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一月 22, 2007

昨夜星辰昨夜风--五七右派言论一束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历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历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历王奔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惨败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 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的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摘自《大鸣大放文选》 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

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 (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报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

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记约请谈话,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 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作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日本的混合面。(按:中共把油脂运到苏联去,大陆缺油,从1955年,大陆的豆腐是用豆饼来造,即先把黄豆的油榨掉,然后把剩下的豆饼造豆腐。又,混合面是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占领华北后,人民被迫用来充饥的不能下咽的食物,由高粮小米麸皮等研粉制成。)统购统销搞错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是生活水准提高。生活水准提高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1949 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则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总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侯,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

共产党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的多少,汇报多,就是好党员。党员成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给他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国家不会亡。因为不要党,人们也不会卖国。

今天人们对鸣放还有疑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信任。共产党对这点要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你们若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么走这样路,总有那一天,这也合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群众为什么不信任共产党呢?因群众在8年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教育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施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做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月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

党存在着危机。老党员蜕化了,新党员投机。解放后被批准入党的党员,是一大批混蛋。党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投机的混蛋,要清洗出去;第二类是老实而不起作用的,要动员他们退党;只保留第三类,即真正德共产主义者。

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真正德民主,选举制度不合理。共产党对于人民是统制阶级,有统治阶级的局限性。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一团漆黑,暗无天日。青年团,妇联,人大代表,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

由于具体制度(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保密制度以及党内的回报制度等)方面的缺点,说明我们根本制度的不合理。。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这些小的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在的级别制度,是比奴隶制度还要严厉的等级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合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要用爆破的方式,作澈底改革。

我们要求真正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德民主。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酝酿不是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财。

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可以竞争一下。两党制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刺激作用。

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

反对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应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提联合候选名单。共产党不应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草案和建议。在各级国家机关中,不应有党团员,这是宗派主义。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据审判员的意志,说了就算。律师法官都是党员,至少是团员,象三堂会审一样,实际是形式主义。

干部不重视法制,违法乱纪,都是自觉不自觉继承过去统制者的做法......

(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窃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在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的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党外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全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德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得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是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象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来说,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的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意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原载于《沈阳日报》,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目前把政治地位代替一切和超过一切的现象。政治地位好像是筹码,用来衡量人的高低。政治地位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不能把政治地位做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本行本业的,包括物质待遇在内。

高等学校里的党委管的太严太多。学校中并不需要任何党派参加活动,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了一种矛盾。所以,我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多了。

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合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便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人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留在学校里。学校里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而只允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派工作的发展。

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摘录自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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