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富先衰老

2007.01.25

中国社会在老龄化，而且女孩出生率在下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彭希哲接受德国之声在线部记者莎佩雪(Sabine Peschel)采访中，谈到了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变迁的问题。以下是采访全文：

莎佩雪：“社会的状态”是目前德国社会学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社会的“状态”是什么？

彭希哲：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过程中，而且是朝多种方向发展。现在也能看到有一种重归传统家庭形式和价值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总的是正在朝“西方的”核心家庭发展，在变成一个个人化的社会。

莎佩雪：中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13.07亿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彭希哲：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从绝对数量上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但是人均资源就十分有限了。人口的增长使得资源接近枯竭，环境也越来越恶化，这是中国要控制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

莎佩雪：中国社会也像德国一样正在老化，那么人口控制还有必要吗？

彭希哲：中国政府的确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在宏观上，中国的人口数量还会大约要增长两亿才能趋于稳定。

莎佩雪：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这种稳定？

彭希哲：这与做人口统计时采取哪种前提假设有关，大约应该是在2030年到2040年。因此我们在宏观上仍然还在采取一个控制人口发展的政策。在微观上，中国的家庭已经变得很小了，每个家庭平均有1.7个孩子，在城市里这一数字还要小，只比1高一点点，而在上海则只有0.8。这造成了独生子女教育的困难和家庭在未来要遇到的功能和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上，我们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由空间非常小。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在微观上更适合中国的应该是“两个孩子”的政策。

莎佩雪：在实际上会有这种政策出现吗？

彭希哲：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在今后几年内不会变。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不要改变政策，而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改。就是说，讨论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

莎佩雪：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上有哪些计划？

彭希哲：计划生育政策的的组织和实施虽然是在地方，但是中央政府一直在加以控制。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做出一些小的、稍微的改动。例如，上海市政府和学术界十几年前就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修改。但是，中央政府担心，这会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如果允许上海改，其它地方也将效法。因此，中央政府坚持的原则是：上海是一个生育率很低的和老龄化速度很快的城市，可以搞点特殊。但是，上海的问题可以用其它方式解决，譬如说从外地，特别是内地引入移民。

莎佩雪：中国的国内人口流动潮对人口结构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彭希哲：中国的流动人口相对来说很年轻，在20到40岁之间。他们来到城市里，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劳动大军。他们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得城市人口老化的速度减缓了。现在，中国政府要建设“和谐社会”，要采取政策提高民工的收入和改善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将民工逐步融合进当地社会。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还要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有一个分化的社会。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外。

莎佩雪：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是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的问题还只是政府才关心的问题？

彭希哲：社会老化的问题还在继续讨论，但它只是东部沿海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问题，今后十年里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会迅速老化，“生育高潮”时出生的一代人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十年之内，危机就要来了。

莎佩雪：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政治措施来对付社会保障上的危机？

彭希哲：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现行的退休养老制度只保障了30％的城市人口，大部分农村人口根本就没有可行的养老制度。中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0.2％。过去，所有的退休养老制度都与国营或集体企业挂钩。现在，政府想扩大城市的养老体系基础，想将更多的在私营企业、非正式行业里从业的人以及民工纳入这一体系。

莎佩雪：您自己曾说过，“中国是第一个还没有富裕就开始老化的大国”。您真的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彭希哲：是的。因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是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已经排在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还不到一千美元，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所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处在一个社会开始老化的过程中，比那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要早。中国将要变老，但是不会变富。

莎佩雪：中国缺乏女孩，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

彭希哲：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应该是每100个女孩对应105到108个男孩。但是在中国，自1982年后这一比差扩大了，1990年是100:112，2000年是100比119，而2005年是100比124(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1月23日公布的2006年数字是100比121，编者注)。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政策和法律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虽然处在社会转型中，但是社会中仍然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当妇女怀孕后诊断出是女孩时，就会有夫妇决定堕胎再等待生儿子的情况。这种对生命进行出生前选择的做法是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莎佩雪：中国在上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因为计划生育强制堕胎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现在有关政策得到了修改。现在还有强制堕胎的现象吗？

彭希哲：我相信，从理论上说，应该从来就不允许有强制堕胎的现象，理论上所有当事人应当是自愿参与堕胎。但是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想多要孩子的愿望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政府机构或者是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会尝试劝说妇女去堕胎。

莎佩雪：现在还有将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的手段的现象吗？

彭希哲：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仍然有这种现象。每年中国有1600万人出生，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不能称没有强制堕胎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没有太大发展的希望，那里也没有像城市里那样的控制生育的手段，强制堕胎的现象还存在。如果城市居民在计划生育允许的指标以外想再多生，他们会选择缴纳罚金，把孩子生出来。在农村，干部的素质不如城市。在城市，人权是更多地得到尊重的，但是在农村仍然偶尔会有违反人权的现象发生。

原载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