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时期的终结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共产主义的终结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向人类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尚未充分解释和理解这个信息。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共产主义的终结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结束，不但是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结束，而且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结束。

在现代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发展到了顶点的一种信息，以不同表现方式认为世界——存在本身——是一个可以完全被认知的体系，它受有限数目的普遍规律所制约，人可以掌握这些规律，并理性地加以运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个时期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启蒙时代发展到社会主义，从实证主义到唯科学主义，从产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其特点是理性的认知思想的迅速发展。

这一思想又产生一种自豪的信念，认为人作为现存一切事物发展的颠锋，有能力客观地描写、解释和控制一切事物，并且掌握关于世界的唯一真理。这个时期崇拜与个人无关的客观性。在这个时期里，大量积累了客观知识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这个时期相信，使用科学方法可以自动取得进步。这是一个体系、制度、机制和绝对平均数的时期，一个用意识形态、学说对现实进行解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性理论，从而找到开启其繁荣的普遍性钥匙。

共产主义是这一趋势的邪恶的极端。它代表一种企图，以少数冒充唯一科学真理的命题为基础，按照单一的模式去组织全部生活，使之服从中央计划，并受中央控制，而不管这是不是生活本身所需要的。

可以把共产主义的垮台看作现代思想已经面临最后危机的信号。这个时期创造了第一个全球性的技术文明，但是它已经达到了其潜能的极限，越过这个极限，就是深渊。共产主义的终结对全人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它是傲慢、绝对理性时代正在结束的信号。是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不是被军事力量打败的，它是被生活、人的精神所打败的，是被存在和人抵抗操纵所打败的。它的失败是属于肤色、真实性和丰富多彩的历史起来反抗的结果，是人的个性不肯被禁锢在一律化意识形态之中的结果。

这一强有力的信号在最后时刻来临。我们都知道文明处于危境。人口爆炸和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洞和爱兹病，核恐怖的威胁和正在戏剧性地扩大中的南北贫富差距，饥馑的危险，地球生物圈和矿产资源的耗尽，商业性电视文化的扩展和区域性战争日益增长的威胁——所有这一切加上数以千计的其他因素，代表对人类的普遍威胁。

目前的一大矛盾是人——信息的伟大收集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然而却绝对没有能力去对付这一危险。传统科学以其通常具有的冷静，能够描述我们毁灭自己的各种方法，却不能向我们提供防止危机的真正有效和实际的途径。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信息模糊不清或者组织得很差。再也无法充分掌握和理解这些过程、更谈不上加以控制或阻止。

我们正在寻求新的科学方法，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控制系统，新的制度和新的工具，以便消除我们过去的方法、意识形态，控制系统、制度和工具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把技术造成的致命恶果仅仅当做技术性的缺陷，只靠技术就能加以补救。我们在寻求摆脱客观主义的客观方法。

一切情况都表明这不是办法。以传统的对待现实的现代态度，我们无法设计出能够消除过去体系所造成的一切灾难性后果的那种体系。我们无法发现一条规律或理论，其技术性的应用，会消除由于技术性地应用过去的规律和技术所造成的一切灾难性的后果。

需要某种不同的、更大的东西。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傲慢的信念，认为世界只是待解的难题，是一架机器，其用法只待人们去发现；是一个信息，只要输入电脑就迟早能够输出一项普遍性的答案。

我深信我们必须从私人的幻想中释放出自然的、独特的力量以及对于世界不可重复的经验，一种基本的正义感，跟别人一样看待事物的能力，一种超卓的责任感，原型性的智慧，良好的情趣、勇气、同情心，并且深信并不指望成为拯救人类普遍灾难的个别措施。必须把这样的力量恢复起来。

必须再次给事物以其本来面貌表现出来的机会，并看到它们的个性。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的多元性，而不要以找寻共同特性的办法来把它们扯在一起，或把一切归结为单一的共同方程式。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去理解，而不是去解释。前进之路不是仅仅去建立普遍性的制度办法，从外面运用于现实；而且也是通过切身经验去了解现实的核心。这种方法促进一种气氛，在互相尊重、真正的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既有宽容性的团结，又有多样化的统一。简言之，人的独特性，人的行动与人的精神必须予以恢复。

今天的世界，一般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处于危机之中。这个世界向政治实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在我看来，这种实践对于存在仍然采取一种技术性的功利主义的办法，因而对政权也是如此。在现代时期建立、发展和保存下来的许多传统的民主机制跟客观性与统计平均数的崇拜联系如此之密切，以致它们会把人的个性取消掉。我们在政治语言中能看到这一点，陈词滥调常把个人的声调挤掉。当个人的声调确实出现时，它常常是精心算计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的真实性冲口而出。

迟早，政治将面临选择一种新的现代以后的面貌这样一项任务。政客必须再次变成一个人，不仅信赖对世界的科学反映和分析，而且信赖世界本身。他必须不仅相信社会学的统计数字，而且要相信真实的人；他必须不仅信赖对现实的客观解释，也得信赖自己的思想；不仅相信他每天早晨收到的概要报告，而且要相信他自己的感觉。

并不是说我们仅仅应该寻求管理社会、经济和世界的新的、更好的方法，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除了政客之外，还会有谁来带头呢？他们对待世界、对待自己和自己责任的态度之改变，可能引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性变革。

原载《中国之春》92年5月号(总第1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