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反动”——康正果自传述评

作者：老　牟

　　有些书尽可一目十行地扫描，纵有囫囵吞枣之嫌，大意也能抓获八九不离十。有些书则要逐字逐句解读，惟有细嚼慢咽，才能品味出文本风韵，透悟出句章精神。康正果的新作《我的反动自述》（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略称《自述》），就属于这后一种书。这部近五百页的大部头著作，饱蘸了作者的心血，每个方块字犹如历经沧桑的人生脚步，从遥远执着地走来。

　　在为《自述》撰写的序言中，余英时先生有这样一段议论：“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自述》所打动读者的，正是深嵌在历史框架中的个人遭遇。从中共１９４９年开国执政，直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自述》用文字的剪刀，无情地撕裂了中国五十多年来专制政权的黑色幕布，以孤独执拗的声音，呼唤着人性的自由和历史的正义。

　　《自述》正是沿着时间的线索来叙述个人故事的。在《自述》的叙述框架中，生命的成长与延伸如同一个远行者，在荒漠的土地上，将中国历次重大事件，像歇脚的驿站那样一个个串连起来。叙述者从共产党进城到土改，大跃进，公共食堂，自然灾害，文革，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毛泽东过世，平反，高考，改革开放，六四事件，乃至后来的移民生活，详尽记述了一个单纯睿智的青年被残酷的制度恫吓、扭曲、迫害和蹂躏的不幸人生。在个人与历史纵横交叉的对话中，《自述》时而让生命之水沿着制度的铜墙铁壁无奈地流淌，时而让心灵的暴动穿透制度的坚壁而享受短暂的自由。通过追溯一个文字爱好者从天真走向反叛的历史踪迹，作者其实为所有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述》又像是一个无声的向导，引领读者饶有所思地重游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时代长廊，反思和批判我们曾经共同拥有和参与过的历史。

　　《自述》从叙述形式上很像一部“成长小说”，充满了无数的故事：有政治的，有家常的，有情欲的，有学术的，酸甜苦辣，不一而足。早在二十多年前，作者曾经萌发过写小说的欲望。那时，刚刚从文化荒漠中醒来的中国，一夜间居然无端冒出了无数作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爱情文学，接踵而来，铺天盖地。作家们从牛鬼蛇神摇身变为新时期思想的精神领头人，推动着中国从蒙昧走向开放。面对如潮的新时期文学，从小酷爱文字的康正果也曾心动过，他那喜欢捉笔弄墨的手也曾经痒痒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别人的期待刺激了我的妄想，无形中也给我造成了某些压力。有一段时间，那期待与我的妄想加在一起，相互作用，竟至压迫得我可笑地担心，若不把我那个好故事迅速写成书出版，可能就要错过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４页）

　　但他终究无法放心坦然地把自己的故事托付给小说。多少年后，当写小说的欲望渐渐冷却，当他静下心来重新思考自己故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经历原本就不适合填充小说现成的框架：他的故事“就像卧牛石一样浑成，精雕细琢成赏心悦目的玩意儿，反而可惜了它原有的材料和质地。”（６页）

　　其实，真正阻碍作者尝试小说的，是小说本身形式上虚构的完美和意识形态上的理想主义。新时期早期文学的喜剧式结尾，大都源于当时的小说家对毛以后的政治所寄予的乐观期待。那时的文学作品，虽然不乏对建国后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大都归于一种充满希望的神话式结局：仿佛黑暗全部过去了，等待国人的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康正果不同，他的经历告诉他，尽管天空的云影若有若无，但政治黑暗的基调仍在阴魂不散地延续，专制的现实依然压迫着任何追求自由思想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故事一直都在现实中推进着，写不出来，是因为它尚无结局。”的确，康正果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政治迫害的平反而结束，而是被重新推入了一轮又一轮的窘迫和无奈。他无法认同《牧马人》《绿化树》等小说那种阳光式的小说结尾，从而最终迫使他放弃了写小说的欲望。直到远离中国并与母亲的文字再次亲密接触时，新的视角才使他恍然到：“我起初在叙事上的无能并不意味着我毫无叙事能力，是我要讲述的本事在从中拒斥，它不接受现有的模式，因此才产生了那种紧张状态，使我经受了无能的焦虑。”（６页）

　　《自述》充满了过来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种种不幸，而发生在康正果身上的所有的不幸，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作者对文字与生俱来的敏锐和好奇。１９５８年，大人们都去搞大炼钢铁了，孩子们玩野了。初读了《水浒》后的康正果，被劫富济贫的梁山英雄们所感动，带着街道上的一帮孩子们探险，用攀墙上屋打架斗殴模仿着古代豪杰的事迹，结果激怒了学校，同时也使父母大伤脑筋。父母担心这样下去会误了孩子，便决定把他送到祖父的寂园，让他远离少年的伙伴，从而能静下心来潜心学习。父母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把儿子送上了日后证明是充满希望也是充满危险的征程。

　　在祖父的寂园里，康正果从积满灰尘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偌大的文字聚宝盆。很快，他抱着书本沉入了一种如醉如痴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当“翻开一本书读起来，身体随即进入松弛的状态，好比玩单人牌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书这一特殊的对象更适合一个人构筑独处的世界了。”（２９页）从此他算是与文字结上了缘，割舍不断，注定了他后来的一切。他对于书本的灵性和感悟是惊人的，他对古籍的吞噬量和消化力是超乎寻常的，使得每日念佛诵经的祖父称赞他，要是在旧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学生。（２７页）。

　　也许，生在任何其他一个时代或者国度，他都会有远大前程，他的过人的文字能力都不会成为噩运的代名词。但他却偏偏生在了一个管制文字、拒绝思想自由的时代。他对文字的偏好，使他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主流的红色话语，而且愈走愈远，愈远愈偏，与此同时，他与制度的冲突也初见端倪。首先他开始反感学校，讨厌那些政治内容日益增加的无聊课程，觉得上这样的学纯粹是浪费时间。针对学校日益时兴的教条式管理和政治体制，他渐渐滋生了一种对抗的态度。而他最初的对抗并非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其惟一动机，就是能够珍惜时间，把时光都用在自己制定的阅读计划上。

　　广博的阅读必然引起思考和写作。少年康正果的写作始自于日记，用日记记录阅读的体会和对日常事件的思考。应该说，日记是一个人灵魂的声音，须像生命一样应该受到尊敬和保护。少年的康正果正是这样看待日记的，他觉得自己的日记就是给自己看的。他痛恨雷锋式的日记，认为像《雷锋日记》那样的日记已经失去了其私有的性质，因为雷锋在写日记的时候，“已为他的日记能死后公布做好了准备。”他读完了《雷锋日记》，觉得雷锋很可怜：“我真遗憾这位年轻的战士从无一字提到他自己的爱情。雷锋暗恋过或谈过恋爱吗？他怎么不写这些最值得记在日记里的东西呢？”（４０页）但在言论和思想缺乏自由的六七十年代，任何私人的文字和体制外的思想都统统被视为颠覆政权的潜在因素，都是不容许存在的。你若敢跨越雷池，那等待你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果然，文字祸开始降临到康正果头上。在上高中的时候，他擅自出了一期名叫《北极星》的墙报，自编评论散文诗歌等，偷偷贴在了班集体的墙报《百草园》下面，以示对比和对垒。被学校查出后，受到了严厉批评。这一行为被丢了面子而耿耿于怀的班主任记下了，写信给陕西师大，差点让他在第一天去大学报到时就被遣送回家。上了大学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阅读，每天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记日记，终日沉浸在古籍学问里。他对学校规定必修的很多政治课程颇为反感。在一次政治课上，耳朵里听着政治课老师说三无世界，他在本子上鬼使神差地写下了“三无世界：无党员、无团员、无班干部的时界。”结果被人抓了现行。后来又与过去的一位中学同学通信，信中常常带有对学校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和不满。他没有想到，私人信件居然被校方定期截获和检查，上纲为反动罪证。加上他拒绝交出他苦心经营的三十多本日记，最后被学校开除。此后，他沦为社会青年，被迫进了公安局主办的建筑材料厂，跟一批社会渣滓混在一起当了就业工人。

　　无产阶级专政对付敢于自由写作和思考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利器之一就是强制的重体力劳动，即通过对身体的惩罚和放逐，让人在日常的劳累中，逐渐失去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兴趣。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最终都不得不放弃思想和写作的权利，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出卖灵魂沦为御用文人。但康正果对文字的痴迷已经渗入骨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虽然无法拒绝强加的身体惩罚，但对于文字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他在暴戾制度重压的缝隙中，寻找着点滴机会，锲而不舍地维护着内心深处的文字梦。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他最担心的不是政治流放，不是身体惩罚，而是“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那些老就业工人一样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干活的工具，最终对文字失去兴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随便翻上几页的精力，我也要坚持读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废了时日。”（１２７页）

　　文革初期的混乱应该说给他提供了短暂的自由，趁红卫兵造反和公检法全面瘫痪之机，他有了些许自由控制的时间，他的文字梦想于是又抬了头，他甚至有了重操旧业的妄想。被学校开除后，他一直也在偷着自学俄语，现在有了时间，他想翻译点东西。而这次文字梦的短暂复苏，很快又招致了更严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他看到《人民日报》批判苏联反革命小说《日瓦戈医生》，居然书呆子气十足地突发奇想，用俄语写信给莫斯科大学图书馆，表示希望能够借阅这本书。任何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与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苏修帝国主义建立信函联系，无异于飞蛾扑火。而迷恋书本的康正果想法却极其简单，他只想满足阅读和翻译的渴望。

　　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了。信不但没有寄出去，反而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随后他被宣判劳动教养三年，住号子，强制劳动，甚至失去了就业工厂的那丁点自由。

　　七一年刑满释放后，他的背上已经驮了一摞沉重的反革命档案，就像古代犯人在脸上打下的烙印，使他成为社会多余的人，为社会所唾弃，不要说找工作，就是想在原来居住的城市落下户口都不可能了。康正果不得不被迫更名改姓，来到西安郊区的新旺村，签了一纸契约，把自己过继给队上贫协主任李宝玉，给李家当了养子。从此，康正果的名字消失了，他在新旺村的名字叫李春来。栖身在养父贫协主任的政治保护伞下，使他的生活有了短暂的安闲。

　　《自述》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这一段的生活，不乏黑色幽默式的情趣：打光棍的饥渴，找对象的困难，与老乡的纠纷，和养父的口角，沿街叫卖的窘迫，进山沟娶老婆的传奇，以及生儿育女后的土窝生活。但在对待文字上，他秉性未改，又开始偷偷自学英语。他幻想着外面的世界，用修理马达挣来的钱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开始在他的小黑屋里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节目，伦敦的ＢＢＣ对华广播以及在当时属于敌台的外国广播。直到七六年毛泽东时代过去，邓小平复出，原来的劳教及开除学籍获得平反，他卸下了“反动”的罪名，才恢复了“康正果”那个原名。他甩掉了李春来的假名，首届考上了陕西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他报考师大，是因为他想圆满自己的一个心愿：当年是在陕西师大摔倒的，他要在这里爬起来。

　　对于很多人来说，政治的悲剧至此应该结束了，考上大学或研究生，意味着脱胎换骨，意味着农转非，意味着优裕生活的开始。但康正果却又因为文字而惹上了新的麻烦。也许是他的思想太超前、太不能够灵活变通了，他的毕业论文没有去写导师恩准的主流作家，而是擅自拟题，选了晚唐诗人韩渥的《香奁集》，课题定位在当时相当边缘和前卫的艳情诗和性别问题上。为此，他的论文被答辩委员会拒绝，差点没拿到文凭。后来虽改写论文，勉强毕了业，却因有了些色情论文的记录，没有哪个像样的大学敢聘用他，只好在末流的电大教起了语文。直到几年后，才又辗转来到西安交大，执教大学公共语文。

　　由热爱文字而招致的一次次迫害，促进了康正果的政治觉醒。到了８９年六四学生运动，他成了支持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当学生运动被镇压的消息传来，康正果愤然而起，拖着卧床的病体，亲笔写了声援北京学生公开信。他头上缠着白布，以此悼亡天安门死去的学生。他在白布上写了“朝我开枪”四个大字，挂在胸前。当游行的队伍在西安大街上涌动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了那个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以及他胸前的显眼的大字。他被拍照录像，再次成了政治审查的对象。

　　２０００年，已经定居美国六年的康正果回国参加学术会议，同时打算回家探望年迈老母。回到西安不久，他就被国家安全部的人带走，隔离审查。经耶鲁及美国政府的营救，才使他很快获得释放。但令他感到耻辱的，是他再次被迫写了久违的检查，违心地向当局保证不再发表反对政府的文章和向国内邮寄“反动”刊物。这次经历使康正果对现中共政权感到彻底绝望。用他的话说：“我再一次以自己痛苦的经历证实，这个政权的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４４０页）

　　《自述》通篇流露出对中共政权势不两立的态度，而这种“反动”的态度正是来自作者自身的经历。《自述》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反动”，不但书的名字叫《我的反动自述》，而且文中也不断插入评述，对“反动”一语加以界定。随着《自述》的渐渐推进，读者目中“反动”的轨迹亦逐渐清晰起来：他是被中共集权专制逼向“反动”的。在作者看来，他的“反动”并非是一种政治态度的选择，而是面对暴虐人性具有的一种本能的反抗：“我所坚持的‘反动’，并不是权衡利害后所选择的政治立场，而是我自发性情的生存态度。”（４２４页）正是在与制度的漫长对抗中，他才滋生出一种“精神反骨”，获得了政治觉醒，产生了摧毁这个制度的渴望：“说实在的，这才是我这个人的‘反动’本质。自打走上人生舞台，我这嗓子就决定了要大唱反调的角色。”（４２６页）然而，在他大唱反调的背后，最原始的缘由并不是政治的，而是他所说的“文字积习”，一种自小对文字的执著与痴迷。

　　对文字的热爱原本应该是文明世界最古老最美好的人文品质之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世上有三样东西可以产生奇迹，一是矿物，二是草药，三是文字。但在文字管制的时代，不要说让文字创造奇迹，就连自由使用文字都常常是自杀性的行为，是可以招致灭顶之灾的。许多年来，在中国专制的环境中，康正果对文字的热爱居然荒诞地成了他饱受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原罪。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可幸的是，康正果终于熬到了文字能够显示奇迹的年代。１９８８年，他把那篇未能获准通过的论文经整理并吸纳新的西方文学理论后，写成了专著《风骚于艳情》，将中国古典文学性别和女权问题作为学术和文化问题郑重提了出来。他的著作传到了美国，被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张教授看到。张教授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女权主义的专家，她对《风骚与艳情》甚为欣赏，随即邀请作者来美国参加学术会议。１９９４年，康正果又收到耶鲁请他来耶鲁东亚语文系任教的传真聘书，全家四口遂移民美国，从此在一个陌生而自由的土地上，他开始真正无忧无虑地经营起他追求多年的文字梦。这个由文字促动而发生的命运的转折，连作者自己都始料不及。他当时曾惊异地感叹道：“看来，由《风骚与艳情》一书的撰写和出版而牵动的一系列偶然性，在事物运转的总秩序中已经形成了某种趋势，正在展现出可喜的前景。我欣喜地暗想，这些年在办公室的冷板凳总算没有白坐，长期积累下来到善缘也该到发生感应的时候了。”（４１０页）随后美国的十年生活，仿佛让他回到了小时候祖父的寂园，那个布满灰尘、后来改变了他命运的书斋：“每当晨昏，室内外一片寂静，面对眼前的一切，我常想起住在寂园的日子。为早年乐园的失而复得，我不由得默诵观世音菩萨，同时好奇地参悟着事物运转的秩序，很想弄清楚，从祖父的念佛焚香中，我都沾了些什么善缘。”（４５６页）

　　在诠释“反动”一词的时候，康正果强调，“反”不仅意味着“违反或相反”，更意味着“返回”，因为“对抗的力量总是趋向回归，特别是向本体和个体的回归”。有趣的是，《自述》本身就揭示了这样一个回归。虽然康正果当年反感小说中的那种人为的圆满结局，他的《自述》还是“返回”到了一个非常阳光的空间（４０８页）。但《自述》的美好结局并非人为虚构，并非是为了迎合强权所为，却是他的生命的自然归宿，是观世音菩萨的灵显所在，是文字给他的生命带来极度痛苦后又赐予他受用无际的慰藉。在《自述》的结尾，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孩子，都因为到了美国而不必重蹈父亲少年时代的不幸。他们处于走向社会的时刻，但又不必面对父亲年轻时的苦难。他们站在轮回往复的高层起点上，健康地成长起来，不必削足适履，也不必卑躬屈膝。他们的智能和潜力依照上天的馈赠而自然地得到发展，造化成才。

　　耐人寻味的是，儿子康庄步入社会后，并没有按照家人所期待的那样，满足于美国公司经理的工作，过工薪人的舒适生活。也许康庄身上继承了太多父亲生命中不安分的基因，他拿定主意要“返回”中国去打拼天下。这正像当年康正果决定回到陕西师大要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一样，儿子康庄立志回到中国，他要在父亲历经磨难和屈辱的国度，勤奋地干出一番事业。仿佛是感受到遥远的召唤，他看到了父亲再难有机会遇到的进步、开放和机会。母亲对此是放心不下的，那块土地留给她的记忆实在是太痛苦，太阴暗，太不堪回首了。但康正果又唱了“反调”，做了一般父亲所做不到的：他选择了支持儿子。他相信儿子的判断力和自强精神，他这样描述了康庄：“他比我矫健自信多了，而且也比我安全得多，不管怎么说，安全局的记录上没有关于他一个字的黑材料。不管他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遭受什么挫折，有一点属于他的优势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现在的起点，一个如此年轻和富有机遇的起点，一个像喷气式飞机起飞一样的起点，仅此一点，我已足以放心。”（４８４）

　　也许没有什么比儿子回国创业更能显示生命“回归”和“返回”的意义了。其实，康庄能够安全去中国，以高级人才的身份参与中国建设，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更不是四十年前的中国了。虽然《自述》通篇对现行的制度狠批痛责，充满失望，但它的作者在骨子里却依然牵挂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期待这片古老的土地最终能获得自由的阳光和幸福。也许是因为这种牵挂和期待，康正果才随了儿子远行的飞机，划出了一道美丽动人的白云弧线，将两个世界通过想像的纽带衔接了起来：

　　“已经是春天了，我走出书房，站在露台上向后院望去，游目枝头的新绿，放松着我有点疲乏的眼睛。一架飞机从我头顶的上空飞过，在蓝天上拖下长长一道白色的喷气，如纱带摇曳漂浮，似飞白一挥而过，逗引得我心事浩茫，游思万里。毕竟有一个牵挂飞到了那里，那里就是再遥远再与我隔离，我现在也通过儿子代偿性地介入了。”（４８４页）

　　中国是他曾经爱过恨过的地方。现在，儿子去了，儿子身上带着父亲的基因密码去闯荡天下了。有了儿子代替他介入中国，父亲倒是可以完全放心地做他自己的事情了。就像他在另一部书里对自己的生命所表示的期待那样：“让我在我所遭遇的境况中完成我的生命，让我在能够得到的时日内做我愿做的事情，直至最后一日。”（《生命的嫁接》第５页）。

　　康正果一生最锲而不舍的事情，乃是读书和写作。在今天，在远离中国的地方，他终于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去周游文字的海域，去构筑文字的梦想了。

原载《华夏文摘》第七一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