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五七右派言论一束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历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历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历王奔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惨败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 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摘自《大鸣大放文选》 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

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 (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报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

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记约请谈话，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 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作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日本的混合面。(按:中共把油脂运到苏联去，大陆缺油，从1955年，大陆的豆腐是用豆饼来造，即先把黄豆的油榨掉，然后把剩下的豆饼造豆腐。又，混合面是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占领华北后，人民被迫用来充饥的不能下咽的食物，由高粮小米麸皮等研粉制成。)统购统销搞错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是生活水准提高。生活水准提高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1949 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则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总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侯，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

共产党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的多少，汇报多，就是好党员。党员成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给他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国家不会亡。因为不要党，人们也不会卖国。

今天人们对鸣放还有疑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信任。共产党对这点要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你们若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么走这样路，总有那一天，这也合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群众为什么不信任共产党呢？因群众在8年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教育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施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做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月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

党存在着危机。老党员蜕化了，新党员投机。解放后被批准入党的党员，是一大批混蛋。党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投机的混蛋，要清洗出去；第二类是老实而不起作用的，要动员他们退党；只保留第三类，即真正德共产主义者。

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真正德民主，选举制度不合理。共产党对于人民是统制阶级，有统治阶级的局限性。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一团漆黑，暗无天日。青年团，妇联，人大代表，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

由于具体制度(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保密制度以及党内的回报制度等)方面的缺点，说明我们根本制度的不合理。。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这些小的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在的级别制度，是比奴隶制度还要严厉的等级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合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要用爆破的方式，作澈底改革。

我们要求真正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德民主。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酝酿不是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财。

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可以竞争一下。两党制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刺激作用。

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

反对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应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提联合候选名单。共产党不应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草案和建议。在各级国家机关中，不应有党团员，这是宗派主义。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据审判员的意志，说了就算。律师法官都是党员，至少是团员，象三堂会审一样，实际是形式主义。

干部不重视法制，违法乱纪，都是自觉不自觉继承过去统制者的做法......

(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窃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在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的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党外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全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德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得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是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象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来说，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的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意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原载于《沈阳日报》，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目前把政治地位代替一切和超过一切的现象。政治地位好像是筹码，用来衡量人的高低。政治地位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不能把政治地位做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本行本业的，包括物质待遇在内。

高等学校里的党委管的太严太多。学校中并不需要任何党派参加活动，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了一种矛盾。所以，我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多了。

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合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便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人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留在学校里。学校里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而只允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派工作的发展。

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摘录自博讯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