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十月 04, 2008

SKYPE中国公司监控网上聊天


 

2008年10月2日

加拿大研究人员说,网络电话公司Skype在中国的合资公司Tom-Skype监控并记录客户的网上文字聊天内容,如果包含政府禁止的政治敏感话题,会被Tom-Skype公司删掉。

*监控并记录聊天人个人信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个专门研究网络控制以及如何绕过网络控制技术的研究小组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中指称,他们在Tom-Skype监控并记录的资料中发现了数百万份记录,当中含有中国用户以及与他们通话的用户的个人资料。报告说,这些资料被储存在Tom-Skype公司的8个服务器上。Tom-Skype是网上拍卖公司eBay拥有的Skype公司和总部设在香港的Tom在线公司的合资公司。

报告说,记录的个人信息包括手机账号、手机短信以及Tom-Skype的使用信息。被监控的信息还有与Tom-Skype用户通讯的国外用户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公众都可以通过Tom-Skype的服务器获得。

报告说,储存在这些服务器中的信息包括与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关的词语,例如台独、法轮功以及反共的敏感话题。另外,民主、地震以及奶粉也在监控的范围内。Tom-Skype会过滤这些词汇,并记录下客户的个人身份信息。

中国网络警察标志
中国网络警察标志
*消息引发公众及舆论哗然*

这个消息出台后,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网络控制的程度和性质的关注。据了解,中国目前大约有3万多名网络警察,对网络聊天、网站以及博客等进行监控。

华尔街日报援引Skype女发言人的话说,报告出台后,他们已经在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修补。他们在听到网络安全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漏洞后非常关切。另外,他们已经通知Tom公司有关问题后,Tom表示他们能够修补这个问题。

但是,Tom公司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强调,“作为一个中国公司,我们遵守我们业务所在地中国的制度和规定”。

大赦国际东亚部负责人赖斯说,中国对网络进行监控,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由于很多人认为Skype 的服务器可以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因此引发舆论哗然也是必然。

赖斯说:“我想很多人认为Skype的服务可以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这是无法通过其他公司获得的。这是Skype公司的优势。因此,这是公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响的原因。”

针对Tom公司的声明,赖斯说:“我理解他们的声明,他们有义务也愿意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是我认为他们也有必要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

*中国政府很容易获取SKYPE个人信息*

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到中国政府在这次监控和记录事件中的关系。但是研究人员说,政府应该很容易通过该公司的服务器获取这些资料。

中国政府曾在2005年公布的网络规定中,“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问题的大局出发”,会对网络聊天室、即时通讯群组、论坛、BBS、互联网短信等网络公共信息服务场所进行监控和清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也曾说过,网上传播的意见应该符合“主流”。他表示,不会对政治意见直接采取审查措施,然而为了控制网络并达到在网络上担任“意见引领”的工作,应提升并加强人员的配置。

关键词:网络监控,敏感问题,敏感字眼,SKYPE

星期四, 九月 18, 2008

敦促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书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阁下:

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为了国家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为了广大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了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本人周泽(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律》第三十八、八十九、一百零五、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敦促你:立即辞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以及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就你在任期间给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人民群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问题,作出深刻检讨!

一、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单位在“三鹿毒奶粉”这一举世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严重失职、渎职,导致劣质食品损害众多婴幼儿健康,祸及全国多少家庭,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规定:“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将现由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卫生监管职责划归质检部门”。

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检总局“三定”方案规定:“承担生产加工环节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风险监测及市场准入工作”。以上二份国务院重要文件,已明确赋予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生产加工领域的质量、安全、风险负有监管职责和义务,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事乳制品生产加工业务,属于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质检局履行监管职责的业务范围,该公司产品因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直接导致全国各地上万名婴幼儿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质检局没有认真履行国务院赋予质检机关的职责和义务,这种工作严重失职,行政监管不作为,是直接引发全国大面积严重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诱因!

2、从2002年起,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启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先后颁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的一系列文件,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行政许可,并从每家申请许可证的企业收取2200元审查费、400元公告费等相关费用,至目前为止,共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10万家以上,其中,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均持有国家质检总局核发的生产许可证,你们在发证审查内容中规定了乳品基本生产流程、必需的生产资源、必要的生产设备、产品执行标准、原材辅料的要求、产品的检验设备和检验项目等内容,获取生产许可证,即证明三鹿集团上述规定条件通过了你们的审查。《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许可法》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三鹿毒奶粉”事故中,国家质检总局设立并实施了行政许可,行使了许可权,收取了许可费,却根本没有有效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造成恶劣后果,实属严重渎职违法!

3、在“三聚氰胺”引发食品安全事故已经呈现苗头的关键时刻,国家质检总局没有充分正确履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义务。据新华社2007年5月8日报道,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出口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

国家质检总局紧急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所有植物源性蛋白等相关出口生产企业的检查,对北京、天津、吉林、山东、河北、浙江、江苏、河南、湖北、福建、宁夏等地的173家出口企业抽取的399个样品进行了检测,未发现其他出口企业生产的类似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国家质检总局还紧急部署了有关食品的专项抽查,抽查包括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12类的800批次食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在出口饲料敲响警钟的时候,国家质检总局兴师动众的举国抽查,结果是均没有发现违规添加三聚氰胺,“三鹿毒奶粉”对患者的影响显露后,卫生部高度重视,当即检测判定,立刻高度怀疑三鹿和三聚氰胺,不到一天就出结果,你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所属检验机构到底技术力量和检测水平不够,还是责任心不强,或是隐瞒包庇,不管哪种原因,你能说质检总局已经尽职尽责,克尽职守?

另据报道,在国务院新闻办13日就三鹿奶粉安全事故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年6月份确实有一个食用了三鹿奶粉的消费者投诉,说食用三鹿奶粉造成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负责在网站上答复消费者提问的,及时给了回复,希望他详细提供相关的信息,以便我们进一步详查。

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较为详细的信息,也没有再得到回复。”蒲长城副局长这样讲话,令人不禁要问:这是否对消费者的敷衍塞责?这是否一个承担国家法律职责履行监管义务的国家机关,对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应有的重视态度?消费者已经明确质疑三鹿奶粉,你还要人家提供什么样的详细信息,你们的食品生产监管司、产品质量监督司、执法督察司都是干什么事的?你们给三鹿颁发QS许可、中国名牌、国家免检、电子监管码的时候,征求了消费者意见吗?需要消费者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了吗?

二、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长期以来不顾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违法违规为企业颁发中国名牌和国家免检,制造不正当竞争,变相为劣质产品撑起保护伞!

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督,《产品质量法》作了具体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 或者由“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

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关于严格控制评比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除按法律规定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外,目前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单位、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正在举办的对企业的各种评比活动一律立即停止,并认真搞好清理整顿。但是,在既无法律授权,更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提下,国家质检总局却印发《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对一部分经过国家质检总局自行认定的某些产品免于国家、省、市、县各级质量监督检查。

同时,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规定,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对符合出口免检有关规定的,依法优先予以免检。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这样两份部门规章,明目张胆的对抗法律,对抗党中央、国务院的的文件精神,且肆意横行多年。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产品的认定,是以政府监管部门的信誉为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作出担保的违法行为,这些免检和名牌证书被获奖企业广泛应用于广告宣传和营销活动中,不仅成为企业违反《广告法》的直接动因,成为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挡箭牌,也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品质量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早在2005年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张显峰律师及一批著名法学专家、经济学家即对国家免检和中国名牌多次提出批评和质疑,国家质检总局却对此置若罔闻,百般抵赖。直至今日,国家质检总局担保质量的国家免检、中国名牌 ——三鹿婴幼儿奶粉,成为成千上万无辜婴儿生命健康的杀手,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你们已经成为毒奶粉案的共犯!

你们违法乱纪行为,使中国乳业蒙羞、使中国制造蒙羞、使党和政府的崇高威信蒙羞……“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李长江阁下,你此时还不立即辞职,谢罪于国家和人民,更待何时?

三、你直接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在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过程中,违反党纪国法,藐视社情民意,涉嫌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李长江阁下,你领导下的质检总局玩忽职守,依法应该履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职责,不认真履行,却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置若罔闻,不遗余力地大抓行政许可,大搞中国名牌、国家免检评比,整出了数以千计的不接受质量监督检查的所谓“中国名牌”和“免检产品”。如此放弃对大量产品的监督检查,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不出问题才怪了!!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质检总局搞的诸多行政许可及对中国名牌、免检产品的评选,除了能够给一些人提供寻租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外,对产品质量监督并无实际意义,但质检总局就是乐此不疲。

质检总局玩得更离谱的是,2005年竟然接受香港上市公司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垫资,以下属的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的名义持30%干股,与这家香港上市公司所属的中信21世纪电讯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后发文件、出政策,推广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子监管网,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赤裸裸地进行官商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此,质检总局甚至发动全国质检系统十几万行政监督执法队伍参与推行中信国检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的经营业务。李长江阁下,你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以所属信息中心的名义,接受香港公司垫资,与香港公司“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有限公司,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1986年2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不但如此,你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竟然设立“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推进办公室 ”、“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推进领导小组”,将给质检总局垫资参股中信国检的香港公司的老板陈晓颖任命为国家质检总局的“推进办副主任”和“领导小组成员”,你们这可是在出卖国家公职职位啊!!

李长江阁下,陈晓颖作为一个商人,其控制下的中信21世纪电讯有限公司与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合资成立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电子监管网,你领导下国家质检总局竟然赋予其领导全国质检系统推广其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的“官”位,由其号令全国质检系统,分享国家质检部门的权威,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哪个国际惯例,还是质检总局的独创啊?!200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印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在9大类69种产品上,违法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码,遭到食品、化妆品和产品防伪行业众多企业的质疑和抵制,甚至遭致了行政诉讼。但质检总局藐视社情民意,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对生产企业威胁利诱,强迫企业缴费入网,截至目前,入网企业共计70000余家,可收取入网费4200万元以上。

对一个根本没有涉及生产过程管理,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毫无积极意义的电子监管网,国家质检总局一会儿将其定义为“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产品防伪工具,一会儿又将其描述为问题产品“追朔系统”,眼前,率先实施电子监管码的典型模范企业—-河北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用制造“毒奶粉”伤害无辜婴儿的血的事实证明,无论在食品安全管理,还是问题产品追朔上,电子监管码毫无任何作用!而三鹿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正是你领导的质检系统,将大量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到了推广电子监管网这样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没有意义的事上,忽略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结果!本律师正在起草本这封信时,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伊利、蒙牛、圣元、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听到这样的消息,本律师禁不住想问: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这些被检出三聚氰氨的奶粉产品有几个不是你们评选的中国名牌和免检产品啊?你们质检系统要是早点把评选中国名牌、免检产品,抓各种行政许可,给企业办证收费,推广电子监管网的劲头拿出来搞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对上述检出问题的产品多检查、抽查,而不是以国家的公信力为这些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做担保,对其搞免检,何至于出这么大的问题,给人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

圣人云“知耻近乎勇”!李长江阁下,你实在不适合在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的位置上了!你应该立即辞职,并向全国人民谢罪!为了不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本律师建议你在辞职之前,宣布废止《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停止民怨沸腾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并向党、国家和人民作出深刻检讨!庶几,或可求得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些许宽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 周泽律师

二00八年九月十六日

星期二, 九月 16, 2008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日期:9/9/2008 来源:观察

作者:陈奎德

今天是9月9日,毛泽东的忌日。毛君临中国的时间长度是二十七年。中共统治中国历史,大体可划分成两个历史时段:毛时代和后毛时代。

如果以毛去世的那一瞬间作为观察原点,投射之前之后那两个二十七年,探讨毛的幽灵在中国大地的起伏涨落,透视共产中国问题的症结,或许有助于看清楚有些根本层面的东西。

随着向当年的回溯,笔者的灵魂亦飘逸出尘,穿越时空,回到了那睽违已久的故国。彼时彼地的亲朋旧友,飘然前来:泪眼婆娑,惊惧惶恐,歌哭生死,喜怒哀乐,……种种景观,一一逼现到了眼前。

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一阵丧乐,凌空滚来:毛泽东驾崩了。

被一种不可知的命运所驱迫,人们纷纷涌出家门,熙熙攘攘,在大街上无方向、无目的地徘徊行走,无感、 无笑、无泪、无惧,相视无言 、相对无语。

三天后,恰逢笔者生日。一间黑屋:窗帘重垂,灯光昏暗,几许友朋,贺生庆死。回首苦涩无色的青春,想象那不可知的前路。酒酣耳热,通宵达旦。须知,其时是全国禁止宴饮的大忌日。倘餐聚被发现,犯忌者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接下来的,是一些铺天盖地一片白色素缟素花的日子,是一些满眼茫然,却蕴藏着希望的日子。地火奔突……。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彼时彼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现状在在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进入历史。作为一个政治幽灵,他仍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忽隐忽现,时冷时热。作为中国的政治劫运,毛的亡灵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面貌,他仍将成为一个标尺,反衬出该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方向。

无庸讳言,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相当数量为毛招魂的人。不像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此二人也不乏追随者,但已是残渣余孽,几杆破枪,不足挂齿了。

原因何在?因为中共历史的脓疮已经被权力包裹了起来,因此,中国当代史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清洁大手术”被「煮了夹生饭」。即是说,虽然1978年后曾有过邓小平主导的内部「批毛」,但吞吞吐吐,欲言还休,犹抱琵笆半遮面。在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后面。对毛时代,缺乏彻底公开的全民大揭露和历史性的大辩论。而少了这关键的一环,对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千千万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

是时候了。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实际上,后毛时代中,一些有心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铺垫性开拓。譬如,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国内单少杰教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等专著都是有口皆碑的力作,其用心都在澄清史实,偿还历史的欠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笼罩在毛身上的部分迷雾。可惜,中国大陆读到此类书籍的人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进一步充分的公开揭露和深入辩论了。现在,毛时代黑箱内的历史资料虽然还谈不上大量曝光,但是其君临天下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政绩」,如:创造了一风扫荡剿灭五十五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三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体系……,已是铁板钉钉,不容争辩了。由于任何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人均可举证,它们已经昭昭于天下了。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把在海外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共识,传播于国内,诉诸中国大陆舆论日益广泛深入的辩论、研究和公断,让毛泽东真正接受历史的审判。

就历史的眼光看,毛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中国迈向现代文明世界的曲折进程中的最大一次断裂,一段反动;这一断裂与反动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就人性的眼光看,毛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基本上已把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剥夺殆尽。「朕即国家」,是毛氏国家观的实质内涵。毛泽东所谓的国家主权、尊严、独立等等,究其根本,实质上是他自己个人权威、面子和行事不受约束、无法无天的替代词。

毛曾说过,我们不怕核大战,中国人口多,死了三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有三亿嘛。此话颇为传神地透露了毛内心对中国人生命的看法。这些芸芸众生无非是他手中掌握的筹码乃至人质。他挟亿万生灵以自重,并借之向外国讨价还价。 以人海战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白骨,奠定他穷兵黩武的军事家地位;以夺取亿万国人口中粮以援外的“慷慨”,赢取他第三世界领袖的名声。毛在世界上享有的声望及拥有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他的德行和知识的超凡入圣,而在于他依恃武力统治的国家在地球上人口最多。这个巨大的数字就是他的资本和分量。至于说到这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分子都与他一样拥有独立的灵魂,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种迂腐的想法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他的内心。

简略而言,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毛泽东的核心理念,在国际,是反对西方主导文明,成为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极左翼代表;在国内,是创建中国式的极权政体,后期又利用暴民政治反对建制性的官僚体系,成为下层民众的精神偶像。

但是,在这两方面,他都悲惨地失败了。他高估了自己的政治能量。在国际上,由于地缘政治逻辑的强制性压迫,他被迫在晚年与他认定的「魔鬼」(美国)握手言欢。在国内,他无力摧毁他晚年的主要目标,被迫与庞大的官僚系统妥协。而且在他死后不久,他晚年理念的代表就被投入了监狱,其妻亦在狱中上吊自尽。

毛失败的原因在于毛自身目标的悖论:他企图把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与最高的极权统治者两种身份共存于自己一身。这种二者兼得的狂想遭遇了骇人的败绩。前一身份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后一身份的理想则是严酷专制。而这一失败引起的空前悲剧性后果则是二者坏处的叠加,它比前述任何单独一种悲剧更为可怕。文革之为空前浩劫,正是这种叠加的产物。

毛的胡作非为造成中国的巨大惨祸,已经无人可为之抗辩。但是另有一种补偿性论调,常常闯入人们的耳膜。该理论认为:起码,毛使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曾记否,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那一声宣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赚得多少中国人涕泪横流!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就历史渊源看,毛的中共本身就是在国外的组织─——共产国际指令下成立的政党,且不说中共载入宪法的「立国之本」,是外国人创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且不说在毛时代,每逢「国庆」典礼,天安门广场都会有四个外国人的巨幅画像赫然而立。把这样一个从娘胎里就带有深深的外国印记的政党,奉为民族主义的象徽,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况且,可以想像,以毛在在文革中扫荡中华文明遗产的那种史无前例的血腥暴行,中华祖先的在天之灵,在面对他这个不肖忤逆的子孙时,将会如何血脉贲张,毛发竖立?

是的,1949年10月1日之后,毛泽东及中共,是站起来了;但中国人,却一批又一批地倒了下去。起先,是前政权遗留在大陆的众多军政人员,在「镇反」和「肃反」中倒下去了;随之,地主富农在「土改」中倒下去了;随之,胡风集团倒下去了;随之,丁玲集团倒下去了;随之,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五十几万右派在「反右」中倒下去了;随之,彭德怀集团在「反右倾运动」中倒下去了;随之,三千多万民众在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倒下去了;随之,从邓拓到刘少奇,从老舍到遇罗克……成千上万的人在「文革」中倒下去了……一部毛时代史─劣迹班班,罄竹难书─浸透了多少中国人的血泪!

一个执政二十七年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独裁者,何以竟成了下层民众的福音?一个把坦克开进古文明精粹的北京,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政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还能自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最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代表?

诚然,平心而论,撇开装潢门面的外国理论招牌,在政治实践上,毛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他毅然同前苏联决裂的重要政治动因,也许,这也是他唯一能获得历史正面评价的政绩。而在政治权术和军事谋略上,毛富有天才和创意,为军事学创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术,为政客显示了精熟地运用于政治斗争中的纵横捭阖的平衡术。这些都是史家不可不察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绝对不能抵销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的。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毛泽东现象的出现,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复杂起落,并非偶然。要理解他的崛起及其事功,除了因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了旧秩序解体,合法性真空,边缘人物中心化,落第秀才创立新王朝的历史循环等内部历史条件外,特别需注意的是,自毛诞生以来这一百年中外关系的基本背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巴黎和会,五卅惨案,抗日战争……国族的衰弱受辱,积累了无穷的民族主义政治资源。

因此,每一位中国政客只要巧妙地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足以提供给无法无天无包袱者以寥廓的纵横驰聘的空间。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也只有在这一大图景下,才可能廓清毛泽东这个边缘人物何以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脉络。

盖棺论定,不妨说,毛泽东是全体中国人之宿命。我们不得不面对他的所有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必须冷静地评估它们,清理它们,超越它们。

即使在今天,应当看到,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内毛已成为局外人和笑柄之外,在基本政治体制方面,在流行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上,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大体沿袭毛制毛语,并且仍然封锁新闻。甚至在新印的全国统一货币上,至今还在赫然推出这个独夫民贼的头像。这表明,中国要摆脱毛氏幽灵的纠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然而,惟其因为如此,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就愈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

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 ,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我们必须如纽伦堡审判战犯一样,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展开一场世纪性的大公审。

这就是亡灵毛泽东留给全体中国人的公民作业。

星期六, 九月 13, 2008

三聚氰胺

【按】三聚氰胺去年被送去毒害美国宠物,今年用来毒害中国孩子。美国的相关机构连小猫小狗的食品安全都管,中国的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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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PAC英文名 1,3,5-Triamine-2,4,6-Triazine
IUPAC中文名 1,3,5-三氨基-2,4,6-三嗪
其它名称 蜜胺、氰尿酰胺、三聚酰胺
识别
CAS号 108-78-1
PubChem 7955
SMILES Nc1nc(N)nc(N)n1
性质
化学式 C3H6N6
摩尔质量 126.12 g mol-1
外观 白色固体
密度 1.574
熔点 250 °C (523 K)
沸点 升华
在水中的
溶解度 3.1g/L,20°C
若非注明,所有数据都依从国际单位制,以及来自标准状况(25 °C, 100 kPa)的条件。

化学品框的说明和参考文献

三聚氰胺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被用作化工原料。微溶于水,可溶于甲醇、甲醛、乙酸、热乙二醇、甘油、吡啶等。

合成

三聚氰胺最早被李比希于1834年合成,早期合成使用双氰胺法:由电石(CaC2)制备氰胺化钙(CaCN2),氰胺化钙水解后二聚生成双氰胺(dicyandiamide),再加热分解制备三聚氰胺。
目前因为电石的高成本,双氰胺法已被淘汰。工业合成主要使用尿素为原料,在加热和一定压力条件下:

6 (NH2)2CO → C3H6N6 + 6 NH3 + 3 CO2

按照反应条件不同,三聚氰胺合成工艺又可分为高压法(7-10MPa,370-450℃,液相)、低压法(0.5-1MPa,380-440℃,液相)和常压法(<0.3MPa,390℃,气相)三类。

化学性质

三聚氰胺呈弱碱性(pKa=8),可与多种酸反应生成三聚氰胺盐。 遇强酸或强碱水溶液水解,胺基逐步被羟基取代,先生成三聚氰酸二酰胺,进一步水解生成三聚氰酸一酰胺,最后生成三聚氰酸。

用途

三聚氰胺是制造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密胺塑料)的原料。该树脂有时也被俗称为三聚氰胺,被用于制造日用器皿、装饰贴面板、织物整理剂等。 三聚氰胺还可以与乙醚配合作纸张处理剂,在一些涂料中作交联剂,以及阻燃化学处理剂等。

三聚氰胺用于食品工业造假

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测定食品的蛋白质含量,由于直接测量蛋白质技术上比较复杂,所以常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测定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由于三聚氰胺与蛋白质相比含有更多的氮原子,所以最早被中国造假者利用,添加在食品中以造成食品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假象。

典型案例是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和2008年中国三鹿奶粉事件。

毒性 目前三聚氰胺被认为毒性轻微,大鼠口服的半数致死量大于3克/公斤体重。[2]其根据是1945年的一个实验报道:将大剂量的三聚氰胺饲喂给大鼠、兔和狗后没有观察到明显的中毒现象。[3]

然而,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认为:掺杂了≤6.6%三聚氰胺的小麦蛋白粉是宠物食品导致中毒的原因,为上述毒性轻微的结论画上了问号。但为安全计,一般采用三聚氰胺制造的食具都会标明“不可放进微波炉使用”。动物长期摄入三聚氰胺会造成生殖、泌尿系统的损害,膀胱、肾部结石,并可进一步诱发膀胱癌。[4]

2008年中国婴幼儿奶粉污染事件再次将三聚氰胺的毒性引入公众视野。

中国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11日晚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三鹿集团决定立即全部召回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影响的省份已达数个,中毒婴儿罹患泌尿系统结石、肾衰竭。中国卫生部提醒公众,立即停止使用该品种奶粉,已食用该奶粉的婴幼儿如出现小便困难等异常症状,要及时就诊。同时,卫生部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报告类似病例。中国卫生部已将事件有关情况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通报。有关调查处理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发布。[5]

参考文献


^ Merck Index, 12th Edition, 5853.
^ 三聚氰胺MSDS
^ W.L. Lipschitz, E. Stokey,(1945年),The mode of action of three new diuretics:melamine, adenine and formoguanamine,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Vol. 83, Issue 4, 235-249,1945年
^ International Chemical Safety Card,英文
^ 石家庄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 中国有关部门紧急展开调查

参见

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是指2007年3月16日至今,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宠物食品厂家菜单食品(“Menu Foods”)因其原料涉嫌污染导致猫狗宠物死亡,而紧急回收产品的事件。

此次事件的原因、经过、污染范围等均在调查之中。中毒宠物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肾衰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初步调查结果认为,涉嫌污染产品使用了2006年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在中毒宠物的肾脏中也发现了含这两种物质的晶体。但具体的中毒机制目前还未有定论。

调查进展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调查发现,从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口的部分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检出三聚氰胺,并初步认为宠物食品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

政府反应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7年5月8日发布调查结果,认为安营生物和滨州富田两家公司因其部分蛋白粉的蛋白质含量不能达到合同的要求,而违规添加了三聚氰胺。其产品并以非法检商品名义报关出口,来逃避检验检疫机构。[1]

媒体报道

^ 中国通报两企业输美植物蛋白涉违规添加三聚氰胺

参见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三聚氰胺
en:Food safe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星期五, 九月 12, 2008

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

作者:余世存

【按:余世存先生此文曾发表在2000年第1期的《书屋》杂志上,但被删节了约七、八千字。全文如下。】

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忏悔问题。舒芜这个人,这个人物,因此被归纳进人心的某种秩序而使后者(今天谈论、关注舒芜的人,大多数是读书人、文化人或自觉为知识分子者)获得了人心秩序的一种超稳定的安宁(卫道者们自觉获得的胜利)。

不过,由文苑儒林宣布他们已然在心中解决了舒芜问题,而不是越出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将触角深入中国社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舒芜的意义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成为历史,成为古董。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已被纳入世界历史的体系之中。科索沃战争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已对人们的言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涉及自我封闭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如关于舒芜的言路与思路似乎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为文人学者们谈论过,也就解决了,如此而已。

因为道德问题、忏悔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算是问题了,至多被当作个人恩怨中的要债心理,再退一步,在今天普通人即已感受到的“末法时代”或“法灭时代”的沉沦中,道德问题算什么问题呢?权力消费式的市场经济也使人们的交往规则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叛徒、告密者、变节者、杀熟、出卖朋友……在今天是用成本概念来表述的;知识分子问题则早已让文化人、“文化庸众”、学者专家、“符号资本”、后现代大师……这类社会结构消解了。

那么,谈论舒芜,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本姓方名管,是安徽桐城县人,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流派清朝桐城派的方家有亲缘关系。中国传统学风流被,在现代桐城,读书的空气还很浓厚,舒芜幼读诗书,有着极好的旧学底子;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新月派的重要诗人方玮德、方令孺是其表兄姑母,旧学新知都让舒芜无限神往。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新生时的伟大创造过程,在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中,民族社会的精英里的知识分子群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伟大的补天者、立法者,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健康的、大气的,都成为后来者钦慕的不可企及的人的典范。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一个知识者的魅力有如神话中的英雄巨人的时代,蔡元培长校时的风云际会,新青年的启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这被概括为伟大的五四精神给后来的精神战士们明确的号召:必须张扬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和当时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舒芜也受到了影响,并像领受了神谕一样领受了此生的抱负(虽然大多数人在随后的生活里忘记了自己曾有这样崇高的使命感)。十几岁时舒芜即流浪四川,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流浪中读了不少中外文化经典。据他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极为清贫(经常是一碗白饭泡上酱油成为他最高的享受),然而他的读书生活却异常充实(他会在书坊间站上一整天读书,经常折好页码第二天接着读),他内心里极为满足。凭借非凡的才学,他年少即受聘中学、大学教书,很快结束浪子生活(但抗战后期和随后的国共战争期间,教授们的生活已沦为贫困阶层,与流浪人的生活相差无几了)。年轻的舒芜进入了文化界和学术界,他与名教授、名作家台静农等人用诗词唱和酬酢。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构想并撰写他的理论文章。《论因明》、《释无久》、《论主观》、《论中庸》……也许能见着康德、黑格尔的影子,但更是一个受了五四启蒙与救亡思潮影响的青年思想家的精神创作。舒芜因此年少而“暴得大名”,但他是名实相副,他的才华学识受到了同龄人的景仰和长辈们的奖掖。的确,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史上由着有生机心气的知识分子的读解传播,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其客观的思辩分析能力和对人的关怀理应在中国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的丰收季节,由这理性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文化创造出了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舒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间已进入80年代,受文化启蒙影响,中国的青年学子再一次喜欢上西方的哲学大家并在思辩层面上下功夫,舒芜已是暮年,他在私下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喜欢年轻人晦涩难懂的做作文风,他说,他年轻时不是没有读过黑格尔,在思辩层面上,他也不输于当今的任何人。但这种青年的自负在当时很快为了新结识的胡风所化解。胡风在读了他的文章后给他写过很长的信,劝导他文章应为现实服务,他终生铭记了这一教诲。舒芜说,正是胡风改变了他一生治学的方向。胡风是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之一,他是鲁迅的学生兼朋友,为人耿直、热情,强烈的现实感使他的世界丰富远不同于学院教授生活的单一,诗人和理论家统一于一身,他的激情、敏感、对新文学建设的关注、对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使具有理论关怀和现实关怀的青年舒芜在他身上发现了五四精神的流风余韵,这一切使得年龄、名气比舒芜大的胡风成了舒芜尊崇追随的兄长。这段时间是舒芜个人精神创作最好的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文章结集为《挂剑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精神世界里的自在舒展。

但是,胡风已不仅是以主观战斗主义为现实服务,他也与政治结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领导底层人民起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与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争夺统治中国的权力。势、力、形并不一致,中国共产党名为服从中央政府,但自有政权和军队,三分天下有其一,政府的政令军令已不行于共区,国民政府的代表机构及其他党派组织在共区均不能存在,共产党却能在政府辖区内办报纸,建组织,并以统一战线的结盟方式将国民政府周围的形势拉到自己一边,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竭力一统自己的观念。胡风身处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自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名义上尊奉鲁迅和五四精神,实际上已背离了民族社会的这一伟大传统,并且把不可分割的五四传统抽离其启蒙精神,换上由自己解释的爱国救亡精神。胡风以鲁迅传人和左翼传统代表自居,在共产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共产党是可以容忍的。胡风主张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这也正是左翼的传统,是鲁迅和五四启蒙的传统),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共产党也是欢迎他的这一主张的(因为批评国区无形中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盟友)。但共产党的默认使胡风有了一种误解,他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是非党布尔什维克。这一误解使胡风在自己的道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更热情地自以为是在为党而努力地工作。热情和努力与共产党在国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的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定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据,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胡风显然不明白,他本人已成为共产党争夺文艺领导权的对手之一,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共产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一统自己的理念,如何强力乃至暴力要求文艺界遵奉共产党及其原则和纪律的,那也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现实主义)在延安(共区)扎根落脚的结果:破产、绝望、人身从社会上消失。仅仅因为鞭长莫及,胡风才在这经事者莫不噤若寒蝉的精神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精神界经历的第一次极权主义运动)中置身事外,胡风并不明白从意识形态的斗争出发,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也没有忽视他的存在。从精神传统的权威和理论的自负出发,胡风甚至以为自己更能够为党的文艺理论工作作解释和规划。他与周扬的不和要么被当作个人恩怨,要么当作对解释权和解释内容的不同意见的体现,而他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是能够(从党的纲领出发他以为)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领袖还是其身边信任的官员)平等地讨论的。

但权力的存在显而易见,在权力秩序牢固地扩张渗透的共产党社会里,胡风不得不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宠邀功发挥自己理论和组织才能的胡风在毛泽东那里只是可资利用的工具,胡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遇到了为历代圣贤等待已久的明君,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甚至从五四的精神出发,他以为他已经生活在一个个性自由的社会里了。他也不明白他像历代建立政权伊始的文人士大夫们一样,因为巨大的荣誉感和新鲜的开国气象给予人们外在活动的无限可能,使他也急切地要求加入新政权的行列,而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是“壮夫不为”的。但是,自觉有功的胡风却被排斥在欢庆的队伍之外,他随喜也被明确得到封赏的“功臣”们怀疑。他只能把他身边的资源竭力利用(让朋友们尽量施展才华以露锋芒)以加大自己的份量(扩大自己影响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是一支力量,是一个代表(他是功臣,他是一支有才华有个性的队伍的领袖)。在共产党人文化战线上,他是决定文化战线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当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官员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统一知识界时,胡风及其同仁们与党的文化官员的分歧(在边缘在主流在真理在正统的公私分歧)公开化了,胡风与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文化官员周扬蔑称其为“才子集团”)配合延安整风写文章反对教条主义,同样反教条,毛泽东与胡风所指的其实都是对方。胡风们反对思想上的重意识轻感性和文艺上的重政治轻艺术倾向,因为胡风们是在国民政府的管辖区内,似乎不是毛泽东指斥的直接对象。但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即党内的苏联派和上海亭子间的人即左翼一帮人,胡风显然“与有荣焉”。从思想路线看,胡风与延安的丁玲、王实味们是在一边的。延安整风以丁玲检讨、王实味托派案达到高潮,知识分子在这“敌我”问题面前不得不宣告投降。这次整风也是毛泽东“两类不同矛盾”(无师自通的施诸政敌和挑战者的极权主义方式之一)的第一次应用。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路一遇上共产党人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评判立即求饶、忏悔、认罪。

胡风们的表现与延安没有合拍,因此遭到权力者(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权力者们)们的批判。只是因为身处国民政府管辖区,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批判还在文字论争的范围内,还在讲道理、争是非。年轻的舒芜在当时写作《论主观》一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舒芜本意是要衔接“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证明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发挥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舒芜的理论阐述历数斯大林、黑格尔、马克思,洋洋洒洒,淋漓尽至。这客观上声援了“才子集团”,颠覆了共产党人纪律和舆论一律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舒芜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虽然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实践精神完全吻合,虽然与毛泽东的心物一元的实践主张相吻合,但毛泽东的重点在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对于五四的反动,《论主观》针锋相对,反对改造。这就为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了。文章因其坚硬的质地和现实的锋芒一时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事件,连茅盾这样有声望的作家也在党的大旗之下披挂上阵声讨反击。胡风一方面写信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另一方面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上却说,发表此文是为引起争鸣和供批判用。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几十年后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舒芜当时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无论他对周恩来们所说的话是否违心,舒芜已经成为他生存和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棋子,即使真的是违心、一种策略,也说明自信在形势左右下的转移,胡风已决定追随主流、权势了。舒芜只是知道胡风对他的教诲和敦促,胡风没有告诉他那一“策略”,被出卖或被抛弃或被当作工具的情形不难为敏感的舒芜察觉,在后来胡风及其同仁疏离舒芜的过程里为舒芜更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已为舒芜的“背叛”埋下了种子。他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中,孤立无援。舒芜就在当时还是良师益友的胡风的督促下一头走到黑。《论主观》及其捍卫的胡风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唯一引人注目的一大挑战思潮,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颂神的歌谣)在众人合唱体悟颂扬声中的不合谐音符。而当舒芜一旦发觉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整个民族社会和时代精神相对立)时,他之投向主流也是必然的了;一旦发觉自己过去的同道师友已为主流所震慑,那么投向主流也就唯恐其落后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般的教义渗透中采取的手段是不留情面又光明堂皇的。但在建立政权之前和建立政权之初,战争、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发展等一系列眼前的任务纠缠着他们,他们还来不及将严格的统治者的专制思维贯彻到全社会,还来不及让整个民族接受它的极权心理要求。即使这样,建立政权之后一日加剧一日的运动仍让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不安。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受各种考验的知识分子,长期的国家出路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着他们,但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给了他们混乱中的自由,听任他们创作、思考、批评。传媒与世界文明国家同步性的事实使他们获具世界性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他们拥有了思维活动无限可能的空间,他们中间出现了有与同期世界范围并肩的一流的学者、作家、哲人、科学家。这些在民族忧患思维里成长并定型的知识分子,数代的才华集中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共产党人思维的洗礼或抚慰。尽管苏联的实践、叶赛宁的自杀和高尔基的流亡都曾早为他们所知,但当历史来临时他们仍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地甚至天真地迎接辗压而来的巨轮(也许过早过世也很早领教了周扬这样的奴隶工头的皮鞭的鲁迅预感到了)。但在风声日紧时,敏感的胡风及其同仁们也还是感受到了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冷漠悬空的恐惧,在时代精神、民族心理、社会意识等弥天无声的崇拜和恐吓(极权主义实施的重要背景)里,他们甚至愿意放弃跟共产党人公开的敌意,愿意同化认知一些保护色以保护自己。

但是在毛泽东掌握之中的胡风已无路可逃了。胡风从未由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启示。他在信中抨击毛泽东延安整风期间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图腾”,他清楚他与毛泽东的分歧。他给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出于策略的需要而以周扬为攻击目标,其意却为“清君侧”。毛泽东也清楚胡风在文艺上的份量,对于唯一一个不愿向他低头反而向他挑战争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权的人,他恨之入骨。毛泽东的处理是残暴的、无人性人格可言的。他本来可以招纳胡风(那正是胡风梦寐以求的),然而他反击得不给胡风们任何存在的身份。在建立政权初期的空隙里,他腾出手来,亲自领导了这场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杀一儆百的战斗,以极权社会里最平常的方式把不可忽视的胡风及其同仁们赶离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处理胡风的手法、政策与对王实味的处理完全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使用得更熟练、使用的范围规模更大了。在胡风反革命罪面前,知识分子人人表态、个个要求向党效忠归顺。

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地走出了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教义的笼罩中。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作为,人民有目共睹。嫖、赌、毒等社会恶习和各种顽症在很短的时间里清除干净。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舒芜在广西参加了实际工作,感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论主观》已经成了他的一大包袱。素爱写长信的胡风在建国后给舒芜写的第一封信,给舒芜印象最深的,就是胡风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历史公案问题。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大概没有想到是他本人把舒芜推向毛泽东一边。既然胡风们都已表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了,那么舒芜将被置于何地,舒芜的出路何在?也许他真的错了,因为一个取得了史所未见成就的政权的理论会是错的呢?何况他本来以为胡风和他自己在共产党开展文化战线工作始终被批判是与周扬有关,他们的遭遇是与周扬的私人恩怨造成的,但是,当他知道在延安整风时周扬也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了深刻检讨才又恢复了工作,他对周扬的恶感消除了,他对周扬的怀疑打消了,他开始想到共产党人的整风、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真的是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决定认真反思自己;何况他的思想家的气度和境界与胡风组织的“小圈子”并不能长期相容,他并不赞成胡风们的“小动作”,因此当共产党组织起对路翎等人的批判,他是赞同共产党的;在《论主观》等历史包袱问题上,他参加了具体工作,在他负责领导的工作中遇到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脱离群众等现象,已被他等同于《论主观》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他年轻时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就是这样,思想压抑了常识,环境取代了内心,舒芜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思想改造”运动里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给从前的朋友们如路翎写公开信,反思自己并真诚希望朋友们和他一起过思想关。在整个文艺界对胡风同志(极权社会惯有现象,开始还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不小心更多是必然地由同志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舒芜应《人民日报》编辑部之邀写作《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为谈得具体并遵嘱“言之有据”,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的话。由此,胡风写给他的信件被借阅,被借阅的信最终被毛泽东升级成为打击胡风的可以说得过去的“把柄”,毛泽东以此罗织罪名,由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最终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舒芜交出去(他自己借出去)的信件成了毛泽东投向胡风们的重磅炸弹,胡风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没有机会也不必还手,他们被公安机关拘捕。非法的手段、莫须有的罪、政治镇压的方式、法律程序也不屑经过的从人的社会身份上消灭人的残暴,……这为林贤治称说的20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舒芜竟起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结局如何呢?在毛泽东随后对知识界更大规模的迫害凌辱的凯歌声里,他也被打翻在地。

舒芜为什么要交信?虽然他自己一再说是借阅出去的。也许事实确实是由这么一个借阅信件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因为他只是交了信而没有“交代”胡风们的阴谋活动,或捏造事实以取宠,这一切说明他只是想做到纯客观立场,而不加主观判断。因为他只是把信借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的官员背着他把信件送到中宣部最终送到毛泽东那里,已不是他所能把握了,人们已难以想象那时文艺界官员(领导)和毛泽东的权威,由他们指令舒芜对信件进行分类、摘编,舒芜只能奉命而行;后来“胡风分子”们也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舒芜,胡风都是逃不掉的。但是,但是,舒芜确实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此不能说他不是在“出卖”朋友,让朋友自己证明自己,因为他在文章里是这样站在朋友的对立面对待朋友的。他追随了朋友的对立面,那么对他过去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对胡风他是告别还是背叛?在胡风给伙伴们的信中,已经在骂舒芜无耻,胡风甚至叫人跟舒芜虚与周旋,早已经把他当敌人看待了。在孤独中,在冷漠和敌意里,舒芜如果还想有所作为,还想走出一条生路,他的路几乎是必然的。

何况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舒芜今天也清楚地理解过去(大多数人仍是今是昨非,守今日的自己而痛骂昨天的自己只是一个迷失的羔羊失心疯魔):今天一提起“毛泽东思想”,似乎就会联想到“主流意识”“权力意识”什么的,解放初期可不一样,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的确,不经历那样一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那比皇上、领袖、设计师、核心、神、导师还要难以言喻的绝对真理,那是地上的灵,是此岸的彼岸,是现实的理想。这里就是罗马,这里就是曼陀罗,就在这里跳舞吧。(即使经历过的人今天也大多忘记了自己曾有那样圣愚的心地,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不可能还有自己的感觉更不用说还有任何独立见解,感觉的迟钝甚至连毛泽东放的屁也是感觉如芝兰满室)。共产党人铁一般严明的组织纪律、清教徒般的忘我作风、优秀的控制和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大陆的天命都使得人们为之吸引。建立政权初期的共产党人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一样健壮、自信、朝气蓬勃。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激起了农民的热情,共产主义的革命教义宗教般地扫荡网罗了知识分子,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的宠儿。空前的团结,近五万万人的团结,所焕发起的向政权和教义献身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今天以长久遗憾而伤感的心情记住了这一事实,我们也须以同情的理解记住这一事实,我们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思维上失去了郭沫若、茅盾,失去了费孝通、冯友兰,失去了年轻的舒芜,失去了最富有创造的一群……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场事件。后来人从中读出了深长的意味。人们痛骂舒芜的变节。的确,在胡风集团里,除了舒芜以今日之我(毛泽东的教义)反对昨日之我外,几乎所有的人基本上是“铮铮铁汉”,胡风、路翎、阿垅、绿原、鲁藜、耿庸、牛汉、化铁、彭柏山、芦甸、欧阳庄、贾植芳、胡征、张中晓、罗飞、刘雪苇、方然、曾卓、彭燕郊……他们为毛泽东打倒,投入大牢,全国株连无数(虽然他们仍颂扬毛泽东,认为自己不过受人所冤。是“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舒芜一生的意义定格于此。他一生的劳作、思考都比不上在胡风事件中的意义。无论他早年引起轰动的《论主观》,还是他此后直至晚年大量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创作,都比不此刻的“辉煌”。中国人的仇恨是可以想见的。无形的复仇对象难以平息人们心中比天大比海阔的冤枉,具体的有形的舒芜就是人们可以报复可以在世索债的。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分析舒芜的人格、阴德和自私,他是如何表现了知识分子最可耻的一面的;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在公开的场合羞辱舒芜(事发前胡风就已对投靠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营里--在他看来是投靠到周扬一边--充好人的舒芜羞辱过了),人们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舒芜必须认罪、道歉、忏悔。

但是,舒芜没有如人所愿。他也在复仇,是鲁迅笔下的给看客们失望的复仇者,他以拒绝的方式复仇,如同海德格尔,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以沉默的方式向历史复仇而不屑于具体的人事纠葛,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私德有亏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神经(他过早地为病苦老苦也许是隐喻或明证)。人们要求舒芜悔改,悔改什么呢?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真要悔改,交代胡风事件中的个人作为,就需要说明许多问题,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又舒芜所不愿为的,因为那只是今天的明星贤达者流玩的把戏。舒芜的沉默又何尝不是对昔日朋友的宽容呢?“事已过去,各奔前程,不要再提”。共产党人在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也经常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丢掉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舒芜的沉默也许是面对无可挽回之事(尤其是交信前的事)较为明智的态度。人们要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胡风冤案的铸成并不是信件的问题,而是对信件的解读出了问题。舒芜批判胡风(向朋友告别)也只是把他当作人生一站(朋友的宗派色彩和理论影响都让他有必要尽快摆脱),他从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这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从事后看,无论胡风和舒芜的对错,毛泽东确实错了,确实犯了罪,舒芜的沉默也许在他自己有一种对生命历程深深的耻辱和恐惧感,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这里既包含着对朋友的失望,又包含着对自己成为政争工具的无奈。他确实没法发言,一说话就要陷于另一种人事纠葛的难堪,受中国旧学薰陶极深的舒芜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要求他忏悔的人是在以一种二分法的方式要求他,但舒芜并不认为在他和胡风之间有对错争辨的必要,他有必要对胡风再大加挞伐吗?舒芜的悲剧命运因此铸定。他一方面欲摆脱命运的阴影,一方面为命运深罩。这使得他晚年的写作只能是回到他早年写作的起点--五四。他没有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成就更丰富的思考。这位20世纪不可多得的最有思想天才的人物因此在历尽坎坷屈辱后少有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社会及其新生旅途的洞见。

这说明了什么呢?思想王国的天马不能行空反证我们时代仍与刚过去的时代一脉相承,扭曲舒芜人性才华自然开展的时代仍然存在,在同样极权的民族社会和集体记忆里,他只能沉默,而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时代更为悲惨的,它设定了我们思维的边界还让我们在这边界内自以为自由得从心所欲。



忏悔。反思。今人究竟要求历史人物作什么样的忏悔、反思呢?恐怕模糊得很。人们不满意舒芜的顽固,然而,在“元帅”(鲁迅语)“黄袍马褂的钦差大臣”(胡风语)周扬威风大半生之后晚年多次在公开场合为他迫害过的丁玲、胡风等人忏悔、道歉而泪流满面时,人们或者原谅了他,或者仍不满意。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似乎重了,又似乎轻了。那么什么才是反思的度?从历史和社会舞台上消失,走海德格尔那条“林中路”,让舞台来寻找自己?或者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于“我竟不知道冬天……”而使人由责怪到同情再到厌烦?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追问反思。

假如毛泽东都被原谅了,为毛泽东借口遮羞的舒芜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是的,在人类的历史里,一切如昆德拉说,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被允许了,一切已被可笑地原谅了。但是,中国人对犹大而不是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的仇恨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在整个民族追随毛泽东的队伍里,那些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们“愤怒声讨”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时,他们今天隐匿他们昨天的行为而仍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着,他们隐匿的行为与舒芜当年明确的行为有无轻重呢?别人只是没有得到舒芜那样“荣幸”的角色,即大部分人若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不会演绎得比舒芜差,我们对此又能说出点儿什么呢?比起大多数人的自然行为(我们今天说那是变态,连巴金老人都不敢认那昨天的自己),个别人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会坚持其操守品行……意义有多重要呢?一个共同体不尊重他的子民,那么在这一共同体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他们持守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和交往规则呢?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日战争时大家都反对过的),自己人整自己人(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经历过),自己人坑自己人(邓小平时代及其后我们每天都碰得到的),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人们连自己的同胞都无无缘而同体的慈悲,还能够就事论事地孤立地谈论历史人物,还能够谈论道德良知正义,又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的呢?如果在今天人坑人的时代要求对人整人时代里具体的人治罪,那么这是安慰死者还是生者自欺欺人?这正是伟大的拿撒勒人对前来欲治行淫妇人罪的众人所问的,你们谁没有罪?

忏悔,反思,是人们对人性的某种探索。然而对重大人生遭际而非个人琐屑细节的审判,是困难重重的,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谴责只是针对人们在社会上单纯的行为,对于涉及理想、正义之类的难以说清的人性也是难以有效的。要审问人性,一切面对极权而产生的恐惧和崇拜都是正常的人性。舒芜的表现不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极权主义心理学--一门由西方人创建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极权的环境里,人性是合情理地扭曲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罪责也由单纯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内容变为复杂的难以由个人承担的文明进程的悲惨代价。人们要求舒芜能够忏悔反思,谁能够评判,谁敢于裁决?何谓公平,什么又是天理?更重要的,忏悔是要求得各方心安,然而企求人心的安定,冤案虽成往事,冤案却已发生,谁又能够心安?在世事流转中,还有能为我们所知进而为我们所改变的本性和圆润的心地吗?这正是伟大的鲁迅沉痛写下的碑文:抉心自食,……本味何能知之?……痛定之后,本味又何由知?……我们要求舒芜承担使人们对一个时代认知圆满和心里平静的责任,这是否算得上是苍白的呓语,弱者的卑劣?我们又真的能够清理自己和舒芜的良知心性吗?

值得注意的是,纠缠于舒芜的多为其同时代人或少数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人和年轻一代对舒芜、胡风、毛泽东们是少有感觉的。以全体人忏悔来要求舒芜的同代人有着坚实的证据,然而却是一个错误,一个新的极权而又空洞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人性败坏,舒芜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独自担当罪责的。企图痛责舒芜,踏上一只脚使其万年不得翻身,同时让自己得到心安,这种作为向来是遗老遗少们的惯伎。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遗老遗少,既回避我们的时代,又回避他们谈论的时代的真相。他们要么美化过去,要么把过去说成是一二人的品格造成的一个偶然。联想在舒芜之后不久,胡风的朋友们纷纷交信,(这一回可是主动地明确地交信,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安理得:是行政命令),那么,人们今天痛责舒芜不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吗?要知道,我们是一样的啊,舒芜、他的同代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秩序,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否定甚至只着眼于舒芜呢?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我们,也是由舒芜的时代延续下来,人们从来没有梳理这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反而只是把民族历史的丰富的人物事件脸谱化。除了几个道德有亏的人造成的冤案和历史错误外,五十年的历史已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那些令人禁若寒蝉的名字已成为明君圣贤进入历史行列供今天的广大的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瞻仰和膜拜,那些明明参与了历史的罪恶之旅的人们把自己诉苦为极权试验中的受苦者而占据了审读舒芜和历史的霸权位置--他们不觉得内心有愧吗?仅仅因为对于存在时间的占有比时代及其英雄更长,那些历史进程中的三流角色:懦夫、看客、做戏的虚无派……终于坐上了德高望重(霸权)的位置来任意羞辱历史。谁比谁活得更长?我们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规律不过是劣胜优汰,在上演了英雄争战的正剧之后,跟着时间残留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他们在历史的大剧里都没有演过角色,他们只是一些应声虫一样的歌咏队员,在真正的悲剧过后,他们企图口吐真言(自以为是回归常识实质上不过是庸人的正确的废话)就获得荣誉,(他们竟是这样看待一个民族及其新一代人的智力),他们忘了在真正的悲剧里,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的确,悲剧仍在,轮回仍在。对于新的一代人而言,舒芜及其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他们很少想到,这是我们的既成遗产和我们的思维、逻辑和精神起点。我们民族的起步少有建立在历史终结的地方,我们从来是由零起步的,横空出世,由此,我们民族的自我历史在一个新的千年来临时仍未结束,仍不能与其他民族一道参与世界历史的创造。用五十年代否定一百多年来民族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之路,用六十年代否定五十年代,用七十年代否定六十年代,置身于八十年代否定七十年代,如今是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我们又以狂欢、向市场看齐、全球化、现代化、咸与维新……来否定八十年代。然而在歌舞升平的盛世之音里,我们又说,五十多年的历史是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取得了多么值得颂扬的成绩。我们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掌握了最高的真理,生命的真义,只要历史进程为我们来把握,肯定是光明无限。我们看不起前人,我们很少尊重、同情地理解他们。是的,舒芜算什么呢?他的时代又有什么可以受益呢?他们不过是历史,就让他们呆在历史里……在这种民族心理的支配下,我们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漂泊仍没有多少长进,没有多大出息。我们总是后代人推倒前一代人,我们放过了真凶,却把民族经过惨痛的代价才获得的微末的经验和做人的理性常识也否定了。我们都在扮演毁灭的角色(自以为是建设)。由此可以说,在人们参与民族历史的演进里,迷失的不单是舒芜和他那时代的人们。

具体到舒芜,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迷失过,然而他真诚地思考。领受着伟大的五四精神之神谕,他一直在试图说出自己的话,因此,他每有作品发表,多引起知识界的重视,然而主流知识界也始终与之有着距离,他从未进入中心、主流,他虽引起争议,却是落魄者、另类、异端。向来不动感情的罗素在面对一生坎坷的潘恩时曾感叹,“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真诚思考而不世故的舒芜因为偶然被历史选中(也是必然)更不能为世人接受。也许我们只能说,民族的个体成员少有像五四先辈那样彻底地怀疑、反省,我们今天的文化创造仍少有耻感、常识感和理性精神。我们都是叶公好龙之辈,我们从来不尊重真正的知识、精神。吴忠超曾比较中西文化,在谈及我们民族时,二百年来的精神创造他只举出了《红楼梦》和鲁迅。精神的存活如此困难,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却打着精神的旗帜出现。再没有比这样的文化创造、这样的知识生产更荒谬的了。在文艺美学方面,世纪末如此移植西方,但五十多年的历史里,真正称得上有文艺思想的仍只有毛泽东、胡风数人而已。那么,热闹的当代汉语知识领域,那些话语、那些知识都是些什么呀?林贤治曾大声喊道:五四已死。是的,整个民族都在做戏、都在铁屋里昏睡,都在沙聚之国的市场上叫卖自己、做着交易。在林贤治哀悼的五四已死的民族历史里,像舒芜那样尚有思维个性的人的命运是必然的。

雅斯贝尔斯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文中认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外,德国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能推卸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其惩罚也是全民族性的。但是,涉及到舒芜个案,他对罪责的反思是如何展开的呢?要知道,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扪心反思的,舒芜也没有免俗,他不可能以中国人不能想像的方式直接了当否定自己(如基督教义中对牧师的忏悔,中国人的忏悔形式是自我粉饰式的,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交待材料,无论是洗澡还是讲正气,都是要把自己从不利的情形中--不叫罪--摘出来)。在舒芜晚年的写作高潮中,周作人是一个重要的写作对象,他分析周作人的投敌心理,张扬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其复杂微妙不知有多少层次:以思想巨人读解思想巨人,以失足者看落水变节者,以今天阅读过去……这其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研究周作人不一定是出于“叛徒心理”,而是对政治的蔑视,向文化回归。这也同他晚年对胡风的态度一致。在周作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文化巨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纪里为政治为社会利用的悲剧。这是一个人类日益结为一体的时代,一个为达到文明本身的目的不得不以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极权手段控制文化和人性的时代。舒芜研究周作人,一定对周作人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一定对政治产生了彻底的蔑视,一定对文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舒芜也从道德层面和本体层面反省了知识和知识分子:我不赞成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太软弱的评价。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很渐愧,没有那么独立的意识。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有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只在于--像顾准提出的那样--为什么生气勃勃的理论后来会蜕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工具?这使他联想起黑格尔哲学中独断的一面。

从接受黑格尔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放弃年轻时的五四精神,在舒芜那里并无多少障碍。因为五四营养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进入舒芜的心里的。他年轻时即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读的第一本书即苏联人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舒芜自己的话说是,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他,觉得那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舒芜因此以为在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他甚至自觉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二者衔接起来。

舒芜就这样轻易地走上歧路,与偏执的胡风相比,他在毛泽东克里斯玛般的超凡神魅面前,更容易把自己变成白纸,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也因为如此,他晚年在把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时命名为《回归五四》,他回到了他的起点上(艾略特写有诗语: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一辈子的思想旅行只是回到了起点,他因此无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言说什么。

但这回归也是了不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真正的否定。我们总想当然地认定自己已经永远地告别了毛泽东时代,事实上我们连毛泽东都没有否定过,又怎么谈论正确地理解并永远地告别了毛泽东。据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呼唤毛泽东。



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这个人类专制极权主义的代表之一,曾在他试验的民族社会里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日常的不为人知的悲剧。他利用了一个民族的善良的感情,他玩弄了一个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他伤害了我们民族,使得我们对我们民族的伟大前途已失去信心和耐心,我们对民族和人的现代化已失去勇气和力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经由毛泽东反现代性的现代运动,再一次使中国成为沙聚之国,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要么冷漠,要么狂热,其自私、归宿感的丧失只有非洲的祖鲁人可比。人们拒绝付,拒绝表达。这个民族的成员本来有一个方向有着共识的,但就像乘坐火车一夜噩梦醒来人们发觉彼此陌生,为什么要坐在一起,在一起要做些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就这样以原子个人主义和流氓戏在世纪末收场。再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民族的过去和她的未来。

对于极权主义,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死敌,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早已否定了希特勒,我们还没有否定毛泽东,20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还要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也就是专制主义的阴影里生活并苟活下去,像当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自觉出奴隶的崇高、赞美和陶醉(即使现在否定毛泽东也延误了最好的机会,甚至仍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创伤)。

谈论、理解那样一个时代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幸运地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那个时代切肤的形式、背景、集体记忆和社会心理,我们眼看那时代的人物事件只有简洁的构图,不可理喻因而荒诞的人的行为,因其逻辑不合我们今天的逻辑而为我们将其归为人性之恶,可是,对于历史中的演员而言,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曾有后人眼见的历史的局限性?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所说,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一切人物事件在历史的进程里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一个是非敌我黑白分明的格局里,人物的品质、性格已不重要,只是服从于历史的必然性。在涉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人心的复杂微妙尤其不能给以简单的评判,因为其复杂到最纯良的人会有人格分裂,微妙到善恶的重大举措系于一念之间。假如我们今天仍不能以同情的理解来面对我们曾有的宏大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悲喜剧英雄,我们恐怕连二流的看客都不如。人生的悖论正在于,我们不愿同情地理解过去,我们就会失去现在。正如我们仍把历史上腐败的国民政府和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当作历史的垃圾堆扫除净尽而不抱有理解的同情,我们心中和现实的腐败和专制就会为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说司空见惯。

谁能想到人生的常识、道理、个人寻找到的经验、思辨到的真理在毛泽东那里都是不足道的呢?这位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巨人,自称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赶走了蒋介石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掌握着符号资本的精英们如何给他装饰些什么样的理论符号、什么样的理想内容、什么样的大公无私,毛泽东也只是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两件事和两个人物再准确不过地表达了毛泽东的人生境界和做人心地。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后建立起他们政权的功绩,在毛泽东那里只是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的夺取政权者,西方的理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毛泽东那里是如中国历朝的夺取政权者们必要有效的民间信仰。夺取了政权后,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以民族传统的“天命”观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为所欲为,过剩的精力、诗人的激情浪漫、斗争的习惯和无法无天的个性使他随意以整个民族为试验。他可以利用一切,农民、学生、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的战友同事们,但必要时在有碍于他的权欲体现时,他也可以抛弃一切,孤身一人地进行他的事业,用他的话是他可以再学梁山好汉,上山打游击,于是,建立政权后,他一再与哪怕稍有不顺甚至腹诽他的人较量,一步一步地把民族社会引至他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符号们”(研究者或历史学家们)的话说是他在实施空想的社会改造,用崇拜他的奴隶们的话说是他使底层人民翻了身(老百姓扬眉吐气,当官的灰头丧气),用自以为懂得他的知己们的话说他是真诚地希望人性变,他把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当作他理解的或理想的人类方向。几乎极大多数人都理解到毛泽东是善良的(吃了红烧肉,再为农民哭)。就是这样一个一言难尽历史怪胎,真诚又虚妄,也许真的因为他有一种崇高的理想(也许有吧),更因为他个人的一己私欲即站在权力巅峰的欲望,使他以非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变乱为治,又亲手葬送了手创的事业,变治为乱。这不能说他的思维和心智已经衰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智力、记忆力仍然是极端地如数学般地准确。他仍然敏感,农民受苦的消息仍能使他泪流满面。但他的子民与他的权力相比仍何止霄壤,“无非是死了几个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这种无限的热爱(也许是吧)和无限地淡漠不可分割地统一地毛泽东那里。

怎么解释毛泽东那不可思议的举动和不可理喻的行为呢?心灵的奇异的空想加上他取得的空前的胜利使他失去了对平淡现实的兴趣,失去了现实的分寸感。这一类历史人物,一方面头脑十分清醒,一方面又发生疯狂的冲动。这种理性王国中壮丽的自然景象,像大晴天骤起的风暴一样地蔚为壮观,结果成就了独特的事业,既是一个人残害千百万人的罪行,同时又神奇地充实了人类。对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直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是毛泽东从整个民族那里汲取权力直到在他以下全为仆役的过程,又是以绝对的权力役使整个民族体现其权力的试验过程。的确,遥想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盛大场面,从更广义上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数万万人的欢呼,不管怎样说,这些民族创举都是兼具罪行和伟业,都是体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几乎压倒天神的极限。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但是,在天神一样的存在面前,跪伏于我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对于人群中特立独行者的钦敬,使我们总以审美的目光打量他犯下无数罪行后的人生轨迹,即使他强暴过我们,我们活着的人也因生存与之相系而觉得“与有荣焉”。对于毛泽东尤其如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混世魔王,他还是一个时时显露可爱之相朴素本色的混世魔王,他写诗、写字可以入流,在附庸风雅的民族集体精神里,这已经是人人得而学习的楷模了。他说造反有理,这给了为文明上层拒绝的人反抗的合法性。他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以暴易暴,且有过之,工业化之功比不上蒋介石的台湾,使得解放一词纵有建国之初的短暂的新鲜气象,仍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但在崇拜成功者的人性深处,在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毛泽东仍是一代伟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被否定,但在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们(年轻时受其影响参加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认为那正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因为他反官僚化的目标是极为迷人的;在国内,人民群众也怀念他,因为他基本上打倒了社会结构中最根深蒂固的等级,在他的时代在老百姓可视的范围内他基本上做到官民平等,官员是在“为人民服务”。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最为人称道,见百姓疾苦,动辄落泪;他是性情中人,看《白蛇传》动情处起立大声疾呼,竟不知裤子滑落。虽然饿死千万人正源于他的政策,羞辱知识分子正源于他的品德,他的权力也没有交到老百姓手中,冤狱遍及国中,受害者至今无法统计。但人们原谅了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存在忽略不计而突出他的伟大。

要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是困难的。即使舒芜也没能公开否定毛泽东。这位中国最有思辨力量的思想家之一居然在毛泽东面前低头,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为千百万人所诟病的角色。这位“有幸”聆听过毛泽东教诲的劫余者仍对毛泽东心有余悸,恐惧的层面恐怕是多重的,我们今天幸运地远离了毛泽东,但我们得理解那难言的膜拜和恐惧,那是人性不能忍受的极限,人性之扭曲无以复加而不自知的极限。在苏东事变之后,舒芜再次由衷地感受到了历史拷问的恐惧,列宁主义的失败已为事实证明,而由此一来,像他这样一生追求自以为是为理想的人的生命岂不是一个错误?但他们一步步走过来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一生是一个荒诞,一个错误?

也有人在面对我们的历史时在倡导知识分子需要灵魂拷问,每个人都需要忏悔。确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毛泽东,都有一个舒芜或胡风,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横暴相,一个是求做奴隶的迫切相。但是,这样的结论是虚无的、不切实际的,其危险性不亚于毛泽东的极权社会里要求人人过关,个个脱裤子洗澡,每人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理想主义的要求(落实即为极权主义的行为)使人们纠缠于具体的人物如舒芜而忘记了民族文明重建的真凶和死敌,即毛泽东及其制度文化。从舒芜的教训出发,我们理应反思我们内心中与毛泽东及其制度臭味相投的一面,一拍即合的一面,我们理应批判毛泽东。

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为世界和人类文化服务的层面上,俄国人交出了斯大林,德国人交出了希特勒,但毛泽东还为我们当作民族的骄傲示人,我们交出的是四人帮,是康生,是林彪,是周扬,是舒芜……



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这么说过。“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亨廷顿这么描述过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了,极权主义在封闭状态里的试验破了产,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历史日益为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代替。在一个充满了歌声、时装、金融衍生工具、因特网……的世界里,我们谈论单一历史进程里的人物事件如舒芜还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已无多少关联,他一头沉浸于历史,虽未能忘情,仍只能做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里少有资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经验和思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论舒芜,只是要求舒芜忏悔,只是就事论事,我们既无法澄清历史的面貌,也提升不了民族的道义水平,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要真正使我们立身处世获得某种坚定性或踏实感,要真正解决个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就应从舒芜的时代与当下联系中才能获得认知。

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没有终结。在毛泽东时代之初的人们也曾有这种幻觉。人们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不公正的、黑暗的历史结束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照到哪里哪里亮”。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永远光明的人间天堂就有我们的一份。(胡风说过:时间开始了)。但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我们历史的演进,仍没有结束折磨我们给我们希望又给我们绝望的治乱状态。今天我们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我们没有研究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和群众基础,我们更少研究人格分裂的变节发生学,我们没有研究我们时代的先天的病理。与其他文明的毒素结合并以其为装饰的新的民族治乱循环对人性的扭曲压抑同样惊人。除了沉默者、从这片目前已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上逃离的中国人外(雅斯贝尔斯说了,他们还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留下来的活跃在舞台上的民族社会的精英们是否在享受人肉的筵宴之余反思一样自己的应然状态,反思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官产学精英的存在身份?正是伟大的孔子为人类的个体尤其是弱小者们找到了存在和审断的理据:邦无道,谷耻。在一个共同体里,失去道义,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人类共识,那里这个共同体里的飞黄腾达的人都是可耻的。那些卫道者们也正是可耻者,他们要求弱者们忏悔,只不过是要求弱者向他们的共识他们的道无条件地顺从。

世界的历史也没有结束,森林仍然存在,权力法则(即使以人权的名义)仍然存在。战争、全球流动的资本、日新月异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福山的近于轻狂的欢呼同当年极权社会里人们的欢呼相似。那么,谁是今天的胡风、毛泽东,有没有今天的舒芜?那本性在于扩张并强力巩固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它们以资格和标准要求一切人向它们顶礼,唯有顺从向它们欢呼它们才会给顺从者封赏以赴宴的席位,“享受现代化”)是否就是今天的毛泽东及其极权;那欲加入世界现代化狂欢进入丰饶的富足中的边缘者(民族主义者)是否就是今天的胡风;而处于文化沟通中间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是舒芜。矛盾、冲突、误解、强暴……仍每时每刻在进行着。因赤裸裸的殖民残酷,人们仍会对社会的极权形式由膜拜到否定进而对自己和文明产生绝望。这恐怕是人类世代的悲剧。但是,谈论舒芜、否定毛泽东仍是有益的。尽管整体思维、极权心理这类正常的人性人类世代难以祛除。但与资本技术对人的极权统治相比,否定毛泽东的极权统治要重要得多。用马克思乐观的展望,人类终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但这之前,是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对毛泽东的依赖已被文明的进程证实中国人可以也应该抛弃了。人类可以此为鉴在一个依赖资本技术的社会里生活得健康一点。

福山忘记了历史是不会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单一历史演变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因为在历史的演绎里,变换的只是形式、角色,而人性的无限丰富、生命的悲喜剧、人的正大与虚无……从来没有改变过。于是,当舒芜抬眼打量我们凯歌声行进中的社会闹剧时,惊讶地发现一些年轻人的思想仍相当陈腐,封建专制的因素无处不在。舒芜由此对今天的生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对今人作旧诗的肯定,对顾城杀妻的残暴分析,对年轻作家境界的关心,以周氏兄弟看人境界高下的角度(对妇女儿童的态度)品评人物到了不无偏执的程度……都证明他力图用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来要求我们的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

舒芜也同样在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精神。很早的时候,他就感慨一个新的千年黑暗时代的来临,他的理由很简单,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精神个体。然而对这样一个精神滑坡物质财富却又似乎日渐丰富的文明进程,他有着思想难以穿越的苍茫,究竟哪一种好呢?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富足如果一定要以精神的单向度为条件,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舒芜的追问指向现实,但对其解答正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面对毛泽东和他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坎陷”的中国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学习正是知识分子能作出的唯一解答。今天,在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里扩张无孔不入的渗透里,在资本、技术有可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即面临的集体和个体的匮乏问题时,知识分子除了欢呼“庶民的胜利”,把自己的身份消除而融入大众社会的生活,让自己知识分子的一群为文化人、文化庸众们取代,又有什么出路呢?因为世界文明似乎就是由资本、技术这类有力而无形的力量安排制造的。

但是,资本技术远远没有解决人类个体集体的自由匮乏幸福恐惧等问题。科索沃战争及大大小小的国际争端摩擦一再提醒世界并不是玫瑰色的。反思舒芜,研究舒芜,恐怕就需要进一步解答我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是暴力意识形态的极权专制,我们曾经信仰她,以为她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为融入解放的伟大叙事里,我们不惜同类相残,舒芜因亲历这种事件而为我们再一次视为异类;一方面是资本技术的极权专制,我们今天正在信仰的,它把一切,人,精神,知识,信息全变为可计算可操纵的东西,我们以为如此就会使人类获得幸福,为这信仰,我们听任资本技术的理性僭越于我们的人性之上,听任技术对科学的挑战,在其看不见的手中我们同类相害。实在说,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刚从知识分子摇身变为文化学者、媒体明星的中国精英们都没有逃出其网罗。

对中国人来说,灾难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在旧的暴君统治里生活,我们受着有形无形的奴役,一方面,新的主人即资本技术暴露其卑劣的嘴脸时我们无知觉于人的异化。“回归五四”,舒芜这样说了,不知道五四究竟还有无意义,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这么说,那么,五四的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对任何权力(权威和霸权)保持距离,这种五四的真精神(而不是人们被告知的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谁有资格,谁有力量把历史真相当作自己掌中的真理派发给国民们?)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天像舒芜老人这样喊出回归五四的人又有多少呢?五四本来是年轻人的,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但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权力、金钱、学问构筑的多元社会体制里如鱼得水,他们如此适应这个体制。但舒芜却感到了荒凉、阴冷、黑暗,哪怕暴力的统治已让位于技术的光明和资本的温暖,黑暗仍在。必须回到五四。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世界的反抗。是沉沦者的救赎,是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报复。的确,罗网无处不在。但记住自己是一个人就够了,就得承受也不无欢愉地领受作为一个人的痛苦命运和全部重量。回归五四,舒芜是以鲁迅为师的,他一定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复仇者,女吊,无常,是的,在人类个体无法掀开世代的劫数时,在千百年黑暗无望的天幕下生活,唯有做一个人是值得信仰的,这是最高的本体,这是最大的实在,这是宇宙。这是活无常们喊出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是的,对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做一个人来说,哪怕你,学问满腹;哪怕你,金银遍地……

摘自《天益网》

延伸阅读《舒芜——为什么是经久未衰的话题》

星期四, 九月 11, 2008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作者: 杨继绳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于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l/3被官员家庭私用,l/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人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真相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读者、各位广州的市民,很高兴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岭南大讲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今天的演讲,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网看了一下,预告我们这个讲座,已经有上百网友已经向朱老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个人觉得是要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过程中来看这30年,我们的大转型其实就是让中国从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有扬帆启航的时候,也有触礁搁浅的时候,也有走回头路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这艘大船重新走向现代化方向,扬帆重新启航。站在这30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站在现在,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展望未来中国以后应该往何处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老师,给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朱老师大家很熟悉了,他长期从事近代史以及社会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书籍在座很多听众可能都详细的阅读了,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下面把时间留给朱学勤老师,让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朱老师。

  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朱学勤:】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赵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赵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的交流体会。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次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远哲还说他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千百万的民众产发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时,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社会公信力丧失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不赞成这个定义。为什么不赞成?这句话里主语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这一定语,当然是指中国坚持改革。定义中国为“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不一样。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之间本质性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MarxleninismtoMarketLeninism”。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不能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

  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也拍卖,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在1989之后不又殊途同归了吗?不。德国信托局是提供上下两块夹板,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你是有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有没有这两块夹板,是造成同样是市场化,但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发生完全不同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你这样来处置当中这一块国有资产,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剥离感、被离弃感,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得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现场提问1:】

  【主持人:】感谢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激荡改革三十年,朱老师现场也给我们激荡了两个小时。朱老师在演讲中给我们回顾了三十年来两次的改革,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处去,第二次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朱老师在演讲中已经对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来是互动时间。

  【现场提问1:】感谢朱教授过来给我们打气,了解了上层一些决策的过程。我想知道的是,陈云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过世之后的安排,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朱学勤:】哎呀,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刚才说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过程,我不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注意这三十年中国从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关节。对陈云的评价,我是这样的,陈云的经济思想我是不赞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读陈云的文选,鸟笼经济设置是载入陈云文选的,在经济思想上,我觉得邓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开放一些。正是因为最后邓小平更开放的经济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才会有第二场改革,才把中国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陈云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场改革它是双峰政治,相比我们理解下的法治状况下的宪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双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场改革之所以那样结束,跟双峰政治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反过来说,双峰政治是在中国制度化的政治文明还不发达的时候,以人治形式出现的一种平衡,或者说是牵制,这种牵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见走向极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价,这个也是第一场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事实。

  陈云他的经济思想我不赞成,但是在人的问题上他还是比较公道的,例如关于像是李锐、朱厚泽党内老同志,还有于光远,是否要开除党籍的问题上,陈云做的批示,说我们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给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这几个党内老干部的党籍,在这些问题上反而显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对陈云这样已经去世的老一辈的革命领袖来讲,我可以坦率说,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经济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到这里。

  【现场提问2:】第二个问题,我们经过二百年历史,可能社会进入一个平静的时期,我们过去的三十年里,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完成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呢?通过您刚才所讲的,我体会到很多,想问的是,这三十年,能够给我们提供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朱学勤:】你的问题很大啊,既有过去也有未来。谢谢你记得我书中的小细节,文革中一帮知识青年这样扒火车,还能遇到那么好心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提醒,可见这次文革中人性也没有磨灭,再引申下去怎么看文革,你是这样的问题对吧。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未来还要走,未来怎么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经验,走的更好。一个是问文革,一个是问改革。我尽可能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革我是彻底否定派,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来否定文革,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识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认为文革要否定,但是这个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础上,你妖魔化、漫画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时否定之短效,但是长远来说,不能说服民众,尤其是对民众有具体记忆的民众。你这样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价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这个教训实际上现在也在,今天关于为文革鸣怨叫屈的网站、博客很多了,还有很多朋友来上海找我,我觉得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结果是浩劫,但是文革当中很多具体的参与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心灵世界,到现在还没有被最终彻底、如实的揭示。我们看法国革命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讲到法国革命,以及此后的颠颠扑扑,是多么真实的历史画卷,只有这样,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艰难、更困难、复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此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文革不会再来了。如果简单化漫画化文革的结果,就会使文革成为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温馨回忆,一说到改革有问题,就要到那里寻找精神的依托,总是以文革纠改革之偏,这样思潮上的逆流。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刚才也说了,只干不说、多干少说、干了再说,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代价较小、摩擦系数较低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有大问题,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间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谈话,我跟他说,只干不说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这样干一代人,干三十年,但是不能干第二代人,干第二个三十年,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在觉醒,骗是骗不出一个现代化的,这样可能骗出一个现代化的陷井,第二个三十年应该向老百姓说实话、允许老百姓实话,使你的所言所行紧密结合,这样才可以经得起风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说的尖锐一些,我们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系数很小的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机会主义是好名词啊,至少是中性名词,走了一条国家机会主义的路线,避免了苏东这样大规模的颠扑,但是国家机会主义是特殊阶段、特殊时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结合总的图谱,如果成为精神总的图谱,这个民族可能就在物质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会万劫不复,这样一个民族的崛起,在这个民族之外会引起更多人的疑虑,这一条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过血这个惨痛的代价,使将来中国继续改革时,尽可能争取一个和平、转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我们说最朴素的语言,刚才主持人说,南方都市报发表过我的文章,我是为你们感召,今天中国大地,尽可能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报纸就是南方都市报。我把我在其他地方发表可能有难度的文章,拿到你们这里发,果然发了。

  那一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做技术处理,我也同意做技术处理,我那个被做技术处理的话里,意思也包含着对这个同学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希望今后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有理性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丧失理性、忽冷忽热的中国。

  我非常赞成、非常珍惜南都负责任、有理性的言论立场,希望更多的读者接受这样的立场,希望中国更多的传媒接受这样的立场,这样在后面第二个三十年的改革当中,我们有可能避免第一个三十年曾经付出的那些代价。谢谢。

  【现场提问3:】

  【主持人:】刚才在和朱老师互动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现场观众递上了枝条。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季卫东先生曾经在北大的演讲说过,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报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视,他向请问朱老师,对于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同志有怎样的建议?

  【朱学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没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广东开辟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没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遗泽,我想广东不会这个情况,非常感谢任仲夷。我也读到《同舟共济》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后的思想,我非常的赞成,党内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政经验,最后告知世人的一个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写的回忆录,那个人现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忆录这样说,他说任仲夷老先生离休以后,对于继任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看到真的是惊心动魄,他说,“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呢?”,就问这个继任者,当时我看了之后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个为党、为国家奋斗一辈子的老干部,把自己的离休看作是安全着陆?我想要民主不仅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万官员的要求,民主不仅仅是保护草民,也是保护官员的,有了宪政有了民主,官员从政才会有安全感,才不会说离休的时候是安全着陆的感觉。我们今天说民主,要对老百姓说,对自己说,更重要也要争取说服官员,民主不仅仅是给老百姓调皮捣蛋的,民主也是让您老人家安全着陆的一个制度,民主能够给你安全感。

  另外具体的党内民主,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也说大实话,生前他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千奇百怪”,这个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是广东这个地方第一次国民革命时胡汉民的原话,他以这个话向国民党的独裁倾向抗争的,毛泽东参加过第一次国民革命,在广州做过国民党的大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代部长,很熟悉当年国民党元老之间的有个性的话。等到他掌权,不经意也会跳出这样一句话,所以他心里也很明白,党内肯定是要有派别的,这个派别不仅仅是权力上的,权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别,很重要的,即使没有权力之争,也会有政策之争的。我们总结全世界,总是有左右两种倾向,红绿灯的作用,是间断性的让那边的人走,然后再另外一边的人走,红绿灯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团。

  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不是学文科的,学铁道设计的中国女企业家,我问她,你到法国十几年了,她开辟了一个农场,很成功,雇佣了法国人做她的农工,法国国家电视台也报道过。这个女同胞脸晒的很黑,一看不是万恶的资本家,而是辛勤的农妇。我说你对法国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我问你一句话,两党制是什么,她说我看两党制,老百姓是这样选择的,或者两党制总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倾向于分钱的,看看此前右派钱赚多了,缸里的米要出来了,这时老百姓就赶紧选左派了,慢慢的钱分完了,老百姓赶紧投票,选右派,因为右派是赚钱的。所以选了一段左派,给大家分钱,分了四年、八年,马上老百姓又要选右派,右派是给大家赚钱的。所以这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来自于人性当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党的成分多一点。我们七千万人的党内,肯定也是有这种天然的区别的。党内民主非常必要,而且应该从党内民主做起。如果党内有两种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有合法的表达,我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大大的增加,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

  【现场提问4:】作为一个学生我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89学潮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变,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对学潮也是有很大的冲击,今天基本上您是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来谈的,可以简单概括一下这三十年来文化的脉络吗。

  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说到市场化进程得到您的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认为市场化使得经济得到复苏,但是我们是过度市场化,势必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还有房价的问题、大学生失业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限制市场化,以此拉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们先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进市场、政治、民众的需要呢。谢谢老师。

  【朱学勤:】这两个问题都很大啊,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民生,怎么解决。文化呢,我确实有意识的没有讲文化,后来有一个朋友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兴起,我没有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三个小时。你们知道,我在文化问题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赞成80年代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我对9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基本性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

  我一直在反对文化决定论,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搞清楚,散布的一个文化迷雾,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论的错谬和害处。至于说传统文化论为什么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运动到今天以来,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什么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叶,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这个反弹总得有一天要抬头的,今天果然抬头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么呢?传统文学说到底就是今天的国学论,国学论说到底是儒家文化论,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说修身治家平国治天下,我认为儒家文化可以用来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为这个家,上下两代的代沟,观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贤等东西,维持不住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的,只可以用来调节自己个人的伦理修养,很难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说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齐国,治天下更是妄想。

  还有就是民生问题,在政治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我们改善民生问题,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现在很多官员也是希望这样,但是我是有保留的。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前车之鉴,在中国这次崛起之前,有两个国家也是垂直纬度崛起过,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日本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今天先说德国,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俾斯麦,他在位的时候,做过一件事,相当于你刚才说的不触动政治体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们要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等,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最早形成体系是在哪里吗?是在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两个人,出于贵族阶层对子民的体恤,亲手创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帝国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改革,这个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自上而下N次福利的王朝社会主义,德国普通民众对王朝的感恩。后来到希特勒时代,又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时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过了俾斯麦,俾斯麦的带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规模的渡假村,包括我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大众汽车,为什么叫大众呢?就是给普通民众生产国民车啊,后来就生产坦克了。

  一方面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条不变体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从王朝社会主义到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在国内调动千百万民众对它的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有这么大的战斗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国扫平欧洲无敌手,这么大的战斗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对于王朝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感恩涕零,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夫,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王朝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所以这个国家的军队才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最后把德国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战争的深渊,不仅给整个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女同学提出的问题,有机会阐述这个观点,民生问题必须要重视,但是不改变体制,只改变民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父权政治、可能是王朝社会主义。

  【本文为朱学勤12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坛的演讲完整版】

星期三, 九月 03, 2008

季卫东:谈中国政治改革——在北京大学“法治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的专场报告

[讲演部分]

今天能回到母校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感到很高兴。首先要感谢王锡锌教授提供这个对话平台,感谢陈端洪教授担任本期论坛主持人,感谢李强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进行评议。

我这次选择了关于政治改革方面的内容作为讲演题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讲台上提出民主化制度设计之议,主要出于我对母校精神的一种认知。我认为,在这里面对的听众,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精英”,至少应该是北京大学更需要着重培养的那种肩负民族使命的精英。根据我的理解,真正的精英是能够超越世俗的、功利的目标的,要考虑本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精英当然必须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实务技能,同时也要广泛涉猎那些本行以外的各种领域,要有全面的教养和政治责任心,要有极其广阔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对专业的或者非专业的问题进行富于远见卓识的判断。也就是说,真正的精英既能务实,也善于务虚,特别是应该具有一种超越目前现实的洞察力和综合判断力。于是我选择这个题目对你们说。
    
另外,我的发言还出于这样的社会判断: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今年(2007年)3月全国人大刚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三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在今年2月出版的《炎黄春秋》里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前面那篇可谓中国建国五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当局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 1992年署名“皇甫平”写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次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1986-87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目前在中国谈论民主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比如,谢韬先生已经年过八十好几了。按说,更有激情和现实需要来谈民主的应该是年轻人。在国外,民主化诉求往往首先由大学生和中青年市民提出来。在中国,历来谈民主谈得最热烈的是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似乎倒过来了,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好像一群八十多岁的老人是要以另一种方式“为民作主”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党内非主流派的两篇政论外,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2月下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1987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法制——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的蔓延、政府的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民主化这一点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了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从二十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像社会民主党了。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最近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他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日报》的论坛里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做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希望中国正在走向关于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决断。
    
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比较着急,追问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做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高官阻挠财产申报制,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以致引起大面积的制度失灵,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不涉及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但对政治改革的严防死守导致在这方面的言行风险极大,导致普通群众噤若寒蝉,只等待别人或者上层来捅破窗户纸说亮话。所以目前要推动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打破各种顾忌和禁区。所以,减少民主化努力的社会代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了,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贫富悬殊导致个人诉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又缺乏把各种选择加以组织化的机制,这时不扩大普通选举的范围,弱势群体就会感到求告无门;而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可能使政治决策被某些情绪或短期行为左右。这里存在着投票权悖论。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妨碍决断。
    
由此可见,降低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尽量确保优化选择、正确选择,是促进决断的重要条件。所以,为了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断,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来看政治的本质,来把握改革的方向。
    
李强教授是政治学专家,关于什么是政治,他可以给出很多定义。我们在这里先不谈理论,只从身边的事实出发。其实,我们每天都与他人打交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就是政治性活动。所以不妨给政治下个简单的定义,即对那些涉及众人的事情作出决定就是政治。一般说三人成众,但是最简单的两人互动也可以有政治。比如一对恋人约会,是到餐馆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是游公园还是逛马路?都需要共同决定。有的人是完全照女朋友说的做,有的人是男朋友的意见都不反对。这意味着一方决定,一方服从,究竟谁服从谁,要看力量对比关系。当然,这时的力量对比是指魅力,而不是暴力或其他实力。如果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比较均衡,就会采取其他决定方式。例如摆出理由来互相说服,或者协商到意见完全一致,或者抓阄,有很多选项,可以从中择优采用。如果是三个人甚至更大群体的决定,就会更加复杂,可能按照先例办,也可能推举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聪明人作决定,也可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什么神奇或可怕的,无非是对公共事务作出适当的决定而已。
    
应该首先从如何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开始谈政治改革。现在讲民主化,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就像洪水猛兽。政治话语里有好多禁忌。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映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健全的民主政治,会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所以俞可平教授要强调民主是好东西。另外,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刚才两个同学介绍的本周法治热点和实例已经说明了这点,如漫游费该不该收、“牙防组”为什么能忽悠全国人民、“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这些事情上看政治改革,民主化就比较容易找到共识,能找到切入点。
    
我还要特别强调,透明财政和集体谈判是从身边事情开始推动民主发展的双轮。基层政府的财政,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决定很重要,这就是极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围绕分配公平,当然会出现谈判现象。在谈判当中,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交涉能力也不一样,很难对等,也就很难实现公平。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增强弱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交涉力呢?这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民主化也就有其必然性。弱者如果有了投票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免得他们以强凌弱、仗势欺人。所以民主选举有利于弱者。弱者如果还有团结权、那么投票权的行使就不会分散,就更有目的性。弱者组织起来很重要,这个命题毛泽东早在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提出来了。比如同性恋是少数派,在欧美各国他们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进城农民、下岗职工当然也属于弱势群体,但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抵制侵权行为呢?可以容许性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组织,就应该容许我们的农民工人兄弟们也组织起来自治和自救,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处在民生与民主的结合点,很有探讨的必要。
    
至于国家政治,涉及到社会结构、规范、制度等等。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以家族为模式来设计的。国与家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所以政治生活称为“国家”。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家族格局和父权家长制统治方式。197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彻底的核家庭以及“80后”独生子女时代。再按家族模式重建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国家统治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公司治理的模式。
    
大家都知道,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出于生存、营利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不断合理化。作为组织系统,公司的治理原理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启示的。国家要强盛,也必须使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断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一个国家如果管理得像优良企业那样高效,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经营,还要关注国家经营。“国家经营”的说法不是我的发明,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他早就提出了“国家经营”的说法。对照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来检查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应该是简便易行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判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首先要看收入和支出,然后再考虑改进收支状况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现状,有两个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95%来自税金。这是很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再靠国营企业或政府直接经营的收益来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纳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国家经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问题:既然政府收入的95%来自纳税人,那么它的行政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能不能让95%的纳税人满意?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过去25年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了八十三倍。财政开支增加了,城市变得更漂亮了,公共设施改善了,这都很好。但是收入与开支是否达成平衡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向社会汲取过度啦?这么大笔的开支,钱都是怎么花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引出国家经营的主张,也会导致政治改革。所以,民主化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表现,也不是谁吃饱了撑得拍脑袋异想天开。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需要。
    
从公司经营看国家经营,参照公司法再来探讨国家治理的规范,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从财权与事权的配置上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理解技术性的“预算议会”的作用,把股东代位诉讼与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联系起来,等等。
    
最后我要强调,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有一点变化是国际社会瞩目的,这就是公司经营中党组织定位的问题。其实国家经营中党组织究竟应该怎样定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定位的一些变化。例如“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还要求党代表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当然,它还是集中化程度很高的“组织型政党”,并不是议会政党。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否适应社会已经多元化了的格局,现在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于是才有“党内民主”之说。“党内民主”可以使党的科层制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党员代表常任制、党内分权制衡等改革举措使党的组织结构更有弹性,进而可以对“组织型政党”的定位进行调整。
    
从政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我们是不是要干脆来个西方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在政治理念上,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样的政党政治的确更适应社会多元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民主决策。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有些偏颇急躁,会造成欲速不达的后果。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也有优势,这就是可以深谋远虑,不必顾忌社会短期行为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既有的社会构造进行改造的历史阶段,政府的合理化举措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出生的阵痛,未必总是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时,如果存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对手很容易提出讨好选民的口号,很容易把眼前的利益变成政治对立的焦点,很容易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为了避免落选,执政党不得不迎合世俗倾向,牺牲长期合理性。但在一党制下,推动改革的领袖集团更有力量克服保守势力的抵抗。尽管一党制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根本感觉不到正当性竞争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就难以反映社会不同诉求,举措就会僵硬,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深谋远虑的决策在执行阶段也很容易被扭曲。
    
换句话说,即使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党制是必要的、有某种优势,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限制过度集中化、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要精心设计良好的制度框架,让长期执政的那个政党感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它的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各种必要的限制。与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同,但又能避免一党独裁流弊的制度框架应该怎样设计?在一党制下能否模拟两党或多党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在这里,日本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我提请大家注意日本政治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一个半政党制”。这个说法是一个叫冈义达的评论家在1958年提出的,能充分反映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年体制的本质特征。顺便说明一下,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的说法出自著名的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自1955年保守合同起,自民党长期执政达三十八年,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共同主导政局。日本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加起来议席数只有自民党议席数的一半,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只相当于半个政党。所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那相当于“半个政党”的在野党派,虽然没有能力夺取政权,但却有足够的能量通过选举运动和民意支持率变化对自民党施加正当性压力。这样的经验对我们考虑今后政党制度的改革很有启迪。
    
另外,日本自民党内部模拟多党制的作用、实现组织结构弹性,通过派阀政治保持多样化与整合化的平衡的经验,也可供参考。日本自民党内一直存在8个派阀,中国共产党外一直存在8个民主党派,两者可有一比,很有趣。日本自民党内的8个派阀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分化组合,很有些纵横捭阖,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派阀政治。在那里,政策主张是多样化的,接近多党制的政策竞争机制。但因为同属一党,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但是,真正要模拟多党制的活动,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压力,否则就容易出现黑箱操作、密室交易、结构性腐败不断蔓延的局面。在这里,自民党以外的那“半个政党”以及选举投票就起作用了。除了“半个政党”的外部竞争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至关重要,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不受政治讨价还价左右的行政官僚制度,加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半个政党”在野势力,划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疆界,为政治腐败构筑了两道防火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机制。
    
但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过长,那“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就越来越没有干劲了,越来越失去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行政官僚也逐步产生对执政党的政策依赖感,与有力政治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状况形成后,“一个半政党”加派阀政治的格局就逐步变质,结构性腐败开始蔓延,民众失望之余开始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于是无党无派的选民群体陡然增大,他们的易变性投票行动对政局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无党派群体的涨落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但从 1991年起,上层的渎职丑闻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的幅度与无党派群体的增长幅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此起彼伏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最后在1993年引发政治大地震,自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惨败,政权易手,党派大洗牌。后来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重新执政,到小泉内阁时期特别注意争取无党派群体,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明显回升,并以民意为杠杆调动各个派阀的力量、推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我们能否借鉴日本“一个半政党制”和党内派阀政治的经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选项?能不能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佳组合,或者最佳设计方案?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设问,怎样才能减少政治改革的代价?怎样才能以社会的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
    
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在政治改革中要减少社会代价,首先必须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防止各种政治机关的角色错位引起混乱。这个从日本的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后,虽然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是其能模拟多党制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一党执政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行政官僚逐步受制于政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出现了,欧美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在法国、意大利就是一党长期执政,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勾结流弊。这样情形会影响到政治改革。在1993年日本自民党突然下台后,出现了政府机构不知道如果实施行政举措、新的执政党议员不知如何运用官僚组织之类的混乱局面。政治改革后党政关系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两者之间协调变得很困难。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现在我们加强学习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党政分离让行政部门独立自主地直接面对社会诉求,就是很好的应对之策。另外,政治改革中很容易出现的权力真空,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司法权来填补。这注定了尽早建构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在座的各位大有可为哟。
    
其次,在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方面,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适当模式的问题,需要研究宪政发展史,透彻地理解不同制度设计的原理。众所周知,英国是现代宪政之母。从英国宪政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到四个基本阶段和类型。即:绝对君主制,然后是限制君主制,接着出现了二元议会内阁制,最后发展到现行一元议会内阁制。欧美其他主要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或者某个类型的翻版或改良品种。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实际上就是限制君主制的变种。法国第五共和制则是很典型的二元议会内阁制。德国虽然也属于一元议会内阁制,但没有英国那样的虚君,只有象征性总统。可见,各国虽然各有特色,但又有共性,不同模式之间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的设计,更要注意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在这里,比较适合于当前中国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从传统的强人政治出发,选择类似美式总统制那样的制度设计,使国家元首实权化。另一个是从社会稳定以及协调的需要出发,选择类似德意志联邦共和制那样的一元议会内阁制,使国家元首象征化。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组合或者新的制度设计方案,这里仅限于提出问题。
    
在讨论减少政治改革的社会代价时,不能不指出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这样的渐进做法使我们避免了混乱,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最小代价、最大收获。因此,中国政治改革也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路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政治改革在渐进中也有需要当机立断之处,渐进举措也不一定都能减少代价,在有些场合可能反倒增加制度成本。例如中国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潜规则”。当渐进改革始终在回避对政治理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表白时,国家实际上是在默许某种非法化的状态。国家可以知法违法,那么民间或许就会在非法化方面走得更远。结果是非正式的规则压倒了正式的规则,政治活动失去所谓“法律确信”,变成无原则的、无止境的利益博弈。这个问题现在异常突出。就好比大家在剧场看戏,中间有少数人不守规矩,为了自己看得清楚,站了起来。如果这时没有人制止,那么后面的人就会无法欣赏表演,只好也站起来。你也站起来,我也站起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只好站起来。结果可能还是有一部分人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视线,大家还都无法舒服地坐下来,从总体上看效益反倒更低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抢先行为会引起交通阻塞,结果谁也快不了,这样的情形大家在北京经常碰到。诸如此类的结局是荒唐的,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代价。
    
渐进改革减少制度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利益驱动。与在座的各位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利益驱动表现为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但结果怎么样?本来现阶段中国推行法治是很需要法律人才的,但在毫无计划的发展之后,全国的法学教育规模突然增加到将近600所法律院系,在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达到30万人,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于是造成高等学位贬值,于是加大就业的社会成本――让高中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大学毕业生去做,让本科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硕士或博士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待遇不高,个人家庭得不偿失,青年就有失落感甚至绝望轻生;如果实行差别待遇,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成本,用人机构得不偿失,企事业单位就只好减少雇用,进而促成恶性循环。这样的怪事也提醒我们,如果利益驱动的非合理性不能克服,民主化也缺乏慎密的制度设计,就很可能导致某种昂贵而腐败的民主政治形态。所以我认为,要从国家经营的角度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
    
鉴于上述各种情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的决断是必要的,不能再继续拖延了。其实任何大的改革举措,从引进到稳定和协调地发挥作用,一般需要经历二十来年的时间。假如今年达成共识,奥运开完后不加大实施力度,那么到20多年甚至更晚一些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不能使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市场经济相吻合。中国两极分化很利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代表,他们有没有耐心再等几十年呢?没有制度化的谈判机会和救济,有些个人很可能铤而走险,形成破坏性力量。到了那样的场合,维持现状的制度成本显然远远高于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对律师维权活动限制太多,等于堵塞了在体制内寻取解决方案的渠道。另外,连半官半民的非政府组织都严加限制,等于不给政治改革预备缓冲的气垫和接替的托盘,使政府始终无法从某些领域中抽身并重新定位,结果只留下要么旧态依然、要么全面崩盘这样二者取其一的简单选项。所谓政治改革的决断,至少应该从这样的依法活动过程中开始进行吧。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地总结一下。我认为中国到了需要对政治改革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因为在物权法通过之后,体制的改宪活动就走到尽头了,所以从此以后,法律人的共同诉求应该从“护宪”转变成“改宪”,以便明确国家经营的目标和事业范围。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这本书中指出,当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既有利又有弊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就非常重要;如果宪法设计得好,民主化就可能成功;如果设计不好,即使推行政治改革了,仍然可能失败。中国在目前谈民主,条件的确有利也有弊,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改宪的要求,精心设计一部好的宪法,就是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必要保证。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改宪的主张,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点,关于改宪的基本宗旨,我认为要以财政预算案的审议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对行政服务和分配过程的民主监督。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前不久指出,对于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而言,如何寻求一种机制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这是个关键。依我的看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党政官僚的高效管理就是精英主义,加强财务透明化和预算审议就是平民主义,也就是应该把“行政支配”与“议会监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党制下的腐败和权力滥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点看法涉及如何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要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广泛的共识不行。关于民主化的决断,在平民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但在官僚集团里、在权力精英阶层里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容易了。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更需要说服官僚们,否则再好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嘴边纸上。我认为,目前反腐败的严刑峻罚就构成说服官僚集团同意改革的很有利的契机。不信你看看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贪官忏悔录,在为自己开脱的时候都强调客观原因,急于证明腐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来治病救人好了。与死活的问题比较起来,民主化的问题就显得容易达成共识了。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谈政治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的举措,并使之制度化。至于什么是有效的外部监督,答案也就不难得出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都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硬性框架,让自由竞争的激流在其中转来转去、形成一片又一片湍急的漩涡,还是建立某种多样化的弹性结构,使翻腾的洪水能够得到因势利导、分流以及趋于和缓?也就说,中国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实现体制转型软着陆,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全球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要靠在座的各位群策群力。因为你们是中国真正的精英,应该意识这一点,去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谢谢大家。

李强:

刚才季卫东教授从法学家的角度讨论了民主和政治改革的问题。我希望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些补充。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关注政治改革问题。就民主问题而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知识界的主流是赞成民主的,认为民主化可以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从90年代中期之后,对民主的质疑愈来愈多,觉得民主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会很多。最近,理论家似乎又出现了不少呼唤民主的声音,最形象的说法是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完全赞同民主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业。为了理解民主的价值与建立民主的困难,我们首先必须理解民主的内涵及基本要素。不少学者在讨论民主时赋予民主这个词太多的含义,譬如民主作风、允许人讲话等等。这些都是建立良好的政治治理所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质内涵。许多事情,如允许人讲话,广开言路,作风民主等,在一个并未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也可能存在。
   
 民主的最基本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威的产生甚至重大决策是通过选举投票的方式决定的,或者用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是通过数人头的方法决定的。民主最核心的制度是权威的产生需要选举。从西方民主实践几百年来看,民主最大的价值,就是较好地解决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托克威尔所谓的“单子化”,即个人主义化。在现代社会,随着交通的发达,知识的普及,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出现,传统社会中那种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分野不复存在。人和人变得差不多,托克威尔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将现代社会的这种平等化特征概括为“拉平”(equalizing),所有人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方面趋于平等化。在一个拉平的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传统上,皇帝、国王、教皇等可以诉诸上帝的意志、天命或传统支持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在一个拉平的现代社会,这些诉诸都失去力量。民主制度是在现代社会解决政治权威合法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实践。既然是一个拉平的社会,既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和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通过数人头的方式选择领导人,决定重大政策,当然就是最具合法性的方式。
    
从西方的实践看,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权威合法性问题有利于民族国家构建和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培植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利于政治权威考虑大众的利益,有利于公共政策反映大众的意志。
    
但是,民主制度尽管具有众多优点,实现民主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实现民主制度有很多颇难克服的困难。

第一,中国在传统上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世界上并无在这种格局下实行民主的成功先例。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讲,民主制度实现的前提之一是社会的同质化,在一个存在多元认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可能会强化不同群体的认同,削弱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西方在向民主化过渡进程中,曾有思想家担忧,由于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在任何社会,穷人总会多于富人,民主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主义,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中国有均富的传统,有孕育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这使得民主转型更为困难。
第三,国际环境。西方实现民主转型时,基本不存在敌对的外部环境。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远非友善。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国家往往利用一些国家刚刚建立的民主框架直接或间接干预其内部政治,增加了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困难。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远超过许多小国。这是在考虑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时不得不倍加重视的现象。

第四,文化传统问题。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数人头是一种程序正义。只要某人得到多数选票,不论其品行如何,政绩如何,人们必须忍受他在任期内的统治。中国文化有重视实质正义的传统,一个领导人即使在数人头过程中得以胜出,如果他被认为品行不端,或行政无能,人们往往不会接受他具有合法性。在这种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中实行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期望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类似圣人般的德才均备,一心为公的领导人。

由于民主的数人头方法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往往会很快转为失望。美国著名汉学家墨子刻教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概括为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总觉得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想的乌托邦,总觉得政治可以达到完美,因此总会对现实不满,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难以支撑程序性民主。
    
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民主可能产生的弊端以及实现民主的困难有愈来愈清晰的认识,近年来理论界开始有一些新的探索,其中之一就是提出“协商民主”的理念。有的学者将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以前通常译为审议式民主)翻译为“协商民主”,认为中国可以在强化协商民主方面有较大突破。我觉得,将审议式民主翻译为协商民主,并将其与中国现有的各种协商制度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事情。

不过,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西方提出审议式民主的背景和希望解决的问题,然后看看这种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国希望解决的问题。我理解,西方提出审议式民主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数人头民主的不足。因为最初追求民主制度的目的是实现一种基于理性而非暴力的政治,追求理性是政治的最高目标。

早期民主理论的倡导者批评君主统治等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不能反映大众的利益,不是基于公共理性,他们以为,民主选举与投票的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理性。但是,在民主的实践中,人们发现,数人头并不能实现公共理性,51%的人同意,49%的人不同意,最后按照51%的意志做,这在本质上还是基于暴力,而非理性。所以,一些理论家便提出要在民主选举或投票之外加上一个审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彼此表达意见及理由,互相交锋沟通的过程。他们认为,加上这一过程,选举和投票便会更体系公共理性,更少暴力。从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审议式民主是在选举民主之上又增加一个环节,仅靠审议式民主无法解决民主制度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政治中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今天季卫东教授从维权的角度谈民主问题。维权以及季卫东教授所列举的其他措施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们都有利于改善政治治理,但同样都无法解决民主政治试图解决的问题,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譬如维权,如果某一维权行为的目标最终得不到实现,人们就可能将原因归之于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不但无法加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再如季卫东教授多次谈到的议会监督,西方议会监督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议会选举这一程序。若没有这一程序,议会自身便失去合法性渊源。至少大众会作出这种解释。最近一段舆论界讨论颇多的交强险便是这方面的例子。该险种是经过正式立法程序通过的,但根据一些批判者的观点,它是政府给保险公司的大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在议会选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赋予其过大的权力不仅不会强化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反而会敞开利益团体影响政治的机会,甚至造成多种法律互相冲突、矛盾,缺乏统一的法源,削弱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公共意志体现者的角色。
    
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呢?我自己感觉,自80年代以来,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试图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现代国家构建问题,第二是民主化问题。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全能主义政治框架向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协调、有限、高效、廉洁的政府转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结构是全能主义结构,下到单位,上到中央,各个层次中的政治权力居于核心地位,全面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传统的政治框架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控制资源,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也影响经济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无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这两方面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1978年以来政治改革的核心一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减少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构建有限、高效的政府,也就是现代国家体制。这些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最近若干年来,由于社会要求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大众又把实现公正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身上,这种要求又和政府部门所具有的自我扩张的冲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这种趋势若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对此必须高度警觉。我自己感觉,在这方面的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问题即民主化问题,我在上面已有较多的讨论。民主化很重要,但难度颇大。如果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作某种路径探讨的活,我的想法是首先坚持第一方面的改革,致力于构建有限、高效的现代国家体制,防止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第一方面的改革相对比较容易,不触及根本的政治框架,而且会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这种改革会触及诸多既得利益,也会遇到巨大阻力。第二方面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探索。
    
问答部分
    
问1:从历史来看,中国老百姓对合法性没有什么意识,这个怎么解决?季先生,谈到官僚问题,可能是公民的意识问题,可能是体制外的问题。这个怎么看。

李强: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季卫东:你提到关于合法性的公民意识的问题。什么是合法性?未必仅仅是认同感和秩序,与利益之争的正当性也有关系。我们看到中国是有利益之争的。我们中国的公民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很有意识的。如果通过制度渠道来追求利益,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规范根据来,就转换成合法性问题。

至于公民是否具有关于合法性的知识,其实我们只要去农村走走,只要看看村民选举以及上访的实际情况,就知道,即使最基层的群众也清楚自己的利益或者权利在哪里。他们会比干部甚至大学生更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有哪些法律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机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就会有理有据地进行正当化的论证,就会表现出合法性意识。

至于官僚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到体制,那要看公民能不能对干部进行监督,通过法律手段防止权力被滥用,从而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如果不行,官僚胡作非为的问题就与体制有关,不是体制外的。如果我们把问题还原到这个层面,民主能找到切实的根据,公民也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秩序的合法性。
    
问2:日本的腐败您很清楚,如何看待结构性的腐败。如果透明化,民众和政府较真了,日本怎么看待?中国,民众应该选择程序上争斗,还是选择无诉讼的状况?

季卫东: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有在一个比较均质的社会才能实现民主,所以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当社会很不平衡、缺乏均质性,当现实不能达到比较平等的水准时,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在一定条件下的平等性,强者与弱者至少在法律装备上应该是对等的,至少存在制衡的手段和机会。所以我认为民众应该选择在公正的程序中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选择无诉讼、息事宁人的态度,那就等于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选择法律程序之外的非正式的解决,很容易导致被事实上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的结局,或者逼得兔子急了咬人,引起暴力冲突。在农村强调权利保障问题,不是强调你争我夺,而是强调所有的正当诉求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制度化保障。

至于日本的腐败问题以及怎么预防和治疗腐败的方式。我们知道,日本的确存在“金权政治”的说法,一些政客与财界的勾结和腐败也很严重。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国家对腐败的追究和制裁是很严厉的。日本检察厅可以逮捕田中角荣总理,或者金丸信副总理,追究这样顶层政治人物的渎职行为,可见日本的法律是起作用的。另外也要看到,其实日本的问题主要出在政界,行政部门很少见,所以腐败程度还是很有限的,拿公务员制度以及官僚操守进行国际比较,日本的情况很廉洁、有效率。比如企业请高级官僚打场高尔夫、吃顿每人5万日元的盛宴,就有可能被新闻披露,甚至被追究责任。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算什么?总之,日本的民众还是很较真的。另外,日本还提出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制度,清除结构性腐败,这些举措我们都可以借鉴。
    
问3: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不公平,这个时候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中国如何平衡?党内民主或者协商民主能否解决这类问题,保证人们的利益不被侵害?

李强:关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我只想讲几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改革开放。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经济面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上有巨大影响的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这几十年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近代世界发展史上都是辉煌的几十年。忽视或贬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领导、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人们的亵渎。当然,现在人们对前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如公平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一个有智慧的民族的突出特点是当新的问题变得明显时能够审时度势,面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怨天尤人,幻想从一开始就可能提出一套尽善尽美、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就社会公平而言,我在前面反复谈到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我以为,目前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大,造成权力寻租,导致官商勾结,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能够在这方面作必要的改革,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中起点的平等,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顺便说一下,我强调国家构建本身是和任何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不相容的。

季卫东: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是配套的。刚才李强教授说这个是中国特色,我同意。

什么叫协商民主,必须把概念内涵整理清楚。其实只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协商。要让人说话,否则无法协商。当然,协商的目的是要作出决定。如果说决定要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做,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协商民主,那是很难实现的。即使有时能达成一致,也会比较脆弱。所以,要保证最后能作出决定,避免各说各话的混乱,不得不导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不得不承认投票政治。另外,我们只要谈协商民主,其实是不能回避谈判的。所谓协商,就是谈判,否则就没有平等的协商。谈判这个说法就是承认对话或者讨论参加者的对等性和主体性。为了切实保障这样的对等性,需要公正程序的规则。我们必须从这个法律角度考虑协商政治。

再来看党内民主。这里也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应该强调选举、票决以及政策竞争。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各国是党外讲民主,党内讲集中,有寡头化倾向。只有这样,政党才能有统一的竞选纲领与其他党派竞争。在中国,因为执政党是全能的,所以它要反映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须搞党内民主,这样做是现实的,是中国特色。在考虑一个政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时候,要注意法律上的禁止利益相反代理的原则。因此,一旦承认党内民主,就意味着党内要承认不同的声音,甚至承认不同的政策团体进行党内竞争,以全面反映不同群体的要求,模拟多党制的功能。这会导致政党本身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类似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那样的机制。

我已经说过,从模拟多党制功能的角度来看,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独立自主的公务员系统,还需要党外的正当性竞争的压力。这就要回过头来看协商政治。所以我说党内民主与协商民主是配套的。如果从目前政协的模式来把握协商民主,那意味着大胆发言,无权表决。这很难产生压力。如果大胆发言了,别人不听怎么办?这样的协商民主不可能防止像“反右”或者“文革”那样的事态重演。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谈判、投票的权利,要考虑类似“一个半政党制” 那样的设计。至于中国的那“半个政党”从哪里来?答案要靠大家寻找。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问4:实现民主化,谁指挥枪?如果我们不民主,那么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带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灭亡。

李强:你在提问中谈到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并担心民主化是否可能导致这种状况重演。我觉得问题没有这么严重。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清朝在太平天国时期,政府军队无能,兴起地方武装,进而演化为地方化的独立的军事力量,种下后来军阀混战的种子。我们现在的基本制度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制度,党和政府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一制度的民主化过程如果处理得好,不会破坏这种统一性。

季卫东: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这本书中说过,如果军队和警察力量没有完全控制在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些官员手里,民主政治制度就不能维持和发展。也就是说,稳定的健全的民主必须处理好谁指挥枪的问题,实现对军队的文民统制。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出现“用枪来指挥枪”的事态。一种情形是军阀混战,这就是中国20世纪前期悲剧的重演。我们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另一种情形是武装起义,在制度上求告无门的时候,基层群众诉诸暴力解决,这意味着我们还是没有跳出历史的轮回。要跳出这样的怪圈,只有民主化。与其面对是军阀混战、还是民间持枪这样代价惨重的选择,还不如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包括军队的国家化。那么在这项改革成功之前究竟应该由谁来指挥枪呢?现在中国军队的文民统制还是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来实现的。
    
问5:民主可以使统治强化。但我总觉得民主是使得权力分散的。一个权力分散的政府,如何强化?

季卫东:民主并不导致分散,相反,是一个通过政治参与做出公共决定的程序。在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才更有约束力、才让人服气。我们现在看到在处理问题时的扯皮,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独裁使人心涣散,又往往力不从心。正因为不民主,才会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事,才会授人以柄来嘀咕凭什么服从之类的问题。民主使政权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可以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防止离心力造成的分散。尽管这么说,我们还是要看到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一套严密的制度框架对民主是否成功至关重要。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民主就有可能导致权力分散以及无法作出决定的结果。

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加强民主的功能、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这是在座的各位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大家把制度设计考虑好了,中国在21世纪才有希望,民主才不会混乱。只有这样,民主化才能给中国真正带来文化上的软权力。当然,这种民主模式必须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外国的压力下形成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只有这样,民主化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在中国行之有效。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因民主化而混乱,政治改革才能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所以我强调精心设计制度的重要意义。我寄希望于大家。
  
法学时评网,2008,8,21

星期二, 九月 02, 2008

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按:特摘此文,有感于某当世文人故居被当地政府申请为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五道口商场

一:已经娶妻生女的太监魏忠贤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德国的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以此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屁股后面,由于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基于他的家境以及个人名声,他的老婆只能是一个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庸的村妇。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对付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打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氏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寥寥数十字的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藉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而这种做法又给他带来整个家族和村里的冷眼和厌弃,村里人甚至以他为反面典型,教育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和他一样。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何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像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跟在皇帝身边—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想像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以前的哥们见了他,纷纷在马头前下跪。想像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就不再是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而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和最大丧失了。

  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白受罪。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像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二: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作,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然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涌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都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这些落选者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部情节相似的悲剧,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卤劲。他说动家里,同意他去作此生死一赌,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毕竟,这次赌博成本不大,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条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的。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屠刀的一刻化为了浓黑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就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恶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三: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

  像所有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辞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有数千人,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两字沾不上光。在与太监们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四:“魏傻子”被捉弄了一把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子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猜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目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受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听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对小皇孙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在和小皇孙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而已。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的天启五年五月,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那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是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五:意想不到的转折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昏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儿”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魏朝,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让当时这个宫中最尊贵的女人心动不已。

  不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成了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六: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倍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多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颗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虽然缺少机心,但他并不是没有机心: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之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直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昏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品尝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清河晏,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七:缺乏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魏忠贤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炙手可热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天启六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八:当官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九:“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十:魏忠贤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十一:他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建宗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拷打周建宗时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毫不防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中书舍人朱慎坎,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五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国家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进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代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很快到达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以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作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十二:魏忠贤的拯救计划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十三:魏忠贤成了吊死鬼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十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又全部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原址《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