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极权主义

伊凡·克里玛

在整个50年内，除了两个短暂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生活在极权主义权力支配之下。在残忍的纳粹暴政之后--其间有三年间隙--是斯大林的独裁制度。接着，在60年代后期一个更自由的、短暂时期之后，这个国家由苏联占领，在一个卖国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极权主义制度。在半个世纪的每个十年中，尽管残酷和残暴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持续不变的是对文化的限制。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不追求一个更高更好生活的文化，才是被允许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文化。那么真正的文化，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精英们在这种情形下能做什么呢?

在表面上，极权主义权力试图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事实上，它也宣布自己是救星， 要引导人类(他们总是对现状不满)走向更好的未来。因此，极权主义权力扮演了文化代理人的角色，宣称给文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它允诺让科学家们安静地研究，给艺术家新的主题以激发他们的灵感，给广大的社会群众以社会稳定和物质保障，它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起初，文化精英们不是像捍卫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某种东西那样，去捍卫自由，而是帮助去摧毁它。许多人以为他们仍然是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试图继续他们的工作。但是极权主义终于泄露了其真正的本质，它不仅缺乏文化，而且敌视真正的文化，于是，真正的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们为了适应他们内在需要，开始从那些保持一致的人们中分离出来。

1968年8月对我的国家的入侵是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行为。一个外国武装干涉其邻国的和平事务被说成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当然，这种入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损害。数千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许多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同时，入侵的可耻本质无可洗刷地使得所有那些想重新恢复古老的极权主义权力的人威信扫地。我曾经说过，看起来文化和文明在捷克土地上显得特别重要，数个世纪民族和文化的压制使得文化、尤其是文学得到普遍的和极高的尊敬。这样的权力需要诗人给他们的意图和行为加上韵脚。他们甚至也需要阿基米德，在他的循环论证中他们可以网捕人们。但是他们需要的人是顺从的，降格的。他们需要一种文化，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它永远不会超出"一种基本上是谎言的社会意识，对这种意识的散播者和接受者来说，原本是一种有关世界的真实经验，却仅仅被关于这种经验的表象所代替"。这种权力通常动用允诺、收买、让步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争取部分知识精英。但是一种无可洗刷的耻辱的权力怎么可能争取到他们?这不可能。它感到自身的隔绝并因此决定动用强制性手段。70年代早期对这种权力和捷克文化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制度决定制服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代表文化的那些人，甚至不惜以毁灭全部文化为代价。对他们来说，知识精英决心宁愿遭到毁灭也不愿意为这个无可洗刷的耻辱的权力做任何事。

在现代极权主义历史中，还很难发现这样一种僵硬的和一致的对民族文化的迫害，也很难发现由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宁愿接受任何命运也不和这种权力狼狈为奸的坚定决心。在整个一年中，实际上所有大学的艺术系全军覆没，科学和学术机构化为乌有，所有涉及艺术和文化的杂志和期刊遭禁止。大部分捷克记者、作家和学者发现他们自己都在那张名单上。他们的作品不能发表，他们现有的书被从书架上和图书馆里拿走。他们的名字不能在公开场合中被提起，除非作为羞辱的对象。他们自愿变成工人--当保管员、窗户清洁工、扫大街的、装料工和夜间看门人。那些有权的人想要永远摆脱也许能够暴露其真实本质，并对他们及整个社会真实地揭露的这些人们。尽管他们有权力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却没有力量摧垮这些人的精神，他们也不敢将这些人杀害--国际舆论不允许这么做。这种权力相信，到时候他们将用他们自己顺从及奴性的伪文化来取代真正的文化。他们相信像过去那样，将争取年轻一代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任何人都远远没有吸引力。在他们的夸大其词中，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在现存状况中，在他们自身--现在是无可洗刷的耻辱--和他们所否定的价值之间、在他们所象征的被压制的文化和真正的文化之间，那种致命选择的时刻是可能复现的。只有一种真正的文化可以引导民族走出危机，使之恢复本来面貌和获得自由。这种权力把自己束缚在没有章法的符咒般的怪圈中，束缚在一种表面的因而是强制性的稳定之中。但是，用捷克哲学家厄拉兹姆·克拉克的话来说，"今天强制性的稳定必然导致明天的不稳定。"起初，打击捷克文化使全社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和压制，社会在表面上陷入冷淡。然而，那些被认为是遭到毁灭和摧垮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屈辱地乞求保护。而成百个遭到禁止的作家中只有三个通过公开的自我批评换得发表的特权。真正的文化--那些受到羞辱、压制和遭到禁止的--并没有以权力所想象的那种方式从世界上消失，而是逐渐地，尽管是十分艰难地，找到了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和继续发挥影响。

渐渐地，那些试图摆脱表面上无所不在的权力所设置地陷阱的人在增加。一些小团体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教堂、体育俱乐部和私人的家中。经常是这些团体并不知道他人的存在，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目标：给权力试图减缩成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幸存的生活以一种意义和超越个人。

这些被赶到地下的小团体必须克服许多不便。它们受到干扰、迫害、被瓦解、不能运用现代通讯技术严和不可能通过知识的劳动养活自己。但是他们有着胜过权力的某些优越性。在他们中间，有好几位卓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这些人具有道德上的权威，向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真实的生活，他们逐渐成为希望的化身。并且，尤其对年轻一代，他们对被禁止的和甚至遭迫害的事物所做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影响。

1975年，有两批出色的文章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它们的复印件迅速地流传。其一是瓦茨拉夫·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另一是由捷克重要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Jan Patocka)的被称作《持异议者文集》研究文章，后者是七七宪章的首席发言人。

哈维尔给胡萨克的信是对现存制度出色的分析，预言了其反人性、反文化的立场会引起的崩溃。扬·帕托切克的文章提出了斗争的范围，指出文化和知识阶层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帕托切克形象地将之形容为"不受保护者的团结一致"，他说："这可能和必须造成一种精神上的权威，和凭其自身力量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它可以促使冲突的世界接受一定的限制和将某些行为标准宣布为不合法。不受保护者的团结一致将在受迫害和随时被剥夺生命的人中间建成，人类并不通过放弃或屈服于平庸的标准及其允诺而达到一种和平的状态，任何对这种团结一致丧失信心的人必须意识到：他是在助长战争，他是一只靠吸别人的血为生的寄生虫。"文化上的反对派了解自身的可能性和限制。像在每次有代表性文化运动中那样，它主要依赖个人。极权主义权力猜忌地防范它所认为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即有权去组织他们--这个事实，使得反对派非常强调个人在历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文化上的反对派也了解永远不要进入武力和暴力的范围。它认识到它的希望之一是把斗争限制在权力不可能夺回的范围之内，即思想和精神领域。这赋予这种抵抗以非暴力的性格，它预示了15年以后的"天鹅绒革命"。

极权主义当然感到了这种文化抵抗的威胁，但是这种权力的本质排除了任何调停或妥协的可能性。它继续它的反对文化的战争。它突然搜查私人住宅和扣押那些聚集在那儿听讲座、读剧本或读抒情诗的人。它没收诗人、散文作家和哲学家的手稿，不管是国内的还是翻译过来的，对七七宪章的文件它也这么做。一次又一次，它举行审判，判处那些复印文章或组织其他文化活动的人有罪。因为这些人甚至根据他们的法律也显然是无辜的，所以这些审判的结果和当权者期待的正好相反、他们想要恫吓，但是恰恰摘下了自己的面具，暴露了它自身是一种毫无原则、抱有偏见和无知的力量。这只有激发人们的抵抗。早期samizdat出版物只出了数十份复印本；到80年代，这种书在许多车间重新再版，并且技术也很现代化，其篇目的数量层出不穷(samizdat文学佩德洛克版便出版了三百种书)。在70年代，实际上并不存在samizdat文化期刊，而在 80年代，有着超出一百种的非官方杂志(与此同时，只有5种官方杂志涉及文化)。

samizdat文学是被压制的文化表现自身的途径之一。在不同的人文学科领域里还有哲学的讨论会和系列讲座等。年轻人急切地试图完全摆脱由当权者提供给他们的伪文化。他们寻找小剧场，从70年代开始，他们和现有制度的联系最真实的表达是抗议主义的歌曲。歌手们在年龄上最接近他们并容易成为他们的偶像。当权者预感到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一代抗议歌手基本上被赶到国外，但是像通常的那样，其结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

80年代后期，国际环境无疑地产生了影响。代表权力的人和代表文化的人分成两个鲜明的阵营。几起事件强化了当权者和那些试图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当权者屡次运用警察暴力来驱散国家独立纪念日的聚会和企图消除人们对一个以自焚来抗议苏联入侵的大学生扬·帕拉克的记忆。对采取最激烈的方式表达个人反抗可能性的一个人的尊敬，变成了特殊部队暴力进攻的对象，他们不惜运用警棍、水龙头和催泪瓦斯。和平的纪念活动持续了五天，其中四次警察运用暴力驱散人群。好几个人被捕，瓦茨拉夫·哈维尔也在他们中间。在这些激发起整个国家的事件中，权力的残酷真相从一开始就公开地暴露着。在这个关键点上，政府竟不可能找到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人在全民族面前发言。没有人想要公开地支持这个制度，许多人可能被发现正在反对警察暴力，反对关押无辜者。在这些反抗者中有这样一些演员、电影制作人、作家，在此之前，制度还一直相信他们站在自己这一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当权者--很难说他们是出于愚蠢还是绝望或虚荣，或是意识到他们真的无可洗刷的耻辱，拒绝和所有文化上的反对派参加的对话。在极权主义权力和所有"不受保护者"之间深深的裂痕变得无可弥补。显然任何进一步的错误、进一步虚荣的行为，都将是致命的。

1989年11月发生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目击者和参与者，我想强调的是这个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是能够想象的最非暴力的革命。在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没有-个人受伤，没有-扇窗户被打破，没有一部汽车被袭击。无数小册子遍布布拉格和其他城镇，要求人们采取和平的、克制的行动；没有人呼吁暴力。对那些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词语和善与爱的力量，相信它们能够在和暴力的斗争中取胜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既不相信诗人也不相信阿基米德，在开始反对穿制服的人的斗争之前就神情沮丧的人来说，布拉格革命将必然始终是一个激励。

1990年（该文中文版最初面世于《布拉格精神》一书，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此次译者修订恢复了文章原名，译者注） 原载"中国学术城"

作者：伊凡·克里玛 崔卫平　译