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一月 27, 2007

俄罗斯中产阶级调研报告

2007.01.27
一个中产阶级在这世界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成长着
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城市中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20%。西方政治学家期望,俄罗斯新生的中产阶级能够促进该国的民主化进程。有鉴于此,德国亲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已连续第三次授权俄罗斯科学院进行相关的调研。前不久,调研报告在莫斯科正式发表。德国之声记者从莫斯科发来如下报导。

在这次俄罗斯中产阶级状况调研报告的发布仪式上,俄罗斯科学院的格尔施克夫引用了1998年德国报纸的一篇报道,即俄罗斯发生卢布危机之前的一篇报道,“普通消费者伊万在俄罗斯诞生了。他开伏特车,到地中海度假。十月革命八十年后,俄罗斯又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这里正在形成中产阶级。”

1999年和2003年,艾伯特基金会曾两次授权俄罗斯科学院就中产阶级状况展开调研。而这一次的调研重点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共对不同城市中1750名有代表性的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那么,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为什么会对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感兴趣呢?

艾伯特基金会祝莫斯科办公室的布波博士表示:“我们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中最具活力的阶层。他们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发展,同时也包括政治上的发展方向。”

较为乐观的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推崇民主,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争执文化,院外活动以及议会民主的方式,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但是,俄罗斯的中产阶级给人的却是另外一种印象。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主要是教育水准,就业状况,经济收入以及自我评价。

负责本次调研工作的格尔施克夫教授在谈到俄罗斯中产阶级收入情况时表示:“2006年秋季,俄罗斯中产阶级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大约是一万零五百卢布。可以说,并不很多。但是三年前,也就是2003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才只有6500卢布。可以看出差别还是很大的。另外,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我们发现,地区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莫斯科的平均收入是14500卢布,比全俄10500卢布的收入高出很多。”

10500卢布相当于300欧元,不过这是人均收入,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大约每个月大约有900欧元的进项,而在莫斯科大约是1200欧元。这足以满足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准,比如买车买房等等。俄罗斯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20%,而其中公务员和国营企业雇员的比例同2003年相比有明显增加。这也许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产阶级的政治去向。大约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治并不很关心,这一比例比2003年增加了11%。而表示关心政治发展的比例则从2003年的36%降到了25%。5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政治取向。这对今年12月的杜马选举以及2008年的总统大选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趋势。

那么,在中产阶级看来,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有那些呢?

他们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几乎同样多的人认为,同贫富悬殊一样,俄罗斯人同其他民族的矛盾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许多人认为,俄罗斯是属于俄罗斯人的国家,因而俄罗斯人应当受到更多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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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禁猪很无聊(外一则)

作者:胡丽娘

刚才在猫眼看到一篇帖子,“CCTV本周通知说,禁止所有广告中包含有与“猪”有关的形像和用语,与新年有关的广告也适用同样的规定。此举的用意是避免引起穆斯林的不满。在伊斯兰教里,猪被视为不洁的动物。CCTV广告部在周二下午发给广告代理公司的通知中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尊重穆斯林民族的宗教信仰,按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我台在07年的电视屏幕上回避有关“猪”的形像”。

本狐狸严重怀疑这条消息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央视出了内奸,发出这种傻逼通知。

本狐狸理由有二,一、偶们历来是尊重民族习惯的,汉族也是个民族,还有其他不讨厌猪猪的民族,不管多数还是少数,都应该受到尊重,汉族和其他民族过猪年,以猪为吉祥物,这是人家的事儿,回族维族还有那些讨厌猪猪的民族,转播央视的节目时将有猪猪形象的广告屏蔽不就完事儿了?反正各地电视台掐央视广告这事儿早就司空见惯了,深圳连凤凰的节目都掐,公益广告都掐,何况这商业广告?

其二,偶们历来是注重民族团结的,歌里唱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丫的们这一禁猪,迁就了讨厌猪的回族维族,却委屈了汉族在内所有不讨厌猪的民族。这不是挑起民族矛盾么?这不是让其他不讨厌猪猪的民族对讨厌猪猪的民族反感么?五十六个民族里大多数不讨厌猪猪,却有意因为几个讨厌猪猪的民族而禁猪,这不是有意孤立讨厌猪猪的民族么?

丫的们这个通知非常傻逼,非常地用心险恶,以至本狐狸都怀疑,丫的们是成心挑起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去仇视那几个讨厌猪猪的民族,将来某一天发生对讨厌猪猪民族的屠杀,罪魁祸首就是发这禁猪令的傻逼们。

顺便提醒一下哈,几个信奉穆斯林的民族,对猪猪狗狗是讨厌,认为它们很脏,狗吃屎,猪在地上拱食,穆斯林认为这些肮脏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自然死亡而非人工宰杀的牛羊,也是不能食用的,没有放血嘛,穆斯林认为血也是肮脏的,所以宰杀牛羊鸡这些活儿都要请专业人士来操作。

各位对于所谓的猪爹爹狗奶奶一说,以后就不要再卖弄无知了。

原载胡丽娘博客《狐说》

猪年央视不见猪
2007.01.26

它们不能进中国电视广告了
今年农历大年开始的是“金猪”年。往年,人们都喜欢用属相动物标志,做广告宣传,以期唤起好感,带来好运。雀巢公司今年也这么做了,计划推出微笑小猪为形象的卡通广告,然而,计划搁浅。原来中央电视台发出通知,为了不伤害回族及其他穆斯林兄弟的感情,在各类广告及其他宣传作品中不宜使用猪的形象和有关用语。德国之声记者综合报导如下。

小猪形象的卡通片不能播了,剪纸作品和用猪来祝福的话语都被关了禁闭。据说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的李长春下达的精神。央视通知首先涉及的是春节广告部分,它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通知是否会扩大使用到其他节目上。

关于禁猪, 中央高层并没有下达文件,但不久前曾有精神说,猪的形象要慎重,不可使之破坏了民族感情。之后,央视将之转成通知,告诫广告公司在设计春节广告时摒弃猪的形象和话语。眼下,许多广告公司正在敲定广告版面。

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被禁带猪广告的还只有雀巢咖啡一家。可口可乐做了两套,避免了这个问题,现在央视上放映的可口可乐广告是节日早早赶回家去的一只熊猫。但可口可乐也有另一套带猪的广告,这并没有放弃,该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说,这个猪广告在那些穆斯林稀少没什么问题的地区播出。

设在上海的奥美广告公司的一名执行经理对德新社记者说:”中央电视台审核组通知我们,央视广告部在内部文件里对猪作出了一个新的规定。“他还说,这个决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自作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个规定只涉及广告。“

12年前农历猪年的时候,中国国内有一份报纸撰文说,据传说所记,猪曾对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有过救命之恩。这篇文章曾引起中国穆斯林人的极大愤怒。伊斯兰教里,猪被看作是不清洁的动物。

但是,穆斯林是否真的反对以猪做电视广告呢?恐怕不见得。奥地利伊斯兰信仰团体的发言人卡尔拉.巴哈雅提女士对奥地利pressetext网说:“猪是一个幸运象征,我认识的穆斯林里没人会为此感到受到污辱。”德国之声阿拉伯语网的一名编辑也对德国之声中文网编辑说,他觉得这根本是无所谓的事。他还问,猪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知是2月18日后,他问,那么我们就不过这一年了吗?

应该说,本次禁令就政府行为而言是一次很大的转变,以前,政府不太顾及少数人的利益和感情。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在2000万左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

一般认为,央视的这一禁猪通知会产生全国性影响。央视的行动一起,其他媒体机构势必随之而动。中央电视台是全国最大的传媒机构,具有垄断地位。2006年,央视的广告收入为12亿美元。

但同时,央视也是党政喉舌,不能放松对其的监督和控制,即便广告领域也不例外。此前,曾有过丰胸广告被撤的例子,婴乳配方广告也被停播,原因是政府正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李鱼/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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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民主”

民主

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看(源于希腊文δημος demos;人民;κρατειν kratein;统治),代表著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则是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没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广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但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著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

民主的形式


直接民主--又称为纯粹民主,是一种人们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的制度,例如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代议民主则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选举区),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许多一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也会以民主自称,例如(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他们明显的将政治权力给予统治阶层的共产党成员,称之为民主集中制。

在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形式—自由民主制,在自由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这种形式的政府在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目前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

相反的,非自由民主制则用以形容那些“有民主”、却没有保障自由的制度。这在许多后苏联的国家相当常见,不过这种现象并非最近才出现的。

民主的历史

由于民主有著许多不同的概念和定义,因此民主的历史也相当复杂,民主一词所代表的制度也相当广泛。

雅典民主是最早期而又最知名的民主制度,民主一词也是在前五世纪于古希腊出现的。在这段时间之前的记载都断断续续的,不过希俄斯岛(Chios)的记载显示岛上在公元前575-550年之间就出现了公民的议会和大会。投票的权利逐渐扩展,从原本的一小群地主贵族扩展至所有受过义务军事训练的公民,公民的年龄限制通常是20岁以上。而妇女、奴隶、和外籍人士则无法拥有公民权,使得全雅典只有10分之1或更少的人口才有资格投票。所有雅典公民都有资格投票决定创立法律、向某个国家开战,同时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演讲。这种形式的政府被称为直接民主制。雅典城邦在前323年遭到马其顿的击败,民主制度随之被彻底废除。

代议制的民主可以说是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展开的。在中世纪时期也有几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出现,从近乎寡头政治的制度到试图实行完全民主的制度都有。包括了冰岛的国会(Althing)、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中世纪爱尔兰的大会制度(Tuath)、斯拉夫国家的人民议会制度(Veche)、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议会制度。除此之外,一些人认为印度的十六王国(महाजनपद, 前500年左右)和北美的易洛魁联盟(约西元前2世纪一直至现在)也都拥有民主的原则或成分。

英国的国会则是在中世纪里第一个迈向彻底民主制度的国家。大宪章限定了国王的权力,替民主扎下根基。英国在1265年产生第一届民选国会,原本只有少数比率的人口才能投票,同时选举制度也有许多弊病如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的存在。召集国会与否则是全凭国王的意愿(通常是当国王或女王需要资金时才会召集)。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会将定期的召开,不过仍然会受君主权力的影响。在这段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互相竞争的两党制度也开始发展。随著时代进展,国会在决策和立法上的权力也逐渐增加,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时期,君主已经变成有名无实的领袖了。

美国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有著较为宽松的选举权限制(虽然最初仍有针对财产和性别的限制、以及奴隶的存在)美国宪法也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发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出现了由男性选出的国民大会,不过仅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

在19世纪晚期之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并不多,而且维持的时间大多相当短暂。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自称首先实行了普遍选举权。

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

在20世纪里接连出现了数波的“民主化浪潮”,许多都是因为战争、革命、去殖民化和经济情况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瓦解使欧洲产生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其中大多数都采用了名义上的民主制度。法西斯运动的崛起,纳粹德国、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查等政权的出现,都大为限制了1930年代的民主发展,使1930年代被称为“独裁者的年代”。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的状况则依然未受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扭转了西欧的这种趋势。在同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和日本成功的进行民主化,成为后来政权改革的理论模型。不过,大多数东欧国家则被迫成为非民主的苏联卫星国。二战之后也产生了去殖民化的浪潮,而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大多也采取了名义上的民主制度。

在二战后,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采取了自由市场经济,并发展出福利国家制度—反应出其选民和政党的一般共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西方国家和共产国家都有相当高的经济成长。到了1960年代,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名义上都采纳了民主制度,不过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所生活的国家依然都只有不实的选举制度,民主制度也没有彻底实行(尤其是在共产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

在接下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则使许多国家出现了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南美洲的一些军事独裁国家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初期转变为民主制度。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也在 1980年代后期陆续民主化。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1980年代的经济停滞和对于共产统治压迫的愤怒导致了苏联的彻底瓦解,也促成冷战的结束,这些国家也都展开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这些新的民主国家之中,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接近西欧的国家(如波兰)往往改革较为成功,现在也成为了欧盟的候补成员。民主化浪潮也在1990年代散布至一些非洲国家,最突出的是南非。

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且仍继续增长。因此,许多人推测这波潮流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自由民主制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标准为止。这种预言成为法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点”(End of History)的理论核心。

民主的主要理论

在政治理论家之间一直有许多不同的可实施民主概念,这些概念差异也经常是争论的话题。

其中一种理论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里所提出,他认为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由人们定期选出政治领导进行统治的制度。依据这种概念,一般的公民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进行“统治”,因为在大多数议题上这些平民都没有明确的概念、而且也不够聪明。

第二种理论是称为民主的集合概念。宣称政府所颁布的法案和政策应该接近于中间派选民的观点—使其左派和右派都能得到一半的权利。这种理论是由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1957年所提出的。

第三种理论是以上提及的代议政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被称为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制度,主张公民应该直接的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而不是透过他们的代表,直接民主制的支持者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制度,政治活动本身便是具有价值的,它将能教育和社会化参与其中的公民,而群众的参与能够对掌权的精英进行监督。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除非由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否则这便算不上是公民自治的制度。

另一种理论则强调所有公民之间的政治平等。典型的现代民主制度是依赖于多数派的投票者能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假设上,而非多数派能统治全部人口。这个理论也被用于主张参与政治的义务,例如将投票规定为公民的义务之一,或是限制富有阶层的影响力—例如在选战中的金融限制。

这些民主的理论都是围绕于一个民主制度应该变成怎样的问题上。另一种相当不同的理论则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主张民主所发挥的功能是让创造它的团体和个人能在制度里扮演其“角色”,这种理论认为占据这些职位并运行这些功能的人都是出于其私利的。这种理论是由经济学家所创造,有时候也被称为经济学的民主理论。

还有一种民主理论则是根基于多数决的基础上,认为多数决最能符合功利的目的。这种理论认为如此一来大多数的人口都能满足现行的政府统治。而缺点则是少数派将生活在多数派的统治下,这有时也被称为多数暴政或暴民政治。如果多数派没有受到宪法和法律制度的限制,也可能会造成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遭到边缘化。

“民主”与“共和”

“民主”一词的定义自从古希腊到现在一直都变动不定。在当代的用法上,“民主”一词指的是由人民选出的政府—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

在宪法的理论和历史的用法上,尤其是在美国革命的开国理论上,“民主”一词仅只用于描述直接民主制,而共和则被用以描述代议民主制。不过在现代,只有一部分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才会坚持使用“民主”一词来指称直接民主制。

美国开国先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特别注重于避免那些他们认为是多数统治的危险架构,以免危及到个人的自由。举例而言,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号文里主张共和国的宪法应该高于民主,以保护个人免受多数人的侵犯。不过,宪法的起草人们也谨慎地在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范围内,创建了民主的制度和开放社会的改革。他们保持了那些他们认为是民主里最良好的成分,但以宪法里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加以抗衡,依照这套宪法产生的联邦政府架构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称的宪法共和国。

不过,现代对于“共和”一词的定义指的则是所有由选举选出国家元首、并且有一定任期限制的国家,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大多数当代的世袭君主制国家—亦即采取代议制民主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民主国家

虽然对于民主在定义上的合法性和应用性尺度仍然有许多哲学性的争论,但以下所列出的是一些普遍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具备的最小需求:

* 由“人民”以某种集体的步骤达成政治决策。非属于其成员的人则不会参与。在现代民主制度里成为人民成员的资格是成年的国民,而成年人的公民权通常即等于人民成员的资格。

* 拥有供人民居住和进行决策的“土地”。在现代民主制度里,土地指的是民族国家,由于它与国家的母国一致,人民和民主的过程也因此能保持一致。也因此民主国家的殖民地如果是由母国所治理,则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其人民与土地并不一致。

* 有著一种决策的过程,这种过程要不是透过公民投票直接的由人民决定,便是间接的由人民选出的国会决定。

* 这种过程被人民视为具有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代表的是人们接受国家决策的程度,具有合法性的过程产生的结果才会被人民所接受。

* 在假设拥有足够支持者的情况下,这种过程能够“有效的”改变政府的现状。虚假的作戏选举、事先安排好选举结果的选举都不是民主制度。

* 在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拥有主权:如果有其他更高层的权威能否定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那么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的。

反对者

无政府主义反对包括民主在内的国家概念,认为这些注定是腐败和具有强制性的。举例而言,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在针对他的审判法庭上便拒绝承认宾夕法尼亚州的合法性。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支持一种没有等级制度和强迫制度的直接民主制。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对此也存在争论。

一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反对某些或甚至是全部的民主形式,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说:“统治是邪恶的,换成多数统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投票是什么?或多或少它只不是一张代表了刺刀、警棍、和子弹的纸罢了。”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则说:“民主只不过是多数的暴政罢了,是所有暴政里面最可恶的,因为它不是根基于信仰的权威上、不是根基于种族的出身上、也不是根基于天份和财富的价值上。它只不过是根基于一些假冒人民之名躲藏在幕后的人上。”

除了无政府主义之外,君主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也反对民主。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胁(如“外国势力”),以替独裁政权辩护。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通常宣称民主是软弱而无法达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带来他们必要的纪律。

国家层次之外的民主

民主除了用作统治国家的制度之外,民主的投票和代表制度也用于管理其他许多不同的共同体和组织,包括以下所述及的:

* 许多非政府组织以投票方式决定政策和领导人
* 基督教修道院通常以投票方式来选出院长
* 在商业上,公司通常以投票方式选出董事会,选票的份量则是根基于每个股东所拥有的股份
* 工会通常以选举方式选出他们的领导人
* 合作社通常给予每个人(一个劳工或消费者)一张选票

附图: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政府宣称拥有民主制度,并允许反对团体的存在—至少在理论上
   政府宣称拥有民主制度,但却不允许反对团体的存在
   政府并不宣称拥有民主制度
蓝色的国家代表拥有民主选举。出自2006年的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我的“公民表达”

作者:贾西津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讯2007年1月27日 首发)

1 月11日 ,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在召开的 "通风会" 上,宣读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 ,对八部图书点名下达禁令,其后,相应出版社及责任编辑受到处理,图书全部被化纸浆。

八部图书的目录如下:《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 ——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 "今日说法" 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 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讲述非典期间女子因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长篇小说《如焉》,以及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 "违规 "的原因,除了《风云侧记》被认为 "泄露国家机密 "外,其余未给出明确理由,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更是被邬副署长明确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指出是 "因人废书。 "

媒体界的朋友都知道, "打招呼" 、" 通风会" 、"禁止令 ",几乎是他们每日做事之前的必修课程,这些全部是以宣读、电话、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没有文件,不落文字,不许录音,必须牢记脑中。 "禁区 "规则,私下传达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了工作的常态,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记者、编辑们要抢新闻、满足市场,或者基于良心表达、社会责任,对于种种的禁令,也发展出一套适应的办法,努力打着 "擦边球 ",仍然避免不了不时被封杀、查处,甚至失去职位的风险。如同这次看到的更加明言、无忌的 "禁令 "。虽然,我们随便打打电话,听听街头闲谈,搜搜网络,就知道在当今一个 "网民 "作为普通公众首次登上《时代》封面人物的信息时代, "禁令 "是再也无助于庄严紫禁城的;我们甚至可以感谢副署长的广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八部书。但是,在所有的发泄、叹息、苦涩、规避之中,在作者、媒体承受的所有代价、应对所耗费的所有精力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地来问一个问题吗:为什么必须遵循一个不可公开的潜规则?谁给了公共行政者这样的权力?

现代政府被称为 "公共管理部门" ,顾名思义,它仅仅能够为了公共利益而代表公民行使公共权力。无论政府,还是执政党,都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们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共同利益。政府的角色就是我们公民共同事务的管理者。那么,思想审查、出版禁令,乃至对某个公民的表达剥夺,是我们的公民意愿吗?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吗?如果这个答案成立,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思想审查和出版禁令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另一种解释是,被剥夺表达权利的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不妨分别来分析一下。

首先,思想审查和出版禁令有利于公共利益吗?先抛开繁琐的理论论证,至少可以看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中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七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宪法表明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价值观,即言论、出版、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等,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与国家的基本制度相适应的。显然,不能说剥夺公民以上权利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第二个事实则是,所有 “打招呼 ”、 “通风会 ”、“ 禁令” 等等,全部是以非公开的、非文字的、非法律的形式进行。如果决策者认为此做法是有利于公民权利、公共利益、国家发展的,那么不仅应该让全体公民知道他们所做的贡献,而且应该明文发布、立法执行。可是,为什么不向公民公开呢?为什么不落文字呢?为什么连录音都不许呢?难道我们可以认为,一种不能让公民知道的行为,是符合公民的利益的?所以,如果中国的国情的确对 "思想审查和出版禁令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 "有自己的解答,完全可以公开讨论,不必照搬西方的理念模式;但目前从前述两个事实看来,问题并不是对自由权利的观念之争。中国从宪法规则到公民价值,都承认公民有言论、出版、创作等等的自由权利,那么,是什么在扭曲我们的行为?潜规则?!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潜规则因什么而存在?它有什么存在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不能正式对它说 "不 "?!

接下来,看看第二种解释。被剥夺自由权利的是 “专政”的对象,或我们--“人民” 的敌人吗?就拿此次被禁八部书为例,有回忆录,有报告文学,有散文,有小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的共同特征:历史性、反思性、触及中国当代现实。有历史感、有反思心态、有现实关注的作者,是不是人民的敌人呢?不必枉下断论,我也没有看过全部的书籍,但是仔细读过《我反对》,并一直想为它写一篇推荐的书评。权在此与大家分享吧。

“ 我反对”,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行为特色,字字掷地有声。姚立法,中国第一个成功当选的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第一个自发向选民述职的人大代表,第一个申请做专职代表的人大代表,唯一一个反对人大主任 "退休 "的议案提出者,他在五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无数次地开口说出了 "我反对 "。他反对了什么呢?潜江市拖欠教师工资一个亿,他反对;教师工资被学校自动扣除上缴 "救灾款 ",并在追查中发现一半捐款截流在校领导私人帐户上、整个市教委只有七分之一捐款是流向灾区,他反对;市建道路一年一换铺路石, 2900万元扩建一条才建几年的大道,三年投资五个亿打造 "十大形象工程 ",他反对;城管向无照经营者收取 "占道费 "、强行抢车折断摆摊老人的手指,他反对;潜江市人大会议选举办法擅自在国家规定外增加对人大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 "撤回提名或不接受提名 "的规定,他反对;政府给人大代表的财政预算报告简略无法看明白,他反对;挂职锻炼的副市长不经过人大代表选举程序而 "当选 ",他反对;乡镇干部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撤换民选村官,他反对 ……

当然,他不仅是反对,还作为了很多。他作为了什么呢?他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政策、文件,制作法律小册子帮助选民了解人大代表选举;他随时接待选民到访,他的房门上写着“姚代表请您把材料从门缝里塞进来 ”;他自费到县市走访、调查,写出大量调研报告;他在任人大代表期间一人提交 187份建议案,占全部议案的三分之一;他主动向选民述职,接受选民监督;他直接帮助受伤的老人,追查被滥用的资金,反映教师的诉求;他应邀就地视察,指导村民依法海选;他在人大代表竞选中公开自己的职责承诺,并 “建议大家将神圣的一篇投给那些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有较强执行代表职务能力的人! ”……

的确,姚立法是一个不断说出 “我反对” 的人。他的“反对”抵制了什么?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是忽视弱势群体,是浪费公共资源,是漠视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是干预选举、破坏法律程序…… 每一声“我反对”,都是一次对滥用公共权力的不服从;他的“反对 ”又坚持了什么?是真实地表达,是代表选民发出的声音,是将人大代表的职责落实为真 ……每一个坚持,都是一次对公民权利的认真实践。当我们无奈权力的暗箱操作,闭口不言的时候;当我们明知种种不公正现象,闭眼作不知的时候;当我们出于各种原因把自己手中庄严的一票仅作附和的时候;当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虚伪地转换着台上台下面孔的时候,你、我,我们扪心自问,与姚立法相比,谁更有资格说自己是“公民”?如果,一个坚持把表达真实想法作为自己责任的人,一个把宪法赋予的权利当真履行的人大代表,是整个群体中的“异类",那么,仅仅表明了我们这个群体的耻辱和悲哀;而他本身,仍然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

《南风窗》授予姚立法 2004年度公益人物奖:“他是在努力,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一切权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 潜江选民评价“姚立法不是那种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大代表,我们放心! ”当地党委政府专门成立“姚立法工作组”,一些领导认为姚立法“将人大代表光环做得太大 ”,“到处找问题动机不纯”,“死扣法律条文”,“给潜江市委市府工作带来阻力,伤害潜江在全省、全国的形象,不利于潜江地方经济持续发展。”湖南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则评论“姚立法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基层民主意识苏醒与执政水平的冲突。”无论如何,朱凌的《我反对》将故事讲给了我们。她写得很平实,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准备材料,一年多时间的写作,几乎是一种事件的实录。她直白的表述即使对某些当事人有些不点名的“冒犯”,其对社会的关怀和正义的情感却跃然纸上。以我对姚立法的认识和对朱凌《我反对》的仔细阅读,我愿意很负责任地对这本书做出推荐书评。在当今民主法治建设、快速发展和改革中的中国,姚立法,一个正直、理性、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公民,难道不是我们身边最优秀的文本?朱凌的《我反对》,一本实录、平和、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书籍,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作品?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如果属于“违规”,到底什么在被视为“人民”的利益,什么在被视为“公共”价值?

继“禁书令”后不久,广电总局近日又频出规定。 1月20 日晚,由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组织的 "新形势下的电视剧市场合作研讨会 "上,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提出: 2007年是电视剧质量年,广电总局要求从 2月份起的至少8 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 (各卫视频道) 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为此,广电总局对电视剧设立四级审查制度,即所有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提前一个月报省广电局,而后由省广电局报送省宣传部,再由省宣传部审核后报送广电总局,最后广电总局报送中宣部文艺局,审批通过后再给出播出许可。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其中一些节目不但要文字备案,样片也需要备案。同期,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印发《广电总局关于 2007年度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单位可申请接收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范围的通知》,规定 2007年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电行政部门审核或年检批准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国内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单位,其接收的境外节目范围限于公布的 31套节目,信号来源限于国家广电总局境外卫星电视平台,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独家代理其落地所有相关事宜。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了。对校园 BBS的关闭或批转内部,包括“世纪中国”和“世纪论坛”等一大批思想网站的陆续关闭,对新闻出版题材的种种限制,对电视内容的各色规定…… 似乎人为地进行思想审查,随意地颁布禁令,大张旗鼓地进行经济利益垄断,全部都是毫无制约的,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乃至于谈论起这些话题反而要躲躲闪闪。为什么?这些禁令,是为着公共利益的理由吗?这些行为,是有着宪法、法律的依据吗?如果是,何妨大家论证、公开讨论;如果如同前述表明的不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口表达:“我反对”?

不错,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但是首先,它必须符合公共性的前提,这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不错,作为公民,应该尽守公民的责任,但是最起码的责任,莫过于不违背自己真实的良心。朱凌的书记录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美国人听到姚立法的故事,赞叹“你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只有深爱自己国家的人,才可能委屈自己,为国家、为正义而努力。是啊,在我们身边,当最有现实关怀的思想成为“禁区”,当各种审查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仍然随随便便地生效,当我们拼力想将自己的孩子、学生送入“特权阶层”而不是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当我们对香港教授将贿买试题的女大学生告上法庭表示惊讶、不解和动机的置疑 ……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的心灵,是否已经集体性地偏离常态太远了!

我们遵循了太多的潜规则,然而事实上,在一个人人不具有独立品格的潜规则里,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在一个漠视公共利益的制度里,没有人会是受益者。借用姚立法的一句话:“很多人比我有见识,比我有学问,比我更有钱,比我更有资格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大代表。但是,很遗憾,他们不愿意做。”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潜规则盛行的处境负责。那么我们能够反思的,就只有从自己做起,从把自己的公民权责当真做起。

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声音。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沙叶新、刘苏里、浦志强等的公民表达致以敬意,要求依法保障八部书籍的出版权利,呼吁新闻出版等各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贾西津 

2007 -1 -24

原载博讯新闻网

中国设网络宣传局统管互联网

(博讯2007年1月27日 转载)

中央提升监管部门级别 成立网络宣传局统管互联网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的同时,中央成立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这一新机构,据分析,该机构的规格应该高于国新办网络局,这表明高层可能会组建一个级别更高的部门专事管理互联网信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共政治局23日下午举行集体学习,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局长李伍峰以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负责人的身份为政治局讲解有关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外界来说,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是一个新的机构,规格应该高于国新办网络局。

胡锦涛日前表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加强规划、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充实队伍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信息产业发展与网络文化发展的统筹协调,切实把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的要求贯彻到网络技术、产业、内容、安全等各个方面。

对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央也希望能够正确地引导舆论,而不是任由网民在网上泄愤。最近两年出现的网上大串联让中央有些被动,前一阵在北京动物园附近爆发的抗议猎杀狗宠物,以及此前的反日游行示威都表明网上虚拟社会的力量是可以延伸到现实社会中的。

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无疑是加强了对网络的管理,也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网络实名制似乎也有了更多的舆论支持。然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信息的自由畅通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对政府来说,如何人性化的管理,既不激起人的反感,也能让海内外舆论信服,还有很长的路走。

中国目前对互联网的管理主要由宣传、文化、工商、公安、信息产业、教育等部门参与。其中,文化部门主要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工商部门主要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登记,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网吧活动;公安部门主要对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进行管理,打击网络犯罪;电信部门主要查处非法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接入服务、服务器托管服务的行为;教育部门主要对校内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进行管理。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这些“多头管理”表面上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但各部门之间仍缺乏协调和配合,各管理部门的行政级别最高只是局级,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专业部门在全局上统揽互联网管理工作。

中国高层对互联网的重视也从侧面证明官方将继续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胡锦涛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

据了解,2000年以来,胡锦涛多次强调管理网络信息的重要性,表明高层意识到网络影响的迅速扩大已经对官方以电视为主的宣传方式构成威胁。但仍有很多官员对网络缺乏了解,一旦高层提升网络管理部门的级别,也将提醒各级官员重视互联网信息。

据官方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网民已经达到1.37亿,其中宽带用户已经达到9070万,手机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700万。中国内地网民主要集中在18至24岁年龄段,占所有网民的35.2%,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17.2%。学生仍是网民的主体,占所有网民的32.3%。

调查也显示,在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上,互联网以47.4%的比例高于电视的30.6%。同时,中国网民对网络电视的需求达到36.3%,超过即时通讯软件。这些表明,未来在信息传播上,电视将更多的受到网络的挑战。

原载博讯 boxun.com

自由派顶尖学者开讲 “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被封杀

2007.01.26

由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主办,在云南举行的思想学术论坛近日遭有关部门全面封杀,不但活动无法再举行,网页及相关的报道都遭封锁,有批评指是中国政府十七大及奥运前加紧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又一恶行。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我认为现在一切中国的大政方针都是为了十七大和奥运会,绝对要保持国内稳定。但是它对外和对内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本台星期五致电主办单位之一——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工作人员证实该讲坛被取消:“ 现在这个活动已经中止了,上个礼拜我们收到领导通知。(没有说原因么?)这个我们不必问。”

“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由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和云南烟草兴云投资公司合办,云南地方媒体协办。原定自2007年1月起,每月第二周的星期五下午,都将由一位思想、学术家在昆明主讲,其中甚至还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公众可以参与旁听及提问。主办单位称:“将把全球最有智慧的大脑空运到昆明,把最前沿的思想带给最需要的人 ”。而皇甫平就是第一位讲者。

据了解,主办单位原已安排好二月到四月的讲者,分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以及原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五常。

下一期的讲者贺卫方星期五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取消讲坛,可能是当局对讲者过敏:“我前几天刚刚收到通知电话,说可能会有点变化,有可能受到有关部门的阻力吧!(哪方面的阻力?)就是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论坛不太合适吧!(有关部门指中宣部么?)我不大清楚,听到有关部门我们就想象是有权力来干预这个的部门。(知道是因为之前的讲者说了什么么?)好像不是,好像是整体性的,就是说这次参与者论坛的学者似乎都被认为是有一些问题吧。因为这个论坛定的层次比较高,参与的人有些有争议性吧,非常微妙的一些事情。(你对这个取消有什么看法么?)哎呀我们现在都麻木到没有看法的时候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可以没有理由的发生。”

除了以后的活动无法举行,关于该讲坛的网上资讯也遭到封锁。记者星期五搜索 “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找到很多大陆官方媒体此前的相关报道,包括新华网,然而,尝试打开这些链接时,银幕一律显示:查询的网页可能已经移除、重新命名或者暂时无法使用。而该讲坛的官方网站。“21世纪思想家”也同样无法浏览。

北京资深传媒人高渝谴责当局这种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做法:“这个论坛在国内算是比较大胆的论坛,而且这些讲者都是些说真话的,都是体制内的但是按以异议人士对待的,基本上都是自由派的学者、宪政的学者。这些人的组合,让老左看都是些反革命。 我认为现在一切中国的大政方针都是为了十七大和奥运会,绝对要保持国内稳定。但是它对外和对内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对外可能有所缓和;现在是对国内,包括维权运动和这些思想解放的论坛,谈民主呀宪政的是露头就打,这是既定方针。在这样的高压下还谈进步?所以以此来看,对十七大会开成怎么样,大家已经能够看出来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中国近三亿元三峡移民资金被挪用

VOA记者: 大卫 华盛顿 2007年1月26日

中国审计署星期四发布调查报告表示,确实有一些部门和单位违规使用为安置三峡库区移民拨调的资金。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导,中国审计署1月25日发布的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显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部门、单位违规使用移民资金的问题。各类违规使用资金总额达2.89亿元人民币。

*胡星斗:违规三亿算情况良好*

对于审计署这项调查报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这应该是实际状况,因为兴建三峡水库,中国花了好几千亿元人民币,而为了完成上百万人的迁徙工作只违规使用了2.89亿元人民币,相对来说可以算得上良好。

他说:“挪用2.89亿元,我想这个数字不算大。对于三峡这个好几千亿的大工程来说,这个数字倒也不算大。挪用的原因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办公的经费或者是行政成本。我估计这方面比例比较大。”

*三峡工程缺乏完善科学论证*

胡星斗教授说,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

胡星斗教授说:“原来说三峡工程大概要花800亿,现在我估计已经达到了两三千亿。这当然是中国工程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所谓的钓鱼工程。一开始,预算都报的比较少,然后再逐渐的往上加。也就是说,当初报的成本只是初次开发的成本,不包括环境保护的成本, 不包括很多再次移民的成本等等。所以现在在三峡库区那些应该移民的上百万人已经移民完了,但是又新出现了几十万人需要移民。”

胡星斗表示,在一些移民区还出现了一些上访人员,这些上访人数据说还不少,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三峡库区的社会稳定。

中国审计署强调,到目前为止,三峡库区大部份农村移民的生产安置基本落实,库区产业结构有所优化,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形成。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星期五, 一月 26, 2007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作者:李锐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 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从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凤、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大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 “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份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言论自由。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由评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优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述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本回忆录的。

转自《北京之春》网站

为何文革造反派头头们都敢露脸也不改名

作者:胡平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 “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1967年1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1972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着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来源:多维新闻

皇甫平演讲后论坛即遭封杀

(博讯2007年1月26日 转载) 《亚洲周刊》王健民

中共知名改革理论家周瑞金在云南的一个讲坛演讲,以中共三个二十八年的历史教训论证防「左」,但有人向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写信密报,讲坛即遭封杀,必须停止活动。这种僵化思维和粗暴手法引起知识分子强烈不满。

以「皇甫平」笔名撰文推动改革开放思潮而知名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最近在云南的一个论坛演讲后,邀请他演讲的机构「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随即被中宣部封杀。这是继一月十一日,北京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宣布中国的八本新禁书之后,近期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又一起重要事件,给北京的政治气候增加了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迷雾。有关事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也激起了知识分子的愤怒。

周瑞金一月十二日应邀到云南昆明,出席由云南烟草兴云投资公司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在昆明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作为主讲嘉宾,发表了《改革发展:期待新的二十八年》的演讲,提出了中共党史的「三个二十八年」说,并透露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三次大争论的由来,提出了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察和提法,激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也唤起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引起了震动。

胡访越为周瑞金解围

以九十年代初「皇甫平」系列文章闻名的周瑞金,曾经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位居中共副部级高位。当年,周瑞金组织参与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为邓小平推动开放改革的南巡讲话造势,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赞誉和认同。因此,周被认为是中共高级官员和体制内最具改革思维的代表人物。

去年,已经退休的周瑞金发表了《越南改革值得关注》一文,赞扬越南以党内民主开始的政治改革,希望藉此推动中共党内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受到不少保守人士的围攻和批评。但是,去年十一月二日,胡锦涛在越南参加APEC会议并对越南进行党政访问期间,肯定和赞扬了越南的改革,这等于为周瑞金解了围。因此,当与越南邻近的云南「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邀请周瑞金一月十二日到昆明开讲的消息传出之后,即有两千多人报名参加讲座,但座位有限,只有数百人获得入场券。

开讲当日,会场座无虚席,连走廊都坐满了听众。周瑞金以电脑幻灯片辅助,用「三个二十八年」对中共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评析,他认为,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是常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结束了百年来中国被侵略被侮辱被压迫被分裂的历史,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一九五零年至七八年则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错误和大饥荒,以及「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他认为,中共的前两个二十八年,都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危害,中央分别作出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清算左倾错误,就说明中共主要危害在于「左」。

提出政改与经改配套

周瑞金还分析了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与经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相配套。他介绍了改革以来的三次大争论,包括八二年至八四年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第一次争论、九零年中央高层座谈会上的第二次「激烈争论」,倡导商品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上书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及九一年「皇甫平」文章引来大批判,之后就是零四年到现在,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的第三次大争论。

周还介绍了零六年初他撰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背景和争论,并透露「(零六年)三月初,胡锦涛、温家宝表态,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但到这个时候,中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的争论,由于「有广泛的民众参与,不争论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相配套问题,成了中央必须面对的问题。

周瑞金公开表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当今的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因此勇于探索的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关于「政改」的思想值得重视,已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而且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而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问时的庄严承诺。周瑞金认为,「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成分是权力制衡,是没有阶级性的,而言论自由对社会和谐非常重要,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禁书、封报、拦网,不利于解放思想」。据悉周瑞金正根据演讲稿,将有关内容整理成文字。

有关人士表示,尽管周瑞金的演讲内容温和而理性、科学并富逻辑、用事实说明问题,对中共的政治改革充满期盼和信心,但是,就在演讲之后几天,主办机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和云南烟草兴云投资公司接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门电话通知,「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必须停止活动。就这样,这个标榜「二十一世纪」的讲坛,在如此僵化党机器的政治镇压下,似乎回到了二十世纪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在刚刚诞生的一瞬间,就立即遭遇如此厄运。

云南奉批示封杀论坛

「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被关闭其实颇能说明当今中共体制的问题,也证实了某些中共高官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是僵化的宁左勿右思维。据亚洲周刊获悉,就在周瑞金演讲甫一结束,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马上给原籍云南的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写了一封个人信件作了密报。不久前刚刚获准兼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的欧阳坚,马上在信上作了批示,问这样的活动「报了没有?批准了没有?」云南省有关机构就凭这封信上的这几句话,马上勒令讲坛关闭。

一九五七年出生的欧阳坚原籍云南剑川,白族,曾任云南丽江市委书记,零四年十二月调中宣部担任副秘书长兼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目前位居中宣部六位副部长中的最后一位。据知情人士透露,欧阳坚的升迁除了年轻和具少数民族背景的优势,更是由于他在丽江市委书记任内,对当地的文化体制改革有一套,坚持文化机构不能民营化,获得中央某位高层的赞赏,随即将他从云南上调北京,到中宣部负责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云南省当局某些部门拿着欧阳坚的鸡毛当令箭,不分青红皂白,扼杀了「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这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由广东南方集团二十一世纪报系《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和云南烟草兴云投资公司在云南昆明联合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原计划邀请国内外诸多名家到云南演讲,以此提升云南的思想文化水准。

原意是送大脑到昆明

据称,主办方的目标是要「空运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到昆明」,从而将「最前沿的思想给最需要的人」。根据有关计划,「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从零七年开始每月第二周的星期五下午,在昆明市的翠湖宾馆二楼金色大厅开讲。

二十一世纪报系发行人沈颢曾表示,从经济地缘观念以及今后新的亚洲概念来说,云南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云南具有相对发达和多元的区域文化,并且有可能为全国提供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思考空间。因此,「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原本是要「通过其人脉和品牌驱动力」尽最大可能邀请更多的大师级人物,成为讲坛主讲人。

这个「讲坛」原计划已经确定的讲者和讲题,还包括二月九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主讲「中国司法的前景」、三月九日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主讲「从法国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四月六日则由原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主讲。讲坛还联络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零一年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零六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称为「穷人银行家」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以及已定居北京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据称他们都已对邀请初步表示同意,只是时间还未确定。

不过现在「二十一世纪兴云讲坛」已成泡影,周瑞金演讲也成了绝响。春城原本的希望和兴奋,如今遇上冰封,成了失望和遗憾,却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转自 博讯 boxun.com

我沒有了退路--關於“聲明”的說明

作者:章詒和

私下裡聊天,人們都愛提起我的父親,认为我的性格與父親有點兒像,我常为此辯解。我說: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親有著質的差異。他是職業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而我呢,是一個毫無政治抱負的人,既沒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的現實盤算,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焦憂。父親的政治頭腦,特別是他的組織才幹(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的秘書長和組織部長),都沒有遺傳給我。我一生的興趣和一點點小聰明,都在藝術上。我敏感於人的内心情感,敏感於色彩,敏感於細節,敏感於韻律,即使在監獄裡,我还是那么喜歡天空,喜欢飞鸟,喜歡薄霧……看著看著,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講故事,講細節,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別喜歡梨園行,伶人美麗,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書就是這種興趣和热情的表達。但是,就是這樣一本寫梨園行的書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這個人的書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語言講,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詒和這輩子別給我寫東西”。所以,是鄔先生把我逼到死角裡,我沒有了退路。

“聲明”發表以後,很多人關切我的生活情狀。從香港、臺灣、美國、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亞等地來電詢問。網上議論熱烈。而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和朋友則異常擔憂。他們要組織一個送飯組,說:“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們排着隊給你送牢飯。”我聽了很傷心,事情不會鬧到這一步的,畢竟現在中國的法制狀況,比我坐牢的時候進步多了。但是他們准备这样做說明什麼呢?——說明了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們心頭堆積的陰影並沒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懼。我深感悲哀。為了這個悲哀,我也要站起來。

我的“聲明”是極其鄭重的,希望鄔先生能給我一個鄭重的答復。請鄔先生答復我:

一,您是否在會上點了我?
二,您是否說了“這個人的書不能出”這句話?
三,無論是封殺我,還是封殺書,您能否啟動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隨時恭候。

十多天過去了,毫無音信。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並不如煙》。據可靠消息,為了“往事”,李長春先生主持了一個會議。會上,前新聞署負責人表態,說(大意):自己這個部門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長說(大意):章詒和已經退休,再說寫書屬於業餘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當時一位統戰部副部長是把“往事”定性為“反黨宣言”的,於是,李長春先生決定這爛攤子還是由統戰部來收拾。最後,統戰部託人找到我哥哥(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請他轉告我這個妹妹:今後就不要再寫了——這就是“往事”的結局。我想:這次新聞署该出面了吧?好漢做事好漢當,鄔先生會登場吧?

查禁書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這種依法不是某領導人的一句話,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給下屬单位打個匿名通知電話,也不是給雜誌社或出版社下個简单粗野的書面指示。它應該是一個法的程序,這个程序應該是嚴格依據公開法律的,應該是一個獨立、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序,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義。如果是按著這種嚴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錯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4日

原载博讯新闻网

贪污腐败严重中共承认体制有问题

VOA记者: 齐之丰 华盛顿 2007年1月25日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官员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肆意贪污腐败造成广泛的民怨之际,中共的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发表署名文章,承认中共实行多年的党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体制并不能有效地对执政党干部进行有效地监督。与此同时,观察人士认为,现在还难以确定中共是否准备进行认真地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公众所认为的无官不贪的局面。

*比国民党更贪污?*

1949年之前,中共以争民主、反贪污、建立清廉的人民政权为旗号跟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最后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将近60年过去,很多经历过国民党政权的中国人认为,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比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更专制,更贪污。

对这种中国大陆民间的看法和民怨,中共从来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但中共高级领导人多次表示,贪污腐败问题威胁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地位,威胁中共的生存。批评者指出,中共拒绝进行认真的改革,不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只是一味强调所谓的思想道德教育。

*反贪被当笑话*

日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谈到反腐败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把加强对中共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反腐败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不少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强调了将近60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已经被经验反复证明是无效的,是自欺欺人。在中国,许多人把中共领导的各级政府的“反贪污贿赂局”戏称“贪污贿赂局”,认为中共主导下的反贪污贿赂只是一个笑话。

*党报探讨监督体制缺陷*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发表署名张建明的文章,题目是《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初探》。文章提出了导致中共干部之所以可以肆意贪污腐败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中共各级机构领导干部实行个人专制,没有人可以对这些大权在握的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学习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措辞十分谨慎,对中共自上而下的个人专制问题和腐败问题只字未提。文章说:“对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问题,始终是有不同认识的。有的认为,为了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纪委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宜也不应对同级党委实施监督。”

文章所说的“纪委”指的中共各级部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其名义上的宗旨是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纪委接受同级党委、实际上就是同级党委第一把手的领导,没有独立的监督职能和权力,其监督的职能必然沦落为形同虚设。

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承认,现行的中共纪委监督制度,有三个缺陷:独立性差;权威性弱;无监督权。

*柳三禅:承认比死不承认好*

香港的评论人士柳三禅认为,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只是承认了一个长久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比死不承认算是一个进步,但是中共是否有意愿、有打算由此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还令人怀疑。

柳三禅说,尤其是在中共即将举行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种敏感时刻,中共各级高官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害怕被指责犯“右倾”错误。

柳三禅说:“现在关键问题在十七大,全力重新分配的时候,谁也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因为表现右倾容易被打倒,表现左倾容易得到好处。这是北京的政治现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中共内部,主张实行民主被认为是右倾思想,主张强化党的领导、也就是加强第一把手专制权力的被认为是左倾。在实行专制的中共内部,大多干部多年奉行“宁左勿右”的处事原则。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中国政府网管解禁台湾两报纸网站

VOA 记者: 晓北 华盛顿 2007年1月25日

如果您曾尝试在中国大陆流览台湾报刊的网站,那您一定知道这几乎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最近在大陆的少数地方,台湾两家报纸的网站却跳过了中国政府森严的网络屏蔽体系。这个网络解禁的幼小萌芽或许意味着中国媒体终于有可能像中国社会的其它领域一样可以迎来开放的春天了。

*忽然被放开了*

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德动说,自1月中旬以来,中国大陆一小部份地区的网络用户已经可以登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网站。这两家报以前一直被中国政府用网络防火墙屏蔽,但是最近,这种限制在北京和广东忽然被放开了。

*可能出于政治考虑*

联合报晚间新闻组组长刘先生对中文部证实,该报大陆新闻组在北京和广东东莞市所做的测试证明,这两个地方的读者确实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到联合报网站。他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网络的畅通状态能持续多久,他还推测,中国政府这次在网络监管上的松动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

他的这种推测和台湾陆委会对这次事件的评价不谋而合。

陆委会说,由于中国官方媒体对台湾所做的报导都是为了给2005年3月中共出台的不受欢迎的反分裂国家法服务,属于出于政治目的的不实报导,所以台湾政府已经出台禁令,禁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来台采访,并说,台湾对大陆官报记者敞开大门的条件就是大陆停止在互联网上屏蔽台湾报刊网站,因此,这次在北京和东莞的网络控制松动被陆委会看成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提出的交换条件的“初步正面回应”。陆委会更希望大陆对境外媒体早日实现全面解禁。

*“漏网之鱼”的可能*

那么,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网络解禁究竟是不是两岸对等交易新闻准入的结果呢?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靖对中文部说,这次小小解禁的原因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能排除中国互联网由于近期台湾地震造成海底光缆断掉而出现技术故障,从而在屏蔽境外媒体时出了“漏网之鱼”的可能。

*比较反台独的报纸*

但是,如果这两个网站不是“侥幸逃脱”,而是中国政府特意放开的口子,那么其目的就不只是为了让官方记者进入台湾采访这么简单了。黄靖说, 大陆的目的也许是向台湾塑造一个亲和开放的形像,从而加强台湾岛内倾向统一的声音。

他说:“大陆从连战访北京以来一直采取一种比较柔软的政策来希望赢得台湾大众的好感,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这个政策的一部份,毕竟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这两个在台湾都是比较反台独的报纸,也就是说稍稍有点偏蓝的色彩。”

*可能变得更加亲大陆*

联合报晚间新闻组组长刘先生告诉中文部,联合报会很快针对大陆观众做出新闻内容上的调整,但他没有透露关于这种调整的具体细节。

对于这一点,黄靖博士预测说,被解禁的两家报纸为保住难得的进入大陆的机会,其新闻内容和报导立场将可能变得更加亲大陆,而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结果。

*精心安排摆姿态*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说,这次网络控制出现的“漏洞”如果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摆姿态树形像的结果,那么,这个姿态也许不止是摆给台湾,更是要让世界知道,2008年奥运会的东道国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家,这和最近中国政府出台允许外国记者不需申请就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区采访的政策是一个目的。

*逐步开放的大趋势*

那么,如果这两个网站预示着在2008年左右由于台湾大选和奥运会的召开中国将会暂时出现一个海外媒体的“春天”,这个春天将会持续多久呢?

黄靖和陈奎德都认为,中国一旦对境外媒体大范围解禁,那么,再恢复管治和屏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将违背中国社会其它各个领域都在逐步开放的大趋势。

陈奎德说,海外媒体的春天也不是中国媒体开放自由的全部内容。

陈奎德说:“不光是要对外开放,还要对中国对内开放,也就是说,中国国民能够自己办媒体,自己办报纸,自己办电视,自己办广播,这才是最深入的开放。”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二百年前的常识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VOA记者: 德马科 费城 2007年1月25日

一部两百多年的小册子可不可以古为今用,解决21世纪的现实问题?当然可以。托马斯.潘恩在231年前写的《常识》(Common Sense)就是这样一本书。这本书曾经激励北美殖民地人民赢得独立。很多人认为,潘恩充满激情点燃斗争火花的观点可以给今天的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聚集到《常识》的诞生地费城,纪念《常识》出版231周年。他们还探讨了《常识》中提出的观点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 18世纪时,小册子是常见的媒介,即有政治内容,也有经济议题和社会评论。

生长于英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潘恩1774年来到费城。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版一本小册子,让殖民地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因此就有了1776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

在这本册子中,他动员殖民地大众揭杆而起,反抗英国的统治,把本应是自己的国土控制在自己手里。

*重温《常识》令人深有感触*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史蒂夫.古利克扮演了托马斯.潘恩的角色,朗读《常识》中的一段文字:“政府应选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来美洲是因为对我来说,美洲代表着未来,象征着、至少我认为可能象征着有良知的人心底里的追求。”

托马斯.潘恩国家历史学会的主席布赖恩.麦卡丁说:“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希望。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比现在生活得更好。”

他说,今天重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重温其中的观点,就感到它能够带来新的变化。

麦卡丁说:“我们知道,人民可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能够为他倡导的自由提供庇护所。只要战斗,为正确的事业战斗,为反抗压迫,为所有人的个人自由战斗,我们就能进入自由的王国。”

*给历史观点赋予现代意识*

潘恩倡导的个人责任也是许多当代活动家写作的主题。这些著作鼓励人们脚踏实地,放眼世界。当作家和教育家朱达.弗里德读《常识》的时候,看到书中的内容与当代社会之接近,不禁大为惊奇。

弗里德说:“只有主动和自觉地采取行动,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让我们通过饮食、购物、衣着等日常生活,从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真正影响世界吧!要真正考虑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世界的影响。”

朱达.弗里德决定为《常识》的观念赋予现代意识。《常识》中提到反抗乔治国王的斗争:“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决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压迫来自‘不列颠的这头野兽’。”

*人民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

朱达.弗里德出了本书,书名是《全球意识:为民主和世界和平唤醒你的个人力量》。他在书中写到,21世纪的强权日益抬头时,不论它来自政治家还是大公司高级主管,反抗是义不容辞的。

朱达.弗里德说,他希望人们对《常识》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他的《全球意识》的兴趣能够把全球各地的人联合起来,以自己生活和交流的方式改变世界。潘恩在《常识》中写道:“我们蕴藏的巨大力量,可以让世界重新出发。”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记者无国界愿有条件取消抵制奥运

记者: 张蓉湘 华盛顿 2007年1月25日
记者无国界向北京提五条件
刚刚结束对中国第一次正式访问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表示,该组织对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如果中方具体履行承诺,记者无国界将取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抵制。记者无国界的代表在北京访问期间曾跟异议作家刘晓波见面。

*首次访华提出五点要求*

维护记者权益的记者无国界的秘书长梅纳尔、主管亚太事务的布罗塞尔以及新闻联络人朱利亚尔三人刚刚结束对上海以及北京为期一周的访问。布罗塞尔星期四说,中国政府承诺会让该组织未来访问中国,但是下次访问的时间未定。

布罗塞尔说,记者无国界对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如果中方对这五点做出承诺,具体履行,那么记者无国界将取消抵制明年北京奥运会。不过在这次访问中,中国官员并没有做出任何书面承诺。

他说:“我们提出五点,第一,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新闻记者以及网络作家;第二,允许外界到监狱对他们探视;第三,中国官方媒体必须就此做出报导;第四,中国停止杯葛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网页,让民众能够登陆记者无国界的网站;第五,在2008年奥运之前允许记者无国界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记者无国界三位代表在这次访问期间,同包括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以及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官员见面。该组织还希望跟被关押的异议人士见面,但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中方官员表示,下次访问也许有机会。

*会晤异议作家刘晓波*

曾经获得记者无国界“2004年捍卫言论自由奖”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星期二晚上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大厅与记者无国界代表会晤了两个小时,双方谈到中国的新闻自由以及人权问题。刘晓波说,他没有注意到会晤期间有没有公安跟随。

刘晓波说,北京政府愿意同批评它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对话,动机可能包括希望在奥运会之前塑造良好形像,但是不管动机为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接下来要观察北京是否继续邀请其他包括人权观察等组织访问中国。刘晓波还指出,与记者无国界对话,展现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

刘晓波说:“这两年有比较大的变化,它要看你反对的事情对中国的最大利益影响到什么程度,完全实用主义。只要这个国际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够大,即使你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为了遏制,也会跟你打交道。”

刘晓波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要求迅速查明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在山西被打死的事件,可能是由于记者无国界的代表在访问期间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文部记者星期四打电话给国务院新闻办,希望请与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梅纳尔等人会晤过的官员发表评论,但是接电话的人说,有关官员已经下班。

远载美国之音网站

中国未富先衰老

2007.01.25

中国社会在老龄化,而且女孩出生率在下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彭希哲接受德国之声在线部记者莎佩雪(Sabine Peschel)采访中,谈到了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变迁的问题。以下是采访全文:

莎佩雪:“社会的状态”是目前德国社会学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社会的“状态”是什么?

彭希哲: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过程中,而且是朝多种方向发展。现在也能看到有一种重归传统家庭形式和价值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总的是正在朝“西方的”核心家庭发展,在变成一个个人化的社会。

莎佩雪:中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13.07亿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彭希哲: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从绝对数量上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但是人均资源就十分有限了。人口的增长使得资源接近枯竭,环境也越来越恶化,这是中国要控制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

莎佩雪:中国社会也像德国一样正在老化,那么人口控制还有必要吗?

彭希哲:中国政府的确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在宏观上,中国的人口数量还会大约要增长两亿才能趋于稳定。

莎佩雪: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这种稳定?

彭希哲:这与做人口统计时采取哪种前提假设有关,大约应该是在2030年到2040年。因此我们在宏观上仍然还在采取一个控制人口发展的政策。在微观上,中国的家庭已经变得很小了,每个家庭平均有1.7个孩子,在城市里这一数字还要小,只比1高一点点,而在上海则只有0.8。这造成了独生子女教育的困难和家庭在未来要遇到的功能和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上,我们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由空间非常小。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在微观上更适合中国的应该是“两个孩子”的政策。

莎佩雪:在实际上会有这种政策出现吗?

彭希哲: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在今后几年内不会变。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不要改变政策,而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改。就是说,讨论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

莎佩雪: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上有哪些计划?

彭希哲:计划生育政策的的组织和实施虽然是在地方,但是中央政府一直在加以控制。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做出一些小的、稍微的改动。例如,上海市政府和学术界十几年前就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修改。但是,中央政府担心,这会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如果允许上海改,其它地方也将效法。因此,中央政府坚持的原则是:上海是一个生育率很低的和老龄化速度很快的城市,可以搞点特殊。但是,上海的问题可以用其它方式解决,譬如说从外地,特别是内地引入移民。

莎佩雪:中国的国内人口流动潮对人口结构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彭希哲:中国的流动人口相对来说很年轻,在20到40岁之间。他们来到城市里,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劳动大军。他们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得城市人口老化的速度减缓了。现在,中国政府要建设“和谐社会”,要采取政策提高民工的收入和改善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将民工逐步融合进当地社会。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还要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有一个分化的社会。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外。

莎佩雪: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是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的问题还只是政府才关心的问题?

彭希哲:社会老化的问题还在继续讨论,但它只是东部沿海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问题,今后十年里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会迅速老化,“生育高潮”时出生的一代人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十年之内,危机就要来了。

莎佩雪: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政治措施来对付社会保障上的危机?

彭希哲: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现行的退休养老制度只保障了30%的城市人口,大部分农村人口根本就没有可行的养老制度。中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0.2%。过去,所有的退休养老制度都与国营或集体企业挂钩。现在,政府想扩大城市的养老体系基础,想将更多的在私营企业、非正式行业里从业的人以及民工纳入这一体系。

莎佩雪:您自己曾说过,“中国是第一个还没有富裕就开始老化的大国”。您真的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彭希哲:是的。因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是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已经排在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还不到一千美元,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所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处在一个社会开始老化的过程中,比那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要早。中国将要变老,但是不会变富。

莎佩雪:中国缺乏女孩,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

彭希哲: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应该是每100个女孩对应105到108个男孩。但是在中国,自1982年后这一比差扩大了,1990年是100:112,2000年是100比119,而2005年是100比124(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1月23日公布的2006年数字是100比121,编者注)。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政策和法律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虽然处在社会转型中,但是社会中仍然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当妇女怀孕后诊断出是女孩时,就会有夫妇决定堕胎再等待生儿子的情况。这种对生命进行出生前选择的做法是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莎佩雪:中国在上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因为计划生育强制堕胎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现在有关政策得到了修改。现在还有强制堕胎的现象吗?

彭希哲:我相信,从理论上说,应该从来就不允许有强制堕胎的现象,理论上所有当事人应当是自愿参与堕胎。但是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想多要孩子的愿望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政府机构或者是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会尝试劝说妇女去堕胎。

莎佩雪:现在还有将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的手段的现象吗?

彭希哲: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仍然有这种现象。每年中国有1600万人出生,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不能称没有强制堕胎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没有太大发展的希望,那里也没有像城市里那样的控制生育的手段,强制堕胎的现象还存在。如果城市居民在计划生育允许的指标以外想再多生,他们会选择缴纳罚金,把孩子生出来。在农村,干部的素质不如城市。在城市,人权是更多地得到尊重的,但是在农村仍然偶尔会有违反人权的现象发生。

原载德国之声

星期四, 一月 25, 2007

《百姓》换血后新刊难产 原编采人夹缝中继续呐喊

2007.01.24

大陆百姓杂志在主编黄良天被调职后,新一期刊物无法准时出版。同时,原编采人员离职后,继续在该杂志的网页上发表关注民生的报道,延续《百姓》的精神。在杂志出现大量退订的同时,百姓网站的点击量高企。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据本台了解,北京百姓杂志新年撤换主编后,原编采人员纷纷离职,旧有班底只剩下两名编辑。除了调查报道不能照常刊出,连评论文章的约稿也变得困难。原本一些投稿给百姓杂志的大陆知名知识分子,在黄良天离职后,不愿意再为百姓写稿;而另一些稿件又因作者背景和触及的话题,被杂志社拒绝。种种原因导致新一期的期刊不能准时面世,一位知情者星期三说:“因为现在还在排版当中,如果按正常进度的话,这个时候已经下印厂差不多印出来了。原来我们自己做一些调查,也有固定一批的文化人给我们写稿,一部分是这样。现在受这个的影响这类的稿件也基本没有了。所以现在稿源各方面也是问题,稿件的质量也很难保持原有水平。”

但在杂志印刷版稿件的质量和供应都出现问题的同时,本台记者星期三发现,在百姓杂志的官方网站经刊登了一些新的报道,而且秉承了《百姓》原有的风格。其中一篇来源写着百姓网,题为《新年的恶性事件》的报道,写的是记者在陕西采访矿难被打死事件,也对这方面的新闻自由提出了质疑。另一篇题为《奇怪灵车助阵政府“拆违”》的深入报道,图文并茂地揭露了安徽阜阳政府非法拆迁,采访的时间是两天前。刊登不足两天浏览量竟超过一千。这篇信息来源也称是百姓杂志网站的报道,经记者多方了解,并不是杂志人事调动后最新一期将会刊登的文章,而是由两名已经离职的百姓记者写成。

前主编黄良天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说,随着他的离职,百姓的网站已经被杂志社摒弃,而是由一些民间人士继续营运,他希望这个网站能自成一个秉承百姓精神的新闻媒体,但是这条道路不会平坦:“ 现在杂志社新的这些人认为网站替他惹祸,我们之前很多 ‘那个’出来就是网站惹的祸,他们等于把它抛弃了。现在好像是几个民间人士在运作。能不能建立一个百姓杂志的网络媒体,也许在做,但是,“百姓杂志怎么说也是官办媒体,但如果他们失去了这种政府背景、官方背景或其他什么强有力的背景,网络也是很难生存的。 ”

与此同时,随着黄良天的调职和原编采团队的解散,百姓杂志的订阅量锐减,一位百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走邮局发行的下降了几百份,这是很稳定自愿订阅的,还有其他途径的发行,从现在来看,少五千份是肯定有了。(你们的收入会受影响么?)肯定会受影响,包括我们很多广告客户,看见这个方向变了,就中止合同了。 ”

而另一方面,原百姓编采人员坚持理想,毅然离职后,面临很多困难,包括难以找到大陆媒体敢聘请他们,以及各方面的压力,据了解某主力记者正遭到公安部门的调查。而黄良天本人离开了百姓杂志以后也依然遭告诫,他说:“比如说接受外媒采访啊,还有一些关照。(离职以后还有?)对。(为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不希望这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胡锦涛要求“净化”网络:意在沛公?

2007.01.24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强调,对中国的互联网要“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就此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网民数量截止2006年底已经有一亿三千七百万。胡锦涛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净化管理,借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的话说,虽然胡锦涛没有提及言论审查,但其真实用意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控制网民的言论自由。对此,美国中国问题评论人士古原女士表示:

“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是一向的,现在可能严格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用一些特殊软件上到国外的网站。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的。”

胡锦涛有关控制互联网的言论就像以往中国官方管控互联网的表面说辞一样,说管控是为了“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社会稳定”和“规范互联网秩序”。迄今,中国大多数网民无法浏览海外提供没有经过审查言论和批评中国政府新闻的中文网站。香港夏菲尔出版社编辑姚先生表示,管控互联网上淫秽和暴力等不良内容没有错:

“可是中国是以此为借口过滤信息。这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

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其意义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打破了信息的垄断、思想的闭塞和文化的隔膜,使网民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沟通与交流的自由。作为第四媒体,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互联网没有“总编”,然而,胡锦涛的讲话显示,中国政府则想在互联网上充当 “总编“的角色,过滤和屏蔽网民获取和传播信息。对此,古原表示:

“它用技术屏蔽来阻断网民和国外网站的交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有对付的软件上国外的网站。如果严格管理网络的话,应该指出是哪些方面。打击政治方面的言论自由它还是会做。”

100多年前马克思抨击当时普鲁士当局书报检查时曾严厉质问普鲁士专制君主的书报检查官:“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将互联网办成“三好”网络,健康的“精神家园”,以上两位受访者都表赞同。古原女士和姚先生所担心的是“挂羊头卖狗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刘项原来不读书

作者:胡丽娘

“□□□□□□□,刘项原来不读书”,前面那句敏感,做标题不妥,省略。

  晚唐章竭有诗《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为对付读书人而焚书,可谓煞费苦心。可乐的是,一脚揣了他那“千秋”基业的,却并非那些个被坑杀的读书人,反倒是那最不屑读书人的刘邦和项羽。始皇先生地下有知,只怕要悔青了肠子,早知如此,何不让天下人一心读书乎?本意是钳制思想,维护统治,没想到钳制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却偏偏奈何不得那班舞刀弄枪的文盲加流氓。

  更有趣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在现在看来颇有平等意识的口号,并非是钳制不住、坑杀不亡的读书人们喊出来的,而是那不读书的陈胜吴广喊出来的。

  始皇坑了百家,未曾遏制不满。后世的皇帝们吸取教训,单单尊了讲究秩序,推崇礼数的儒家,科举考试如同铜墙铁壁,还有那文字狱旁敲侧击,从此读书人便不敢思考了。可惜的是,偏偏一拨头系黄巾的农民搞乱了汉室江山,几个弯弓射雕的部落冲垮了中原王朝,小叫花子朱元璋坐上龙椅,山贼李自成逼死崇祯,又是一群不读书的人,搞垮了帝王们苦心经营的江山基业。

  在文字狱兴盛的大清王朝,被列强冲开了闭关扣锁的国门,读书人开始体现作用了。公车上书,百日维新,读书人心地真是善良,一心希望大清能够改革体制,将统治维持下去,哪知道好心被当做了驴肝肺。说到底人家还是忠君呢,拿起一支笔写下事实和真相,巴望着皇帝们关注一下,解决一下,别搞得社会不和谐,让不读书人的人钻了空子。

  中国的读书人历来是很睿智的,往往一目便了然事情的症结,一语便道破解铃的关键,可惜他们偏偏没那个动手的能耐,只好巴望皇帝们用强权去执行,问题是皇帝们偏偏就是不执行,于是六君子只好血洒菜市口。

  中国的读书人习惯拿热脸去贴冷屁股,哪怕自己的屁股被打开了花,也要硬往冷屁股上凑,谁叫读书人把讪上卖直视为品格呢。搞垮江山的是不读书之人,可是皇帝们整的,偏偏是读书人,原因么,其实很简单,读书人除了一支笔一张嘴,别无他能,所以历代的皇帝们欺负起读书人来,自然不会手软——欺负别人他得慎着点儿,比如说王公世族,人家有兵马;比如说贩夫走卒,人家不怕死。更何况这读书人怎么打杀,怎么欺负,他们还是继续一脑子忠诚地讪上卖直——没辙啊,这是他们的职业。古代职业排行榜,读书人被列为第十位,排名在僧侣,农民,工匠,艺人,乞丐之后,是有道理的。

  待到老太后慈禧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宪政时,介于黑道与读书人之间,白纸扇似的孙文黄兴们没了耐性,一介武夫的黎元洪,武昌起义了。纵然有那么几个读书人鼓与呼者,可是,本狐狸不怕得罪各位有知识的人,冲锋陷阵的还是那些个不读书的武夫们,包括后来咱们那新敏猪主义革命,本狐狸的外公长征到延安,再从东北打到武汉,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箩筐。

  不读书的之所以被读书的鼓动,纵然有那知识分子的妙笔生花巧舌如簧——当年帮着忽悠敏猪的,便是那大大小小的读书人,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还是那些个大大小小的读书人;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如同那些农民起义者要推翻一个王朝时,必然打到孔家店;待到建立王朝后,必然抬出孔二爷,推翻王朝需要踢到秩序,维护王朝需要强调秩序,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但是拿起刀枪的,还是那些不知道敏猪为何物,只知道要生存要吃饭的不读书之人,假如当时能填饱他们的肚子,谁会去拼命?不读书的人比读书人精明,就精明在人家要的是实惠而不是理想。

  看来历代的皇帝们似乎搞错了防范的对象,真正有威胁的,不是读书人,而是不读书的人。其实这个道理皇帝们也明白,君不见历代帝王在处理番邦事务时,最得意地便是让蛮夷们接受中原的文化?文化这玩艺是无形的,便搭上公主,农耕,养蚕抽丝等等有形之人和实用技术,一起销售。比如说农耕,就是请各位蛮夷守着自己的土地好好耕作,别老想着到中原溜达;农闲就读书,咱这儿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诗词歌赋经书文章,坐家里慢慢读吧,读着读着脑子里装满了境界,就顾不得算计现实的庸俗了,个个做了知荣明耻的圣人,中原便无忧矣。

  读书的好处多多,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读书的坏处更多,所以代代焚书,柿子敢软的捏,杀鸡骇猴。

  只可怜那读书人和书啊,全做了翻云覆雨的道具。

转自胡丽娘博客《狐说》

皇甫平:中共封报封网生硬落伍

皇甫平
明报驻京记者陈永阶报导/中共「十七大」下半年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对这次重要会议有两大期待:一是推动中共党内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就重建国人的精神世界达成共识。他还期待中国的新闻改革能随覑政改有所推进,并认为近年连串「封报封网」事件与中共提出的科学管理相去太远。他亦认为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来说,「始终是绕不过去的」。

寄望政改重建精神

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今秋召开的十七大是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中共领导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他期望这次会议有两大收获:一是推动中共党内政治体制改革,给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死结」寻求解决之道。二是希望十七大就「精神重建」达成共识。他认为过去28年改革开放,社会强调物质一面,忽视了精神建设,导致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诚信全无、腐败频生,「应该以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重构国人的精神世界,才能使中国在未来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和谐富强」。

违背科学民主原则

谈到中国新闻界现状,周瑞金对近年连串针对新闻界的事件表示遗憾,包括《21世纪环球报道》因刊登敏感文章被停刊、《南方都市报》因揭露地方问题而总编辑和总经理受党纪政纪甚至刑事处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停刊等,「这说明,中国新闻界的状_G不令人乐观,它与我们党中央提出的『党对新闻要科学、民主和依法管理』相差太远」。

周瑞金认为新闻改革要从体制覑手,「不要动不动就停报停刊拦网」,「这种生硬的行政办法在今天明显是行不通了的」。他赞成新闻立法,认为新闻立法对保证新闻和言论自由「是完全必要的」。他也认为,新闻改革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新闻改革才有可能同时推动,否则都是空谈」。

总结文革回避不了

谈到文化大革命,周瑞金表示,文革是中共在发展中出现的全局性体制性的错误。去年是文革爆发40周年和结束30周年,他曾撰文呼吁「文革不应成为禁区」,中共应藉机全面总结,「因为一个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的发展才可以避免重蹈悲剧的覆辙」,但令他遗憾的是,「中央没下这个决心」。

他认为中央仍把文革视为禁区是基於3个考虑: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上,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作用很大,但如今天把这两人再抬出来,会比较尴尬;二是总结文革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可能会形成全国性争论;三是全面总结文革涉及中共的政治体制。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周瑞金说,「现在已有人出来为文革唱好,这说明还有人或者说是新一代人不明白文革的教训」。他说,文革经验说到底就是政治体制问题,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人民盲目愚从,「所以全面总结文革,对於党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一个契机」。

(博讯2007年1月25日 转载)

高新:政治改革中共内部感到不安

记者: 江河 华盛顿 2007年1月24日

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前副总编辑周瑞金日前在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表示,中国过去28年多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认为现在是到了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而政改的对象就是共产党本身。

*‘皇甫平’为笔名轰动一时*

周瑞金由于在1991年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系列文章,为第二年邓小平南巡鸣锣开道而轰动一时,去年他又因在中国左右两大阵营的大争论中呼吁改革不能动摇而倍受关注。

*周瑞金:中国政治改革滞后*

几天前,周瑞金在接受明报的专访中指出,现在中共党内常见的腐败问题,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等,其实都与政治改革滞后相关。

他说,中共的体制是高度集中体制,凌驾于政府、公检法和立法机关之上,这个体制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现代民主潮流。周瑞金表示,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希望通过改革求得解决。但问题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说得容易做到难。

*高新:一个很好的擦边球*

旅美独立时事评论员高新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中共政治改革滞后的说法由来已久。邓小平早就提出过要对影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可是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改革呼声销声匿迹了。但是后来,江泽民和胡锦涛又都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高新说,对于周瑞金这样一个前共产党高官来说,能够说共产党要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应该算是很大胆的。

高新说:“我觉得他至少是在形式上、在策略上打了一个很好的擦边球。道理就在于,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已经在16大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强调了不是不要搞政治改革,而是说政治改革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如果真的是上边,比如中纪委或者是中宣部等等,要追究周瑞金,他就可以搬出刚才我复述的胡锦涛的讲话甚至16大的政治报告来为自己辩解。”

*曾为越共总书记差额选举叫好*

周瑞金去年曾撰文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差额选举叫好,引起外界关注。这次他坦承,那篇文章出来后受到一些压力。但他坚持认为,越共的经验有参考借鉴价值,尽管不能照搬,但应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尤其是要加强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监督。

*高新:多党制共产党说不出口*

旅美独立时事评论员高新认为,与泛泛而谈政治改革相比,周瑞金谈到的借鉴越共实行的差额选举制度反而具有更大的敏感性。

高新说:“我想,对于借鉴越南的经验这一点,应该说是最敏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具体了。我反而认为周瑞金这一次的讲话没有上次为越南的党内民主选举叫好对共产党高层的刺激更大。因为这一次他讲的毕竟是泛泛的。我们假设把共产党的官样宣传‘以扩大党内来推进社会民主’后边再加上一句,等社会民主发展成熟了,再考虑多党制。这话是不是就全了?可是这话共产党说不出口。”

*中共内部一些人感到不安*

在接受香港明报的专访中,周瑞金这位有50多年中共党龄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指出,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党能和中共竞争。暂时不要触动一党领导这个机制,而应该维护一党的领导,来推进其自身的变化。他说,借鉴越共的差额选举制度其实就涉及到中共的用人制度和党内民主问题。

旅美独立时事评论员高新说,胡锦涛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已经在省级党委的选举形式上增加了一些民主的成分。但是,党内高官、特别是政治局一级还没有实行民主选举。因此,周瑞金的这些推动党内民主的话自然会让中共内部一些人感到不安。

*17大可能会把民主形式推进一步*

高新说:“共产党它自己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内部讨论时有没有时间表,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它内部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是在中央政治局这一级的高层领导人选举上如何扩大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周瑞金把话说的到前边,自然就会让中共高层,特别是那些相对比较保守的人的感到精神高度紧张。”

周瑞金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17大,政治改革无疑将是重点。时事评论员高新认为,17大可能会在16大的基础上把民主的形式再推进一步。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崛起”近乎意淫,“复兴”且慢奢望

--在“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章立凡

我今天要谈的,不是对电视片《大国崛起》和刘军宁先生“文艺复兴”观点的批评。一般来讲,我并不反对这两样东西,而是担心其被误解和利用。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光荣与梦想”,不妨先祛除“傲慢与偏见”。

当我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有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在可以随时封杀文艺创作自由的体制下,我们坐在这里高谈中国的“文艺复兴”,个人觉得比较奢侈,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滑稽感,不知各位是否有同感?

我承认中国曾经是个“文明古国”,如今则拥有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化,这种文化由设计师编程设计、工程师精确管理,它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照此逻辑,“文艺复兴”就没有存在之必要。当代中国时兴各种名目的“工程”,听说已经有了个“马列工程”,一不小心再弄出个“文艺复兴工程”,不知又要花纳税人多少银子?

我承认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我们至今仍不是“民主大国”。一个国家要在国际上赢得别人的尊敬,只须看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就行了。法西斯的德国、日本以及前苏联都曾经是“大国”,但这样的“大国”不当也罢。最好也别学当今的暴发户,刚有了几个臭钱,就自以为有资格“勃起”,到全世界去逛窑子——这多少有点意淫的味道。

在“崛起”问题上,中国与当今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总是强调“中国特色”,不接受普世价值。在“复兴”问题上,中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似乎也不存在可比性。我们不妨从时、空、人三个角度略作观察:

一 保护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从教皇到各城市的统治者,都喜欢充当艺术保护人的角色,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而中国的现状不是如此,文化的管理者未必真有文化,但以有权管理文化人为能事;你有权祷告免挨棍子,但永远别指望有谁能保护你。

二 空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都是在政治相对宽松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也许存在文化建设的空间。自90年代以后,原本宽松的空间日渐狭窄。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者将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东西泛政治化,在2007年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三 时间: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持续了三个世纪。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节奏比过去要快得多,社会难免浮躁,“颜色革命”不时发生。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场又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可从来只有以暴易暴的轮回。你提倡“文艺复兴”,人家骨子里只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说句不太乐观的话:也许“文艺复兴”还没开始,革命暴力就已卷土重来。

“崛起”和“复兴”的最大障碍,在于这个民族不能正视自身的历史,也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被斩断,旧道德的基石也被摧毁了,新道德却建立不起来。目前全社会处于急功近利的无道德状态,肤浅到暴露乳房就算艺术,历史的耻部却至今不许触摸。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但文化专制主义没有前途。

当今中国有两种倾向令人不安: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沉渣泛起,利用儒家思想加固专制藩篱;二是借助经济起飞,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社会矛盾。其中后一种倾向更加危险.。

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树立民族自信心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大国崛起”要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文艺复兴”要与文化保守主义划清界限。在划不清这两个界限之前,还是慎提这两个口号,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军宁是我的老朋友,我一直欣赏他理性的人文精神,我们都赞同渐进式的宪政改革。但通过文艺复兴实现宪政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因为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许多最好的转折时机已经错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欲求大国崛起,请先走向共和。

现在加上一句:推倒文化专制,才有文艺复兴。

2007年1月23日

原载 凯迪社区 文化散论

南风窗:中国知识分子,已非精神先驱 

核心提示:自古以来,相较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与政治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权力精英们亦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矛盾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1949年后,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时间开始了!”胡风喊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回望50年前,1957年的那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几乎被击得粉碎。

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知识就是力量!

当培根400年前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一个时代就此开始,马克思因此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人本年代里,知识并没有明智而及时地为自己的力量设限,“实验科学”的范围被扩大到社会领域,问题的产生促使人们反思。

2007 年,回首中国过去的岁月,有力量的知识人参与民族复兴、追求个人价值与幸福的轨迹可载史册、可当歌哭。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选择刊登在“面向知识分子的一张重要报纸”《光明日报》上,春波乍涌,恍若轮回;其实,“实践检验真理”,依旧是培根400年前的发言。

在改革与开放的共识下,社会不断进步,知识越来越被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力量被吸纳到国家的管理和决策中。2006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一政策的现实背景是,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在利益形成与分化的过渡期里,值得追问的是,知识要成为什么样的力量?以及,知识如何成为力量?怎么走是知识,向哪走也是知识;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文明平台上,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重新赢得它的尊严,无论在有社会责任感、追求独立性的知识人心中,还是在“十分瞧不起知识分子”的知识人眼中。

无论如何,在法制保障下建设制度性的架构,使得具有知识含量与正义诉求的批评和建言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资源之一;相信大多数的人们都乐观其成。

——《南风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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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知识分子精神

本刊记者杨军

2006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一政策的现实背景是,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达与普及,这类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拥有高学历、渴望并努力创造着财富,进而也逐渐开始主张自己的政治诉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当知识分子一词不再具有道德价值,新知识阶层仅成为一个基于财富的政治性描述时,很自然地,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成了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知识分子的政治本能

在200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作出的阐释中,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党外代表人士”显然包括了被纳入执政党统一战线的新知识阶层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

自古以来,相较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与政治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权力精英们亦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矛盾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

1949 年之后,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真正参与政治之中。“时间开始了!”胡风喊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回望50年前,1957 年的那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几乎被击得粉碎。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6000万文化人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不复有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权力的光谱上亦迅速走向边缘化。

紧随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进一步使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文化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大批知识分子被流放于文化和政治领域之外,如何面对强势权力,再次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1978 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沉默20余年的知识分子开始苏醒,在政治运动中被压抑的政治情结再次冒头。事实上,1980年代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中度过的,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则再次担当了启蒙者和批判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随着执政党内知识分子党员比例的提高,与毛泽东时代的领袖决策方式不同,以体制内知识分子为主的咨询群体和思想库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

知识分子的经济理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分子遭遇了继1980年代末风波后的又一次冲击。市场经济本是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

1990 年代的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现实中这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属于先天不足。正如李敖所说,“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没有恒产而缺少金钱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着在“皮”上的“毛”,自由、力量和尊严飘摇不定。他们惊讶地发现金钱的压力更直接、更具体,或投身商海,或忙于通过知识换取财富,知识分子们开始精心处理自己“沉重的肉身”。

伴随经济理性的觉醒,知识分子们在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沉默似乎便成为了必然。 1990年代中期,随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拥有话语权和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迅速依附式崛起,继经济精英之后,成为我国的又一精英集团——知识精英。原本被期待成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成为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却被边缘化。“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中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百姓应该为改革付出必要的代价”等等论调甚嚣尘上。虽然不乏合理的论断,更多的却脱不开基于各自集团的利益表述的嫌疑。

到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形态发生转变,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集团似乎开始形成某种程度的合谋。

改革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他们人数很少,却已然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

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埋心底的情结。当知识分子“沉重的肉身”得到满足,融在血液里的政治情结是否必将抬头?这需要勇气、良知和制度的保障和促成。

道德重建与制度保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如果中国的知识界集体放弃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的改革将去向哪里?

经过上世纪沉默的90年代和21世纪更加沉默的开头几年,已步入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市场经济初期被边缘化的惶惑。随着改革的推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后,也取得了对改革路径的话语权。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步入艰难时刻,一场思想和文化的崛起正在孕育,而这,正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在现代社会,专家“掌权”管理社会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国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意见。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各领域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很多政府决策的背后,都有专家智囊团的专业知识在支撑。对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但如何面对权力,又如何面对资本,知识分子在政治本能和经济理性中间如何获得平衡,仍旧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执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中国最优秀的一些知识分子身卷其中,“左”和“右”迄今纠缠不清。事实上,改革的路径与转型的模式远非向左或向右那般简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扭曲和缺失,才是最为紧迫的命题。

社会的变革往往由知识分子发起,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在今天,当新知识阶层的普遍崛起成为必然,谈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不仅仅指向特定的知识群体,实际上,它指向的是我们国民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是否能在体制上对权力的滥用与资本的横行进行规约?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期待知识分子自我的道德自律,只能是赫尔岑讥讽的那样“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正如鲁迅所言,天才的诞生需要有产生天才的土壤。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需要适宜的制度土壤。

故而,在2007年伊始,重温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无意义: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

□ 《南风窗》

星期三, 一月 24, 2007

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 (全译)

《时代》周刊 Jan. 22, 2007
Chinese construction workers work on a structure that will be used during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国家安哥拉栋多(Dondo)市的火车站多年来看不到一列火车。它的窗户封住了,暗淡的粉色门面摇摇欲坠;由于内战持续二十七年,葡萄牙 殖民者在很久以前创立的当地咖啡贸易早已是遥远的记忆。然而,栋多的财运可能好转了。本月,把当地的铁路线与首都罗安达的深水港城镇连接起来的工程按既定时间开始。这项工程将由中国建筑公司完成,在该公司两名工人在测量轨道的时候,一位安哥拉警卫总结了他的感受,“感谢上帝,你把中国人带来了。”

这样的表述,或者与之类似的一些看法,如今可以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亲耳听到——中国人在这里投资建造道路和铁路,开办纺织厂和挖掘油井。你可以在巴西农场听到,因为中国人对酱油和牛油的胃口引起了出口贸易的兴旺。你可以在泰国北部湄公河的清盛(Chiang Saen)听到,因为在中国工程师开始爆破湄公河上游的湍滩和暗礁,大船从此可以装载中国制造的商品到东南亚市场以前,当地人依赖务农和走私为生。缅甸移民巴(音译,Ba)的工作是把大袋向日葵瓜子从船上搬到前往曼谷的卡车上,休息的时候他抽烟喝红牛,“在中国人来这里以前,你找不到任何工作。现在我可以寄钱回家。”

你可能很了解世界到中国去,了解外国商人在上海和深圳等地方建立工厂、专卖店和陈列室。但你很可能不怎么了解中国怎样到世界去。透过它的投资与对原材料的 欲望,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改变了从安哥拉到澳大利亚的经济。现在中国把这种商务实力变成真正的政治实力,在全球舞台上昂首阔步,表现得像一个非 常打算成为世界下一个强国的国家。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已经在与朝鲜的核谈判中建立了自己关键大交易人的角色,与俄罗斯结盟企图重塑中亚的未来,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发动外交攻势,为黎巴嫩的联合国维和任务贡献军队。美国全神贯注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挣扎摆脱伊拉克战争的失败,而中国似乎准备挑战(甚至可 能破坏)华盛顿从制止达尔福尔大屠杀到加强对伊朗核制裁等其他外交政策目标。中国的国际角色已经赢得了国会新民主党多数派的注意。即将就任的众议院外交事 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是北京人权记录的批评家,他告诉《时代》说他打算召开早期的听证会讨论中国的所有事情,从它对互联网的审查到它的西藏政策。曾在克林顿时期负责国安会亚太事务的、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Ken Lieberthal)表示,“不仅是在地区上,而且在全球上,中国策略方面的思考都比过去活跃。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根本信心水平的改头换面。”

眨一下眼,你可以想象出来(许多中国人可以讲这个故事)——经历了将近两百年的外交屈辱、入侵、内战、革命和无法形容的惨事,中国在为一个命定的约会准备。李侃如表示,“中国人自己不会这样讲。但我认为在他们心中他们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这真的难以置信。这是真的吗?还是这会是真的吗?如果这样,将怎样发生,何时发生?对西方来说这种发展可以多舒服?中国的崛起可以和平地受国际体系控制吗?或者如同19世纪末的德国和1930年代的日本,中国对那些系统建立国的利益产生威胁,战争终有一天来临?这些问题将在一段时间困扰我们,但中国和西方的和平、繁荣的未来取决于现在解答这些问题的尝试。

中国想要什么?害怕什么?

如果由于以往所闻,你对中国产生了错觉——世界20%的人口,众多的精英工程师、密集林立的士兵,从现在直到世界末日的10%的经济增长,那么要记住: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200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700美元,而美国是4.2万美元),它的领导人面临如此之多的问题,令人怀疑他们怎么能入睡。 该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最近超出新增就业岗位数量的20%。它并不存在养老保障体系。中国是一个环境地狱,它的城市空气污浊超出想象,它的洁净水不足。腐败是风土病,而且在增长。每年农村劳动者的抗议和暴动数以万计。中国领导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如何在国际上保护自己,而是怎样维持一个正经历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社会的稳定,在过去,这种变革会引起混乱和暴力。

而且尽管内部有种种挑战,中国人似乎想让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更大的玩家。2006年芝加哥环球事务理事会和亚洲协会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87%的中国受访 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该调查发现,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十年内可以追上美国。胡锦涛领导的最惊人方面是中国尽管 国内骚乱,但在推进海外利益上取得卓著的成就。

令那些以为了解他的类型的人惊讶的是,胡锦涛把自己摆在中国新的自信的前沿。64岁的胡锦涛没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学习,而且受共产党方式的浸淫。他在六十 年代初作为一名大学生成为党员,在成为贵州省省委书记和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他在贫困的西部省份甘肃担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尽管在外国人面前拘谨 呆板,胡锦涛一直是中国强劲的大使:这种模式在2004年建立,当时胡锦涛花两周时间在南美洲,并承诺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15国之时,胡锦涛把时间花在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在2006年底的三周时间里,他在北京接待了 来自48个非洲国家的领袖,去越南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年度首脑会议,在老挝蜻蜓点水地呆一天,然后是为期六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旅。对于一个本应在内政自由发挥的人来说,这些时间表相当不简单。带领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中国学者埃贝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道:“看看非洲,看看中美,看看亚洲的一些部分,他们现在在玩全球游戏。”

中国在胡锦涛的带领下走向世界,它的轻重缓急将是什么?它想要什么?它害怕什么?议程上的第一件事是容易明白的:它不要别人管。中国不能容忍对其内政的干涉,而且它对什么是内政的定义很清楚。例如,西藏的地位是内政;达赖喇嘛不是一个精神领袖,而是一个意欲分裂中国的“分裂分子”。至于台湾,中国准备容忍 各种暂时的、关于最终如何解决其地位的不确定因素——但只有一个中国的中心点是底线。越过这条线,你就会见识到了。

这种让自己权力免受干预的捍卫有一个推衍。中国历来厌恶强权干涉别国事务。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位助手把中国人新的自信追溯到美国入侵伊拉克,“他们感到他们不能允许这种对他们所认定的国家内政的干预。”但远在伊拉克之前,这种对外国干预的厌恶就很明显。我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访问北京,那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令高官愤怒的不仅是这个声名狼藉的事件,还有北约重新整顿南斯拉夫的想法。这不是一项好事业吗?这不相干。

中国对不干涉的承诺意味着它不会密切查究别国的内在安排。当非洲领袖汇聚北京,胡锦涛承诺到2009年对该大陆的援助增加一倍,训练1.5万名专业人才并 向4000名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帮助非洲的卫生保健和农业部门。但如同外交关系委员会2005年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吸引了非洲人,正是因为它们没有附加管理、财政德行的条件或西方捐助国的其他关切。”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会给安哥拉的贷款被扣起,因为它涉嫌贪污,中国则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贷款。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政府被指大规模侵犯人权,但中国却给他送武器和金钱。

最声名狼藉的是,中国一直利用起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淡化旨在向苏丹政府施压制止达尔福尔种族屠杀的决议。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拥有苏丹南部石油开采权的40%,而且据报道有4000人的中国部队在那里保护北京的石油利益。(相反,尽管在它驻黎巴嫩的联合国观察员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之时,中国发出抗议,但参与联合国全世界维和任务的中国士兵只有1400名。)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彼得•德雷珀(Peter Draper)问道:“中国是在一个(非洲)发展中民主国家扮演积极角色吗?很大程度上不是。”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则更进一步:中国在北京峰会期间宣称的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支持了这片大陆一些最恶劣的人权践踏者。

对这些可憎政权,中国不是为支持而支持。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自然资源的稳定供应,以便它的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官方希望这可以控制国内的动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澳大利亚和巴西等资源丰富的民主国家伸手,同时向苏丹和缅甸等国际贱民伸手,因为两者都有石油天然气储备。这没有任何特别奇怪的地方;当国内初级 产品的供给不再足以支撑其经济,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做。(那些批评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的西方人要记住他们国家在这片大陆的历史。)只是中国之前从没需要过这么 多的资源,因此它的政治家从没有过取得资源的同时不被看成是独裁者的朋友的经验。现在他们必须这样。

与中国合作

更大的全球影响已经迫使北京学会国际外交的艺术。过去,中国的外交政策充满了对霸权帝国主义的可怕谴责。前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道,“三十年前,这个国家相当大程度上以一种零和的方式看待事情。对美国或西方好的就是对中国不好的,反之亦然。”这些日子已经过去 了。北京大学的王缉思(Wang Jisi)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头号学者之一,他认为2006年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一次重要的外交会议后发布的致高层的公告中没有提到已经成为中国外交词汇标 准的陈旧术语。

华盛顿希望北京可以更进一步。在2005年的演讲中,佐立克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佐立克辩称,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应该被狭隘地定义,而应该通过和我们的合作塑造从知识产权到核不扩散等各种领域的未来国际体系,从而得到更好的服务。佐立克道:“我不能肯定是否有人曾用这种术语表达, 而这无疑有着令人鼓舞的效果。”

这意味着中国的行为最近已经改变。是吗?一位美国决策者警告道,“重要的是把‘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看作中国的前景。”事实上,这位官员表示,“在一些领 域,他们比别人帮了更多的忙。”当物换星移——当中国感觉到它自己的国家利益跟美国和其他国际大国所寻求的相符,这种帮助将是重大的。一个示例是中国长期 的盟友朝鲜,中国曾和它并肩跟美国作战。当朝鲜领袖金正日在九十年代发展核计划,中国必须在折磨美国和推开它的被保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前者意味着不去制 止朝鲜。

胡锦涛个人的偏爱似乎曾有助于影响这个选择。众所周知他在和美国官方会面时不满金正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格林(Michael Green)表示胡锦涛早就向美国出访团体表示他怀疑金正日的意图。当朝鲜最终在去年秋天进行了核试验,中国和美国及其他地方势力一起谴责金正日并支持联 合国安理会制裁平壤的决议。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表示:“如果你在几年前询问专家,你可以想象中国会和美日合作对一位长期的盟友采取这样的行动吗?多数人会说 不会。”

但华盛顿没有人飘飘然。北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不让平壤挑起地区核武器竞争比拒绝给予美国外交支持更重要。中国在伊朗核野心争议中的行为跟 这种帮助形成对比。12月,中国与伊朗签署160亿美元的合同购买天然气并帮助开发一些油田,而且它坚持和俄罗斯一起拒绝支持美欧所寻求的对德黑兰的强硬 制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很难说得上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有所帮助。”而且这种评价不会很快改变。

在它自己的邻国,有迹象显示中国的行为变得更有建设性。中国与印度在1962年打过仗,它支持致力于破坏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政府的共产主义运 动。然而如今中国和邻国的关系甜蜜而轻快,这得益于美国全神贯注于中东蔓延的危机,美国在东南亚不如过去那么显赫,而中国则走进了这个真空。

美国往东南亚的出口在过去五年几乎停滞,而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却不断攀升。北至泰国老挝,你可以发现在那些小镇里普通话已经变成通用的语言,而人民币变成 当地的货币。在清盛,中文标示“致电中国每分钟只需12铢”。莲花酒店(Glory Lotus)外面的广告牌用中文书写“干净、廉价房间”。带来云南省昆明市至河内、曼德勒和曼谷德高速公路的不是美国的援助,而是与中国的贸易,湄公河的 河槽充满了中国货品——送往东南亚的许多地方。

中国的笑脸也不是仅仅向着南方的。在去年亲切的国事访问中,胡锦涛到了印度——一个仍然有边界争端的宿敌。两国承诺到2010年贸易加倍,并同意共同参与 过去竞争的全球石油计划。胡锦涛还寻求修补与另一位老对手日本的关系,最近几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去年10月,就在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刚就职后几 天,胡锦涛就与他在北京会面。胡锦涛把这次访问称之为两国冷淡关系的“转折点”,温家宝总理则把它描述为“希望之窗”。

谁的世纪?

因此,一个影响力在增长并尝试缓解陈旧的对立状态的中国——有什么不好?

有人认为,只要中国的崛起依然和平,中国不激怒别国招致遏制,不对外侵略,就没有什么不好。然而尽管在今天看来对峙很遥远,但有一些中国观察家担心未来几 年可能发生与西方的冲突。他们指出两个因素:中国国防现代化以及与台湾开战的风险。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的权威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估计中国的军费在过去十年增长了将近30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5年的1.08%到2005年的1.55%。(对比之下, 美国国防开支的占国民生产总值3.9%,而且美国的经济差不多是中国的五倍。)中国上月公布的最新的国防白皮书显示去年军事开支增长15%。结合其对台湾 的政策,这样的增长让你开始感到不安。从1949年蒋介石溃败的部队退守以来,该岛就一直独立管治。北京希望看到该岛终有一天与大陆统一。而美国尽管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在台湾没有正式外交使命,但承诺保护台湾不受大陆的无端攻击。

对台湾的战争多半不可能。经过悲惨的200年,中国现在的前景依然光明,人民的机遇每年都在改善。只有特别愚蠢或邪恶的领袖才会把这珍贵的奖赏置于战争的 危险。台湾那些主张独立的人(包括它的总统陈水扁)都明显不能赢得布什政府的支持。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Huang Jing)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现在和美国基本意见一致。两者都不要台湾独立。两者都要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军事集结最好看作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 中国军事学说曾一度基于人海战术,而现在则强调科技的杀伤力。这样的转变没有任何新鲜或特别吓人的地方;这是国家之常情。如果苏人(Sioux)没有学会 怎样控制马匹和温切斯特枪(Winchesters),他们就不能在小巨角战役(the Little Bighorn)消灭卡士达(Custer)的部队。

但中国崛起的其他方面是真实而困扰人的。中国是一党制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些美国立法者和商界领袖会说中国不可避免发生政治改革——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它的人口将争取越来越多的民主自由,而且留心变革需要的执政精英会承认他们。但中国现在变得更富有了,难以找到任何实质性政治改革的迹象或任何没有这些改革就会伤害中国经济增长的迹象。

中国缺乏民主必然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吗?一个答案是回头看看冷战。苏联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美国在各方面和它争强斗胜,但美国决策者接受苏联实力的现实, 希望在它国境之外的共产主义吸引力会凋零,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会变得更开放,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是正确的。美国是不是应该这样对待不民主的中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资深中国观察家孟杰慕(James Mann)在其即将出版的《中国狂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中警告道一个更强大的、不民主的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容易相处。最要紧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杠杆力量不如当年对苏联的。中国拥有美国 政府数十亿美元的资产。美国消费者已经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沃尔玛提供每天的低价产品。相反,苏联是一个经济废人:它的外汇储备微不足道,而且急于得到欧美的高科技。

对中国的行为缺乏杠杆力量可能导致一个不舒服的未来。孟杰慕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仍然不民主,而且讨厌的政权仍然掌权,如同如今的津巴布韦和缅甸等国家。这样的行为会令世界对自由更冷淡。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格林(Green)认同中国“想给政治全球化和自由化之路设置路障”以及“特别反对任何传播民 主的意图。”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让德斯莱德(Sandschneider)表示中国“谈和平、合作与发展,这让欧洲耳朵很受用——但背后是残酷的能源、资 源和市场竞争的问题。”

如何控制这种竞争?美国及其盟友如何说服中国人不去支持流氓政权?关键可能是识别出更多中国国家利益和西方利益交叉的领域,以及那些可以带来共同利益的领域。中国积极争取自然资源。但如香港科技大学崔大伟(David Zweig)和毕建海(Bi Jianhai)2005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所言,当美国和中国这两大石油消耗大国汇聚力量并设法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现有供给,意义将十分重大。作为开始,美国可以让中国加入 讨论这些话题的国际能源机构和八国集团。

美国也可以鼓励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不负责任的政策会损害中国长期的影响。随着中国扩大它的全球影响,它会发现自己要在各种压力之下表现自己,这是它之前从没 面临过的。非洲已经有声音指责中国表现得像旧时的白人帝国主义者。在赞比亚的卡布威(Kabwe),中国人拥有一座锰冶炼厂,当地商店充斥着中国制造而非 本国制造的衣服。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中国钻塔安全和雇用惯例名声欠佳,一个民兵组织最近警告中国人:如果不改变做法将成为攻击的靶子。

有些迹象表明这些批评对北京产生了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表示,中国人“开始明白他们在非洲的一些政策令人们讨厌”而且已经悄然向英美求助设计外国援助政策的办法。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官方已经密切关注国际对它支持苏丹政府的憎恶。国会议员兰托斯(Lantos)认为较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对中国政府准备和苏丹做石油生意而不管达尔福尔发生的事情感到难堪。慢慢地,慢慢地,和中国接触,和它的领导人辩论——并希望随着他们了解世界更多,他们将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远离专制——可能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的行为。

这种接触将总是有争议的。无论喜不喜欢,都涉及到对一个非民主(而且不会很快变得民主)的国家的拉拢。但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玩家,等到中国改变自己的方式才接触是行不通的。仍然有时间希望中国进入世界的方式是平顺的。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内议程的急刹车会剧烈地震动海外。

那么,从乐观的方面看,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可以控制的。不会必然引起德国或日本崛起时的那种恐怖。为此举杯吧,但不要太放松。中国和美国之间应没有战争, 没有灾难,没有失控的经济竞争。但在这个世纪,美国的相对力量在下降,而中国的力量在上升。这个格局是很久以前就开始酝酿的。

(作者:MICHAEL ELLIOTT,结合以下人员的报道:曼谷Hannah Beech,北京Simon Elegant,Susan Jakes,巴黎James Graff,栋多Megan Lindow,约翰内斯堡Alex Perry,上海Bill Powell,柏林Andrew Purvis,卡布威Simon Robinson,华盛顿Elaine Shannon,Mark Thompson)

原载《议报》

参阅《美国时代封面文章:中国将和平崛起(全文)》

TIME原文China Takes on the World

非洲代表质疑中国超强非洲攻势

2007.01.24

在过去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几乎看不到中国代表的身影,因为中国一向不愿意加入反对全球化的队伍。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7届世界社会论坛上,中国却派出了援助组织代表团参加。观察家认为,中国此次参会旨在加强其在非洲的活动。一些非洲国家代表质疑中国在非洲积极活动的目的,认为中国变了,跟西方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了。下面是德国之声记者从内罗毕发回的报导。

中非贸易额在过去5年增长了3倍多,中国进口的石油中有超过25%来自非洲。中国对非洲的超频攻势引起了广泛注意。下周(1月30日),胡锦涛将再次出访非洲,8国中包括利比亚、苏丹等“敏感国家”。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是和平友好的。在一个简易的会议室内,挤满了300多名与会代表,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代表,也有一些欧美国家代表。中国人民和平和裁军协会主席陈慧帆女士在讲台上阐述中国的非洲政策,“中国本着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的精神在非洲开展合作。我们非常珍视与非洲人民的友谊,希望中非友谊万古长青。”

但对这位女士的讲话听众并没有报以太多的热情,前排的一些听众不耐烦地挪动着座位。许多人摇头,或者低声交谈。内罗毕大学社会学教授伊萨克姆贝夏忍不住发言,“中国是希望成为非洲国家真诚的伙伴还是仅仅要掠夺非洲的资源?中国政府必须制定政策,保证双方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任非洲贫困下去。”

这位教授举了津巴布韦的例子。中国在这个被孤立的国家用自己的工人开采稀有金属矿藏。作为回报,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姆贝基总统从中国获得武器,甚至战斗机,而津巴布韦的老百姓什么都得不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廉价商品涌入非洲市场的同时,流出的只有非洲的矿产资源。

对这位教授的观点,中方代表提出了反驳。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崔建军表示,“如果我们不来购买非洲资源,一样会有别人购买。非洲不能在孤立中发展。让我们都面对现实,让我们为这里的人们多做一些事情,这样你们最终能够获利。你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接受西方国家的投资,但你们今天仍然贫困。”

但是一名坦桑尼亚的代表不相信中国代表所说的话,他说,“中国很久以来都与非洲保持联系。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中国给予我们支持,并帮助我们建设。他们的帮助是真诚的,没有任何条件的。但现在,中国人似乎变了。他们象资本家那样投资建厂,与西方国家毫无二致。”

和西方国家毫无二致?中国和欧盟都是一个样子的?这位坦桑尼亚代表点点头,“我们是人人眼中的一块肥肉。非洲和欧盟的贸易关系也并不能让我信服,它同样是不公平的。我们向所有的人开放了市场,但是谁又对非洲开放了市场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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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注重生活不想返回苏联时代

VOA记者:白桦 莫斯科 2007年1月24日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不想返回苏联时代,而是想生活在目前的俄罗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更多的俄国人更加看重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并不感兴趣俄罗斯重新成为苏联式的超级大国。

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最近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愿意生活在现在的俄罗斯,而不想返回过去的苏联时代。持这种观点的被访问者目前达到52%,而一年之前为39%。

*对苏式超级大国不感兴趣*

更多的俄国人并不感兴趣俄罗斯重新成为苏联式的超级大国。大多数人认为,俄罗斯能进入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前10到15个国家的行列,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就已经足够了。持这种观点的被访问者接达到47%。

但与此同时,仍然有34%的人主张俄罗斯必须应该再次成为超级大国。另外还有12%的人认为俄罗斯至今仍然还是超级大国。有46%的人认为俄罗斯在未来的15到20年内能再次成为超级大国。

*特殊的政治体制*

民意调查还显示,有60%的人表示自己的生活水平同去年相比都有了不同方式的改善。石油美元的滚滚涌入促使俄国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对现状和未来越来越感到乐观。专家们分析认为,许多人更接受了俄罗斯目前的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而且已经不再将普京政权看成是过渡时期。

*不满情绪集中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上*

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的专家菲得罗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更集中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上。

他说:“在回答如何评估被访问者家庭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时,我们所获得的回答是,仅有9%的人认为自己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好;有27%的人认为不好;还有3%的人认为非常不好。”

菲得罗夫说,虽然被访问者都认为最近7年来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大多数人都觉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他说:“大部份的人,将近三分之二--如果准确说有60%--的人认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处于中等。”

*普京时代: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菲得罗夫说,虽然人们都愿意生活在普京时代,但绝大多数人其实并更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他说:“目前仅仅有25%的俄国人表示他们满意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有28%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有46%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一般化。”

*勃列日涅夫时代排名第二*

继普京时代之后,排名第二让俄国人向往的时期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同常也被称之为苏联的停滞时期。

专家们特别注意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同普京时代有两个相类似的特点。第一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稳定;另外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同样经历了高油价时期。但另一方面,希望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数正在迅速下降。目前有26%的被访问者希望时光倒退回勃列日涅夫时代,而一年前持这种观点的人数达到31%。

*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及叶利钦时代*

最不受俄国人欢迎的是被认为过渡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及叶利钦时代,想在这两个时代生活的被访问者人数仅仅有1%。

*斯大林时代血腥恐怖*

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虽然充满血腥恐怖,但仍然还有4%的人希望能生活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一年前这一数字为6%。

如果从年龄角度来看,除了高龄被访问者外,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愿意生活在目前的俄罗斯,特别是45岁以下的俄国人更是如此。

*对能源超级大国反映冷淡*

民意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俄国人对普京政府目前实施的所谓的能源超级大国的战略反映冷淡。有多达55%的人认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必须拥有发达的现代化经济。另外还有36%的人认为超级大国的国民应该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仅仅有4%的人任同依靠能源能成为超级大国。

原载美国之音网站

温家宝4月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

2007.01.23

中国总理温家宝4月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如果实现,这将成为中国领导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彭真自1985年4月访日以来,时隔22年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南洲发自日本东京的报导。

共同社22日消息,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漆原良夫22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一致,将就中国总理温家宝于4月访日期间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的事宜进行调整。 如果实现,这将成为中国领导人时隔22年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

就此旅日中文导报副总编张石向本台分析说:“在中国的要求下日本方面同意的。可能温家宝与胡锦涛都会在国会演讲。日本自民党内有一些势力,希望与中国合作让安倍政权不走回头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于去年4月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参拜了靖国神社。唐家璇在会谈中称4月“是敏感的季节”,表示希望日方不要在温家宝访问前后把靖国神社问题政治化。在此后二阶俊博等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吴邦国的会谈中,吴邦国也指出为使两国关系向前发展,需要双方不断努力。

98年江泽民访日是借中日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的机会推进两国之间的合作,要求日本对当年侵华战争作出明确表态,并且借克林顿宣布对台湾“三不”政策的这股东风,促使日本政府也作出类似的表示。当时的中国外长唐家璇在江泽民出访前对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只要日本能够“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一些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中日关系就能稳定健康地发展。”

江泽民在访日时说出了“在多国列强中,日本是加害中国最多的国家”,以及“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是有负于中华民族的”重话,还不惜临时取消了原定在11月26日下午举行的联合宣言签字仪式。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又进一步表达了他的不满,指出“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一直是日本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他希望日本能够信守自己所作出过的承诺,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不是日本言而无信,中国还有必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吗?”

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只把这段历史轻描淡写地称作为“不幸的关系”,仅仅表示“反省和道歉”,日本天皇虽然在日本占领朝鲜的问题上对南韩总统金大中表示了“深感懊悔”,但这次他对江泽民却只说中日两国要“加深相互了解”。在台湾问题上,小渊首相只表明“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而没有按照中国要求作出类似美国总统的“三不”表态。

江泽民98年的访日不但没能实现在国会演讲。还中断了八年的中国首脑访日。以后中国的总理李鹏、朱镕基等访日,都没能到国会进行演讲。

张石表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在日本民主党做了基调演讲,我们把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南洲发自日本东京的报导

英文版《中国文化革命历史辞典》在美国刊行

2007.01.23

由三位旅美人学者编纂的英文版《中国文化革命历史辞典》不久前在美国出版发行;《辞典》囊括了有关文革十年中重要人物、事件、文献、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多方面的词条。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英文版《中国文化革命历史辞典》是威斯康星大学学者郭建、加州州立大学学者宋永毅和芝加哥大学学者周原数年来艰苦劳动的成果。《辞典》问世后受到此间评论界的好评;作家丁抒撰文称,《辞典》“无论对西方的中国历史教学和文革研究,还是一般的读者了解中国文革,都有其独特的贡献。”

辞典编纂者之一、芝加哥大学学者周原介绍了《辞典》的编纂原则和宗旨,那就是:客观对待文革,还历史本来面目: “还历史本来面目。字典本身不像学术文章,有不同观点和分析。编纂字典要尽可能把实事搞清楚。如果是一个事件,那它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不受官方影响,把事实陈述清楚。自典是工具书,可以研究文革,学生查资料,所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写词条。”

周教授还简单介绍了资料的搜集与考订情况: “资料有中国出版的,香港出版的,也有美国英国出版的。有个人回忆录,当年的红卫兵小报和当年的群众组织的出版物,公开的和内部的,正式的非正式的都找,我们比较好的条件是能看到一些国内不容易看到的东西,并尽可能去考证不同说法。 ”

这位学者表示,虽然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提出“全盘否定文革”,但文革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他说,只有深刻的反省与反思才有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对文革的否定,邓小平,胡耀邦等经历过文革,所以在态度上更坚决一些。现在的领导人对文革的切肤之痛也学赶不上老一辈。他们主要关心自己政权的稳定。牵涉到的一些人还在,比如像一些高干子弟,做过一些不愿回首的事情,所以,邓小平也讲过‘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细’ ,如果文革没有彻底的清算,没有有在思想上做一个反省或反思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就没有画上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句号。”

在美国的华文作家王渝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文革的“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 “很多人深受其害。它就要全盘否定,不让研究。还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我们的民族没有忏悔的心理。”

王渝表示,她为英文版《中国文化革命历史辞典》的出版感到高兴,但她还希望看到一部中文版文革大辞典。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胡锦涛要求彻查山西记者被打死案(外二则)

2007年01月24日

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下令迅速调查山西大同一名记者被打死案件。此案引起该国新闻界愤怒情绪。

据中新网报道,备受社会关注的《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山西浑源县一手续不全的煤矿被伤害致死案,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当局要求大同市公安机关抓紧立案侦查,依法严肃惩处责任人并做好善后工作。

2007年1月11日上午9时35分,大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10日中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兰成长等人到浑源县沙圪坨收费站附近一煤矿采访,被矿上的人打伤,送往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后,兰成长因抢救无效于11日9时许死亡。

经过警方连日侦破,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侯振润、郑文平、武强、马利、李燕兵、盛飞刑事拘留,郑贵因涉嫌窝藏犯罪嫌疑也被刑事拘留,而康全明和另两名犯罪嫌疑人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2006年9月以来,在北京、广东、山西等各地连续发生多起记者因采访被打事件,广东南方都市报、南方电视台等多家媒体8名记者在采访一起交通事故时被殴打、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遭多名工作人员围攻,记协维权委认为,记者屡屡被打折射出舆论监督体制的困境。

中国记协相关负责人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和保护新闻工作者正当、合法权益的良好环境。

中国记协提出,希望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对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给予一定的保护,对有意侵害记者合法权益的人员给予适当的约束和处理,给侵害者一定的法律制裁。

原载BBC中文网

“记者无国界”到中国首次正式访问
博讯2007年1月24日

综合新华社和RSF(法文: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记者无国界)消息:记者无国界首次到中国作正式访问,与有关当局进行过会谈,讨论新闻自由和改善方法。中国政府官员表示,对被关在狱中的新闻从业员和互联网使用者会作重新考虑。

今次会谈是双方寻求有建设性对话的一个开始。官方给予记者无国界在中国发展其活动的可能。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票支持保护战地新闻工作者的1738决议案,记者无国界对此表示谢意,国际社会对此的倡议是有紧急必要。自从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已经有超过一百三十名新闻记者和媒体协助人士被杀害。这个一致通过的决议案, 提醒各国政府对新闻工作者的承诺以及对威胁他们的人可作出控诉。

中国官方决定于今年一月一日起,给予在国内工作的外国记者更大自由度,记者无国界对此表示欢迎满意,并把这些进展和承诺视为明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改变标记。记者无国界希望北京奥运成功,以及让所有参与国家分享到奥林匹克精神的人性价值。

新华社发表报道的标题是:“记者无国界”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

新华网北京1月23日电 世界最大的新闻记者非政府组织“世界无国界”23日在其总部所在地法国巴黎表示,支持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

“记者无国界”总干事罗伯特·梅纳德一行三人1月下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访问结束后,该组织于23日说,该组织已与中国开始了积极的对话,中国在新闻自由以及改变新闻工作者工作环境方面已取得了进步,因此该组织决定正式改变原来反对并抵制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立场,转而支持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并祝愿其取得成功。

据悉,“记者无国界”在其声明中同时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1738号有关保护新闻记者在战争中权益的决议表决时投赞成票表示感谢,并对中国政府颁布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新闻采访新规定表示赞赏。

新规定的内容之一是允许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在征得被采访对象同意后,可以直接前去采访,无需像以往那样再到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记者无国界”曾是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最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

(Modified on 2007/1/24) (博讯 boxun.com)

RSF将有条件地终止对北京奥运的抵制

2007.01.23

正在北京访问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梅纳尔一行星期二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协议允许无国界记者组织探访被关押的记者,允许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办公室。该组织发言人朱利亚尔表示,中国当局如能兑现承诺,无国界记者组织将终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抵制。下面是自由亚洲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梅纳尔一行对北京为期一周的访问,是无国界记者组织有史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该组织发言人朱利亚尔星期二晚间在北京接受本台电话采访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

“今天上午我们与中国方面达成两项正式协议,即:有关无国界记者组织派人探访中国被关押记者的协议,以及有关我们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协议。”

法新社在星期二的报道中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已经终止对2008北京奥运会的抵制”;但是从该组织发言人朱利亚尔的表述来看,终止对2008北京奥运会的抵制是有条件的:

“我们决定:如果中国当局兑现这次在北京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将终止对2008北京奥运的抵制。中国当局许诺让我们探访被关押的记者,让我们在北京设立办公室,这些还只是字面上的东西。我们要看看中国方面今后几个星期或几天中拿出什么具体措施。另外,我们这次向中国官方提供了80名被关押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的名单,我们正在等中国政府释放这些人。”

在被问到无国界记者组织计划什么时候设立北京办公室的时候,这位发言人说:

“我们希望今年年底之前在北京设立办公室。我们正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正式授权。事情不会很容易:这些年来我们跟中国政府关系糟的很,双方有越来越多的事要谈。我们明天启程回巴黎,希望能够在巴黎听到具体消息。”

朱利亚尔表示,对于无国界记者组织有关向中国网民开放该组织网站的要求,北京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

朱利亚尔对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保护战区记者的1738号决议表示肯定和感谢。

在被问到中国政府对无国界记者组织有所让步的原因何在的时候,朱利亚尔说:

“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奥运会。中国政府很在意国际形象。”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也说:对于成功主办2008北京奥运志在必得的中国政府这次看来的确作了让步,这是件好事。这位高度关注中国的知名学者顺便介绍了最近一期《新闻周刊》有关中国新闻自由乃至整个民主自由状况有待改善的评估: “1月22号的《时代周刊》将近10页讲中国的崛起,讲中国在各方面:科技,太空,武力等的崛起,讲中国时代的来临。但是在民主化,新闻自由,民主自由方面中国还是抓得很紧。文章说也许这方面将来会有所松动。我不知道中国跟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协议是不是中国现在有所松动的迹象。”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杨家岱

中国导弹激励下捷波可能更快入美国防导联盟

2007.01.23
作者:Thomas Rautenberg / 平心
世界军事的导弹时代
周二,中国政府证实了导弹毁卫星的试验。美国计划在波兰和捷克建立一个反远程导弹的防御系统。据估计是为了抵御来自伊朗或朝鲜的潜在威胁。周一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工作人员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向华沙政府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还强调说, 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弹盾牌将加强欧洲的安全。中国击毁卫星之举可能会加快东欧两国及更多国家加入美国防导联盟的步伐。德国之声记者就波兰的反应报导如下。

1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北京终于证实了中国发射导弹击毁气象卫星一事。他对记者们说,这是一次试验。刘建超强调道,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反对空间军备竞争,“中国从来没有参与过空间的军备竞争,也永远不会参与。”

尽管中国政府如此表态,但世界各国对加强军备的态度多少会受到影响。美国反远程导弹布置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也会因此而得到促进。至今为止,美国只赢得了日本对布置反导弹系统的同意。英国和丹麦同意美国布置预警系统。

捷克总理托波拉涅克上周六证实,美国已经向布拉格提出了举行谈判的建议。因为此前它已经就这一问题征求过布拉格方面的意见。美国希望在捷克为它计划中的导弹防御系统设立一个雷达站。Telepolis报导,捷克政府已经同意。

波兰国防部长西科斯基具体解释说,美国计划在波兰部署爱国者号防御导弹,利用这种导弹,拦截并摧毁敌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如果我们的盟友美国发出请求, 我们一定会认真加以讨论。我们的政府最终要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我要告诉波兰公众的是,我们将非常非常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决定远远比参加伊拉克或阿富汗战争更为重要。这个决定将给我们今后数十年带来影响。”

波兰民族主义保守政府一直希望同美国进行军事战略合作。科奇耶大将指出,作为美国导弹的部署国将自动进入美国核保护伞,这对维护波兰的安全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建议,“如果在我国领土上部署美国这个世界大国的重要设施,我们的自身安全也将随之得到更多的保障。到那时,如果有人胆敢攻击波兰,那么就意味着攻击了美国。”

波兰大部分民众对部署爱国者导弹的计划抱着复杂的心情。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谁部署了美国的拦截导弹,那么也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首要目标。目前波兰总理卡钦斯基还在犹豫。他说:“俄罗斯认为这个防御系统是针对它的。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我们在看到有利因素时,绝对不能忽视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所以最好我们还是等到美国正式提出了申请时再说。如果美方提出申请,那么我们再认真加以讨论。”

波-美导弹防御计划不仅导致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也引起了欧盟的不安。波兰欧洲议会议员斯查尔涅奇说:“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都反对这个计划。同波兰政治上对立的一些国家会借此再次攻击波兰说,波兰是美国在欧洲的秘密前哨。“

最让波兰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下不了决心的还不完全是对国家安全政治问题的考虑。最根本的还是,美国一方面试图在国外建立导弹防御基地,另一方面又要求全权控制这些基地。这一点是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俄罗斯空间部队指挥官波波夫金将军明确对美国拉波兰和捷克加入反导弹联盟表示抗议,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威胁”。他对导弹将来会有可能从朝鲜或者伊朗飞到东欧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还说,如果在捷克、波兰建立了相应的基地,俄罗斯将采取相应措施。

中国对捷、波布置美国防导系统的事还没有表态。现在,中国以地面发射的导弹击毁卫星的试验不仅对美国、波兰、捷克等国家可能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可能不说出口的新理由,同时使整个世界军备竞争形式变得复杂起来。从周一开始,世界60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在新的几个背景下,这个裁军会议(它会谈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也更值得关注了。

原载德国之声

受中国导弹刺激-日本要拿出太空明晰方案
2007.01.23
日本自卫队
中国发射地对空导弹击毁本国一颗废弃气象卫星,继续受到德语媒体关注。“商报”称,国际社会对中国此举提出了强烈抗议。该报尤其注意到日本的反应。德国之声编译如下。

“商报”说:“日本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此次试验反应强烈。内阁官房长官盐琦宫久表示,日本政府非常担忧,使用击毁卫星的弹道导弹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对太空的和平利用构成威胁。外相麻生太郎称,用中程导弹打击卫星的试验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

“商报”继续写道:“日本拥有自己的宇航计划,但迄今未用于军事,…执政的自民党内因而已流传多份新太空法草案。根据该法,将设立一个直属于内阁的专职处理太空问题的中央机构。该机构的任务是加强国家安全。评论员们则批评说,日本的太空计划缺乏实质内涵。他们要求有一个明晰的方案,增加拨款,并首先是要有军事用途。”

“商报”指出:“中国的导弹试射在日本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各电视台纷纷推出特别节目,并解释说,中国将拥有摧毁早期警报系统的能力,该系统本来能够使美国和日本的军方侦知大陆的导弹发射,并对此作出反应。拥有导弹防御能力对日本而言十分重要,以便在军事上不致落入过于受他人欺诈的境地。”

“商报”最后在谈到日本人为何对导弹问题如此敏感时指出:“至晚在朝鲜于1998年或许是因为失误而将让一枚导弹飞经日本领空射向太平洋之后,日本人感觉受到了邻国导弹计划的威胁。人口极其稠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东京也处于朝鲜和中国技术上简陋的那些导弹的射程之内。”

原载德国之声

用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贺卫方答《南风窗》问

《南风窗》记者 宁二

摘录者按:转载此文的主要动机源于下文中那些斜杠,它们经典地演绎了“形式大于内容”这一经典命题。本文最后一个自然段是用来诠释这些斜杠的么?如是,则本文通篇屁话,无胜于有。

《南风窗》:你对反/右应该没有记忆?

贺卫方:没有记忆,但我一个舅舅是右/派,他是中学教师,发了几句牢骚就成右/派了,然后一气之下带着全家人离开山东跑到新疆去了。真正的记忆是1978年之后逐渐为右/派昭雪、平反,又看了一些描写那个时代的书,包括写储安平的,一些回忆录,还有资料集,比如说我们法学界有一本《政法界右/派言论批判》。

《南风窗》:这本书中都有哪些观点?

贺卫方:钱端升、王造时以及上海地区几个受老的法学教育的法官和学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比较偏向政治的角度去作论述,但可能从来没有达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政法界的右/派多数情况下一个是主张司法独立,另外一个就是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进行倡导。中国没有一个职业所有的人都是右/派,可能律师是一个。

另外,有一些人对1952年法律教育改革进行批评,当时是要成立专门的政法学院,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设法律系,有人对此进行了质疑。还有就是对司法界党的领导无孔不入提出了一些平和委婉的批评。还有一个观点,很多人因为它被打为右/派,就是强调法的继承性,而不是法的阶级性。

《南风窗》:你现在主要的工作也是推动司法独立,你怎么看这种工作的延续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贺卫方:我们不妨回归到今天这个时代和1957年那个时代某种背景性上的差异来谈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去发挥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

一个背景是,1950年代是社会主义的梦幻期,人们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之中,那些最主要的大右/派中有人能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储安平,我觉得他一直是比较清醒的,清醒的还有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1949年后不久他就挂笔去做历史研究,用一个古老的说法,可谓“散木效应”——赶快做一个没用的人,不写东西就能保全自己,但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大多数人则对于新型的体制,对于社会主义理想本身抱有期望,所以1957年当知识分子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哪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时,很多人感到特别惊愕,难以容忍。1957年的反/右绝对不是一两个领导人想发动就能发动的起来,而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背景。

1989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今天不大有梦想存在了,也不再想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带领我们,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犯罪、社会变成真空一样净化的状态。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发出自己政治见解时所面临的政治背景已经很不一样,即使是非常直率的对政府的批评,仍然会得到大家的理解,甚至领导人本身恐怕也觉得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再走以前那种道路,改变的是所有人的思维模式。像去年我在所谓的“新西山会议”上的那种言论,可以想象如果是在1957年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南风窗》:你那次会上的言论可以说是1957年某些右/派言论的现实版。

贺卫方:对,严重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57年许多北大的老师只不过是给基层的书记提了些建议就给整的很可怕,而今天走向了更加宽松的状况,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是社会越来越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在分化,像有产阶级肯定会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雇员、打工者是不一样的,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而这种分化会给知识分子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提供空间,代表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针对同一个问题时,往往能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过去的那个时代则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有太多中间状态的东西,甚至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几乎都没办法分辨。整个政治的运行过程也在慢慢的祛神圣化,大家不再以1950年代学习毛泽东文章时那种虔诚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去学习领导人的论述,不再以神圣化的态度去对待政治人物的言论,相反,那些政治话语一出来,往往就被解构掉了。1957年是不会这样的,今天的恶搞有时候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堕落,但从另外方面看,它给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三是我们对西方价值的态度不一样了。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向西方关闭了大门,虽然打开了北方的大门,但那是引入专制的大门。民主和宪政的价值等等都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我们全然不知道。除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头脑中还有一些记忆以外,已经没有途径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严重的信息封闭导致了国民观念的不宽容、激烈的反西方。而1957年之后,再也看不到谁公开谈或者间接委婉地谈西方的价值,官方意识形态铁板一块,越来越坚硬。现在的情况就太不一样了。西方最新的最重要著作不断的被翻译过来,被人研究,被人汲取,这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资源更加丰富、活跃和多样化的状态,很令人欣慰的状态。

《南风窗》:知识分子的环境更好了,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是增加了吗?

贺卫方:现在的情况是,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孤岛,它也在社会中。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也会影响到学者们的责任感,但我想我们还是比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好一些。1950年代人们处在一个谨小慎微的环境中,譬如被打右派前“大鸣大放”,鸣放出来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谨慎的,会先去说一段政治正确的话,然后再稍微讲讲自己不同的看法。像法的继承性的问题,只是说继承一点过去时代法律中有价值的东西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可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了。

某种程度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会出现混乱,一些知识界的人拥有的角色上的多重性会给他们带来主张上的混乱。但慢慢的会形成一个跟主流保持某种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和小社会。大家越来越不用政治的话语去论述自己的主张,而回归到知识本身,人们越来越想去追求学术自由的价值。

另外,随着社会整个道德状况的恶化,人们也在呼唤着某种在道德方面有良好影响的群体出现。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人们都既把最高领袖当作最高的权力行使者,也把他当作最高的道德化身。随着神像的倒塌,人们在呼唤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符号,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至少我自己感觉到,可能有些人在期待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扮演这样的角色。

《南风窗》:目前公众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批评与置疑非常多,如果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感召力的群体,这种矛盾性如何解决?

贺卫方:这是挺难的。没有办法想象知识分子群体会变成一群圣徒,真正的圣徒是宗教界的事情。学者们也会有生计上的需求,也有自己特定利益的偏向,不能想象知识分子会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其实有点担心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变成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会导致伪善的盛行,就像皇帝以及高官作为道德化身也会导致伪善发生一样。

我想最根本性的解决还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具有某种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责任的担当就是一定要知识分子超越特别狭隘的利益窠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能够有一种真正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仅是朝向强权,朝向利益集团,同时也朝向自己所属的利益群体,能够树立一种在我们这个道德的有限性特别明显的时代里比较好一点的道德风范和标竿。

《南风窗》:你前年在“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强调了“第三种人”,说道“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是执政者的敌人,是朋友,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忧虑社会中的一些弊病,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呢。”在那次发言之后你并没有受到压力和伤害?

贺卫方:没有。也许不只是“第三种人”,除了左和右,还有非常多样化的中间过渡层,甚至在体制内也存在着某种多样化,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谈到了体制内那些忍辱负重的人。要特别理解那些在制度内部进行直接的但经常是缓慢的推动工作的人们,他们不像体制之外的人能够进行相对放言无忌,他们有时候甚至要说一些受到很大误解的话,受到别人的愤恨。我们国家思想界的情况,从南宋以后就倡导一种特别激烈的话语,激进主义的思潮特别严重,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不认为妥协是一种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往往把必要的妥协当作投降主义,所以愿意去划派,你的和我的,泾渭分明,黑白分明。大家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于是和提出质疑的人不共戴天,任何试图在内部搞出多样化的人则往往被除恶务尽,要锻造一个纯而又纯的真理的拥有者群体。这个时代应该倡导对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南风窗》:对你来说,这种妥协体现在哪儿?

贺卫方:大致上还不是特别严重。比如我对考试制度不满意,停止招生,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辞职?”我说:“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自杀?”我们还是可以跟它共存,来想方设法推进制度的改变。我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说,不要假定某些部门的人都是坏人,特定的行为总有制度性的原因加以解释。我愿意强调在知识分子独立的前提下沟通的价值,要用民主的方式去追求民主,用法治的手段建设法治。

《南风窗》:包括停招研究生事件,“新西山会议事件”,在经过媒体和网络的放大之后,似乎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荣誉感,你怎么看这种情况?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你一个人。

贺卫方:对,还有陈丹青,以及其他所谓挑战现有的政策和体制的人。

这种时候保持自己的清醒最重要,公众和网络会怎样回应没有办法控制,但自己总是可以控制自己,不要人为的推动某种对立性。底线应该是不能为专制唱赞歌,但另外一方面也绝对不要人为的把自己塑造成斗士。我们这个国家,近代以来烈士太多了,一个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烈士多不是好事,不要去追求烈士的境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种清醒,发表东西的时候要去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事情本身的原委、制度的肌理展现出来,一种理性的探讨的态度非常重要。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当时我有机会到强国论坛作嘉宾,据说有8万网友在线,有人提了非常激烈的问题,不是对我激烈,而是对政府激烈,管理网络的人就在不断的删帖子,希望我能够挑选那种没有任何风险的去回答,但最后我还是觉得必须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我逐渐发现,如果你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去表达自己观点,即使这个观点可能跟某些情绪化的观点很对立,但你的态度还是会有一种力量逐渐使得大家知道,哦,原来并不是个别警察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当你把这些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作出贡献的地方。

《南风窗》:与储安平那代知识分子相比,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

贺卫方:像我这代人受的教育是文革教育,也属于吃狼奶长大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50年代活跃的那批,包括更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对于中西文化的领悟都是我们这一代所不可企及的。

从1950年代整肃知识分子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人格、话语行为模式、伦理观念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主要的在社会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正是这批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为这个社会主流声音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都还处在需要非常认真地学习的阶段,不够的地方太多,谦逊的心态特别特别重要,不要以为自己提出的观点一定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比起1950年代,整个社会宽松了,可以发出的声音多样化了,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律和说话的限度感更有必要,不要因为自由而去滥用这种自由,不应过分地图一时口舌之快。可能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更要审慎的对待自己使用话语的权力,要审慎地估计相关主张的影响和后果,而不要又变成一种真理在握的状态。这是这个时代知识人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原载贺卫方的博唠阁

由《伶人往事》引发的悲哀

作者:胡丽娘

本狐狸又要悲哀一把了,为三件事儿,一是因为炒作说,二是关于《伶人往事》这本书,三是为八本书网上有售竟然竟然成了炒作口实。

关于八本书被禁,章怡和以死相拼,有人说浦志强和章怡和联手炒作了一把,但是他们遗漏了第一个跳出来“炒作”的邬书林,你漏了第二个第三个,本狐狸只当你记性不好算术不佳,你偏偏漏了第一个石破天惊的人物,本狐狸只好认为你有受虐狂症状,迫切盼望被人抽。

这些人又说当当和卓越六折销售《伶人往事》,说明此书滞销。本狐狸以专业态度告诉各位,出版社给书店的价格是定价的五折,或者五五折,给当当和卓越的价格更低。书店有行规约束着,顶多给你个八折,当当卓越本来进价就低,销售成本也比书店低,还没什么约束,当然卖得起这个价。对于六折的书属于滞销的认识,本狐狸只好认为,该同学是否常买超市里即将过期的半价商品,以至习惯成常识。

当然,《伶人往事》要像于丹说论语那样热销也是不可能的,其一,《伶人往事》只能低调上市,不能够像于丹那样一天签名售书万册,各中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正所谓马连良唱得再好,也只是艺术家,周信芳嗓子再破,照样是大师,因人废艺的事儿咱们见得多了。

其次,正如某些网友说的,一看是写伶人的,就没了兴趣。《伶人往事》本狐狸是看过了的,买的书,三十多块,本狐狸认为很值得。

首先是里面有很多难得一见的图片,其次本狐狸很佩服章怡和选择的角度,伶人。这些伶人是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很入世,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也很出世,无论是满清还是民国,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打着主义幌子的新军阀,无论是敏猪革命还是新敏猪革命,甚至日本的侵略,频繁的政权更替中他们眼里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唱好自己的戏;他们很富有,是依靠辛苦做艺挣来的;他们也很卑微,历来被视为下九流的戏子;他们身上体现着传统文化,尊师重道,克己复礼;他们也保持着江湖道义,相互支援,同舟共济。这是个特殊的群体,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的群体,这也是个消失了的群体,现在的环境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伶人。

但是这个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的群体,在49以后,却不得不接受政治的百般侮辱调戏,于是这些清高而脆弱的艺人们,在一次次的被欺骗,被玩弄之后,彻底地香消玉殒。

对于因政治废人,因人废艺,因艺自戕的事情,我们早就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了,所以章怡和这部《伶人往事》,本狐狸认为,最大的卖点,最深远的内涵,在于利用政治对个人财产的诈骗和掠夺。假如各位有兴趣,仔细琢磨一下里面涉及公私合营的内容,还有个人收藏捐赠的内容,以政治口号巧取豪夺,借口非常的冠冕堂皇。这或许才是《伶人往事》被点名的真正原因。

一本很好的书,一段很真实的历史记录,尽管章怡和强调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但是很少有人对伶人感兴趣。

现在再来说第三件事儿,禁书为何依然在销售。

禁书这事儿,基本上是经常的,也都是在出版界的会议上公开的事儿,隔三差五都有那么几本书被点名,都有那么几个出版社被整顿,都有那么几个编辑被下岗,但是这回竟然捅得网络大哗,也是蹊跷了。前番禁农民调查报告,禁往事并不如烟,都没这样的反映,盖人家要封口,你就说不得了,这次却是个例外。

同时,章怡和的声明,浦志强的代理,沙叶新的呐喊,还有大大小小文人们的声援,这次的反弹其实还是很强烈的。连本狐狸都没料到,章怡和要以死相拼了,这个女人的骨气让本狐狸非常的钦佩。

当然,你要让他们认错,也是不可能的,最好的结果,便是不了了之,只当放了个屁。眼下这八本书,都在市面销售着,这便是最好的结果了。

摘自《狐说》

两点感想:

一.没有邬书林,俺还真没想到要去读《如焉》,因为它有个操蛋的副题:《如焉@sars·come:寡居少妇的情感困惑》,觉得就是那种俗不可耐、倒人胃口的生猛海鲜。多亏了邬副局长让它光荣上榜。

现在读了,这部小说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巧,但有真、有善、有美。宛如书中人物在2002年初二那天,在卫老师家吃的那顿饭:

“真是一点不假的玉米窝头汤面条。玉米窝头是那种地道的粗玉米面,金黄金黄的一层皮,咬一口就有一股地道的玉米气息冒出来。汤面条是手擀的,筋筋道道盘在一碗汤水中间,旁边飘着几片翠绿的菜叶,几缕鹅黄的蛋花,几块鲜红的番茄。再就是四碟佐餐的凉菜和一小碟豆腐乳。俭朴中透着一种大贵大雅。”

二.《伶人往事》也有一个副题:《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但许多人没有去注意那个副题,所以错过了。

多亏了邬副局长,给这个副题做了一个高屋建瓴的注释,唤醒了那些错过的读者。这个注释不仅赋予了《伶人往事》更深的含义,也会促使读者们去重读或寻访作者的另外两部书《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进而令人们去注意并思考50年前那场横扫中国大地的风暴。

“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脑子里只剩下‘往事’。历史,故事矣。故事,历史矣。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恍然忆及从前逛陶然亭公园的情景。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引自《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自序

星期二, 一月 23, 2007

话说“反动”——康正果自传述评

作者:老 牟

  有些书尽可一目十行地扫描,纵有囫囵吞枣之嫌,大意也能抓获八九不离十。有些书则要逐字逐句解读,惟有细嚼慢咽,才能品味出文本风韵,透悟出句章精神。康正果的新作《我的反动自述》(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略称《自述》),就属于这后一种书。这部近五百页的大部头著作,饱蘸了作者的心血,每个方块字犹如历经沧桑的人生脚步,从遥远执着地走来。

  在为《自述》撰写的序言中,余英时先生有这样一段议论:“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自述》所打动读者的,正是深嵌在历史框架中的个人遭遇。从中共1949年开国执政,直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自述》用文字的剪刀,无情地撕裂了中国五十多年来专制政权的黑色幕布,以孤独执拗的声音,呼唤着人性的自由和历史的正义。

  《自述》正是沿着时间的线索来叙述个人故事的。在《自述》的叙述框架中,生命的成长与延伸如同一个远行者,在荒漠的土地上,将中国历次重大事件,像歇脚的驿站那样一个个串连起来。叙述者从共产党进城到土改,大跃进,公共食堂,自然灾害,文革,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毛泽东过世,平反,高考,改革开放,六四事件,乃至后来的移民生活,详尽记述了一个单纯睿智的青年被残酷的制度恫吓、扭曲、迫害和蹂躏的不幸人生。在个人与历史纵横交叉的对话中,《自述》时而让生命之水沿着制度的铜墙铁壁无奈地流淌,时而让心灵的暴动穿透制度的坚壁而享受短暂的自由。通过追溯一个文字爱好者从天真走向反叛的历史踪迹,作者其实为所有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述》又像是一个无声的向导,引领读者饶有所思地重游自1949年以来的时代长廊,反思和批判我们曾经共同拥有和参与过的历史。

  《自述》从叙述形式上很像一部“成长小说”,充满了无数的故事:有政治的,有家常的,有情欲的,有学术的,酸甜苦辣,不一而足。早在二十多年前,作者曾经萌发过写小说的欲望。那时,刚刚从文化荒漠中醒来的中国,一夜间居然无端冒出了无数作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爱情文学,接踵而来,铺天盖地。作家们从牛鬼蛇神摇身变为新时期思想的精神领头人,推动着中国从蒙昧走向开放。面对如潮的新时期文学,从小酷爱文字的康正果也曾心动过,他那喜欢捉笔弄墨的手也曾经痒痒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别人的期待刺激了我的妄想,无形中也给我造成了某些压力。有一段时间,那期待与我的妄想加在一起,相互作用,竟至压迫得我可笑地担心,若不把我那个好故事迅速写成书出版,可能就要错过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4页)

  但他终究无法放心坦然地把自己的故事托付给小说。多少年后,当写小说的欲望渐渐冷却,当他静下心来重新思考自己故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经历原本就不适合填充小说现成的框架:他的故事“就像卧牛石一样浑成,精雕细琢成赏心悦目的玩意儿,反而可惜了它原有的材料和质地。”(6页)

  其实,真正阻碍作者尝试小说的,是小说本身形式上虚构的完美和意识形态上的理想主义。新时期早期文学的喜剧式结尾,大都源于当时的小说家对毛以后的政治所寄予的乐观期待。那时的文学作品,虽然不乏对建国后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大都归于一种充满希望的神话式结局:仿佛黑暗全部过去了,等待国人的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康正果不同,他的经历告诉他,尽管天空的云影若有若无,但政治黑暗的基调仍在阴魂不散地延续,专制的现实依然压迫着任何追求自由思想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故事一直都在现实中推进着,写不出来,是因为它尚无结局。”的确,康正果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政治迫害的平反而结束,而是被重新推入了一轮又一轮的窘迫和无奈。他无法认同《牧马人》《绿化树》等小说那种阳光式的小说结尾,从而最终迫使他放弃了写小说的欲望。直到远离中国并与母亲的文字再次亲密接触时,新的视角才使他恍然到:“我起初在叙事上的无能并不意味着我毫无叙事能力,是我要讲述的本事在从中拒斥,它不接受现有的模式,因此才产生了那种紧张状态,使我经受了无能的焦虑。”(6页)

  《自述》充满了过来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种种不幸,而发生在康正果身上的所有的不幸,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作者对文字与生俱来的敏锐和好奇。1958年,大人们都去搞大炼钢铁了,孩子们玩野了。初读了《水浒》后的康正果,被劫富济贫的梁山英雄们所感动,带着街道上的一帮孩子们探险,用攀墙上屋打架斗殴模仿着古代豪杰的事迹,结果激怒了学校,同时也使父母大伤脑筋。父母担心这样下去会误了孩子,便决定把他送到祖父的寂园,让他远离少年的伙伴,从而能静下心来潜心学习。父母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把儿子送上了日后证明是充满希望也是充满危险的征程。

  在祖父的寂园里,康正果从积满灰尘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偌大的文字聚宝盆。很快,他抱着书本沉入了一种如醉如痴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当“翻开一本书读起来,身体随即进入松弛的状态,好比玩单人牌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书这一特殊的对象更适合一个人构筑独处的世界了。”(29页)从此他算是与文字结上了缘,割舍不断,注定了他后来的一切。他对于书本的灵性和感悟是惊人的,他对古籍的吞噬量和消化力是超乎寻常的,使得每日念佛诵经的祖父称赞他,要是在旧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学生。(27页)。

  也许,生在任何其他一个时代或者国度,他都会有远大前程,他的过人的文字能力都不会成为噩运的代名词。但他却偏偏生在了一个管制文字、拒绝思想自由的时代。他对文字的偏好,使他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主流的红色话语,而且愈走愈远,愈远愈偏,与此同时,他与制度的冲突也初见端倪。首先他开始反感学校,讨厌那些政治内容日益增加的无聊课程,觉得上这样的学纯粹是浪费时间。针对学校日益时兴的教条式管理和政治体制,他渐渐滋生了一种对抗的态度。而他最初的对抗并非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其惟一动机,就是能够珍惜时间,把时光都用在自己制定的阅读计划上。

  广博的阅读必然引起思考和写作。少年康正果的写作始自于日记,用日记记录阅读的体会和对日常事件的思考。应该说,日记是一个人灵魂的声音,须像生命一样应该受到尊敬和保护。少年的康正果正是这样看待日记的,他觉得自己的日记就是给自己看的。他痛恨雷锋式的日记,认为像《雷锋日记》那样的日记已经失去了其私有的性质,因为雷锋在写日记的时候,“已为他的日记能死后公布做好了准备。”他读完了《雷锋日记》,觉得雷锋很可怜:“我真遗憾这位年轻的战士从无一字提到他自己的爱情。雷锋暗恋过或谈过恋爱吗?他怎么不写这些最值得记在日记里的东西呢?”(40页)但在言论和思想缺乏自由的六七十年代,任何私人的文字和体制外的思想都统统被视为颠覆政权的潜在因素,都是不容许存在的。你若敢跨越雷池,那等待你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果然,文字祸开始降临到康正果头上。在上高中的时候,他擅自出了一期名叫《北极星》的墙报,自编评论散文诗歌等,偷偷贴在了班集体的墙报《百草园》下面,以示对比和对垒。被学校查出后,受到了严厉批评。这一行为被丢了面子而耿耿于怀的班主任记下了,写信给陕西师大,差点让他在第一天去大学报到时就被遣送回家。上了大学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阅读,每天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记日记,终日沉浸在古籍学问里。他对学校规定必修的很多政治课程颇为反感。在一次政治课上,耳朵里听着政治课老师说三无世界,他在本子上鬼使神差地写下了“三无世界:无党员、无团员、无班干部的时界。”结果被人抓了现行。后来又与过去的一位中学同学通信,信中常常带有对学校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和不满。他没有想到,私人信件居然被校方定期截获和检查,上纲为反动罪证。加上他拒绝交出他苦心经营的三十多本日记,最后被学校开除。此后,他沦为社会青年,被迫进了公安局主办的建筑材料厂,跟一批社会渣滓混在一起当了就业工人。

  无产阶级专政对付敢于自由写作和思考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利器之一就是强制的重体力劳动,即通过对身体的惩罚和放逐,让人在日常的劳累中,逐渐失去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兴趣。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最终都不得不放弃思想和写作的权利,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出卖灵魂沦为御用文人。但康正果对文字的痴迷已经渗入骨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虽然无法拒绝强加的身体惩罚,但对于文字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他在暴戾制度重压的缝隙中,寻找着点滴机会,锲而不舍地维护着内心深处的文字梦。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他最担心的不是政治流放,不是身体惩罚,而是“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那些老就业工人一样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干活的工具,最终对文字失去兴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随便翻上几页的精力,我也要坚持读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废了时日。”(127页)

  文革初期的混乱应该说给他提供了短暂的自由,趁红卫兵造反和公检法全面瘫痪之机,他有了些许自由控制的时间,他的文字梦想于是又抬了头,他甚至有了重操旧业的妄想。被学校开除后,他一直也在偷着自学俄语,现在有了时间,他想翻译点东西。而这次文字梦的短暂复苏,很快又招致了更严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他看到《人民日报》批判苏联反革命小说《日瓦戈医生》,居然书呆子气十足地突发奇想,用俄语写信给莫斯科大学图书馆,表示希望能够借阅这本书。任何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与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苏修帝国主义建立信函联系,无异于飞蛾扑火。而迷恋书本的康正果想法却极其简单,他只想满足阅读和翻译的渴望。

  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了。信不但没有寄出去,反而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随后他被宣判劳动教养三年,住号子,强制劳动,甚至失去了就业工厂的那丁点自由。

  七一年刑满释放后,他的背上已经驮了一摞沉重的反革命档案,就像古代犯人在脸上打下的烙印,使他成为社会多余的人,为社会所唾弃,不要说找工作,就是想在原来居住的城市落下户口都不可能了。康正果不得不被迫更名改姓,来到西安郊区的新旺村,签了一纸契约,把自己过继给队上贫协主任李宝玉,给李家当了养子。从此,康正果的名字消失了,他在新旺村的名字叫李春来。栖身在养父贫协主任的政治保护伞下,使他的生活有了短暂的安闲。

  《自述》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这一段的生活,不乏黑色幽默式的情趣:打光棍的饥渴,找对象的困难,与老乡的纠纷,和养父的口角,沿街叫卖的窘迫,进山沟娶老婆的传奇,以及生儿育女后的土窝生活。但在对待文字上,他秉性未改,又开始偷偷自学英语。他幻想着外面的世界,用修理马达挣来的钱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开始在他的小黑屋里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节目,伦敦的BBC对华广播以及在当时属于敌台的外国广播。直到七六年毛泽东时代过去,邓小平复出,原来的劳教及开除学籍获得平反,他卸下了“反动”的罪名,才恢复了“康正果”那个原名。他甩掉了李春来的假名,首届考上了陕西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他报考师大,是因为他想圆满自己的一个心愿:当年是在陕西师大摔倒的,他要在这里爬起来。

  对于很多人来说,政治的悲剧至此应该结束了,考上大学或研究生,意味着脱胎换骨,意味着农转非,意味着优裕生活的开始。但康正果却又因为文字而惹上了新的麻烦。也许是他的思想太超前、太不能够灵活变通了,他的毕业论文没有去写导师恩准的主流作家,而是擅自拟题,选了晚唐诗人韩渥的《香奁集》,课题定位在当时相当边缘和前卫的艳情诗和性别问题上。为此,他的论文被答辩委员会拒绝,差点没拿到文凭。后来虽改写论文,勉强毕了业,却因有了些色情论文的记录,没有哪个像样的大学敢聘用他,只好在末流的电大教起了语文。直到几年后,才又辗转来到西安交大,执教大学公共语文。

  由热爱文字而招致的一次次迫害,促进了康正果的政治觉醒。到了89年六四学生运动,他成了支持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当学生运动被镇压的消息传来,康正果愤然而起,拖着卧床的病体,亲笔写了声援北京学生公开信。他头上缠着白布,以此悼亡天安门死去的学生。他在白布上写了“朝我开枪”四个大字,挂在胸前。当游行的队伍在西安大街上涌动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了那个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以及他胸前的显眼的大字。他被拍照录像,再次成了政治审查的对象。

  2000年,已经定居美国六年的康正果回国参加学术会议,同时打算回家探望年迈老母。回到西安不久,他就被国家安全部的人带走,隔离审查。经耶鲁及美国政府的营救,才使他很快获得释放。但令他感到耻辱的,是他再次被迫写了久违的检查,违心地向当局保证不再发表反对政府的文章和向国内邮寄“反动”刊物。这次经历使康正果对现中共政权感到彻底绝望。用他的话说:“我再一次以自己痛苦的经历证实,这个政权的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440页)

  《自述》通篇流露出对中共政权势不两立的态度,而这种“反动”的态度正是来自作者自身的经历。《自述》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反动”,不但书的名字叫《我的反动自述》,而且文中也不断插入评述,对“反动”一语加以界定。随着《自述》的渐渐推进,读者目中“反动”的轨迹亦逐渐清晰起来:他是被中共集权专制逼向“反动”的。在作者看来,他的“反动”并非是一种政治态度的选择,而是面对暴虐人性具有的一种本能的反抗:“我所坚持的‘反动’,并不是权衡利害后所选择的政治立场,而是我自发性情的生存态度。”(424页)正是在与制度的漫长对抗中,他才滋生出一种“精神反骨”,获得了政治觉醒,产生了摧毁这个制度的渴望:“说实在的,这才是我这个人的‘反动’本质。自打走上人生舞台,我这嗓子就决定了要大唱反调的角色。”(426页)然而,在他大唱反调的背后,最原始的缘由并不是政治的,而是他所说的“文字积习”,一种自小对文字的执著与痴迷。

  对文字的热爱原本应该是文明世界最古老最美好的人文品质之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世上有三样东西可以产生奇迹,一是矿物,二是草药,三是文字。但在文字管制的时代,不要说让文字创造奇迹,就连自由使用文字都常常是自杀性的行为,是可以招致灭顶之灾的。许多年来,在中国专制的环境中,康正果对文字的热爱居然荒诞地成了他饱受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原罪。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可幸的是,康正果终于熬到了文字能够显示奇迹的年代。1988年,他把那篇未能获准通过的论文经整理并吸纳新的西方文学理论后,写成了专著《风骚于艳情》,将中国古典文学性别和女权问题作为学术和文化问题郑重提了出来。他的著作传到了美国,被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张教授看到。张教授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女权主义的专家,她对《风骚与艳情》甚为欣赏,随即邀请作者来美国参加学术会议。1994年,康正果又收到耶鲁请他来耶鲁东亚语文系任教的传真聘书,全家四口遂移民美国,从此在一个陌生而自由的土地上,他开始真正无忧无虑地经营起他追求多年的文字梦。这个由文字促动而发生的命运的转折,连作者自己都始料不及。他当时曾惊异地感叹道:“看来,由《风骚与艳情》一书的撰写和出版而牵动的一系列偶然性,在事物运转的总秩序中已经形成了某种趋势,正在展现出可喜的前景。我欣喜地暗想,这些年在办公室的冷板凳总算没有白坐,长期积累下来到善缘也该到发生感应的时候了。”(410页)随后美国的十年生活,仿佛让他回到了小时候祖父的寂园,那个布满灰尘、后来改变了他命运的书斋:“每当晨昏,室内外一片寂静,面对眼前的一切,我常想起住在寂园的日子。为早年乐园的失而复得,我不由得默诵观世音菩萨,同时好奇地参悟着事物运转的秩序,很想弄清楚,从祖父的念佛焚香中,我都沾了些什么善缘。”(456页)

  在诠释“反动”一词的时候,康正果强调,“反”不仅意味着“违反或相反”,更意味着“返回”,因为“对抗的力量总是趋向回归,特别是向本体和个体的回归”。有趣的是,《自述》本身就揭示了这样一个回归。虽然康正果当年反感小说中的那种人为的圆满结局,他的《自述》还是“返回”到了一个非常阳光的空间(408页)。但《自述》的美好结局并非人为虚构,并非是为了迎合强权所为,却是他的生命的自然归宿,是观世音菩萨的灵显所在,是文字给他的生命带来极度痛苦后又赐予他受用无际的慰藉。在《自述》的结尾,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孩子,都因为到了美国而不必重蹈父亲少年时代的不幸。他们处于走向社会的时刻,但又不必面对父亲年轻时的苦难。他们站在轮回往复的高层起点上,健康地成长起来,不必削足适履,也不必卑躬屈膝。他们的智能和潜力依照上天的馈赠而自然地得到发展,造化成才。

  耐人寻味的是,儿子康庄步入社会后,并没有按照家人所期待的那样,满足于美国公司经理的工作,过工薪人的舒适生活。也许康庄身上继承了太多父亲生命中不安分的基因,他拿定主意要“返回”中国去打拼天下。这正像当年康正果决定回到陕西师大要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一样,儿子康庄立志回到中国,他要在父亲历经磨难和屈辱的国度,勤奋地干出一番事业。仿佛是感受到遥远的召唤,他看到了父亲再难有机会遇到的进步、开放和机会。母亲对此是放心不下的,那块土地留给她的记忆实在是太痛苦,太阴暗,太不堪回首了。但康正果又唱了“反调”,做了一般父亲所做不到的:他选择了支持儿子。他相信儿子的判断力和自强精神,他这样描述了康庄:“他比我矫健自信多了,而且也比我安全得多,不管怎么说,安全局的记录上没有关于他一个字的黑材料。不管他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遭受什么挫折,有一点属于他的优势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现在的起点,一个如此年轻和富有机遇的起点,一个像喷气式飞机起飞一样的起点,仅此一点,我已足以放心。”(484)

  也许没有什么比儿子回国创业更能显示生命“回归”和“返回”的意义了。其实,康庄能够安全去中国,以高级人才的身份参与中国建设,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更不是四十年前的中国了。虽然《自述》通篇对现行的制度狠批痛责,充满失望,但它的作者在骨子里却依然牵挂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期待这片古老的土地最终能获得自由的阳光和幸福。也许是因为这种牵挂和期待,康正果才随了儿子远行的飞机,划出了一道美丽动人的白云弧线,将两个世界通过想像的纽带衔接了起来:

  “已经是春天了,我走出书房,站在露台上向后院望去,游目枝头的新绿,放松着我有点疲乏的眼睛。一架飞机从我头顶的上空飞过,在蓝天上拖下长长一道白色的喷气,如纱带摇曳漂浮,似飞白一挥而过,逗引得我心事浩茫,游思万里。毕竟有一个牵挂飞到了那里,那里就是再遥远再与我隔离,我现在也通过儿子代偿性地介入了。”(484页)

  中国是他曾经爱过恨过的地方。现在,儿子去了,儿子身上带着父亲的基因密码去闯荡天下了。有了儿子代替他介入中国,父亲倒是可以完全放心地做他自己的事情了。就像他在另一部书里对自己的生命所表示的期待那样:“让我在我所遭遇的境况中完成我的生命,让我在能够得到的时日内做我愿做的事情,直至最后一日。”(《生命的嫁接》第5页)。

  康正果一生最锲而不舍的事情,乃是读书和写作。在今天,在远离中国的地方,他终于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去周游文字的海域,去构筑文字的梦想了。

原载《华夏文摘》第七一四期

知识分子与时代

作者:徐友渔

2006年,我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少,年终单位考评时需要费点口舌来解释,想不到却引起同事们的共鸣与支持。因为每天与书相伴,整个一年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满足的。 

费时最长,最系统的是读完了台湾学者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编辑的一套“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共有10大本。资料收集全面,校勘缜密,让我对台湾学者肯坐冷板凳、下死工夫的精神,感到由衷的佩服。而对比思想与现实,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是清晰的。 

引起长时间思考的以下3本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知识分子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胡发云:《如焉@sars.come》,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10月。 

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虽然只是对一个犹太军官的错案,却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喧嚣声中,是以“爱国”的名义而盲从,追随潮流,还是坚持清明、理性的态度,坚持每个人平等、普遍的权利?它还提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当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真理被蒙蔽,法律遭践踏的时候,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挺身而出,是爱惜羽毛,继续在象牙塔中摆弄阳春白雪,还是大声疾呼、投入斗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最令人振奋、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出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为此,他被法庭判处有罪,被迫流亡。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异常简明、清晰而又翔实地描写了整个事件,对于关键事件、关键证词,作者都提供了原始的材料和文件。本书还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不同政治派别、不同信念、不同集团的人对待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巨大的社会矛盾、社会纷争中,要站出来捍卫真理,要比想像中难得多。尽管如此,左拉和许多人,包括一个并不喜欢德雷福斯的主管情报的军官,还是把事实真相看得高于一切,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不计成败地抗争。这本书对我们既是鞭策、也是激励。 

《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不是阐述了重要的、深刻的政治理论,而是以犀利的笔触,描写、解剖了一系列知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在一战和二战时的生活态度与社会立场,以非常时期的表现来凸显人性、人格中最隐秘和本质的内涵。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黑暗时代,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她观察到,在黑暗时代的德国,一些人精神上出现一种所谓“内在移民”现象,他们身在德国却好像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好像是移民,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内在性之中。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德国,也没有因为第三帝国的灭亡而终结。人们生活在一个非人的世界中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从现实世界和公共空间转移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这种逃离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做法。但汉娜·阿伦特仍然坚持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保持我们的现实性,需要对世界负责,人对现实性的抛弃永远都是人性的丧失。 

胡发云的小说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向读者勾画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当80年代的文化热突然中止,当社会和个人受到意想不到的冲击时,对原先的理想,是抛弃还是固守,对坚持原来理想的朋友,是继续结伴而行还是渐渐疏离,对原来鄙夷不屑的地位和待遇,是照旧冷漠还是向往与争取?小说塑造的人物,读者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因为我们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少数坚持探索与追求,负重前行的人,以及为数不少的蝇营狗苟,追名逐利而又用形而上的大道理来为形而下的实利考虑辩护的人。胡发云的这部小说似乎在向每一个读者发问:你属于本书中的哪一类人物? 

中国目前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在关注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蔓延等现象的同时,也在评论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和形象。知识分子的特殊之处,他们的行为值得描写和议论之处在于,他们比一般人善于使用语言,有些人用语言来宣讲自己的理念、社会的理念,坚持理想社会的标准,而有些人用语言来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道义,没有是非标准的生活辩护。《如焉@sars.come》把这一切从生活的泡沫、旋涡和其他掩饰物中剥离,把问题、分歧和对立直端端地摆在读者面前。时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合流?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