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Adam Michnik
一．從《獄中書簡》到《自由書簡》

今年（1998年）八月，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波蘭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新著《自由書簡》（Letters from Freedom）；這家出版社曾經在一九八六年出版過米奇尼克的《獄中書簡》（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其間整整相隔了十二年。

這十二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二年。就在這十二年間，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一大批共產專政的國家義無反顧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這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它的意義足以和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胜利相媲美。

在這一偉大的歷史巨變中，波蘭是光榮的火車頭。在共產党國家的民主運動中，波蘭至少有三個“第一”：第一個贏得合法存在的、真正獨立的、有上百万民眾參加的民間組織－－團結工會（1980年10月），第一次成功地由共產党當局和民間反對派共同舉行的圓桌會議（1989年2月），第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由非共力量組成的中央政府（1989年8月）。

提到波蘭的民主運動，除了瓦文薩之外，還有一個名字不能不提到，那就是亞當·米奇尼克。米奇尼克是波蘭著名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的創建人，團結工會顧問，民主運動戰略家；波蘭民主化後曾當選為國會議員，擔任波蘭最大日報《Gazeta Wyborcza》的主編至今。

米奇尼克被視為杰弗遜（美國開國元勳，獨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式的人物，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動家。由於他在非暴力斗爭的理論和實践，波蘭流亡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茲（Czeslaw Milosz）把他比作甘地。三十多年來，米奇尼克一直是波蘭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靈魂人物。

自波蘭的團結工會誕生之日起，我就對波蘭的事態保持密切的關注。八三年，北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翻譯了一本記敘團結工會運動的書《波蘭在十字路口》。我從這本書里第一次知道了米奇尼克的名字。八七年來美後，我有机會閱讀到更多的關於波蘭民運的書籍文章，其中就有米奇尼克的那本《獄中書簡》，還有阿希（Timothy Garton Ash）寫的《波蘭革命：團結工會》（Polish Revolution：Solidarity）。八八年的一期《紐約時報雜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出長文專題介紹米奇尼克，我請人譯成中文發表在《中國之春》。

不過据我的觀察，在中國人中間，甚至在中國的异議人士和民運人士中間，了解米奇尼克其人其事的仍然不多。這不能不是個缺憾。在此，我不妨借評述《自由書簡》之机，對米奇尼克的思想略加介紹。我深信，正在為自由民主而進行艱苦奮斗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從中吸取許多寶貴的教益。

《自由書簡》一書的副標題是《冷戰后的現實与展望》（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tiyes），全書共348頁，收有米奇尼克的二十五篇文章（包括對話錄），按內容分為三部份：一.無望与希望，二.對1989-1990年革命的評論，三.講演錄与對話錄。

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有的是對當下發生之事的評論和指點，有的是對過去發生之事的回顧与反思。几篇對話錄尤其精彩。一篇是和詩人米洛茲的對話，這是兩個知識分子的對話，談的是歷史和文化；一篇是和捷克總統哈維爾的對話，這是兩個持不同政見者、兩個民主政治家的對話，談的是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和共產主義之後的新時代；還有一篇是和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這是兩個舊日的政治對手的對話，一個是先前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反對運動的領導人，一個是前共產党專制政權的第一書記，戒嚴令的頒布者，談的是團結工會運動和波共當局鎮壓的那段歷史。

二．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用他自己的話，可謂“既典型又不典型”。典型之處是，和許多人一樣，米奇尼克也是先從正統意識形態的虔誠信仰者變成体制內的批評者，然后又變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最后再成為政治反對派。至於他的不典型之處，看來則与他的背景有關，和他的個性有關。

1.“因為我無知，所以我無畏”

米奇尼克出身於一個紅色家庭，父母都是老共產党員。從少年時代起，米奇尼克就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有趣的是，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很早就開始成為叛逆者。

米奇尼克說，他和別的許多波蘭人不一樣，別人對党不滿，但因為害怕而不敢公開批評；米奇尼克不害怕，因為他天真地認為，党是我的党，國家是我的國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党不是一直號召我們要為真理斗爭，為正義斗爭嗎？因此，米奇尼克見到了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義的事就毫無顧忌地大聲講出。米奇尼克說：“因為我無知，所以我無畏。”

在一堂歷史課上，米奇尼克站起來發問，就二戰期間蘇軍秘密殺害大批波蘭軍官一事提出質疑：“既然共產党提倡講真話，那為什么不告訴我們這件事的真相呢？”結果他被老師赶出課堂。那時他才十三歲。

接下來，有兩件事給予米奇尼克极大的震撼。米奇尼克父親的一個朋友，也是個老党員，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關了整整二十年後才重返波蘭。另外，米奇尼克的一個親戚也曾在西伯利亞關了十年，只因為他過去參加過波蘭的國軍（注：波蘭的國軍是二戰時的一支地下武裝力量）。象小說《牛虻》里的亞瑟猛然醒悟到自己受了神甫的欺騙，米奇尼克頓時失去了對共產党的信仰。他對自己說：“信上帝，但不信教會。”這意思是信共產主義但不信共產党。

2.“我不知道要是沒了共產党我該作什么”

那以後，米奇尼克拼命地研究理論，努力地思考各种敏感的政治問題。他結識了一批華沙最优秀的知識分子，包括庫隆（Jacek Kuron）和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庫隆後來也是團結工會的顧問，米奇尼克稱他是”團結工會的教父”。克拉科夫斯基後來流亡西方，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和牛津大學，有《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等書問世，在中國哲學界應不是陌生人物。

在此期間，米奇尼克還結識了地位顯赫的哲學家沙夫（Adam Schaff）。沙夫當年是波共的頭號理論權威，是波蘭的胡喬木。但沙夫的思想比較解放，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寫過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著作。這些觀點直到八十年代還被中共的胡喬木視為异端。另外，沙夫也更博學，對當代西方哲學相當熟悉，從他寫的那本語義學引論（也有中譯本）便可見其功力。由於沙夫的自由化傾向，后來被撤銷党內職務。

米奇尼克對沙夫說，我想成立一個研究小組，行嗎？這時的沙夫已經頗有些犬儒味了，不過沙夫畢竟也年輕過，他大概在十五歲的米奇尼克身上看到了少年時代的自己，所以欣然認可了米奇尼克的意愿。沙夫說：“哦，你們是想成立你們自己的俱樂部吧，行啊。你們可以在這里見到華沙的知識精英。要是有人找你們麻煩，找我。”於是，這個由一幫十几歲的少年組成的、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子”的小組織就成立了。

在當時的波蘭，任何自發性組織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樂部卻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這或許与沙夫這頂保護傘有關，大概更与這幫孩子們都太年輕，當局起先根本沒當回事有關。再說，俱樂部的成員基本上都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當局沒有從一開始就把他們當外人。

米奇尼克說，他們這伙少年的共同之處，一是都很聰明，二是都特天真。天真給了他們力量，天真給了他們勇气。他們自稱為“尋找矛盾的人”，專門討論各种犯禁的問題，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自由問題，蘇聯干涉匈牙利的問題，波蘭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問題。

俱樂部終於被解散了。米奇尼克的言行甚至傳到最高當局。波共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在中央全會上對米奇尼克點名批判－－那時他剛十六歲。下來，庫隆把這件事告訴了米奇尼克。米奇尼克不信：“我沒功夫听你瞎掰，我還得補習物理呢。”庫隆說：“哥穆爾卡同志不用補習物理，所以他有功夫干這些瞎掰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八歲的米奇尼克第一次被抓進監獄，因為他參加了反對當局打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抗議活動，還深深地介入了由庫隆等人發起的致波共中央公開信的活動。起先他沒料到警察會找上門。抓進監獄之初，他以為只會關兩天－－因為連庫隆也只關了四十八小時，但結果被關了兩個月。

自那以後，米奇尼克就和比他年長的一批异議人士（庫隆等人）站到了一起，不過他的觀點比那些人還要激進些。他主張波蘭擺脫蘇聯控制真正獨立，主張重建議會民主制。年輕的米奇尼克現在已是揚名全國的异議人士了。他決心把反對共產党專制作為畢生的使命。他說：“我的一切都歸於共產党。我不知道要是沒了共產党我該做什么。”

此後，米奇尼克度過了三年（1965-1968）有聲有色的大學生活。拜校園小气候之賜，他和几個朋友甚至扮演了某种合法反對派的角色－－在一個不允許反對派合法存在的國家。一次，拉科夫斯基參加了他們的一場討論會（拉科夫斯基屬党內自由派，後來作過波共的末代總理）。米奇尼克們与拉科夫斯基展開了如下一番問答：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理論嗎？” “是，當然是。” “馬克思主義者信上帝嗎？”“不，不信。”“哥穆爾卡是人還是神？”“自然是人。” “既然是人，那么，他能象神一樣不犯錯誤嗎？” “不能，不可能。” “好了，拉科夫斯基，那他為什么從沒犯過錯誤給人批評呢？”

3.“我要和這個制度一刀兩斷”

一九六八年是一個轉折點。

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上下結合的自由化運動，史稱“布拉格之春”。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十分激動。他們希望波共當局也能推動同樣的改革，他們呼喊：“波蘭在等待她的杜布切克！”

在華沙，米奇尼克帶領著一群學生前往波蘭詩人密凱維茲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象征性地表達了對當局的抗議。那時，華沙正在上演密凱維茲的名作《先人祭》。劇中有些台詞表達了詩人反對沙俄控制，追求民族獨立，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信念与激情。波共當局心中有鬼，責令刪除掉那些可能會引起人們聯想對比的詞句，后來又干脆禁止演出。据說在《先人祭》的最后一場演出，當演到被當局動了手腳的那些段落時，台下的觀眾几乎全部站立起來，齊聲朗誦著被刪除的那些詩句，這時已分不清台上台下，分不清演戲与現實，整個劇場充滿悲壯的气氛。

這种場景只有在共產國家才能見到，也只有在共產國家的這一階段才能見到。在這之前，民眾缺乏反抗的覺悟，因此不能對一個信號心領神會，引發強烈共鳴；在這以後，窗戶紙已經捅破，民眾要表達反抗情緒不必再借助於隱喻和象征。唯有在這一階段，民眾已經萌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并且多少感覺到這种情緒的廣泛性，但由於專制所織造的輿論一律彌天大网在表面上還未出現裂痕，每個人心里都還對普遍的社會情緒把握不定，這時如果出現了偶然的或有意人為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借古諷今的、指桑罵槐的信號，這就使得人們能夠以一种間接的方式、因而也是較小危險的方式，直接地渲泄壓抑多時的情感和公開地挑戰禁忌。

局外人很容易低估這种反抗活動的現實意義，因為它看上去太間接、太含蓄、簡直是隔靴搔痒。他們也不大明白，為什么這种僅僅是象征性的反抗活動竟會激發民眾如此的熱情和當局如此的惊恐。問題在於，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所謊稱的民意之上的，所以它最怕這种謊言被公開揭穿。

然而，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下去了。蘇軍的坦克開進了布拉格的街頭。波共當局和波共的軍隊也參加了鎮壓行動。一种希望、一种幻想破滅了。

在波蘭，當局也發動了一輪反自由化運動。米奇尼克又一次被投入監獄，這次他被關了十八個月－－他本來以為至少要關八年。就在這時，米奇尼克完成了思想的一次重大飛躍。象索爾仁尼琴一樣，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說：“監獄，你塑造了我。我感謝你！”体制內批評者的階段從此結束，米奇尼克對自己說：“我要和這個制度一刀兩斷。”

這樣，米奇尼克開始進入了体制外持不同政見者的階段。“我們不再試圖在官方那里尋求一席之地。持不同政見者建立自己的体系，創造适合自己的環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給官員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發行。當你路見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聯合受害者，幫助他們。”

在持不同政見者階段，米奇尼克除了直言不諱，對共產党專政發出道義譴責之外，還在一九七六年積极協助創建了保衛工人委員會。

在第二次出獄之后，米奇尼克被當局強制下放勞動，在華沙的一家燈泡厂當了兩年電焊工。這使他獲得了很多工人朋友。波蘭的經濟改革起步很早，這時已經有大量工人下崗失業，物价也不斷上漲。許多工人的生活陷於困頓，有的工人試圖抗爭，結果還遭到當局的毆打迫害。保衛工人委員會竭盡所能，給工人家庭提供幫助，并由此建立起知識分子与工人的聯盟。

作為身受共產党無神論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米奇尼克自己不信神，并習慣於把天主教的傳統勢力視為愚昧、保守、反動。但是現在，他開始對天主教有了新的看法，他開始考慮把傳統的左派力量与傳統的天主教力量結合起來。他在一九七七年把自己的書稿《教會与左派》偷送到法國出版。這本書為形成反共產專制的大聯合提供了思想基礎。

4.“我開始從政”

事後米奇尼克回憶到，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是最輕松的。

這倒不難理解，因為你既擺脫了謊言的迷惑，又走出了恐懼的陰影。你完全按照良心生活，按照信念生活。你有一种道德自我完成的美好感覺。你知道你發出的聲音，盡管相對微弱，但終究在發生影響。不錯，你在遭受壓迫，但正因為如此，你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另外，今非昔比，壓迫已經不那么嚴酷，因此也不難承受。再說，整個社會的气氛大變，一個象米奇尼克這樣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越來越廣泛的尊敬。

但是，米奇尼克也清醒地認識到，“持不同政見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達了某一點，我還不能找出一條政治出路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索然無味的說教者，成天在那里翻來复去的講大實話，好象那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樣的話我就完了。”

在一九八零年炎熱的夏天，波蘭北部的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團結工會應運而生。米奇尼克立即投入，“從那以後，我不再公開為某一道義上的事而表態，我開始從政。” 以上是對米奇尼克心路歷程的一番簡述。在波蘭實現民主轉型后，米奇尼克又經歷了兩次角色的轉換。先是當選為國會議員，由在野政治家變成在朝政治家，然后又退出政壇，專務寫作与報紙的編輯，成為一個公眾知識分子。不過，這种角色轉換和思想演變沒有多少關系，故此處不再多說。

三．感慨与聯想

閱讀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令人頗多感慨和聯想。

1.關於勇气

少年時代的米奇尼克一直把共產党看成自己的党，把自己看成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放言無忌。不過這里也有不合邏輯之處，米奇尼克自己后來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既然我們早就知道了別人、包括父親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我們早就該知道共產党是什么樣的党，那為什么我們當年在批評党的時候，沒有估計到自己的遭遇呢？我們為什么會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就不會同樣的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米奇尼克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此，我不妨試圖給出一些解釋。

首先，我以為這是出於以己度人的人之常情。正如米奇尼克所說，盡管他當初已經認識到共產党的許多錯誤，但主觀上還并沒有所謂反党的動机。你不對党有敵意，你就不容易充分估計到党會對你有敵意。一般人常常弄不清什么是敵人，他們常常把他們恨的人當作敵人，但其實所謂敵人，不必是你恨的人，而是恨你的人。

另外，极權專制不同於傳統專制。在傳統專制下，臣民還多少有一點批評的空間，專制者有時還不得不下“罪己詔”；极權專制則連這一點空間都取消干淨。如果你只知道共產党的專制性，但還不知道它的极權性，你就有可能留下和當初米奇尼克一樣的盲點，誤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不會同樣發生在自己身上。

米奇尼克說，他早年的反抗純粹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要是我們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蘭人所知道的，我們就不會那么勇敢了”。的确如此。早期大部分反抗者的勇气是來自天真，無畏是出於無知。例如中國五七年的右派，十之八九是中了“陽謀”，本來是“響應党的號召給党提意見”，并不是要“向党進攻”。是故，許多早年的反抗者，當他們不再天真不再無知，他們也就不再勇敢不再反抗了。

可是，當米奇尼克從小牛長成大牛，几次被老虎咬傷，但依然英勇無畏，一如往昔，可見米奇尼克上面那句話也只是一面之詞。

勇气這東西，部份來自先天，部份來自后天。在后天中，早年經驗又很重要。勇气象肌肉，是練出來的。但若一開始，負荷量就大大超過身体的承受力，其效果便可能适得其反。共產制度下的人，大部份都變得很怯懦，有的是壓成的，有的是嚇成的。米奇尼克由於出身紅色家庭而比別人更幼稚，目睹恐怖卻未受惊嚇。另外，他又成長於非斯大林化之後的波蘭，雖然小小年紀就屢遭迫害，但迫害的份量比先前已大為減輕，所以他的勇气非但沒有被壓垮，反倒因之而增強。

米奇尼克的這段故事如果發生在同時期的中國，至少得判十年八年。在文革前，張郎郎和一幫少年朋友組織過一個名叫“太陽縱隊”的文學沙龍。和米奇尼克們相似，張郎郎們也是出身革命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甚了解，至少覺得与我們無關”。事後張郎郎也問過自己，既然當時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環境，對寫詩搞文學的危險性“也有所覺察，但怎么還那么膽大包天呢”？張郎郎也同樣歸結為“初生牛犢不怕虎”。雖然從父輩的私下言談中，張郎郎也知道了一些諸如延安時期文藝界內部斗爭的殘酷与荒謬的故事，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覺得搞藝術的人就得有這么個气魄”。要說思想上的离經叛道，“太陽縱隊”－－那畢竟只是文學沙龍――比“矛盾尋求者”差得很遠，但張郎郎后來的命運卻是被判處死刑，几乎送命，另有成員自殺身亡。

2.關於波共

這就有必要講一講波蘭共產党的故事了。

借蘇共二十大的東風，早在一九五六年，波蘭就開始糾正斯大林時代的极左路線。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報告本是党內高層机密文件，但波共政治局的一些人卻公開翻印了一万五千份，還直接送交西方記者，惹得赫魯曉夫都很生气。該年六月，波茲南爆發工潮，示威者沖擊當地公安局和党委會，放出政治犯。波共當局下令鎮壓，釀成流血事件。

波茲南事件使當局深感改革的必要，於是大力改革領導班子。這年十月，波蘭的鄧小平－－哥穆爾卡，在結束了五年的監禁生活后，在万眾擁戴下當上了波共第一書記，從此開始了所謂”波蘭的十月”的充滿希望的新階段。這比起”中國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早了整整二十年。

在這時，波蘭已經著手進行經濟改革，領導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進行的新的議會選舉，開始實行了差額選舉制（早於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還公布了投票結果（今天的中共做到多少？）。意識形態控制顯著放寬，人道主義的研究勃然興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歷史事件的電影公開上演，在國際上都造成相當影響。

可是很快地，自由化趨勢遭到哥穆爾卡的壓制。先是反知識界的自由化，隨之而來是壓制大學生，最后則是同工人發生沖突。一九七零年冬天，由於經濟改革引發物价上漲，導致大規模工人罷工，罷工遭到了鎮壓，但哥穆爾卡也隨之下台。

新上台的蓋來克執行了一條比其前任更改革的路線。波蘭的經濟确有好轉，人民的生活也明顯提高。到了七十年代末，波蘭已成為中度發展國家。在政治上，蓋來克几乎每天會見群眾代表，并四處視察。政府的“透明度”大為提高，老百姓都知道，政治局每個星期二召開會議并發表公報。開始出現了為數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也出現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的組織。當局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會打壓，一會不管。在團結工會興起之前，波共的情況大抵如此。

有人說，現在的中共已經很開明了，改革也搞得很不錯；因此再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就未免奢侈，不知足。讓他們和二十年前的波共比比吧。在蘇東波過去十年之後，中共的一党專制還沒有結束，有人說是因為中共的政績更出色。其實分明是中共的專制更惡劣。天下的共產党專制都是靠暴力維系的，哪里的共產党越開明，哪里的一党專制就結束得越早。

3.關於反共

米奇尼克在領略到共產党的厲害之后，還要堅持反抗。這又是為什么？

米奇尼克寫道：“為什么我們要反對共產主義？為什么我們甘愿成為受壓制的少數派，而不愿意加入所謂大多數在极權專制的世界里討生活？”

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樣。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与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你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你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為什么能夠形成反對共產專制的大聯合，道理即在於此。

米奇尼克堅決反共，但是他不同意把共產主義學說僅僅視為一派胡言。詩人米洛茲講起，有一次他對一個西方人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种有力的思想理論。對方立刻指責他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詩人對此大不以為然。米奇尼克深有同感。他補充道：“誰要是說馬克思主義除了恐怖就再不是什么東西，就證明誰不能理解別人的經驗，別人的經歷和別人的痛苦。”

我想，米奇尼克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經歷。象他這樣聰明勇敢的人也一度迷戀過共產主義，可見那套理論本身絕不簡單。我們不愿意我們千辛万苦思考探索的那段精神歷程，到後人手里只變成一個簡單化的武斷結論。共產主義惡夢已經過去，我們需要認真地從中吸取教訓。如果只是簡單地把這一切說成是愚蠢，那并不能使我們由此變得聰明，而只會使我們陷入另一种愚蠢。

4.關於六八年人

對米奇尼克而言，六八年是難忘的一年。我們知道，就在這一年，在西方也發生了學生造反運動。二十年後，米奇尼克有机會和當年美國的、法國的學生領袖交談，雙方都有相見恨晚之感。米奇尼克總結道，雖然當年彼此的抗爭目標和抗爭手段都不一樣，有的還互相對立，但仍然惺惺相惜，因為同是六八年一代人，我們畢竟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權威。

無獨有偶，國內學者朱學勤也提出過“六八年人”這個概念。不過，朱學勤筆下的“六八年人”是指當時一小批較早擺脫狂熱，對文革開始進行某种批判性思考的青年，不是統指所謂紅衛兵一代。

近些年來，海內外都有一些老三屆或當年紅衛兵与造反派致力於中國的文革造反運動与同時期西方學生造反運動的比較研究。我的一個老朋友以任之初的筆名寫了一本書《紅衛兵与嬉皮士》，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

我還讀到過作家張承志（當年紅衛兵的創始人之一和它的命名者）的一段話。他強調紅衛兵運動的青春性和叛逆性。他寫到：“應該說，不是法國五月革命的參加者，不是美國反戰運動的嬉皮士，是我們－－我們這一部份堅決地与官僚体制決裂了的、在窮鄉僻壤、在底層民眾中一直尋找真理的中國紅衛兵－－才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強調文革的所謂反官僚体制的積极意義，對毛澤東身為最高統治者卻又主張不斷革命、造反有理總有些敬佩。這些人不知道，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体制的，雖然他事實上又离不開官僚体制，正象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但又离不開中間商一樣。一個人不斷地造反、反叛權威，其邏輯后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是讓天下只留下自己一個人的權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還能有別的結果嗎？

紅衛兵運動貌似反叛權威的運動，其實，它恰恰是權威主義的運動。就象”毛主席領導我們反潮流”這句悖論式口號所揭示的那樣，它是在權威的指揮下釋放某种青春反叛性，因此當然是被扭曲的反叛性。紅衛兵自稱“毛主席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不是指職位低下，不是“小官”的小，它是指幼小，表示對一個“大”的依賴，并以此為榮。

至於對所謂底層民眾的崇拜，看上去象是民粹主義，其實還夠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國，誰最是底層民眾呢？黑五類。毛思想的最荒謬之處在於，先是以被壓迫者的名義打倒原先的所謂壓迫者，從而使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大的壓迫者，但同時還要壟斷著“被壓迫者”的美稱，另一方面，則是使別人成為最悲慘無助的被壓迫者，但同時還背著“壓迫者”的罪名，以便進一步加強對別人的壓迫，并把它叫做“反壓迫”。

米奇尼克對西方的六八年人有相惜之感，但他并不贊同他們的很多觀點。譬如說，他堅決不同意把西方學生抗議美國人的越南戰爭和他們抗議蘇聯人入侵布拉格這兩件事相提并論。他的導師、克拉克夫斯基干脆指出，西方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帶有法西斯傾向。

四．在民主運動中

1.自我克制的革命

米奇尼克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運動戰略家。他審時度勢，為波蘭民運提出了一套”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理論。

考慮到共產党力量的強大，尤其是還有東鄰蘇聯的虎視眈眈，米奇尼克深知，波蘭的自由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認為首務之急還不是建立民主，而是贏得自由；不是向共產党奪權或是分享權力，而是限制共產党權力的范圍，是在共產党政府之外開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動空間，建立起真正的民間社會。

關於自由优先的思想，關於民間社會的思想，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早就提出過，因此并不新穎。但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能把這种思想運用於极權社會中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那無疑是個創舉。什么叫獨創性？獨創性并不是無中生有。獨創性就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又向前跨出一步。

團結工會不是共產國家中第一個獨立工會，但它是第一個迫使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獨立工會。人們愛談論”第一”，由於共產專制只手遮天，它能把最初的抗爭消滅得不留痕跡，因此，我們所能知道的种种“第一”，其實都不是第一，而是“第N+1”。包括最近國內的組党活動，有人說這是第一，以前只有秘密組党，公開組建獨立於共產党之外的党，這次應是第一。這些朋友忘記了，如果不是有人公開組党遭到鎮壓，後來者何苦轉入秘密？

團結工會成立的那天，米奇尼克并不在場。他本來是想勸阻工人們不要急於成立工會的，因為他耽心當局會鎮壓。當他正打算從華沙赶到格但斯克時，卻被當局扣住。於是，工會就在沒有听到他的意見、又出乎他的估計、但絕非違背他的理念的情況下破土而出了。

由不同政見者轉變成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家，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因為這兩种角色有不同的要求。米奇尼克說：“俄國人建立了一個高度發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化，其中有兩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他們是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但是他們的觀點不能從道義上轉移到政治上來。”“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不是政治性的，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意味著始終堅持一种道義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政治就不同了，政治總是需要妥協的。”

有些品質對不同政見者是必備的，也是高貴的，但對於政治家卻完全不适用。“突然，要取胜這一點變得十分重要”，而不同政見者的崇高之處恰恰在於他不在乎成敗。一個因為堅持自己主張而不惜走進監獄的不同政見者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持不同政見者，但是，一個因為堅持自己的策略而使運動遭到鎮壓的政治家卻只能是蹩腳的政治家。

另一個問題是与群眾的關系問題。作為不同政見者，你不怕群眾不理解不追隨；但是作為政治家，你必須要得到群眾的理解、支持和參与。孤家寡人可以是不同政見者的驕傲，但卻是政治家的失敗。身為不同政見者，你自己堅信你是在代表人民講話，但是，除非人民認同你的講話，否則，你的自信、你的自我感覺良好在政治上就沒有什么意義。另外，如果大多數民眾雖然在暗地里贊成你的主張，但懾於專制統治的淫威而不敢公開地站出來支持參与，那同樣於事無補。所以，作為民主運動的政治家，你還必須在激發起群眾道義熱情的同時，考慮到群眾的風險意識，找出一种能讓他們切實投入的辦法。在這一點上，團結工會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2.米奇尼克与瓦文薩

對手常常比朋友看得更清楚。雅魯澤爾斯基正确地指出，瓦文薩、米奇尼克在戰略上是鷹派即激進派，在策略上是鴿派即溫和派。用瓦文薩的話：“我激進得很，但我不想找死。我非贏不可，我可不愿意輸。”

說來也有趣，米奇尼克与瓦文薩雖然在戰略上和策略上都很一致，但兩人的關系一度搞得很僵。團結工會運動雖然是在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保衛工人委員會多年活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主体畢竟是工人，因此，作為工人領袖的瓦文薩便有些自大，不大瞧得起知識分子异議人士。再有，波共當局拿著龐大的工人群体不好辦（就象八九期間中共當局拿著龐大的學生群体不好辦一樣），於是就用抓”幕后黑手”的策略，挑出庫隆、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重點攻擊，說是只有和這些”黑手”划清界限才肯和團結工會達成協議。瓦文薩一來是避免對手抓把柄，二來是趁勢強化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些小動作排擠米奇尼克等人。這讓米奇尼克很惱火。事後瓦文薩說的也坦率：“站在你的位置，碰上和我這號人打交道，如果我是你，早把別人打破頭了。你這人很君子，我的頭還好好的。”也許是身為“老革命”卻受排擠之故，那時，米奇尼克很不相信瓦文薩，疑心他向共產党讓步太多，到頭來把團結工會弄的和共產党官辦工會相差無几。直到當局突然襲擊實施軍管，瓦文薩和米奇尼克一道被抓，這种猜疑才冰消雪融。米奇尼克說，那以後，我和瓦文薩好得象同性戀。

瓦文薩堪稱政治奇才。他老謀深算，冷靜清醒。團結工會贏得合法存在，一位西方記者問，你們干嘛不改為政党呢？他說不愿意，“既然可以用錘子敲，為什么非要用腦袋撞”？記者說，今天的波蘭，最惊奇的是人民已經毫無恐懼。你同意嗎？瓦文薩立刻警覺起來，他說：“等等看......我听說有一种海洋動物會游到沙灘上自殺。我有點怕。可能我們也在干著類似的傻事。你不能不顧現實，自我陶醉，不好好想一想會不會是錯誤。万一錯了，后果不堪設想。”

不幸的是，許多團結工會的人讓胜利沖昏了頭腦，結果遭到波共當局的重重一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雅魯澤爾斯基宣布全國戒嚴，實施軍管，取締團結工會。

團結工會運動遭到嚴重的挫敗。米奇尼克也被捕入獄。一年后他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波蘭的教訓，文中講到團結工會內部的兩派之爭，在後期，運動開始失控，溫和派不能掌握形勢。盡管在兩派之爭中，“很難說哪种聲音占上風，不過激進派的嗓門更大。常常是那些來自大工厂的年輕工人，迫使團結工會的頭頭們采取更激進的步驟，結果是越來越收不住，盡管瓦文薩和庫隆好几次都想收。”
在极其艱難的條件下，團結工會進行了頑強的、堅韌不拔的抗爭，終於在八年多後，再一次使波共當局坐上了對話席，開始了解束一党專制的胜利進軍。

一九九二年四月，米奇尼克和雅魯澤爾斯基進行了一次長談。由於雅魯澤爾斯基同意召開圓桌會議，朝野雙方共同推動民主轉型，米奇尼克原諒了雅魯澤爾斯基。他倆已從冤家對頭變成了朋友。

這次對話十分珍貴。因為在這次對話中，兩個先前的對手各自交換了彼此的想法。這在雅氏方面尤其難得。你几時讀到過一個專制者吐露心聲呢？

五．兩個前政治對手的對話

1.雅魯澤爾斯基其人

說來頗有諷刺意味，反共的米奇尼克出身於共產党家庭，父母都是老党員；波共頭號人物雅魯澤爾斯基卻是出身黑五類，出身地主家庭。如果說，早年的米奇尼克由於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而不怕共產党，不知利害地批評共產党，到頭來變成反共的异議人士，那么，雅魯澤爾斯基的情況看上去正好相反，雅氏是由於從小就怕共產党因而忠於共產党，以至於最後成為共產党的最高領導人。

准确地說，雅魯澤爾斯基對莫斯科是既害怕又忠誠。和他的許多同時代的軍人一樣，雅氏崇拜蘇聯，既崇拜蘇聯的理想，又崇拜蘇聯的強大。雅魯澤爾斯基不是不知道共產党的嚴酷無情。在二戰期間，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少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一家人被蘇聯當局強行下放到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死在那里，母親和姐姐差點被餓死，雅氏本人，也由於受西伯利亞長年白雪的刺激而傷了眼睛，以後一直戴著黑眼鏡，并由於從事繁重的体力勞動留下腰病。

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既然雅氏早年就深受共產党迫害，怎么還不反抗，怎么還會忠於共產党呢？其實這种情況在當時相當普遍，很多人都是對共產党既害怕又忠誠。對很多人來說，這兩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感情非但沒有彼此沖突，反而互相強化，越忠誠越害怕，越害怕越忠誠。

在《君主論》一書里，馬基雅維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身為君主，”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說：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因為畏懼常常意味著憎恨”，不過“一個人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為人們所憎恨，這是可以很好的結合起來的”。有些當父母的，就能夠使小孩子對他們既愛戴又畏懼。

共產党曾經做到了這一點，斯大林、毛澤東曾經做到了這一點。問一問那些老革命、老干部，有几個不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既畏懼又愛戴，既害怕又忠誠呢？

分析起來，這种敬畏心理的形成并不复雜。一方面，他們相信共產党的事業是正确的，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為了事業的成功，必須要有堅強的領導和統一的意志，這就需要在內部實行嚴格的紀律并隨時清除敵對思想和敵對份子。他們何嘗不知党的領導人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有可能成爲犯錯誤的犧牲品，但即便遇到這种情況，党的統一仍是至高無上的，因此個人就該逆來順受，個人仍然無權反對党。

正是在這种自覺自愿的絕對服從的基礎上，一個強大的党机器就出現了，而高居於党机器頂端的領袖，也就因此而獲得了絕對權力。党員們忠於領袖，因為他們把領袖視為事業的化身，党員們又害怕領袖，因為領袖隨時可以把自己壓成粉末。他們越是害怕自己被領袖鎮壓，他們就只好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就越是賦予領袖更大的力量，從而使自己越是陷於孤立無助，因此也就越是害怕領袖。到後來，人們對領袖的迷信已經削弱，但恐懼心里卻依然存在。雅魯澤爾斯基始終害怕俄國人，据他說，這就是他要實行軍管的主要原因。

2.雅魯澤爾斯基是怎樣為軍管辯護的

米奇尼克与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中心議題是軍管。

雅魯澤爾斯基為軍管辯護，他說實行軍管是為了避免蘇聯的武裝干涉。”兩害相權取其輕”，雅氏說，如果我們不軍管，蘇聯人就會出兵干涉，波蘭將淪為第二個匈牙利，第二個捷克斯洛伐克。

平心而論，雅氏的理由并非全無根据。團結工會的興起，在共產集團內部引起极大的恐慌。捷克和東德的共產党頭頭先後發表講話，聲稱對波蘭的“反革命活動”絕不能坐視不理，任其發展。蘇聯的勃烈日涅夫多次向波共當局施加壓力。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云集波蘭邊境，以演習為名行威脅之實。我們知道，早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時，勃烈日涅夫就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按照這套理論，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同屬於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因此，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國家出現了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逆流，其他國家都有權利、有義務去干涉，去制止。雅氏強調，問題還不在於蘇聯人是否已經下定決心要派兵干涉，問題是一旦蘇軍入侵，後果不堪設想，“這個錯誤我們犯不起”。

但是，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解理由并不充分。因為在當時，蘇聯人自己的處境就十分困難。新上台的美國總統里根對蘇態度相當強硬，而美蘇兩國間的實力差距也比前些年要大得多。一場侵占阿富汗的戰爭就已經使得俄國人身陷泥潭難以自拔，波蘭是東歐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俄國人要下決心武裝干涉，真是談何容易。

再說，團結工會運動是一場自我克制的革命。在八零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協議上，團結工會方面作出了兩個重大妥協，一是承認共產党的執政地位，一是表示不脫离華約。這就在爭取最大自由的同時，盡量避免給共產党鎮壓和蘇聯干涉留下口實。因此應該說，在當時，蘇聯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米奇尼克進一步指出，就算波共實行軍管客觀上避免了蘇聯入侵的危險，那也只好比一個竊賊從水中救出一位女士，他不是為了救出女士本身，他是為了取下女士脖子上的金項鏈。米奇尼克認為，波共實行軍管的直接動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權。

雅魯澤爾斯基承認，刺激他們作出軍管決定的直接原因是出於保護政權的考慮。他一再提到團結工會方面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Radom會議，在這次會上，連瓦文薩都講到“打倒共產党”，這使得當局大為震惊。後來，波共當局在廣播上多次播出Radom會議的錄音－－當然經過官方的剪輯，用來為軍管作辯護。

雅魯澤爾斯基對米奇尼克說，有時他自己都納悶，當時他干嗎不跳上飛机，找到瓦文薩，勸告他冷靜點呢？米奇尼克說，“打倒共產党”這句話只是說說而已。雅氏抱怨道，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們一下那只是說說而已，讓我們知道你們并不希望硬碰硬。“不過”，雅氏說，“我不可能去找瓦文薩，就是去了也沒用。我知道瓦文薩當時在工會中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他後來在自傳里寫到這一點，他不可能不作出強硬的姿態”。

“可是”，米奇尼克說，“据Kiszczak將軍說你們在兩個月之前就作出了實行軍管的決定”。

雅氏回答道：“我們只是在技術上作好了准備，但是還沒有到必須按電鈕的地步。”後來，由於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蘇聯方面的壓力增高，整個气氛越來越緊張，這樣他們才邁出了這一步。雅氏解釋說，起初，他們也試圖先采取緩和一點的措施，首先下令禁止罷工，如果這招不靈，再采取更嚴厲的措施。不過有人担心，如果團結工會不理睬罷工禁令，發動總罷工以示抗議，當局就只有采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所以還不如一出手就強硬些。雅魯澤爾斯基說，當他決定按下電鈕時，他得到了同僚們的一致支持。

雅魯澤爾斯基認為，軍管這件事要從兩個角度去看。第一，軍管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軍管，情況又會怎么樣？第二，軍管是怎么貫徹的？它造成了什么後果？雅魯澤爾斯基說，他下令軍管是不得已，是兩害取輕，但是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連他也認為太過份。他還說：“我承認，在軍管後，我們沒有勇气再開展對話。毫無疑義，我們本來是該早一點恢复對話的。”

3.米奇尼克的反駁与應答

認真研究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護詞，你會發現要駁倒它還并不那么容易。我想，關鍵的一點是：後來，雅魯澤爾斯基又同意与團結工會談判，并共同開始了波蘭的民主化。有了後來的這件好事，連帶著也就使原來的那件坏事顯得還不是那么特別的坏，好象還真的是情有可原。

米奇尼克指出，如果說在下令軍管時，你得到了同僚的一致支持，那正好說明你們在維護專制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證据可以顯示出你們之中有誰想到過放棄舊体制建立新秩序。

米奇尼克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不錯，在軍管前夕，團結工會運動內部激進派越來越占上風，但是這里的激進派，無非是不滿足於已有的自由，還進而要求民主罷了。所謂”打倒共產党”的口號也絕不是要用暴力推翻，而是希望通過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團結工會沒有作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備，這一點共產党也是很清楚的。

當時的波蘭，國家与社會呈尖銳的二元對立：國家（即政權）完全掌握在共產党手里，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連米奇尼克這种“自我克制的革命”的倡導者也憂心忡忡，生怕共產党搞“秋後算賬”。畢竟，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共產党從來沒有向民主力量作出過實質性的讓步，現在，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夠享有某种自由的空間，完全是他們奮力爭取的結果，當局方面的讓步則完全是被迫做出的，很可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一旦讓運動停止下來，當局難道不會反攻倒算嗎？

正是在這里，正是在“自我克制的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時候，我們看到了這种革命的最大困難。依照當時的內外形勢，團結工會只可能贏得一場有限戰爭，事實上，他們本來就只打算贏得有限的胜利，而且，他們已經贏得了有限的胜利。問題是，因為胜利的有限性，總是顯得很不可靠，總是讓人覺得芨芨可危。共產党方面也有同樣的不安全感。共產党方面唯恐讓團結工會趁勢奪了權，團結工會方面則唯恐讓共產党搞反攻倒算。雙方本來都未必有進攻的意圖，團結工會并沒有指望馬上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共產党也沒有打算消滅團結工會复辟极權統治；但是為了自保，雙方都表現出某种進攻的姿態。這樣一來，沖突就很難避免了。

沖突是可以避免的，米奇尼克說得對，只要當局明确作出民主的承諾。關於蘇聯入侵的疑慮問題也是一樣，因為團結工會也同樣耽心蘇聯人找到借口出兵。為了避免這种最坏的可能，團結工會完全樂意和當局達成協議。米奇尼克對雅魯澤爾斯基說，如果你們向我們坦誠相告：喂，伙計，別走得太遠，否則蘇聯人就要打我們了，而我們打不過蘇聯人。可是，你們從來不用這种語言和我們說話，你們總是用舊的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說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說什么要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這只能讓我們認定你們還愿意當莫斯科的代理人，還愿意复辟极權統治。簡言之，如果你雅魯澤爾斯基在當初就用現在這樣的語言和我們對話，講明你的苦衷，表明你确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一切都好說好商量，有什么困難解決不了的呢？

軍管造成的悲劇是不容否認的。米奇尼克說：“你問我該怪誰，對此一問題我有不同的答复。”

第一個答复：米奇尼克在下令軍管的當天發表聲明，憤怒指責共產党是強盜，是罪犯，你們打從一開始就妄圖鎮壓我們。

第二個答复：米奇尼克對庫隆等朋友講起過，也該怪我們，我們錯誤地判斷了形勢，我們以為共產党還會作出更多的讓步。共產党下令軍管當然是共產党的錯，但是我們事先沒有估計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的錯。

第三個答复：在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莫斯科，米奇尼克告訴俄國的民主派：“你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和戈爾巴喬夫達成協議，因為俄國要是實行軍管，連西方都會支持他。”米奇尼克反复勸戒他的俄國朋友：“你們千万不要老想著你們自己多正确，老想著你們是如何的有決心堅持你們的立場。”米奇尼克說：“那時，我講出了以前我從未講出的話－－對於波蘭的軍管，我們這一邊也有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未能創造出一种對話的語言。如果一种妥協破裂了，各方都是有責任的。”

4.要成功，不要成仁

波蘭民族是悲劇性的民族。波蘭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劇的歷史。

由於身處德、俄兩大強國之間，波蘭的獨立一直受到嚴重的威脅。波蘭人民舉行過一次又一次英勇的抗爭，但因強弱懸殊，每每以失敗告終；豈只是抗爭失敗，甚至往往是比不抗爭還更糟糕。有几次爭取更大獨立的斗爭，最後斗爭失敗，比原來還更不獨立。

最悲壯、也最慘重的一次抗爭是一九四四年的華沙起義。當時，波蘭仍被德軍占領，但德軍在東西兩線都已經陷入困境，蘇聯紅軍和西方盟軍都已經展開戰略反攻。在這种形勢下，波蘭軍隊決定舉行起義，一來是為了早日赶走德軍贏得獨立，二來也是為了避免讓紅軍“解放”又落入蘇聯之手。可是這場起義舉行得太早了點，波蘭軍隊遭到德軍的毀滅性打擊。最後，波蘭只有接受蘇聯紅軍的“解放”而被迫納入“社會主義陣營”。如果波蘭人稍微再等待一下，准備得再充分一些，此後的歷史將完全改寫。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天生不幸、多災多難的國家，卻最早實現了由共產极權轉入自由民主的偉大變革。這是個奇跡，而造成奇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波蘭人民從自身的經驗中吸取了寶貴的政治智慧。從團結工會的誕生、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在軍管後受打壓的階段，波蘭民主派顯示了令人贊歎的政治智慧与斗爭技巧。他們決不是一味地猛打猛沖，只知道去當英雄當烈士。正象一位作家所說：“波蘭的英雄烈士已經夠多了。”問題是我們必須贏得成功，贏得胜利。如果說在民運初期，當烈士是在所難免，并且具有震聾發聵的啟蒙意義和榜樣意義的話，那么到了民運的發展階段和爭取胜利的階段，更重要的問題就該是爭取成功而不是追求成仁。

六．民主化後异議人士的處境

1.一個值得注意的普遍現象

在和哈維爾的對話中，偶爾涉及到民主化後，許多前异議人士反而失落，反而被邊緣化的問題。据米奇尼克說，這种現象在前蘇東各國很普遍。

哈維爾講到，在民主化後的捷克，年輕的一代和原先的异議人士之間存在一种隱蔽的沖突。前者不大買後者的賬。他們引用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頭來把自己都變小了”。那意思是說，前异議人士在反專制的長期斗爭中已經耗盡了心力，他們的歷史使命現在已經結束。

哈維爾還講到認同的問題。由於大多數老百姓既不屬於專制集團，也不屬於异議人士，所以他們在選舉中，往往把票投給那些和他們類似的人，因為彼此更容易有認同感。米奇尼克補充說：“許多人過去在共產制度下當順民，現在又高喊非共產化，那些早就在反抗共產制度的前异議人士們令他們問心有愧。”因此他們不肯正視，反倒背過臉去。

這話听上去似乎刻薄，但确也揭示了部份實情。有時，先行者們會發現，當他們為之奮斗多年的理想實現時，許多後來者完全接過他們的理想，但并不追隨他們的隊伍，宁可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聲勢反倒可能蓋過前人。無怪呼有人要感慨說：“先知在本土永遠得不到承認。”

當然，所謂异議人士邊緣化也是相對而言。事實上，在民主化後的前共產國家，不少前异議人士或反對人士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一般為時不久。這大概是過渡時期的一個特點。在過渡時期，政治格局還在塑造過程之中，於是，各党各派分分合合，政治人物上上下下，政壇上折舊率很高，各領風騷二三年。我想這不只是前反對派獨有的問題。

依我的推測，別的不說，單單是社會轉型這一變化本身，恐怕就會引起不少人的失落之感。在專制社會里，异議人士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這种身份會給你帶來很多麻煩，另一方面，這种身份又能夠使你顯得与眾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見解上高人一頭的优越感。一旦實現民主轉型，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個個都能發表不同政見。异議人士作為一個名詞走入了歷史，而异議人士本身也變得和一般大眾沒有區別。如果你已經習慣於被視為与眾不同，那么，由於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實現，你說不定倒會有某种失落感。

有人講過一句俏皮話，說：“為理想奮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為你的理想沒准會真的實現。”問題在於，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一种比他的存在更偉大的事物，這种不尋常的經驗和記憶就將伴隨他的整個後半生。据說，一些參加過南北戰爭的老兵，戰爭結束後返回故鄉，發現自己很難适應那种無風無浪的平凡生活。

2.打天下与治天下

隨著民主運動大功告成，前反對陣營勢必發生分化。有些人選擇從政，有些人選擇其他。兩种人都會面臨新的問題。

譬如一個學者，由於投身异議活動或反對運動，或多或少遭受到當局的迫害，從而影響了以至中斷了他的學術生涯。如今他要重新回到學術界，其處境便可能反不如那些沒有參加過异議活動或反對運動的同事。這是一种情況。

還有一种情況。譬如一個持不同政見的詩人，其詩作本屬平常，但因為敢於在詩作中或詩作外抨擊專制，批評政府，故而贏得盛名，等到自由民主實現之後，專制既不复存在，批評政府也不再需要勇气，於是，作為一個詩藝平平的詩人，他也就很快地淡出於人們的視野了。

選擇從政者也有類似的困難。首先，民主政治不同於民主運動，善於打天下者不一定善於治天下。瓦文薩可謂突出一例。作為反對運動的領袖，瓦文薩的表現令人贊歎，可是他在總統任內的政績卻乏善可陳。

順便一提，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波蘭實行總統大選。團結工會方面先是推出時任總理的馬佐維奇為候選人，但後來瓦文薩要自己出馬，團結工會一派有很多人不贊成瓦文薩競選總統。米奇尼克就公開表示反對。米奇尼克指出，瓦文薩想當總統，完全仗的是他的個人魅力。為了戰胜馬佐維奇，瓦文薩不惜肆意貶低以馬佐維奇為首的團結工會政府的成就，而他自己又提不出任何象樣的政綱政見。後來，瓦文薩憑著他在反對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廣泛聲望，贏得了總統職位，但沒做出什么成績，在下一屆選舉中輸給了前共產党一派推出的一個年輕人。如此說來，米奇尼克當初的批評大概還是有些根据的。

問題是，在前反對人士一派里，恐怕有不少人和瓦文薩相似，打天下是內行，治天下是外行。這种人會在民主化後逐漸淡出政界，應該說不足為奇。直到總統卸任，瓦文薩一直處於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他的故事還不屬於邊緣化的問題。倒是另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前反對人士，本來被認為在民主化後正該大展宏圖，殊不料卻在開放的形勢下几乎找不到什么支持者追隨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免令人為之感歎。

例如俄國的布科夫斯基。布科夫斯基是前蘇聯最著名的异議人士之一，曾多次入獄，表現极為英勇，後被蘇共當局放逐到美國，受到西方世界的熱烈歡迎，福特總統專門邀請他在白宮會見。和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這些作家、科學家不一樣，布科夫斯基一直熱心從政，他發起和組織了國際反极權聯盟，并擔任該組織的主席。蘇聯民主化後，布科夫斯基興沖沖地赶回蘇聯，結果卻發現和一般民眾格格不入，沮喪之余，只好又回到西方，現在定居於英國，變得很有些憤世嫉俗。

造成上述一類情況的原因很多，估計也和個人的性格、气質或思想有關。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优點常常和他的缺點互相糾纏，因此，在某种情形下使一個人贏得偉大成功的那些品質，完全有可能使得他在另一种情形下陷於失敗。布科夫斯基敢於單槍匹馬挑戰強權，可是，在“單槍匹馬”的背後，是否也表明了他本來就不善於和別人合作，不善於爭取群眾團結群眾呢？

講到治天下的內行外行，那情況對反對人士來說似乎不大有利。由於你長期受打壓，不僅被排除於權力机构的運作之外，甚至還被隔离於普通民眾的生活之外，這對於增長你的治國經驗多半是弊大於利。不錯，由於你為民主事業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你可能贏得更多的信任与尊敬，因此你可能在競選中占有道義上的优勢；但這并不等於說你就一定比別人更了解選民的現實需要，更能夠提出既有吸引力又有可行性的主張和政策，或者是更善於實際的管理和運作。於是就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政治開放後，不少前反對人士未能當選，有些人雖然贏得了選舉但未能作出漂亮的問政或施政的成績，所以無法持續的發揮作用。於是，不少在民主運動階段光芒四射的人物，到了民主政治階段卻反倒相形失色。

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象哈維爾，從未有過施政經驗，可是能把總統工作做得很出色。哈維爾說，正因為他出身資產階級家庭，且長期生活於社會基層，因此使他能夠從“下面”這种特殊角度更深刻地認識社會，認識政治。我們都還記得，米奇尼克在講到自己的成長過程時，也提到家庭背景的影響，可是他的家庭屬紅五類，正和哈維爾的情況相反。這恰恰證明家庭背景其實并不重要，恰恰證明人的思想發展和生活道路的選擇其實取決於個人自身的因素。哈維爾和米奇尼克都能在本國的政治生活中長期地發揮重大影響力至今不衰，可見所謂异議人士邊緣化現象也不那么普遍。

3.“美德的報賞在於美德自身”

說起打天下者坐天下，歷史上沒有人比共產党做得更徹底。中共奪得政權後，立刻按功行賞，論資排輩，把大小權力全分給了自家人，形成“党天下”。這當然就沒有邊緣化的問題了，敢情！

党天下的惡劣程度超過古代王朝。古時候改朝換代也實行打天下者坐天下，不過，古人多少還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因此注意到把權力和地位相區分，把職務和榮譽相區分。皇帝對開國有功者或給予榮譽地位，封侯封爵，或給予物質獎賞，贈田地贈奴婢，但不一定授實權授實職，免得外行領導內行。同時采用開科取士一類辦法選拔治國之才，授實權授實職，讓內行領導外行－－起碼在這一點上比共產党高明。

自由革命不同於其他革命，就象福山說的：“自由革命成功後，每個人都變成新權利体系的受益者，不管是否曾為自由而戰，或曾滿足於舊体制下的奴隸式存在，甚或曾為前政權的秘密警察工作，每個人都同樣成為受益者。”這正是自由革命的偉大無私之處。記得當年瓦文薩爭取連任總統落選，中共報刊上就有人嘲笑瓦文薩是“曇花一現”，一副勢利小人嘴臉，几天後就見到有人撰文提出嚴正批評：難道說戀棧貪權、搞終身制才好嗎？

誠如哲人所言：“美德的報賞就是美德本身。”我們為正義而奮斗，最大的報偿就是，我們知道，在正義的斗爭中，我們盡到了一己之力。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一個人為自由事業貢獻出巨大的心血，他總是希望自己的奮斗、自己的貢獻能夠得到承認，得到肯定；許多人為爭取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會應當給他們某种補償。有的國家做得比較好，譬如，捷克總統向民運老戰士頒發自由勳章，台灣政府給前政治受害者發放一定數額的補償（注意，是給補償不是給賞賜），等等。通過這种肯定和補償，社會表明它對歷史傳承的尊重以及對不義行為的糾正。

七．米奇尼克的民主觀

1.“灰色是美麗的”

《自由書簡》的後記，題為“灰色是美麗的”。米奇尼克把民主比作灰色，意在表明民主是承認人性的多樣化，兼包并容。另外，灰色并不亮麗，意味著民主并不是烏托邦。旅德友人劉毅寫過一首小詩歌詠灰色，說“灰色平淡無奇”，“灰色朴實”，說“五顏六色組成灰色，這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那意思正与米奇尼克不謀而合。

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共產主義是烏托邦。這里所說的烏托邦，意義有二：一是指十全十美，一是指不可能。過去，許多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醉心於共產主義，首先是被它所描繪的完美社會的理想遠景所迷惑。他們感受到現實社會的种种弊病，因此尋求一种理想的社會秩序或社會制度。他們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嫌它還不夠完美，很不完美，甚至在理論上就不完美，所以還是不合他們的心意。抱著尋求完美的愿望，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共產主義，要么就是無政府主義。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如毛澤東、瞿秋白等，差不多都是從無政府主義轉的向。其間的軌跡倒也簡單清楚，因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都給出了完美社會的動人許諾，但無政府主義顯得是太一廂情愿，缺少實現的手段，唯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才指明了從現實到理想的過渡橋梁，那就是開展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實現無階級、因而也無剝削無壓迫人人幸福美滿的共產社會。

用不著再去陳述共產革命和共產專制犯下的滔天罪惡，我這里要說的是，不少人在反對共產制度、追求民主制度的斗爭中，又墮入另一种烏托邦－－民主烏托邦。他們認為現今中國的一切弊病都是來自共產專制，只要打倒了專制，建立起民主，所有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有些人也注意到，現實的民主社會也存在許多弊病，因此并不完美，但他們把這些弊病通通歸結於社會的不夠民主，因此他們要求進一步的民主，更充分的民主。這就假定了，一旦社會實現了最充分的民主，社會也就趨於或達到完美。

米奇尼克沒有這种幻想。米奇尼克深知，無論社會民主化到什么地步，社會依然會充滿弊病。沒有什么完美的民主制，更沒有什么完美的社會。其實，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制度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區分開來，人類社會的种种弊病，有的是制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論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達到完美。

米奇尼克強調，從一開始，團結工會運動就是非烏托邦、反烏托邦的。這就是說，團結工會運動不但否定共產党的烏托邦，而且它自己就從來不是烏托邦，也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烏托邦。團結工會運動無疑是一場偉大的運動，但其內部決不是一派光明，而是充滿各种矛盾，也有很多卑鄙肮髒的東西。舉一個例子就夠了。米奇尼克是猶太人，在波蘭也有著反猶太人的陋習。當米奇尼克反對共產党時，共產党罵他猶太人，把反對運動罵成是猶太人的陰謀；等到後來他反對瓦文薩競選總統，瓦文薩一派也有人罵他猶太人，也把他們的活動罵成猶太人的陰謀。可以想象，米奇尼克對瓦文薩一派的惡意攻擊一定非常憤慨，但他不會感到意外。

2.理想主義加現實主義

民主運動無非如此，民主社會無非如此。米奇尼克說，民主就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戲的大雜拌”。

這話講得很挖苦，不過很值得人們思考。有些好心的朋友，原本都是同情民運，向往民主的，可是等他們實際地接触到民運，實際地領略到民主，不禁大失所望。於是，他們怀疑，這樣的民運是否還值得參加，值得支持？這樣的民主是否還值得爭取，值得捍衛？

米奇尼克的回答是堅決肯定的，因為民主的對立面－－專制更百倍的可惡。“專制摧毀人們的創造能力，扼殺人類生活的品味，并最終扼殺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才能保障人權，才能以爭論取代屠戮。我過去讀過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的一篇文章《為頹廢的歐洲辯護》。阿隆毫不諱言歐洲（指西歐，也就是民主社會）的种种弊病，但是他還是堅決地為之辯護。這也就是邱吉爾的那句名言：“民主制很不好，但是別的制度更不好。”在那些還抱有烏托邦幻想的人看來，這种辯護未免太低調以至太軟弱，其實它最有力最堅強。

米奇尼克否認烏托邦，否認社會可以達到完美，這并不等於說他否認理想主義，這并不等於說他否認人應該怀有追求完美的精神。比如說，我們可以、也應該要求自己成為君子，但我們不能指望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其中的每個人都成為君子，我們不能指望人間會出現君子國。如果你說，既然不可能有君子國，所以我也不去當君子，所以我也要去當小人。這當然不是米奇尼克的意思。

米奇尼克說，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專制是禁止對自身怀疑和批判的。也只有民主制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可是，”或許有人會說，“共產党不也說，共產党犯了錯誤，共產党自己能夠糾正嗎？”

我要指出，這里有三大區別。首先，由於基本人權受到保護，因此，民主制所犯的錯誤有它的限度。譬如說，民主制下不可能有文字獄。

其次，由於權力的分立与制衡，民主制不容易犯特別重大的錯誤。譬如說，根据阿馬蒂亞•森的調查研究，民主國家從沒發生過大饑荒。另外，民主制還有定期改選，有錯誤也能比較及時的糾正。

第三，民主制犯錯誤是自作自受，專制犯錯誤卻是自己作別人受。在民主制下，如果政府無能，實行了錯誤的政策，倒霉的自然是人民，但政府既然是你人民自己選出來的，誰叫你當初不辨賢愚？專制的政府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強加於人民的，在專制下，犯錯誤的是政府，承受錯誤後果的卻是人民。這就好比自主婚姻与包辦婚姻的區別：自主婚姻是你自己做錯了事自己受苦，包辦婚姻卻是父母做錯了事儿女受苦。

八．一面借鏡

米奇尼克三十多年的思考、奮斗与寫作，以相當罕見的完整性表現出共產國家向自由民主轉型全過程的諸多方面：它的理想与現實，它的失望与希望，它的困境与出路，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的陰影与它的輝煌。這對於仍處在轉型艱難期的中國人來說是一面极好的借鏡。通過這面借鏡，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過去發生了什么，現在經歷著什么，未來可能會出現什么；從而提醒我們，應該堅持什么，發展什么，修正什么和避免什么。

原载《胡平文集》

附录：米奇尼克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