是没有得到舒芜那样“荣幸”的角色,即大部分人若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不会演绎得比舒芜差,我们对此又能说出点儿什么呢?比起大多数人的自然行为(我们今天说那是变态,连巴金老人都不敢认那昨天的自己),个别人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会坚持其操守品行……意义有多重要呢?一个共同体不尊重他的子民,那么在这一共同体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他们持守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和交往规则呢?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日战争时大家都反对过的),自己人整自己人(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经历过),自己人坑自己人(邓小平时代及其后我们每天都碰得到的),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人们连自己的同胞都无无缘而同体的慈悲,还能够就事论事地孤立地谈论历史人物,还能够谈论道德良知正义,又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的呢?如果在今天人坑人的时代要求对人整人时代里具体的人治罪,那么这是安慰死者还是生者自欺欺人?这正是伟大的拿撒勒人对前来欲治行淫妇人罪的众人所问的,你们谁没有罪?

忏悔,反思,是人们对人性的某种探索。然而对重大人生遭际而非个人琐屑细节的审判,是困难重重的,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谴责只是针对人们在社会上单纯的行为,对于涉及理想、正义之类的难以说清的人性也是难以有效的。要审问人性,一切面对极权而产生的恐惧和崇拜都是正常的人性。舒芜的表现不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极权主义心理学--一门由西方人创建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极权的环境里,人性是合情理地扭曲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罪责也由单纯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内容变为复杂的难以由个人承担的文明进程的悲惨代价。人们要求舒芜能够忏悔反思,谁能够评判,谁敢于裁决?何谓公平,什么又是天理?更重要的,忏悔是要求得各方心安,然而企求人心的安定,冤案虽成往事,冤案却已发生,谁又能够心安?在世事流转中,还有能为我们所知进而为我们所改变的本性和圆润的心地吗?这正是伟大的鲁迅沉痛写下的碑文:抉心自食,……本味何能知之?……痛定之后,本味又何由知?……我们要求舒芜承担使人们对一个时代认知圆满和心里平静的责任,这是否算得上是苍白的呓语,弱者的卑劣?我们又真的能够清理自己和舒芜的良知心性吗?

值得注意的是,纠缠于舒芜的多为其同时代人或少数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人和年轻一代对舒芜、胡风、毛泽东们是少有感觉的。以全体人忏悔来要求舒芜的同代人有着坚实的证据,然而却是一个错误,一个新的极权而又空洞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人性败坏,舒芜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独自担当罪责的。企图痛责舒芜,踏上一只脚使其万年不得翻身,同时让自己得到心安,这种作为向来是遗老遗少们的惯伎。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遗老遗少,既回避我们的时代,又回避他们谈论的时代的真相。他们要么美化过去,要么把过去说成是一二人的品格造成的一个偶然。联想在舒芜之后不久,胡风的朋友们纷纷交信,(这一回可是主动地明确地交信,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安理得:是行政命令),那么,人们今天痛责舒芜不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吗?要知道,我们是一样的啊,舒芜、他的同代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秩序,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否定甚至只着眼于舒芜呢?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我们,也是由舒芜的时代延续下来,人们从来没有梳理这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反而只是把民族历史的丰富的人物事件脸谱化。除了几个道德有亏的人造成的冤案和历史错误外,五十年的历史已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那些令人禁若寒蝉的名字已成为明君圣贤进入历史行列供今天的广大的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瞻仰和膜拜,那些明明参与了历史的罪恶之旅的人们把自己诉苦为极权试验中的受苦者而占据了审读舒芜和历史的霸权位置--他们不觉得内心有愧吗?仅仅因为对于存在时间的占有比时代及其英雄更长,那些历史进程中的三流角色:懦夫、看客、做戏的虚无派……终于坐上了德高望重(霸权)的位置来任意羞辱历史。谁比谁活得更长?我们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规律不过是劣胜优汰,在上演了英雄争战的正剧之后,跟着时间残留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他们在历史的大剧里都没有演过角色,他们只是一些应声虫一样的歌咏队员,在真正的悲剧过后,他们企图口吐真言(自以为是回归常识实质上不过是庸人的正确的废话)就获得荣誉,(他们竟是这样看待一个民族及其新一代人的智力),他们忘了在真正的悲剧里,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的确,悲剧仍在,轮回仍在。对于新的一代人而言,舒芜及其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他们很少想到,这是我们的既成遗产和我们的思维、逻辑和精神起点。我们民族的起步少有建立在历史终结的地方,我们从来是由零起步的,横空出世,由此,我们民族的自我历史在一个新的千年来临时仍未结束,仍不能与其他民族一道参与世界历史的创造。用五十年代否定一百多年来民族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之路,用六十年代否定五十年代,用七十年代否定六十年代,置身于八十年代否定七十年代,如今是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我们又以狂欢、向市场看齐、全球化、现代化、咸与维新……来否定八十年代。然而在歌舞升平的盛世之音里,我们又说,五十多年的历史是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取得了多么值得颂扬的成绩。我们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掌握了最高的真理,生命的真义,只要历史进程为我们来把握,肯定是光明无限。我们看不起前人,我们很少尊重、同情地理解他们。是的,舒芜算什么呢?他的时代又有什么可以受益呢?他们不过是历史,就让他们呆在历史里……在这种民族心理的支配下,我们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漂泊仍没有多少长进,没有多大出息。我们总是后代人推倒前一代人,我们放过了真凶,却把民族经过惨痛的代价才获得的微末的经验和做人的理性常识也否定了。我们都在扮演毁灭的角色(自以为是建设)。由此可以说,在人们参与民族历史的演进里,迷失的不单是舒芜和他那时代的人们。

具体到舒芜,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迷失过,然而他真诚地思考。领受着伟大的五四精神之神谕,他一直在试图说出自己的话,因此,他每有作品发表,多引起知识界的重视,然而主流知识界也始终与之有着距离,他从未进入中心、主流,他虽引起争议,却是落魄者、另类、异端。向来不动感情的罗素在面对一生坎坷的潘恩时曾感叹,“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真诚思考而不世故的舒芜因为偶然被历史选中(也是必然)更不能为世人接受。也许我们只能说,民族的个体成员少有像五四先辈那样彻底地怀疑、反省,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仍少有耻感、常识感和理性精神。我们都是叶公好龙之辈,我们从来不尊重真正的知识、精神。吴忠超曾比较中西文化,在谈及我们民族时,二百年来的精神创造他只举出了《红楼梦》和鲁迅。精神的存活如此困难,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却打着精神的旗帜出现。再没有比这样的文化创造、这样的知识生产更荒谬的了。在文艺美学方面,世纪末如此移植西方,但五十多年的历史里,真正称得上有文艺思想的仍只有毛泽东、胡风数人而已。那么,热闹的当代汉语知识领域,那些话语、那些知识都是些什么呀?林贤治曾大声喊道:五四已死。是的,整个民族都在做戏、都在铁屋里昏睡,都在沙聚之国的市场上叫卖自己、做着交易。在林贤治哀悼的五四已死的民族历史里,像舒芜那样尚有思维个性的人的命运是必然的。

雅斯贝尔斯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文中认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外,德国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能推卸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其惩罚也是全民族性的。但是,涉及到舒芜个案,他对罪责的反思是如何展开的呢?要知道,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扪心反思的,舒芜也没有免俗,他不可能以中国人不能想像的方式直接了当否定自己(如基督教义中对牧师的忏悔,中国人的忏悔形式是自我粉饰式的,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交待材料,无论是洗澡还是讲正气,都是要把自己从不利的情形中--不叫罪--摘出来)。在舒芜晚年的写作高潮中,周作人是一个重要的写作对象,他分析周作人的投敌心理,张扬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其复杂微妙不知有多少层次:以思想巨人读解思想巨人,以失足者看落水变节者,以今天阅读过去……这其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研究周作人不一定是出于“叛徒心理”,而是对政治的蔑视,向文化回归。这也同他晚年对胡风的态度一致。在周作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文化巨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纪里为政治为社会利用的悲剧。这是一个人类日益结为一体的时代,一个为达到文明本身的目的不得不以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极权手段控制文化和人性的时代。舒芜研究周作人,一定对周作人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一定对政治产生了彻底的蔑视,一定对文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舒芜也从道德层面和本体层面反省了知识和知识分子:我不赞成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太软弱的评价。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很渐愧,没有那么独立的意识。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有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只在于--像顾准提出的那样--为什么生气勃勃的理论后来会蜕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工具?这使他联想起黑格尔哲学中独断的一面。

从接受黑格尔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放弃年轻时的五四精神,在舒芜那里并无多少障碍。因为五四营养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进入舒芜的心里的。他年轻时即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读的第一本书即苏联人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舒芜自己的话说是,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他,觉得那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舒芜因此以为在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他甚至自觉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二者衔接起来。

舒芜就这样轻易地走上歧路,与偏执的胡风相比,他在毛泽东克里斯玛般的超凡神魅面前,更容易把自己变成白纸,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也因为如此,他晚年在把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时命名为《回归五四》,他回到了他的起点上(艾略特写有诗语: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一辈子的思想旅行只是回到了起点,他因此无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言说什么。

但这回归也是了不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真正的否定。我们总想当然地认定自己已经永远地告别了毛泽东时代,事实上我们连毛泽东都没有否定过,又怎么谈论正确地理解并永远地告别了毛泽东。据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呼唤毛泽东。



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这个人类专制极权主义的代表之一,曾在他试验的民族社会里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日常的不为人知的悲剧。他利用了一个民族的善良的感情,他玩弄了一个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他伤害了我们民族,使得我们对我们民族的伟大前途已失去信心和耐心,我们对民族和人的现代化已失去勇气和力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经由毛泽东反现代性的现代运动,再一次使中国成为沙聚之国,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要么冷漠,要么狂热,其自私、归宿感的丧失只有非洲的祖鲁人可比。人们拒绝付,拒绝表达。这个民族的成员本来有一个方向有着共识的,但就像乘坐火车一夜噩梦醒来人们发觉彼此陌生,为什么要坐在一起,在一起要做些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就这样以原子个人主义和流氓戏在世纪末收场。再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民族的过去和她的未来。

对于极权主义,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死敌,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早已否定了希特勒,我们还没有否定毛泽东,20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还要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也就是专制主义的阴影里生活并苟活下去,像当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自觉出奴隶的崇高、赞美和陶醉(即使现在否定毛泽东也延误了最好的机会,甚至仍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创伤)。

谈论、理解那样一个时代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幸运地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那个时代切肤的形式、背景、集体记忆和社会心理,我们眼看那时代的人物事件只有简洁的构图,不可理喻因而荒诞的人的行为,因其逻辑不合我们今天的逻辑而为我们将其归为人性之恶,可是,对于历史中的演员而言,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曾有后人眼见的历史的局限性?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所说,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一切人物事件在历史的进程里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一个是非敌我黑白分明的格局里,人物的品质、性格已不重要,只是服从于历史的必然性。在涉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人心的复杂微妙尤其不能给以简单的评判,因为其复杂到最纯良的人会有人格分裂,微妙到善恶的重大举措系于一念之间。假如我们今天仍不能以同情的理解来面对我们曾有的宏大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悲喜剧英雄,我们恐怕连二流的看客都不如。人生的悖论正在于,我们不愿同情地理解过去,我们就会失去现在。正如我们仍把历史上腐败的国民政府和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当作历史的垃圾堆扫除净尽而不抱有理解的同情,我们心中和现实的腐败和专制就会为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说司空见惯。

谁能想到人生的常识、道理、个人寻找到的经验、思辨到的真理在毛泽东那里都是不足道的呢?这位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巨人,自称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赶走了蒋介石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掌握着符号资本的精英们如何给他装饰些什么样的理论符号、什么样的理想内容、什么样的大公无私,毛泽东也只是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两件事和两个人物再准确不过地表达了毛泽东的人生境界和做人心地。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后建立起他们政权的功绩,在毛泽东那里只是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的夺取政权者,西方的理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毛泽东那里是如中国历朝的夺取政权者们必要有效的民间信仰。夺取了政权后,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以民族传统的“天命”观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为所欲为,过剩的精力、诗人的激情浪漫、斗争的习惯和无法无天的个性使他随意以整个民族为试验。他可以利用一切,农民、学生、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的战友同事们,但必要时在有碍于他的权欲体现时,他也可以抛弃一切,孤身一人地进行他的事业,用他的话是他可以再学梁山好汉,上山打游击,于是,建立政权后,他一再与哪怕稍有不顺甚至腹诽他的人较量,一步一步地把民族社会引至他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符号们”(研究者或历史学家们)的话说是他在实施空想的社会改造,用崇拜他的奴隶们的话说是他使底层人民翻了身(老百姓扬眉吐气,当官的灰头丧气),用自以为懂得他的知己们的话说他是真诚地希望人性变,他把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当作他理解的或理想的人类方向。几乎极大多数人都理解到毛泽东是善良的(吃了红烧肉,再为农民哭)。就是这样一个一言难尽历史怪胎,真诚又虚妄,也许真的因为他有一种崇高的理想(也许有吧),更因为他个人的一己私欲即站在权力巅峰的欲望,使他以非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变乱为治,又亲手葬送了手创的事业,变治为乱。这不能说他的思维和心智已经衰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智力、记忆力仍然是极端地如数学般地准确。他仍然敏感,农民受苦的消息仍能使他泪流满面。但他的子民与他的权力相比仍何止霄壤,“无非是死了几个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这种无限的热爱(也许是吧)和无限地淡漠不可分割地统一地毛泽东那里。

怎么解释毛泽东那不可思议的举动和不可理喻的行为呢?心灵的奇异的空想加上他取得的空前的胜利使他失去了对平淡现实的兴趣,失去了现实的分寸感。这一类历史人物,一方面头脑十分清醒,一方面又发生疯狂的冲动。这种理性王国中壮丽的自然景象,像大晴天骤起的风暴一样地蔚为壮观,结果成就了独特的事业,既是一个人残害千百万人的罪行,同时又神奇地充实了人类。对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直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是毛泽东从整个民族那里汲取权力直到在他以下全为仆役的过程,又是以绝对的权力役使整个民族体现其权力的试验过程。的确,遥想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盛大场面,从更广义上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数万万人的欢呼,不管怎样说,这些民族创举都是兼具罪行和伟业,都是体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几乎压倒天神的极限。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但是,在天神一样的存在面前,跪伏于我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对于人群中特立独行者的钦敬,使我们总以审美的目光打量他犯下无数罪行后的人生轨迹,即使他强暴过我们,我们活着的人也因生存与之相系而觉得“与有荣焉”。对于毛泽东尤其如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混世魔王,他还是一个时时显露可爱之相朴素本色的混世魔王,他写诗、写字可以入流,在附庸风雅的民族集体精神里,这已经是人人得而学习的楷模了。他说造反有理,这给了为文明上层拒绝的人反抗的合法性。他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以暴易暴,且有过之,工业化之功比不上蒋介石的台湾,使得解放一词纵有建国之初的短暂的新鲜气象,仍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但在崇拜成功者的人性深处,在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毛泽东仍是一代伟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被否定,但在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们(年轻时受其影响参加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认为那正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因为他反官僚化的目标是极为迷人的;在国内,人民群众也怀念他,因为他基本上打倒了社会结构中最根深蒂固的等级,在他的时代在老百姓可视的范围内他基本上做到官民平等,官员是在“为人民服务”。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最为人称道,见百姓疾苦,动辄落泪;他是性情中人,看《白蛇传》动情处起立大声疾呼,竟不知裤子滑落。虽然饿死千万人正源于他的政策,羞辱知识分子正源于他的品德,他的权力也没有交到老百姓手中,冤狱遍及国中,受害者至今无法统计。但人们原谅了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存在忽略不计而突出他的伟大。

要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是困难的。即使舒芜也没能公开否定毛泽东。这位中国最有思辨力量的思想家之一居然在毛泽东面前低头,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为千百万人所诟病的角色。这位“有幸”聆听过毛泽东教诲的劫余者仍对毛泽东心有余悸,恐惧的层面恐怕是多重的,我们今天幸运地远离了毛泽东,但我们得理解那难言的膜拜和恐惧,那是人性不能忍受的极限,人性之扭曲无以复加而不自知的极限。在苏东事变之后,舒芜再次由衷地感受到了历史拷问的恐惧,列宁主义的失败已为事实证明,而由此一来,像他这样一生追求自以为是为理想的人的生命岂不是一个错误?但他们一步步走过来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一生是一个荒诞,一个错误?

也有人在面对我们的历史时在倡导知识分子需要灵魂拷问,每个人都需要忏悔。确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毛泽东,都有一个舒芜或胡风,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横暴相,一个是求做奴隶的迫切相。但是,这样的结论是虚无的、不切实际的,其危险性不亚于毛泽东的极权社会里要求人人过关,个个脱裤子洗澡,每人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理想主义的要求(落实即为极权主义的行为)使人们纠缠于具体的人物如舒芜而忘记了民族文明重建的真凶和死敌,即毛泽东及其制度文化。从舒芜的教训出发,我们理应反思我们内心中与毛泽东及其制度臭味相投的一面,一拍即合的一面,我们理应批判毛泽东。

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为世界和人类文化服务的层面上,俄国人交出了斯大林,德国人交出了希特勒,但毛泽东还为我们当作民族的骄傲示人,我们交出的是四人帮,是康生,是林彪,是周扬,是舒芜……



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这么说过。“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亨廷顿这么描述过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了,极权主义在封闭状态里的试验破了产,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历史日益为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代替。在一个充满了歌声、时装、金融衍生工具、因特网……的世界里,我们谈论单一历史进程里的人物事件如舒芜还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已无多少关联,他一头沉浸于历史,虽未能忘情,仍只能做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里少有资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经验和思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论舒芜,只是要求舒芜忏悔,只是就事论事,我们既无法澄清历史的面貌,也提升不了民族的道义水平,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要真正使我们立身处世获得某种坚定性或踏实感,要真正解决个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就应从舒芜的时代与当下联系中才能获得认知。

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没有终结。在毛泽东时代之初的人们也曾有这种幻觉。人们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不公正的、黑暗的历史结束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照到哪里哪里亮”。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永远光明的人间天堂就有我们的一份。(胡风说过:时间开始了)。但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我们历史的演进,仍没有结束折磨我们给我们希望又给我们绝望的治乱状态。今天我们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我们没有研究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和群众基础,我们更少研究人格分裂的变节发生学,我们没有研究我们时代的先天的病理。与其他文明的毒素结合并以其为装饰的新的民族治乱循环对人性的扭曲压抑同样惊人。除了沉默者、从这片目前已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上逃离的中国人外(雅斯贝尔斯说了,他们还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留下来的活跃在舞台上的民族社会的精英们是否在享受人肉的筵宴之余反思一样自己的应然状态,反思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官产学精英的存在身份?正是伟大的孔子为人类的个体尤其是弱小者们找到了存在和审断的理据:邦无道,谷耻。在一个共同体里,失去道义,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人类共识,那里这个共同体里的飞黄腾达的人都是可耻的。那些卫道者们也正是可耻者,他们要求弱者们忏悔,只不过是要求弱者向他们的共识他们的道无条件地顺从。

世界的历史也没有结束,森林仍然存在,权力法则(即使以人权的名义)仍然存在。战争、全球流动的资本、日新月异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福山的近于轻狂的欢呼同当年极权社会里人们的欢呼相似。那么,谁是今天的胡风、毛泽东,有没有今天的舒芜?那本性在于扩张并强力巩固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它们以资格和标准要求一切人向它们顶礼,唯有顺从向它们欢呼它们才会给顺从者封赏以赴宴的席位,“享受现代化”)是否就是今天的毛泽东及其极权;那欲加入世界现代化狂欢进入丰饶的富足中的边缘者(民族主义者)是否就是今天的胡风;而处于文化沟通中间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是舒芜。矛盾、冲突、误解、强暴……仍每时每刻在进行着。因赤裸裸的殖民残酷,人们仍会对社会的极权形式由膜拜到否定进而对自己和文明产生绝望。这恐怕是人类世代的悲剧。但是,谈论舒芜、否定毛泽东仍是有益的。尽管整体思维、极权心理这类正常的人性人类世代难以祛除。但与资本技术对人的极权统治相比,否定毛泽东的极权统治要重要得多。用马克思乐观的展望,人类终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但这之前,是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对毛泽东的依赖已被文明的进程证实中国人可以也应该抛弃了。人类可以此为鉴在一个依赖资本技术的社会里生活得健康一点。

福山忘记了历史是不会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单一历史演变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因为在历史的演绎里,变换的只是形式、角色,而人性的无限丰富、生命的悲喜剧、人的正大与虚无……从来没有改变过。于是,当舒芜抬眼打量我们凯歌声行进中的社会闹剧时,惊讶地发现一些年轻人的思想仍相当陈腐,封建专制的因素无处不在。舒芜由此对今天的生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对今人作旧诗的肯定,对顾城杀妻的残暴分析,对年轻作家境界的关心,以周氏兄弟看人境界高下的角度(对妇女儿童的态度)品评人物到了不无偏执的程度……都证明他力图用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来要求我们的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

舒芜也同样在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精神。很早的时候,他就感慨一个新的千年黑暗时代的来临,他的理由很简单,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精神个体。然而对这样一个精神滑坡物质财富却又似乎日渐丰富的文明进程,他有着思想难以穿越的苍茫,究竟哪一种好呢?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富足如果一定要以精神的单向度为条件,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舒芜的追问指向现实,但对其解答正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面对毛泽东和他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坎陷”的中国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学习正是知识分子能作出的唯一解答。今天,在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里扩张无孔不入的渗透里,在资本、技术有可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即面临的集体和个体的匮乏问题时,知识分子除了欢呼“庶民的胜利”,把自己的身份消除而融入大众社会的生活,让自己知识分子的一群为文化人、文化庸众们取代,又有什么出路呢?因为世界文明似乎就是由资本、技术这类有力而无形的力量安排制造的。

但是,资本技术远远没有解决人类个体集体的自由匮乏幸福恐惧等问题。科索沃战争及大大小小的国际争端摩擦一再提醒世界并不是玫瑰色的。反思舒芜,研究舒芜,恐怕就需要进一步解答我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是暴力意识形态的极权专制,我们曾经信仰她,以为她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为融入解放的伟大叙事里,我们不惜同类相残,舒芜因亲历这种事件而为我们再一次视为异类;一方面是资本技术的极权专制,我们今天正在信仰的,它把一切,人,精神,知识,信息全变为可计算可操纵的东西,我们以为如此就会使人类获得幸福,为这信仰,我们听任资本技术的理性僭越于我们的人性之上,听任技术对科学的挑战,在其看不见的手中我们同类相害。实在说,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刚从知识分子摇身变为文化学者、媒体明星的中国精英们都没有逃出其网罗。

对中国人来说,灾难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在旧的暴君统治里生活,我们受着有形无形的奴役,一方面,新的主人即资本技术暴露其卑劣的嘴脸时我们无知觉于人的异化。“回归五四”,舒芜这样说了,不知道五四究竟还有无意义,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这么说,那么,五四的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对任何权力(权威和霸权)保持距离,这种五四的真精神(而不是人们被告知的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谁有资格,谁有力量把历史真相当作自己掌中的真理派发给国民们?)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天像舒芜老人这样喊出回归五四的人又有多少呢?五四本来是年轻人的,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但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权力、金钱、学问构筑的多元社会体制里如鱼得水,他们如此适应这个体制。但舒芜却感到了荒凉、阴冷、黑暗,哪怕暴力的统治已让位于技术的光明和资本的温暖,黑暗仍在。必须回到五四。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世界的反抗。是沉沦者的救赎,是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报复。的确,罗网无处不在。但记住自己是一个人就够了,就得承受也不无欢愉地领受作为一个人的痛苦命运和全部重量。回归五四,舒芜是以鲁迅为师的,他一定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复仇者,女吊,无常,是的,在人类个体无法掀开世代的劫数时,在千百年黑暗无望的天幕下生活,唯有做一个人是值得信仰的,这是最高的本体,这是最大的实在,这是宇宙。这是活无常们喊出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是的,对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做一个人来说,哪怕你,学问满腹;哪怕你,金银遍地……

摘自《天益网》

延伸阅读《舒芜——为什么是经久未衰的话题》

星期四, 九月 11, 2008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作者: 杨继绳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于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l/3被官员家庭私用,l/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人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真相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朱学勤:】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赵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赵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次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远哲还说他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千百万的民众产发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时,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社会公信力丧失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不赞成这个定义。为什么不赞成?这句话里主语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这一定语,当然是指中国坚持改革。定义中国为“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不一样。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之间本质性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MarxleninismtoMarketLeninism”。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不能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

  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也拍卖,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在1989之后不又殊途同归了吗?不。德国信托局是提供上下两块夹板,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你是有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有没有这两块夹板,是造成同样是市场化,但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发生完全不同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你这样来处置当中这一块国有资产,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剥离感、被离弃感,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得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现场提问1:】

  【主持人:】感谢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激荡改革三十年,朱老师现场也给我们激荡了两个小时。朱老师在演讲中给我们回顾了三十年来两次的改革,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处去,第二次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朱老师在演讲中已经对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来是互动时间。

  【现场提问1:】感谢朱教授过来给我们打气,了解了上层一些决策的过程。我想知道的是,陈云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过世之后的安排,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朱学勤:】哎呀,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刚才说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过程,我不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注意这三十年中国从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关节。对陈云的评价,我是这样的,陈云的经济思想我是不赞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读陈云的文选,鸟笼经济设置是载入陈云文选的,在经济思想上,我觉得邓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开放一些。正是因为最后邓小平更开放的经济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才会有第二场改革,才把中国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陈云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场改革它是双峰政治,相比我们理解下的法治状况下的宪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双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场改革之所以那样结束,跟双峰政治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反过来说,双峰政治是在中国制度化的政治文明还不发达的时候,以人治形式出现的一种平衡,或者说是牵制,这种牵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见走向极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价,这个也是第一场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陈云他的经济思想我不赞成,但是在人的问题上他还是比较公道的,例如关于像是李锐、朱厚泽党内老同志,还有于光远,是否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上,陈云做的批示,说我们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给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这几个党内老干部的党籍,在这些问题上反而显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对陈云这样已经去世的老一辈的革命领袖来讲,我可以坦率说,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经济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到这里。

  【现场提问2:】第二个问题,我们经过二百年历史,可能社会进入一个平静的时期,我们过去的三十年里,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完成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呢?通过您刚才所讲的,我体会到很多,想问的是,这三十年,能够给我们提供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朱学勤:】你的问题很大啊,既有过去也有未来。谢谢你记得我书中的小细节,文革中一帮知识青年这样扒火车,还能遇到那么好心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提醒,可见这次文革中人性也没有磨灭,再引申下去怎么看文革,你是这样的问题对吧。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未来还要走,未来怎么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经验,走的更好。一个是问文革,一个是问改革。我尽可能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革我是彻底否定派,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来否定文革,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识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认为文革要否定,但是这个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础上,你妖魔化、漫画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时否定之短效,但是长远来说,不能说服民众,尤其是对民众有具体记忆的民众。你这样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价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这个教训实际上现在也在,今天关于为文革鸣怨叫屈的网站、博客很多了,还有很多朋友来上海找我,我觉得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结果是浩劫,但是文革当中很多具体的参与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心灵世界,到现在还没有被最终彻底、如实的揭示。我们看法国革命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讲到法国革命,以及此后的颠颠扑扑,是多么真实的历史画卷,只有这样,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艰难、更困难、复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此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文革不会再来了。如果简单化漫画化文革的结果,就会使文革成为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温馨回忆,一说到改革有问题,就要到那里寻找精神的依托,总是以文革纠改革之偏,这样思潮上的逆流。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刚才也说了,只干不说、多干少说、干了再说,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代价较小、摩擦系数较低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有大问题,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间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谈话,我跟他说,只干不说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这样干一代人,干三十年,但是不能干第二代人,干第二个三十年,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在觉醒,骗是骗不出一个现代化的,这样可能骗出一个现代化的陷井,第二个三十年应该向老百姓说实话、允许老百姓实话,使你的所言所行紧密结合,这样才可以经得起风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说的尖锐一些,我们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系数很小的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机会主义是好名词啊,至少是中性名词,走了一条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避免了苏东这样大规模的颠扑,但是国家机会主义是特殊阶段、特殊时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结合总的图谱,如果成为精神总的图谱,这个民族可能就在物质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会万劫不复,这样一个民族的崛起,在这个民族之外会引起更多人的疑虑,这一条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过血这个惨痛的代价,使将来中国继续改革时,尽可能争取一个和平、转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我们说最朴素的语言,刚才主持人说,南方都市报发表过我的文章,我是为你们感召,今天中国大地,尽可能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报纸就是南方都市报。我把我在其他地方发表可能有难度的文章,拿到你们这里发,果然发了。

  那一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做技术处理,我也同意做技术处理,我那个被做技术处理的话里,意思也包含着对这个同学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希望今后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有理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丧失理性、忽冷忽热的中国。

  我非常赞成、非常珍惜南都负责任、有理性的言论立场,希望更多的读者接受这样的立场,希望中国更多的传媒接受这样的立场,这样在后面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当中,我们有可能避免第一个三十年曾经付出的那些代价。谢谢。

  【现场提问3:】

  【主持人:】刚才在和朱老师互动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现场观众递上了枝条。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季卫东先生曾经在北大的演讲说过,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报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视,他向请问朱老师,对于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同志有怎样的建议?

  【朱学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没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广东开辟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没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遗泽,我想广东不会这个情况,非常感谢任仲夷。我也读到《同舟共济》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后的思想,我非常的赞成,党内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政经验,最后告知世人的一个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写的回忆录,那个人现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忆录这样说,他说任仲夷老先生离休以后,对于继任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看到真的是惊心动魄,他说,“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呢?”,就问这个继任者,当时我看了之后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个为党、为国家奋斗一辈子的老干部,把自己的离休看作是安全着陆?我想要民主不仅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万官员的要求,民主不仅仅是保护草民,也是保护官员的,有了宪政有了民主,官员从政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说离休的时候是安全着陆的感觉。我们今天说民主,要对老百姓说,对自己说,更重要也要争取说服官员,民主不仅仅是给老百姓调皮捣蛋的,民主也是让您老人家安全着陆的一个制度,民主能够给你安全感。

  另外具体的党内民主,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也说大实话,生前他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千奇百怪”,这个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是广东这个地方第一次国民革命时胡汉民的原话,他以这个话向国民党的独裁倾向抗争的,毛泽东参加过第一次国民革命,在广州做过国民党的大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代部长,很熟悉当年国民党元老之间的有个性的话。等到他掌权,不经意也会跳出这样一句话,所以他心里也很明白,党内肯定是要有派别的,这个派别不仅仅是权力上的,权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别,很重要的,即使没有权力之争,也会有政策之争的。我们总结全世界,总是有左右两种倾向,红绿灯的作用,是间断性的让那边的人走,然后再另外一边的人走,红绿灯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团。

  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不是学文科的,学铁道设计的中国女企业家,我问她,你到法国十几年了,她开辟了一个农场,很成功,雇佣了法国人做她的农工,法国国家电视台也报道过。这个女同胞脸晒的很黑,一看不是万恶的资本家,而是辛勤的农妇。我说你对法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我问你一句话,两党制是什么,她说我看两党制,老百姓是这样选择的,或者两党制总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倾向于分钱的,看看此前右派钱赚多了,缸里的米要出来了,这时老百姓就赶紧选左派了,慢慢的钱分完了,老百姓赶紧投票,选右派,因为右派是赚钱的。所以选了一段左派,给大家分钱,分了四年、八年,马上老百姓又要选右派,右派是给大家赚钱的。所以这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来自于人性当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党的成分多一点。我们七千万人的党内,肯定也是有这种天然的区别的。党内民主非常必要,而且应该从党内民主做起。如果党内有两种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有合法的表达,我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大大的增加,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

  【现场提问4:】作为一个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89学潮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变,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对学潮也是有很大的冲击,今天基本上您是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来谈的,可以简单概括一下这三十年来文化的脉络吗。

  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市场化进程得到您的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认为市场化使得经济得到复苏,但是我们是过度市场化,势必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还有房价的问题、大学生失业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限制市场化,以此拉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们先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进市场、政治、民众的需要呢。谢谢老师。

  【朱学勤:】这两个问题都很大啊,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民生,怎么解决。文化呢,我确实有意识的没有讲文化,后来有一个朋友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兴起,我没有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三个小时。你们知道,我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赞成80年代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我对9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基本性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

  我一直在反对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搞清楚,散布的一个文化迷雾,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论的错谬和害处。至于说传统文化论为什么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运动到今天以来,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什么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叶,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这个反弹总得有一天要抬头的,今天果然抬头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么呢?传统文学说到底就是今天的国学论,国学论说到底是儒家文化论,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说修身治家平国治天下,我认为儒家文化可以用来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为这个家,上下两代的代沟,观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贤等东西,维持不住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的,只可以用来调节自己个人的伦理修养,很难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说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齐国,治天下更是妄想。

  还有就是民生问题,在政治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我们改善民生问题,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现在很多官员也是希望这样,但是我是有保留的。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前车之鉴,在中国这次崛起之前,有两个国家也是垂直纬度崛起过,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日本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今天先说德国,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俾斯麦,他在位的时候,做过一件事,相当于你刚才说的不触动政治体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们要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等,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最早形成体系是在哪里吗?是在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两个人,出于贵族阶层对子民的体恤,亲手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帝国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改革,这个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自上而下N次福利的王朝社会主义,德国普通民众对王朝的感恩。后来到希特勒时代,又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时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过了俾斯麦,俾斯麦的带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规模的渡假村,包括我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众汽车,为什么叫大众呢?就是给普通民众生产国民车啊,后来就生产坦克了。

  一方面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条不变体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从王朝社会主义到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在国内调动千百万民众对它的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有这么大的战斗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国扫平欧洲无敌手,这么大的战斗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对于王朝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感恩涕零,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夫,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王朝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所以这个国家的军队才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最后把德国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战争的深渊,不仅给整个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女同学提出的问题,有机会阐述这个观点,民生问题必须要重视,但是不改变体制,只改变民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父权政治、可能是王朝社会主义。

  【本文为朱学勤12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坛的演讲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